数字货币概论篇1
关键词：数字货币；支付功能；差异对比；发展空间
中图分类号：F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6）03-0079-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17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特征及支付基础
（一）数字货币的概念
1.理论内涵。目前，理论界对数字货币尚未形成专门的学术定义，但对数字货币基本形成三种认识：一是数字货币等同于电子货币；二是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的一种；三是数字货币是一种独立的支付工具[1]。不同的认识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数字货币是新兴事物，且主要是依托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专业性和独特性使得其被蒙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纱”；二是数字货币早期的理念创立者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而技术的长期价值让数字货币展现于世人面前，显现出其蕴藏的巨大能量。
2.实践概念。从最早的BitGold、B-money等数字货币实验，到将数字货币概念首次大规模引入公众视野的比特币，显现出数字货币发展的速度之快。基于此，数字货币可以定义为依靠密码技术来创建、发行和实现流通的电子货币，它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目前，流行于世界各国的数字货币有上百种，如比特币、莱特币、无限币、夸克币、泽塔币、元宝币等。
（二）数字货币的主要特征
1.去中心化。与传统货币不同，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征十分突出。一是数字货币运行、发行不依赖于中央银行、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支持或信用担保，而是依赖信息技术、密码算法、网络协议等来实现，理论上确保了任何个人、机构、政府等都不可能操控数字货币总量或制造人为通货膨胀。以比特币为例，它的货币总量按照预定设计的速率逐年增加，并最终在2140年达到2100万个的上限。二是数字货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而是通过网络节点的计算产生，理论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可以参与制造数字货币，如比特币每10分钟向网络中释放50个（后调整为25个），并逐步减半。
2.匿名性强。不同于以法定货币为基础的电子交易时身份的验证，数字货币具有较强的匿名性特征[2]。一是数字货币交易可以在购买初期就实现匿名，用户仅需提供资金或通过信用卡就可以购买数字货币，交易过程中较少涉及到用户的身份信息。二是数字货币的匿名性还在于其有不同于传统电子交易的替代支付方式，使得整个交易过程中外人无法辨认用户身份信息。如在Ukash支付平台，用户申请时不需拥有银行卡或账户，也不需要注册和提供任何个人信息，即可将现金兑换成19位编码的代金券，在所有支持Ukash支付系统的国际网站上均可以使用，较好地实现了数字货币交易过程的匿名性。
3.支付便捷。数字货币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够快捷方便且低成本的实现境内外资金的快速转移，整个支付过程更加便捷有效。以货币跨境转汇为例，传统货币转汇境外需要通过银行机构进行较为复杂的手续，如金融电信协会的业务识别码、特定收款地的国际银行账户号码等，同时，完成整个资金转移过程耗时较长，一般为1-8个工作日，并且需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而数字货币则能实现境外转汇的低成本便捷化服务，如通过paypal办理境外转汇业务时，可以在接受支付命令后即时将转汇金额记入到收款人的paypal账户，实现业务交易的即时性。
（三）数字货币的支付基础
数字货币依托信息技术构建了分布式价值传导网络，形成新型的支付网络――分布式支付系统（见图1）。整个分布式支付系统中存在数量不定的支付节点，用于交易、支付等信息的存储维护，并形成公开、透明、无法伪造“区块链”，促使支付交易不依赖第三方中介机构顺利实施[3]。
1.技术层面。数字货币是依托于区块链技术完成点对点的价值传输，并以区块的形式记录全网数据库的所有交易行为，确保不会发生重复支付和虚假支付的情况。一是数字货币区块链是以巨大的运算力和维护成本为代价，在互联网上构建一个可靠的数据源，没有中心化的概念，能够被各个行业所应用；二是分布式支付网络体系中，单一支付节点完成交易有效性的初步确认，再经由互联网传播获取认可后，最终确定交易的有效性。这其中，由于数字货币的固有属性和信息技术特征，能够保障交易双方的隐蔽性，且可以避免重复支付和虚假支付的情况。
2.应用层面。数字货币以算法来模拟货币，突破法币增发的风险和区域局限，且能够有效解决跨境支付的便捷性，实现交易的无摩擦支付。一是数字货币通过互联网避免了来自传统银行系统与国家边界的资金转移障碍。一方面，传统跨境支付需要经过多个机构，且交易数据会被记录下来，而数字货币则只需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确认即可，不经过任何第三方机构，也不会形成任何资金跨境交易记录；另一方面，法币的使用面临现金额度、地理区域等的限制，而数字货币则突破了这些障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无障碍转移流通。二是数字货币实现了无摩擦支付，提升了资金跨境支付与转移效率的同时，降低了资金跨境支付与转移的成本。这一点，由数字货币支付便捷的属性特征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跨国贸易、跨境支付为数字货币支付提供了应用场景和发展空间。
二、数字货币在支付领域的发展状况
数字货币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BitGold、B-money等，伴随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比特币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数字货币发展更加迅速。基于数字货币交易属性来看，数字货币在支付领域发展呈现出新状况。
（一）支付应用更加广泛
近年来，数字货币在全球及我国越来越受到关注，支付应用更加广泛。一是从使用者来看，企业支持数字货币支付应用的有所增加，以比特币为例，2014年，微软（microsoft）、戴尔（Dell）、维基百科、旅行服务网站expedia、假日酒店、英国电商Cex、美国在线电商tigerDirect、法国连锁零售商monoprix等数以万计商家开始尝试采用比特币支付。二是从供给方来看，国内参与数字货币支付事业的创业者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国内支付平台大约有10家（见表1），其中，以Gempay、Yardpay发展最为迅速，二者数字货币（比特币）的支付量提升也较为明显。
（二）平台功能日益完善
伴随数字货币的不断发展，其支付平台的功能也在不断的完善，促使商家、客户更加容易的接受和使用数字货币进行支付。一是多个数字货币平台的业务推广和应用，丰富了数字货币支付平台的功能。如Coinbase可以提供钱包支付、交易汇兑、安全存储等业务；Blockchain.info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币钱包和区块信息查询网站；比特币atm机的推出使用等。二是辅助的推陈出新，提升了商家、客户对数字货币支付的认可度和使用度。如数字货币支付平台GoCoin推出电子邮件和短信账单功能，商家可以通过GoCoin平台的电子邮件和短信账单功能创建发票进行支付，与此同时，短信账单可以为客户提供实时查看他们账单信息的链接，便利客户对信息的掌握和了解。
（三）平台融资数量增加
数字货币的广泛关注度以及业务拓展的空间性，为数字货币支付平台赢得了资本的青睐，这一点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的数字货币支付平台融资上尤为明显。根据《2014年国内数字货币行业发展报告》的统计显示，2014年比特币钱包和支付的融资额占到数字行业全部融资额的40%左右。其中，比特币onChain的钱包服务商Blockchain.info获得融资3050万美元；比特币支付处理商Bitpay获得融资3000万美元；比特币支付处理商获得融资1450万美元；多重签名BitGo获得融资1200万美元。
（四）监管争议依然不断
有鉴于数字货币的各类风险以及监管的缺失，各国对数字货币的监管态度、策略存在较大的争议。具体包括四类：一是全面禁止型。以泰国、俄罗斯、台湾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明确表示了对数字货币（比特币）的抵制和封杀，不承认数字货币且不得在境内进行支付等一切行为[4]。二是积极支持型。以巴西、韩国、肯尼亚等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对数字货币（比特币）的发展采取“友好”政策，积极支持其发展。三是审慎观望型。由于缺乏对比特币行业的规范和监管规则，部分国家对比特币发展采取审慎观望的态度，如日本、印度等。四是适度监管型。部分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监管进行积极探索，采取适当监管策略。如欧盟、德国、法国着重对数字货币（比特币）的风险关注，给予适当的风险警告和提示；澳大利亚、新加坡、西班牙则利用现有的税法、电子支付法等对数字货币（比特币）的发展进行约束管理；美国则是主张推动立法监管的，加利福尼亚、纽约先后出台aB-129法案、“BitLicense”法案对数字货币（比特币）进行立法的监管。
三、数字货币支付与各类支付的比较
（一）数字货币支付与传统支付的差异
数字货币以分布式支付系统为基础，试图构建一个完全开放的支付体系，与传统支付的差异性较为明显（见表2）。
1.支付系统。数字货币支付是基于一个完全开放的系统平台运作，能够在全球范围进行支付，不受时间、区域的限制；传统支付是在较为封闭的系统中运行，支付行为多以境内为主，且易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提供全天候、跨境的一些支付服务。
2.交易媒介。从流转媒介来看，数字货币支付是利用信息技术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款项支付，而传统支付是通过现金、票据、银行卡等物理实体流转来完成款项支付；从支付媒介来看，数字货币支付以最先进的网络为基础，而传统支付则是传统的通信媒介。
3.支付效率。数字货币支付流程较为简单，用户只需要一台连接网络的pC机，就能够方便、快捷、高效的完成支付行为；而传统的支付受限时间、空间以及操作流程等多重限制，难以实时完成资金支付流转，尤其是应对跨境交易和支付的时候。以比特币跨境支付为例，它可以实现实时到账，而使用Visa、master等支付工具则需要1-3天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到账，同时，在提现时间上比特币也有优越性，能够从5-7天缩短到2-3天。
4.支付成本。数字货币支付的流程简单化、操作便捷化以及支付的实时性、跨区域等特征，使得数字货币的运作成本、交易成本等都比较低，因此，整个支付成本也会相应大幅的降低。对应地，传统支付由于依赖传统银行及支付网络，需要缴纳由银行及其他支付网络收取的跨境费，支付成本相对较高。仍以比特币跨境支付来看，发送比特币只需要支付0.001个比特币（折合人民币仅需几毛钱，且与支付额度大小无关），而使用Visa、master等则需要支付总金额5～8%的高额手续费。
（二）数字货币支付与网络支付的差异
网络支付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兴起与发展，是现代支付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其在支付体系、交易媒介、支付效率等方面有着传统支付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某些属性特征与数字货币支付较为相似。对比来看，数字货币支付与网络支付最大的差异集中在两个方面：支付成本与跨境支付。
1.支付成本。数字货币通过互联网绕开某些来自传统银行体系与国家边界的资金流动障碍，尤其是在进行跨境贸易的时候，资金划拨与支付仅承担少量的费用，潜在地为商家与客户节省手续费。反观网络支付，尽管相较传统支付已经节约了很大的支付成本，但费用的节省相对有限（见表3）。
2.跨境支付。2013年国家外汇管理局下发《支付机构跨境电子商务外汇支付业务试点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后，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支付开始试点，允许参加试点的支付机构集中为电子商务客户办理跨境收汇和结售汇业务，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跨境业务支付，但《指导意见》同时对跨境业务范围、交易金额等做出了规定和限制。但数字货币支付则不受时间、区域、金额的限制，能够实时完成跨国贸易和跨境支付，显示出其在跨境支付的优越性。
四、对数字货币支付功能发展的几点思考
数字货币的出现推动了支付体系的创新发展，在国际贸易、跨境支付等方面尤其有优势，能够通过互联网快速实现全球范围内价值的交换，未来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推动数字货币及其支付功能发展需要强有力条件支撑，我们认为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数字货币的稳定性：如何保持
数字货币汇率不稳定、币值波动大，是数字货币支付功能规模化实现的最大障碍。币值的不稳定既会影响消费者持有数字货币的信心也容易造成交易中的某方出现“隐性”损失，而这些都会最终影响数字货币支付功能的实现及推广。
从支付功能实现的角度来看，保持数字货币币值稳定可以循着三个思路：一是短期内可以考虑“币值锁定”模式，即在交易过程中以与交易额（数字货币）等值的法币来对币值进行锁定，以此来维护交易过程中因数字货币币值波动给卖家造成的经济损失（见图2）。二是中期内构建数字货币消费“生态圈”，奠定数字货币支付的基础。数字货币支付是服务于数字消费的，没有消费的支付是虚假的、无基础的，由此，打造如同“淘宝+支付宝”运作模式的“跨境电商+数字货币”模式，将数字货币支付应用到真实支付场景，形成“货币―支付―消费”的生态圈。三是长期来看需要探索对数字货币的立法监管，从规范金融市场发展、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犯罪等方面对数字货币进行监管，维护数字货币的相对稳定性，保障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有效运行。
注：n表示买家交易确认时数字货币，m表示卖家收款时数字货币，X表示两种情况下的等值法币数量。
（二）数字货币成本优势：如何延续
前文分析显示，数字货币支付的突出优势之一在于支付成本较低，但伴随监管的强化、经营的推进以及外界的竞争，数字货币的成本优势能否延续值得关注。一是监管的强化会增加数字货币的经营成本，这部分成本将会被分摊到用户身上；二是数字货币与传统支付的成本累积过程与阶段不同，未来可能会面临网络管理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增加，增长的成本也将会分摊到商家或者用户身上；三是传统支付面临竞争压力，也可能会降低收费或者吸收数字货币的技术，数字货币成本优势会被缩小。
不可否认，成本优势为数字货币的推广使用带来契机，中短期来看这一优势还是会显现，但长期来看，成本优势将不再是数字货币的“专美”，因此，从发展持续性来看，数字货币未来发展不能“偏安一隅”，除了拓展和发挥信息技术带来的成本、效率、时空等优势以外，还需要构建更加匹配数字货币发展的战略理念，与支付系统中的同行“合作竞争”，应对来自银行、支付平台的竞争。
（三）数字货币支付应用：如何推广
数字货币支付应用依赖于用户群，用户数量的多少决定数字货币支付能否持续发展。据统计，目前全球最大的两家比特币钱包公司Blockchain.info、Coinbase拥有用户约600万，而这得益于国外对比特币的合规建设和立法监管。比较来看，国内比特币支付生态环境相对匮乏，用户群体和数量相对有限，一方面，比特币还是一个小众概念，一般人尚难以理解，接受度也不高；另一方面，受币值波动、政策不明确等影响，公众对比特币的认知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
有鉴于此，推广数字货币及其支付应用将成为数字货币相关平台（公司）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一是相关平台（公司）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对数字货币进行宣讲、介绍，让普通大众对数字货币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提升对数字货币的接受度。二是挖掘数字货币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场景，重点关注支付应用环境，探索推进数字货币应用场景发展。
（四）数字货币风险防控：如何监管
数字货币潜在的风险伴随其应用逐步显现出来，如币值波动风险、技术平台风险、洗钱犯罪风险等。风险的暴露既不利于数字货币发展，又对社会金融秩序造成影响。首先，风险的产生使得部分国家对数字货币采取“堵截”或“全面禁止”的监管策略，不利于数字货币的推广应用。其次，风险不确定性使得社会大众对于数字货币的应用态度较为谨慎，持有或利用数字货币进行交易、支付等行为也会减少。最后，数字货币的潜在风险还容易引发社会金融秩序的不稳定，如利用数字货币洗钱犯罪、数字货币币值的暴涨暴跌等。
基于风险防控及发展视角来看，有效的监管对数字货币发展应用十分必要。一是借鉴国际上有效监管实践经验，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aB-129”法案、纽约的“BitLicense”法案，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税收政策等，结合国内数字货币发展实际情况，适时完善我国数字货币立法监管路径和体系。二是监管体系构建方面，可以考虑将数字货币纳入相对成熟的金融监管体系当中，如将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纳入到互联网资产交易平台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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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概论篇2
abstract：moneyisbirthtomeettheneedsofcommercialtransactions，withthedevelopmentofsocialcommercemonetaryformisevolving.withtheadventoftheinternet，digital，virtualizationera，thecurrencyformwillfurtherchange.Digitalcurrencythisnewcurrencyform，willalsobecomethefocusofattention.in2016，thepeople'sBankofChinadigitalcurrencyresearcherspublishedaseriesofarticlesthatexplorefromvariousaspects.althoughthepresentdigitalcurrencyappearanceremainstobeseen，startingfromthedemandofdifferentformsofmoneyindifferentcommercialperiods，thispaperanalyzestheinevitabilityofthenewcurrencyformofdigitalcurrencyunderthebackgroundofinternet，mobileinternetandglobalization.
关键词：货币形态；商业发展；数字货币
Keywords：monetaryform；commercialdevelopment；digitalcurrency
中D分类号：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7）05-0244-03
1商业发展与货币形态演进
1.1货币形态发展概述
一般认为在漫长的人类经济历史过程中，货币形态的演变大致经历四个过程。一是实物货币，如家畜、布匹、贝壳等等双方认可的等价生产物资。二是金属货币，如早期青铜、铁、铜等，即更富稀缺性的金、银等，主要表现为称量币和铸造币。三是纸币，如宋代交子和官交子、明代大明宝钞，以及当前的各类纸币。四是电子货币，此处的电子货币主要是基于电子账户，通过互联网进行支付和账户结算的一类支付手段。即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各国纷纷建立的支付系统中的卡基、数基等的电子货币，以及比特币、以太坊等多种类型的虚拟货币或非法定数字货币。
马克思认为：“货币不是物，它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交换媒介，是为满换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从商业历史的角度出发，四种货币形态的出现和演进都与当时期的商业环境密切相关。
1.2商品的交换需求促使货币的诞生
众所周知，货币最早诞生于以物易物这种最原始的商业中。由于双方交易的需求与供给需要有效的匹配，因此，使用一种双方都认可的、并且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作为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实物货币因此诞生。无论是贝壳、布匹、铜铁、金银等等，都是在同时具有货币职能的同时，也兼具着商品的本质属性。
在这一阶段，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还不够，社会形态还不够复杂，国别间区别还比较大。因此这一阶段的早期，商业主要以近距离的交易手工业产品为主，以满足相应的物质需求，而到了中后期，还兼顾着赚取商品差价，获取更高利润的目的。但无论今后的发展怎样，货币的因商业而诞生，为商业而服务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1.3商业的兴起促使实物货币形态发生变化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人类有足够的能力跨越更大物理界限，开始用复杂的机械、船舶进行迁移和商业活动。特别是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欧洲地理大发现等历史活动，带来更大的物理空间跨度的同时，也打通东、西方两个不同文明的商业通道，形成更多的商品的交换需求。这一时期，货币形态随着商业发展而演进。金、银具有自身的稀缺性，易于保存，并得到交易双方对价值的普遍认可性和接受性，因此成为“天然的货币”。
但从历史上来看，金银货币同时存在四个主要缺点：其一，由于质量大，不易远距离携带；其二，铸造工艺容易被伪造，出现伪币驱逐良币，政府发行的金属货币被民众所抛弃；其三，由于金属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如铜、铁，而过多用以造币，使得该类物资更加稀缺，进而影响国家生产和军事水平。其四，金属、贵金属本身具有较强稀缺性，不可能短时间通过技术提升而增加开采量，因此贮藏过多的金属货币，容易使得国内用以流通的货币锐减，进而造成通货紧缩。
因此，纸币作为一种新的更加适应商业和商品流通的货币得以出现。纸币易于生产、携带，并且自身并不具有稀缺性，是商业发展的良好载体；而纸币更大的意义是促使货币形态由实物向去实物化、信用化转变。在金银本位时期，纸币主要是以贵金属持有组织的信用凭证形式用于交易结算。但纸币最核心的是兑付风险，即从兑换为纸币的原标的物。再细分后有以下两点风险，其一是本身的防伪风险，假币的出现往往对纸币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其二是发行组织的信用风险，由于铸币税金额巨大，因此无论中西方历史上，都出现纸币滥发，透支信用而导致无法兑现，最终淘汰该种纸币的情况。
1.4近现代商业的发展促使信用货币不断演进
得益于技术的进步，近现代以来，商业和货币形态都在向前发展和演进着。彼时，商业更多由不同的区域和国家，通过分工而共同参与的经济行为，而商品则是实物商品和非实物的信用商品（如金融衍生品）共同存在。纸币的由黄金白银的代用货币，逐步向完全的信用货币方向发展，这一时期货币形态多种多样，共存历史长，相互的界限也不明显。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家地位和国际商业分工逐步确立，信用货币以及纸币真正确立货币的中心地位。尤其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展，使得信用货币如美元、欧元、人民币成为国家间的重要的支付手段。然而纸币除了上述在防伪和信用层面的风险之外，还有清偿风险，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元的“特里芬两难”问题，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
近30多年以来信息技术、互联网和国家商业的迅猛发展，商业系统的效率更高，货币不仅需要应对即时的交易，还需要即时反应汇率、利率等情况，而商品更是逐步向非实物化的、甚至是无形的、虚拟的、数字化的方向发展。这使得有形的纸币越来越不能满足更加高效的、数字化的商业需求。因此基于互联网支付系统的各类型电子货币应运而生。
由于支付系统依然由各国中央银行控制，因此相比于纸币而言，电子货币同为信用货币，具有法定地位、信用保障和更好的流动性，能够满足更高的商业效率；基于中心化的信息系统，通过信息的验证，使得其具有更高的防伪性和系统安全性；更加利于货币当局进行统计和监管，并具有更低的流通管理成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降低兑付和清偿等风险。但电子货币也具有明显的风险：其一是技术风险，由于其本身的加密方式会被破译，且一旦破译之后，由于互联网的传播速度极快，极易造成大量“假币”出现。其二是监管风险，目前各国对互联网商业、电子货币和其发行机构的监管水平都尚未十分明确，特别是运用互联网能够快速的进行跨地区、跨国家的，快速的匿名交易，极易洗钱工具。其三是道德风险，特别是私人发行机构因自身问题，导致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则会对持有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预付卡、游戏币等。
但不论怎样，电子货币相对于纸币，都更加满足这一阶段商业对货币的需求。
2现代商业发展与数字货币产生的必然性
2.1现代商业的货币需求特点
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从货币的需求角度分析，商业的发展势必产生更新的货币需求。现代商业的发展趋势正在向全球化和互联网化的方向发展。贵金属依旧是各国综合财力的象征，纸币仍然作为最主要的流通手段，同时电子货币和各国支付系统也成为全球化互联网商业的重要抓手。
这一时期货币的需求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点，同时以纸币和电子货币为主的信用货币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①信用稳定。商业行为的基础是交易双方信用，货币作为交易的媒介，其本质就是信用，一旦其存在信用风险，轻则导致这种货币的需求量出现波动，重则将影响其发行和持有组织的信用。从近段时间欧洲部分国家相继面临信用危机，而导致国际市场对欧元需求波动可以直观看出这一点。即便是比特币、以太坊一类“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也由于技术风险，导致这些问题。
②交易成本低。货币本身应具有低交易成本以降低总体交易成本，主要是支付和流通效率高，发行和管理成本低。虽然电子货币在支付和流通方面的效率高于纸币，而纸币的发行和管理存在较高的成本，因此在其对各国国内对纸币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但在国际化的交易中，各国现有支付系统依然存在交易效率低，管理成本高，监管难度大的问题，使得交易成本难以降低。
③良好的货币政策传导性。货币供应量一般作为国家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因此其应该能良好的反应经济状况。但由于纸币的匿名性，使得交易信息难以进行精确的统计分析；其发行、回笼存在时滞性，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货币政策传导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虽然电子货币易于进行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但是由于互联网仍然存在极大的匿名性，还是会造成系统性风险。
2.2数字货币与现行信用货币的共性和特性
目前各国研究学者对数字货币的定义和解释不一而终，本文更加认同中国人民银行对数字货币的描述。同时本文认为数字货币作为一种新形态的信用货币，其与现行信用货币具有几点共性和特性，其中共性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点：
①防伪安全性。通过先进的密码技术和通讯加密技术，数字币具有类似于纸币的唯一性和防伪性，并且与电子货币一样，具有交易的安全性。
②法定性。同纸币及主要的电子货币相同，数字货币由央行及其授权的机构进行发行和管理，而非由私人机构或组织发行，进而也保证数字货币的币值，以及使用数字货币进行的合法交易行为受到国家的保证。
③风险可控性。数字货币根据经济需求而发行，用互联网对流通量、交易量进行实时的监控，避免因网络故障、黑客攻击、自然灾害等风险，实现资源的高效和科学配置，避免流通、兑付、清偿等更深层次的系统性破坏。
除此之外，相对于纸币或者电子货币，理想的数字货币应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三个特性：
①价值所有权的实时转让性。数字货币应具有于纸币相同的自身价值，当持有人发生支付行为时，其价值所有权也立即转让，而不同于电子货币的账户发出转账指令，再一步步的向上一级清算。
②交易的透明性。纸币和电子货币的交易并不透明，但数字货币的持有者和其货币价值所有者共为一人，因此交易双方必须确认数字货币的持有人拥有价值所有权才能完成交易。因此理论上能完整记录交易双方真实的行为，即交易是透明的。
③交易的可监管性。支付是最底层的经济活动，因此通过对数据的统计、分析，能更好的对持有人的信用、交易行为是否合法等方面实施更有效甄别，一旦出现违法行为，则会第一时间实现报警，进而不断完善监管体系，甚至可以追逃非法交易、违规使用的资金。
2.3数字货币满足现代商业需求的必然性
数字货币满足现代商业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发展的新需求，满足现代商业跨行业、跨行政管辖、跨国家等的复杂性需求。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
①用技术实现更高效的货币政策传导，保障稳定的信用体系。现金供应量是反映国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参数，数字货币所具有的这些共性和特性，使其供应量信息更加真实有效。特别的当其大量使用在虚拟经济和互联网支付中，将更加有效、准确、真实的反映出经济形势发展情况，有利于国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达到货币供应和需求的有效均衡，进而保障货币本身的币值和信用，实现高效的宏观经济调控。
②用综合优势，实现更低的社会总体交易成本。首先，数字货币本身的发行和管理成本更低，有利于交易成本降低。其次，数字货币所具有的防伪安全性、价值所有权的实时转让性、透明性和可监管性等特性，使其交易的部分可实现点对点的、即时的支付，其储蓄的部分可实现即时的借贷，产生利息收益，提高社会整体的流动性。使得非法交易更少，如逃税、贪污、黑市交易等，在减少这类型交易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的同时，也降低其所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即是在不同国家，由于对这种交易方式的监管更加高效、可控，所以将可以通过这个渠道，实现国际资本的高效流动。因此从数字货币使用的综合角度来看，将降低社会总体交易成本。
③用可追溯的交易信息，实现商业数据科学分析和挖掘。因为数字货币具有完全的、透明的交易信息，所以可以在一定的授权和监督体系之下，如有央行及其上级组织进行授权和监督管理，用技术手段对可追溯的交易信息统计和分析，区别出不同风险等级、隐私等级和信用等级的交易数据。从央行、商业银行，到商业机构、研究组织等，都可以通过这一体系，对数字货币交易数据进行商业性、研究性的分析和挖掘，为相关机构的各类型分析如经济情况、货币供应量、投资环境、消费者行为等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进一步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实现科学高效的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总结、不足及前景展望
货币是随着商业活动的需求而产生的，也是随着商业活动从小到大、从近到远、从实物到虚拟，而在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演进。数字货币这一种全新的货币形态，满足现代和未来商业活动对货币的需求，所以其诞生与商业活动的全球化、互联网化的趋势不可分割。
虽然从数字概念提出以来，就不断受到多方讨论，但其本质依然是一种信用货币。就目前来看，数字货币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技术上都存在许多不足，因此数字货币的推出时机尚早，一些理论问题，如其所处的货币层次、监管机制、流通和管理标准等尚需进一步讨论。
但是数字货币的应用前景将是广阔的，理论上全面替代纸币及其辅币和电子货币也是可行的，不过这个过程会相对漫长。然而即使在现阶段的一些应用场景中，使用数字货币是极为有益的。如人们进行日常的消费、储蓄和投资行为，国家或企业的专项项目预算经费、公务经费使用、划拨资金使用，跨国企业进行经常性的境外交易结算等场景中，使用数字货币可能会更加简便、快捷，也便于行政部门对这部分资金进行严格监管，避免出现非法的交易、集资、诈骗、洗钱等行为。
由于本文水平有限，在立论、论证和结论方面存在理论分析不够严谨，事例引用不够准确，结论不够完善等不足。在本人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将进一步提升理论基础，结合实例分析，加强结论的合理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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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概论篇3
一、虚拟货币简析
欧洲银行管理局2014年将虚拟货币定义为“既非由中央银行或公共机构颁发，也不一定要连接于一种法定货币，但作为支付手段被自然人或法人接受，并且可以进行转让、存储或可以进行电子交易的一种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近期报告中指出，虚拟货币是价值的数字化表现，由私人机构发行并且使用自有的记账单位，包括常见的电子优惠券、航空里程、加密数字货币以及某些资产支持货币等。imF的报告认为，虚拟货币是数字货币中的一种。数字货币的概念更宽泛，它还包括电子货币，即以法定货币表示的电子化支付机制。英格兰银行则认为，与传统货币不同，虚拟货币不是一种求偿权，它应被看作一种商品。与黄金这类实物商品的区别在于，虚拟货币是一种无形资产或电子化商品，其价值依赖于使用者对其代表的价值形成共识。从货币三项职能来看，目前各国都认为虚拟货币还很难称为通常意义的货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认识虚拟货币。
根据虚拟货币的产生方式、使用范围、社会属性的不同，可以将虚拟货币分为两类：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传统虚拟货币是指由特定企业发行的，仅用于内部网站或软件支付使用的虚拟货币，包括用于购买该公司旗下的软件或在使用软件时获得增值服务。这类虚拟货币以特定网站或软件为限，支持内部业务，常用来购买特定网站的会员、进行游戏充值、购买游戏内道具、兑换电影票等，如腾讯公司的Q币、盛大公司的点券、网票网公司的电影点卡。新型虚拟货币是不依靠特定企业发行，根据密码学原理及区块链技术，基于人为运算而形成的数字货币。此类虚拟货币具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虚拟货币可以看作是一种资产，与作为商品属性的黄金类似，其价值由供需决定。但与法定货币不同，它不是个人或机构的债务，也不由官方机构背书。二是价值转移方式上，电子形态的货币价值转移需要依赖中心化的金融清算机构。虚拟货币（如比特币）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分布式账本，在没有可信任的中介机构条件下也能完成点对点式的价值转移。三是虚拟货币不由任何特定机构运营，但某些中介机构能为虚拟货币使用者提供服务，但这些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与电子货币发行人提供的交易和清算服务存在本质区别。近几年较为流行的比特币、莱特币就是此类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我们看到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在技术基础、安全性、价值功能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如果将传统虚拟货币和新型虚拟货币统称为虚拟货币，便是广义的虚拟货币。否则，就是狭义的虚拟货币，本文讨论的虚拟货币指的是狭义的虚拟货币。
虚拟货币的发展可以说充满争议，一方面，虚拟货币的投资价值不断受到投资者肯定，价格居高不下；另一方面，虚拟货币交易过程中暴露的一些风险特征让专业人士和货币监管当局感到担忧。那么虚拟货币到底有哪些风险呢？
（一）虚拟货币的风险特征
虚拟货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具有特有的投资价值，同时具有不同于传统货币的风险特征，主要体现在操作风险、稳定性风险和法律风险几个方面。
1.虚拟货币的操作风险
虚拟货币的操作风险主要是虚拟货币发行商或交易平台因设计不严谨或存在安全漏洞，而导致虚拟货币被盗用、伪造或由于持有人使用不当导致虚拟货币o法正常使用而引发的风险。虚拟货币的表现形式是数据，难免被人利用技术进行破解。
尽管新型虚拟货币产生所基于的密码学原理及区块链技术不易被攻破，但交易的平台、账户却存在被盗的风险，平台如何保证密钥的安全性是目前该行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比特币被盗事件，让投资者逐渐意识到比特币并不像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那么安全，被盗的风险时刻存在，并且比特币的所有权一经变动就当然生效，且难以追回。2014年2月24日，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所运营商mt.Gox交易平台的85万个比特币被盗，无奈下线并申请破产保护。此类案件往往涉及人员众多，金额也相对较大，产生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
2.虚拟货币的稳定性风险
imF指出，当前各种虚拟货币体系不具备稳定货币机制的特征。虚拟货币（尤其是加密数字货币）近乎刚性的供给规则可能造成结构性通货紧缩，且虚拟货币体系中没有可以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的公共机构，难以应对金融危机。BiS和欧洲央行均认为，若虚拟货币发展至使用群体广泛、交易频繁的阶段，央行资产负债表可能会大幅缩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有效性将被削弱。
3.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
虚拟货币体系中服务提供商和用户均为匿名，模糊的交易链使得不法分子易于掩盖其资金来源和投向，这为洗钱、恐怖融资及逃避制裁提供了便利。imF、BiS、oeCD等国际组织以及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央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等监管机构都对虚拟货币相关的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风险表示了高度关注。imF近期的报告指出，虚拟货币体系很可能作为逃避资本管控的渠道，非法资金可通过虚拟货币体系实现跨国流动，这给反洗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带来了挑战。
此外，去中心化的虚拟货币体系中交易不可逆，且无法律框架明确交易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发生诈骗、盗窃、造假等事件时难以确定哪一方应当为事件负责，消费者权益缺乏保障。
（二）虚拟货币的未来
尽管有虚拟货币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随着监管当局对虚拟货币监管规律的认识和人类监管水平的提高，虚拟货币的发展会更加健康。
至于有专业人士认为虚拟货币会随着法定货币数字化的推进而走向终结的论断，笔者并不认同。因为法定货币数字化的数字货币的主要功能是支付手段，扮演现金的功能，而目前主要的虚拟货币都不充当支付手段，主要体现在投资价值上。所以，并不存在你死我亡的关系。
二、货币虚拟化的本质
所谓货币虚拟化，更准确地讲就是法定货币的虚拟化，也称法定货币的数字化。随着区块链等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一些国家的央行开始关注、研究数字化货币，比如美联储十分关注以比特币等为典型代表的数字货币对银行业务、经济活动和金融稳定的影响。英格兰银行主管货币政策的副行长布罗德本特表示，数字货币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央行有可能利用这一技术，让更多主体参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操作，不仅允许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也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每个市场参与者（包括企业和个人）直接在央行存款。中国人民银行高度重视数字货币，组织了大量的力量m行了大量的理论、政策和技术研究。
从理论上说，数字货币属于现金范畴。数字货币的具体形态可以是一个来源于实体账户的数字，也可以是记于名下的一串由特定密码学与共识算法验证的数字。这些数字货币可以提现或携带于数字钱包中，而数字钱包又可以应用于移动终端、pC终端或卡基上。如果只是普通数字配上数字钱包，还只是电子货币；如果是加密数字存储于数字钱包并运行在特定数字货币网络中，这才是数字货币。
（一）法定数字货币的运行框架
从目前来看，法定数字货币有两种模式：一是由中央银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二是遵循传统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模式。第一种也是目前一些类数字货币的常用模式，在这种情形下，央行直接面对全社会提供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流通、维护服务。第二种仍采用现行纸币发行流通模式，即由中央银行将数字货币发行至商业银行业务库，商业银行受央行委托向公众提供法定数字货币存取等服务，并与中央银行一起维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正常运行。我们倾向于第二种模式，原因很简单：一是更容易在现有货币运行框架下让法定数字货币逐步取代纸币，而不颠覆现有货币发行流通体系；二是可以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共同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适当分散风险，加快服务创新，以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社会民生。
（二）货币虚拟化的驱动力量
1.比特币等新型数字货币背后的底层技术――区块链技术和加密技术的快速发展是货币数字化的技术驱动力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将传统加密技术与互联网分布式技术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分布式网络账务处理技术，重点是用于对各个设定区块的成员的身份验证及其价值（资产）与交易的确认，以及对不同区块之间成员的价值交换进行连续不断的认证和记录，由此形成区块之间相互勾连的“区块链”，通过全网加密、全网分布式记录，确保交易真实性和记录完整性，以及信息和资金的安全，严防人为干预和弄虚作假。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区块链技术使用全新的加密认证技术和去中心化的机制，维护一个完整的、分布式的、不可篡改的链式账本数据库，能够让区块链中的参与者在无需相互认知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下通过一个统一的账本系统，确保资金和信息的安全，这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创新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几十家全球顶尖的金融机构开始积极探索在金融层面应用区块链技术，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很多中央银行也开始高度关注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问题。
尽管区块链最早应用于比特币，并不代表区块链技术就只能应用于去中心、去的货币设计，中央银行同样可以用来设计和推出自己发行的中心化的数字货币。
2.支付方式、支付习惯的变革是货币数字化的社会驱动力
支付结算方式变革为数字货币诞生创造了条件。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支付宝、微信等线上支付方式。走在大街上，大到超级商城，小到路边摊贩，都支持移动支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如今的中国，不用拿钱包，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四海。
来自paypal、支付宝等支付巨头的数据显示，它们每年处理的交易额都以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速度在增加。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就可以和现有的互联网支付工具无缝对接。
3.绿色金融内在要求具有更低发行、流通和回笼成本的数字化货币
纸币不仅有印制成本（特殊的原材料和加密技术），而且发行、收兑、清点（包括鉴别）、保管、回收、销毁等还要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加之现钞实物的转移，经常失去监控，在反洗钱、反恐怖、反假冒、反偷税漏税、反商业贿赂等方面存在诸多漏洞和隐患，完全不符合“绿色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的要求。
数字货币的运送和保管方式与纸币已经迥然不同：运送方式从物理运送变成了电子传送，保存方式从央行的发行库和银行机构的业务库变成了储存数字货币的云计算空间。因此，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回笼的安全程度、效率会极大提高。
因此，法定货币数字化不仅是货币发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数字货币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优势
一是总量可控，价值波动较小。如果由商业银行发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可能为争夺铸币收益而竞相发行数字货币，迫使法定货币让位于“自由银行制度”。如果由第三方支付机构等其他机构发行数字货币，可能造成总量不可控、价值波动剧烈等问题，影响货币的信用。
二是降低信用风险。相对于商业银行等其他机构，中央银行的信用风险为零。由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有效规避其他机构倒闭的风险，维护金融稳定。
三是公平性。相对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获取更多依靠计算机性能和编程能力，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由财富创造者凭借诚实劳动获取财富，而不依赖于计算机性能等外部因素，从而营造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
四是非营利性。中央银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可能不会向数字货币的使用者（如个人和商家）收取任何费用，而是致力于提高整套支付系统的运行效率。
五是安全可控。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而言，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有助于自主掌控核心技术，避免受制于人，同时有助于追踪非法交易，降低违法犯罪行为。
（四）法定货币数字化对金融体系的影响
法定数字货币会对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更为深远。目前对这些影响还无法进行准确评估，但逻辑上可能出现几个结果。
一是货币结构发生变化，货币乘数增大。
二是实物货币需求持续下降，金融资产相互转换速度加快。
三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可测量度有所提升，大数据分析的基础更为扎实，有利于更好地计算货币总量、分析货币结构。
四是降低KYC与amL成本，提高监管效率。
五是提供高效的共享金融环境，驱动金融创新。
六是更易引发金融脱媒，影响货币创造。
三、虚拟货币与货币虚拟化之间的差异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虚拟货币和货币的虚拟化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不能因为虚拟货币的问题而否定货币虚拟化，更不能抽换概念炒作虚拟货币。同时，货币虚拟化并不意味着虚拟货币的终结，二者完全可以共生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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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概论篇4
2010年是最复杂的一年，因为是在从2009年那种应对金融危机的不正常的情况下，要过渡到2011年，就是今年恢复到我们正常的“十二五”开局增长的过渡年份，所以2009年的时候一些问题在2010年开始暴露。
不利影响有哪些呢？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大量投资引起的不利影响。2009年我们的投资率是30.1%，达到了25万亿，几乎是GDp的2/3，2009年的经济增长9.2%，投资推动占了8.5%，消费占4.1%，而外贸是-3.6%，所以投资在2009年是唱了主角。但是大量的投资带来的问题：一是产能过剩，27个产业部门有21个产能过剩，其中仅钢铁就过剩2亿吨，如果以每吨钢铁5千块钱投资的话，就有1万亿的投资在投入的时候拉动了GDp，但是它以后不能再发挥作用了；二是产品积压；三是效益降低，我们评价经济效益有一个数字叫做弹性系数，就是投资增长1%，能拉动GDp增长多少？这个数字在理论上正常情况下应该是0.5%，但是大家可以算算2009年我们投资增长30.1%，最后是污染回潮。2010年到11月底为止，根据环保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发生大小污染事件1465件，这些都是由于大量投资带来的问题。
二是大量的货币供应带来的问题。大家知道，2009年我们的银行贷款增加了9.6万亿，我们全年的m2（基础货币）的供应增加了27.7%，这样大量的货币供应也带来了负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投资所必须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带来了负面的问题：地方债务迅速增加，省市县各地成立了大约8千个投资平台，到2010年6月底为止，总债务量大概是7.66万亿。其中2009年一年，银行贷给地方政府的数字，根据有一些单位估计的数字，大概超过5万亿。第二个方面就是带来资产泡沫的增长。根据笔者的研究大概是2.5万亿人民币，进入股市的总资金是1.9万亿，其中信贷资金大概是9300亿，所以把房价和股市都抬上去了，2009年上半年，股市从1464点抬到3千多点，房价也在上涨，这就造成了局部的泡沫。当然到三季度以后，由于股市一直维持在3千点左右，所以有部分资金撤出。到2010年底为止，根据我们的研究，大概滞留在股市里的信贷资金还有7700亿。大家从这几个数字可以看到银行贷款9.6万亿的增长，大概投资去掉了6万亿，进入股市、房市的大概3万多亿，当然这里面有重叠。
我们说大量的货币供应就会造成通货膨胀的问题，特别从m2的供应来看就会看到这个问题，因为央行本身有一个经验公式，就是GDp增长率加上通货膨胀率，再加上3%-4%就是正常的货币供应，这是央行的经验数据。09年GDp9.1%，再加上4%的比分点，m2的增长应该是12.8%，但是实际上增长了27.7%，所以看到货币肯定是过量供应的。
数字货币概论篇5
今年的年会因为潜在的“货币战争”,而变得非同寻常。美国国会挑起了这场战争,其通过了指控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法案,并威胁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很多有影响力的分析家和专栏作者也就此认为: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低估,从而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显然,中国在稳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央行行长周小川说过,人民币汇率会以适当稳定的速度升值。到今年6月19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经从6.83的关口提高了2%。同时,欧元在过去30天对美元升值了10%。
第一个提出货币战争概念的是中国学者宋鸿兵,他研究了法定货币的起源和发展,以及银行发展的历史。他写的《货币战争》Ⅰ和Ⅱ都是中国的畅销书。
问题在于,货币战争真的会发生吗?抑或这只是言辞争论上的升温?
由于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以及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它们很容易通过责备储蓄国推卸责任。《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martinwolf)认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想对美国强加通缩调整,就像德国对希腊所做的那样。这不会发生的,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作为债权人,中国将乐于从美国通缩调整中获得实际资产价值的上涨。但是美国的通缩将会威胁世界经济。”
沃尔夫先生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关注流量而不是存量,他们可能忽视了这点:这次危机,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一次资产负债表的危机。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RichardKoo)可能是对日本经济危机认识最深的学者,他提出资产负债表危机与以往的危机都不同。
让我们在当前的环境中分析这段话。全球失衡不仅是流量的失衡。按概念,GDp、储蓄和经常账户结余是流量(一年的变化量)。在2010年,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5.4%)要高于中国(占GDp3.9%)。经常账户赤字需要筹资,只要资金通过资本流动回到贸易逆差国,全球经济就能持续。
然而,少量赤字的不断累积可以成为巨额不可持续的存量失衡。根据最新的imF数据,亚洲的贸易盈余国家,包括中东石油出口国,在2008年年底拥有净外汇资产7.9万亿美元,它们为赤字国家提供资金。最大的赤字国(美国、欧盟各国、澳大利亚)累积有6.8万亿美元赤字,世界其他国家相对好些,有1.1万亿美元赤字。
实际上,全球失衡还体现在GDp为16万亿美元的盈余国家,借钱给GDp为29万亿美元的发达国家。换言之,占全球GDp(61万亿美元)四分之一的国家借钱给占全球GDp近一半的富裕国家。可以很容易算出,如果盈余国家货币升值10%,以本国货币衡量它们就会损失7900万美元,占GDp的4.9%。另一方面,如果发达国家货币贬值10%,它们的负债贬值,相当于资产增加6800亿美元,只占GDp的2.3%。
通过推动他国汇率升值,贬值的赤字国家就把调整的成本强加给货币升值的盈余国家,而且盈余国家承担的成本占GDp的比重更高。
沃尔夫认为,“美国将赢得这场战争,无论通过哪种方法:或者使全球其他国家陷入通货膨胀,或者强迫它们的名义汇率对美元升值。”他评论道,“美国将分别对其他国家施行绞刑。”
保罗・克鲁格曼在9月13日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道,“在当前的环境中,中国购买我们的债券不会帮助我们――而是伤害我们。”如果所有人都因为会损害负债政府而停止购买政府债券,那么全球的公共债券市场就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克鲁格曼是在推荐所有人去购买黄金做替代品吗?
或许这正是目前所发生的情况。今年9月,金价开始回升。请记住,在恐惧战争和利率极低的时期,黄金的价格总是会攀升。
道琼斯指数从1999年年末的11497点下跌到目前的10000点,而黄金的价格从那时的每盎司228美元上涨到1359.3美元,道琼斯指数的实际价值下跌了80%。
数字货币概论篇6
关键词:反通货膨胀;可信度;机制转换
中图分类号:F123.16;F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4-0009-06
当经济主体相信货币当局将严格执行其公布的反通货膨胀经济政策时,一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就是可信的。可信的政策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帮助货币当局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但是,如果经济主体认为货币当局的政策是不可信的,那么他们将保持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本币贬值率预期,进而增加对外币的持有量以弥补在购买力上的损失。即使之后通货膨胀率下降、汇率保持稳定,先前政策的不可信也将使经济主体依旧持有一定量的外币,这种做法必将增加货币当局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检验并没有统一的研究方法。理论模型集中分析了经济主体和货币当局的策略和不同政策工具产生的影响,而实证检验在选取适合的变量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分歧。这是因为政策的可信度检验涉及经济主体调整预期的过程,受到经济状况、政策制定者态度和其他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研究。
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是变量法。这类研究大都通过检验回归模型中系数的稳定性来衡量政策的可信度。Batchelor等(1991)将政策可信度的检验指标作为一系列独立的变量出现在模型中,主要包括石油价格的变化率、不同利益集团对控制通货膨胀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偏好程度、收入政策等等。研究结果认为石油价格和不同利益集团政策目标的改变都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然而政府通过稳定收入政策而增加经济政策可信度的措施却无法减少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Drazen等(1994)进一步区分了政策的可信度和政策制定者的可信度。政策可信度的检验模型强调政策制定者的偏好,而现实的经济情况才是决定政策成败的关键。比如在失业率持续升高的情况下,不管货币当局如何宣称坚持执行原定的政策,政策的持续性最终将被质疑。agénor等(1992、1993)将变量分解为长期和短期两种类型,其中短期变量的改变可以用政策的不可信来解释。利用汇率水平与官方汇率和黑市汇率的差额,他们认为巴西1986年的克鲁扎多计划(Cruzadoplan)虽然一开始迅速地得到了经济主体的信任,但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
部分研究也将误差预测技术运用到测算反通货膨胀政策可信度的检验上。Christensen(1987)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分析了1982年10月以来德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认为反通货膨胀政策并没有随着不同时期的工资水平而进行调整,因此该政策是不可信的。Kremers(1990)针对爱尔兰的检验发现爱尔兰加入emS的措施增加了其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Benjamin(1990)使用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货币贬值政策的效果,通过经济主体对货币贬值不同预期的形成情况来反映政策的可信度。当预期没有实现时,经济主体自然认为政策是不可信的。结果发现,政策的不可信对政策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要大于对汇率政策本身的影响。
在使用Bayesian学习过程来研究的文献中,政策的可信度被理解为经济主体估计政策成败和连贯性的比率。Baxter(1985)检验了阿根廷和智利在20世纪70年代汇率政策的可信度。在她的分析中,经济主体利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来衡量政策的持续性,使用Bayesian回归过程得到阿根廷政策的可信度在下降而智利的利率、通货膨胀率和政策的可信度成反向关系。但是Baxter没有考虑到除了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以外,其他的经济指标也可以成为经济主体判断政策可信度的依据,或者货币当局也可能隐瞒经济数据。因此,weber(1991)在使用Bayesian学习法的改进模型中还考虑了货币当局公布经济政策和经济主体形成判断之间的时滞因素。他定义了两种类型的可信度,平均可信度(averageCredibility)衡量的是预期的政策成果和之前公布的政策之间的差异,边际可信度(marginalCredibility)则衡量公布的政策对公众预期的影响程度。在Bayesian过程中,政策的可信度涉及到在不同的假设前提下对通货膨胀的预测,而这些假设前提与货币当局允许通货膨胀冲击经济的持续程度有关。
还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变参数(timevaryingparameters)和机制转换法(RegimeSwitchingapproach),其核心是使用Kalman滤波技术使参数可以根据其他政策变量的变化而变化。mankiw等(1987)假设参数遵循logistic曲线的变化规律,讨论了在机制转换中利率渐进的变化过程,转换的时机和系数的估计来源于模型中最优化最大似然函数的结果,但是由于只假定了一个转换点,使得估计只在政策是可信而且在长时间内持续时才有效。Kaminsky等(1993)使用markov转换分析了阿根廷、巴西、以色列和墨西哥的事后实际利率和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可信之间的关系。他们假设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是一个机制转换过程(包括高通货膨胀率和低通货膨胀率两种机制),比较事前实际利率和事后实际利率可以衡量经济主体的通货膨胀预期。结果发现在这些国家中,当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开始实施时,政策是不可信的;当经济主体对政策的了解更为深入时,政策的可信度增加。但是,他们的分析忽略了财政政策等其他可能影响经济主体通货膨胀预期的因素。Ruge-murcia(1995)综合考虑了更多的预期影响因素,假定理性的经济主体根据通货膨胀率、货币供应量和政府的支出来调整自己的货币需求。其结论是,以色列在1982―1987年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在大部分时期内是不可信的,并且政府通过控制价格水平来影响经济主体决策的方法是最有效的。
从总体上看,前三种研究方法的缺陷是比较明显的。众所周知,增加政策的可信度包含了一个渐进学习的过程并且根据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利用变量衡量政策可信度的主要缺陷是不同变量的选取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模型的准确性。误差预测技术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到经济机制的变化和其对经济主体预期的影响,同时选取的变量可能不足以体现经济主体预期的变化,因此也无法全面地体现政策的可信度。Bayesian学习法没有区分时间序列模型中改变预期的变量的变化和政策可信度的变化,也可能忽略了影响预期的重要变量以及政策可信度对通货膨胀持续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前三种方法的运用中回归系数稳定性的检验是在不同的期间进行的,但是在同一期间内系数的不稳定性也会影响模型的准确性。而如上文所述,第四种模型的Kalman滤波技术克服了这一问题。因此,本文率先使用变参数和机制转换法来分析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问题。
二、理论模型
如果货币当局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可信,那么经济主体将减少本币的持有量而增加外币的持有量。假定货币需求(mdt)、名义利率(it)分别表达为式(1)、式(2):
mdt-pt=yt-αit+εt(1)
it=rt+e(πt+1it)(2)
其中,pt、yt、rt、πt和e(πt+1it)分别表示价格水平、收入水平、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和在信息集(it)下经济主体对下期通货膨胀率的预期。信息集(it)包含利率、通货膨胀率和政府支出等信息。
将式(2)代入式(1),经一阶差分后得到式(3):
(mdt-mdt-1)-(pt-pt-1)=(yt-yt-1)-α(rt-rt-1)-α[e(πt+1it])-e(πtit-1)]+(εt-εt-1)(3)
令名义货币需求增长率dt=mdt-mdt-1,πt=pt-pt-1,n=yt-yt-1,υt=rt-rt-1,et=εt-εt-1,则式(4)成立,即货币需求增长率受到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预期和实际利率变化的影响。
dt-πt=n+α[e(πtit-1)-e(πt+1it)]-αυt+et(4)
与货币需求相对应,增加货币供应量是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方法,因此货币供应增长率(st)可以表示为:
st=a+γ(Gt-tt)+ζt=a+γDt+ζt(5)
其中,Dt、Gt分别表示财政赤字、政府支出。
政府收入tt=τ-φπt-1+ηt(6)
将式(6)代入式(5)得到式(7),即当期的货币供给受到当期政府支出和前一期通货膨胀率的影响。
st=(a-γτ)+γGt+γφπt-1+ζt-γηt=c+γGt+ψπt-1+ζt(7)
假定货币市场均衡时,dt=st,得到:
αe(πt+1it)-αe(πtit-1)+ψπt-1-πt=n-c-γGt-μt-αυt(8)
其中,μt=ζt-et。
将式(8)进行二阶差分(计算过程略),得到式(9)。通货膨胀预期取决于通货膨胀的滞后值、预期的加权未来政府支出和经济主体关于预期和已经实现政府支出的对比值,政府减少支出将导致通货膨胀预期下降。
e(πtit-1)=κ+λ1πt-1+γα∑∞j=0λ-(j+1)2e(Gt+jit-1)-λ1γ[Gt-1-e(Gt-1it-1)〗-λ1μt-1-λ1αυt-1(9)
其中,κ=n-cα(1-λ),λ1+λ2=1+αα,λ1×λ2=ψα。
结合式(8)和式(9)得到,通货膨胀是其滞后值、经济主体在(t-1)期和t期时对既定信息集下政府实际行为与预期差异、经济主体对在现在和过去信息集下对未来政府行为预期差异这三个变量的函数。如果经济主体发现政府过去提高了或者预期将提高支出水平,那么通货膨胀率将上升。式(10)中的误差项表示信息集没有包含经济变量的现值和通货膨胀的滞后值。
πt=κ+λ1πt-1+γ[Gt-e(Gtit)]+γβ[Gt-1-e(Gt-1it-1)]+μt+αυt+βμt-1+
αβυt-1+γλ2(β+1)∑∞j=0λ-(i+1)2[e(Gt+iit)-e(Gt+iit-1)](10)
其中,β=αλ11-αλ1=ψλ2-ψ。
由式(2)得到:
it=it-it-1=(rt-rt-1)+e(πt+1it)-e(πtit-1)=e(πt+1it)-e(πtit-1)+υt(11)
由式(9)、(10)和(11)可知,利率的变化受到前期通货膨胀和政府支出的直接影响,见式(12):
it=λ1κ-λ1(λ1-1)πt-1+γα∑∞i=0λ-(i+1)2[e(Gt+i+1it)-e(Gt+iit-1)]+υt+βυt-1+
γβα[Gt-1-e(Gt-1it-1)]+βαμt-1+γλ2βα∑∞i=0λ-(i+1)2[e(Gt+iit)-e(Gt+iit-1)](12)
三、实证检验
(一)实证检验模型
从理论模型中可以看出政府支出遵循自回归过程,表示为:
Gt=βst+Gt-1+σstεt(13)
其中,st表示政府支出在t时刻的机制(状态),假定st=1时政府支出处于高水平,st=2时政府支出处于低水平。
假设变量遵循markov链,则转移概率(transitionprobability)可以表示为:
p(st=1st-1=1)=p11
p(st=2st-1=1)=p12=1-p11
p(st=1st-1=2)=p21=1-p22
p(st=2st-1=2)=p22
用矩阵的形式表示为:p=p11p12p21p22,其中p12=pr(st=2st-1=1),即在(t-1)期政府支出为高水平(st-1=1)的情况下,在t期政府支出为低水平(st=2)的概率。
根据理论模型的推导,经济主体依照通货膨胀率、利率和前期政府支出的信息集来评判政策的可信度。如果转移概率pr(st-1=2it)>0.5,则政策在t时是可信的;如果pr(st-1=2it)
将式(13)和转移概率矩阵代入理论模型可知,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差异取决于通货膨胀滞后值、前期政府支出水平和经济主体的预期概率。
πt=κ+λ1πt-1+γβSt+γ(+δ+θ)Gt-1-γδGt-2+γ(Lt-1-Lt-2)HB+γσstεt+μt+αυt+θμt-1+αθυt-1
it=λ1κ-λ1(λ1-1)πt-1+γα(δ+θ)Gt-1-γαδGt-2+γα(Lt-1-Lt-2)HB+υt+θαμt-1+θυt-1
其中,δ=λ+ψ(λ-)(λ-)(λ-ψ)>0,H=(p+λδi)p(λi-p)-1,B=[β1,β2]′,Lt-1=pr(st-1=1it)pr(st-1=2it)。(Lt-1-L
(二)实证检验结果
使用中国1978―2006年政府支出与GDp的比值(G/GDp)、通货膨胀率(π)和本外币存款利差(i-if)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1.单位根检验
采用aDF检验,滞后期的选择采用downwardsearch方法,结合akaike信息准则和Schwarz准则确定。从表1可以看到,各个变量原序列检验得到的t统计量值都比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小,所以可以拒绝原假设,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的,即i(0)。
2.单变量估计
从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个等式都包含了两种机制,所有系数都显著不为零。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值在高支出水平时期达到8.2%,在低支出水平时期达到5.9%。通货膨胀率和本外币存款利差在不同时期的差额分别高达18.32%和18.72%。政府支出和利差的方差在高支出水平时期都比低支出水平时期大,但是通货膨胀率的方差却在低支出水平时期更大。当期机制与前期保持一致的概率,即pii=pr(st=ist-1=i),在三个等式中都很高。如果通货膨胀率在前期处于高支出水平,那么在当期维持高支出水平的概率是94.2%;如果在前期处于低支出水平,那么在当期维持低支出水平的概率是98.6%。如果利差在前期处于高支出水平,那么在当期维持高支出水平的概率是94.6%;如果在前期处于低支出水平,那么在当期维持低支出水平的概率是98.6%。然而,政府支出维持前期高、低支出水平的概率分别是93.5%和91.8%,说明与前两个政策相比,政府支出的相关政策可信度较低。
3.二元变量估计
在理论模型中,政策的可信度检验必须考虑到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使用二元变量估计得到的政府支出为式(14),括号中的数值为标准差,在90%的置信水平下系数显著不为零。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的转换引起政府支出占GDp的比值下降了(β1-β2)=1.5143%,长期降幅将达到(β1-β2)/(1-)=2.064%。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9465,p22=0.913。二阶差分方程的根分别为λ1=0.157,λ2=32567.3。
Gt=5.8366+0.2663Gt-1+1.42εt(当st=1时)
(0.5298)(0.1489)(0.1853)
=4.3223+0.2663Gt-1+1.009εt(当st=2时)(14)
(0.7734)(0.1489)(0.1981)
式(1)表示的货币需求函数中α=1.3。式(6)表示的政府支出中φ=0.0169,表明在(t-1)时,通货膨胀率增加1单位将导致t时税收收入增加0.0169单位,而政府支出的减少将使得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增加φγ(β1-β2)/(1-)=0.2368%。式(7)表示的货币供给函数中γ=9.254,ψ=0.157,证明理论模型的假设成立,即高能货币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来源。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的转换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γ(β1-β2)=14.013%,长期降幅将达到γ(β1-β2)/(1-)=19.1%。
通货膨胀率的函数式可以表示为式(15),其中扰动项εt和μt的相关系数ρεμ=-0.371。
πt=-49.65+0.157πt-1+9.254βst+2.464Gt-1-0.000032Gt-2+(Lt-1-Lt-2)HB+
(35.352)(0.11)(5.09)
9.254σstεt+μt+1.3υt+0.000005μt-1+0.0000065θυt-1(15)
(5.1)
二元变量估计的结果说明,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增加有助于降低通货膨胀预期,帮助货币当局实现反通货膨胀的目标。在经历较低通货膨胀率和政府支出水平的期间,政府的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可信的。但是可信度的变化容易受到政府支出增加的影响。即使政府支出没有回复到高水平的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很低,政府支出的些许增加也将会导致政策可信度的降低。如果公众发现政策不可信,他们将保持较高的政府支出和通货膨胀预期,进而减持本币,这种做法必将增加反通货膨胀政策实施的难度。
四、结论
有效性一直是中央银行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其中不乏政策可信度因素的影响。无论采用何种反通货膨胀政策,其政策效果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公众与中央银行的配合,即公众对政策的理解和信任。从提高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从而确保政策实施效果的角度看,我国央行在反通货膨胀政策操作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借鉴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体制,中央银行事先公开宣布年度或者中期通货膨胀的控制目标,并且承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最终目标,通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使反通货膨胀政策的操作与其所承诺的目标保持一致。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政府或者中央银行确定出一定时期内所要实现的通货膨胀目标后,政策的具体操作则由中央银行自主施行,政府不干预中央银行的日常具体政策操作,这种制度使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方面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具有了目标规则的约束和相机抉择操作的双重优点。第一,它为中央银行实施反通货膨胀政策提供了一个名义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不能随意更改。第二,通货膨胀控制目标的公布和政策实施的说明有利于得到公众的理解和响应。第三,控制通货膨胀目标责任的制定及政策绩效的社会评价,形成了对中央银行的有效约束,从而使政策本身更具稳定性和可靠性。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当前通货膨胀目标制还不能运用于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政策框架还有延续一段时间的理由。但是,借鉴这一政策体制,对于提高我国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具有深远的意义,也是未来我国乃至国际社会反通货膨胀政策框架的主流。
另一方面,应该建立畅通的中央银行与公众沟通的机制,尽量公开反通货膨胀政策决策和操作的有关信息,及时让公众了解当前的经济金融环境,明确政策取向和政策操作的原因,为公众的经济行为提供决策依据,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公众对中央银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越了解,形成的预期也就越准确,从而使得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与公众对通货膨胀预期之间的差距越小,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可信度也就越高。近年来,各国中央银行对政策透明度问题日益重视也说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中央银行在政策实践中发现,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助于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降低金融市场的波动。如果把信息不对称理论引入反通货膨胀政策的分析就会发现,中央银行在掌握当前的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影响物价稳定的各类因素和未来通货膨胀走势等方面都比公众更具有信息优势,这种非对称信息给公众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这会使调控主体与被调控对象处于非合作博弈的状态,从而影响到政策的有效性。为了降低公众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政策决策部门的中央银行及时有效地披露反通货膨胀政策决策和实施信息,会减少因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公众的疑虑和预测误差,使双方走向合作博弈,使社会整体福利得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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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forCredibilityofCounterinflationpolicy
YanJiajia
(managementSchool,FuzhouUniversity,Fujian350001)
数字货币概论篇7
一、为什么要印钞？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我把它归为短缺经济学）始终信奉一般均衡理论，认为货币仅仅是交换的媒介，货币的需求量取决于交易货物的多少，货币没有任何价值。尽管弗里德曼对货币需求作了补充，但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一般均理论的框架。
一般均衡理论其实就是牛顿力学式的均衡理论，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猜想，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尽管阿罗、德布鲁等人声称他们证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但是，通过考察一般均衡存在的几个必要条件，我们会发现，这些条件几乎没有一个是符合事实的。比方说，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假说，就根本违背了现代国际贸易的事实。再比方说，消费者欲望无穷大假说，就严重违背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是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也是自然规律）。因此，一般均衡是不存在的。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写道：“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中，纯理论家们已经成功地（也许是顺便地）证明：该理论的含义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但是，他们还未能把这一信息传达给教科书的作者，或传达到教室中去。”（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上册373页）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把一般均衡理论比喻为“现代巫术”。
现代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完全市场化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一般均衡理论，由一般均衡理论得出了“市场万能论”。因此，推翻了一般均衡理论，也就等于推翻了“市场万能论”，基础没了，“市场万能”的大厦就会轰然倒塌。放弃一般均衡理论，也可以看成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
近展迅猛的系统科学理论告诉我们，现实的宏观经济系统是一个非平衡系统，这样一个非平衡系统，我们可以称为耗散系统。举例来说，河流是非平衡的，但装在河坝上的水力发电机却是一个稳定系统，它通过不断消耗水的势能维持系统的稳定运转。再简单一些，一壶烧开的水，如果要不断维持沸腾状态，就要不断地加热，不断地消耗能量。这就是非平衡稳定系统，要通过不断消耗能量或物质，来维持系统的稳定。
美国经济学家福斯特和卡靖斯在《利润》（1925年）一书中指出，企业按照成本加利润的办法定价，而市场仅仅具有相当于成本的那部分购买力，于是，多出来的相当于利润的那部分，永远实现不了。波兰经济学家卡莱茨基认为，“资本家得到他们花费的，工人花费他们得到的。”《过剩经济学》对这些理论进行高度地概括，提出了非常严谨而精巧的模型，提出了货币耗散理论。
打个比方。从高处扔一个小球到地上，一般均衡理论认为，小球和地之间是弹性碰撞，货币会像小球一样，永远持续地弹跳下去，不衰减。而货币耗散理论认为，小球和地的碰撞是非弹性碰撞，货币虽然会弹跳一段时间，但其过程是衰减的。并且认为，工资越低，货币的衰减速度越快。这里说的货币衰减，是指用于交易的货币逐步从流通领域退出，转而担负起价值储藏的职能，用来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
既然货币是衰减的，是耗散的，那么，为了维持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就要持续不断地补充货币，就像水电站的运行要持续地水流，水壶的沸腾要持续地加热，一个道理。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小球模型顺便介绍一下神秘的乘数效应的问题。小球运行的总路程，除以小球的高度，就是乘数。在一般均衡模型里，小球的运行路程是无穷大，乘数也就是无穷大，没有计算的意义。在非均衡模型里，小球的运行的总路程是收敛的，是可以计算的。现在教科书仅仅考虑了一个弹性系数（边际消费倾向），没有考虑空气阻力（分配）。如果考虑了弹性系数和空气阻力，就成了两步法。两步法计算乘数，在凯恩斯《通向繁荣的道路》一文中使用过。
我国目前的乘数可以用两步法大致可以估算如下。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0.9，可支配收入占全部国民产出的20%（见社科院李志宁的网络文章），那么乘数就等于1÷（1-20%*90%）=1÷0.82≈1.2。由此可见，乘数很低。乘数低是导致凯恩斯主义失灵的根本原因，而乘数低的根源在于工资低。
二、印钞的现状
一提到补充货币，可能有的人会立即站出来反驳，说货币供应量多少多少，已经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但是，现代银行的信贷制度，在正常情况下，只能创造流通手段，而不能创造储藏手段，也就是说，现代银行制度，只能满足公众的流通需求，而无法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研究表明，在一个非均衡的经济系统中，资产需求远远大于流通需求，公众对货币的需求，主要是资产需求，而不是用于实物和劳务交易的流通需求。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企业需要流通手段，那么，他贷一笔钱，用来购买市场要素，如购买设备、发工资等，等他把产品销售出去了，再还给银行。这就是正常的信贷过程。但是，如果出售设备的企业在出售设备后，不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而是把钱用于储藏（目的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那么，前面那家贷款的企业就无法收回成本，无法归还银行贷款，于是就出现了坏账。坏账的出现，就是一种满足资产需求的非正常途径。
目前，用来满足资产需求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条。
1、 财政赤字。以政府债券向央行借款，用于弥补政府开支，或者搞政绩工程，等等。
2、银行坏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官员物色几个地痞流氓，把钱贷给他，扶持为当地“首富”，从中捞一些回扣，然后由他们上一些“项目”。他们在贷款签字的那一刻起，就根本没有打算还钱。因此，这种事情是一般人干不出来的。
3、国企亏损。国企亏损，应当归于银行坏账，但由于它比较特殊，就单独提出来。银行贷款给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购买生产要素。由于国有企业在用工上相对私营企业要规范一些，因此，它支付的成本就要高于私营企业，于是，在市场竞争中，它就处于劣势，经常亏损。正是国营企业的亏损，为私营企业创造了利润。没有国营企业的亏损，就没有私营企业的盈利。现在有些人看见私营企业赚钱，就要学习私营企业，搞私有化，如果真是那样，就谁也赚不到钱了。
以上三种途径，都是代价极高的办法，是非正常的办法。满足公众的资产需求，说得通俗一些，就是拿钱出来，给人家赚，是做冤大头，是像耶稣一样，替人受罪。就拿企业贷款来说，没有任何一家正常的企业，会把钱贷出来，主动地让别人赚走，银行知道了，也不会答应。实际情况是，你赚我的，我赚你的，每个企业都是看戏的，同时也是演戏的。最后是一个零和博弈。话到这里，我们似乎要感谢那些“见义勇为”的地痞流氓了，是他们舍生取义，搞钱出来，让大家赚。
最后，有必要提一下外资的问题，因为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动收购美元。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外资换了人民币，绝不是跑来做冤大头的，他们绝不会把钱奉献出来，让大家赚的。因此，外资的进入，对满足资产需求几乎没有任何帮助。
因此，货币供应的现状，可以概括为：流通手段严重过剩，储藏手段严重短缺。
三、如何印钞？
财政赤字、银行坏账、国企亏损，这是政府不愿看到的，但又是迫不得已的。因此，现代货币制度，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这就是：它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满足资产需求，根本没有这项功能。但是，经济发展又迫切地需要这项功能。如果以上述三大非正常途径来实现，会造成极高的成本。于是，政府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么是一大堆坏账和赤字，要么是经济停滞不前。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个满足资产需求的途径。
实行货币配给制，按人发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它可以让社会代替政府完成他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自由主义的哈耶克认为，政府垄断印钞，在经济低迷的时候，市场不需要货币，但政府大量供应货币（如很多人提到的金圆券），造成通货膨胀，而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市场需要货币，政府却要赚钱，不供应货币。于是，加剧了经济危机。很显然，政府不可能长期大量通过赤字、坏账和国企亏损为私营企业创造利润，推动经济的发展。
赤字、坏账和国企亏损，一方面导致货币利用率低，利用率低就要多发货币，于是积累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导致政府腐败与社会分配严重不公。
实行货币配给制以后，只要央行根据社会过剩的多少，统一把钱印出来，再平均分发给国民，就可以甩掉包袱。现阶段以每人每月50元为尝试，每年也就7800亿。少了可以继续增加。
实行货币配给制，可以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可能刚开始资本家有疑虑，不理解，但等实行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会尝到甜头，他们还会抱怨配额太少。反对货币配额制的资本家，我想不出来。
实行货币配额制，可以让一大批人迅速从极度贫穷中解脱出来，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很有帮助。
实行农货币配额制，也可以看成是国企给其全民股东的红利。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从来不分红，性质就变了。实行货币配额制，可以纠正这一严重问题。
数字货币概论篇8
关键词：电子货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一、电子货币的概念和种类
（一）电子货币的概念
截至目前，对于电子货币尚没有十分确切的定义。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标准，电子货币是指零售支付过程中的支付手段,借助于各类销售终端,通过公开网络,产生的一种储值产品和预支付机制。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也可以把电子货币理解为:它是一种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使用的，以电子数据为存在形式，以法定货币单位为计算单位并能够兑换成法定货币的电子支付结算工具。
（二）电子货币的种类
1.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账户依存型的电子货币是指以特定账户为载体，只能在不同账户中流动的电子支付结算货币。这类电子货币不能脱离账户而独立存在，只能在账户间流动，因此不能像现金一样直接由所有者掌握和支配并进行直接支付，而只能在账户管理者的协助下用于转账结算。
2.现金型电子货币。现金型电子货币不像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那样必须信赖于银行账户而存在，而是像现金一样由使用者直接控制和掌握，在实际使用中也可以像现金那样用于直接支付，这种电子货币比账户依存型电子货币更类似现实货币。根据其赖以存在的技术环境的不同，现金型电子货币可分为iC(integratedCircuit)卡型电子货币和网络现金型电子货币。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的挑战
（一）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挑战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了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用量的方针、措施的总和。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必然会实施不同的货币政策。同一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环境也会发生较大变化，因而也会采用不同的货币政策。这就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电子金融市场的开放性，全天候和无地域限制，使得电子货币全球化。网络银行通过计算机网络可以瞬间使巨额资金从地球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大量资金的突发性转移会加剧金融市场的波动，而网络快速传递的特性会使波动迅速扩大。所以，货币政策难以独立。
（二）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货币垄断发行权的冲击
一般而言，各国的货币都是由其中央银行代表国家垄断发行，中央银行对货币的垄断发行权是一国货币主权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权，实质上就控制了基础货币量，进而影响到长期利率、短期利率等其他经济指标。正是由于垄断了货币发行权，才使中央银行有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银行，并对国民经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电子货币的出现冲破了中央银行的货币垄断发行权，使传统法币在流通中被电子货币所部分替代。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的电子货币是由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是非金融性的经济实体所发行。
（三）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铸币税的影响
所谓铸币税是指中央银行从货币的发行和铸造中所获得的收入，即货币的面值超过生产成本的那部分收入。铸币税是中央银行收入的核心部分，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电子货币即便只是逐步取代法币，对于有庞大预算赤字的国家也会形成相当大的压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预测，电子货币在流通条件下可能导致铸币税收人减少占GDp的比重，同时，铸币税收入是弥补中央银行操作成本的最主要资金来源，铸币税收入的减少将严重削弱中央银行的经济基础，进而间接影响其调控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地位，以及实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其现金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中央银行的管理成本比较高，电子货币对中央银行收入及其独立性的影响将更加突出。
三、电子货币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数字货币概论篇9
关键词：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交易模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5-0158-02
1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概念
对于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类似于又区别于传统合同的标的。首先，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类似于传统合同标的，必须符合传统合同标的的“三性”标准：确定性、可能性与合法性。合同标的的确定性，是指当事人在合同履行时对合同行为性质、当事人权利义务已明确或可以明确，若合同履行之时合同标的不能确定，则合同难以履行，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变得毫无意义；合同标的的可能性，是指合同当事人订立的合同能够履行，合同目的能够实现；合同标的的合法性，是指合同的内容与目的符合法律规定，如果合同内容违反国家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或违反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则合同无效。
其次，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区别于传统合同标的。根据合同在线履行的交易特征，笔者认为，不能将合同在线履行标的归入传统合同标的的任何一个种类。首先，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不能属于“有形物”，根据合同在线履行的定义，合同标的是在互联网的背景下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进行交付的，而“有形物”是不可能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进行交付。其次，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不能完全属于“行为”。“行为”可以囊括一部分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种类，比如，在线提供服务，是通过合同一方实施一定行为来进行合同全部义务或部分义务的履行。但“行为”并不能包涵所有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如电子提单的在线转让，并不是行为本身努力所能达到的，而需要转让电子提单本身的所有权。最后，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也不完全属于“智力成果”。其中，数字化软件，如杀毒软件，是经过独立开发研制出来的，当然是属于智力成果的一部分。然而，对于一些在线服务，如证券咨询、网络教育等均不能视为智力成果的。
鉴于此，笔者认为，合同在线履行标的并不能简单归入为传统标的种类之一，应将其独立出来进行研究。根据以上对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分析，笔者认为，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是以互联网为媒介，通过电子方式进行交付，能够以电子信息显示和以电子方式进行传输的数字化产品。
2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
鉴于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学术界对于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的归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笔者在现存的网络技术条件下，结合实践中交易的最新情况，试图归纳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以便纳入合同在线履行制度的调整范围。
2.1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对于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说法。有学者笼统地将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归纳为计算机信息。此观点的形成主要参考了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在该法中，“计算机信息”是指从计算机获得的或可由计算机使用的电子形式的信息，或可以通过计算机处理的形式存在的信息，包括该信息的拷贝及与该拷贝有联系的任何文档包装（packaging）。这就将合同在线履行调整的交易标的“计算机信息”限于电子形式的、可从计算机获得、或可用计算机访问、或可由计算机使用的信息。笔者认为，将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归纳为“计算机信息”，是可以囊括标的种类，但显得过于笼统。在合同交易的实践中，符合“计算机信息”特征的合同标的种类多样，并且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因合同标的的不同类型而有所区别。若只是以“计算机信息”为参照物，构建合同在线履行规则，会导致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义务的履行缺乏针对性。
有学者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可以将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分为三种类型：（1）经由网络传输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商品。（2）能在网上接受与传送的符号、记号与概念。（3）有关人与人之间交流、通讯及服务的数字化程序。分析上述三类合同标的的分类，不难发现它们将数字化商品与在线服务混在一起，对数字化商品与在线服务没有正确区分其内涵，因而对其分类显得混乱。
还有学者认为，就目前在线履行合同的作用来看，其标的大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类：（1）数字化货币及其衍生物，电子商务界称之为“资金流”，其主要用途在于充当虚拟市场中的支付手段。（2）数字化的权利证书，诸如电子提单、数字证券，其功能在于替代传统的纸面证书，以利于权利价值在网络中高效率流通。（3）数字化应用软件，其具体用途更是多种多样，例如娱乐、学习等等。（4）具有财产价值的信息，如数据库。对于该种分类，笔者持支持态度，能从合同在线履行实施的不同客体进行细致的分类，相对于前两种分类，有较大的进步。然而，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也在不断更新，如在线服务也能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进行合同全部义务的履行。因此，对于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应根据客观的发展状况不断地补充规定。
2.2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的界定
根据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特征，并结合学术界对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种类意见，笔者认为可以将合同标的的种类界定为以下四种：
（1）数字化商品。
上文提到的“数字化产品”并不等于“数字化商品”，此原理与“产品”并不等于“商品”相同。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产品”供自己使用而生产的，具有使用价值。而“商品”则是为了与他人交换而生产的，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两重性。人类迈入信息社会以来，计算机技术的发明为人们收集、加工、处理各种信息提供方便，同时使人类社会部分产品数字化。例如，传统需要将信息书写于或印刷于纸上，才能记载和表达出来（如书籍），而现在则可以记录为计算机代码（即数字化），并通过计算机识别或再现出来。互联网的诞生，使人类不再需要书籍、音像磁带、光盘等物理介质。采用合同在线履行模式的交易，在合同订立后，合同标的——数字化产品可以通过电子方式传输或转移，使之成为人们消费的“数字化商品”。
数字化商品交易是传统企业以互联网为基础新发展起来的业务领域，该类企业通过互联网向社会销售其数字化商品来实现合同在线履行的一种方式。笔者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可以将数字化商品进一步划分为工具类（如计算机软件等）和内容类（如金融信息、新闻、搜索、书刊、音乐影像等）两种，即凡是计算机能够处理和存储的电子信息（除在线服务类信息）都可以归类为数字化商品，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合同在线履行。
（2）数字化货币及其衍生物。
数字化货币的表现形式之一为“电子货币”，对于电子货币（electronicCurrency），目前还没有权威定义，但研究者们基本都认可，电子货币是法定货币的一种演化形式，电子货币必须以一定的现金或存款的现有价值为前提，并以电子信息方式为表现形式。电子货币流通主体通过电子化媒介或方式转移给接受主体，并以其代表相同金额的法定货币。鉴于电子货币能够通过互联网通过电子传输的方式进行交付，并符合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特征和要求，因而以电子货币为合同履行内容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
同时，随着网络游戏的发展，网络游戏厂商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推出了一种“新形态数字化货币”用以购买网络游戏中的虚拟产品和网络服务。如果说，电子货币仍依托于现实中的存款或实物价值，只是实物货币的电子化形态，那么不以实物为依托，由网络服务商直接发行、在网络虚拟世界流通的货币形式则是以虚拟形态存在的，这种新形态数字化货币在学术界称之为“虚拟货币”（VirtualCurrency）。虚拟货币从早期某一种虚拟货币只能购买其发行者服务项下的虚拟产品，发展到后来不仅能购买发行者自己提供的服务，而且可以购买其他服务商提供的虚拟产品与网络服务。而伴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虚拟货币运作的成熟，人们接受虚拟货币的普遍性提高，以及国家对虚拟货币的鼓励发展，虚拟货币将逐渐突破虚拟领域，成为合同在线履行交易的对象。
当然，网络世界中，除了产生了数字化货币以外，数字化货币的衍生物——“虚拟财产”也随之出现。虚拟财产，是指依赖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环境而存在的、属于游戏玩家控制的游戏资源，包括游戏账号、游戏角色（RpG），以及游戏过程中积累的“货币”、“地产”、“装备”、“宠物”等物品。可见，虚拟财产包括但不限于虚拟货币，同时虚拟财产并不等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可以充当支付工具以购买其他虚拟财产，这是虚拟财产所不能具备的。然而，由于虚拟财产在网络游戏中也具有价值性，也可以在网络游戏中自由流通，符合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特征，因而也可以成为其标的种类之一。
（3）在线服务。
在线服务是指合同一方利用计算机，通过互联网向合同另一方提供某种信息或其它服务。随互联网的产生，可以通过在线提供的新型服务业，也可以将传统服务业务通过信息网络开设网络服务窗口。目前常见的在线信息服务业务主要有：①按照消费者个性或要求提供的信息，如某类新闻或知识；②网上调查服务：接受委托专门收集某一方面的信息并进行分析，并将结果呈报委托人的服务，如市场调查；③网上理财服务：通过互联网对家庭或个人提供金融服务项目，如在线投资咨询；④在线证券交易服务；⑤网上法律咨询服务；⑥网上保健、医疗服务；⑦网上房地产中介服务；⑧网上估价服务；⑨网上远程教育；⑩其他网上咨询业。
上述在线信息服务合同的履行离不开在线信息传递，也属于合同在线履行的方式之一。
（4）数字化权利凭证和单据。
权利凭证，又称为“物权凭证”，依美国《统一商法典》第1—201（15）条的规定，权利凭证包括提单、码头收货单、码头收据、仓单或书面交货提示；也包括任何在正常商业或金融业中足以证明凭证占有人有权利接收、持有或处置凭证所代表货物的其他凭证。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与应用，以电子信息显示的权利凭证应运而生（如电子提单）。对于以电子信息显示的权利凭证是否具有可转让性，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在Cmi成立百周年的庆祝大会上，GeorgeF.Chandle教授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说明以电子信息显示的权利凭证具有可转让性。权利凭证仅是实际货物的象征（abstractrepresentation），就像纸币是它所记载的货币的象征符号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纸张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仅在于它所记载的是一种信用，而这种信用可以被用来保证履行某种承诺。权利凭证——不管是纸制的还是电子信息，都仅仅是交易的媒介而已，在此基础上，只要交易双方同意，并且承认信息所包含的信用关系，即可以进行转让。因此，笔者认为，以电子信息显示的权利凭证可以作为合同在线履行的标的之一，以电子信息显示的权利凭证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转让，权利凭证所代表货物的所有权，可以通过“象征付”进行转移。简言之，有形物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合同在线履行进行转移的。
3结语
随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发展，合同在线履行交易模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应用越来越广，但总体而言，合同在线履行制度在法学领域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合同在线履行制度的研究是一个发展过程中的动态问题，在学理讨论中对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争论也较多。本文不能穷尽合同在线履行标的的种类。作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合同交易模式，合同在线履行模式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正视合同在线履行交易模式在我国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合理引导合同在线履行交易模式的发展进程，探索总结合同在线履行制度标的的种类来推进合同在线履行交易模式的发展是世界各国目前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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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货币概论篇10
关键词：信息革命会计
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和“大师中的大师”的德鲁克在20世纪50年代初预言：计算机终将彻底改变商业；60年代初他提醒美国应关注日本工业的崛起；20年后，又是他首先警告这个东亚国家可能陷入经济滞胀；进入90年代又率先对“知识经济”进行了详尽阐释；到20世纪末（1999年）他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写到：“新兴的信息革命定会席卷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他将从根本上改变企业和个人对信息的认识。他不是场技术、机械、技巧、软件或速度的革命，而是概念上的革命。领导这场革命的是信息产业往往忽视的人：会计人员。”这不仅使计算机专家和网络技术精英们震惊和疑惑，也让财务人员感到惊讶和振奋。
为什么会计会成为“信息革命的领导者”？信息革命对会计又有哪些影响？笔者斗胆对此做些粗浅的探讨。
一、“信息革命”是什么
有关“信息革命”的定义阿尔文・托夫勒曾在《第三次浪潮》中就已经做了详尽描述。托夫勒认为：信息革命“主要以信息技术为主体，重点是创造和开发知识”，是“人类面临的量子式的跃进”；包括：（1）在生产活动范围广泛的工作过程中，引入了信息处理技术，从而使这些部门的自动化达到一个新的水平；（2）电讯与计算机系统合二为一，可以在几秒钟内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的任何地方，从而使人类活动各方面表现出信息活动的特征；（3）信息和信息机器成了一切活动的积极参与者，甚至参与了人类的知觉活动、概念活动和原动性活动。
当今世界信息革命的起点，是运用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对人的行为、意识及社会活动“数字化”的过程，如：语言（听、说）、图像（看）、文字（思维过程）、生产工具（数控机床）、细胞分解与基因组合（生物）等等的“数字化”。这个过程自开启以来便成为历史潮流，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首先，在产业结构方面，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正在实现制造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化，从而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和革命；其次，在生产方式上，由规模经济向非规模经济和聚合经济过渡信息化时代，从而使受规模经济观念束缚的工业化国家和企业从信息和信息经济中获得了活力；第三，在组织结构上，由层序化向分子化结构演变，使非集权化成为当今世界组织结构改革的主导方向，并使企业组织国际化进一步成为趋势。在国家层次上，由于组织结构的“分子化”过程和国际化组合，民族国家的地位和形式已经开始受到新概念的挑战，在全球开始出现各种类型的区域组合；最后，社会制度方面，多目标社会效益和民主参与，正在成为企业和政府的重要价值观念。
从计算机发明至今的六十多年，人类与“技术元素”融合，在对自身行为、意识及社会活动“数字化”过程中，不仅强烈地冲击着过去几百年形成的传统观念、价值理念和文明意识以及社会管理模式与组织架构，而且以前所未有的爆发力颠覆着人类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
二、为什么会计是信息革命的领导者
首先，会计天然拥有“信息化的Dna”。众所周知，会计是以货币为基础，对企业或经济主体的行为过程进行分类、记录、计算、总结的技术。无论是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的《数学大全》（又称《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书中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复式记账原理和现行的会计方法），还是更早产生于中国唐宋之际的“四柱清册”（强调“旧管+新收-开除=实在”的平衡），对会计对象的定义都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及其循环”，其本质是伴随着商品交换和货币而诞生、发展的一种管理技术、特定方法和“观念报告”。
从货币的角度分析，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证明，货币作为从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一般等价物”，具有“价值尺度”的基本职能，这其实告诉我们：货币的诞生是人类首次对自身劳动价值和成果（商品）以及相关社会生产关系的“数字化”。会计恰恰是这一“数字化”发展过程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如果我们将货币和信用的发展看成是人类社会信息革命的“原始起点”，那么“数字化”就是会计与信息革命的内在交集，从而表明会计天然拥有信息革命的Dna。
其次，会计是信息革命的起点和基础。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过程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永恒主题，而会计的工作则是对这一过程的分类、记录、计算，会计的任务是对经济主体行为过程进行初始“数字化”转换，会计的责任是在特定期间或时点向经济主体的相关者提供准确、客观、真实的交易信息，会计的目标是反映经济主体的财务状况（包括特定时点的资产、负债结构，某一周期收入、成本、利润和货币循环状况）。由此使会计的理念、方法、技术和会计人员素质与信息革命进程、目标和发展速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既然会计已经担负了过去人类“初始信息化”执行者的重任，又将承载未来信息革命的基础使命，就必然应当成为今天信息化浪潮的引领者。
三、信息革命对会计的挑战
1994年，美国硅谷的“精神教父”未来学大师凯文・凯利在他的《失控》中为我们展示了信息社会和信息生活，包括：大众智慧、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敏捷开发、协作、双赢、共生、共同进化、网络社区、网络经济……等等。20年后的今天，人类发展史和现实社会正在不断验证他的预言。
当互联网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现实世界的时空再次被压缩，传统会计信息的单一性、会计内容的局限性和会计成果的时效性正在受到实体交易多维性、交易对象跨越性和信息交互即时性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开发借助网络平台和大数据，不断融入人的自主行为能力，传统会计的岗位设置、操作模式、技术方法、甚至庞大的会计人员队伍面临着被技术替代的危机。不久前发生的“宝宝们”宝搅局银行业表明，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金融的冲击，颠覆的并不仅仅是银行业，更重要的是可能动摇已经存在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生态，其对会计的影响也可能难以估量。
按照凯文・凯利“必须要经常相信不可能”的思维，我们不妨打开思维的天空遨游一番：与人类社会共同进化的货币，终结了“物物交换”模式，改变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财富积累。尤其是最近50年来，即便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特殊商品”的属性被“信用”彻底驱逐，信用货币的发展对现代文明进程的贡献仍可媲美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语言发明。但是，人们或许会忽略一个重要事实，由于受客观时空和世界观的限制，历史选择和运用的货币体系（不论是过去“特殊商品”的货币，还是今天的信用货币）始终带着强烈的“区域性”标识。这种“区域性”货币体系给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汇率和利率的巨额交易成本，也为个别强势信用货币主导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滥用发行权、无限扩张信用、转移风险和危机留下了巨大漏洞。过去推动历史进步的货币、信用体系是否正在蜕变为阻挡我们这个星球进入新文明时代的障碍？
今天，信息革命浪潮已经击碎几千年沉积的固有思维岩石，在“大数据”下，人类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屏障即将崩裂。弗里德曼在一次关于通货膨胀的演讲中谈到：“每个人之所以接受纸币，是因为人们深信别人也会同样地接受它。作为货币的纸币之所以具有价值，是由于其他人也认为它具有价值。”既然信用货币只是实体价值的虚拟形式，那么未来建立在云计算、物联网基础上的社会交易关系，不管初始交易是否对称，一旦以“信息符号”为载体融入网络，总能够通过“小世界效应”，找到“点对点”、“点对多”、“多对多”的跨行业、跨区域、跨时间的价值关系。此时，全社会的交易可能重新进入更高层次的以“符号”为载体的“价值交换”，从而统一现存的区域性信用货币体系，并促使整个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实现市场交易成本归零和社会价值最大化。
在此环境下，会计对象、会计方法依然离不开“价值”和对交易过程的“数据化”，但“价值尺度”是什么呢？――比特币（Bitcoin）或其他可能的“免费”数据货币？
所以，信息革命不仅仅是对会计人员自主行为的取代，更重要的是对会计工作的内容、方式、目标的超越，对会计人员的思维、理念的颠覆。
四、信息革命浪潮将助推会计“跨界”
信息革命是不可抗拒的潮流，但同时是一个渐进过程。回归现实，会计应如何与时俱进，再次扮演人类信息革命的践行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呢？笔者认为：
第一，认识会计面对的“四维空间”和交易要素的“多维性”。传统会计对市场经济单元――个人、企业、政府或相关主体之间交易的理解，局限于静态的“上、下、左、右、前、后”组成的三维空间之内；事实上，在“动态时间”的影响下，会计面对的至少是一个“上、下、左、右、前、后”加上“时间”的“四维空间”。
在信息技术筑起的“四维空间”中，会计面对的任何一个交易要素都具有多维性，如：一笔短期借款，传统会计将它视为一个“点”，只要确认债务金额，并制作相应分录（“借：银行贷款，贷：短期借款”）便完成了对该项交易的“数字化”过程；而现代社会关系中的会计，除了确认债务数额，至少还应当从该项交易中，分理出“债务利息及相关成本”、“债务期限”、“债权人”、“借入时点和到期时点”、“是否嵌入他项权利”等等。只有用四维空间的概念，将与交易相关的各项要素“数字化”，才能构成一项交易的完整“符号”。从而在单个主体（企业或经济单元）微观层面，实现任一时点同类业务的比较、分析（如上例，包括：债务总量、债务平均期限、平均成本和特定时点将发生的现金流出等）；并通过“实践中介”向群体（市场）转移，在社会宏观层面激发聚合效应，产生商业机会并降低社会整体交易成本。
因此，信息时代，会计已经具备跨越“三维空间”的条件，拥有以“四维空间”的理念对交易要素进行多维度“数字化”的能力。
第二，突破传统的会计组织架构和模式，关注实体行为的相关性。传统的会计组织封闭于单个主体（单个法人或某个“单位”）之内，依托于“块”状关系构建点对点的业务架构，并将实体行为信息视同一个平面，其操作和运用会计准则对实体行为进行会计核算和列报或编制通用商业语言，更多的基于特定“块”的“表”面，或仅关注“块”内节点之间业务行为的关联性，而不考虑“块”与“块”之间同类业务行为和相关业务行为的关系。这种模式就短期而言，影响会计“通用商业语言”表达和解释单个主体经营活动的能力，从长期看，不适应信息时代网络社会对会计的完整性要求。
如今，技术元素与人类社会融合已将实体“块”链接成“网”，任何个体都是“网”内的一个节点，所有的实体流、货币流、信息流（三流）在“网”借助技术的速度流转，大大消除了个体间的信息不对称，使个体与个体之间能够依托于“网”互相了解、互相依存、互相平衡、共同发展，脱离或被挤出“网”即意味着消亡。正如德鲁克所言：“要在竞争日趋激烈白热化的全球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需要掌握整个经济链的成本，需要与经济链中的其他成员合作，共同控制成本，最大限度的提高效益。因此，企业已经开始抛弃只计算组织内部等等成本的做法，转而计算整个经济流程的成本，而在这个经济流程中，规模最大的公司也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而已。”如果继续按照传统会计方法，只着眼于个体自身的收入、成本、利润而不关注经济链或整个“网”内群体的会计要素，个体可能被“挤出”，会计也将失去“生命”。
因此，信息时代，运用“网”的高速度和透明度，会计完全可以实现从“块”和单个主体到“网”的跨越，并立足于“点”的特殊性、着眼于“网”的相关性（包括：主体与其它主体的相关性、主体与行业的相关性、主体与市场的相关性、主体与政策的相关性），从而实践会计的责任和目标。
五、总结
综上所述，会计作为记录经济行为和释放经济信息的细胞，在信息革命浪潮的荡涤中正在变异，当会计对象由“货币及货币循环”转向“一般价值和价值循环”之际，会计工作者至少从五个方面理解并接受与之相应的变革：一是传统会计实务中对经济业务的平面分类、记录、计算将被立体的、动态的多维度“标识”取代――打造“全息会计”基础；二是会计任务从对单个经济主体的微观经济行为“数字化”转向对“群”或“网”的宏观经济行为“数值化”转变――构筑“整体会计”框架；三是会计内容从“连续反映、定期报告”向“动态反映、即时报告”转变――建立“实时会计”机制；四是会计责任从“向相关者提供准确、客观、真实的主体交易信息”向“向相关者提供与主体行为有关的相关性信息”转变――设立“联系会计”平台；五是会计目标从“总结主体（单纯的）财务状况”向“分析社会价值链和比较主体能力”转变――实现“三流合一（实体流、货币流、信息流）”目标。
站在信息革命浪潮前沿的会计，当以“动态的”、“联系的”辩证思维理解主体行为并进行会计处理，才能扬弃传统，拥抱即将来临的新文明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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