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1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进行,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要引领社会发展。在理论的万花筒中,探求最贴近教育形态的思维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发展最本真的诉求。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①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的形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一词,并列专章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用生态学诠释大学,用生命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突变说”、“遗传环境论”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出版了《学校生态学》,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华盛顿大学古德莱德主编的美国教育协会第86期年鉴的主题为“学校革新的生态学”;斯坦福大学的艾斯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育改革与学校教育生态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鲍尔斯教授等人则多年来坚持研究生态危机给文化、学校的教学、课程等带来的影响;美国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态学方法读写学习研究中心,并将生态学原则解释为“对于所有有机体和系统的发展提供活力的引导原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
目前,已出版关于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发表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2878篇。这些论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观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和微观研究(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当我们领略教育生态研究的进展时,似乎省察出其逻辑架构上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忙于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忙于确定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忙于使教育生态学真正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生态学对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研究的适切性确证。这个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之外,独辟蹊径的生态学研究将会是多余的;如果这种适切性被确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视角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生态”、“生态学”、“生态观”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体系即概念体系,因此,学科话语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后的准确表达,“理解一个概念,把握表达这个概念的词的含义,至少应了解支配着这些词的使用的规则,从而把握这个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②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态学”的词义及其使用规则。“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希腊文oikos衍生而来,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务”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则是表示学科及理性之意,后来演变成为“ecology”。“生态就像一个家,家是什么?实际上,家始终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几件家具摆设或者纯粹的人口数量总和,显然,家应该首先是一种关系复合体,蕴涵着深厚的并且难以被我们作知性认识的关系结构。”③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并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虽然“生态学”一词出现较早,但它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还是20世纪初的事。生态学是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产物,是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综合性学科的典型代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过程中就显示了宏大的综合特征。它既包含了众多学科的内容,又与一些基础学科交叉,同时还大量运用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明确将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并引入热力学的能量循环思想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继他之后,美国学者林德曼提出了营养级位生态金字塔学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旧三论”和“新三论”等系统科学思想,使其理论更趋合理与完善。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浅层到深层,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以个体、种群、群落为重心的自然科学到以研究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探讨和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的方向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转变的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包括人)有着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理。
有学者认为,目前已经被普遍使用的“生态”概念,一般都具有两种词性。一是作为形容词的“生态”,主要指有利于生物体生存的、对一切生命持续存在有所帮助的,如在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生态住宅、生态社区等词语中,“生态”即指“生态的”。二是作为名词的“生态”,指环境总体以及包括人在内的物与物的相互关系,如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行政生态、文化生态、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词语中,“生态”即指一种利生性的总体关联。作为现代汉语的“生态”,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生存、生命、生产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具有总体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指称。④由此可见,生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观点、有机的观点、自组织的观点、内在关联的观点,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看做是鲜活的生命体。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就是内在的关联,“生命有机性”是生态合理性的首要原则。
三、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现代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发展呈现开放、渗透、融合、共生等特点。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和现象,如教育公平、学校职能、学校效能、教师专业发展、素质教育等,很难用一元的、单向度的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难以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进行恰当的解决。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需探讨理论的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和方法论的适切性等三方面的课题。理论的适切性,即在学科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和确证揭示自然之生态规律的原则与揭示人类之教育规律的原则的价值适切性和现实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创新型国家等),如何构建和确证教育与生态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适切性;方法论的适切性,即面对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面对世界教育的巨大发展,面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合理性方法的艰难选择,面对从“冲突论”向以“和谐论”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发展,当代中国的教育应建构怎样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应实现怎样的方法论超越。
在这三个课题的研究中,方法论的适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为“方法论研究是应人类认识发展需要新的认识方式而产生的”,⑤方法论的适切,是夯实教育理论之基的关键,它为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的适切性提供了必要条件。生态方法论之精髓在于“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在此,笔者将生态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通称为“生态学原则”。揭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可从下表中得到说明。表中生命的和社会的生态原则分别引用美国学者卡普拉和兰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的生态学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可以看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
四、生态学研究教育的方法与视角
普通生态学认为,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层次观。生命物质有从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学是研究机体层次以上的宏观层次。第二,整体论。每一高级层次都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层次单元特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低层次单元基础上重新组建时出现的整体涌现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第三,系统学说。在生态学中,系统观点与整体论和层次观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生态整体,也是一个系统。第四,协同进化说。在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⑦
由此,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系统观、平衡观、动态观和整体观四个方面。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则主要有实地观测、受控实验以及生态学的综合等方法。实地观测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观测和原地实验;受控实验指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受控生态实验系统中,研究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对种群或群落影响的方法技术;生态学的综合方法指对原地观测或受控生态实验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表达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关系,反映客观生态规律性的方法技术,包括资料的归纳和分析、生态学的数值分类和排序以及生态模型与模拟。显然,这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约性。除了上述具体方法外,生态学研究教育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跨学科研究,教育生态学的分析视角(i),既包括普通生态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研究视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特定的研究视角的“集合”(B),即它是两者研究视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说,针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生态学研究教育的分析视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一定时期内也能体现事物的基本规律,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需要不断拓展,因此,研究视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和丰富。固定不变和不断发展相统一是正确理解“研究视角”的前提。结合生态学、教育学等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主体与环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按照主体基本特征(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标准,去认识、整理、要求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把发展性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本位。环境的分析视角是按照联系的、优化的、整体涌现性的假设或模式去认识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动与条件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以环境为本位,把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2.遗传与变异。遗传与变异是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与本位,与上述分析视角相比,遗传与变异的分析视角属于教育生态学特有的一对分析视角。遗传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和法则去认识、整理各教育现象和问题。因此,教育活动只有坚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为教育。变异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适应变化、发展求新的观点或标准去认识、整理和评价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说,它从变异的角度赋予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意义和价值,并对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定位。由此,对教育创新的现象和问题,其赋予的是意义和价值的优先性。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2
1 城市形态相关理论回顾
1.1 城市历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学者培根（Baken，1976）、吉尔德恩（Giedion，1971）、科斯托夫（Kostof，1991）、芒福德（mumford，1961）、拉姆森（Ramussen，1969）和斯乔伯格（Sjoberg，1960）等对传统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贡献。他们的著作除了详尽的描述了西方城市历史形态演变过程之外，亦讨论了引起其变化的原因。如斯乔伯格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叙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离，随着城市的出现与发展，人类最终出离了原初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同时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复杂的能满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质环境，人们从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城市是人类历史上继农业生产之后的第二个意义重大的创造。”传统中国城市同样吸引了广泛的研究（董鉴泓，1982；贺业锯，1985；Sit，1995；wu；1993；Xu，2000）。两种城市形态思想影响了传统中国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礼》（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记”，其中所强调的“围合城墙”、“南北轴线”、“宫城居中”和“对称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中国传统的伦理与哲学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汉），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导自然的哲学，人类的居住环境应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在城市建设中，人们可以利用环境条件达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则反映在《周礼》和《管子》中，互相补充构成了独特的中国传统城市形态理论，并且影响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尽管上述城市历史理论著作较少直接提及传统经验对现代城市建设的意义，但是它们已经并将会继续对现代学术及实践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1.2 市镇规划分析（townplananalysis）
古典市镇规划分析起源于欧洲中部，以德国的斯卢特（Schlter，1899）为代表的“形态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论基础。“形态基因”在康泽恩（m.R.G.Conzen，1960）的著作中被进一步发展，通过分析欧洲中世纪城镇，规划设计元素被划分为街道和由他们构成的交通网络；用地单元（plots）和由它们集合成的街区；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创立并运用以下概念方法：“规划单元”（planunit）、“形态周期”（environmentalperiod）、“形态区域”（environmentalregions）、“形态框架”（morphologicalframe）、“地块循环”（plotredevelopmentcycles）和“城镇边缘带”（fringebelts），康泽恩的研究在英国形成了康泽恩学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镇边缘带”的影响最为广泛，这一概念指城镇边缘由混合用地构成的动态带型区域，其存在是城镇历史发展的普遍现象，对这一“不稳定”区域的研究有助于对城镇发展演变的理解，并进一步为规划管理提供建议。康泽恩对城市形态研究的贡献可概括为五点：
（1）建立了基本的市镇规划分析体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献中使用完全的过程演变的方法；
（3）确立以独立的基本地块为研究单位；
（4）使用详细的地图配合实地调研和文献分析的研究方法；
（5）发展了城镇景观的概念（whitehand，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地理系的城市形态研究组（UrbanmorphololgyResearchGroup），继承和发展了康泽恩的思想，是目前这一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组织之一。近年来，他们的影响已逐渐由欧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洲扩展到了整个西方的城市研究学术领域。尽管市镇规划分析研究发展出许多分支，例如对建立城市“规划控制”和“发展管理”原则的应用，但它对旧城保护实践的意义依然最为重要。（详见：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
1.3 城市功能结构理论（theoriesofurbanfunctionalstructure）
形成于美国的形态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被称作文化形态研究的伯克利学派，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运用折衷社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在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1925）创立了同心圆理论的基础上，霍伊特（Hoyt，1939）发展出扇形区理论，哈里斯（Harris，1925）和尤曼（Ullman，1945）发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论。20世纪50、60年代以后，他们及其追随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城市功能结构理论作为城市形态研究的一部分是因为它关注城市用地，而规划和建筑设计仅被视为城市用地的载体。另外，相对于解释城市内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克里斯托尔（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place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间的空间及规模关系。城市功能结构理论反映了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城市用地发展关系的城市形态方法。
1.4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politicaleconomyanalysis）
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在这里广义的包括宏观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建筑环境（builtenvironment）与商品生产过程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领域的代表学者哈维（Harvey，1985）分析了城市景观形成与变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之间的矛盾关系，再此基础之上建立了“资本循环”（capitalcircuits）理论，他指出城市景观变化过程中蕴涵了资本置换的事方法实。鲍尔（Ball，1986）推进了这一思想，发展出“建筑供给结构”（structureofbuildingprovision）模型，他讨论了建筑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社会元素，其中包括发展商、规划管理和服务对象的动力作用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进一步，诺克斯（Knox，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给结构”包括更为广泛的范围，通过对美国城市景观的分析，诺克斯证明了社会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同等重要并影响着城市环境的形成过程。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强调建筑环境产生和变化与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时城市发展的组织形式及相关社会机构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点。
1.5 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behaviorstudies）
乔尔（Gehl，2000），林奇（Lynch，1958），拉波波特（Rapoport，1990）和赖特（whyte，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类行为与物质环境关系的理论，他们的探索包括人类如何感知特定的环境并且产生行为反应，进而如何在设计实践中利用这些规律。在这些研究中客观科学的方法代替了旧的个人直观的行为研究传统，他们的理论著作改变了现代规划与设计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图”（mentalmaps）的方法被用来反映个人对环境的感知，通过使用“节点”、“路径”、“地标”和“区域”作为基本元素来分析环境心理趋向。他同时使用“可识别性”来描述环境特质，好的建筑环境使居民感觉舒适，亲切。林奇强调好的城市形态还应包括：活力与多样性（包括生物与生态）、交通易达性（开放空间、社会服务及工作）、控制（接近人体的空间体量）、感觉（可识别性）、灵活性和社会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1990）、洛赞诺（Lozano，1990）和特兰塞克（trancik，1986）讨论了人对特定建筑环境的行为反应，分析了现代城市问题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这个观点，他们建议城市发展演变应与当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适应，强调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即“环境行为”的方法。
1.6 建筑学的方法（architectural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态理论研究中，由建筑师与城市设计师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对理解城市形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中最为突出的包括类型学（typologicalstudies）与文脉研究（contextualstudies）。类型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意大利建筑师玛拉托利（maratori）、坎尼吉亚（Canniggia）和罗赛（Rossi）奠定了类型学的基础。根据罗赛（Rossi，1982）的解释，类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学领域，类型同样是一个文化因素，从而使它可以在建筑与城市分析中被广泛使用。由于类型学关注于建筑和开敞空间的类型分类，解释城市形态并建议未来发展方向。类型学的方法在欧洲建筑设计及城市景观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文脉研究着重于对物质环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条件下创造有意义的环境空间。文脉研究在艾普亚德（appleyard，1981）、卡勒恩（Cullen，1961）、克雷尔（Krier，1984）、罗（Rowe，1978）和赛尼特（Sennett，1990）著作中被广泛讨论。其中最有影响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镇景观”（townscape），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两点假设，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觉规律可以被认知，二是这些规律可以被应用于组织市镇景观元素，从而反过来影响人的感受。通过分析“系列视线”（serialvision）、“场所”（place）和“内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国1950、1960年代的“创造崭新、现代和完美”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建设和富有多样性特质的城市肌理（包括颜色、质感、规模和个性）相比较，后一种更有价值和值得倡导。这一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发展的现实同样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1.7 空间形态研究（spacemorphologystudies）
这一理论认为城市由基本空间元素组成，它们构成了不同的开放与围合空间和各种交通走廊等，空间形态研究从不同规模层次分析城市的基础几何元素，其目的是试图描述和定量化这些基本元素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空间形态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马奇和马丁（march，martin，1972）在英国剑桥大学创立的“城市形态与用地研究中心”。随后各种不同概念被发展用以定义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1983：mitchell，1990），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空间语法”（spacesyntax，详见：spacesyntax.com），这一概念可以被定义为描述、解释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间结构的技术方法。这一方法不仅强调分析空间集合的几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蕴涵其间的社会与人类学意义（Hillier，1983）。以上讨论的城市形态理论提供了广泛的方法来剖析城市物质环境，尽管它们有重合之处，但根据所侧重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不同，相关的理论概括起来可以被分为三类：一是“形态分析”（environmentalanalysis），包括城市历史研究、市镇规划分析，建筑学的方法和空间形态研究。“形态分析”依靠从二维到三维的城市地图、规划与建筑设计和城市实体研究，其目的是解释城市现象和剖析其中隐含的规划管理、建筑师、业主和各种相关专业人员在城市形态变化中的作用及责任。二是环境行为研究（environmentalbehaviorstudies），它关注于人的主观意愿和人的行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过程包括实地观察、问卷调查及相关人员的访问；三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它关注政治与经济因素和相关的社会组织在“城市过程”（urban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态与城市规划及城市设计
西方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的思想。在过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发展的实践要求规划师更多的关注于“政策规划”、“发展影响评估”、“发展管理”、“社会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师的职责似乎完全脱离了物质环境。然而，物质环境在规划学科中，无论过去与现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1998）指出：“大量的规划工作依然围绕着两个中心，一是计划新建项目对现状环境影响的评估，二是组成物质环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动部分的空间协调。”城市形态研究的价值在于它在城市动态变化的过程中适当安排新的结构元素的能力，如“形态分析”已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管理”和“设计控制”等规划实践的重要工具，评价规划工作的优劣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得到规划许可的城市发展的结果。基于这一观点，城市形态的方法对辅助与充实规划实践有重要意义。“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当前西方规划学科的热点课题，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与城市形态的关系日益得到重视。具体的规划概念如密集式城市发展（compactcity或neotraditional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Demandmanagement）要求创造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发展步行和公交系统和一系列新的设计原则。作为物质参照的城市形态是“可持续发展”及“城市交通”等规划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城市形态研究的意义同时存在于它与城市设计的关系，尽管城市设计概念自出现到现在的30多年来，还未形成一个全面共识的定义，但是，城市设计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在实践层面上的认识，可以描述为是由建筑学、城市规划和景观建筑学参与的，给予环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动。其中的活动指利用现有条件，创造新的结构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统一与整体性的城市环境（Schurch，1999）。城市形态的目标是理解城市结构形成过程与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的作用力的关系，城市形态与城市设计的同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字描述上，同时反映在设计实践中，所以系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用于加强和整合城市设计的理论基础。
3 城市形态的方法与理论研究框架
根据诺克斯（Knox，1994）的“城市化过程”（urbanizationasaprocess）理论，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会、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和环境变化过程所推动。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扩大的城镇区域内，同时，城市化还导致了其它的一些结谷凯 城市形态的理论果，如城市体系、城市用地、社会结构、建筑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特定的社会系统，如政府政策、法律体系、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关注到变化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作出一系列的反应继而影响初始的动力因素，这一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动态变化的循环体系。诺克斯的分析利用广义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城市化过程”理论的基础。作为城市化的一个结果，城市形态的变化明确的反映了城市化过程。基于以上讨论，“城市形态作为城市化的结果”（urbanformasanoutcomeofurbanization）这一模型，使物质的城市形态，抽象的政治经济因素和城市规划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并可以被广泛应用的方法来分析城市形态变化的动力及过程机制。在这一模型中“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被强调作为主要的物质环境分析工具。形态分析关注于和城市相关的客观物质、图形及文字资料，环境行为研究强调城市居民和专业及行政管理人员的主观意愿的调查分析，方法它们互相补充，从不同的视角检视研究对象，从而使城市形态的研究更为理性与客观（图1）。复杂性（complexity）与不确定性（uncertainty）理论在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时强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新兴的边缘学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种系统表现出的混乱、非连续性和难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复杂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复杂特性挑战了研究分析与规划决策过程。充分认识到复杂性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过程变得容易，但它可以使决策者有充分的准备，从而应对由复杂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于不确定性的清晰认识可以帮助寻找适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决问题的过程取决于目标与方法的不确定程度，当人们对目标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形成共识，确定性较高，分析与决策过程可以依赖科学与理性的步骤去完成；当人们同意目标的方向，但不知如何达到它，分析与决策是一个学习过程；当人们不确定要达到的目的，但有许多可选择的方法，分析与决策成为一个讨论过程；最后，如果人们同时不能对目标与方法达成共识，分析与决策成为在混乱中寻找秩序的过程。认识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可以对问题的特性作出判断，从而找出更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概括而言，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渗透于整个城市发展过程中，它们应成为形态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由传统的单一计划经济为主体转型为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转型性经济因素（transitionaleconomy）、缺乏稳定性的发展政策和领导主观意愿构成了分析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因素。在相对有限的可借鉴经验的条件下，缺乏明确的目标与工作方法往往同时成为城市发展规划中的问题，对不确定性的充分认识对提高中国城市研究有特别的现实意义。
4 结语
在城市化过程理论的体系内，形态分析与环境行为研究被强调作为主要城市形态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态分析，虽然包括广泛的方法与技术，但对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设计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认，规划设计方案只是整个规划过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规划依赖于管理、控制和实施等各个环节，但规划设计方案记录了社会价值观念、人们的主观意愿和环境管理方法。没有作为形态基础的规划设计方案，大规模的规划是无法实现的。好的城市形态决不是仅仅基于美学原则的标准，它更依赖于活动其间的人的感受与评价。得到人们欣赏并积极评估的城市环境是真正有价值并应得到广泛的倡导与维护。基于环境行为研究发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问卷调查、相关人员的访问和实地观察，这些工作过程不仅重视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意见，其中更关注普通居民及流动人口的意向，通过数据记录与分析，最终将其反馈到规划设计、政策制定及具体管理行为中。19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城市化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同世界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形态的变化，从动力机制到实体环境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其复杂性与多样性对城市形态的理论研究具有特殊的价值。虽然国内阶段性的城市形态研究已不断出现，然而系统与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论的研究还有待提高。本文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从大量的相关文献中理出一个简单与明晰的脉络，并适用于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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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段进。城市形态研究与空间战略规划[J].城市规划，2003，（2）。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3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4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2-0035-04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到“两型社会”建设，到国家“十二五”发展纲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建设生态文明”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已成为一个新的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方向。[1]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如何把握它的历史背景和实现条件，如何认识它面临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作为起步不久的伟大战略，十分需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特点出发，研究怎样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伦理观念形塑方面的优势，探索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的方法和途径，形成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观教育理论，以达到顺利推进这一伟大战略的目的。我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进行生态伦理教育，形成生态文明的伦理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进行的工程。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和实际运用价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合理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可以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选择从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进行生态文明的伦理教育，应当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前提和逻辑起点，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生态伦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态文明观的树立，无非两个途径：一是现实的生态困境和“生态危机”对人们的教育，因生态忧患意识的产生获得必须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生态文明观念。进而产生建设生态文明的责任感和行动；另一个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生态文明的观念。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好准备，而学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可见，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内在地蕴含着要开展科学的生态伦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当以尊重生态价值为特征的生态伦理成为植根于人们心灵深处的人格特质时，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的观念上的、深层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协同进化。
2.与现有社会文明的其他规范相比，生态伦理具有独特优势
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一方面是社会的法律体系和各种规章制度的规范、各种社会习俗等外部力量的约束，但是，这些会使人感受到其主体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随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规范，它使人内心有了德性的引导，从而在调节自己的行为时能感受到自由、尊严和幸福。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这样，既要有法律的规范，更应该作为一种德性进入人们的心灵之中。加上生态环境本来就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因此，建设生态文明一旦进入人们的德性世界，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就会彰显出不可小视也不可代替的独特优势。通常情况下，某种伦理原则和规范一旦形成，就必须借助于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会进化的观念体系、实践路径、实施方法体系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态伦理教育并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3.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伦理教育的依赖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要依赖大批具备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人的有效实践。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责任及时弄清在目前的中国，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的人如何入手？要开展生态伦理教育、树立生态文明观念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什么？生态伦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中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问题。借助有效科学地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的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可以较好地认识和有序地解决这些问题。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形成中作用独特优势明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着眼于人们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个多要素的综合系统，是制约人们行为的各种因素组成的综合系统，它包括动机系统、心理过程系统、观念系统。在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侧重于人们的政治思想及观念系统的构建。政治思想所关心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前途与命运，以及如何认识和解决各类社会矛盾。政治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种社会意识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时政治思想也是社会政治经济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人们的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伦理观念等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站在时代前列，以加强现代生态文明观念的传播和帮助人们树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体系为己任，努力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任务。
其次，从学科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实现了学科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正在迈向精细化研究的新台阶，一大批研究专著的问世表明，这个学科不仅研究方式多样化，还呈现出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态势。从专业人才培养来看，该学科已建立起自己独特的人才培养模式，他们建功立业的实践表明，这个专业优势明显，风格独特。在此基础上介入和开展生态文明伦理观念教育优势十分明显。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
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的新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切入，将生态文明理解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台阶。卢梭曾对使工业文明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侵蚀人的道德理性、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马克思、恩格斯更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异化做出过深刻的反思。1972年，在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了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推动了全世界的生态环境建设。这些都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现实基础。从理论方面说，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大方面：一是自20世纪中期以来，面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学者们将关于生态环境的理论思考推向了广阔的领域。西方的生态主义，生态后现代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等对如何保护生态环境问题有非常丰富的理论探索。这些无疑对我们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以及树立怎样的生态文明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二是近年集中于对生态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国内以姜春云、张云飞、刘湘荣、廖福霖、李锦、陈寿明、吴凤章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对生态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这些为进行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提供了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巩英洲对生态文明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学审视和理性描绘；杨通进、高予远对现代社会生态转向和生态文明的构建这一正在展开的历史过程的描绘；薛晓源、李惠斌的《生态文明研究前沿报告》，对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理论进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对生态文明问题研究中，将文明分为意识文明、行为文明、制度文明、产业文明四种的学理创新；[3]（p35-37）苗启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进一步将社会生态文明区分为生态-技术文明、物质-财富文明、制度-权力文明、精神-规范文明和生活-行为文明五层双质结构，以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深层思维方式：熵理思维方式；[4]（p51-55）特别是最近张云飞先生关于生态文明历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极具启发意义。[5]（p5-11）这些研究为我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许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态文明观”这个概念，借用国外生态学理论、工业化发展的得失经验来阐述今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对什么是生态文明观、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发展应该和可以坚持怎样的生态文明观、怎样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等类似问题的研究却十分少见。国内外的学者对于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也不多见，研究成果相对稀少。就实践层面来看，仅有局部的、少量的诸如兴办“绿色学校”、提倡“生态旅游”、建设“生态大省”、“生态城市”、“生态村镇”的类似实践。对怎样树立生态文明观问题的研究还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参与机制。至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与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研究进行理论整合，探索其实践路径、应对策略的基础研究则几乎为零……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生态文明观的伦理形塑研究不仅势在必行，而且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和较好的研究基础和条件。同时，该研究的有效展开，还必须在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中就如何突破难点、选准重点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环节上精心设计，以保证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开展生态
文明观伦理形塑的价值和意义1.理论价值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由于生态危机的强烈影响，使得全人类不得不面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又由于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须以系统的方法才能解决。因此，人们应该选择和坚持什么样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倡导和弘扬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如何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人们观念塑造方面的独特优势，就成为必须及时展开科学研究的问题。如前所述，目前，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的研究尚没有充分展开，研究成果相对稀少、专著也未曾见到，远未形成系统的、明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因此，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做出系统研究，既能体现生态文明观的时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进行实际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理论体系，填补理论研究方面的空白。
2.实际运用价值
“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写进了党的十七大报告，但在现实中人们究竟会把生态文明摆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文明趋势，“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尚任重道远。伟大的事业，急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文明观的优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应该依赖自身在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呼唤，在办学经验丰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基础上再立新功，以解决当前的新问题。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态文明观伦理形塑的研究，不仅可以探索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途径与方法，推进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认识和寻求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路径，还可以加深我们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论证，增强实践操作效果。此外，还有助于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实践的现实问题，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时代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并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具体的实践指导，从而增强其运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
有效开展生态伦理形塑教育1.确立可行的研究目标
首先，要探索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国公民树立生态文明观的领域和方法，为在国家层面上建立起称得上中国特色的、具有现代意义的、能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献计献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向培养社会急需人才实践转化的途径与方法，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的创新，为培育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的、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论证以下观点：（1）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特殊性；（2）生态文明观的树立与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态伦理教育关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生态伦理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4）生态文明观的树立离不开社会意识形态的良性控制；（5）高校应成为生态文明观的倡导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者和中坚力量。通过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开道路。
2.构建科学的研究内容
要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全面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在树立生态文明观中的基本特征、地位作用以及内容体系、基本路径。第一，尽早开展生态文明观的基础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基本问题研究。包括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关系等问题的基础研究。特别注重对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研究和清理。第二，开展树立科学生态文明观的实施路径研究。即在当代中国树立生态文明观的现实研究。主要是在现有的生态文明观念和应有的生态文明观的实然与应然模型分析中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生态文明观念的伦理形塑的实施对策与路径。第三，开展生态伦理与当代价值观的转型研究。即生态文明观与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发展研究。主要从意识形态理论的变迁和生态社会主义的产生和拓展中来思考当代中国人的生态伦理的态度和行为模式的生成与变化过程。第四，开展生态文明观与生态伦理的个案研究。即从某省、某地区的实际调查出发，从生态文明观的梳理、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有关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现代人的生态行为选择、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构建中国本土的生态文明观体系，探索可操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伦理教育的对策与途径。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现代与原始共生共存、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社会观念结构迥异，因而，对这种复杂地区的个案研究成果，可以用来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观念进行对比，从而有很大的深入分析的时空和理论探讨意义。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5
关键词：研究生课程教学改革;探究型研讨课;教学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2-0184-03
一、引言
2011年4月24日同志在清华大学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讲到“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人学，是我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我校从2010年开始实施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着力构建“研究性”课堂，其主要思想是将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目标落实到研究生课程教学中，加强研究生自学能力、学习方法及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其中核心改革措施是压缩精讲课课时，增大研讨课课时，规定研讨课课时应占总课时不少于30%。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方面，充分调动了教员的工作积极性，让教员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前沿的科学信息传达给学员;另一方面，充分调动了学员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文作者讲授的我校信息与导航学院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研究生课程“组合导航技术”是首批参加模式改革的课程。下面作者结合在组织探究型研讨课教学的体会，从课堂设计、课堂组织和教学效果评价等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二、三种模式研讨课特点
研讨课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或教学手段，主要强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根据不同教学内容，我们把研讨课分为三种模式：文献阅读型、专题探究型和课题设计型。这三种模式各有特点。
（一）文献阅读型
此处所指的文献阅读型研讨课与上海大学提出的文献阅读研讨课有所不同，它并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作为课程教学中针对某一内容的一堂研讨课的一种教学模式。但其教学特点基本相同。
文献阅读型研讨课，其主要特点是提供前沿性知识，有助于拓展视野，有助于产生创造性的思想火花。文献阅读虽然能够提供前沿性知识，但涉及的基础知识点比较分散，单纯通过文献讨论和阅读，不利于学生系统性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
（二）课题设计型
就是从实际研项目中分解出适合教学的子问题作为报告和研讨主题。其主要特点是可培养学员的综合科研能力。
（三）专题探究型
我们认为，报告和研讨课除了应当担负起传授前沿知识和科研方法的任务外，还应担负起强化理解专业基础知识的任务。为此，我们设计了另一类研讨课模式――探究型研讨课。这种模式的研讨课具有“专业基础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相结合”的特点。
三、探究型研讨课的特征
探究型研讨课具有一般性研讨课的公共性质。同时，在探究问题的设定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具有其特殊的地方。我们定义的探究型研讨课其特征和功能是将专业基础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相结合。
（一）从基础知识中提炼出研讨主题
我们认为，研究生课程的教学应当包括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两部分。研讨课必须担负起这两方面的任务，两者缺一不可。因此探究型研讨课的研讨主题的提出是在前面精讲课讲授完有关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从基础内容中提炼出的。
探究型研讨课一般是安排在某一模块内容精讲课后进行的。研讨主题（提出问题）的设定和选取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模块的教学效果。同时也是决定一堂研讨课是否成功的关键。研讨主题的设定要注意两个方面：一是梯度性，即研讨主题应该是前面精讲内容的延伸，必须结合前期精讲课讲授的基础理论，是基础知识的进一步的延伸，不能是空中楼阁，空洞而泛泛。研讨主题我们希望是由学生自己提出或发现的，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或对问题的敏感性与发现能力以及挖掘具有更高价值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可能有已知的答案，但需要去验证，也可能还没有已知的答案，需要研究生利用白己的智慧和思索产生答案。二是适度性，主题设定不能过高或过低。
（二）以自主探究性方式解决问题
提出问题后如何解决问题。探究型研讨课要求学员针对研讨选题以自主探究方式解决问题。培养学员几个方面的能力：正确定义问题的能力，或正确分析问题的实质及其产生原因的能力;问题分解的能力，包括问题的时间、空间以及结构分解的能力;选择与问题求解的相关信息、知识、技能和策略的能力;知识、信息的挖掘、整合与转移的能力;对有关的资源进行最优分配的能力。
四、探究型研讨课教学实践
以我院硕士研究生《组合导航技术》课程为例说明我们在其中某一模块教学中采用探究型研讨课的教学实践。《组合导航技术》是我院通信与信息系统学科专业硕士导航工程方向的一门主干专业课程。课程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惯性导航和组合导航的基本理论、方法及实现技术。课程从结构上分为“卡尔曼滤波理论”、“捷联惯导原理”和“多传感器组合导航信息融合”二个板块。对于每个板块我们又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提高和综合实践三个模块。这三个模块在深度和难度上逐步递进。“基础理论”模块讲授相关内容的理论基础，以讲授知识为目的，打下基础。“应用提高”模块是在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设置一些必须掌握的专题，要求学生通过编程仿真和方案设计等形式，自主学习完成规定的教学内容。这部分强调思维方法的训练。“综合实践”模块是对本板块内容的综合训练，一般是结合实际科研项目，分解出适当难度的题目，让学生独立完成。这部分强调对学生综合科研能力的培养。针对不同模块，我们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基础理论”模块必须是精讲，“应用提高”模块采用探究型研讨课形式开展教学，“综合实践”模块的教学方式采用文献综述或课题型研讨课方式。
由于我院本科阶段没开设了《捷联惯性导航》课程，因此捷联惯性导航原理在本门课中作为重点掌握的内容，教学安排见表l。
下面结合“捷联姿态算法分析”的探究型研讨课，介绍教学实践。
（一）课堂设计
已有基础：前面理论精讲课上，已经详细讲了姿态解算的旋转矢量算法，推导了单子样、双子样和三子样算法公式。
课堂设计：本堂课，我们的教学内容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编程构建姿态解算仿真平台。也就是模拟导航计算机从陀螺输出参数开始到解算出飞机姿态的整个过程。二是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才可以对这三个算法进行分析。在什么环境下？在锥运动环境下，因为锥运动是验证姿态算法好坏的最恶劣的环境。因此，本堂课可以归结为两个自主探究问题：
1.如何构建姿态解算仿真平台;
2.应用仿真平台，对各种算法进行分析。
教学目标：
1.专业基础学习目标：深入掌握锥运动下姿态解算多子样算法原理。
2.研究性学习目标：构建姿态解算算法仿真平台，分析锥运动下算法误差，并为进一步的算法设计打下基础。
本堂课的教学设计结构图见图1。教学设计内容，要在课前一周与学生进行沟通，并确定探究主题的认领人。
（二）课堂教学组织
1.课前准备：
（1）根据课程设计的研讨主题，指定具体的自学内容，相关的论文、专著、参考文献。并说明工具软件及编程语言。
（2）探究问题任务分析指导。教员要对学员特别是认领问题的学员作任务分析的指导。帮助学员尽快明确任务本质，理清问题求解步骤。如探究问题一，我们把构建仿真平台分解为五个层次的子问题：
a.推导出锥运动的角速度表达式;
B.推导出锥运动的变换四元数表达式;
C.锥运动姿态角真值求解流程;
D.锥运动姿态角估值等效旋转矢量求解算法。
2.主持研讨课：
（1）讨论课开始时，介绍此次讨论课的总体安排，包括讨论主题、背景知识、重要意义及价值等，时间10分钟。
（2）认领问题的研究生作主题报告，时间各15分钟。
（3）对发言内容进行简短的点评，时间5分钟。
（4）引导所有参加人员，采取质疑提问、辩论等多种形式，围绕土题进行交流发言，时间30～40分钟。
（5）讨论课结束前，结合大家讨论、提问的具体情况，对讨论课进行总结，并明确课后的任务，时间10分钟左右。
（三）教学效果评价
探究研讨完成后，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学习方法的掌握、研讨的成果、任务完成情况等探究结果进行分析。任课教员根据原定的教学目标对研讨主题进行评价，更新、补充、完善研讨主题。任课教员还应该要求研究生将原先准备情况与课堂讨论结果进行对照检查，记录学习的主要观点、思想与方法。另外，教员要对研究生的参与进行评价并记录对课堂讨论的印象。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是通过学员互评、教员评价双维度共同评价，这样可更好地推动研究生学习的积极性。评价的目的是判断学习者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并根据反馈信息决定是否需要采取补救教学。
设计了本堂探究型研讨课的教学效果评价表格，评价内容主要从探究能力的评价和研讨提问评价分个方面展开，见表2。
五、结束语
探究型研讨课是我院研究生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积极尝试，它将专业基础教学与研究性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提高研究生独立科研能力的培养目标落实到研究生课程教学中。通过探究型研讨课的教学，培养了学员的探究实践能力，更好发挥了学员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探究型研讨课作为一种崭新的教学模式，还在不断的探索中。如何进一步提高探究型研讨课的教学质量还需要更深入的实践和摸索。
参考文献：
[1]戴佳筑，雷咏梅.研究生文献阅读研讨课教学方法探索[J].计算机教育，2008，（10）.
[2]刘国福，等.研究生课程研讨式教学初探[J].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09，32（1）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6
关键词：学科战略情报产品 知识构建 实现过程 研究方法
分类号：G350
1、学科战略情报研究概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随着网络化、知识化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以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国家都把强化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实施重大科技计划，因此，世界各国对科学的战略决策依赖日益增强。学科战略情报研究作为科技战略决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国及其科研机构制定发展战略、确定学科发展方向和学科发展规划中起着重要作用。
学科战略情报研究利用情报学方法，针对特定学科研究学科发展脉络，跟踪监测国内外战略研究对象的最新情报信息，分析研究得出某个学科的发展现状、发展态势、战略重点、前沿热点，预测判断未来发展趋势，为国家层面的政府部门、科研院所、组织机构的高层决策者在制定国家、机构学科发展规划，确定某个专项、重大项目的重点部署方向，评价国家、机构、科研人员的研究成果时提供科学、准确的事实依据、数据案例、经验借鉴和决策参考。
根据一定的主题，把收集、整理后的情报资料，经过分析研究，编写成满足用户需求的各种形式的快报、专报、专题报告，是学科战略情报研究工作的最后一个重要程序。学科情报研究成果编写质量的好坏与编写形式，直接影响用户的使用效果，所以，本文拟阐述学科战略情报产品的分类、研究过程、分析方法，以及学科战略情报产品的质量特性及其保证。
2、学科战略情报产品分类
目前，国内对学科情报产品分类的角度很多，尚未达成共识。笔者根据多年的学科战略情报服务实践，结合学科战略情报研究产品的内容特点，将其划分为学科领域发展前沿与热点问题动态监测报道类产品和学科领域研究报告类产品，如图1所示：
2.1 学科领域发展前沿与热点问题动态监测报道类产品
学科领域发展前沿与热点问题动态监测报道类产品主要及时、准确地搜集、整理、报道世界科技强国重要领导人在科技方面的讲话，国家机构或国际重要组织针对某一学科领域的最新战略规划、计划、路线图，国际重要咨询机构的重要研究报告，某一学科领域出现的新进展、新动向、新成果、新生长点，某一学科领域最新的国际会议信息等。
学科领域动态监测报道类产品属于动态监测性的信息报道类刊物，它要求的信息是科学研究性的、动态的、最新的，所报道的信息要新、准、快、全、深，且信息量要大。它是学科情报研究人员定期(半月或者一个月)向高层决策者提供最新带有战略性、全局性、长远性和前瞻性的学科动态情报信息。目前国内外学科情报服务的实践中，从产品报道的服务方式和手段来划分，学科领域动态报道类产品主要包括动态监测数据、数据库、动态通报服务和监测快报等4种类型。比如，中国科技信息网的网络动态科技监测数据，法国科研中心科技信息研究所的网络监测数据库，加拿大科技信息研究所的动态通报服务，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创办的基础科学研究、现代农业、空间光电、先进能源、信息、地球科学、气候变化科学等13个专题的《科技动态监测快报》，中国科技部基础司和科技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办的《基础科学研究快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办的《学科政策动态》，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创办的ChineseacademyofSciencesBasicResearch(每两月一期)以及日本理化所创办的RiKenReSeaRCH(每月一期)等。
2.2 学科领域研究报告类产品
学科领域研究报告类产品是学科战略情报研究的重要产品，通常人们所说的学科战略情报研究产品主要指这类产品(以下简称研究报告)。它以分析说明、归纳提炼、论证推测为宗旨，结构严谨，分析深刻，结论和目标明确，具有预测性、总结性、判断性、专业性、系统性和前沿性等特点。根据研究报告的性质，主要可以分为综述性研究报告、述评性研究报告、预测性研究报告、评估性研究报告、背景性研究报告等。笔者从多年的学科战略情报服务实践出发，根据学科情报用户需求和学科情报服务层次的不同，将学科情报研究报告划分为重点前沿领域重大战略咨询报告、重点学科领域专题咨询报告、学科领域国际发展态势分析报告、重点学科领域论文或专利统计分析报告、学科发展的科学结构地图报告、目标科研机构的科技布局与科技发展战略调研报告6种类型，它们之间既有本质区别又有紧密联系。
2.2.1 重点前沿领域重大战略咨询报告 这里的重点前沿领域不是用户方提出的，而是情报人员在充分了解世界科学前沿发展的基础上，自主提出并分析潜在的或将来可能突破的前沿科技问题，或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情报人员在充分研究世界科学前沿发展动态，了解国家战略需求，全面调研分析发达国家有关科技政策和部署的重要计划、项目的基础上，总结出相关学科领域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前沿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形成从问题提出、研究意义、国内已有基础、国内存在的差距、应该往哪个方面发展、解决思路和方案等一套完整、系统的能够推动和引领某一领域的发展和解决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报告。这类报告具有规划性、战略性、全局性、谋略性、指导性等特点，支持高层领导和决策机关等重大问题的决策。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纳米技术应用》调研报告，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每年的一些重要学科领域报告，如《美国能源的未来－技术与变革》、《调控量子世界：原子、分子物理和光学》，欧洲研究理事会的《前沿研究：欧洲面临的挑战》、《欧洲量子信息处理与通信》等报告都属于这类报告。
2.2.2 重点学科领域专题咨询报告 重点学科领域专题咨询报告针对用户制订发展战略、规划、科技项目立项计划等决策需求，围绕用户提出的重点学科领域，调研国际基本情况，包括发展历史、现状、水平、研究成果、动态、特点等，全面分析发达国家有关科技政策和部署的重要计划、项目，总结出该学科领域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前沿科学问题、关键技术。这类报告具有针对性、信息性、准确性等特点，支持用户科学决策。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国内外基础科学领域(数学、物理、化学)交叉与重大前沿报告》、《核心数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国际能源展望》、《国际能源战略与技术进展》、《能源科技创新战略》等都属于
这类报告。
2.23 学科领域国际发展态势分析报告 这类报告主要是由情报人员自主选题，分析某个前沿学科领域、某个重点方向、某个关键问题、某个热点问题或技术领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发展形势和状态，通过对学科领域近lo年或者年度进展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研究，对国际国内状况进行分析和对比，预测学科发展趋势，在对当今该学科领域发展现状与趋势做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未来几年内我国重点研究方向和具体措施的建议。这类报告具有准确性、全面性、客观性等特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情报研究部瞄准国际前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需求领域与方向，开展态势分析，分别于2007年初、2008年初、2009年初、2010年初和20i1年初完成了《学科领域国际发展态势分析》当年度的研究报告汇编，并向中国科学院相关部门和相关科技人员提供信息服务，对决策者了解我国与国际的差距、把握学科发展态势、进行科学决策和选题发挥了重要参考作用。还有中国化学会主编的《化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物理学会主编的《物理学学科发展报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物理科学部编写的《物理学学科发展研究报告》、日本政策研究所定期出版的《科学技术趋势》等也都属于这一类型的产品。
2.2.4 重点学科领域论文或专利统计分析报告 是指根据用户提出的需求，围绕用户指定的某一个学科领域，主要采用文献计量法、科学计量法或专利信息分析法，针对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论文文献或专利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的报告。此类报告使用指标和数据库，利用情报分析工具(如tDa分析工具和aureka分析平台等)和数理分析工具(如SpSS统计分析软件)，找到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表现各种现象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或发现从表面上难以发现的规律。这类报告具有基础性、信息性、客观性、系统性和准确性等特点。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中国及中国科学院化学领域／天文学领域文献计量统计报告》、《中国科学计量指标：论文与引文统计》、《纳米技术专利统计分析报告》、《国际复合材料专利分析报告》等报告，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国际高能物理前景的定量分析报告》等都属于这类报告。
2.2.5 学科发展的科学结构地图报告 指通过绘制科学结构全景图反映当前科学发展态势，分析科学研究特性，考察各国科学活动优势领域，揭示科学热点研究领域、各学科内部体系结构、交叉学科的知识关系、知识结构图等问题。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科学结构地图2009》是这类产品的典型代表。
该类学科战略情报产品主要利用eSi数据库作为信息源，利用文献计量学理论和方法，通过同被引分析对岛被引论文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相互关联的高被引论文簇及研究领域，通过关键词分析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对这些研究领域的内容分析，确定这些研究领域的名称，绘制科学图谱，探究科学领域结构。
2.2.6 目标科研机构的科技布局与科技发展战略调研报告 指针对用户指定的目标科学机构，根据用户对目标科研机构了解的需求，重点调研目标科研机构的战略定位及其调整，战略发展重点，未来发展目标，科技布局及其调整，重要的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研究负责人及其承担的重要课题、重点研究方向与重要研究成果，科研绩效评价方式，资源配置及其变化，重要产出――论文与专利分析，在某个领域的重点研究方向(如在空间光电领域)等。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学科战略情报研究特色分馆编写的《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跟踪调研专题报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国际科研机构发展态势分析》、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美国世界顶级研究机构调查报告书》和《欧洲世界顶级研究机构调查报告书》都属于这一类报告。
3、面向不同决策需求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方法
学科战略情报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战略决策的需求，不同的决策需求需要不同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最终提交不同类型的研究产品。笔者将决策者对学科战略情报的需求归纳为以下4类：
3.1 确定国际科技前沿、热点领域，为资助机构部署先导性专项、重大项目、重要方向性项目提供决策服务
在专题研究咨询报告中，其目标是推动和引领某一领域的发展重大关键技术。这类研究咨询报告主要采用资料调研法、网络站点调查法和专家咨询法，重点调研美国、欧洲、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等世界科技强国或者目标领域强国在目标领域的战略规划、路线图、国际大型研究计划、权威机构、思想库、权威部门的重要研究报告、重点资助机构最新部署的项目内容，结合内容分析法与科技政策分析法、文献计量法和专利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准确识别、遴选和把握国际上目标领域的前沿方向和前沿问题；研究国内的重要规划、计划、项目部署，指出重要研究机构已有的基础，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面向国内需求两者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分析潜在的或将来可能突破的前沿科技问题以及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中存在的重大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报告中要提出问题，阐明研究该问题的意义，指出中国或者中国科学院已有的研究基础，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案。
3.2 确定国际重点机构的战略发展重点、机构设置、研究小组的重点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为我国、中国科学院遴选国际合作机构、方向以及遴选引进人才提供决策服务
这类报告要求选定国际重要机构为目标机构，如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欧洲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世界顶级研究机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等，研究它们的战略发展重点、机构设置、研究小组的重点研究方向和学术带头人。主要采用资料调研法、网络站点调查法，如果有条件，还可以采取实地调查法，重点研究目标机构的战略发展重点、优先发展领域、学科布局、机构设置、研究小组、研究小组负责人、承担的重要项目、项目负责人、重点研究方向等。这类报告不需要情报研究人员的观点、判断、建议和意见，而是将研究的客观情况如实提交给决策者，让他们自己判断是否与目标机构合作，在哪些领域和方向合作，引进哪些人才等。
3.3 分析某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其态势，对该学科领域的发展趋势做出基本判断
这类报告以某学科领域(如粒子物理学、纳米科技)的研究论文和(或)专利文献为数据集，从世界、国家、科研机构、大学、学科领域、学科领域主题、技术领域等方面，采用统计分析、科学计量法、文献计量法、专利分析法和主题聚类法等，利用tDa数据分析器和aureka分析平台，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对学科领域的发展现状及其态势进行分析：世界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哪些国家与科学机构(大学、企业)在该领域具有高产和高影响力的国际科技论文，论文的学科分布及其变化，世界关注的研究主题及其变化，中国的该领域在世界中的位置，中国在该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机构／大学，中国科学院在该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所，专利文献
(反映技术)主要领域分布与变化，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发展态势、竞争实力、技术领域布局、支撑科学发展的重要技术储备、研发主体的构成特点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战略。
4、学科情报人员的知识构建及学科情报产品的质量保证
学科情报研究工作是在广泛收集信息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深加工，提供一种具有高附加价值的深层次知识服务。学科情报研究产品的质量依赖于情报研究人员的开拓精神，学科情报研究人员的水平决定着学科情报研究工作的效率和产品的质量。因此，学科情报人员应该具备以下知识和技能：①具有学科专业背景，掌握相关学科核心信息资源。②具有快速学习能力，在当今知识快速更新的时代，要在本专业的基础上，触类旁通、博采众长地熟悉和了解多个专业的知识，熟悉世界科技强国的科技规划、科技发展战略以及科技发展动态等，从多方面提升自己的能力。③具有很高的英语阅读和翻译水平。据统计，互联网上约90％的信息资源都是英文信息。④要具备很高的文献综合研究和分析研究能力，掌握情报调研及文献信息的定性分析方法，能对某一个学科、专题、领域进行深入研究，撰写深度研究报告。⑤熟悉并会使用科技论文文献和专利数据库，熟练使用各种论文和专利分析工具和分析平台。⑥掌握文献计量方法、科学计量方法以及专利分析方法，熟悉并会使用学科情报研究中常用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指标。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学科情报的情报源越来越复杂多样，新的机构、刊物、网站如雨后春笋，数量剧增，各种信息呈指数级增长；学科情报研究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用户对情报研究快速反应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学科情报研究除了要求相关人员不断构建自身的知识外，还需要建立良好的组织机制，组建合适的情报研究课题组，制定良好的工作流程，确保各种产品的质量。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7
关键词：环境；基本概念；展望
一、引言
环境科学源于人们对于周围环境及其影响的高度关注，并随着众多环境问题的出现而迅速发展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它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不仅涵盖地理学、生态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多个自然科学领域，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环境科学的学科形成历史虽然不长，但其学科框架日趋成熟、研究方法逐渐丰富、研究范围快速扩展、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日益彰显.从多学科到跨学科、从跨学科到学科交叉融合，环境科学经历了起源、发展并逐渐成熟的快速成长过程，同时也处于继续深入发展的重要关口.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需要归纳整理，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需要明确，一些关系到学科未来发展的框架需要搭建。
二、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对于环境科学（environmentalScience）的定义，试将国内外一些主流的定义引用如下：环境科学是研究近代（包括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质量变化的科学.它研究环境质量变化的起因、过程和后果，并找出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技术措施（马世骏，1983）.环境科学是以"人类-环境"系统为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人类-环境"系统的发生和发展、调节和控制以及改造和利用的科学（刘培桐，1994）.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环境"之间辩证关系，掌握其发展规律，调控二者间物质、能量与信息过程，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谋求人类环境系统协调和持续发展的科学（贾振邦等，2004）.环境科学是以"人类-环境"系统为特定整体，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问题，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的跨学科综合研究，逐渐形成的交叉学科群（杨志峰等，2004）.环境科学是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关系，寻求人类社会与环境协同演化、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与方法的科学（郑度等，2007）.环境科学是研究和揭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规律、指导人类进行环境实践的科学体系（左玉辉，2010）。
从上面列举的环境科学定义来看，虽然表述有区别，但实质大同小异.可以归纳整理为：环境科学以复杂环境系统为研究对象、以各种环境问题为研究内容、以多学科融合交叉为典型特征、以揭示"人类-环境"相互作用规律为核心任务、以"人类-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的学科群.
三、环境科学的发展趋势
1、国际上环境科学研究的趋势
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是1969年成立的，其目的为改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着重于七个方面的工作：（1）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碳、氧、氮、硫、磷）；（2）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和进化；（3）人类定居点的环境；（4）生态毒理学；（5）环境系统的模拟模式；（6）环境控制；（7）环境向题情报通讯系统。
七十年代初期，联合国环境规划暑（Une）指出，为了人类生活及幸福，必须取得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从而使人类的最高能力得以全面发展，并制订了研究规划（1972年），包括五个方面：（1）全球环境评价，为了提高环境质量，研究人类居住区的规划和管理，自然资源管理的环境前景（2）环境的管理活动。（3）支持措施。（4）自然野生生物和遗传种源（包括水陆生态系统和栖息地）的保护。（5）能源问题。
2、我国环境科学的发展趋势
我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别指出，必须"坚决保护农业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这就需要专家、学者从事生态经济的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研究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关系，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统一起来，使我国的经济在协调的基础上更稳定、更迅速地发展"。
关于我国环境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环境科研工作者对此早就有所预见和观点.正如生态学家马世骏教授多次强调的观点，提出环境问题必须从生态平衡的观点去考虑。从生态平衡的整体观和经济观来研究，整体观点是生态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观点是人类改造自然的基础。从这两个基本观点出发，同时考虑经济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生态观和经济观的统一，方能避免生态间题的片面思想，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生态失调的问题。
六十年代以来，生态学的发展由于环境保护问题而获得巨大的动力；同样，生态学理论作为环境科学基础理论之一，对环境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七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很重视生态学与环境科学两者之间的交叉研究。也就是说，运用生态学原理改革工艺，用生态工艺代替传统工艺，所谓生态工艺，是应用生物圈物质运动规律，把生产过程纳人生物圈合理的物质循环系统，运用系统工程原理设计闭路循环的生产系统，实现资源的多次利用，或无废料排出的生产过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坏境效益的统一，这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今，许多重大环境间题都是与生态系统有密切联系.如城市污水处理方面，要研究发展土地处理系统，充分利用生态系统发展生态农业研究，生态农业是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农业生产模式.充分利用太阳能的转化率、生物能的利用率及农业生产废物的再循环、提高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力，以达到保护生态，改善环境和永续利用资源和发展生产的目的。此外，关于国土整治问题，它必然涉及到不同生产系统能源和物质循环问题。还要研究我国的环境区划问题，共中包括在环境本底、环境容量等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人口与交通等方面的合理布局与规划。由此可见，环境科学技术要更好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必须重视生态系统的能源和物质循环研究.运用生态学观点和原理，以生态系统为中心，从不同侧面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研究的共同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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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俊博，柴立和，郎铁柱，等.复杂性科学思维中的环境科学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04，（30）.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8
关键词知识服务专家知识服务推断思维模型
分类号G252.0
Doi10.16810/ki.1672-514x.2016.02.014
inferenceofexpertKnowledgeDemandandit’smodelBuilding
ZhouXinyue
abstractFromthegeneralcharacterofscientificresearchandtypicalcharacteristicsofexperts’knowledgedemand，thispapercarriesouttheresearchwhichtakingexperts，servicepersonnel，andtheprocessofserviceinteractionbetweenthemastheprincipalpart，highlightingapreliminarystudydominatedbythinkingsciencetechnologymethod.itprobesintothebasicinferencemethodofexpertknowledgedemandandbuildsthethinkingmodelofexpertknowledgedemandinference.
KeywordsKnowledgeservice.Knowledgeserviceforexperts.Conjecture.thinkingmodel.
随着学术竞争日趋激烈，专家针对个体的具体决策目标或问题，对于数据挖掘和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动态知识组织和解决方案提出了更高的知识需求，而且随着科学向着深层次和高水平发展，学科分化呈现综合化、专业化的特点，学科间相互联系和渗透的加强以及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的不断产生，这一需求更为迫切。图情界多年研究与实践形成的知识服务理论虽已较为系统，却难以适应专家知识需求的发展变化，亟需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实现服务和需求的协调发展。
笔者提出了“专家知识服务”概念及其研究的整体框架[1]，进行了技术实现方面的初步探索[2-3]，并且认识到研究的重点在于专家知识发现与知识获取的共性要与解决专家个体具体决策目标或问题的知识服务相结合，核心是以专家、服务人员以及二者之间在服务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为主体，突出以思维科学为主导的方法与技术研究。因此，从专家科学研究的共性和专家知识需求的典型特征出发，结合实践经验、教训，初步探讨了专家知识需求的基本推断方法，构建了专家知识需求推断的思维模型。
1推断
“推”就是“推理”，“断”则是“判断”。推断就是“根据专家个人已有的科学研究，通过多维度的逻辑分析、推理，对其个人在研或待研的科学研究关键环节即将需要的具有借鉴、参考价值的知识进行主观预测、判断的思维活动”。
1.1“推断”是一种主观思维活动
“推断”的主体是图情工作者。也就是说，这种对专家个体某种具体知识需求的分析、判断，是图情工作者通过逻辑分析获得的个人观点。
1.2“推断”是专业性的图情活动
这是面向专家科学研究提供知识服务的主要环节和基础工作，实质是面向特定对象传递具有特定价值的知识，属于图情工作范畴。
1.3“推断”具有创造性、超前性和主动性
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前谋划即将需要的知识，体现了开拓性与超前性。主动性不仅体现在服务态度，还强调了服务方法与成效的主动性。
2专家科学研究的共性与知识需求的典型特征
2.1专家科学研究的共性――学术竞争优势
专家开展科学研究，其目的是填补个人专长领域内的研究空白，或者对前人的研究有新的发展和补充，或在同时期同类研究中尽快有所突破，其本质是赢得或保持学术竞争优势。
2.2专家知识需求的典型特征――学术相关性
专家知识需求是为了发现个人专长学术领域的研究空白或不足，以明确个人的科学研究目的，以及怎么研究有助于在学术竞争中赢得或保持竞争优势。因此，知识需求的典型特征表现在与专家在研或待研的科学研究具有学术相关性上。
3专家知识需求推断
3.1学术特征的四要素
目前，用户知识需求的研究大多采用以文献外部特征的数理统计揭示文献信息篇章之间定量关系的文献计量法和以内容主题符号揭示各类信息篇章内部符号群之间定性与定量关系的内容分析法[4-10]，如以主题词或关键词词频统计或共现聚类分析反映某领域研究的结构、趋势和热点，或以文献引证、被引的共现分析表达研究的质量和相互关系。
但是，这些方法只能静态地体现对于知识发现与获取的共同表达，而不能动态地反映知识需求本身及其与专家科学研究的内在关联。要揭示专家科学研究需要什么知识，就必须搞清为什么需要和怎么利用的问题，也就是相关知识体现在研究什么事物（或现象）的什么属性、解决什么学术问题、采取什么工具和手段、得到哪些具有学术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创造性结果等内容的差异及其与专家科学研究的关联上。因此，为了准确而又明确地反映相关知识的学术特征，笔者将相关知识的学术特征分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四大类要素，其信息来自正文、摘要、题名和关键词中具有实质意义的词组或句子。
3.2推断专家知识需求的基础
科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客观世界或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及其属性、特性、运动形式、发展规律，这是一个离散结构的多层次关系的体系。树形结构图揭示了从宏观到微观、从现象到本质的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从初始对象开始在每一个具有属性分解的响应点（以下称节点）处进行分枝直到分解停止，每个节点可以按从属、因果、递进等关系分解为下一层的若干子节点，如节点o可以分解为节点o1、o2、o3、o4、o5等，节点o2、o4又可以分别分解为o6、o7、o8、o9和o10、o11等，节点o12是节点o8分解的子节点等，对应于某一节点的子节点体现为并列关系，如o1、o2、o3、o4、o5相对于节点o，o6、o7、o8、o9和o10、o11分别相对于节点o2、o4等（见图1）。
专家通常会长期、深入地致力于某种具体事物或者与之相关的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因此同一专家研究对象对应的事物或现象基本上是稳定的，不会轻易突变，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但又有可能变动到相近的事物或现象，如水稻杂交稻、超级稻、优质稻、早稻、晚稻、籼稻等；或者在研究某个事物（或现象）的某一属性之后变动到其他属性或衍生下一级属性，具有一定的可变性。
基于专家科学研究对象的延续性，归纳专家已有研究，就可把握专家关注的研究对象，这是推断的基础，而研究对象适度变化，则产生新的知识需求，使推断具有意义和价值。
3.3推断专家知识需求的基本方法
目前，推断专家知识需求的基本方法是类比法。类比，就是通过两个或两类对象的不同现象与内部属性关系的比较，找出某些属性或关系的类似点，把某一对象的有关信息推移到另一对象。这是融合了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独特思维方法[11]。笔者认为，两个或两类科学研究，如果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些相同、相近或相似点，就可将某一研究的某些特征类推到另一研究，而判断研究对象相同、相近或相似的依据是是否存在某个相同的属性，如果这个属性存在且对应同种事物（或现象）则研究对象相同，对应的是上下位概念的事物（或现象）则相近，对应非同种或同类事物（或现象）则相似。如“水稻品质”与“杂交稻品质”“玉米品质”，共同属性为“品质”，“水稻”与“杂交稻”有上下位关系，“水稻”与“玉米”非同种，则“水稻品质”与“杂交稻品质”相近，与“玉米品质”相似。
将专家与他人科学研究进行学术特征类比，如果研究对象相同、相近，那么学术特征的差异，表达了专家专长领域内不同于已有研究的非空白区，可以帮助专家发现领域内研究的空白或存在的不足，确定个人新的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增长点。如果研究对象相似，学术特征差异，可以提供专家个人新研究中可以吸取、扩展、渗透和移植的研究内容或研究方法。
因此，专家需求的知识，就是相比专家已有科学研究具有相同、相近或相似研究对象且有学术特征差异性的他人科学研究的文献或报道。
3.4类比判断的内容、规则与模型
若专家已对事物o的属性o1的等四个子属性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应于o2有研究内容C1、C2、C3、C4，对应于C1有研究方法m1、研究结果R1，学术特征如图2-a：若另有他人对事物o’的子属性o’1的子属性o’2（或更下级子属性o’3）进行了研究，对应于o’2有研究内容C’1、研究方法m’1、研究结果R’1，学术特征如图2-b。
那么，专家已有科学研究与他人具有相似性的科学研究按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的顺序进行学术特征依次类比判断的过程如图3。
3.5专家知识需求的四步推断
专家知识需求推断分为四个步骤（见图4）。
第一步，专家科学研究学术成果集成。根据专家的个人信息（如姓名和机构），从知识源汇总专家已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献，将其原有的分散状态的学术文献整合为呈现研究阶段积累的有机知识整体。
第二步，专家科学研究学术特征分析。从题名、关键词、摘要、正文中提取具有实质意义的词组或句子，按学术特征四要素，通过在认知语境下的动态推理，实现语篇之中词汇、句子多层次语义信息理解，提炼、归纳专家科学研究的学术特征。
第三步，相似知识采集。通过认知语境下对语篇环境中词汇、句子多层次语义信息的动态推理，从知识源采集与专家科学研究对象相同、相近或相似的文献或报道。
第四步，相关知识类比判断。按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等四要素将相似文献与专家已有科学研究进行类比，根据类比判断的内容、规则与模型建立推断算法，判断并提取具有差异性的、对专家在研或待研科学研究具有特定价值的文献或报道。
4结语
专家知识服务是一种强调适用性与实用性的知识服务创新模式，专家知识服务及其研究的核心是专家知识需求的推断。笔者目前只能通过研究专家具体知识需求与其科学研究的内在联系的共性，对根据专家个体具体决策目标或问题推断其具体知识需求的基本方法与基础思维模型进行初步定性分析，比较粗疏，甚至存在问题和不足，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探索，如专家个体科学研究学术特征的智能挖掘、专家科学研究学术相似知识智能化采集与相关知识智能抽取，都需要进行相关规则、模型、算法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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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9
（一）研究方法主要为经验总结法和问卷调查法
各院校相关工作者就大学生的就业心理状态做过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实际工作中的现象观察和经验总结，二是在调查中得到的宏观数据。前者通常是在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实际工作中归纳总结出了某个特殊群体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存在的认知偏差，以及如何针对这些特点进行有效的指导和教育。【3】【4】此种类型占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研究的绝大多数，有很好的实践基础，但同时由于作者的经验多局限于某一地区的某一大学生群体，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无法准确的说明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整体情况。相比之下，问卷调查能从较广范围内获取信息，其描述的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也更具代表性，方便相关工作者从宏观上了解大学生就业时期的心理状态，以及与之相关的因素，进而为高校职业教育提供依据。但目前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调查研究大都是在经验基础上，选取几个主要方面自编调查问卷，在一定范围内收集数据，进而进行统计分析的，文章主要报告了调查结果，而对于问卷的设计则未进行详细描述。【5】【6】由于各个研究所用问卷均为研究者自编，在考察点和文字表达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限制了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
（二）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不同方面的研究结果
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信心、就业主动性、择业灵活度和就业耐挫力等几个方面。
1.关于就业信心的研究结果
大多毕业大学生对就业保有信心，例如陈玉礼（2007）的调查中这个比例达到89%之多，其他的研究结果也都相似，在对湘潭几所高校本科毕业生的调查中，32%的毕业生能坦然面对就业，25%的会感到担忧、困惑或焦虑。【7】在上海某高校，46%的学生对就业持乐观态度，40%认为有难度但能克服，比较悲观的学生仅占14%。【8】而面对就业感到自卑的女大学生比例相对较高，达到37.9%。【9】家庭贫困和农村籍学生更容易产生自卑心理，60.83％的同意“农村籍学生就业较城市学生处于更为不利的状况”。【10】对医学生的调查发现，大部分同学会对自身能力技术水平不自信或认为所学专业不好就业，仅有3%的人表示并不担心什么。【11】在高职院校中，38%的毕业生认为相比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处于劣势，且有54%的毕业生感到就业形势比较严峻。【12】对不同年级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实习班学生更为谨慎，相对一年级新生并不那么自信。【13】
2.关于就业主动性的研究结果
就业主动性的培养一直是学校职业教育的重点，拥有良好主动性的学生往往能更全面、成熟地看待就业问题，养成不急不躁、循序渐进的职业习惯，这对于整个职业生涯的长期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从实际就业情况来看也是主动性高、就业能力强的学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目前已有很多对大学生就业主动性的调查，由于考察方式不同，显示出的结果也有所差异。从调查结果来看，大部分毕业生都能积极主动的找工作，主要通过校园招聘会、校外人才市场和网络等方式进行求职的学生达60%，甚至有21%的学生采取自我推荐的形式主动出击，等待父母、亲友推荐的方式就业的为18%。【14】在李柳维娜等（2012）的调查中，依赖父母或者学校来帮助自己解决就业问题的受访者仅占6%，存在一定从众心理的比例则为25.6%。【15】而更多的调查结果并没如此乐观，在陈静等（2008）对四川各高校的调查显示独立自主的毕业生仅32%，存在依赖和盲目从众心理的毕业生则分别占到21.4%和47.6%。【16】李达聪等在温州的调查研究显示，56.4%的大学生认为“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同时55.5%的学生表示对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和就业趋势不太了解，表现出强烈的依赖性。【17】陈玉礼等对云南五所高校的调查显示，超九成学生认为在就业前应初步掌握一些职场技巧，也有必要进行职业生涯设计，这体现出一定的学生在就业中的主体意识，但同时在实际行动上却表现出更多的依赖，有六成学生在就业期间的心理倾向为“依赖心理”“坐享其成”或“盲目攀比”。【18】综合以上数据可以推测，不同地区学生的就业主动性水平可能存在差异，此外调查问卷的考察方向和表达方式也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
3.关于择业灵活度的研究结果
在此所述择业灵活度是指毕业生在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劳动所得的报酬与劳动场所等方面所具有的弹性灵活化特性（就业地、薪资、单位性质、专业对口、降低标准）。很多大学生都是怀着梦想选择的目前所学专业，大多数仍希望就业时能尽量的专业对口，然而迫于就业压力，表示无所谓的比例已达到24.8%，而要求一定要专业对口的毕业生仅4.8%。【19】随着市场的多元化，毕业生在对就业城市和就业单位性质的选择上也变得更加灵活，愿意去民营企业、私人企业等或自主创业的比例与往年相比呈上升趋势。薪资水平也是大学生择业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2004年的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学生期望工作的月薪在1000元-2000元之间，【20】近年来人们的消费水平和社会普遍的薪资水平都在提高，多数学生对月薪的期望达到了1500元-2500元。【21】在对毕业生理想就业地的调查中，各研究之间结果的差异比较明显，例如在浙江省的调查中，大多数同学希望在沿海开放城市或内地省会城市发展，其中明确要求在省市级所在地单位就业的达41.6%，愿意去中小城市、西部或边远地区的学生仅16.8%。【22】而戴树根在湘潭地区的调查中，愿意去西部地区或中小城市及农村的学生占总调查人数的40.5%【23】，陈双华等对湖南十几所高职院校学生的调查显示，22%的高职学生很愿意去农村或西部地区就业，还有54%的学生表示如果有优惠政策也愿意考虑去条件艰苦的地方。【24】这样悬殊的差异可能与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情况及地方观念等有关。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社会也要求毕业生在择业时具有更大的灵活度，然而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求职存在过高的期望，并坚持自身的择业标准，宁愿不就业也不改变，在周静等的调查中表示即使多次求职失败也不会降低择业期望值的学生占到总数的55.0%【25】，可见大学生对就业的期望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他们还是比较坚持自己的择业标准，在已形成的观念下较难改变。
4.关于就业耐挫力的研究结果
就业耐挫力是指当个体在就业过程中遇到挫折时，能积极自主地摆脱困境并使其心理和行为免于失常的能力。耐挫力强，则可以化解挫折带来的影响，尽力克服困难，积极解决问题，从而增进知识和才干；耐挫力弱，则会消极悲观，丧失信心，失去动力和目标，产生消极的影响。就业过程中难免碰到一些困难和挫折，59%的毕业生明显感到就业压力大，40.1%感到焦虑，但同时八成学生表示他们能够自行进行调整，再接再厉，只有14.5%的受访者会对家庭、学校有所抱怨，7.8%的受访者会感到消极、悲观，丧失信心。对于即将面临就业的大学生，真正对将要碰到的挫折有足够认识和充分准备仅占总数的13%。【26】
二、就业心理研究中常用的测评工具
我们通常使用一些职业心理测验来尽量客观的了解毕业生的就业心理特点，同时这种方便快捷的方式也帮助我们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经典的职业心理测验偏向于对稳定的个体特征的测量国内外已经发展了不少成型的职业心理测验。在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心理测验主要分为三类：职业兴趣测验、一般能力测验和职业性格测验。【27】
1.职业兴趣测验(Vocationalinteresttests)
人们对某种职业或专业持有的积极态度和趋向称之为职业兴趣，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对职业或专业的选择。JognHolland提出的职业兴趣理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基于此的职业偏好量表(Vocationaipreferencelnventory)和职业搜寻表（SDS）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职业指导工作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2.一般能力测验（Generalaptitudetest）
一般能力是人的认识活动中的一种具有多维结构的综合性能力，包括感知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想象能力、言语能力等。除常见的智力测验以外，目前在职业指导和人才选拔中使用较多的是美国劳工部编制的一般能力测试（GatB）。
3.职业性格测验（occupationpersonalitytest）
人的性格特征各有不同，每个人都会沿着自己所属的性格类型发展出个人行为、技巧和态度，其个性特征与其工作岗位、所选职位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是影响才能发挥的重要因素。应用较多的有埃森克人格量表（epQ）、卡特尔16pF、明尼苏达多向人格测验（mmpi）等一般人格测验，此外根据荣格心理类型理论编制的mBti（myers-Briggstypeindicator）已成为权威的职业性格测试。不难发现经典的职业心理测验均侧重于职业相关的某些较为稳定的个体特征，在就业指导中，此类测验能帮助个体了解自己适合怎样的工作，从而使其择业更有方向性。而若要在短期内帮助学生调整自身状态以更好的面对就业，则需要了解个体在求职过程中的实时心理状态，经典的职业心理测验都无法测量到，还需其他有关心理状态的测评工具来进行。
(二)对就业心理状态的测量依靠心理状态相关的其他测评工具
从已有研究中看到，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心理状态主要有就业自信心、主动性、择业灵活度、耐挫力等。目前，专门的就业心理状态量表缺乏，但在这几个方面的其他心理量表已经发展比较成熟。
1.自信心量表
关于自信心的研究众多，自信心的测量工具也不少，但使用频率最高的量表当属Rosenberg的自尊量表——Self-esteemScale(SeS)。该量表自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众多研究中都验证了其较高的信效度。但该量表的中文版仍存在部分题项在理解上的文化差异问题，成为在我国使用时的一个缺憾。【28】【20】
2.主动性相关测验
主动性人格是指个体会主动采取行动影响其周围环境的一种稳定倾向【21】。Seibert等通过对主动性人格与内、外部职业生涯成功的关系研究，证明了主动性人格对职业成功有明显的预测作用。David的研究则显示主动性人格所能产生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情景判断能力的制约，只有当个体具有较强情景判断能力时，才能发挥出主动性人格的积极作用。【29】Bateman等编制了主动性人格量表（proactivepersonalityscale，简称ppS）来进行测量，原版共17个题项，采用Likert7点评分，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重测信度为0.72。【30】尚佳音等在大学生人群中对该量表进行了中文版修订，最后保留了11个项目，信效度达到可接受范围。【31】黎青在企业职工当中所做的中文版修订，保留了10个项目，同样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32】
3.灵活性相关测验
Spiro等人提出的认知灵活性理论当中，将认知灵活性定义为了以多种方式同时建构自己的知识，以便对发生根本变化的情景领域做出适宜的反应。martin从认知适应的角度给出了他的定义，个体在问题情境中能够意识到不同解决途径的存在，并以灵活的方式适应新情境，实现特定目标的能力。认知灵活性的测量工具主要有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维度变化卡片分类任务、意义灵活归纳任务、灵活项目选择任务、Stroop测验、连线测验等，在问卷方面主要有martin和Rubin编制的认知灵活性量表，共12个项目，采用Likert六级评分方法，赵兵(2011)对该量表进行了修订,制定了中国大学生版的《认知灵活性问卷》修订后的问卷共设13个项目，信度为0.825。【33】
4.关于耐挫力的测验
耐挫力是个体在经受挫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力，主要包括挫折容忍力和挫折超越力，前者表现出来的是忍受挫折、不肯退让，是适应的第一阶段，后者则是保持希望、树立信心、积极进取、变被动为主动，是对容忍力的进一步发展。耐挫力体现着一个人健康、成熟的心理状态。目前我国关于耐挫力的研究主要以中小学生、军人、运动员等为研究对象，且多为挫折教育与耐挫力培养，而关于耐挫力水平评估的研究甚少，操作方便、信效度较高测量工具较为缺乏，杨帆（2005）编制的《中学生挫折承受力问卷》和李星（2010）编制的《高中生耐挫力问卷》在耐挫力评估方面已做出一些探索，但仍有待在实证研究中作进一步验证。【34】【35】以上几种量表可以辅助教师了解个体在就业过程中的心理状态，但由于其题项还涉及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因此针对性不强，且若要全面了解则需施测多个量表，心理测量的便捷性大打折扣。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关于我国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受到各种限制，进展比较缓慢，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补充、提升。
（一）明确研究内容
从中国期刊网上用主题查询，查到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的文献共2766篇，仅核心期刊上也有相关文章413篇，在众多文章中，有选取一个角度着重探讨的，也有围绕“大学生就业心理”从几个角度综合探讨的，涉及的方面以自信心、就业形势认知、主动性、挫折承受力等居多，而没有统一的定论。关于主题有“大学生就业心理状况”“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大学生就业心态”等众多提法，但对研究内容做出明确界定的甚少。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概念不清晰，涵盖哪些方面自然也是众口不一。心理状态是从心理过程向个性心理特征转化的中间过渡环节，具有综合、复合的性质、动力的性质，以及直接的现实性。根据心理状态的主要构成成分，可分为认知的心理状态、情感的心理状态、意志的心理状态和动机的心理状态。【36】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研究可借鉴心理状态的相关理论研究，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
（二）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
大学生就业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性问题，其主体的心理状态也受到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目前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的研究结果一致性较低，这与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都存在较大差异不无关系。小范围的研究则很难进行系统的分析，也很难将研究结果进行推广。在今后的研究中可用相同的方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研究，增强多层次、角度的思考。
（三）提升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目前我国关于大学生就业心理状态的研究以经验总结法和调查法为主。其中经验总结法的研究多基于个别教师的相关经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偶然性。采用调查法的研究，其调查问卷多为自编问卷，仅有极少部分研究对其自编问卷已进行了初步的科学性验证，信度、效度有待更多的研究对其作进一步验证。
（四）缺编制系统、有效的测量工具
了解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其特点篇10
关键词：大国关系；历史分析；继承性与变异性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9-0144-02
一、历史分析在“大国关系”研究中的意义与效用
“大国关系”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主要源于大国是国际政治的最主要行为体。世界政治是大国博弈与互动的舞台，大国间的相互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全球政治进程，这不仅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彼此交往上，而且还体现在各个全球性/区域性国际组织的结构与活动中。此外，大国之间的交往沟通，不仅是国家、政府层面的往来，同样也包含了政党、组织层面的交流。因而，大国关系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增强大国关系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性，不仅能极大推进研究的开展与深入，而且也能进一步推进研究本身的规范性与思辨性。
大国关系研究具有诸多方法，譬如利益分析法、发展分析法、点面结合分析法、联系分析法、换位思考法等等。不同研究方法可使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路以及不同的分析模式切入，从而得出同一事物的不同思考与认知。但毫无疑问的是，不论何种方法的重要性，都无法掩盖历史研究法的重要意义，汲取历史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国际关系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石。一方面，从本体论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资料分析和经验总结，这当然包括“大国关系”；另一方面，从方法论角度来看，历史比较、历史诠释等史学方法也丰富了国际关系的研究手段；同时，历史由于其可分为史实与经验两大部分，具有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特性，这也极大促进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进程与效用。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就好比国际关系理论的试验场、国际关系实践的战斗场，加强对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研究，将增强研究人员的“大国关系”理论建构以及国际事务的分析能力，通过充分发挥历史实践的检验作用、预测作用、警示作用，不仅能够帮助国际关系学者更加注重理论建构和分析的科学性，而且也能够使国际事务业务人员、执行人员更为理性、合理地分析国际局势、选择外交政策、指导外交实践。
总之，历史分析法将使国际关系研究者、国际业务践行者广为受益，而通过精准把握国际关系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也将更进一步增强其对国际关系、国际事务的分析和理解，这毫无疑问是做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尤其是“大国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
二、历史的特性：继承性与变异性
历史研究应其历史特有的继承性与变异性而效用凸显，在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中极具意义，毫不夸张地说，历史分析法毋庸置疑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分析法，是“大国关系”研究的基石。那么，究竟何为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
历史可分为史实与经验两部分。所谓历史的继承性，指的是历史的史实与经验都有其深刻的背景及深层的原因，而这对于包括“大国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研究极具参考价值，不仅是研究者“解古谈今”，更是其“借古探今”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国际关系研究者也必须在“解古谈今”的同时更加重视“借古探今”，从而指导国际关系研究实践。“解古谈今”意指研究者通过分析过往的史实与由此而来的经验，从而把握过往历史发展的脉络，并在分析当今国际关系发展尤其是“大国关系”的互动与博弈中运用此种判断，解释正在进行的国际关系进程。“借古探今”则表明国际关系研究者不仅要善于通过曾经的历史发展解释当前的国际时政，更要通过历史发展的脉络把握国际关系各个要素变化的前因后果，探寻当今国际关系进程的走向，从而指导各国外交实践。正如马克思而言，“哲学家的目的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在于实践。当然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通过“解古谈今”，研究者了解并解释曾经的历史脉络以及历史事件的状态，认识并阐明现今国际关系的状况。比如，在维也纳时期，欧洲大陆格局中各国间的相互关系与博弈以及它们之间的交往实践便可在某种程度上阐明现当代部分地区国家的情形，并解释由多国博弈所造成的国际体系相对稳定态势的由来。而另一方面，通过“借古探今”，则可使研究者借鉴曾经历史事件的发展走向以及各国在其间的博弈损益，探讨现今国际事件的发展趋势，对此做出预测，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
至于历史的变异性，则是指现今的大国关系风云变幻，每一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与结束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研究者在借鉴历史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事件固有的特殊性，以防以偏概全，从而产生错误认知。这是历史事件主体性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次也是研究者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客观产物。一方面，历史发展是纵向统一性与横向统一性的结合。历史发展的纵向统一性是指各国历史都经历了从低到高依次递增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历史事件本身也都将经历从开始到结束依次递进的发展模式；而社会发展的横向统一性是指处于同一形态的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具有共同性与普遍性。但另一方面，历史发展又具有多样性。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国家以及它们博弈与互动之间的历史进程与发展模式又具有不同特点；各国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间相互互动所体现的典型意义也不尽相同；与此同时，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过渡以及不同事件本身也具有不同的特征。这种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坚持历史的变异性，便是要求国际关系研究者在国际关系研究，尤其是“大国关系”研究中始终秉持审慎态度，时刻注意国际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由于时代背景和事件自身所带来的独有特点，这将更加客观、公允、精准地帮助研究者分析国际关系进程，把握国际关系发展的实质。简言之，坚持“大国关系”研究的唯物辩证，必须要求坚持历史的变异性特征，而坚持了历史的变异性，也就坚持了历史发展的个性、多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三、历史分析法与“大国关系”研究的契合
历史因其独有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特征，将极大地促进国际关系研究效用。那么，研究者又如何将历史分析法与“大国关系”研究相契合呢？
首先，要以客观、公正的视角看待历史。很多学者乐于从阴谋论的角度阐述历史，极力发掘不为人们所知的国际关系历史中各国彼此间权术及其腹黑，以表明自身对历史事件的特定思维与独特认知。然而，尽管历史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一面，很多主观性因素对其具有极大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偏爱的却是人类的理性以及自然的规律。每个历史事件的发展脉络及其态势都是有其相似性的一面，而研究者有且仅有以客观、公正的标准与视角看待历史，方可正确地认识事件，无主观偏见的探查事件背后的真正动因，从而为事件的发展做出精确的预判。“大国关系”尤其如此，如果研究者执意于某国的情感，则会在研究中不自觉地加入自身对他国的好恶，由此在研究中则难以形成自身正确的认知，更难以对事件进行全面的把握。
其次，必须坚持“了解今天取决于对历史的了解”这一基本原则。通过历史的继承性，在“解古谈今”的同时“借古探今”；但又由于历史的变异性，在把握历史脉络及借鉴历史经验的同时，还必须坚持历史发展的个性、多样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综合把握各自国际关系进程特有的时代背景与事件特征。因为“大国关系”与大国行为互动中，各自现象源自于各种趋势，这些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互关联和发展，出现量和质的变化，进而趋于成熟并最终瓦解。按年代顺序对事件进行排列，阐明国际事件的连贯性，并通过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因果作用对其进行解释，从而揭示各国所有内外背景对那些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影响。假如无法揭示支配历史事件的法则和决定它们的条件，无法发现和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这些历史事件就毫无价值，无异于难以辨认的速记。因而，必须深入事件的内部，弄清表象背后真实和理性的原因与本质。但同时，也必须清晰了解各种史实背后的时代特征，每种事件的发生都是在特定时空当中，受制于时空的限制。因此，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正确把握是将其与“大国关系”研究相契合的关键，而其基础则是“了解今天取决于对历史的了解”这一基本原则，了解分为两个方面：不仅要了解历史继承的一面，更要了解其变异的一面。
最后，通过政策的历史性分析探求大国间关系的变化。大国关系研究涵盖诸多方面，但政策研究尤为重要。作为国家对外方略的基本体现，政策便成为研究一国外交行为的核心。在国际体系中，各国间行为与互动也主要体现在国与国间的政策的执行上。良好互动态势中，国家间政策走向会总体良好；紧张互动态势中，国家间政策走向会逐步对抗。因而，政策研究至关重要。当然，政策也是历时的，有其继承性与变异性。政策的继承性体现在各国外交政策的连贯性与关联性上，现今的外交决策不应该也不可能与先前的外交决策断连；而政策的变异性则体现在不同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所造成的外交决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不同的领导集体对事件的不同认知也会作用于外交决策的改变上。因而，政策的历时性体现了其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这也是研究者所需要重点探究与把握的。
总之，若将大国间关系与历史史实和历时政策相互联系并进行比较分析，则能在一个广阔体系中对其进行整理，并从中发现各国间通过各种可能的历史事件与关系相互联系的连接点，这是历史的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独有魅力，也是历史方法相异于其他方法的特殊之处，而这也是“大国关系”的研究者采用历史分析的根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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