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1
关键词：双创；大学生；创业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125-02
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大学生自主创业之路也是异常艰难。现如今“双创”的口号不断被提及，大学生创业的大背景也正在一点点的发生着有利的变化，但是大学生创业成功的根本所在还是大学生自主创业的能力。培养大学生创业能力，以人为本，提高就业率，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学生创业能力的培养，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之一，高校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力，是顺应大学生就业新趋势的需要。
一、“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能力的现状分析
（一）“双创”背景解读
1.“双创”含义
“双创”是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口号的缩写，是国务院总理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发出号召。而后又被写入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之中，“双创”又再次受到重视。
2.“双创”意义
2015年6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成功的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在这次会议之后，决定鼓励地方设立创业基金，对众创空间等办公用房、网络等给予优惠；对小微企业、孵化机构等给予税收支持；创新投贷联动、股权众筹等融资方式；取消妨碍人才自由流动、自由组合的户籍、学历等限制，为创业创新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创业创新的主题是企业和个人，诚如总理所言“高手在民间，破茧就可以出蚕，市场活力的激发需要政府去清障搭台。”“双创”的提出，就是政府为人民群众的就业之路扫清障碍，搭建平台。“双创”的整体作用可变现为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让市场主体能够便利注册，证照合一；二是要为创业搭台，包括提供租金低廉的众创空间，用好政府引导资金；三是进一步减税免费，使创业者能够轻装前进。“双创”的提出，正是政府通过自身的调控来促进就业的手段。而这一口号更适用于现今面临就业问题，高学历，高能力和缺少资金的大学生。
（二）“双创”背景下大学生创业能力现状
“双创”的提出，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除了政府，我国国内的许多高校也都纷纷创立的自己的创业园，为大学生创业提供支持，鼓励大学生创业。而且许多高校内也设立创业能力培训课程，大学生的创业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各种前提都在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大学生的创业似乎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大学生大多涉世未深，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明显不足，虽有完善的理论支持，但是实践经验不充足也让大学生的创业往往夭折。由此也可见到，现在大学生的创业理论能力较高，但是实践经验并不充足。
二、对大学生创业能力存在的问题探究
（一）大学生创业经验不足
1.缺乏市场经验
大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虽然学到了许多的理论知识，但是却缺少社会经验。虽然一些大学生在上学期间就融入社会参加了实习工作，但是与许多创业的人相比，社会经验都明显的缺乏。缺乏社会经验，就不能够很好的把握市场的信息，了解商业活动中所透露出的各种讯号，就更加无法对所选择创业方面的市场行情做好理性和正确的分析，容易盲从，容易误判。此外大学生也缺乏基本的创业常识，注册，贷款等各种手续过程出现问题，也会导致大学生创业的失败。
2.创业方式单一
大学生创业，多采用合伙人的方式。这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创业者的压力，但是在决策时容易合伙人之间容易出现分歧。此外，大学生创业多选择的是与自身相关的专业，如网络，软件等，对于小型餐饮等投入资金少的行业关注较少。但这些往往被人忽视的小投资行业却是创业优势较高的行业。
（二）创业教育环节薄弱
1.创业教育面临困境
如今的许多大学都已经加入了创业的课程。但是，组织创业设计大赛，开展创业课程等方式，对于普及创业的基础理论知识效果显著，但是对实际创业工作的开展作用却不明显。学校开展的课程，是适用于学校大多数人的。但是，实际的创业确实因人而异的，个体不同，创业所选择的行业和种类也会不同，无法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创业教育的作用就不能最大化的发挥。
2.缺乏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
大学教师虽然年长与大学学生，有着很多的工作经验。但大学教师毕业后的主要活动也是在大学校园之中，教授创业课程的教师本身也缺少创业的经验。所以在大学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社会经验师资队伍是非常紧缺的。
（三）资金限制
大学生创业，资金来源通常是自身不多的零用钱积蓄和家里的资金支持。一方面，一些大学生创业过程中有很好的创业项目，但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只能延迟开展创业活动或者更换创业项目；另一方面，一些大学生已经启动创业项目，但由于创业过程中资金的缺乏，导致抗风险能力减弱，竞争能力不强，最终可能会导致创业失败。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2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促转型和去杠杆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发生在这一阶段并非偶然，美国和韩国都是在去杠杆结束后才进行的货币政策转型。货币政策转型的背景和条件包括：
1.银行资金来源趋紧，同业负债增加，对货币市场利率敏感性上升；
2.直接融资发展迅速，货币供应量与宏观经济脱钩，利率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数量型货币政策失去作用基础；
3.金融市场充分发展，利率传导机制畅通，价格型货币政策具备施展空间。
从上述角度看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
数量型货币政策
有其继续存在的现实基础
我国当前高杠杆压力凸显，且社会融资结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m2依然能较好地反映社会信贷总量，因此宏观调控面临的直接问题是避免m2/GDp比率的过快上升。就此而言，将m2增长率控制在合理区间尤为必要。
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如果贸然放弃m2增长率指标转为盯住价格，那么可能阻碍经济转型的顺利推进，增加未来中国经济陡然失速的风险。原因在于：在企业部门杠杆水平和融资成本双双高企的背景下，无论是出于防风险还是降成本，都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但单纯采用价格型工具，容易形成“大水漫灌”式的宽松（毕竟管住“价”就不太容易管住“量”），资金会习惯性地流向对资金价格不敏感的预算软约束部门。而这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大多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对这些领域形成刺激，必将加剧经济调整出清的难度，造成系统性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不过，当前央行在数量型工具的使用上也在逐步做出调整，最集中地体现在今年正式实施的宏观审慎框架（mpa）上。借助于评估体系的拓宽，央行既保留了对数量型工具的掌控力，又体现了其配合经济转型的诉求。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狭义信贷监管扩展为广义信贷监管，“升级”后的评估体系囊括了资本和杠杆情况、资产负债情况、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外债风险及信贷政策执行等七个方面，央行试图以此取代对银行信贷规模的硬性监控。这一升级意味着，央行开始赋予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多的“结构性”含义。通过对上述7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央行能在对资金“数量”进行控制的同时，进一步把握资金“流向”，在引导资金流入重点和新兴领域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价格型货币政策
具备渐进转型的条件
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率到达拐点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以后外汇占款流入也明显减速，无疑这会造成银行资金供需趋于紧张。在此背景下，银行负债来源从以存款为主，向表外理财、同业拆借等方向拓展，从而对货币市场利率敏感性上升。这为央行通过调节货币市场利率影响银行负债成本，进而影响其资产配置创造了条件。从美韩经验来看，两国在货币政策转型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货币供应量与利率目标共存的“过渡期”。这提示中国，可在仍以数量型调控为主的同时，开始着手构建价格型调控的基准利率体系。
去年底我国央行宣布要着力打造“利率走廊”后，相关的努力就一直在推进。不管是出于向价格型调控转型的主观意愿，还是迫于汇率大幅波动下的顺水推舟，利率走廊的轮廓终归日益清晰。当前，构建利率走廊至少具有以下三个好处：首先，利率走廊能够框定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这就规避了“钱荒”再度发生的风险，在货币政策趋于谨慎的情况下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其次，货币市场利率稳定是短端利率向中长端利率传导的必要条件。在目前长、短端利率联动性较差的背景下，打造利率走廊可以成为央行逐渐转向价格型调控的先行步骤；最后，在当前降息空间已较为狭窄的情况下，作为走廊上限的SLF利率愈益成为彰显货币政策意图的重要指标，有望成为新的政策利率。
去年10月23日“双降”以后，随着外汇占款流入的持续减少，市场对央行再度“降准”的期待几乎从未停息，但降准的靴子至今都未落地。究其原因：一方面，从央行的主观意愿来讲，降准效果刚猛又不够灵活，在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面临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降准这剂猛药应当慎用。正如央行马骏所指出的，“降准等工具的使用应以稳定短期利率为前提”。去年的5次降准降息不但未能有效促成宽货币向宽信用的转化，反而使资金淤积在金融体系内加剧了“资产荒”，继续频繁降准大水漫灌显然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良方。另一方面，在年初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贬值预期浓厚的情况下，降准由于所释放的宽松信号过于强烈，央行更是竭力回避。面对外汇占款减少和春节取现压力，央行轮番使用SLo、mLF、SLF等新型流动性管理工具释放流动性，且渐次拉长了流动性释放的期限，明显增加了公开市场操作的频率（改为每日操作）。这既是对传统降准工具的替代，也是对利率走廊及中长期收益率曲线的培育。
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
难以一蹴而就
韩国在推行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同步放开了资本项目管制，推进了汇率制度改革。利率市场化后，韩国政府即完全放开了资本管制，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在“三元悖论”的层面上，这使价格型货币政策能够拥有充分的自主性。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3
关键词：紧缩政策双顺差扩大内需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
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1]冯彩刘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外汇管理与研究2008(2)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4
［关键词］紧缩政策双顺差扩大内需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不良资本的流入。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5
1994年，三大政策引发"7•29"行情
事件背景：随着三大政策的出台，沪深股市暴涨。1993年2月到1994年7月，股市经历了长达17个月的熊市。上证综指从1559点下跌到326点，跌幅达79.1%。在7月下旬，管理层推出了著名的“三大政策”。
政策内容：7月底，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公布了稳定和发展股票市场的若干措施。7月30日，各大传媒刊登了新华社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做出的决策》，主要内容如下：第一，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效果点评：因为当时没有涨跌停板制度，8月1日两市指数分别上涨31.29%和33.46%。上证指数很快从325.89点上涨到1994年9月13日的最高点1052.94点。但在股市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情况下，股指的暴涨为暴跌埋下了隐患，9月13日见顶后一路回落，10月7日最低跌至546.79点，跌幅达51.9%，随后股市进入调整期，到1995年2月7日才见底524.43点。
1999年，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引起"5•19"井喷
事件背景：1997年5月18日，沪深两市综合指数较1998年6月3日的阶段性高点分别下跌25.4%和24.9%，已跌至1059点和310点，短短一年内，市场下跌幅度超过25%，在这一过程中，不少股票和基金先后跌破发行价格。
政策内容：5月16日，面对股票市场的长期低迷，国务院批准实施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六点意见》（媒体称《搞活市场的六项政策》），提出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保险资金入市、逐步解决机构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证券公司发行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规模、允许部分B股及H股公司回购股票。5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以上“6点意见”；5月19日，中国证监会就此意见召集全国券商展开讨论；6月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6月14日，证监会主要领导发表讲话指出股市上升是恢复性的；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认为当前的行情“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
效果点评：5月19日，市场行情出现变化，当天下午，大量涌入的场外资金开始不断推高指数，成交量大幅放出，市场骤然升温。市场做多信心迅速膨胀，场外资金蜂拥入场，上证指数在30个交易日内上涨64%。特别在《坚定信心，规范发展》发表后，市场信心进一步恢复。在6月30日，沪深两市更是双双创下历史新高――1756点和520点。在此期间，市场先后经历了多个热点板块的猛烈炒作，几乎95％以上股票的涨幅超过了50％。
信心的恢复为此后的市场行情的进一步走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充沛的资金吸引力，但不可否认的是，“5・19”行情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靠政策强行“拉高”的，这也是未来资本市场“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这一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2000年，券商股权质押贷款、市值配售制度掀起牛市
事件背景：经历过“5.19”短暂的井喷行情后，1999年下半年中国股市再次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调整时期，自1999年6月至2000年1月，历时6个月的时间，从阶段性高点的1756点下跌至1341点，最大跌幅超过22%。
政策内容：2000年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颁布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作质押品向银行贷款；同日，证监会发出《关于向二级市场投资者配售新股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5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文取消证券投资基金配售新股特权后，将市场配售新股比例调整为公开发行总量的50％。
效果点评：“市值配售”发行新股的方式革命性的将新股发行与持仓市值紧密联系了起来，迫使一级市场专门认购新股谋利的资金回到二级市场，使二级市场上投资者都有同等的稳定的获利权利和机会。为以后加快扩容节奏，谋求双向扩容取得双赢的局面。券商股权质押贷款，同样为股市注入了资金。
在利好政策刺激下，市场亦应声而起。从1999年年底起步，到2001年6月，股市走出一波罕见的牛市行情，18个月内涨幅高达67%，上证指数更是在2001年6月14日达到历史性新高的2245.43点。
2002年，暂停国有股减持引发短暂“井喷”行情
事件背景：2001年6月12日，国务院了《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五条规定，新发、增发股票时，应按融资额的10%出售国有股。国有股存量以市价出售后，收入全部上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这一政策的最初目的在于筹集社保资金及挤压股市泡沫。
这项政策的出台立刻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短短四个月内市场下跌了将近700点。此后，虽然管理层对国有股的减持问题作过多次解释，但市场中的恐慌情绪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至2002年1月，上证综指已跌至1339点，整体跌幅超过40%。
政策内容：2001年10月22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2002年1月26日，中国证监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公布了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同时强调指出，公布的方案仅仅是框架性和原则性方案，并非是最终的操作性方案。2002年6月24日，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国有股减持计划暂时搁置，把它留给了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
效果点评：2002年6月24日，在“国务院正式叫停国有股减持”这一政策出台的次日，沪指跳空高开142点，上涨9.25%，几乎所有的a股全线涨停，最终报收于1707点。两市成交额亦放大到156亿，形成多日以来的天量。但这一“井喷”行情并没有如投资者所希望的产生持续性，在次日上冲至1748.89点后，即折头向下，熊市格局未被打破。
2004年，“国九条”出炉创阶段性高点
事件背景：受SaRS影响，a股市场至11月13日1307点，市场跌幅已超过20%，并且在这期间几乎没有形成一次像样的有力反弹。11月底市场在连续7个月的调整后终于止跌企稳，随即展开反弹行情，进而也确认了中期调整的结束，行情转入相对良性的发展周期。在以钢铁、港口、汽车整车、石化、电力和有色金属等支柱型行业中大市值、低市盈率公司为代表的蓝筹股的带领下，市场演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涨行情。
政策内容：2004年2月1日：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重视资本市场的投资回报，为投资者提供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增加财富的机会；鼓励合规资金入市，支持保险资金以多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逐步提高社保基金、企业补充养老基金、商业保险资金等入市比例；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为证券公司使用贷款融通资金创造有利条件，稳步开展基金管理公司融资试点；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尊重市场规律，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发展，切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研究制定鼓励社会公众投资的税收政策。
效果点评：2月2日，政策出台次日股市即应声上涨2.08%，正处于反弹途中的股指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越过2003年高点1650点继续上行，随后近2个月的时间内股指一路上扬，并于4月7日到达阶段高点1783.01点，创下了2001年9月27日以来的新高。但缺乏基本面的支撑和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紧缩，使得股指此后节节败退。
从出台时机看，“国九条”不单为“救市”而生，但它承载了拯救中国股市前途的重任，是中央政府对未来若干年中国股市发展的一个纲领。它针对中国股市的陈年痼疾，酝酿了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系列制度，是股权分置改革、培育机构投资者、完善上市公司分红制度、投资者保护等领域相关法规的制定依据。特别是它确立了尊重市场规律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基本原则，为以“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方式较为顺利地解决股权分置问题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对中国股市意义非常深远的“救市”举措。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6
关键词：美国；《双语教育法》；语言少数族裔儿童；社会与文化；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2-0123-1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移民从世界各地移居美国，引起了人们接受英语教育（英语为非母语者）的极大需求。正如世界著名比较教育家菲利普·库尔姆斯所言，采用什么语言作为教学语言是很多国家的学校所面临的教学难题与潜在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特别尖锐，但发展到今天，它也同样严重地存在于很多发达国家。在所有教育问题中，这一问题却是国际论坛上人们关注最少的问题。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的语言少数族裔的儿童的语言学习困难、学业成绩低下等问题一直处于人们视线的边缘。随着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兴起，双语教育政策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全面地考察让所有儿童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探寻双语教育的发展规律，可以为多民族国家以及当今处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的许多国家制定和实施语言教育政策，提供有益的参照标准和实际的经验借鉴。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60年代，双语现象和双语教育受到美国社会学家的关注。费什曼在调查了移民的语言状况后，提出“当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集团得不到鼓励来表述、维护和发展他们的传统行为模式时，我们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基础就受到了削弱”，因此他强调美国社会要“保持文化和语言多样性”。费什曼的调查对社会舆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双语教育法》的参考资料。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从不同的视角关注美国双语教育问题，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1）通过追溯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渊源，为支持双语教育积淀坚实的研究基础，要求联邦政府通过立法来保证语言少数族裔群体获得公平教育的权益；（2）针对美国种族多元化给教育制度带来的两难境地甚于其他国家的问题，有学者主张将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价作为一种宏观手段，以促进每一个学生的语言学习、认知发展、学业成功和社会发展；（3）积极探讨双语教育政策出台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揭示政治诉求与教育发展规律之间的矛盾，批评所制定的以牺牲少数族裔的语言的发展和文化保存为代价来追求国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美国双语教育政策；（4）主张尊重差异，鼓励文化表达和鼓励为满足国家需要而制定双语教育政策，提出应该把多语言现象视为一种资源，使社会政策朝着支持“复杂多语制”的方向发展。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对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涉及美国语言政策的研究，是在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等翻译出版的《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一书，它汇集了欧、美、亚、拉美、非洲等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文献，为中国从事语言理论和语言规划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资料。目前，我国有关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美国建国初期移民语言政策以及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轨迹。学者揭露了美国独尊英语运动侵犯了非英语群体的人权的事实，谴责了独尊英语运动是在毁灭人类共同生存的文化遗产，指出旨在同化的美国的语言政策不利于多元文化的发展。（2）双语教育政策的政治性。有学者认为，语言教育政策的效率和机会均等的效果问题，在社会架构更深的层面，潜伏着国家的稳定性、语言文化权利的维护、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和开放性等复杂的政治内涵。（3）联邦政府的立法对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的影响。有学者剖析《双语教育法》颁布动因、历次修正案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双语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美国双语教育的长足发展得益于联邦政府对双语教育的立法。
二、本研究的政策背景分析框架
笔者在对美国《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进行研究时，主要采用布莱恩·霍姆斯所制定的四模式分析框架。霍姆斯的四模式分析框架可以说具有广泛的学术价值，其问题法是以政策问题的解决为核心，该分析框架整合来自波普尔、杜威、默达尔、奥格本、韦伯等学派的哲学、社会学的思想及研究方法。
（一）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包含以下主要内容：（1）规范模式（normativepatterns），是指对人们都了解并准备接受或反对的规范或规范法则的陈述。在构筑规范的陈述模式的过程中，将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社会等因素作为分类标准，反映了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等，对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在一定背景中的教育实践具有重要作用。霍姆斯认为，一个国家特有的或实际具有的理想的典型模式应来自宪法和法律，并在此框架之上形成对当前政治、多元主义文化以及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的讨论。（2）组织制度模式（institutionalpatterns），是对政府机构、经济组织、教会、学校等的描述，包括对社会各种法定和非法定组织的描述。研究者必须以社会学法则的形式提出能够受到检验的政策，这种假设性陈述既与教育内部组织制度相联系（考试与教学方法、行政管理体制与财政），又可以把教育组织制度与非教育组织制度联系起来（课程与人力、教育机会与政治领导）。（3）精神状态模式（patternsofmentalstates），它是社会中最难改变的方面，也就是指人们的道德态度、传统或人们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对精神状态的判断不是通过人们说该做什么来判定的，而是通过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来识别的。当任何一个社会进行变革时，并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了相同的内化了的价值观。因此，了解人类的精神状态，有助于预测一个创新的教育政策所带来的结果，或者说教育政策的成功与否都与人类的精神状态有相当大的关系。（4）自然环境模式（patternsofthenaturalenvironment）是指要用社会学的法则预测一个政策的结果，这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即经济状况、人力资源、人口数量等多方面的因素。能否正确地预测教育政策的成败，需要依据各个国家的特定背景，即在采纳任何教育政策之前，应该对即将实施该项教育政策的国家状况进行透彻地描述和分析。
（二）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为本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将霍姆斯的四模式分析框架应用于《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的具体研究之中，可以将政策颁布的“背景分析”的方法从理论的高度落实到现实的实践中，使研究结果更具可操作性和重复性，同时还可以使教育政策实施的结果具有较强的可预测性，从而来指导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为本研究达到以上目的，提供了理论层面上的指导和技术层面上的支撑，它囊括了所有涉及教育以及影响教育的资料，并对这些纷繁复杂的资料进行分类。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的运用，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双语教育法》颁布的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美国在不同时期由于实施了与教育发展不同步的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问题；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地描述美国的“民族性”和“精神状态”的构成要素。四模式分析框架虽然为当前的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工具，但它的操作层面并非完美无缺。
目前，国内外很少有人采用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笔者将它用于《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的研究之中，“似乎较好地满足了那些希望研究变得科学的人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增加比较教育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有利于比较教育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发展，进而也使比较教育研究更具有实践意义。
为了更为清晰地论述《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笔者将霍姆斯四模式分析框架做了简化处理。规范模式，是指美国宪法、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出台的法律和政策等；组织制度模式，是指美国公立学校中的教育制度，这些制度涉及中小学的学校管理、师资和课程等内容；精神状态模式，是指美国主流与非主流社会群体的道德状况、传统的价值观或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自然环境模式，是指美国的人口、民族构成、经济状况等。笔者按照“有用”的标准将收集到的纷繁复杂的资料，分门别类地归人霍姆斯的四模式分析框架中，以便进一步地考察影响《双语教育法》颁布的社会背景因素。
三、自然环境模式：四次移民大潮带来的人口的变化
美国是一个由多民族和种族构成的国家。从族源来看，除了美洲印第安土著人外，主要由移民组成，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个民族，美国就有多少个民族。美国语言教育政策的每一次制定、实施和修正，都与其历史上的移民潮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要了解双语教育政策的颁布背景，不得不从美国的移民历史说起。
（一）第一次移民潮：从自由阶段到殖民时期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移民潮，发生在1609年至1775年的殖民时期。从16世纪中叶开始，欧洲殖民者侵入美洲，自由的原始土地所有人——印第安人被定位成了“外来者”。白人对待印第安人的手段，从开始阶段的武力征服逐渐过渡到教育同化，政府强制推行英语学习。在教育方法上，采用的是将体力劳动、世俗教育和宗教教育相结合的方法，并将美国印第安土著人的孩子从他们的亲属和文化中分离出来。这种做法促使了印第安语的衰亡，造成了印第安人的文化传承的断层，摧毁了印第安人的心理基础。这一时期，欧洲殖民者的侵入，不但增加了美洲大陆的人口数量，而且也带来了各不相同的、文化语言和生活习俗。欧洲的社会制度、文化观念和为美国的民族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美国文化在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思想观念的碰撞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二）第二次移民潮：从殖民时期到自由开放时期
美国出现的第二次移民潮，是在建国后的1776年到1881年的100多年的时间里。这一时期，移民没有受到什么限制，政府和私人团体积极招募新移民，移民不需要参加任何考试和缴纳任何费用。1800-1880年间，共有1000万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其中大部分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德国人，还有少量的亚裔移民。美国移民规划统计局数据显示，仅1880年一年，在英格兰以外出生的美籍外国移民数量增至340万人，其中来自德国的移民就占200万人。这些早期的移民主要讲德语，讲英语的人并不多。当时，移民的多少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紧密相关，经济发展较好时，移民受到鼓励，就会有大量的移民拥入美国；经济走向低迷时，当地居民就会掀起反对移民的浪潮，1882年的“排华法案”便是一例，当地居民的这种排斥移民的态度也同样扩展到了南部欧洲移民的身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的反移民情绪进一步提高。
（三）第三次移民潮：从开放时期到限制时期
第三次移民潮，发生在1882年到19世纪60年代之间，来自西欧、北欧的移民被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所代替，但新移民在人种、经济、技能、语言、宗教、教育等方面与1880年前的老移民相比有截然不同，这使新老移民在就业、语言、等方面的冲突和积怨日增，自然，他们也被隔离在美国主流生活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时期的移民虽然急剧增长，但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或是宗教学校，在数量上都有所减少。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学校的除英语之外的语言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非英语的语言教学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这是美国历史上限制双语教育最严格的时期。很多州制定了“唯英语”法规，限制公立学校把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禁止包括私立学校在内的学校使用一些非英语语言进行教学。美国有7个州明文规定，凡是在公立学校使用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进行教学的均属于“违法”行为，教师将被吊销教师资格证。凡是在学校违反“唯英语”法规的学生，将遭到各种各样的侮辱，其中有小额罚款或者学生放学后留校接受惩罚等处罚手段。从1913到1923年10年间颁布的独尊英语的教育法令多达34个。德语在22个州遭遇封杀，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课程中消失。
（四）第四次移民潮：从发展时期到否定时期
美国第四次移民大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时的民权运动促使美国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重新审查和修改；6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颁布了新移民法，将民族来源限额制转变为全球限额制，美国社会开始对移民持欢迎和宽容的态度，这种宽松的环境加速了移民对美国价值观认同水平的上升。但与此同时，移民子女的语言教育现象突显为政治问题。为缓和社会矛盾，联邦政府不得不对语言教育加以调整，恢复美国历史上的双语教育传统，公立学校的双语教育开始复苏并不断发展壮大，但也不时遭遇美国主流社会的排斥。
纵观美国历史，每一时期的移民潮都在影响着美国的种族构成比例。1850年，美国居民中，在外国出生的美籍人口为28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9.7%；到了2000年，在外国出生的美籍人口占美国居民总数的11.1%；2005年，在外国出生的美籍人口升至12%。美国移民人口的增减始终与其移民政策相关，双语教育政策也会根据移民人数的增减有所调整，并使美国社会共同的价值观产生动摇，最终导致美国出现了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式微。
四、组织制度模式：从多元到单一的双语教育
（一）宗教教育和信仰转变的双语教育
1609年-1775年，正值美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移民大潮的时期，双语现象十分普遍，不会讲英语的儿童以及其他使用非英语语言的人的教育大部分要依靠当地的宗教教育。德裔美国人的实践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他们建立的双语学校在美国分布最广泛，存在的时间也最为悠久。这些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其他族裔群体所开办的双语学校一样，在保持本民族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同时，努力帮助少数族裔的学生和成员尽快融入到美国主流文化和经济生活中去。这些双语学校同时教授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目的是希望学生能够一直使用这两种语言。因此，这些学校不同于那些旨在帮助学生尽快从使用母语转到使用英语的双语教育。德语双语学校的建立有着较强的宗教目的。德国移民认为，在美国讲英语往往只是一种谋生的需要，英语仅用于普通的、日常的活动；而德语是《圣经》的语言，必须加以保持。这样，德国移民在所有的社区都建立了教区学校。
然而，在大西洋沿岸贩奴的交易中，被迫来到美洲的非洲裔美国人，被分散到各个白人奴隶主庄园进行劳动，他们无权使用和继承自己的本族语言，因此被生活所迫他们不得不学会一些简单的英语用以交流。这种现象体现出当时的语言政策的单一性和标准性。可以说，非洲裔美国人一直是教育的弃儿，他们没有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有限的接受教育机会也是来自传教士开办的慈善学校。直到1848年，美国才颁布教育法令承认黑人享有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但这种“隔离设校”制度，为日后黑人和白人的激烈冲突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二）公立学校保留母语和文化的双语教育
1德语教育在公立学校的实践
1776年-1880年，在建国后的第二次移民潮期间，移居美国的主要是讲德语的移民，而不是讲英语的移民。尽管19世纪30至40年代美国单语公立学校有了迅速发展，但却没有停止过德裔美国人接受双语教育的努力，最终取得了使用德语母语进行教育的胜利。除了路易斯安那州使用法语、新墨西哥州使用西班牙语之外，德语是19世纪公立小学唯一允许使用的非英语教学语言。1840年，德裔美国人成功地使德语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和在该州其他地区的公立学校获得了合法地位。为了保证教师的数量，辛辛那提市的师范学校德语双语分校于1871年成立，并分别由一位盎格鲁美国教师和一位德裔美国教师平均分担课堂教学任务，规定半天时间用德语教学，半天时间用英语授课。可见，辛辛那提市的师范学校的双语教学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语教学。
2其他非英语语言在公立学校的实践
尽管这一时期多数移民的孩子就读于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但是实施双语教育的学校屡见不鲜。1870年，语言多样化的旧金山，在公立学校系统引进了德语与法语两门外语课程。在19世纪晚期，使用法语、德语和汉语的移民社区积极开设各种外语教学，当地美国人和移民都希望通过学校体系维护自身的文化和语言。1800年，俄克拉荷马州切罗基族人的教育体系，使90%的本族人受到了母语的读写教育，双语教材的使用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他们的英语读写水平比德克萨斯州和阿肯萨斯州的白人还要高。到19世纪末，已有十多个州制定了类似的双语教育法规。
可以看出，美国建国初期使用双语和几种语言进行教学的现象非常普遍。德语是除英语之外占据主要地位的教学语言。美国主流社会对语言多样化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既没有颁布相关的语言政策来推动双语教育，也未实行强制性的语言同化政策加以限制，各州的语言教育基本处于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就19世纪大多数时间来看，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体制，允许移民群体将其语言和文化传统融入到学校之中。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学校是处于非集中的、由地方控制的管理制度之下的位置。因此，美国公立学校面对民族构成多样化带来的政治压力给予适当的回应。虽然，美国建国后双语教育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英国殖民者从欧洲本土带来的语言观念已经逐渐发展成以英语为中心的“美国语言一致性”的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是整个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追求的目标，而且也是美利坚合众国建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贯的理想目标和追求，它始终是美国对语言态度和政策的准则，同时也是英裔美国人语言文化的核心思想。
（三）宗教和公立学校中双语教育的式微
1由经济和政治的压力导致的双语教学的衰落
1881年至1960年，移民人数不断增加，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开始使白人盎格鲁新教美国人大为震惊。美国本土不少人认为，“异国文化”和“异国语言”对美国同质文化形成了潜在威胁，于是他们呼吁“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当时的改革者希望通过学校教育，使这些移民的孩子能够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改革者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同化和融合他们，使之成为美国民族的一部分，同时竭尽所能地向这些孩子灌输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正义、法律和秩序观念。”
在上述情况下，像“一无所知”这样的组织纷纷起来反对移民。美国保护协会呼吁国会通过立法对新移民加以限制。1882年，国会通过了限制中国移民的《排华法案》，美国上下笼罩在“异邦恐惧”和“红色恐惧”的阴霾下。反移民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将国内种种矛盾归因为“异邦人的渗入”，把种族歧视从单纯的对黑人的歧视转向对所有新移民的歧视。1906年，《国民法》规定，移民只有在具备英语语言能力后，才能加入美国国籍。1921年颁布的《外籍人移民美国限制法》和1924年颁布的《移民法》，对不同民族来源的移民人数做出了限额规定，特别是对东欧、南欧和亚洲移民的人数也做出了限制，这使美国接纳自由移民的大门最终关闭。20世纪30年代，由经济大萧条带来的经济与政治的压力，使大量移民被阻止在美国大门之外，随之带来的是，进入双语班级的学生人数及双语教师急剧减少，针对有色人种的语言偏见持续不断，并直接指向英语之外的语言。
2公立学校美国化的实践
1915年，一场来自东欧和南欧移民的美国化运动兴起。当时，一些热衷于改善移民生活条件的社会工作者担心和怀疑新来的移民难以自动同化，他们便有组织地向新移民进行美国生活方式的宣传和教育，鼓动各级政府部门制订计划以帮助新来者融入美国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使美国国内民族主义的热情高涨，并把这场美国化运动推向高潮。在20世纪前25年，美国化运动欢迎移民成为美国公民，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学习英语，追随美国生活方式。许多州通过立法的形式规定了为外国出生者提供受教育和美国化的机会。
学校被当做美国化实践的最佳场所。公立学校的教师和管理者往往采取以下方法实施美国化计划，如使用各种方法瓦解移民学生的个人履历，取而代之的是为他们建立美国的个人履历，也就是说学生到校第一天，老师就将学生的名字改为美国儿童的名字，并用这个新名字进行注册；不准学生在学校或学校附近使用母语，老师和校长还经常用家访的形式阻止学生讲母语，甚至还经常惩罚那些在学校操场上讲西班牙语的学生；坚持讲授以盎格鲁白人文化为中心的课程；实施浸入式英语教育，让不会讲英语的孩子浸入在英语的环境中，学校不再给孩子提供特殊的语言教育计划。由于达不到所在年级的学习水平，很多移民学生被同学孤立，被老师忽视，遭受留级挫折，这种遭遇持续几年后只得辍学。
3公立学校双语教学发生的巨变
1919年，美国化办公室规定：美国所有的州，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要通过立法的手段使用英语进行教学。同年，科罗拉多州立法机关禁止任何尚未完成8年级学业的学生就读教学语言不是英语的学校。为呼应1919年席卷全国的美国人的反德情绪，内布拉斯加州通过了禁止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使用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作为教学语言的法规，任何违犯法律条款规定的人将被视为违法而判轻罪，并将依照公诉程序被判处不少于25美元的罚款，或被判入县监狱不超过30天的监禁。到了1923年，美国全国有3/4的州颁布了此类法令。由此可以说，第一股强大的独尊英语的运动，源于20世纪初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反移民情绪。
这一时期美国社会一改以往的宽松的语言教育政策，对语言多样化的容忍态度也大为改变，学校被视为政府实施同化主义的“大熔炉”。在美国化运动推动下，公立学校只准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同时还加强了美国历史、习俗、传统和文化的教育。与此同时，许多双语教育受到了打压并逐渐消失，移民子女只得进入主流语言学校接受唯英语教育。至此，美国的语言政策走向单语制。
（四）联邦政府资助的双语教育的复兴
1由于联邦政府的重视奠定了双语教育基础
美国外语教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的严重不足，使联邦政府决心把教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计划中。因此，美国政府号召公民学习外语，提高国家的外语能力，以确保国家的安全，认为必须把教育纳入国家战略中，让教育服务于国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
1958年通过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把教育置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地位，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联邦政府的全面资助，从根本上改变美国教育的现状。联邦政府拨款28000万美元，用于资助州立大学改善教学设施和提高外语教学水平；为在小学开设外语课程的计划提供资助；加强和发展高等学校和地区的语言研究计划，设立“国防外语奖学金”，支持学生学习外语。该法案促进了外语教学的提高，但它并未改变美国教学语言与实际需求相脱节的不足。一方面，美国鼓励英语单语者以很大的代价、很低的效率学习外语；另一方面，又以单一的英语教学毁掉了非英语背景的孩子带到学校的语言礼物。
2语言少数族裔儿童与英语同伴的学习差距
双语教育根植于美国殖民地时期和建国早期的历史之中，民众与官方对双语教育的态度到了19世纪末产生了显著变化。随着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主张社会同化者对非英语语言的保留与使用的态度也有所变化。自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发生以来，学校成了反对种族主义、争取教育机会均等的主要战场。科尔曼为美国教育总署进行了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并出版了《教育机会均等》一书来揭示社会各阶层相关因素与少数族裔群体和主流社会群体的学生们的学业成绩的关系。在成绩测验中，除了亚裔美国人以外，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平均成绩大大低于白人学生（即主流社会群体的学生），并随着年级的升高，差异也逐渐增大。贫穷、家长教育水平较低等，这些校外因素都使少数族裔儿童在进入小学一年级学习时，在语言和非语言技能上都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上所有学校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此后，美国最高法院就根据种族、种族差别、社会结构秩序做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决定。更为重要的是，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其目的是针对语言少数族裔学生的语言现状，利用政策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潜能，缩小他们与主流社会的英语同伴之间的学习鸿沟。
3州政府尝试的双语教育成为示范
美国历史上使用民族语言进行的教学，通常被限制在私立学校和宗教团体兴办的学校。20世纪60年代早期，佛罗里达州戴德县的学校突然面临如何满足从古巴逃亡而来的、只会讲西班牙语的难民子女的学习需求问题。这些不会讲英语的儿童通常被安排在唯英语学校的课堂里，接受短期的英语培训，直到他们自己能顺利通过语言关。然而，进入戴德县讲西班牙语的移民的数量并不稳定，有些学校接纳的这类学生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讲英语的学生数量。为此，学校管理者为这些孩子建立了采用西班牙语和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双语学校，孩子们在双语学校学习成绩斐然，不仅成功地融入美国社会接受了美国文化，而且还保留了其家庭和原始群落的语言和文化。教育家和研究者均将这种成功的双语教育计划视为全国的示范教学计划。佛罗里达州的经验使决策者和教育家相信，双语教育可能是解决其他众多的英语能力有限的西班牙学生学习成绩低下等棘手问题的途径。
五、精神状态模式：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挑战
（一）美国主流社会语言态度的流变
1经历了从不安到容忍的渐变过程
美国主流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对异己的族群秉持不同的态度。从他们对待德裔美国人的态度，我们可以管窥其已经内化了的价值观。德国移民在1720年以后，特别是在1740年-1760年之间，仅在费城码头上岸的就达6万人；仅在1745年，在宾夕法尼亚就集聚了约45000名德国人。德国移民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很多出版物都以德文撰写，众多的坚持讲德语的人不但使讲英语的殖民地居民产生了不安，而且也引起了当局的恐慌。随着独立战争的爆发，德裔美国人对美国的爱国热情和英勇作战使美国人的心理恐惧减弱，加之他们与美国早期定居者在人种上的相承，他们认同美国和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速度较快。因而，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对待德裔美国人的态度有所转变。美国社会还通过鼓励人们在报纸、媒介、宗教活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使用多种语言来促进语言的多样性。
2在对语言多元化的肯定、认可与保持缄默之间的摇摆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国家独立时期以及新共和国巩固、联盟和扩张时期，官方及民众对待语言多样性的态度至少是多元化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秉持积极支持的态度。麦基曾明确指出，任何试图让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用英语来替代母语的想法，都是与新共和国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美国建国所依据的政治多元化的理念，也是友善地接受语言和文化多元化的观念。实际上，美国最初13个州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是较为多元的，如果缺乏相互容忍，新共和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欧洲裔美国人社区对待文化和语言多元化的状况保持缄默的态度，这与那些不讲欧洲语言者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从本质上讲，贬低少数族裔群体的语言是欧美人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欧美人的语言逃过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族主义者、一无所知党、三K党掀起过针对不同种族、民族、宗教和语言的强烈的排外运动。这种排外运动发展为“语言恐怖”主义，表明了美国主流社会对待英语之外的欧洲语言的普遍态度。
3根深蒂固的“大熔炉”同化意识
1907年，美国国会根据移民儿童教育问题的专题研究得出结论：后来的美国的移民与先于他们移民到美国的人大不相同，因为后来者来自没有文化、缺乏自信和创新的国家，他们的到来是对美国文明生活的毁灭；我们要解体这些民族和定居者，同化并将其融入美国的种族之中，向这些移民的子女灌输民主的思想，并唤醒他们追求民主的意识以及教育他们在国家生活中应信守的原则，而这些东西是美国人永远拥有的理念。当时，美国人对待语言的态度是，教授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是一种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对移民施加的压力就是对移民彻底的同化。1923年，由最高法院裁决了俄亥俄州禁止初级学校教授外国语的法律，至此美国化运动开始式微，试图忠诚于英语的立法开始减退，大城市学校开始取消学习德语的禁令。
（二）少数族裔群体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挑战
1美国的社会背景
二战后，美国各级教育发展迅速，逐渐地改变了自19世纪末以来对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教育的停滞状态。但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使少数族裔群体失去了与白人相同的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联邦政府虽然将黑人与白人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相隔离，但这并不能阻挡黑人父母让子女得到良好教育的希望，一些内心深处的、难以言状的东西促使黑人为自己的孩子追求平等和公正。20世纪5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黑人对隔离设置学校的制度提出了质疑，废除种族隔离、消除种族隔离制度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
2少数族裔群体向美国社会提出的诉求
1951年，堪萨斯州托皮卡市8岁黑人学生琳达·布朗的父亲，为自己的孩子申请就近入学一所白人学校遭到拒绝。他以女儿的名义地方学区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损害了女儿的平等受教育权。而地方法院依据普莱西案例的“隔离而平等”原则，判定布朗败诉。随后，布朗夫妇偕同其他黑人家长向美国最高法院上诉，认为具有同样硬件设施的隔离学校并没有考虑那些“无形”因素，但“无形”因素本身对黑人儿童的心理健康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适逢此时，美国其他地区的法院同样面临着有色人种公立学校的问题，有色人种认为种族隔离原则是违背美国宪法、损害教育平等的做法。这些案件分别是“格布哈特诉贝尔顿”、“布里格斯诉埃利奥特”、“戴维斯诉爱德华王子县学校委员会”和“博林诉夏普”案。1954年5月17日，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做出了历史性裁决：各州在学校中推行的种族隔离制违宪，隔离的教育设施从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
3司法判例对“隔离但平等”原则的彻底否定催生了新希望
联邦高等法院的裁决着重强调了教育在美国人的生活意识中的重要性。教育是良好的公民职责与权利的基石，教育作为主要的手段，被用来向儿童传授文化价值，为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并帮助他们顺利地适应周围的生存环境。某个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如果被剥夺了，那么，他在今后的生活中很难获得成功。布朗案这一划时代的判决，使平等受教育权最终在法律上被确立，它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的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它又是一种催化剂，其影响所及已不仅仅局限于公立学校，而且波及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迫使美国对各种种族隔离的现象进行审查，使各种种族歧视条文失去了法律效力。因此，由布朗案而产生的教育政策是一个学校内外都受影响的教育政策，而一项教育政策引发的社会关系的大变动和学校之外的政策的大变动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显然，布朗案的裁决直接指向学校，它促使学校内部必须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少数族裔儿童，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发了一场争取公民权利的运动，它使美国黑人都行动起来加入到有组织的政治和社会运动中去，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六、规范模式：《民权法案》是《双语教育法》诞生的催化剂
（一）民权运动蓬勃兴起
经济的蓬勃兴起与少数族裔群体的矛盾逐渐激化。二战初期，美国经济实力处于鼎盛期。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内财富迅速增加，家庭收入成倍增长。1922年，美国国内财富为3340亿美元，到1946年，即24年后的美国国内财富翻了一番，达到7000亿美元；到了1958年，美国国内财富达到了17000亿美元。美国在经济上具有足够的能力对其他种族予以帮助，于是各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各级教育机构的投入。
20世纪60年代初，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移民，由不同群体组成的少数族裔逐渐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黑人是美国数量最多、社会地位最低下的少数民族，长期的种族隔离制度使他们陷入政治上无权、经济上不利、教育上落后的悲惨境地。二战时期，他们纷纷入伍奔赴战场。美国的自由与平等成为人们追求的共同目标，彼此之间无种族差异。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经济的强盛，美国大众的生活水平及生活质量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和改善，但美国的黑人、亚洲人和墨西哥人却元权享受美国白人拥有的一切，他们的地位仍处于社会边缘。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仍然存在的社会歧视，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争取平等权利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民权运动随之兴起。
（二）谴责主流社会不公平，要求身份认同和权利平等
1《民权法案》为美国公民思想变化奠定了基础
美国少数族裔群体为了让自己和多数群体一样能够得到平等对待，依靠《独立宣言》、宪法以及宪法修正案，通过国会和总统，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要求社会身份认同等合法权利，谴责主流社会长期以来不能公平地对待他们，指责主流社会违背了自己最神圣的宗旨。1964年，最终通过了《公民权利法》，其中第四条主要涉及公立教育的问题，明确授予美国教育总署实施国家调查，检验平等教育机会的有效性；在各州、行政部门、学区申请的基础上，提供技术援助，以帮助它们执行学校废除种族隔离计划等。第六条对联邦资助计划进行了说明，规定凡接受了助学金贷款或以合同形式接受资助的各州机构，在接受资助的项目中必须废除基于种族、肤色或民族血统的种族歧视等规定。因此，民权运动为美国公民思想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2公民权利运动是多元文化主义诞生的催化剂
1964年颁布的《民权法案》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功用，“即使最有远见的人在它被通过时，也不能预知‘民权法案第六条’将会成为语言少数族裔群体在建立双语教育计划并获得平等教育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武器”。一方面，从民权运动开始到1965年为止，《民权法案》的制定、《选举权法》的推行以及法院的判决，使种族隔离制度得以废除，但并没有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这更容易导致高辍学率和低教育水平问题的产生，进而增强了语言少数族裔群体在就业中的竞争力，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不平等与歧视等现象使得他们的就业状况更加困难，这种低就业状态又造成贫穷状态的持续。另一方面，一些语言少数族裔的学生进入主流课堂后，因英语水平低而无法听懂课程内容，许多学生不得已而辍学，这样他们与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学生就可能“混到一起”，成为“街头团伙”，这不仅给家庭带来负担，而且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权运动使穷人和少数族裔儿童接受平等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也解决了那些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所遇到的问题。学校设计了一些特殊的课程，以帮助英语熟练程度有限的学生。
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熔炉观”受到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必要了解语言少数族裔的文化及其差异，允许所有的美国公民拥有空间和机会去建立一个奠基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基础以维护自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少数族裔人群要有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就必须摆脱其原有的文化的束缚。对双语教育政策的诉求体现了少数族裔群体对公平和得到社会承认的追求，他们呼吁联邦政府对语言教育进行政策预设，即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予以认可。民权运动最终使民权恩及美国的黑人，它导致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公民对少数族裔群体的美国身份和地位的重新评价。总之，1964年的《民权法案》为探讨未来美国语言教育政策奠定了基础，联邦及州立法者、教育研究人员、学校管理者及教师必须共同承担起使学生获得公平教育机会的责任。为了从政策层面上对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民权法案》的颁布等重大事件做出应答，联邦政府于1968年颁布了《双语教育法》。
结语
在公民的语言、文化以及公民的出生地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中，教育的语言的冲突也许一直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正是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长期作用下，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双语教育法》。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7
2月29日，欧洲央行启动了第二轮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约800家欧元区银行发放总额为5295亿欧元的3年期贷款。
此前，包括欧元区、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纷纷施行了低利率政策，全球为应对增长放缓，流动性宽松格局已经势不可挡。
全球货币再度宽松，意味着资本可能继续推高资产价格，埋下通胀隐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预调微调，成为今年平衡增长与物价的重要砝码。
国内货币新政
2月29日，欧洲央行开始第二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银行业提供三年期总额5295亿欧元的贷款。
正如担心美国是否会启动Qe3一样，流动性泛滥虽然能够扩大外需，但势必会冲高大宗商品价格，引发国内新一轮的输入性通胀，同时中国会再次面临人民币升值和热钱流入的压力。
国内货币政策变得更微妙，是实行宽松政策还是继续常态化？
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表示，2012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好货币信贷供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广义货币预期增长14%。
据计算，以14%为标准，2012年m2应增长11.9万亿元。若在外汇流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以去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新增m2比例73.3%估算，今年新增贷款规模要达8.69万亿元。与2011年全年新增信贷7.47万亿的总量相比，今年的信贷规模有所扩大。
专家认为，在外汇占款趋势性减少的大背景下，需持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放松75%的贷存比限制，以提供货币乘数，继而通过信贷增长实现货币扩张。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预期，今年外汇流入将少于去年的一半，为了实现央行14%的货币增长目标，存准率将至少再下调三次。
1月份信贷增量不足8000亿元的背后，除了有投资动力下滑的原因外，银行的存贷比限制也是一大因素。因此，银行业呼吁放宽存贷比指标的呼声较高。
对此，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放开存贷比指标并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假设取消存贷比的限制，商业银行贷款会不断冲高，不利于金融稳定。与此同时，流动性增加将加大通胀预期。今年1月的Cpi已同比上涨4.5%，超出预期0.5个百分点。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认为，央行会谨慎利用货币政策防止第二轮通胀，如果2月份Cpi降到3.5%以下，货币政策应该会所放松。
强调预调和工具创新
“预调微调从一季度就要开始”。在今年2月上旬一次会议上指出，今年1月和一季度的经济状况值得关注。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对本刊记者指出，其实预调微调早已开始，为了平滑春节期间偏紧的流动性，央行已经采取停发央票和逆回购来增加流动性。
同时，近期一系列疲弱数据开始支持政策宽松。今年1月贸易进出口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显示内外需求减弱。货币供应量m2和m1在1月份别同比增长12.4%和3.1%，均弱于2011年同期。社会总融资量也比去年同期减少将近一半，这些数据均表明需求正迅速减弱。
鉴于此，2月18日，中国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0.5个百分点，增加约4000亿流动性。郭田勇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体现了预调微调的政策要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绝对放松。1月的Cpi和信贷数据双双背离预期，凸显了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央行稳健货币政策的拿捏力道变得更加不好掌控。
在货币政策松紧有度的调控中，数量型工具一直充当着重要角色。2011年上半年，央行以每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率来收紧流动性，更附加动态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手段。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以来，央行亦通过两次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来释放流动性。
而价格型工具，央行去年仅有两次加息举措。对此，郭田勇指出，央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从方式上有所转变，应该更倚重市场化的调控方式，不要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针对货币政策的调控手段，央行行长周小川年初曾公开表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货币政策工具箱。既要有数量型的调控工具，也要有价格型的调控工具；既要有传统的调控工具，也要开发一些宏观审慎性政策工具。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8
关键词：教育背景；工作背景；两职合一；政治背景；研发支出
作者简介：康华（1978-），男，山西大同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创新研究；王鲁平（1963-），男，山东单县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公司治理研究；康健（1981-），男，山西大同人，西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082-05收稿日期：2012-03-27
引言
研发活动往往会带来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它决定着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和生产效率。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如何提高企业研发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而重中之重则是如何选拔和培养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Ceo。
Hambrick等（1984）认为，高管团队的组成特征能够反映高管的认知、价值观等心理特征，进而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与绩效。因此，Ceo的年龄、任期、工作背景、教育背景等都会影响到研发活动（Barkeretal，2002）。同时，国内学者也注意到Ceo的股权激励（康华等，2011）和任期（刘运国等，2007）对研发支出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尝试性分析Ceo的教育背景、工作背景、两职合一和政治关系等特征对研发活动的影响。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研发支出是企业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投资，具有高风险、易失败的特点，所以Ceo会依据自身利益和业绩考核的需要来决定研发支出；加之Ceo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Green，1995），所以Ceo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的研发支出。其次，Ceo是企业战略的主要决策者，他们甚至可以控制企业战略制定委员会（Zahraetal，1989），因此Ceo对研发支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最后，Ceo自身特征会影响其对研发支出风险和收益的判断，从而影响企业的研发支出。综上，我们认为Ceo的特征会影响企业研发支出的水平。
1.教育背景
不同的教育背景意味着不同的认知能力和知识积累程度（Hittetal，1991）。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较好的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也意味着较为容易接纳和吸收新观点、新事物，从而增加支持研发和创新活动的可能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的Ceo具有相关知识和战略眼光，更容易把握技术动态和发展趋势，也更可能支持研发支出。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1：Ceo的教育背景与研发支出正相关。
2.工作背景
Dearborn等（1958）发现，有特定工作背景的管理者往往会按照以往的工作经验来分析和解读信息。Barker等（2002）发现，从事过研发、技术和销售工作的Ceo喜欢通过新产品或新市场来实现增长，所以具备这类工作经验的Ceo更易采用创新战略。同时，财务、生产、管理和法律等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多将研发支出看成酌量费用，他们一般倾向于减少研发支出。所以，Ceo具有研发、技术或销售工作背景的企业，其研发支出多于Ceo没有这些背景的企业。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H2：与其他工作背景相比，Ceo的研发、技术和销售类工作背景会增加企业研发支出。
3.两职合一
anderson等（1986）认为，Ceo兼任董事长确定了公司领导核心，会产生更清晰的公司战略和使命，因此两职合一会使公司经营更加稳定且可持续。Lipton等（1992）指出，Ceo最熟悉公司的情况，因而Ceo担任董事长更为合适。管家理论也认为，总经理对自身尊严、信仰以及内在工作满足的追求，会促使他们努力经营公司，成为公司资产的好“管家”，所以两职合一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自由（吴淑琨等，1998）。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Ceo的两职合一与企业研发支出正相关。
4.政治关系
转型经济为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其中包括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不确定性（Guthrie，1997）。熟悉和了解政府运行的特点和情况，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所以企业家需要且有动机建立政治关系。另外，政治关系能够带来财政补贴（陈冬华，2003）、税收优惠（吴文峰等，2009）、融资照顾（Claessensetal，2008）和产权保护等好处，降低企业从事研发活动的风险和门槛，保证研发活动的顺利开展进行。由此，我们得到如下假设：
H4：Ceo的政治关系背景有助于研发支出的增加。
二、研究设计
1.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择2005年～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剔除没有研发支出的上市公司；（2）剔除经营现金流为负的上市公司；（3）剔除经营毛利率为负的上市公司；（4）剔除Ceo任期小于1年的上市公司；（5）剔除相关数据和指标缺失的上市公司。之后，我们得到的样本共计806家上市公司。同时，为了剔除异常值（outlier）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1%的winsor处理。
剔除经营现金流和经营毛利率为负的上市公司，是因为这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量或利润以保证企业的研发活动。剔除Ceo任期小于1年的上市公司，是因为这类企业的Ceo无法影响企业当年的研发支出。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部分变量则是通过逐一阅读上市公司年报而手工摘取的。
2.研究变量定义
（1）因变量
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本文采用研发强度（研发支出/营业收入）作为度量企业研发支出的指标。
（2）自变量
教育背景是指Ceo的基本学历状况。根据Ceo学历状况的不同，我们将Ceo的教育背景划分为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5种，分别对应1、2、3、4、5。
工作背景是指Ceo曾经从事过技术、研发或销售类的工作岗位。Barker等（2002）的研究发现，具有技术、研发或销售类工作背景的总经理比较关注数量（销售量），而具有财务、法律和管理工作背景的总经理比较关注质量（盈利水平）。由此，我们将曾经或现在从事技术、研发或销售工作的总经理的工作背景定义为1，从事其他类型工作的总经理的工作背景定义为0。
两职合一是指Ceo兼任公司董事的情况。实际上Ceo除了兼任董事长外，往往还会兼任公司的董事和副董事长。借鉴吴淑琨等（1998）的研究，我们将Ceo两职合一的状态划分为3类：Ceo兼任董事长为1；Ceo兼任副董事长或董事为0.5；Ceo不兼任的为0。
政治关系是指Ceo以前或现在是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行业组织成员（罗党论等，2009）。如果是，那么这一变量定义为1；如果不是，则为0。
（3）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我们选择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员工素质和税收优惠政策、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Ceo任期和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好地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表1主要变量及具体定义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计算方法具体内容和数据来源因变量研发强度研发费用/营业收入研发费用主要来自于现金流量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细项，包括研发费、研究发展费、新产品试制费、技术开发费等，以及管理层讨论中披露的研发费用自变量教育背景学历状况Ceo的学历状况。高中到博士分别为1～5工作背景工作背景在成为Ceo之前的工作部门。具有研发、技术、销售工作背景的为1；其他工作背景的为0两职合一虚拟变量按照兼任状态分为：Ceo兼任董事长为1；Ceo兼任董事或副董事长为0.5；Ceo不兼任为0政治关系虚拟变量企业Ceo以前或现在是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类行业组织成员，则这一变量为1；否则为0控制变量任期任职Ceo的时间连续作为Ceo的时间地理位置Location将企业的工商注册地所在省份作为其地理位置，并根据樊纲等《中国市场化指数2009》中各省的得分确定各公司的基本得分人力资源技术和研发员工/
员工总数控制员工基本素质的影响。来自于年报的基本内容税收优惠有为1，没有为0控制创新活动税收优惠，有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国产设备的技改设备抵税、新产品退税等。来自于报表附注中的“所得税”负债水平资产负债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企业规模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控制企业规模的影响。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盈利能力经营毛利率控制盈利水平的影响。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董事会规模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控制董事会规模的影响。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独董比例独立董事/董事会人数控制独立董事的影响。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描述性统计的结果表明：（1）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支出的均值为1.37%，标准差为1.7%，与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的研发强度十分接近，说明研究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但企业之间的差异较大；（2）从自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Ceo在教育背景、工作背景、两职合一、政治关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3）控制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在这些方面的差异相对较小。
表2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矩阵研发强度0.01370.0170年龄46.496.1941工作背景0.3620.481-0.0041政治关系0.1950.396-0.023-0.097***1教育背景3.4240.861-0.299***0.105***0.081**1任期4.4402.4630.235***0.05000.005000.065*1两职合一0.5470.2430.151***-0.104***0.085**0.02900.105***1地理位置8.8041.9690.036-0.01000.077**-0.0370-0.02200.104***1人力资源0.1330.09700.0510.120***-0.05100.087**0.071**-0.005000.076**1税收政策0.4840.5000.071**0.05500.069**0.065*0.01600.0520-0.01000.143***1负债水平0.4610.170-0.025-0.00500-0.121***0.074**0.129***-0.0140-0.060*-0.090**-0.161***1企业规模21.351.0070.0350.064*-0.05300.135***0.172***-0.0520-0.082**-0.089**-0.04900.419***1盈利情况0.2370.138-0.0370.090**0.082**0.0440-0.109***0.04100.02600.207***0.186***-0.394***-0.252***1董事会规模2.2050.2000.0220.0580-0.109***-0.0290-0.0110-0.00200-0.127***-0.00300-0.04500.109***0.235***-0.097***1独董比例0.3570.04840.0460.01000.04700.0510-0.065*0.0530-0.0160-0.02900.02100.009000.0480-0.0440-0.205***1注：*、**、***分别代表双尾检验在10%、5%、1%水平上显著。
我们分析了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及置信水平，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远低于0.5，所以可以基本排除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统计软件Stata11.0，通过分析2005年～2008年806家制造类上市公司pool数据，研究了Ceo特征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回归结果
因变量：研发支出/营业收入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教育背景0.00142**〖6〗0.00131**（2.26）〖6〗（2.09）工作背景〖3〗-0.00334***〖6〗-0.00296***〖3〗（-3.18）〖6〗（-2.81）两职合一〖4〗0.00763***〖6〗0.00633***〖4〗（3.65）〖6〗（3.02）政治关系〖5〗0.00340**0.00255**〖5〗（2.66）（1.99）年龄0.00007570.000000251-0.000002880.000001630.00000398（0.86）（0.03）（-0.34）（0.20）（0.45）任期-0.000544**-0.000455**-0.000562***-0.000506**-0.000591***（-2.52）（-2.12）（-2.62）（-2.36）（-2.76）地理位置0.00132***0.00130***0.00120***0.00125***0.00119***（5.12）（5.08）（4.68）（4.88）（4.67）人力资源0.0287***0.0315***0.0307***0.0310***0.0318***（5.35）（5.90）（5.79）（5.80）（5.98）税收政策0.00427***0.00454***0.00429***0.00430***0.00413***（4.14）（4.43）（4.19）（4.17）（4.05）负债水平-0.00863**-0.00834**-0.00875**-0.00757**-0.00833**（-2.50）（-2.43）（-2.55）（-2.19）（-2.44）企业规模-0.00382***-0.00352***-0.00349***-0.00366***-0.00358***（-6.64）（-6.19）（-6.15）（-6.44）（-6.30）盈利情况0.0291***0.0307***0.0289***0.0292***0.0291***（7.14）（7.55）（7.12）（7.17）（7.20）董事会规模0.002260.002490.001600.002550.00268（0.85）（0.94）（0.60）（0.96）（1.02）独董比例0.004100.006680.003060.004730.00217（0.38）（0.63）（0.29）（0.44）（0.21）常数项0.0624***0.0629***0.0638***0.0647***0.0572***（4.62）（4.70）（4.77）（4.83）（4.28）观测值806806806806806F值33.16***33.82***34.24***33.42***28.61***adj-R20.3050.3100.3120.3070.324注：*、**、***分别代表双尾检验在10%、5%、1%水平上显著。
上述oLS回归模型的F值都达到了1%的显著性水平，而且各模型的adjR2>0.3，也处在较好的水平，说明已有的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同时，各自变量的系数表明：
（1）模型1中Ceo的教育背景的系数为000142>0，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Ceo的教育背景与研发活动正相关，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2）模型2中Ceo的工作背景的系数为-0.00334，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Ceo的工作背景与研发活动显著负相关，其结果与本文假设2正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具有技术、研发和销售工作背景的Ceo更了解相关技术发展和创新的风险，因此对研发投入更谨慎，从而导致研发活动的减少。
（3）模型3中Ceo两职合一的系数为000763，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Ceo两职合一情况与研发活动正相关，本文假设3得到支持。Ceo兼任董事可以增进其与董事会和股东的沟通，并增强其权威，从而有助于增加研发支出。
（4）模型4中Ceo的政治关系的系数为000340，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Ceo的政治背景与研发活动显著正相关，本文假设4得到支持。Ceo的政治关系带来的优势可以帮助企业减少研发阻碍和降低研发风险，从而促进研发活动的开展。
（5）模型5中Ceo的教育背景、工作背景、两职合一、政治关系的系数分别为0.00131、-0.00296、0.00633和0.00255。由系数绝对值来看，对研发支出的重要性依次为两职合一、工作背景、政治关系和教育背景，这为我们选择创新型Ceo提供了决策依据。
四、结论
高阶理论认为，Ceo的个人特征必然会影响到企业的研发支出。由此，我们采用2005年～2008年80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了上市公司Ceo特征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Ceo的教育背景、两职合一和政治关系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而其技术、研发和销售工作背景与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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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theRelationshipbetweenCeoCharactersandR&Dexpenditure
BasedonUpperechelontheory
KanGHua1，2，wanGLuping1，2，KanGJian3
（.SchoolofmanagementXi’anJiaotongUniversity；2.theKeyLaboratoryoftheministryofeducationforprocessControland
efficiencyprojects，ShaanxiXi’an710049；3.Xi’anpolytechnicUniversity，ShaanxiXian710048，China）
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9
［关键词］互联网；知识服务；教育公平；“桂师云中小学教育资源云平台”；“双减”政策
一、教育公平是“双减”政策的核心目标
教育公平是教育的核心问题，教育一方面要让学生在其天资兴趣的基础上，普遍得到良好的培养和发展；另一方面要让学生在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公平公正的机会。近十年来，我国教育公平出现失衡的情况，既表现在空间维度上，如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又表现在时间维度上，如学习压力向低幼年龄转移。因此，回归“立德树人”、健康成长的初心，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确保教育选拔、机会的公平，是“双减”政策出台的目标所在。因此，“双减”政策要通过直接减少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并辅以其他一系列举措，改善过去一段时期教育公平失衡的局面。我们看到，相关部门在积极采取更多系列、配套措施落实“双减”政策，解决教育公平失衡的问题，包括破解学区房问题、实施教师轮岗措施等。但是，当前教育资源集中的局面还未得到彻底改善，因此，除了减少作业负担、限制校外补习机构，相关部门还需要通过一系列有效措施，解决教育公平失衡的根本问题，才能真正做到为学生减负。这需要相关部门、社会、学校、家庭的通力合作，其中，面向学校教师的互联网知识服务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互联网推动教育公平的巨大潜能以及需要进一步克服的障碍
（一）联结一切：互联网的巨大潜能
互联网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重大进步，它具有消除空间障碍、联结一切的巨大潜能。经历过手抄时代、雕版印刷时代、机械印刷时代的人类被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量级和速度震撼，人们甚至发明“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信息过剩”等语词来描绘这种巨大的变革。互联网的突出价值体现在教育领域，第一，在资源获取的空间性上，不同地域的人群，即便是偏远地区的教育从业者和学生，足不出户都能获取互联网中的海量资源，从而降低了信息获取从中心到边缘的衰减程度；第二，在资源获取的及时性上，互联网构建了信息传达的“共时性”空间，让处于共时空间的人在信息获取上消除时间上的差距，如名师的课程直播。因此，从克服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障碍来说，互联网联结一切的优势在实现教育公平方面具有巨大潜能。
（二）数字鸿沟：教育公平任重道远
人们使用“数字鸿沟”描述不同个体、机构、地区甚至国家在应用互联网方面的巨大差距，在教育领域，数字鸿沟也广泛存在，其不体现在硬件上，而是体现在“软件”使用上。在我国，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和投入，乡村及边远地区也有较良好的互联网硬件设施。根据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农村网民规模已达2.84亿，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7.6%，较2020年12月提升1.7个百分点，城乡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差异较2020年12月缩小0.2个百分点。但在有效利用互联网方面，城乡差距仍然非常大。有学者指出，当前互联网普及重视“物理接入”，而城乡不同区域的学校教育在互联网的应用方面出现了“使用鸿沟”，这实际上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平等［1］。在如何用好互联网资源方面，城乡之间、不同家庭背景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三、知识服务在互联网环境中的价值及功能
“知识服务”这个概念从图情学领域逐渐向更广泛的信息领域拓展，并得到更大范围地使用，也有学者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提出“知识服务”的定义。从“服务”及“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有学者认为，知识服务提供者凭借所具有的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借助适当的方法和手段，帮助用户获取知识、提升能力、解决问题［2］。我们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理解知识服务，能够更好地理解互联网环境中知识服务的价值和功能。
（一）以知识服务实践教育帮扶
教育帮扶是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在实施教育帮扶的过程中，知识服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指出，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帮扶大致经历了“基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电视教育帮扶（2000年以前）、基于教育均衡发展理念的信息技术支持帮扶（2000年至2010年）、基于教育公平理念的教育信息化精准帮扶（2010年至今）”三个阶段，“呈现了一种政策话语的重大转移”，表现为“在帮扶内容上，从‘物’的宏观层面逐渐向‘人’的微观层面转移；在价值取向上，从教育效率优先向教育公平优先转移；在政策导向上，从项目驱动向内涵发展转移”［3］。在教育帮扶实践中，服务对象聚焦到“人”身上，既包括学生，也包括需要帮扶的教师；帮扶的重点不再是提供“物理接入”，而是“知识服务”，即针对帮扶对象的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帮助其提升利用互联网技术和资源，提升自身获取知识、理解知识、建立知识谱系，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当前的教育帮扶实践中，知识服务应成为核心内容，才能有效缩短城乡地域差距，弥合新数字鸿沟，有效促进教育公平。
（二）以知识服务优化教育供给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的教育供给与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尤其在互联网教育服务的供给上，存在“泛化的教育供给与精准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4］。一类是政府主导的各类数字化教学资源过剩，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尽快推进教学资源数字化，甚至为了使数字资源尽快“达标”，建设了不少资源库。另一类是企业为占领市场，通过各种渠道整合资源，聚集了不少数字资源、网络资源。这类泛化的数字资源的通病是体量很大、内容很多，但不好用，无法满足教育需求。有的平台或资源库号称能够提供个性化服务，往往却名不副实。究其原因，在于这些平台或资源库对“数字化”服务的理解不足。实际上，这些存在泛化缺陷的平台或资源库只是实现了教育供给的第一步：提供和管理数字资源。其要真正满足用户需求，必须以知识服务优化教育供给，也就是在资源数字化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用户真实、个性化的需求，提供能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即能满足用户需求的服务。从优化教育供给的角度来看，当前无论各级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的数字资源平台，在满足用户具体需求方面还需要努力。而这也说明互联网时代知识服务需求旺盛、前景广阔；以知识服务优化教育供给，能够切实促进教育公平，特别是民族地区的教育公平。
四、“桂师云”平台推动教育公平的实践和 探索
（一）强化对学校及教师的知识服务力度，助推教育回归学校主体
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得到强化。“双减”政策一方面减轻校外培训负担，必然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另一方面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客观上要求学校教育减量提质，即降低作业体量和强度，保持和提升学习质量，这就对学校教育和教师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该背景下，作为为学校及教师提供互联网知识服务的“桂师云”平台发挥更大作用。“桂师云”平台结合中小学教材及学校基础教育教学目标，通过技术运用和数字化方式，为学校教师群体提供更精准、更系统化的教学辅助知识服务，实现精准教学资源广覆盖、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供给，为推动教育公平赋能增效。一是提供辅助教学的高质量的配套课件，方便教师授课教学。“桂师云”平台提供的配套课件能够帮助学校教师从繁重的基础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设计高质量的课程；同时配套课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区域教学水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助于学校教育实现既定目标。二是以高质量题库帮助教师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教育体系下作业负担减轻，要求作业“减量提质”，因此教师设计出高质量的课后作业是关键。三是构建教育质量评价分析系统，力争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帮助教师根据学生在平台上的学习行为数据实现学生学习效果的精准化评价和智能诊断，帮助教师摆脱低水平劳动，把更多的精力投入“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中。
（二）积极满足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的要求，助力减负不减质量
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是当前各地区、各学校落实“双减”政策的一大要点。一方面，课后服务的实施有效缩小了校外培训服务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课后服务也是学校教育体系的一环，对质量和系统性均有较高要求。“桂师云”平台积极加强对学校课后服务板块的建设水平，一是加强资源库建设，二是创新数字资源形式，力争系统性地满足学校课后服务需求。例如，“桂师云”平台根据国家颁布的教学大纲要求，结合一线调研，通过平台资源和线下教学的结合，以丰富的微课资源，既满足学生常规学习的拓展、探索需求，又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为更丰富优质的学校课后服务提供有力支持。而针对“双减”政策出台后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的情况，“桂师云”平台参照课程标准和学生学龄特点，开发科学探究、口语表达等不同类型的线上学习资源，通过听、说、读、实践等方式帮助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培养学习习惯、巩固知识。
（三）以互联网知识服务缓解民族地区教育资源不平衡状况
广西虽然是多民族和谐和睦的大家庭，但是也客观存在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其教育资源不平衡状况广泛地体现在城镇与乡村之间、山区与平原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等。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是减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实现城乡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在过去几十年，广西的经济、教育事业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广西教育事业在学校教育技术硬件、软件方面的投入，为进一步缓解广西教育资源不平衡状况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桂师云”平台作为覆盖广大区域、有能力服务广大中小学师生群体的在线平台，力求通过自身的知识服务来缓解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况，为促进教育公平发挥积极作用。例如，在面向教师群体的服务方面，针对教师资源向城镇集中的局面，“桂师云”平台通过互联网知识服务，让乡村教师也有条件获得丰富优质的课程辅助资源，以及提升自我的学习资源。在面向学生群体的服务方面，“桂师云”平台的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实现学校基本设施建设、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队伍建设等各种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桂师云”平台努力为乡镇教学点的学生提供优质的微课资源，以低成本助力解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实现教育资源公平、开放、共享。例如，物理、化学实验不仅对设备有较高要求，还对实验的安全设施和实验场景有较高要求。这对大部分城市学校来说不成问题，但对乡村学校来说则有很大难度，限于经费、人员素质等原因，乡村学校往往难以开展符合要求的物理、化学实验课程。为解决这一问题，“桂师云”平台开发了实验微课，将“数字”形式的物理、化学实验搬上平台，让缺少线下条件的学校学生能够直观、身临其境地体验物理、化学实验场景，更深刻地理解物理、化学原理，还能避免现场实验可能发生的意外，因而其广受各乡村学校欢迎。
（四）发挥互联网优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西大多中小学推迟了2020年春季开学时间。基于此，教育部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对此，“桂师云”平台充分发挥资源和服务灵活开放、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帮助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第一，在学校因防疫要求尚未开放期间，及时提供在线电子版教材及其他资源，助力学校开展在线课堂。第二，“桂师云”平台根据防疫工作需要，及时向中小学师生传播防疫知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线下的教育学习造成较大的冲击的局面，“桂师云”平台的线上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总之，互联网技术的进步为教育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桂师云”平台应充分发挥互联网知识服务优势，在促进民族地区教育公平、服务国家“双减”政策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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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的背景和意义篇10
解读一
最近双减政策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广大市民热议。如今大多数的家长在各种负担的压迫下，使得孩子的教育成了一场长跑马拉松比赛，争先恐后地希望孩子能抢跑在起跑线上，孩子们也日复一日的承受着沉重的教育压力，长期以往，孩子的身心发展会受到阻碍。
教育内卷化，成为我国中小学教育问题的重点。于是，国家教育部新出台“双减政策”，为学生家长和学生减轻身上的教育负担，让学生高效学习。
有着上下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是很善于做减法的。特别是道派。一部只有5000字的《道德经》却包含了宇宙所有事物的真相。道家推崇“无为而治”，学会放开，不做任何谋划，让百姓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国家不必插手。佛家思想贯彻放下的理念，尽管其来源已经无从考究了，但在中国的影响力巨大。佛家放下还是道家放手，归根结底，都是在做减法罢了。如果做加法，一味地只添不删，就好比如衣柜里的衣服，逐渐堆叠衣橱，后来却没有可以用的。加法还是减法，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利与弊。然而在孩子的学业上还是选择只做加法。
如今，“双减政策”出台了，“减法”终于开始运算了，孩子的学习负担和校外辅导真的要不见了。然而家长们之前天天抱怨孩子的学业压力重，如今政策出台后才发现自己是言不由衷罢了。
依我来说，教育部的双减政策是否能做到全面推行，最关键的是大家的观念问题。
“双减”政策出台，家长纠结：到底谁在口是心非
针对观念问题，需要考量三个方面：
首先，主管部门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是否强硬，能不能令行禁止；
其次，学校和教师的对于政策背后的教育观念能否认可，过去的应试教育思维能否抛弃，从而让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水涨船高；
最后，家长能否真正理解双减政策的“好处”，让孩子到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改变。
这三个问题，最核心的也是最难的就是家长能否理解双减。至于主管部门和学校方面，只要思想和措施统一，有所作为，措施直接有效，便不是问题。
无论出于哪个角度考虑问题，家长们的想法终究是最复杂的，意料之中的难以统一想法。那么又该如何解决问题呢？
家长们都明白，减负对于孩子而言无疑是利大于弊。然而内卷式竞争还是存在的，每个家长在潜意识里都会帮自己的孩子划分竞争者，如果其他孩子都选择补习班，那自己的孩子也不甘落后，家长们认为起跑线至少一致。
理论上，学生们都不参加补习班，家长和学生都能如释重负，这样在起跑线上大家的统一的，这是一个多赢的做法。然而实际上，家长们心里都有“小心机”。如果不能掐灭这些想法，补课还是一对一家教，都会死灰复燃，双减政策最后也只是徒劳无功罢了。社会飞速发展，家长们的教育观念也应该进步更新了。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运动学业都能兼顾的。一直以来，学习的时长从来不是衡量好成绩的标准。让孩子参考班里的学霸，有哪个是透支疲劳度来学习的呢？或许初中的时候，只要你勤奋废寝忘食，就能取得好成绩；但是上到高中，学习负担骤增，难度加大，仅凭努力已经无法高效学习了。
校外的教培机构或者一对一家教，只是在给孩子的教育做加法，一层一层地往孩子身上加，孩子最后只会被压垮。
课堂上的教学内容重复，只是让学生机械地接受课程知识，对提升学习能力毫无帮助可言。大多数校外的补习班之所以能让学生提高成绩，是因为学生辅导的是“课前知识”，机构给孩子进行知识预习，在课程上赶超其他同学的进度，因此在新学期之际孩子的成绩得到了提高。但是高分的成绩真的能立足不倒吗？真的代表了学生学习能力吗？
如果需要举一反三的时候，这样的学生只能盲人摸象了。并且盲目地给孩子报补习班，只会让孩子的脑子超负荷运行，到了关键时刻，孩子或许就无计可施了。
总结：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学生家长喜忧参半，孩子的学习压力终于得到了减轻，同时又担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希望家长们调整心态，将教育重心转移到家庭教育上，培养孩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作息。
既然双减政策已到来，船到桥头自然直，不必犹豫不决。减法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解读二
7月24日，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据说对教培行业影响极大。
看完文件后，我感觉这个政策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1、避免“内卷”。教育培训机构乱象丛生。教育培训机构在资本的裹挟下，越来越严重地“绑架”义务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但也只能被内卷。所以，国家规定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不可以做广告。
2、避免揠苗助长。很多机构提供机会给孩子超前学习和超纲学习，提前起跑。学生负担很重。不利于她们有规律，有质量的学习。
3、避免学生学业负担重。明确禁止了培训机构不能在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去发展艺术和体育特长。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4、加强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审核与监管，不让不合格的机构有生存的机会。
在读双减政策的时候，我内心是一直给这个政策点赞的。
1、明确规定培训机构不让做广告。培训机构请明星代言花了很多钱真的不应该。把这些钱用心的投入教研，提高教学质量多好。教育机构靠口碑推广才是良性的。
2、学困生没有完成作业也要休息。线上培训不能超过晚上9点。保护学生休息的权利和眼睛视力。
3、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在课余时间向学生提供兴趣类课后服务活动，供学生自主选择参加。让学生童年里不全是成绩成绩成绩！真正去引导它们快乐的成长和学习。
4、鼓励学校做好有质量的课后服务。
政策真的很好。但是希望不要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滥竽充数的现象出现，真正落实好！
解读三
双减政策的目的，在于让教育回归本真，形成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一个良性循环和互动的大教育环境，更好的为国家培养高质人才。
一、自由发挥的教育需要被扶正
小树苗的成长是自由发挥的，就像这些年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实现野蛮式增长，2020年全年在线教育融资总金额超过539.3亿元，较2019年的146.8亿元同比增长267.37％，为近五年最高，且超过了过去四年的融资总金额。
这些数据说明了：
1、教育市场的确非常大，且人民对于教育的需求多且高；
2、资本市场在快速扩张，甚至开始主导校外教育培训机构。
3、之前的文章提到过：大的教育观应该是以家庭教育为基础、学校教育为基石、社会教育为补充的。近年来急速扩大校外机构无疑打破了这种微妙的教育环境，在社会环境快速发展和被刻意营造焦虑的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瞬间就登顶了，连学校也远远不及校外培训威望高，这是多么可怕的认知？！
这些认知，主要表现在：除去学校学习外，大部分孩子都有兴趣班、各式各样的培训班，甚至有的干脆放弃学校的教育，去专门的校外机构学习；孩子的成绩不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请家教；听到/看到同龄的孩子报了什么辅导班，就要为自己的孩子也要报上，这些都是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的。
教育这棵小树被外力压弯了脊梁，“双减”政策正在为教育扶正，回归良性的大教育环境。
二、“双减”政策应该正确解读
“双减”政策不是为了让校外教育机构彻底消失，而是规范化严格管理。人不能一概而论，机构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不必人人自危。近年来校外教育的培训市场的快速扩张，导致了学校教育慢慢在整体教育的占比中失衡，教育的失衡对整个教育来说无疑是可怕的，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双减”政策就是最好的手段。
芯片被“卡脖子”，科技发展遇到阻碍，近乎于纯模仿式的科学研究，已经满足不了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了保证我国有充足的优秀人才，教育是重中之重。
三、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国家发展的象征
我国古代历史上官吏筛选的途径主要从先秦的世袭制，到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再到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一步步的在人才的筛选上进行重大改革，科举对国家、社会和人才的发展都有了明显的成绩。
现在的我国也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经历过整改和磨合，然后朝着健康和良性循环发展。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让校外教育重归补充之位。
四、积极推动校外培训企业改革/转型
校外教育是社会教育大的构成部分，整体大的教育是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试想一下，如果将现有的校外教育机构全部取缔，社会教育必然遭受重创，短时间内恢复无望，等待新的社会教育重新发挥作用，尚无归期。
所以，校外机构要积极推动企业改革和转型，接受国家监管，严格遵守规范，严加管理。
积极配合政策，探索探索转型之路，拒绝打擦边球！切勿心存侥幸，偷梁换柱！！！
解读四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在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当前，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说，学生整天埋头于作业，睡眠不足，又缺乏锻炼，体力下降。“有一位校长告诉我，有的高中学生，单杠引体向上做不了几个，跑步会昏倒。这样下去，国民体质下降，令人担忧。”
那么，“双减”的工作目标将如何实现？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对《意见》进行了深度解读。
一、减少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质量
当前，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突出问题，“双减”工作之一就是要减轻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担。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通过健全作业管理机制、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坚决防止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过多；通过系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通过教师切实履行好作业指导职责，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并及时做好反馈，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布置作业或批改作业属于学校教育的范畴，所以《意见》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给家长增加额外负担。”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
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既可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题，同时也可以提供更多适合学生健康成长的服务内容。不过，当前部分学校的课后服务还存在服务时间偏短、经费保障不到位、吸引力还不够强等问题。
为此,《意见》规定，学校的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的课后服务还要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既要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还可以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外，也要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等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
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
“受功利驱使和资本裹挟，为数不少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尤其是面广量大的无资质培训机构，偏离了公益性办学宗旨，迎合一些不合理的社会需求，无视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以应试为导向、以提分为目的，采取抢先学、超纲教、反复练等方式，纷纷面向在校学生特别是义务教育学段学生过度开展升学和考试学科知识培训。这不仅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加剧了全社会教育焦虑感，也一定程度冲击了素质教育、干扰了中小学校正常教学秩序。”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董圣足说。
针对这些问题，《意见》提出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求各地区分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类别，明确相应主管部门，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意见》特别明确，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已违规的，要进行清理整治。
三、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减轻学生负担，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做到应教尽教，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只有学校教育最大限度满足学生的需求，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家长才能不给孩子报班参加校外培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