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1
关键词：政治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38-02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自古以来，中国就特别重视道德教育。《周礼・师氏》中记载，当时的国学教国子以“三德”和“三行”。“三德”，即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即“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尤其在中国引以为傲的儒家思想体系中，早就把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融为一体。虽然社会与人在发展中都需要思想政治与道德教育，但两种教育在对象、过程、内容、体系上都存在差异，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可互相替代是作为社会必须的互补性存在。
已有研究指出，当前在我国学校德育实践中的误区之一是有些学校或教师把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视为独立的教育的活动，从而把政治教育看成单纯的教育过程。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内化分离，这种误区至今仍然存在。后果之一是导致教育建构中重政治教育而轻道德教育，否定道德教育在文化建构中的作用，从而使社会道德建构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我们认为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都要重视，实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转变，必须先确立新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弄清政治教育与道德的关系。
一、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必要的、互不影响的两种教育
思想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问题的两个方面。政治教育是指有目的地形成人们一定的政治观点、信念和信仰的社会活动过程。道德教育是指形成人们一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这两种教育的内容、目标和目的各不相同。从它们的逻辑关系上看，并非有着绝对的、必然的联系。从教育对象上看，都是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以这个“社会关系的总和”为主。思想道德教育的更高层次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更高层次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也不是思想道德教育的目标。两种教育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教育的性质。思想道德教育是人的素质教育，对一个国家而言，属于国民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政治信念教育，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但却不是两种同一的教育。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不会是趋同，而是各有侧重。
政治与道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上层建筑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虽然作为上层建筑具体形式的政治与道德在其内容、形式、地位、作用和历史发展过程等方面存在着很多差别，它们之间在相互作用的方式上也有许多不同，但是它们来源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对同一社会生活整体的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极其密切的。尤其是政治中有别于政治实体的政治思想与道德同属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
二、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是进行的相对独立、不可替代的两种教育
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一致与依存是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相对独立和不可替代是他们之间关系的另一个方面。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相对独立，是由于政治与道德是相对独立的这一性质决定的。政治与道德虽然同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在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但是它们在其内容、存在方式、与社会经济基础联系的密切程度、对社会存在的作用、历史发展过程和前途等方面是不完全相同的。
诚然，政治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在人类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各自有着不同的特殊规定性和不同的特点与功能，两者不能互相混淆与替代。但是，在政治与道德并不由此而成为互相排斥的两极，正相反，政治与道德在一定的规定范围内也是可以互通的。
政治和道德在内容上是不同的，政治由于其反映社会经济利益更直接，它的存在方式大多是显性的和成文的，例如国家的宪法和各种法律中提出的国家性质、制度等都是被明文规定的；而道德的存在方式既有显性的、成文的，也有隐性的、不成文的，例如各种社会准则、义务、责任往往是显性的、成文的，而图腾、禁忌、风俗等则常常是隐性的、不成文的。
政治与道德的不同也必然造成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差别，必然使两者在过程、阶段、条件和结果上都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教育界是公认的。例如，由于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更加直接，所以政治教育内容的不稳定性和变动性必然高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中既有相对稳定的政治理论教育，也有频繁变动的时事政治教育。而不管是政治理论教育、时事政治教育，还是道德教育，由于它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同的，因而其途径和手段也是会有很大差别的。在我国以往的做法中，将政治教育包容道德教育，抹煞道德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使道德教育完全附属于政治教育，从而使道德教育甚至整个教育随着政治和时事政策的变动而变动。这种做法损害了道德教育的相对稳定性，也动摇了道德以及道德教育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对我国社会现有发展水平的一种科学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是现代社会的初级阶段，也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是逐步摆脱经济和社会的不发达状态，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这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判断和发展目标的确立和认识与以前我们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同的，在教育决策的定位上也必然带来差别。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政治教育凌驾于一切教育之上，用政治教育代替道德教育、政治标准代替道德标准、政治判断代替道德判断也就在不言之中。而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道德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就逐渐地凸现出来。这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在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渐实现的社会发展目标，任何社会的动乱和不安定都会妨碍现代化的实现，而社会稳定的条件不是政治斗争，而是秩序、道德与法制。因此，为了建立稳定的现代化发展的社会基础，道德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就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在人才的标准上也引发了变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培养人才首先是具有高竞争意识和高规范意识的人才，也只有这样的人才，才能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高规范意识人才的产生依赖于我们的教育，依赖于我们的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学生的社会教育的过程中，道德教育应摆在首位。而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教育所实现的目标也正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和政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王立峰.政治与道德[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周礼・师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思想政治》系列教材[m].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荣辱观道德法律
道德与法律的矛盾是哲学范畴的“二律背反”命题。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道德元素的介入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建立，使得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的悖论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成为市场经济常态下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哲学观念意识新形态。因此，从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视角开展全民性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系对应的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哲学观，有着探讨性的理论启示价值和教育实践意义。
哲学思维下道德与法律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统一
哲学思维下道德与法律的“二律背反”是事物对立统一关系反映。“二律背反”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用语，指的是“两个互相排斥但同样可以得到论证的命题之间的矛盾”。“二律背反”用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边缘属性话语。这一用语在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尚未广泛建立之前，处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边缘而并未常用。道德与法律就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命题话语，如何解释这一“两个互相排斥但同样可以得到论证”的社会矛盾命题，就是哲学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应用范畴。反映了哲学思维下道德与法律的“二律背反”是事物发展关系中的对立统一，说明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哲学关系。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范畴，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哲学观和教育哲学观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命题。进而说明，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哲学思维解析“二律背反”在当下社会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道德与法律矛盾对立现象，通过对立统一关系的哲学分析和理论论证，就可获得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与法律之间“二律背反”的对立统一哲学解释。
“拒绝让座”引发道德与法律“二律背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
市场经济常态下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的“二律背反”最为典型的要数“拒绝让座”事件，事件中某城市的一名大学生在公交车上拒绝给孕妇让座，其理由是“上车是投了币的，就算是有老人有孕妇站在我旁边，我也可以选择不让座。”这一案例是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产生悖论，道德与法律冲突时哲学上的“二律背反”问题。从认识论思考和分析问题，不违法的事不等于不违德；法律管不到的事道德要管。进而说明，市场经济建设所对应的法制建设可以使中国变得强大，而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建设所对应的道德建设则可以使中国变得更伟大。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统一，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提示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本原则应以人本原则为逻辑起点，法本原则向人本原则的社会回归，是市场经济状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统一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体现。
哲学思维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道德法律哲学观的对应关系。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法律观具有一一对应的，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哲学关系，是关于荣的道德与辱的违法关系上的矛盾特殊性对立统一哲学的对应关系。是与非、荣与辱的观念，就是道德与法律一一对应的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它充分表明，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与法律的对立统一哲学观。进而说明，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道德法律哲学观的对应关系是哲学思维下的基本关系，是开展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教育时，坚持以“社会为本”转化到具体的、“以人为本”的哲学认识。同时，这一认识揭示并证实着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道德法律哲学观的构建，即为哲学思维下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观的构建。
道德法律哲学观构建的社会认识基点
法制社会如果缺少道德和热情，未来社会将是陌生人的社会。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在谈论“陌生人社会”时指出，法制社会如果缺少道德和热情，未来的社会将是陌生人的社会。这句话绝非危言耸听，它提示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以法制保证和谐为前提，更要以德治促进和谐为基础，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和法制观的有机和谐统一。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治国方略上讲，紧紧抓住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根本中心不动摇，既要坚持依法制国又要坚持以德治国并举，既要讲法制，又要强调道德关注、道德建设热情。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凝聚的优秀传统道德文化与现代化之道德法制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道德法律哲学统一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与社会主义道德法律相对应的对立统一哲学观。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和分析问题，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道德法律哲学统一观，就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对应关系的哲学思维观。其核心就是站在经济建设对应的法制建设与社会建设对应的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正确处理和有效把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条件下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经济制度的政治经济关系问题。也就是市场经济状态下社会主义道德的张扬与法律的抑制关系调控、注重和强调的关系处理、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把握、义与利的是非调节、德治与法制的并举等基本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道德元素和荣辱观意识的强化。“拒绝让座”的问题，使得原本不属于违法的问题，成为“二律背反”的、不是法律问题的道德问题。充分说明道德的“立法”问题，即道德底线与法律基点的对接问题，必须是在认识和评价体制与运行机制上对接的哲学观念形态问题。因此，在教育观念上强化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荣与辱意识、是与非观念和社会主义道德含量，是社会主义道德元素作为消除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催化剂，是思想政治教育哲学观念上构建道德与法律对立统一哲学观的要素。它充分说明，荣辱观是道德与法律基本关系一一对应与应和，是道德与法律的哲学统一观。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现代道德“立法”的启示。
道德法律哲学统一观的构建路径
深化荣辱观教育。从社会主义荣辱观与道德法律哲学观的基本对应关系可知，实施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开展并体现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对立统一哲学观的教育，亦即为道德与法律统一观教育，揭示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观念形态就是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律统一观念形态的存在。说明进行道德与法律哲学统一观教育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延续和深化，是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唯物辩证法的教育哲学观的构建。因此，开展公民道德体系建设和法制教育建设，实施以德治国和依法制国方略，要围绕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观念体系教育逻辑依次展开，使社会主义荣辱观专题教育涉及的道德意识与法律意识形成稳定的德治观和法制观，从而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的主渠道。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3
关键词：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关系；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0-0209-03
一、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现状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础，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指南针，高校必须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保证，培养政治合格、道德高尚、专业优秀的合格公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国家和社会对高校教育所要造就的社会个体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预设和规划。一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涵盖了高校人文社科教育的全部，大致包括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其内容具有层次性、顺序性、交互性、综合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体系，会受到社会变革、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制约。同时，它也是一个极具逻辑的结构系统，与受教育对象的综合素质、认同能力是相适应的。
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公民教育的重要前提和途径。一直以来，学者们对两者的关系存在着争议。
现实的情况是，在改革以前，法制教育基本上处于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的控制下。在开放以后，法制教育才逐渐从形式上被重视起来。但依然处于道德教育之下的附属地位。
道德教育，因传统沿袭，中央和教育部一直都很重视，处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位置。法制教育的位置相对尴尬。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法制教育的政策文件，无论是1985年，全国人大决议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展开普法通识教育；还是1987年，原国家教委明确将《法律基础》作为独立课程列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甚或是1995年，原国家教委单独就法制教育发文，要求加强学校法制教育；而最终于2005年教育部、又将《法律基础》和《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程合二为一，终成《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至今。法制教育始终与道德教育如影随形，没有从本质上被重视起来，无论是从课程教学方面，还是从高校重视程度，以及在大学生生活实践中，均处在形式的重视中，雷声大，雨点小，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其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现象频发和大学生合法权益屡遭侵害。其二，法制教育依附于道德教育，高校内部法制建设形式化，学生自主管理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大学生民主法制建设推进缓慢。其三，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时间少，而且得不到保障，法制教育实践教学缺乏，常常流于形式。其四，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法制教育的平台建设，环境氛围的构建缺乏。其五，政府重视度存在，但行动乏力，社会、媒体关注和宣传力度不够，学术机构理论研究不足。
二、大学生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关系检析
道德和法律同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控制和调整人们行为关系的规范，二者的逻辑关系应是独立、并列的，但存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常态。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与差异也缘起于法律与道a的联系与区别。
（一）法律和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法律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定公民权利和义务，是调整公民行为的社会规范。而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另一种形式，规制公民的义务，依赖于社会舆论实施，它是公民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和原则的总和。
法律与道德的联系，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马克思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为经济基础服务，同时受到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直接影响，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服务。二者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是一致的。其次，法律和道德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法律贯穿着道德精神，道德的诸多内容又是从法律中汲取的。道德通过对法律某些规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评价，促使法律的废、改、立，使其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通过立法和司法，促使某些道德规范完善和发展，制约不道德行为。法律和道德的社会本质和服务方向是一致的，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培养和赞扬的行为。法律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石。
道德和法律的区别，道德是基于人性至善的观点而立德，法律是以人性之恶而戒行。从法理上讲，二者的区别存在五点。首先，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意志，用成文的规范形式表达出来，按照程序实施的。而道德是以社会意志出现的，它的存在形式有多种，而表现形式是社会舆论。其次，违反的后果不同。违反道德通常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批评、谴责，这种惩罚是不经过程序，直接实施的。而违法是要按程序处理的。所以道德调节具有灵活性、普适性，这是其优点，也是其缺点，道德制裁没有确定性。其三，二者调节人们的行为方式不同。法律是通过为人们确定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来调节公民之间的关系。而道德则是通过为公民指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义务而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则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其四，法律和道德调整的对象是公民有意识的行为。但法律主要调整的是公民做出的外在行为，道德则是要求公民的外部行为和内在动机都符合道德准则。其五，二者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同，法律的体系结构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系统，而道德体系结构则是个别的道德规范组织在一起，没有制度化。
（二）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联系和区别
大学生法制教育是法治模式下公民法制通识教育的一部分，其内涵是在国家主导模式下对公民的法律知识、法律观念、法制意识以及法治信仰的培育，法制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并引导其树立法律信仰的教育形式。大学生道德教育，是国家培育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形成道德习惯的教育形式。其内涵是对大学生有目的地实施道德影响活动，提高大学生道德觉悟和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树立道德信念，培养道德品质，养成道德习惯。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下，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的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培养人，塑造大学生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当代社会公民应该是全面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的公民，法治公民和道德公民是核心价值观所要求的，也是高校和大学生所追求的目标。但目的相通，并不意味着教育形式的相同，法律与道德本质的区别，注定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相互独立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首先，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目标一致性，决定了二者相互联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国家和社会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所以，必须坚持一手抓法制，坚持以宪法为指导下的权利本位的法制教育，无论是法理信念、法治信仰，还是与生活联系紧密的部门法都要以有效方式给予宣传教育，使之深入人心，形成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意识；一手抓德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既注重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特别是优秀传统道德。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但问题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仅凭人的天性去行善往往是不可靠的，行为还需要借助法律规范来强制，进而进行教化。反之，只有法律的底限要求的不为，也很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道德的高层次为人的修养。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法制教育具有的普遍约束性和道德教育具有的层次性，要并行不悖，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应呈现出互动性与交叉性，在法制教育中体现道德精神，在道德教育中渗透法治元素，将二者的教育作用最大化。
其次，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独立发展的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将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厘清，法制教育解决的大学生权利保障问题，认清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保证法律普遍性约束。道德教育解决的是大学生的修养问题，具有层次性差别。当前大学生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不均衡，形不成教育平衡支点，对于道德教育重视，忽视了法制教育，重劝导轻约束，重自律轻他律，重扬善轻抑恶，其直接的后果是道德教育效果空泛。要改变这种状况，笔者以为，必须以法制教育的独立发展为前提，加强法制教育在思政教育中的分量。形成一个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全员重视法制教育的氛围和环境，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给予认真研究，以形成独立的教育科目。使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轮子走路，羽翼双飞，平均用力，形成合力，既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泛又解决法制教育实效不足的问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削弱了法制教育的独特性和固有本质，使得法制教育缺失了超越的形而上的哲学思维方式――法治哲思，造成法制教育的德育化，这是弱化法制教育的特征。法制教育实质为普法教育，是一种通识教育，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大学法制教育应是其中最为重要一环，如果法制教育忽略了法治思想的渗透，那么大学生思考问题的方式依然从道德考量，就会遵从于权威、人情和关系，最终会使得自身权利附属于权力。这和国家、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相悖的。弱势的法制教育一旦与强势德育教育结合，其后果很必然是依附于德育教育，使得法制教育效果呈现出道德教化的“高大上”，缺少了法制教育所应蕴含的法治精神。要改变这种依附情况，法制教育必须有其独立发展空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行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蕴含着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是相互独立的意境。二者在约束路径上是不一样的，法制教育是注重他律的教育，法治的本质其实也是在追求一种对秩序的认同，也就是对法治的认同和内化，强调的是从大学生内心中有一种所敬畏的边界，树立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加强大学生对法律在本质上的理解，侧重于对权利的彰显。强调他律，对于个体来讲，其所关注的是自己的外在行为合乎法律规定的约束，他律能够充分限制个体的为恶，最大限度地约束人的不良外在行为。法律规范表达的最低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普遍性要求。道德教育注重的是自律，道德教育基于人性之善，道德境界是分层次的，是逐渐向上的，对人的德性要求是分层的。一个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是需要在道德教育过程中不断完善的，其追求的道德层次会越来越高。大学生的道德教育也是如此，其关心的是大学生自律情结，专注于义务的认同，在反思和自责的过程中，强化自新的修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修齐治平”的精华，也是古代君子之德所追求的境界。
至此，大学生法制教育独立于道德教育的发展是合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和目的的。
三、加强法制教育独立性的有效途径
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独立性发展，是由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决定的，也是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法治社会所倡导的，摆脱隶属于道德教育的地位是由法制教育的特异性决定的。只有更好地独立发展，才能够更好地与道德教育有机结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作用。各高校应在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强化法制教育的理论研究，加强法制教育的内容规制，制定具体措施推进法制教育。
第一，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体系建设。从教师的法律素养到学生法制教育目标以及法制教育目标考核给与明确化，大学要有专门的法制教育机构开展工作。
第二，强化法制教育的课堂教学，增加法制教育教学课时。创新法制教育课堂教学的教材和教法，增加上课时数，仅凭十几个课时很难谈及大学生法制素养和法制意识的培养，建议单独开设法制理念课程。要积极拓展教学时空，利用媒体、网络、社团普及法律知识和理念。
第三，营造良好的法制教育环境，建构良好的家庭法制教育环境，优秀的学校法制教育环境，积极的社会法制教育环境，健康的网络法制教育环境，促进国家对法制教育的重视，注重培养大学生法律意识，树立大学生法律信仰。意识的培养不仅仅是课堂教学显性的教育，而且要从依法治校、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入手，加强媒体法制宣传，突出国家政府主导，社会全员参与，学校、社区家庭形成氛围，对大学生法制教育进行潜移默化的隐性渗透。
第四，注重法制教育的社会实践，构建法制教育的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模式。法制教育是实践性的科学，需要全方位过程性的努力。要构建立体化全方位的实践教育模式，应立足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大学生现实生活的需要，从其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注重学校法制教育社团建设，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支持学生自治组织活动，鼓励大学生走出校园，参与法治社会的体验和实践。积极培育家庭、社区、高校和社会容纳度，让大学生在实践中培育法制素养。
参考文献：
[1]顾相伟.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的关联研究[J].现代教育管理，2012，（3）：97-98.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陈大文.关于大学生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有机结合的探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3）：54-56.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4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体现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能够被教育者开发利用的、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法律、法规作为一种社会治理工具，其不断具有约束人们的日常行为的功能以外,还具有塑造人的道德观念和改造人的思想品质的作用，这些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法律、法规等本身也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本文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是指在国家的各种法律、法规、规范以及法治体系中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各种要素总和。
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我国法律中有着明显体现。
宪法体现。作为根本法,宪法对社会主义教育及精神文明建设做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宪法第24条规定:“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宪法第46条第2款还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的这些规定，虽未直接针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培育合格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宪法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根本法依据和资源。
基本法体现。作为教育法体系中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为学校德育立法提供了直接、明确的依据和资源。《教育法》第3条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6条规定:“国家在受教育者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进行理想、道德、纪律、法制、国防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与宪法抽象的规定相比,《教育法》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成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其他相关的教育法都从某一领域进行了相应规定。
法规、规章体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和维护作用体现越来越明显。如《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等的实施,各种纪律条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办法,以及规范和治理学校周边环境、净化社会德育环境如游戏厅、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的管理办法等一大批涉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法规、规章得以颁布和执行，表明着法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二、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功能研究
（1）提供资源支持，构建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法律通过强力形成一定的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准则，为统治提供有效的道义诠释，将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诉求转化为民众普遍认同的社会信仰，对政治、社会参与主体进行思想与政治文化心理的认同影响和政治整合，使之形成内化性服从,从而保持与国家统治的一致性，在此过程中，法律成为国家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宪法和法律不仅贯穿着共产主义运动在现阶段的实践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在有关条文中具体规定了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宪法和法律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既确立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法律关系,也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法律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起形成软硬结合的完整体系，推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2）发挥互补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来启发人们采取正确行为的自觉性，而法律则着重于法律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但在引导人的行为和维护社会发展上，两者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彼此支持。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强调“觉悟”的作用，是一种以“号召”为其主要特征的影响过程。在通常情况下，这种"号召型"教育只对较先进的层次起作用，而对缺乏道德自觉和追求的人就很难起作用。法律则不同，它不仅能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手段惩罚那些具有道德恶行的人，保障道德规范的实现，还可通过授予荣誉称号、表彰、晋级等法律手段，鼓励人们的道德追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要抓紧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
（3）优化整合环境，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一些认识不深入的人甚至从市场经济中找到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的根基，有些甚至为了利益铤而走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在如此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和说服力量和效果都比较单薄，只有依靠法制的力量，再辅之以思想的上教育，才能抵御和澄清这些混乱认识和思想,形成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德育。与此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使大德育观念日益为广大群众所重视，这种大德育包括学校德育、家庭德育、社区德育和社会系统德育。我国现在国民整体德育素质参差不齐，社会对人的政治思想和品德行为的影响增大。因此用法律法规和制度整合优化大德育环境，使之形成合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经之路。
三、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理论探析
法具有阶级性和社会性的本质，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法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有必要从法理上厘清法律成为思想政治教资源的路径，进而为法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发挥奠定良好基础。
（1）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
法的阶级性指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首先，在阶级统治中，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制度安排，将统治阶级利益宣称为全社会共同利益，从而减少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和阻力，最大限度的实现自身利益。法律中维护统治利益的意识形态导向，使得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显现，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生。其次，作为法所体现的统治阶级利益，是统治阶级中的共同利益，而非其个别成员的特殊利益或局部利益。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其成员利益的特殊性、局部性，使得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此时思想政治教育便起到了调和内部矛盾的和缓冲作用，它在思想上对统治阶级的成员进行教育和安抚，以确保统治阶级内耗的减少和整体利益的安全。此时，法为统治阶级利益划分界限，思想政治教育为统治阶级利益提供引导，二者共同构成统治内部稳定的保障，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荣。再次，统治阶级要维护自身统治和利益，对阶级内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矛盾进行安抚，法律等暴力手段固然必不可少，思想教育也是其维护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暴力手段相比，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软权力”，具有投入小收益大的特点，其不仅可以促进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实现社会的思想统一，也对国家、社会的正常运转与发展提供了思想与精神引导，即法的阶级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性共存。
（2）法的社会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
法的社会性是指法某些内容、形式、作用效果并不以阶级为界限，而是带有普遍性和相似性。法在实现统治阶级职能的同时，法必然要为被统治阶级保留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从而实现社会和个人的不断发展，这是由法的客观规律、特殊性、执行社会公共职能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性是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自身，认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理解生活、理解人生，从而提升人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特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人的发展的需要出发，满足人的政治化需要，实现对人的精神引导，思想政治教育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明显地或隐晦地”塑造着准备参加社会生活的人们。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发展，法律和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法的社会性中追求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要求，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法的公共管理职能给了人们通过实践不断达到自身提高的机会，为个人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最终促进人得全面发展，不断引导社会向前发展。法的社会性属性使得法本身就具有思想教育功能，国家在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律实践的同时，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性实现的过程。
（3）阿尔都塞对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的研究启示
阿尔都塞认为，国家权力的实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在两种国家机器中进行，一种是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另一种则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法律的运做一方面是实现“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即法律依靠强制和暴力来保障和维护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法律又在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即法律的教化性“在更多的时候，更深的层次上应归功于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这样，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存在的法律同样在于对维护国家权力维护，其起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阿尔都塞的以上观点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法律资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自然法学家眼中，法律或看作是善、公平、正义的化身，而在分析法学眼中，法律又被简单看作“者的命令”，仅仅是暴力统治的一种工具，而在阿尔都塞将法律看作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上两种对法律本质的不同认识只不过是反映了法律在维护国家权力统治过程中的两种方式而已，即作为“者命令”的法，主要发挥“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功能，而作为“公平、正义”的法则主要发挥法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法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资源，其无论在其制定、实施过程中，都实现了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授权，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
参考文献:
〔1〕陈华洲．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吕明.从意识形态到微观权力――阿尔都塞和福柯揭露法律统治思想比较[J].金陵法律评论.2009春季卷.
〔3〕刘柱海.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整合[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11月，第21卷第4期.
作者简介：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5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1.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2.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3.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4.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5.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6.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3.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3.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3.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3.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3.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6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1.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2.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3.“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4.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5.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6.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的创议。早在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1〕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7.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20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2〕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3〕。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4〕；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8.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9.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3.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3.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3.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4.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工作，在观念上又出于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划分，误解为学校工作的分工。
其实，学校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活动，都不应只视为实施某一育的活动；每种教育活动中都或多或少包含各育的成分；每一育（德育或智育等）都应是“全方位”的这一育，即借助于学校各种工作途径予以实现；各育的划分属于教育内容方面的成分的分解，不是、也不应是学校教师职能分工的基础。
七、“训育”辨
教育成分的分解与教师职能分工的错乱，是中国近四十余年间才出现的现象。
1.古代正规教育即教学，教学旨在使人为善。既无严格意义的德育、智育、体育之分，也不存在教育职能分解与教师分工问题。19世纪初，赫尔巴特率先尝试对教育活动进行分解，即区分学校中的非教育活动（管理）与教育活动，进而把教育活动分解为训育与教学。从管理到训育直到教学，从表及里、由浅入深；后来，赫尔巴特学派把这种纵向分析折为横向分析，管理、训育与教学成为并行的活动，作为教育职能分工的基础。
其中，“管理”重在消极地限制学生不良不轨的行为，不属于教育；“训育”系指教师“直接对儿童的心灵发生影响”，“学生直接处在教师的心目中，作为教师必须对他产生影响的实体，而学生对教师必须保持一种被动状态”。〔5〕“训育”同“教学”的区别在于它不藉助于中介，由教师直接对学生的心灵施加影响，“训育可以激感，或者抑制情感”，〔6〕对独立性格的形成发生影响，而“道德性格”（道德人格）的形成主要诉诸理性，因而主要诉诸“教学”，不过，后来把这种划分作为学校教育工作分工基础时，“训育”的内容大体上近于如今所谓“德育工作”。这已经有悖于赫尔巴特的初衷。
2.问题在于“训育”一词译成中文，有以词害义之弊。“训育”之“训”，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相忤。后来改称“训导”，仍不离“训”字；“训育”亦可译为“训练”，惟在西方人的观念中，“训练”带有机械性质，亦同理性的自律的德育精神不符。
“训育”的原旨倒是作为从非理性的、他律的“管理”到理性、自律的“教学”过渡的中间形式，它的基调是“延续的、不断的、慢慢地深入人心和渐渐地停止的”〔7〕，它对于各育是中立的，由于重在诉诸情感，同德育接近些。
困难的是在中文中缺乏一个适当的词，表达“训育”的意思，而民国政府统治时期“训育”的滥用，更败坏了“训育”的声誉，又增加了事情的复杂性。
3.不过，我国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小学规程上正规的提法，倒仍然采用“训育”，间或使用“训导”，而未用“德育”；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还曾打算制定《小学训育纲要》（1942年8月），然而由于当时不断批判民国政府的训育制度，加之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政治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影响甚大，所以“训育”一词并不流行，但在学校规程（包括中学）中也未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工作职能划分中的一个门类。因为当时人人管思想教育早已蔚然而风；直到人民解放战争后期，才在东北解放区率先把“德育”作为“工作”（并未提出“德育工作”概念）。这已经同苏联教育经验的影响相关。
4.其实，苏联虽未采用“训育”概念，倒也不存在所谓“德育工作”概念。因为俄文中尚有一个狭义“教育”概念。凯洛夫《教育学》中，同“教学理论”并列的“教育理论”，即以“教学”以外的教育活动为研究对象。其中固然包括“德育”，但不限于“德育”。
德文中的“教育”概念也是如此：“教育（erziehung）这个词是从训育（Zucht）与牵引（Ziehen）两词来的，因此人们往往根据这个名词把它的主要部分看作是我们现在接近论文结束时才开始探讨的内容（按：指训育）”。
其实我们汉语“教育”也有同心灵影响、人格影响相关的一义，至今仍在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中运用。只是为避免语义混淆，在教育著作中一般不采用这种狭义的“教育”概念。
八、“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
在我国，多年来既不适当地采用“德育工作”概念，又早已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实际上助长了一般教师淡化德育意识的倾向。
1.就“德育”而论，早在20世纪初，国外就有“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杜威为始作俑者）。
当时所谓“直接道德教学”，指的是“道德课”所实施的教育；所谓“间接道德教育”，系指通过作为“刍型社会”的学校环境、学生参与的实际活动和有社会意义的课程，间接地施加道德影响。这种区分的用意在于明确肯定“直接道德教学”意义的有限性，而强调学校各项工作与活动的意义，强调所有教师的伦理责任；然而这种有意义的“德育”区分，在我国早已被遗忘了。
2.在我国，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划分，原先问题不大。在我国80年代以前的社会政治思想氛围中，一般教师大抵都能积极参与德育，并以参与“直接道德教学”为荣，为避“不问政治”、“业务挂帅”之嫌，有时甚至矫揉造作，硬使各科教学“直接”显示出“道德教育”的姿态。那时的问题在于因忽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导致“德育”过热，教育失常，但不存在一般教师忽视德育问题；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气候变化，“德育工作者”队伍正规化，又早遗忘了“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认定德育是“德育工作者”的事，不易意识到自己尚有实施“间接道德教育”的责任。
3.“德育工作”不是一个规范的教育名词。它实际上从我国根据地成人教育、干部教育中衍化而来。以往在部队中、干部学校中，既有“思想政治教育”，又有“政治工作”（含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等）。意味着不单是孤立地打通人的思想，还得做“人的工作”。很有道理。惟部队、机关里相对于“政治工作”的，是“军事工作”、“业务工作”，而学校中的“教学”与那些“业务工作”不同，它本身也属于“教育”，所以，机械地搬用那一套，毕竟不当。
固然，继续采用久已熟悉的“德育工作”概念，我行我素，并无不可，然而，既然设置了专门“德育工作”，要人们承认其他工作（如教学）也属“德育工作”，既然有专门的“德育工作者”配备，又要不具有这个称号的人们，自认“德育工作者”，这个难题委实不易解决，而重申“直接道德教学”与“间接道德教育”的区分，似可缓解这个矛盾。
九、“德育”逻辑框架
1.逻辑前提：教育目标的视野
“个体个性化”，包括：个人在德性、智力、体质、审美能力、技术、社会性诸方面的发展和各个人独特的发展。
“个体社会化”，则赋予个人诸方面发展以一定的社会历史内容。它也包括个体社会化的一般要求（基础文明）与某种特殊的社会化（如“政治社会化”、“经济社会化”等等）。
与此相应，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技术教育、社会教育（群育）。它既作为人生基础教育，实现个体个性化，又作为社会基础文明的启蒙教育，促进个体一般社会化。
2.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
人生观教育（思想教育）、政治教育作为两种有特殊意义的教育，有必要单独成立，同“德育”三足鼎立，亦可把三者合为三位一体的“社会教育”（如果需要一个统一名称的话）。
人生观的形成，本身是人生发展趋向成熟之际自我意识觉醒，独立人格形成的标志，而个人形成什么性质与类型的人生观，则是个体社会过程中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育，与“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同属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而人生观其实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社会教育开花的结果。
政治教育同政治上层建筑的需求相适应，旨在实现个体政治社会化。
其实个人德性也有两重含义：一是个人道德人格的完善；一是同社会道德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个人道德社会化。
3.“道德教育”的三个层面
同德性的两重性相对应，德育包括公德教育与私德教育。由于我国公德与私德的界限尚待探讨，而我国公德又属政治化道德，以至德育层面较为含糊，姑且划为三个层面：
（1）以“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原则”为内容的“基本道德准则教育”。
（2）以“国民公德”为内容的道德规范教育。
（3）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或称为“道德理想教育”。
4.由于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属政治化的道德，这种道德规范基本上属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它既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又是“政治教育”的内容。
在“政治教育”独立设置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宜以“基本道德准则教育”为基础。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属带更多政治成分的道德教育，亦属完善的人生价值观教育；在不具备普遍实现此种教育前提的条件下，宜以先进分子为对象。
“道德教育”概览道德层面道德细则道德修养
与教育
1.节制、克制、忍耐自我控制2.勇敢、坚韧自我修养
3.平和、独立调节私人之1.同情、友爱、仁爱、体基本道间关系的准谅德准则则(私德)2.诚实教育调节公共1.集体之爱道德道关系的道2.乡土之爱规范德德规范(公3.国家之爱教育教德)4.人类之爱育先进分子道德的道德理基于自觉的奉献精神理想想教育
此表缺陷在于把道德修养与道德教育截然分开。
5.人生观教育
人生观形成的阶段（假设）：
（1）准备阶段：自我意识觉醒之前，个性特征的显示。
（2）人生转折时期，人生观显露苗头。
社会急剧转变，促进个体人生抉择。
6.政治教育的策略
参见《“政治教育”辨》，《上海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7.“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使学生个性化与社会化，为所有教师共同职责，也只有在多数教师协同参与下，才能有效地实现个体个性化与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亦需有专职人员承担、故有必要分为“直接社会教学”与“间接社会教育”。
专职人员承担“直接社会教学”，称为教师和辅导员。
整个社会教育应过渡到以“间接社会教育”为主的格局。
注：
〔1〕裴斯泰洛齐：《天鹅之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06页。
〔2〕涂尔干［亦译迪尔凯姆］：《教育及其性质与作用》，《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3〕杜威：《教育的道德原理》，《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02页；参见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4〕孟宪承：《教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4版，第33页。
〔5〕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普通教育学〉、〈教育学讲授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46页。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7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105
一、文化、社会与教育
（一）文化、社会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作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被认为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是对文化最广泛的理解，但一个概念的外延越广，其内涵往往越模糊而难以把握。几乎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加上文化二字，被冠以“**文化”之名，但这并不能帮助说明文化的本质。
从汉语词源上看，早在《周易》里，中国古人就有“观其天文，以察时变；观其天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英语中“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它的原始含义是“耕作”。后来指人工的、技艺的活动及其成果，还扩展及风俗习惯、文明制度等。中西辞源学上的证据共同显示了文化的内涵并不独立于人而存在。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文化即人化，即人的生活样式。
如果说自然界的“人化”过程体现了文化的“人本性”特质，那么不同的社会群体则体现出文化的“主体性”的特质。每个社会共同体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生长出的独特的价值取向，反过来通过对人的思想、感情、活动的影响来“化人”，使人具有某个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和地位，以及该社会所特有的价值观念。
（二）教育制度的社会目的
从传承文化、培育未成熟之社会成员的角度来看，教育是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因此，教育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既受社会制约，同时也作用于社会。
最初的教育活动贯穿于整个社会过程，经验的传递仅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即可实现。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资源和经验的复杂程度使无意识的生活教育变得困难。文字的发明和书籍的出现，使掌握了文字的人能够以文字为媒介从事专门的教育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最专门、最形式的教育确是不能离开普遍的文化传承过程，而只能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向，把这个过程组织起来或者区分出来。
这体现了教育制度的社会目的。不论在哪个国家，现代教育制度都服务于某些基本的社会目的，它们主要是：1.社会化；2.社会控制；3.社会选择与分配；4.同化或文化整合；5.为社会革新和变化做准备。
二、我国的道德教育传统
（一）传统社会对道德教育的强调
从古代教育制度来看，尧舜以及最早的夏、商两个朝代，其教育本质上属于道德与宗教教育，仅涉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西汉以后，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之下，孔子之道或儒家经典中的主张成为政府确定政策、治理天下的正统观念，也是考试士子和选拔官吏德行才能的标准。1104年，宋徽宗在京城及各州创办了算学、医学、画学、书学四种专门学校，其课程信息显示其仿照古代时县学的模式，注重德性与文学教育。宋朝初年各位皇帝都不重学校建设，科举制却获得极大的发展，因其被认为是国家斟选优秀官员的一种有效且必要的方式，宋朝时的士子因而也更加注重考试而轻视学校。
一般认为，清政府于1903年拟定《奏定学堂章程》，并于1905年12月设立学部，是废除科举制建立新教育体制的开端。这一教育改革废除了政府给高等学堂毕业生授予官职的制度，标志着文官考试制度与教育考试制度的分离，这确实是中国教育史上极有意义的一件事。
由此，我国的学校组织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开始向现代学校组织发展。但在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教育的主要宗旨仍是发展学生的道德。袁世凯曾在就职演讲中反复强调“道德”，并将其解释为“忠信笃敬”。统治者通过设定道德的特性重新确定的道德观成为教育的惟一终极目标。
（二）传统社会道德教育的特点
自汉朝开始的尊孔读经之风，历代相沿，对中国后世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此后教育因受经书限制，内容墨守儒家典籍。教育方法则沿用经学传统，重视对典籍的注释和背诵。形成这种特点的原因在于科举考试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合二为一，国家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有治事能力的官吏，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也只是为了考取功名走上仕途。
可见，教育制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制度之一，它既受整个社会制度所决定，又代表社会的意志，而且是代表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传统专制社会通过道德教化设定人才培养和官吏选拔的标准，使人自觉克己复礼，遵守道德义务。实际上是将道德教育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稳定社会秩序。注重道德文章而非道德实践和教育的工具主义，可以说是我国教育传统的两大特点。
三、现代社会中的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
（一）道德与法律教育的性质
道德与法律是与教育同样古老的社会制度，作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服务于具体社会的目的。因此不同社会形态下，道德与法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作用，而道德和法律内容的传播和普及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但却不能仅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理解为传授关于道德和法律内容的知识，而应将教育的重心落在道德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因为了解道德训诫和法律规范的内容是社会成员自觉遵守道德和法律的前提，却不能直接实现这样的社会效果。这是由二者的性质决定的。
道德和法律都是人在生存发展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关系的反映，表现为一个社会的秩序。以这种价值关系为对象形成“道德观”和“法律观”的系统理论，是道德和法律教育的内容。但是对社会成员来说，理解和掌握“道德观”和“法律观”的内容，还只是停留在认知的层面，只有形成了它们与自己行为之间关系的自我认同，才能形成自身对道德和法律观念，实现道德和法律教育的目标。
这是由于前者属于“非价值意识”，形成的是对外部世界的客观描述；后者属于“价值意识”，体现的是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作为价值观教育，道德和法律教育培育和塑造的是社会成员对二者的主体意识。
（二）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的关系
可以说，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道德与法律教育的内容随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变化。传统人治社会重视道德教育，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形塑的是臣民对统治者自觉服从的义务观。
现代法治社会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主人，人民之上不再有任何统治者。现代法治社会秩序的实现依赖于每个社会成员自觉履行义务，同时法治秩序也保障每个社会成员权利的实现。因此，维护社会秩序不再是统治者的家务事，而是作为公共事务与每个社会成员息息相关。
因此，教育的社会目的相应的也不再是规训臣民，而是培育法治社会公民自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责任意识。
要通过教育形塑与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及生活方式，需要在传统重视道德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权责统一的法治观念。
因此，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应当对法治教育作广义的理解，将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包括在其中。这就需要改变传统教育中强调德育，并将道德教育直接等同于价值观教育的观念和思路，转而培养现代社会公民尊重法律并理性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则意识，维护自身权利的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分清道德与法律各自适用的场合和界限，在个人道德信念和公共社会规范之间形成自律与他律的统一。
（三）学校中的法治教育的定位
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组织，是从近代开始发展起来。近代以前，各“学校”处于游离状态，虽有程度等级的区别，但互相之间不存在明确的衔接关系。
近代以后，国家资助学校的公共教育制度开始形成，公立学校服务于全民教育的社会职能也显而易见。
在公共教育体系中，一般存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并列的两类学校教育系统。毋庸置疑，价值意识教育应属于普通教育系列，具有全民教育的普及性质。并且，要培育整个社会未来成员的法治意识，应将其确定为基础教育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展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并明确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教授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法治大计，教育为先》的文章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阐述：“全民法治知识的普及和法治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基础性工程。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是法治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
只有将法治教育纳入国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形式的教育服务系统，从青少年抓起，才能使青少年在学校里、在课堂上能够学习到法治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意识，逐渐将法治内化为大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坚定信念，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注释：
黄进.法治大计，教育为先.人民日报.2014年11月13日，18版.
李德顺.我们时代的人文精神――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的建构及其意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24-225.
[美]约翰?杜威著.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第2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3.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 通过对以德治校重要性的认识,阐述以德治校背景下增强高校德育实效须着力关注的几个问题。
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重要思想对以德治校和搞好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高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一
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加强道德建设,是高校进一步发展、保持稳定和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手段。
首先,以德治校顺应了时展潮流的现实需要。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成为不可阻挡的时展潮流。在这样的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人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价值取向问题更突出、更尖锐、更紧迫地摆到了人们的面前。这就要求世界各国的人民不仅应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国家、民族、社会负责,更应对整个世界人类的未来负责。当前,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高科技人才的科学素质与人文道德素质的日益不和谐发展已成为西方国家科技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突显得越来越重要,良好的社会经济文化秩序的形成和维护,国家或世界事务管理的良性运行,都需要借助道德的力量发挥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一个大开放、大发展的格局即将形成,我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节奏将日趋加快,对此,如何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提高道德判断力,避免人们在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前出现道德困惑、理想错位和信念迷失,是德治的使命所在。高校要在未来的人才和知识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培养的人才既具有高度的自律精神、社会责任感及自我约束能力,符合时代精神,又具有攀登和探索科学技术高峰的精神,而这种品质和精神无疑需要高校以德治校,以德育人去培养和塑造,方能实现。
其次,以德治校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指针,深入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由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下的道德既有共性,又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历史性。因此,高校讲以德治校,这个“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德”,而是既涵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相适应的道德规范。高校以德治校,就是以代表最先进文化的道德去治校,而决不是以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本主义道德去治校,这是由高校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同时,时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将不断向高校提出新的道德问题,高校德育这就必须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去帮助学生探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引导学生正确解决这些道德问题,并不断开辟新的道德途径,使高校以德育人更能集中体现“三个代表”的思想内涵和时代特征。
再次,以德治校是高校培养合格人才的重要举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思想,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大贡献,对高校的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德治”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就是通过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来进一步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和道德水准,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稳定。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高校要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就必须担负起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提供方向保证和精神动力的重任,切实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通过道德教化、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活动等渠道,充分借助道德的力量去培育青年学生,使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为他们所认可、所接受,并内化为他们的自觉行动。
二
以德治校必将给高校德育工作创造一个大环境,营造一个大氛围。把高校德育工作置于以德治校背景下的不同视角加以科学的审视和正确定位,是我们探索新形势下高校德育的目标确立及模式构建、内容更新、方法改进、机制运作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
第一,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在国际大格局、大变化、大趋势中开辟高校德育新视野
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进程,是当今世界各国超越国界和社会制度,在全球范围内所展现的全方位的彼此沟通和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发展趋势。从一定意义上而言,“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一种社会文化相互激荡和融合的具有人类划时代意义的社会文化活动的出现,而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将日益国际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冲撞和整合的领域也将更加广泛、程度也将更加激烈,全方位的文化互动将更加频繁。面对这样的大趋势,无疑对高校人才的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高校既要立足于适应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要着眼于适应国际化大生产大合作的时代要求,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道德观,增强学生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高校德育在注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的同时,还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宽大的胸怀,去吸取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和进步观念,善于借鉴世界各国德育的成功经验,把高校德育放在世界视野中加以科学定位和正确抉择。另一方面,高校德育又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占领好高校德育的马克思主义阵地,自觉抵御西方腐朽意识形态的侵蚀。
第二,高校德育要着眼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着力构建高校德育目标模式和运作机制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又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所有制和分配制度差异的客观存在,产生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阶层,从而导致不同群体和阶层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并存,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产物。站在代表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规范,是高校能培养出、培养好合格人才的重要前提,是确保高校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所在。
高校道德建设必须遵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但不能跟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后面被动、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适应,是要面向市场经济,从道德发展本身的要求出发,丰富和完善市场经济的道德内涵,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高校道德环境,从而构建起有效引导大学生不断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重视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规范体系和道德价值导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道德,也就是最先进的道德,是为广大青年学生所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是普遍性与先进性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因此,高校德育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使学生保持坚定的政治信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然而,高校德育目标模式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过程,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在高校形成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日益成为广大师生所乐意接受的广泛性道德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升华和完善为先进性道德要求的过程。
与此同时,高校德育还要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通过构建有效的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责任机制和保障机制,使高校德育更能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局,服务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成才意识,不仅能够担当起科教兴国的神圣职责,而且能自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
第三,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确保德育目标的实现
国与国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归结到一点就是对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的竞争。从这一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必然是21世纪现代教育的主题。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完善学生独立、自主的人格,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是素质教育的着力点。德育作为素质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其目标和素质教育是一致的,把德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放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上,是时展、人才竞争对教育提出的必然要求。由于大学生各种素质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高等教育就要对人进行全面培养,才能培育出合格的复合型的人才产品。对此,高校德育要注重与各育之间的相互渗透,寓德育于各学科教学之中,以教育学生学会以正确做人为立足点,把“会做人”与“善做事”结合起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第四,高校德育要着眼于实效和创新,保持高校德育的生机与活力
目前高校德育客观上不同程度存在着德育低效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够重视思想道德教育,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的具体实际相脱节,历史、传统与现实教育不相协调,道德建设中也存在着正气不足的问题等等。针对存在问题,高校德育就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其一,要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加强道德建设。其二,大力倡导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确立新时期的理想人格或道德典范。其三,把阶段性与连续性结合起来。其四,道德建设要具有可操作性,力求达到理想性与现实性、整体性与层次性的统一。其五,要注重创新,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德育观念,充实德育内容,开发德育资源,拓展德育途径,改变教学模式,改进德育方法和手段,开发德育新载体,建立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新的德育体系和德育运行机制,通过创新教育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第五,高校德育要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的现实影响,把大环境各种有利因素注入德育工作,促其与社会“正位对接”
高校不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独立王国,而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高校德育就必须趋利避害,尤其对意识形态领域、社会转型时期和信息网络化时代出现的种种消极因素要理直气壮地加以摒弃,要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有利条件,为高校德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和展示一个良好的、健康的时代环境和社会氛围,并帮助学生通过对社会文化进行理性的筛选,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标准和判断力,使高校道德建设更贴近社会文化环境,达到和谐与一致,共同唱响社会与校园的主旋律,这是环境育人的内在要求。同时,高校要树立大德育观,建立起社会、社区与校园德育联合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推进德育社会化进程,开展全社会的以思想道德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优化德育环境,形成德育合力,使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事业心、责任感,更有协作精神和顽强意志,更富创造性思维和探索精神。
第六,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以法治校与以德治校“两手抓”,努力营造高校内部良好的道德环境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同志提出的治国新理念,是对我们党治国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体现了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治国理念。“法”讲他律,“德”讲自律,前者具有外在的强制性,后者具有内在的自律性,虽然二者所强调的角度、侧重点不同,但其目的和功能是一致的,并具有互补性,兼容性和一致性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高校要培养合格人才,就必须把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结合起来。一方面,高校要严格按照《高等教育法》等相关法规、条例来依法办学,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功能,重视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大学生认识道德的社会价值,提升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准,做到以德育人,并把社会主义的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融于育人的各项具体活动之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在高校的形成和完善,从而发挥道德在治校、育人中的作用,并最终创造出和谐的育人环境和育人氛围。
第七,高校德育要着眼于“主导”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突出体现德育“以人为本”的理念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9
思想素养对政治素养的形成产生影响，同时也受政治素养的制约与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思想素养主要包含正确的思想观念、科学的思想方法以及严谨的思想作风等方面。正确的思想观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正确处理社会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地位，并抵制各种各样错误意识的影响，在实践中发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科学的思想方法则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且树立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在现实工作中合理运用，从而解决问题。这是进行良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求。严谨的思想作风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和思想中，实事求是、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密切联系学生等。
2、道德素养
提高人民群众道德认识以及道德行为，培养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素养是思想政治教育其中一个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道德素养是一股无形的教育力量，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教育对象的行为与思想。所以，对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需要具备较高的道德素养。其内容主要有：科学的道德认识、高尚的道德信念、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等方面。科学的道德认识是形成道德素养最基本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先要有科学的道德认识，即对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影响有正确的理解。道德信念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就会成为行动以及进行道德判断的指南和标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德信念，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确立的高尚的道德信念。而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全心全意的为教育对象、人民服务，不求回报等。
3、知识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想被称为合格，就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具备较高的知识素养。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具有的知识有：较为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较为扎实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渊博的其他类型的知识。思想政治教育者拥有高素养重要的来源之一就是学习与训练专业知识。其专业知识主要包含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以及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密切联系的专业基础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系统扎实的基本理论的掌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是很重要的。文学、艺术、史学等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储备，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与教育对象进行交流时拥有多种共同语言；并且思想政治教育者拥有渊博的知识，可以适当的运用，实现从整体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进行研究。
4、能力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进行依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具有较高的实际工作能力。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能力素养主要包含：科学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社交应变能力、创新能力等。科学决策能力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处于管理活动的核心地位，能够考验与体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能力、才干与智慧。思想政治教育者还必须具备较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因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需要组织协调各种教育力量来发挥教育合力作用，还需要进行个别教育来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者对不同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需要语言的工具作用，将其思维、意图、教育内容等表达出来。可见语言表达能力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者所必需的。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教育对象是多样化的，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者需要具备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才能更好地对教育对象施行教育。而应变能力则是教育者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施行不同的教育所必须具备的。
5、心理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心理素养对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其教育对象是人，在教育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人的心理活动。若思想政治教育者拥有较高的心理素养，对于受教育者来说更容易接受和消化，对于其本身来说也更有帮助。如拥有乐观的心态，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精神活动的情绪状态积极，工作效率有效地提高。再如思想政治教育者有良好的性格，则可以使其与教育对象之间沟通良好，关系改善，就更容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而坚强的意志则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遇到困难时，勇敢面对；另外，真挚的情感对于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也能发挥作用。
6、结束语
道德与法治教育的意义篇1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含着公平正义、民主和谐、文明友善等法治思想，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和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坚持立德树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是完善人才培养结构和培养体系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学生;法治意识
一、当前普法教育形势迫切需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为总结“六五”普法成效和更好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2015年上半年课题组对四川文理学院所有专业的1124名学生进行抽样问卷调查，通过调查，有28%的学生认为法治没必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34%的学生不知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36%的学生不知道12月4日是全国宪法日，只有41%的学生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会选择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维权，49%的学生期望多开展法治实践活动和校园法治文化建设活动提升普法教育实效，58%的学生认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所讲授的法律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71%的学生认为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但不会实际运用。近年来，高校部分学生无视校纪校规，酗酒滋事、故意伤害他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违法驾驶以及上当受骗等事件和违法现象屡屡发生。通过分析研判，大学生涉法违法主要有侵犯财产、侵犯人身、犯、暴力侵犯等四种类型，其发展趋势有隐蔽性、高智商性、犯罪程度严重和犯罪方式多样化等特点，这些特征和现象表明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还比较淡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还不强，这对高校法制宣传教育提出严峻考验和挑战，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模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进法治文明和法治文化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人才培养思路，搭建新的育人平台，提升普法教育实效，强化广大青年学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培育法治意识的关系
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1］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二者具有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价值追求，是评判社会是非曲直的重要标尺，它决定着社会制度、社会运行的基本原则，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尺度，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和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法治意识是同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法治化的过程中人们对于法律法规和法律现象的观点、知识与态度的总称，包含规则意识、权利义务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治意识同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法治意识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融合，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健康有序的重要保障，是青年大学生筑牢理想信念、成为德才兼备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与推广需要法治作保障，法治建设、法治意识的培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的重要形式，也是有效途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意见》指出，“法律法规是推广社会主流价值的重要保证。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实践中，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和依法治理各个方面，用法律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把法制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要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广泛开设法治课程，增强青少年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和道德品素质是人才的基本素质，把法治和德治融入人才培养体系，并作为青年大学生的必修课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应然要求，是青年大学生思想品德、人格修养、理想信念、价值取向等综合素质的反应，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基本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培育青年大学生法治意识的意义
在北京大学同师生座谈时说，“我们为什么要对青年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敬业、友善，凝聚着几代人的夙愿和理想追求，是中华文化优秀道德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道德追求和精神信仰，决定着理想的高度、价值的尺度，对法治意识具有重要的规范和引领作用，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实现法治文明的重要保障，是青年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思维的基础。当代青年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坚力量，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思维是青年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一是可以使青年大学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心和制度自信，感受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巨大优越性。二是可以使青年大学生增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精神认同和情感认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想信念，更加积极主动投入到法治化建设的伟大行动中。三是可以更好地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良好的法治校园环境教育感染学生，使学生自觉参与到校园法治文化的创建中，感受依法治校的强大力量，培育公平、正义、民主、文明的思想观念和独特的人文情怀。四是充分体现了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育人要求，坚持立德树人是党和国家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夯实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法治思维是青年大学生成为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基本保障。
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培育青年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原则
原则是事物构成有机整体和协调平衡的基本遵循和准则，是决定事物发展趋势和走向的重要因素。培育青年大学生的法治意识要紧密结合国家的最新普法动态、青年大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注重法治意识、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因此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紧密结合青年大学生的发展需求当代青年大学生承担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他们需要各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储备，需要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完备的法律素质。大学生法制宣传教育要有针对性、有重点，分类别的开展教育活动，要着力提升青年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要实事求是的向青年学生宣讲中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难题、困境和前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力度，表明党和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决心和坚强意志，增强青年大学生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理想信念，使其对国家充满希望和自信。
(二)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当前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党和国家随着形势的发展，普法的重点、普法的形式、普法的对象、普法的基本要求各有侧重，这对大学生法制宣传教育也提出了不同要求。高校法制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国家最新普法动态，聚焦时效性、针对性和可复制性，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与社会发展同步、与时代进步一致，提升实效性、教育性和说服力，增强大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兴趣和研究热情。
(三)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既要注重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又要注重法治后备人才的培养，着力造就一支能熟练掌握各类法律知识、专业功底扎实、业务精良的高素质法治人才。青年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要主动适应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求，争取成为高素质尖端人才。高校法制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国家对人才的发展需求，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适应人才发展结构，分类别、分层次的培养各类人才，既注重法律通识人才的培养，同时又要积极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人才。
(四)坚持理论宣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当代青年大学生思想活跃、充满朝气、激情与活力，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更多地期望是在实践中增长知识、锻炼才干，高校法制宣传教育要紧密结合青年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广泛建立校外法治实践基地和创建法治文化品牌活动，组织青年大学生广泛参加各项普法活动，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了解党和国家的普法动态及社会民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提升青年大学生学法、知法和参与法治实践的兴趣。
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培育青年大学生法治意识的路径
高校是法治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是青年大学生系统学习法律知识的重要阶段，承担着为民族伟大复兴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筑牢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强化阵地建设和思想理论武装，创新育人模式，积极探索人才培养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模式，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一)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夯实青年大学生的法治观。“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必须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使法治成为人们的道德追求。”［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的核心道德观，对人的思想行为具有重要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青年大学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下，要积极加强对《宪法》等基础法律的学习，培养法治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增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坚守社会主义思想道德观念，争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承者和弘扬者。
(二)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结构，提升人才培养质量。高校要积极探索将法律基础课融入专业课程的有效路径，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主阵地作用，通过形势与政策课、党课、团课等途径把法治教育融入其中，形成有效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结构。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活动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通过校园文化建设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在法治创建中感受公平、正义、自由的力量，使青年大学生树立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定信念。要积极加强与公安、武警、消防和律师行业协会的合作，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形式，深化合作育人、实践育人的新模式，有效实现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提升法制教育的有效性。
(三)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着力营造依法治校的法治文化。高校内部治理包括教学、科研、管理、服务等多个方面，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完善大学办学章程，规范办学秩序和内部管理结构，“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旧的具有明显人治特征的大学生管理模式，重新构建以法治为坐标的管理模式，”［5］实现管理育人、实践育人、环境育人的有效融合，让学生深刻感受到公平、正义、民主的力量，依法办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养成守规矩、明是非、知荣辱、重品行的思想道德情怀。
(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法制宣传教育实效。高校要积极推进法学课程改革，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必修课，积极推进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载体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充分利用新事物、新载体、新媒介开展法制教育活动，建立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推动人才培养科学化、合理化发展。要加强法学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着力打造思想素质过硬、专业基础扎实的普法教师团队，广泛组织法学理论课教师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法学研究工作，推进法学学术骨干、法学专任教师和辅导员队伍多级联合的普法教师队伍建设。
参考文献
［1］．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DB/oL］．2013年2月24日．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教材［m］．新华出版社，2014年3月版，p15
［3］．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DB/oL］．新华网，2014年5月5日．
［4］吴爱英．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J］．党建研究，2015年第8期，p2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