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1
【关键词】中欧合作气候变化多层治理地方政府城市气候伙伴关系
【作者简介】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p467/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7）01-0090-19
【Doi编号】10.13851/ki.gjzw.201701006
英国公投决定退出欧盟和苏格兰威胁退出英国以及更大范围的全球性逆全球化浪潮很大程度上证明，一股“再国家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国家乃至更小的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应该成为未来国际关系研究的重点，欧盟研究也不例外。目前，关于欧盟多层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欧盟内部。但欧盟本质上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具有国家属性，尤其在国际合作领域；在成员国中，法国、德国等大国及其能力较强的地方政府在欧盟对外决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同时关注欧盟内部多层治理体系在国际合作中如何运行及其面临的问题。有鉴于此，作为促进双方四大伙伴关系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中欧气候合作不能只从欧盟层面考察，必须深入欧盟与成员国的互动关系中，并继续向下延伸，将地方政府和社会主体纳入研究框架。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尽管内部存在发达、发展中和欠发达地区的不平衡性，但在国际合作中是以一个整体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参与。相比之下，欧盟则是一个在发展程度上由现代、后现代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国家联合体，但其在气候政策领域则主要反映了积极减排成员国和社会主体的诉求。这导致作为单一国家行为体的中国与欧盟多层行为体气候合作之间的非对称性，并由此产生了在治理目标、能力和机制上的严重摩擦。要缩小甚至消除这种非对称性，中欧双方应当大力推进多层气候合作，特别是从地方政府合作层面探索应对这种非对称性的途径。
一、中欧气候合作困境与非对称性分析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欧盟就减排的量化指标和谈判机制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会后，时任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edwardmiliband）更是指责中国阻碍了大会达成在2050年前将全球温室气体减排50%的目标。需要指出的是，中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矛盾只是双方气候合作总体矛盾的集中反映，其根源在于表面上宏大、全面、精巧，实际上却复杂、脆弱，且具有非对称性的中欧多层气候合作架构，而这种合作架构根本上是由欧盟的多层治理结构所形成的。
多层治理是欧洲一体化实践中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决策权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结果，本质上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在国际层面的延伸。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性国际组织，已经形成诸多超国家机构，这与各成员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行为体形成了至少三个层次的多层治理结构。马克斯（Garymarks）和胡格（LiesbetHooghe）等学者认为，多层治理不同于国家中心的治理结构，而是在超国家机构、政府间机构、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多个层次上形成了相互依赖、功能互补及能力重叠的独特决策机制。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决策能力被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分享，而非被国家垄断；第二，集体决策使单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决策权的控制；第三，多层治理在政治领域是相互联系的，而非嵌套的。这一结构是欧盟在一体化的同一性与各成员国多样性之间的平衡，目的是在获得一体化收益的同时，利用各种治理手段应对一体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不是传统的政治统治方式可以解决的，必须在政府和社会行为体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平等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使某些领域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行为体参与到治理过程中。
比如在欧盟气候治理过程中，技术专家始终是气候变化治理的权威来源。在欧盟气候决策机制中，“国际环境问题工作组―气候变化小组”（workingpartyoninternationalenvironmentissues，ClimateChange，wpiei-CC）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这个由成员国气候官员与专家组成的机构在欧盟对外气候决策中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政治性。首先，成员国环境部长们将wpiei-CC作为协调成员国利益的预热平台，避免直接在部长理事会上的正面冲突。其次，wpiei-CC本质上是一个在欧盟内部凝聚气候政策共识的机构，参与其中的官员和专家都具有使欧盟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领导者的共同意愿，因此是欧盟共同气候政策制定的主要推动者。wpiei-CC的意见最终将交由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进行决策，这一机制起到连接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的作用，将成员国利益诉求反映到欧盟理事会的决策中。根据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欧盟决策基于成员国的国家偏好，它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具有确定性和动态性，即利益集团通过国家平台间接影响欧盟决策。穆拉弗切克（andrewmoravcsik）认为，这一过程中单边选择能力、建立替代联盟能力、议程联系能力更强的国家将更可能影响欧盟决策方向。因此，欧盟对外气候政策首先是成员国内部各利益集团在成员国政府层面的利益整合，然后由wpiei-CC反映到欧盟层面，实现各成员国利益的第二次整合。但欧盟层面的最终决策是由在气候问题上较为积极且影响决策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导。
具体来看，欧盟成员国关于气候问题的态度基本可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丹麦、荷兰、德国、芬兰和瑞典等，这些国家都倡导积极的环保政策，国内绿党和环保利益集团强大，并且经济结构上已经具备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良好基础；第二类包括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希腊，这些国家在气候政策的制定上较为被动，国内缺少应对气候变化的能源和环境立法，大多被动接受欧盟层面的相关政策和立法；第三类国家以法国为代表，对以核能等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表现积极，但本质上属于现代国家，相对于接近后现展水平的北欧等国在低碳转型的态度和经济社会结构上都显得逊色，因此居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可见，法国、德国是应对气候变化较为积极的成员国。同时，按照穆拉弗切克影响欧盟决策能力的单边选择、建立替代联盟、议程联系三个变量，这两国由于人口、经济总量位居欧盟前两位，所以不依赖联盟单边行动的能力、建立符合自身偏好的替代联盟的能力和联系其他议程讨价还价的能力都较强，因此也是影响欧盟决策能力较强的成员国，这使得欧盟最终的气候政策更容易反映这两国的偏好。
除成员国层面以外，欧盟多层气候治理机制还直接将绿党、环境利益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诉求直接纳入欧盟决策程序的参考中。比如，1989年绿党所做的欧盟晴雨表调查在议会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支持，并成为第四大党。长期以来，欧盟还特别注重引导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环境组织参与气候治理。比如，欧洲环境局、世界自然基金、交通与环境、国际鸟类保护组织、绿色和平组织、欧洲地球之友、欧洲气候网络等影响力较大的环境组织，常常通过倡议、聚焦公众注意力、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价值与规范，逐步成为地方民众实现环境治理的一股黏合剂。同时，欧盟内部多样化的环境组织还可以通过参与专家委员会的方式直接影响欧盟决策。在这一治理结构下，丹麦、荷兰、芬兰和瑞典等北欧国家虽然人口和经济总量在欧盟成员国中并不靠前，但由于绿党和环境组织势力强大，同样可以直接影响欧盟气候政策的制定。最后，欧盟层面的气候政策必然主要反映这些要求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同时又能够且愿意承担应对成本的国家的偏好，表现在国际气候谈判领域就是过于超前的减排目标。
中国与欧盟多层气候合作的非对称性，表现在中国参与国际合作时是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的整体参与，而且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据绝对优势。而欧盟是一个多层治理结构，决策的主导权主要依赖成员国博弈。因此欧盟内部虽然也有发展中成员国，但作为一个整体，其气候政策却更多代表了经济水平接近或者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的成员国利益，这些国家无论是能源结构、消费习惯，还是低碳经济转型的条件都远远优于中国。从能源结构看，2014年，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的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消费量的比重都低于2%，而中国则占到50.6%。从目标看，根据《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是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为15%，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而欧盟制定的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单位GDp能效提升20%，温室气体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在此背景下，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的可再生能源占比在20%上下浮动，除荷兰外其他国家都高于中国（见表1）。在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公布的2030年应对目标是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而2015年欧盟制定的2030年目标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4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27%。可见，无论是碳减排目标，还是可再生能源目标，中国都远低于欧盟，更低于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成员国。
尽管如此，中国仍为实现能源体系转型付出了不小代价。例如，在中国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背景下，以煤炭产业为主的山西省经济增速连续两年处于全国各省区市的最后几位。2015年，山西省五大煤炭集团负债率达到81.79%，全省煤炭行业亏损94.25亿元。与煤炭紧密相关的焦炭、冶金、电力工业增速明显回落，进而导致山西省工业经济增长疲软，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2.8%。由此可见，中国由于后发国家的性质，需要在短期内实现经济总量的快速扩大，必须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因而以煤炭为代表的廉价能源就占据了能源消费结构的主体。这一客观条件决定的发展方式长期存在，一方面带来了煤炭生产大省的短期富裕，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国对煤炭产业的高度路径依赖。山西目前的经济状况正是中国经济在向低碳经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中国从整体上需要尽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就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另一方面，低碳化的过程又必须淘汰高污染和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这又必然降低某些行业和省份的经济增速。更重要的是，培育一个新产业的难度远远大于维持一个旧产业的难度。后者在人才、需求、市场主体的培育等各个方面都需要一个漫长过程。如果在此过程中无法保持淘汰落后产业与保持必要增速之间的平衡，那么中国有可能陷入新老产业更替青黄不接的困境。
表1欧盟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成员国与中国能源结构比较
行为体煤炭消费占世界比重（2014年）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比例的目标（2020年）
丹麦0.1%30%
芬兰0.1%38%
法国0.2%23%
德国2.0%18%
荷兰0.2%14%
瑞典0.1%50%
中国50.6%15%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5年6月，http：///content/dam/bp-country/zhcn/publications/2015SR/Statistical%20Review%20of%20world%20energy%202015%20Cn%20Final%2020150617.pdf，第32-33页；europeanCommission，“eUClimateaction，nationalactionplans，”http：//ec.europa.eu/energy/node/71。
山西在能源产业转型和保持经济增速方面的两难困境，进一步反映出中欧双方在减排目标和能源结构调整目标上的差异，也是中欧多层气候合作非对称性的写照。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非对称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严重分歧还会出现在未来的中欧气候合作中。比如，在2015年6月中欧领导人峰会上达成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了中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各自在减排方面的自主贡献，以及这些贡献对全球低碳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这实际上是对双方根据自身情况独立设置减排目标的共识，体现了中欧对各自发展的尊重，将减排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权交还给减排主体，避免了国际机制强制性为其设定目标的模式，因此将从根本上激发中国和欧盟进一步减排的动力。但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欧盟仍然不满足对于中国来说已经非常高的减排目标，还希望中国进一步提高目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明确表示，“我们的减排目标是比1990年减少40%，我非常欢迎中国能够对同样的目标承担起责任。”从根本上看，这是在用欧盟内部已经进入后现代经济发展水平的成员国标准来要求中国这样一个正在高速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
二、中欧多层气候合作的进展
中欧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能力的非对称性，根本上源于中欧制度的非对称性，即欧盟以多层结构与中国的单层结构合作。因此，中国应促进中欧气候变化合作向多层次合作方向发展，特别是将气候合作的主体充分向下延伸，提升地方政府在中欧气候合作中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多层次合作已经具备了相当扎实的现实基础，中欧气候合作早已超越了中国与欧盟的单一层次合作。具体而言，中欧多层气候合作主要在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欧盟成员国及双方社会层面三个层次展开。
第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这一层面的气候合作主要体现在几份重要的双边文件中。2005年的《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宣言》确立了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标志着气候变化成为中欧关系的重要内容，“双方合作也逐渐突破单向援助，演变为环境、能源、低碳经济等多领域的双向合作”。因此，该宣言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的正式开端。2010年的《中欧气候变化对话与合作联合声明》建立了中欧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以推进务实合作并交流意见，意味着中国与欧盟气候合作进入机制化阶段，为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2013年的《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是中欧面向未来战略合作规划的重要文件，其中在“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部分指出，中欧要“合作建立绿色低碳发展的战略政策框架，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绿色产业合作。通过开展中欧碳排放交易能力建设合作项目，推动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可见，中国与欧盟气候伙伴关系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气候变化议题已被纳入中欧长期关系的战略规划之中，成为双方战略层面合作的重要内容。2015年正值中欧建立气候伙伴关系十周年，双方又发表了《中欧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这既是对双方十年气候合作的总结，也是面向未来气候合作的新规划。声明中不仅提出要提升气候变化在中欧关系中的地位，而且在保持传统合作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建立低碳城市伙伴关系，并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蒙特利尔议定书》、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海事组织等相关机制方面协调气候立场，加强双方国内气候政策协调等新内容，由此使得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内容更加充实。
总体来看，中国与欧盟层面的气候合作开始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框架，合作领域也不断拓展，这得益于双方在冷战后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多层治理结构下，推进中国与欧盟的气候治理合作，最终还必须依靠欧盟成员国。
第二，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气候合作。在中欧气候合作框架下，中国与法国、德国两个欧盟主要成员国也开展了积极的双边气候合作。总体来看，虽然已建立起中法、中德双边气候合作机制，但是在合作初期，由于气候与能源体系转型特别是发展方式转型等重大战略议题是相分离的，气候合作只是环境合作的一部分，尚未上升到双边合作的战略层面。以2015年联合国巴黎气候大会为标志，气候合作在中国与法、德的双边关系中的地位大幅提升。中国与法、德先后发表最高级别的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或宣言，就推动巴黎气候大会取得成果并最终落实表达了坚定的政治决心。由此，气候合作已经进入中国与法、德双边关系的战略层面。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2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上述模型中惟一的纳什均衡是两国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很明显，从各自国家的利益来考虑，该纳什均衡解是最优的，但并不是两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最优的，相反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因为这两个国家可以做㈩更好的选择，那就是均选择自由贸易政策，这样其收益为(1010)。由此可见，政府独立的理不是有效率的，一个制度或体制的建立将有助于通过推动合作来解决这一困境(霍克曼等，1999)。根据博弈理论，要实现这种政策选择的转变，首要的条件就是博弈方需要从非合作走向合作，即在博弈方之间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并且要求这种制度安排是可信的、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单边的、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但是只有多边贸易体制的制度安排才是摆脱“囚徒困境”的博弈规则。
前面分析已经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边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冈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会通过选择保护贸易政策获取利益，进而造成本国利益损失。双边贸易协议同样具有其先天的缺陷：一方面，世界上并非仅仅是两个国家，如果任何两个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议，必然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负的外部性，造成其他国家的报复；如果其他国家之间又达成贸易协议，则势必引发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陷入新的贸易集团“囚徒困境”。另一方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某一方如果违约，而其对方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实力来限制它这么做，这样就容易导致诸多双边协议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多边贸易体制由于其参与者具有多边性质，确保了协议的可信性和有效性，大大强化了承诺信号，并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发展。
三、多边贸易体制的建设者：“智猪博弈”中的大猪
多边贸易体制是一项公共产品，虽然大家都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但正如瑞士作家阿尔弗雷德.莫勒尔在《玩世箴言》中指出的一样，“尽管大家同乘一条船，可一些人是划船，另一些人只是坐船”。作为公共产品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的大国理所当然地担当起划船人角色，而其他的小国则充当坐船人。正如划船人需要付出体力成本一样，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中的大国自然要付出机制建设的成本，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们是无私的，相反却是自身利益使然，博弈论中的“智猪博弈”模型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设想猪圈里养着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猪圈的一端有一个猪食槽，另一端安装一个按钮，每按一次按钮就会有10个单位猪食自动落入槽中。如果一头猪去按按钮，再回来另一头猪可能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按电钮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吃光所有食物；若是大猪按动电钮，由于小猪吃得慢，大猪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争得一些残羹。如果两只猪都去按电钮，则大猪和小猪均能争得食物。假设任何一头猪去按电钮都将付出两个单位食物的成本，两只猪的各种选择及其所获得的食物见图2。在这个模型中，为了得到食物，两只猪的选择就是小猪等在食槽旁边，而大猪则需要奔忙于按钮和食槽之间。
回顾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过程，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大猪的角色，而只有美国有能力也愿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从竞争的角度来看，相对于它的贸易伙伴，美国具有如此之大的优势意味着，它能承担重建欧洲的责任，而与此同时不需要经常为这些政策给美国商业带来的后果而担忧(基欧汉，2006)。难怪wto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1998年3月4日在“全球贸易体制Gatt50周年纪念日论坛”上发表题为“从憧憬到现实：多边贸易体制50年”的演讲中将“这一体制的构思归功于美国人的灵感”，并且热情地赞扬“美国是八轮世界贸易谈判背后的驱动力”，“贸易体系在过去50年中始终如一的就是美国的领导地位”(RenatoRuggieroetal,1998)。
事实并非是“智猪博弈”模型中的那种对等获利结果，现实中大国可能会付出较少的成本却获得更大的利益。规则的制定者必定是规则的受益者，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包含了它自己的利益取向，这种制度安排必然会带来利益分配向大国倾斜。
四、互惠原则：避免搭便车行为和平衡双层博弈谈判
互惠贸易是多边贸易谈判及成员贸易自由化过程中与其他成员实现经贸合作的主要工具。虽然Gatt和wto均没有明确强调互惠原则，但是不能否认互惠原则对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机制中，互惠原则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避免搭便车行为发生，二是平衡各成员政府双层次博弈谈判。
在“智猪博弈”模型中，由大猪去按电钮而小猪选择等待，这便产生了搭便车行为，即小猪不付出任何努力而能够获得食物。当然，这仅仅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童话版，现实中的大国虽然领导和建设多边贸易体制，但决不允许其他成员搭便车行为发生，教科书式的单边主义贸易自由化在Gatt／wto的设计中找不到一席之地(盛斌,2001)。Gatt规则正是以美国制定的《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为基础产生的，wto管理的协议也是以权力与义务平衡为基础的，这种平衡是通过互惠的市场准入承诺的交换而取得的。在wto成立之前，Gatt成员大约每隔10年就要在互惠基础上就降低货物关税问题进行一个回合的谈判……创建wto的乌拉圭回合继续坚持了互惠的关税减让方针(麦金尼斯,2004)。互惠原则是建立行为准则过程中的一项基本要素，其制定也是为了缩小因最惠国待遇而引起的免费搭车的范围(霍克曼等，1999)。鞑姆曾这样解释：“在制定关税协定时，这种被认可的方法通常被冠以互惠的标题。从法律原则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只有当其他缔约各方提供互惠关税减让的时候才需要作出关税减让。”(贝格威尔等，2005)。
所有的经济都是国际的，可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wto多边贸易谈判对其中任何一个成员来说都是双层博弈过程，即国际层次博弈和国内层次博弈。国际层次博弈中，成员政府总是力求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国内层次博弈中，利益集团不断向政府施压，迫使其采取符合自己偏好的政策。进行国际谈判的政治家一般来说试图同时做两件事情：即同时在国际的谈判桌上与其他的国家代表进行谈判和在国内的谈判桌上与那些将进行批准和实施协议的行为者谈判(薄燕，2003)。对于美国这样国内利益集团逐渐强大的国家来说，国内的保护利益集团在没有获得互惠的措施而实行单边贸易自由化，要想获得通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互惠原则正起到平衡政府双层次博弈的作用，互惠的关税减让对每一个国家的自由贸易造成压力。通过互惠体制的承诺而削弱贸易保护主义集团的影响，……如果没有互惠体制的压力，即使消费者拥有数量上的优势，贸易保护主义集团仍会对贸易政策施加比消费者更大的影响(麦金尼斯,2004)。
五、最惠国待遇原则：博弈利益的扩大器与稳定器
非歧视原则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是各成员间平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保证。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某一成员在现在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成员的优惠和豁免，也应给予其他任何成员。从这一方面看，最惠国待遇原则是规范多边贸易体制参与者国内贸易政策的原则，是互惠原则落实的具体保障措施，也是国际贸易总得益在各参与方之间公平分配的机制。多边贸易体制的这项规定不仅使博弈利益得以扩大，而且也能够稳定博弈利益。
多边贸易体制的协议主要通过双边谈判达成，在Gatt／wto实践中，为克服搭便车行为，谈判是在主要供应国的基础上以互惠原则进行，即某个产品的关税减让要求通常是由主要进口供应国(即产品的最大供应商)提出的。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这种双边谈判达成的结果通过五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推广开来。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互惠原则的多边化，这种多边化会产生一种表示友好的效果，即能够有利于促进自由贸易的市场原则。另外，最惠国概念强调可适用于所有参与国的普遍原则，这样就可以使规制成本的最小化。“最惠国待遇可以减少谈判中‘免费搭车’所带来的潜在成本，‘免费搭车’会阻止政府的决策处于效率边界，最惠国待遇可以提高政府决策的效率。”(Capinetal,1988)。因为最惠国待遇将多边贸易体制中经济强国的活动变得简单，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将互惠原则下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推广至所有国家，使其不必要与数十个国家进行持续复杂的双边谈判。由此可见，最惠国待遇原则是市场开放的扩大器，最大限度地促进了世界市场的拓展，使国际贸易博弈总得益的生产能力扩大到极致。
在稳定多边贸易体制方面，非歧视原则可以降低贸易战的风险。在政治层面上，没有最惠国原则，各国政府可能会试图确定特殊的歧视性国际集团类别，这种特殊的集团分类可能会引起憎恨、误解和争端，因为被‘忽视的’国家会对这种排斥回以颜色。而最惠国原则既有助于减少各国之间的对峙，又可以抑制政府求助于短期的、暂时的政策，防止给这个饱受冲突的世界‘雪上加霜’(杰克逊，2001)。贝格威尔和斯泰格尔建立的均衡模型得出的结论指出，一国贸易政策的外部性如果只通过世界价格转移到其他国家，政治最优关税才是有效率的，在存在多个国家时，当且仅当关税设立符合最惠国待遇时，贸易政策的外部性才通过这种途径传递。再加上互惠原则有效地消除这种外部性，最惠国待遇与互惠原则联系一起能够有效克服‘双边机会主义’对wto体系的侵蚀。多边贸易体制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的特点，使它的承诺信号变得更加可信。因为最惠国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锁定了各国已经承诺的保护水平，当某一个成员背离其以前对某个贸易伙伴所作的承诺，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它就需要向所有wto成员做出补偿，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
六、争端解决机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实施的保障
要解决国际贸易协定的实际义务的履行问题，关键是需要建立一套强制实施的措施。“在国际范围内，法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在没有宪兵和监狱存在的情况下，无论我们如何强调法庭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还是有限的”(贝格威尔等，2005)。
wto组织结构中的核心和重要部分是源于Gatt几十年经验和实践的争端解决程序，它是使世界贸易体制条约义务得到有效履行的一种核心措施。因此，wto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王冠上的明珠，正如前wto总干事鲁杰罗所说，“如果不提及争端解决机制，任何对wto成就的评论都是不完整的。从许多方面讲，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支柱，是wto对全球经济稳定做出的最独特的贡献。”它一方面解决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另一方面也通过本身程序和机制的完善保障了多边贸易体制规则的实施。
为换取更强有力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wto对单边贸易行动实行了严格的多边约束。各国政府同意，只要有可能，均采取多边补救方式解决问题。这就限制了贸易强国单方面采取行动的余地。在多边贸易体制内，其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体现了平等、迅速、有效和具有约束性的，其争端解决机制的赔偿和授权报复执行手段限制了大国任意采取“侵略性的单边主义”。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能够克服双边关系中存在的“势力不均衡”，因为两国贸易战中总是大国的损失要小，所以在双边框架下约束它违约的力量较小。而在wto多边框架下，违约将被要求赔偿损失并可能受到经济制裁，增加了大国违约成本。
被认为是“从论坛和调解委员会变成法院或仲裁庭的革命”的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wto作为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使多边贸易体制更安全、可预见和稳定。它将“共识”程序改为“反向共识”，加强了wto法律制度的约束力。反向共识规则形成的自动通过，使得wto争端解决机构对成员在wto协议下发生的争端有了强制管辖权。wto在强调当事成员之间的磋商、谅解、斡旋、调解和调停的同时，还强调了国际经济贸易仲裁的作用，建立了各种具有一定强制力、准司法效力的执行手段。最后，它规定了最后解决期限，并借组织的力量加强了争端解决机制报复机制的威力，从而保障裁决的执行。
七、谈判机制：一个驱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博弈系统
从本义上说，多边贸易体制是处理各国贸易关系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框架。不过，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各国在这些原则和规则下相应的义务，并不是由某个全球性的统治机构来制定和强制实行的，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超国家机构。Gatt／wto本身并不是规则制定者，而是组织成员进行谈判，为成员间谈判提供便利、提供谈判场所(黄静波，2004)。谈判才是多边贸易体系的驱动力量，它被用来确定规则和程序，定期降低贸易壁垒，或用于新的国家想加入这个俱乐部的时候，还被用来解决贸易摩擦(霍克曼，1999)。国际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飞跃正是通过一系列“贸易回合”的方式实现的。谈判本身就是博弈过程，多边贸易体制的谈判更是一个博弈系统。
(一)加入谈判与议题谈判如果某一个国家或具有独立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单独关税区希望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则必须进行关税减让和其他开放承诺谈判，这通常被认为是“入场条件”，它要求加入者在一个对所有成员开放的工作组里进行谈判。通过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个加入国可以从它加入之前关贸总协定(多边贸易体制)成员之间已经商定的所有减让中获得利益，因此，只能期待会要求加入国本身做出贡献，即将它自己的减让表添加到那些已经成为关贸总协定附件并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减让表中去(奥利佛.隆，1990)。这种程序完全是有充分理由的，它充分体现了多边贸易体制的互惠原则。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以议题谈判为基础，谈判需要首先确定议题，而谈判议题的确定本身往往就是一场谈判，各成员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各个成员提出的议题交叉互错，最终形成议题群。为推动谈判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中往往在谈判开始和结束阶段尝试跨议题关联，在初始阶段的跨议题是为获得一个平衡的谈判议程，到谈判的最后阶段，由于各成员对于各个议题的立场已经彻底表达清楚，为达成整个协议则需要进行议题挂钩，它潜在地起到两个作用：可以用于获得互惠性，即满足了分配上的限制而达到利益和减让的平衡；可以用于提高自由贸易产生的潜在获利。因此，多边贸易谈判往往出现“在所有的事情达成协议前什么也达不成协议”。
(二)多方、多阶段、多层次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包含多个阶段，首先由一个起催化作用的成员开始，发起一个确定谈判议程的前期谈判，然后是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随后依次是后期谈判和实施阶段。议题谈判的进行是多方参与的过程，其复杂性远远超过只涉及两个博弈者的谈判，而且在诸多博弈者之间可能形成同盟，而且同盟的类型各有不同：某一个同盟内的成员在某一项议题中具有相同的立场，而在另外议题上又针锋相对，形成一个极其复杂的谈判网，也使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具有多层谈判的性质。对于某个成员来说，其关心的不仅仅是能否达成协议，而且需要考虑达成的协议能否得到国内法律的批准，这就是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对于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性组织，例如欧盟，它不仅仅涉及欧盟与其他成员的谈判，各成员内法律的批准，还涉及到欧盟成员之间的谈判。
(三)谈判结果：拒绝点、协议区域与获胜集合谈判最终是需要结束的，不是达成协议就是陷入僵局。双边协议是否达成取决于二者之间有没有协议区域，协议区域的确定取决于拒绝点，即谈判者(出价者和要价者)各自的心理底线，最起码达成协议要比不达成协议好。图3中a国和B国的拒绝点分别为a点和B点，对于a国来说，a点右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对于B国来说，B点左边的出价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么a、B两点之间就构成协议区域，则a、B两国有可能在协议区域内达成协议，协议区域的大小决定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至于它们是在Xl处达成协议还是在X2处达成协议，则取决于二者各自的谈判能力。
该图同样用于解释各成员的双层博弈结果，只不过在这里，协议区域被称为“获胜集合”，即国内法律能够批准对对外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的所有可能集合。同样，该获胜集合越大，从而达成的协议就越可能被批准。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3
新变化
减少国家干预
布什总统曾在竞选中强调，既然美国经济的基础在于企业，那么，就应当理所当然地增强美国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地位，减少公共部门在经济运行中的影响。布什尤其想大力缩小联邦政府权限，扩大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限。布什的这一经济理念在其税收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和外贸政策中也十分突出地显现出来。例如，布什政府的外贸政策着重点，更多地放在自由企业的对外公平竞争上，试图通过外贸企业公平竞争，进一步推动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曾明确表示，在当前美国经济与金融问题上，布什将更多地注重市场机制，而不会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只强调国家调节。在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上，克林顿一向主张，日本政府应该降低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壁垒。布什政府则强调，日本不一定只单纯降低关税限制，还可以找出其它适合日本国情的市场经济机制，只要“能够克服经济衰退，除了政府干预外，任何办法都可以尝试。”这表明，在制订宏观经济政策上，布什更倾向于市场调节而不是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重点放在传统产业
作为总统的克林顿，一直同其副总统戈尔一样，热衷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克林顿不止一次地强调，美国要想走向真正的经济复兴，单纯依靠传统产业已经无济于事，只有把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放到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的位置，方能达到预期目标。而“新经济”的出现，则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个重要途径。为了加快“新经济”的发展步伐，克林顿担任总统后，花大力气在信息技术方面进行投资，以至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其GDp中占比6%，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正是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才把“新经济”推向一个发展高峰，并将其他西方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布什政府上台后，对于发展“新经济”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前财政部长奥尼尔在一次讲演中指出：我实在看不出新旧经济到底有哪些不同。从中可以看出，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调节的布什政府，一方面，不愿意花更多的钱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另一方面，认为只要把现有高新技术用于传统产业改造，更多地关注传统产业的结构调整，那么，也会达到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预期目的，其中的关键问题是把市场调节提高到重要位置上。
减税重点为富有阶层
克林顿政府由于宜称代表美国中下阶层的利益，因此，他提出的增加税收重点，是向富有阶层开刀，而低收入阶层则从克林顿政府的增税中得到一定的实惠。由于把增加税收的重点放到了富人头上，结果，美国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庞大财政赤字问题，还促使预算最终实现了平衡。预计到2009年，美国的财政盈余将达到3000多亿美元。
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克林顿政府的大量财政盈余，于2003年1月7日实施了长达10年的减税计划，这项减税计划的总金额高达7260亿美元。其核心内容乃是，通过把现行税率由5级削减成4级，促使富有阶层从中得到实惠，而中下阶层，尤其是穷人却根本没有从布什的减税中得到任何好处，可见，布什政府是代表富人而不是穷人的利益。
社会福利政策转向由私人承担
前总统克林顿推行的社会福利政策其重点之一，乃是由联邦政府对于养老金实行统一管理，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不能插手。这也是延续30年代大危机时期罗斯福“新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克林顿实施的社会福利政策，也同罗斯福时期一样，由联邦政府把雇员工资收入中的6%拿出来进行强制性扣除，作为联邦养老基金，直到雇员退休后（通常为65岁～67岁），方逐步把养老金退还给雇员本人。因此，联邦政府对养老金的干预和调节便成为克林顿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美国经济政策中的新变化：减少国家干预；注重传统产业；减税重点在富有阶层；由私人承担社会福利；立足公平竞争外贸政策；大幅增加军费。
作为共和党总统的布什，决心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政府干预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政策。布什上台伊始，便逐步推行减少政府干预，加强市场调节的所谓新的社会福利政策，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准许雇员从其工资中划出16%的工资税存入个人在银行开设的新帐户。联邦政府对现有的退休人员社会福利不进行担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私有化，由私人企业进行管理。布什推行的社会福利私有化政策，其根源在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在减少政府干预的前提下，运用市场机制，发挥私人与企业对社会福利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在强调私人管理社会福利的同时，政府也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适度干预。例如，2002年10月布什政府作出新规定，在今后10年内，将对医疗福利增加1500多亿美元的政府拨款，其中用于健康保险的政府拨款将达到1300亿美元。
立足公平竞争的对外贸易政策
如果说前任总统克林顿的外贸政策十分强调管理，即所谓的管理贸易，那么，布什对外贸易政策的核心则是更加强调公平与竞争，也就是对等的贸易政策，反对在贸易协定中附加另外的条件。
在多边主义会谈中，布什更多地是追求霸权主义，至于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他可以作出一定的让步，但以不损害国家安全利益为前提。在双边主义谈判中，布什推行的是战略政策，凡是与美国有利害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布什便千方百计与他们发展双边贸易关系。近年美国与智利和新加坡达成的自由贸易协议，都属于这种战略政策的内容。
布什上台后，对克林顿时期的能源政策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在减少对中东地区石油依赖的前提下，追求石油来源多元化，尤其是对近邻墨西哥和非洲的石油则更感兴趣。
国防政策由减少军费开支到大幅增加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政策旨在通过减少军费开支，以达到收缩军事经济的目的。2000年，美国军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8%，比1992年减少大约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美国军工企业因军费减少，以至于企业开工不足，不得不转产民品。
布什就任总统后，一举改变了前任时期的缩减政府开支的国防政策，宣称要大幅度增加军费。“9·11”恐怖事件发生后，布什更是找到了增加军费的借口。2003年2月，美国国会经过辩论，最终通过布什提交的高达3930亿美元的2003年度国防预算，这是自1981年以来美国最大的国防开支。在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条件下，美国军工企业因得到足够的资金支持，便夜以继日地加大开工马力，为军事进攻伊拉克和打击恐怖主义赶造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军费开支的迅猛增加，也使得军事雇员呈现上升态势。所有这些，都促使美国的军事经济再次死灰复燃，这将对美国经济发展造成诸多负面影响。
新特点
财政政策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
同克林顿时期相比，目前美国财政政策出现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则是，由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众所周知，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运用财政赤字刺激需求与投资，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在凯恩斯赤字财政原理指导下，战后几十年来，只要美国经济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疲软，联邦政府便打开赤字的闸门，借以刺激需求和投资，以促进经济走出衰退困境。但在1993年1月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改变了这一几十年来的经济信条，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开支双管齐下的办法，短短几年内，一举破除了自罗斯福“新政”便开始通行的赤字财政政策，从财政赤字转向预算平衡，这在西方财政理论界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好景不长，布什于2001年初上台后，又采取倒行逆施的政策，重新把以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赤字财政重又提了出来。财政赤字扩大，以往采取的主要办法是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此外，减税也是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赤字的途径。布什上台后，在扩大财政赤字方面，则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增大军费开支和增加用于反恐的政府支出，促使联邦政府财政亦字日益扩大；另一方面，则又运用削减个人投资税率和减少税收类别，导致税收收入大幅度减少，这一多一少，势必把财政赤字的数额极力扩大。据统计，截至到2001年9月底，美国联邦政府财政余额尚有1270亿美元，然而，2003月2月初，美国联邦预算署宣布2003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达3040亿美元。联邦财政亦字占GDp的比例将由2002年的-1.5%迅速上升到-2.8%。
布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新特点：平衡预算转向赤字预算；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提高；货币政策双重作用；双边主义模式；实施宽松财政与货币政策。
诚然，联邦政府出现财政赤字，可以利用立法形式提高财政赤字上限，通过恢复发行债券集资解决，当然，其负债数额越是巨大，利息支出也愈高，到期收回旧债的政府开支也将愈来愈大。在此情况下，联邦利息率只能下跌不能上升，可是目前联邦利息率已经跌到最低水平，尚无回旋余地，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毋庸置疑，政府利息支出不断上升，显然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更加不利。或许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上升得更快。这样一来，庞大的财政赤字势必会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增长的巨大障碍。
货币金融政策地位更加提高
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鉴于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在各主要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货币金融政策则处于服从的位置，因而，财政政策用于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力明显提高。然而，随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西方通货膨胀和工业生产的停滞，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已无回旋余地，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对付经济滞胀的作用得以明显提高。通过降低货币流通量，促使通货膨胀由高转低，再加上灵活运用货币政策，以至于西方的经济滞帐最终得以消除。可见，货币政策的威力巨大。整个90年代，在财政政策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联储灵活运用增减货币流通量的办法，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
随着1997年7月初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1999年～2002年巴西、阿根廷先后发生金融动荡，金融政策地位更加得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重视。在出现经济衰退或经济不景气时，美国政府常常采取提高利率和放松银根等途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景气回升；而当面对经济发展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美联储又采取了紧缩银根和降低利率的办法，迫使美国经济降温，进而实现经济软着陆。目前，货币金融政策，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中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而财政政策在美国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则明显下降。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的地位下降，使货币金融政策的地位大为提升，这本身就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大突出特点。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三）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期间，坚挺的美元对支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随着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的不振，加之全球金融形势不稳，已经没有必要维持坚挺的美元。市场上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美国经济在2003年要走出疲软步入复苏，势必需要疲软的美元为其坚强的后盾，否则，美国经济要想由疲软转向复苏就比较困难。从2002年初以来，特别是当年8月、9月以后，美元大约贬值7%。与此同时，2003年4月美国失业率已上升到6%，为199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股市以及制造商和工会大声呼吁美元疲软政策。如果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增长强劲，那么，维持坚挺的美元比较有利，但是，据权威机构预测，不仅2002年美国和世界经济疲软，纵然2003年美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也难以强劲回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主张美元应该停止坚挺而走向贬值。看来，要促使美国经济走出目前的不景气困境，除非美元贬值，否则，美国经济欲达到预期目标势必难上加难。因此，2003年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现走弱态势。
货币政策的双重作用
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和适度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作出了贡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货币政策在对付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则更加突出。由于通货紧缩是当前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致命大敌，所以，如何对付通货紧缩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国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货币政策肩负抑制通货紧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双重使命，因而方成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又一突出特点。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美国没有通货紧缩，然而，事实上，美国至少在企业和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尽管美国的通货紧缩不像日本和亚洲国家与地区那样严重。在医治通货紧缩方面，美国采取的政策措施是，一方面美联储吸取日本的教训，采取提前下手的办法。美国经济目前虽然疲软，但还不至于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为了对付通货紧缩，美联储于2002年12月5日提前降低联邦基金利率0.5个百分点，企图通过大幅度降低利率，不使通货紧缩继续恶化；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利用美元贬值的办法，促使美国商品和劳务增加对外输出，试图以此缓解通货紧缩。显而易见，在通货紧缩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利用美元贬值推动外贸出口，可以在较大程度上把通货紧缩推向国外。日本和东亚一些国家治理通货紧缩采取的办法对美国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方面，美联储灵活地运用短期利息率和长期利息率达到既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又抑制经济不景气的目标。格林斯潘时刻对通货膨胀的回升予以高度重视，只要一发现通货膨胀苗头，便立刻运用短期利率抑制通货膨胀的上升；而在对付经济疲软问题上，美联储则使用长期利率促使资本收益投资在中长期内有所回升。因为资本收益投资主要是用来刺激企业投资，它通常在较长时期内发挥效力。这种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结合，既控制了通货膨胀的上升，与此同时，又对经济不景气发挥了正面效应。预计，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有效结合，可以使美国经济至少在2003年下半年达到低通货膨胀下的较快增长。
面向全球的双边主义模式
美国上任总统克林顿尽管热心于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但是，由于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关于“快速处理权”的授权，使他在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方面基本没有新建树。与克林顿相比，现任总统布什不仅关注美洲自由贸易区建设，而且，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这是布什政府的双边主义有别于克林顿政府的地方，同时，也是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即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值得瞩目的新特点。布什之所以能够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从美国国会手中拿到了上方宝剑——贸易促进权，即“快速处理权”，倘若没有从国会得到“先斩后奏”的授权，布什也不大可能实现其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的目标。在把双边主义推向全球方面，他首先关注的是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不仅与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还与中美洲国家加快了自由贸易谈判的步伐，进而最终把naFta推向整个拉美地区，达到其组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
除此之外，布什还想方设法把自由贸易协议推向美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布什首先关注的一个地区便是亚洲地区，在这里，美国不仅有其切身利益，同时，该地区，特别是中国当前还是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国家。有鉴于此，美国在完成与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协议后，为了不至于落在中国和日本后面，还打算尽快签署其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美国宏观经济政策趋势：推行紧缩财政政策；实施中性货币政策；美元贬值势在必行。
不仅如此，美国在实现其双边主义目标方面，还实施了其在全球全面开花的政策：
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美国与约旦在2001年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早在1985年同以色列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
在南半球，美国于2000年与澳大利亚就有关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磋商，预计不久美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协议便可大功告成。
在大西洋地区，美国早在1995年12月便提出与欧盟缔结自由贸易协定，拟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2002年英国也提出建立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美国立即表示赞同。应当强调指出的是，美国推行的双边主义全球化构想，是其全球经济贸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与日本和欧盟争夺势力范围。
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宽松财政与货币组合
在克林顿总统时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形式为，紧缩财政政策和放松货币政策的混合经济政策。然而，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发生了戏剧性的新变化：面对经济再次陷入衰退，美联储被迫12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试图以此推动经济复苏；与此同时，布什政府还通过大幅度减税和大力提高军费，从减少财政收入和增大财政支出两方面推动财政政策的放松，并拟用此办法，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促使美国经济转危为安。诚然，实施宽松的财政货币金融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却使平衡预算再度变为赤字居高不下，这本身就成为抑制经济长期增长的一大阻力。可以看出，同紧缩财政与放松货币的混合经济政策相比，实施双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一个显著新特征。
新趋势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的新变革，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还将会发生某种变化：
（一）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根据预测，在2003财政年度联邦赤字高达3040亿美元的基础上，2004财政年度赤字将上升到3070多亿美元。随着联邦财政赤字的迅速上升，美国国会将运用立法手段迫使布什政府采取紧缩财政政策。现任总统布什的父亲——老布什于1989年初担任美国总统时，正是美国国会通过法令严格限制联邦财政赤字的关键年头，老布什在国会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了抑制财政赤字的紧缩政策。现任总统布什尽管还在实施减税政策和扩大政府开支的政策，但当财政赤字大幅上升而无法控制时，国会势必将出面运用法律阻止赤字的进一步攀升。到那时，紧缩的财政政策势在必行。
（二）货币政策的中性目标。
当前美联储不管是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还是提高利率的措施，都是一种人为的行为。按照弗里德曼的货币市场化的经济理论，人为实行各种货币政策，不利于货币市场的预期变化。所谓中性的货币政策就是按照市场运行规律，货币当局让货币按照市场规律行事。当然，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经济形势必须处于稳定之中，经济发展过热或陷入经济衰退，都不可采用中性的货币政策。据预测，美国经济2003年下半年会出现好转。到那时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方会适宜。因此，2003年～2004年美国经济形势好转后，美国实施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性较大。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4
环保部人员指出，编制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就是要通过对产品、工艺、设备进行深入分析、科学论证，来反映其对环境的影响，通过有差别化的政策，将资源稀缺程度和生态价值内化为企业内部成本，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同时，通过建议国家有关部门采取差别化的经济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鼓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逐步降低重污染工艺的权重，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
专家说，这次的新名录，类似于产品核对标准，取消出口退税将遏制“双高”产品的生产、消费和出口，推动企业采用环境友好工艺并加大环境保护专用设备投资，达到以环境保护倒逼技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第一，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一次环保和产品出口的博弈。我国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达到13%，大型出口商需依赖出口退税政策来获得与国外企业同等的竞争条件。大规模产品出口公司的天平更倾向于出口退税，因为这关系到企业成本问题。企业面临抉择时，会通过加大环保设备投入来避免被取消出口退税的资格。
第二，利于环保行业全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关于节能环保政策的颁布数量和标准要求是空前的，此前做出的总体规划和细则直接针对污染企业，处于被动减排状态的公司积极性不大，减排效果不尽人意。环保部门此次以取消出口退税为条件，涉及企业根本利益，推动其积极购买环保设备和上马环保工程设施，强化企业的生态环境责任。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5
“中欧自贸协定被期待能够化解这一困境。”王锦珍认为，全面深入的中欧自贸协定能够为企业贸易投资减少壁垒和障碍，提供更多便利化措施，推动中欧双方经济优势互补，深入持久发展。
中欧自贸协定或可减少中企在欧纠纷
在o密的经贸交往中，中欧贸易纠纷也在增多。欧盟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态度让前景更加黯淡。2016年11月9日，欧委会在向欧洲议会及理事会提交的修改其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提案中，以“市场扭曲”的概念和标准替代“非市场经济”，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替代国”做法。
2016年11月12日，欧委会对原产于中国的无缝钢管产品做出反倾销调查初裁，并决定征收为期6个月高达81.1%的临时反倾销税。据了解，在我国屡遭反倾销调查的钢铁产业里，无缝钢管首当其冲。据相关研究数据显示，最近七八年来我国无缝钢管对外出口量增速逐年减缓。
据商务部消息显示，2016年12月20日，欧委会对中国光伏产品反倾销反补贴日落复审和期中复审调查结果的披露文件，拟继续对中国光伏产品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丝绸部主任于华波说：“中国企业在应诉欧盟的反倾销、反补贴案件中往往需要更多的精力和费用。”
除了反倾销、反补贴案件的相对增多之外，所谓的“中国议价”也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中国公司到欧洲或者到其他地方购买一家外国企业时，经常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就是因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说。
“以纺织品、服装定单转移最为明显，自2015年起，欧盟自中国进口明显减少，而孟加拉、越南等国进口快速增长，中国企业面临的价格竞争压力越来越大。”于华波说。
据于华波介绍，企业的大订单、长期订单越来越少，收款期延长，索赔赖账增多，企业承担的风险加大，融资成本提高，进口商对商品质量更加苛刻，“以前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现在都可能成为进口商要求降价甚至索赔的理由。”而目前由于近期经济放缓，贸易需求不旺，出口商和进口商的日子都不好过，导致中欧贸易纠纷增多。
针对欧洲一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欧洲对外贸易协会总干事艾伟德提出批评，“欧洲许许多多的公司从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是因为中国能够提供高效和优质的服务和生产，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已经成为我们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艾伟德表示，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中国企业抢夺走了欧洲的就业机会，报告显示，以德国为例，每年两国贸易为德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超过120万个。“我们必须要提升公众的意识，必须要呼吁大家抵制贸易保守主义的思潮。”他指出。
对欧盟来说，中国市场决定成败
中欧自贸区建设和中欧自贸谈判工作一直备受关注。中欧双方曾在2013年《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中明确提出“在条件成熟时签订全面深入的自贸协定”。
王锦珍也表示，尽管双方存在着贸易纠纷，但双方经济的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希望欧盟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问题上信守承诺，按期、全面、彻底地履行义务，为中欧自贸区建设做好准备。
2015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6年1-10月，中国对欧盟出口1.82万亿元，同比增长1.0%，好于整体出口情况。此外，在投资合作领域，欧盟是中国第三大实际投资来源地。2016年1-10月，欧盟28国在华实际投资额83.6亿美元，同比增长41.5%，远高于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2%的增速。
王锦珍指出，中国与欧盟建交四十多年来，在双方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在双方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合作成果丰富。
艾伟德也高度称赞了中国经济发展对欧洲经济的重要作用。“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已达到3亿人，中国市场具有无限的潜力。”艾伟德认为，“中国在过去20年间的增长对欧洲的经济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因为欧洲的内部市场已经接近饱和，竞争激烈，中国消费者的行为能够决定着很多欧洲业务的兴衰和成败，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对欧洲很多公司来说都是关键。”
艾伟德强调，事实证明欧中贸易对欧盟经济来说不可或缺，必须抵制贸易保护主义观点。“与中国开展贸易不是威胁，而是欧盟经济发展的最大机遇。”欧中双方经贸合作潜力巨大，现在要做的是把这种潜力进一步释放出来。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分歧和摩擦的增多，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相关。
在中国，懂欧洲语言的人很多，但是真正了解当地文化和法律法规的人才数量并不多，为企业开展中欧贸易和投资合作出谋划策并提供法律支持的人更少，人才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带来困难。
普华永道首席经济学家张鉴钧指出，企业对于投资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环保规则、劳工标准等情况并不很了解，企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充分了解当地所有法律法规。
“中欧自贸协定对于缓解上述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张鉴钧表示。
艾伟德也表示，中国和欧盟经济合作互补性强，中欧应继续扩大市场开放，消除贸易壁垒。
王锦珍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欧盟对华投资仍有较大增长空间，这表明欧盟企业仍然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他说，中国贸促会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投资促进机构，近年来密切联系中国工商企业，积极参与中国自贸区建设，一方面向中外政府部门反映中国企业对自贸协定谈判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推广自贸协定有关政策法规应用。
为减少中欧之间贸易摩擦，王锦珍提出了三点务实建议，其中包括：一是促进中欧官民对话和产业磋商，通过座谈会、研讨会、论坛等多种方式，增进双方政府部门和工商界的沟通和交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减少摩擦。二是组织企业参与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收集并及时向有关政府部门反映中欧相关行业企业的政策诉求，尤其是企业对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政策建议，为谈判提供参考，为达成中欧商圈高水平的自贸协定做准备。三是在中欧自贸协定谈判完成后，宣传推介自贸协定相关政策法规，帮助企业更充分地挖掘自贸协定为自己带来的利益。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6
高调开篇，有所建树
美国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忽略乃至贬低国际核军控及防扩散机制，以致全球核裁军进程基本停滞，核扩散问题日益严重，核恐怖问题凸显。2009年奥巴马擎举“变革”大旗入主白宫后，重新评估国际安全态势，调整相关核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措施，重塑了美国在核领域的形象和领导地位。
其一，宣扬“布拉格议程”，重树国际核裁军领域的主导地位。2009年4月5日，刚上任不久的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演讲，高调表明将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推动核裁军进程、降低核武器的作用。他表示“要抛弃冷战思维”，并承诺“美国将致力于寻求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此番被称为“布拉格议程”的讲话，获得了广泛好评和响应，并由此赢回了美国在核军控与裁军领域几近丧失的主导地位。
其二，调整单边主义外交，重获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奥巴马认为，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的威胁甚于俄美之间可能爆发的核战争，并为此从多方面对小布什政府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寻求他国在防扩散问题上的谅解与合作。2009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历史上首次专门就核不扩散与核裁军问题举行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以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总统。会上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决议案（第1887号决议）。2010年4月，奥巴马倡议并召开了首次核安全峰会，商讨如何加强核材料安保和防止核恐怖主义。在同年5月召开的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上，美国力推大会《最后文件》的达成。上述诸般努力，使美国重获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影响力。
其三，出台美国《核态势审议报告》，重排核政策关键目标。2010年4月，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核态势审议报告》。作为美国未来5～10年核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将美国核政策的关键目标重新排序，把阻止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放到首要位置，同时强调降低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宣称“只有在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核心利益的极端情况下，才会使用核武器”。对核政策关键目标的重排，表明了奥巴马政府对降低核武器威胁和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关切。
其四，谈判新StaRt条约，重启美俄双边核裁军进程。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便与俄罗斯展开为期一年多达十轮的核军控谈判，并于2010年4月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新StaRt条约）。条约规定，到2018年，美、俄各自保留的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不超过1550枚，运载工具不超过800件。新StaRt条约的签署、生效，是国际军控界令人瞩目的大事，它重启了美俄停滞多年的双边核裁军进程，填补了StaRti条约在2009年12月到期后留下的空白，并为未来更加深入的核裁军提供了动力。
仓促收尾，诸多遗憾
虽然奥巴马政府相关核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但也留下颇多遗憾。概括而言，大致有以下六个“难以”困境。
其一，美俄进一步核裁军难以为继。新StaRt条约签署、生效以来，美、俄双边履约正常，但两国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仍有削减的余地，从而以较小规模的核武库维持战略稳定性。奥巴马总统在2013年的柏林讲话中曾提议与俄罗斯一道，将现役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在新StaRt条约基础上再削减三分之一，即降低至1000枚的水平；此削减建议在2013年美国国防部的《美国核武器使用战略报告》中再次被提及。然而，任期已满，奥巴马并未能与俄罗斯就进一步削减实战部署的战略核武器展开谈判，也未能“推动与俄罗斯讨论战术核武器和非部署核武器的问题”。
其二，核武器的作用难以降低。对核威慑能力的重视，使得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难以降低。奥巴马一再声明，“只要核武器还存在，美国将继续保持一个安全、安保和有效的核武库”。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始终保持强大的核威慑能力。201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以123票赞成通过了在2017年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谈判的决议，而美国投了反对票，并在投票之前积极动员其盟友反对――美国对核威慑能力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为维持有效的核威慑能力，奥巴马政府斥巨资大力推进“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现代化工作，其中包括用“陆基战略威慑”系统替代现有的“民兵iii”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用“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取代现有的空射巡航导弹、以“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更换现有“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开发新一代的B-21战略轰炸机以及对核弹头实施“3+2”的延寿计划等。
其三，《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难以获批。奥巴马承诺要“迅速并且积极地”推进美国批准CtBt，在其任期内，美国参议院此前拒批CtBt的理由已不复存在：由于“库存管理计划”推进顺利，美国在没有核爆炸试验的情况下，也具有保持安全、安保和可靠核武库的技术能力；由于国际监测系统的部署以及各项技g性能的改进，美国及国际社会监测秘密核试验的能力已显著提升。但在过去八年中，就CtBt批约问题，奥巴马政府始终无法争取到国会内足够多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2016年正值CtBt开放供签署20周年，鉴于国会批约无望，奥巴马只好在卸任前另辟蹊径，倡议并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呼吁停止核试验以及推动CtBt早日生效的2310号决议，但该决议并无法律约束力。
其四，“禁产条约”谈判难以启动。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禁产条约”的谈判。但是，对于谈判各方尚难达成共识的诸多重要问题，包括明确术语定义、规定禁产范围、对待现有核材料库存、建立核查机制和设定条约生效条件等，奥巴马政府似乎并无解决良策；对于个别国家利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原则阻拦条约谈判的行径，奥巴马政府似乎亦无相应举措。直至奥巴马离任，“禁产条约”谈判仍未启动。
其五，朝鲜核问题难以缓解。对于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朝鲜核问题，奥巴马政府八年来采取了“战略忍耐”政策，结果朝鲜核问题持续发酵，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朝鲜在奥巴马任期内进行了四次核试验并频频进行导弹试射，尤其是在2016年一年内进行了两次核试验，且第二次核试验的爆炸威力达到万吨数量级tnt当量，为朝鲜历次核试验之最。虽然在解决伊朗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联合英、法、俄、中、德五国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堪称经典，但在朝鲜核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并无太大作为，广受诟病。
其六，“无核武器世界”倡议难以践行。奥巴马在布拉格演讲中承诺“寻求和平、安全的无核武器世界”并“采取切实步骤走向无核武器世界”。虽然奥巴马对美国核武库实施了削减，但其削减力度小于冷战结束后的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之初和离任之际，美国官方公布的美国核弹头库存分别为5113枚和4018枚，即奥巴马政府在八年内共削减了1095枚核弹头。与之相比，小布什总统在任期内削减了5304枚核弹头，克林顿总统削减了3182枚核弹头，老布什总统削减了9497枚核弹头。缓慢的削减节奏，加之大规模核武库现代化计划的实施，使奥巴马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几乎沦为一纸空文。
内外影响因素
从“布拉格议程”和2010年4月连续砍出“三板斧”，即出台《核态势审议报告》、签署新StaRt条约和召开首次核安全峰会，可以看出奥巴马在核政策的制定上有其思考、在实施上有其章法。但是，其核政策的推行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掣肘，成效并非如其所愿。概括而言，影响奥巴马核政策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外部，即国际安全环境的变化、尤其是美俄双边关系的改变；另一方面来自内部，即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尤其是国会所持态度。
奥巴马上任之初，基于对国际安全环境和国家实力地位的重新评估，以倡议“无核武器世界”为抓手，进行核政策调整，试图解决核扩散与核恐怖主义这两个重大安全威胁。此后，奥巴马政府核政策的任何变化无不体现着对国际安全态势的考量。由于俄罗斯是美国在核武器领域的唯一对手，因此美国核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美、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俄双边关系明显缓和，双方签署、生效了新StaRt条约，并且在共同关心的核军控与防扩散领域的诸多问题上相互呼应、支持。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乌克兰危机爆发，美、俄政治关系跌至冷战结束后的低点，双方在核武库现代化、导弹防御系统、《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履约等问题上相互指责，这使得美国不愿采取单方面核裁军措施以及推进双边核裁军进程。
奥巴马提出的一些核政策，如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防止核武器扩散、加强核武器和核材料的安全和安保、阻止核材料和核技术的非法交易等，在获得国内拥护和支持的情况下，得以顺利推行；但有些核政策主张，因为受到国内政治力量的质疑或反对，尤其是受到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的制约甚至阻挠，只能妥协或作罢。2010年奥巴马将新StaRt条约提交国会审批时，为了确保获得三分之二强的赞成票，只好向国会承诺斥巨资对美国核“三位一体”以及核基础设施进行现代化。奥巴马曾明确表示要致力于推动美国批准CtBt，但自忖难以打通国会参议院这一关，故一直引而不发。在任期最后几个月，奥巴马曾考虑推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但因遭到国内的强力反对而放弃，持反对意见的政府高官包括国务卿、国防部长、能源部长以及空军参谋长等，有美国媒体甚至批评奥巴马“对个人政治遗产的追求”超越了国家利益。
矛盾性及其根源
通观奥巴马政府八年来的核政策，整体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倡导“无核武器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又对本应彻底销毁的核武器系统全面实施现代化计划；一方面宣扬降低核武器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反对启动“禁止核武器公约”的谈判；一方面呼吁推进国际核裁军进程，另一方面又不愿进一步单边或双边削减核武库；一方面重视防扩散问题，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能推动CtBt的批约和生效。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7
一、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自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双方采取了有力措施巩固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平衡增长，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牢固确立未来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重申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20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取得成功。
美方继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和出口水平，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按照奥巴马总统制定的2013财年预算，美国承诺未来10年内减赤至少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启动的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可支配支出，以及其他减支，包括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制漏洞和税式支出的税收改革；实施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以提高可预见性和可信度。这将使美国从本个10年中期开始逐步降低联邦政府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
中方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中方努力在2012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以消除重复征税，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双方坚决全面落实20国集团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发表声明，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的浮动区间，以推进上述目标。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美联储坚定地承诺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美联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明确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为达到其政策目标，美联储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中美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重申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双方承诺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双方认识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至关重要，双方承诺克制将贸易救济措施用于贸易救济以外的目的，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双方承诺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并增加执法资源，中方将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加强追究知识产权侵权刑事责任的措施。双方将继续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的努力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跨境贸易。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各自市场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下，合法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销售水平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体现两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美方赞赏中方继续要求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中方已将软件资产纳入政府部门资产管理体系，在预算科目中反映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在首批的重点企业试点项目基础上，将扩大在企业领域的正版化努力。
中方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美双方致力于所有相关机构就该承诺的落实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
双方表示，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
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中美两国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采取以上行动。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中美高技术贸易研讨会，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高技术和战略贸易。
美方承诺，对于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美方在收到《出口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必要材料后，将及时受理中方的具体申请。美方承诺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鼓励中国民用最终用户为获取用于民用最终用途的物项申请“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
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这将会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美方承诺，敦促其他政府采购协议（Gpa）参加方提出旨在改进中方2011年底修改出价的要价。中方承诺，在2012年wto政府采购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新的综合性的修改出价，对参加方要价做出回应。中方充分认识到以灵活方式确定本国产品定义的重要性。在修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时，中方将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增强这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中方将按照2012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和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
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双方致力于通过投资论坛等继续讨论各自外国投资审查中的有关关切和概念。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中方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十二五”期间，中方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美国政府的“选择美国倡议”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美国市场的现有及潜在投资方提供协助，将承担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更大责任。“选择美国倡议”承诺协助有兴趣探讨在美国市场投资机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经济发展官员建立联系，并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
美方支持改善其基础设施部门，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认识到这一目标，美国2013财年预算提议更新和扩大美国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增加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本对交通、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会。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企业在国内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承诺探索加深该领域合作的机遇。
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中方重申遵守财富基金公认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方重申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财富基金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第二次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将于6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
双方民航当局承诺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正在进行的技术评估进程，在适当的时间达成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接受。
三、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认识到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和参与方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2012年2月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将建立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以在制定一套照顾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情、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的出口信用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争取在2014年达成协议。双方欢迎将于2012年中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参加的国际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有望达成工作计划。
双方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加强信息交流。
双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统计工作组加深双边贸易统计方法交流，包括就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进行交流。
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鉴此，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承诺支持这一进程。双方认识到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资本账户措施、储备以及财政、货币和金融领域政策等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双方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对外部门报告和溢出效应报告的工作，欢迎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对外部门分析的工作，这将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将支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监管。
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金融体系，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双方致力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双方承诺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
美方欢迎已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报告，对报告广泛符合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对银行及其境内外子行和分行的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正在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
双方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为推动消费者融资，中方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具有同等待遇，目前试点阶段基础资产限于信贷资产。
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为稳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增强全球金融体系。双方承诺继续在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合作。中方将继续完善涉恐资产冻结监管框架。双方将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从而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双方承诺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五、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中美经济关系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8
关键词：温室气体；欧盟；法律；政策；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识码：a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我国目前不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义务。但是我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很大，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排放量还要增加。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我国也不得不承担减排的义务。温室气体排放的削减将对我国的能源、交通、农业等生产和消耗能源的产业部门和人民生活带来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因此，研究欧盟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和政策及其对我国的方法论意义，也许能为我国应对削减温室气体的巨大挑战提供一些有参考价值的东西。
欧盟作为一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在2002年3月4号批准了《京都议定书》，承担了到2012年使欧盟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降低到1990年水平以下8％的义务。欧盟成员国目前都在积极落实这个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
欧盟有关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法律和政策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欧盟有关提高能源效率和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立法。它表现为欧盟理事会制定的一些有关能源效率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指令。这些指令需要各成员国以国内法来贯彻执行。它们主要有几下几方面：
第一是关于促进能源效率的“SaVe”项目一期和二期的指令。SaVe是一个大的框架性的研究项目，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该项目已经实行多年，主要是资助欧盟成员国对提高能源效率进行的各种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项目。
第二是关于促进可更新能源发展的“aLten-eR”项目一期和二期的指令。这个项目旨在帮助欧盟成员国开发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第三是关于家用电器节能要求的指令。它要求欧盟成员国通过国内立法来实施。这些指令包括对家用电器如热水器、电灯等电器性能的详细技术指标。
第四是关于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指令。
第五是关于防治污染的Bat技术(最佳可得技术)的能源效率的要求，例如关于空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水污染控制技术的能源效率的要求。
第六是关于能源标志的指令。例如对电饭煲、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电灯等家用电器，欧盟统一规定了能源标志“Ce”。
第七是关于开发可更新能源技术的指令。它要求欧盟成员国采取法律措施促进可更新能源的发展。近年来，特别是在去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欧盟极力主张为发展可更新能源设立具体的时间期限和量化目标。
第二部分是欧盟关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或政策建议，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欧洲方案(epCC)。该方案由所有欧盟成员国派代表参与制定，对欧盟成员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各种活动起总的协调作用。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二氧化碳排放的税收以及能源税方面的政策。
第三个方面是关于交通运输方面温室气体减排的要求，包括对小汽车、飞机、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减排要求和对各种运输价格的调整建议。
第四个方面是关于甲烷排放削减的政策。甲烷是除了二氧化碳之外的第二类主要温室气体。甲烷的排放涉及到农业。
第五个方面是关于能源效率方面的政策建议。它包括一些提高能源效率的具体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加强与欧盟非能源政策协调和统一。欧盟认为能源效率的提高，不光是能源部门的事情，还涉及到很多非能源的部门，因此提出一些措施，加强能源部门与其他的部门的协调。其中包括对企业的要求，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的要求，对税收和收费方面的要求，对国际合作和促进加入《京都议定书》的要求，以及对成员国的国内政策的要求等。另一个措施是关于增强现行效果比较好的措施的新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这些措施。这些方面的新政策，有助进一步提高交通运输部门的能源效率新要求、关于家用的和商业的设施或设备的能源效率要求、关于电力和天然气供应的新要求和关于提高建筑物能源效率的新措施。
第六个方面是一些跨部门的政策和措施。比如关于开展跨部门研究、关于区域和地方的参与、关于经济刺激手段(如改善建筑物能源效率的第三方融资的做法)、关于能源信息的传播、关于监测和评估等综合性的措施。
第七个方面是一些新的共同政策。其中一个是关于公共采购的共同政策。它要求成员国的公共采购要把促进温室气体的减排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另一个是关于合作性技术采购的要求。它要求通过技术采购的合作来促进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还有一个是关于工业、第三产业、能源审计的一些共同的政策和措施。另外，欧盟要求成员国总结行之有效的最佳管理惯例并予以推广。
第八个方面是关于促进可更新能源的开发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九个方面是关于在欧盟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的政策建议。
第十个方面是关于F类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的政策建议。F类温室气体指的是HFC、pFC、SF6和“哈龙”。它们在大气层当中的含量比较少，在各国的使用量相对较少，但是它们的单位危害性比二氧化碳和甲烷等要大得多。因此，欧盟在积极减少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物的排放的同时，还积极控制F类温室气体的排放。
从上述纷繁的欧盟法律和政策当中，我们可以从方法上学习什么东西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可学的方面，我称之为“两个全面覆盖”的方法。第一个“全面”指的是法律和政策全面覆盖《京都议定书》控制的6种温室气体，根据情况同时对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作出不同的安排，以免控制一种温室气体排放的效果被另一些未加控制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所抵消。当前，虽然法律控制的重点是二氧化碳、甲烷和氮氧化物，但应当同时对F类温室气体的控制做出一定的安排。第二个“全面”指的是全面覆盖有关部门和利害关系方。所有的产业，除了电力产业之外，还有运输业、农业、林业、商业等都要加入到温室气体减排的行列。所有的利害关系方，企业也好、政府也好、个人也好，都要参与。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立法和政策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是这“两个全面”。我国现在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在制定我们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法律的时候，也要考虑“两个全面”。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削减涉及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上述欧盟的“两个全面”给我们的一点启发，是吸收各有关利害关系方的参与，以便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削减落到实处。
第二个可学的方面是欧盟把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思路和做法。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不是一个理想化
的环境主义的产物，而是注重实际的理性的产物。欧盟的温室气体减排法律和政策，既体现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共同目标，又照顾到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和长远的规划；既体现了保护地球大气层的道德目标，又同欧盟国家能源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它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在欧盟有很多这种成功结合的例子。例如在可更新能源技术开发法律和政策方面，欧盟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政策措施，推动成员国大力开发可更新能源技术，首创可更新能源技术的标准，使自己在可更新能源技术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在技术上一旦占据这样的位置，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就成为现实。欧盟这种思路和做法对我国制定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法律和政策十分重要。虽然我国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不一样，社会条件也不一样，但是我们从思路上完全可以向欧盟学习。我国能源工业的发展也可以参考借鉴欧盟这样一个思路，以便在发展传统能源的同时，发展新能源技术，实现能源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第三个可学的方面是欧盟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使用的多管齐下的方法。这里多管齐下的方法指的是政府管制、市场手段、企业自愿协议和技术开发等方法的互补应用。欧盟通过立法授权各成员国政府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活动的管制，制定强制性的排放限度。与此同时，欧盟非常注重利用市场机制来促进温室气体排放削减目标的实现。前面介绍的能源产品的能源标志、生态标志等做法，就是鼓励消费者在市场上选购能源效率高、负面环境影响小的产品，即利用市场机制。欧盟鼓励企业通过与欧盟或成员国政府签订自愿协议来提高产品的能源效率和减少负面环境影响。欧洲有不少行业认识到率先开发更为清洁的产品，不仅顺应了世界环境保护的潮流，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而且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因此它们很重视开发能源效率更高的产品。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欧洲汽车业开发汽车尾气排放的欧洲二号、三号和更高标准的实践。欧洲汽车业同欧盟签订了这方面的自愿协议。此外，欧盟非常注意以立法和政策帮助欧盟成员国开发各种能源。这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对我国制定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法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9
推进资阳双拥工作跨越发展
——资阳市争创省级双拥模范城工作汇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华
（年月日）
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检查组的各位领导：
我谨代表中共资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资阳军分区和全市军民向各位领导莅临资阳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衷心感谢你们对资阳双拥工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
资阳市地处四川盆地中部，辖4个县（市、区），面积7962平方公里，人口488万，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元帅的故乡。全市有团以上军事单位11个，有优抚对象19.8万人，其中重点优抚对象15000余人。近年来，全市党政军民发扬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认真按照“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总要求，积极开展双拥和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活动，全市双拥工作呈现出“组织健全、政策落实、活动经常、关系融洽”的新局面。今年一月，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召开后，我们及时将会议精神向各县（市、区）进行了传达，并组织双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认真学习会议精神，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和报纸上进行广泛的宣传，提高了全市人民对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自觉主动地支持驻资部队建设、把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资阳经济发展作为双拥工作重要任务的认识，从而做到自觉参与双拥建设，支持双拥建设。二月，为总结三年来我市双拥工作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推动我市双拥工作向纵深发展，我市又隆重召开了全市双拥命名表彰大会，市委、市政府、军分区授予雁江区等4个县（市、区）为双拥先进县（市、区），并命名了48个拥军优属模范乡（镇）、54个拥军优属先进单位和10个拥政爱民先进单位，表彰了52名拥军优属先进个人和20名拥政爱民先进个人。
一、组织领导到位，整体合力强
创建省级双拥模范城是市委、市政府在《资阳市“十五”精神文明建设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市委书记钟勉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他要求：“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变化，深入、扎实、有效地做好双拥工作，跨越先进市,争创模范城。”全市上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严要求，与时俱进，把双拥工作作为立足长远、事关全局的战略性任务来抓。
1、做到了“五个纳入”。即把双拥工作纳入了党政军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了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纳入了政府目标管理，奖惩兑现；纳入了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了文明单位建设，实行一票否决。
2、健全了组织机构。市县两级都成立了以市长、县长为组长的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双拥办人员、编制、办公场地和经费落实，实现了军地合署办公。全市各县（市、区）、乡（镇）、企事业单位、驻资各部队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了相应的双拥工作机构，做到了创建活动有位子、组织领导有班子、办事机构有牌子、解决问题有票子。全市建立了县以上双拥领导小组5个、乡镇拥军优属委员会171个、企事业单位拥军优属委员会345个，成立了拥军优属服务小组7815个、拥政爱民服务小组36个，配备了专（兼）职双拥工作人员185人，形成了上下成线、纵横成片、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的领导体系，确保了双拥工作的深入开展。
3、落实了工作制度。市委、市政府、军分区专门制定了争创省级双拥模范城工作规划和创建方案，召开了动员大会，完善了工作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全市已形成了五个配套制度。一是军地联系会议制度。每逢重大节日召开党政军座谈会，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军分区及各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参加，军地双方共叙军民鱼水深情，共忆双拥光荣传统，共商双拥发展大计。市委、市政府每年召开两次军地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驻资部队对地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部队解决一些靠自身努力无法克服的困难。仅去年，就为驻资部队解决了军分区大门进出通道、陆军预备役工兵团营区外夜市影响官兵休息、武警支队和消防支队营房建设、驻军随军家属调动安置等问题10余起。二是走访慰问制度。每逢重大节日，市委、市政府都要安排部署走访慰问工作，市四大班子领导到各驻资部队营区和重点优抚对象家中走访慰问，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三是立功奖励报捷制度。为鼓励资阳籍战士安心服役、建功立业，我市各县（市、区）制定了立功受奖现役军人“优待奖励办法”。三年多来，全市奖励立功人员1753人，发放奖金20余万元。四是议军制度。市委、市政府、军分区每年要召开“两委会”和征兵工作会，共议国防建设，共商军事发展大计。五是优抚工作经费预决算制度。全市建立了优抚经费自然增长机制和“资阳市双拥保障资金”，筹集了市级双拥资金70万元。对需要地方财政配套的经费，每年年初列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规范管理。
二、宣传教育扎实，双拥氛围浓
市委、市政府把每年“八·一”前后一周确定为国防双拥教育周，每年9月为国防教育月。近年来，军地双方坚持把双拥国防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纳入爱国主义教育计划和全民教育总体规划，共投入宣传教育经费200多万元，建立起了涵盖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民兵、预备役、学校、社会、家庭的全方位、多层次全民双拥国防教育网络，双拥国防教育工作深入扎实，激发了广大青年参军报国热情，全市近三年为部队输送优秀新兵8000余名，无一责任退兵。
一是依靠学校系统抓。市、县两级党校均开设了国防教育理论课，领导干部每年接受12个课时以上的国防双拥教育，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受教育面达95以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市级各部门负责人坚持每年到部队过“军事日”活动，参加人数累计达20__余人次；基层人武部每年定期组织国防双拥教育培训，民兵、预备役人员受教育面达100；各级各类学校把国防和双拥教育列入了教学计划，贯穿于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之中，青少年学生受教育面达100。建立了少年军（警）校60所，每年军训学生5万人。
二是依靠社会力量抓。各级各单位利用重大节日和征兵、民兵整组训练、慰问部队等时机，积极开展双拥活动，通过举行国防教育报告会、演讲会、图片展、国防知识竞赛、办专栏、出墙报等形式，广泛开展双拥国防教育，使双拥观念深入人心。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全市各级各单位举行的国防知识竞赛达1800多场（次），出墙报9000多期（次），设置永久性双拥标语、标志400多幅（块）。特别是简阳市、雁江区更是创新宣传形式，在出租汽车、公共汽车上张贴、喷涂双拥宣传标语，形成了一条条流动的双拥宣传风景线。
三是依靠新闻媒介抓。资阳日报、资阳电视台等市、县两级新闻媒体开设了国防教育和双拥宣传专栏，经常组织记者深入军营、深入基层，大力宣传当代军人风采，宣传党政军民团结一心建设新资阳的精神风貌，宣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动人情景，做到了报纸有内容、电视有图像、电台有声音。安岳县、乐至县还把双拥国防知识录成录音磁带，在全县的广播中滚动播放，让群众在田间地头也能听到双拥国防知识，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双拥国防教育，增强了双拥国防意识。
四是依靠领导带头抓。我市各级领导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和各种场合宣传、安排、检查、部署双拥工作，并亲自参加双拥政策、规章制度的讨论和审定。每逢春节、“八一”或征兵期间，市县两级党政军领导要发表电视讲话、专栏文章，到部队过一次“军事日活动”，到基层抓国防教育。近三年来，仅市委、市政府、军分区主要领导就在重大节日发表双拥电视讲话18次。市委书记钟勉同志重视国防、重视拥军优属的事迹先后在《战旗报》、《国防时报》、《西南民兵》、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作了专题报道。今年三月，政委刘书田上将到资阳检查工作时，对我市双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市委书记钟勉同志是“真正的拥军书记”。
二是依靠系列活动抓。为充分调动全市人民的双拥创建激情，促使他们主动参与双拥工作，我市举办了“军民鱼水情”系列宣传活动，先后举办了双拥书画展、双拥征文、双拥图片展、双拥文艺晚会、双拥专题片等，历时两年之久，营造了浓厚的双拥氛围。
三、军地互办实事，双方协作好
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把巩固国防、支持部队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落实，积极主动为部队和官兵办实事、解难题。
一是坚持开展政策拥军。先后制发了《资阳市拥军优属若干规定》、《关于进一步加强优抚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关于开展创建省级双拥先进市活动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和政策规定68个。市卫生局、市教育局、市人事局、市劳社局等单位出台了现役军人、优抚对象医疗减免、子女入托入学优先、随军家属、下岗军嫂再就业培训和安置办法的规定。三年来，安排现役军人随军家属就业45人，解决住房困难40户，解决军人子女入学入托120人。
二是坚持开展资金拥军。市委、市政府在财政经费十分困难、办公楼尚未修建的情况下，仍然想方设法挤出资金，投入驻资部队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市首先投资1000余万元，划拨土地150亩，帮助驻资部队修建营房和训练场地，改善文化娱乐设施等。
三是坚持开展科技拥军。市政府每年举办一期两用人才培训班，为驻资部队培训现役军人100名，帮助他们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提高他们在役的素质和退伍后的就业能力、致富本领。据统计，全市共为部队赠送电脑15台，举办各类科技培训25期，培训现役军人2500余人。
四是主动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财政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市财政把民兵训练经费、城市民兵改革费、征兵经费、干部战士生活补贴等费用列入预算，还解决了驻资部队应安未安随军家属的生活难问题。自去年7月起，为驻资部队应安未安随军家属每月给予130元生活补助，充分体现了驻地对人民子弟兵的深情厚意。
驻资部队广大官兵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父母，积极开展“热爱资阳、建设资阳、服务资阳”活动，在完成地方急难险重任务、维护社会稳定、加快经济发展中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最可爱的人”的光辉形象。近年来，驻资部队发挥自身优势，大力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积极参加创卫、植树造林、农田基本建设等公益事业32项，支持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项目4个，出动人数达3000人次，出动车辆机械155台（次），参加地方义务劳动日5万个；全市部队建立文明新村联系点184个，组织帮扶小组2500个，联系贫困户441户，举办智力助民培训班25期，达18万人次，培训地方各类技术人才730人，资助贫困生21人，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2⒎2万元；在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配合公安部门建立军警民联防指挥部6个，巡逻小分队31个，出动兵力956人次，协助公安机关破案17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8名，挽回国家经济损失达100万元。
四、法规政策落实，工作措施新
全市积极实施“两项改革”，创新“三大工程”（即推进抚恤补助金及优待金发放方式、退役士兵安置改革，创新扶优建房、扶优致富示范、扶优治病健康工程），有效促进了优抚安置政策全面落实。
一是优抚工作难点有效解决。近年来，深入开展“爱心献功臣行动”，筹资260万元，为全市650余户重点优抚对象修建新房，四个县（市、区）均受到了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表彰；全市20859户优抚对象实行了自然增长机制，年增加经费45万元；共有24929名优抚对象享受了抚恤补助金，将符合条件的1800名优抚对象纳入了城乡低保；积极开展“扶优致富示范工程”活动，命名表彰了“资阳市十大退伍军人创业之星”，在层层抓示范活动中，开展技术培训6300人次，提供科技信息3517条，组建专业协会35个，帮助优抚对象脱贫致富达1.4万余人；建立了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医疗费用单独统筹机制和其他优抚对象的医疗减免办法，重点优抚对象普遍享受了“四优先、三减半、二免费、一优惠”政策，全市落实了医疗减免9736人次，减免金额达152万元；义务兵优待金实行了“财政划拨、民政管理、统一标准、银行直发”的办法，农村优待金标准户平已达1000元。
二是安置改革取得新成效。各级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和矛盾，妥善安置转业退伍军人。三年来，全市接收转业干部240人，转业干部家属60人，军队离退休老干部5人，接收安置退役士兵7762人。根据安置政策规定，不断探索拓宽安置渠道，市政府在全省率先出台了《资阳市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暂行办法》，建立了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补助经费自然增长机制，今年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率达80以上，发放自谋职业补偿金500多万元。安置工作受到了四川省军安领导小组和省民政厅的表彰。
三是积极推进优抚安置事业单位标准化建设。投资100多万元对优抚安置事业单位进行改造，加强军休所标准化建设工作，不断夯实军休服务管理工作，老干部的“两个待遇”得到了较好的落实。雁江干休所被评为四川省首批标准化干休所，受到了省民政厅的表彰。
四是积极帮助企业干部解决实际困难。市委、市政府对全市企业干部的解困和维稳工作十分重视，有关领导多次接待企业干部上访代表，向他们宣传有关政策，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企业干部反映的问题及时安排有关部门进行研究解决。目前，我市已将1766名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企业干部纳入低保，帮助65名企业干部实现了再就业。截止10月20日止，全市已解决企业干部“三拖欠”资金219.5万元，发放工资和退休金两个平均水平补助148.6万元，对解除劳动关系的98名企业干部补助85万元,安排一次性特殊困难救助85万元,拨付给县(市、区)医疗保险机构资金79.7万元。并规定从今年起，全市企业干部全部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现在，全市企业干部情况基本稳定，总体上反应较好。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篇10
[关键词]双禁农业影响
[中图分类号]S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3-0070-02
自2012年夏熟开始我市全面启动实施秸秆禁烧禁抛双禁工作以来，各村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严格执行市委市政府秸秆双禁政策，在夏秋两熟收获之季，未雨绸缪早准备，层层分解定目标，部门协同齐推进，创新举措抓堵疏，近两年来的实践，确保了各地秸秆禁烧禁抛双禁百分之百目标的实现，同时在如何解决农作物收获后大量秸秆焚烧乱抛问题上，找到了以堵促疏、以疏保堵、堵疏结合、还田促农的有效途径。本站通过对昌荣镇存德、余舍、富民等村近两年来双禁工作的走访调研，对今后秸秆双禁工作的实施信心、长效管理举措、秸秆科学有效的综合利用以及生态兴化建设有了更多的认识与思考，在总结和分析秸秆双禁工作及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基础上，积极为全市后续秸秆双禁工作的机制手段创新和政策措施落实探索新路。
一、双禁措施及主要的经验做法
1.迎难而上，因势而为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共同做法。
作为农业大镇，我镇根据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促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决定》精神，于2012年夏熟开始在全镇率先全面开展和推进秸秆禁烧禁抛工作，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双禁政策、措施目前已落实到千家万户，且逐步得到了基层广大干群的理解、支持和配合，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更是遵循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
2.因势利导，强化宣传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组织保证。
为使市委市政府的双禁政策深入到千家万户，从而使双禁措施变成广大干群的自觉行动，各村在夏秋两熟收获季节期间，首抓宣传发动，除多次召开各类动员部署会外，各村都超前出动了专用禁烧禁抛宣传车，制作流动宣传横幅，落实专人专车全区域定时多点进行巡回宣传，同时还通过发放明白纸、电视字幕等平面媒体进行滚动宣传，积极营造出浓厚的秸秆禁烧禁抛氛围。
3.明确职责，落实制度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内在动力。
在总结2012年双禁工作的基础上，各村根据市委市政府2013年年度量化考核目标，在提前做足做好宣传发动的前提下，认真落实了农作物秸秆禁烧禁抛及综合利用承诺书、目标管理责任书、告知书的发放制度，确保了“三书”及时发放到了每户农民手中。
4.督查考核，奖惩并举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重要手段。
双禁期间，各村主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双禁包干网络，严格划分区域，层层落实责任，实行包片包村包组包户连带制度，严明纪律和责任追究，实行奖惩绩效考核和政绩一票否决制，严防死守围堵，部门协同推进，并通过经常性督查巡查，确保双禁不留死角。
5.部门协同，齐抓共管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有效途径。
双禁期间，各村明确了所辖地区负责人为双禁第一责任人，并开展多部门联动协同共管，形成了严防严控严查严管的双禁机制，
6.以堵促疏，以疏保堵是各地秸秆双禁工作的主要措施。
双禁期间，各地在大力推进秸秆切碎深埋还田的基础上，还通过市财政补贴和地方奖补的方式，积极划拨场地和区域，落实好秸秆临时堆放点，并积极鼓励和支持个人及企业筹建草站、购买打捆机械及设备、开发建设新能源再生基地等措施，努力培育秸秆收贮加工合作社经纪人队伍，全力保障秸秆迅速有效离田，通过既堵又疏，堵疏结合的方式，确保了秸秆双禁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
二、双禁现状及面临的困难问题
在近两年的秸秆双禁工作中，我镇各地虽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战绩，但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面临的现实困难问题仍然较多，但有一点是必须值得肯定的，2013年夏熟的秸秆禁烧禁抛工作较之2012年，老百姓自觉多了，基层工作好做多了，秸秆双禁政策老百姓理解支持配合的多了，分析其原因，一是秸秆双禁政策高压态势持续不减，农民由不想不愿习惯已逐步转化为不敢和自觉行动，更谈不上以身试法；二是今年收割切碎机械配套率和数量大增，虽然增加了动力成本，但有效减轻了劳动强度；三是秸秆全量还田后对改良和培肥土壤效果明显，实践中农民感同身受；四是秸秆的堆放和利用有了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
三、双禁成效及双禁工作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通过对昌荣镇存德、余舍、富民等村近两年来双禁工作的走访调研发现，目前各村已基本实现了秸秆禁烧禁抛双禁百分百目标，但还田和综合利用的比例仍很有限，据调查估算，目前，除了机插水稻高产创建示范方、试验示范攻关田及有关项目上确保了秸秆全量还田100%外，多数村组还田面积仅在45-50%左右，近一半以上面积是秸秆离田堆放，综合利用的更少，预计仅有1-2%左右。同时，秸秆还田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秸秆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含量，改良了土壤结构，培肥和熟化了土质。
2.秸秆还田催生出麦套稻种植模式的部分回归和恢复。
3.秸秆还田增加了用种、用工数量，增大了农事成本。
4.秸秆还田加剧了部分病虫草害的发生和危害。
5.秸秆还田增加了田间管理难度。
6.秸秆还田因栽培方式不同而影响了农民对拖拉机机型的选择。
7.秸秆还田助推了部分土地抛撂和被动流转。
四、双禁出路及基层干群的期盼建议
针对现行秸秆双禁工作中存在的重抓轻管、重堵轻疏、禁后不问带来的水污染日趋严重的最大风险隐患，今后的双禁工作仍须在秸秆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上找出路，在秸秆变废为宝促农增收上做文章，唯有这样，才能把基层广大干群的殷切期盼和强烈愿望落实到后续的双禁工作中去。
1.期待并建议政府扩大补贴范围，让秸秆还田承包户也能享受到政府补贴并从中受益。
2.期待并建议政府加速农田基础设施资金投入和建设步伐。
3.期待并建议各级加强双禁工作的长效管理机制，及时清运和有效处置田头河边堆放的大量秸秆。
4.期待并建议相关科研院所及各级技术部门加强技术联合攻关，尽早研究出秸秆快速离田机械化集成操作设备及秸秆还田轻简高效集成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