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技术概论篇1
1．1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
海洋科学是指研究海洋的自然现象、变化规律，及其与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的相互作用以及开发、利用、保护海洋有关的知识体，主要由物理海洋学、海洋化学、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以及海洋生物学四大分支学科构成。海洋技术是研究海洋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所使用的各种方法、技能和设备的总称。依照功能属性，海洋技术大致可分为海洋环境观测／监测技术、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海洋油气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技术、海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海洋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船舶设计与制造技术等。但随着长期的社会发展，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一体化发展趋势也在不断加强，海洋科学成为海洋技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海洋科学的发展也越来越依赖海洋技术进步。随着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强化，人们较广泛地使用“海洋科技”概念对这个知识体系进行系统的表述。
1．2海洋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概念的提出与运用有它的历史必然性，是技术创新的深化与发展。技术创新是熊彼特于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经济发展概念。在熊彼特看来，技术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转化为可获利的商品及其产业［1］。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仅仅提到“技术创新”而非“科技创新”。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表现为“科学”与“技术”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所以就产生了“科技创新”这一新概念［2］。多年来，经过世界各国学者的研究发展，逐渐形成了技术创新理论、国家创新理论和区域科技创新理论。技术创新是指与新产品和新工艺设想的产生、研究开发、生产应用、进入市场销售并实现商业利益以及新技术扩散整个过程有关的一切技术经济活动的总和。技术创新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因而它不属于单纯的科技范畴，亦不属于单纯的经济范畴，它体现的是科技经济的一体化［3］。国家创新理论的提出，是由于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创新活动赖以进行的国家环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于是，此后的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社会经济的宏观角度来考察各国技术创新活动的不同，逐步演变成为对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而区域科技创新理论起源于技术创新理论和国家创新理论，是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库克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认为区域创新系统主要是由在地理上相互分工与关联的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等构成的区域性组织系统，而这种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4］。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海洋科技创新既是与海洋相关的技术创新，又是以海洋为“区域”的区域科技创新。因此，可将海洋科技创新的概念界定为：是指与海洋新产品、海洋新体制、海洋新文化和海洋新技术的产生、研发、应用相关的一切技术经济活动，以及在海洋开发与管理事务过程中应用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体制的实践活动。
1．3海洋科技创新的构成要素
海洋科技创新由三大要素构成，分别为创新主体、创新中介和创新客体。其中创新主体为海洋相关的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技术专家以及科技研发人员和科技的共同体；创新中介为科学观察实验和技术试验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切科学仪器、设备和场所等，即企业、科研机构或高校等具有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能力、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能力的载体；创新客体为一切知识、探索、改造、利用、控制、变革的自然对象及其科技创新的知识成果或理论系统和物化形态的成果。三大要素又分别对应动力机制、能力机制和运行机制。动力机制包括对创新主体的激励机制、社会需求和市场竞争压力、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等，是海洋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出发点。能力机制包括企业与科研机构或高校的物质技术装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创新决策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资金和原材料的供给能力等，是海洋科技创新的依托和支撑点。运行机制则包括海洋科技创新的程序和模式等，主要是指新的科学理论、新的发明创造、新的技术等一系列创新成果从出现到应用并取得效果和效益的过程，是海洋科技创新的流程和实现点。因此，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创新的三大机制方面。即：是否具有良好的动力激励机制驱动创新主体进行自主创新、模仿科技创新、引进科技创新和合作创新；是否具有良好的组织、管理以及市场运作机制；是否具有良好的运行机制，在充分利用信息与技术的基础上，不断地将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纳入社会生产过程中，并产生、应用和扩散新知识、技术和生产方式等要素。
2海洋科技创新的特点
海洋科技创新是某个领域里的科技创新，以科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它具有科技创新的风险性、突破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领域性和兼容性等海洋特征。（1）风险性。海洋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很高，一般物品的生产都具有投入与产出对等的特性，但海洋科技创新生产投入巨大，而获得利益一方面是以随机概率的形式获得；另一方面受到的影响因素众多，从而阻碍了企业进行海洋科技创新活动。（2）突破性。海洋科技创新的价值和动力就在于它的突破性。海洋科技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投入产出水平，即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相同质量的产品，或以相同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和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3）前沿性。海洋科技创新活动中，前沿科技是创新竞争的主要焦点。高新技术群中的前沿科技是世界瞩目的制高点，成为一些国家和跨国公司的主攻方向。（4）领域性。海洋科技创新是技术创新的一部分，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海洋产业的发展，同时又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人类对海洋的认知，无论是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陆地肤浅，加上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导致海洋开发的难度比陆地开发大很多。因此，海洋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较陆地产业更加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同时对科技创新的要求也更加专业和深入。（5）兼容性。海洋科技创新一方面要了解和掌握海洋科技创新的信息；另一方面还要随时准确掌握领域外，特别是交叉学科的科技创新动态，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改进创新，提高创新能力与水平。因此，它必须是开放的，能广泛利用其他领域内的科技与人才。在改革创新与管理创新上，通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来支撑经济发展，同时注重区域之间的协调和区域内的协调，最终通过管理和服务，把海洋科技全面融入经济和产业。
3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
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有单向线性模式、环形回路模式和网络系统模式3种。单向线性模式是一种简单、理想化的海洋科技创新模式，也是技术扩散的标准模式，即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包括引入新产品、新技术等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开拓并应用新的原材料来源，实现生产的新的管理和组织等，从而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事实表明，创新并不一定是由发明开始到扩散的线性模式，而是出于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创新源，所有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创新，创新是创新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因此，环形回路模式和网络系统模式成为目前海洋科技创新的主要发展模式。环形回路模式引入了市场的机制，即主体的创新行为不仅仅是主观能动带来的，更多的是由市场的推动。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创新不再是一个单线性技术扩散模式，而是从理论研究到技术研发，直至产品设计和生产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受到市场（产品或技术的应用效果）的反馈，并根据这些反馈信息而不断调整，最终创新不再是某个产品或技术的突破，而是贯穿整个过程。科技创新的网络系统模式由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机构构成科技创新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中各个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以引入、扩散知识和技术为目的，这些部门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科技创新能力的高低。具体来说，就是由经济和科技的组织机构组成创新推动网络，主要由相关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育培训、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组成，这个系统支持并产生创新。目前，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科技创新网络系统的重要性，对科技创新的关注，不再局限在提升科研水平、改善企业技术、改革管理制度等某一方面，而是集中在如何提升整个网络系统的能动性和协调性，进而推动科技创新。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也必须以网络系统模式为主，将海洋相关的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育培训、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组成海洋科技创新网络系统，以政府推动或市场调节的手段，维持和维护整个系统的能动性和协调性，推动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进而带动地区海洋产业的发展。
4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对策
从海洋科技创新的概念，以及海洋科技创新的构成要素和发展模式可以概括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概念。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是指涉海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或自然人等在海洋科学技术领域具备发明创新的综合实力，包括科研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知识结构、研发经验、研发经历、科研设备、经济实力、创新精神等7个主要因素。其中专业知识水平是科技创新最基本的条件；知识结构是本单位科技人员具备相互配合所需要的各有所长的专业知识；研发经验是科技人员及本单位从事海洋领域科技攻关研究和开发的成功经验和成果；研发经历是科技人员及本单位从事海洋领域科技攻关研究和开发的时间和空间；科研设备是本单位开展科研试验需要的硬件设施；经济实力是本单位开展科研试验和相关活动需要的经费来源；创新精神是科技人员本身和集体具备的创造力、创作灵感、奉献精神等思想境界。
海洋技术概论篇2
【关键词】大地测量学；教学改革；海洋测绘
0前言
《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是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测绘专业最新成立的专业必修课程之一。近半世纪以来，人民对开发海洋和利用海洋资源的需求越来越高，海洋科学及其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是世界各国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的开设是在我国不断重视海洋权益的背景下，其前身是《大地测量学基础》。她是在原有《大地测量学基础》课程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侧重讲述大地测量技术在海洋测绘中的应用。《大地测量学基础》是一门古老而又活跃的学科，研究和确定地球的形状、大小、重力场、整体与局部运动和地球表面点的几何位置以及它们的变化的理论和技术的学科[1]。通过本学年度的《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本科课程教学发现，课程讲授结束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还不充分，特别是对本课程的重点内容――投影变换的认识仍有所欠缺。因此，为及时掌握与了解教学过程中学生对重点内容的理解程度，有必要对《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本文首先介绍了《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的课程内容与目标，然后探讨了今后教学过程中可采取的一些举措。
1教学内容与目标
本课程理论总学时为48学时，其中讲授教学40学时，讨论教学8学时。相比原《大地测量学基础》课程而言，增加了讨论教学部分的学时，主要是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加强对课程涉及的概念的了解。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测绘专业开设的《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主要可分为以下5个部分：
（1）绪论：主要介绍大地测量学的定义、作用、体系和内容，以及大地测量学的发展简史及未来技术发展展望；重点介绍大地测量学技术在海洋测绘领域的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需要对大地测量学的研究内容达到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2）坐标系统与时间系统：主要介绍地球的运转规律、特点，以及大地测量应用中涉及到的时间系统和坐标系统。由于在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测绘专业的培养方案中，《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与《GpS原理与应用》课程是同时讲授与学习的，因此，此部分内容可以与全球定位系统（GpS）的坐标、时间系统一同学习。特别地，坐标系统之间的转换可以通过程序的方式，让学生实际动手，加深对坐标转换等相关知识的认识。
（3）地球重力场及地球形状的基本理论。主要是了解地球重力场的基本原理、高程系统、测定垂线偏差和大地水准面差距、确定地球形状等基本概念。本章关于地球重力场内容相对来说难度较大，球谐函数等相关理论知识更是研究生的教学内容。但是，本章重力场的知识与海洋重力及相关应用息息相关。因此，对《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而言，本章学生更需要对与地球重力场相关的高程系统、垂线偏差、大地水准面差距等核心概念进行必要要掌握。
（4）地球椭球及其数学投影变换的基本理论。在《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中，本章涉及的大地主题解算、地图数学投影变换、高斯平面直角坐标换算等内容仍是重中之重的知识点，在后续海洋大地测量的成果转换与成果的全球统一中，将是不可或缺的。
（5）海洋大地测量基本技术与方法。海洋的开发与陆地一样，也需要测绘各种资料，来保障海运事业的发展。海洋大地测量除了需进行包括海洋控制点、边界测定、海底地形绘制等工作外，还需要为海洋工业、工程、航运、渔业等提供保障，并为海洋科学提供重要资料。海洋大地测量的任务是精密测定海域的各种控制点（海上和水下）的位置，研究地球潮汐与海洋潮汐的相互作用，潮汐循环、大气循环对地球自转的影响，以及海面地形、大地水准面和海底地壳的变化等[2]。
2教学改革举措
通过前几学期开展《大地测量学基础》课程以及本学期的《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的讲授，总结出以下教学方法，以期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与理解。
2.1程序编写
由于《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中设计的理论复杂，计算公式复杂，导致学生对很多重要问题的理解不够透彻，且经常容易将不同知识点的内容进行混淆。为提高学生对书本知识的熟悉程度，以及对相关参数计算方法的理解，非常有必要对需要重要了解的知识点进行程序编制。且程序编制前，需要学生以书面的形式对程序编写的思路、流程进行总结与整理。特别地，在课程第4部分内容中，坐标正反算、大地主题解算、投影换带等内容涉及的公式非常多，更有必要让学生理清思路。
2.2ppt讲解
可以在重点章节、重点内容的讲解过程中，选定几个重点概念与知识点，让学生在课后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后制作ppt，然后在课堂上以讨论的形式将ppt的内容进行讲解，或者以小组的名义在课堂上进行交流学习，对于ppt讲解比较突出的同学，可以通过增加平时表现的分数予以奖励。
2.3课堂测试
由于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很多重要的知识点在课堂上讲授后，如果不经常复习，很容易遗忘。可以要求每个同学自己看书，然后选出自己认为应该掌握的内容，以试卷的形式给出来。然后选择一到两次课的时间，将每个同学所除的试卷随机发放给其他同学进行测试。这样的方式既能让学生充分阅读书本知识，又能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同时，还可以将学生编写比较合理的题型和题目，选入最终的期末考试中进行测验。
2.4结论
在本文中，对上海海洋大学《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的教学方法改革进行了探讨，通过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期改善《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通过编程、制作ppt和出试卷互考等举措，使学生深入了解并掌握本R档睦砺壑识。在今后《海洋大地与控制测量》课程教学中，我们还需将进一步探索海洋大地测量学的教学改革方法，提高海洋测绘及相关专业学生对海洋大地测量技术的理解和认识，为我校的“海洋特色”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海洋技术概论篇3
关键词：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陆海统筹集成管理
中图分类号：p711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各国对海洋管理基本概念的理解经历了80多年的实践与理论探索。回顾国内外海洋综合管理实践与理论，我们不得不把目光移到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丰富的海洋管理实践中提出了最初的海洋管理理论。1972年美国颁布了《海岸带管理法》，标志着海洋管理已成为国家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随后各国不断加以丰富，相继提出了海洋管理法规、条例和政策。1993年，《世界海岸大会宣言》指出，沿海国家实F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对海岸带实施综合管理，也是解决海岸区域的有效对策。
1.中美海洋管理范围、类型与手段比较
在阿姆斯特朗和赖纳合作完成的《美国海洋管理》一书中，海洋管理被看作是将某一海域的海洋资源、海况及人类活动加以统筹考虑的特定空间的管理活动。随着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海洋开发利用实践活动不断加强，海洋管理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扩展。如美国对自然区域海洋管理范围的理解，经历了包括自然部分、管理部分、管辖部分三大范围不断深化的过程，其中最基本的是自然部分，即表层水、水体、海床、底土；又如从海洋管理层次与类型对海洋管理的理解不断拓展，将海洋管理明晰为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管理等等，以此为依据分别制定了一系列区域性海洋法律制度。
在我国，海洋管理范围有哪些？海洋管理的类型有哪些？海洋管理的手段有哪些？同样困惑着我国海洋实际部门和学术界。尽管我们经过了30多年海洋管理实践与理论的不断探索，并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海洋管理体系，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
鹿守本1998年认为，在开发、利用、保护、权益、研究海洋事业等活动所发生的指挥、协调、控制及执行实施总体过程中产生的行政与非行政的一般职能，就是海洋管理。管华诗、王曙光2003年主张，海洋管理是指政府以及海洋开发主体对海洋资源、海洋环境、海洋开发利用活动、海洋权益等进行的调查、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工作。
与美国相比，我国海洋管理所包括的范围、类型和手段有较大差别。一方面，是由于中美两国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体制等有较大差别，另一方面，主要是海洋技术、海洋管理权限、海洋管理机制等有较大差别。
2.传统与现代海洋管理内容、对象、方法和特征比较
现代海洋管理与传统海洋管理相比较，两者之间有哪些不同内容？目前海洋管理部门和理论界尚无定论，主要反映在海洋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有不同见解。
传统海洋管理，是指国家海洋行政机构对海洋的管理，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随着时展，人类社会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程度与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增加，而且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特殊性、海洋比陆地有更多的不可抗力，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系统性。近百年海洋环境日益恶化，生态资源逐步枯竭、海洋灾害发生频率不断增加等现象足以说明，现代海洋管理必须突破传统海洋管理的局限，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各涉海部门的利益调整，不仅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完善，而且急需培养一批熟悉海洋综合管理的人才队伍。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是海洋管理的核心，关系到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只有造就一批政治素质高、政策性强、业务知识面宽、具有国际视野、熟悉海洋管理规律、具有战略头脑、开拓进取、善于解决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海洋综合管理人才队伍，才能适应21世纪中国海洋事业迅猛发展的需要，使我国由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
3.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创新的主要内容
现代海洋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不断拓展，客观上要求我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内容不断拓展和创新。将海洋权益管理、海洋战略管理、海洋资源管理、海洋环境管理、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海洋科技管理、海洋信息管理、海洋安全管理、陆海统筹管理、海洋区域管理、海洋管理组织等，作为创新与完善我国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主要内容。
3.1海洋权益管理
海洋权的产生与发展，在全球沿海各国和地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全球化以来，海洋权益的内容不断丰富，海洋权益管理不断加强。随着国际海洋法的不断丰富，国际海洋法规和现代海洋权益制度不断完善。中国海洋法制建设水平亟须提高，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越来大的声音。在海洋权益的维权管理及海洋权益法制管理方面，沿海各国和地区对海洋维权管理的原则越来越明晰。海洋执法在维护所管辖海域海洋权益，海洋司法在解决国际海事纠纷和海上划界争议等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全球在管辖海域外的海洋权益上，尽管存在不少分歧，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国际公约继续发挥作用。
3.2海洋战略管理
海洋战略及其管理决定了一国和地区海洋管理的顶层设计水平，也决定了海洋管理的基本走向。不同社会环境、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等，产生不同类型的海洋战略及其管理模式。海洋战略管理体系，由海洋经济战略、海洋政治战略、海洋军事战略、海洋社会战略、海洋文化战略、海洋科技战略、海洋生态战略、海洋环境保护战略、海洋安全战略等内容构成。我国海洋战略管理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重陆地、轻海洋，重近海、轻远洋的传统观念，树立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海洋强国战略管理、陆海统筹战略管理、海洋安全战略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管理等观念并付诸实施，形成全球视野的海洋战略管理体系。
3.3海洋资源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资源管理的分类方法，认识海洋资源管理的本质和特性，选择科学合理的开发模式和海洋资源管理制度。
3.4海洋环境管理
科学界定海洋环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分析海洋环境污染行为。在比较中外海洋环境管理实践活动基础上，加强各级政府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环境监测、海洋环保国际合作、海洋自然保护区建设等方面的管理。
3.5海洋人力资源管理
分析海洋人力资源海洋产业管理。明确海洋产业管理的形式、分类及其演进阶段，加强海洋产业组织管理、产业规模管理的职能、内容、途径，克服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升我国海洋人力资源管理水平。
3.6海洋科技管理
明确海洋科技管理的原则、特性，分析影响海洋科技产业化的因素，完善海洋科技研发与应用、组织管理、应用管理，提出海洋科技产业化管理内容与方式，加速海洋科技产业化。
3.7海洋信息管理
明确海洋信息管理战略在海洋信息用户培育与管理、海洋信息管理在海洋开发事业中的作用；分析制约我国海洋信息管理的相关因素、问题及解决措施，明确海洋管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基础与实现途径。
3.8海洋安全管理
认识国家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的价值，分析我国海洋权益安全和海洋权益安全管理现状，从国家海洋经济安全管理、政治军事安全管理、生态环境安全管理、社会安全管理等角度，完善海洋安全支撑理论、海洋强国目标取向和海洋安全推进策略等。
3.9陆海统筹管理
明确陆海统筹管理的地位、背景、价值、必然性与相关理论，陆海统筹创建海域经济带的时代背景、全程路线图解、战略价值认定、综合优势支撑用现存难点，制定陆海统筹管理的内容、陆海两域规划衔接、陆海两域资源配置、陆海两域产业结构整合、陆海两域科技研发、陆海两域基础设施建设、陆海两域交通网络完善、陆海两域环境整治、陆海两域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体系建设等规划及对策。
3.10海洋区域管理
提出海洋区域管理的原则、目标、任务，明确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的目标、任务、原则、手段，分析世界发达国家及地区的海岸带、海岛和海域使用管理经验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拓展大陆架以外公海、两极等的外海管理，明确内海与外海管理的目标与任务、外海管理的主要措施，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运用于外海管理。
3.11海洋管理组织
分析海洋管理组织的属性、海洋管理组织结构基础、类型、设计、差异等，认识全球海洋管理冲突，海洋管理组织在国际关系协调中的作用，海洋管理沟通机制和谈判过程和海洋管理组织变革管理。
在回顾我国海洋管理体制改革主要历程，分析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难点问题和国际海洋管理体制创新趋势基础上，研究我国现代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原则和模式，提出我国海洋管理体制创新的总体要求、思路和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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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4
>>海岸带自然资源开发与保护及其国际经验借鉴山东半岛海岸带规划与生态化综合管理的逻辑架构人工海岸地貌建设对海岸带空间资源与景观资源的影响研究电信宽带资源综合管理系统的分析与设计论舟山海岸带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策略《培训与开发》实践课程建设地方化经济与海岸带城市发展培训与开发课程课改实践探索3S技术在海岸带资源环境中的应用概述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综合实践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策略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网络综合布线课程与实践教学方案构建基于知识管理的培训课程开发模式创新与实践企业员工培训课程优化思考与实践海口市东郊海岸带建设用地与耕地动态变化关系研究高职院校课程考核方案的制订与实践基于“学习领域”课程方案研究与实践干部教育培训红色资源开发的实践与探索基于维修工作过程的装甲装备专业士官培训课程开发与实践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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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5
关键词：船舶与海洋工程教学模式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3）01（c）-0181-01
新时期，我国船舶工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高等学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作为培养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高等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按照我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的安排，《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是学生早期学习的重点专业基础课程，所以对于学生来说，该课程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等特点，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学生的基础知识、专业理论及工程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教学质量是进行课程改革的目的。
1课程的内容与特点
《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课程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之一，是学生学习和掌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课程的入门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最新发展动态，并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设置和业务培养要求，使学生能够对后续课程的学习、专业方向的确定、自主创新能力的训练等开展比较系统的规划。本课程主要是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环节，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包括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的性能、结构、设计方法和建造工艺等。
如图1所示，《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课程内容丰富，知识点密集，既有较浅的理论基础，又有较强的实践性。参考现用的教材，《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课程至少涉及的学科知识有物理、高等数学、工程材料、焊接技术、船舶设计原理等。教材内容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并且大多属于实践性很强且非常具体的专业技术，由于缺少工程实践经验，使得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课程教学模式改进建议
2.1教学内容
将教学内容梳理、归纳，合理的继承与保留传统成熟的教学内容，及时有机地纳入新知识、新技术。利用无限的网络来丰富有限的教材，以图形、声音和视频等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表现出来，有机地将本课程连接成一个整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教学质量。同时，还应以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使学生具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课程教学水平。
2.2教学形式
工学结合下的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应该采取学校与用人单位紧密合作.以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综合能力为重点。以就业为导向，利用学校和用人单位两种不同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环境条件，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和高校教育规律进行优势互补的紧密合作，采用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有机结合的教学理念，在整个教育教学的过程中将学习与工作融会贯通，培养具有较高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2.3教学手段
高校应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适当及时增减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采用多媒体课件、影像资料、教学实验及工程实践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段，使学生在学习了专业相关知识的同时，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课程的主要内容采用直观、生动和形象的多媒体动画进行演示，将抽象的概念形象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率；不断开发网络教学资源，利用学校公共网络平台，建立了与学生教学互动的机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充分利用综合性实验、教学案例、视频案例、教学模拟软件、淮海讲坛和企业实习等实践教学条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借助专题研究和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研究等活动，培养学生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能力。
2.4认识实习
在课程开课前，安排学生进行专业认识实习，在实习时应关注船舶设备的结构组成、工作原理和安装顺序，以及相关设备的制造过程等，重点关注设备的焊接方式及质量，为本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然后通过课堂讲授，使学生掌握船舶与海洋工程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在金工实习和专业认识实习的基础上加强对专业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也可准备一些简单的设备模型提供给学生进行拆装，以加强对船舶结构的了解。
2.5考核方法
在效果评价上，应摒弃以往单一闭卷考试的形式，而应采用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的形式，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让学生深切感受学与不学不一样，认真学与应付学不一样，实践与不实践不一样。如此会进一步促进学生对后续专业课程的投入和学习态度及方法的修正。
3结语
结合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要求和当前教材实际情况，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手段、认识实习、考核方法等多方面改革创新与实践并举，多角度实现《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课程教学模式改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船舶的设计、制造和海洋工程拥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对于后续如《船舶结构》《船体制图》《船舶设计原理》等专业课程的理解及掌握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如此举一反三。学生可以对与船舶相关的设备及机械进行分析设计、结构制造及检测等，为将来参加工程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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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6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与美印战略考量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内涵
“印太”作为地缘政治概念，实际上指的是拓展和外延的亚太。传统意义上的亚太主要指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并不包括南亚、西亚和中亚。“印太”则将印度洋海域和印度等南亚国家也包含在内。一般来说，“印太”是指从西伯利亚东端向南延伸的巨大弧形地带，包括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南亚以及大洋洲、东南亚的陆地和海域，还有学者主张将非洲东海岸和波斯湾也包含在内。
近年来，“印太”概念屡屡见诸于美印等国政界要人和战略学者的言论和著述之中。2010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公开声称：“我们正在扩大与印度海军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印太盆地对于全球商贸的重要性。”2012年12月，印度总理辛格在印度-东盟峰会发表讲话时指出，“印太地区的稳定、安全与繁荣对印度至关重要。”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亚太研究部主任迈克尔・奥斯林、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战略项目研究部主任拉贾・莫汉等知名学者也认为，太平洋和印度洋已不再相互分隔，而是一个单一的战略空间。
“印太”概念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正在兴起的亚洲海上战略体系，南海、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均在其中。特别是印度洋目前承载着全球2/3的能源运输和1/3的货物运输，已成为世界上最繁忙、最重要的战略贸易通道。该地区也是中、美、印等大国的利益交汇点，是相关国家进行战略筹划、开展战略互动或者实施战略竞争的重要区域。
美国“印太”战略考量
自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付诸实施，美国不断加强对印太地区的战略关注。2010年1月，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在研究报告《公域竞争：多极世界美国权力的未来》中指出，美国战略界过去对印度洋不够重视，鉴于印度洋在商业、能源、军事等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加之中印两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竞争，美国应加强与印度等国的战略合作，限制中国的军事扩张，同时避免与中国发生海上冲突，确保印度洋的海上安全。
2011年l1月，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再次强调了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她指出，“印太”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安全稳定，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调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军事部署，将“印太”地区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概念体系。
2013年6月，美国海军分析中心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当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一个统一的战略区域。尽管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海地区面临的海洋安全挑战不尽相同，美国目前的亚洲战略重心也依然在亚太而非印太，但在未来10～15年里，美国的战略方向将逐渐转向印太地区。由此可见，美国倡导“印太”概念的实质是基于对该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在美国优势地位相对削弱，地缘力量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背景下，积极调整在该地区的战略部署，重塑联盟与伙伴关系，应对中国的崛起，并将印度视为“印太”战略构想的重要支撑，支持印度在该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
印度“印太”战略考量
印度前外长希亚姆・萨兰曾经声称，南亚是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单元。事实上，在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印度与亚太的政治、经济与军事联系相对有限。但随着全球地缘重心东移，以及印度在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上升，印度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并且成为“印太”地缘政治概念得以问世的重要动因。
20世纪90年代，印度开始实施“东向”政策，逐步加强与亚太的经济政治联系。经过多年努力，印度先后成为东亚峰会和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的正式成员，并且着力推动国家战略空间突破传统的印度洋地区，向西太平洋地区延伸。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领导层进一步超越传统的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界限，从更广泛的“印太”视角对印度的战略利益进行重新界定。在印度看来，“印太”地缘政治概念是对已经过时的亚太战略版图的拓展，印度将从中受益。这是因为传统的“亚太”主要关注西太平洋和中、美、日等亚太大国之间的互动与竞争，印度洋和印度被排除在外；而“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突出海洋安全和大国的海上竞争，凸显印度洋和印度的重要性，印度将成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走向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为此，印度需要明确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诉求，并制定相关政策。
在此情况下，印度不仅将拓展与东盟和东亚国家的战略联系作为提升印度大国地位的重要渠道，还将其作为平衡中国在印度洋影响的“遏制”手段，并且支持和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高层互动日趋频繁
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战略利益诉求趋同，促使双方加强军政高层接触与互访。2014年10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访问美国，并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一致，将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延长10年。2015年1月，奥巴马自担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印度，成为首位在任内两次访印的美国总统。在奥巴马此次访印期间，美印两国政府联合了《美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联合战略展望》，宣布两国将在从非洲到东亚的广阔区域内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加强军事合作，包括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帮助印度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并在反恐和情报共享方面加强合作。此外，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参谋长委员会主席等也已经实现了双向定期互动。特别是此次阿什顿・卡特访印以及与印方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将进一步推动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美印在军事领域已建立起多层次的防务磋商与对话机制，如国防部副部长级防务政策磋商机制，下设防务联合工作小组、联合技术小组、军事合作小组和国防技术安全小组等。这些小组每年要举行1～2次军事安全交流活动，就两国在防务领域中的合作事宜进行沟通与协调。
联合军演机制化
联合军演是美印防务合作的重要内容。印度是与美国举行联合军演次数最多的非美国盟国之一，每年的演习和交流活动达50多次。美印定期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涉及诸军兵种，内容丰富。近年来，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两国联合军演规模不断扩大，演习科目逐步增多，并且朝着机制化、实质化、长期化的方向发展。其中，美印陆军年度“准备战争”联合演习，演习地点通常设在中印边境或印巴边境附近，以共同提高两军官兵在特殊地带实施作战行动的技能。美印海军年度“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已成为全球著名的多边联合军演，演习科目包括反潜战、防空战和反水面战等。美印空军年度“对抗印度”和“红旗”联合军演，增进了两军飞行员的技战术交流，提高了两军空中联合作战能力。美印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吉拉・普拉哈尔”联合演习，包括远程侦察与监视、直升机机降与伞降、射击与野外生存等科目，以增强两军联合反恐作战能力。美国前国防部长哈格尔在2014年8月访印期间还表示，美印应进一步扩大联合军演的规模。
军贸合作不断扩大
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是印度实现大国目标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其年度军费开支中几乎有一半用于从海外进行军购，对军事装备进行更新换代。印度庞大的军贸市场也成为美印防务合作的助推器。2011年1月，美国正式解除自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来对印实施的军事出口禁令，大力发展与印度的军贸关系。据简氏防务集团的数据显示，印度在2013年从美国进口的军事装备总价值达19亿美元，使印成为美国最大的军贸出口市场，并且摆脱了数十年来对俄制武器的依赖，实现了武器供应渠道多元化。
据美国白宫透露，自2008年以来，美印之间的军贸总额已达100亿美元左右，包括印度向美采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以及波音公司生产的p-8i“海神”海上巡逻机和C-17“环球霸王iii”运输机。目前，美国正计划向印度出售24枚“鱼叉”反舰导弹，总价值约2亿美元。美印双方还在就16亿美元的aH-64D攻击直升机项目、8.33亿美元的“支奴干”运输直升机项目和5.83亿美元的Bae系统公司榴弹炮项目等进行积极磋商。
军事技术合作日益深化
随着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美国逐渐放宽了对印技术出口限制，简化出口管制程序，加快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的步伐。特别是在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将印度的一些科研机构和工业企业从美国限制技术输出的名单中删除，其中包括从事武器研究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从事航天技术研发的印度宇航研究机构，从而使美印两国在军事高科技和民用核能等领域的合作范围得到拓展，特别是为印度提升导弹能力、扩充核武库提供了便利条件。
目前，印度正在积极争取通过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联合研发和生产活动，实现国防工业的自给自足，以期在未来逐步减少对进口武器的依赖。2014年7月，美国宣布将向印度出口导弹、飞机和火炮等高科技武器，并准许印度军工企业基于许可证在本国进行这些武器的生产活动。这是美国首次向印度同时出口武器与军工生产技术。2015年1月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国宣布向印度转让“大乌鸦”无人机技术和C-130J“大力神”运输机以“滚装/滚卸”方式加装传感器吊舱的技术。目前，印度还在建造航母问题上积极争取与美国开展合作，特别是希望获得美方尖端的电磁弹射技术。
美印防务合作对“印太”地缘安全的影响
美印经略“印太”形成合力
美国在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借重印度正在崛起的经济军事力量和扼守印度洋的重要战略位置，强化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关系，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的亚洲力量平衡。美印防务合作已成为美国在印太地区实施战略调整的重要支点。正如美国前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2012年6月访印期间表示：“当美国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地区拓展军事伙伴关系和军事力量部署时，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将成为该战略的基石。美国要大力加强美印军事与防务合作以及在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伙伴关系。”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1月访印时，更是将美印关系称为“天然的伙伴”。
事实上，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美印两国通过开展防务合作协力经略“印太”。美国的“印太”战略谋划的实质，就是通过强化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印度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优势地位。美国积极支持印度的“东进”政策，鼓励印度“不仅要向东看，还要参与东方、行动东方”。此外，自2012年底以来，美国政府多名高官提出建设“印太经济走廊”构想，设想建立以印度为核心的南亚至东南亚互联互通网络，推进相关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促进地区经济融合，在拓展南亚的同时，巩固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印度则将传统的“东向”政策强化为“东向行动”政策，并将其与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相关联，提出要“通过印美磋商、对话和联合军演，与其他印太国家实现更紧密的合作。”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得到强化
美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如何在国防预算大幅度削减的情况下有效履行在该地区的新使命。美国政府在2012年1月公布的国防战略指南中提出，在印太地区要尽量争取通过提升盟国与伙伴国的军事实力和协同行动能力，弥补美国军费预算的不足，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为此，美国放宽了对印度等国的军事技术和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军售和联合军工生产，提高盟国及伙伴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并通过联演联训和情报合作等渠道，增强美国与盟国及伙伴国的协同行动能力。
“印太”地缘政治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践，使美国在该地区的联盟与伙伴关系进一步得到强化。其中，澳大利亚是该地区除印度之外“印太”概念最积极的倡导者，并努力推动印度加入美澳安全协议，建立“印美澳三方安全协议”。日本提出建立由日、美、印、澳组成的“亚太民主菱形”，“对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海上公域实施联合防卫”。2011年12月19日，首轮美日印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内容涉及海上安全、反恐、反海盗、防扩散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从而为“印太”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奠定了基础。此外，印尼、新加坡等国也是“印太”概念的支持者，并且在“印太”地缘政治背景下成为各方拉拢的合作对象。从上述发展动向可以看出，美国借助“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试图将亚洲盟国和伙伴国联合起来，在该地区建立类似于北约的军事组织。
中国安全发展利益面临挑战
美国倡导“印太”地缘政治概念，重要考虑之一就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曾公开指出：“美国在印太地区领导地位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的崛起。”美国《国家利益》在2014年9月发表文章称，随着中国崛起，美国必须拉拢印度。近年来，无论是美国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深化与印度等国的防务合作关系，还是印度通过实施“东向”政策涉足南海等地区的安全事务，均有制衡中国和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的意图。印太地区不仅包括了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沿海地区，还覆盖了中国能源和贸易海上交通线。一旦这些地区及相关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打击，阻碍中国的崛起进程。
此外，在传统的“亚太”地缘政治概念中，中国具有举世瞩目的战略地位。但在美国以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印太”战略设计中，印度的地位和作用被刻意突出和抬升，并且对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正常的海洋维权与远洋活动进行有意渲染和炒作，甚至声称中国“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将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和军事行动能力。正如澳大利亚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罗里・梅德卡夫所言：“相比于‘亚太’地缘政治概念，在‘印太’概念下中国的影响更多地被弱化和淡化。”这是有关国家拉拢印度平衡中国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是中国安全发展利益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美印防务关系发展的局限性
美印战略目标存在差异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确保本国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战，建立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防止出现能够与美相抗衡的国家。而印度是世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坚持主张世界多极化。印度国防部长普拉纳布・穆克杰曾在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演说时公开表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担负起确保整个世界和平和秩序的责任，无论该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力量有多么强大……单极世界的主张令人无法容忍，印度期待建立一种世界各国相互合作的多极世界。”美国前任驻印度大使特雷希塔・谢弗也认为：“印度不喜欢两极世界，也不喜欢单极世界。它喜欢多极世界。”
事实上，印度的国家战略是在确保本国在南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同时，努力争取实现“世界大国”的夙愿。尼赫鲁早在1954年就曾在印度议会发表演讲时声称：“展望未来，如果没有战争等意外事件发生，那么印度将成为除了美、苏、中之外的世界第四强国。”印度前任副总理阿德瓦尼更是野心勃勃：“如果说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的近期目标是达到新加坡的发达程度，远期目标则是与美国平起平坐。”印度发展对美防务关系，主要目的是利用美国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地位。美国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兰德公司研究员埃里克就曾经表示，崛起的印度对美国同样是个大麻烦，美国对此必须警惕和防范，特别是要防止印度实力增强后不受美国的控制，谨防在对印关系方面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期。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存在冲突
美印“印太”战略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对印度洋的明争暗夺。从地缘角度看，印度洋作为世界第三大洋，是连接亚洲、非洲与大洋洲以及太平洋与大西洋的重要海上交通线，并且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印度是濒海大国，拥有6100千米长的海岸线，特别是印度半岛向南嵌入印度洋1600千米，犹如巨大而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扼守着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要冲。印度前任驻华大使潘尼逊曾称：“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掌握了印度。”因此，印度一直将印度洋视为本国的“内湖”，反对其他大国的染指企图。
美国为了确保印度洋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准入权”，强化美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影响，绝不会容忍具备核能力的印度独自控制印度洋。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与苏联在印度洋进行了激烈的角逐。冷战结束后，美军不仅没有撤出印度洋，反而进一步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军事行动。美国驻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已成为美军在印度洋的“要塞”，是美国控制“印太”地区的前沿基地之一。印度并不愿意美国对印度洋实施控制。2000年11月，美国海军“鲍里奇”号侦察船进入印度洋的印度专属经济区，结果遭到印度海军舰艇的拦截。此后，印度组建了安达曼-尼科巴战略司令部，使部署在印度半岛东西两侧的海军部队与驻守本土的陆军相呼应，并在空军的配合下形成强大的联合作战力量，对美军迪戈加西亚基地构成威慑。随着美印两国在“印太”地区野心的碰撞，双方在印度洋的战略矛盾也将继续加深。
“印太”地区战略力量的掣肘
长期以来，印度在外交战略中奉行“大国平衡”思想，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在大国间左右逢源，从而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印太”地区，印度在强化对美关系的同时，也注重发展对俄、对华关系。这种做法将对美印防务关系的发展形成掣肘。
海洋技术概论篇7
一、海洋类高等院校定位理论的逻辑基础及相关内涵分析
笔者认为对海洋类高等院校的准确定位首先需要做好三个前提工作：一是，对海洋类高等院校分类进行界定，这是定位研究的逻辑基础。二是，对海洋类高等院校办学目标进行客观评析，这对定位具有指挥棒的功能和功效；三是，对特色定位进行辩证地探讨。高校分类与高校定位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区别的概念。从二者的联系上看，高校分类是高校定位的前提条件，而高校定位是落实高校分类的重要保证；从二者的区别来看，高校分类是解决高校的社会地位高低问题[14]。如果分类不清，势必导致各高校定位不明，发展目标错位，发展规划不合理并难以实现。因此，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分类标准，一方面可以为决策者及其用户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可为高等学校合理分工提供适当的政策分析工具和准确的情报。没有科学、合理、可行的高等学校分类方法及其标准，高等学校就不可能明确定位，政府就不可能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及其机构的发展状况[6]26。高校办学目标是高校结合所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实际发展状况，在政府、市场的双重影响之下对自己所达标杆的一种认知。笔者认为高校定位与高校办学目标是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依价值目的论，高校定位是高校依办学目标对自己角色的客观归位；从内容关联看，高校办学目标是高校定位的核心，它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既是发展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制订科学的发展规划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作为高校办学的奋斗目标或努力方向，办学目标定位就是在科学分析学校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基础上，根据一个或一组定位特征，合理确定学校在某一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位置。此系统可以是某一区域、某个行业、某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系统，也可以是以某类学科性质为特征的高等教育系统[13]79。特色是一所学校与其他学校相比较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办学内涵[15]，是一所学校区别于他校的显著标志，是高校得以生存的根本缘由。在强调以质量和特色立校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中，我们需要谨慎地看待高校特色问题。张楚廷对“个性”（实际上就是“特色”）有如下精彩的表述：在发展中形成个性；在全面发展中形成个性；在自由的发展中形成个性；个性的充分发展才能导致多元化；个性发展、自由发展、和谐发展、全面发展在某个层面上来说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都离不开一个词就是“发展”[16]。从上述表述来看，高校的特色建构在学校完全、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基础之上。特色的产生是高校在优胜劣汰的情境下不断进行自我调适的历时性过程。通过高校分类来引导我国高校定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尽可能地缩短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从无序到有序、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时间；二是尽可能地减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无序的损失，有效降低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乃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本；三是尽快地将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引向多元、开放、弹性的正确方向，形成精英与大众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高等教育的功能[9]59。同时，科学的高校定位可以明确学校的责任和前进的方向，使学校获得理性导向的指引，确定哪些地方是自己发展的重点。每所大学只有定位准确，才可以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办出自己的特色。一旦定位不准，特色的形成便没有了根基。同时，不科学的定位也将会导致高校办学特色的迷失、竞争力的下降，从而造成不利的、被动的办学局面。
二、海洋类高等院校自我定位及误区
目前我国1000多所普通高校的发展层次可以用一个圈层图来表示（见图1），从里往外第一圈大概有10所左右，基本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高水平大学；第二圈大概有25所左右，基本目标是建设国内外知名高水平大学。两个圈所涉及的35所就是进入“985计划”建设的高等学校。第三圈大概有21所左右，是除了“985计划”建设高校之外的设有研究生院的高校；第四圈大概有39所，和前三圈合起来是进入“211工程”建设的95所高校；第五圈大概有170多所，是经批准能够授予博士学位的高校；第六圈大概有230所左右，是经批准能够授予硕士学位的高校；第七圈大概有100多所，是培养本科生的高校；第八圈大概有800多所，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和大专层次的高校[17]。我国海洋类院校截止2011年5月份有5所，分别是：中国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以及浙江海洋学院。根据上述圈层分析，中国海洋大学属于第二圈层，上海海洋大学属于第五圈层，大连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学院属于第六圈层。这一海洋类高等院校类型的划分为我们探讨并准确界定海洋类高校的定位提供了一个必要前提。结合上述5所海洋类高校的门户网站及其在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时的自评报告，各高校的自我定位和拟定发展目标如下面两表所示：海洋类高等学校定位，应该从两个层面来考虑：一是，一所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二是，学校内部各要素在学校发展中的定位。海洋类高等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主要体现在办学类型、办学层次和办学特色三个方面。海洋类高等学校各要素在学校发展中的定位，是指根据高等学校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来确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学科分布、培养目标、服务面向等。总结上述海洋类各高校的自主定位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笔者认为其共存的误区体现在两个层面，一为理念，二为行为。在理念层面上，海洋类高校的发展目标都追求“类型求全、层次攀高、规模求大、水平一流”。即：办学目标定位在类型上趋向于多科性、综合性；层次趋向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研究型；规模上趋向万人以上的巨型大学；办学水平上趋向世界一流、国内一流、行业一流，并且办学实力越强的高校越趋向于多科性、综合性、研究型。不可否认，不同类型的海洋类高等院校应该有不同的办学理念。但是某些高校尚未凝练出自身的办学理念，或者没有形成独特的办学理念，这可能会对其办学目标的明确定位带来一定的困难。有些海洋类高等院校本来教学质量不错，但为了设立研究生学位点，便要求教师都去搞科研，结果科研竞争力没有上去，教学质量却受到了影响。在行为层面上，一是各海洋类高等院校设置的学科和专业雷同。各院校虽然对学科、专业予以了足够重视，但是在具体的学科、专业设置上，没有结合地区的特点，具体分析自己的实际情况，找出自己可发展的空间，而是随大流、赶热门，结果造成了专业的重复设置和资源的浪费。二是在培养模式上，各海洋类高等院校未从自身的实际条件和客观需求出发，亦步亦趋地照搬一些重点大学的模式，致力于培养学术性的人才，使原本在培养本、专科生上有专长和特色的院校，纷纷放弃自己的阵地，通过“联合办学”等形式追求升格。三是在服务面向上，除浙江海洋学院的办学目标定位为“我国中部海洋人才培养基地”，其他海洋类高等院校都是将办学目标定位与“国内外”或“世界”大学看齐。
海洋技术概论篇8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Strauss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Grounded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chartofgroundedtheory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mechanismandamplificationprocessofmarineenvironmental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coding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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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技术概论篇9
2012年3月，《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以下简称《区划》）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其中共有17处提到“近岸海域”，如在海域管理与环境保护状况中提到“海岸和近岸海域开发密度高、强度大，可供开发的海岸线和近岸海域后备资源不足”等，在海区主要功能中也多次提到各岸段近岸海域的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要求，最为核心的是，《区划》明确提出了“近岸海域海洋保护区面积占到11％以上”和“近岸海域保留区面积比例不低于10％”的区划目标。
在学术研究层面，一个空间概念的表述方式和其内涵在不同领域和不同研究者之间存在差异亦属正常，然而，如果这些空间概念作为实施相应海域管理政策的客观对象，以一种类似术语的形式出现在相关管理文件中，那么其界线范围和内涵意义则都应该是明确的。特别是在《区划》中，这些区域概念与明确的量化管理目标直接对应，就更应该明确其范围，只有这样才能客观评价区划目标的落实情况。然而，关于上述几个海域范围的概念，在相关的各类典籍、规范、标准和管理文件中，目前尚没有准确定义。因此，本文将在综合分析相关学科领域海洋区域划分方法与国际国内海洋管理实践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个符合海洋地理学科理论和海域管理实际的海洋横向分带与命名方案。
一、“海”与“洋”的划分
一般来说，海洋是由“海”和“洋”组成，二者分别代表不同的空间地理范畴，有着各自的自然地理特征。《海洋学综合术语》（GB／t15918—2010）对于“洋”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通的广阔咸水水体的主体部分，及其上部大气和覆盖的底土。一般远离大陆，深度一般大于2000m”，而对于“海”的定义为：“地球表面上相互连接、盐度为2以上的水体被陆地、岛礁、半岛包围或分割的边缘部分，及其上部大气和波及的底质”。可见，“海”特指海洋的大陆、岛陆等的边缘部分，也就是常说的“边缘海”。“海”与“洋”最为本质的区别是基底地质构造，“海”的基底构造属于大陆壳，而“洋”的基底构造则属于洋壳，也就是说，海洋是由大陆边缘海和大洋盆地两部分构成［2］。因此，要划分“海”与“洋”，就必须界定何为大陆边缘。
从海洋地质学和自然地理学的角度讲，大陆边缘是指大陆至洋底的过渡地带，也就是陆壳和洋壳的过渡地带，由陆向洋按照地貌特征分成3个部分，即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隆（亦称“大陆基”或“大陆裾”）（图1）。大陆架是大陆向海延伸的浅海部分，又称陆棚，构造上属于陆壳性质，平均坡度只有0．1°左右，其范围由海岸线向外，至坡度明显增大的转折处为止，平均水深130m（一般以200m等深线作为大陆架的界线），平均宽度只有70km［3］，但是在稳定的大陆边缘，大陆架宽度可达数百至数千千米以上，比如我国东海区域就属于稳定的大陆边缘，大陆架宽度最大可超过500km，其外缘深度为130～150m［4］。大陆坡是连接大陆架与大洋底的海底大斜坡，坡度较大陆架明显变大，平均坡度为4°17′，下界水深在2500m左右，大陆坡的平均宽度仅为20～40km。大陆隆是位于大陆坡和洋底之间的一种大型扇形地（深海扇形地）堆积，水深在2000～5000m处，宽度约600～1000km。
然而，国际和国内法规对于大陆架的界定，与传统的自然科学定义又有所区别。1958年国际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定义为“邻接海岸但在领海范围以外深度达200m或超过此限度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容许开采其自然资源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以及“临近岛屿与海岸的类似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此定义更多的是从资源开发和管理角度出发，并未给出明确的区域范围。而1982年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于大陆架则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界定方法，其中规定：“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200海里，则扩展到200海里的距离”。这一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里得到了完整的继承。此处，如果不考虑对于200海里专属经济管辖权的说明，《公约》规定的大陆架是到大陆边的外缘，而大陆边“包括沿海国陆块没入水中的延伸部分，由陆架、陆坡和陆基的海床和底土构成，它不包括深海洋底及其洋脊，也不包括其底土”。可见，《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实质上是包括了地理学和地质学意义上的大陆架、大陆坡和大陆基3个部分，而大陆架和大陆坡都具有明确的地貌标志，大陆基范围则不很明确，因此《公约》中的大陆架一般更明确的是指大陆架和大陆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公约》中对于划定大陆边缘的标志———大陆坡脚的定义为“大陆坡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点”，类似于地质学领域对于大陆架的“从低潮线起以极其平缓的坡度延伸到坡度突然变大的地方为止”的定义［4］，但是笔者认为，《公约》所指坡底坡度变动最大之处并非指由缓变陡，而是从大陆坡向平缓的洋底过渡的由陡变缓之处。《公约》中另有条款规定大陆架范围不应超过2500m等深线，这个深度也是大陆坡的下界水深［3］，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从海洋综合管理和海洋权益保障的角度出发，“海”与“洋”的界线应该在大陆边缘附近，也就是大陆坡坡度明显变缓的大陆坡脚附近（《公约》规定的大陆架外边线可至大陆坡脚之外60nmile处）。这样划分的原因有3个：一是大陆坡坡脚处是陆壳向洋壳转变的起点［3］，以此来分界，符合海洋地理学和海洋地质学的自然规律和一般认识；二是地貌标志明显，便于界线的勘定和说明；三是依此分界，“海”涵盖了《公约》确定的大陆架范围，便于海洋管理与国际国内法规的有效衔接。
二、“海”的划分
目前，关于海洋横向分带方面的唯一相关的标准定义见于《海洋学术语海洋资源学》（GB／t19834—2005），其中定义近海渔业为“在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内海域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定义远洋渔业为“在非本国管辖海域（外国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或公海）从事的渔业生产活动，包括大洋渔业和跨洋渔业”。可见，此处的“近海”是指海岸线至大陆架边缘的海域空间，实际上对应的是《海洋学综合术语》中的“海”“近海”和“远洋”实质上指的是“海”和“洋”，这也与前文所述的“海”与“洋”的划分方案是一致的。
对于“海”的进一步划分，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按照横向的海区自然特征划分；另一种是按照垂直方向的水深特征划分。前者如前苏联学者a•B•根别利，按照海的形态和水文特征把海又分为边缘海、地中海（内陆海和陆间海）、岛间海和内海［5］，还有美国学者Davida．Ross则把大陆边缘海划分为沿岸区、大陆架、大陆坡、大陆隆，其中又把沿岸区进一步划分为海岸、海岸线、海滩、河口湾、?湖、沼泽等［2］。后者如英国和美国的一些学者根据边缘海的深度又把边缘海分为沿岸海（或浅水海，深度500m以内）和开阔海（或深水海，深度500m以上）。而对于海岸带区域的进一步划分，则一般认为现代海岸带是海陆交互作用的地带，包括海岸、海滩和水下岸坡3个部分（图2）。海岸是高潮线以上狭窄的陆上地带，大部分时间于海面之上，仅在特大高潮或暴风浪时才能淹没，又称潮上带。海滩是高低潮之间的地带，高潮时被水淹没，低潮时露出水面，又称潮间带。水下岸坡是低潮线以下直到波浪作用能到达的海底部分，又称潮下带，其下限相当于1／2波长的水深处，通常约10～20m［4］。但是，对于“海”的横向划分，目前尚没有公认的和标准的方案，尤其是针对海洋管理，更是缺少有针对性的界定方法。
在海洋管理实践中，由于海洋分区往往有针对性的管理政策和管理目标的指向，所以分带与分区需要准确的界定，而不应存在概念认知的不确定性，因此其界定的标志，如地理标志、水深条件、地理方位坐标等，应同时兼顾自然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和与有关管理法规的衔接性。结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和海洋管理实践，可以提出3条较为明确的且具有实际管理意义的界线：一是海岸线，海岸线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也是海洋管理和土地管理的分界线，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而且其勘定技术较为成熟；二是15m等深线，15m是沿海波基面的平均深度，是波浪可以作用的深度范围，因此一般将15m等深线作为海岸带向海方向的下限，再下则进入浅海区域，海岸带区域具有不同于陆域和一般海洋区域的特性，也是海域开发利用的最热点区域，具有明确的管理意义；三是领海外部界限，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公布东海和南海区域的领海基点，因此其领海基线和领海外部界限都是明确的，领海外部界限是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分界线，国家对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享有完全，《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年）》中提到的近岸海域也是指领海外部界限以内的海域。
三、结论
海洋技术概论篇10
关键词：计算海洋声学;理论教学;讲授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2-0167-02
一、概述
国防科技大学水声工程硕士点成立于2003年，2004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这是湖南省也是国防科大涉及海洋技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唯一专业。多年来逐步建成《水声学原理》、《声纳信号处理》、《计算海洋声学》及《专门水声实验》四门课程，构成水声工程学科的较完整的学科专业课程体系。其中，《计算海洋声学》课程于2011年开始论证建设，并于2013年春季学期开始授课，面向对象为研究生一年级以及博士生一年级学生，至今已开设课程四次。
2015年1月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成立海洋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并将水声工程学科纳入研究院下，这两年来，选课学生人数逐步增加，同时学生的专业包含了水声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光学工程、软件工程等多个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学生们本科学习基础不同，数理功底差异明显，因此在课程讲述过程中，需要考虑学生对不同基础知识点的覆盖面，并不断优化教学课件与讲授方式，才能有效提高教学质量。
二、课程介绍
《计算海洋声学》课程授课目的是深入探索海洋中声传播规律所形成的物理机理，通过建立海洋声场理论模型，通过理论推导及数值计算的方式研究海洋声场的物理现象与规律，具有较深的数学性、物理性，并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值计算能力。同时也承担着高素质创新型水声工程领域人才培养的任务。课程要求学生能深刻理解水声物理规律，具备深厚的水声数理计算素养，能够灵活运用水声计算方法，因而对理论教学方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计算海洋声学从声学理论基础中的波动方程出发，推导出频域内亥姆霍兹方程，该方程属于数学物理方程中泊松方程的一种特殊类型。通过不同的数学与数值求解方法，可以得到海洋中声波传播的数值模拟仿真。通过近年来的教学总结，发现学生需要综合利用本科时期所学习的多门数理知识，同时，非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需要补充相当一部分额外的知识体系，这些基础知识体系为较好地掌握该门课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为教学带来了挑战。
三、理论教学方法思考
1.明确理论教学目标。任何一门理论课的学习目标包括整体学习目标与各章的分支学习目标。整体学习目标是对课程的整体内容而言的，各分支学习目标是从属和服务于整体学习目标的。在学习过程中，只有让学生首先明确学习目标，解决为什么学的问题，才能使学生抓住学习的主动权，积极主动地投入学习，避免或减少学习的盲目性，从而获得理想的学习效果。（1）整体学习目标。教科书的前言中讲到：“本书试图介绍用于求解非均匀液态―固态介质中波动方程的现代数值技术。重点在于阐述对于实际海洋环境能直接得出数值实现方法的理论基础。”该段文字在教科书前言中第四段的中部，点明了该课程的主要内容及目的，在近两年的教学过程中，在第一节课中，通过扩充该段内容，并进行详细解释，使学生进一步了解课程的整体学习目标，为后续的教学提供了一个主线。（2）分支学习目标。课程中每个章节均具备明确的分支学习目标。具体来说，或通过某种方法得到海洋中声传播的规律，或通过规律研究海洋中的某种特殊现象。在每章学习中，首先给出该章内容的总体目录，之后通过备课时的分析，给出该章内容的章节结构图，引导学生初步了解该章的各个小节的分支学习目标，进而掌握章节学习目标，为学习提供一条流水线。章节结构图在每次课程的开始、结束前及下次课程开始的复习中出现，通过三次分析，使学生形成明确的学习思路，加深学生印象。如图1给出课程第二章中的章节结构图。当然，在备课中也发现，很多小的知识点并非是串行分布，存在多类并行现象，这就需要在规划章节结构图时，一方面复杂化图形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兼顾主线，有所取舍，尽量使结构图简明扼要，便于学生掌握。
2.多样化理论讲授方法。理论教学尤其是公式推导，对学生而言是一个十分枯燥并且难以理解的过程，应尽量减少公式的数学推导过程。但对于计算海洋声学这门课程，理论性较强，因此有些重点的理论讲解必不可少。为了提高理论教学质量，笔者在近年来的教学中有以下三点体会。（1）教学重点体系化理论讲授。针对章节中重点的理论知识，无法弱化过多的理论讲授过程。此时，尽量采用体系化思路对公式进行讲解。类似于章节结构图，首先给出理论推导的全过程结构的文字流程图，使学生了解大体思路，之后按照顺序逐一讲解。当讲解完成后，给出理论推导过程的公式流程图，进一步加深学生学习印象。这样以结构图为主线，进行体系化理论讲授，一方面使学生了解理论推导的目标，另一方面不会陷入到理论中，从而影响总体理解。如教学中第五章简正波法的主要推导过程，首先给出简正波法的整体推导文字流程思路，然后分部讲解该方法的理论推导过程，讲解完成后，再次给出文字流程图，并给出公式流程图，通过文字流程与公式流程，使学生建立起该方法的分析体系，从而可以深入思考体系中各部分难点。（2）教学非重点物理概念讲授。理论教学中针对非重点的理论推导，尽量采取以物理概念为主体的讲授方法。首先弱化理论推导过程，只针对思路与难点进行讲解，另一方面以物理概念为主，配合图形讲述理论公式给出的具体含义。通过让学生了解公式的目的、物理含义及结果显示，可以极大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并且物理概念、图形等信息直观且容易理解和记忆，学生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直观的印象。如果学生将来有需要，可以通过再次学习掌握相关内容。（3）结合编程的实践化理论讲授。本课程虽然以理论教学为主，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也是课程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条件所限，目前课程以编程仿真作为主要的实践内容。一方面使抽象的公式转变为形象化的图形显示，另一方面，使学生通过课程掌握部分编程实现方法，为后续的研究生毕业课题打下基础。在授课过程中，在每章节的讲述过程中均加入了程序仿真的内容，在课堂中进行讲解与仿真运行，并对仿真结果进行详细解释，通过学生反馈来看，这样的授课效果取得学生的一致认可;在授课完成后，预留仿真问题，让学生亲自动手进行仿真，通过这种方法回顾课程学习内容，并近一步掌握理论知识。
四、总结
针对跨专业研究生而言，《计算海洋声学》课程存在理论艰深、基础门槛高等特点，在教学中应有所侧重，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质量。本文根据近年来教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在教学目标、讲授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总结，为该课程的建设提供了部分思路，也可对理论教学相关的课程提供参考。由于笔者教学经验尚浅，课程建设时间有限，在教学教具、课程实验等方面还存在大量欠缺，需要在后续的教学过程中近一步进行研究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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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ontheoryteachingmethodofComputationaloceanacousticCourseforCross-specialtyGraduateStudents
maShu-qing，BaoChang-chun，wanGYi-bo，wUYan-qun
（academyofoceanscienceandengineering，nationalUniversityofDefensetechnology，Changsha，Hunan41007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