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1
关键词:生物质颗粒燃料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
大别山地区既是武汉城市圈的辐射区，又是国家划定的重要生态功能区。2010年12月，国务院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大别山生态功能区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域。规划指出:“生态功能区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作为首要任务，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实行产业准入原则，在不损害生态功能的前提下，适度发展旅游、农林牧产品加工、观光休闲农业等产业。”大别山地区的主要生态产品除了提供清洁水源外，最丰富的就是生物质。因此，对照规划要求，对生物质的综合开发是大别山地区发展经济的首要选择。
生物质是指有机物中除化石燃料外的所有来源于动、植物能再生的物质。生物质能则是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把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后固定和贮藏在生物体内的能量。生物质能是一种重要的绿色能源。生物质能占世界一次性能源消耗的14%,是继主要的化石能源煤、石油和天然气之后的第4位能源，而发展中国家的生物质能占一次性能源消耗的40%以上。生物质颗粒燃料是将农林生物质原料(包括农作物各种残余物、林木枝叶及加工剩余物、草类、粪便等)通过挤压加密成型技术进行加工，使其具有人们方便使用的形状、大小和密度。同其他形式的生物质能利用技术相比，生物质颗粒燃料技术因生产过程简单，其产品更容易直接使用。欧美国家使用比较普遍，生物质颗粒燃料消耗占生物质能消耗量的60%。
一、大别山地区开发利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大别山试验区总体目标的实现
大别山革命老区20个县市区（湖北7个、安徽7个、河南6个）是我国革命战争时期的重要根据地。近十年，国家虽然对其实施扶贫开发，但仍然是一个集老区、山区、贫困地区和传统农业于一身的欠发达地区。2010年9月，20个县市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齐聚大悟县，向全国人大和政协提出了《关于建立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议案和提案，国务院采纳了议案和提案，编入了国家“十二五”规划。其总体目标是“红色的大别山、绿色的大别山、发展的大别山、富裕的大别山”。
以“绿色的大别山”为目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以生态经济托起绿色发展，推进绿色生态建设，全面实行青山绿水工程，力争“十二五”末森林覆盖率提高10%以上，达到70.5%，为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提供了前提条件。
以“富裕的大别山”为目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充分发挥生物质能资源丰富的优势，着力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使资源优势转为为经济优势。据测算，2010年生物质颗粒燃料每吨生产成本500元左右，市场售价为600元左右。如果将大别山地区每年生物质资源加工成颗料燃料，可增收118亿元。同时，根据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将大别山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挤进碳汇交易项目，根据2010年国际交易价格每吨10欧元，创汇额非常可观。加之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可以创造许多的就业岗位。
(二)有利于大别山生态功能区作用的发挥
国家“十一五”规划要求编制全国生态功能区划。2008年7月，环保部、中科院将大别山革命老区20个县市区划为大别山水源涵养重要区，面积30455平方公里，其作用是涵养水源，培育替代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控制水污染。为了充分发挥生态功能区的作用，大别山地区在实施青山绿水工程的基础上，以寻求替代产业为突破口，大力培植绿色产业。
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以低碳经济托起绿色发展。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等低碳经济产业族群的宠儿，而生物质颗粒燃料是生物质能中的佼佼者。它能替代煤、油、气传统能源，用于各类锅炉的燃烧，也可以用于直燃式发电。燃烧时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低排放，减缓了对大气的污染，避免了酸雨的形成。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循环经济促进产业发展。将农业产品废弃物生产成生物质颗粒燃料，不仅避免了田间燃烧的空气污染和随意堆放造成的面源污染，而且变废为宝。同时，燃烧后的灰烬也是天然的有机肥，直接施于农田，不仅减轻了化学合成肥料对水源的污染，而且为提供原生态的农产品提供了前提条件。形成了循环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有利于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建设
2007年12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由此推开了圈域建设“两型社会”的序幕。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指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节约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形态，其核心内涵是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可持续发展。
建设“两型社会”就是要转变现有的高消耗、低产出、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良性循环的节约型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加速推进、消费迅速升级带来的巨大环境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大别山地区拥有燃煤、油、气锅炉3200余台，约9000吨蒸量每小时，仅武汉市使用多种燃料锅炉就达4000余台，约1万吨蒸量每小时。若将这些锅炉改造成以生物质颗料为燃料，每年需消耗2400万吨（折合标煤1197万吨）。不仅可以减少大量的化石能源消耗，而且减缓了环境污染的压力，促进了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四)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多年来农村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严重制约着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提出的新举措。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既要着眼长远，又要着力当前；既要安全推进，又要突出重点。建设新农村，首先的前提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否则，新农村建设就是建在沙滩之上。
产业是农民增收的载体与源泉，建设新农村必须从产业抓起。传统产业增收困难，因此产业发展必须要依托丰富的农林产品资源开发新的产业。大别山地区有丰富的生物质能资源，利用这些资原开发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使农民忙时务农，闲时务工，不出家乡就能打工，解决了农民就业难的社会问题。同时，通过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带动农村改水、改厕、改厨，不断改善农村的人居环境。
二、大别山地区发展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优势
(一)生态资源优势
大别山区地处我国南北过渡地带，常年积温为1900~2300摄氏度，高于同纬度其他山系，林地面积占总面积的51.2%，2010年森林覆盖率达60.5%。因此，生物资源丰富。仅乔灌木树种就达800多种，其中经济价值较高的有250多种，是一个天然的生物馆。大别山区生物资源海拔差异大，植被变化明显，山冲坡地种植水稻、小麦、花生等农作物；低海拔杉木、柳杉、马尾松成片分布；栓皮栎、青冈栎、枫香、黄檀等用材林穿插林中；经济树种乌桕、油桐、漆树、桑树、油板栗、油茶等镶嵌其间；间有小片荆棘掩映林间。海拔渐高，黄山松挺拔在石缝中。为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原料资源。（详见表1）
(二)交通区位优势
大别山区位于我国腹地，是中部六省的心脏地带，是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交通条件比较优越。南北向京广、京九铁路、京广高铁、京珠高速、大广高速、106、107国道和东西向的西宁铁路、沪蓉高铁、沪陕高速、312、318国道在大别山交织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使运输成本降低，市场区域扩大。大别山是武汉城市圈、合肥经济圈和中原城市群的结合部。山南紧邻武汉，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唯一的中心城市，对大别山的经济辐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不可替代的。大别山是武汉的后花园，不仅为武汉提供了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而且为其较好的提供了生态功能产品。武汉城市圈辐射半径超过了大别山所含区域，其中大部分区域处于武汉城市圈的紧密圈和核心圈中。合肥经济圈的规划体系中涵盖了皖西大别山区。中原城市群的规划中也辐射到了豫南大别山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大别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三)市场需求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能源需求的缺口越来越大，能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改变能源结构及其消费方式，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刻不容缓。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和国务院办公厅2008年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意见》，生物质能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国家发改委制定了生物质能中长期规划，2010年年产生物质颗粒燃料500万吨，计划到2020年要达到4000万吨。根据国际能源理事会预测，到2020年，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质能的比重接近60%，而生物质颗粒燃料则占生物质能利用的60%。大别山能源消耗量大（详见表2），能源资源匮乏，90%以上能源依靠区外调入，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全部依赖外调，80%的电力也需要外输，因此，急需寻求替代的能源，而大别山地区生物质能极其丰富，是替代的重要途径。
(四)人文社会优势
大别山区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战争时期有几十万热血青年为了共和国的建立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更是将军倍出的地方，其中红安、金寨、大悟、新县和六安等都是全国著名的“将军县”。虽然大别山横跨三省，但是大别山区内各县市地缘靠近，人缘相亲，具有相同的人文社会背景，在历史渊源、生活习俗和人文特征上都比较相同，这为经济上的良好合作交流打下了基础。这种相似或者相同的人文资源对大别山地区的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极为便利的社会条件，是实现大别山地区的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三、加快发展大别山地区生物质颗粒燃料开发的对策分析
(一)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包括生物质成型设备、生物质成型燃料和高效燃烧装置等领域的技术研发、生产和推广应用。技术研发基地要充分利用武汉科研院所集中、人才多的优势，规划在华中中心城市――武汉；成型设备和高效燃烧装置的生产由于技术含量高、占地面积广应规划在县城；颗粒燃料的生产厂区为了方便农民进厂务工和降低运输成本，应规划在有原料的乡镇或中心集镇。要根据市场需求分县市制定生产布局规划，每个县先建设生产能力10万吨的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年生产能力5000吨），然后随着生物质颗粒燃料产品推广应用的扩大，逐步进行扩建。同时，要在县城规划建设与之配套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直燃式发电厂，使生物质能就地转化成电能。
(二)加大扶持产业政策力度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既是一个朝阳工业产业，更是一个现代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必须从产业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第一，在财税政策上予以扶持。首先将企业购置生物质成型设备纳入农机具补贴范围进行补贴。其次对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企业纳入农资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范畴，享受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再次对应用生物质颗粒燃料的企业，财政给予一定的绿色能源价格补贴。第二，在土地政策上予以宽松。凡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设备、高效燃烧装置和成型燃料生产企业由县乡政府无偿提供“五通一平”的建设用地。第三，在金融政策上予以倾斜。要扩大对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企业的贷款规模，将贷款纳入政策性贷款，实行财政对中小企业担保抵押贷款制度，对贷款利息实行全额贴息。
(三)积极探索产业发展模式
要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模式，采取政府撬动、企业拉动、农民联动的发展方式。县级政府要从生态转移支付和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设置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基金，用于对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发展好的企业或个人给予奖励。同时，积极向上争取绿色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财政补助资金，无偿注入企业，支持企业发展。鼓励民间资本投入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链中。要完善政府、企业和农民的责任，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企业分别与农民和使用企业签订合同，实行订单式生产。既可以保证生产企业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也可以保障农民经济收入的增加，实现共赢。
(四)加速研发产业核心技术
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关键技术是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成型设备制造技术、高效燃烧装置制造技术，其中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既是关键技术，又是核心技术。目前，我国在生物质固体致密技术上与欧美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一段差距，主要是工艺流程落后，能耗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自主研制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两条腿走路。当前，意大利研制的生物质颗粒燃料生产系统etS（ecotreSystem）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对新鲜的生物质原料不干燥直接加工，成粒后温度只上升10~15摄氏度，压制的颗粒无需冷却，省去了干燥、冷却两道传统工序，减少能耗60%~70%，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只有先引进消化吸收，再自主研制开发核心技术，才能使国产生物质颗粒燃料象欧美国家一样替代煤炭，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可以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别山地区已有凯迪电力、安能集团、和泰集团等大型企业参与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的开发，其中，和泰集团已生产出具有八项专利的生物质颗粒燃料成型设备，年生产能力达到200套。虽然在关键技术上有所突破，但是由于县级政府和企业投入资金的困难制约了研发的进一步深化。为此，在核心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上要由省级政府统筹安排，加大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和扶持力度，以促进生物质颗粒燃料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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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2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阐明，经济增长的源泉是要素积累、技术进步以及效率改进，并最终决定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说明，要素积累实现了中国“经济赶超”的战略目标，即便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经济赶超潜力依然很大[2]。与经济增长路径相似，农业经济的增长也主要得益于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传统要素的投入。这种以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长期看，由要素积累赶超模式向人力资本型技术赶超模式转变，是当务之急，也是提高农业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现实可行路径[3]。那么统筹兼顾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积累数量和?Y构协调就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研究的重点，亦是协调资源、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的关键。
新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概念引入理论框架中，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技术进步外生性的问题，实现了理论突破，为经济增长源泉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等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政策结论：短期看，要素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技术进步才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源泉[4]。但在实践中，因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存在技术壁垒和技术偏向性差异，没能实现新增长理论所预期的“蛙跳”（leapfrogging）[5-6]。近期，学者们用技术进步的偏向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差距问题，提出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完全匹配，才能获得最佳的产出和效率[7]。如Grier[8]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联合内生”的概念，分析了两者间相互积累的外部性问题。Hsieh和Klenow[9]分析指出，因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匹配的扭曲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约为30%～50%。
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集中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10]。经典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特征，即环境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11]。但环境污染本身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12-13]。“污染避难所”假说也强调，环境污染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14-15]。面对环境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压力，学者们将环境作为一个生产要素纳入不同经济增长模型中，来重点关注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与环境质量的关系，Copeland和taylor[16]指出要素禀赋特别是要素积累水平（物质资本存量）的差异会决定污染性产业的比较优势；martaaloi等[17]认为，环境污染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健康，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Chen等[18]具体评估了环境污染对人力资源健康的影响程度及其福利效应。
鉴于中国农业自身特点和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提升的研究框架自然被引入了农业领域。理论研究上，国内学者获得了一个基本一致的认同：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的投入，而技术进步的贡献较小，亟待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经济增长的质量[19-20]。实证研究较多且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eKC假说在农业中的检验。如张晖和胡浩[21]以及沈能等[22]将氮、化肥、农药使用量等面源污染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变量纳入模型中，证明了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存在eKC假说。另一方面是纳入环境因素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来源分解。崔晓和张屹山[23]基于物料平衡原理，利用SBm模型测算和分解了中国省际农业环境效率。田伟等[24]、张可和丰景春[25]从低碳视角和强可处置性视角，利用SBm测算了分省的农业环境效率以及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因素。但兼顾农业经济增长因素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关系的研究很少，如韩海彬和张莉[26]在研究中，实证检验了农业信息化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高鸣和陈秋红[27]运用静态Xttobit模型和动态Diff-Gmm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碳排放绩效间的关系。
梳理已有文献，本文认为有两方面需要拓展。其一，已有文献很少将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同时纳入一个框架中分析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要素积累（物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农业环境效率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因果的作用效应[28]。在分析农业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时，必须充分考虑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间联合内生结构带来的效率改进的影响，不考虑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在研究框架上是存在缺陷的。其二，已有文献研究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基本都采用线性模型。文献在实证检验农业环境效率影响因素时基本都采用tobit等线性模型，鉴于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一定程度上的存在性，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结构关系是很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当物质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个或几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可能会表现出非线性的结构性变化。在分析方法上如果不充分考虑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就会造成模型估计结果的偏误。
张桃林指出：“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29]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特别强调，要“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农业环境面临新挑战的背景下，如何在诱导性制度变迁框架下提升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就显得格外重要。基于此，本文利用2000-2013年30个省级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通过非径向、非角度SBm和面板门槛模型，在完整的框架下重点考察了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并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农业环境效率模型构建及测算
（一）模型构建
农业生产过程中既能得到“合意产出”或“好的产出”（如农业总产值、粮食产量等），也会不可避免地生产出“非合意产出”或“坏的产出”（如面源污染物、Co2等温室气体排放）。Fare等[30]在研究中提出了既包括“合意产出”又包括“非合意产出”的环境生产可能性集合，即环境生产技术。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产出变量
（1）合意产出。为了确保与非合意产出、投入变量数据统计口径一致，得到准确的农业环境效率测算值，本文选择农业总产值作为合意产出。本文选择按照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来剔除价格因素对产值的影响。如没有特殊说明，相关数据
个别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计算得到。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以下同。
（2）非合意产出。农业既是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也是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农业已经成为全球温室气体第二大来源，其中Co2在温室气体的构成中占到了75%。中国农业生产受到碳排放约束，也对未来生态农业发展提出较大的挑战。本文沿用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如田伟等[24]，以碳排放作为农业生产的非合意产出。具体测算方法借鉴引用率较高的李波等[32]的研究。?r业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农业（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等能源消费，以及土地翻耕和灌溉过程中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为：
2.投入变量
本文选择的投入变量主要有：（1）土地投入。本文选择更能反映区域土地实际利用效率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土地投入变量。（2）农业劳动力投入。用统计年鉴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农业劳动力投入变量，会人为地虚高种植业劳动力投入，这与本文其他变量选择口径不一致。为了保证投入和产出数据统计口径一致进而获得一致效率估计，本文用农业劳动力投入=农业总产值第一产业总产值×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来计算。（3）农业机械投入。本文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计算，具体包括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耕作、排灌、收获、运输以及植物保护等机械。（4）化肥投入。用农业生产当年实际投入的化肥施用折算量计算，包括氮、磷、钾和复合肥的施用量。（5）灌溉投入。选择当地当年有效灌溉面积来计算。
根据以上模型构建和投入、产出指标的选择，本文测算了2000-2013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
Dea模型对异常数据非常敏感，考虑到西藏资源禀赋等的特殊性，故本文不以考虑。的农业环境效率，具体测算可以通过正式版DeaFrontier软件中自带的Slack-Basedmodel计算出来，具体计算过程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建设现代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生产方式转变，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从2000年开始，农业现代化在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频频被提及。农业现代化是破解环境和资源双重约束的主要出路。国家重大农业政策的颁布和实施，会对全国各地区农业环境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为了能够在完整新农政策视阈内实证检验全国各地区农业环境现实发展变化，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2000年到2013年。
三、农业环境效率门槛效应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一）模型构建
根据本文以上分析，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可能存在因要素积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非线性关系。充分考虑两者之间的区间效应，为了避免外生给定区间划分标准对模型估计产生的偏误问题，本文采用Hansen[33]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完全由样本数据的结构特征内生地划分不同区间，准确反映区域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两者之间的结构变化关系。本文借鉴Hansen[33]及连玉君[34]关于面板门槛模型设定形式及检验方法，单一门槛模型的基本形式设定如下：
根据研究的目的，本文在式（1）和式（2）中将qit分别用人均农业总产值和物质资本变量具体表示，就会得到以人均农业总产值为门槛变量的模型（i）和以物质资本为门槛变量的模型（ii），分别检验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对于给定的门槛值δ，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得到参数β的一致估计量。并采用oLS和格栅搜索法（gridsearch）确定最优门槛值δ^，当门槛值δ=δ^时，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δ）最小，即δ^=argminS（δ）。利用优化搜索方法进行多重门槛估计时，首先搜索模型的第一个门槛值δ^1，固定住δ^1，再继续搜索第二个门槛值δ^2，如果δ^2存在，固定住δ^2，再对第一个门槛值进行再次搜索。重复这个过程，可以继续搜索第三个以及更多个门槛值。确定最优门槛值个数之后，需要进一步检验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以及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
（二）变量及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agr）
门槛模型中选择的被解释变量为本文第二部分测算的农业环境效率值。
2.解释变量为农村人力资本（hum）
在衡量人力资本时，现有文献多采用平均教育年限法，而这种方法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依赖变量――制度安排。实际上，人力资本的形成应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通过教育投资凝结在个体上的知识和技能等“潜在”的人力资本，二是通过实践形成的现实的、能增加物质资本产出效应的人力资本[35]。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期，很多新农政策制度的建立势必会对农村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产生极大的影响，如果仅用平均教育年限法来测算人力资本的全部，会遗漏和忽视不同年级教育的异质性，即随着教育年限的增长，人力资本质量是倍数增长的。因此，本文参照张超的研究，用“潜在”人力资本来测算农村人力资本的质量。具体做法是：先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值（s）。将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大专以上分别设为6年、9年、12年、12年、15.5年。具体计算公式为：sit=p1it×6+p2it×9+p3it×12+p4it×12+p5it×15.5，其中，p1it、p2it、p3it、p4it、p5it分别代表从达到小学到大专及大专以上各教育水平劳动者占农业从业人数的比重。再用如下公式具体测算平均“潜在”人力资本：humit=eλs，其中λ=0.1。受教育程度数据来源于2001-2014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门槛变量
本文选择要素积累变量为模型的门槛变量，具体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变量。（1）物质资本积累（phy）。中国农业发展处在生产方式转变的过渡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逐渐展现。但在农业投资中，因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存在显著差异，造成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增速差异较大，两者之间的动态结构变化将会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产生非均衡的影响。本文沿用已有文献的研究，用农村家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作为物质资本的指标变量（单位：元/人）。（2）经济发展水平（gdp）。选择人均农业总产值指标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单位：元）。本文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模型的门槛变量，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新增长理论阐明后发国家或地区通过引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能够缩小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现实中很多后发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远远低于与技术能力相称的经济增长水平，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匹配问题，将会对农业技术进步及农业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表明，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间呈“倒U型”曲线特征，在农业领域eKC拐点出现在什么水平上，以及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质量间呈现怎样的趋势特点还存在争议[22]，但可以看出，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势必会对农业环境质量带来极大的压力，这种外部环境的约束会造成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作用效应的非均衡变化。
4.控制变量
（1）地理环境变量（nat）。农业产业自身特点决定了其对地理环境依赖较强，地理环境是农业生产要素发挥效率的现实基础，地理环境的差异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进而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异质性影响效应。本文选择的地理环境变量计算公式为：
nat=农作物受灾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
（2）农业种植结构（str）。不同地区农业种植结构的不同造成了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强度的差异，农业种植结构的优化会进一步提升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极大的影响。本文采用粮食播种面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计算得到农业种植结构变量。
（3）农村用电量（rue）。生产中能源消耗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全国各地区农业能源消耗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农业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和效率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对各地区农业环境产生异质性的约束。本文参考郑风田和刘杰[36]的研究，选择农村用电量作为农业能源消耗的变量。
（4）经济发展水平（gdp）和物质资本积累（phy）。本文同时将物质资本积累变量作为模型（i）的控制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模型（ii）的控制变量。
（三）样本数据的统计描述（表1）
四、计量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门槛效应检验
为了确定门槛模型的具体形式，我们利用stata11软件先对模型中存在门槛个数进行检验。根据F统计量和利用Hansen提出的“自抽样法”（Bootstrap）构造的p值综合检验门槛个数、门槛值以及显著性。对模型（i）和模型（ii）检验的结果见表2。
模型（i）和模型（ii）双重门槛的估计值以及相应的95%置信区间分别列示于表2中。以人均农业总产值（gdp）为门槛的模型（i）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据此我们将模型（i）设定为双重门槛模型的形式，具体形式如方程（2）。其中人均农业总产值的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0元和51000元，同时借助图1绘制的以人均农业总产值为门槛变量的似然比函数图，我们进一步可以得知两个门槛估计值的95%置信区间是所有LR值小于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7.35（虚线所对应的值）Hansen（1999）提供了一个公式，当LR1（γ0）≤C（α）=-2ln（1-1-α）（α为显著性水平，一般取5%）时不能拒绝原假设。的区间（如图1）。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将30个省级行政单位分成经济低发展区（gdp≤12000）、经济中发展区（1200051000）三种类型。
以物质资本（phy）为门槛的模型（ii）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我们将模型（ii）设定为双重门槛模型。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591.69元/人和6708.91元/人，似然比函数图如图2所示，分析过程如上。因此，可以把30个省级行政单位按照物质资本的两个门槛值，将样本分为物质资本匮乏区（phy≤1591.69）、物质资本中等区（1591.696708.91）三种类型。
（二）模型参数估计
通过以上门槛模型的Hansen检验过程，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模型（i）和模型（ii）参数进行一致估计。同时设定了固定效应模型的同方差估计（oLS估计）和异方差估计（white稳健性估计），可以避免回归中异方差以及进一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汇总的结果可知，模型（i）中物质资本控制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说明现阶段各省物质资本积累对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还是很明显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物质资本积累的环境效率提升空间的潜力很大，与姚洋[2]的判断是一致的。而地理环境、农村用电量和农业结构等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出了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农业受灾面积的扩大、农业能源消耗的不断扩大以及粮食播种面积占比过大，都会对农业环境效率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结论与李谷成等[23]的研究一致。模型（ii）中经济发展水平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而地理环境、农业结构、农村用电量等变量与农业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接下来，本文重点关注在模型（i）和模型（ii）中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的门槛效应。
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将全样本划分为经济低发展区、经济中发展区和经济高发展区三个门槛区间，在不同门槛区间中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了异质性的作用效应（见表3）。当经济发展水平低于12000元（第一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效应，参数估计值为-0.0501，并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低水平的经济发展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的释放。当经济发展水平介于12000～51000元之间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作用系数为0.107，并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51000元（第二个门槛值）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具有正向作用（系数为0.0978），且通?^1%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看出，当经济发展水平处在12000～51000元之间时，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最明显，但过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地弱化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而过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则严重阻碍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文章实证结论再次证明了农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的条件收敛性，并且也表明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要充分匹配，某一方出现了超过另一方能力所能承载的程度，就会出现因两者结构失衡带来的效率损失。而从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总量和结构远远低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会发生随着农业经济增长的加快，人力资本扩散效应变弱，最终会导致农业环境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的情况[26]。所以，在经济发展水平门槛效应下，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作用效应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反n型”作用趋势。
表4的上半部分描述了2000年、2007年和2013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间分布格局。从表4可知，2000年，东、中、西部地区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都处在经济低发展区，只有东部广东、浙江、天津、上海、北京等5个省级行政单位处在经济中发展区；在2007年，东部地区的上海和北京发展到了经济高发展区，处在经济低发展区的只有西部的贵州、甘肃、云南3省；而到了2013年所有30个省级行政单位都跨过了经济低发展区，相比2007年经济高发展区新增了山东、福建、广东、辽宁、内蒙古、浙江、江苏、天津8个省级行政单位。以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时空分布差异明显，跨越第一门槛进入经济中发展区的省级行政单位在逐渐增加，从2000年的5个，到2007年的25个，再到2013年20个，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处在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效应最明显的经济中发展区，但也可以看出跨过第二个门槛的省级行政单位数量在增加，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加快，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压力较大。
以物质资本为门槛变量，将全样本划分为物质资本匮乏区、物质资本中等区和物质资本丰富区三个门槛区间。在物质资本积累的不同区间内，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的作用效应有明显的变异（见表3）。在物质资本匮乏区、物质资本中等区和物质资本丰富区三个门槛区间上，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都呈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5%显著性水平检验。可以看出，近些年随着农业经济的较快发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农业经济增长和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在物质资本积累效应的作用下，整体提高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但从三个门槛区间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估计系数看，匮乏区系数为0.0582、中等区系数为0.0637，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但到了丰富区系数为0.0231，出现了快速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了明显的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扩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正向作用效应先升高再下降的趋势。物质资本积累下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取得明显的积累效应和溢出效应，但同时也展现出了随着物质资本积累增速的扩大，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作用效应呈现出了“倒U型”变化趋势。原因主要是：一方面，短期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仍要依靠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大于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长期看，随着物质资本积累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1680.34元/人时，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与人力资本吸收能力所能承载的水平间适宜，两者之间没有发生替代效应，但当物质资本积累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1680.34元/人和跨过第二个门槛值6708.91元/人时，这种替代效应会快速地扩散，因此造成了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的贡献迅速减小，孙敬水和董亚娟[37]、王询和孟望生[38]的研究支持了本文的观点。另一方面，农业领域中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远远大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速度[39]，在两者联合内生结构中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显著的负外部性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联合内生的结构中，如果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产生了制约作用，即发生了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外部性，如果是促进作用，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了正外部性。参见张小雪和陈万明（2009）的研究。，制约了人力资本积累效应的释放。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结构的失衡（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匹配度下降），会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不足和过度，严重阻碍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最终导致当物质资本低于第一个门槛值和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出现了“倒U型”的趋势特征。模型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物质资本门槛效应。
从表4下半部分可以看出，2000年处在物质资本中等区的有26个东、中、西部地区省级行政单位，到了2007年只有19个处在这个区域内，而到2013年只有8个处在中等区，有22个省级行政单位物质资本积累跨过了第二个门槛进入了物质资本丰富区。现阶段，中国大部分省级行政单位处在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倒U型”趋势的下降阶段，随着物质资本积累速度的加快，在农业环境中人力资本积累效应越会受到限制。
五、结论及启示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3
改革开放30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与珠江三角洲区域一样，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在经济、社会、生活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连接国内外市场，吸引外资，推动产业与技术转移，参与国际竞争与区域重组具有重要意义和示范指导作用。但是，在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环境质量大不如以前，一些区域的水、空气和土壤等资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尤其是进入21世纪，在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价值观中，长三角区域社会物质财富大量积累的同时，也过度消耗着日趋短缺的自然资源。工业废气与生活污水大量向空气、水体和土壤排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对公民的健康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人们开始反思长三角地区30年来的“先污染、后整理”发展道路的弊端，逐步意识到“就污染治理污染”思维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从工农业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解决环境污染的办法，预防环境问题的再出现。现在人们认识到农林业生产，除了粮食与林业用材之外，农业与林业还应发挥它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作用。如何发挥利用农林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对长三角地区的农林业与农村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进一步正确规划，也需要实践者与理论者进一步深入探讨。
1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在江苏沿江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和南通8个城市，在浙江北部包括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和台州7个城市，共16个城市构成。
1.1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长三角区域是我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区域之一，已具备构造世界级城市群的基本条件。2007年，长三角区域以占全国1.1%的土地面积，占全国6.3%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18.7%的生产总值。其中，第一产业中的农牧渔业占全国的5.7%;粮食产量占全国的3.9%，人均占有粮食236kg，已成为我国商品粮的主销区;第二产业占全国的20.9%;第三产业占全国的19.7%。长三角经济发展继续保持着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作用。在长三角地区经济活动中，江苏沿江8市占长三角地区经济比例大部分指标都在45%左右，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江苏沿江8市GDp占长三角的44.0%，第一产业占45.7%，第二产业占47.2%，粮食总量占64.5%。
1.2经济总量再上新高
2010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形势下，长三角区域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逐步趋稳，财政收入不断上升，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全年经济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①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长三角区域坚持科学发展、率先发展，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生产总值达到70675亿元，平均增长12.6%，高于2009年1.6个百分点。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例达到17.8%，与2009年基本持平。其中，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32407亿元，平均增长12.6%，总量占GDp比例达到45.9%。②分板块看，江苏、浙江板块经济总量占比分别为46.5%和29.3%，均比2009年提高0.5个百分点;上海板块总量占比24.2%，比2009年下降1个百分点。③分城市看，长三角16城市中有13个城市GDp总量超过2000亿元，10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增速，其中江苏板块增速均超过平均增速。生产总值在前5位的城市为上海市16872亿元、苏州市9229亿元、杭州市5949亿元、无锡市5793亿元和宁波市5163亿元。增速前5名的城市为泰州市2049亿元，增速49.2%;扬州市2229亿元，增速24.6%;镇江市1988亿元，增速24.4%;南京市5131亿元，增速23.1%和常州市3045亿元，增速21.6%。
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回暖，长三角财政收入创新高，财政收入总量前5名的城市为上海市2874亿元、苏州市901亿元、杭州市671亿元、宁波市531亿元和南京市518亿元。长三角区域财政收入主要是工业生产形势快速向好，全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47392.41亿元，同比增长26.0%，增速比2009年提高21个百分点。分板块看，上海、浙江板块占比提升，分别为20.4%和28.2%，比2009年提升0.1个和0.4个百分点;江苏板块占51.4%，下降0.5个百分点。分城市看，长三角16城市中有13个城市第二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有10个城市增速超过平均增速。总量前5名的城市为上海市7218亿元、苏州市5254亿元、无锡市3209亿元、杭州市2844亿元和南京市2328亿元;增速前5名的城市为嘉兴市增速39.8%、宁波市增速35.4%、台州市增速35.1%、扬州市增速34.7%和泰州市增速31.7%。与此同时，第一产业产值比2009年下降0.5%;第三产业产值比2009年上升3.1%，对财政收入影响在增加。
长三角区域二、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了城市群的发展。城市化体系已形成了由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属镇和乡镇组成的6级城镇体系，城镇等级齐全，类型多样，各类城市的数量也呈现出“宝塔型”的特点，大、中、小城市的数目之比分别为4∶18∶29。但是，县属镇和乡镇组成的城镇体系发展不够，这样一种城市体系结构，会使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人口盲目膨胀。近年来，由于长三角省辖市城市人口追求地方最大化，区域协调缺乏约束力，产业与人口增多，往往忽视了城市工业与生活污水的处理，直排现象时有发生，使减排工作发展不到位，出现了污染加重的现象。
1.3环境资源的标准
长三角区域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由于人口高度集中，资源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对此，美国有一个标准统计，即100万城市人口新陈代谢需要62.5万t水，同时排出废水50万t;每天需要的食品2000t，各种固体废弃物要2000t;需要煤3000t，排出尘埃160t;需要油2800t，排放二氧化硫160t;需要天然气或者煤气2700t，排放二氧化氮100t。根据这个计算，各级政府应考虑城市发展需要有多大规模，有多少需要进入的物资，有多少东西是排出来的废物。以此为基础，才能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
2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
进入新世纪，长三角区域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融生产、生活、生态于一体的具有区域性、服务性的现代农林业往往被忽视。由于长三角土地资源开发过度，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使长三角地区的水系、土壤、城市空气等环境污染严重，这使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加之长三角地区因外地劳动力转移来的比较多，人口密度大幅提高，土地承载压力本来就很大，使得长三角地区的农林业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由此造成了长三角地区农林业资源与生态环境面临严重困扰和严峻挑战。#p#分页标题#e#
2.1水污染严重
长三角区域出现酸雨、水体污染严重。由于在中国第一条大河长江两岸，建立了许多化工企业，对长江流域水环境带来了威胁，长江出现了水质轻度污染加重的现象;太湖、洪泽湖和宝应湖等湖泊，生活污染物及农业上过量的化肥使用，又遇到大雨，污染物及化肥进入水体，使之富营养化问题突出。
2.2空气污染
近几年检测，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南京等城市pm2.5浓度，数据均不达标，特别是2011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空气细颗粒物污染严重，灰霾“元凶”pm2.5天气有所增加，是城市空气的主要污染物。空气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燃烧排放，汽车尾气排放，同时受春节烟花爆竹燃放和夏收秸秆焚烧影响。2月和6月的pm2.5浓度超标相对较多，pm2.5占pm10的比例基本在80%以上。这些数据也和苏南城市的灰霾天气分布一致。由于长三角城市化发展很快，其上空阴霾现象时有发生，天气预报这个地区是晴天，飞机在3500m上空拍到是蓝天，天地线很明显，2500m看到一些浮云，1500m大地看不清楚，500m的下方大家看到城市笼罩在烟雾当中。但是，这个城市没有雾水蒸气天气预报，主要是大气里面的微小颗粒，分别带来大气氧化剂这些微小型离子在空中，最后形成复合型的大气污染。
2.3农业与农村的污染
发展现代农业经济不能靠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在做农林业招商引资工作时，既要看重经济效益，也不能忽略社会效益，最大程度减轻环境的负担。农林业生产上过量使用肥料、不合理使用农药，农村生活垃圾堆放，随地大小便，露天厕所，都对农村水体与土壤环境产生了不利影响，造成农村水体与土壤的污染。农业与农村环境的污染，一般是通过水体污染转化而产生，它们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相互重叠和交叉进行，属于点源污染的一类。随着农业现代化，特别是农业化学化水平的提高，大量化学肥料及农药散落到环境中，土壤遭受非点源污染的机会越来越多，其程度也越来越严重。如果不重视生态农业与无公害农业，在水土流失和大暴雨等自然灾害影响下，污染面积会不断地扩大［2］。
2.4长三角城市与三亚市、伊春市生态环境对比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设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目前，我国的海南三亚市、黑龙江伊春市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城市非常透明，到处是绿化，这里没有阴霾;森林覆盖比例很高，远处被森林覆盖绿色的山很清楚。
在此强烈反差对比情况下，长三角生态环境形势相当严峻，而造成这一严峻形势的因素复杂而深刻，有历史上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以煤为主的能源供给和重化工工业结构，巨大的人口转移及消费转型(汽车尾气)、全面快速的城市化、外向型经济以及人与自然的价值观等诸多历史、文化和经济原因，形成了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而且，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很难改变。以下通过具体案例进行说明。
案例1:南京市pm2.5浓度占pm10(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的50%～60%。2008—2010年，南京市城区pm2.5年均值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浓度为63μg?m3，超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二次征求意见稿)0.8倍。2010年南京城区pm2.5年平均值70μg?m3，超标1倍;而2011年截止到目前，南京的pm2.5年均浓度为52μg?m3，仍超标0.5倍。pm2.5最高值出现在大年除夕至初一，当时超标2.21倍。据陆晓波分析，南京pm2.5污染也是有规律可循的。7—9月受夏季降雨及有利扩散条件的影响，pm2.5超标的几率相对较小;而在秋冬季节，受区域雾霾天气影响，排放的大气污染物难以扩散和清除，则易造成pm2.5浓度超标，占pm10的比例一般在60%以上。
案例2: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新华村，全村居民7000多人，曾被评为“全国十佳小康村”，“全国文明村”和“全国农业旅游示范基地”。在江苏省常州市老百姓的眼中，曾经是常州集体经济辉煌的代名词。城里人知道它，是因为它曾经创造了集体经济发展的奇迹，由一个以农业加工业为主的村子发展成为产业多元化的现代化农村;农村人知道它，是因为它曾惠及新华村村民的各种福利让他们羡慕不已;出租车司机知道它，是因为全国各地前去取经的人们。接着，经江苏省政府批准，春江镇新华村的村办企业正式成立江苏常恒集团，为新华村全体村民所拥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常州金瑞会计事务所评估，“常恒”商标无形资产价值达到1.8亿元。其后，常恒商标不断增值，2001年前后，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视察常州时，专门给常恒集团题词:“中国常恒，配套巨人”。至2002年，据国家相关部门评估，“常恒”商标无形资产价值已升值至5亿多元。也是在2002年，常恒集团总资产已达5.6亿元，年产值超10亿元。随后，春江镇新华村在物质财富积累的思想指导下，化工企业也大量发展，造成空气和水系污染、土壤退化、臭氧层破坏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区域环境问题。原本美丽的春江镇新华村现在变成了癌症村，2003—2007年已有100多人死于癌症。
3发挥农林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作用
就农林业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而言，我们回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工业与农林业的关系经历了开发、漠视与反思的过程。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传统工业、农林业经济发展仅注重生产能力，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现代农林业的发展，农林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方面的作用与功能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第二产业的过度开发，无须讳言，对自然环境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要想对破坏的自然环境予以修复与保育，只有农林业能担此重任。
让农林业既能生产食品、棉花及经济木材，又能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将逐渐成为社会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内容。农林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得到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对现代化建设将会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导致了农林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使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活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长三角地区从整体上看环境污染的死亡率和患病率在上升，城市中患呼吸道系统疾病的人群比例在增加，农村中患消化道系统疾病的人群比例在提升。过去30年，长三角地区恶性肿瘤死亡率持续上升，由8.5人?万人上升到15.4人?万人，肺癌死亡率上升幅度最大，由0.8人?万人上升至3.2人?万人［2］。这也唤醒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研究和对工业文明的反思。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被认为是新的生态学时代的开始。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文明的今天，也是发展现代高效生态农林业，发挥农林业生态环境修复功能的开始。农林业生产系统是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经人类多年来有计划、有目的，将自然生态系统逐步改造而成的。因此，农林业生产系统是仍带有自然生态系统某些特征的半人工生态系统。农林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具有自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特性。从生态系统内部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基本规律来分析，二者存在很多共同之处，但差异也很明显。正是因为农林业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差异，才决定了农林业生态系统服务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具体来讲，农林业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现在它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多样性，即农林业能为人类生产食与用的产品、人类精神生活中的观光休闲、历史文化教育、维护大自然生物多样性和保护生态环境。#p#分页标题#e#
3.1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产品和原材料
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说，由于资源的刚性不足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林业种植的比例逐年呈下降趋势。长三角2省1市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逐渐减少，产需缺口加大，成了我国商品粮的主销区。根据全国的粮食安全分析，食品安全是农林业生产首要功能。农林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人类只有先满足温饱，才能从事其他活动。农林业生产主要目的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直接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所需的产品和原材料。
3.2增加生物多样性
农林业能够为多种生物提供栖息地和食物，增加生物多样性。很多野生动、植物直接或间接以农作物、林果为食物来源。富于变化的农林作物品种资源，为不同的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提供了栖息地、采食条件。对于微生物，土壤是它们的家园，作物和动物的生长过程，能改变土壤结构，为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原料。
长三角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是农林业生态系统持续存在和发挥功能的基础，反过来生物多样性是满足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基本需求的来源。如粮食、畜牧产品以及水产品、蔬菜、水果、花卉和茶叶等都可作为长三角地区自然的生态系统，同时也是生物群落和物种多样性的结果。另外，富于变化的农林植物品种资源，也增加了生物的多样性，同样也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3.3改善生态环境
农林业生态系统在其生长的时间内，与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可以不断地改善生态环境，进行植物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固定二氧化碳、生产有机质、维持生态环境，营造小气候，净化空气质量，防止水土流失。这也证明，就长三角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来说，利用农林业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改善生态环境已上升成了不可忽视的主要问题。
农林产业改善生态环境的主要原因:①农林植物生长活动在进行光合作用的同时，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气，是进行新陈代谢的过程。所以，农林植物生长过程也是净化空气的过程。②植物庞大的根系具有涵养水源和保护水土的作用，地上部分繁茂的枝叶能够减少水分蒸发，减缓风、沙和太阳能辐射对地表土壤的破坏。在农林业生态循环体系中，水和土壤中的微生物能够分解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维持生物链循环。因此，人类生活中产生的许多废物，经过动、植物分解和吸收，不仅净化了环境，还能转变为许多供人类所用的生活物质。人类生活环境中的多数废弃物就是通过这种生物分解和利用过程而达到无害化的。农林业生产活动形成了很多人工湿地，如沟渠、水库、水塘和稻田等，这些人工湿地在蓄水、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等方面同样具有独特的作用。
(1)种植水稻具有平衡环境温度、湿度、蓄水和调节气候的作用，创造适宜人类生存的气候环境。因为水稻的生长需要水分，蒸腾作用使农作物有效地调节了空气的湿度，夏季蒸腾作用对热量的吸收也降低了空气温度。面积大的稻田像天然湿地一样，稻田作为湿地系统，能够在蓄滞洪水、补充地下水、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韩国研究结果表明，仅稻田的防洪价值就为100亿美元，已经远远超过其年稻米产值(66亿美元)。水稻田的蒸发量3.35mm?d，在炎热夏季的总蒸发量为450mm，水稻田的蒸发总量为4500t?hm2。韩国种植水稻的面积，总蒸发水量为52.3亿t。如果用这些蒸发水量来计算其降温价值，估计达到11.54亿美元［3］。
水稻还有净化水质、降解废物的作用。试验表明，水田环境既有生物的吸收分解污染物的食物链系统，又有沉淀、吸咐、渗滤污染物的物理自净过程，还有氧化、还原分解、固定污染物质的化学净化作用。故稻田可单独作为净化污水系统，并可和芦苇湿地、水葫芦等组成净化污水的复合湿地系统。污水进入稻田5～7d，悬浮物降低75%～94%，生物需氧量或生化耗氧量降低72%～97%，氨态氮降低85%以上，磷降低98%以上，钾降低78%以上，蛔虫卵和细菌数目降低95%～98%，氰降低约98%。污水中含有的铜、锌、锰、钼和铬等污染物是植物的微量营养元素，经过水稻植物吸收、土壤吸咐和氧化还原等过程，其含量也有显著降低。研究表明，水田每季可净化7500～12000m3?hm2生活污水。可见，农业生产中水稻作物对生活污水利用既是再生性的，又是无害化的。因此，要发挥水稻作物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
(2)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很多植物能够吸收空气中有毒气体，对人类免于室内空气污染危害有特殊作用。如龟背竹、芦荟、吊兰及橛类植物可以吸收室内80%以上多种有害气体，包括空气中的甲醛和苯。米兰、山茶、月季等在抵抗汞蒸汽、铅蒸汽、一氧化碳、过氧化氮、二氧化硫、氟、氯、乙醚和乙烯等有害气体上，各有用武之地。紫薇、茉莉、柠檬等花卉植物的芳香可以杀死白喉菌等原生菌;桂花香味对葡萄球菌、肺炎球菌和结核杆菌的生长繁殖有明显抑制作用。因此，在我们居住的室内环境中和刚装修的房子里放置这些植物可以净化室内空气。
另外，氮和硫的氧化物是酸雨形成的原因，植物生长则可以通过特殊方式利用氮和硫。空气中的氮气不能直接被植物利用，但通过雷电、生物固氮和近百年来的工业固氮，就可以被植物所利用。二氧化硫是一种工业污染气体，浓度高时可以毒害植物，但浓度低时植物通过叶片吸收可以补充植物的硫。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长三角地区农林业应该被赋予新的意义、新的内涵。对此，应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力度，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发挥农林业的生态环境修复功能，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
4建立高效生态农林业的思路长三角地区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必须把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统筹发展。强化经济高效、产品安全、技术密集、资源节约、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突出人力资源优势，推进农林业生态结构创新。进一步健全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体制，充分发挥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对高效生态农林业的带动作用和对“三农”的促进作用［4-5］。要特别注重科学发展观，广泛应用现代产业理念、现代设施装备、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发展长三角地区的高效生态农林业;以产业一体化经营为手段，以提高安全农产品和生态服务为主要目标。发展融生产、生活和生态为一体的“三生”农林业，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主要源头。在建立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机制上，要做到以下几点。#p#分页标题#e#
4.1增加生态农林业补偿投入
4.1.1增加农林业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
为了解决长三角地区日益严重的水污染问题，长三角地区要切实提高1市2省各级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发展生态农林业，加大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首先是突破水体“控源减排”的关键技术，通过技术研发与综合示范，体现科技创新的引导作用，初步建立长三角区域水环境管理技术体系和水污染控制与治理技术体系。国家政府部门要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促林的长效机制。在此机制的基础上，增加农林业生态补偿资金的投入。
4.1.2构建科技支撑专项技术与投资体系
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环境重大科技专项技术，不但要在工业污染源和农业生产面源的污染控制与治理，还要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与资源化、水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饮用水安全保障以及水环境监控预警与管理等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关键、共性技术方面获得重点突破。为长三角区域“控源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科技支撑，而且根据长三角区域在无锡市宜兴市(县)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的要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注重产、学、研联盟，注重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注重培育环保产业。
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在稳定现有农林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向生态农林业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生态农林业投入增长机制。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全方位扩大高效生态农林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拓宽招商引资渠道，大力吸引工商资本、民间资本和外商资本投资开发长三角都市型现代生态农林业，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和多元化生态农林业水体水质净化与生态修复投资体系。
4.1.3完善生态农林业信贷政策
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农林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大力发展农村小额贷款与合作基金。推动建立农村多种形式的金融组织，创建符合农村生态建设特点的新型金融组织和担保机制。
4.1.4建立农林业保险体系
积极开展农业政策性保险，完善农业灾害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加快建立由各级财政支持的农林业保险体系。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帮助农户参加农林业保险。
4.2加强农林业科技创新
4.2.1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支撑点，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雄厚，有条件在农林业生产环境监控预警，管理污染控制与治理等关键、共性方面获得重点技术突破。如大力发展精准农业，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喷灌、滴灌技术，减少农药使用量等，普及生态环保农业的关键、共性方面的技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按照资源节约、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及多功能农业的要求，建设高效生态农业。努力为国家“控源减排”目标的实现提供科技支撑和示范作用。加强农林科学院所、农林业大学、技术研究中心、专项工程中心、农林业生态系统、科技园区的创新能力建设，推动农林业技术成果的集成创新和中试熟化快速。进一步加大生态农林业科研投入，加快农林业科技创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鼓励转化和引进更多的国内外先进农林业技术。
4.2.2产、学、研联盟
根据国家大力发展环保与可持续农林产业的要求，在组织实施过程中注重产、学、研联盟，注重技术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注重培育环保产业。建设一批现代化农林业产学研平台;组织实施农业科技示范工程，发挥省市政府对农林业科技项目引导作用，实施生态农林业科技产学研示范工程。建立高效生态农林业科技成果进村入户的长效机制，培养一批生态农林业科技大户，有效提升生态农林业科技化水平。
4.3深化农村林权、保护生态用地
4.3.1保护农地、滩涂的使用权与经营权
依法保护长三角地区农民开发丘陵山区土地、高速公路、铁路两边绿化种植的合理使用权，保护水域、滩涂种殖、养殖等的经营权和使用权。保护长三角地区林地、草地，防止非法占用开发。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和重要水源涵养区、山体沿海湿地禁止开展导致生态退化的一切生产活动。
4.3.2加快植树造林活动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转包、转让、入股、租赁等多种形式，加入农林业股份公司和集约化规模经营实体。推进农村林地权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有限流转，提高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提升高效生态农林业的发展速度。加快高速公路、铁路两旁及工业园区的植树造林活动，建设树木隔离带;还有农田、滩涂及河堤的防护林建设。
4.3.3创新农林业生产经营方式
积极探索适应市场化要求的管理体制和经营体制，推广农林业产业生态规模经营模式。大力发展高效生态农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发展和健全现代生态农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提高生态农林业组织化程度，促进生态农林业经营形式的升级。
4.4城市近郊恢复水稻生产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长三角地区的城市近郊，由于水稻生产同其他产业相比经济效益相对不高。因此，在水稻生产上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压缩，特别是水稻田面积大幅减少，往日城市近郊的水稻已不见踪影。这使城市空气中的pm2.5颗粒物增加，这种颗粒物严重危害着人的身体健康。水稻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大量的水分，水分的蒸腾作用使农作物有效地减少了空气中的pm2.5颗粒物，稻田湿度的蒸腾作用对夏季热量的吸收也降低了空气温度。
总之，城市近郊种植水稻，利大于弊。因此，在城市的近郊应恢复一些水稻的种植，这样既可改变城市空气质量、小气候和净化水资源，又可解决地面下沉的问题，同时对粮食安全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5抓好主要污染物减排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4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历过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农业人口依然占据着最大的比例，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特别是近些年两极分化现象有愈加严重的趋势，加强新农村建设，减少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是我们今后必须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就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虽然说，城乡区别在形式上只是通过不同的户籍制度表现出来，但是在本质上则是生活水平和各种福利条件的差距。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根本途径还是要通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赋予农村市场更多的活力，除了巩固和完善农业经济以外，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健全和完善农业的经济发展体系，消除在当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新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摆脱过去闭塞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强对外合作与联系，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正是城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现代物流业作为一个规模化发展的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纽带，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立双向物流体系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双向的物流体系不仅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为便捷的与外界交流合作的渠道，对市场经济而言，又是打开了农村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落后于城市，但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已经非常可观，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双向物流体系就是为了实现农产品的外流以及各种新型商品能够快速的进入农村市场这种双向的需求。也就是说，这种区域物流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单独服务于农村经济，它能够有效的实现城乡市场双赢的结果，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这是我们推行区域物流的背景，同时也是目的之所在。
二、城乡区域物流的发展现状分析
（1）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农村的各种硬件基础设施也非常的落后。这种物流基础的落后表现在多方面。例如各种农产品的储存保险设施落后、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各种操作技术落后等，都使得农村长期有大量的农产品积压，无法快速的流通到外界市场。对于一些生鲜产品来说积压就意味着产品价值的损耗，农产品在交通运输环节上的损耗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虽然当前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些物流业务，但是主要是一些个体户在进行服务，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低，仓储设施落后，满足不了农产品流通的质量需求。
（2）物流渠道不畅，专业化程度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便捷高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交通便捷性高，意味着物流的渠道能够更加高效顺畅。物流效率是我们评价一项物流工作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是在当前的城乡物流体系中，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后以外，另一个问题就是物流渠道不畅，严重影响了物流应有的效果。这种效果大打折扣，也是当前在农村市场物流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物流没有体现出其与传统运输方式在农村地区相比应有的价值。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由来已久，这种经济发展格局带来的差异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大失衡。经济水平的落后，使得农村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偏低，也就意味着农村消费品市场并没有打开。一些基本的农产品或者生活资料，可以在农村内部进行交易，自行销售、自行购买，外界市场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商贸体系的改革，这种内部消耗的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推动超市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两种交互发展的模式，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受益者依旧是更加偏向于城市。许多城市为了保证自己农产品的供应链，利用行政规划和区域权利的划分阻拦了农产品进城的流通，市场干预使得农产品流通并没有预期的那样简单，这种交易的不平等性实际上表现为城乡双向物流体系间存在着阻碍，而这种阻碍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
（3）物流市场欠缺规范。城乡区域物流的发展，虽然在意识上受到了重视和关注，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和管理的失范，使得当前的物流市场较为混乱。这种市场的不规范，表现在多方面，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依旧盛行，为了保护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些不合理的审批制度，提高外地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门槛，滥收各种税费，增加产品流通的成本。但是由于当前并没有在城乡物流方面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所以这些阻拦城乡物流体系构建的行为也难以得到禁止和消除，这种不规范的局面会影响城乡物流建设的效果。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物流的实现
（1）政府职能的转变。区域物流的发展虽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对这项工作的现实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农村广泛应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发展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直销和配送，以及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的统一配送”虽然已经成为政府促进城乡双向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有思想显然是不够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体现在为了区域物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减少行政管理为这项工作带来的阻碍，并且积极的引导、支持和鼓励这种城下一体化模式下的物流企业的发展。
（2）加强物流基地建设。要提高农村物流工作的效果，就必须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在农村地区进行物流园区的科学规划，利用现代物流的知识和经验科学的设立各种物流节点，将农业产业园和物流中小相结合，提升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除了这种园区和交通运输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外，现代化的物流工作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物流信息平台，实现呈现物流信息的一体化，将城市物流的标准体系与农村物流的现状相结合，促进农村物流标准化体系的形成。只有这种硬件设施的提升与物流标准体系的形成，才能真正的促进城乡双向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并且将农村物流业发展逐渐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拓展其市场渠道。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5
江西省九江第一中学蔺光辉
在学习人文地理时，区位分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它贯穿了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城市建设、交通运输、商业和金融、旅游业等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学好区位分析知识，地理的综合分析能力就会有很大的提升，成绩自然也就会有很大的提高；反之，若没有学好这部分知识，则会分析不到位，知识张冠李戴，甚至出现越学越糊涂的情况。那么，什么是区位，区位因素有哪些呢？区位是人文地理的一个概念，它既包含该地理事物空间位置的含义，同时也包含该地理事物与其它事物的空间联系，还有被规划布局的含义。区位分析与选择是人文地理最重要和最有活力的内容，其核心是因地制宜。
对于某个地理事物所产生影响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而且不同的地理事物，其影响的区位因素也不同，但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自然区位因素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自然区位因素主要由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土壤、生物（植物和动物）等组成，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就更多了，但主要的有市场、交通、政策、原料、劳动力、技术、环境等。区位因素众多，这也是不容易学好的原因之一。如果分别归类，注意区别主要区位因素和一般区位因素，掌握区位分析的基本思路，就容易掌握了。
一、各不同地理事物的主要区位因素
1.农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气候（最重要因素）、地形、土壤、水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市场（最重要因素）、交通、政策、劳动力等。
2.工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土地、水源、气候、地形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原料、燃料、劳动力、市场、交通、社会、环境等。
3.城市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自然资源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交通、政治、军事、宗教、科技、旅游等。
4.交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城市、工业、资源、政治、科技等。
5.商业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气候、河流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人口、市场、交通、经济、技术、信息等。
6.旅游区位因素。
自然区位因素：地形、地质、气候、水文（河流和湖泊）生物等；
社会经济区位因素：游览价值、市场距离、交通位置及通达性、接待能力、环境承载量等。
从上述罗列中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理事物的区位因素是很多的，但相对来说，自然区位因素并不多，主要是地形、气候、河流等，除了对农业、城市的影响较大外，对其它地理事物的影响较小。而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则种类繁多，且不同地理事物影响的主要区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而成为学习中的难点。如何分析一个地理事物的社会经济区位因素，其中哪些是主要区位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
二、区位分析与选择的基本思路
实际上任何一个地理事物在考虑区位因素时都是从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出发点，因此，如何降低成本的区位因素往往就成为其主要的区位因素。如工业区位选择中的原料、燃料、市场和交通就是主要的区位因素，在这几个因素中必有一个是最重要的，称为主导因素；在分析区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有利的区位因素，也要考虑不利的区位因素，并对其进行辨证分析；另外，在分析区位因素时，还要考虑其区位因素的发展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1.主导因素分析法。在影响区位选择的诸多因素中，常有一种或几种因素处于控制和支配地位，成为影响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在区位分析与评价时要理清各区位因素间的主次关系，找出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做重点分析。例如：不同的工业部门，其生产过程和生产特点不同，生产投入的要素不同，生产成本的构成也就不一样，根据工业区位选择所要考虑的主导因素可分为原料指向型、市场指向型、动力指向型、廉价劳动力指向型和技术指向型等。
2.辨证评价法。根据区域环境特征，分析影响某一人类活动区位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与限制性因素，并对其做出有利和不利的评价。例如：对西双版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进行评价，既要看到“自然风光秀丽、人文风情独特、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旅游资源集群状况好、地域组合合理”的优势，还要根据所处交通位置、经济位置找出“交通不便、通达性差、市场距离远、地区接待能力有限”的限制性因素，并进一步认识到“加快交通运输建设，旅游活动的规模要与环境承载量相适应，避免造成生态破坏”。
3.动态分析法。区位因素的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因此，要用发展的眼光动态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并抓住倾向性因素做预测性分析。例如：由于运输条件和生产工艺的改进，钢铁工业的区位选择经历了三次变化。19世纪初所需原料中煤的运量最大，其区位选择宜靠近燃料产地（如德国的鲁尔区）；20世纪初由于冶炼技术的提高，需煤量大大减少，其区位选择“移煤就铁”转向靠近铁矿产地（如我国的鞍钢、包钢）；20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巨型矿石运输船的出现，钢铁工业受原料产地的制约越来越小，区位选择逐步向市场和交通便利地区靠近（如我国的宝钢）。
三、例举、解析和拓展
例1：假定城镇是唯一市场，城镇周围是条件均一的平原，种植农作物的收益只与市场价格、生产成本和运费有关，其表达式为：收益＝市场价格―生产成本―运费。单位面积甲、乙、丙农作物，其市场价格分别为600元、1000元、1400元，生产成本分别为200元、400元、600元，运费与运距成正比。下图是这三种农作物收益随距城镇（市场）的距离变化示意图。据此回答（1）~（3）题。
（1）X、Y、Z线代表的农作物依次是（）。
a．甲、乙、丙B．乙、丙、甲
C．丙、甲、乙D．丙、乙、甲
（2）在距离城镇oJ范围内，为取得最佳综合经济效益，种植这三种农作物的界限应该是（）。
a．e、FB．F、GC．e、HD．F、H
（3）与其他两种作物相比较，单位面积作物Z（）。
a．单位距离运费最低B．单位距离运费最高
C．随距城镇距离增大收益递减最快
D．总是收益最低
【解析】
（1）由本题提供的材料可得下表：从表中可看出，不考虑运费，丙收益最高，因此支付地租能力最高，距城镇应最近，其次是乙、甲。（2）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农作物收益与城市距离不断变化，在oe范围内，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丙农作物；在eH范围内乙农作物收益最高，故应种植乙农作物；H以外只有种植甲农作物。（3）单位面积Z收益随城镇距离变化最小，说明单位距离运费最低。
【答案】（1）D，（2）C，（3）a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农业区位选择？
影响农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有气候、地形、土壤、水源、市场、交通、政策等。在自然区位因素中，气候因素对农业区位的影响极大。在社会经济区位因素中，市场因素影响农业生产的类型和规模，并且是社会经济因素中最富变化的因素；交通运输主要影响商品农业。进行农业区位选择时，首先要根据纬度位置及其他信息确定各地的气候特征，再根据等高线等信息，分析各地的地形特征，并结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习性进行选择。然后从社会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主要从生产成本、运输便利程度、运输费用和时间等方面分析。
例2：假定工厂选址时只考虑运费，且运费仅与所运货物的重量和运距成正比。某原料的原料指数等于该原料重量与产品重量之比。下图中，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的距离相等。据此回答（1）~（2）题。
（1）如果工厂选址在o点最合理，那么（）。
a．m1的原料指数大于m2的原料指数
B．m1、m2的原料指数都大于1
C．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0.5个单位重量的m1、m2
D．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约需要1个单位重量的m1、m2
（2）若生产2个单位重量的产品需3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1、2个单位重量的原料m2，那么工厂区位最好接近以下四点中的（）。
a．nB．pC．QD．R
【解析】
（1）根据题目提供的信息可知：选址在o点，原料运进和产品运出的费用最省，由于o点到原料m1、m2产地和市场n地的距离相等，因此，生产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分别需要一个单位重量的m1、m2。
（2）从节约运费角度考虑，由题目可知，原料m1需求量最大，运费高，所以工厂区位应靠近原料地m1。
【答案】（1）D，（2）B
【拓展】由此题得出：如何进行工业区位选择？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6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制定与实施打下了一定的实践基础。此外，促使该国政府下决心举办农业保险，也与其邻国美国20多年试验农作物保险所提供的较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有关。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7
关键词：示范农业；青州
现代示范农业是以现代产业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新型农民和农业合作组织为主体，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为支撑，采用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可持续发展的示范区域，具有产业布局合理、示范引领作用明显、组织方式先进、资源利用高效、供给保障安全、综合效益显著的特征。青州市位于黄淮海农业生态区1中部，鲁中南山地丘陵区东北部，南靠沂山，北临鲁北平原。青州市自然条件与区位条件优越，农作物种类齐全，农业生态多样，经济社会综合发展水平较高，具备极好的开展示范农业工作的条件。
1青州具备黄淮海生态区典型的自然条件
（1）青州地处黄淮海农业生态区中东部，四季分明，水热同期，光热资源充足。青州常年太阳辐射总量为122.0kcal/cm2，年均生理辐射总量为59.8kcal/cm2，全年平均日照时数为2608h（2500～2800h）；全市年平均气温12.7℃（7.7℃～19.2℃），大于10℃积温4331.7℃，年平均无霜期达191.7d（185～211d）；多年平均降水量为641.5mm（1058.2mm～313.3mm），全年蒸发量为1497.7mm。与本生态区年降水400～900mm，7、8月份占全年量45～65%，10℃年积温3000-4800℃的自然条件，具备高度一致性。
（2）青州山区、平原面积各半，两者之间自然条件、生产条件和经济条件差异显著。低山丘陵、河谷阶地、山麓平原三个地貌类型，十三种微地貌单元，既为青州赢得了地质公园的美誉，也为示范农业的开展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全市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高程差达938.1米，大致分三个阶级，在造成棕壤、褐土、潮土、砂浆黑土垂直、区域性分布的同时，也形成了坡积、冲积、洪积、浅湖沼相沉积物等多种成土方式，呈现多姿多彩的景观。
（3）青州工矿企业较少，污染小，空气清新、水质较好、土壤质量优。2006年以来，青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三名一强”生态文明新青州的目标，全市生态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青州空气质量好于或等于二级天数达到357天，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日平均分别为0.057mg/m3、
0.049mg/m3、0.037mg/m3；青州地下水水质较好，常年pH值在7.3～7.9，总硬度123～265mg/L，矿化度0.419～0.740g/L；青州土壤质地以中壤为主，轻壤、重壤也有分布，土壤pH多在6.5～8.5，有机质含量5.0～20.0g/kg，绝大多数土壤达到国家环境质量优良标准。优良的自然环境为示范农业发展提供了可能。
2区位优势
（1）青州市地处山东省的中心位置，位于山东滨海与内陆的缓冲带，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体区与联动区的连接点，是山东半岛城市群副中心城市。青州背靠内陆鲁中腹地，兼有内陆区劳动力富集、土地广阔、生态环境优美优势，又有滨海地区经济结构完备、物流发达、产业集群园区等高端产业高地的优势，重点推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后花园和服务基地的发展方向，为发展旅游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等高端示范农业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
（2）青州交通便利
青州地处山东半岛中部，区位优越，交通便利。青州市是山东省重要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潍坊西部的交通枢纽，西距济南150km，东距青岛240km，距青岛港200km。胶济铁路和新建的胶济客运专线横贯东西，地方铁路益羊线与正在修建的德大铁路和大莱龙铁路（山东铁路规划的北横）连接南北，青州市站每天有多达50趟列车，其中动车组14趟，是全国动车经停最多的县级车站之一。公路方面有G20高速和长深高速公路在境内十字交叉贯通，309国道、230、226、227、325等省道穿境而过。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汇聚了四方人才，辐射周边县市，使示范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3）青州自然灾害较轻
自古有“黄河水淹九州，唯有青州不担忧”，一方面由于青州市地势南高北低、高程差较大，排水通畅，一方面是由于夏季东南暖湿气流带来的云团被南部山区阻隔，平原地区不易形成暴雨等灾害天气。青州虽然位于无棣―青州―诸城5.5级左右的中强地震带上，但地震次数较少，有记载的仅有公元508年、1518年、1533年、1593年、1668年、1829年的六次，自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后，尚无较大地震的记录。2012年新增成片造林6.9万亩，植树1442万株，森林覆盖率达到33.6%。青州气温适中，自然灾害较少，对示范农业的发展十分有利。
3青州农业优势明显
（1）青州历史悠久，传统种植业非常发达。青州原为诸候封地，是过去青州府所在地，曾是益都、寿光、乐安（广饶）、昌乐、临朐、沂水、莒县等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青州农业生产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东夏镇苏埠屯村出土的一百多座商代墓葬，说明至少三千多年前，就有先人聚居在此。青州农民在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培新、农牧结合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山丘地区是果品生产基地，核桃、山楂、蜜桃、李子、柿子、软枣等栽培历史悠久，平原地区是粮菜生产基地，盛产各种粮、菜、瓜、果、烟草等。
（2）青州农业生产基础条件较好，农田基本建设配套率较高。几年来通过旱作农业、小流域治理、小农水改造等项目实施，山区进行了塘坝截留，修建了囤、窖、池集雨设施，实现了一峪一囤，一园一池，一亩一窖，最大限度的改善了山区旱地的水浇条件，同时通过封山育林、退耕还林还果、整修地堰、坡改梯、林-田-路配套等综合治理措施，达到了泥土不下山、雨水不乱流、抗旱保水土、粮果双丰收的效果。平原则推广了畦块改造、秸秆还田、秸秆过腹还田、深耕改土、林田路渠综合配套、标准农田建设及微灌、喷灌、滴灌等节水灌溉技术，通过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质提升、果园与蔬菜水肥一体化和小麦、玉米高产攻关等项目，不仅有效提高了土壤地力和抗旱能力，也促进了全市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高效益，2011年，全市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总产达到44.0万吨。另外，青州还通过大规模农村沼气项目建设，改善了农村卫生环境，优化了农民能源结构。
（3）青州种植业产业调整完成，特色鲜明。已经形成瓜菜、果品、花卉、畜牧、优质粮5大支柱产业，区域化、规模化效果明显。一是形成了以谭坊为中心的12万亩塑料大棚西瓜-辣椒（豆角）生产基地；二是以东夏为中心的大-小拱棚万亩大姜基地，以益都街道为中心的小拱棚万亩韭菜基地；三是以高柳、何官为中心的日光温室万亩长茄、万亩西红柿反季节种植基地；四是沿弥河两岸的弥河镇、黄楼街道7000亩银瓜基地；五是黄楼街道、益都街道的10万亩花卉基地；六是以王府街道、邵庄镇为主的8万亩蜜桃基地；七是以弥河、东夏为重点的食用菌160万平方米生产基地；八是优质小麦基地，全市推广了济南17、济麦22等优质良种小麦，种植面积达到20多万亩；九是以王坟镇为主发展有机农业基地。在产业集中区域，可以集中开展各项配套技术、示范工程的试点工作。
（4）种植作物门类齐全。青州物种资源十分丰富，生物品种繁多。已经种植的粮经作物有小麦、玉米、红薯、花生、大豆、绿豆、高粱、谷子、烟草、西瓜、茄子、辣椒、西红柿、豆角、胡萝卜、黄瓜、苦瓜、东瓜、瓠瓜、大姜、油菜、白菜、芹菜、扁豆、山药、牛蒡、苹果、樱桃、桃、核桃、柿子、李子、软枣、枣树、银瓜、蓝莓、食用菌等共计126个，弥河银瓜、青州蜜桃、敞口山楂等特产远近闻名。青州种植作物种类多的原因，一是因为自然条件适合多种作物生长，二是通过反季节温室、塑料大棚等农田设施改变了光热条件，使一些作物生长成为可能，三是不少农业公司和种植户积极进行引种、试种，将一些物种引进青州进行种植。
（5）种植作物模式多样，生态景观丰富
青州农业不仅种植模式多样，生态景观也十分丰富。青州农民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探索出不少套种、轮作模式。如在反季节种植的何官镇，既有一年一茬的日光温室西红柿（秋10月到夏7月），也有一年两作的春茬西瓜套豆角，一年三作的春土豆+夏西瓜套甜椒+秋冬大葱，还有一年四茬的春夏秋三茬西瓜轮作瓠子；而同样是胡萝卜，就有早春、晚春、夏季播种三种种植模式，呈现多样化趋势。而除渔业生态模式外，几乎所有的黄淮海生态区种植模式在青州都能找到。既有农林复合、农田套复种、秸秆还田、互生互利的立体种植模式，也有农牧结合、种养业与残遗食物链相结合、沼气发酵为纽带种养结合的循环农业生态模式，也有种-养-加工相结合的开放复合型模式，山区有林业资源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模式，以水土保持为重点的小流域综合治理开发模式，以林果业为主、果-农-牧业结合的综合发展模式，有坡改梯、节水灌溉与覆盖保墒、果园覆草等综合的旱作农业模式。多样的种植模式、丰富的生态景观为示范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选择。
（6）近年来，青州市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品牌农业”战略，积极推进优质农业农产品基地建设，有机农业得到较好较快发展，农产品品质稳步提高。在王坟、庙子、邵庄等山区镇重点发展有机旱菜、有机小杂粮和有机果品；益都街道、高柳、何官、谭坊、东夏等镇重点发展有机瓜菜。到2011年，已建成山东华盛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九州农庄蔬菜生态园、青州市一正有机农牧开发有限公司、青州东峪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6家市级有机农业示范园和15个镇级示范区，有109个产品通过有机认证。
4经济发展好，具备较强的示范承载能力
（1）农村经济实力较强，市场竞争充分
2011年，全市实现农业总产值73.3亿元，增加值36.2亿元。年末耕地总面积达68153.7hm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09656hm2，其中粮食作物76633hm2，经济作物33023hm2；实现粮食总产44.00万吨，蔬菜总产109.90万吨，水果9.84万吨，肉类9.90万吨，禽蛋3.19万吨，奶类5.64万吨，全市农、林、牧、副业全面发展，构成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格局。
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等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已完全市场化。到2012年末，全市已经有农药经营门店592家，种子经营门店487家，化肥、农膜经营门店2071家，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市场内所有的资源都已经被调动，市场价格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地位，质量也有保证。
（2）农民普遍具备种植、施肥等科学知识
青州农民不仅在历史上创造了持久的辉煌，更从90年代初期开始了设施农业的实践与探索，在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栽培、田间管理、科学施肥与病虫害防治经验，很多生产实践都走在了理论研究前面。青州市农民文化水平较高。据2011年对100农户247人进行的调查，具备大专、中专、高中、初中文化的人数分别为7人、6人、24人、131人，占比分别为2.8%、2.4%、9.7%和53.0%。近年来，市农技部门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绿证”培训、基层农技人员培训等形式，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3）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组织健全
2011年，青州的部级、省级、市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分别达到2家、5家和72家，龙头企业通过兴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行业协会、统一生产标准、实施品牌战略等措施，增强在生产管理、原料采购、产品质量标准、产品销售、纠纷处理等方面的协调带动了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市场进入和谈判能力；龙头企业与农户的联合，显著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保证了市场稳定与农户收入。青州市各类专业合作社也得到长足发展，以互惠互利、联合协作、自我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达到490家，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384家，农民地盘股份合作社62家，农民专业协会44家。共吸纳4万农户、近12万农民参加，分别占农户和农业人口的
21.01%和21.60%，农民参股资金达4000.0万元，涉及粮食、蔬菜、瓜菜、花卉、食用菌、养猪、养牛、家禽、养羊、农机、地盘流转、资金互助、乡村驴友等各个领域。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示范农业的主体，承载力较强，辐射与影响范围大，适合示范农业的试点与推广。
（4）技术推广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有保证。
青州市技术推广体系健全，县、镇两级均配备专职农技推广人员，近年来，又通过推广国家科技入户示范工程、全国基层农技推广补助等项目，理顺了农技下乡最后一公路的关系，农业科技队伍得到不断壮大，县、乡、村三级农技人员服务体系得到完善。2012年全市共有各类农业技术人员2.84万人，其中农业技术干部664人，职业农业中学2处，在校学生1560人，市农业广播学校在校学员2500名，绿证培训人员共计23700人。
市政府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制定了《青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意见》、《青州市农业投入品管理办法》，建立市级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一处，并通过省级计量认证；在镇（街道）设立农产品质量管理办公室，实行农产品质量属地管理；在各镇（街道）、基地、重点龙头企业设立农产品检测站点；基地实行生产过程档案化管理；通过全面完善市场准入、准出制度，从源头上保证了农产品质量。
（5）农产品销售服务体系完善。
在流通领域，青州市创新农产品生产经营模式，创建了瓜菜直采直供的“农超对接”模式。围绕实现农民、基地、专业合作社与市场的有效对接，打造购销环节少、流通成本低、运行效率高、带动能力强的新型农产品购销网络，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以“生产基地、合作组织、农资供应、科技服务、产品推介、市场物流、资金互助、信息管理”环节为切入点，建立了从产地直供超市的“农超对接”模式。临近寿光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专业交易市场，在本市有农业部定点蔬菜批发市场一处，有仓容量达10.5万吨的国家大型粮食储备库一处，产地批发专业市场60余处，蔬菜专业合作组织81个，有各类蔬菜营销经济人1000多名，各基地已同国内十几家大型超市签订了瓜菜、杂粮直供协议，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物流业发展迅速，专业物流企业发展到980家，各类市场发展到209家。完善的农产品销售队伍与渠道，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也为示范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6）青州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为示范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2012年，青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49.1亿元，增长11.5%。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12.6亿元，增长22.8%。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7.1亿元，增长24.6%。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302亿元，增长16.7%；新增贷款76.4亿元，增长29.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0亿元，增长16.6%。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11%和13.4%。青州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中列第71位，为示范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青州自然、区位条件优越，发展农业示范优势明显，发展特色鲜明，具备开展农业试点工作无以伦比的优势。自2000以来，青州市陆续获得部级生态建设示范区、部级绿色农业示范区、国家商品粮基地县、全国蔬菜重点区域基地县、中国花木之乡、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8
【关键词】耕地；撂荒；大别山
中国以世界约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人均耕地仅为世界人均耕地的40%。耕地撂荒，听似遥远，近在眼前。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耕地撂荒，在我们周边不断涌现，尤其是边远山区和高山区。耕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耕地更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一、大别山区耕地撂荒现状
大别山区“承东启西、纵贯南北、得中独厚、通江达海”，处在武汉、合肥、郑州、九江等大中城市群中，是连接皖江城市群、长三角和武汉城市圈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其经济发展对于其衔接地位至关重要，而农业是经济的基础。像全国很多地区耕地撂荒一样，大别山区也出现了耕地撂荒。大别山区撂荒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生产环境撂荒
大别山区，许多耕地背靠低山、丘陵，这些地区的耕地基本上是田块分散、位置偏远、土地贫瘠的劣质土地，绝大多数都不适宜耕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渠、塘、堰等水利设施不能满足农业需求，许多靠山耕地交通不便，农用物资运不进去，农副产品运不出来。资金投入匮乏，机械化操作程度低。此外，近些年国家加强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对靠山耕地的骚扰也促使了这些地区的耕地撂荒。
（二）务工性撂荒
外出务工收入当前已经成为大别山区很多地区家庭的主要收入，相比农业收入而言，务工性收入收益高，同时，投入成本较低，不需要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原材料。调查显示，没有干旱和病虫害的前提下，种植一亩双季稻，最多收获1500斤，市场价不到1800元，不到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务工务农收入差别已经成为很多地方耕地撂荒的主要原因。人社部数据显示，去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亿，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亿。
（三）观念撂荒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但事实上，农民一直被轻贱。在中国一直是务农的人，没有常识，有常识的人不务农，农民等同于贱民，无知识的人。同样的务农，同样的辛苦一生。美国花生农夫卡特，当上了美国总统，因为在西方，农夫是富贵的，是受尊崇的。尤其在现今，由于粮食短缺，农业更上升到先进国家的战略层次。而在中国，农民是低阶的，没有知识，草莽又贫贱的代名词。因此，中国有人因为儿子读研之后回家务农自杀。这导致我国年轻人不愿意务农。务农的都是“993860”部队。
二、解决大别山区土地撂荒的对策建议
（一）增加资金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大别山区多山地、丘陵地形，田块大小、深浅不一，只有不断加大对当地的农业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才能让农民真正愿意回归到农业耕作上来。对于大别山区的农业发展，中央和地方首先必须保证必要的农业投入，坚决纠正乱摊派、乱收费、打白条，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从而建立产销挂钩的新体制。其次，要加大大别山区乡村道路建设力度。大力实施农村公路“村村通”工程，硬化村道路，新建社道路，修通断头路，确保农户农用物资运得进，农副产品销得出。加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力度，改变制约农业发展落后的基础设施，变偏僻山村劣势为优势。只要水利设施能满足农业需求，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只要交通方便了，农用物资及农副产品运输不再难，同时，可以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可以对山塘、水库进行招标拍卖，积极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二）促进农业生产的多样化、规模化、机械化
大别山区耕地环境的多样性为大别山区实现农业生产的多样化，提供了基本的自然条件。劣质、分散的靠山地等可以集中发展食用菌、中药材、人参、烟叶、杂粮等经济作物；而对于可以有条件进行机械化生产的耕地，要坚决稳定承包权，坚持所有权，激活经营权，遵循平等协商、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创新土地经营机制，实现土地集约经营，实现规模化生产，遏制土地撂荒现象。东北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鼓励、支持农民大规模投入生产工具，大面积承包土地，即使单产不增加，一个家庭的年收入也完全能够超过城里人的工作收入。
（三）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用
今年来，不少地区“公司+专合+农户”的合作模式取得了不少成就，大别山区可以对此进行推广，乡镇党委、政府及村两委可以牵头组建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强引进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或发展现代农业的公司，通过整合使分散经营的千家万户同企业都成为利益共同体，从而实行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科学化管理、区域化布局，提升农业的产出效益，解决农村土地撂荒问题。
（四）转变落后观念，树立与现代农业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观念
农民观念不改变，农民落后的面貌不改变，农村的繁荣发展就无从谈起。虽然近年来国家减免了农业税，并在政策上开始大幅向农民倾斜。然而，要真正从根本上解决撂荒问题，真正使农民走出长期以来的穷困，除政府出台更有力的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外，更重要的恐怕要全社会都更新观念，改变对农民一向来的歧视态度。首先，要积极引导农民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当地村两委要通过开展形式各异的学习、培训，使农民掌握现代农业的先进生产经营理念、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从而认识到农业也是高科技产业，是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其次，国家应从多方面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城乡一体化，提升农民地位，尊重农民并保障农民权利地位，使农民不再感到从农为贱。基层政府和基层干部，为此应首当其冲的深入农民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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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政然.重庆耕地撂荒的现状及原因[J].重庆统计，2010（07）：17-18
[4]王玲.边远山区解决土地撂荒的对策与思考[J].北京农业：实用技术，2009（09）：4-5.
作者简介：
郭永彬（1980-），男，山西晋中人，武汉工业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2010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9
关键词：农村;生物教学;发展经济
农村职业高中大多经济条件比较落后，没有大量资金用于生物学教学，一般相对缺乏教学材料和用具;加之教师业务水平较低、惰性较大等原因导致职高生物学教学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等水平。这严重影响了学生各种能力等培养，影响学生学习生物学等兴趣，制约学生生物学素质的发展和提高。农村职高的生物教师应利用本校的现有条件，结合当地实际搞好职高生物的教学，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生物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农村生物学教育;具体应在传授生物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设计好适合当地农村实际的教学方案;注重观察实际和实践探究能力的培养;找出生物课堂与农村实用技术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加强实用技术的教育;注重生物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生物学的情感态度和人生观，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一、围绕生物学基本理论，注重生物实验
农职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农村，对于学习生物学他们比城镇学生存在着明显的优势。
第一，农村学生的生产实践的生活实践多因而其从实践中得到知识就多，而生物学知识本身就是来自实践，掌握后又可以知道实践的理论。
第二，农村学生对于动、植物知识的直观感很强。由于生活在农村，直接与许多动植物接触，所以农村学生具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如生物学中有植物识别，只要把教师的实物在课堂上展示一下，农村学生就掌握得很好，在学习有关的植物概念中，如：直根系与须根系的概念与区别的内容时，只要一讲概念，农村学生就马上领会并能举例找出二者的区别。
第三，农村学生进行生物实验的动手能力较强，他们从父母那儿学到许多动手的本领，比如：蔬菜培植、动物的养殖等在家务活中都可有得到锻炼。
因此，我们生物教师就因该因势利导，注重生物实验教学，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努力达到教学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总目的。
1.面对农村实际，调查本地动植物资源，把许多课放到大自然中去进行，如绿色开花植物的分类一课就可有安排在春夏季。在野外给植物挂牌，让学生采集并制作标本与辨认标本结合，使这部分知识和实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再把实践于实验结合的时候，教师要注意的是调动每一个学生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要有普及性。
2.开展丰富的多彩的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调动学生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积极性，农村学生的感性认识很强，教师只要善于往这方面引导，学生的感性认识利于上升为理性认识，经常性的开展有趣的课外活动，对广大学生又是一个良性刺激。
总之，在农村生物实验与农业实践有益的结合，融实践知识与教学于实践中，使生物学教学的天地更加广阔。
二、立足服务于农村经济，渗透实用知识
近年来，在生物教学过程中，我们努力结合地农业经济实际传授课本理论知识，既注重教学的系统性，又注重知识的实用性，从而直接服务于农村经济。
如在植物生命活动的调节一节，教材只讲了生长素等激素具有的几种生理作用，没有说明具体的使用浓度和操作要领，这样很难在实践中应用。而这一接对农村农业生产的作用非常明显，同学们也很感兴趣。为此，我们在教学中作了具体补充，并做了有关实验。如：在大棚蔬菜在栽培中为雌花发育，用100―200ppm乙烯利水溶液在黄瓜1-4叶期喷洒。促进黄瓜雌花着生节位低，数量增多。在这些实验中学生了激素的有关作用，也学到了激素水溶的配制方法和ppm的含义。学生兴致很高，学习兴趣更浓，并且把学到的知识纷纷传授给当地农民或回家指导农业生产，当起了小农
技师。
三、围绕本地农业特色、搞好课外考察研究服务于当地特色经济
桥区是一个全国著名的农业大区，要发展我区经济，必须充分发挥本地的突出优势。因此在生物教学中我们紧紧围绕我区的特色农业，组织学生进行课外考察与研究，深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造福当地百姓。如：我校生物教师将利用棉籽壳种植蘑菇的技术在桥区吕寺村，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桥区吕寺村人多地少，靠传统农业肯定不行，只有发展副业才能发家致富。但种蘑菇到底如何，当地农民心里没底，没干过的事不能让群众去试。我校教师自筹资金建起了400平方米的蘑菇大棚，当年收入40000多元，在全村引起轰动。教师们在村里连续多次举办蘑菇种植培训班，闲暇时间走村串户、手把手地传播蘑菇种植技术。在老师们的带动下，吕寺村的蘑菇种植逐步发展起来，全村蘑菇种植户占一半以上，户均增收50000元，全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全国绿色小康村”夏刘寨，在10年前却穷得出了名。“越穷越砍，越砍越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山光头，水断流，路断头，人发愁”，1999年，新的村党支部成立。在吃尽砍光烧净、乱砍滥伐的苦头之后，他们开始慢慢认识到，建设好这块老祖宗留下的山场才是唯一的出路。那年冬天，村支部硬是带领全村的留守妇弱劳力在乱石堆、茅草荒里一锤一团火，一炮一堆渣，整地打穴1000多亩，栽植了2万多株石榴、桃、杏等干鲜果树木。2002年，夏刘寨村获得了国家退耕还林项目支持，村民们以更高的热情开始在满山遍野植树造林，不留一点空白。全村仅用3年时间就绿化荒山1.2万亩。
近几年来，夏刘寨村还精心打造绿色庭院建设，在房前屋后及村庄周围，新植各类树木2万多棵，开发了观花、观果、摘果、品果等不同的林业旅游项目。虽是10月上旬，那压满枝头红得发紫的“蒙阳红”，那绿得发青的怀远名品“大青皮”，那甜如蜜的冬枣，吸引着从周边来的游客。夏刘寨村的生态环境变好了，村庄变靓了，名声变响了，有效提升了该村的旅游休闲功能和品位。
通过学生大量的参与、考察与研究，学生得到了启发，能自觉运用生物学原理来分析思考当地特色生态农业应如何达到高产高效优质。他们也明白今后应该如何去更加努力地完善它充分认识到发展“双高一优”农业离不开生物科学知识，从而普遍提高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实践证明：对这些特色农业的考察研究和参与是生物学教学为当地农业经济服务的重要环节。
四、开辟教学实践场所，做到学以致用，帮助家庭走勤劳致富之路
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篇10
论文摘要：江苏地方政府在解决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说明必须依托和发挥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因此，加快制度设计，采取多种举措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对于尽早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有着较大作用。
尽管我国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配置公共资源上有着绝对权威和主导地位，但各级政府部门之间过长的委托-链，加大了管理运作成本，因而同样存在“政府失灵”。在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需问题越来越成为各级政府重点关注、担忧的难题所在，众多学者也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角度加以阐述。农村基层政府机构膨胀，行政经费普遍不足，必需依赖“以农养政”才能生存，基层政府自身不能有效提供农村社会发展所需的公共物品，相反通过管理或“管制”农村、农业、农民来汲取社会经济资源，解决自身庞大的运作成本。政府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原因之一就是单兵突进、孤军深入式的单一行政管理模式。在“全球结社革命”的时代背景下，和谐治理农村公共物品问题，必须依托和发挥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力量。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经济相对发达，完全有条件在全国率先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一、江苏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物品问题上的现实困境
（一）政府财政不足以提供充裕的农村公共物品
地方财政支出严重不足，缺乏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的财政基础。虽然江苏省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于全国水平，财政收支有较大盈余且基数在逐年加大；江苏省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民政事业费支出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民政事业费实际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每年下降，与江苏经济大省的地位极不协调。2006年江苏省民政事业费支出达50.27亿元，地区生产总值21645.08亿元，民政事业费支出占GDp比例为0.2346%。同时，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对农民需求的动态适应性也不强，农业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反方向的不断下降的趋势。这折射出地方财政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扶持是力不从心的；不断增长的民政事业费支出中用于满足农村、农民、农业的公共需求的份额偏少；农村非营利组织如农业技术协会的经费基本上来自于村提留和乡统筹拨款，而乡村财政本已捉襟见肘，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支持自然就极为有限；江苏省行政体制改革仍相对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往往是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
（二）城乡二元政策掩盖了农民对公共物品的有效需求
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是一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农民税外负担沉重。农村社会群体对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需求被弱化、回避，他们成为被社会所忽视的弱势群体。当我们在谈论城市居民社会福利最大化、确保他们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时候，广大农民的社会福利需求被忽视了。加之农民自身普遍地丧失话语权，缺乏表达内心需求的能力，不知怎样表达、向谁表达、如何表达等。农村弱势群体更多的要依赖自身进行自救、自助活动才能摆脱困境。2006年江苏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43.1万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传统救济的总人数105万人，分别占城乡人口比例的1.1%、2.89%。近年来江苏省社会救济人员中，农村居民数量远远大于城市居民数量。这说明农村弱势群体对社会救助、社会救济、社会公共物品的需求远甚于城市弱势群体。江苏省民办收养机构占据着很小的市场份额，农村社会福利机构数量、规模等都不如城镇社会福利机构。而农业生产过程的高风险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使得农村和农民对公共物品供给有着巨大的渴望和企盼。城乡有别的非均衡发展的二元政策固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含义，但在一定程度掩盖了农村公共物品的实际需求。其实，农村贫困重于城市贫困，关怀农民福利甚于关怀城市居民福利。
（三）区域社会发展差距加重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不和谐状态
非营利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许多层面，如扶持社会弱小群体、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扶贫开发、捐资助学、赈灾救济等，极大地提高了国民收入再分配起点以及再分配过程和结果的公平性，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江苏不仅区域经济差距显著，与此相应的区域社会发展差距也特别显著，各地财政对公益事业的资金投入随之呈阶梯形态。苏南、苏中、苏北农村社会发展也是层次分明、梯度递减。苏北灌溉总渠以北经济薄弱、贫困区域，公益事业发展资金严重短缺。一视同仁的经济发展政策其实蕴含着不公平成分，资金劫贫济富的天然法则使区域经济不发达地区公益事业“失血”严重，农村非营利组织发展同样呈现“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而村民自治因缺乏丰富的民间组织资源支撑而显得后继乏力、难以为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农村公共物品供需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由此可见，单靠政府部门、政府职能来全方位提供并满足广大农民对公共物品的巨大需求，需要付出极大的管理成本，对于财力尚且薄弱的政府机构来说，既低效也不现实。提供农村公共物品的任务必须由包括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内的非市场机制来完成。非营利组织可以通过提供种类繁多的多元化公共产品来满足广大农村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将我国农村公共物品和发展非营利组织问题整合起来进行制度设计，把政府有关职能和权力让渡给社会非营利的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等，依托非营利组织加以综合治理、制度创新，或许效果更为明显。
二、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实现江苏农村公共物品供需平衡
目前美国非营利组织已经达到100多万个，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而言，我国非营利组织规模、数量还很弱小，广大的农村“草根组织”更是经费紧缺。我国民间组织总体上远远不如市场中的企业组织有活力，其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用“半休眠状态”来形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盲目地把政府职能转移到非营利组织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就有可能出现“志愿失灵”，也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一）完善以法律规制为核心的制度设计，确立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性地位
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合作而不是统治关系，两者携手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甚至是“政府退、民间进”境地。但怎样才能“放水养鱼”？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设计是发展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前提条件。民主政治与政治民主只有依托法律规制，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制度设计可以形成良好的初始制度路径，降低后续的制度再设计成本，为非营利组织发展提供强制性法律保障。针对江苏农村实际情况，江苏非营利组织的发展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思想，应该采取分类、分地区、分步骤操作措施。重点营造县级以下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物品的网络体系，如完善科协管辖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工会管辖的职工技术协会，建立直接服务于社区、服务于农村综合改革的农村非营利社区学院。采取南北有别的政策扶持措施，苏南地区更多的发展社区自治组织，苏北地区重在发展村民自治组织，有条件的苏中地区分步实施社区自治。针对产业重点不同的地区，实行地方特色的制度政策。如针对沿海主要产粮产棉区，可以重点培育农业技术类非营利组织；配合海洋经济，发展海洋农牧业、水产业类非营利组织；对于农村城镇化速度较快区域，发展城镇化非营利组织；即便是在同一个区域，如果农村非农从业人员已经超过务农人口，那么发展城镇社区化非营利组织更为适合。逐步划清政府机构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职能边界，使农村非营利组织向事业单位过渡，并最终转化为民间组织。尝试建立立足长三角、服务长三角的农村非营利组织网络体系，实现网络化布局、网络化服务、网络化发展。
（二）提供多渠道经费来源，确保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表明，我国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约束瓶颈是缺乏经费，慈善捐款不足是非营利组织与生俱来的弱点。萨拉蒙指出，就非营利组织创造可靠的收入来源以充分响应社群需要而言，它具有严重的缺陷。即便在发达国家，政府资助也是多数非营利组织获取经费的主要来源。对于江苏省农村非营利组织而言，改革的目标排序应该是先进行增量改革，多元化筹措经费，尤其是借助于相关法律保障政府对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投入与江苏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而不是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切实加大对苏北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通过政府投资重点扶持苏北农村公益事业，促进农村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江苏农村经济富裕，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鼓励民间社会资本进入非营利医疗卫生、教育、科研机构。要为尚且弱小的农村非营利组织建立一种输血、造血机制，然后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对非营利组织进行改造。政府建立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证非营利组织具有稳定的合法的经费来源。
（三）加强能力建设，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服务面向
赫茨琳杰指出，非营利组织缺乏企业所具有的三种责任机制：缺乏个人利益的存在，缺乏提高效率的竞争机制，缺乏显示企业最终业绩的晴雨表——利润，有关利润的业绩评价指标几乎没有。正是不以利润为活动目标，导致责任不明、管理混乱，因而导致其服务低效，这些均直接威胁其生存与发展。尤其是农村非营利组织，普遍表现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程度较低。因此，针对江苏经济相对发展、社会相对更为进步、农村相对条件较好、民众观念相对开放的现实，当务之急就是加强江苏农村非营利组织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融资能力、责任能力、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提高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社会公众中的公信力，扩大农村非营利组织在经济发展、社会服务、扶贫救济和赈灾慈善等的公共产品供给力度，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江苏的地理优势，承接上海、浙江农村非营利组织的管理经验，采用请进来、送出去等多种方式提升非营利组织能力。加强能力建设，必然涉及到对能力的测评问题。非营利组织的第三方评估（认证），在欧美国家早已形成制度，可以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着重从组织使命和结果维度评估组织绩效。
参考文献
1、王绍光.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J].开放时代，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