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营销策略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0（c）-0129-01
近年来，环境污染和石油资源的日益枯竭使得人类对传统汽车的质疑越来越强烈，为此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汽车成为各大汽车企业乃至各国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新能源汽车的销量一直未能取得大的突破。笔者认为对于新能源汽车，制定正确的营销策略格外重要，它的销售方式与销售理念在遵循一般汽车销售的原则上，还需要结合其自身的特质，制定正确的销售策略。
1销售现状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20692辆，销售20477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3倍和2.2倍，产销量超过2013年全年数量。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185辆和11777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07辆和8700辆。
2国家政策
我国2001年将新能源汽车研究项目列入“863”计划，以此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随后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除了往年提出的优惠政策外，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底，将对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包括进口）的纯电动以及符合条件的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
同时，国家公务用车也明确将进行“新能源化”，中央国家机关及示范推广城市，3年内公务用车中采购新能源汽车的比例不低于30%；而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从今年起采购比例不低于15%，并逐年提高至30%以上。
3新能源汽车的特点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两种类型，其中纯电动汽车既能实现节约能源又能实现真正的零排放，是各大汽车厂商主要的研发力量所在，也是未来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发展趋势。
下面以纯电动汽车为例，与传统汽油车相对比，来分析其优缺点。（见表1）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总体战略目标特点是“低碳”“绿色”“环保”，这是新能源汽车与传统汽车的最大差异和突出的亮点，也是新能源汽车优势所在，应该以这个理念作为新能源汽车的特色进行宣传。
4营销策略
制定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首先应了解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概况、销售情况及国家相关政策，同时要立足于消费者，详细分析消费者的消费心理。消费者普遍关心购车成本、运行成本以及维护保养费用三个方面。从购车成本来看，由于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新能源汽车的优惠政策，因此购车成本相对可以降低。从运行成本分析，电动汽车无疑更加节能，但由于目前基础设施不全，导致电动汽车充电成了大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选择。而对于维护保养费用，笔者认为主要取决于各大汽车品牌的研发能力及经销商的售后服务体系是否完善。
因此新能源汽车的销售策略应该结合其自身的特质以及消费者的购车心理来制定，应区别于传统汽车的销售方式。
4.1明确消费对象
明确消费对象是制定正确营销策略的第一步。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对象主要应该锁定在年轻群体、中高收入家庭及一些环保人士。
一方面，首先由于新能源汽车的价位相对较高，同时我国目前正处在发展初期，而年轻人更易接受新的思想，敢于尝试；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主要倡导的是节能环保，因此一些环保人士也应列为消费对象。
4.2加大宣传力度
由于目前我国轿车的主流仍然是汽油发动机车，大部分人对新能源汽车的特点及国家相关政策了解并不全面，甚至有些偏激，因此加大宣传力度非常重要。比如营销人员应侧重对新能源汽车的节能和国家优惠政策的宣传，同时可以为消费者计算新能源汽车的运行成本，通过数字对比，使消费者可以更为直观的发现新能源汽车的优点。同时还可以在销售门店内利用电子屏广告或者海报的形式加大宣传力度，举办一些有关新能源汽车的活动，比如有奖问答，试乘试驾等，让消费者逐渐了解新能源汽车，认识到它的优势，进而才有购买的可能。
4.3提高售后服务质量
车主购车后，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售后服务、经销商的处理态度。我国现在还处于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初期，各大品牌除了研发新技术来提高品牌竞争力之外，提高售后服务质量也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重要途径。若能够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初期积累较多的客户，必然在未来的发展之路上，处于优势地位。比如经销商可以进行定期的电话回访，关怀车主的用车情况，指导用车注意事项及保养方法，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赖。
4.4成立新能源汽车车友俱乐部
车友俱乐部提供了车友与车友之间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由于新能源汽车有别于传统汽车，因此经销商可以专门成立新能源汽车车友俱乐部，供大家交流学习，提供技术服务。
5结语
新能源汽车以“节能、环保”为卖点，市场前景广阔。如何使消费者逐渐接受新能源汽车，除了对汽车生产企业提出更高的技术要求之外，制定正确的市场营销策略，对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1]叶楠，周梅华，程秀芳.新能源汽车早期采用营销策略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2（5）：128-131.
能源市场研究篇2
能源紧缺及与之伴随着的能源价格上涨是当前中国经济的突出问题之一。改革开放20余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忽视了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内在关系。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导致我国目前能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
能源紧张状况与我国目前阶段性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密切相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发行大批国债，启动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第三轮经济增长。这一轮经济增长带有明显的单轮投资驱动特征。直至2002年世界经济整体好转，我国在全球化产业结构整合中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机电产品出口增加，而能源紧缺迹象也随之趋于明显。据有关的公开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为1.42，以月度数据估计2004年我国能源弹性系数也将在1.5上下（表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更多的能源），该数值高于建国以来任何一年的数据。
对于目前我国能源消费及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现状，一些学者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能源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由于各产业的特点，对不同的能源品种的需求，结构变动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是不完全一致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会加快工业化的进程，影响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的演变，而且会大大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张丹，2003）。还有学者认为第三产业比重的提高以及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是影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的关键因素（吴巧生，2004）。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的能源紧缺问题既有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工业化进程阶段中重化工业化致使高能耗产业增加的原因，也有工业生产带动的能源正常消耗增加的原因，同时也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家庭能源消费增加的原因，也有当前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市场导向作用不强所导致的能源耗费过多的原因。因此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都是影响当前我国能源消费的重要因素。
二、现阶段影响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因素分析
工业化是一种过程。首先，一般来说，国民收入（或地区收入）中制造业活动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提高了；其次，在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的比例一般也有增加的趋势。在两种比率增加的同时，除了暂时的中断以外整个人口的人均收入也提高了。按库兹涅茨、罗斯托、钱纳里（1960）的分析方法，考察世界工业化经济史，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及其群体的历史演变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产业总量从小到大的渐进过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主导产业的演变呈现出从劳动密集（如纺织业）―――资本密集（重化工业化）―――资本技术密集（航空汽车、家电等）―――知识技术密集（计算机、新材料、生物工程等）的发展的要素结构特征；产业结构的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特征；与此相对应，从附加值角度看，主导产业部门的演变具有从低附加值―高附加值―更高附加值发展的产出特征，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高级化导致产业结构软化，则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年比重趋增，知识型服务业包括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从就业角度看，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劳动人口比重大大增加。根据库兹涅茨模式三次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趋势看，我国当前人均GDp约为1000美元，此时产值中三次产业依次为10.9%、48.4%、40.7%，就业结构中三次产业依次为177%、453%、370%。但2003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依次为49.1%、21.6%、29.3%，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而在国民经济产值比重中第二产业从1990年的41.6%上升到2000年的50.9%，2001年的51.2%与相近收入水平国家相比，要高10～20个百分点。造成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大的重要原因是重工业比重过大，重工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多数年份超过50%，特别是90年代以来，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0.6%提升到2000年的59.2%，2001年进一步上升到60.5%。国内学者测算出我国的产业结构高度正处于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为工业化进程加速时期。由其他工业化国家经验可知，在此阶段工业重型化是必然结果。我国此轮经济增长中，重工业领先于轻工业的增长，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看，2004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中基本生产资料的增长率虽有减缓，但仍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造船、汽车制造、机床等现代工业保持了较好增长。2003年重工业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增强，重工业完成增加值26392亿元，同比增长18.6%，比轻工业快4个百分点，拉动工业增长11.1个百分点，贡献率达65.5%，2003年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冶金和化学工业是带动工业加快增长的主要力量，上述5个行业对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0.9%，拉动全部工业增长8.7个百分点，重工业按其生产性质和产品用途可分为采掘（伐）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我国拉动全部工业增长的多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性质决定其为高能耗产业。2002年、200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分别为134914.75万吨标准煤、167800万吨标准煤，能源消耗与我国工业化进程所处阶段相关。
工业化、城市化是每个经济社会必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从历史上看在一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不断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与此同时在空间结构上则不断向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地点聚集，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产生的人口聚集效应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通过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耗量与农村居民生活能源消耗总量的对比，本文选取城市化指标因素作为影响能源消耗总量的要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的改善，居民用电在全部电力消耗中的比重也在上升，由1996年的10%上升到2003年的12%。居民用电不仅对用电量的增加有较大的拉动，而且加剧了电力需求的波动性，尤其是居民空调保有量的增加使夏季空调用电对电力需求产生的冲击尤其明显。在夏季高温时，上海市空调用电的最高负荷达到了550千瓦，占全部负荷的40%。在江苏省，高峰时空调负荷也达到4―5百万千瓦，约占全部负荷的25%―30%，而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也相对较高。
对于一个能源有限的国家来说，以耗费更多能源的代价来换取短期内较快的经济增长，一方面会因为这种发展模式在将来对能源消耗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会因为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对能源过度开发而使将来因能源缺乏导致对经济发展的更大制约。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的过程中，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来看，在这一阶段中能源消费强度都不会快速下降，且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家庭能源消耗总量将呈上升趋势。因此降低能源消耗，必须要找到并强化可以减少能源消耗的因素。史丹（2002）提出市场经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个是改进企业内部的能源利用效率；二是改善能源的配置效率。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企业必须关注能源投入与收益的关系、能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关注技术创新，从而使企业内部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能源要素流向投入产出高的地区，使能源要素配置区域合理，从整体上改善我国能源效率。因此，从长远来看，必须提高能源的配置效率，使得在能源消耗总量缓慢上升的同时经济发展取得较快的增长。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对未来能源消耗估计不足使得能源生产建设萎缩就是由于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强行政力量过强引起的。近两年来，煤炭企业和电力企业之间的价格矛盾十分突出，这正是长期以来我国价格扭曲所导致的后果。目前，煤电价格实行的还是双轨制，国有煤炭企业按计划价格即低于市场价格或非电力用煤的价格向计划内电力企业提供电煤，还有在现行电价管制办法中1985年以前建成的老电厂和发电网仅根据“燃运加价”等成本推动对电价小幅调整，对1985年后的新建电厂实行以各自成本为基础的还本付息电价，造成电价混乱。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改革开放20余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价格扭曲和价格补贴下取得的，而恰恰是在不断市场化的背景下取得的。在长期的价格扭曲下，能源生产企业内部效益不高，造成了能源供给方面的不足，供给不足绝不等同于无效率的消耗减少；长期的能源价格偏低使得一些高能耗企业利润潜力加大，能源利用效率低，并带动了一些高能耗企业盲目重复建设，这就使得在能源需求方面加大了能源耗费；行政上对能源供给流向管制（如电力供给不足时，对一些企业进行保护使这些企业有足够的电力供应，并且价格低廉）违背了市场公平原则。市场化因素可以从供需两方面来解释能源消耗的原因，增强市场导向作用，强化市场机制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能源配置效率。
三、我国能源消费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关系的回归分析
对Le、LinD、LURB和LGamp进行oLS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
Le=-5.657949715+2.535852318*LinD+0.3527308375*LURB-0.1727975168*LGamp
式中e、inD、URB、Gapm分别代表能源消费总量、工业化指数、城市化指数、市场化指数,经过自然对数变换后记为Le、LinD、LURB、LGapm。本文以2000年为基期，计算的各年能源消费总量指数；采用非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与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两者平均值来代表工业化程度，即工业化指数（inD）=（非农业产值占GDp比重+非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2；以居住在城镇的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的指标；以工业总产值中城乡个体和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产值比重（即市场发挥作用部门的产值）和城镇非国有经济单位从业人员比重（即市场配置劳动力比重）来衡量市场化程度，两项因素权重各为0.5。Le为被解释变量，LinD、LURB、LGapm为解释变量，时间区间为1978―2003年。指标的具体计算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2004、1998、1992、1985年数据。
根据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基本要素对能源消耗的影响方向与经验分析是一致的。由回归方程可以看出：目前工业化inD的进程、城市化URB进程加快会导致能源消耗的增加（+），而市场化Gamp进程的推进会导致能源消耗的降低（-）；工业化对能源消耗的弹性系数为2.535852318，城市化对能源消耗的弹性系数为0.3527308357，市场化对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1727975168。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加快技术进步。资源的丰富或缺乏是相对于一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路线而言的。从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看，我国的工业化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发达国家工业化的经历表明，在工业化进程中单位GDp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呈“倒U型”变动，但依靠技术进步可以使曲线更迅速地进入到下降阶段。我国制造业整体在世界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位置，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加工组装环节。工业技术的弱原创性和强模仿性是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因此加紧研究开发影响未来能源和原材料发展方向的重大技术，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新能源产业化的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就有可能大幅度降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中，也不乏在不利的资源约束条件下，逼迫人们以技术创新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瓶颈，后来反倒创造了新的优势的例子。
能源市场研究篇3
引言
浙江省地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江西位于中部经济发展地带，两者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差异显著难以相提并论。然而，从国内旅游经济发展视角，尤其是入境旅游发展来看，两省都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发展旅游经济，尤其是入境旅游经济，是驱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兑现地区发展权益的重要途径。因此，整理国内学者关于两地入境旅游发展的研究成果，寻找收敛两地入境旅游发展的可能线索具有特殊重要价值。有鉴于此，文中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入境旅游空间格局与入境旅游客源市场问题汇总比较浙江入境旅游研究与江西入境旅游研究。
一、浙江与江西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比较
国内学者对浙江入境旅游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差异以及发展效率分别进行了研究。研究对象涵盖浙江省下属县域和地级市（刘宏盈，2012；涂玮，2013；张子昂，2016；王会军，2016）。刘宏盈（2012）通过定量研究判断浙江入境旅游的稳定性不断提升，入境游客来源^域集中。张子昂（2016）对浙江省县级区域的入境旅游空间特征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就空间集聚特征而言，对象区域的空间集聚性显著。其中，核心县域的扩散效应持续增加，其辐射区域的差异不断弱化。就省内县级区域间流动特征而言，入境旅游流的转移具有惰性。关于浙江省入境旅游区域差异问题，张子昂（2016）认为是局部性的差异。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王会军（2016），不过后者的研究相对更深入。王会军（2016）比较分析了不同地带间、同一地带内和下辖市间的入境旅游差异，发现浙江省入境旅游地区差异由地带内差异所主导。同时，王会军（2016）还发现入境旅游在地级市的差异逐渐缩小且速度不断下降。此外，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效率问题也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视野。通过Dea修正模型处理浙江省地级市入境旅游投入产出时间序列，涂玮（2013）研究了浙江省入境旅游发展效率在时间维度的特征以及空间维度的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因素。
江西入境旅游研究主题包括客源地市场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省域层面的入境旅游流转移特征。前者以万田户（2014）的研究为代表，后者参见刘军胜（2013）的研究成果。就时间维度来看，万田户（2014）发现江西省入境旅游流波动性较强。相对于波动性，按细分客源地市场的稳定性由高至低排列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和国外。就空间维度而言，万田户（2014）分析指出港澳地区有较高的集中度，不同于此，外国地区分布以分散-集中为主要特征。刘军胜（2013）对中部六省入境旅游流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就江西而言，其集聚和扩散指数具有波动性，集聚能力和其对应的外部依赖性强于其它五省，扩散能力和其对应的外部依赖强度居中。江西及其所在的中部地区入境旅游集散现象服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规律和距离衰减规律。
综上，浙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内容包括入境旅游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区域差异以及发展效率，观察区域涉及县级区域、地级市以及所属经济带的其它省级行政区；江西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内容包括客源地市场时空分布特征以及省域层面的入境旅游流转移特征，观察区域仅限在省级层面（含跨省比较）。一方面，两地入境旅游均涉及相邻地区入境旅游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规律问题；另一方面，浙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研究取样地区的层次性更强，而且对空间格局的审视视角更加多元。
二、浙江与江西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比较
部分学者对浙江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张捷雷，2007；周彩屏，2008；娄在凤，2013）。周彩屏（2008）研究浙江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结构的变化，主要考察各客源地区市场份额的自身变化以及相对变化。其发现2001至2006年间份额不断的客源地依次为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份额相对稳定的地区有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份额趋于下降的地区有中国台湾和菲律宾。娄在凤（2013）观察2005至2011年浙江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结构的变化，指出游客地市场的分布格局基本稳定，主要客源国份额的大幅变化并不影响其在浙江入境旅游市场中的重要地位，而且浙江入境旅游市场仍处于兴旺和崛起的市场发展阶段，尽管其内部发展不均衡。
李渊妮（2012）分析了2000至2010年江西地市层面入境旅游数据，发现港澳地区是当地主要的客源市场，入境游客快速增长的地区主要是海外地区，就整体空间的集聚特征来而言以下降为主。陈志军（2014）以亲景度指标来展开对1998至2012年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分析。其发现不同类型市场发展相对均衡而且波动性不大。欧美地区是江西入境游客亲景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亚洲市场是疏景市场。曾剑云（2014）从旅游国际收入视角研究2004至2014年泛珠三角的内地九省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发现江西省入境旅游发展居于地区前列，而上述九省入境游客人均消费支出领先全国，尽管领先幅度呈下降趋势，不过入境旅游国际总收入却低于全国均值。
由上可知，浙江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主题为客源市场结构的变化，即市场份额的自身变化和相对变化，其视野停留在全省入境旅游人数以及来源地区；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主题与浙江研究类似，不过考察地区更加多元，包括省内地级市入境旅游人数及来源地区，江西省所处发展地带的跨省比较，而且关注对象从入境人次拓展到了入境旅游国际收入。可以认为江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地市场研究较浙江省研究更深入。
三、浙江与江西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比较
能源市场研究篇4
关键词：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创新价值链；模型
在社会绿色出行和低碳减排的迫切需求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2018年，北京成立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其中第一项战略任务部署就是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如何提升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分析影响产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环节，得出影响作用较大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才能更好地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赋能。
一、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一）价值链理论
价值链分析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michaele.porter提出，成为企业进行竞争优势分析的有效工具。poter教授把企业内外促成价值产生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基本活动包括企业生产、销售、进料后勤、发货后勤、售后服务等。辅助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开发、采购等。
（二）创新价值链理论
创新价值链是一种与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创新链等多链条通过某种机理有机融合在一起运行的过程机制。其中价值链和创新链是最主要的两个链条，价值链的主要运行模式是顾客—员工—顾客，创新链的主要运行模式是顾客—员工—资源。依据邓正红（2012）企业软实力“金字塔”模型内在机理，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也就是正“金字塔”与倒“金字塔”的无缝对接，将顾客的价值需求转化成员工的价值创新，再将员工的价值创新填补顾客的价值需求，如此循环反复，推动企业在持续的价值创新中不断进化。
（三）创新价值链结构文献分析
学者们分别从知识视角、生产价值视角以及价值链理论视角出发，结合研究课题来定义创新价值链结构。HanSenmt等（2007）从知识视角出发，认为创新价值链结构包括收集知识、转化为创新成果和推向市场实现知识价值；王伟光等（2019）也从知识视角出发，认为创新价值链结构包括知识生产、知识应用和知识扩散。王伟光等（2019）和于永泽（2013，2014）均从生产价值视角，将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创新投入、创新知识凝结和创新成果实现三个部分。于永泽等（2014）从价值视角出发，把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产品设计和产品生产两个过程。谢青和田志龙（2018）、王静等（2018）从价值链理论出发，将创新价值链结构分为研发、产业化、公共领域推广和私人领域推广等环节。
（四）创新价值链构建文献分析
李新宁（2018）认为，创新价值链的理论形成逻辑是创新与价值链的有机结合。创新价值链主要有三部分：基础要素—项目、成果，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主体要素—高技术产业，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产品开发、设计制造和产业化；目标要素—市场，创新价值链环节包括市场运作和售后服务。赵婉琳（2017）研究的是区域创新，其价值链模型由区域基本价值活动（研发、商业化和管理三个阶段，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研发制造、产业化、市场运作和提供管理服务）和区域辅助价值活动（创新基础设施投入、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利用和信息技术支持）构建而成。宋晓彤（2019）等基于钟柯远（2005）和Hansen（2007）的研究，构建了人工智能产业创新价值链。综上所述，有学者从构建创新价值链模型出发，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专利信息构建相应的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对所研究的产业技术创新过程进行更好的剖析，并提供能力提升策略。但是，以往相关研究中，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缺乏从专利视角利用技术创新价值链来研究该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文献和著作。本文作为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和提升策略的第一步，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在后续研究中，将在此基础上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对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过程进行更好的认识与评价。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原则
第一，系统性和科学性原则。模型构建必须从新能源产业的各种角度和层次去研究技术创新和价值创造过程的规律，从而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科学地指导管理实践活动。第二，关联性原则。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关联程度关系着创新价值链的业务延伸和战略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价值链上的所有专利成果，于各个产业而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第三，创新原则。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技术创新能力成为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第四，用户需求原则。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实际调研，了解市场用户需求现状，发掘具有巨大需求潜力的价值链环节，加大对该环节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才能更加高效地增加整体经济收益。第五，适应原则。各省在进行价值链创新时，应当考虑到当地的现实情况，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情况、经济生活水平等，做到因地制宜和适应市场变化，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三、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构建
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模型如图1所示。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过程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大类。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基本活动可划分为研究研发、商业化和服务等。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生产制造、产业化、市场运作（包括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售后服务等过程。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辅助活动可划分为创新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技术支持等。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之基本活动
1.基础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或理论分析得出基本原理，它不以任何专门应用或使用为目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论文和著作，可以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应为研究人员创造良好的研究环境，促使其成果的产生。基础研究有助于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2.应用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研究，以特定实际为目的，成果的主要形式是科学论文、专著或专利。要提高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需要国家加强对科研院所和高校等研究机构所承担科研项目的制度和资金支持，使这些研究机构高质量高效率产出成果，为产业发展增速。3.产品研发。是指以基础和应用研究为基础，以已有资源和技术为支撑，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的核心研究活动。结合政产学研，新能源汽车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作为产品研发主体，加大技术成果转化力度，结合市场需求进行研发，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赋能。4.生产制造。是一种系统性的物化过程。生产制造企业为实现预定目标，通过整合生产的各种相关资源，将前端产品概念设计物化为产品。于新能源汽车而言，高质高效的生产制造可以为行业提供充足的发展基础。5.产业化。是指同一属性的企业或组织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集合成社会承认的产业规模，通过专业管理实现产品系列化和品牌化的过程。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而言，涉及新能源汽车创新过程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形成新能源汽车产业，以期更好地发挥产品价值，促进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高质量发展。6.市场运作。是指一种调节市场经济运行的行为。运作方式包括调整市场价格和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协调市场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市场运作包括公共领域的运作和私人领域的运作。通过市场运作对创新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调整，以期更好地进行技术创新分工，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达到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支撑力量。7.售后服务。是指市场中的卖方把产品、技术、服务销售给买方后，卖方为买方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售后服务的目的是扩大买方市场。新能源产业涉及交通、人身安全、环境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等问题，所以高质量的售后服务可以使买方获得高满意度，有助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性和稳定性发展。
（二）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价值链之辅助活动
能源市场研究篇5
内容摘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的研究命题,构建相应概念模型,并通过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研究检验。研究表明,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指出要想提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活跃度,就必须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培育良好的品牌和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
关键词:市场影响力企业领导者自主创新创新欲望
在以往的研究中,市场影响力主要用于经济学的研究中,并且大多集中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和行业中,后来,市场影响力逐渐出现在传播学和营销学的研究中,其概念主要体现为,市场中的一方影响另一方而使对方思想和行为改变的能力。近年来,国内学者于建原等(2007)在对营销能力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中,验证了营销能力对创新欲望、创新预期和创新绩效的影响,其中在营销能力的测度中,将品牌和声誉对市场的影响能力归纳为市场影响力,其结论表明,包括市场影响力在内的营销能力对创新欲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但在该研究中,没有专门将市场影响力对创新欲望进行单独研究。随后于建原等(2009)就市场影响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得出了市场影响力通过资源获取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结论,并对我国企业如何提高市场影响力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没有通过企业调查进行实证研究。事实上,通过对现实观察可以得出,对于我国企业而言,企业领导者是企业推动创新的关键个人因素,只有企业领导者具有强烈的创新欲望,才有可能促使企业实施创新。为此,本文提出一个待验证命题,即从营销学的角度,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具正向影响作用。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影响的概念模型,提出相应假设,并通过对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该命题进行验证,最后得出结论。
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市场影响力的内涵
市场影响力(marketinfluence)最初是由英国oftel(theofficeofteleco-mmunications)提出,其目的是为了约束居于市场主导地位运营商的行为,防止互联中出现反竞争行为,使新兴运营商有公平接入的机会,促进有效竞争。目前国内外学者(Sullivan,1985;Hall,1988;Kim和Knittel,2004;李剑,2006等)对其相关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反映了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经济主体对市场价格的把握和控制能力。虽然市场影响力的存在不利于产业竞争,但其中却表明企业为了使自己在竞争中保持垄断地位,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
从传播学的角度,市场影响力实际上反映了媒介主体对受众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等方面的影响或改变,以达到媒介主体的经营目的。而媒介的受众则实际上为媒介企业的部分顾客。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市场影响力其实反映了媒介的经营主体为了达到其经营目的而改变其受众,即顾客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行为等方面的能力。
从营销学的角度,美国著名学者Keller(2000)认为,品牌具有能够影响消费者行为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选择倾向的能力,并能够对企业建立有区别的营销优势,品牌持有人因此能经常获得“价格溢价”。Fombrun与Riel(2004)通过各种实证性调查证明了企业声誉的重要性,其结论表明,企业声誉可以影响顾客购买决策,良好的声誉能够鼓励顾客再次购买,并能为企业建立一定市场份额。于建原等(2007,2009)综合了国内外学者(Keller,2000;Fombrun与Riel,2004;缪荣,2008等)的相关研究,认为品牌和企业声誉会对消费者在市场选择产品和服务产生影响,也会影响顾客对新产品的预期和接受的信任度,而且企业能够依靠品牌与声誉对市场形成影响力,来获得创新成功所需要的市场资源,如顾客、经销商、传播媒体等。
因此,借鉴于建原等(2007,2009)研究,本文认为,从营销学的角度出发,市场影响力包括企业品牌和企业声誉,是指影响消费者信任或作出购买决策,以及影响企业获得市场资源、政府支持和其它创新资源的力量。
(二)市场影响力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很容易影响企业对创新资源的获取效率和成本(Barney,1991)。良好的声誉在社会网络中可以取得较大的支持和较好的社会地位,并能以此获得所需的资源和机会或者抵御各种未来不确定因素的能力(缪荣,2008)。资源基础论(Resource-BasedView)认为,企业的资源和能力是企业在市场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Barney,1991)。企业资源对企业成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张方华(2004)总结了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创新成败的因素分析得出,虽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创新资源的稀缺所导致。于建原等(2009)就市场影响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得出了市场影响力通过资源获取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结论。根据amabile等的观点,企业资源是企业拥有的并能推动创新领域工作的一切(amabileetal.,1996)。资源不仅为企业创新提供必要的投入,并使企业能够从容地面对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风险(Rosner,1968)。因此,市场影响力可以通过对资源的获取助推企业实施自主创新。
(三)市场影响力对创新欲望的影响
创新欲望是企业家创新意愿或对创新追求的一种心理状态。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只有当创新欲望达到足够强度时,企业家才会积极主动创新。于建原(2009)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如Schumpeter(1934)所提出的“企业家精神”;emmons(1986)的行为科学研究;nabseth与Ray(1974)的组织领导者对创新的态度;tidd(1997)的创新“愿景”与“领导创新意愿”;aronsonetal.(2007),王雁飞(2006),amabile(1997)的心理学解释,认为对创新欲望具有一致性的测量因素都可归结到“内心”与“行为(倾向性)”两个基本构面,而且企业领导者是否决定自主创新,与其对创新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企业领导者对创新的预期越好,风险越小,就越倾向于实施创新。本文认为市场影响力的提高可以使企业获取更多更有利于创新的资源,增加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企业领导者对创新绩效的预期,从而提高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欲望。
(四)理论假设
基于上面的理论,本文建立理论概念模型(见图1)的研究假说:
H1:企业市场影响力越强,企业领导者对自主创新越具有心理认同倾向。
H2:企业市场影响力越强,企业领导者对自主创新越具有积极行为倾向。
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
1.量表开发。量表开发经历了几个阶段:从现有国外市场营销核心期刊文献中摘录尝试性指标;对指标进行讨论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对原量表题项进行修正;在发放正式问卷前,对量表进行前测、再测信度和效度检验。全部题项量尺采用从“非常同意”到“完全反对”的Likert7点量表法设计而成。
综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采用品牌地位与知名度、品牌美誉度与价值、企业知名度和企业美誉度4个维度来测量市场影响力。对创新欲望的测量,仍采用于建原等(2009)借鉴相关国外研究(ettile与o'Keefe,1982;amabile,1996;欧洲创新研究中心,2005等),结合心理学方面研究,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的观察与测量,通过对创新持有的“心理倾向(意愿)”与“行为倾向”来进行研究。其中,对创新心理倾向用对创新向往、对创新的肯定、对创新的心理偏好和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进行测量;对创新行为倾向用对创新的制度鼓励、对创新资源支持力度和对创新人员报酬与奖励来进行测量。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国外学者在自主创新的研究中大多选择制造业企业为样本,主要原因是其研究大多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本文选择的样本也主要针对制造业。本次数据来源的企业主要分布在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乐山等地区。调研发出150份实测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02份。问卷回收所用时间为45天,有效回收率为68%。有效样本企业共34家,其中大型企业5家,占14.70%;中型企业19家,占55.88%;小型企业10家,占29.42%。行业类别:机械制造类企业14家,占41.18%;电子电气类企业11家,占32.35%;建材类企业9家,占26.47%。
(二)数据分析
1.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主要考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一般认为其值应在0.7以上,最低门槛值不能低于0.6。效度主要考察结构化效度指标,因子负荷值低于0.5的测量题项应全部删除。本文采用SpSS13.0和amos6.0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根据以上统计原则,在删除了五个题项之后,以总样本为例,三个多维变量的可靠值(Cronbach'salpha)均大于0.7,说明测量题项的可靠性较高。效度检验首先考察每一个潜变量标准化因子载荷系数,要求载荷值大于0.5,这说明问项与其潜变量之间的共同方差大于问项与误差方差之间的共同方差,并且显著;其次考察判别系数CR(CompositeReliability)值,要求大于0.7;R2表示观察变量与潜变量的关联程度,要求大于0.3;第三考察aVe(averageVarianceextracted)值,要求大于0.5,这意味着每一个测量因子可解释50%以上方差(Fornell和Larcker,1981;Bagozzi和Yi,1988)。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问卷设计科学严谨,可以用来测量概念模型。
2.市场影响力对创新欲望影响的验证分析。使用amos6.0软件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分析,采用x2/df、GFi、nFi、iFi、CFi、RmSea指标,各指数的拟合标准分别为:x2/df大于10表示模型很不理想,小于5则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小于3则表示模型较好;GFi、nFi、iFi、CFi应接近或大于0.90,越接近1越好;RmSea则临界值为0.08,越接近0越好(Chin,1998)。本文的研究数据验证结果如表2所示,x2/df小于5,CFi、GFi均大于0.90,其余nFi、iFi均接近0.90,RmSea值小于0.08在要求的范围之内,t值均大于1.96,根据本文研究的抽样情况数据验证结果应属可以接受。由此可以得出,该模型拟合可以接受。市场影响力对创新欲望两个研究构面的路径系数达到显著水平(p=0.001),假设H1、H2得到支持。验证结果表明,假设H1、H2可成立。
结论
本文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影响的研究假设,构建了概念模型,建立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测量的“心理倾向”与“行为倾向”两个基本构面和测项,并结合对企业的调查,对该模型进行了研究检验。所得结论表明,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欲望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
显然,改革开放后进入市场经济的30多年里,我国有相当多企业的产品制造能力及市场规模越来越大,但大都采用了“成本领先”与“价格竞争”方式提供支撑,却忽略了对企业市场影响力的提升。在很多领域,虽然我国企业的制造技术和实力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国际上还非常缺乏影响力。为了生存,我国企业为其它著名品牌贴牌生产的现象还非常普遍。因此,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要想提高我国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欲望,提高自主创新活跃度,就必须有效提高企业的市场影响力,培育良好的品牌和建立良好的企业声誉。
尽管本文的研究验证了市场影响力对企业领导者创新欲望的影响,对以往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补充。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显然,对于不同行业、不同规模或不同性质的企业,市场影响力对该企业领导者的创新欲望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在本文构建的概念模型中,没有讨论创新心理倾向与创新行为倾向的关系以及其本身内在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些在本文的研究中都没有体现。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有必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展开研究,并将进一步探讨创新欲望中创新心理倾向对创新行为倾向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缪荣.公司声誉[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2.于建原,陈锟,李清政.营销能力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7(7)
3.于建原,赵淳宇.市场影响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分析与建议[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6)
能源市场研究篇6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兴起，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与市场化在欧美国家蔚然成风。在此背景下，长期居于象牙塔内的高等教育机构亦受到巨大影响，学术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
一、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
1997年，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并将其界定为“院校及其教师为获得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1]。其中，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是指院校和教师所参与的经费竞争。这些经费来源于校外研究项目和合同；捐赠基金；产学关系；高校对教师子公司的投资以及学杂费。而市场活动是指院校进行的营利活动，它主要包括专利的授权与回收；创办子公司；创办独立公司；产学关系；等等[2]。斯劳特和莱斯利在对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四国的公立学校进行考察后，得出“国家政策的变化和州政府资助份额的减少引发了院校内的学术资本主义”[3]。
在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大学的变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适应全球化。随着全球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国家间以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竞争不断加剧。原有的两极化国际贸易关系向多极化转变，老牌工业国家所拥有的优势受到冲击。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产出中心――大学，并尝试运用一系列政策来缩短大学与产业间的距离。政府采取新型的财政支出措施，更多将资金投入到被认为可能直接有助于技术革命和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项目中，从而使“能够用于像中学后教育这样的可以自由决定的活动的经费紧缩，以及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紧密相关的技术科学和领域日益成为中心”[4]。（2）倾向市场化。市场化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学术资本主义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和技术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准绳，强调知识的目的性与商业性。市场化导向促使大学和教师走进市场，并开展各类的创收活动。大学的组织行为越来越像企业，教师则成为创业者或企业家。（3）资源依赖多元化，外部资源供给的稀缺是大学被迫变革的直接原因。学术资本化是大学面临困境时的选择，也是大学寻求可替代性资源的机遇。大学开始在市场中寻求更为广泛的资源支持，以减轻对政府的依赖。故而，在学术资本主义下，大学正通过学费、捐赠、咨询费以及与企业合作研究等途径来实现自身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二、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的转变
（一）大学科研人员身份的转变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给予了大学科研人员走向市场的机会，他们不再仅仅是留守于“象牙塔”内的真理探求者，而是更多地扮演起创业者与企业家的角色。鲍威尔和欧文?史密斯认为，后现代时期的高校人员越来越具有创业人的特征[5]。因此，在学术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大学科研人员开始展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形象。首先，在研究方向上，科研人员从崇尚“基础研究”转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举，更加重视通过应用研究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力求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其次，在研究实践上，市场化倾向日益凸显。科研人员参与市场的主动性增加，并通过咨询、合作、创办公司等方式走向创业之路。再次，在社会关系上，科研人员开始与市场、社会、政府等广泛接触，原有的“相对独立性”被打破。而在价值观上，科研人员从原有的“学术研究”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价值观[6]。最后，在科研评价上，科研人员的成绩不再被限定为首先通过出版而获得；相反其至少是部分地由市场及市场性活动的成功来衡量[7]。科研人员的价值广泛地体现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等方面。
（二）大学科研发展格局的转变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已悄然发生改变。由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政府在资金投入上更为热衷于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利的学科。这导致了差异化的资源分配导向，大学内的学科发展呈现出分裂之势，不同学科间的等级鸿沟加大。应用性研究因与市场联系紧密，其相关学科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并在市场活动中，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而对基础性研究而言，尤其是哲学与人文社会等学科来说，它们深居大学之内，处于一种资源稀少，鲜有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从而，大学科学研究中出现了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的趋势。随着学术资本分化与市场化的结合，越接近市场的学科越具有竞争力，而处于市场边缘的学科则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总之，大学科研的格局倾向于应用性研究，更加注重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科学技术问题。
（三）大学科研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
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引起了大学科研知识生产方式的革新。迈克尔?吉本斯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一书中提出了“知识生产方式2”理论。就“知识生产方式2”而言，它是方式1的发展与延续，并呈现出全新的特征。（1）在研究问题性质上，方式1主要是源于个人的兴趣，是从认知的角度提出的。方式2则来自生产、生活，目的在于解决实际生活问题。（2）在研究方法上，方式1是基于?胃鲅Э频睦砺酆头椒ǎ?方式2则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3）在研究结果评价上，方式1主要关注学者对知识的贡献，方式2则是在关注知识贡献的基础上，更为关注科研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4）在知识生产者和使用者上，方式1的知识生产者主要是大学内的科研人员，使用者多以学者同行为主。而方式2的生产者则不再限于大学之内，其广泛分布于实验室、研究所和咨询机构等，它所形成的知识也被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5）在研究组织上，方式1主要以教授个人或以系所为单位，集中于对学科问题的探讨。而方式2是以跨学科的科研团队为单位，以攻克重大科研项目为任务。故而，综上可知，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大学科研的知识生产方式正经历着转变。
三、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的责任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改变了大学科研原有的状态。它既带来了科学研究方式的革新，也对大学科研所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了冲击。
（一）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责任的冲击
1.对大学科研知识创新责任的冲击。知识创新是大学科研最基本的功能。自科学研究出现以来，知识创新就承载着大学科研的责任与使命。洪堡认为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是学术机构的顶峰”[8]。弗莱克斯纳也指出“追求科学和学术是大学的任务”[9]。因此，探求新知，追求真理是大学科研承担社会责任的直接途径。但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蔓延，大学科研的知识创新功能受到了冲击。从大学科研的转变看，科学研究人员开始扮演创业者、企业家的角色，他们通过咨询、合作、创办公司等形式拥抱市场，原有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日渐多元化。再之，大学内的科学研究呈现出重应用研究，而轻基础研究的发展格局。作为大学首要任务的基础研究得不到充足的资源支持，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最后，伴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大学不再是社会唯一甚至主要的知识来源，大学过去因知识创造而享有的优越地位开始式微。
2.对大学科研人才培养责任的冲击。人才培养是大学科研功能的延续，它集中体现在通过科学研究为社会输出大量的科研型人才上。在学术资本主义影响下，大学的人才培养发生了深刻的转变。学术资本主义改变了大学科研的发展格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科研人才培养的不均衡。由于政府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影响，重“理工商科”，轻“人文社科”的现象普遍存在，大学人才培养更加迎合市场需求。再之，学术资本主义的蔓延也带来了对人才培养质量的担忧。在市场化导向下，大学人才培养有陷入利益泥潭的风险。大学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配备等方面都将有功利化倾向，强调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学术资本主义还影响着科学精神与学术理念的形成。科学研究作为一个探索求知的过程，它需要崇高的科学精神和坚定的学术信念做后盾。但在学术资本主义的文化氛围中，科学研究的市场化、功利化的倾向愈演愈烈，这将严重误导科学精神与文化的形成，不利于大学人才的全面发展。
3.对大学科研服务社会责任的冲击。随着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深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关键因素。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与社会发展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学术资本主义强调大学及其科研人员跨越“围墙”，积极投身到市场活动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科研服务于社会。但同时，它也对大学科研的功能发挥带来了冲击。首先，在目的上。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及科研人员为了争取足够的资金而被迫进行的活动，它并不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这就容易导致大学科研在市场环境中追逐私人利益或部门利益，而忽视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发展。学术资本化的蔓延使知识和技术的生产与运用有了限制，科研成果的公有性和共享性被削弱。其次，在方式上。学术资本主义刻意强调市场化，这会误导大学及科研人员对服务社会途径的认知。大学科研虽然要与经济社会进行互动以实现其功能，但市场化并不是唯一的途径。因此，大学内市场行为的泛滥势必会损害到公共利益，而将大学科研推向异化发展的道路。
（二）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科研责任的实现
1.科研人员的责任。科学研究人员是大学科研活动的主体，其承担着知识创新，培育人才的重任。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是大学科研人员的一种职业操守，也是大学科研人员的一种社会责任与使命[10]。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大学科研人员的身份与角色带来了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科研人员更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与使命。就责任而言，科学研究人员应始终以学术研究为导向，保持对科研事业的崇敬之情，无论何时都以发现知识为本，表达出对真理的渴望以及对人类社会的关怀。科学研究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较，拥有其自身鲜明的特征。默顿在《科学的规范结构》中指出，有四种基本的社会规范构成了科学的精神气质。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这些原则既是科学研究精神的体现，也是对科研人员行为的规范。因此，大学科研人员的首要责任就在于发现知识和增扩知识。同时，大学科研人员还承担着教书育人的责任。作为教师，培养人才是第一要务。大学教师的职责就在于传授知识，传递理念，让学生在参与科研活动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内容与方法，并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完整的科研能力与高贵的科研精神。
2.大学的责任。大学是人类社会中最为悠久的机
能源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持股;价格发现;资源配置效率
中图分类号:F83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5-0020-07
一、引言
证券市场作为有价证券买卖双方交易的平台,使得证券资本得以置换,从而实现资金的融通,并带动相应的实物资产流动、重组和重新配置,最终促进资本形成和社会资源的配置。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成熟而规范的证券市场能够起到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正相关。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优化整个社会经济资源的功能逐步得到发挥,但是,我国证券市场还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转折期,在制度架构、市场基础和投资理念上,与成熟市场国家存在很大的差异,迫切需要在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提高市场效率和竞争力等方面加以改革和发展。2004年2月2日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资本市场提升至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战略地位,并首次确定了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的主导地位,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已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如何正确评价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完善证券市场功能、提高证券市场效率中的作用,是市场各方包括监管层、实务界和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
如何度量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相关研究主要包括:(1)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波动性的研究;(2)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参与主体――上市公司治理质量的影响:(3)机构投资者对于股价内涵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都从不同角度支持了机构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发展的积极影响。但是,发展证券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如何直接度量机构投资者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根据我们现阶段文献检索的结果显示,国外关于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效率,特别是资源配置效率的直接研究成果基本空白,国内也很少,主要包括从金融学科角度展开的研究,总体上支持了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有利于证券市场效率提升的观点。
上述文献表明,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影响的研究更多的是通过理论分析或某一方面的检验加以验证,相关结论更多从简单现象的呈列得出,缺乏较为严谨的实证检验,尤其缺乏对于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直接检验。本文借鉴wurgler在2000年提出的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以及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检验,从会计学和财务学视角展开实证检验,以期弥补该领域研究的不足。
我们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确实存在一定的效率,高收益的行业获得更多的资源流入,从而壮大了行业的实力,提高了行业的贷款能力和证券市场股权融资水平。而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使得该种表现更为明显,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说
信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是影响使用者决策的依据。信息使用者通过对信息的搜集、遴选进行投资决策,而投资决策行为的后果最终体现在股价之中。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能够保证各种信息及时反映在股价之中,从而使各种证券的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其内在投资价值,并使各交易者的边际投资收益率趋于一致,超额收益现象得以消除,最终完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引导资本的再投入(具体形成过程如图1所示)。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信息使用者类型不同、所处的市场环境不同、管理制度不同等都会影响信息效率,以及信息效率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机构投资者在投资规模、信息优势等方面均有别于个人投资者。例如,基于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的考虑,机构投资者在信息的收集(acquire)与处理(process)方面较个人投资者具有较大的优势;基于上市公司会在特定范围内自愿性披露信息的原因,机构投资者更可能获得更多有关企业发展的内部信息,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挖掘活动对增进证券市场的效率起到了积极作用;基于机构投资者对于公司治理的关注等等,使他们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方式对公司进行监督,成为价值投资者,从而起到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对信息的使用效率会对股价内涵产生影响,最终会反映到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的再投资流向上。
我国机构投资者的真正发展应该从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开始。至今机构投资者不论是在群体规模和类型方面,还是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投资的主导地位逐步显现,学者们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有关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整体波动性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机构投资者在稳定证券市场方面发挥以下作用:(1)机构投资者一般具有一定的规模,资金实力雄厚,有利于增加市场的资金供给,有效地避免供需失衡;(2)机构投资者作为专业性的投资者,在专业知识、信息获取、分析手段、投资经验等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够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行业发展和公司研究进行比较全面、长远和准确的分析与判断,有效地减少或避免非理性操作造成的股市大幅波动;(3)机构投资者一般具有长远的投资目标,有利于形成理性的投资风气,这有利于避免股价大涨大跌,起到稳定器的作用;(4)机构投资者更有动力和能力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服务于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等,机构投资者具有稳定证券市场,降低市场波动性的作用。
其次,大量实证研究借助机构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治理状况改进的积极作用评价了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例如,吴东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操纵性应计负相关,即在机构投资者持股较多的公司中对其财务呈报的监督更为有效。。程书强以我国2000-2003年沪市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盈余信息及时性正相关,与公司盈余管理负相关,即公司盈余信息的及时性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吴晓辉、姜彦福发现引入机构投资者后,独立董事治理效率得到显著的提升,而且在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的样本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后一期
独立董事比例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了机构投资者在促进独立董事制度建设上的积极作用。李刚、张海燕研究发现,当公司出于降低成本目的而分红时,机构投资者会入主上市公司,而且市场认可机构投资者的甄别能力。
部分学者的研究则从机构投资者对提高价格发现能力的作用方面进行了检验,证实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作用。胡志勇、魏明海研究发现:备受责备的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由于具有较强的财务信息解释能力,使其重仓股的价格发现机制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公开财务信息,也使其股价成为财务信息内涵更丰富的信息系统。宋玉、李卓以我国2001-2004年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能够相对较早地解读会计盈余信息,其持股比例越高,盈余宣告后的市场反应越小,会计盈余宣告的信息含量越低。旧
上述研究表明,现阶段我国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总体或某一方面产生了影响,机构投资者逐步起到稳定证券市场发展,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据此我们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说: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决策行为有助于提高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内a股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所选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wind数据库,不足的数据则从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年度报告中补充。在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筛选的基础上共确定了25个行业和1474家上市公司数据样本。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
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在投资回报率高的行业追加投资,而在投资回报率低的行业减少投资。即在社会总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引导货币资本流向效益好、成长性高的行业和公司,从而提高整个社会资本投资的效益,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进而实现整个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基于这一点,wurgler提出了直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方法,即考察行业实现的增加值v与行业固定资产存量i之间的关系,回归系数为投资增长率对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弹性系数,其数值越大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该模型从定量的角度考察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为度量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于证券市场资源效率配置的影响提供了有益参考。本文借助wurgler的思想以及冯玉明、周中胜和陈汉文的研究构建了以下模型。其中,模型(a)考察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模型(b)考察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模型主要变量的定义如下:
ecpi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总资产减去t-1期的总资产除以t期的总股本。同时,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从银行贷款和股权融资数额的角度加以度量。因此,对ecpL,的衡量我们还使用了以下两类指标来表示,一类是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每股负债增长率(包括总负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另一类是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通过配股和增发新筹集的资本金。avp表示某行业t期上市公司股票的每股加权平均收益。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利润总额除以t期的总股本。
inSt为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表示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所有流通a股中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比例,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除以流通a股数。
此外,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以下两个控制变量,控制股票市场的流动性和规模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的影响。FluidityL,表示股票市场的流动性,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年成交额除以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a股市值;Stock表示股票市场的规模,用某行业所有上市公司t期的a股市值的自然对数表示。同时,由于我们使用了2003-2007年五年的数据,我们在模型中加入四个年度YeaR变量加以控制,当年份分别为2004、2005、2006和2007时取1,否则为0。
系数a1,表示在不考虑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影响的情况下,我国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情况;β是我们重点考察的对象,表示在考虑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效率影响的情况下,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高回报是否有更多的资源流入(包括资产的增长,获得更多的贷款额度,以及配股和增发的金额)。若该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于资源配置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四、检验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我们分行业描述了各行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见表1。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行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别,其中e建筑业的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为7.948最高,c9其他制造业和B采掘业分列第二和第三位,而G85通信服务业最低为0.027;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指标B采掘业最高为2.238,而G87计算机应用服务业的加权平均每股收益最低仅为0.074,但总体来看加权平均每股收益均为正,说明2003--2007年我国各行业所有上市公司的总体处于盈利状况。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inSt)这一指标从2003年到2007年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混合样本的均值达到了20.7%,说明我国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较高,其影响力也将逐步提升。从各个行业的指标看,c3造纸、印刷业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最高,达到55%;而通信服务业的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最低,只有2.7%。
在对各行业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加权平均每股收益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对文章涉及的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加权平均每股收益avp和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eep显著正相关,表明行业收益越高,其资产增长率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inSt与加权平均每股资产增长率和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符合预期。
(二)回归分析结果
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首先按照模型(a)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各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分析结果列示在表3中。根据25个行业所有样本混合数据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系数a。达到了1.399,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优化功能已经显现,证券市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分行业回归中,除了co制造业中的食品、饮料业,c3制造业中的造纸、印刷业以及e建筑业的系数a1为负并且不显著,其他行业的a1。系数均为正,而且上述25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的系数a1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我国证券市场总体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但是不同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系数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中C9其他制造业的系数最高,B采掘业的资
源配置效率系数最小。
按照模型(b)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1)列中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系数β1达到1.376,在1%的统计水平内显著,模型的解释能力为9.5%;当考虑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时,第(2)列中加权平均每股收益的系数卢。达到1.011,在1%的统计水平内显著,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β2为4.418,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模型的解释能力提高到13.5%。对比第(1)和第(2)列的回归系数和模型的解释力大小。我们还发现,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的影响后,avp的系数有所降低,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大小超过avp的数值,模型的解释力也有所增加,这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总体较好,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第(3)和第(4)列分别为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avp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盈利能力对资源配置方向有一定的影响;而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β2为4.395,并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而且模型的解释能力也有所提升,与未加入控制变量的总体结论基本一致。但是,控制变量Fluidity和Stock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在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对模型的解释力较弱。综合而言,机构投资者持股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三)稳健性检验结果
为了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进行了如下检验。eCpt的衡量除了本文上面所述的每股加权资产增长率外,还用以下两种度量指标表示:一是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每股负债增长率(包括总负债、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系数β2表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高回报是否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额度,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和表6;二是表示某行业的上市公司t期通过配股和增发新股筹集的资本金,系数β2表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上新筹集的资金(包括配股和增发)是否流向效益高的行业,回归结果见表7。
根据表5的信息我们发现,当用每股总负债增长率代替每股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在未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变量时,盈利能力变量对于资源配置有正向的影响。但是加入avp和inst的交乘项时,avp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的系数分别达到2.894和2.827,并且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相关。结论与表4的结论基本一致,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由于总负债指标当中包含了企业正常经营活动中的应付款项,我们又采用每股长期借款增长率和每股短期借款增长率,衡量机构投资者持股对银行贷款额度分布的影响。用每股长期借款增长率和每股短期借款增长率分别代替每股总资产增长率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表6的信息显示,盈利能力指标avp的系数已不再显著为正,单纯盈利指标对贷款额度的发放并不具有信息含量了,而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信息后,avp和inst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对比表6中第(1)列与第(2)列,以及第(3)列和第(4)列方程的解释能力,我们发现,加入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影响后,模型的解释力有显著的提升(由不到10%的解释力上升到35%左右),这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盈利状况良好的上市公司获得的贷款额度越大,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对上市公司的贷款额度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
最后,我们再用每股股权融资额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由于2005年我国实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上市公司普遍没有配股和增发行为,所以在样本中本文剔除了2005年的数据。从结果中我们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与每股筹资额正相关,但是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源的配置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机构投资者在再融资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可能会愈发明显。
五、研究结论
近些年来,发展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成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的有力举措之一。但是如何看待我国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功能,市场各方包括监管层、实务界和学术界还存在一定分歧。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鉴wurgler的研究思想构建了相应的实证检验模型,以我国2003-2007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我国证券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在各行业的差异,并重点考察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对证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能源市场研究篇8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市场区位；客源市场；区域空间组织模式；旅游中心城市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42-06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旅游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不断提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1]。许多省市已经把旅游业作为地区发展的主导产业或者支柱产业。但是，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在空间上具有差异性，因此，如何合理组织客源地旅游者进入目的地显得尤为重要。四川、河北、安徽等省份在“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中均提出有针对性的旅游空间布局及旅游中心城市，同时，不同省市旅游中心城市有数量和等级上的差异。旅游中心城市作为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外在表现，受市场区位的影响，不同省份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存在差异，对应着不同省份的旅游中心城市的建设存在差异，对旅游市场区位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二者关系的阐述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旅游空间组织研究是建立在地理学基础上的旅游研究，是一区域内旅游空间要素之间关系的表现形式，在研究过程中侧重研究区域内不同旅游目的地之间、目的地和集散地之间、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的空间关系[2]。目前，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旅游中心地、旅游空间结构、旅游流等内容：（1）旅游中心地研究方面。中心地理论是旅游中心地研究的基础，margaret应用中心地理论解释体育旅游带动目的地经济发展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3]；wen-tai阐释了最优城市层次这种动态规划城市中心地的方法[4]；柴彦威指出旅游中心地是能够面向城镇区域内的旅游吸引物或者城镇外的旅游者提供一定强度的旅游交通、接待、信息、管理等对外服务功能的城镇中心[5]；李玲等分析湖北省旅游中心地结构现状以及优化解决措施[6]；朱清晓等提出河南的旅游业发展需要建立中心地，依托中心地的强力支撑[7]；何调霞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27个主要旅游城市进行分析[8]。（2）旅游空间结构研究方面。吴泓基于共生理论提出区域旅游合作模式的研究[9]；陆大道提出空间结构组织中的“点-轴模式”，利用这一理论指导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空间结构构建[10]；汪宇明利用“中心-边缘”理论构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系统的认知模式及应用[11]；吴必虎对中国城市居民出游行为进行的规律性总结[12]。（3）旅游流研究方面。国外的旅游流研究侧重于旅游流空间结构、演化以及空间影响方面[13]，m.Dolores运用GiS和eSDa技术分析旅游流和对当地居民住宿的影响大小[14]；Christian对国际游客进入南非市场的旅游流进行研究[15]；Lew通过对路线空间模式的分析阐明旅游地在不同模式路线中的作用[16]。国内分析则侧重旅游流动特征和分布规律。赵伟采用年季变动指数等研究福建省入境旅游流的时间结构[17]；刘法建运用Qap分析模型对相关矩阵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入境旅游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其动因[18]；吴俊峰等对旅游流距离衰减现象的研究得到高斯分布型和指数分布型是旅游距离衰减规律的基本类型的结论；钟士恩等在对旅游流的理论分析中总结了圈层结构理论、中心边缘理论、空间扩散理论等[19]。
目前，国内对区域分析多从个案分析、模型解释角度出发，而基于旅游市场区位的视角研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研究尚显薄弱。本文试图将国内主要市场区位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进行归纳，并阐释其中的对应关系。
一、目的地市场区位分析
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目的地所接待的客源市场来源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就全国整体客源地市场分布来看，章锦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旅游扩散场的地域结构呈东高、中次之、西低的阶梯状格局[20]。旅游目的地的层次具有多样性，本文研究将旅游目的地确定为“省域”层面。不同旅游目的地会吸引来自不同旅游客源地的游客，旅游目的地的客源地也同样具有多样性，将其主导客源地作为本文旅游客源地的分析依据，其主要有远距离跨省旅游、中距离邻省旅游、近距省内旅游三种类型。根据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省份间关系，将目的地市场区位划分为远距离跨省旅游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中距离邻省旅游的相邻型市场区位、近距离省内旅游的重合型市场区位。
（一）分离型市场区位
分离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间为跨省份的的市场区位类型。目的地旅游的国内客源市场地区分布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往往在旅游客源市场占有很大的比重，西部地区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对东部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这一格局属于典型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位于我国的南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我国五大旅游集聚场之一）。然而相关研究表明，其旅游者本地所占的比重较低，为35.25%[21]，其旅游对外省份的依赖性比较大。根据上述得到的4个国内主要客源市场的结论得知，云南省的旅游外来客源市场距离比较远。因此，云南省属于分离型市场区位。
（二）相邻型市场区位
相邻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间为相邻省份的市场区位类型。安徽位于我国东部，与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河南、山东省相邻近。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得安徽省旅游的市场区位优势凸显。首先，安徽省紧邻长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旅游需求十分旺盛；其次，安徽省毗邻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城市群经济不断发展，成为支撑安徽省旅游发展重要的潜在旅游客源市场。安徽省的主要客源市场来源与其相邻的省份地区，故安徽省符合相邻型市场区位。
（三）重合型市场区位
重合型市场区位是指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二者为同一省份的市场区位类型。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旅游的国内客源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来自于华东六省一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山东省、上海市），在对客源市场进行进一步划分，浙江省一级客源市场为浙江省本省市场。浙江省位于长三角洲地区，经济发达，为重要的客源市场，加之浙江省各省市间地理距离近、交通极为便捷、经济交流紧密、文化差异小等，使得浙江省的省内旅游得到推动和发展。根据浙江省旅游局的旅游统计数据，2013年和2014年浙江省接待国内游客分布浙江本省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50.2%和47.7%，浙江省的主要客源市场来源于其本省地区。所以，本文认为浙江省为重合型市场区位。
二、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
空间组织模式是指以三维实体空间作为系统整体，为了达到某一组织目标，各空间组织要素之间形成组合方式中所蕴含的规律[22]。据此，将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定义为以区域旅游空间作为系统整体，为了更好地发展区域旅游，区域旅游空间组织要素之间形成的组合方式所蕴含的规律，分析旅游者到达区域内部后在区域内各点流动所形成的的一般性模式。根据定义，将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典型模式。
（一）单一中心模式
不同旅游者在进入区域内通常选择某一中心城市，然后再通过该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其他旅游地。如图1所示，甲地和乙地在进入目的地区域都首先到达a城市，再通过a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的B、C、D等其他城市。
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地形波动起伏巨大，河流对地表的切割使得整个地形受到严重的分割，山间盆地、河谷、高原面等边缘的山地各不相连。人们生活在相对平坦的山间盆地及其边缘山区，与外界联系受地形阻隔。云南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大，占全省总面积的94%，这一地形使得公路、铁路建设成本较高，每公里高速公路和铁路的而平均投入1亿元以上。①而建设支线机场只需要10亿元左右，两者一对比云南省的航空得到迅速发展，云南省形成了以昆明市为中心，连接省内与周边省际、国内主要城市以及国际主要目的地的航空网。以昆明市区域性枢纽机场为主的机场网络群，到2011年为止，云南省共有机场12个，开通航线258条，其中昆明机场占有162条[23]。这种格局的形成使得来云南省旅游的外部客源市场首先集中于昆明，再由昆明向外辐射。外界进入云南省主要考虑到时间成本和价格成本，因此以航空为主，在路线的选择上从客源市场到达昆明市，再由昆明市通过支线机场到达云南省其他主要旅游目的地。云南省旅游集散地空间分布现有格局呈“一点一线”型，即昆明市大理市丽江香格里拉呈一条线，西双版纳是一个点[24]。其中昆明为云南省旅游中心城市。云南省的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符合本文所定义的单一中心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类型。
（二）多中心模式
旅游者在进入该类型目的地区域时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中心城市，通常这一旅游目的地省份会有一个以上的旅游中心城市。进入区域内后旅游者再通过这些中心城市的区域内交通到达区域内其他城市。如图2所示，甲地旅游者在进入目的地区域会把a作为旅游中心城市进行中转再去往其他地区，而乙地旅游者则把会B作为旅游中心城市进行中转再去往其他地区，旅游者会根据不同需求选择旅游中心城市。
以安徽省为例。从区位角度来看，安徽省具有“承东启西，通南达北”的特点。长三角地区是安徽省的重要客源地，随着中部崛起，中部城市群经济水平发展，中部邻省也将具体巨大的旅游需求潜力，安徽省的旅游市场主要为周边相邻省份。基于上述分析，一方面，由于客源地距离安徽距离适中，旅游者在进入时多采取高速和高铁两种交通方式；另一方面，进入安徽省的旅游者多为大尺度旅游者，旅游者在空间行为上表现为力图采取环状线路旅游[25]，他们不会愿意绕道，更不愿走回头路。这种类型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会选择旅游交通较为便捷地区作为中转，或者会直接到达旅游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蒋作明的研究印证了这一观点。国内旅游客流在黄山市和其他旅游目的地间的空间流动多为杭州、上海、苏州等地[26]。安徽省的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符合本文所定义的多中心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类型。
（三）网状模式
旅游者进入区域内各城市的可能性差距较小，即没有具有中心集散地位的城市，旅游者在区域内的流动呈网络状没有固定模式。如图3所示，甲地或者乙地在进入目的地区域时的路线选择根据他们的实际需要，而不需要中心城市进行中转。
浙江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者大多来自于本省地区，所占比例达到50%以上。浙江省的交通已经形成网状布局，区域内各地市之间以及省际之间交通网络发达。根据2013年浙江省各市公里里程及密度一览表（表1），浙江省杭州市的里程最长，占有区域中心优势；嘉兴市交通的密度最好，可进入性强；此外，湖州、嘉兴、宁波的高速公路密度也较高，金华市作为浙中枢纽交通网连接度高等[27]。根据浙江省分市接待游客总人数资料可以得到以下数据，11个市接待游客总人数占总量百分比由高到低分别为，杭州市22.4%，宁波市14.37%，温州市13.48%，绍兴市12.96%，台州市12.49%，金华市12.26%，湖州市12.21%，丽水市11.24%，嘉兴市11.05%，衢州市7.72%，舟山市6.96%。由此可以看出，各城市间差距小，没有绝对占主导地位的旅游中心城市。
三、目的地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作用方式
不同的目的地市场区位是其不同距离客源地的一种区分，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分析则是基于旅游者在进入目的地时所选择的行为流动规律。旅游者选择流动的方式和路径很大程度上受到目的地和客源地之间距离的影响，一方面距离影响交通方式的选择，另一方面距离影响旅游者空间行为规律。大尺度旅游者在出游过程中力图去高级别旅游地、尽可能去多个数量旅游地，尽可能采取环状线路；而中小尺度旅游者在出游过程中多为节点状路线。因此，旅游者在到达旅游目的地时首先进入的城市就会有区别。远客源市场的旅游者在到达目的地时通常会综合考虑时间、成本等各因素多选择航空这一交通，使得这一类型的旅游者多会首先到达该省份的经济水平较高、集散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近距离的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多选择高速、高铁等模式，相对来说对中心城市依赖较小，通常在路线的选择上更多考虑便利性以及可达性。
（一）分离型市场区位――单一中心模式
云南省的国内客源分布中本省所占的比例较低，其主导客源市场为江浙沪地区。云南省为典型的分离型市场区位，由于市场距离目的地距离远，客源地客源在选择到达的交通方式时从多方因素考虑，多选择航空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在此基础上，目的地多大力发展具有集散功能的旅游中心城市，即为区域旅游空间结构。进入目的地省份首先到达中心城市，再通过区域内交通到达目的地省份的其他区域。到云南省旅游的旅游者首先依托航空进入旅游目的地的中心城市昆明，然后以昆明市为中心，依托地面交通或者二级航空交通，前往各个旅游目的地实现旅游活动（图4）。
图4云南省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
空间组织模式关系形成图
（二）邻近型市场区位――多中心模式
安徽省客源主要来自于包括长三角、中部城市群在内的周边省份，为邻近市场区位。目的地与客源地为相邻省份表明客源距离目标市场较近。在交通上旅游者多选择高铁高速作为主要的交通方式，通常在路线选择上更多考虑便利性及可达性，而对航空这一交通方式的依赖度较低，进而对具有集散功能的中心城市的依赖度低。在目的地省份旅游发展过程中因航空地位而发展旅游中心城市没有可行性。安徽省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受旅游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生黄山、芜湖以及合肥三个中心城市。旅游者根据不同的客源地以及旅游需求在进入时会选择最优旅游中心城市（图5）。
图5安徽省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关系形成图
（三）重合型市场区位――网状模式
浙江省的旅游者来源主要为本省地区，这一区域为重合型市场区位。在交通上选择高铁、高速，相对来说对中心城市依赖极小，加之浙江省的交通网络化布局，游客在确定出游目的地后在交通路线的选择上不须考虑选择相对交通便捷的中心城市作为中转。此外，中小尺度的旅游者行为规律决定了节点状的旅游者行为规律，在目的地选择上并非多个数量统筹考虑而是直接前往目的地城市（图6）。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以云南省、安徽省、浙江省作为案例，分析了三者具有的不同市场区位、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并阐释其相对应的关系。根据目的地与主导客源地省份间关系，将目的地市场区位划分为远距离跨省旅游的分离型市场区位、中距离邻省旅游的相邻型市场区位、近距离省内旅游的重合型市场区位。根据旅游者在目的地区域不同的行为流动规律，本文总结了三种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分别为单一中心区域空间组织模式、多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和网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目的地市场区位直接影响交通方式的选择，进而对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分离型市场区位对应单一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邻近型市场区位对应多中心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重合型市场区位对应网状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
（二）讨论
本文尝试以案例为基础进行分析，安徽、云南、浙江这些省份具有典型意义，还有一些省份介于这些模式之间，需要根据实际加以分析，从而更准确地进行定位。此外，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前提进行分析，尚未考虑旅游者个体特征、旅游者心理等影响因素，这些需要在今后展开更全面的分析。以定性方法为主的分析，缺乏实际数据作为支撑，虽讨论了市场区位与区域旅游空间组织模式的作用关系，但详细全面的作用机理亦未阐释，这些将成为以后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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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场研究篇9
（一）研究重点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都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们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视角存在很大的区别。经济学是从经济视角出发，研究通过社会资源的利用与配置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经济利益，注重均衡，强调发展研究趋势，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的，强调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稀缺资源的合理使用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解释，解释“是什么”的问题。管理学是以对人的管理为研究重点，应用性比较强，是从组织激励角度分析对组织资源的利用，注重不均衡，强调管理过程，研究重点是对世界的改造，解决“怎么办”的问题，管理学中的行为科学理论、科学管理理论等理论都是根据组织提供的社会需要、经济刺激、价值体现等方面来配置组织资源的。
（二）研究方法的差异性
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的内容，把社会经济分为诸多个体，对个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这种研究具有抽象性；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性，它把组织看成是一个整体，再用系统论来分析构成组织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是具体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从一般到个别，从理论或者逻辑上的预期模式到对预期模式的观察和检验，是演绎的；管理学是归纳性的，是对管理经验的总结与运用，从个别出发研究共性，管理学理论是为解释管理活动存在的。经济学采用定量分析法，管理学不仅使用定量分析法，还加之定性分析；经济学多关注人为假设，管理学多关注现实事件。在对数据的利用上，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们自己去寻找的。经济学对除经济资源外的其他资源采用定性化分析法，对经济资源的研究往往采用定量分析法；由于管理的行为比较复杂，数据信息也具有独特性，不好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因此管理学往往使用的是案例研究方法。
（三）研究对象的差异性
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存在根本的差异性，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现场，市场是进行产品交换的主要场所，而现场是进行产品创造的主要场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是对一般社会资源的利用，管理学研究的内容是对特定的组织资源的使用；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资源的使用方法，强调对使用方法的科学性选择，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如何激励和组织资源实现企业的使命；经济学研究侧重的是普遍现象与一般规律，方向比较宏观与共性，管理学研究侧重的是实际的方法与特殊性，方向比较微观与个性；经济学通过对人与企业的共性研究找出共性问题的解决办法，管理学认为人与企业在具有共性的同时还具有明显的个性，因此管理手段的选择也要依据他们的个性来选择。
二、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结合性
（一）对人性的研究上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对人性进行了研究，研究的结果也不相同，但是对人的自利动机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相同之处。经济学认为人都是自利的，自利心理决定了人的行为动机。人都是最大限度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企业也是如此，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对一些经济活动和社会机制进行解释的理论基础，正是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动机，才会进行投资或者消费行为，决定人投资领域的也是自利动机，人们都会选择投资风险最小的，获得利润最大的，投资的数量也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消费也是在追求消费行为利益的最大化进行的，市场机制建立的基础是微观的经济主体行为机制，这也是市场机制占支配地位时间长的原因。虽然管理学在“经济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人”假设，认为人们也在追求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但是这并没有否定人具有自利的动机，并且社会利益与精神利益是人在对个性利益的追求中感知的，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正是人社会经济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基础，只要存在稀缺资源，人的自利动机就会一直存在，社会不会成为只追求利益不受到约束的社会，也不会成为在约束下没有自利动机的社会，人最求自我利益是一种本能，不能否定人的这种本能，而是应该加以约束和规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挖掘人的潜力，使之创造更多的价值，管理就是让人在被管理下获取成果，是否有成果受到管理方式的影响，管理活动中的约束、激励机制也都是在自利动机下进行的，如果人没有了自利动机，那么管理也无从进行。
（二）制度环境上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制度环境是相同的，人类社会处于制度环境之中，制度环境对人类的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例如法制社会中人们就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的，经济学充斥着个人主义，经济学研究以个人为主，以个人行为来分析组织行为，个体构成总体，总体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个体的相互作用，人们的行为都是以追求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企业的行为也是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基础的，对个人和企业这种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应该以规范和引导为主，而市场经济机制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管理资源是由市场来定价的，管理中各种资源的流动是在市场环境下进行的，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是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进行的，企业经营行为和成果是接受市场检验的，因此管理学也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发展的，也需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经济学与管理学运用的基础都是私有产权，私有产权是建立在承认自利动机的基础之上的，有自利动机就会产生自利行为，成功合理的自利行为就会产生私有财产，也就会产生私有产权，私有产权保证经济的有效运行，如果私有产权受到市场经济制度的保护，那么私有财产者就会在社会环境中得以长远发展。管理的实施基础是既定产权，管理活动是为了实现既定产权，即使既定产权的权力不集中在所有者手中，但是收益权却没有变化。
（三）资源配置的研究上经济学的运行方式是市场价格机制，管理学的运行方式是企业行政命令机制，市场与企业又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形式，这说明经济学与管理学都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要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低，那么企业就会取代市场的地位，企业的行政命令机制就会比市场的价格机制更好；如果企业的交易成本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成本高，那么市场的价格机制就会比企业的行政命令更有效，组织形式也会趋向市场，甚至回归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大背景下，企业与市场的替代关系为经济学与管理学提供了竞争机制，从经济学与管理学的分工也可以看出他们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的运行机制、发展动力、运行环境等等，是从社会的视角进行研究的；管理学研究的是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如何通过组织管理来实现企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研究的，经济学对社会的研究为管理学对世界的改造提供了理论，管理学的实践性也会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有利帮助。
三、经济学与管理学结合的趋势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点也越来越多，两者的结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经济学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从研究工作者或研究部门那里收集的，不需要经济学家自己去收集，这就使经济学研究具有重理论轻实践的缺点，导致形式主义的出现；而管理学正好相反，管理学的研究数据都是管理学家门自己去寻找的，使得管理学重实践轻理论，对管理问题的分析与解释不到位，管理学需要经济学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研究基础，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都在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由于这两种学科都在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这就增加了两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在不断的探索中，两门学科的交叉点越来越多，在发展中不断融合。现在的经济研究很多都是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的对象，在研究管理问题时也总借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与管理学的融合也促进了边缘学科的出现。
经济学与管理学普遍应用于企业管理中，新制度经济学划分为三大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与委托理论。产权理论是从产权外部性角度来研究在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控制权的分配与激励问题，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是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委托理论研究的是企业成员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理论对企业的契约性、所有权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企业的管理理论可以借鉴这些理论的研究成果，企业的组织理论也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而经济学边际效用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到管理学的规范性研究中，企业的一体化发展与国际化经营也可以用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竞争战略也可以用信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总之，经济学与管理学是在发展中不断融合，在融合中不断发展，与现代企业的实际更加贴近。
四、结语
能源市场研究篇10
1.人力资源理论与研究生就业
萌芽于17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伴随着经济学家探讨经济增长的原因，解开现代富裕谜的过程，于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形成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体系。经过舒尔茨、贝克尔等众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已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为个人和国家投资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对人的投资而形成的，具体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经历和熟练程度等。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要高于物质本投资收益率。[1]贝克尔认为所有用于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并被视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最终确立的标志。[2]
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根本矛盾和问题是人力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本稀缺。表现为数量众多的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并形成作为现实生产要素和增长因素的人力资本。高等学校是高素质人力资源聚集地，通过大力开发有效管理，高校的人力资源是可以成为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资本，从而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
2.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先是由皮奥里在1970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高、条件好，有职业前景。第二市场则相反。并且，这两种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强的分割性，也就是说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就职者相互流通是比较困难的。第一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不愿意光顾第二劳动力市场，而第二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根本无法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目前国内学者引进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概念，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上体制性分割的现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制度背景下，过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和过高的工作转换成本，使高校毕业生“宁要城里一张床，不要农村一幢房”，就业问题的缓解和解决，要依靠经济发展，也离不开体制改革。
3.就业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理论上否定了市场价格机制会自动调解经济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提出有效需求不足是产生失业问题的根源。在实际生活中，没有非自愿失业之存在，此种情形我们称之为充分就业，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都与充分就业不悖。非充分就业是经济的常态，有效需求不足是非充分就业的原因。主张通过国家干预经济拉动需求，以实理促进生产和提高就业。
高校研究生就业现状分析
1.研究生择业观念对就业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事实，但并非不能解决。毕业生要适时适势地不断调整择业观念，在社会各方面支持下，逐步缓解就业压力。个人进行教育投资的根本动机在于经济利益和效用最大化，即个人期盼通过接受教育，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满意的最佳位置；而社会根据自己的生产需要，力图通过使用教育提供的人才，达到社会生产成本最小，利润最大。这样，社会将会把各种熟练劳动力和高级人才的需求信息输入劳动力市场，个人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调整自己对教育的选择。这样，个人与社会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各自不断地主动调整需求，使得两者达成一致。[3]而在2006年龙江高校的研究生就业形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高校人才需求下降，硕士毕业研究生激增。在这种情况下，毕业生的择业观念并没有大的改变，不管是专业对不对口，自己的个性特征是否适合，还是追逐高层次的就业岗位。研究生择业观念个人取向严重，职业选择较少考虑职业的社会价值。注重经济价值，把经济收入放在首位，研究生功利倾向在择业过程中表现明显。研究生择业时不愿从基层做起，是一些研究生在择业中所持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是社会中的高层次人才，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也应是社会中高层次的。在自己的就业期望得不到满足时，很多研究生就选择待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研究生择业观念应根据现实劳动力市场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以适应形势发展，积极就业。用人单位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用人单位在选择人才时，不仅看重专业因素，而且更看重非专业因素。每个用人单位都希望招聘到有才能的人，能够真抓实干的人，但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人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再强，如果品格不好，用人单位是不会录用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明确的非专业能力要求，主要表现在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管理能力、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等。用人单位的用人观念和制度直接影响着研究生就业。但是，虽然用人单位提出上面各种基本条件的限制，但用人单位进人还是以研究生的能力素质为核心考验标准的。用各种条件限制主要是初步遴选的需要，何况遴选条件也反映一定的素质要求。用人单位强调的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非专业能力）和人品，研究生如果在综合能力和人品上与本专科生竞争中不占上风或优势不明显，就业就更加困难。
3.政府宏观调控对研究生就业的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毕业生（包括研究生）就业制度大致经过了以下四种模式的演变：一是“统分统配”模式（1949~1985年），由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行有计划的统筹分配。二是“供需见面”模式（1985~1989年），适当缩小“统分统配”的比例，有15%~20%的毕业生由学校通过“供需见面”就业洽谈会制定建议性的就业计划。三是“双项选择、自主择业”模式（1989~1999年），出现各种形式的招聘会和洽谈会，不再依靠行政手段由国家保障就业。四是“不包分配、竞争上岗”模式（1999年以来），逐步建立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在就业政策上实现了由统分向不分的转变，可以说这种就业政策的变化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市场作用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大，毕业生个人目标的追求开始主导着毕业生的就业选择。近年来国家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关于切实做好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关于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制度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采取积极措施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不断完善制度环境，解决宏观调控毕业生就业地区流向问题，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
高校研究生就业发展的新思路
1.转变研究生就业观，全面提升自身素质
许多学者的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研究生宁愿专业不对口，宁愿高才低就，选择沿海也不去中西部地区，这也造成了研究生就业的地区间结构失衡。这里有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和就业环境的客观因素，也要注意研究生的主观因素，要引导研究生走与实践相结合的成长之路，这样可以解决就业市场化与就业流向控制的矛盾，这是其一。其次，人的需要是多层次，既有物质需要也有精神需要，要教育研究生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构建良好的价值观念体系。同时，要引导研究生不以一时的主观判断来选择职业，而是客观地看待职业的社会地位，充分地认识社会和自我，不要幻想和要求第一次选择就业岗位或从事的工作，就能完完全全符合自己的理想，终身从事一种职业是可能的，但终身在一个岗位上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2.调整研究生教育的专业结构和培养模式
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教育一直显得比较被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已经市场化，但高校教育体制改革较缓慢，表现在专业设置调整滞后，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结构与市场供求出现了错位，这是制约高校毕业生就业最突出的原因。要增强大学对外部市场的反应速度和能力，给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提高专业设置的灵活性，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重组教师教育资源，改善师资培养结构，建立起适应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要求的师资培养体系。同时，高校研究生应根据自己的职业理想，突出自己的就业优势，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就业率。
3.完善研究生就业市场体系
就业市场也称劳动力市场，是指劳动力要素买卖双方从事交易活动的场所。研究生就业市场已初步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宏观调控，学生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逐步完善研究生就业市场体系，积极培育、开拓和完善研究生就业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市场，为研究生就业创造更广阔的空间。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针对性要加强，建立研究生专门就业市场，以使就业市场有序有效运作。随着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化深入及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各高校纷纷建立自己的就业指导网站，成立了高校的无形就业市场，通过网络求职更加便利，应加大力度建立毕业研究生就业信息网，解决市场信息不充分的问题。实现全国范围的远程面试和网上初选，加快建立全国大学生就业网上联盟，建立健全研究生就业市场的法律法规，规范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明确毕业研究生、用人单位和高校的责任和权利，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2007年2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对就业促进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期待“就业促进法”能严厉禁止和惩处各种就业歧视；能大力优化创业环境，从源头上增加和促进就业供给成为考核评价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
参考文献：
[1]刘文.高等教育投资与毕业生供求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