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伦理学篇1
关键词:地方党校;法学教育;法律伦理;教育
在地方党校的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是一门重要的课程。法律伦理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很多关于法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都属于法律伦理的范畴。法律伦理的内容比较宽泛，包含法律制度的伦理，法律从业者的行为伦理以及职业伦理，还有常人的一般伦理。对于法律人来说，他们的伦理性在于，捍卫社会的正义以及保障人权，法律伦理教育是地方党校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地方党校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地方党校法学教育没有将法律伦理教育设置成目标
我国地方党校在进行法学教育时，没有考虑到法学教育自身的特殊性，而是将其当作普通的地方党校教学的科目。在法学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只是单纯的向学生传授法律的社会功能、体系、相关的概念以及法律的实施效果，而没有注重对学生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同时忽略了法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虽然地方党校中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哲学教育等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属于政治教育，主要向政治的方向引导，与法律伦理教育并不相同。地方党校在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测评时，还是侧重于对书面知识的掌握，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法律伦理教育的地位趋于边缘化
1998年，我国的教育部确定了法学专业的14门专业课程，但是不包括法律伦理教学的专项课程。在法学硕士和博士的课程中，也没有涉及法律伦理类的课程。2001年之后，各个地方党校逐渐开设有关法律伦理教育的课程，但是基本都属于选修课程，学校对这些课程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教师对这些课程的教学要求也不高，教学的方法与观念也比较陈旧，这导致教学的效果不佳。地方党校的不重视，使得法律伦理教学的地位逐渐趋于边缘化。
(三)法律伦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缺陷
目前，地方党校对于法律伦理的教学中，首先，缺乏大量的师资力量，很多地方党校都没有专门研究法律伦理的教师，一般都是教授公共课的教师进行法律伦理课程的教学，这些教师没有对法律进行过专业的研究，并不了解法律人才的培养方法，因此，他们不能按照法律伦理的教学特点进行教学。其次，对于法律伦理的教材编写来说，缺乏影响力较强的教育教材，这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再次，目前对法律伦理的教学中，主要的侧重的是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形成法律伦理的教育机制与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能将是非观念和正义理念融入到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不能真正的培养学生的能力。
二、完善地方党校法律伦理教育的措施
(一)树立法律伦理的教学目标
对于法律人来说，他们的职责在于为社会处理各种纠纷，树立公平的行为规则。而地方党校开设法律伦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这主要表现在法律伦理的信念以及职业伦理行为。只有培养学生法律制度的伦理思维以及伦理行为能力之后，才能保证学生具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
(二)地方党校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
为了强化地方党校的法律伦理教育，地方党校应该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以及相关的系统，向学生传授专业的法律伦理的知识以及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开设的法律伦理课程应该作为学生毕业的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和教师对法律伦理课程的重视程度。通过法律伦理的教学，帮助学生更好的认知法律伦理，掌握处理现实生活中各种事情的能力，比如处理道德价值对立以及道德利益对立的方法。另外，由于社会中存在的关系比较复杂，也不是专门开设一门法律伦理课程就能解决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法律伦理教学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中，从而提高学生处理实际中冲突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地方党校在法律伦理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结合现实问题，提出了完善地方党校法律伦理教育的措施，不但要树立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还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伦理思维和行为，为社会输送正直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鄢娜．关于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培养与建设初探［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5(14):79．
法律伦理学篇2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伦理学篇3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法律伦理学篇4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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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伦理学篇5
【关键词】伦理性，环境法，多元化，伦理视野，启示
法学界普遍认为部门法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它们的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但若从法哲学的视角分析，调整对象与调整手段不同其实是源自它们之间有着彼此不同的价值本位。环境法不同于传统私法、公法以及近代兴起的社会法，是以生态环境为价值本位的新兴法律部门。环境伦理（或生态伦理）是环境法产生和发展最重要的起点之一，环境法领域的许多研究都是以环境伦理为基础而展开的，因此涉及环境伦理的环境法论著也特别丰富。但“保护对象的广泛性和保护方法的多样性，决定了环境法是一个极其综合化的法律部门”⑴。由于环境法涉及的方面众多，决定了研究环境法的伦理视角本应是多元化的，环境伦理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况且环境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无法为环境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某些环境伦理难以回答的环境法问题需要由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因此对环境法进行多元化的伦理分析既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笔者在此试图选取几个与环境法关系较为密切的伦理学分支学科展开论述，希望能为丰富和发展环境法的理论贡献一点绵力。
一、环境伦理⑵
“环境伦理乃是环境法治的基础，是环境法治的价值核心”⑶。环境伦理是环境法的理论之源，在环境法中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依次可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环境伦理是环境法产生的法哲学基础。“法学始终受着哲学的巨大影响。这突出地表现为哲学上的每一更新，每一种新的较有影响的哲学流派的出现，都会引起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法学价值定向的改变，并推动着新的法学流派的出现或既有法学流派的分化、变态或消灭”⑷。环境法的产生以环境伦理的出现为其哲学背景。环境伦理源于人们对自身与生态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深度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人对生态环境以及各种生物的道德责任。诚然，现实的环境问题是环境法产生的内在原因，但环境伦理的出现为人类保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从而解决了环境法产生中从可能到现实的关键问题，因而成为环境法产生所不可或缺的外在因素。其次，环境伦理为环境法的独立提供了依据。环境法之所以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环境伦理功不可没。环境法以生态环境为特有价值本位，因此环境法中有着许多不同于其它部门法的特有理念、原则和制度，它们在产生和发展中无法或难以在其它部门法或其它学科中获取太多养分。它们只能被还原到环境伦理这一哲学层次，并在其中寻找理论渊源。只有在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下，环境法才有可能摆脱传统民法、行政法以及经济法的巢臼，成为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法律部门。再次，环境伦理是环境法变革的原动力。“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⑸，而这个革命首先是由其哲学基础——环境伦理推动的。环境法的法域变迁历经了从私法到公法再到社会法的转型，并最终定格在生态法之上⑹，推动这一进程的强大动力就是以强调人与自然平等与和谐共处为己任的环境伦理。不仅如此，环境伦理的影响透过环境法还波及到其它部门法和法学理论，从而导致了“对各传统部门法的扬弃和整合”和“对传统法学理论的超越和创新”⑺。
尽管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的贡献不可取代，但毕竟也只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环境法涉及到经济、行政和科技等诸多方面，这就决定了环境伦理不能替代环境法理论，环境法还必须从其它学科中汲取营养。就是在伦理学的视野里，环境伦理也并非环境法理论的唯一来源，伦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环境法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影响。况且，自身不太成熟的环境伦理也无法全面支撑起环境法理论，环境伦理在某些环境法问题前显得无能为力。因此这就需要突破范式的束缚，以多元化的伦理视角全面审视环境法，也只有如此环境法才能实现发展上的超越，而这也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
二、法律伦理
环境法中虽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伦理但终归还是一门法律部门。尽管其在幼稚期难免要靠吸收环境伦理的理论而维持存续，但它一旦发展成熟必然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实现由“环境伦理”到“环境法理”的飞跃，从而最终回归到法律科学的序列当中。如果说环境伦理的法律化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一次飞跃，那么环境法律的伦理化就是环境法发展的第二次飞跃，而在这两次飞跃之间及第二次飞跃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就是法律伦理。法律伦理是“研究法的伦理蕴含和法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伦理关系和道德问题，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从而为法律的创制和实施过程提供价值评价的依据和标准，并对社会发展所引法的法律关系和道德水准的总体变化趋势进行战略分析和预测”⑻的伦理学分支学科。以法律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其重要意义可以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法律伦理虽在本质上侧重于伦理，但其所研究的毕竟是环境法律现象中的伦理问题，而非环境伦理现象中的伦理问题，因而避免了环境伦理在逻辑上“就伦理论伦理”的循环论证模式，将对环境伦理的研究突破到法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是环境法摆脱环境伦理束缚、实现自我回归的必然趋势。其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弥补了环境伦理的某些理论不足，解答了环境伦理的某些难解之题，从而为完善环境法的理论另辟了蹊径；同时也使环境法理论摆脱了环境伦理的抽象性和说教性，而更能为人们所实际接受。再次，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可以为环境法律的创制和实施提供特有的价值评断依据，对现行环境法中的不足进行法律伦理上的批判，从而避免了以往环境伦理既为立法基础又为评价标准的种种尴尬。最后，在环境法中引入法律伦理，使环境伦理和法律伦理的价值得以同一，使保护环境既成为道德义务又成为法律要求，从而解决了环境法的实现性问题。由此可见，应当对环境法中的法律伦理予以足够重视、加以充分研究，但这并不表明法律伦理能解决环境法中的所有问题，因此还需要将环境法置于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进行研究。
三、经济伦理
任何法都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环境法亦不能例外。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长期沿袭了西方国家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存在着管理费用过高、经济效率低下、科技发展缓慢、障碍公平竞争和助长不正之风等多种弊端⑼，许多有识之士因此而提出了进行市场化的环境保护并为之立法的初步构想⑽。环境问题是在经济生活中产生的，也只有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得以真正解决，这就必然会涉及到经济伦理问题。“经济伦理实际上是一种以人类社会实践中某一特殊类型的道德问题，即经济生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为主题对象的伦理价值研究⑾。”以经济伦理的视角研究环境法，得到的新启示可概括为四个方面：首先，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即讲究环境道德并遵守环境法律的终极目标是为满足人类需要，从而弥补了环境伦理在环境立法目的上的不切实际和虚幻。其次，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反映了“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即尽管经济活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但也必须遵守经济道德和环境道德，或至少是作为经济道德或环境道德的最低要求的经济法律或环境法律。再次，“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经济生活中两个最基本的价值原理（原则），也是经济伦理的两个基本的道德价值尺度或标准”⑿，因此在环境法的立法、执法和司法等环节中讲求效率与公平也成为了在环境法中讲求经济伦理的题中应有之义。最后，环境法的发达必须根植在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土壤之中，而这种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实质上就是理性经济，即讲求伦理的经济。综上所述，环境法与经济伦理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但尽管这种联系是极其密切的但始终也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经济伦理同样也不能解决环境法中所有的问题，因此还需要在更宽广的伦理视野中继续探询。
四、生命伦理
生命伦理可以说是环境法研究中一个独特的伦理视角。法律意义上的生命是指法律主体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的整个过程，而此处所称的生命则主要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恩格斯曾对生命的物质基础和本质特征作过精辟的论述：“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自我更新”。生命伦理原“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⒀，只是当代学术界普遍将生命伦理等同于生命科学中的伦理，从而将生命伦理的内涵局限在医学或生命科学领域。本文主要是从生命伦理的原意展开的。环境法产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中的环境问题。人类之所以关心生存环境，究其根本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另类思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看法其实就是生命伦理研究内容的一部分。将对环境法的研究深化到生命伦理层次，是环境法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首先，生存是生命的首要价值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要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必须具备一定物质，而物质的供给无一不来源于环境，因此可以说保护环境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人的生命价值。这在无形中就提升了环境法立法目的的层次，突显了环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运用伦理学中“推己及人”的特有方法⒁，由人类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推想到其它物种的生存需要、愿望和追求，从而在体察和理解的基础上自觉地调解人类和其它物种的关系。这就为以法律形式保护其它物种的生存提供了合理的伦理依据。再次，尊重生命价值的伦理理念将自然视为人有机身体的无机延伸⒂，强调要如同爱护自己身体一样爱护自然环境，从而避免了环境伦理中“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战。最后，生命存在是人的最基本价值，环境法确认了维护生命存在的法律本位，提高了其在众多部门法中的地位，同时也突出了自身存在的重要性。生命伦理本身比较抽象且容易给人以某种“玄学”的错觉，因此生命伦理只能是环境法研究的基点，而对环境法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伦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来完成。
五、科技伦理
“由于环境法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尤其是生态基本规律和环境要素的总体演化规律作为自己的立法基础之一，因而环境法中便含有大量的反映这些规律要求的技术性规范，使环境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技术性”⒃。科学技术性是当代环境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科学技术与环境法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无论是人类环境问题还是作为解决环境问题手段的环境法，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为己任的环境法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一定认识的基础上的，它必须体现自然规律特别是生态学规律的基本要求；运用科学技术将有利于环境法律规定的执行、违法行为的认定和争议纠纷的解决⒄。科学技术在环境法中的作用如此之巨大，因此对环境法进行伦理研究时必须思考其中的科技伦理问题。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经渗透到了环境法领域，并对传统环境法理论提出了严重挑战：首先，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在环境立法时，必须对那些需要通过法定形式和程序上升为法律的生态科学规律和环境保护技术进行道德分析，要充分考虑其道德可能性和道德现实性。其次，科学技术成果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可能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同时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现实伦理问题，对此环境法必须进行两难选择。再次，环境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它不仅要对现有环境问题做出应对，而且还要对未来的环境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价。某些未来可能具有环境危害科技成果是否能在现今使用，这将涉及到世代的公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所共同关注的问题。最后，科技在发展中可能呈现出造福于人或危害人类的两极状态，如何趋利避害、扬长避短，调整和规范好科技发展与人类利益之间的关系，将成为环境法和科技伦理共同的任务。科学技术在环境保护中虽然作用巨大但毕竟不是万能，因此环境法的伦理视野也不能仅局限于科技伦理范畴，而应拓展到伦理学的其它领域。
六、国际政治伦理
国际政治伦理问题主要存在于国际环境法之中。在环境法还未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之前，国际环境法是从属于国际公法体系之下并以其重要组成部分形式出现的。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国际环境法的主要渊源是以与环境问题有关的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国际法学说、“公允善良”原则和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公法性规范。“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在因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发生的国际交往中形成的，体现它们之间由其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的在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方面的协调意志的，调整国际环境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⒅。有关环境事务的国家间交往、协调，是国际政治交往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国际政治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际政治伦理问题，因此研究国际环境法必须高度重视国际政治伦理。“国际政治伦理的研究对象为国际政治中的道德现象，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⒆。国际政治伦理的某些内容为国际环境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国际环境法中的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国际环境合作原则，要求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负有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和义务，都应当并有权参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国际合作行动。伦理学研究有关道德和利益关系的基本原理为以上两原则的可行进行了最好的注解，即人类只有在具有共同的环境利益基础上，才可能产生共同的国际环境伦理（道德），才有可能进行环境保护的环境合作，也才可能以此为基础构建起国际环境法的体系。其次，国际环境法中的共同但有差别原则，要求在保护和改善全球环境方面所有国家都负有共同责任，但相对于发展中而言，发达国家应当承担更大或更主要的责任。无论从历史考察还是从现实考察，发达国家生产方式上的畸形发展和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而且它们占有全球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丰富的财力资源，所以发达国家理应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或主要的义务。这种义务是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而且由于国际上并没有能真正凌驾于任何国家之上司法组织，所以认为其是一种道德责任可能比认为其是一种法律责任更加切合实际。最后，国际环境领域始终贯穿着霸权与道德的斗争，即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处于强权地位的部分发达国家总是试图逃避自己应当承担的环境责任，并企图在环境问题上控制其它国家，这势必会遭到倡导国家与地位平等的国际道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反对，而国际环境法就是这种霸权与道德斗争的产物。显然，在国际政治伦理视野中仅能对国际环境法进行研究，而对环境法（特别是国内环境法）的研究应当有更宽的伦理视角。
七、行政伦理
在环境法领域中之所以要研究行政伦理，是由于我国的环境保护目前仍然主要采用行政管理模式。行政伦理主要研究的是在行政管理以及行政权力运用过程中所涉及到的各种道德问题，它存在于包括了环境管理在内的各种行政管理活动之中。我国环境现状出现“局部地区得到控制、总体状况仍在恶化”的局面，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着种种弊端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的环境管理普遍存在着管理部门职权范围不清、机构法律地位不明、行政执法力度不够⒇，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出现了相互推诿、相互争利的恶性局面。这种困境的形成有环境法的自身原因，也有行政管理的体制缺陷；要摆脱这种困境不仅需要完善环境立法，而且需要改革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并且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主要是通过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定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法与环境行政管理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环境法研究中应当重视行政伦理问题，其主要理由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环境法是环境管理机构工作的基本准则和执法依据，但完善的环境法律还需要健全的管理机构来执行，因此加强环境法制建设应当与加强管理者个人的职业道德、管理机构的行政伦理建设并重。其次，在环境管理机构中强化行政伦理，有利于改进管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能，从而有利于充分发挥环境法的作用。最后，在环境行政管理机构中重视行政伦理、强调职业道德，与完善环境法中有关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职责的法律规定一起，同为防止和限制环境行政权力滥用机制的不同侧面。但“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完善的法律和健全的机制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对环境法的伦理研究还应当继续深化下去。
通过将环境法分别置于不同的伦理视野之中并对其进行了逐个分析，笔者初步勾画出一个以生命伦理为思维原点、环境伦理为理论架构、法律伦理为基本特征、经济伦理为实际基础、科技伦理为前瞻导向、行政伦理为实施保障、国际政治伦理为重要补充的比较完整的环境法伦理体系。当然笔者的论述不可能穷尽伦理学的所有领域，一些对环境法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伦理领域，如个体的环境道德心理、传统的宗教伦理、中西方传统环境伦理思想及其比较，笔者由于学识有限和篇幅限制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本文所进行的研究还相当粗浅，仅仅是在不同伦理领域对环境法进行了简单概述，还未深入到环境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制度以及整个体系当中。所有这些不足都将成为笔者继续进行深入研究的起点，同时也欢迎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⑴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⑵涉及环境伦理问题的环境法论著十分丰富，笔者本不想过多论述；但由于环境伦理在环境法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保持本文的整体性笔者还是对之略论一二。
⑶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载于韩德培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⑷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⑸吕忠梅著：《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⑹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8页。
⑺陈泉生著：《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⑻李建华、曹刚等著：《法律伦理学》，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⑼参见郑少华著：《生态主义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8页。
⑽相关论著可参见郑少华：《市场导向：中国环境管理的未来发展趋势》，《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3期合刊；张璐：《“经营之法”的形成——市场化条件下环境资源法的理论拓展》，载于吕忠梅、徐祥民主编：《环境资源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55页；王蓉：《中国环境法律制度的经济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等等。
⑾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⑿卢风、肖巍主编：《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
⒀万俊人著：《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⒁参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
⒂参见李爱年著：《环境法的伦理审视》，湖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⒃王灿发著：《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⒄参见汪劲著：《中国环境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⒅参见王曦编著：《国际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法律伦理学篇6
法伦理学因此具备了蓬勃发展的独立姿态。法伦理学的学科属性取决于它独特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它既研究法律的正当性问题；又研究法律中的正义问题；还研究新兴领域的法律和道德难题。与此对应，它研究的方法既要有思辨的哲学方法；又要有价值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还要综合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法伦理学的最大使命是对法律的道德批判。
[关键词]法伦理学法律道德
伦理学的历史形态和学科属性
法伦理学是从法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点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法学与伦理学两大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缺失再到分立的历史过程。
近代以前，法伦理学没有独立的存在形态。它与整个法学一起，被包容在哲学伦理学这一大的门类之内。由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制度较为发达，尤其是古罗马法律制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人们感知的对象和思想者反思的对象。最早、最系统地对法律作出反思的是当时最为发达的哲学伦理学。在最早的伦理学著作中，我们就可找到一些法学里所谓的最具挑战性的、永恒的主题，如法与利益、正义的问题，人治与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政治基础，道德的法律强制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又深刻的道德思考，这些思考不只是伦理学的财富，也深刻影响了西方法哲学的发展。
中世纪尽管黑暗，但中世纪的思想家门并未停止对法律的道德思考，我们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能读到有关论述。而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重新发展，罗马法的复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巳不只是思想家的内心激动，而是通过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人文法学派的几个阶段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可以说，从人类最初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的法哲学，寻求法律的正义都是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就没停止过。
19世纪中叶以后，现实社会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也给法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随着职业法学家的出现，开始了摒弃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由于专业的原因，他们开始从道德的视角转到法学的视角，从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外在方面转到关注法律的内在构成，为了保证对法的客观科学的分析，他们排斥了价值因素。按赫费的说法，这段时期在法和国家科学中盛行的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而这两者对道德观持不信任态度，在有些地方甚至明确地拒绝道德观。随着哲学与法的国家科学的分离，也出现了法和国家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从而使法和国家伦理学也消失了。（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包容万物的哲学家们由于把法理论的任务推给了法学家，自己也如释重负，注意的兴趣转移到诠释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最多是因为研究的需要和兴趣稍微注意一下法的研究，如此说来，法学家们故意地在研究法律时抑制住自己的道德冲动，而哲学家们则把道德的冲动指向了除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与伦理的关联思考无可置疑地被淡化和遗忘了，这一切，在从奥斯丁开始的学者们那里，如萨维尼、凯尔森、哈特等，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相对匮乏的阶段。但这一阶段却为法伦理学的独立存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分立的法学学科，就不可能出现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渗透，只有它们彼此独立才能彼此交融。
近入二十世纪，西方社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组合，社会立法大量出现，一种谋求客观描述法律的社会运行状况的法学产生，即法社会学，但这种要求价值中立的学科同样排斥追求应该的法律，并不能提供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武器。事实上，直到二战后人类在遭受了由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后，尤其是在这种灾难往往又是在法律的幌子下发生的时候，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1971年罗氏将其20多年的思考整理成《正义论》一书出版，基于伦理、法律、经济、制度、社会的综合研究，他创立了一种权利伦理学体系。
《正义论》应该说就是一部法伦理学的著作，而且因其采用了现代的论证方法，如决策和博弈理论，使得关于法律正义的讨论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从而开辟了法伦理学的新天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使得对法律正义的伦理学讨论重新活跃起来。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法伦理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法学家、伦理学家或政治学家甚至经济学家，如德沃金、富勒、波斯纳、哈贝马斯、布坎南等，都就相关主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可见，自二战以来，法伦理学的发展在西方巳经具备了蓬勃发展的独立姿态。
那么，作为独立的法伦理学到底是属于法学还是伦理学？法学学者一般把法伦理学归入理论法学。而伦理学学者则把法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认为应用伦理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新涌现的，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历史上巳存在的事物现在具有了新的性质和内涵，所以在社会的某个领域里有什么道德难题，就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医学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等就是试图对各自领域中涌现出的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寻找答案而兴盛起来的学科，法伦理学当然就是解决法律领域中的道德难题的学问。其实，无论把法伦理学归属于法哲学，还是归属于伦理学，都是合理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门横跨法学和伦理学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并以法学和伦理学为其共同的学术渊源。
法伦理学固有的边缘交叉学科属性使其最终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学科身份，而同时具有法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属性。这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把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大概分三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关于法律的存在的前提的道德批判，也是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强制制度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证明。法伦理学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伦理准则的论证这个前提性问题。此类问题是法理学所一般不予证明的，只是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对法律存在的前提批判是法伦理学所需要研究而
处于法学视野之外的。如人类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作为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为什么是善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制定的法律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它的道德正当性在哪里？我们应当守法吗？可见，法伦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问题，可成为法律之上的问题，意即是在人的存在的大背景下，对法律正当性的形而上的思考。新晨
第二层次是内涵于法律制度中的道德问题和现象。这也是法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即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如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怎样才是正义的？司法工作者应具有什么样的德性？立法和司法要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制教育？这一层次的内容是法学本来所具有的，尽管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试图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任何价值内容，以保证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但事实上对法律这样一种人所创造的并以此来促进人性实现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无法排斥道德等价值内容的，相反，它还是法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法伦理研究对象的这一层次同样可以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一层面的问题是法律中的问题，意即研究的是实体法中的道德问题。
法律伦理学篇7
【摘要】tothebasiccharacteristicofancientChineselaw，peoplehaveseveralviewpoints，but“ethicallaw”isthecommonopinion.articleagreeswiththisopinion，butitarguesthatthisopinionhassomepuzzledomneedingimportant.theconclusionthattheancientChineselawisethicallawshouldbeunderstoodinthedevelopmentofworldwidelaw，shouldbeunderstoodinthewholeprocessoflawfunction.
【关键词】化理法/伦理/道德/ethicallaw/ethic/moral
【正文】
对于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特征，人们的概括五花八门，然而“伦理法”的概括在近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本人赞同伦理法的概括，但认为现有的理论解说存在如下尚需解决：其一，将“伦理”与“道德”作截然的划分，将“伦理”视为中国古代的，“道德”视为西方的、的，并以之作为“伦理法”的理论前提，是否有伦的基础；其二，在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内在规定性的理论前提下，“伦理法”的概括是否足以构成对其他法律文化类型的区别；其三，伦理法着重从法律的精神和法律规范的内容出发界定传统法律的特征，并以之与其他法律文化样式相区别，是否论据充分。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深入的学理，综合考察各家观点，力图地界定“伦理法”的内涵。
从法的精神和内容角度对中国法的传统作一言以蔽之的概括，促使人们特别注重法律与儒家伦理的关系，但不论是“法律之儒家化”也好，“伦理法”也好，这些说法，措词不同，强调的重心或有差异，但显而易见，实质却是大同小异。不过是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或“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古人之言的现代注解罢了。
二、“伦理法”的理论困境
（一）“伦理”范畴与“道德”范畴的关系
伦理与道德的关系，即使在伦理学上，人们的观点也不一致。
如有主张伦理与道德内涵一致的。魏英敏先生认为：“伦理与道德具有大体相同的意义。两者均突出了行为准则在人们行为中的重要性，稍有不同的是，伦理并未突出人们个体的心理、品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伦理称为客观的法，指谓道德，把道德称之为主观的法，指谓个人道德。实际上，如同道德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伦理也包含社会和个人两个方面。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常常是把‘伦理’、‘道德’当作同义词来使用，甚至是‘伦理道德’并称。”[3](p111)也有主张伦理与道德不一致的，如有人指出：“长期以来，‘道德’与‘伦理’这两个概念被混为一谈，至少是缺乏本质上的区分。其实老子早就敏感到了这两个层次的本质差异，所以他主张遵从道的生活而反对遵从礼教的生活。虽然老子的取舍有些过火，但我们至少必须明确这两个层次的地位。‘伦理’表明的是社会规范的性质，而‘道德’表明的却是生活本意的性质。”[4](p17)也有人从中国道德的特性出发论述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如有人指出：“现代人所说的道德，中国旧日称为‘伦理’。……所谓‘伦理’就是人伦之理――不同的人伦关系有不同的行为原理。这种着重个别关系的道德观念与西方道德中对普遍原则的追求大异其趣。”但他接着又指出：“然而，说‘伦理’是一套中国人独特的道德观念，并不表示中国的道德观就只有这么一套。中国哲学家的道德观有不少是不能单用‘伦理’这个概念去概括的。即以儒家为例，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义，都有普遍性，基本上亦不是基于人伦关系。”[5](p4)
尽管在伦理学上，人们对于“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有不同认识，但我们找不到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的古代传统道德是“伦理”而西方的道德是“道德”这样截然的划分。即使上文提到的，有人认为“伦理”是中国特殊的道德，但他也不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就等同于“伦理”。因此，对于中西道德的区别这样一个问题，伦理学者也主要不是从“伦理”与“道德”的概念上进行界分，而是从道德的不同内容上进行界分。
反观“伦理法”的概括，却把伦理与道德做了严格的界分，并以之作为理论的基础。如对伦理法介绍最为详尽的俞荣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论》中专列一个问题：“‘伦理’是我国固有的文化范畴”[2](p132-134)，他认为：“‘伦理’一词，不能视为一个西方文化的概念，而是道地的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伦理’一词，实指古代宗法社会中以血缘家庭为基础的人伦尊卑等级秩序，亦称‘伦常’，即人伦之常道。”“儒家所说的‘伦理’，可以明确为宗法伦常或血缘人伦，是一种家族主义伦理。”[2](p133-134)这样的界分不仅有违伦理学的通常思路，而且以伦理等同于“人伦”或“伦常”，似乎也就没有必要称“儒家之法”是“伦理法”，改为“人伦法”或“伦常法”更不容易引起异议。这样修改之后与作者的本义似乎也不违背。正是由于“伦理法”本身在基础问题上存在漏洞，因此已再此方面受到攻击，如范忠信先生就曾指出：“人们常说中华法系或中国法律传统是‘伦理法’的法系或传统。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准确。任何一个民族皆有自己的伦理，其法律皆体现了各自的伦理。从这种意义上讲，各民族的法律都未尝不可以称之为‘伦理法’。所谓‘伦’，就是人际关系。如中国古代首重‘五伦’，就是重视五种人际关系。‘伦理’，就是人际关系应有之理，就是所谓‘义’、‘宜’、‘谊’。因此，‘伦理’一词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概念，并无特定的价值取向之涵义。”[6](p105-106)我认为他的批评是一言中的的。
（二）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关系，是法学史上的永恒话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法律和道德不仅分享同一套词汇，以至于既有法律上的也有道德上的义务、责任与权利；而且，所有国内法律制度都体现着特定的和基本的道德要求的宗旨。不得杀人和不得滥用暴力是法律禁令和道德禁令相一致的最明显的例证。还有一种观念，即正义的观念，它似乎要把这两个领域统一起来：正义既是适合于法律的善，又是诸善中最具法律性质的善。我们思考和谈论‘依照法律的正义’，也思考和谈论法律的正义和非正义。”[7](p8)企图把“法律实证主义、法理论及法学这三个传统法学派结合为一体的”[8](p11)统一法理学的代表人物博登海默也指出“法律与道德代表着不同的规范性命令，其控制范围在部分上是重叠的。道德中有些领域是位于法律管辖范围之外的，而法律中也有些部门几乎是不受道德判断的。但是，存在着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法律规范制度，其目的是保证和加强对道德规则的遵守，而这些道德规则乃是一个社会的健全所必不可少的。”[9](p368)事实上，“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总是指特定的法律与特定的道德的关系，譬如资产阶级法与资产阶级道德的关系，社会主义法与共产主义道德的关系，和社会主义法与剥削阶级道德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地看问题，就不存在不体现统治阶级道德的法律。事实上，法律必然与统治阶级道德相一致，即使个别法规偶然违背统治阶级道德，但从总体上看法和统治阶级道德总是一致的。”[10](p404)
法律的道德性是法律的一般本性，因此，中国古代法也必然是道德性的。中国古代的道德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人伦道德。“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礼”是儒家道德的规范形式。“仁”与“礼”作为道德范畴，在儒家是被泛化而适用于社会各领域的。而儒学发展至宋明，仁、礼同于天理。天理的社会内容又被解释为三纲五常，理、礼、法合一于人伦道德。法律的道德性，在中国古代特殊化为法律的人伦道德性。
庞德曾论述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动态发展历程。他认为，法和道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系。他把法律的发展分为前期或萌芽时期、严格法时期、衡平法时期和成熟法时期等几个阶段。他认为在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时期，法与道德浑然一体，这表现在古希腊“法律”一词“最初只解作伦理的风俗，宗教的仪式，人类概观中的律例，以致社会制裁的全体”。在第二个阶段，即严格法时期，如古罗马和英国中世纪，由于“国家和结合的作用明确出现，法律亦就从其他社会规范中明确地分化”，因而法律与道德截然对立。在第三阶段，即衡平法或自然法时期，由于利益之被忽略，以及伦理习惯之被漠视，促使来自外界的道德观念大量混入。因此，一个时期道德侵吞法律，而哲学、法学把法律条规视为道德的一种，并把法学附属于伦理学。而随后的一个时期，即法律的成熟时期，法律和道德重新分离，但不像第二阶段那样截然分开，而是既分离又联系，而且在法律运作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联系。如在立法中道德是法律的基础，立法者依据心中对某种事物的道德判断进行立法；在司法中法与道德彻底分离，但又有四个接触点，即司法造法、司法的自由裁量、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裁决）。因为这些活动都离不开人们心目中的道德观念。[11](p172-173)
与道德的关系史揭示了“道德法”是早期法律的不成熟的形态，是人类法律发展的共同的早期阶段，而不仅仅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法律的特点。“道德法”不仅表现在法律的精神、与道德的一致，而且表现在法律运行过程中的非独立状态。“法律作为一种独立的体系所需要的法律原则的独立、司法制度的专门化、法律程序的完备、法律部门的体系化、法律家阶层的职业化、法学的发达都远远没有达到，没有人试图将当时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组成一种独特的结构。也就是说，法律实施的全过程都是为了实现道德的或宗教的目的，法律只是手段。”因此，对于古代法的特殊性这一，仅仅从儒家伦理的特殊性出发界定法律的特征，在逻辑上是存在缺陷的。即使从某一社会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来界定法律的特殊性，从而与其他社会或的法律相区别，它也仅仅在下面的意义上才是合理的，即对应道德的差异来发现法律的差异。如果以本社会道德的特殊性来界定本社会法律的特性，如称自己是“伦理法”，却不以相同的前提来界定其他社会法律的特性，并由此展开比较则无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当我们作出“伦理法”的概括时，必须意识到它有着世界性的普遍背景。
“伦理法”的概括显然没有意识到法律与道德的混沌不分，是法律发展早期的普遍现象，而一厢情愿地把她作为中国古代法的特色来对待。
（三）法律的文化特质
依俞先生的解释，“将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概括为伦理法在一定意义上为的是区别其与西文化的不同之处，标明其法文化的民族的、地域的和时代的特色。”[2](p132)这说明“伦理法”概念的提出，一是致力于揭示“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的”，二是为与其他法文化形态相区别的。就第一点而论，“特质”当是指“特殊的品质”，而品质，基本上是用于对人性的一种善恶评价。因此，“文化的特质”完全是一种拟人化的手法，把文化作为一种生命形态来加以，这至少可以说明文化是可以有其善恶观的，因此，也就树立了文化与道德（或伦理）的特殊联系。而道德总是关涉人的内在精神的。18世纪德国家康德把道德看成是出自“善良意志”的“绝对命令”，而唯心主义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则认为道德是主观意志的法，道德的基本内容要求人们在内心中规定善恶标准，从而在行动中扬善去恶。当代美国加里福尼亚贝克斯菲尔德大学教授J.p.蒂洛认为：“道德基本上是讨论人的问题的，讨论人同其它存在物（包括人和非人）的关系如何。道德讨论人如何对待其它存在物，以促进共同的福利，发展和创造性，努力争取善良战胜丑恶，正确战胜错误”[12](p9)因而，文化与法律的关系问题最终会成为“法律的精神”问题。因此“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其实也就是在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法律的精神。“伦理法”从中国道德的特殊性出发，揭示中国古代法的精神，此一概括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就第二点而论，仅仅关注法律精神的“伦理法”的概括，无法完成与其他法律文化形态相区别的任务。只有从法系角度出发，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回答。
“法系”是一个包容了法律文化的静态与动态状态的更为宽泛的概念。法系的研究是通过对古往今来的人类法律实践活动进行地域的和的划分，通过横向、纵向的比较，探讨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性并预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法系是一个天然的比较法学的概念。
但是应以何种标准划分法系，“比较法学家们意见并不一致。不过，为此目的而经常采用的标准是：法律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法律渊源的和层次，特定法律制度中的法律家的操作方法，该法律制度所运用的具有特色的法律概念、该制度中的法律机构以及制度内所采用的法律分类。”[13](p3)亦即“民族、语言、历史、传统、文化、地理、宗教、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正义观念）、实体法以及法律技术和法律风格等”[14](p64)都是界分法系的因素，它们应是综合为用的，任何依单一因素所界分的法系都不可能是全面的。
由于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在《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过于拘泥于法律体系和文化类型的密切关系，注意这些类别之间在伦理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受到勒内?罗迪埃等的批评，认为“这就可能把比较法变成比较文化的研究。……到头来，既不是法律规范的比较，也不是文化的最高原则的比较。这样的研究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可能和法律科学与法律技术关系不大。”[15](p26-27)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推而广之，仅仅从文化的精神层面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也是有缺陷的。
三、“伦理法”的内涵
“伦理法”之所以面临上述困境，我认为并不是该范畴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而在于人们对其加以论证的理论思路。首先，“伦理法”的理论前提不在于“伦理”与“道德”概念本身的截然分野，而在于中西伦理的品质差异；其次，“伦理法”的法文化的特性不在于法与伦理的紧密联系，而在于其联系的长久性、稳定性和封闭性；再次，“伦理法”不仅仅表现为法以儒家伦理为最高原则，以及“《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的规范表现，而且表现为在法律确定的前提下，法律运行过程中伦理标准取代法律标准的普遍性和不可逆转性。
如果我们能够改变思路，便会赋予“伦理法”以科学的内涵。
（一）“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的宗法历史背景
尽管在伦上，伦理与道德通常不作明显的界分，但伦理毕竟在词源上是中国固有的概念，古人对伦理的解释本身便赋予了它宗法血缘社会所固有的宗法血缘的内涵，因此，“伦理法”尽管在普遍意义上意指“道德法”，但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反映了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对于中西伦理的区别，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指出：“其与伦理也，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3](p85)伦理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时认为，中国古典伦理思想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强烈的现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精神。第二，鲜明的家族主义和群体主义意识。第三，浓厚的情感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第四，突出的重义轻利和崇道扬善品格。[3](86-91)正是这种伦理的特殊品格，决定了法的特殊发展走向。
（二）“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古代中国独特的法律渊源体系
在伦理法的渊源体系中既有正式的法律渊源，也有非正式但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法律渊源，后者突出了伦理法的特性。
前者主要指各朝各代正式制定的律、令、格、式等由国家正式制定的法律规范形式，后者主要指家法族规、儒家经典，称它们为准法律规范毫不过分。
在封建社会，各王朝为了借助家族的力量进行统治，国家的司法权下移，家族承担了重要的执法角色。从唐代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家法族规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家法族规虽非国家的有关立法者或立法机构所订立，但它们从问世以来几乎一直得到上自朝廷下至地方官府的支持和提倡。”[16](p161)就纠纷的处理而言，“众多的家法族规都明文规定，家内族内发生的争端应先在家中、族内处理，对于径自告官者就要予以惩罚。有些地方官府也公开认同这一先告程序。”[16](p189)这就意味着家法族规是伦理法体系中非正式的法律渊源。
伦理法是以儒家思想为根本指导的，而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的载体即儒家经典对法律长期、全面的渗透来实现的。儒家经典主要指被后世合称为“十三经”的十三种主要典籍，这些典籍在漫长的时间内，对中国古代文化发挥着指导和统领的作用。这些经典经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阶段实现了对法律的全面渗透。在司法实践中，执法官常常引用儒家伦理思想的总体精神，去指导具体案件的定罪量刑。特别是那些事实清楚，却不好定性的案子，其断案依据，不少是比照儒家经典浓厚的伦理观念提出的。儒家经典在法律实践领域中发挥了具体调整法律关系的作用。
（三）“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特殊的法律推理和法律教育方式
推理是从已知的判断推导未知的判断的活动。在以制定法为主的法律体系中，制定法是一切法律推理的基本前提。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儒家经典却往往是推理的基本前提。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司法审判并不都是为了判断是非、求得公正、伸张权利，有时不过是为了化冤解仇，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安宁而已。在这中间，与其说国法重要，倒不如说伦常、人情更重要[17](p94-95)。为了达到这种权衡，即使引经的做法有牵强附会之嫌，也不顾惜。目的不过是天理、国法、人情融于一体，以达到司法审判的最高境界。在礼与法矛盾的情况下，可以以礼破法。这便是古代法律推理的重要特点。
“伦理法”模糊了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并且道德在价值层面上高于法律，因此，对于执行法律的法官来说，懂得道德或礼所包含的“法意”比记住法条和墨守法条更重要。法律教育无法真正开展，法律知识的获得具有明显的经验性。
（四）“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特殊的法律机构的制度设计
中国古代，司法权附属于行政权，行政与司法合一。首先，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皇帝是最高的法官，最终的裁判者。皇帝既可以通过“三复奏”、“五复奏”制度，将判处死刑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还可以不经司法机构直接断狱，并且有权改变司法机构的裁决。此外，皇帝可以通过大赦、恤刑等手段赦免犯人。虽然皇帝干预司法，形成对司法的监督，有利于杜绝或减少冤狱，但另一方面，皇帝对司法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运行。而“地方法律设施的特点有二：一是中央对地方司法的控制日趋严格；二是行政长官一般也兼任司法长官，行政与司法是合一的。”[18](p442)按照三权分立理论，行政与司法的合一，便会形成行政机关的专制，民主的前提是司法的独立。伦理法不需要如此，因为它本身就是为专制服务的。
（五）“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以刑为主”的法律体系和“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
正如张晋藩先生所说的：“中国古代法律虽然不像西方学者断言的那样‘只有刑法而无民法’，但重刑轻民的确是历史的事实，它既是中华法系的特点，又是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19](p136)张中秋先生也指出，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的社会原因既不是商品不发达也不是社会的古老。中国传统法律刑事性的社会原因是传统中国国家权力和观念的发达。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权力和观念高度发达的社会，形成一切以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最高价值，这种价值观的无限扩散，渗透到包括纯私人事务在内的一切领域。中国传统法律的刑事性并不表明中国文化是落后的，相反，它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20](p78-98)。
诸法合体是古代中外各民族法律编撰的共同特征。例如罗马《十二铜表法》就是如此。而古代中国经过秦汉魏晋，至唐代制定《永徽律》，“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体例臻于定型。唐以后，无论是《宋刑统》还是《大明律》、《大清律例》都沿袭了纳诸法于一典的编撰体例。历经二千五百余年而不改，其保守性为世所罕有。直至清末修律，引进西方法律，才打破了这一的传统。
（六）伦理法之概括应该基于中国古代独特的法律意识
法律与伦理的紧密结合使中国古人过着遵循“礼”的生活而不是遵循“法”的生活，“法”仅仅被视为保障“礼”实现的手段，因此，任何违法的人同时就是违礼的人，“违法”本身首先是一个道德的评价其次才是一个法律评价。在古代中国人的秩序观中，“礼”是以“修身”为基础的，“违礼”当然也需要首先通过“身修”来改变被破坏的社会关系。总之，按照这一逻辑，法律的问题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法律意识其实就是道德意识，对普通人而言，守德才能守法，对执政者而言，“为政”必须“以德”。
综上所述，“伦理法”是指中国古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并与儒家的道德观紧密相连的、世界早期“道德法”的基本形态之一。它在立法、执法、守法、法律意识等方面都严重依附于道德，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法典体例、法律机构体系、法律技术手段、法律教育类型以及法律意识形式，既表现出了法律相对于道德的明显的非独立状态，又因这种联系的血缘性、紧密性、长期性和稳定性而与其他的“道德法”形态相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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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伦理学篇8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理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D90-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9-00-01
一、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及其表现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指在对某一行为或事物的属性进行评价和价值选择时，根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价值选择与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二者是相互排斥，即依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其行为或性质是合道德的，而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其行为或性质是违法的；或者依据道德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其行为或性质是不道德的，而依据法律标准进行评价和选择时，其行为或性质是合法的。道德与法律冲突依据是：道德与法律指向的对象都是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具体的、现实的；某一道德行为或法律行为都依赖于人，会常常同时集于人一身；个人的利益是不相同的，而道德与法律都是调节个人利益手段。当道德与法律两个标准同时集于一身时，冲突就产生了。
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产生的原因是道德和法律存在差异的表现。法律具有强制性，违反法律理所应当受到制裁。对于公民而言，并不愿触犯法律；对于审判部门及相关执法人员而言，法律是唯一的评判和信仰标准。但是，“刚法总有遇到柔德的时候”，即当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则办事的时，看起来好像不道德和不被大多数人接受。
对于与法律冲突的行为或性质，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大义灭亲。如某父杀死自己作恶多端的儿子，为民除害。其行为是道德的，但却是违法的。许多民众集体签名为此犯罪者请求从轻或免于处罚，这正是此种犯罪行为存在道德上的合理性的表现。第二，包庇、窝藏、协助潜逃。如某子犯罪，其父为其销毁证据；某人犯罪，其姐为其提供窝藏之处；某父、某姐协助其子、弟潜逃，其行为有道德上的可同情性，但却违法。第三，司法人员总是无法彻底地避开人情，各种亲情、友情总会想尽办法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司法工作人员。即使已实施回避制度，但也不能保证亲情、友情一点儿也不渗透到司法过程之中。在制度与亲情、私交之间，无论执法人员选择从轻还是选择间接帮助，都会产生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对于与道德冲突的行为或性质，有以下几种情形：第一，恶法在它本身的体系中是合法的，但却是不符合道德的。第二，被依法判处死刑或死缓后，行刑者的行刑行为是合法的，但行刑者内心受到道德的煎熬，经常不能入眠甚至作恶梦，因为没有人愿意看到血腥的场面，很少有人在行刑中产生喜悦。第三，由于执法只是依照法律已有的条款执行，它并不考虑执法之后所产生的其它后果，因此有些执法行为会带来无法避免的道德缺陷。第四，婚姻法中，虽然离婚的权利是合法的，但离婚的行为不一定是合道德的。
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对法律伦理学中的影响和意义
道德和法律的冲突为法律伦理学提供了研究的范畴和领域，有利于更深入的研究法律伦理学。具体概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严重影响着法律伦理的各伦理。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严重地影响着法律伦理中的各伦理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重视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研究，深入探讨法律伦理中的各伦理的具体概念和原则，体现研究内容的针对性、规范性和现实性。这样，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和遵守，才能真正起到规范作用。
第二，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有利于完善构建法律伦理的视角和维度。现有的法律伦理学已从道德与法律一致的视角构建了法律伦理体系，这是普遍意义上的。但仅从道德与法律一致的角度构建法律伦理体系又是显得不足和无力，有视角和维度的缺陷。只有从道德与法律既一致又冲突的双重视角出发，并且多研究和分析道德与法律冲突的各项内容，才能构建真正的法律伦理体系。
第三，重视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情境研究，法律伦理学的研究深度和广度才能走向多层次和多领域。道德与法律的冲突是在特定利益影响下并在特定情境中产生。抽象的道德与法律的一致和抽象的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并不存在。固然研究道德与法律冲突的情境格外重要。比如，抽象地说：一个人帮助自己的亲人是对还是错，一般意义上这个命题是无法判断的。只有把这个命题置于特定的情境下才能作出对或错的判断。进而，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发生、有哪些冲突情形、进行怎样的分类、有哪些冲突方式、冲突对各法律伦理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就应然地成为道德与法律冲突情境研究的内容。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看，它影响公正公执法；从亲情的角度看，它不利于亲情和睦；从社会的角度看，它不利于社会和谐；从个人角度看，它不利于个人抉择。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及其社会危害性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已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来并成为社会问题。由于对道德与法律冲突研究的忽视，导致了实践上解决道德与法律冲突的理论的缺乏。如何克服道德与法律冲突、如何建立道德与法律冲突后的补救机制以及如何引导人们消除道德与法律冲突所带来的道德心理的困惑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理论的支撑。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还需从理论上加以研究、从制度上加以补救。
综上所述，要构建真正的、现实的法律伦理体系，除了完善法律伦理学科本身，还必须研究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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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伦理学篇9
关键词：伦理化传统法律宗法制度法治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从原理上可以理解为，传统中国的人伦道德，亦即儒家伦理或者说宗法伦理，内化在传统中国的法律之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支配着它的变化和发展，表现为儒家伦理成为国家立法与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和人们的法律意识渗透了儒家伦理的意蕴。”[1]当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被确立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时，儒家的纲常礼教学说便不仅仅只是指导法制建设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封建法典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法律与道德密切结合的伦理法。
一、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进程
伦理化的进程，按照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般结论，从汉朝武帝时起至《唐律》的诞生，前前后后长达七个半世纪，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主要是汉武帝时期到东汉末年这段时间；第二阶段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三阶段是隋唐时期，《唐律》集其大成。伦理化进程伴随着历朝历代法律的发展，而实质就是礼教或者说儒家伦理对传统中国法律的价值产生渐进式影响的过程，直至把儒家伦理奉为最高的评判标准，即所谓“礼之所去，刑之所禁；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2]
在中国古代青铜器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实质性区别，神权法与神权法思想存在的价值是服务于奴隶制王权，使王权神圣化。而到了西周时期，神权政治的统治地位有所动摇，天命思想和神权法正在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法律与宗教伦理的真正分离，大致在春秋至汉初这一期间。这段时期，“天命”观念随着“礼崩乐坏”而消逝，人的解放成了社会发展的主流，故神权思想对人们的影响渐趋弱化。“加之法家思想占据了战国至汉初时期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法家的‘严刑峻法’将规制人的道德训条‘礼’从法制中剔除出去，以期达到‘以刑去刑’，‘以杀去杀’的政治效果。”[3]到了汉武帝时期，法律走上了伦理化的道路，西汉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导和引经决狱的实践推进了伦理化的进程。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第一阶段即初期阶段，礼教对于法律的影响采用的是侧近式，如通过儒家经书来判案。“引经决狱”反映了当时儒家礼教对于法律的改造和对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地方领袖在中央权威遭到破坏的政治背景下，启用大批儒生立法。“法典的编制和修订落入儒臣之手，于是他们把握此时机，可以以大刀阔斧的方式为所欲为，有更多的机会尽量将儒家之精华-礼糅杂在法律条文里，一直到法律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为止。”[4]从这一时期的立法，《晋律》《北魏律》《北齐律》等法典的颁布，可以显现出伦理化在不断地深入和扩大。第三阶段，《四库全书总目.唐律疏议》说：“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表明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改造至《唐律》已经完成，此后，中国法律伦理化的特征到清末引进西方法律才渐渐弱化，摆脱儒家伦理的控制与支配，自己实现独立发展。
二、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表现
儒家伦理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价值上的影响必将通过某种载体传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感觉到它的存在，同时在成文化法典或是条文中有所反映。从社会结构来看，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这一特征在国家政治领域、家庭领域以及社会领域均有所体现。
（一）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表现
1.君为臣纲。从汉律确定“不忠”为大逆不道，发展到魏晋的“重罪十条”，再演变为隋唐及宋元明清的“十恶”犯罪，尤其是前三恶的“谋反”、“谋叛”及“谋大逆”诸罪，集中体现了“君为臣纲”在法律中的逐步深入和重要性，表明法律确认君权的无限和至尊。择其一例，《唐律疏议》说：“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5]这正是儒家宗法伦理道德观念所体现的礼教思想，盖因其触犯了君王统治而为儒家礼教所不容。
2.官爵因身份享有司法特权。“从西周推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西汉针对一定范围内的官僚贵族的上请制度，到曹魏时期‘八议’制度入律，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创立‘官当’制度，到《开皇律》通过‘议、减、赎、当’制度，到唐朝确认贵族官僚罪责减免原则”，[6]俱体现了儒家贵贱有等、亲属有分的传统思想，赋予贵族、官僚法律上的种种特权，这也是儒家礼教对法律影响所致。
（二）在家庭领域的体现
1.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从古至今，孝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可以媲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它赋予父母对子女的教令权，违反父母教令的子女要受到刑法制裁。《唐律疏议.斗讼》“子孙违反教令”规定：“诸子孙违反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7]宋代以后，父母对不孝之子甚至有了处死权。到明朝清朝父母有请求官府代为惩处不顺父母、、供养有阙的子女的权力。
2.家长对财产的支配权。儒家所奉行的礼的规范之一就是父母在子女不得有私财，还将子孙“别籍异财”列为不孝罪状之一，家长对于财产的支配权可见一斑。封建法律如此保护家长在财产上的支配权，不仅是强制推行孝道，维护纲常名教所致，更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防止家族财产分散危及宗法等级制度。
3.父母对子女的主婚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句传统婚姻形成方式的精辟总结，反映了儒家伦理对于父母支配子女婚姻的保护。子女自己做主婚配的结合方式，不仅不受法律保护，而且会对其予以刑事处罚。这种现象不仅是民刑不分的反映，更是儒家礼教对父权保护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法律中所致。
4.丈夫对妻子的权利。在封建统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双重影响下，纲常礼教对于夫权的保护反映到法律中。汉代以来，法律规定有“七出”之条，男女婚姻中男方占主导地位，可以休妻，但女子却不能主动提出解除婚约，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儒家经典教义规定的三从四德使其紧紧依附于男子。
5.族长对子孙族人的惩罚权。在古代，子孙族人违反国法族规的行为，往往先由家族内部处理，而且族长处理家族内部纠纷的权力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从封建统治政权结构不难看出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家族与家庭是儒家伦理存在的基础，如果不维护夫权、父权、族权，儒家礼教失去存在的基础更何谈渗透到国家意识形态中去。
6.亲属间犯罪。纵观汉代至清朝的法律，对于亲属间犯罪往往比一般犯罪处罚更为严厉。如斗、杀、伤罪，奸罪等，循其规律便是将对伦理关系的侵犯程度作为处罚的标准进行判断。别贵贱，序尊卑的思想从儒家礼教延伸至法律条文中。
（三）在社会领域的体现
1.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守礼的要求轻利重义，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在法律中小人和利处于劣势地位。官吏在断案过程中，着重保护的是民风民俗，对于财产权的保护则次之，这与经济领域重农抑商政策也可结合起来。
2.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儒家礼教维护等级特权，根据贵贱之分，饮食、着装、言行、职业、婚配皆有不同，不同等级之间发生逾越会在刑罚上进行处置，这也是纲常伦理反映到法律中的体现。
3.狱讼方面。司法判例遵循“德主刑辅，刚柔相济”的原则，如流放制度、传统五刑等残酷刑罚和大赦、录囚、秋审朝审等宽恕制度，都是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体现。
三、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成因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经历了汉代到隋唐的发展完成其历程，在家庭、社会和国家政治等领域以不同形态表现出来，回溯事物发展必得探求其原因，而伦理化反映到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两个层面。
（一）经济结构层面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奠定了法律伦理化的基本属性。”[8]中国传统社会以农业为主导，以个体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非常普遍。受自然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传统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实现自给自足模式生产，而小农经营主要依靠劳动力和生产经验技术，这便突出了长者和男子的地位。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农业生产巩固了父权、夫权和族权，使家庭家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这种宗法观念因生产实践得到强化，二者相互结合，进一步稳固了宗法统治。家庭生活中的长幼之分、贵贱之别被儒家礼教系统化、规范化，反过来又影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封建统治离不开家庭单位，故这种儒家伦理被统治者所利用，用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
重农抑商政策推动传统法律伦理化进一步发展。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大国，经济发展以农业为命脉，而自然灾害频繁，生产力水平无法得到进步，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巩固，大力推动农业经济，进行技术革新，而商业不仅不能推动农业的发展，反而容易动摇封建统治。商业和商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被看成是“奢靡、浮夸”的代表，不务实际，追名逐利，受到各家思想的批驳，遭到统治阶级的打压，商业发展步履维艰。在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下，商业不能不从农业发展寻求出路，而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单位，维护社会统治，先得稳固家庭，便又回溯到了儒家伦理的层面上，重农抑商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上进一步促进了伦理化的发展。
（二）社会结构层面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由于自然条件和生产经验所致，形成了男子对女子，长辈对晚辈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这与由血缘关系主导的家庭生活吻合，两者结合形成了名为宗法的新型家庭关系。而对于家庭生活中的纠纷，用严刑峻法来处理往往有悖于以和为贵的社会价值理念，通过伦理道德来进行评价更适合各地的民风民俗。统治者为了维护其宗法等级制度，势必要从社会结构的最小单位——家进行管理，故而在法律中融入了伦常礼教等内容。可见，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特征与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有密切联系。除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层面的原因外，传统社会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统治者维护政权的目的，各家学派对于礼与法关系的论证与宣扬以及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的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因素对于传统法律受到伦常礼教的影响呈现伦理化特征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四、对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评价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发展，用张中秋先生的观点来讲，是合理且合适的。世俗政权的强大和其对儒家礼教的支持，宗法小农经济，传统的世俗伦理观念和天然的血缘联系使得伦理化的发展有了肥沃的土壤，反过来它的发展又保障了宗法统治，使其得以稳固和延续。但是，因伦常礼教渗透到法律中而产生的影响又是不可忽视的。它借用家庭单位宣扬其价值，由此壮大了夫权、父权和族权，造成了女子的人身依附性，长辈对晚辈绝对的支配权，民刑纠纷一律用刑罚手段予以解决，谓之“家族本位，伦理法治”。[9]
朱苏力教授一直倡导法律的“本土资源化”，从固有法律传统中寻找对现代法治有价值的资源。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历经七个半世纪完成其进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可资借鉴之处，而我们应该从中学习对现代法制建设有裨益的观点。统治者为了维护其政权，要求臣民遵守法律和秩序，这对于当代的我们遵纪守法具有先导和借鉴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古代法律中有不少因失信于人而获罪的先例，不诚信不仅意味着道德上受到谴责，而且会有相应的刑罚处罚，现当代不遵守城市信用原则虽然不会在刑法上进行评价，但在以民为主的背景下，为了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和保持良好经济往来，诚信的丧失意味着经济基础受损，所以伦理化法律对于我们亦有益处。除了守法和诚信外，传统法律与当代相联系还体现在和谐社会的构建。统治者对百姓用道德和刑法进行规范就是为了稳固统治防治社会发生动乱，也是和谐理念的体现，这与我们当下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脉相承。
法律文化从属性上讲是文化的一种，而文化要想传承和延续下去，就得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不断进行革新，哲学上谓之“扬弃”。带着伦理化烙印的传统法律对于现代法治有其借鉴价值，但是我们用现代观点去评价发现其似乎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格格不入，故而要实现其转型，才能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10]这份文件对于当代法治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同时，传统法律要想保持生命力，就必须摒弃人治的理念，向法治化迈进。另一方面，司法程序在古代法律中只有工具的价值，而现代法律倡导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程序已不仅仅只是实体权利的保障，其自身对于法治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这是传统法律所欠缺的。最后，司法独立是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在传统法律中，统治者揽大权于一身，行政权与司法权合一，司法往往被君权和行政所支配，对于公平与正义的法律价值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而现代法律层面，司法独立依旧是我们的追求。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形成自有其自身的原因，我们不能单纯用现代眼光去评判历史的对错，但若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使其精髓得以传承万世，势必要实现转型，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当代法律人共同为之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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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肖光辉.法的伦理化与伦理化的法[J].金陵法律评论，2006：66-75.
法律伦理学篇10
论文摘要:黑格尔法伦理思想的特征是精神与效用的特殊存在，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为自我与其对象之间的自我否定。黑格尔通过所有权、契约、不法三个纬度在其思辨逻辑中处理法律理性所不能左右的意志自由性。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是出于伦理实体的三个环节，其中家庭是精神的直接实体性，国家是伦理性的实体，市民社会是以普遍的现实为基础的，三者完成了作为精神与效用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言道:法是一般神圣的东西，这单单因为它是绝对概念的定在，自我意识着的自由的定在之故。通过对法哲学的研究和批判，黑格尔认识了伦理和道德的差异性。他以自为存在的方式，回答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有关精神和效用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作为“真实的精神”的伦理概念的界定。他强调了伦理行为中的对立，他认为:自我意识按伦理规定性而言，本是对直接真理性的单纯确定性，而由于它的所作所为的缘故它就放弃了它这一伦理规定性，而把它本身分裂为能动的自我和与之相对立的否定性的现实。作为法权状态下的个体性和伦理实体，就其真实性而言，在于它们认识到精神必须在其中得到实现和表达。客观伦理限制了效用，按照黑格尔的推演，效用是意识进人内在事物中实现它自身，伦理则是精神回复到自身内部，作为伦理肯定价值的自由。这就是说，效用的形式是关乎真理性外显的精神对它本身的内部关系。
就普遍的法来说，与伦理的概念一样，它“并不是悬在空中”，法的概念决定了与它相一致的是主观任性的自由与抽象的平等。黑格尔从意志提升关系的不同方面给了法以特定的含义，他认为法一般来说是实定的，并从实定要素的三个特点进一步说明:(1)一国人民的特殊民族性;(2)一个法律体系在适用上的必然性;(3)实际裁判所需要的各种最后规定。按照黑格尔的体系分析，法是人作为精神的意志规定，是效用规定的精神形态。而“黑格尔的法权哲学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它的根基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理性主义。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则正是西方民族文化实体精神的反映。
在黑格尔那里，伦理同样概括为以下三个特点:(1)它是一种善，在自我意识中这种善有自由意志，并通过精神世界达到现实世界;(2)伦理形式具有认识的正确性与合理性的需要，对主体来说法律和权力同样存在;(3)伦理学中的义务论对于法律与权力这样的规定，同样是作为伦理世界的实体来对待。在黑格尔看来，法与伦理都是经过抽象性的、必然的、现实的发展，在自我意识的无限形式中认识自己，即法和伦理都具有约束力，并同时在反思中存在。倘若法的概念只是片面的精神存在，它必定要被效用所补充纠正。如果它采取精神的形式，在各个不同方面与伦理相一致，作为人特有的特殊物，它就有自由前进的涵义;如果它缺少效用所限制的自由，它必然被伦理所否定。这就是说，法只是一种主观性，它必须在客观上具有与伦理相适应的普遍物。
由此观之，黑格尔的法伦理思想是向着精神白由的效用延伸，即法在自我意识偶然性的发生之初，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为自我与其对象之间的自我否定。黑格尔把这种处于最初阶段的法权意识称为“单纯的概念”，但随着意识自身的主观性活动，法愈来愈表现为更为详细的规定，其认识对象也愈来愈表现为在证明中的需要。无论是纯历史研究还是哲学研究，法作为认识者的自在自为，当其完完全全地脱离伦理之时，个体与实体之间的对立，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存在与规定之间的对立，也就直接地产生出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其全部内容就是从对立的观点出发，探讨法、政治、社会、伦理和道德等问题，也可以说，是对精神如何向效用的过渡与活动，并使双方融合为一的过程探讨。黑格尔的法伦理思想，只有通过对整个体系的陈述才能得到理解，他所描述的法伦理的经验发展过程，开始于“精神的东西”，在自由与意志的同一语境下，伦理的精神气质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也就是说，当自由处于意识的合适阶段时，由于实体性的存在，法的自身活动由感性指导阶段就容易发展到现实改造阶段，这时自由的对象就能表明自己“是什么”或“为什么”，并能表明自己表面的、初步的真理在伦理环节中更真实、更丰富。
一、作为精神与效用的法伦理
在抽象法中伦理的出现使作为纯粹概念的精神摆脱效用而有了主观性，正是伦理的出现，才有了作为法律与作为活的善的伦理的对立。精神的存在是伦理的前提，“从法律方面，一个人可能从卑鄙的或者至少从纯粹自私的动机出发行动，然而却履行了他的义务”。所以，黑格尔强调动机的观点，把伦理规定为精神这些规定。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的伦理规定是自由的概念，即当我们进人伦理领域时，个人生活的力量不仅仅在物理学意义上存在，而且能够成为认识现实世界的自我意识。正是伦理性的实体和个人，黑格尔在法哲学领域首先强调了法律和权力这些实体性的规定拘束了个人意志。但是，“我们绝不会忘记，黑格尔是一个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认为精神高于物质和人类的基本尊严”。有了具有主观精神能力的个人，在黑格尔看来，在法律领域就出现了对于具有确定地位精神性的东西，这对于除去个人利益与个人权利普遍性的追求，可能隐含值得特别重视的内容。
具体说来，黑格尔在其思辨逻辑中通过意志、自由和法的概念揭示，纯粹的法的概念是抽象的，它只有作为效用的意志，这个法的概念才可能是适当的。而伦理的存在及其活动总是以精神为直接承负者，对个人、个体、个性等人类文明发展精神成果的普遍认可，使个体成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存在等等，这些都为进一步揭示法律与伦理的内在矛盾奠定了基础。在黑格尔的表述中，隐藏着法律与伦理对立的一般内容:其一，伦理领域是精神的领域，法律向伦理的过渡，作为法律来说，这种过渡必须以效用的扬弃为条件。黑格尔这样理解的意义在于将法律揭示为意志发展的形态，将特殊个体作为法律实施的前提，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把伦理活动作为导向的直接承负者。其二，整个伦理既有客观环节，又有主观环节，作为“伦理性的实体”，它的法律权利与作为主体存在的个人相互存在时，未必有效用的能力。这样，伦理的内容就不能“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因为任何一种法律现象，比如执行死刑、处决抢劫犯，只有成为效用的冲动，法律的执行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根据。
当然，所谓法律的意志并非伦理所不能过问，“伦理实体性就这样地达到了它的法，法也获得了它的实效，这就是说，个人的自我意志和他白身的良心在伦理实体性中消失了，这种良心曾经自为地存在，也曾与伦理实体性相抗衡”。任何外在法律的效用都不能左右精神的内在白由性，伦理所要解决的问题其直接立足点刚好也是个体的现实性，当我们能够从法律转为伦理时，我们所讲的自由权利就要以个体精神为直接研究对象。这正是黑格尔强调伦理实体性作为普遍意志是权利与义务合一的缘由，这种伦理实体性存在又意味着法律与伦理合一的可能，意味着对于效用消融之可能。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法律以来，对法律的伦理质疑就没有停止过。然而耐人回味的是，所有批判法律强制执行的哲学思维，无不采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认为，从黑格尔法伦理思想对特有的世界观和特殊信念质疑的视界出发，可以探索黑格尔法哲学的思想智慧和哲学旨趣。从构筑依据来看，黑格尔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把握了法的本质，把“法”的东西按知性的思维与伦理互相消融。那么，否定就成了辩证的否定、否定的否定，不再只是单纯的否定，只有这种做，伦理每一次都会给法律执行的特殊处境带来效用。与单纯的诡辩不同的是，在黑格尔看来，之所以要从法哲学的视角来分析法律在伦理预设上遭遇到的困境，是因为他认为法的辩证发展，由法到最后正义的伸张，是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就是由“法”过渡到“道德”的阶段。
二、所有权、契约、不法三个纬度的考察
黑格尔的所有权理论是以人的意识的实体化为基础的，这是人类认识以主体为中心的主观性根源。黑格尔论述所有权时言道:所有权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所有权理论来自对人类“自然的实存”冲动的解释，即在认知过程中，人无意识地以精神为中心，这是经常发生但以效用形式存在的，它是思维本身伦理冲突的一种解决形式。它以外在的东西—效用来反映精神本身的要求，在伦理世界中为所有权的存在和集中找到基础，并谨慎地与据为己有的理想主义冲动斗争，在冲动存在时用合理的精神去遏制它。
黑格尔在论述所有权时，指出人与动物是相互区别的，动物没有精神，它只是灵魂占有身体，但其对生命是没有权利的。黑格尔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灵魂作为物理的有机的形式，乃是实体。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描述了人的主体意识的精神化过程，当人的实存进人思维背后以理性形式呈现现实的规律时，它就将为取得所有权达到“人格的定在”，这涉及到将伦理的因素投射到居于所有权内部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人的精神对效用的关系之所在，是作为肯定的东西被意识所发现的。在这里，我们看到所有权在希求中把伦理确定为绝对精神，它实际上是把那个反映在伦理中的效用和精神调和起来，即通过所有权从支配着物的发展变化，把形式复归其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它把所有权用力的关系来替代现实客体的内在力量，将它们部分或整体的使用理性转换到我们身处其中的伦理世界领域，由这些领域来发挥反作用于所有权整体。
按照契约专门制定和执行的法律部门，它们实际上与社会伦理的情境拥有相同的现实作用，就是每一方都同意的效用过程。这些过程一旦被双方当事人设定为具体的有形的“个别外在物”，也就成了实在的历史的一部分，与其伦理境遇混合在一起，继续推进契约的实践。就契约一旦产生且同时成为认真履行的现实力量而言，这与伦理的逻辑基础并没什么差别。黑格尔认为契约过程是当事人双方精神自在的同一的过程，当事人每一方都是契约直接的执行者，在契约中我们看到达成意志一致交换所有权，各自按照约定的形式放弃原有所有权获得新的效用。
在契约中订立的内容显现了伦理王国里取得精神与效用的现实规定。作为契约的内容其普遍价值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与单纯的诺言相比，前者是自我意志决定的存在，一旦有了契约，就表明我决定让出的权利将不再为我所有，而单纯的诺言是将权利让出的“未来之事”，只能是效用的规定。这里所表达的伦理意蕴在于前者是放弃自为存在的精神，而后者则是完全按照伦理的规律行事，在两者之间存在互不相同的内容。其二，黑格尔所讲的契约是当事双方共同意志表达的效用，在黑格尔的逻辑体系中，契约本身仍然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抽象的需要承担的效用，这种效用必须采取象征形式的精神来转为未来现实性，正是在这种象征形式的精神中达到当事双方期求的共同效用。
当契约陷人任性的阶段时就不免返回于“不法”，在“不法”的现象中自在的法所表现的自由意志转为表面假想。由于“不法”不会遵照伦理的规律，就表明它会放弃普遍的合乎逻辑的人的规律，违反真实的历史现实去探寻发展的假象，虽然最终“不法”被主体化为乌有，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已将伦理本质分裂为两种规律:遵守的规律和欺骗的规律。
三、家庭与国家:精神存在的必然性
在黑格尔伦理思想链条中，家庭和国家是处于精神实体的理想意义和真正意义的两个环节。黑格尔认为，家庭作为爱的特殊领域，它维护自身与别人的统一，意识到自己并非一人单独存在并维护自己与他人具体的、特殊的精神，用这种统一的精神而非原则去弥补“爱”之不足，使统一的需要获得真止的满足，从而使家庭的目的性、主观性得到充分的展示。国家则不然，国家在彰显了它的自然理性的同时，却又成了一切人最高权力的场所，这包含着合乎精神的意志理念，包含着伦理精神的现实体现。虽然家庭与国家在黑格尔的“伦理实体”环节上有所差异，但是它们都代表着最兴盛的伦理精神生活，并克服感觉中体现的伦理等等，使法律在精神领域得到了统一。在黑格尔那里，这种精神的统一在家庭和国家那里都得到了体现。
首先，家庭成了“爱”的感觉，被塑成了“善”的化身。在黑格尔那里，由于伦理关系体现为实体性的关系，婚姻实际上是伦理关系，黑格尔也因此把婚姻精确规定为法和伦理意义的爱，并认为这样可以消除婚姻当中飘忽无常的特殊人格，从而确保婚姻的稳定性。黑格尔的目的是要提升婚姻当中法律人格的理想性而成为单一性的独立精神，为特殊性而扬弃了婚姻中纯洁的爱。为了证明这一点，黑格尔指出了婚姻与蓄妾的不同，蓄妾只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冲动，有时会为当事双方的激情所破坏，而婚姻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关系，甚至婚姻可以视为当事双方不能离异的。从法理上来说，我们认为要用法律来保证这种离异不能实现，因而维持合乎伦理的法。
对于家庭的财产和地产而言，作为法律人格的家庭，若要拥有那种长期的和持续的所有权，必然产生对家庭的财产和地产的需要。黑格尔认为家庭的财产和地产是婚姻保障性的措施，他的这种说法不能代表并反映资产阶级保守派普遍的利益，因此，家庭的财产和地产在伦理阶段上存在着欠缺与不足。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家庭的教育，黑格尔认为这是父母要求为子女服务的法律权利，一旦父母成功实现了为子女服务的法律权利，则子女必然脱离原来任性的“自然直接性”，从而具有独立与自由的法律意义上的精神。相反，父母不能实现为子女服务的法律权利，则可能会使子女不满整个精神世界的实体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理念……它对自身是外在的，那么自然就并非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
其次，黑格尔对国家理念的界定是从自由的现实化开始，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实体。国家的理念表现在三个方面:直接的现实性、推移个别国家到其他国家即国际法、对抗其他个别国家的普遍理念。这三个方面在个人的特殊精神中，都没有独立而特殊的基础，它们最后的根源是在具体自由的现实当中，普遍理念犹如人的个体差异一样，国家把对抗其他个别国家的普遍理念纳人自身而成为一个整体，显现出完全统一发展的精神。
此外，黑格尔认为国家在法律上拥有外在必然性和最高权力，国家的全部利益都从属于这个权力并依存这个权力，黑格尔把国家精神看作同任何其他精神一样，这反映出他轻视公民与群众的统一法律人格力量的思想，臆想通过把国家的目的作为否定之否定的东西并与之实现。
但是，黑格尔承认权利与义务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一方面在形式上是同一的，另一方面在内容上是不同的。在私法领域，权利与义务是绝对同一的，但是在国家这种特殊的法律人格上，则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它最终显现为国家的意志。
四、从市民社会伦理看法的效用
市民社会是黑格尔思维模式下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它是在第一次使效用的一切规定各得其所的现代世界中形成的。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虽然形成得比国家晚，但它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差别阶段。市民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各白独立而又彼此相互依赖的特殊人，作为市民社会普遍伦理本质中的个别意识都是以普遍的效用为基础的。在市民社会中，“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的时候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因此，个体的伦理行为是基于个体的市民社会的内容和权利的现实问题。如果个体从各自无序的效用原则出发，按其自然欲望和意志行事，伦理制度就会消失在市民社会的法治秩序和个体的私欲追逐中。
对于市民社会来说，个别的人也就是私人的一切法律效用的获得都离不开从事立法活动的统治集团的需要，预设一定立法程序的规范创制过程，对法律的修改和废除，在广义上也包含在市民社会应当的普遍行为方式中。并且，个人守法的成本与市民社会的法制成本不同，个人守法的成本产生在本身的利益之后，而市民社会的法制成本主要是国家稳定的调节器，是保障法制实现的必要支付，是保持市民社会整体的足够力量，是调和特殊性与伦理性的参与投人。
在市民社会中人是市民。动物可以按照本能用特殊的手段达到效用的满足，而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抑制的需要，他的理智精神是有限度的、是不能越出的。“精神的本质在于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本质在于理性、生命和思维。而市民社会的效用体系或是通过更温和的手段获得要求的效果，或是通过法的干预调控不利后果所造成的损害。情况有所差异的是，对效用体系来说，即使法将其规定为犯罪，并且处以制裁，有时也不能达到市民社会所要求之效果。可替代的其他社会手段，例如伦理教化等也足以预防需要的体系扩张的危害行为。如果法律超过适当的评断，法律就会制造市民社会更大的任性而不是防止任性，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之所以重视“道德教育”，并从“道德教育”上把握各种各样的知识与观念，只是从客观活动的需要和普遍有效的习惯这个意义上，把效用的体系保持在必要的限度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