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1
【关键词】老年；症状性癫痫；病因
癫痫是一组由于脑部神经元异常过度放电所引起的突然、短暂、反复发作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失常的慢性疾病和综合征[1]。目前国内大样本的老年症状性癫痫病因分析资料较少。笔者通过对本院神经内科门诊及住院部确诊的526例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的病史、影像学、病理学等特点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老年症状性癫痫的病因和病因构成，为癫痫的诊治提供参考数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研究收集资料完整的老年症状性癫痫病例共526例，其中男342例（65.0%），女184例（35.0%），平均（64.5±3.6）岁。年龄分布：60～64岁组321例，占61.0%；65～69岁组112例，占21.3%；70～74岁组62例，占11.8%；≥75岁组31例，占5.9%。热性惊厥史阳性者86例，占16.3%，家族史阳性者35例，占6.7%。影像学异常者223例，正常者303例。整理其年龄、性别、起病年龄、既往病史、个人史、家族史、脑电图、头颅影像学（Ct或mRi）以及病理学资料[2]。
1.2诊断标准根据国际抗癫痫联盟（iLaK）2005年提出的癫痫的新定义：癫痫是一种脑部疾病，其特点是脑部存在持续的导致癫痫反复发作的易患性，以及由于这种发作引起的神经生物、认知、心理和社会后果，癫痫的确诊要求至少有一次癫痫发作[3]。结合年龄≥60岁，病史、脑电图、影像学等资料由神经内科医生诊断为老年症状性癫痫的患者纳入研究，排除癔症、晕厥、偏头痛、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发作性运动诱发运动障碍以及不能确定主癫痫的发作性事件。
1.3方法观察热性惊厥和家族史在不同病因中的分布。
1.3.1根据iLae2001年癫痫相关疾病的分类癫痫的病因分为特发性、症状性、隐源性三类。其中症状性癫痫的病因分为脑血管病、脑肿瘤、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外伤、围产期损伤、脑皮质发育畸形、神经皮肤综合征和其他病因进行分类。
1.3.2观察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的病因分布分析老年患者总的病因构成。将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分为4组，即60～64岁组，65～69岁组，70～74岁组，≥75岁组，分析不同年龄组别的病因构成分布。
1.4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2结果
根据病史，影像学和病理学资料，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的病因构成：脑血管病158例（30.0%），脑外伤95例（18.1%），中枢神经系统感染63例（12.0%），脑肿瘤56例（10.6%），围产期损伤36例（6.8%），脑皮质发育异常30例（5.7%），神经皮肤综合征12例（2.3%），其他76例（14.5%）。总体上分析，脑血管病、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肿瘤、围产期损伤为老年症状性癫痫病因的前5位，较少见的病因为脑皮质发育异常、神经皮肤综合征以及其他不能归类的病因，包括有脑积水、一氧化碳中毒、酒精性脑病、非酮性高甘氨酸血症、系统性萎缩等。
2.1本研究对不同年龄段的病例进行病因分析对于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病因排列顺序大致相同，60～64岁组，65～69岁组及70～74岁组以脑血管病、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肿瘤、围产期损伤为病因的前5位，而≥75岁组以脑肿瘤、脑外伤、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围产期损伤为病因的前5位，见表1。
2.2家族史和热性惊厥史对癫痫病因的诊断价值526例老年症状性癫痫患者中具有家族史阳性者35例，占6.7%，具有热性惊厥阳性者86例，占16.3%，见表2。分别对不同病因中阳性家族史和热性惊厥史的倒数进行多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结果显示阳性家族史和热性惊厥史的倒数在不同的病因中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癫痫是严重危害生命健康和影响生活质量的神经系统常见疾病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我国的患病率为中等水平，癫痫患病率男略高于女，比例约为1.5∶1～1.7∶1[4]。我国癫痫的年发病率约为25～50/（10万人口・年），每年新发患者数达至30万～40万[5]。老年人是癫痫患者中的特殊人群，国外研究显示，年龄>60岁的癫痫患者约占癫痫患者总数的1/3，但可能由于不能获得及时的治疗及不受重视，老年癫痫患者的病情控制率较低，治疗效果较差[6]。
既往文献[7]显示，老年癫痫患者中19%～42%的病因明确。wingerler等[8]对1962例住院老年癫痫患者进行病例分析显示特发性占29%，症状性56%，隐源性15%。Kong等[9]在研究3658例癫痫特点时对老年癫痫患者进行亚组分析，发现特发性占32%，症状性60%，隐源性8%。症状性癫痫是老年癫痫患者最常见的类型，这与本院既往研究中发现的一致，原因可能与相当数量特发性癫痫患者已于社区卫生所进行有效控制有关，在对特发性癫痫和癫痫综合征认识存在逐渐深入的过程中，新的特发性癫痫的定义和诊断也可能影响老年癫痫病因中的比例[3]。本研究中，脑血管病、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肿瘤、围产期损伤为老年症状性癫痫病因的前5位，但在老年的不同年龄段中，癫痫病因存在一定的差异，60～64岁组，65～69岁组及70～74岁组以脑血管病、脑外伤、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肿瘤、围产期损伤为病因的前5位，而≥75岁组以脑肿瘤、脑外伤、脑血管病、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围产期损伤为病因的前5位。
老年症状性癫痫中，不同病因在不同起病年龄的临床特点不同，脑血管病是老年症状性癫痫的主要病因之一[10]。本研究脑血管疾病158例，包括动脉硬化性脑梗死83例，脑栓塞13例，原发性脑出血39例，蛛网膜下腔出血12例，颅内静脉窦及静脉血栓形成11例。本组动脉硬化性脑梗死起病年龄从29～70岁，中位数63岁，热性惊厥史5例，家族史1例，0.6%有遗传倾向，99.4%为散发。其他研究显示86.6%为散发病例，13.4%有家族遗传史。
脑外伤按病情分类可分为：头皮血肿、颅骨骨折、脑挫裂伤、颅内血肿。颅内血肿与难治性症状性癫痫的关系是近年研究的热点之一，eimach等[11]研究869例成人癫痫中32例（3.7%）为颅内血肿；亚组分析中老年人约为16.8%。受影像学敏感度及部分迟发性颅内血肿影响，颅内血肿病例数有可能被低估，本研究提示脑外伤在老年性症状性癫痫患者病因中占18.1%，其中颅内血肿为8.9%，颅内血肿的危险因素包括高龄、骨质疏松、糖尿病、合并存在其他慢性疾病、吸烟等。本研究脑外伤中家族史者1例（1.1%），热性惊厥史者3例（3.2%）。
pingerlam等[12]认为热性惊厥发生癫痫的危险因素有复杂性热性惊厥，直系家属中有癫痫病史，首次热性惊厥前已有神经系统发育延迟或异常体征，其中有2～3个危险因素者，7岁癫痫发生率平均达9%以上，而无危险因素的热性惊厥不到1%。遗传因素可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癫痫发作，目前认为6q21.3区、20q13.3区、8q24区等基因突变与癫痫发作有关[13-14]。阳性家族史及热性惊厥史在癫痫病因中的作用及诊断可能存在一定的价值，本研究通过非参数分析的多样本秩和检验比较癫痫家族史和热性惊厥在癫痫病因中的作用及诊断价值，就总体而言，阳性家族史和热性惊厥史的例数在不同的病因中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阳性家族史在神经皮肤综合征比例最高，其次为脑皮质发育异常，在脑肿瘤和脑血管病的倒数较少。而热性惊厥在脑皮质发育异常中最高，其次在围产期损伤和脑外伤的比例较高。
总之，老年症状性癫痫的病因构成非常复杂，不同年龄段的病因构成亦有不同，相同病因在不同患者中表现的临床特点也不尽相同[15]。各种病因与癫痫的关系都值得进一步研究，针对不同病因对老年患者进行相应的一级预防，有望减少老年症状性癫痫的发病率。此外，对各种病因在癫痫发生发展的作用还不明了，还需不断提高对癫痫的认识，以提高癫痫的治疗水平和对预后判断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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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2
一、研究背景
中风病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尤痰热腑实型中风病属中风急危症，病情演变快，病死率、致残率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命与生存质量，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严重的经济负担。目前，单一通腑或单一开窍法治疗脑病的临床、实验均有报道，但查阅资料未发现以针灸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脑肠同治法对急性出血性中风作用的系统研究。在对中西医治疗出血性中风病的对策进行分类基础上，通过构建演化对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种类的对策进行尝试性的评价与比较。因而本课题首次开发与构建“以针灸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脑肠同治的方案”对急性出血性中风病进行干预研究。预期该方案达到治疗痰热腑实型中风病疗效肯定且降低其医疗成本的目的。以期能对中医药治疗急性出血性中风病提供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救治方案，丰富发展中医急症理论。
二、研究依据
1、“肠病及脑”理论溯源
诸多文献论述了肠病对脑神的影响。《内经》及《伤寒论》中认为肠胃有病可致烦躁、谵语、喜忘、不得眠、不得卧、癫狂、不知人等脑神改变。充分体现在《伤寒论》阳明篇中。如《伤寒论》“阳明病，胃中燥，大便必硬，硬则谵语”（213条）；“阳明病，谵语，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215条）等。
2、神经胃肠病学的建立为脑肠同治开辟了新篇章
在80年代，研究人员提出肠神经系统概念，神经胃肠学研究认为，消化道壁内分布丰富的神经元，它们构成肠神经系统，像一个“小脑”具有独立调节消化道的运动、分泌、吸收、血流及水电解质转运等功能，enS由胃肠道、胆胰系统中所含的神经节及其间的网络组成。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在脱离中枢的情况下参与对器官实现一定程度的局部整合，通过感觉、中间及运动神经元完成一定的功能。
3、生活习性、环境的变迁，成为本课题研究的时代需要
环境及食物的严重污染正向全人类敲响警钟。大气、水源、蔬菜、谷物、水果等中的污染物，通过呼吸和进餐侵入体内，铅、铝、汞等重金属严重影响大脑神经细胞，促使人类早衰、智力减退或引发各种神经系统疾病。同时，随着国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肥甘、精食之品成为时尚。膏粱之变，足生内毒！大肠腑气不畅，传导障碍，势在必然。
4、治疗脑病经验
多年来我们治疗本病善用通腑之法，获显著疗效。中腑的病理特性是邪入于腑，影响了六腑的“传化物而不藏”的生理功能，导致传导失职，通降失常，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积，浊气内停，而出现脘腹胀满，大便秘结，不思饮食，舌苔黄厚腻，脉象弦滑数等腑实证候。此时通腑是关键，否则，腑气不通，中焦浊热下降无门，反蒸于上，与风阳相结，加重窍闭神昏证候；或致腑气败脱，出现二便失禁、神志昏迷，使病势向中脏的危重阶段发展，或腑实内阻，气机不通，气郁化火，形成腑实热结之证，同时灼伤阴液，阴虚火旺，加重风阳上扰和气血逆乱。目前，单一通腑或单一开窍法治疗脑病的临床、实验有部分报道，但查阅资料未发现以针灸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脑肠同治法对急性出血性中风作用的系统研究，因而本课题首次将针灸以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法治疗痰热腑实型出血性中风。
三、临床研究技术方案
在对中西医治疗出血性中风病的对策进行分类基础上，通过构建演化对不同证型采用不同种类的对策进行尝试性的评价与比较。
接随机法分为两组：对照组在基础疗法的基础上配合通腑醒脑汤200ml口服，日一剂。有意识障碍或吞咽困难不能口服者，予以肛门点滴灌肠或鼻饲管注入。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醒脑开窍针刺术：取穴人中、内关、三阴交。手法：人中施雀啄手法，以眼球湿润为度；内关施通腑醒脑法捻转提插泻法，施术手法一分钟；三阴交施提插补发，以下肢抽动三次为度。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制订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于治疗前后观察中医证侯积分、神经功能缺损积分、总的生活能力。采取卡方检验和t检验，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
四、临床研究技术分析
1、临床资料
1.1病例来源
共治疗82例，均为住院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42例，对照组40例。两组中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程度、中风积分(分别为16.91±7.16和17.03±7.36)、既往史积分(分别为5.84±2.95和5.88±2.21)、伴发病积分(分别为6.41±4.61和7.41±3.74)等临床资料比较，经统计学处理，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1995年中华医学会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79～381.）制定：①常于体力活动或情绪激动时发病；②发作时常有反复呕吐、头痛和血压升高；③病情进展迅速，常出现意识障碍、偏瘫和其他神经系统局灶症状；④多有高血压病史。中医诊断标准：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55～56.）制定：①以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舌强言謇，偏身麻木，甚则神志恍惚、迷蒙、神昏、昏愦为主症。②发病急骤，有渐进发展过程。病前多有头晕头痛，肢体麻木等先兆。③常因恼怒、劳累、酗酒、感寒等诱发。④应注意与痫病、厥证、痉病等鉴别。
痰热腑实型辨证标准：参考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内科学会《中风病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J].中国医药学报，1986，1(2):56～59.）及1994年7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风的诊断依据、证候分类、疗效评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54.)中中脏腑痰热腑实型证候标准：突然昏倒，昏愦不语，躁扰不宁，肢体强直。痰多息促，两目直视，鼻鼾身热，大便秘结，舌红、苔黄厚腻，脉滑数有力。
1.3临床病情分级
Ⅰ：清醒或嗜睡，不同程度的失语和偏瘫。Ⅱ：朦胧或昏睡，不同程度的失语和偏瘫，，瞳孔等大。Ⅲ：浅昏迷，不全或完全偏瘫，瞳孔等大或轻度不等大。Ⅳ：中度昏迷，偏瘫，单或双侧病理反射阳性，病灶侧瞳孔散大。Ⅴ：深昏迷，去大脑强直，双侧病理反射阳性，病灶侧或双侧瞳孔散大。
1.4病例标准
1.4.1纳入病例标准
①全部入选病例均符合以上中西医诊断标准，辨证属痰热腑实型且发病后72h内入院治疗者；②无严重心衰及其他影响肢体运动功能的并发症者；③病情Ⅰ～Ⅲ级及一般情况较好的Ⅳ级患者（姜道心.脑出血穿刺时机及再出血[J].中国急救医学，2001，21(6):370）。
1.4.2排除病例标准
①在入院后24h内死亡或入院后24h内病情急剧加重，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总积分增加达到40分以上者。②除外脑干、小脑、脑室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血液病、肿瘤及外伤所致的颅内出血。③出血量大于70毫升或病情Ⅴ级及部分Ⅳ级合并脑疝形成者。④有继续出血倾向或一般情况差且伴有多种严重疾病者。⑤有严重心衰及其他影响肢体运动功能的并发症者。⑥凡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用药，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者。
2、治疗及观察方法
2.1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入院起采用基础疗法，即卧床休息，保持安静，高流量吸氧；维持水与电解质平衡、酸碱平衡以及一般支持疗法；颅内压过高时予以脱水，用20%甘露醇溶液125ml，每8～12h一次快速静脉滴注，对心功能不全的患者则加用速尿静脉推注或肌肉注射；合并感染者则予有效抗生素；舒张压超过100mmHg(13.3kpa)者给予适当的降压药治疗；颅内压已不高但神志恢复不佳时，加用脑活素静脉滴注；治疗中风急性期的合并症，如应激性溃疡、心及肾功能不全等。疗程为4周。对照组在基础疗法的基础上配合通腑醒脑汤200ml口服，日一剂。有意识障碍或吞咽困难不能口服者，予以肛门点滴灌肠或鼻饲管注入。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配合醒脑开窍针刺术：取穴人中、内关、三阴交。手法：人中施雀啄手法，以眼球湿润为度；内关施通腑醒脑法捻转提插泻法，施术手法一分钟；三阴交施提插补法，以下肢抽动三次为度。
2.2观察方法
治疗前观察中医证候积分、神经功能缺损积分。治疗后复查中医证候积分、神经功能缺损积分、总的生活能力(即病残程度)。
统计学处理：应用586微机内置统计软件包统计，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Ridit检验。
3、疗效评定标准及治疗结果
3.1中医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中风病诊断疗效评定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55～56.）。病类疗前评分与疗后评分百分数折算法：(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100%。痊愈≥81%；显效≥56%，
表1 治疗组与对照组疗效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p
3.2西医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患者总的生活能力状态评分标准》评定疗效（陈清棠.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1995)[J].中华神经科杂志，1996；29(6)∶381～383.）。痊愈：病残程度0级；有效：功能缺损评分少8分以上，且病残程度在1～3级；无效：功能缺损评分减少或增加不足8分，或功能缺损评分增加9分以上。结果见表2。
两组疗效经Ridit检验，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
3.3两组中医单项症状疗效比较，按照卫生部药政司《新药(中药)治疗老年病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的证候评分及疗效评定方法[11]结果见表3。
3.4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中医证候评分标准
按照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脑卒中患者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评分标准》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病类诊断评分标准》进行评定。结果见表4。
表4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与中医证候评分比较(x±s)分
两组治疗前神经功能平均积分及中医证候平均积分相似(p>0.05)，具有可比性。经治疗后，两组积分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但治疗组治疗后平均积分值与对照组比较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3.5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未见不良反应，复查肝功、肾功、三大常规均无异常。
五、理论探讨
（一）中医认识
1．升降出入是正常神志活动的重要保证
头为神明出入之枢，与气机运行密切相关。《读医随笔》载：“人之意，神识能用者，皆曰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闭塞，则不能用也”。李东垣《脾胃论·省言箴》中云：“气乃神之祖，精乃气之子，气者精神之根蒂也”。
气机失常，一方面三焦运化水液受阻，可留痰积饮，而痰饮则是导致神志异常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气滞导致血瘀，阻碍脑脉，血不养神，脑病遂发。再者气郁甚则化火，火邪扰脑，或火邪灼津成痰致痰火上扰，则生烦躁不眠、坐立不安、癫狂抑郁、昏不知人等。
2．脑肠同治体现了调畅气机之法
（1）脑窍清明，则脏腑气机通畅
脑主元神，是清灵空窍，若有热、痰、瘀等病邪影响，则脑窍失灵，发生病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也说：“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而走空窍”。因而脑窍开则五脏六腑之功能得以发挥，即肝可主疏泄，肺可主治节，脾可主升，胃可主降等气的功能正常。脑窍失聪，则五脏六腑皆摇。
（2）通畅腑气，可调理脏腑气机
“魄门亦为五脏使”（《素问·五脏别论篇》），无论是大便秘结不通，还是水谷齐下的大便洞泄不止，不仅仅反映胃肠的病变，又常是全身状况的反映，且魄门启闭功能正常，又能协调脏腑气机之升降，否则会影响五脏六腑、上下内外的协调统一，产生种种气机病变。
①脾升胃降，枢纽得以发挥
脾升胃降，为中焦气机升降枢纽。脾胃转枢正常是维持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有序的可靠保证，由于五脏为神志活动的主体，脾胃既化生营血精微为五神脏产生神志活动提供物质基础，又具有协调脏腑气机的枢纽作用，因此说脾胃在五神藏中占有重要地位，脾胃与神志活动密切相关。
统计研究表明：在运用药物治疗有关神志病的137则病案中，以调治中焦脾胃气机药物为主者有70则，适当运用调治脾胃药物者(即涉及调治脾胃气机法)有13则，二者占用药治疗病案的60.58%。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涉及癫痫、癫狂、惊悸、脏躁、不寐等神志病变门的686例医案分析发现，治疗药物的五脏系统选用频率均以脾系统占优势(居第一或第二位)。此即体现出古代医家在治疗诸多神志疾患中，重视脾系统或调理脾胃气机的思想。因此，调畅脾胃气机在治疗神志疾病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脾胃为作用主靶点，治中央以调四旁，则可杜绝病理因素的产生或加速秽浊之邪的排泄，从而达到治疗神志疾病的目的。
《灵枢·本输》中有“大肠小肠，皆属于胃”。胃主纳、肠主出，纳出协调，气血化生有源。由于“脾合胃”，脾胃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之枢纽，以通畅下降为顺。其气通降，六腑之气随之而畅，亦有助于脾气升达；其气如果不通，六腑之气自然受碍而失于和降顺畅，脾气亦因之难于升布。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说：“脾升则肾肝亦升，故水木不郁；胃降则心肺亦降，故金水不滞。”直接了当地阐明心、肺、肝、肾之气机升降，皆取决于脾胃枢轴之斡旋，而大肠的气机通畅与否，直接影响着脾胃的气机。
②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运行
肝的疏泄功能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起着平衡、协调、调节作用。肝的这种疏泄功能主要通过协调脾胃气机升降而完成，使清阳之气升以助脾的运化，浊阴之气下降以助胃的受纳腐熟以及大肠的传导排泄，清升浊降，魄门启闭有常，糟粕粪便有规律的排出体外又促进了气机的和畅顺达。若腑气不畅，下降不及，一可影响肝气的升发不足，气机的疏通和发散障碍，二可影响中焦枢纽的升降功能从而导致气机不畅。
③肺为华盖，一身之气可主
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不宣，则腑气不降。肺气下降，则大肠传导有力，由于肺气的升降出入带动着全身的升降出入，故肺气的宣发肃降与周身气机的调畅关系密切。喻昌《医门法律》概括说：“肺气清肃，则周身之气莫不服从而顺利。”肺与大肠配合，对气机的调畅起重要作用，《本草述钩元·五果部》载：“肺与大肠为表里，贲门主往来，魄门主收闭，为气之通道。”一旦肺肠受病，则易出现气机障碍。肺为水之上源，肺病则水津停聚，酿痰化饮，津布不均而肠液减少或停留。因此，大肠的气机不通，不仅影响肺脏的气机，也影响其气血津液的生成代谢，从而导致清灵之府脑的功能失常。
（二）西医认识
脑肠联系的物质基础—脑肠肽
研究发现，许多原来认为只存在于神经系统中的肽类物质也存在于消化道中，反之，原来认为只存在于消化道中的肽类，也在神经系统中被发现。这些以神经系统、消化道双重分布为特点的肽类物质，具有激素和神经递质的双重效应，在脑病的生理病理中起着重要作用。从目前的研究资料来看，脑肠肽不论是在胃肠道作为胃肠激素，还是在神经系统作为神经信息的传递物质，在产生、释放和作用等方面，都具有一些共同点，显示了神经系统和胃肠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一研究，虽处于开始阶段，但十分活跃，它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受到广泛重视。近几年来在中枢和外周神经元中已发现有50多种肽类物质，具有脑肠双重分布这一特点。
基于以上观点，结合多年治疗本病的经验，采用宣肺通腑、化瘀利水、清热化痰、醒脑开窍等为治疗大法，针灸与中药并施，脑肠同治。方中肉苁蓉当归养血润燥；黄芪、当归益气补血；大黄荡涤肠胃；瓜篓清热化痰，降气通腑专走经络，善去风痰；枳壳宽肠下气，升麻清宣升阳，则浊气自降。配合针刺醒脑开窍，疏通经络，共奏宣肺通腑，调理气血，化瘀利水，醒脑开窍之功，共同起到宣、下、清、消的综合作用，切中中风腑实证复杂的病机。
六、研究结果分析
1、该课题研究具有科学依据
通腑法治疗脑病近几年临床开展较多，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对脑中风的治疗已成基本或主要的方法。通腑法对急性出血性中风病呈现良好的治疗态势。醒脑开窍针刺术历来是中医治疗各种急重症导致意识障碍的主要方法。目前已广泛应用于脑中风、流脑、乙脑、肝昏迷等多种危重症的抢救。目前单一通腑或单一开窍法对脑病的研究内容较多，且有临床、基础及实验报道。强调单一治法仍是目前主流，忽视了中医整体观运用的指导意思，较深层次的理论或学说未有揭示。我们构建“以针灸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脑肠同治方案”对急性出血性中风病进行干预治疗，其疗效肯定且降低了医疗成本。具有科学依据。
2、该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
该课题的研究提出了本病“肠病及脑”的学术思想，提出了“通腑安脑，脑安腑畅”的学术观点，采用针（醒脑开窍）药（化痰通腑）并施，脑肠同治。丰富了中风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具有创新性。首次开发与构建“以针灸醒脑开窍与中药汤剂以化痰通腑合用之脑肠同治的方案”具有先进性。临床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通腑醒脑汤配合针刺疗法治疗中风痰热腑实证的有效性、安全性。为中风急症的中医药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意义。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3
【摘要】 目的观察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亚急性期生存质量的差异。方法将符合研究标准的急性期脑梗死患者经中医辨证后分为火热组和非火热组,发病后4周,运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评价患者的生存质量。结果在sf-36各维度中,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生存质量评分火热组明显低于非火热组(p＜0.05,p＜0.01)。结论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亚急性期生存质量存在差异,火热组脑梗死患者其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三方面生存质量较差,可能与其证候特点相关。
【关键词】 脑梗死；火热证；生存质量；sf-36
abstract：objectivetoobservethesurvivalqualityofcerebralinfarctionpatientsinsub-acuteseizurephase,whowereindifferenttcmsyndrometypes.methodsthepatientswithcerebralinfarctioninacuteseizurephasetargetedtotheinclusioncriteriaweredividedintotheheatgroupandnon-heatgroupbytcmsyndromedifferentiation.after4weeksofroutinetreatmentwithwesternmedicine,thesurvivalqualityofpatientswasevaluatedwithhealthquestionnaireshortform-36(sf-36).resultsinalldimensionsofsf-36,thescoresofsocialfunction,mentalhealth,role-emotionaldimensionsintheheatgroupwereobviouslylowerthanthoseinthenon-heatgroup(p＜0.05,p＜0.01).conclusioncerebralinfarctionpatientsinsub-acuteseizurephaseindifferenttcmsyndrometypeshavedifferentsurvivalquality.thepatientswithheat-syndromeintheacutephaseshowedlowersurvivalqualityduringthesub-acutephase,whichmaybecloselyrelatedtothecharacteristicsofsyndromemanifestations.
keywords：cerebralinfarction；heart-syndrome；survivalquality；healthquestionnaire(sf-36)
脑梗死患者由于神经功能、日常生活能力、情绪及认知功能等多方面的损害,其生存质量受到显著影响。为探讨中医证型与脑梗死患者生存质量状况的关系,本研究对火热证与非火热证脑梗死患者的生存质量进行比较,旨在为不同证型脑梗死的临床治疗和预后提供依据,以全面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采集于2006年5月－2007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首发脑梗死的住院患者。共收集符合研究标准的脑梗死患者98例,其中火热证(火热组)40例,非火热证(非火热组)58例。火热组中,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44～79岁,平均(60.39±11.37)岁；合并高血压30例,糖尿病8例,高血脂8例。非火热组中,男性35例,女性23例；年龄41～80岁,平均(61.83±12.23)岁；合并高血压30例,糖尿病10例,高血脂6例。
1.2 纳入标准
符合中华医学会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1],并经头颅ct或mri检查证实,病程在48h以内,意识清楚,神经系统功能缺损评分在5～15分之间。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制定的中风病诊断标准[2]。患者入院后24h以内,由中医师进行中医辨证。按照《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3]进行火热证的量化诊断,对患者大便、神情面目、呼吸气味、发热、舌质、舌苔、脉象等情况进行评分,总分≥7分者诊断为火热证。
1.3 排除标准
①ct/mri显示,除责任病灶外还伴有其他与本次病变无关的病灶；②伴有感觉性失语或运动性失语而影响语言交流者；③病后出现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或既往有智能障碍者；④既往患有精神疾病者；⑤合并有血液病或肿瘤者；⑥伴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⑦发病后超过48h住院者。
1.4 研究方法
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分为火热组与非火热组,入院当天分别详细记录患者的姓名、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经济状况、吸烟史、饮酒史、既往史、神经系统体征及中医证候等内容,2组患者全部采用常规西药治疗,不加用任何中药。
发病4周时评估患者卒中非特异性生存质量状况。使用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量表进行评估。此问卷由患者本人在安静环境下独立填写完成,因病情或文化程度等原因无法完成自评者,由医师帮助填写。所有资料均由专人统一收集并经过2次复核。
每一维度的得分为原始分,需转化成标准分(百分制),转化公式为：标准积分＝(原始积分－该条目最低分值)×100。
1.5 统计学方法
运用spss12.0进行统计学分析。对2组患者的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对计量资料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
2 结果
2组患者在sf-36各维度中,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评分火热组明显低于非火热组(p＜0.05,0.01)。其余维度的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表1 2组脑梗死患者sf-36生存质量比较（略）
3 讨论
脑卒中患者生存质量已逐渐成为临床医生判断疗效的重要指标,与临床常用的神经功能缺损、残疾程度等指标相比,更能客观、全面地反映患者的疾病状况及其结局[4]。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sf-36是由美国医学结局研究组开发完成的[5],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信度和效度均较高的普适性生存质量评价量表,内容包括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躯体疼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健康等8个领域,共36个条目。其中,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构成该量表的躯体层面；精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健康构成该量表的精神层面。该量表已广泛应用于卒中后患者的生存质量研究[6-8]。
传统中医学认为,中风病的发病机制有风、火、痰、瘀、虚五端。研究发现,脑血管病急性期以风、火、痰证在临床最为常见[9-10]。火热能生风动血,能炼液成痰,能耗气伤阴,是中风病发病的关键环节。本研究将火热证作为切入点,分别观察火热证与非火热证患者在亚急性期的生存质量并进行比较。为避免证候特点变化引起的证型改变,整个疗程均采用西医药治疗,不加任何中药。研究结果显示,脑梗死患者发病4周后,2组患者虽然在神经系统症状体征方面均有所好转,但在生存质量的恢复方面存在差异。火热证患者其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情绪角色3个维度的生存质量均较非火热证患者差。
sf-36中的心理健康维度主要评估患者的快乐、紧张、抑郁等心理问题；情绪角色维度主要检测患者因躯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而产生的对工作和其他日常活动的限制程度；社会功能维度评估躯体健康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对患者正常社会活动的影响。此3个维度均属于生存质量的精神层面。火热证患者精神层面的生存质量较差,可能因为：①火热证属阳证,脑梗死发病之时,风火相煽,气血逆乱,临床病情相对较重,患者大多出现神经功能缺损,生理自理能力、工作能力减退,患者心理压力增加,出现敏感、烦躁、不快乐等,甚至可表现为亢奋、焦虑或抑郁等,导致其心理健康严重受损。②火热证易上扰心神,或形成痰热互结、痰火扰心等证候而出现情绪失常,患者因此而减少工作或活动的时间,或本来想做的事情只能完成一部分,导致其情绪角色方面的生存质量低下。③躯体健康的损害和心理、情绪变化使得患者社交能力明显减弱,影响患者与家人、朋友、集体的正常交往和社会活动,因此社会功能方面的生存质量明显减退。
既往研究发现,卒中急性期有火热证候表现的患者较容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其神经功能与日常生活功能状态的损害较为严重,其出院时康复情形较差[11]。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急性期存在火热证候的脑梗死患者其亚急性期生存质量较非火热证患者差。因此,火热证与脑梗死患者病情及预后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脑梗死患者火热证候的早期判定和干预,对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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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协作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试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9(1)：55－56.
[3]任占利,王顺道,高颖.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试行)[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4,17(3)：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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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顺道.中风病证候的初步研究[j].中国中医急症,1995,4(2)：85.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4
关键词：发热；脑损伤；病死率
CorrelationResearchofFeverandCaseFatalityRateinpatientswithCraniocerebralinjuryiniCU
XUJian-min1,Ye-yuan2,menGXin-ke2,ZenG-Yun1
(1.Departmentofneurosurgery,theaffiliatedShenzhenXixiangHospital,Shenzhen518000,Guangdong,China;2.ShenzhenSecondpeopleHospitaliCU,Shenzhen518000,Guangdong,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evaluatethepredictorsoffeverwithinpatients,andtostudytheeffectoffeveronin-hospitalcasefatality.methodsRetrospectivedatacollectionofconsecutivepatientsadmittedtotheintensivecareunit(iCU).neurologicalpatientswerematchedbysex,age,andacutephysiologyandChronicHealthevaluationii(apaCHe-ii)toacohortofnonneurologicalpatients.Feverwasdefinedasanytemperature>37.5℃withinthefirst24hoursuponadmissiontotheiCU.theprimaryoutcomemeasurewasin-hospitalcasefatality.Resultsmeanageamongneurologicalpatientswas65.5±14years,47%weremen,andmedianapaCHe-iiwas15(interquartilerange11-20).moreneurologicalpatientsexperiencedfeverthannonneurologicalpatients.themeanhospitallengthofstaywashigherfornonneurologicalpatients,andmoreneurologicalpatientsweredeadathospitaldischarge(30%vs20%,p
Keywords：Fever;traumaticbraininjury;in-hospitalcasefatality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我院从2010年1月1~2012年12月31日，年龄超过18岁，发病后24h内即进入iCU的患者，其中脑损伤患者组包括aiS，iCH和tBi。非脑损伤患者对照组，包括内科疾病（非手术治疗）和外科疾病（急诊或择期手术后）的危重患者。这些患者分别按性别、年龄（±2年）、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apaCHe-Ⅱ评分±5分）匹配。
1.2方法
1.2.1记录资料回顾性分析7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两组患者24h内的生命体征、血生化指标、并发症出现情况以及疾病严重程度。主要转归指标为病死率。疾病严重程度依据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apacheⅡ评分来评估。并发症评估条件：循环系统（SBp60mmHg，持续时间>1h），呼吸系统（aLi氧合指数≤300或peep>5cmH2o），肾功能（液体复苏后血肌酐升高>1mg/dL或不管有无液体复苏Cr>2.0mg/dL）。
1.2.2发热的定义在入院24h内，每2h测量腋温1次，以后根据护理常规对发热进行测量及观察。最高体温定义为入住iCU第一个24h内的最高温度。最高体温高于37.5℃者确定为发热。
1.3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9.0软件，经Logistic回归的方法进行院内病死率的预测的多因素分析。表1和表2中p
2结果
36例脑损伤患者符合标准，与36例非脑损伤患者匹配。脑损伤组平均年龄为(65.5±14)年，47％为男性，平均apaCHe-Ⅱ评分为15（iQR11-20）。在神经系统组中，有63％的脑出血，25％的aiS，和12％的tBi。在非神经组，90％为内科（主要是脓毒症、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以及心梗），8％为急诊手术后的情况下，2％为择期手术病例。
本研究结果表明，平均住院时间脑损伤患者明显低于非脑损伤患者。相较于非神经系统患者来说，脑损伤患者的平均最高温度更高，入住iCU后脑损伤患者发热更易出现（表1）。在单因素分析中，入iCU后发烧与病死率相关。与病死率相关的其他因素见表2。在多因素分析中，apaCHe-Ⅱ，神经系统疾病，map，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功能衰竭，发热均与院内病死率相关（表3）。
最后，我们测试发烧是否仍是院内病死率一个显著的独立预测因素。我们通过logistic回归以发热为因变量计算出的每个患者暴露于发热的概率。在入住iCU后发烧的独立预测因素是年龄较轻，心率，呼吸频率和神经系统疾病（表4）。
3讨论
Fugate等研究证实，发热是增加死亡率、致残率的独立预后因素。也有研究显示，难治性发热与SaH患者的死亡率增加、严重的神经功能障碍以及认知功能障碍相关。Diringer等研究证实，在发热患者中，脑梗死时常发生。发热与脑血管痉挛有关。naidech等[2]研究认为，发热增加症状性脑血管痉挛的发生和患者不良预后。发热可能增加继发性神经损伤，也不排除是某些不良事件的标志[3]。在关于脑损伤的荟萃分析中，发热和不良预后之间存在相关性，以此可以推测，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以作为潜在的治疗方法[4]。
脑损伤后发热的不利影响已在动物模型[2]和观察性研究已确认，很少有试验评估的脑损伤的患病率及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相对于其他非脑损伤的危重患者在其中发热作为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一部分，也很普遍。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证明了iCU中，在与非脑损伤患者危重程度相似的脑损伤患者中，发热是普遍存在的，与病死率相关。最重要的是，发烧对院内病死率的影响只在重症脑损伤患者中显著，而且在调整了病死率的其他影响因素后（比如基础疾病，急性生理学紊乱，危重疾病严重程度评分，住院后并发症，以及暴露于发热的概率），这种影响依然存在。此结果表明，入iCU后发热与不良预后相关。
发热是创伤和危重病的防御性反应，以保护身体免受随后的所致的感染。在我们的研究中，与非脑损伤患者相比，脑损伤患者入院时体温较高以及发热所占的比例略高，且独立于年龄、性别、apaCHe-Ⅱ评分和SiRS，这表明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能是独立发生的。本研究表明，相对于非脑损伤患者，神经系统损伤的存在增加了发烧的几率。此结果与关于危重神经病患者之前的研究一致，并表明脑损伤，是发热的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有研究表明体温升高患者重残或病死的机会是体温正常患者的2.78倍，在颅脑创伤患者的急性期，体温升高很常见，原因可能包括下丘脑功能障碍，或因iL-1水平增高所致中枢性发热和感染性发热。发热也会引起一系列生理病理改变，如血压下降、发生虚脱、加重脑的缺血性损害、心律失常、心肺并发症等。脑中线移位容易影响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脑出血或者大面积脑梗死患者可能出现下丘脑受压，从而影响下丘脑体温调节中枢，发生中枢性发热。脑出血或梗死后出血破入脑室，也可能影响下丘脑功能，推测可能是血毒素对视前区体温调节中枢的直接损害，干扰脑干产热抑制性纤维的信号输入，刺激前列腺素产生增加，从而导致体温调定点上移。
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在非脑损伤组发烧对病死率无影响，此结果可能是由于当脑组织未受损时，发烧可能对机体产生保护作用，但一旦脑组织受损，发热对机体保护的任何益处可能被脑组织受损导致的更高体温所致的损害所抵消。综上所述，在非脑损伤的危重患者中，目标体温的调节可能因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不同而有所不同。然而，目前还没有关于不同疾病的目标体温调节的大型前瞻性的研究，所以现在的目标体温最好维持在正常范围。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脑损伤患者入iCU后的发热，是与院内病死率相关我独立危险因素。此研究表明在脑损伤患者中，发热可以作为未来的治疗方法，早期的目标体温管理是否会改善医院脑损伤患者的病死率仍需进一步实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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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5
续断120克，怀牛膝、炒杜仲各110克，水煎服，每日服3次，1周服完，一般腰肌劳损患者使用本方7天便可治愈。
吉林通化李喜范
国家药典委员会白晓菊点评：腰肌劳损指腰部一侧、两侧或正中等处发生疼痛之症，以腰部隐痛反复发作，劳累后加重，休息后缓解等为主要表现，中医认为可能因感受寒湿、湿热、气滞血淤、肾亏体虚或跌仆外伤所致。
本方中，续断、怀牛膝、炒杜仲均有补益肝肾、强筋壮骨作用，怀牛膝还具有活血化淤作用。因此，本方对于腰肌劳损辨证属于肾虚兼有气滞血淤者有一定疗效。该病主要表现为腰痛酸软，痛处固定而明确，患者喜按喜揉，足膝无力，劳作后症状加重，躺下时症状减轻。但值得注意的是，腰肌劳损患者平时应加强体育锻炼，使肌肉、韧带、关节囊经常处于健康和发育良好状态。因为肌力及韧带弹性良好者，发生劳损机会也较少。
治神经性皮炎方
我从朋友那学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治疗神经性皮炎的单方，取大黄、荆芥、大风子、苦参、黄精各30克，白鲜皮、桃仁各20克，水煎微温外洗患处，神经性皮炎使用本方，1周内即可起效，1个月内就能完全控制病情。但要注意，如果患处有伤口、渗液，则不要使用此方。
河北沧州杨捷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硕士迮侃/教授李斌点评：神经性皮炎与中医所称的“牛皮癣”、“摄领疮”等相类似（现在所谓的“牛皮癣”，中医传统称之为“白庀”；西医则称为“银屑病”）。祖国医学认为，此病是因风湿蕴肤、经气不畅所致。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神经性皮炎多由精神因素、局部刺激等原因引发，虽然具体机制未明，但多好发于颈部、四肢、腰骶，是以对称性皮肤粗糙肥厚，剧烈瘙痒为主要表现的皮肤性疾病。
本方中，大黄、白鲜皮、苦参都有清热利湿解毒功效，荆芥、大风子取其祛风之效，而桃仁活血，黄精滋阴润肤，七药合用，有清热解毒、祛风利湿、活血滋阴效果。该组方作用原理与神经性皮炎的的病因病机十分契合，所以临床使用常能取得较好疗效。神经性皮炎患者多数病程较长，久病容易伤阴，补以黄精，可以滋阴润肤，更是锦上添花。
注：本方其他药物相对安全，唯独大风子有毒，所以，此方只能外用，切勿口服。
治慢性肝炎方
曾经，我也是一名乙肝患者，胃口不好，肝功能也不正常，后来，偶然听说了一则治疗慢性肝炎的方子，便试了试，原本没报多大希望，但没想到才吃一两周，自己就感觉病情有了好转，半个月后去查时肝功能已经恢复正常，太神奇了。下面，我就把这个神奇方推荐给大家：败酱草、夏枯草各30克，青蒿9克，每日1剂，水煎分2次服，可连服至肝功能恢复正常为止。
四川成都严晓伟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蒲昭和点评：肝炎患者多会表现出肝功能异常，通过改善或恢复肝功能，将有助延缓病情发展。这时，可以考虑服用一些清热、利湿、解毒中药，确实有一定的抗病毒、降酶、促进肝细胞再生等作用。
此方中，败酱草性凉，味辛、苦，主要有清热解毒，祛痰排脓功效，常用于治肠痈、肺痈、痢疾、产后淤血腹痛、痈肿疔疮等。研究表明，败酱草有镇静、抗菌、抗癌功效，并且还有促进肝细胞再生、改善肝功能、防止肝细胞变性等作用。
至于夏枯草，则为“肝经要药”，其味辛、苦,性寒，有清肝明目、散结消肿等功效，可治乳痈、目痛、黄疸、肺结核、血崩等。研究表明，夏枯草有降压、抗菌、抗病毒等作用，据报道，它用于治疗急性黄疸肝炎效果不错。
青蒿味苦微辛，性寒，有清热、解暑、除蒸等功效，主治骨蒸劳热、疟疾、黄疸等，研究证明，青蒿除了抗疟、抗菌、解热作用外，青蒿中的缩合鞣质还能抗乙肝病毒（HBV）活性。
三味合用，确实具有清肝胆血热、抗病毒功效，用于治疗急性黄疸性肝炎有一定效果。
不过，慢性肝炎本身是较为复杂的疾病，病程长、治愈难度大，需要药物、休息、饮食诸方面配合才能取较好效果。上方“治愈慢性肝炎或恢复肝功能”的说法，不宜寄过高期望。
莱菔子治中风后腹胀
患者如患上中风，治疗调养过程可能需要长期卧床，活动少了，肠蠕动也会减慢，进而引起肠胀气，另外，为了减轻脑水肿而使用脱水药，会使尿量增多，也容易引起低钾，肠麻痹而导致腹胀。我有一位同事，便是一位中风患者，也曾出现难以忍受的腹胀，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一则专治此证的偏方，而且使用后效果很好，我亲眼所见。
此方主要选用的是莱菔子，具体为：莱菔子适量，文火炒黄，取30克水煎服，每日1剂；另取10克研为细末，以米酒调匀制饼，脐部常规消毒后，将药饼外贴于脐部包扎固定，并以热水袋热敷，每12小时换药1次，一般用药1～2天后腹胀即可减轻，再坚持使用几天，腹胀症状便会完全消失。
甘肃敦煌吴明
成都中医药大学副研究员蒲昭和点评：关于中风后腹胀的原因，这位读者的描述基本准确。
本方虽然只用了莱菔子（萝卜籽）一味药，但正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精”，其作用已然足够。莱菔子是十字花科植物萝卜的成熟种子，其性平，味辛甘，入肺、脾、胃经，有消食、除胀、降气、化痰功效，主治咳喘痰多、食积腹胀、便秘等证。莱菔子的消食除胀功效相当显著，古人誉其有“推墙倒壁”之功，无论生用炒用，皆可令人气顺郁开。
莱菔子能消滞化积、降气除胀，因多油质润，可润肠通便；现代研究表明，莱菔子含挥发油，渗透性能好，且能促进胃肠运动；米酒辛散，有利于药物透达。莱菔子敷脐，借助温热之药力,药物能由表入里，直达病所，从而能起到促进胃肠功能恢复、消除腹胀的效果。此方之所以有效，除药物本身的作用外，选准用药部位也是关键。脐中是中医神阙穴所在，位居腹中，脐部皮薄，血液循环丰富，此处用药物极易渗透。
可见，此法疗效确实，操作安全有效，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对中风后腹胀当有较佳效果。
治夏季皮炎方
虽然夏天已过大半，我们这里的气温依然居高不下，夏季皮炎依旧时有发生。我隔壁邻居便患上此病，全身奇痒难受，后来用了一位老中医的偏方后，他的病情很快好转。我找到邻居询问，并把这个方子抄了下来：冬桑叶、苏叶、陈艾叶、薄荷叶各30克，明矾20克。将药加水1500毫升，煎沸20分钟，将药液倒入盆中，待温后外洗患处。每日1剂，洗浴3次，5～7剂为1个疗程，1～2个疗程即可痊愈。
重庆万州陈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硕士迮侃/教授李斌点评：夏季皮炎多因持续高温、高湿度的外环境，加上皮肤出汗多又没有及时清洗所致。祖国医学认为，此病多因暑热脾湿、蕴蒸肌肤所致。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6
【关键词】C型臂；射频靶点热凝；臭氧消融术；颈椎间盘突出症
【中图分类号】R681.5+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2-0102-02
为探讨C型臂引导下射频靶点热凝联合臭氧消融术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中选取的近期效果，笔者选取接受治疗的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60例展开研究，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2年5月到2013年7月经临床以及影像学确诊的60例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根据患者生命体征以及临床症状，并结合Ct或mRi确诊，排除颈椎结核、椎间盘钙化、劲椎管狭窄等疾病。患者在本次治疗前均口服过药物、经牵引、理疗等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其中，研究组30例，男19例，女11例；年龄为40～78岁，平均年龄为（59±2.0）岁；平均病史为（5.7±1.1）年；病变部位：C2～3椎间盘突出5例，C3～4椎间盘突出9例，C4～5椎间盘突出10例，C5～6椎间盘突出6例；对照组30例，男20例，女10例；年龄为41～79岁，平均年龄为（60±3.0）岁；平均病史为（6.1±1.4）年；病变部位：C2～3椎间盘突出4例，C3～4椎间盘突出8例，C4～5椎间盘突出11例，C5～6椎间盘突出7例。对本次研究选取患者基本资料展开对比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对照组采用C型臂引导下射频靶点热凝，取俯卧，并在患者腹部垫放一个枕头，于C形臂X线正位透视定位病变部位的左右位置以及椎间隙。常规消毒铺巾，于脊柱中线旁开8～10cm处偏45°位置做出一个穿刺点，采用1%利多卡因实施麻醉，于C臂透视下引导下采用23G×15cm套管射频针定位穿刺，穿刺过程中不能伤及周围组织及神经，穿刺至靶点时，打开射频仪，监测无明显异常反应后，患者置入射频导针分别以60℃、60s，80℃、80s实施一次射频热凝，90℃、100s，92℃、100s分别射频消融3次。
研究组采用射频靶点热凝联合臭氧消融术，射频靶点热凝治疗方法同对照组一致，同时，通过臭氧消融术治疗，在患者椎间盘镜穿刺针管，缓慢将60mg/L臭氧气体注入到髓核内，共2～3ml。
1.3疗效评价采用macnab功能评价标准[1]：显著改善：临床症状消失，颈部活动完全不受限、运动功能完全恢复；改善：仍有颈部不适、轻微的下肢疼痛，活动情况轻度受限，正常生活以及工作完全不受限，一般情况下不需实施特殊处理；无效：治疗前后症状无明显变化，需采用药物实施特殊处理，甚至症状有恶化加重。总有效率=显著改善率+改善率。根据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价颈部疼痛情况[2]；评价安全性情况，统计术后疼痛恶化、神经受损、感染性椎间盘炎、恶心、头痛、尿潴留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1.4观察指标依据VaS评价标准统计入院时、治疗后第4天评分，近期疗效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5统计学分析本次研究数据资料采用SpSS16.5软件包分析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VaS评分比较情况入院时，两组VaS评分无统计学差异，治疗后第4天评分低于入院时（p
2.2两组患者治疗后近期疗效研究组患者的近期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不良反应情况研究组术后出现1例轻微的恶心，未实施特殊处理，症状自行改善。
3讨论
颈椎间盘突出症发生主要是因颈椎间盘各部分，发生不同程度的退行性变化，再加上外力因素的影响，椎间盘出现纤维环破裂，从破裂处髓核组织突出，并压迫或刺激相邻的脊神经，导致患者出现颈部疼痛。临床不断深入研究该疾病的治疗方法，从理疗、有创治疗，逐步发展到微创介入治疗。微创因具有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小、费用低的特点，被患者所广泛接受。本次研究中，对比治疗后4d两组患者的VaS评分，研究组下降更为明显。主要是因采用靶点射频热凝治疗颈椎间盘突出症，可使维持胶原蛋白三维结构的共价键断裂，缩小胶原蛋白的体积，减少椎间盘内的压力；同时可有效保护窦椎神经，联合臭氧治疗，可提高镇痛以及抗炎作用，发挥较好的缓解疼痛效果。研究表明，研究组近期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表明该手术方法治疗效果显著。观察用药后，均无明显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采用C型臂引导下射频热凝联合臭氧注射治疗，安全微创，效果显著，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疼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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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7
[关键词]肠易激综合征；证候；发病机制；影响因素；肝郁脾虚证；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
[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tCm）syndromedistributionandpathogenesisof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thepatientsin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Guangzhou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wereenrolledforthecrosssectionalstudythedataof12sociologicalvariables，13riskfactors，84symptomsandsignsvariables（in9aspects），and19neuroendocrineindiceswereextractedforgroupbetweenanalysiswithonewayanoVa，chisquaretestandnonparametrictest，andtherelationshipanalysisbetweenclinicalsymptomsanddiseasessubtypeswasdonewithbinaryLogisticregressioninaddition，thepatternsoftCmsyndromesweredividedbyseveralsyndromefactorstoanalyzethedifferenceinneuroendocrineindicesbetweenvariouspatternsandsyndromefactorsatotalof383iBSpatientswereenrolled，including353（922%）casesofdiarrhea，14（37%）casesofconstipationand16（41%）casesofmixedtypesiniBSdiarrheapatients，therewere291（760%），18（47%），48（125%）and26（68%）casesof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spleendeficiency（sLDSD），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qistagnation（sLDQS），syndromeofdampnessheatinthespleenandstomach（sDHSS），andsyndromeofspleendeficiencywithdampnessencumbrance（sSDDe）respectivelytherewassignificantdifferencesinbloodgroupsbetweeniBSdiarrheapatients，iBSconstipationpatientsandiBSmixedtypespatients；theirdiseaseclassificationwassignificantlycorrelatedwiththeallergies，drinking，irregularmealshabits，noorlessvacations，andothercausesofmorbidity（p
[Keywords]irritablebowelsyndrome；syndrome；pathogenesis；riskfactors；syndromeofliverdepressionandspleendeficiency；acetylcholine；angiotensinⅡ
doi：10.4268/cjcmm20160727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bowelsyndrome，iBS）是一种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肠病，缺乏可解释症状的形态学改变和生化异常[1]。本病全球发病率较高（约为7%～25%），可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社会、生存质量等多个方面，带来沉重的医疗管理负担[24]。中医药治疗本病有较多方法且有较好疗效，如中草药与成药[5]、针灸[67]、艾灸[8]、推拿[9]、外治[10]、饮食疗法[5，11]、心理干预[5，12]等。基于中医药对本病的系统认知，中华中医药学会[13]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14]均了临床诊疗指南，对其病因病机、辨证分型、诊疗方案、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论述，具有较高的科研和临床指导意义。但是，目前本病直接临床数据支持下的中医证候和辨证依据等研究仍然较少，其中不同中医证候下的发病机制研究尤为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相关研究结论和意见的科学性。本研究采用观察性研究方法拟通过临床现场调查分析本病的证候分布和发病规律，报道格式采用《提高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声明（StRoBe）》[15]。
1研究方法
11研究设计
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横断面设计。
12研究环境
采用现场调查方式，地点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脾胃病科住院部和门诊部。
13研究对象
131诊断标准西医诊断标准：肠易激综合征（2013iCD10Code：K580和K589）采用《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Ⅲ诊断标准》，即反复发作的腹痛或不适（非疼痛性不适感），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近3个月内每月至少出现3d并符合以下2点或2点以上，①排便后改善；②发病伴排便频率改变；③发病伴粪便性状（外观）改变。便秘型（iBSC）、腹泻型（iBSD）、混合型（iBSm）分型诊断亦采用其标准[1]。
中医诊断标准：分为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共4个证型，具体标准参照《肠易激综合征中医诊疗共识意见》[13]和《肠易激综合征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14]。
132纳入标准需同时满足以下标准：①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②年龄≥18周岁；③符合肠易激综合征西医诊断标准；④符合上述中医诊断标准。
133排除标准满足以下任一标准即被排除：①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②因器质性疾病出现腹痛、腹泻或便秘者；③有腹部手术者；④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抑郁症患者；⑤研究者认为不适合纳入试验者。
134脱落标准所有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进入试验的受试者，均有权随时退出而无论何时何因，但研究者必须填写脱落原因以备后续分析。
14研究变量
141社会学资料包括12个分析变量（表1，2）；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等文本信息未纳入分析。
142影响因素包括13个二分类变量（无、有；表1，2）。
143症状和体征包括9个方面84个四分类等级变量（无、轻度、中度、重度，表3，4），分别为全身症状（11条）、头面症状（13条）、心胸症状（5条）、脾胃症状（10条）、腰肢症状（4条）、饮食症状（9条）、睡眠症状（2条）、二便症状（18条）、精神症状（12条）。
144神经内分泌指标包括19个变量：降钙素基因相关肽（CGRp），血管紧张素Ⅱ（atⅡ），多巴胺（Da），5羟色胺（5Ht），糖皮质激素（GC），神经肽Y（npY），内皮素（et），同型半胱氨酸（Hcy），乙酰胆碱（ach），褪黑素（mt），p物质（Sp），雌二醇（e2），睾酮（t），肿瘤坏死因子（tnFα），一氧化氮（no），血管活性肽（Vip），生长抑素（SS），5羟色胺3受体（5Ht3R），促肾上腺素（aCtH）。
15测量方法
招募时首先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对来院患者逐人沟通，经判定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者即邀请进入研究，患者同意后立即独立完成临床病例报告表（CRF）调查（禁止其他人员辅助或解释）。完毕后调查员进行信息复核，出现数据缺失时提醒受试者补充完整，再次核查后交研究室封存。所有受试者需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无随访。
神经内分泌指标样本收集采用预定的规范化操作流程，使用水平离心机进行血清分离，离心半径8cm，速度3500r・min-1，时间10min；然后，将离心标本分装至3个15mL冻存管，密封编码后低温保存（-20℃），然后交由北京华大蛋白质研发中心统一检测。
16偏倚及控制
本研究主要存在选择偏倚（如易感性偏倚和诊断机会偏倚）和随机误差风险。为减少其可能带来的混杂影响，研究小组制定了严格的诊断标准并对调查员进行规范培训，将评测指标细化处理，且在调研过程中逐一核查问卷，提高应答率，减少偏倚风险。
17统计学方法
171统计描述定量资料采用±s（均数比较时）或平均秩次（非参数检验）表示，定性资料以频数（百分比）表示。
172统计推断定量资料采用单向方差分析（onewayanoVa），二分类定性资料采用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多分类定性资料和等级资料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疾病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phi（）列联系数，p
在症状和体征的单因素分析后，以各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为因变量进行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明确各组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首先，将单因素分析结果纳入全变量模型，对多分类变量进行类间比较，若分析显示无显著差异则在下一步分析中不考虑类间比较，若有显著差异则在下一步分析中将其纳入类间比较，然后采用偏最大似然估计前进法分析。
对神经内分泌指标进行分析时，除对各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进行常规对比外，为进一步挖掘其隐含信息，将对中医证型进行分解（不同证素及证素组合），包括病位（肝、脾、肝脾、脾胃）、气机（气滞、气虚、混合紊乱）、湿性（湿邪、湿热）、病位性组合（肝郁、脾虚、肝郁脾虚）、肝郁（有、无；下同）、脾虚、湿热、肝、脾、胃、气滞、气虚、湿、热共计14个变量进行探索性分析。
173统计软件数据录入采用epiDataentry软件，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所有分析以p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筛选675例iBS患者，其中163例患者拒绝参加，129例患者被排除，无脱落与终止病例，最终有383例患者进入分析，其中泄泻型（iBSD）患者353例（922%）、便秘型（iBSC）患者14例（37%）、混合型（iBSm）患者16例（41%）；在iBSD患者中肝郁脾虚证291例（760%）、肝郁气滞证18例（47%）、脾胃湿热证48例（125%）、脾虚湿阻证26例（68%）。
22社会学资料
在iBSD，C，m的对比中，仅血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影响因素分析
iBSD，C，m的疾病不同分型与过敏史、饮酒史、三餐不准时、很少或无休假、发病的其他原因共5个变量呈显著相关但均较弱（p
iBSD4种中医证型与饮酒史、吸烟史、很少或不吃早餐、每天睡眠时间少于8h共4个变量呈显著相关但均较弱（p
将社会学资料作为影响因素分析时，疾病不同分型与血型呈显著弱相关（p=0013，=0220）且在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中医不同证型与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呈显著弱或中相关（p
24症状和体征分析
在iBSD，C，m的对比中，共15个变量：畏寒、面色异常、胃脘胀满、口粘腻、泄泻（次数增多）、泄泻（粪质稀溏）、泄泻（泻势急迫）、完谷不化、痛泻、大便粘腻、大便夹有泡沫、便秘（次数减少）、便秘（粪质干结）、便秘（排便艰涩）、肠鸣不安在各组间有显著意义差别（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共14个变量：手足心热、乏力、头胀、耳鸣、胸胁疼痛、肢冷、泄泻（次数增多）、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小便黄、精神抑郁、焦虑、忧郁、紧张在各组间有显著意义差别（p
25神经内分泌指标分析
在iBSD，C，m的对比中，仅血管紧张素Ⅱ（atⅡ）（F=12571，p
在iBSD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除乙酰胆碱在肝郁脾虚证（n=194，±s：1755±1819）和脾虚湿阻证（n=25，±s：7319±6880）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3068，p
3讨论
31主要结果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有：①泄泻型在iBS分型中占据主要地位（922%），其中中医证型分布肝郁脾虚证最多（760%）；②血型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③iBS泄泻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大便夹有泡沫、肠鸣不安，独立保护因素是大便粘腻、便秘（粪质干结）；iBS便秘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口粘腻、便秘（次数减少）、便秘（排便艰涩），独立保护因素是畏寒、泄泻（次数增多）、完谷不化、痛泻、大便粘腻；iBS混合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畏寒、胃脘胀满、便秘（粪质干结），独立保护因素是口粘腻、肠鸣不安；④iBS泄泻型肝郁脾虚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肢冷、精神抑郁，独立保护因素是耳鸣；肝郁气滞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独立保护因素是乏力、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脾胃湿热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泻势急迫）、小便黄，独立保护因素是头胀、耳鸣、肢冷、泄泻（次数增多）；脾虚湿阻证的独立危险因素是乏力，独立保护因素是胸胁疼痛、紧张；⑤本研究18个神经内分泌指标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除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在指标间存在差异外，其他指标在各组间均无显著差异；在下属证素的探索性分析中，肝郁有无（ach，atⅡ，aCtH，e2）、湿湿热（atⅡ，aCtH）、脾虚肝郁脾虚（ach，atⅡ，aCtH）、气虚气机混合紊乱（ach，atⅡ）均有部分指标在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2社会资料和影响因素分析
患者性别、年龄、社会和文化等特征是iBS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多容易被忽略[16]。本研究发现在iBS3种亚型对比中，o型血人群泄泻型和便秘型发病率较高，B型血人群混合型发病率较高，且血型是疾病亚型的显著影响因素，但目前针对两者关系的科学研究极少，故其确切机制还待后续研究。在iBS泄泻型4种中医证型对比中，性别、居住条件、职业在各组间存在显著差别，且是中医不同证型的显著影响因素，其中女性人群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发病率较高，多因女性体质禀赋有关，易气血亏虚，后天运化不足，致使中土脾虚，或湿邪内生，虚实夹杂，或情志失调，木贼相乘，而发虚实夹杂之证；而居住条件“好”、工人中肝郁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发病率较高，居住条件“很好”、离退休人员肝郁气滞证发病率较高，则一方面可能与生活习惯与情志管理失当等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为上述人群知识水平与生活环境较好而更易就诊，造成研究人群的客观选择偏倚，但需说明并非所有研究均支持类似结论，原因可能与样本选择有关[17]。
在非社会学特征的疾病影响因素分析中，饮酒史历来为重要指标[18]，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其更易罹患混合型iBS，可能因酒性湿浊，易因体质和环境从热或寒，虚实夹杂体内，或致脾虚不能运化水谷精微，夹湿邪而下成泄，或热邪内生，燥伤阴液，肠道传导失常而成秘结，故见混合型多发。三餐不准时、很少或无休假、发病的其他原因者更易罹患泄泻型，可能与饮食、情志、不内外因的综合作用有关，导致脾胃虚弱，肝失疏泄，致使运化无权，传导失司，升降失调，清气下陷，水谷糟粕混杂而下而成泄泻；其中，泄泻型患者中有饮酒史、吸烟史、很少或不吃早餐、每天睡眠时间少于8h者更易罹患肝郁气滞证，可能与工作生活的节奏和压力过大有关，情志不遂，导致气机疏泄失常，肝气郁结而发病。
33证候学特征与神经内分泌指标分析
在证候分析中，由前述主要结果可知泄泻型和便秘型的独立危险因素与诊断变量基本重合，混合型的独立危险因素是畏寒、胃脘胀满、便秘（粪质干结），可能与气机混合性紊乱有关，或气虚体弱，对外固卫不能，对内温煦不足，腐熟无权，而见畏寒胃胀等，或气机郁滞，传导失常而见痞满便秘等，故可见泄泻与便秘交替出现。在iBS泄泻型中医证型危险因素的分析中，肝郁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对应变量均与其主症相近，唯肝郁气滞证独立危险因素是泄泻（次数增多），独立保护因素是乏力、泄泻（泻势急迫）、大便粘腻，均未出现与气机失调相关的特征性表现，而是疾病共性症状，可能与样本量过少有关（共6例）。
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iBS泄泻型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对比中存在显著差异。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ach）是一种神经递质，在人体肠道内分布广泛，可明显兴奋胃肠道平滑肌，促进胃肠分泌，引起恶心、嗳气、呕吐、腹痛及排便等症状[19]；前期研究显示ach作为肠细胞内在性一级传入神经元（intrinsicprimaryafferentneurons，ipans）分泌的兴奋性递质与平滑肌上m受体结合，使平滑肌收缩而增加肠道蠕动[20]。血管紧张素Ⅱ（angiotension，atⅡ）是一种多肽物质，是人体一种应激性激素，前期研究表明atⅡ与急性应激、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关系比较密切，可能与肠易激综合征的发病有一定关系[2122]。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hormone，aCtH）是一种多肽类激素，能促进肾上腺皮质的组织增生以及皮质激素的生成和分泌，是介导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对应激反应的关键物质，参与脑肠轴互动，通过影响胃肠道动力和内脏高敏感性等参与iBS发病[21，23]。雌二醇（estradiol，e2）是卵巢分泌的类固醇激素，对垂体和下丘脑有调节作用，亦可通过脑肠轴互动而参与iBS发病[24]。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肝郁脾虚证（气机混合紊乱）患者的ach，atⅡ水平较脾虚湿阻证（脾虚、气虚、湿）明显偏高，多因前者神经兴奋性和应激性较后者更为活跃；肝郁患者的ach，atⅡ，aCtH，e2水平均明显升高，多因病在肝脾，然乙癸同源，肝肾藏泄互用，与神经内分泌等密切相关，故临床多见本证[2526]。
34研究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的临床意义首先在于明确了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候分布及发病规律，即以泄泻型（922%）、肝郁脾虚证（760%）为主，其泄泻型、便秘型、混合型及泄泻型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各自的独立危险和保护因素见前述，上述分布情况和影响因素的确定有助于医师进行临床辨证诊断和制定干预决策，亦有助于患者对本病进行日常生活管理。其次，在18个神经内分泌指标中确定了乙酰胆碱（ach）、血管紧张素Ⅱ（atⅡ）在肝郁脾虚证和脾虚湿阻证之间存在差异（肝郁脾虚证患者指标水平更高），有助于医师对本病不同证型向患者进行临床解释并提出情绪管理等建议，改善本病健康结局。
35研究的优势和局限
本研究优点在于：①设计合理，流程严谨，采用大样本横断面调查，针对疾病亚型和中医证型分层处理，分析指标结构清晰，从主观和微观多方面探讨本病证候特点规律；②采用预定和探索性结合分析思路，纳入多种统计方法和指标，避免数据隐含信息丢失；③明确提出本病中国人群的社会学、证候和微观机制特点。本研究局限在于数据为单中心资料，可能无法代表疾病的整体人群特点，并且由于受研究设计、时限和疾病特征的影响，除泄泻型肝郁脾虚证之外的其他样本数量较少，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外推性，故期待更多中心、更大样本量的后续研究。
4结论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收集肠易激综合征患者临床资料，并将其分为泄泻型、便秘型、混合型3个疾病亚型和肝郁脾虚证、肝郁气滞证、脾胃湿热证、脾虚湿阻证4个中医证型进行全面的组间对比，初步明确了本病的社会学分布、疾病影响因素、证候分布、疾病和亚组微观机制等。在后续研究中，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全国多中心联合调查，以期更能全面反映疾病特征，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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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8
西双版纳州人民医院，云南西双版纳666100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狼疮性肾炎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的危险因素。方法随机选取该院2009年7月—2013年2月收治的15例狼疮性肾炎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患儿及同期的20例无神经系统病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先对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实验室资料及治疗情况，再对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在单因素分析与多因素非条件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热、激素使用不规范、C3＜0.4及CtX治疗不规范为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结论狼疮性肾炎患儿发生神经精神性狼疮的主要因素是发热、激素使用不规范、C3＜0.4及CtX治疗不规范。
关键词狼疮性肾炎；神经精神性狼疮；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742（2014）02（c）－0072-02
[作者简介]谭国军（1971-），男，湖南祁东人，本科，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小儿肾脏。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Lupus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由未知病因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1]。患儿体内有多种自身抗体，会与自身抗原结合，并形成免疫复合物沉积在器官及组织。该症在小儿各年龄阶段都有病发，尤以青春期为高峰期。系统性红斑狼疮主要的并发症是狼疮性肾炎，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其肾脏的损害高达100%，但许多儿科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往往不重视治疗神经性狼疮（npSLe），结果使得致残率与致死率急剧升高。npSLe在SLe的任何阶段都可病发，且在早期无特异诊断标准，故极易漏诊，这也是导致患儿致残或死亡的主要原因。为探讨狼疮性肾炎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的危险因素，该研究随机选取该院2009年7月—2013年2月收治的15例狼疮性肾炎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患儿及同期的20例无神经系统病变患儿作为研究对象，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该院收治的15例狼疮性肾炎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患儿设为实验组，同期的20例无神经系统病变患儿设为参照组。实验组中，5例男，10例女，诊断SLe的年龄为5.5～14岁，平均年龄（8.6±2.5）岁；病发npSLe的年龄为12～15岁，平均年龄（12.4±1.6）岁；病程5～18个月，平均病程（6.2±3.3）个月。参照组中，8例男，12例女，诊断SLe的年龄为6～15岁，平均年龄（8.5±2.4）岁；病发npSLe的年龄为11.5～15岁，平均年龄（12.2±1.3）岁；病程6～18个月，平均病程（6.1±3.2）个月。排除药物、感染等激发因素，结合脑脊液、影像学等检查确诊为npSLe。
1.2观察项目
1.2.1临床资料对比两组患儿的临床资料，如发病年龄、病程、关节炎、发热、高血压、中重度贫血、肾功能不全、狼疮肾炎等。
1.2.2实验室资料对比两组患儿的实验室检查项目：补体C3、抗双链Dna抗体、抗核抗体（ana）及严重病理类型等。
1.2.3治疗情况对两组患儿的治疗情况进行比较，如正规使用激素与否、采用甲强龙冲击治疗与否、正规使用环磷酰胺(CtX)治疗与否。在进行该次研究前的半年内，若有以下情况属于糖皮质激素治疗不正规：①起初用量不够，即不超过1.5～2mg/(kg·d)；②骤然停用相当于强的松15mg剂量以上的激素；③减量速度过快。在进行该次研究前的半年内，若有以下情况则属于CtX治疗不正规：①剂量不够；②在进行CtX治疗阶段，停用不止3个月[2]。
1.3检验方法
对ana进行检验时，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滴度，判断为阳性的标准是＞1∶40。对抗双链Dna抗体进行检验时，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对血清C3进行检验时，使用免疫比浊法。
1.4统计方法
采用spss1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先对相关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再对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分析。
2结果
2.1实验组（npSLe）患儿的临床症状
6例精神异常，1例意识障碍，1例mRi发现脑血管病变，4例头痛，2例面瘫，1例癫痫致抽搐。
2.2npSLe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关节炎、发热、高血压、中重度贫血、肾功能不全、激素治疗不正规、抗双链Dna抗体、CtX治疗不正规等指标进行单因素分析，发热、激素治疗不正规、C3＜0.4g/L及CtX治疗不正规，则为有意义的危险因素（p＜0.05）；甲强龙冲击治疗为有意义的非危险因素。
2.3npSLe危险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再对有意义的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变量的有发热、激素治疗不正规、C3＜0.4g/L及CtX治疗不正规，这些因素都和npSLe正相关，见表1。
3讨论
SLe是一种由不明原因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容易造成多器官受累，其中以肾脏的受累程度最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4]，超过60%的患儿在病情早期存在尿检异常，后期肾损害的发生率则会相对较高，而引起SLe死亡的三大原因分别为肾损害、感染、神经损害。患SLe的儿童致残率与致死率要明显高于成人，且以合并神经精神性狼疮或弥漫性增殖性肾炎的患儿预后最差。
npSLe的临床特征较复杂，且程度不一，其中重症npSLe的预后会相对较差，极易引起SLe死亡，且精神异常也会对患儿的正常生活与学习造产生较大影响。在npSLe的早期诊断中无特异诊断标准，相对而言，Ln的诊断及治疗则相对透彻。在对Ln进行治疗过程中，如果发现合并npSLe，则会增加治疗难度，不利于预后。因此，儿科肾脏病医生在治疗SLe患儿时，必须密切注意其肾脏病变情况，尤其是npSLe。对Ln合并npSLe的发病因素进行研究，对于临床医生结合Ln患儿的神经精神性症状进行疾病诊断，并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npSLe的发病机制，至今仍无明确定论，但大多数医生认为npSLe属于SLe全身表现的组成部分，应该与免疫因素相关[5]。在该次研究中，血清C3出现下降的现象与npSLe有关，这说明npSLe与SLe病变在发生机制上存在相似性，都属于免疫复合物激活补体系统，结果引发血管炎。npSLe的神经精神症状主要活跃于SLe活动期，因此在诊断npSLe时，必须对狼疮活动性进行全面的检查及评估。
在该次研究中发现，治疗因素也是引起npSLe的危险因素，如激素治疗不正规、CtX治疗不正规等。有少数患儿因为糖皮激素起初用量不够、家长不按要求用药、减量速度过快等原因，结果使病情不受控制，迅速病发npSLe，最终死亡。所以，如果Ln患儿出现补体C3下降幅度大、活动评分高等情况，应及时在早期足量使用激素，并给予甲强龙冲击治疗，合理增加CtX等免疫抑制剂，以实现对疾病活动的控制，防止并发npSLe。如果是治疗不正规的Ln患儿，则要注意观察其是否并发npSLe。
综上所述，在Ln合并npSLe中，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发热、激素治疗不正规、C3＜0.4g/L及CtX治疗不正规，则为有意义的危险因素（p＜0.05）；甲强龙冲击治疗为有意义的非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时，发热、激素治疗不正规、C3＜0.4g/L及CtX治疗不正规与npSLe呈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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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9
王庆其:1944年出生于上海嘉定。1981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长期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及《黄帝内经》教学研究。现为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名中医,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专业委员会顾问。
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主编学术著作20余部。代表作《黄帝内经心悟》、《内经专题研究》、《内经临证发微》、《内经临床医学研究》等。曾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一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教委优秀本科教材一等奖等。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的发展基础。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及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两千余年来,历代医家正是在《内经》所提供的理论原理、应用技术及其所采用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创新,使中医学术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以及人民的健康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这也是《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奉为“医家之宗”的重要缘由。历史已经推演到21世纪,现代科学的飞跃发展,推动了医学科学的不断进步。当前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古老的经典,它的现代魅力究竟在哪里呢?
一、世界医学史的奇迹
《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在世界医学史上,曾经有过多种传统医学,如希腊、罗马、印度、埃及、阿拉伯等。但经过漫长的历史,除中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延续外,其他几乎全部沦为民间医学,或者出现了断层现象。这在世界医学史上是令人深思的。
埃及人曾经创造过令人叹为观止的医学成就,但自从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以后,它的文化和传统医学便开始希腊化。此后又随着罗马被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文化先后被融化到基督教文化及伊斯兰文化圈内,只留下金字塔、木乃伊供人凭吊。
印度传统医学虽然也曾经有丰富的内容,但约在公元前1500年受到雅利安人入侵后,也遭到了毁灭。
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曾经随着国家的繁荣而盛极一时,后来由于内部原因导致外敌入侵,文化先后中断,而其传统医学在近代西医学发展之后,遭到遗弃和散佚,其和阿拉伯医学几乎全部被取代了。
在《内经》问世以前的中医学,尚处于较为零星的不成系统的医疗经验积累的阶段,无理论可言。至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起,百家争鸣”,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发展起来,出现了道家、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等学派,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为医学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内经》作者自觉地吸收了当时比较先进的哲学思想,并与医疗经验有机结合,使之升华,形成了脏象学说、病因病机学说、诊法学说及疾病防治学说,为中医学奠定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也为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法。这也是中医学历千年而不衰,而且在世界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学术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其真正的魅力在于:一是它的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实用价值,中医学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二是它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认识自然和生命的思维理念;三是它有一套至今魅力不减的理论体系的指导。自《内经》之后,中医学术虽然代有发展、流派纷呈,医学著作汗牛充栋,然而追溯这些学说、流派、著作的渊源,无一不是导源于《内经》。据说《内经》现有几十种文字的翻译本,流传于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其学术的运用和研究相当广泛,这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二、“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
《内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
中国古代先人们无论探讨宇宙的生成或寻找生命的奥秘,都是围绕着天人关系这个核心展开的。天、人是中国哲学的一对范畴,天人之学是中国哲学的思维起点,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内经》是从研究天到研究人,从探讨人到探讨天,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善言天者,必验于人”的观点。可以认为,《内经》是以“天人一体”为理论核心,探讨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医学经典。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认识和处理健康与疾病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内经》确立了“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生命现象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遵循着同一自然规律。于是,它将人体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这些大背景下来考察生命的活动规律。
《内经》要求每一个医生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概指自然环境种种影响因素;“人事”,泛指社会人际之事,大而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习俗等,小而至于病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家境际遇及个人经历等,这些内容均与人体心身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天人合一”医学模式贯穿于整个中医学理论体系之中,指导人们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及诊治疾病和预防保健等医疗实践活动。
基于上述思路,《内经》关于健康的定义可以归纳为:1.躯体无异常变化,所谓“平人者不病也”;2.内部机能和谐,“形与神俱”;3.对外界环境适应,“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简单地说,健康的本质就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生理和心理)的和谐。人们的医疗实践活动就是为了调整和维护这种和谐。《内经》的医学模式告诫医生不仅要注意患者的“病”,更要注意生病的“人”,知道谁生了病,有时比了解生了什么病更为重要。疾病不过是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的一种反应,不同个体对疾病的反应是不同的,个体总是按照自身的反应和体验呈现出种种临床症状。
令人惊奇的是,《内经》“天人合一”的医学模式与近年医学界提出的“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的基本观点是相通的。这表现在两者都不把“人”作为一个超然独立的实体,而是看作自然社会环境中的一员。因此,认识健康与疾病,不仅着眼于个体,更着眼于人与自然社会环境的相互联系。其次,两者都注意到精神心理因素在个体健康与疾病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社会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人们对于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及处理,不至于陷入单纯生物因素的死胡同。这对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和提高诊治疾病、预防疾病的效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三、彰显东方文化色彩的学术理念
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国古代科学,以经验积累加直觉领悟形成了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综合整体、取类比象的方法,着重系统功能的研究。这与发源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迥然有别,后者以形式逻辑加实证主义作为其基本的认知方式,它偏重于分析还原的方法,着重形质实体的研究。《内经》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决定了其学术特点,归纳起来有三:
(一)整体地把握生命规律。《内经》在探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过程中,并不是把人体分割成各个部分孤立地加以分析研究,而是从人体内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人体与自然界相互联系中加以认识的。
《内经》认为,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在结构上相互沟通,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为用,在病理上相互影响。《内经》脏象理论是以五脏为中心组成五个功能系统,通过经络,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一个整体。
形体和精神是生命的两大要素,形神合一的观点是中医学的生命观,也是心身统一论的理论基础。人是形神相偕的统一体,神不能脱离形体单独存在,有形才能有神;神是形的生命体现,形没有神的依附就徒存躯壳而已。形神和谐是健康的象征,形神失调是疾病的标志。
人类是宇宙万物之一,与天地万物有着共同的生成本原。《内经》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产生于自然界,赖自然条件而生存,人的生命活动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人处在天地之中,人的生命现象也属于自然现象的一部分,因此,自然变化的某些法则与人体生理活动的原理是一致的。《内经》正是从整体认识人体的基本观念出发,要求医生在诊治疾病中不仅着眼于病变局部的情况,而且重视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不仅注意人体本身的变化,尤其要联系自然社会环境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在诊断疾病时要审察内外,治疗中立法用方因时因地制宜;养生中必须顺应自然,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辩证地对待生命活动。脱胎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内经》理论体系,十分注意用辩证的目光对待生命活动。《内经》不仅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着共同的物质根源,而且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各个事物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生命、健康和疾病是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变化的。
《内经》借助古代阴阳学说的观点阐释人体生命活动中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人体的结构再复杂,均可以阴阳来划分,阴阳中又可分为阴中之阳和阳中之阴等。从人的生命活动过程而言,人体阴阳对立双方在矛盾运动中此消彼长、此盛彼衰,不断维持动态平衡的过程。例如,生理活动中物质与功能的转化,就是一对由平衡到不平衡,在矛盾运动中不断求得新的平衡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过程。“阳化气,阴成形”,从有形物质转化为无形物质,是“化气”的过程,是“阳”作用的结果;从无形物质转化为有形物质,是“阴”作用的结果。阴阳之间化气、成形,生生化化,从而维持着正常的生理过程。“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对正常生理活动的概括,一旦阴阳失和,即是病态。“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内经》理论体系就是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疾病的发生发展既然是阴阳失调所致,因而协调阴阳,就成为治病的基本准则。
(三)从功能概括生命本质。《内经》说:“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候”,是表现于外的各种现象、征象;“道”,是法则和规律的意思。说明根据事物的外在表现,可以总结出事物变化的法则和规律。
《内经》关于生命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总结、概括而来。“道”源于“候”。天道玄远,神妙莫测,但可以通过气象、物候的观察,总结大自然变化的规律。同样的道理,人体的脏腑藏匿于体内,医生无法了解其生理活动情况,但可以通过观察活体表现在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来把握生命的本质及其活动规律。
《内经》理论体系的形成,就是先人们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生活与医疗实践中,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结果。研究表明,《内经》脏象学说的形成,古代医学家除了通过尸体解剖获得对人体的初浅了解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活着的人体进行动态的观察,通过分析人体对不同环境条件和外界刺激的不同反应,来认识人体的生理活动规律,即从“象”把握脏。
四、现代养生保健和治病的宝典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内经》162篇,把养生放在首要位置,强调防重于治。《内经》以“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为比喻,说明“病已成而后药之”,“不亦晚乎”的道理,突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思想。
《内经》认为,养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形与神的和谐、脏腑气血阴阳的和谐,借以维护健康,达到延年益寿。养生的内容主要有: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界四时阴阳消长变化来调摄;情志方面要“恬虚无”,“精神内守”;饮食方面要“食饮有节”,“谨和无味”;劳作方面要“形劳而不倦”,避免“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等等。
金元时代医家张子和曾说,《内经》还是一部治病的法书。《内经》所阐述的中医学理论是分析人体生理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的重要武器,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这是中医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
另据粗略统计,《内经》还记载了多种病证,尤其对热病、疟病、咳嗽、风病、痹病、痿病、厥病等病证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作了专题讨论,许多内容和观点至今仍是临床实践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在治疗方面,《内经》提出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及因势利导、治病求本、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标本缓急、补虚泻实、寒热温清、预防与早治等原则。在治法方面,除了针灸和药治外,还广及精神疗法、按摩、导引、药熨、渍浴、术数等方法,这些说明了《内经》治法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其中有些疗法,如针灸、按摩、导引、精神疗法、饮食疗法等,已引起中外学者的重视。
当前国际医学界出现了一股“中医热”,与其说是“中医热”,不如说是“针灸热”。中国医学走向世界是以针灸为先导的。
经络现象是《内经》的一大发现。经络学说集中体现了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这一特点。对经络现象的研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他们运用多种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初步证实了经络现象的客观存在。
对于经络实质的探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针灸疗法除用于处理常见病外,还用于治疗肿瘤、不孕症、减肥、戒毒、艾滋病及针刺麻醉等。可见,以《内经》为发端的经络学说和针灸疗法,已经显示出其无法泯灭的科学光彩。
五、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总览《内经》,其内容远不止涉及医学一门学科,它还广泛吸收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对天文学、历法学、气象学、生物学、地理学、心理学以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内经》对中医学的贡献,不仅在于它汇集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而且也为我们展示了多学科研究医学的典范。
例如,《内经》记录了春秋战国时代气象学成就,“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对四时、八节、二十四气有了较早的应用,对气象变化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创立了古代医疗气象学――运气学说。
《素问・异法方宜论》中叙述了东南西北中五方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变化、当时的民风习俗、饮食习惯、体质特点、多发疾病及治疗特点,这是医学地理学的雏形。
《内经》十分重视心理活动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系,从心理活动产生的生理基础,到情志过用导致疾病的发生以及运用心理疗法防治疾病,均有较为详细的阐述,奠定了具有中医特色的医学心理学。
《内经》还记述了较为丰富的生物钟思想,认识到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变化存在着昼夜节律、潮汐节律、周月节律、周年节律,顺应这些节律的变化有利于维护健康,否则容易导致疾病,等等。
《内经》的多学科内容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尽述。《内经》时代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形式,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古代科学尚未精确分化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医学科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之间的互相联系、互相渗透。这种学科之间的联系、渗透、融合,正是产生新学说、新理论的重要途径,也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规律。这就是为什么《内经》所确定的理论原则至今还有一定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现代科学已逐渐由高度分析的方法,趋向高度综合及综合与分析相结合的方向,而中医学术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借助于与之相关的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有希望获得突破。这一思路,不正是可以从《内经》的成功中得到深刻的启迪吗?
神经病学研究热点篇10
【关键词】斑马鱼；毒理学；进展
0引言
斑马鱼属热带淡水鱼，全身布满多条深蓝色纵纹似斑马，成群游动时犹如奔驰的斑马群，故称作斑马鱼。斑马鱼常年产卵，成熟雌鱼两周可产卵几百枚，卵在体外受精、发育，胚胎发育同步、速度快，3到4个月即可达到性成熟，成鱼体长3至4厘米、体型纤细。斑马鱼对生存水质要求不高，适宜水温为25～31℃。目前，斑马鱼遗传图谱已经建立，分析了有价值的突变体，发展了转基因斑马鱼技术，其中透明斑马鱼得到了大力推广，这些都提供了良好的毒理学研究平台。斑马鱼己被广泛应用于遗传和发育、环境、病理等毒理学研究领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
1斑马鱼评价生殖和发育毒理效应
1.1斑马鱼评价胚胎发育毒性
斑马鱼胚胎透明和体外发育，便于在正常生长发育及外源物质的处理下，观察发育进程变化。在胚胎发育的致畸或致死原因中，血管、心脏和神经发育是最主要的三个方面，一直处于研究热点，然而斑马鱼胚胎在这三个方面的研究应用尚属起步阶段。同时，斑马鱼具有学习、记忆、群聚、昼夜节律等复杂行为，国内外学者已用该模型进行神经发育毒理学研究，以探讨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与治疗方法[1]。
1.2斑马鱼在神经毒性方面的应用
斑马鱼具有敏感的脑神经系统，生命早期即可呈现典型的运动模式，如自主性收缩、碰触反应、泳动等。自发性运动可以作为多巴胺神经元潜在毒性的指标，用于检测脑神经系统和评价脑的早期发育。在神经毒性研究领域，斑马鱼与哺乳动物模型一样，可以借助生化指标、形态学、行为学来评价药物的神经毒性，检测斑马鱼脑部神经元的坏死和凋亡情况；未来，斑马鱼在神经学方面，将具有更加重要的研究价值[2-4]（图1）。
1.3心脏发育及心血管方面的应用
斑马鱼的胎心类似于人类胚胎的心脏，分为心房和心室，房室之间有瓣膜，因而为研究人类心血管系统提供了一类较好的模型。而且，斑马鱼的卵体透明、胚胎发育快、心脏体节清晰，早期发育存活不依赖于血液循环，可用肉眼直接观察活鱼卵心脏的明显形态和功能缺陷，或通过分子标记物来识别细微差别。受精48小时后，发育正常的的斑马鱼胚胎，即可用于心脏毒性研究。斑马鱼在心血管药物氯氮平、红霉素、奎尼丁、阿司咪唑等评价方面都有所研究。Zhang等对斑马鱼心脏复苏进行了研究报道[5]。一些药物可导致斑马鱼心包水肿、心脏畸形、心率减低，体长缩短、体节发育异常、脊柱弯曲、卵黄囊水肿、出血、心脏缩小等多种表型改变。
1.4斑马鱼评价骨骼发育毒性效应
硬骨鱼发育中的基因、信号通路和人类骨骼发育具有高度同源性，相对于其他模型动物，斑马鱼具备个体小、繁殖快、适合高通量筛选、身体透明、易于观察骨骼发育等优势。近年来，以斑马鱼为模型的骨骼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其中，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的功效正日益受到重视，但壮骨中药及其成分，特别是量微成分的活性评价却难以有效开展。新模型、新方法的建立有益于丰富中药壮骨效应评价的思路与方法。模式生物斑马鱼既是一类较好的、热门的药学研究工具，根据其骨骼发育的生理、遗传学特点和优势，将斑马鱼用于中药复杂体系及成分的壮骨效应评价，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2病理毒理学中的应用
2.1斑马鱼评价感官毒理学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