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1
关键词：广播史研究
作为一门以中国广播的创建、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我国的广播史研究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不断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的广播史研究无论从关注点到方法、理论都有不少新的突破。本文的数据来源以中国知网与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为基础，以广播史为主要筛选关键词，难免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一、通史与宏观叙事
近年来，关于中国广播通史与宏观叙事的著作相继涌现。其中包括一些通识类、介绍性的通史。如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电视史教程》，郭镇之主编的《中外广播电视史》，乔云霞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史》，陈卫平主编的《中外广播电视简史》。在这些著作中，作者都沿着一定的主线以通史的方式对中国广播电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和介绍。其他专著方面，在《中国广播电视图史》中，赵玉明以通史为线索，用600余幅图片资料形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①陈尔泰在其专著《中国广播史考》中，对中国广播史上的诸多疑问进行了翔实的考据与论证，并形成了一些结论。②在《中国广播发轫史稿》中，陈尔泰则从技术、人才贮备及20世纪20年代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节目设置、重要人物等几个角度对中国广播创始初期的状况进行了立体式的研究。③
论文方面，顾亚奇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详细分析了中国广播电视在建国之后的发展历程。他认为，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1949～1978年）、探索期的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1978～1992年）及新时期中国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1992年至今）。④通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对当下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面临的难题形成的深层次历史原因有了系统的认识，并对进一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商业广播电视与公共广播电视分营模式有所启示。
广播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的变迁可以作为广播史断代与分期的一个节点。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一批学者集中对中国广播60年来的经验与不足进行了总结与思考。黄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的发展历程，从规模、事业发展、人才建设等六个总结分析了广播电视的发展成就，并以五个“坚持”阐述了广播电视发展的经验。⑤黄炜则在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国的广播电视宣传创新还不够，发展还不平衡，竞争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依法行政和管理能力还不强，内容产业还不发达。⑥涂昌波从政策演化的角度对我国广播电视发展的60年作了梳理。他将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的政策演进分为三个阶段：政策初创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政策调整阶段（20世纪70年代～21世纪初）和政策完善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对每一阶段的社会背景、广播电视政策、实践及效果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⑦何镇飚则从广播电视发展的功效角度对60年来的广播发展史进行了回顾。通过对史实的梳理，他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广播电视在构建国家核心价值体系与促进政治昌盛文明、引发经济繁荣与引领文化产业体制创新、维护国内社会安定与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提高国民素养及丰富文化生活等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⑧庞亮从视听工具变迁的角度对60年来中国的广播事业发展进行了梳理。庞亮认为，这种发展也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真实写照。⑨
二、专题史
中国广播史专题史研究的多角度推进是中国广播史研究向深度与广度拓展的重要表现。近年来，我国广播专题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广播节目、广播产业及广播的语言语体等几个方面。
1.广播节目。申启武在阐释广播节目形态、本质内涵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通过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从中概括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形态演变与发展的“碎片化、互动化与多元化”等特征，进而得出结论：坚持“受众本位”和广播的媒介特性与传播规律是广播新闻节目革新与发展的未来方向。⑩段勃则以大量的史实与统计数据为依据，归纳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广播电视中调查性报道的产生发展历程，并指出调查性报道以其特有的精神内涵和节目品格为广播电视媒体赢得了公信力，未来依然空间广阔。艾红红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历次国庆直播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并以此对今后的广播国庆庆典直播进行了展望。
2.广播产业。关于广播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广播广告方面。罗萍用恢复与快速崛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挑战与稳定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繁荣与高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至今）将中国广播广告恢复后的30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除了梳理了大量史实，罗萍还认为广播广告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张国才从政策变迁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广告的规制进行了分析。他将广播广告规制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行政规范化阶段（1978～1994年）、开始法制化阶段（1995～2003年）、行政管理体制深化改革阶段（2004年至今）。此外，他还对目前我国广播广告规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了探讨。
3.广播历史人物。历史是人的历史，广播史的发展同样离不开一代又一代政治领袖的重视与广播人的奋斗，甚至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个人的作用是巨大的。陈尔泰在其专著《中国广播之父：刘瀚传》中对刘瀚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并借此就其对中国广播创建的影响进行了评价。秦瑜明考证了被BBC喻为“中国第一个广播记者”的陆铿的生平及其组织的中国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直播的细节。赵玉明、贾临清在诞辰110周年之际从技术支持、新闻宣传、节目设置、国际交流和尊重传播规律等五个方面就对中国广播事业的贡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贾临清通过《对广播事业局的工作指示》解读了刘少奇广播思想中的群众视角。庞亮对梅益的生平进行了考证，并通过梳理其文章和讲话对梅益的广播观进行了归纳与总结。陈文清对中国体育比赛实况解说的奠基人张之的生平及工作历程进行了梳理。
4.广播的语言语体。语言与语体是一种变化发展的文化，是一个时代及其思想的软坐标，广播也不例外。中国社会变迁的同时也带动了广播节目语言语体的深刻变化。李佐丰、赵均、张武江以广播语体为纲，以系统研究和专题研究为目，回顾了广播语体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历史，梳理了该领域的学术发展脉络，总结了之前的研究成果，为广播语体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谱系基础。关世申、关月认为，中国的广播语言在30年中经历了内容上从空泛到充实，语态上由高调到平和，风格上由模式化到个性化，传播方式上由单向到互动的变迁，指出当前广播语言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姚喜双将时代背景、政治思想变化及播音员队伍人员组成进行了有机整合，对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形成的动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还总结了解放区新闻播音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姚喜双将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形成分为要素生成期、系统雏形期和系统形成期，并从中挖掘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系统形成的规律性。
5.其他方面。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历史节点，抗战广播史的专题研讨会也如期举行，相关成果于2006年整理出版。其中收录抗战广播史论文19篇，内容涉及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台的广播宣传、及其在各地方的广播宣传、广播在“二战”中的作用及日伪在占领区的广播宣传等专题内容。2010年是中国人民广播事业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周年，《中国广播》杂志刊登了一系列座谈、访谈与老广播人的回忆录，为广播史的研究积累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赵玉明与陈尔泰就广播史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庞亮对人民广播的起源问题进行了考证。通过文献考据、对广播性质进行辨析，他认为江西苏区的红色中华新闻台并非媒介意义上的广播电台，中国人民广播事业起源于延安。王春莉以舆论导向、主持人、民生新闻、舆论监督、专业化、品牌战略、资本运营、学习型团队等关键词作为参照系，考察了30年来中国广播的深刻变化。张斌分三个部分回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建70年来改革与创新发展的历程，突出其“自己走路”的特色与风格，并借此对中国人民广播事业70年来的改革发展经验进行了总结。李慧玲对农村有线广播在20世纪50～80年代的发展及90年代后的衰落进行了归纳。汪英在其博士论文《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中从广播的基本特征出发，梳理近代上海广播引入的外在基础和内在条件，以广播媒介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播与社会生活的互动及其机制调适过程的论述，揭示广播是在与社会互动中发展自身并产生一系列社会效果。
三、地区史
地区广播史是中国广播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缺少统一的广播事业管理体制，因此不同地区的广播电台在事业上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方电台在节目上对所在区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地方史的编纂成果不少。其中包括《山东广播电视发展史》（三卷）、《厦门广播电视史略（1935～2007年）》、《岁月留声60年，广东电台简史（1949～2009）》、《岁月如歌，足迹：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编年史》、《银川广播电视简史》等都以简史的形式对各地广播事业创建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记录。
论文方面，白利君以1992年西安广播的全面改革为起点，对当代西安广播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了考察。刘爽认为，从历史时期界定，当时吉林省的行政区划，各广播电台党政隶属关系，广播电台的历史沿革等四个方面来看，吉林省在解放战争时期，即1945年8月到1948年10月，中共创办的广播电台只有长春新华广播电台、吉林新华广播电台和延吉新华广播电台等三家，而并非目前广播史学界认为的八家。柴志明、林勇毅、徐洲赤、用史实与数据回顾了浙江农村广播60年的发展历程，并对当前浙江农村广播的需求、作用及发展思路作了详细的分析。广州地处华南，在晚清乃至民国史上都属于得风气之先的地方，也是广播事业向全国发展的重要一站。赵巧萍以抗战前后广州的广播事业为对象，探讨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州广播事业的发展状况，也借此考察了广播事业与中国政治环境的关系。李慧玲在其硕士论文《建国后湖南农村广播电视传播简史》中按照政治史分期将这段历史分为创业（1949～1965年）、动乱（1966～1976年）、改革（1977～1991年）和全面发展（1992～2004年）四个时期，并详细阐述了各个时期湖南农村广播电视建设情况、农民媒介拥有情况、农村广播电视节目的设置和内容以及广播电视在农村社会中发挥的作用。周东华论述了陕北红色广播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奠基起到的重要作用。李海和王文华考证了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从创办到不断发展壮大的始末。
四、广播史学理论
广播史学理论的研究对于广播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在广播史学的构建方面，李煜反思了治中国广播电视史时应该注意八个方面，即要重视专题史与史料建设，要处理好史实与史论的关系，要处理好事业史和节目史的关系，要注意音像版的建设，要重视广播与电视史研究的平衡，要注重地方广播史的研究，要处理好对内广播与对外广播的关系，要处理好新闻广播与娱乐广播比重的关系。陈尔泰以《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为例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广播史学批评的现状，并就广播史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申启武和安治民系统梳理了中国广播研究90年来的脉络，并对90年来我国广播研究发展的特征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起步于1920年的中国广播研究已经走过了90年的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缓慢起步、曲折前进、恢复繁荣和逐渐成熟等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并呈现出三大突破、三大延展和三大瓶颈的发展特征。
广播史的史料建设与史志编纂是广播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佐禹从重要性、对策与数字化的角度对广播史志资料搜集整理与利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他又专门针对广播史志资料的数字化应用的现状和类型进行了梳理，并指出在广播史志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樊娜认为，档案数据库建设对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将起到加强保护、拓展空间和扩充研究方法与手段的作用。刘书峰在其博士论文《广播电视志理论与实践初探》中以中国大陆地区的广播电视志为研究对象，吸收借鉴了广播电视学、方志学的相关理论与成果，对广播电视志的编修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又从我国内地编修广播电视志的历史和现实入手，以方志学和广播电视理论基础为指导，以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编辑出版的广播电视志书篇目为主要研究对象，阐明了广播电视志编目的原则、做法以及现状和分歧。此外，刘书峰还从专业志与新史学的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地方广播电视志在编纂方法与思想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指出，从表面上看，广播电视志与当前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年鉴学派和区域社会生活史有若干相似之处。事实上，虽然广播电视志表面上是反映微观、“下面”、地方的社会史，但仍逃脱不开作为宏观、“上面”、国家的政治史性质。广播电视志本身不是新史学和社会生活史，对广播电视志的研究和评价应该还原到其所在的时代、地域和社会状况中去。
在广播史学史方面，王文利在其专著中以政治史为依据按照四个历史时期总结了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的历史。在广播史方面，他历数了各个时期的研究人员、期刊、机构以及研究状况。
五、几点思考
近几年我国广播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首先，从整个学科来说，点、线、面都积累了一定的学术成果。其中，“点”指的是专题史，“线”指的是区域史，“面”指的是通史与宏观叙事。在深度上，广播史理论的研究也有不少建树。在数量上，据不完全统计，2006～2010年共出版了23部关于中国广播史方面的专著，而2001～2005年5年间相关专著只出版了9部。可以说，整个广播史研究在已有学科体系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
其次，从各个板块来说，都有不少新的突破。在通史与宏观叙事方面，与以往以通识性、介绍性的教材为主的方式逐渐变为研究专著的数量显著增加，研究的问题也更加细化和具体，大量新史料与图片资料应用其中。在专题史方面，涉猎的范畴也有所增加，不但囊括了广播节目、广播产业甚至还研究了广播语言语体及广播思想史、广播与社会生活。其中，广播语言语体涉及学科交叉，开阔了广播史研究的视野。梅益广播思想史的研究可谓广播史学界第一部基于一手资料系统、全面、深入的广播人思想史研究专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播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将当前史学界的研究热点社会经济史引入广播史研究之中，让人耳目一新。在地区史方面，各地的广播史研究百花齐放并继续向纵深推进，质量数量都得到显著提升。广播史学理论的研究更是异彩纷呈。不但对广播史学史进行了梳理，对广播史学的基础——史料建设及方法进行了探讨，还对广播史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的广播史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广播史的研究在相关行业史的研究中尤其是与电视史的研究相比体量还比较小。研究问题的广度、从业人员及学术成果的数量还比较有限。其次，虽然中国广播史的基本学术体系已经确立，但研究的点、线、面还不丰满。不少研究成果仍然属于通识性、介绍性的著作，对不少具体问题的论述还不充分、系统、深入。第三，部分研究的政治痕迹过于明显，对于研究对象本身的论述稍显单薄，尚未形成比较独立的广播史研究学术话语体系。广播虽然属于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其发展也必然受到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刻影响，但广播史的研究应该反映的是广播的创建、发展及其一般规律，要在进入政治话语的过程中适度地跳出来。不止要站在意识形态叙事的角度，更应该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广播史。第四，广播史研究的史料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第五，研究方法上还需要更新。在西方史学界，从19世纪20年代起年鉴学派偏重经济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就逐渐成为主流。在我国史学界，经济社会史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也逐渐引入并逐渐发展。但在广播史学界，引入相关方法进行的研究还非常少。很多研究还偏重广播事业与广播本身，缺少在一个宏观的、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历史情境中对广播与历史进行具体的、细微的、互动的考察。
当然，相关问题的存在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空间。相信在广大广播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广播史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作者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办公室）
注释
①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②陈尔泰《中国广播史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③陈尔泰《中国广播发轫史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
④顾亚奇《中国广播电视公共服务的三个历史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第121～122页。
⑤黄勇《论新中国六十年广播电视的发展道路》，载《现代传播》，2009年第6期，第1～4页。
⑥黄炜《60年来广播电视发展的基本经验与存在问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7期，第30～32页。
⑦涂昌波《新中国60年广播电视发展政策演进》，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0期，第10～15页。
⑧何镇飚《媒介强国论：广电传媒60年强国路径与逻辑研究》，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0期，第12～15页。
⑨庞亮《寻找声音和图像的足迹——新中国成立60年来视听工具的发展与变化》，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10期，第38～41页。
⑩申启武《改革开放30年广播新闻节目形态的演变与发展》，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第76～79页。
段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中的调查性报道》，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1期，第36～37页。
艾红红《中央电台国庆直播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8期，第20～22页。
罗萍《我国广播广告30年》，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期，第45～46页。
张国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播电视广告规制的发展与问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期，第43～44页。
陈尔泰《中国广播之父：刘瀚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
秦瑜明《大记者大手笔——陆铿与中国广播史上的第一次现场直播》，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第160页。
赵玉明贾临清《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贡献》，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第75～77页。
贾临清《试析的群众视角——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12期，第87～89页。
庞亮《试论梅益的广播观》，载《中国广播》，2008年第9期，第44~48页，也可参见其博士论文《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研究》。
陈文清《记新中国体育比赛实况解说的奠基人——张之（上）》，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8期，第22～26页；《记新中国体育比赛实况解说的奠基人——张之（下）》，载《中国广播》，2009年第9期，第21～23页。
李佐丰赵均张武江《广播电视语体研究回顾》，载《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第70～83页。
关世申关月《改革开放30年与广电语言的变化》，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5期，第35～36页。
姚喜双《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形成的动因》，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8期，第67～69页。
姚喜双《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的形成及特征》，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6期，第70～72页。
姚喜双《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研究启示》，载《语言文字研究》，2007年第3期，第30～37页，或参见其博士论文《中国解放区新闻播音语言规范》。
参见《中国广播》，2010年第5~12期“人民广播70年”专栏相关内容。
赵玉明《再谈中国现代广播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上）——与陈尔泰同志商榷》，载《现代传播》，2010年第2期，第131~137页；《再谈中国现代广播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下）——与陈尔泰同志商榷》，载《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第134~140页；陈尔泰，《关于中国广播史若干问题的讨论——兼答赵玉明教授》，载《现代传播》，2010年第12期，第122~129页。
庞亮《关于人民广播事业发源于江西苏区说之商榷》，载《中国广播》，2008年第5期，第46～48页。
王春莉《三十年广播电视发展的新概念》，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2期，第27～29页。
张斌《“自己走路”三部曲：从中央台看中国广播改革创新的历史沿革》，载《现代传播》，2007年第4期，第53～56页。
李慧玲《农村有线广播的历史和现状》，载《青年记者》，2007年5月（上），第55～56页。
参见汪英的博士论文《上海广播与社会生活互动机制研究（1927~1937）》。
白利君《当代西安广播小史》，载《新闻知识》，2006年第2期，第49～52页。
刘爽《中共建国前于吉林省到底创办几家广播电台辨考》，载《资治文摘（管理版）》，2009年第4期，第142页。
柴志明林勇毅徐洲赤《浙江农村广播60年：现状与思考》，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第10期，第16～18页。
赵巧萍《略论抗战前后广州的广播事业》，载《今日南国》，2009年第4期，第181～182页。
参见李慧玲的硕士论文《建国后湖南农村广播电视传播简史》（湖南师范大学）。
周华东《陕北红色广播对我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奠基作用》，载《理论导刊》，2010年第2期，第98、107~108页。
李海王文华《张家口（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始末》，载《中国广播》，2010年第12期，第43~47页。
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兼评与》，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139～141页。
陈尔泰《中国广播史学批评构建：以上卷为例展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
申启武安治民《中国广播研究90年》，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申启武安治民《九十年来我国广播研究发展特征分析》，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135~140页。
佐禹《广播电视史志资料搜集整理与利用》，载《记者摇篮》，2007年第12期，第48页。
佐禹《漫谈广播电视史志资料的数字化应用》，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第53～54页。
樊娜《档案数据库建设对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影响》，载《档案管理》，2010年第6期，第80页。
参见刘书峰的博士论文《广播电视志理论与实践初探》（中国传媒大学）。
刘书峰《论首轮广播电视志的篇目设置》，载《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1期，第20～23页。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2
为了把本书的主题、性质和范围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书所提的“电视批评”的具体含义与研究范畴。2000年6月，著者在《电视批评论》中认为，电视批评就是指“以电视节目的欣赏为基础，以电视理论为指导，以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及同节目相关的电视现象、电视思潮、电视受众、电视创作等为对象的一种科学研究活动”。[1]此后，经过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结合中国电视批评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状况，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电视批评学》中，对这一概念修订为——“电视批评是以对电视节目的赏析为基础，以相关理论为背景，以各种具体的电视节目、电视现象、电视理念、电视创作者等为对象的旨在进行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活动”[2]。在此前后，胡智锋、周安华、时统宇、徐荃乐、王君超、刘建明、李道新、应天常等各位学者，也都从不同角度，或侧重于艺术或侧重于传播对电视批评的概念规范问题进行了论述。[3]
从总体实践来看，这些论述都侧重于从批评本身进行界定，而对其在电视研究中的学科定位与自身谱系却均缺乏必要的观照与清晰地梳理。在本书中，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问题，著者借鉴刘若愚先生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出的对文学研究的学科分类方法[4]，主张把电视研究从宏观体系上整体划分为电视史和电视批评两大门类。这里的电视批评，实际上包含了具体的电视批评实践和电视理论研究两个方面（见图1-1）。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叙述范围，即围绕以上两个方面展开，对电视批评整体进行历史向度上的梳理、统纳与评点。因此，从本质上说，本书的主要指向是历史的，其次则是分析和评点的（参见图1-2）。
二、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原因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学科建构上，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已成为中国电视研究发展的必然之举。
（一）完善电视批评学科体系建设的需要
作为与中国电视传播事业同步进行的媒介现象，中国电视批评实践已经走过了近五十年的发展历程，然而，与在发展时间长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比起来，中国电视批评乃至整个中国媒介批评的研究，无论是在体系的完备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却都还鲜有可与之相提并论之处。这当然有历史延承和学科积淀差异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却还是长期以来电视批评理论体系自身建构意识的匮乏与缺失。虽然自2000年欧阳宏生教授的《电视批评论》出版以来，有关电视批评的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但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学术视野对电视批评进行纵向梳理和系统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
在这些著作中，刘建明的《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评：揭开公开中立的面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曹祖龙的《影视批评学大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陈犀禾/吴小丽的《影视批评：理论与实践》（上海大学出版，2003）、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晔原的《电视剧批评与欣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沈义贞的《影视批评学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李岩的《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欧阳宏生等人的《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张文娟的《电视文艺生态批评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王艳玲的《在无序中探索有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文艺批评理论研究》（新华出版社，2007）、雷跃捷的《媒介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研究的最新状况和最高成果。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侧重的研究视域和理论成果丰富、发展了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内容体系，但正如上文所说，真正将研究的视角放在历史发展的纵深向度上，对中国电视批评现象和理论探索过程进行系统性分析和历史性整合的著作却并没有出现（刘建明教授的《中国媒介批评史》研究工作虽已基本告竣，但其重点却在对中国媒介批评思想状况的研究而不在对具体媒介领域的分析上，其作为社会思想发展史的意义也要远远大于其作为具体媒介批评史的意义）。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早已拥有自己批评史的状况相比，中国电视研究领域批评史建构的滞后与缺失已经让电视批评实践和学科建设在现实发展面前遭遇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和身份质疑。丧失了扎实深厚的史学生长平台，电视批评实践的辉煌也就失去发展的镜鉴和检点的基础，而理应由其承担的指导现实、瞻望未来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这种状况下随之宣告失位，这已经成为令实践者和研究者倍感忧心的问题之一。
（二）研治中国媒介通史尤其是广播电视通史的需要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的研究从1987年《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出版以来，逐渐步入到全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郭镇之教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以电视媒介发展为研究对象的通史著作《中国电视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国电视媒体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间的发展历程。之后，于广华主编的《中央电视台简史》（人民出版社，1993）、钟艺兵/黄望南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张庆/胡星亮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6）、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陈志昂主编的《中国电视艺术通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广播电视发展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2004）、乔云霞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等以广电通史为研究对象的著作纷纷问世。这其间，郭镇之教授的《中国电视史》（文化艺术出版社）也在1997年简编修订后再次出版发行。但是，这些以“简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学著作却无一例外地面临着专题史研究不足的尴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评价的那样，中国广播电视专题史研究的匮乏与薄弱“使得大部头的‘简史’、‘通史’的内容显得先天不足”，通过对“通史”或“简史”的阅读，我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记录，而不能对诸如体制的变迁、制度的建设、节目形态的递进和沿革等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构电视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基础性专题史（包括文化史、批评史、传播史、艺术史和各种具体形态具体领域内的研究史）的研究便显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电视批评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实践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发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长远切实的层面上对电视媒体传播实践活动形成指导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电视批评现存史料的需要
作为一个有始无终的开放现象，电视批评已经完成了一段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积累了大量的批评史实和相关资料。根据《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和中国期刊网的不完全统计，仅1998年一年，全国就出版和发表有关电视研究的书籍与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这一数字达到261部/4419篇，5年内增幅达到150.96%和50.41%。无论是从“鉴古”的层面上，还是从“知今”的层面上，对这些史实和资料进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经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为。美国媒介批评家RobertLShayon曾说，媒介批评本身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还要重要，[6]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说，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建构，也有着超越电视批评学术研究狭隘一隅的普泛性社会意义。
三、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视野维度
中国电视批评实践一向分为业务性电视批评和理论性电视批评两个大的域畴，业务性电视批评多就业务实践中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诸如对电视新闻电视综艺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广告等具体节目形态的批评、对节目主持人的批评、对节目传播艺术和传播效果的批评、对电视媒体具体管理和运营环节的批评等；理论性批评则多就电视自身建设和本质问题的研究而展开，它又包含了三个方面，“一是电视本质理论发展的研究；二是对电视外部关系理论的研究,包括电视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内容；三是对电视本体理论的研究。电视本体理论包括电视传播学电视艺术学电视语言学电视心理学电视美学等五个方面的内容。”[7]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撑起了电视批评业务与理论研究的多重维度，从而也成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必须直面相对的对象和场域（参见图1-3）。
广义的电视批评还包括了电视评论，电视理念批评、电视现象批评、电视节目形态批评和电视创作主体批评等均是其在不同发展向度与研究空间上的拓展。作为电视批评的主要内容之一，电视理念批评承担着对电视研究理论既建构又解构的任务，它既要从鲜活的具体批评实践出发，又需要超越单纯的口头批评实践，将其中的批评意识抽象升华为具有普泛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念形态。电视现象批评，则以其纷纭变幻、富有时代气息的特点，成为电视批评家为关注的另一项批评内容。所以，对电视现象的批评必须认识到电视现象与电视批评的关系、电视现象批评的现状与问题。电视节目也是电视批评的主要对象和立论基础，电视节目的形态是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因此，分析电视节目形态与电视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是电视批评的主要表征。电视创作主体作为电视传播和艺术创造的基源，同样是电视批评所要涉及的重要对象之一，对电视创作者的批评可从技术专业、艺术美学、思想政治、市场商业四个价值取向来进行；从批评实践来看，又可从社会系统、电视系统、创作主体、文本系统四个角度来进行。
从电视批评的空间与范畴来看，电视批评又涵盖了批评的基本理念、批评的审美阐释、批评主体的内在意识、批评的方法、批评的文本等内容。电视批评的基本理念有选题视角的针对性，方法理念的科学性、知识的综合性、对创作实践的指导性及社会参与的广泛性等。电视批评具有艺术审美的功能，这就需要我们对包括电视批评中的审美意识、审美心理现象、审美表现以及审美理论等在内的内容进行证述阐释。另外，作为批评主体的批评家本人也是构成电视批评研究的一重重要维度，批评家的文化修养和思想素质，包括明确的导向意识、开放的美学意识、民族的文化意识敏锐的语言意识、成熟的思维意识、多元的知识结构等，都应该也必须纳入到电视批评史的研究视阈中来。
四、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理论范式
（一）以批评理念变迁为线索的结构体系
理论范式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关键，也是建构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须首先重点解决的问题。所谓的理论范式，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就是指赖以对电视批评活动和理论研究现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勾描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学科结构上的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必须一同遵守的批评理念与逻辑架构问题。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对象和批评内容可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电视传播事业的变迁而变迁，但架构学科结构的理论体系和引领学科发展的思维逻辑却会保持相对地齐整和统一。在这个模式下，中国电视批评理念的变迁和传播形态的沿革具有着贯穿历史古今的线索意义。
以此为基点，观照中国电视批评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发展划分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创时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发展时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构时期、1993至1999年的理论自觉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多元化建构时期等几个阶段。在这几个发展阶段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批评理念、精英文化意识主导的历史审美批评理念、本体建构意识主导的学术批评理念、民族意识与西方理论杂语喧哗织就的文化批评理念、产业主管部门与媒体经营者联合缔造的产业批评理念相对齐整地占据了各自相应时期的主流话语位置。五个阶段、五种批评理念之间的演进与嬗变架构勾描出中国电视批评史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轨迹。
中国电视批评诞生之初，电视批评的主体还主要局限于电视实践领域的从业人员。早期的广播电视刊物《广播业务》上的电视批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等，几乎都是创作者和一线操作人员的经验总结。此外，最早期的中国电视批评主体还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极少数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电视观众，像田汉、吴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这种状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改观。学界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接过实践者手中的批评火炬，成为从事电视批评和理论研究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批评文章占据了相关刊物批评文章总量的50%以上。由于他们长期从事电视理论研究，拥有比较扎实的理论知识积淀，其批评也较通常的业界批评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刻。其他新闻业者和广大电视观众也是电视批评中的重要力量，这其中还要特别强调一下来自政府管理层的批评。他们是电视观众群体中的“特殊受众”，因为他们的批评会更大程度地影响到电视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随着受众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自身的批评意识与发言欲望也很强烈，对于这部分群体，需要注意一个引导和规范的问题，尤其是网络电视批评。
（二）以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为结构框架的批评模式
现象－系统－模式－概念是建构任何一个学科体系都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所有的现象梳理和历史勾勒都必须纳入到中国电视批评史－中国电视批评－中国电视实践－中国电视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的整体观照系统中来。在这个系统下，对每一桩具体历史事件、每一种具体批评理论和对每一个具体批评家的历史评述都必须建立起相对统一的批评模式，即批评标准－批评目的－批评方法的模式。在这重模式中，批评标准、批评目的和批评方法三个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它们以电视批评实践中的相关概念和话语体系为支撑形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批评系统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讲，这重批评模式实际上也是维系主客体之间恒定批评秩序并保持其相应批评关系的手段和方式。电视批评史中所有的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问题、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问题、批评家的理论见解和批评对象的实际发展问题、批评整体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问题、管理者创作者批评者（有时会重合）之间的斥合互动问题都有赖于纳入这重模式的沟通和整理之下，这个问题主导着批评史历史叙述的基本姿态和叙述效果，也主导着批评史话语表达的基本特征和理论维度。
（三）以叙述立场的辩证选择为出发点的阐释方式
任何一种历史叙述，尤其是批评史叙述，都无法回避叙述立场的选择问题。叙述立场的选择，反映在具体的建构层面，实际就是指学科建构过程中创构者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问题。历史绝对主义观点、历史相对主义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构成了这种叙述立场选择的三分视野。
历史绝对主义以追求历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机械呈现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历史事件发生前后的逻辑关联，以割裂著述者主观介入既成事实的方式追求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这种历史观不但在理论上存在着悖论，而且对于实践特色极为明显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也明显无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那样，“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学建构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观因素的渗入，机械的校勘和考订并不能完成批评史所有的历史叙述任务，也更无法达到其助益现实的最高追求。历史相对主义则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时代的现象和事件，均可以摆脱原有历史情境的制约和规范进行随意阐释和发掘。如果说历史绝对主义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发展的观点的话，那么相对主义则是故意削平了历史发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发展的客观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则兼顾了客观性原则和逻辑性原理的统一，在阐释描述历史时不但注意了阐释主体与阐释对象之间的“透视距离”（即既要考虑到阐释客体所处的特定时代的价值观，也要兼顾到阐释客体出现以后一切时代的价值观）问题，而且还考虑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辩证关系的存在问题，从而相对完整地实现了电视批评发展外部条件和内部规律的互通与融合，成为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话语阐释方式和叙述立场。
五、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方法
（一）学理审视与历史体认交融
“批评史研究并不是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也不是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而是一种对历史的重新思考”。[8]中国电视批评史的研究所面对的时间段落虽不算长，但由于电视传媒巨大的社会关注度和批评群体的多样性与活跃性，却资料浩繁，对于这些资料的取舍自然就成为研治电视批评史所无法回避的问题之一。
作为一个史学门类，电视批评史必须接受历史发展前存在、学理审视后跟进的治史通则，这就产生了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之间的时间差问题：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文献资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过去，对其原初情境进行体认；另一方面，对历史事件和批评现象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分析又需要立足当下，作现时地观照。解决过去和现在、回望和前瞻难以并行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历史情感的培养和造就。“历史情感是一种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种更为持久、更为强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学情感那样，通过虚构和浓缩，表现得夸张而热烈……历史情感的力量来自它的真实……”[9]这种历史情感的培养和形成会为我们在过去与现时之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也会为我们的学理审视和历史体认建构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台。
（二）宏观论述与微观阐析结合
建构电视批评史和做任何学问与研究一样，既要有宏观层次上的理论、观点、方法、模式等系统的支撑，也要有对具体批评家、具体批评理论和具体批评事件的观照。如果说历史时空和理论维度是一个大的逻辑性建构，那么具体的材料和史实便是支撑起这座大厦的砖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当、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个系统工程的完美建设。
叶兢耕在上世纪40年代评价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时曾说，“研究文学批评就得先从文学批评的本身——批评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寻中间的脉络，也即是史的发展，然后贯穿起来，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学批评史的间架”。[10]这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同样富有启发意义。电视批评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大量史实资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会自发地给建构者提供研治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术链条和内在逻辑，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论”的构架里来考察，才可能揭示出电视批评发展错综复杂的面貌。例如对于1979年年初中国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第一则电视广告的争论、对于1988年电视纪录片《河殇》播出后所产生的社会大讨论、对于1990年末播出的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不同批评声音等现象，如果脱离开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论把握，我们就很难彻底理清它们对于电视传播观念本身、对于电视批评者群体和对于电视制作者个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也就无法给它们一个恰切的历史定位。反之离开了这些具体生动的个案，历史视野和理论维度也会失去脚踏实地的依著，显得空茫并塌缩。
（三）主次分明与详略轻重并行
由于中国电视批评史所涉及的层面和领域横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诸如技术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美学的等等，再加上电视媒体领域本身理论研究的细分，使得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都平均用力，这既不可取，也不现实。事实上，对于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建构来说，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总”，选择与删减是其研究过程中一个不可省略的步骤，当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之上；而电视批评史具体领域内的深入研究，诸如文化研究、经济技术研究、艺术理论研究、本体美学研究、产业与传播研究等则需要更为专门的批评史的出现。
（四）史德与史识兼容共生
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由于所牵涉到的评述对象大都还与建构者处于同一时空之下，而且有可能还是自己的师友或亲好，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坚持批评标准实事求是的难度。要做到既不随意吹捧贬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为自己或师友谋取声誉与利益，没有良好的史德无疑是行不通的。史识同样也是中国电视批评史建构过程当中建构者必须具备的素质，没有史识，就无法做到去芜存精、辩伪存真，也就无法对过去的历史事实进行真实地有意义地总结，也就更无法为电视批评的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提供镜鉴和帮助。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史德与史识是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先决条件。中国有“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古训，在电视批评中，我们与其对电视实践做出一个结论性评述，“捧杀”或“骂杀”，反而不如给实践者以一个切实可行的反思与审视逻辑，帮助他们学会自审，真正让电视创作者“明辨”而“笃行”起来。
“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11]，美国著名批评史学家雷内•韦勒克的这一观点正好切中了中国电视批评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国电视批评学科的研究体系中，批评史应该是一个富有提问并具有应答能力的主体，积极参与当下及未来的理论建设和发展实践，而不应该只是以一个单纯的被动者的面目出现。20世纪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学研究除了要考虑它的学术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要考虑它的社会价值，即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现实联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12]电视批评本身就是实践性和目的性极为明显的社会文化活动，它对电视文本的阐释与解析、对电视传播的监督与匡正、对电视功能的引导与疏通，无不同社会现实发生着密切地联系。以电视批评本身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电视批评史，对电视媒体文化属性、艺术属性、经济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多维观照与系统梳理，无疑会对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经济文化调整、媒介解体重构关键时期的中国电视实践，提供丰富的镜鉴和参考，为其当下的改革和未来的发展带来指导意义和助推作用。关键词：电视批评史建构维度范式方法
[摘要]：
本文以历史实践和现实发展为依据，参照相关学科的建设情况，首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设想；并进一步从学科的观照维度、结构范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了建构中国电视批评史的学理框架与内容安排等问题。
[注释]
[1]欧阳宏生：《电视批评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2]欧阳宏生：《电视批评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相关论述参见胡智锋、罗振宇《学院精神与学理路径——理论视野中的“电视批评”》（《现代传播》1996年第1期），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时统宇《电视批评理论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乐《电视批评的批评》（《电视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视批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应天常《电视批评：在探索中前行》（《电视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静郁《多生语境中的中国电视批评》（中国传媒大学2005年学位论文）。
[4]参见[美]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国广播电视史要应对的八种关系》，载《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
[6]黄新生：《媒介批评：理论与方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页。
[7]欧阳宏生：《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1年第11期。
[8]杨冬：《批评史的意义》，载《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9]郭镇之：《历史与情感历史与经验——广播电视史研究札记两题》，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2年第6期。
[10]张国风：《清华学者论文学——《新生报》副刊选粹》，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页。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3
[摘要]：2009－2010年，在中国经济全球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议题日益受到重视，中国电影理论研究注重体系化与实证化。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谍战剧、家庭伦理剧等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泛娱乐化的生态环境的反思以及纪录片、动画片的研讨也日趋深入。
上编：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与以往中国电影史研究侧重宏观的影史描述不同，2009-¬¬¬2010年的中国电影史研究更加注重微观的史料解析与专史研究。在影史研究上形成了一种区域性、层次性、多角度、多类型的电影史解读方式。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当代电影》2009年10期）认为，国产现代战争片从“十七年”着重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传播，演变为新时期以来对人性的呼唤与现代意识的探索。随着中国电影的市场化转型，国产战争片叙事进入多元化时代，既诞生了弘扬主旋律的史诗巨片，也催发了颇具后现代色彩的喜剧战争片。越来越多的国产战争片正走出历史的悲情，致力于建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陈晓光、车琳的《新中国电影60年：社会阶层变迁与银幕主流形象流变》（《当代电影》2010年1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电影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储双月《新中国60年电影中的“家庭空间”的呈现》（《当代电影》2010第3期）、郭亮亮、段鸣鸣《形象的焦虑——中国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一种缘起》（《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0年3期）针对早期好莱坞电影中对华人形象普遍丑化的情况，分析中国早期电影语境中民族情绪的某种缘起。
在专著方面，杨艳、徐成兵的《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为依据，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历史发展脉络，系统论述了民国时期官营电影的相关理论和创作实践。袁庆丰的《黑白胶片的文化时态：1922-1936年中国早期电影现存文本解读》（上海三联书店，2009）选取了1922-1936年底公映而现存的36部中国影片，将其分类为旧市民电影、左翼电影、新市民电影、政府主旋律电影、国防电影和新浪潮电影来进行文本分析，开拓出被遮蔽的社会形态与话语空间。屠明非的《电影技术艺术互动史：影像真实感探索历程》（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以技术手段为视角，别开生面地勾勒出影像百年的另一行足迹。彭骄雪的《民国时期教育电影发展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分析了民国时期的教育电影作为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电影现象，丰富了民国电影的历史图景。刘小磊的《中国早期沪外地区电影业的形成（1896-1949）》（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采用中国电影地方制研究视角，以“电影在中国的传入”作为论述的基本切入点，将研究触角伸向除上海这一中国早期电影产业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系统且全面的阐述了中国早期地方电影制作业、放映业、教育业以及传播业的产生和形成。周承认、李以庄的《早期香港电影史（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以“编年+专题”的研究方式，重新梳理了香港电影诞生和发展的历史，并附有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大事记”。此外，如汤祯兆的《香港电影的骨与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以过去港产片与现实对照的启悟，建构出香港电影与香港文化彼此呼应的阅读趣味。魏君子的《香港电影演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内容很多来自香港影人的口述亲历，以故事的方式讲述香港电影的发展史。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2010年，中国GDp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在经济崛起的语境中，主流文化与中国主流大片的这一议题也日益被关注。蓝爱国、马薇薇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历史与现实所呈现出来的产业文化格局，以文化理论为研究框架展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分析与阐述。《当代电影》于2009年第2期推出“国家形象与中国电影”专题，通过倪震的《我们将为世界银幕生产什么？——再论中国电影和国家形象》，饶曙光的《国家形象与电影文化自觉》、王一川的《国家硬形象、软形象及其交融状态——兼谈中国电影的影像政治修辞》、尹鸿和石惠敏的《中国电影与国家“软形象”》等系列文章来探讨如何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如何通过银幕来塑造和树立中国形象。
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于2009年、2010年分别推出的《2009中国电影艺术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以2008年、2009年中国电影艺术为研究对象，从年度总述、年度专题、导演艺术、剧作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港台地区华语电影创作、创作争鸣、海外反响等方面对中国电影进行评述。《2009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10年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2010）分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题研究报告和市场调查报告三部分介绍每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态势。靳凯元论文《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产业化道路（1999-2009）》将中影集团从1999年到2009年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创阶段、股份制改革阶段和全产业发展阶段，力图揭示其产业化的主要特征。
此外，张卫在《民族题材电影的边缘化与中心化》（《当代电影》2010年4期）一文中，探讨了民族电影边缘化的原因及其如何有效的实现其中心化的策略。黄式宪在《以文化的主体创新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电影艺术》2010年5期）指出，电影之强盛，根本要点取决于文化的创造力，为实现电影产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需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张颐武、赵宁宇，陈旭光等作者从喜剧电影历史、文本等角度分析了中国喜剧电影的叙事、文本特点及其存在的问题。（《北京电影学院报》2010年4期）。张会军的《风格创造：张艺谋电影风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对第五代领军人物张艺谋的电影做了独到的解读和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于纪的《区县电影市场田野调查》（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是一本来自基层的电影产业现状报告，对区县电影公司现状、区县影院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田义贵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以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论析了蕴含于川渝文化影视剧中的本土文化特征。
三、电影理论研究
电影理论研究方面的基本理论建设，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贾磊磊的《什么是好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认为好电影的达成是一个从电影的被表述层面到表示层面、从电影的艺术风格向电影的美学意境逐级提升的完整过程。黎萌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在对历史的追溯中，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赵斌的《电影语言修辞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按照“文本研究”、“修辞研究”和“精神分析的叙事修辞”的顺序，尝试将“小规模”的镜头修辞推进到“大规模”的叙事修辞，在精神分析式的文化批评与第二符号学之间勾勒出一条隐含的理论脉络。沈小风的《20世纪90年代电影批评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表的大量的电影批评和论著进行研究，分析了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的话语形态特点。游飞、蔡卫的《电影艺术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电影学术理论与电影艺术创作、电影历史脉络与电影作者个性、电影艺术表达与社会文化背景的结合，全面地阐述世界电影艺术观念。冯欣的《电影观念的生成》（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从“理念”、“表象”、“作者”、“文本”这四个方面考察了不同观念背景对“电影”观念所形成的不同理解。陈晓云主编的《电影理论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围绕着“电影是什么”这一电影理论的基本命题，梳理电影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基本观点。
王志敏的《电影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是教学经验与理论研究的总结，对电影创作、理论研究、电影教学均有较强指导意义。胡克的《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当代电影》2010年6期）讨论中国电影理论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发展趋势，梳理了中国电影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主要理论模式，以及未来电影理论发展的可能性。葛玉清的《动画电影叙事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从动画电影艺术的内部角度纵观其故事的构成问题，力求呈现一个相对全面的、客观的动画电影叙述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国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收录了“电影理论评论六十年”研讨会上的经典论文。这些论文从电影理论、电影美学、文化研究、电影批评、理论与评论、电影史研究、表导演理论、产业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走过的历程，充满了对历史的再思考，以及对未来中国电影学理论建构的展望。
在电影教育研究方面，张会军、薛文波、陈浥主编的《探索与实践——艺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与研究》（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立足电影教育艺术，探讨电影艺术人才培养的规律、特点、方法、本质，通过电影艺术人才的选拨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的结构教育、教学的把握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对电影教育进行深入的思考。王志敏、陆嘉宁主编的《中国影视教育现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通过“中国影视专业本科教育数据汇总”，“中国艺术学学科体系与影视教育数据”，“中国影视教育专家学者访谈”和“中国影视教育专业设置及课程安排的若干问题”四个方面，描述了中国高等教育格局中影视教育的基本状况。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方面，对于叙事分析和类型研究的介绍是2009年电影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块。范茜秋的《电影化叙事》（王旭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超过500幅电影抓图和76个剧本摘录，分析了100个电影工业界顶级编剧和导演所使用的非语言技巧，阐述了如何利用电影媒体来优化故事。波德维尔德《电影诗学》（张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针对电影出于其电影的目的如何引导并改造文化和跨文化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全面理解的方法。大卫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白可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通过对好莱坞电影制作者用影像来讲述故事的主要方式的回顾，考察那些被赋予惊人生命力的叙事技巧。克莉丝汀汤普森的《好莱坞怎样讲故事——新好莱坞叙事技巧探索》（李燕、李慧译，新星出版社，2009）通过对新好莱坞时代获得票房和评论双赢的成功之作的叙事分析与展示，深入研究了好莱坞的叙事艺术，并对好莱坞电影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奥蒙的《现代电影美学》（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10）以传统电影范畴为主，涉及符号学、叙事学和精神分析等电影研究新学科，以及电影理论探讨和争论的美学问题。
在大师研究和介绍方面，诺曼卡根的《库布里克的电影》（郝娟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收录了库布里克电影发行时的评论与反应，把电影的理解放到历史中去考察。埃娃马齐耶斯卡、劳拉拉斯卡洛里的《梦与日记——南尼莫瑞蒂的电影》（穆青、聂阳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分析和检视了意大利中生代代表性导演南尼莫瑞蒂的电影作品和这些作品在当代欧洲电影中的地位。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周以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把目光聚集于常人眼中隐而不见的材料细节，品味小津电影的复杂况味。
在电影史方面，马克卡曾斯的《电影的故事》（杨松锋译，新星出版社，2009）被看成是一部“既让人信得过又挑战陈规的电影史书籍”。让-卢普布盖的《好莱坞——欧洲电影人之梦》（严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叙述了“好莱坞古典主义”时期的“好莱坞和欧洲人”对好莱坞电影美学的贡献。雷米富尼耶朗佐尼的《法国电影——从诞生到现在》（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9）梳理了法国电影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彼得拉森的《电影音乐》（聂新兰、王文斌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探究了电影和音乐之间的复杂关系。蒂莫西科里根的《如何写影评》（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电影批评方法。安特耶阿舍得的《希特勒的女明星——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柳迪善、丁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深入剖析了纳粹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性别矛盾与性别冲突，阐释了宣传控制与消费文化之间的关系。凯文康罗伊斯科特编著的《编剧大师班——众编剧巅峰杰作访谈录》（黄渊译，文汇出版社，2009）通过对当今影坛19位著名编剧的访谈，全面地展现了剧本的创作过程。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9-2010年度中国继续保持全球电视剧生产大国的强势，理论界对于电视剧的批评也日趋活跃。央视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平台，其开年大戏也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董红言、陈富清的《流着眼泪放歌喉》（《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2期），梁英的《的主题阐释及其意义审视》（《电视研究》2009年4期），刘潮的《平民英雄叙事与史诗性品格呈现——电视剧人物形象特征及审美意蕴》（《电视研究》2009年4期），高卫红的《从看开年大戏的文化诉求》（《电视研究》2009年4期）等，对以《走西口》为代表的央视开年大戏做出了多方面的分析评价，分析其背后的成功因素。
2009-2010年度谍战剧崛起令人瞩目。尹鸿、马向阳的《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电视研究》2010年1期），从电视剧生产消费的角度切入，通过《潜伏》、《生死线》和《冷箭》三部谍战类型的剧目内容和思想分析，指出谍战剧既能满足观众对于当年烽火漫天时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追求，又能通过侦讯、推理和紧张的故事情节达到个人视听享受的目的。梁英的《：人文命题与市场品质的有机结合——兼论国产电视剧的文化功能实现方式》（《电视研究》2009年7期），则从文化功能实现方式角度，分析《潜伏》所开启的新的创作方向。
青春励志剧则更多地将注目点放在青少年在艰苦的现实条件下如何成长的故事。韩卫娟的《国内青春励志剧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研究》（《中国电视》2010年3期），张应辉、陈丹雯的《青春励志剧：作为一种剧型的探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对青春励志剧这个剧种进行了概括性的分析；赵俐的《电视剧精彩台词的应用语言学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9期）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我的青春谁做主》电视剧文本，做了较为精彩的解读。
陈红梅的《后家庭伦理剧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颠覆与重构》（《电视研究》2010年8期），侧重于分析家庭伦理剧对于现代家庭生活以及伦理意识带来的影响；高卫红的《现实题材电视剧：直面生活的追问拥有精神的坚守——从到》（《电视研究》2010年8期）、张爱凤的《拒斥与认同——论中的文化冲突》（《电视研究》2010年8期）则主要通过对电视剧《老大的幸福》的解读，分析现实题材电视剧的叙事手法和发展态势。游宇的《守望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有感于电视剧的热播》（《中国电视》2010年7期），重点分析了2010年现实题材电视剧《蜗居》的内容以及成功原因。
近年来流行的媒介自制剧，也吸引了学界的眼光。近年来以湖南卫视为首创，紧接着浙江卫视、江苏卫视都相继推出了各自的自制剧集，相继创下了不错的收视率。盛伯骥的《电视媒体自产剧生产的目标与机制——兼议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电视剧生产》（《电视研究》2009年8期）深入分析了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相关自制剧目的制作经验。彭文祥的《描述与规范：电视栏目剧的发生发展刍议》（《现代传播》2009年2期）则以栏目剧为切入点，总结了目前栏目剧不及自制剧抢夺收视点的原因。韦聚彬的《从“独播剧”到“自制剧”：谈偶像剧之转型》（《电视研究》2010年3期）一文涵盖了国产偶像剧转型的过程，记叙了我国各大卫视由“独播剧时代”向“自制剧时代”转移的情况，也着重分析了其中转变的原因。郑楠的《电视市场收视竞争新热点——自制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第6期），李浩、王旭波、周海、张勇的《寻找快乐前行的路标——〈丑女无敌〉品牌观察报告》（《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文章深入分析了这类剧集的成功原因，并指出了其存在的不足与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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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仲呈祥、陈友军所著《中国电视剧历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全面梳理了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史，文献资料丰富，行文严谨。黄式宪的《关于近30年中国电视剧在美学建构上的断想》（《现代传播》2010年1期），则力图诠释30年来中国电视剧的审美流变和文化内涵。刘涛的《电视图像志话语中的历史、叙述与记忆——基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视角》（《中国电视》2010年1期），借鉴了西方现代批评话语，揭示和挖掘了电视图像后面的人文历史和个人记忆。谢娟、刘川郁的《电视剧：革命历史的全景展现与现实的多维透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红色电视剧做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众多学者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电视剧营销和版权管理方面。魏永刚等编著的《电视剧集管理：操盘影视项目八大流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高福安和宋培义编著的《电视剧制片管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等专著，从制片管理角度入手，阐述了电视剧经营的各个阶段所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中国电视剧版权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为电视剧生产者提供了相应的建议。高红岩的《创新探索与模式构建——2009年度中国电视剧市场营销综述》（《电视研究》2010年1期），则是从营销角度分析了中国电视剧市场现状和格局所在。杨鸣的《从“制播分离”到“制播合作”——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趋向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9期），从近期讨论火热的“制播分离”以及“制播合作”的话题切入，预测了中国电视剧产业未来的发展路线。宋培义、杜书妍的《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环境分析》（《电视研究》2010年4期）和李斌、曹燕宁的《融合与创新：新媒体与电视剧产业发展》（《电视研究》2010年6期）分析了目前中国电视剧市场，并从全局方面展望了电视剧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吴丰军《全新的世界，全新的媒体资产管理思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2期）论述了在数字化推动的媒介融合持续深入的背景下，电视内容资产的生产、管理和开发的新动向与未来发展趋势。
周星的《文化概念变异视野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严前海的《心灵地图的重构和意义生产的滑落——移民题材电视剧的一种解读》（《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崔刚的《重构中国“宏大叙事”——当下电视剧创作的文本及价值取向》（《现代传播》2009年2期），张智华的《言情剧的主要叙事艺术》（《现代传播》2009年6期），杨爱君、王海波的《二十年家庭伦理电视剧综述》（《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3期）杨旦修的《我国军旅题材电视剧的概念、分类及创作的历史沿革》（《电视研究》2010年3期），盖琪的《浅议2009年现代历史题材电视剧》（《电视研究》2010年3期）等，分别以例证式的符号化分析，对当下流行的移民题材、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言情剧等做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探索。
三、电视文艺栏目研究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国庆盛典节目的分析成为热点。唐俊的《电视“成就报道”直播的话语生态构建——以央视国庆60周年特别直播节目〈盛典〉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话语生态构建为着眼点，着重分析的是我国重大典礼事件报道的惯用模式和所收获的效果。曾一果的《媒介仪式与国家认同——“国庆60周年庆典”央视电视直播的节目分析》（《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以仪式化的节目形式作为切入点，分析了重大国家仪式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刘永宁的《庄严恢弘绚丽奇观——析“国庆60周年庆典”阅兵仪式电视直播的镜头语言》（《电视研究》2009年12期），从技术的角度解读了国庆阅兵仪式电视镜头语言的蒙太奇特点。
刘波、高森的《试论视觉文化视野下的奇观电视文艺节目——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央视“春晚”说起》（《电视研究》2009年5期）、黄良奇的《“春晚”图腾仪式的文化贡献及内涵剖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4期）等，则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指出其作为全民共享的文化图腾的审美品格。胡长全的《我国电视公益节目的问题与对策》（《现代传播》2010年1期）、麦尚文的《仪式传播视野中的“媒介庆典”——以CCtV〈感动中国〉节目为例》（《现代传播》2010年4期）、赵树清的《高扬核心价值彰显媒体责任——对大型公益晚会〈抗旱救灾，我们在行动〉的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6期）等，则对公益节目和晚会的社会功能与审美价值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2009-2010年，电视节目纷纷进入后娱乐时代。白小易的《论“后娱乐时代”电视节目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4期）、王爱华的《“后选秀时代”的电视综艺节目格局之变及展望》（《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1期）、方菁的《谈电视娱乐节目的现状与出路》（《中国电视》2010年2期）、林芝的《关于泛娱乐化风气下的电视娱乐手段的思考》（《中国电视》2010年5期）等文章，分别从宏观层面思考了泛娱乐化风气之下电视娱乐节目的出路。王磊卿的《电视晚会品牌管理误区及创新策略》（《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陈志国的《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之乱象浅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8期），张孝翠的《〈快乐向前冲〉的传播学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1期），吴超的《〈幸运52〉退出荧屏的几点思考》（《电视研究》2009年2期），欧阳杰群的《从〈越策越开心〉到〈天天向上〉看电视节目品牌延伸策略》（《电视研究》2009年10期），刘真的《品牌时代电视娱乐节目格局浅析》（《中国电视》2010年2期）等，则侧重从中国的电视节目品牌意识和经营，探讨后娱乐时代文艺娱乐节目的发展态势。
2010年以《非诚勿扰》为首掀起的电视相亲节目风潮席卷各大地方卫视，不少地方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纷纷调整了被认为不具有收视率的文化类节目，转而大量制作与播放挑战人类情感与道德底线的各类“相亲”节目，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强力干预，批评界对这一现象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高长力的《非为相亲而来——新一轮相亲节目热的冷思考》（《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张末冬的《从选秀节目到相亲节目——解析中国综艺节目的生存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6期）等论文，从节目本身入手，深入分析了真人相亲交友类节目能够在中国电视娱乐市场占据一席之地的原因。戴鑫、徐丽玲、王武的《中美电视婚配真人秀节目对比研究——期望冲突理论的运用问题》（《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则选取中美两国不同的婚配电视节目，通过样本比较分析其各自的制作特征。项仲平、杜海琼的《电视相亲节目低俗化现象的反思与服务化的品质追求》（《电视研究》2010年9期），薛晋文的《电视相亲节目的“时代之潮”与“时代之惑”》（《中国电视》2010年8期）等文章，则尖锐地指出相亲交友类节目的内在性质以及传播现象所带来的忧虑。范志忠在《泛娱乐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中国艺术报》2010年9月10日）认为，这种俗文化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文化氛围日趋多元，说明了中国社会文化正越来越宽容。不过，当这种俗文化试图占据电视主流媒体时，当这种俗文化试图染指婚姻、亲情等人类文明自古以来就坚守的核心价值时，当这种俗文化在电视观众面前赤裸裸地宣称“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时，其实质上就试图亵渎、颠覆、乃至篡改主流的道德准则。
四、纪录片研究
近两年纪录片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宏观总体和微观分类两个层面。从宏观总体方面来说，阎伟、欧阳宏生的《电视纪录片：辉煌历程与当世社会的影像纪实》（《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2期），邢勇的《话语变迁与权力表达——观察中国电视纪录片三十年的一种视角》（《现代传播》2009年1期），赵曦的《建国60年中国纪录片创作中主流价值功能探讨》（《现代传播》2009年5期），以及张同道的《中国纪录片的2009》（《电视研究》2010年1期）都在一定的高度对于2009-2010年度纪录片的总体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理清了2009-2010年度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脉络，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同时，张同道等著的《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上）》（《电视研究》2010年7期）和《2009年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研究报告（下）》（《电视研究》2010年8期）细致总结了中国纪录片频道发展的历程并进行了相关方面的研究，也为中国纪录片放映平台的研究提供了材料。
从微观的方面来说，近两年来对于各个优秀的纪录片作品的评析在理论界比比皆是。如宋献伟的《媒体语境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与拓展——纪录片〈西口在望〉创作谈》（《电视研究》2009年3期），王华的《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的类型与展望——从鄂伦春族谈起》（《电视研究》2009年7期），俞虹、司达的《在艺术中行走的历史——十集电视纪录片〈敦煌〉印象》（《电视研究》2010年5期），尹鸿的《温故而知新——评10集大型纪录片〈中国通〉》（《现代传播》2010年2期）都以不同的角度对优秀的纪录片案例进行了分析。
除却这些，学者们还着力于研究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和跨文化传播路径。刘阳的《中国纪录片的市场化转型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文化外交视角下的中国纪录片国际传播》（《电视研究》2009年1期），高峰、赵建国的《中国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的障碍与超越》（《现代传播》2009年3期），李智的《纪录片的网络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网为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7期），崔予缨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国际商业化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10期），王庆福的《国际视角与中国纪录片对外传播策略》（《电视研究》2010年11期）等文，都在这方面做了有益探索。
五、动画研究
近年来，中国原创动画的发展势头迅猛。徐群晖的《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动漫产业态势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3期）一文认为，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动漫产业逆势而动，获得了更多机遇，并逐步发展为有效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经济增长点。2008年，国产动画片产量大幅提高，全国完成电视动画片共249部131042分钟，比2007年增长28%。2009年由广州原创动力生产的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票房达九千万元人民币，创下国产动画的票房纪录。
此外，郭虹、李思潇的《中国动漫品牌创建分析——以〈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衍生产品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11期），许元振的《探析商业动画片以受众为本的营销策略——以动画系列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为例》（《电视研究》2009年7期），朱矛量的《浅谈国产动画片之嬗变及动漫产业发展中的品牌塑造》（《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0年5期），刘斌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看中国成人动画的竞争战略》（《电视研究》2010年2期），焦素娥、李志荣的《喜羊羊与灰太狼：国产原创动画的品牌意识与生存之路》（《中国电视》2010年6期）等文皆是从《喜羊羊与灰太狼》这一品牌动画的发展入手，分析品牌效应对于中国本土原创动画发展的影响。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4
人常说:“文如其人”。同样道理,书即人生。一本好书,应该能够给读者提供促其生存与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不仅来自于丰富的有价值的具体知识,还来自于渗透在字里行间心血凝成的生命感悟。去年9月面世的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下称《选编》),就是这样一本厚重典雅、让人心动的好书。
“史料即史学”,这一史家传统虽有偏颇之处,却指出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确实,历史事实总是通过某种史料而得以呈现的,历史认识的提炼也要以史料为基础,因此,通过搜集、辨析与抉择史料,编次、整列最终还原历史事实,一直是研究历史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然而,在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对广播史料的忽视由来已久,已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新闻史料选一类的书籍中,涉及广播电视事业的屈指可数。这对于完整、全面地研究中国新闻史确实是一种缺憾。如今,让人欣慰的是,这一缺憾因《选编》的出版而得到了弥补,中国现代广播史料出版的空白也从此成为了过去。在内容上,该书基本按时间顺序,分上、下两编,收入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中国境内出现的第一座广播电台,到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前夕将近30年间有代表性的广播史料。上编为北洋政府和政府管理下的广播事业史料,下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广播事业史料,每编又分为四部分,分门别类,系统而厚重。更可贵的是,本书中所入选的史料大部分配有原件的复印件,真实而生动,同时除大量第一手客观性史料外,还有不少主观性史料,展示了前人对广播的不同认识,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之所以说《选编》让人心动,是因为在书中丰富系统的史料后面,我们看到了主编赵玉明先生近50年来在广播史学领域筚路蓝缕、让人由衷敬佩的辛勤劳动。先生自1959年开始从事中国广播史教学工作以来,一直十分注意广播史料的搜集(可见先生研究目光之敏锐和深远),尤其是全国解放以前的广播史料。这些史料散落各地,精芜并陈,多方搜得后,还需辨析、抉择、整理、编印,工程之浩大、艰难,非外人可以想象。然而先生历尽磨难,矢志不渝,即使在政治运动持续不断的特殊时期,仍冒着走“白专道路”的风险,到北京图书馆、中央广播局档案室等地,一页页查阅并亲手抄录旧中国和解放前的广播史料,仅解放战争时期的广播原稿摞起来就有一米多高。正是这些原始资料的积累,使先生对旧中国特别是解放区的广播事业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成果频出:《中国广播史料选辑》(五集)、《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四集)、《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回忆录新编》、《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或主持或参编或撰写,勤耕不辍,为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然而,种种原因,先生毕生倾力搜集的史料所用者有限。让更多的史料走出书柜,服务于广大的研究者、关心者,便成为先生一件渴望了却的心愿。如今,《选编》出版,先生心愿得了,我们也得以再次窥见一位年逾花甲的史学研究者的赤子之心。
《选编》装帧简朴,风格典雅,正如它所展示出的一种学术态度,乃至人生态度。盛时闹市,熙熙攘攘，欲望多多,诱惑多多。然而生亦有涯，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人生?踏实,扎实,必不可少。“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这是赵玉明先生的座右铭。面对《选编》,面对前辈的付出与期待,我们不由得要扪心自问:“我能做到吗?”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5
传统的校报、校园广播、网络作为之前校园文化主要传播媒介，校党委宣传部借助这些宣传平台将党的方针政策、理想信念、先进文化、价值观念等在校园中进行传播和推广。作为大学校园的思想阵地、舆论宣传工具、文化交流平台，校园广播电视在学校党委的正确指导下，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服务的同时，保证了校园稳定，推进学校文化的改革和发展，提升了校园师生的文化素质，塑造良好大学形象，推动了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因此，校园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会进一步促使大学校园文化的繁荣。当下，文化多元化发展使大学生的思想没有确定的模式，通过校园广播电视进行大学文化传播使大学生树立了自己的思想政治理念，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社会中有自己对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因此，在进行以校园广播电视为载体的宣传时，要避免单纯的说教，要利用广播电视生动形象的传播语言，传播校园文化的内容，同时贴近大学生实际学习和生活，为他们的成长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二、大学文化建设对高校广播电视媒体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大学文化是大学培养和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智力资源,也是大学品牌价值的核心内容。大学文化依附大学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大学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跟随大学理念的变革而不断演进和传承。大学文化的发展是和高等学校的历史紧密结合的，一所学校的大学文化形成和发展，既有宏观中国教育史发展的大背景的综合影响，也有每所学校发展的特定地域、环境和关键人物的影响，每所大学都是一部独特的、连续的人类文化记录簿，独特的文化品格则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标识，也是一所大学生命力和活力所在。尽管各高校的大学文化不尽相同，但归结起来，都可以分为大学文化的萌芽阶段、大学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大学文化建设繁荣阶段。作为学校重要的宣传媒介，校园广播电视的创作过程，也经历了“被动应对自觉记录主动策划”的发展演化过程。在大学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学文化的内容都是高校广播电视媒体的内涵支撑，校园媒介文化的党性、先进性、开放性、民主性、科学性等特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校园文化的面貌和精神实质。因此高校广播电视节目的理念和内容仍然是占据首要位置，把握好高品味的大学文化内涵，对提升节目质量，提高受众认可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四、高校广播电视媒体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助力作用研究1.创立广播电视特色文化品牌。从校园广播和电视两大媒体入手加强对栏目策划和设置的思考，研究节目设置对大学文化建设的助力作用。广播主要分为时事新闻类、国学经典赏析类以及结合学校的特色活动和感恩教育等进行专题报道；电视主要分三大类，分别是校史类专题、典型人物专题、以大型活动为载体的典型活动专题。注重深入挖掘题材，使栏目固定化、常态化。并使栏目策划贴近时代和生活，引导广大青年学生学会思考，辨别真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发挥广播电视舆论引导功能。新形势下，校园文化的多元化趋向更加明显，学生思想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成为加强和改进思政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播电视作为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在大学生思政教育方面的功能体现显得尤为重要。广播电视通过引导舆论导向起到辅助教育与教育塑造的功能。3.培养广播电视高素质学生工作队伍。大学的核心职能是培养高素质综合性的人才，广播电视台作为学校宣传单位之一，也肩负着育人的责任，设立大学生记者团，让学生参与节目创作，使大学生群体对校园文化中的教育理念的理解、接收在在创作的过程中完成，从而获得了对教育理念的深刻认同和主动实践。不仅丰富大学生的第二课堂，而且帮助学校完成综合素质的和品格行为的指导。通过视听媒体的报道、分析和评论，校园文化才能够深入师生，同时，校园媒体在对校园文化的深入解释、评判和不断思考中，形成强大的舆论引导力,使文化内涵得到师生们的广泛认同和接受,潜移默化中濡养大学精神,引导校园文化建设向先进性、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健康方向发展。
三、结语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6
本书的主要作者多是第二届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来自不同的区域和领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既有来自教育管理部门了解电大的历史、关注电大发展现状的行政管理者，也有一致为电大发展献言献策、亲身参与教育改革实践的远程教育专家和学者；既有见证了中国远程教育发展、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也有为地方区域经济发展、为本校的长远发展不断开荒拓疆的在任地方电大校领导。他们是远程教育改革的推动者和引领者，思路开阔，能够从不同的视角、站在不同的立场提出中国远程教育三十多年的发展进程中需要改进和变革之处，虽然书中的有些观点相互之间会有矛盾之处，但正体现了开放、民主的学术探讨风气，从一个侧面真实记录了国家开放大学建设研究过程思想的碰撞与相互启发，反映了电大内外对系统发展和变革所持的积极态度。
本书的研究起点高，重点研究的是电大系统发展的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内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探索性和创新性。紧紧围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历史使命，在深入总结电大三十多年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电大系统与我国远程教育发展的实际，从不同的视角分析、论证开放大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内涵建设、系统定位、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质量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了本书的主体——《以广播电视大学为基础建设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报告》和《以电大、自考为基础组建国家开放大学的研究报告》。
本书也收录了第二届广播电视大学改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几次工作会议和课题研讨会的发言材料、发言摘要及会议纪要等具有史料价值的材料。同时收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参加咨询委员会研讨活动的专家、学者个人在远程教育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在远程教育论坛、相关座谈会上的发言演讲材料，从各个角度展示了专家对开放大学建设中问题的理性思考及探讨，与本书的两个报告相得益彰。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7
实施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战略，已经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焦点。西部广播电视事业如何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为西部大开发造声势、鼓士气的同时积蓄力量，后发先行，是广播电视从业者亟待解决的问题。电信、因特网、广告、电影等属于信息产业的市场都将不同程度地对外开放，在这个日趋势复杂的传播环境中，西部广播电视事业如何应对，这是业内人士普遍关注的课题。
一、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使西部广播电视发展先天不足
从自然环境考察，西部有3亿人口，土地面积却占国土一半以上，而且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民族众多，居住分散，这就使广播电视设备的利用率大大低于内地省份。同样规模的有线网，在东部城市可以覆盖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在西部的许多地方却只能覆盖几万、几十万人口；在许多边远山区、牧区，发展一个有线用户，所付出的成本相当于内地的几十家、上百家用户。在那些有线网根本无法达到的地方，用户需要购置风力发电设备、卫星地面设备方可进入现代传播网络。单套设备的高投入和低利用率又不可能使每个家庭都进行这种投入。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先天不足，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继续推进村村通工程，从根本上做好广播电视的覆盖工作。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使得西部广播电视的产业属性得不到激发，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从建台开始由于是事业单位，在实践中就以公益事业的身份出现，免费提供节目，不搞成本核算，经济效益、市场竞争的观念很弱，广播电视频率资源的配置、规模的形成，都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广播电视的各类事业资源，如信息、频率频道、节目、技术设备等，也是通过各种行政化方式进行配置和运用。这种非经济化的事业发展模式又造成了西部有限的广播电视事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大量浪费。作为朝阳产业，西部电视传媒产业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在西部的历史文化环境格局中还存在严重的生态失衡。
具体表现为：西部文化悠久历史与文化观念相对落后的冲突；西部与东部电视产业发展的区域差距；西部传媒文化与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开发大西部，开发的不仅是西部的商机，对于西部广播电视从业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发掘西部各省奇特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民族资源，使其成为西部广播电视独特而鲜明的主旋律。面对如此丰富的广播电视资源，西部的广播电视节目中本应有精彩表现，但更多的是连篇累牍的会议新闻和内容陈旧的电视剧，缺乏针对农牧民生活的服务类节目。
西部文化的深厚积淀不容置疑，但是目前的西部电视，在传承文化的功能上开发得远远不够。除了一些纪录片在国内、国际偶获大奖以外，其他节目几乎默默无闻。除去体制、领导方面的原因，单单从节目上来讲，西部电视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没有考虑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及受众心理接受能力，节目同质化程度高；二是在介绍西部自身的文化及生活的时候，节目形式单一，题材狭窄，未能拓宽视野，聚焦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缺乏社会的纵深感和历史的投射力，未能全面反映西部文化，反映城市困惑等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引起人们极大心灵震撼的现实题材的片子却少之又少。针对这些问题，西部电视应该注重自己传承文化的功能，争取突出自己的文化特色，真实再现历史风情，立体拍摄风土人情，趣味介绍文化知识。西部电视要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西部广播电视还面临外压激增的严峻形势
一方面，来自国内各种媒体尤其是广播电视在相同的信息资源上与西部广电媒体的正面交锋，使竞争加剧、阵地争夺压缩在狭窄地带；另一方面，在传播环境方面，我国拥有庞大的新闻信息市场。西方发达国家新闻传播企业对这块庞大的市场早就有意插足。国际上大型跨国媒介公司以此契机，以资本利润为杠杆，以收购股份、兼并企业、合资共营为手段，先是进入港澳地区的广电传媒领域，进而在内地一些广电接壤的行业或领域登陆，合法进入境内广播影视市场。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录放像机、影碟机、家用电脑等也逐渐进入了平民百姓的家庭，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音像影视光盘市场。再者，境外广告商将通过国内广播电视广告、节目等直接影响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特别是借助第四媒体互联网，国际新闻传播集团向中国新闻市场大量各类新闻信息。面临这样日趋复杂的传播环境，西部地区广播电视的现实是：覆盖率上外强我弱，少数民族语言广播节目制作、译制和播出能力较低，这就使得在复杂的传播竞争中，西部与东部传媒产业功能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西部电视在坚持广播电视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还未能充分开掘广播电视的产业功能。当前，从广播电视的制作、播出、传输、发射等各个环节上都需要考虑市场的因素，使市场在广播电视资源的配置中起主导作用。这就需要变革广播电视体制，发挥群体优势，实现规模效益，创造更大的社会生产力。
三、西部广播电视的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曾经发挥重要作用
从现实来看，它已经滞后于西部经济体制和社会事业的改革，甚至阻碍了广播电视产业功能的发展，因此就有必要走集团化之路。集团化应该是西部广播电视业由原有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种方式，以最终形成适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广播电视体制，最大限度地释放能量、激发活力。各省、自治区广播电视集团的建立应当提倡分步走，因地制宜，因时、因事制宜，务求实效。
首先，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组建西部各省级广播电视集团。集团中各广播电视机构之间应该以股权为纽带，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各股东之间按股分红，按股份比例或公司章程规定行使管理权限。从产权关系、运行机制、分配关系、经营模式等方面，形成一个“价值链”。产权是这个“价值链”的主线，将各种市场利益关系协调起来、联结起来，从而构成集团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价值链”中，集团通过核心单位和成员单位股权的占有，行使大股东权利或出资者（包括无形资产出资、实物出资）权利，从而形成对各构成单位的统一管理。
其次，在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组建跨省区广播电视集团。这主要是借助行政手段重新配置资源和资本，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迅速实现综合实力的扩张。与东部或是中部发达地区的广播电视新闻搞联合，借助发达媒介集团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硬件设备、专业力量等，可以迅速提高西部广电业的竞争力。#p#分页标题#e#
四、把握好广播影视创作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关系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8
关键词：《声音档案》声音文献口述历史先声夺人
《声音档案》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设的一档以“口述历史”为特色的名牌节目。2006年开播至今的六年时间，已制作节目三百多期。它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六十多年来积累下的丰富而又珍贵的声音资料为依托，结合当下时政、新闻、纪念日和主题活动，揭开尘封的历史，去重新解读“声音文献”，审视历史，从亲历者、学者的口述中发现“新闻”。节目充分发挥了以声音见长的广播特色，再加上精良的制作、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受江浙沪听众的喜爱。题材涉及历史事件、民俗风情、奇闻轶事、海上掌故、电台往事、珍贵留声解读等。
由于《声音档案》以珍贵的留声为依托，吸引了不少声音发烧友；由于节目题材涉猎多为上海本土化内容，久而久之，她成为了一张“解读上海发展的声音名片”。她很好地吸引了有兴趣了解上海发展的人士，在上海已形成广泛而固定的收听群。开播至今，在激烈的收听市场竞争中，她作为周播的文化类节目能时常出现在上海地区广播收听前20榜单上，这是不多见的。回顾节目走过的岁月，分析其成功之道，笔者认为以下几方面值得借鉴。
一、多方查找“声音文献”
文献是用文字、图形、符号、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种载体。声音文献可以理解为以声音形式固化记录在唱片、录音带、录像带、科技电影、幻灯片等载体上的文献。在近代以前，中国人的听觉感官世界有四个来源：“自然、生活、典礼和享乐”。除了“自然”之外，“生活、典礼和享乐”所包括的各种声音都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们开口说话，使用的是祖先流传下来的语言；品味戏曲，也没有忘记古人创作的经典，但是在缺乏完整记录复制技术手段的岁月里，声音只能通过历代口传和文字记述来流传，而且在口音语调上我们已经与古人大相径庭了。所以，我们传承的是一种声音的演变，古人原汁原味的声音早已成为绝响。在留声机问世以前，声音不能复制，只能模仿，模仿声音的最高境界当推口技。而人类信息的记录史上，留声机的发明，是继照相机之后又一革命性变革。留声机自1877年发明以后，很快对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留声机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唱片制作与销售中心。留声机与唱片，在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中，先后被赋予多重意义。‘留声机’的名字是1890年由上海人叫开的；近代中国第一批唱片是1903年在上海灌制的；弄堂里飘出留声机播放的靡靡之音，是老上海的特别风情；一曲《义勇军进行曲》的灌制，使上海历史文化名城色彩更为亮丽。从经济角度看，唱片业曾是上海最有特色的产业之一。”
《声音档案》节目自开办以来，利用各种途径，在海内外多方查找“声音文献”。比如，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节目推出的一个以挖掘历届世博人文历史内涵为主题的系列专题，充分发挥了广播在声音方面的优势，颇具可听性。人类在最初的几届世博会中，“倾听自己的留声”是最炫的一道风景。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引进留声机的城市，也是近代中国唱片制作与销售的中心。从人类留声的历史来解读世博会，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角度。主创人员发挥自己长期收藏各类留声的专业特长，并从海外寻觅到许多世博会早期的留声。这些资料都是人类声音发展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珍品。在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专家的帮助下，节目组播出了下列留声，声音来源于：最早与爱迪生在英国会晤的中国人；1878年在巴黎世博会上第一个见到留声机的上海人；最早用上海话在留声机里留声的人。节目组还对留声机通过世博会流入上海的历史进行了深入考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节目组在采访了爱迪生门洛帕克博物馆馆长杰克斯坦利时，让“骨灰级”的发烧友听到了爱迪生1877年发明留声机时录下的原声《玛丽有只小羊羔》——它一直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留声。事实上，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留声是一段10秒的法国民歌《金色月光》的录音——150年前的一位法国女子的歌声。这段由美国录音收藏协会收藏的录音，在节目中播出。此外，节目还向听众介绍了最早在留声机中留下声音的中国人——上海人黄炎培。1915年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随中国实业代表团到纽约参观。通过引见，黄炎培到纽约郊外拜访了68岁的爱迪生。爱迪生热情地接待了黄炎培，带他参观自己的工厂，并请黄炎培试用他发明的远写机（合留声机和授语机为一体，一方电话机可自动记录对方说话的机器）说了一段上海方言。
二、尘封的声音资料是一座埋藏已久的“声音的富矿”
中国的史学界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以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资料，大力推动“家史、厂史、社史、村史”的整理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协都有文史资料刊物以及相关管理部门。但由于多是政府行为，内容、范围、对象比较单一。所收集的资料十分有限，在方法上也比较简陋，以笔录或个人自写为主，少数留有录音带，不过品质与保存也都不尽理想。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9
为编写《石家庄通史》，市委宣传部召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文史馆、河北省《文史精华》杂志社、石家庄市社会科学院和市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等部门对石家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的专家，共同组成编纂团队。
在市委宣传部的精心组织下，全省地方史领域造诣很高的专家一同参与、共同编纂、集众所长，使得通史的编纂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2.明确传播宗旨。城市历史文化博大精深、涵盖面广，其中还包括某些愚昧落后的文化。面对如此庞杂的认知和记忆对象，策划者只能引导人们在认知和记忆优秀文化的同时遗忘落后文化，这就需要对区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去粗取精，从中提炼那些有助于提高当地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优秀历史文化。据此，策划者必须明确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宗旨，充分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得天独厚的资源，凸显和张扬本地历史文化的个性特征，把本地历史文化的独有资源与特性作为传播的核心内容。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策划的《璀璨时空》十大主题———文明曙光、中山探秘、文武之道、天下一绝、古刹佛音、古城丰韵、新兴城市、太行山上、红色祭奠、再创辉煌，充分整合了石家庄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突出了石家庄历史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独特魅力。《璀璨时空》创作与拍摄严格遵循了策划者确定的宗旨———寻找文化的根基、寻找历史的渊源、表现事物的来龙去脉、体现当地文化的厚重；聚焦石家庄在全国、全世界产生影响的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人物、故事，反映石家庄对中华文明的贡献，乃至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把握“探秘性、文献性、故事性”三大特征，体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
《石家庄通史》的编撰同样也是建立在明确宗旨的基础之上的。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孙万勇指出“：编写《石家庄通史》的目的：一是传承优秀历史文化，弘扬人文精神。二是古为今用，为石家庄的跨越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持。”
系列展现历史文化的传播需要多种媒体联合作战。传播者应注重多种媒体系列展现、多种要素链接聚合、多种手段融合并用，注重受众激情体验、即时参与，努力增强历史文化传播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1.多种媒体展现。对城市历史文化进行大众化传播和普及是一项报道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文化传承工程，媒体单枪匹马进行传播不可能取得理想效果，因而必须十分注重多种媒体联动与系列展现。《璀璨时空》于2010年国庆期间在石家庄电视台播出后，当地其他媒体迅速跟进报道。相关网站迅速推出可供免费下载的电视片视频，石家庄广播电台多次报道有关消息。《石家庄日报》和《燕赵晚报》自2010年10月11日起陆续刊登了《璀璨时空》全部十集的解说词以及编创人员的创作体会和观众的观后感。《声屏之友》刊登了“我爱石家庄•璀璨时空历史文化知识”竞赛题，随后石家庄电视台娱乐频道在组建创作团队明确传播宗旨多种媒体展现注重激情体验组织阐释研讨拓展传播范围顶层策划系列展现延伸拓展《幸运赛赛赛》节目中播出了复赛面试、两场决赛及颁奖实况。由于电视纪录片内容容量有限，为了更加系统全面地展示石家庄历史文化，出版社推出了古代卷、近现代卷和当代卷三卷本《石家庄通史》。在以电视和图书为主要媒体传播石家庄历史文化的同时，报纸、期刊、广播和网络等传媒迅速跟进报道，形成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用、多种媒体联合作战的态势，使得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2.注重激情体验。在需求内容与需求满足类型上，城市历史文化传播不同于一般的新闻传播，新闻传播只要是陈述事实、具有新意、报道及时，基本上就可以得到受众的认可，取得满意的传播效果。但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必须为受众提供体验机会，受众只有通过激情体验才能领略区域文化的神韵，感受区域文化的魅力。在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受众不仅要求媒体提供未知或欲知的内容，还要求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不仅要求在最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提供，还要求以可获得激情体验的方式提供。受众期望在传播活动中获得情感满足的感受和体验，传播者理应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陆小华指出“：从现代传媒运作观念分析，体验应当是传媒产品的组成部分，提供内容产品的同时提供让受众可以获得一定满足的体验，是新媒体的基本运作模式，也应当是传统媒体努力适应的运作模式。”
据此，各种媒体在传播历史文化时，传播者都应想方设法让受众获得情感满足的体验感受。石家庄历史文化在各种媒体传播过程中就十分注重让受众获得激情体验感受。《璀璨时空》的电视画面和语言十分优美，充满诗意，让受众伴随着强烈激动的情感欣赏电视片。《石话实说———石家庄历史文化百集系列讲座》的故事化叙述风格十分突出，讲座中穿插大量视频，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受。《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精选了300多幅图片，让读者在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视觉感受中体验历史文化。此外石家庄市演艺界推出了一系列让观众获得现场体验的文艺演出活动，例如，在西柏坡上演的大型实景演出《人间正道》首次让真坦克、真军马、真枪炮亮相舞台，把观众带入真实场景之中来体验革命战争的情景；在市内各个文化广场举办的“彩色周末”消夏晚会以及在各区县举办的大型歌舞《烽火太行》、“太行情•老区行”巡演当中，适时安排了一些观众参与互动表演，激发了观众的参与热情，让人们在亲自参与和亲身体验中进一步领略石家庄文化的风采与魅力。（三）延伸拓展城市历史文化通过多种媒体传播之后，策划者和传播者还应组织社会各界开展阐释与研讨，以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想方设法扩大受传人群、拓展传播区域，以普及公众历史文化教育并推进当地历史文化走向全国远播世界。1.组织阐释研讨。全面完整的历史文化传播系统是由“文化现象＋产生背景＋意义阐释”构成的。媒体传播的历史文化现象信息往往还需要专家学者对其产生背景、蕴含价值和深层意义进行阐释，唯有如此，才能延伸传播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使传播活动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策划者和传播者应把组织人们开展阐释与研讨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推进城市历史文化传播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璀璨时空》播出之后，2010年10月21日石家庄市委宣传部举行了有关领导、专家学者和各界代表参加的观后座谈会，听取了社会各界对《璀璨时空》的评价与阐释。
2010年11月9日，《璀璨时空》高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十几位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石家庄市有关单位领导参加了研讨会，十余家部级媒体到会报道。与会领导与专家一致认为，这部作品向世人展示了石家庄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很好地回答了石家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为石家庄找到了根，为石家庄未来的发展找到了灵魂。而用影像志为一个地方修志，则创造了一种新的纪录片样式。
《石家庄通史》古代卷的撰写工作结束后，编纂组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等单位的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举办论证会，专家评价，为一个城市编写通史在全国极为罕见，《石家庄通史》的编纂在全国具有创新和引导作用，石家庄的这次探路将是未来其他城市的一个模板。
拓展传播范围。石家庄历史文化的传播高度重视拓展传播范围。为普及居民历史文化教育，在受传人群方面，从媒体受众延伸到广大中小学生和市民，目前石家庄市不但把《璀璨时空》列为广大中小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的必读教材，而且将其列为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
《石家庄通史》古代卷和近现代卷出版发行以后，石家庄市政府要求把《石家庄通史》作为党员干部熟悉石家庄市情、提高人文素质的必读书目；教育部门把《石家庄通史》列为广大中小学生的阅读书目之一，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形式，有选择地进行教育。
广播电视的发展史篇10
关键词电视播音主持；创新；策略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5）135-0195-01
创新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当今时代获得持续进步的永恒主题。播音主持人是电视传媒与广大受众二者之间最为直接的连接纽带，也是电视媒体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从理论及实践的角度来看，电视播音主持人的创新精神、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都极大地影响着电视传媒的发展进程。随着传媒技术与传媒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传媒市场已经基本确立并得到了相对完善。这也意味着，以广播电视传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在竞争渐趋白热化的传媒市场中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及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一发展背景下，电视播音主持自己更应当注重培养创新意识、强化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在电视传媒发展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电视播音主持实现创新是时展的必然
选择
如前所述，创新是当今时代得以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重要主题。电视媒体作为紧跟时代步伐、张扬时代风尚、刻画时代品质的关键性机构，承担着引导主流文化、传递正向力量、鲜活时代精神的重要使命，在传媒文化的营建、电视节目的打造、机构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应着力体现并彰显这个时代的创新精神。毋庸置疑，在世界经济发展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趋势愈加明显的大背景下，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文化思潮之间的激荡起伏也给传媒事业带来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播音主持是电视节目的重要承载体与表现形式，在实际工作中应当能够站在时展前沿、顺应时展大势，以创新的视角、创新的思路、创新的技巧，切实、全面、生动地把握和反映时代主旋律，增强电视节目的社会性、时代性及先进性，以先进的思想、理念和文化产品来引导、凝聚广大受众，使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中获取到更多的有效信息、感受到更具正向的力量，最终形成顺应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
2电视播音主持追求创新是艺术审美的永恒
诉求
电视传媒是一项致力于捕捉美、塑造美、传播美的伟大事业。当前我国文化艺术正处于史上最佳发展机遇期，广大受众的文化素养艺术审美层次不断提升，对文化艺术产品的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也持续增加。同时，随着我国文化传媒市场的建立、文化艺术产品创作机制的完善，众多的文化机构不断涌现，大批量的文化艺术产品被生产出来并推向市场，广大受众文化艺术消费的选择愈加多样化，传媒机构之间的竞争也更加激烈。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内容更为丰富、内涵更加深厚、形式更加新颖的文化产品才能在这种竞争中胜出。电视新闻播音既有与广播新闻播音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创作属性与特点。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比较复杂、繁琐，有时，又看似简单、单调。电视播音主持是电视文化艺术产品的重要构成，播音主持人应在文化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不断追求，着重提升自身文化艺术审美水平，强化对艺术创新技巧的掌控能力，并将此融汇、贯穿、渗透到在具体的播音主持工作之中，为电视节目产品增“光”添“彩”，增强电视节目的市场竞争力。
3电视播音主持探索创新是个人提升的内在
动力
电视播音主持人从事的是一份极具创新性、挑战性、发展性的职业。广大播音主持人几乎每天都要暴露在镁光灯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要有能力在纷繁复杂、数量巨大的信息潮中将最新、最前沿、最正确的信息挑拣出来，再使其以最恰当、最有效等方式传递给广大受众。因此，播音主持人在综合素养、知识储备、业务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必须达到较高要求才能真正胜任此项工作；同时，也只有真正具备了相对完备的知识结构、较高的文化素质及传媒技术的“精英”才敢于接受播音主持职业的严峻考验。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不能从零开始，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应该保持自身的性质。要想在艺术上有所革新、有所创造，就需要艺术家有胆有识，既要敢于打破前人的框框，敢于标新立异，同时又要有知识、有眼光，善于把前人积累的知识拿来，烂熟于心，变成自己的营养。播音主持艺术的发展与创新应有科学态度，应该遵守其创作规律和创作原则。播音主持艺术创作有其自身的规定性、语言表达和副语言体现也有自身的规律性。发展和创新并不等于盲目求异，而是寻找把握这些规律的新角度、新手段、新方法。为了更好地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提升、推动电视传媒事业的进步，广大播音主持人应当拿出勇气来，在文化传媒发展的道路上深入钻研、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反思，形成自己的独特播音主持风格，并最终成长为支撑电视传媒创新发展的骨干力量，力求为我国传媒事业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4电视播音主持助力创新是传媒竞争的重要
砝码
竞争是激发各类型传媒创新发展的强劲动力。电视传媒是重要的传媒类型，它凭借着传播迅速、画面感强、覆盖面广等特点一贯是广大受众的文化消费主菜，即便是在当今愈加多元化的文化消费市场中也拥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但必须承认，在文化传媒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文化艺术产品效率不断提高、传媒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以广播电视传媒、报纸传媒、网络传媒、手机传媒各类型媒体之间对广大受众的争夺更加“惨烈”。作为电视传媒一道靓丽的风景，播音主持人是电视节目内容与形式的“定调者”和节目形态的支撑点，播音主持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素养及创新技巧，都将成为推动电视传媒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砝码。电视播音主持人应时刻保持“警醒”，高度重视提升个人素质提升，充分强化创新意识及能力，为使电视传媒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提供更多的保障。
电视是重要的传播媒体类型之一，承担着丰富广大受众精神文化生活、引领时代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包括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广大受众的文化餐桌上添加了一道道美味的“佳肴”。播音主持人是电视传媒的核心与“灵魂”，在电视传媒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整个电视节目的支撑者、掌控者和表现者，播音主持人必须要充分明确自身的文化发展重任，始终顺应时展形势，不断追求艺术审美创新，持续强化个人创新能力，在我国文化事业蓬勃兴盛的大背景下，为电视传媒在竞争更加激烈、迅猛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杨勇.播音主持应具备的基本素养[J].党史博采（理论），2011（02）.
[2]杨箐如.电视播音主持语言表现力探析[J].中国报业，20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