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基本概念篇1
关键词：概念;词项;逻辑;虚概念
引言
关于概念与词项的关系问题，在逻辑学界一度引起热烈讨论，但至今尚无定论。争论在“概念是否应被词项所取代”，即究竟是“词项”还是“概念”这一问题中集中展开。其观点主要可分为有两派：一派认为应用词项代替概念这一说法，另一派认为概念仍有它的存在价值，不能一概而论。探讨如何解决概念与词项的关系问题十分必要，这不仅表现在解决逻辑学基本理论问题层面上，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将会直接影响解决比如同样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的虚概念等问题。现将这两派主要观点概述于下。
用词项取代概念
观点一，把“概念”作为逻辑学的基本范畴，“概念”对构建逻辑学的理论体系根本不具有必要性和适用性。逻辑学中不再需要“概念”。[1]
这一观点认为，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属于认识论的范畴，属于哲学的范畴;词项则只是构成逻辑形式的基本要素，属于逻辑学的范畴。关于概念的许多问题并非逻辑学的任务，也并非逻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其中概念的本质、演变及其语词、虚概念等问题尤为突出，这些问题根本没有一点逻辑的味道。并且解放前，我国许多逻辑学学者也是以“词项”作为形式逻辑学的出发点的，比如金岳霖先生、冯契先生等。近20年来，随着与西方社会科学的接触机会增多，随着我国当代逻辑学的发展，更多人认识到：逻辑学中再不需要“概念”了而转用起词项来，如宋文淦、刘壮虎、北海、马佩、苏天辅等人。[2]
现行普通逻辑教材认为，概念是组成命题的基本要素。但究竟什么是概念，至今众说纷纭，无法定论。这种状况不利于普通逻辑体系的完善，阻碍了普通逻辑的改革和发展。因而认为，从普通逻辑自身特点出发，将“概念”改为“词项”，能更好地解决概念定义所带来的不足。[3]
观点二，在传统逻辑学中用“词项”比用“概念”更准确。
这一观点认为，从“概念”与“词项”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传统逻辑学的学科特征和研究方法来看，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属于哲学认识论的范畴，而词项是语词在命题中的逻辑内容，是构成逻辑形式的基本要素，属于逻辑学的范畴。传统逻辑教科书中用“词项”更准确。
词项是表示（或指称）思维对象及其特有属性的词或词组，它通常被看作是一个个体的指称，或者是普通个体的表达式。“词项”就是命题中的一个项，逻辑形式上的一个符号。它完全是一个形式上的语词――个符号，一个指称而丝毫不涉及“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内容，也丝毫没有哲学和其他具体科学所关心的内容包含在里面。词项一方面把概念与语词统一了起来;另一方面，它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指称，也丝毫不涉及主观因素，完全符合传统逻辑的形式性和客观性的要求;此外，用“词项”代替“概念”，还可以解决“虚概念”问题。观点三，现代逻辑需要的是词项而不是概念，“词项”应将“概念”替换下来。
这一观点认为，逻辑学中构成命题的元素“词项”与其他学术范畴中的思维的细胞“概念”是两个不同的对象，词项大于概念，是概念与表达概念的符号的统一体。符号表达的意义称为概念，符号表达的意义加上符号本身很显然是一个复合体。它包含前者并大于前者。所以二者不是同一个事物，不能再共用一个名称，应将它们区别开来。“概念”是思维的内容，语音形式、书写形式只是它的物质外壳，是思维内容外化的载体，是表达思维内容的符号。二者合体后称为词项。因此，词项对应的是命题，语词对应的是判断，概念对应的是思想。
语词进人命题就成为词项，概念是语词在该命题中的意义，是词项的内涵。而语词含义的确定性是正确进行推理或论证的必要前提。概念是一种思维形态，它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只有用语词表述出来才能让人明白，是语词的具体内容。
不能用词项取代概念
观点一，用词项去替代概念有一定的有利因素，但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概念，而只是需要一定程度上批判地吸收。尽管概念在某些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但以何种方式修正、以何种形式去替代都尚待解决。
这一观点认为，词项与概念之间有相通也有相离。词项也有内涵和外延，内涵是词项所反映的对象的属性，而外延是词项所指称的对象。词项更多地是作为一种形式，只是一种符号，并不涉及概念对象的内容和涵义。作为概念的语言形式，词项同样可以进行划分、定义。概念作为一种认识论范畴，更多的是发展变化，而词项作为一种逻辑学范畴则是相对稳定的。概念只能通过语词来表达，而词项则还可以包含运算符、表达式等。因此，如果认为“词项从某种程度上与概念对应”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
观点二，词项与概念各有自己的明确含义和适用范围，应细心区分，正确使用。
这一观点认为，概念使用起来的确存在很多疑惑问题。但毋庸置疑，概念的定义规则、分类与划分，限制与概括以及由概念断定的外延的范围等这些关于概念的逻辑问题仍然需要在“概念”的意义上讨论。因此，从逻辑学的角度研究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必要的。[2]
综上所述，词项从语法的角度强调它作为命题的一个成分，概念从语义的角度强调它的涵义，二者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简单地用词项取代概念或是用概念取代词项都是不合适的，我们要做的是细心地区分出它们的不同涵义和适用范围，从而正确地理解和使用它们。[7]
结语
词项与概念的关系问题在短时间内仍难以解决，这一问题的争论也将继续进行。但无论如何，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必要的，尤其对虚概念、概念定义等同样长久以来众说纷纭的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时明德，田心军.概念、语词、词项[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3（3）：63-65.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2
关键词：普通术语学，元术语学，概念优先，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术语学与知识技术
中图分类号：H083；n04；e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578（2013）03-0006-05
1维斯特术语学思想的特色
看到“术语”这个词，人们一般会想到某专业领域一个经过梳理的概念集合，并带有与之相对应的名称或者语言标志。经过人类历史上对特殊专业领域术语形成规律的不断探索，20世纪70年代诞生了“普通术语学”的理论；在此之前，维斯特（eugenwüster）也曾使用过“术语理论”或者“术语基本原则学说”的说法[1]。在1971年莫斯科术语工作会议上，也曾有学者称其为“元术语学”（超术语学）（metaterminologie）。在这个称名下，人们思考的是如何为专业词汇和专业词汇系统建立理论模型，并为此探究了逻辑哲学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2]。
维斯特一直强调，在术语学理论或者元术语学中，逻辑哲学的理论基础要优先于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他明确指出：“每一种术语工作都要从概念出发。”[3]他旗帜鲜明地声明普通术语学与普通语言学是有界限的。在术语学中，概念领域是与名称领域相独立的。因此，术语学家谈概念，而研究标准语言的语言学家谈词的内容。
维斯特倡导“概念优先”的术语学理论，相对于语言学理论还有另一层意思：在维斯特的术语学中，语言本身仅仅是一种常规性的东西，它是次要的，因为它传递不了有关某专业领域基础性概念系统的信息，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有意识语言塑造的结果。而专业领域概念系统的信息与普遍知识相比更具有特色，这种信息对于专业领域实现系统化更有用。因此，在探索概念和概念系统构成的规律性时，普通语言学的理论作为工具是不适合的。在探讨专业领域所存在的规律性时，普通语言学的知识也远远不够用。概念系统形成的规律性，构成了产生特殊专业术语的历史性和系统性的前提。
维斯特普通术语学思想的形成，与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哲学学派（简称维也纳哲学学派）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这个哲学派别对标准语言进行批评的大背景下，维斯特也开始了他对专业语言的批评，这个哲学派别科学理论的发展，一直对维斯特的术语学思想的形成有着启发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说，二者的发展是一种并行关系。
2近二三百年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术语学思想
科学专业语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其产生之初，根本没有普遍公认的规则和基本原则。在工业革命之初，专业语言的概念系统是混乱的，几乎在所有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物理学中的基本度量衡单位是混乱的；生物学中不仅专业概念的命名是混乱的，就连确定动、植物分类的划分特征也成问题。
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科学理论发展有一个重大转折。当时人们认识到，概念这种不系统的命名状态，是可以借助于术语规则进行调整的。当时的术语规则考虑到了在概念间进行上下左右排列的系统关系。例如，著名瑞典博物学家林奈（CarlvonLinné）的动、植物双名命名法以及由此产生的植物专业语言；在可量化的科学中，也产生了国际上统一的基本度量衡单位制[4]。
在大多数专业领域中，概念系统的状态是一堆未经规范的称名。时代急切呼唤着一种规范性的术语工作。这种描述性或者规范性的术语研究，是在对专业领域现存的名称进行修正的工作中展开的，而标准化的术语工作就是贯彻这种研究所产生的术语规则[5]。
科学理论的发展在19世纪有第二次重大转折。当时在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中，人们开始依照专业组织术语委员会所制定的术语规则，对称名进行整理。人们认识到，由相关专业委员会制定的术语规则，不仅比由个别专家或者教材作者所编写的规则更加可靠，而且更容易为公众所接受和贯彻执行。
那么标准化术语的规则和规律性从何而来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科学史：在诸如物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不断出现术语的专业领域，都运用到了古典的概念逻辑。在这些学科中，无论是把概念划分为上位概念（属概念）和下位概念（种概念），还是在对不同概念形式进行质的或者量的分类，人们都是以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和谓词学说为依据的[5]。所以维斯特认为从普遍性意义上，逻辑阐述清楚了概念间可以用什么样的关系进行相互排列、如何依据这种关系加以整理以及如何才能形成一个概念系统或者概念域的问题[6]。术语工作涉及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或者标准语言中的概念，而是科学的专业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维斯特一再强调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紧密关系。在奥地利，维也纳哲学学派系统性地运用了形式逻辑，对自己的科学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
3维斯特术语学思想与维也纳哲学学派在科学理论上的关系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卡纳普（Carnap）在1928年写成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一书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基本联系。他提到了一种基本思想：为了更好地把世界用语言勾画出来，人们需要使用逻辑作为支架[8]。语言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对这种思想也有所表述，并且他对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产生了决定性影响[5]。
尽管维也纳哲学学派有关科学理论的基本理念与维斯特的术语学理论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但二者有着本质不同：维也纳哲学学派倡导陈述逻辑，把科学看成是陈述系统；而维斯特是从概念逻辑出发的，把科学看成是概念系统。二者的目标设置也不一样：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元数学的一种延续，运用陈述逻辑进行元理论构建，注重分析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而维斯特的术语学理论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更为实际的目标设置，他试图实现国际性专业语言标准化，以便能为专家之间实现单一清晰的专业交流提供便利，可以跨越民族语言的鸿沟。维斯特认为，术语学理论研究应该为这个目标提供理论基础。这也就决定了术语学理论从一开始就不能只以纯粹的形式逻辑为依据；各专业领域在现实知识基础上已经建立的、特殊的概念关系，更应该是创立术语学理论的具体起始点。
卡纳普注重形式的科学理论倡导的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重建，试图让科学语言彻底摆脱所有实际的内容。因此，这种理论把每一种与对象客体实际内涵有关的陈述，都转换成了一种形式演算，以便实现逻辑不相矛盾的学术初衷[6]。而在元术语学中，科学语言涉及具体对象客体的内涵方面是必须要保留的。只有这样，人们才可能把专业知识领域的特殊专业结构，作为概念系统地去理解。
就术语学与逻辑的关系，维斯特曾经说过：“阐述概念间关系所必需的知识，一定要从逻辑学中接收过来……某具体专业领域中概念间的真实关系该如何确定，这是术语学应该承担的责任。”[7]描述性的术语学研究，只有与具体的专业科学或者实用科学紧密结合才可能向前发展，而这些领域为标准化的术语工作所提供的研究工具，就是实用的概念逻辑。维斯特就是运用概念逻辑对现存的专业语言或者专业术语进行批评的。这应合了维特根斯坦对标准语言的语言批评。也是维斯特术语学理论的起点。在他研究之初，是依照语言学家的思路摸索的，并试图摆脱这种研究方法的缺陷，一年后他豁然开朗，发现运用逻辑的概念学说，很多困惑可以迎刃而解。
术语学研究从以语言学为导向转向以概念逻辑为导向的这种转变，可以称为术语学发展的科学理论性转折。这标志着术语学以用概念逻辑武装的元术语学的姿态，成为了实用科学元理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科学理论整体的角度看，维斯特把科学作为概念体系的见解，与卡纳普把科学作为陈述系统的主张并不矛盾，二者相得益彰[5]。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曾试图实现与术语学相互补充的理论关系。卡纳普就曾试图把科学语言的逻辑句法借助语义学，甚至借助于语义信息的理论进行扩充。但这些努力，都没有脱离维特根斯坦从语言关系出发的框架，没有从概念出发。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关系的含义（或者名称）和概念之间没有做区分，没有解决“语言和现实”这个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因为依据他的观点，从概念上理解的现实，是独立于自成体系的语言系统的，与语言的内涵方面无关：“语言和现实的联系是借助对词的解释实现的，这属于语言学范畴。这便于语言以自我封闭的自治方式存在。”[2]
由于局限于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人们想从语言之外的参考点去开展进一步的语言批评，想从以概念为代表的事实或者事物出发去开展语言批评，从根本上说是实现不了的。这就需要另辟蹊径。而元术语学的产生正是铺垫了一条新的道路。因为元术语学不仅兼顾了对现实进行语言描述的认识论条件，而且也考虑到了把概念逻辑作为工具这一前提，实际上这些要素已经在现存的专业术语中存在了。元术语学作为对专业语言进行批评的工具，并不是从术语规则的绝对零起点出发的，它是一个对事先整顿过的专业语言持续不断的勘误过程；这个过程是借助描述性的术语工作实现的[2]。
维斯特用他的认知理论模型阐述了这种对专业语言进行勘误的标准化基本原则。在这个模型中，维斯特其实谈到了两个代表层次：一个代表着个体对象客体的普遍概念，而且他谈到一个符号概念，它与那个普遍概念相对应，并且借助语音构成物（语音形体）或者书写构成物（书写形体），通过不同的方式得以体现。
符号概念通过不同的语音构成物（语音形体）或者书写构成物（书写形体）得到实现的过程可以是任意的，也可能是按常规进行的。但是，普通概念和符号概念之间的对应却不能这么随意，它必须遵循概念逻辑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具有普遍意义，它规定了概念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关系相互排列在一起的；它对处于不同代表层次的概念也适用。代表个体的普遍概念与理想化的符号概念，它们必须在一个同构的映象关系中才能彼此相处；由此，这也就把对象客体的结构，转换成了它们所代表的符号的结构。
每一类知识的传递，每一种成功的知识加工，都离不开对对象客体概念性的把握。维特根斯坦曾说：“当我概念性地掌握了一个对象客体的时候，我也认识了它在实际状态下存在的全部可能性。”[2]只不过，维特根斯坦和受其影响的维也纳哲学学派的科学理论，是从陈述逻辑的角度理解对对象客体的认识的。而元术语学是以概念逻辑为立足点的。
带着概念逻辑优于陈述逻辑的术语学研究思路，维斯特对当时日益蔓延的维也纳哲学学派所倡导的一种观点进行了抵制。这种观点认为：现代数学化的陈述逻辑应该接替古典逻辑，甚至应该完全取代古典逻辑。从维也纳哲学学派科学理论的目标设置去看，这种观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学派只是注重了陈述逻辑与经验科学的陈述系统不相矛盾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这些科学的内涵方面；而在现实的科学专业中，其内涵所包含的却是概念系统这种逻辑结构形式。维斯特认识到，维也纳哲学学派的观点对于形成术语学理论完全不适用，他的术语学把知识领域作为概念系统或称概念域去考察，他坚定地引用古典概念逻辑，而没有像维也纳哲学学派那样将其清除掉，而是彻底保留了古典概念逻辑不可或缺的自身价值，将其作为术语学的逻辑工具加以珍惜。
在概念逻辑中，它首先只考虑概念本身，而没有考虑概念在逻辑判断和逻辑结论中的作用。概念可以当成思维的对象客体看待，是一种“所指”（dasGemeinte）。至于它真不真实，存不存在，是抽象还是具体，是个体的还是普遍的，是一种现实的事物，还是一种现实情况或者仅仅是某事物的一种特性……，这些都无关紧要。从这种意义上，这种“所指”可以描述成“语言之外的概念（=逻辑概念）”。这样理解的逻辑概念，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并且只服从逻辑法则，这些法则可以借助自然的标准语言，或者借助经过协商规范的专业语言而较为精确地制定出来。尽管语言的表述形式可能相差甚远，但是这种逻辑法则却是普遍有效的。就像中国人与德国人，虽然语言思维截然不同，但是从超语言的层面去看，他们都运用相同的逻辑形式进行着判断和推理[6]。
基于概念逻辑的元术语学，对于国际化的专业语言标准化来说，具有基础性意义。因为在过去，专业语言间的相互协调适应一直是在民族国家内部开展的。而维斯特的术语学，由于以概念逻辑的基本原则为基础，因此，它为实现国际化的专业语言间的协调提供了正确保证。对已经存在的专业语言进行协调统一，不仅需要有统一的概念，而且必须有统一的概念系统；这不仅要立足于具体科学的专业知识，也要立足于概念和概念系统逻辑结构方面的知识。
由此可见，纯粹的逻辑作为一种单纯的思维工具具有普遍意义，而对于科学的认识而言，它又具有特殊性。一种工具，越是简单，它的用途越多，就越是好用。元术语学从产生开始，就为普通概念逻辑结构的形成，也为概念系统逻辑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性的东西：特征复合体的一致性和多样性。一个概念的逻辑结构由其特征复合体的一致性确定。由此，这个概念也与另一个特征复合体划清了界限，而这另一个特征复合体形成的是另一个概念。将不同的概念组合成一个概念系统的关系，只有通过不同的特征复合体间相同的交集才可形成。由此出现了上位概念（属概念），人们把它作为逻辑上的属，而与作为逻辑上的种的下位概念（种概念）相区别。原则上，人们可以从一个概念那里摘取出若干个特征，然后把这个新形成的特征复合体作为属，附在每一个将成为下位种概念的概念上。从纯逻辑的角度看，一个属概念的种概念，是在属概念的所有特征上再添加了其他的特征，而种概念的属概念，只具有比种概念更少的特征。描述性的术语工作，是从个别的专业领域出发的，在这些领域中，实际的概念关系是依据科学的专业知识得以描述的。这也是科学认识的任务，认识论对于元术语学的建设也具有重大意义。
4科学理论与普通术语学的概念动力学思想
在当今科学理论中，存在着“理论动力学”的说法[7]。这是在科学理论框架中，运用认识论的方法对各种科学理论的出现和变化进行动态分析，以求探索出某一知识领域发展的规律性。在普通术语学理论中，摸索科学概念形成规律的认识论方法，体现在“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这个理念上。概念动力学描述的是概念的出现、变化及其连续性，这是科技进步必然带来的结果。在现代术语学理论中，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得以运用的，在术语学研究和工作中采用这种理念，可以对已有的术语命名和定义进行更好的“扬弃”，这也更有效地促进了各专业学科自身的发展。
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描述的是在新的科学知识和科技产品不断出现的洪流中，规范化或者标准化的术语工作持续存在的状态。在术语学中采用这种理念的目的，是为了“在概念自由发展的基础上，为术语标准化工作（为概念及其名称的确定和统一）找到恰当的时间点”[8]。受控制的概念动力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本质上是对术语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因为在当今这个时代，科学的进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通过信息技术得以加速，而这个理念提供了对日益浩大的信息流进行科学管理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这样的时代背景，也为普通术语学和科学理论，在新的信息技术的基础之上，融合成知识技术提供了切实的理由。
人们在从数据加工到知识加工的过渡中已经清楚认识到，最基本的知识单位不是由孤立的数据组成的，而是由复合的构成物所组成的。作为特征复合体的概念，在一个知识领域框架内，经历了随意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通过一个系统化的逻辑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在总体上，代表了一个现实的片段。以概念为基础的知识技术，要比语义学的信息加工具有明显的优点。
维也纳哲学学派的承继者所倡导的语义学的信息加工，在科学理论和信息科学之间架起了第一座桥梁。依据普通术语学的观点，现代知识技术则应该从一个以概念为基础的术语知识技术出发，这样才可能使自身更加开放，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5结语
术语学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术语学已成为科学理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20世纪末，在全球术语学界，术语学与知识论、术语学与知识技术的关系，已经成为欧洲术语学家研究的热点。这都是科学理论不断适应新的时代要求而自身向前推进的结果。
1986年，术语学和知识传递协会（Gtw）在德国特里尔市成立，从此，作为科学理论有机组成部分的术语学又有了新的飞跃性发展。术语学基础性理论研究以及以应用为导向的研究，如同雨后春笋般在欧洲蓬勃发展起来。当今的科学理论到了计算机支持的、网络化的科学理论发展阶段，作为其组成部分的术语学的发展，也进入到术语学与知识技术成为一个整体研究和发展领域的阶段。这也反映了术语学的理论层面与方法论层面，明显出现了一体化融合的趋势。“术语学与知识技术”这个称名，也成为普遍接受的概念，术语学更加强调多学科介入的一体化的发展特点[9]。对普通术语学与历史上科学理论之间关系的回顾，有助于对这门交叉学科有更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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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概念篇3
一、概率归纳逻辑的开创
18世纪40年代，休谟指出归纳推理不具有逻辑必然性，认为它只把真前提同可能的结论相联系,是主观的、心理的，不曾想到当时概率论所揭示的或然性的客观意义及其对归纳的可能应用。穆勒在《逻辑体系》中以很大篇幅讨论了偶然性问题,认为概率论只同经验定律的建立有关，而与作为因果律的科学定律的建立无关。惠威尔也对偶然性作过讨论，但与穆勒一样，并未想到把概率论应用于归纳。直到1859年，德国化学家本生（R.w.Bunsen）和基尔霍夫（G.R.Kirchoff）用统计方法分析太阳光谱的元素组成等科学活动，进一步引起科学方法论家对统计推理问题的注意。许多科学方法论家认为科学结论不是确定的，而是或然的，开始尝试把归纳还原为概率论。
最早将归纳同概率相结合的是德摩根和耶方斯。德摩根将一般除法定理和贝叶斯定理应用于科学假说。但是布尔（Boole）抓住了它的缺点，即运用贝叶斯推理给科学假说的概率带来更大的任意性，至此否定了概率归纳逻辑的方向。在70年代耶方斯作出重大开创性工作之前，这方面的工作基本趋于沉寂。耶方斯发展了布尔代数，他一方面有着关于归纳本质的方法论考虑，另一方面，他将数学应用于发展演绎逻辑的同时，也将数学应用于发展归纳逻辑。他在《科学原理》中说明：“如果不把归纳方法建立于概率论，那么，要恰当地阐释它们便是不可能的。”[1]耶方斯认为一切归纳推理都是概率的。
耶方斯的工作实现了古典归纳逻辑向现代归纳逻辑的过渡。
二、现代概率归纳逻辑
现代概率归纳逻辑始于20世纪20年代，逻辑学家凯恩斯、尼科（nicod）及卡尔纳普和莱欣巴赫（Reichenbach）等人，采用不同的确定基本概率的原则及对概率的不同解释，形成不同的概率归纳逻辑学派。
凯恩斯将概率与逻辑相结合，认为归纳有效度和合理性的本质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经验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他提出了“概率关系”的概念：假设任一命题集合组成前提h，任一命题集合组成结论a，若由知识h证实a的合理逻辑信度为α，我们称a和h间的“概率关系”的量度为α，记作a/h=α。并着眼于构造两个命题间的逻辑关系的合理体系，但未取得成功。而且他认为，大多数概率关系不可测，许多概率关系不可比较。但他在推进归纳逻辑与概率理论的结合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现代归纳逻辑的一位“开路先锋”。
逻辑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的代表卡尔纳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概率逻辑系统，这一体系宣告了归纳逻辑的演绎化、形式化和定量化，将概率归纳逻辑推向了“顶峰”。卡尔纳普认为休谟说的归纳困难并不存在，归纳也是逻辑，并且也有像演绎一样的严格规则。施坦格缪勒（Stegmuller）指出：“2500年前，亚里士多德开始把正确的演绎推理的规则昭示世人，同样，卡尔纳普现在以精确表述归纳推理的规则为己任。”[2]演绎的逻辑基础在于它的分析性，所以，从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waismann）就开始致力于把它改造为逻辑的概率概念，以使概率归纳成为分析性的。卡尔纳普完成了这一发展。他说：“我的思想的信条之一是，逻辑的概率概念是一切归纳推理的基础……因此，我称逻辑概率理论为‘归纳逻辑’。”[3]他并把此概念直接发展为科学的推理工具：“我相信，逻辑概率概念应当为经验科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即一个假说为一给定证据所确证的概念提供一个精确的定量刻画。因此，我选用‘确证度’这个术语作为逻辑概率刻画的专门术语。”[3]与凯恩斯一样，卡尔纳普把概率1解释作句子e和h间的逻辑关系，表达式是c(h,e)=r，读作“证据e对假说h的逻辑确证度是r”。这样，归纳便是分析性的了，演绎推理是完全蕴涵，归纳推理是部分蕴涵，即归纳是演绎的一种特例。此外，卡尔纳普所想要的归纳逻辑还是定量的，他希望最终找到足够多的明确而可行的规则，使C(e,h)的计算成为只是一种机械的操作，以将他与凯恩斯严格区分开来。
20世纪30年代，莱欣巴赫建立了他的概率逻辑体系，被称为经验主义的概率归纳逻辑。他用频率说把概率定义为，重复事件在长趋势中发生的相对频率的极限。这种方法简单实用，但却带来两方面的困难。首先，上述极限定义是对于无数次重复事件的概率而言的。那如何找出一种测定假说真假的相对频率的方法呢？其次，对单一事件或单一假说怎么处理呢？所以频率说只适用于经验事件的概率，其合理性的辩护非常困难。它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由频率极限过渡到单个事件概率的适当途径。为此，莱欣巴赫建议把“概率”概念推广到虚拟的、平均化的“单个”事件，引进了单个事件的“权重（weight）”概念，试图把理想化的单个事件的概率或“权重”事先约定与对应的同质事件的无限序列的极限频率视作同一。但这与他的初衷相背，频率论者不得不由原先主张的客观概率转向主观概率了。
对概率的前两种解释都着眼于概率的客观量度，然而对随机事件的概率预测离不开主观的信念与期望。主观主义概率归纳逻辑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创始人是拉姆齐（F.p.Ramsey）和菲尼蒂（DeFinetti）。它将概率解释为“合理相信程度”或“主体x对事件a的发生，或假说被证实的相信程度。”表明，如果按贝叶斯公理不断修正验前概率，那么无论验前概率怎样，验后概率将趋于一致；这样，验前概率的主观性和任意性就无关紧要了，因为它们终将淹没在验后概率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之中。一个人对被检验假设的验前概率是由他当时的背景知识决定的。
主观概率充分注意到推理的个人意见及心理对于概率评价的相关性，意义重大。但是，人们在做出置信函项时，除了“一贯性”的较弱限制外，很难在多种合理置信函项间作出比较和选择。
三、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
概率归纳逻辑是伴随现代科学、现代演绎逻辑、归纳逻辑本身的发展而兴起的。
概率归纳逻辑兴起的原因大致有：（1）现代科学的发展。对微观粒子的运动只能采用概率的方法，因此，西方科学界出现了否定因果决定论而接受概率论的观念。（2）较完备的概率理论。特别是20世纪以来，它具备了严格的数学基础，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3）归纳逻辑本身要求进一步完善和精确化。人们要求对单称事件陈述对全称理论陈述的归纳支持作出量的精确刻画。逻辑的数学化，数学的逻辑化，穆勒已经注意到归纳与概率的关系，耶方斯等将归纳与概率结合。（4）以数理逻辑为主干的现代演绎逻辑逐渐成熟，从而使得一些逻辑学家热衷于将现代演绎的形式化、公理系统方法与概率论方法协调起来，以运用于归纳逻辑的研究。（5）对归纳法的合理性问题的探索。休谟的归纳问题一直是个哲学难题。现代归纳逻辑的种种体系，几乎都可以看成是对这个问题不断作出回答。上述三种概率归纳逻辑体系也无例外，都是为求得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或对归纳论证进行改进，或把结论改成概率的陈述，使归纳逻辑被构造成演绎逻辑的一个分支，或用实用主义策略使归纳即使不是有效的，至少也有存在的理由。所以说概率逻辑是以现代演绎逻辑和概率论为工具，形式化、定量化的归纳逻辑。
20世纪50年代以后，科学技术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理逻辑等相关学科取得新的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科学技术以及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使现代归纳逻辑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面临归纳演绎化的困难，出现了非概率化、非数量化的趋势，有的用有序化、等级化来代替，有的将定性的研究重新放到重要的位置上，有的又再度重视如模态、因果概念的结合使用等等。
第二，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相结合，将纯逻辑研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这就不能只限于语构层次，而要考虑语义、语用层次，就要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而且不能脱离所涉及的具体过程（实验）与学科。
第三，对归纳逻辑的研究与整个思维科学、信息科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归纳是一类复杂性问题，决不是单靠纯逻辑所能解决的。归纳远比演绎复杂，须与多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
第四，归纳逻辑的研究与当前的科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申农提出的信息论仅是相当于语形的统计信息模型。而信息的语义层次的研究都出自卡尔纳普之手，再经辛迪卡（Hintikka）等人的论作又已形成信息逻辑这一分支。这揭示了逻辑与信息科学的联系。再如，随着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的研究进展，对归纳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若能将人工智能与归纳结合起来，必将带来新的进展与突破[4]。
概率归纳逻辑是归纳逻辑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大大发展了归纳逻辑，也昭示了归纳逻辑的发展机制，为我们出示了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方向。
[摘要]从穆勒等人对或然性的探讨，经耶方斯对概率归纳逻辑的开创，到卡尔纳普代表的现代概率归纳逻辑体系，考察了概率归纳逻辑的发展历程，从中揭示其兴起的原因，并分析现代归纳逻辑发展的一些新趋势。
关键词：概率归纳；逻辑；概率论
参考文献:
[1]w.S.Jevous.theprinciplesofScience[m].London:Doverpress,1877.197.
[2]Hintikka,J.(ed.).RudolfCarnap,Logicalempiricist[m].D.Reidelpub.Co.,1995.LiX.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4
【摘要】归纳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哲理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哲学争议围绕的论题，在逻辑学界和哲学界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休谟问题的出现到进一步的通过感觉经验证据来确证某个假说的，并引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作为工具，发展出了现代归纳逻辑。伴随着归纳逻辑的不断发展，它的一种现代类型概率与逻辑结合的新学科—概率逻辑产生了。概率逻辑日益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并面临突破。
【关键词】归纳逻辑；概率
一、归纳逻辑的合理性
“西方传统逻辑学形成之初就一直沿着多元化道路发展，其中重要的两条道路就是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归纳推理的前提是一些关于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判断，而结论是关于该类事物或现象的普遍性的判断，归纳推理的结论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归纳逻辑是以归纳推理与归纳方法为基本内容的知识体系。”归纳逻辑推理在认知方面比演绎逻辑推理更有认知倾向。英国哲学家休谟质疑了传统的归纳逻辑的问题，提出归纳推理不能从经验材料中概括出必然性的一般规律。从休谟的历史经验证明，归纳逻辑的研究离不开认知方面的分析。所有的归纳推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归纳推理中，从前提到结论的过渡有一种跳跃，或者说它们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存在着一种间隙。一旦这种间隙被补上，任何归纳论证的合理就得到了证明。自休谟以来，归纳逻辑的哲学争议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他提出的论题而展开的。
二、概率的解释
（一）古典逻辑解释。古典归纳理论主要包括完全归纳、简单枚举归纳、科学归纳、排除归纳和类比推理。如果随机试验e的样本空间D中只包含有限个基本事件，并且在每次试验中每个基本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完全相同，则称试验e为古典随机试验，由此测得的事件概率为古典概率。按照概率的古典定义的要求，每一个基本事件互不相容，出现的机会相等，这样的事件在现实中是少有的。该逻辑解释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为以后科学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古典解释在当时影响甚大但在些许方面的概率问题上并不适用，所以被日后的逻辑解释所代替。对于逻辑解释，它是把概率与归纳逻辑合理的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概率逻辑系统。当两个命题集合一起推导出的逻辑结论时存在一个衍推部分，这个部分的联结程度就是这两个命题集合之间的一种逻辑关系。
（二）频率—性向解释。频率解释把概率定义为：在事件的无穷序列中，某一事件或某一属性出现的相对频率的极限。在事物某些方面的极限频率人们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观察到的，取而代之的只是无穷序列中的某一段。当存在某种性质的相对频率的时候，对于任何属性或者可能结果的无穷序列来说都是可行的，同时在其递归子序列中也存在着这种相对的无穷序列。通过科学客观的实验方法强调了频率解释中的客观联系，深化了自然科学中归纳逻辑的深入研究。“频率论的归纳逻辑无疑给出了一种科学探求和科学认知的研究范式，这样的研究范式特别适用于经验自然科学领域，可以作为经验自然科学中科学认知的重要工具之一。”然而，频率解释在面对科学理论验证的实际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当频率解释的概率陈述不适用于单个事件，并且极限频率无法得到经验确证，性向解释探索了新的概率哲学理论。性向解释把生成条件看做是被赋予了一种产生可观察的频率的性向，而这种性向它是指某种倾向的描述。概率在某些解释中是一种物理的性向，这一点就与频率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在逻辑上是否存在矛盾，性向解释必须从科学实践中去验证并找到答案。
（三）主观—主体交互解释。在主观解释中，不同的个体都有特定的信念程度，对于同样条件的不同个体都具有不同的概率解释。人们主观的信念程度在某些方面是无法衡量并得出的，但是从客观角度上来说客观行为是由主观信念所产生并影响的。所以，当某一行为特征受到检验的时候，人们是可以间接的测量信念程度的强弱的。主观解释中当测量个体信用度时，只涉及两个主体，然而现实生活中涉及多个相互解释。关于主体交互解释是如何形成的，它是关于一个社会集合的概念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程度所依托的。社会集合在形成主体交互概率中具有的两个方面。首先，有共同追求的利益和目标并且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相互达成一致并且统一的过程。其次，信息的传递与交流也是群体联系的重要因素，在通过信息间的交互过程中可以通过可行的传递方式获取信息保持沟通的顺畅。
三、概率与逻辑的新领域
伴随着归纳逻辑的不断发展，一种新的学科—概率逻辑孕育而生。它是运用现代数理逻辑与概率对归纳逻辑等进行形式化的多方面研究，这是概率与逻辑结合的一次重大发展。概率逻辑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在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的当今，在科学与社会中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在概率逻辑的研究中，概率逻辑有许多不同结构而且大多数都有共同的特点，但是它们都分布在不同的系统之上。在这些系统中首先一般是给出一个概率系统然后对其进行解释，在解释过程中对概率和系统都有严格的要求。比如，在进行概率验算主要还是贝叶斯定理来进行归纳和处理，这样可以更加具体和完善的给出想要的解释定义。然而概率逻辑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也是起起伏伏在理论实践中多方受阻。其实概率逻辑在归纳逻辑方法论上也存在诸多问题。随着概率逻辑与多方学科的不断融合与推进，概率逻辑与现代科学的结合也促进了这一学科的积极发展并且面临新的突破。“归纳逻辑不仅走过了从面向定性认知到面向定量认知的过程、正积极走向不足归纳认知和复杂归纳认知，而且从总体上看，现代逻辑必将与认知科学、认知实践的进一步结合，对于人类认知实践的贡献将大大超过从前。”
参考文献
[1]刘邦凡.关于现代归纳逻辑与知识创新的研究[a].2007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7.
[2]刘邦凡，何向东.面向不足与复杂认知的当代归纳逻辑研究[J].哲学动态，2012（1）.
[3]刘邦凡.论古典归纳逻辑的科认知功能[J].燕山大学学报，2006（11）.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5
[关键词]行政权行政法逻辑起点科学界定executivepower：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ummary]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afoundationstoneinthescientifictheorymansionofanadministrativelaw,ifaccountforthebasicconceptionof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isinsufficient,thetheorymansionofthewholeadministrativelawwillcollapse.itisprerequisitesof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odistinguish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researchstartingpoint,theoreticalfoundation,ideaofconstitutionalgovernmentandbasictheory,andprobinginto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willofferthestandardfordefiningthelogicstartingpoint,andallcharacteristicsthattheexecutivepowerreflectsaretotallycompetentattheimportanttask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therefore,itisexecutivepowerthatcandefinedasthescientificdefinitionofthe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Keyword]executivepowerLogicstartingpointofadministrativelawScientificdefinition学科的逻辑起点，或者称为学科的开端、学科的出发点，是我们进行研究中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决定该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起点，同时也是区别于不同理论体系的标准。[1]选择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行政法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科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以及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严密性。如果作为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的基本概念根据不足，行政法的根基必然不牢固，一旦这种概念被，整个行政法理论大厦就会倒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研究尚处于完善阶段，特别是构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目标的行政法理论体系正处于艰难复杂的攻坚阶段，所以，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足够的理解，但这一问题急需解决，否则就会影响到行政法学研究的深入乃至法治政府目标的实现。本文拟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以期有助于行政法基础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一、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的界定关于“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提法，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下试列举一些与行政法逻辑起点相关、有代表性的观点：罗豪才教授认为：在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学术界也加强了对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并且把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作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构建整个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2]叶必丰教授认为：西方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的行政法著作，往往以行政权或分权体制为行政法学的逻辑起点。[3]（p7）刘春萍博士认为：前苏联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管理”，而俄罗斯现在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执行权”，从而实现了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转换，俄罗斯行政法学界“在理论上认定执行权是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构建的基点，规范执行权也必定成为其行政法发展的基本方向性内容。”但是现在还很难看出俄罗斯行政法模式是“综合控权观”还是“平衡论”。[4]袁曙宏教授、宋功德博士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政府、社会、市场”，而市场经济经济体制下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可以被归结为“市场、社会、政府”。[5]（p338-341）
曾祥华博士认为：人权是行政法的逻辑起点。[6]以上几位学者虽然都不是直接地、明确地讨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问题，但是都提出一个共同的概念，即“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对于讨论这一相同的主题——“究竟何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在概念上至今鲜有人讨论，更不用说达成清晰、一致的认识，以致各自从不同的视角、根据对“逻辑起点”名词的不同理解应用到不同的场合，提出各自不同的观点和主张。这就难免造成各有所指，无法沟通、交流和融汇的“乱局”。因此，科学界定“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范畴的涵义，就为研究和讨论提供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如果这一范畴的内容模糊不清，就无法讨论这一共同话题。笔者以为，科学界定“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可以从区分相似或密切联系的概念、范畴入手，以明晰“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一）区分行政法的“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范畴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研究起点是我们着手研究、开始认识某一事物的起点。由于不可能一开始就认识事物本质，只能从外在表现着手，所以研究起点应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是一把钥匙，通过它才能由表及里发现事物的内在矛盾和本质。逻辑起点是对理论体系进行叙述的起点，是理论体系的开端，是理论体系建立的基础，是理论和实践中“一切矛盾的胚芽”，并贯穿于理论和实践过程的始终。因而，马克思明确提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他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时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p103）第一条道路指研究方法，从客观现象或称感性的具体（包括研究起点）发现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第二条道路指叙述方法或称逻辑方法，它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从简单到复杂的演绎过程，以逻辑起点为基础说明具体的、复杂的现象。因而，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是有原则区别而又密切联系的概念。“两条道路”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如下图所示：
研究起点逻辑起点感性的具体理性的抽象理性的具体（再现）区分行政法“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起点是行政法研究基本职能，是我们认识行政法现象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而逻辑起点则是探求行政法本质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性逻辑假设，是决定一切行政法矛盾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行政法“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当成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其定不能担任演绎行政法逻辑体系的重任。（二）区分行政法的“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基础理论”范畴从行政法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中我们还会发现，理论界常常把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及“基础理论”这三个不同的范畴混在一起[①]，而没有很好地分析它们之间的界限。因此弄明确“逻辑起点”的内涵和外延还必须明晰这三者的内在区别和联系。笔者以为，行政法“理论基础”是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点和归宿的，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又是属于行政法的“基础理论”之一，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等同观之。参照系统论的视角，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可被看成为一个大的“理论系统”，由若干处于不同地位的“理论元素”所构成。其中处于基础或基本地位的理论就是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或称“基本理论”。在这个作为“基础理论”的子系统中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次的理论。其中属于第一层次的基础理论，也就是最基本的理论或称普遍性的基础理论即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的范畴。因而，行政法的“基础理论”有多个，除了最基本或普遍性的基础理论之外，还有反映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容和形式、地位和功能、目标和宗旨等某一方面基本现象的理论，后者可统称为“一般性的基础理论”。[8]而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只能为一个，否则就无所谓“基础”的理论。而且，其他一般性的基础理论都是建筑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理论基础”又是以某最基础的范畴为基点和归宿来阐述；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大厦”也应是建构在这一“逻辑起点”之上，否则它也不能称为“起点”的范畴。所以，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理论基础”和“基础理论”是三个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范畴，我们不能将他们混为一谈。
（三）处理好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三者的关系理念、“行政法逻辑起点”及“行政法理论基础”是构建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必须思考的问题，三者之间又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并形成一定的层次性和位阶性，处理好三者关系直接关系到行政法基础理论体系逻辑的缜密性和科学性。笔者认为：1.“行政法逻辑起点”是理念逻辑的自然延伸，但不等同于理念。“行政和行政法主要由其所在时代的宪法决定”，“行政法是宪法的具体化”，“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等至理名言反映了宪法对行政法的影响。正如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和城仲模等也认为，行政法是民主和法治的产物。行政法学的基础是民主和法治精神或理念。他们同时认为，“民主和法治精神最初是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的，因而也可以说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3]（p7）但是这不代表的某些理念和精神就可以代替“行政法逻辑起点”的地位。正如当代德国行政法大师毛雷尔所言，“行政是的组成部分，这并不意味着在之外没有其他自己的内容。行政——正如本身那样——也是由其所在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状况决定的。不仅行政的现实状况及其发展，而且对行政的期望和研究都是如此。行政必须对时代的要求作出反应，并且借助当时的技术条件。除此之外，还存在为行政所特有、独立于时代的任务和结构。行政和行政法与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并存并且与所在环境相协调的制度。”[9]（p13）可见一方面的理念和精神对“行政法逻辑起点”产生影响，指导行政法的发展，另一方面行政法自身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其自身也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行政法科学理论体系也需要一个逻辑阐述的起点，这就是“行政法逻辑起点”。2.“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但又不等同于“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在我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被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并且形成理论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但是往往学者在阐述“行政法理论基础”时总是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混用，因此明确两者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前文已提到“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一部分，是其中最基础的理论。作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子系统其理论逻辑的展开也必须有个起点范畴，而这个起点范畴也应该和“行政法逻辑起点”是一致的，准确的说就是同一个逻辑起点，因此说“行政法理论基础”是“行政法逻辑起点”逻辑的自然延伸。同时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逻辑起点不可能是“行政法理论基础”本身，因此“行政法理论基础”和“行政法逻辑起点”也不是一回事。用图示即：“行政法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逻辑起点≠“行政法理论基础”举一个具体例子就是我们可以将“平衡论”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但是不可以将“平衡论”说成是“行政法逻辑起点”。
至此，我们可以给“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一范畴作一科学的界定：所谓行政法逻辑起点，指的是行政法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二、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条件科学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作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思想体系。相对于行政法整个理论体系而言，究竟什么样的概念、范畴才是行政法理论的逻辑起点呢？换言之，作为“行政法逻辑起点”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体现什么样的特征才能称的上是“行政法逻辑起点”？即确立“行政法逻辑起点”的选择标准。笔者以为，它至少应具备以下条件：1.与研究对象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科学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方法时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0]（p122）这就是说，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范畴，必须是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历史开端的抽象范畴，即这个范畴必须既逻辑的起点，也是历史的起点，即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也就是说，反映事物发展的“思想进程”必须与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统一。“这是因为客观世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从最简单的关系开始，逐步走向复杂的。而思维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正是最简单的范畴”[11]（p54）。因此，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应该是反映行政法发展进程“历史开端”的一个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②]
2.具有一定高度的浓缩性和抽象性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必须具有一定的浓缩性和抽象性。列宁是这样表述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萌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的总和中、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7]（p307）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开始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而不是从直接的感性、具体的个别的东西开始,这正是作为哲学科学的辩证法的特点,也是一切科学理论体系的特点。那么，作为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范畴为什么不能是具体范畴呢？这是因为具体范畴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具有多方面规定和内容丰富的范畴，而这正是理论研究叙述所要获得的最后结果。马克思曾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12]（p497），“他缺乏抽象力，他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实。”[13]（p211）同时，作为理论体系的起点范畴是“最抽象”的范畴,这并不是指无限抽象的范畴。也就是说,对这个范畴既不能抽象不足,也不能抽象过限。“抽象不足”是指没有把那些非本质的、个别的、偶然的以及现象的因素舍弃干净而使起点范畴“过于”丰富。“抽象过限”是指把应当保留的规定也舍弃掉了,使起点范畴过于抽象。因此，我们研究行政法时，不能把某个历史阶段的理论研究的现实起点（如“控权”）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那样就是抽象不足；也不能将一般法学研究乃至哲学抽象出来的逻辑起点（如“人权”）“生搬硬套”，那样就是抽象过限。3.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法逻辑起点“排他的确定性”具体有以下几层意思：（1）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唯一的，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元概念”，只有是唯一的才能称为是“起点”，因此只能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一对或一组范畴，更不是一个理论。（2）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是行政法学科的范畴，而不能同时担任其他学科或者部门法的逻辑起点；比如“行政”是行政管理学的逻辑起点，它就不宜再担任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否则，“行政”就应该是包罗行政管理学与行政法学整个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行政法逻辑起点将成为没有必要。[③]（3）担任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在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排他的和明确的。担任“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基本原则”等角色的概念就不宜再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4.理论体系的统领性和建构性科学理论有其严密的逻辑体系，在建立这种理论体系时，必须根据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科学地安排各个概念、范畴、命题的排列顺序和联系方式。因此，就会遇到一个逻辑起点问题，即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或命题为起点，合乎逻辑地推出其它范畴、命题和结论。正如列宁所肯定的黑格尔的一个思想：认识运动的特征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13]（p107~108）在“行政法逻辑起点”这个范畴或命题的基础上，所有的其他行政法范畴、命题和结论都能按照一定层次有系统地组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整个行政法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可以从逻辑上加以推演和证明，因此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必须具有统领和建构行政法理论体系的能力。5.形成性（Sozialgestaltung）
行政乃是一种具有整体性，且不断向未来形成，而为一系列有目的的社会形成。[14]（p539~540）行政所面对的事件，则是社会不断涌现并形成的问题，并非是固定在过去的点或线，而是不断在形成中的“线”或“面”，其间具有继续性与关联性，须赖行政各部门的连结，使能妥善解决此等问题。因此，行政法研究对象的变动性决定研究逻辑起点必须能够涵盖这种变动，符合丰富的实践情况，从而能给政府的活动和运行开拓了很宽阔的空间，甚至开放地接受国际上的先进的经验、有益的经验推动政府向前发展；相反不具有形成性的行政法范畴肯定是无法担当“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角色。
6.合宪性行政法与宪法同为公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行政法必须最大限度地表达的基本理念。因此，对行政法逻辑起点的探讨同样需要自觉地溶入现代的基本理念。虽然学者们对“”一语的诠释各有差异，但对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却是公认的。[15]在探求我国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时，也应当坚持这一基本标准。否则，一旦脱离了理念的指引，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讨论对行政法及宪法的发展都将难有作为。另一方面，前文也讨论过合宪性不是要求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就是理念，更准确地说应要求其是理念在行政法上体现和阐述。三、以行政权为行政法逻辑起点使行政法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在明确了行政法逻辑起点范畴本身涵义、选择标准的前提之下，就可以以此为参考点来对上述“诸观点”进行整合。据此，笔者认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应当是行政权，而不能是其他概念和范畴。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特定的社会公共组织对公共行政事务进行直接管理或主动为社会成员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力。[16]（p17）笔者认为，行政权能够满足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所应具备的所有条件，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是能够成立的。1.行政权与行政法的“历史起点”具有同步性。行政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具体内容因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而有所不同。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王权专制统治时期，既无民主可言，也无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因而自然没有行政法产生的土壤。直到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之后，行政权才从国家的整体统治权中分立出来，成为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国家权力。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化及广泛运用，才使得对行政权的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应运而生，可见行政权的独立化标志着行政法的产生，行政权与行政法产生的起点具有同步性。[④]2.行政权是行政法理论体系中是具有高度浓缩性和抽象性的概念。行政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范畴，它是行政主体一方拥有的宪法赋予的权力来源，所有行政行为正是行使行政权的外化表现，也是行政行为拥有效力的根本。行政权也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立法权、行政执行权、行政司法权等具体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浓缩。3.行政权具有排他的确定性。行政权作为单一的概念符合逻辑起点要求的唯一范畴的要求，有别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公共利益——私人利益”、“行政——行政权——行政相对人权利”等将一对或一组概念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其次，行政权作为行政法理论体系特有的概念也排除了与其他学科或部门法共享逻辑起点的尴尬局面；再次，行政权内涵和外延的相对明确性也排除了与“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基本原则”等概念的混淆。4.行政权可以统领和建构整个行政法的理论体系。行政法及行政法学上的每一个原理、原则几乎都可以在行政权上找到它的起因和归属。例如，行政主体就是行使行政权的组织；行政权运行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行政行为；行政法律关系其实就是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所引起的法律关系；行政法律责任可以认为是行政权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总之，行政法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无一不与行政权的存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有学者说“行政权是全部行政法学的基础和中心范畴”[⑤].
5.行政权符合逻辑起点“形成性”要求。综观西方国家行政法的发展、演变史，不难看出，作为行政法规制对象的行政权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初的自由法治国时期，由于整个社会崇尚“干预越少的政府就越好”的理念，因而政府仅仅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行政权作用局限在国防、外交、税收、治安等传统领域，对于广阔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政府则不能随意过问。然而，完全自发的市场竞争机制也会失灵，因而，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行政权呈现出强劲的扩张势头，特别是在现代福利国家，公民“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活动都可能与行政权发生关系。然而，过度的行政干预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万能”的怀疑，于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场新的公共行政改革在各国消然兴起。伴随而来的是，行政权的范围、功能及作用形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有学者将近代意义上的行政权自产生伊始到当前为止的发展历程划分为限权、授权、控权与分权等四个阶段[17]（p67），这正反映了以行政权为逻辑起点的行政法理论发展沿革。6.行政权是符合逻辑起点“合宪性”要求。行政权衔接宪法与行政法关系的纽带，正是由于遵循的最低标准——限制公共权力、保护公民自由理念的需要，行政权才从公共权力中分离出来；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行政权的独立，行政法才有被独立研究的可能。因此说作为“承上启下”的行政权理所当然应成为行政法逻辑起点。结语综上所述，行政权概念既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赖以存在的逻辑基础及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起点，又以此为开端，科学地揭示了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内涵和外延、本质和功能等问题；既为行政法诸现象的阐释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前提，又为指导行政法学研究和行政法制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因而能够且应当作为行政法的逻辑起点。--------------------------------------------------------------------------------[①]如上述罗毫才教授有关行政法逻辑起点的论述其实就是主张行政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是同一性质的概念。另有学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最基本的理论，作为整个行政法理论体系”大厦“的基点……所有的行政法现象都能以此为逻辑起点”（参见周佑勇：《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的反思、整合与定位》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逻辑起点或理论基础必须是统一的”（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理论基础问题》载《法学评论（双月刊）》1997年第5期（总第85期）），可见这些学者都是将行政法理论基础与行政法的逻辑起点相混淆。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6
关键词:哲学逻辑;逻辑哲学;词义;辨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 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论\文\网lunwennet\com]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 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 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论文网]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7
论文摘要：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是康德哲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作者认为康德对这一关系的表述有一个由表面到本质的过程。康德真正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真正地解决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但康德根据需要的不同在具体表达二者关系时是有侧重点的。而这也恰恰体现出康德的理解是全面的完整的系统。
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康德主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一问题有多处的表述和分析。很多康德的研究者历来对这些表述和分析有着高度的关注。许多学者从康德的先验逻辑与认识论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强调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区别。温纯如先生认为，“先验逻辑并不是像传统逻辑那样要知道知性是怎样思维、活动的，而是要知道在思维中知性应该怎样思维、活动的。”齐良骥先生也说“先验逻辑就是关于认识对象的普遍的纯思想的逻辑。这种逻辑不以探讨思想的普遍推论方式，而以探讨所认识的对象的纯的普遍的规定性为目的。”一些学者同时还注意到了形式逻辑对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深刻影响。杨祖陶、邓晓芒两先生甚至因此认为，康德“还未完全冲破形式逻辑的束缚”。“基本上还是立于形式逻辑的‘知性’水平之上的”。而周礼全先生则认为，康德的先验逻辑“只是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或扩展”。这些学者的见解无疑是深刻的和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般来说，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在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问题上，康德因为论述的角度的多样和上下文表达需要的不同。使得对这一问题的表述表面上来看不仅显得零散、分散，不易理解，甚至有时显得前后不统一。但纵观全书，我们认为康德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深刻的，是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有逻辑层次的整体把握。
可以说，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问题对康德的批判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康德是在达到了对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关系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开始创建他的批判理论的。所以，全面准确地把握康德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康德哲学，甚至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的演进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具体地说，先验逻辑作为康德认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整个康德批判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意义不仅超出了逻辑学，而且超越了认识论，成为康德清算旧形而上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关键环节。他说：“先验一哲学是一门科学的理念，对于这门科学。纯粹理性批判应当依据建筑术，即从原则出发，以构成这一建筑物的全部构件的完备性和可靠性的完全保证。来拟定出完整的计划”。慷德的建筑术就是他的先验逻辑。
在康德开始创建先验逻辑时，形式逻辑作为公认的相当成熟和完善的工具已经存在二千多年了。因此对形式逻辑怎样理解?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怎样?这是康德无法回避不得不回答的问题。纵观康德对这一问题的表述，概括地说康德认为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同。
形式逻辑“只与思维的单纯形式打交道”。形成式逻辑在几千年的发展史中是与认识论，与形而上学是分离的。其主要的原因是形式逻辑不考察知识的内容。“普遍逻辑(主要指形式逻辑——作者)抽掉一切知识内容。即抽掉了一切知识与客体的关系，只考察知识相互关系的逻辑形式，即一般思维形式”。而先验逻辑不是这样，康德认为，真正的知识是不能没有内容的，一切真实的思维都是关于对象的思维。也只有这样的思维才具有认识或知识的意义。所以先验逻辑尽管不和对象直接发生关系，但它不抽去知识的一切内容，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内容，但却留下了先天的内容，也就是说先验逻辑不抽去知识和对象的一切关系，而只抽去一切经验性的关系，留下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必然的先天的关系，并由此出发去考察纯思维(纯知识)与对象先天一致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说，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作用范围是不同的。先验逻辑“只在和知性及理性的规律仅与对象先天地相关的范围内研究这些规律，而不是像普遍逻辑那样，与经验性的和纯粹的理性知识都毫无区别的发生关系”。
这一点区别最为重要，因为这一点是先验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决定性的区别。康德把逻辑与认识活动结合起来了。或者说使逻辑由传统的形式主义的立场转移到认识论基础上来了。这在逻辑发展史上是一个决定性的飞跃，它也奠定了逻辑学与认识论、本体论三者同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方向。
下面的两项区别是从第一点区别引伸出来的结果，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抽掉了一切内容及与对象的一切关系，只研究思维的抽象形式，因而它建立的只是思维与分析活动的法规。这种分析活动只能说明知识而不能扩展知识。先验逻辑则要研究和说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条件，并由此推演出一切综合判断所必然遵循的法规，因此它致力于不断扩展知识。另一个是由于形式逻辑只研究思维的形式，即表象、概念等等相互联结的方式，而不管这些表象、概念的来源，形式逻辑一视同仁的和先天知识以及经验性的知识打交道。反之，康德的逻辑学和认识论是同一的，所以先验逻辑必然要研讨认识的来源。也就是要研究我们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先天知识当然不可能来源于经验、来源于对象。所以康德明确地说，先验逻辑“还将讨论我们有关对象、而又不能归之于对象的知识来源”。
上面的区别，归根到底是由于先验逻辑本身的认识论性质带来的，而这种认识论性质意义上的直接性的比较，还不能说明更多的问题，这毕竟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对比，我们还不能从中看出二者的本质关系是怎样的。更不能由此得出像谁优谁劣，谁更本源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康德十分清楚地知道传统逻辑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走上一条可靠的道路，并且臻于完善。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也不时用赞叹的口吻描述形式逻辑。康德把形式逻辑视为一切正确思维方法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形式逻辑“包含思维的绝对必然的规则，舍此则根本没有知性的任何运用，”它“不但提供真理之普遍形式的标准，也建立了知性思维之分析使用的法则”。
尤其是，康德把形式逻辑作为自己创建先验逻辑的出发点，在先验逻辑的体系的结构形式上康德处处以传统形式逻辑的结构为线索、为榜样，刻意摹仿。具体地说，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分析论和辩证论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真理的逻辑”的先验分析论和作为“幻相的逻辑”的先验辩证论；同时还像将形式逻辑划分为概念、判断和推理一样，将先验逻辑也划分为作为知性认识的概念(范畴)和判断，和作为(狭义的)理性认识的推理。因此，从整个两种逻辑的宏观比较上，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康德创建先验逻辑的本意不是想简单地否定和取代传统逻辑，但也不是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简单地补充和扩展形式逻辑，而是在传统逻辑之外结合本体论，尤其是密切地结合认识论建立起来一个新的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先验逻辑比传统逻辑具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也能走得更远。
但是，这样并不能解释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本质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事实上，在康德那里，随着分析探讨的深入，问题也正在逐步地得到深化。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深层的本质关系也逐步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康德指出，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类知性的两种运用，“要么是作为普遍的知性运用的逻辑，要么是作为特殊的知性运用的逻辑”。康德在谈论他的“范畴表”时阐释了这两种逻辑的不同功能：“各种不同的表象是通过分析被带到一个概念之下的(这是普遍逻辑所处理的一件事物)。但先验逻辑教给我们的不是将表象、而是将表象的纯综合带到概念之上”。卧‘赋予一个判断中的各种不同表象以统一性的那同一个机能，也赋予一个直观中各种不同表象的单纯综合以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用普遍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纯粹知性概念。所以同一个知性。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在概念中曾借助于分析的统一完成了一个判断的逻辑形式，它也就借助于一般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而把一种先验的内容带进它的表象之中”。可以看出，人的知性的机能既能把感觉材料统一成为认识对象，又能审定、解释分析概念，就是说，同一个知性同时具有解析判断的机能，和构造对象的判断机能。
形式逻辑处理先天分析判断，先验逻辑处理先天综合判断，这是一个统一的知性，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作为一个统一的因素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表现自己：分析的统一性和综合的统一性，前者是判断的形式功能的问题，即关于主词和谓词之间的形式必然联系的问题，或者是判断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有关人类知性作为“统一者”、“立法者”、“管理者”把感性材料统一起来并构成对象的问题。
但问题到这里还是没有结束。因为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同一知性的两种功能的不同运用的真正内涵还没有得到透彻的说明。我们认为康德之所以能创建先验逻辑，建立自己的批判哲学，就在于康德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释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在更高层次上消解了形式逻辑，这样也就最后解决了同一知性的两种逻辑的本质关系，从而开创了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时期。
在康德看来，一切知识都表现为判断。判断是知识的细胞，是知识的基本构件。单独一个感性表象或概念都不能构成知识，只有把两个表象或概念用一个“是”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判断才构成知识。例如：“树”和“绿”单独来看都不是知识，只有二者结合起来说“树是绿的”才是知识。所以康德把知性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判断，“以致于知性一般来说可以被表现为一种做判断的能力”。作为同一知性两种运用的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都是在做判断，但康德认为形式逻辑的判断和先验逻辑的判断从发生上说是两种不同层次的判断，尽管这两种逻辑的判断拥有着共同的根源。康德在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部分对这一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的一个不能通过客体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己去完成的表象，因为它是主体的自动性的一个行动。在这里很容易看出，这种活动必定在本源上是唯一的。并且对一切联结都是同样有效的，而分解、也就是分析，看起来像是它的对立面，其实任何时候都是以它为前提的：因为凡是在知性还没有预先把什么东西联结起来的地方，它也不能够分解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只有通过知性才能作为联结起来的东西被给予表现力。”这段话清晰地表达出，形式逻辑的分析的联结是以先验逻辑的综合的联结为前提的，它们都出自于同一个“唯一的”、“本源的”综合式的联结。这里也清楚地表明，康德对联结词‘堤”的理解突破了传统的解释。按照传统的说法，“是”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连接的工具。而康德则把它看作具有动词意义的“联结”活动，显示出“综合统一”的功能。
具体地说，康德认为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具有最后的统一性。“我们必须到更高的地方去寻求这种统一性。亦即在那本身就包含着判断中不同概念之统一性根据的东西中，因而在包含着知性的可能性根据、甚至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可能性根据的东西里面，去寻找这种统一性”。这里的“知性在其逻辑运用中的”显然主要指形式逻辑说的。通过分析。康德认为“纯粹统觉”或者是“本源统觉”就是这个最后的统一性。“因为它就是那个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由于产生出‘我思’表象，而这表象必然能够伴随所有其他的表象、并且在一切意识中都是同一个表象，所以决不能被任何其他表象所伴随”。康德指出：“知性本身无非是先天地联结并把给予表象的杂多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来的能力，这一原理乃是整个人类知识中的最高原理。”“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而这样一来，统觉的综合的统一性就是我们必须把一切知性运用、甚至全部逻辑以及按照逻辑把先验哲学都附着于其上的最高点，其实这种能力就是知性本身”。
康德明确地指出“虽然统觉的必然统一这条原理是自同一的，因而是一个分析命题。但它却表明直观中给予的杂多的一个综合是必然的，没有这种综合，自我意识的那种无一例外的同一性是不可设想的”。“所以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分析的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综合的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康德还从他的“纯粹概念”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形式逻辑和先验逻辑的关系。在这里康德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形式逻辑学家们，他说：“我从来都不能对逻辑学家们关于一般判断所给予的解释感到满意：他们说，判断是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表象。……我只想指出，在这里并没有确定这种关系何在”。慷德认为：“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含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因为“我们的知性只有借助于范畴、并恰好只通过这个种类和这个数目的范畴才能达到先天统觉的统一性，”“知性把所予表象(不论是直观还是概念)的杂多纳入一般统觉之下的这种行动是判断的逻辑机能。所以一切杂多只要在‘一个’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出来，就在判断的诸逻辑机能之上被规定了，也就是由这一机能带到某个一般意识上来了。但现在，诸范畴不是别的，恰好就是当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在这一机能上被规定时的这些判断机能。所以，在一个所予直观中的杂多必然从属于诸范畴”。慷德分析认为，纯粹概念产生知识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概念来作出判断。概念、判断都是对对象的间接知识，因而形式逻辑可以不管对象，只研究判断的形式方面，将它看作将各种不同表象分析地归于一个共同表象之下的机能，而忽视了这种机能正是以纯粹概念所体现的知性自发的、能动的综合统一为依据的，忽视了不同表象之所以能分析地包含于某个表象中，是因为它们本身先以作为一些综合的表象被给予了。就是说。形式逻辑表面上能只研究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它不过是附属于范畴之上的形式而已。形式逻辑表面上能抽掉了一切内容，实质上它惟有借助于范畴，即先验逻辑而运用于经验知识之上才能成为可能。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康德深刻地把握了形式逻辑的本质，因而也就彻底解决了形式逻辑与先验逻辑的关系，从而使人类的逻辑水平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但从康德的具体的分析表述上看是分层次的、有侧重点的，可是这也却恰恰地表现出了康德的逻辑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合逻辑的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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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祖陶，邓晓芒，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8
关键词：现代职业教育；特色理论；逻辑体系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5-0110-04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概念、范畴与逻辑”（项目编号：BJa130096；主持人：周明星）。
作者简介：聂清德（1974-），男，湖南衡山人，湖南农业大学体育艺术学院讲师，教育生态学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理论和教育生态学研究。张健，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历史表明，一个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必须具有逻辑。作为教育科学一部分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也必然有它的逻辑。那么，如何寻求这种逻辑呢？这就需要从不同的维度梳理出符合职业教育理论特点和定性的逻辑内容，然后再将其链接成逻辑体系。这对于梳理其发展脉络、理清其生成规律、指明其未来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之辨
（一）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内涵
逻辑是哲学层面的一个问题，对于每门学科的发展都有奠基作用。一门科学一般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又体现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逻辑层次。由此，必须厘清四个关联问题：其一，何为逻辑？“逻辑的对象即思维”[1]（p23）。它是指精神“在思维领域中的展开”[2]。也就是说，逻辑是思维对象具体化的抽象。由此，考察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逻辑就必须以思维为基础，体现高度抽象的概括本质。其二，何为体系？关于体系，学术界的理解普遍一致，从宏观层面说，宇宙是一个体系。从中观层面说，国家是一个体系。从微观层面说，每一学科也是一个体系。大体系里含有无穷无尽的小体系，小体系里含有无穷深入的更小的体系。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属于中观层面的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结构形式。一言以概之，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其三，何为逻辑体系？逻辑体系是一个人类思维在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系统，形成了逻辑思维自身发展和批判的规律。黑格尔认为：“逻辑的体系是阴影的王国，是单纯本质性的世界，摆脱了一切感性的具体性”[1]（p42）。简言之，逻辑体系就是思维认知的本质性批判体系。其四，何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从发展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生成的概念、判断、推理等严密思维形式的反映系统。
（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特征
1.它是一个有机的反映系统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是一个具有活性的反映系统。它以职业教育现象和问题作为逻辑体系的起点、以国内外职业教育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先进的办学理念为意旨，以复杂的研究范式为观察手段、从而形成现代职业教育理论有机性、生活性和开放性的生态系统。所谓有机性是指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中各要素相互联系的样态；所谓生活性是指现代职业教育主体和环境不断相互改造不断相互适应的状态；所谓开放性是指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与外界不断交流的势态。这个有机反映系统体现着理论体系鲜活发展的思维模式和实践创新。
2.它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创生过程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真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是在理论指导和实践运行下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一个创生过程。这个创生过程经过三个步骤：第一，从观察到概括。理论建构起始于对经验对象的观察，观察所得到的资料经过概括得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抽象结论。第二，提出假设。假设一般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个人预感或猜测；二是现有调查资料；三是现有理论。第三，理论的形成。一个理想的理论是一系列逻辑上相互联系并系统地加以阐述的命题，他们在更高概括的水平上描述并解释某些经验现象[3]。理论的形成可以通过思辨、分析、演绎和模型四种途径。
3.它是一种严密的思维形式
黑格尔认为：“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的语言里”，而“语言渗透了成为人的内在的东西，渗透了成为一般观念的东西，即渗透了人使其成为自己东西的一切”[1]（p7-8）。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用自己独有的语言呈现出现代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概念、范畴及其辨证关系等严密的思维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时空认识论原则，这样的思维形式可以分为空间思维形式和时间思维形式两种。从空间思维形式来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由东部、西部、中部等不同空间地域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组成；从时间思维形式来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经历了与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比如，解放初期、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21世纪初期。
二、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之维
（一）基于职业教育基本概念和范畴去建构
逻辑是基于概念的，理论的逻辑体系必然建基于概念的体系之上。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态或要素，范畴则是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最一般的概念，反映着客观现实现象的基本性质和规律性。概念是范畴的基础，或者说是小范畴；范畴是概念的再凝练，或者说是大概念。概念是思维的“细胞”，范畴是理论的“基石”。任何理论体系的建构都离不开二者的奠基，它们“是理论体系建构的本源、开端和基础，也是思想和思维的起点”[4]。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中的一种类型，自有其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究竟如何甄选和确定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概念？遵循哪些筛选原则呢？我们认为，确定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自身的概念、范畴体系，应当从表征职业教育根本特征的核心界定中去寻找。概念方面，职业教育是更加注重实践的教育，与之相关的“实践教学”、“能力培养”、“实习实训”、“操作技能”一类概念应当纳入概念体系；范畴方面，范畴体系的确定应当从关系、规律、范式哲学领域去探寻，换言之，应当从表征职业教育规律和本质相关界定中去寻找、去凝练。
（二）基于职业教育事物或现象的内在联系去建构
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存在于职业教育与外在的事物所形成和凝结的各种内在联系中。这就需要我们从职业教育的性质关系和办学特色中来寻找这种内在联系。关于职业教育性质的讨论，目前两种新颖有创意的实践观点是：跨界和整合。姜大源先生认为，职业教育是跨界的教育。这种教育一是跨越了教育与职业的界限；二是跨越了企业和学校的界限；三是跨越了工作和学习的界限[5]。这种跨越就是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元素多元逻辑关系的建构。张健教授则认为，职业教育是整合的教育。“职业教育是以‘整合为本’的教育，是靠整合‘立根’的教育。全部的职业教育都是整合的教育，都是整合的外化和彰显；职业教育的全部都是教育的整合，都是教育以外显的或潜在的整合形态的体现”[6]。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无不体现“跨界与整合”的特点。如“校企合作”的办学形式，打破了一维定界封闭在校园“围城”办学的模式，将其拓展到了更大的空间，形成了“双主体”甚至“多主体”的办学模式；又如“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跨越了工作与学习不相往来的、割裂孤立的界限，将工作与学习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融贯互通的内在联系。
（三）基于职业教育特色本质去建构
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说：“每个人的心理都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一些特色”[7]。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特色逻辑是区别于其它类型教育、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和其他国家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定性。从方向层面看，特色逻辑是职业教育错位发展的逻辑；从形象层面看，特色逻辑是院校个性发展的逻辑；从专业层面看，特色逻辑就是职业教育产业导向的逻辑。只有这样的特色才符合职业教育的办学规律，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存在，也是理论体系建构必须遵循的根本要求。而问题在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没有按照职业教育的特色规律、特色逻辑去建构，很多名之为理论的职业教育学著述只是从学科教育学的“藤本”上派生或嫁接出来的东西，虽然有职业教育的成分、元素，但不是基于职业教育的逻辑本真建立起来的，看起来总有那么一点“不肖”或“另类”。换言之，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的建构，如果溢出了特色语境的规定，建出来的就是错位的、失却逻辑本真的理论。因而，理论的建构源自实践、高于实践、而又服务于实践，它既受制于职业教育实践的逻辑制约，又要超脱实践。
（四）基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去建构
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成长的规律是从新手到专家。这个过程按照德雷福斯模型分为“新手―高级新手―精通者―胜任者―专家”五个阶段。新手是技能学习初始阶段的人，是尚未入门的外行人，他们缺乏基本的经验，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技能型人才到了“高级新手”阶段，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经验，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有了大幅提升，具有了初步的问题情境的识别和匹配能力，能处理和解决相似度高的情境问题。“胜任者”是技能人才成长的第三个阶段。“胜任者”高于“高级新手”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够解决问题，还能够发现问题。一般而言，一个团队的执行操作主要是靠胜任者担纲的。第四阶段“精通者”的一个明显的优长之处是，他们已经能够全面审视和把握情境，更重要的是，他们善于通过有效的反馈思考来不断地调适自己、不断地成长进步。“专家”是技能人才的最高境界，他们已成为行业领域的最高者或规则的制定者，他们永远都在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好像是一看到问题就知道答案一样，他们已将所有情境和解决这个情境的方法完全内化了，所以才具有超常的问题诊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别人尊敬和仰慕的大师级人才。
三、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之型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是现代职业教育逻辑学自成体系的一种论证、整合和扬弃的过程。这一体系描述主要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四个维度逻辑构成，即历史发展逻辑、实践发展逻辑、理论发展逻辑和职业发展逻辑。历史发展逻辑是主线，实践发展逻辑和理论发展逻辑是经纬，职业发展逻辑是目标，以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逻辑体系（见图1）。
（一）理论发展逻辑
理论发展逻辑是在认识和修正理论过程中形成的逻辑思维形式。即“教育认识和思维的逻辑”[8]。根据理论发展逻辑的推理关系，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具有三个互相关联层次的逻辑推演关系，即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一般理论、特殊理论和个别理论。所谓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一般理论，即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范畴所共有的宏观理论。这种理论，从哲学的角度来看，指一切理论、或者许多个别理论所属的一类理论具有共性或相同性质的理论。如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理论，它是指导现代职业办学目标的最高宗旨，是现代职业教育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石。所谓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特殊理论，指特别、不同一般的中观理论，如产教融合理论、校企合作理论和工学结合理论等。所谓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个别理论，指单个、独有的微观理论或具体理论，如现代学徒制理论、半工半读理论和顶岗实习理论等。
（二）实践发展逻辑
实践发展逻辑是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固有的逻辑思维形式。即是说，“实践逻辑是事实的逻辑，是教育活动自身固有的逻辑”[8]。从职业教育活动固有的逻辑来看，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经历了感知验证认同内化反思五个发展阶段。第一是感知，从哲学范畴解释，是客观事物通过感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应；第二是验证，即通过检验得到证实，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活动现状与问题是否存在，要用验证来进行论证；第三是认同，即认可赞同，现代职业教育活动与问题经过证实，分析原因，找出对策之后就会被认同；第四是内化，就是将看、听、想等思维意识经过内证实践，所领悟出的具有客观价值的认知体系。内化是现代职业教育本质、概念、命题在现代职业教育主体内心高度认可和深入体会的一种思维活动，对于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五是反思，这是一种反省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其目的在于对已有的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活动的问题进行考察、评价，揭示出现代职业教育理论逻辑规律。
（三）历史发展逻辑
马克思曾说，历史的逻辑就是“范畴的世俗历史”、亦即“与时间相一致的历史”，意指历史的发展过程[9]。我们认为，历史发展逻辑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发展的主线。纵观现代职业教育理论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适切发展理论阶段（1949～1978）。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职业教育思想是以职业教育实践为对象，提出了“适切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其精髓是“半工半读”[10]。第二阶段：大力发展理论阶段（1978～1989）。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大力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职业教育要满足经济发展为目标，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职业教育，重视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11]。第三阶段：全面发展理论阶段（1989～2002）。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全面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12]。第四阶段：科学发展理论阶段（2002～2012）。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职业教育思想[13]。这一时期，人本论、协调论、可持续发展论以及和谐论是科学发展的职教思想的本质内涵。第五阶段：加快发展理论阶段（2012～）。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第五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大国工匠”的职业教育思想，制定《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倡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四）职业发展逻辑
职业发展逻辑是职业人才在职业生活中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成长所表现出的一种逻辑思维。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主要由培养新手培养熟手培养能手培养高手培养旗手的五个职业人才培养阶段。所谓“培养新手”，只要求掌握入门和概念性知识，如初级工。所谓“培养熟手”除了掌握基本的概念性知识，还必须掌握关联性的知识，具有比较的逻辑思维意识，如中级工。所谓“培养能手”，不但要具有比较反思的逻辑意识，还要有具体和功能性的知识，如高级工，既能发现问题又能解决问题，已经具备独立完成较复杂工作的能力。所谓“培养高手”，已经进入较高层次，必须具有经验基础上的学科系统化知识，如技师。所谓“培养旗手”，也可称为“专家”或“大师”，是该行业的领军人物，在该行业造诣深，享有盛誉，它集发现问题、诊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于一体，具有鲜明的个性风格，技术高超，精益求精，以创新为己任，能引领行业潮流。从“新手”到“旗手”职业发展逻辑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是职业教育理论范畴、理论认识、理论反思和理论批判等逻辑思维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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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基本概念篇9
一、思维导图和概念图的不同点
概念图与思维导图是不同的图示，因为它们不仅理论基础有差别，而且在组成要素上也有不同，甚至在对于使用者的培养能力方面也有不同的侧重。
1.理论基础的区别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共有的理论基础是意义学习和建构主义，但是两者其余的理论基础差异较大。概念图是一种表现概念之间关系的图，具有很强的逻辑性，裴新宁指出：概念图的基础是承认知识的本质是概念和命题。概念图是通过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连线即命题将知识可视化了，其将人脑中的对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通过连线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帮助使用者清晰地明确不同概念间的联系。概念图是基于人脑的思维逻辑建构的图示，而思维导图则不同，思维导图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是脑科学中的左右脑分工理论。人的左右大脑半球在功能分工上有着很大的区别，左脑主要负责逻辑思维，右脑主要负责形象思维。思维导图依据这一理论，通过文字与图像，逻辑与颜色等相结合的方式，充分调动了整个大脑的活动，使得学习者在使用思维导图学习的时候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使大脑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开发，极大挖掘学习者记忆、创造、想象等方面的能力。
2.组成要素的区别
概念图与思维导图在组成要素上最大的区别在于：思维导图有图像与色彩，而概念图没有。根据美国心理学家mayer对于多媒体学习的定义，我们可以将使用思维导图的学习也归入多媒体学习的范畴。陈铮指出，多媒体信息的呈现方式对学生在多媒体环境中学习科学知识的效果有显著的主效应，最良好的信息呈现方式为在时间和空间上接近的文本加动画。思维导图的形式就恰好是这种文本加图像的形式，可见思维导图的信息呈现方式更有利于学生对于科学知识的学习。
3.评价标准的区别
概念图表示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一种严谨的，有明确标准的图示，所以概念图的评价标准是一定的，是有明确的指标的，相同内容的概念图形式可以不同，但是逻辑顺序不能错。而思维导图不光可以表示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还可以表示制作者的思维过程，每个学习者的大脑都是不同的，思维方式都是有差异的，所以思维导图的评价不能只注重逻辑的关系，有些节点之间只是一种联想的关系，没有逻辑的关系，这时就需要评价者对于每张思维导图都单独评价，评价制作者的思维过程是否合理。
4.培养能力的区别
概念图和思维导图在培养学生能力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别，概念图培养的是学生左脑逻辑思维能力，思维导图在培养学生左脑逻辑思维的同时还兼顾了右脑的形象思维。
二、概念图与思维导图的辨析在生物教学中的应用
在教学中如何准确运用概念图或思维导图进行教学，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从教学内容方面选择种类
概念图表示的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较为清晰，所以适合用于较抽象、概念多且逻辑要求较高的教学内容。思维导图由于包括了图像且表示的是一种学习者的思维过程，适合用于能与图像联系的，知识点零散的，较少有从属关系的教学内容。如细胞内细胞器内容的教学，由于这节内容包含的细胞器较多，且细胞器之间没有从属关系，是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适合用思维导图来教学。以“细胞器”这一大概念为中心概念，向四周发散出线粒体、叶绿体等细胞器，表示这些都属于细胞器这一大概念同时细胞器之间又是平等的，由所有细胞器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细胞器共同完成了细胞内众多的化学反应。同时，由于细胞器这节内容还要求学生掌握各种细胞器的形态结构，可在思维导图中相应细胞器的旁边画上细胞器的简图，将文字描述的该细胞器的特征用图形表示出来。而如果用概念图来表示这节的内容。细胞器的功能、结构特点等不方便都在一张概念图中表达出来，否则图中文字过多不利于学生的记忆，而不在图上表达则有许多内容遗漏，无法全面覆盖教学的内容，并且由于大部分概念之间是并列的关系，概念图要素之一的箭头无法加入，所以制作的概念图是不正确的。可见，概念图和思维导图的应用应该是严格区分的，某些内容用概念图表述逻辑较为清晰，用思维导图则无法体现逻辑感，某些内容用思维导图表述能很好地体现整体，而用概念图则很难构图甚至无法构图。
2.从制作过程明确组成要素
在教师运用概念图或思维导图进行教学时，许多教师两图运用的不准确主要就体现在组成概念图或思维导图的要素缺少或混用添加，如在概念图的制作过程中概念没有框起、概念之间缺少必要的逻辑连接词、在概念图的制作中加入色彩这一思维导图的要素，在思维导图的制作时，没有图案或加入箭头等。所以教师在使用概念图或思维导图时，应当先明确此图中需要用到哪些要素，这些要素是否是这种图示的，在制作完成之后也要确认没有遗漏或用错的要素。
3.从评价阶段严格区分两图
在评价概念图和思维导图时要严格区分。因为概念图表达的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关系的严谨的，是不能颠倒的，所以概念图的评价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而思维导图用的是发散思维的方式构图的，想到什么就画到图中，它表达的是绘图者的整个的思维过程，是思维的前后顺序。教师在评价时，对于概念图关注的应该是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有无颠倒、错误，对于思维导图，由于每个人的思维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能用同一的标准评价思维导图，而应该顺着绘图者的思路进行思考，判断其思维的合理性。
逻辑学基本概念篇10
【关键词】温公颐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
对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温公颐先生因“史”制宜地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温老的研究方法进行探析。
从整体着眼,进行“切片式”研究
温老以中国逻辑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对象,着重研究每个阶段逻辑理论和逻辑思想的发展线索。
在逻辑发展史阶段的划分上,温老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的,这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窥见:“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观点来进行先秦逻辑史的研究,使先秦逻辑史具有科学历史的意义”;“中国中古逻辑史的特点由它的社会政治经济所决定”;“在这一时期(笔者按:“这一时期”指中国近古逻辑史的区间:北宋至清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前夜)有许多巨大的政治经济的变化,给逻辑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
按照中国逻辑发展的客观历程,温公颐先生将中国逻辑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先秦逻辑史、中古逻辑史、近古逻辑史、近代逻辑史。先秦逻辑史的时间跨度为春秋至战国时期,中古逻辑史的“时间从秦汉至隋唐……继《中国中古逻辑史》之后,从北宋至清中叶1840年的第三卷则编为《中国近古逻辑史》,从1840年到1949年的第四卷,则编为《中国近代逻辑史》”。这一划分符合中国逻辑史从一度辉煌至渐成绝学,又逐步复苏的特有发展历程。
将中国逻辑史的进程逐次划分为若干个阶段是温老研究工作展开的基始,是“切片式”的研究方法,为下一步以人为对象的“点描式”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人为对象,进行“点描式”研究
在对中国逻辑史进行了阶段划分之后,温老以各个阶段的逻辑思想家为对象,着力研究各个逻辑思想家的逻辑思想、理论之间的纵向、横向的联系。
在确定中国逻辑史发展的各个阶段的基础上,温老重点研究了五十多个在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逻辑思想家(含代表性学派、代表性著作、译作)。温老注意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各种逻辑思想之间的联系和发展。应该承认,纵向的研究工作是基本的和首要的。只有对主要逻辑思想家能够做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概括和评价,才能做好横向的分析和总结,可以认为:纵向研究主要是梳理逻辑思想发展的线索及前进的脉络,是横向研究的基础与前提;而横向研究则是纵向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横向研究工作更显其重要性。
温老在理出先秦逻辑史上的正名与辩者两派及其各自纵向发展脉络的同时,也注意到两派逻辑思想的密切关联与相互影响,即横向的联系。在总结孔子的正名逻辑思想时,温老指出“他(孔子)所提出的‘正名’口号,固为儒学正统所继承,但也给辩者以一定的影响。公孙龙之‘正名实’,墨辩之提‘正名者’,可为明证”;“先秦的逻辑思想就是在这两派的互相批评和互相影响的过程中发展壮大的”。
温老正是把这些逻辑家提出的逻辑思想和理论,看作是一个联系、发展的过程,并努力从中找出逻辑思想发展的规律性,从总体上概括出古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全部成果。
在对具体逻辑思想家的考量中,温老坚持从史实着眼,从客观入手,着力研究重要逻辑学家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教育,所受的哲学学派的影响,做出重大贡献时的思想过程和研究方法。在对以上内容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阐明了历史上各个逻辑思想家或主要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重要逻辑思想或理论体系,同时理出各个逻辑思想家、特别是各个逻辑思想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及其规律性。
温老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系统地运用了以上方法,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严谨客观又不乏浓厚人文气息的历史的逻辑思想家画卷。如在先秦逻辑史部分,温老在科学划分的基础上,并没有急于转入逻辑思想家的介绍,而是先以辩者(或正名派)为对象,进行了“整体印象”的研究。
在转入以逻辑思想家个体为对象的研究中,温老在考察各个逻辑思想家生平的时候,侧重于对其生活年代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哲学背景等内容进行研究。另外根据各个逻辑思想家的个人实际及研究论证的需要又各有不同,各有侧重。这些因人而异的背景介绍为温老的研究提供了精当而严谨的依据与佐证,也使读者了然于其陈述要点与脉络。
侧重研究创新内容
温老以创新内容为对象,重点研究中国逻辑史理论发展中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想。研究各个中国逻辑史发展各阶段逻辑思想家的逻辑思想时,温老将重点放在了各个逻辑思想家逻辑思想的创新内容上。各个逻辑思想家逻辑思想的创新内容是逻辑史发展脉络上的节点。谈到墨辩的逻辑思想时,温老总结到:“墨辩逻辑思想继承了墨子逻辑的优良传统,而另有所发挥。在概念的分析上,它不但克服了惠施、公孙龙的缺点,而且还更深入一步,墨辩不但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对概念的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统一,正反属性既对立又统一等等,都作了前所未有的分析”。在分析荀子时,温老指出“他不但对名作出了详尽系统的分析,而对于判断也有他的独到的见解……在推理论证方面,也有许多新的论式的创造。比如各种连锁推论的运用,定义式的推论等”。
又如,温老在提到中古逻辑的创新时,提到“中古逻辑史的逻辑问题,有的是承袭古代的……,有的则深化了古代,如关于类的问题。类是逻辑推论的基础,先秦各逻辑家都重视类的推论,但以类为推不是没有问题的,公孙龙、《墨辩》都提到过。《墨辩》认为‘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墨辩・经下》),这还只是注意到类的大小上,还未考虑到类的实质问题。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比古代进了一步,提出类的实质问题。类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它的量的方面,范围的大小,而且还在于它的质的方面,有异同。如小方为大方之类,但小智非大智之类。因此《吕氏春秋》提出‘类固不必可推知’(《吕氏春秋・别类篇》)。《淮南子・说林训》也提到‘类不可必推’……由上可知,中国中古逻辑史在某些问题上是发展了古代的”。
侧重研究理论的动态形成过程
中国逻辑史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过程,因此,研究中国逻辑史就不应该是对众多名辩学者逻辑思想的简单复写,而应通过对相关内容的解释和阐述,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从总体上把握中国逻辑思想产生、发展的规律。翻阅温先生在中国逻辑史研究方面的论著,可以发现他对发展观点之遵循比比皆是。
在中国逻辑史研究过程中,温老以形成过程为对象,着重研究中国逻辑史中一些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建立步骤和模式,以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和面临的问题。
中国逻辑史是中国逻辑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温老在中国逻辑史的研究中,对一些重要理论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严谨细致的梳理与描述。一个逻辑理论的形成、完善有时是跨阶段、跨学派的。
在《先秦逻辑史》中辩者的逻辑思想篇,温老就是沿不同时期辩者们逻辑思想的形成发展轨迹来梳理辩者逻辑思想的发展脉络的。温老认为具有“注意逻辑推论的基本概念”这一特点的辩者们,从“邓析开始注意‘类’概念的重要性。墨子进而推广到‘故’和‘法’的概念。后来,惠施、公孙龙则深入到分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最后,则以战国晚期墨辩逻辑的概念论集其大成”。
温老在依先秦辩者逻辑思想发展叙述其进程的基础上,对于墨辩逻辑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辩证的分析。他认为“在先秦逻辑史上,墨辩逻辑似集中于纯逻辑方面的研究,因此,在逻辑科学体系上能远胜其余各家。但它也未能完全摆脱正名派的影响,‘审治乱之纪’还是作为逻辑研究的一个目标,因而它的逻辑探索也就必然要涉及到伦理和经济的范围,作为一部逻辑专著看,还有美中不足之处”。
注重对逻辑方法的研究
以逻辑方法为对象,温老着重研究历史上的逻辑思想家建立逻辑概念和逻辑理论时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历史上的逻辑思想家们在建立起逻辑概念和逻辑理论时所运用的方法也是温老研究的重点,使其成为中国逻辑史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方法”的研究,温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逻辑史的一个个发展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