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1
德国的康德曾说过，只有两种东西能让人的心灵产生深深的震撼：一是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内心崇高的道德法则，所言无外乎敬畏自然与敬畏生命。伦理是指一系列指导行为的观念，它不仅包含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而且包括做人的道理，人的情感、意志、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符合某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准则。做学问者不可无德。古今中外都把医学视为治病救人的“仁术”，大医精诚。先贤说“医乃生死所寄，责任重大，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沈铭贤倡导生命伦理应当在与生命科学和医学相关的价值导向和制度建设中有所体现[1]。钱尔凡提出，医学期刊编辑只有具备“敬畏生命”的伦理观，才能时刻意识到自身岗位的特殊性和所肩负的使命，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在自己的编辑实践中有所体现[2]。笔者现结合在实际处理稿件中遇到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观点。
一、医学研究论文伦理审核的依据与意义
美国学者乔治?萨顿研究表明，科学研究者如果只是埋头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为了研究而研究，为了成果而研究，为了利益而研究，就会像《蜘蛛侠》里的绿魔――丧失人道的情怀，变得冷淡，甚至成为可怕的试验机器。科学研究首先要把为人类谋福祉放在第一位。
医学期刊编辑所把关的领域是对生命肩负责任的领域，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生命医学领域，应树立“敬畏生命”的价值理念，传播正确的伦理。临床医学研究多以人作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的隐私、自由、尊严、权益等诸多敏感议题。研究者们必须遵守伦理原则，这不仅是研究者的道德要求，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则要求。作为医学研究成果的者及推广者――医学期刊，其编辑在审稿中应高度关注、严格把关相关问题。从整体上审核医学研究论文的伦理问题及其在临床上的实际指导意义，从细节上审核研究者在试验过程中的疏忽和不适当[3]。
国际上公认的伦理原则：尊重（自主、保密）、有利/不伤害、公正。国际社会普遍倡导遵循《纽伦堡法典》《赫尔辛基宣言》《贝尔蒙报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国际伦理准则》等纲领性文件。世界医学编辑协会专门提出了《医学期刊伦理道德政策声明》，我国卫计委要求遵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伦理委员会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等法律、法规。此外，还有《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知道原则》等条例和准则。这些国内外法规、文件为医学编辑进行医学论文的伦理审核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医学期刊编辑目前论文伦理审核面对的问题
医学期刊尤其是像《实用医学杂志》这种综合性的医学期刊，专业性很强，编辑即便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论文进行客观的判断，论文的取舍主要还是依靠同行评审。《实用医学杂志》在给专家的审稿指南中明确指出审稿中应注意的伦理问题。目前编辑部常常面临的论文伦理问题有：（1）论文没有提及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对研究的伦理问题只字未提。（2）论文提到了获得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但没有提供任何的相关证明，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字的描述上。（3）审稿专家、编辑部注意到了伦理问题，要求作者修改，但作者的修改仅仅停留在类似“本研究通过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查”等文字的补充，未见任何证明文件，普遍存在应付了事的现象。
而且，期刊目前即便有伦理审核，也要面对很多其他问题：第一，论文伦理审核一直停留在边缘，没有作为录用的必要指标。论文是否录用主要还是看专业及方法学方面的指标是否审核通过。有专家提议对未经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不遵守知情同意、有利、无伤和公平公正原则的论文，不予发表[4]，但这在国内的期刊中少有执行。医学伦理学方面的内容，编辑部只能要求有相关的表述信息，基本没有能力跟踪、判断论文是否符合伦理要求。而且当研究论文处于投稿状态的时候，研究和实验已经完成，是否符合医学伦理学已无法跟踪，编辑部只能选择用或不用。第二，医学期刊编辑的医学伦理学知识缺乏，不具备伦理审核的素质与能力，只能依靠医学方面的专家来把关。目前，医学期刊的审稿专家全部是医学方面的专家，伦理学知识的具备情况并不是选择审稿专家的标准。第三，编辑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匮乏，主要还是通过自学来完成相关学习。陈丽文等对我国88家医学期刊编辑部伦理意识现状进行调查与组合评价，发现63.6%的期刊在2010年的投稿须知中尚未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伦理学要求[5]。医学期刊编辑的伦理学知识培训少、相关知识有限，导致其在编辑过程中对稿件中的医学伦理学问题缺乏判断能力；调查表上医学期刊编辑的教育与培训得分几乎为0，表明被调查的编辑缺乏学习医学伦理学知识的途径。
三、医学期刊如何关注论文的伦理学问题
我们应多渠道、多途径着手，将编辑部建设成伦理学知识的集散地，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收集伦理学方面的信息，另一方面尽可能广地播散伦理学方面的信息。
第一，应当发挥行业协会、学会优势，凝聚一批期刊的力量，推动一批期刊对伦理学研究的关注。中国的科技期刊很多都关注到了论文的伦理学问题，也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推广效果。比如2004年10月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要求旗下杂志，从2005年起在投稿须知中必须增加有关医学研究伦理方面的要求。《临床儿科杂志》《解放军护理杂志》等期刊在约稿函中提出了科研伦理规范的问题。2006年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与发表协作网（ChiCtRpC）创建，其联合一些编辑部呼吁构建和完善我国医学期刊出版和编辑伦理学，建立了“医学期刊发表伦理网”（mjpe.net）。2010年ChiCtRpC重申对进行伦理审核的重要性并赋予其新内涵，即编辑要利用已有的临床试验结果、伦理审查平台和资源，从入口、过程和出口三个环节对临床试验质量进行监督[6]。
医学期刊虽然抱团关注医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并且进行了一些实践，但目前看来效果仍不明显，实际工作中存在“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比如雷水英等研究者调查了10种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2009年发表的涉及人体的研究论文，以及约稿函中关于医学伦理学方面的要求，结果很不乐
观[7]。这方面的工作仍需我们医学期刊编辑人员不断推进。
第二，提高编辑人员医学伦理学知识储备，从简到繁，从易到难，提高他们的审核素质。首先，编辑要先做自己能够完成的审核工作。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要注意：（1）研究是否通过伦理委员会审查。（2）有伦理审查描述的论文是否具有相关的证明材料。（3）作者补充的伦理审查材料是否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4）临床研究论文中经常缺失的资料是否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编辑在审稿过程中重视医学伦理学审核，并要求作者提供补充材料，这有助于研究人员日后注意研究和处理伦理问题。
其次，从论文的审核入手，培养和提高作者的伦理意识。编辑部审核论文伦理，可要求作者提供伦理审核通过的文件，这有利于促使研究者树立伦理观，遵守研究原则。论文的内容很多是医学期刊编辑无法把握的，需要作者（研究者）具备伦理素养。比如：临床科研设计方案是否严密合理？研究方法是否正确、完善？是否严格遵守试验操作规则？研究者是否存在为了扩大样本量，对可保守治疗的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对可行无创检查的患者进行有创检查，对可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采用输液治疗，对可自愈的疾病进行药物治疗等违反道德的行为？研究者是否为了设置试验组和对照组，利用患者的信任以及他们缺乏专业知识的漏洞，未对他们采用已经经过临床验证有效的、经济的治疗方案，而采用新的、昂贵的治疗方案？这些内容的伦理审核，医学期刊编辑很难把握。所以，一方面要依靠研究者本人的伦理素养，另一方面，编辑可要求研究者提供伦理审查通过的文件。此外，编辑部可以通过论文回溯核对医学研究的伦理学问题，促使研究者提高伦理意识。
第三，作者与编者的互相学习与促进。虽然期刊是论文审核的把关者，但多年的编辑经验告诉笔者，作者其实是最了解论文存在哪些缺点的人。投稿医学期刊的作者很多都是医学方面的专家或者专家的学生，他们对这个专业及专业研究的伦理问题知道得要比医学期刊的编辑多得多。编辑可利用作者提供的伦理学方面的资料，多向作者学习，通过作者群体学习伦理审核的要点；让作者知道期刊需要这方面的材料，作者在之后的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就会多加关注。同时，医学期刊编辑对伦理学方面的知识及政策的积累会积少成多，集腋成裘，最后就能更好地把握论文的伦理审核问题，将编辑部建设成为伦理学知识的学习园地。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2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我校2008级护理专业全日制本科生83名，男7名，女76名；年龄19~22岁，平均(20.6±0.5)岁。授课教师3名，其中讲师2名、助教1名。
1．2方法
1．2．1教学内容及方法《护理伦理学》是我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学生必修课程之一，共27学时。教学内容以尹梅主编的《护理伦理学》为主，并参考国内其他同类教材。根据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内容进行教学，采取讲授法、小组讨论、应用多媒体等多种方式教学。期末成立教学考核小组，对教学内容、方法及考核方法统一认识并按计划实施。
1．2．2考核方法课程开始时即向学生介绍考试的具体措施和评分标准。“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主要是关于《护理伦理学》知识应用的考核：考核主要包括3个部分:一是案例情景演示（40分）：以宿舍为单位，4~6名学生组成1个小组。要求学生选择目前教材上或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伦理问题，设计方案，充分拓展思维，将案例以小品或者情景剧演示出来，然后表明此案例中的伦理问题。②辩论环节（40分）：该组同学针对案例中所呈现的伦理问题进行辩论，辩论过程中各自表明自己对此伦理问题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及解决方法，时间不超过10min。然后回答其他组的学生对本组情景演示以及伦理问题的意见或者看法。③总结：（20分）：课程结束后，小组根据自己的表演和辩论以及回答问题情况等详细地整理记录下来，以作为书面作业。
1．2．3评价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创新式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对学习效果的自我评价等。全部考核完毕后，组织学生进行集体答卷,共发放问卷83份,收回83份,有效率为100%。
2结果
调查结果：对创新考核方法的满意程度：满意74.7%，一般14.5%，不满意10.8%；是否赞成考试改革：赞成66.3%，一般24.1%，不赞成9.6%；对强化护理伦理理论知识的理解的帮助：有帮助72.3%，一般16.9%，没帮助10.8%；对分析和解决护理工作中的伦理问题的帮助：有帮助68.7%，一般18.1%，没帮助13.2%；对提高沟通交流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9.9%，一般21.7%，没帮助8.4%；对提高团队合作能力的帮助：有帮助67.5%，一般20.5%，没帮助12.0%。
3讨论
3.1《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改革是时展的必然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整体护理模式的深入开展，护士在临床护理过程中与患者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护士的角色不再简单的是“打针、发药”［1］。传统的闭卷考试方式容易造成诸多弊端：考试题型中客观性试题比例大，而综合性思考题、分析论述题少，其鼓励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死记硬背，不利于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和创新精神的形成。因此传统的闭卷考试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另外，课程结束时进行闭卷考试仅仅是一次性考试，很容易让学生产生误导，使其认为平时可以不认真参与学习，只要临考前“抱抱佛脚”，考试60分过关就行。这些弊端若不克服，势必影响护理人才的培养［2］。从改革实施的实际效果来看，《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改革确实可以从多方面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考核学生多方面的能力，从而培养适应护理学发展的人才。
3.2“教学互为一体”可促进《护理伦理学》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传统是采用在课程讲授完成后，通过一次性的理论考核给护生记本门课程成绩，根本无法考虑其教学的实际效果［3］。在新的考核方式中,教师从多方面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不仅能发现学生的优点和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能从考核过程中发现自身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进一步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达到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相互学习、相互成长、相互提升的效果。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始终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既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又改变了以往教师期末“一卷定分”的考核方法,全面提高《护理伦理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3.3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新的医学模式将护患交流提到了重要日程［4］，而以往的闭卷考核都是注重学生的理论知识的掌握，学生沟通交流的机会很少，几乎是没有的，因此使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而在新的考核方法中不论是情景演示还是辩论的环节过程中需要与同学进行沟通交流,这种模式正好提供给学生展示自己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提高其沟通交流能力，为将来更容易地面对临床复杂的护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4能较全面的评价学生掌握护理伦理知识《护理伦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贯穿了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以及护患关系、护护关系的沟通及处理原则等，提高了学生在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首先选择案例环节，需要学生查找相关资料、分析案例,并思考如何才能将案例更好地展示出来；在情景演示过程中学生运用相关学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知识的能力；在辩论环节可培养和提高学生对《护理伦理学》案例的综合分析、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3.5有助于学生将护理伦理知识和实践相结合《护理伦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科,通过情景演示和辩论把枯燥的理论考核变成对理论知识的应用，同时在考核前帮助学生选用或制作教材上以及现实发生过的案例，然后让学生分析、判断、解决护理案例中的伦理问题，在此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方法和技巧,加深学生对《护理伦理学》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做一名合格护士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3］。
4小结
经过实践发现，“情景演示-辩论-总结”式考核方法有助于学生理解、掌握和应用《护理伦理学》知识，它的目的不单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将来的护理工作中能很好地面对并解决护理伦理学问题。《护理伦理学》考核方式的改革，探索顺应了素质教育的要求，是让学生从应试型人才向应用型人才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参考文献：
［1］孙艳华.浅谈护患之间的沟通技巧［J］.中外健康文摘，2009,6(4):213-214.
［2］周瑾，陈君英.护理管理学考核评价方法改革的尝试［J］.护士进修杂志，2008,23（17）：1554-1555.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3
【摘要】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abstract】Synthesizesthemedicinepatternalongwiththebiomedicinepatterntothebiological-psychology-societytheevolution，themedicalserviceiscontradictorygraduallyby“thetechnology”to“theservice”thetransformation，manynewmedicineethicsquestionarisesatthehistoricmoment，medicineethicsmoreandmorereceivesthevariouscountries’medicineeducationalcirclestheattention.
【Keywords】medicineethics；education；presentsituation；Countermeasure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综合医学模式的演变，医疗矛盾逐步由“技术型”向“服务型”转化，许多新的医学伦理问题应运而生，医学伦理学越来越受到各国医学教育界的关注。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
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1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2曾钊新、李建华.道德心理学[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134
3伍天章.以教学内容改革为突破口，加强医学伦理学教材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2001，(1)34～35
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4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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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5
[关键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生态伦理观 自为责任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116-04
当人类不再用宗教的眼光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科学技术成为取代宗教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合法性武器。然而在解释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问题上发挥重大作用的科学技术，当用于解释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根本关系时效果却截然相反，使现代伦理观面临危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提出的“人对人的征服是人对自然征服的惯性发展”为思想基础，以深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内容，以重建人的自为责任为基本原则，试图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作出尝试。
一
生态危机问题本质上是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自然与人的关系问题始终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处于相互缠绕之中。在现代社会，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史无前例，对自然的疏远却愈加明显。这种矛盾加深了自然界与人类关系的神秘，也造成了对这种关系合理认识的阻碍。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危机问题已超出对自然环境的简单探讨，提升为对人与人关系的现实性探讨，提升为对人类自身行为与自为责任的探讨。
在现代社会中，生态伦理面临着一种自私和狭隘的人性合理性的挑战，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调具有从人类自身利益出发的偏颇性——以人为中心、以人的选择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归宿的目标，这一方式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即人对于价值体系构建的主动性作用，“弱”人类中心主义获得了一部分人的认同。但事实上，价值观的转变是生态伦理异化的表象，透过表象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人类不加反思地将一己之愿强加于自然，造成了生态伦理的功利化、人为化，也正是因此人才在与自然的不断斗争中，品尝恶果，饱受自然的“谴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菲利普·克莱顿教授曾提出一个比喻：现代主义的科学就像是一个村庄的首领，他旨在获得对所有附近的其他村庄的控制，并把它们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很快，他成为皇帝统治整个国家，并开始攻击周边的国家。这个贪婪的统治者不允许别人拥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语言或宗教仪式。他要求所有的人向他跪拜，并放弃自己的习惯而采用他的语言。现代主义通过科学的方式使科学的拥有者一——人成为宇宙的中心，统治和核心的位置给人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富足，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带来一种新的殖民的生活方式：这一“殖民”体系最初是以人对自然的征服为开端的——自然作为客体和对象被科学所认识、掌握、利用、改造，人面对自然成为主人，洋洋自得；很快这一逻辑延伸到人类社会，一部分人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处于利益集团核心的人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和尺度，包括人类社会的道德的善恶、利益的获取、进步的尺度，这就是被一部分西方学者视为一切不平等关系——性别关系、种族关系、阶级关系的起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让我们看到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潜在的一致性，自然的状况预示着人类的未来，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就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关涉人类自身的利益选择。“人类中心主义”抹杀了生态伦理奉行的自然与人内在统一的维度，只有把人之外的自然界纳入到道德关怀之中，对于自然界也像对人一样承担起道德责任，人类才有可能摆脱生态危机，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有建立真正尊重生命的生态伦理观才是自然与人类共同的福祉。
生态伦理需要跨越人类为自身划定的藩篱，运用建设性后现代的理念启迪生态伦理的真实内涵，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后现代主义建设。“从哲学上看，每一次这样的扩展都是人类的一次道德理性的觉醒，而事实是每当这样的扩展发生时，我们的道德关怀就会把一部分道德的非享有者作为道德的对象纳入到关怀的范围之内。”大卫·雷·格里芬曾直白地表示“后现代思想是彻底的生态学的”。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理念，就是要将“生态”带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思考当中，就是要将生态伦理的理念转化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行为原则，一种合理化的思维方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推崇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理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将人们的视阈瞄准人类世界的本真面目，在正视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同时，不断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维度，不断地在肯定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上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不断在与破坏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限的同时，寻找尊重人与自然双向关系的新路径和新方法。
二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6
一、关于当前中国社会道德建设现状问题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东南大学樊浩教授认为，“‘我们’的世界缺什么？这一问题的真义是：‘我’成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什么？缺‘伦理’，缺‘本性上是普遍的东西’的伦理”。他指出：“这一缺失历史地根源于对人类文明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的误解和误读，因而必须进行中西方民族精神发展的宏大叙事。苏格拉底之死是古希腊文明的集体记忆，作为一次伦理事件，其深远精神意义使它成为西方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记忆；‘制礼作乐’的西周维新是中国民族的原初经验，礼崩乐坏是中国民族的童年记忆。带着‘伦’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原初经验和童年记忆，中西方民族开启了各自的精神之旅。20世纪初，中西方哲人以不同的话语形态和问题指向诞生了同一个文明觉悟，这就是‘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会伦理地思考’的‘伦理觉悟’。行至当代，中西方民族、中西人的精神世界‘同是天涯沦落人’，面临同一个难题：伦理缺失，伦理家园失落。由此，‘我们如何在一起的’道德追问，便演化为‘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追寻，最后演变为一场关于人类文明前途的信念危机：‘我们能否在一起？”’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校区政治学系教授、《亚洲调查》主编罗德明（LowellDittmer）指出，世界上有多种道德体系，要用科学的方法看待中国的道德。中国道德有三种，即儒家传统道德、革命的道德、改革开放的道德。传统道德中好、美丽、真理在一起，它们寓意差不多，相当于西方的美学。革命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反传统的道德；改革开放的道德，例如稳定压倒一切、黑猫白猫论、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他认为中国“现今的价值体系是传统道德、革命道德与实用主义道德的结合”。比较中美两国的道德，可以看出美国是移民文化，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道德则比较单一。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桂荣教授认为，要将传统道德教育制度化，利用公共资源、行政规制对公民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也需要传统道德教育，在公民教育体系中应增加传统美德教育课，加大宣传力度。中国梦不仅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
二、关于制度如何是“好”的问题探讨
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周中之教授提出要研究“制度和人的关系”，对于“怎样理解制度”我们往往从狭义上理解它，国外讲到制度包括显性、隐性制度也包括风俗习惯等；关于个人善与制度善的问题，中国很讲人情，无论何种制度，人的素质不能缺位，制度和人应该双向互动；关于制度伦理和规则伦理，我们要考虑怎样从道德建设上升到法律建设，促进制度完善。
同济大学陈家琪教授认为，道德本质和意识及良知有关，有意识就有欲望。中国自然主义没有考虑欲望的话语，欲望的满足绝对不是自然主义，欲望与传统习俗和他人有关。拉康德讲伦理是“伪善”成为当前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研究。
东南大学田海平教授指出，制度如何是“好”的？该问题涉及伦理的问题意识及其政治担当。伦理的问题意识指向宪法选择的理由，分为为谁制定和如何制定，与启蒙的遗产密切相关。由此，伦理立足于两种正义观：基于人性的实质正义和基于理性的程序正义。透过被黑格尔回避的“国家制度应当由谁来制定”的问题，启蒙的遗产通过革命和的形式，在现代历史上，从“道德一权力”维度走向“权利一理性”维度。伦理的问题意识及政治担当涉及后革命的语境定位，是在更为现实的实践中对国家制度为谁制定和如何制定的基本问题的回应。其政治担当植根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土壤之中，是一国政府和人民形成价值共识、共享规范秩序、应对法律难题、处理紧急事务的基准价值和基本原则。对我国实践而言，伦理的政治担当仍然是我国法治和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的基本任务。
复旦大学高国希教授指出，党的十报告非常注重制度建设，同时也非常注重作为制度支撑的理论、文化、价值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兴国之魂”，决定着“发展方向”，要以此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奋斗。没有制度的保障，价值追求是无力的；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制度是空洞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要建立在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而且要建立在高尚的价值目标和文明进步的道义基础之上。党的十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公平正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认为这分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共同信念、根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我们应当设计什么样的制度、体制、政策来体现这些要求？以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作为现代中国相关体制设定的目标，这将是一个社会繁荣公正、人民幸福安康、权利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正是其深深的内在情怀和道德根基。他认为要从人与社会的连接上，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础，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要实现“中国梦”，我们要好好挖掘，“中国梦”应该是一种价值追求，可以借鉴“美国梦”来诠释其所包含的精神价值，要进一步研究制度如何支撑伦理建设问题。
四川大学唐代兴教授提出，我们要搞清制度伦理是什么，让制度塑造社会的优良伦理。他认为优良制度要考虑文化的取向、价值的取向。好制度只能是，即公权、民权的合理分配，要研究公权、民权如何理性地实施及好制度生存的土壤问题。
西北大学政治研究所所长华炳啸提出，要重视对社会主义制度伦理问题研究，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没有反对，需要搞清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陈泽环教授指出，十报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核心价值建设方面的重大创新，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基于核心价值的分化、互补与整合的视角，从确立国家的共同理想、充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断提高公民的德性三个方面对核心价值观作了初步的阐发。
昆明理工大学韩跃红教授认为，在法西斯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国家尊严”成为操纵民众、践踏个人尊严的道义力量和煽动口号。汲取战争的教训，当念高扬“人的尊严”之帜，人的尊严成为国际法准则和许多国家的宪法原则，也成为人权的价值依据和伦理基础。回顾从战争走向的历史演变，展现出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除了互为基础、相得益彰的关系外，还有此消彼长、相互拮抗的关系，警醒今天的国家和个人，需要全面认识这一敏感问题，并在制度设计、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审慎地把握国家尊严与人的尊严之间的平衡。
河北大学田海舰教授提出，制度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现象，它与价值观的形成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必须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扩大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认同，通过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发展和完善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努力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陈伟功指出，制度伦理概念的提出，其本意应当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因此，对制度伦理进行“生存分析”的一种可能，即研究具体制度与具体伦理环境的相融性，进而研究两者生成的适用于特定公民社会的特定“制度伦理”，探寻它如何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公民的生活世界。
华东师范大学许瑞芳副教授认为，社会的制度建立在一套思想和价值体系之上，要使这个制度运作顺畅，除了健全制度本身之外，还需要制度内的成员即公民具有某些习性、态度与信念。一方面，制度的规定和运行需要公民的服从和遵守；另一方面，制度需要社会成员赋予其生命力，需要公民品德的支撑。而对具有这种品性的积极成员需要进行精心培育，并使其呈现积极公民的身份角色，最终达到与制度运行的良性互动。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袁祖社教授提出，我们要研究制度的美德是如何养成的问题，制度伦理学的核心是什么，制度是如何进入伦理的，制度伦理的内在品质问题等。
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肖平教授认为，在“人性的弱点会导致荒谬的政治”的前提下，众人在正常状态下制定的制度应该是克服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制度的制定不是一劳永逸的事，制度应该随社会情势的发展而变化。所以不能寄希望于一个完美制度的产生，而应寄希望于一个制度具备一定的伦理品质，以保证这个制度是相对好的决策、管理方案产生的制度。她通过比较国内和国外的议事规则，从制度的微观层面上分析议事规则细节的伦理属性，提出将其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加以培育的可能性。
漳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王海明指出，阶级是因权力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以为阶级仅仅是个经济范畴的观点是片面的。因为政治权力虽然与经济权力不同，却毕竟同样是权力，而且是统帅、指挥、命令和役使经济权力的权力，无疑比经济权力更加严重和可怕，更加具有迫使人服从的强制性和压迫性。如果说因生产资料或经济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是阶级，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群体不是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岂不明明白白就是因政治权力的垄断而形成的不同群体吗？如果阶级是因权力垄断而分成的不同群体能够成立，那么，中国自大禹以来直至清朝末年，实际上只有两大阶级：全权垄断的官吏阶级和全权丧失的庶民阶级。
三、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
江苏师范大学校长任平教授认为，在阶级、阶层多元的情况下利益是分层的，需要考虑差异性利益需要，公平正义可以一致也可能不一致，那么，用什么样的原则来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呢？用民粹主义、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都不能够解决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一要承认差异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二要考虑差异来源的合理性与合道德性；三是社会收入分配要“限高”，使基尼系数控制在合理水平；四要坚持基本公平（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基本一样）加上比例公平；五要考虑差异的历史性与流动性，但差异不能固化；六要坚持差异的正义原则。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席教授何包钢认为，在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层面上要考虑自尊道德建设问题，近代以来尊严政治的进步反映在当今社会就是随着经济发展讨饭的人少了，社会重新确立了“人本民本”的原则。在当前社会，政府要拆迁征用土地需要城镇居民或农民签字后才能进行。提出“尊严政治”问题，人们满足了物质生活需要后，进入高一级层次，任何社会民主化转型期都发展了对人的尊严的追求。在澳大利亚，个人不需要放弃尊严，个人能得到充分信任，90%以上的人非常诚信。例如他本人来中国开会，学校不会过问你开什么会议？而在亚洲高校教师外出开会一般要有开会单位的邀请信。这需要考虑在制度上我们是把人作为“自私”的还是“善良”的来对待。社会发展要靠公民推动，发展尊严运动是方向，人的自尊与他尊要靠中庸来调节。
德国卡塞尔大学哲学系philippeBrunozzi提出用两种方法即“共识观”与“汇合观”来认识社会的公共理性与价值多样性问题。
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结合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制度的追求，解读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了那种清算式的革命是否可以避免。
北京大学平衡论中心主任李继兴研究员提出，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成就，也有问题。从平衡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的伦理方法应该是“依理施仁”。这是从研究一般事物成效的四个要素，即“义——目的，术——方法，道——原理，评
一评价标准和评判主体”后得出的结论，期望能为提升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幸福水准，实现全球的“民乐主义”提供伦理参考。
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与商业文明及其当代价值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7
大连医科大学杜治政教授是我国医学哲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他先后出版了《医学伦理学纲要》《医学伦理学探新》《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教程》《医学伦理学辞典》等专业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余篇。杜治政教授认为，医学哲学的灵魂是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的建构又要围绕美德伦理、技术伦理、利益伦理三个基本维度。他的医学伦理观对于探讨我国当代医学伦理问题产生的根源、谋求其合理解决途径以及当前医学科学的研究和临床医学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价值。
一、美德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核心
杜治政教授医学伦理观的基础性前提在于他对医学和医学伦理学基本关系的思考。他认为医学是“躯壳”，医学伦理学是躯壳之“魂”；医学伦理学与医学亦步亦趋，相伴而行。首先，“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终点也是医学。一个医生运用某种技术医治病人，救人性命，本身就是一种善行，就是一种伦理行为。”[1]其次，“医生的美德（德性）伦理和医疗技术伦理是医学伦理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二者不能互相取代，亦缺一不可。”[2]当代医学一方面使人类在诊断、治疗、预防疾病的手段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突现了许多医学伦理的新问题，譬如生与死的道德问题、卫生保健政策的制定在道德上的可允许性问题、生命质量与医学道德问题等诸多道德难题。杜治政认为，解决这些伦理难题的关键在于重塑美德伦理。基于此，他明确地提出了“美德”乃是“医学伦理原德”的医学伦理学核心命题。
美德伦理是基于我们“是什么”而断定我们要去“做什么”的一种伦理。美德伦理为塑造医生必须具备的职业伦理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杜治政提出的将病人利益置于首位的医患关系模式，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美德要求。他指出：“医生的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起点，是医学伦理的原德。医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决定医生做什么样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德具有医学伦理学母德的性质。”[2]
杜治政认为，美德是医学伦理学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医学主体群的内在要求。美德可以调节社会人群的各种关系，可以有效地净化社会。在医学伦理学中，美德伦理首先应当是医生的美德伦理。医生的美德是有效处理医学中具体伦理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医学科学的精神支柱。在医患冲突升级的当今社会，医生美德显得尤为重要。杜治政认为，一个医生对身患疾病的患者表示同情，深切地想为患者解除痛苦，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无关技术高低的仁爱之心构成了医生的美德；高尚的医德是提供最佳医疗服务的保证。首先，医生对自己职业生活的崇尚和向往是美德的内在表现，具体体现在对各种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规则、法规、标准的坚决执行力上；其次，医生的美德不仅表现在其对患者生死抉择的关注和责任上，更表现在其对病患的人道理解和支持上。正是这种稳定的、持久的医生美德才构成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永恒的保护伞。
显然，在当今社会，单一的医生美德已很难适应医学科学的飞速进步和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传统的美德伦理需有新的改造、补充和完善。对此，杜治政剖析了现代医学道德伦理的几个特点，其一，“医务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由面向单个病人扩大到面向整个社会。”[3]即医生不仅要面对病人个体，而且需面对社会各种不同的群体。其二，医学道德主体与医学道德客体的扩大。即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亦成为重要的道德主体，道德客体也亦有亚健康和健康的加入。其三，医疗保健服务项目是传统的医学道德伦理的新进路。其四，现代医学道德伦理需补充公益论的原则。
美德伦理是医学道德评判的核心视角。杜治政认为，美德需内化为所有医学道德主体的思想理念，外化为实际的医学行为。医生的美德无疑是医学伦理学的归宿和目的，是当代医务人?t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应成为医院和其他医疗建制决策的理论基础。
二、技术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基底
医学技术作为医学科学的工具化和实践化的延伸，是医学活动尤其是临床医疗活动的主体，是医学科学的现实存在形态。杜治政首先肯定了当代医学技术的重要性，指出医生如果没有医疗技术的支撑，其美德伦理就无法实现，就是空谈。在此基础上，他全方位地剖析了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特征，尤其对于医学技术主体化问题、技术-资本结合等问题进行了反思，试图为现代医学技术伦理的实践应用提供新的参考模式。
杜治政认为，医学技术就是医生在医学实践中的工具，医学技术伦理就是决定医生在应用技术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这是医生在应用医学技术时的道德向导，美德伦理最后必须通过医生运用医疗技术这一工具性的方法来实现。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生用于治疗疾病的技术工具和技术手段愈来愈多，这就引发了该如何应用这些现代化设备和方法的伦理决策问题。这是医学伦理从医生自身的美德伦理延伸到以器械、手术等为主的技术伦理的阶段。
当代医学技术已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处于主体地位，技术主体化已成为医学中的一种突出现象[4]。也就是说，当代医学的某些技术，已经开始脱离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开始基于其自身的发展潜能去决定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结果是：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医疗活动目的不再是为了人类健康服务，而是为实现医学技术的自身价值。这一问题在实践中表现为医生大量依赖检查数据、过度使用高新设备，诊疗受制于医学技术的科学性，而忽略了医生自身的经验性和病人的特殊性。此外，技术主体化实质上体现了技术与资本结合所呈现的特征，造成了医学宗旨的异化，甚至有可能造成技术对美德乃至人性的奴役。
杜治政指出：首先，技术伦理具有群体性特征。医学技术的主体已不再是过去单一的医生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包括医疗保健服务的管理者、药商以及政府，使得技术伦理的责任分散化。其次，技术伦理具有多维性特征。医生的医疗行为内在于信念伦理，外在于制度伦理和责任伦理，其中以信念伦理作为一种道德的最高指示，也是医学技术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再次，技术伦理具有过程性特征。从技术的创想到临床的实践应用，都应寓于一种必要的伦理学思考。最后，技术伦理具有或然性特征。也就是说，现代医学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促使要对其有一种预测和防范的伦理警觉。
三、利益伦理：杜治政医学伦理观的边界
在现代经济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医学科学的诸多实践行为尤其是临床医疗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经济行为，不可避免地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问题。利益伦理即医学活动中展现的利益差别、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基于利益差别而产生变化的。”这使得利益问题日益成为医学界面临的新危机[5]。医学伦理要在医生、患者以及相关社会各方利益博弈以及调和中产生、存在和发展，不能离开利益的语境而孤立存在。
然而，利益伦理这一重要维度往往被传统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这种忽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医学伦理学的研究缺失了其时代性特征，也缺失了一个能够作为其新的研究框架和条件的重要边界性参数。为了矫正这种缺失，杜治政明确指出：当今应把利益纳入道德范畴一并考虑；利益伦理不仅是当代医学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的必要补充。“医学伦理学……只要我们精心思考一下，揭开其外层的种种面纱，便不难发现这些关系的背后正是利益的纠葛；而伦理学所寻求的也正是利益的合理调节和配置。实际上，我们对当代许多医学伦理问题的争论和研究，都没有绕过利益这个门槛。”[6]这样，杜治政从我国当前医学伦理学若干纯粹思辨性的争论漩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利益伦理的重要性。
杜治政认为，当今的卫生保健争论、以药养医问题、医患关系其实质都是利益使然。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应当将病人利益放在医务人员个人利益和其他利益之前，在这个前提下处理医疗服务的一切问题。这是杜治政利益伦理观的核心议题。他指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利益成为一些医学主体从事医学活动的价值取向和内在驱动力，这不仅导致了美德伦理的丧失，也导致了技术伦理的迷失。为有效协调医学活动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杜治政教授强调，我们要设置利益的道德界限，也就是让道德成为利益的内在保证，恪守利益的边界原则。这就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卫生法制建设，使得从外部环境到医院集团以及医生患者都能够将各自的利益置于合理的道德限度内，从而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找到恰当的利益平衡点。在此过程中，当然也要支持并强调医务人员的合理利益。总之，只有我国的医学伦理学研究正视利益伦理的存在感，才能使利益伦理有效引导医学实践，规范医疗行为，也才能使美德伦理和技术伦理得以真正的实现。杜治政所主张的利益伦理本质上是一种人道功利主义。这是解决利益伦理问题的一种全新视角和向度。首先，人道功利主义强调利益的本质应当是人道的。也就是说，经济利益必须以整个社会人群的健康利益为出发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命的神圣性是人类最大的利益。其次，利益的博弈应具备合理的法制外部环境。最后，利益分配应当向社会弱势群体适当倾斜。这就是杜治政所提倡的以病人利益为导向的人道功利主义的利益伦理观的内核。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8
1贡献率的概念
贡献率是一个来自经济学的概念，它是指有效或有用成果数量与资源消耗及占用量之比，即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或所得量与所费量之比。它是用来分析经济总体的各个部分对经济总体增长作用大小的常用指标，也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中各因素作用大小的程一308—度。2学科贡献率，我们认为是某一门学科运用全部投入为社会创造或支付价值的能力。提高学科服务于社会的贡献率，是衡量和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
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医学伦理学作为医学人文学科的主体学科，它强调医学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注重培养医者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医者融入人文精神价值指向的医疗行为，更重视它在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中基础性、战略性地位的作用发挥。应该说，医学伦理学学科在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对深化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我国卫生事业健康发展,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方面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保障，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审视，从当前医疗实践中践履医学人文精神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剖析。我们应从我国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视域，立足当前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分析政府的政策、资金投入、学者研究的智力投入、医学院校的培养投入等,理性把握医学实践中的服务层面、制度层面、管理层面体现人性化要求的现实状况和不足，找准医学伦理学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不高的真正原因，努力打造既有全球视域同时更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切实提高该学科对我国卫生事业的贡献率。
2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对卫生事业有较大贡献率
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曰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提高人民的健康素质。医改的基本目标是立足于人民的健康利益，让人民群众享受更多更好的卫生服务。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切实对卫生事业发展起到应有的伦理指导作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指向,必须深深扎根于医学实践,有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国情的伦理指导作用，确保卫生事业发展的伦理价值导向符合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实际的学科体系、正确理论和内容要求。
2.1有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医学伦理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中国优秀传统医德的丰厚理论和观点为基础，借鉴吸收了西方医学伦理学的主要观点和经验，逐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学科内容和学科体系。在这里，既有中国本土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医德理论，如第一次全国医学伦理道德学术讨论会提出确定的社会主义医德的基本原则，成为了我们进行医德教育的最核心内容和基本指导思想；又有从西方国家借鉴引进源自西方生命伦理学的‘‘四原则”，即有利、公正、自主、不伤害；还有充分体现对患者自主权利尊重的知情同意原则等。从事实上看，由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建立在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基础上的知情同意原则，在具体应用中遇到了中国传统家庭主义伦理文化的冲击，患者很难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完全彻底的自主，医方也会面临救与不救的伦理难题等。因此，该原则在中国并未体现出实践方面的现实意义,抑或成为医方推脱责任的理由？借鉴吸收的目的是发展完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使理论切实指导医疗实践。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国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观念,必须坚持医学的仁学性质和服务于人类健康的宗旨，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以中国的实际国情需要为基点，打造中国化的、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是一种必然的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才是管用的，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
2.1.1切合卫生事业的实际。
医学伦理学学科形成和发展的目的在于调整和处理医学领域中各种纷繁的医疗纠纷、道德事件，尤其是高新医学技术发展和应用对传统文化维度下的伦理关系提出严峻挑战后引发的种种困惑，从而建构新的医学伦理关系，稳定我们的医疗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显著提高。3当前卫生事业进入了以政府为主导、确保公益性、医疗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应该说“医院被推向市场、如何体现公益性”的难题依然存在，由此所引发的医患冲突，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日益凸显，医疗公正,义与利的冲突等仍然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长期的矛盾对峙和众多问题的存在，既不利于患者的健康利益,也不利于医者的正常行医，更不利于医疗行业和社会的稳定，更有违医疗行业所担负的为人类健康谋利益的基本宗旨。因此，医学伦理学作为生命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的纽带，作为医学人文学科的核心学科，要唤起和培养人类发自心底的理性,彼此关爱的友爱精神，就应该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当前存在的群众最关心、最迫切、最急需的现实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来针对性地解决问题。那种强调借鉴引进西方医学伦理学的理论成果而发展壮大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不顾及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的不同，脱离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生搬硬套而不善于消化吸收的观念和做法，是无益于指导人们更好地处理医学伦理关系，无益于医者做出正确的医学道德决策和行为选择的。当前，中国卫生事业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服务于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实际，是当前医学伦理学学科承担的基本任务。
2.1.2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而其中的主体和灵魂就是核心价值观。4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明确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5用核心价值观引领指导行业文化建设、职业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医学伦理学作为医疗职业道德，核心价值观对其主导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医德基本原则是其最基本、最直接的体现和要求。
当然，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医学科学的进步,人们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医学伦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疗技术的信任危机、重利轻义的价值选择、医疗服务人性化的缺失等等，如何将医务人员的行医理性与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的终极目的相契合成为了学者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医学伦理学在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普遍研究的时代之后，面临着这样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思考：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其核心价值指向是什么？对卫生事业发展应作出怎样的贡献？尤其是，它的核心价值指向是否应该脱离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一味秉承所谓的医德全人类性？应该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处于起步发展的阶段，在我们缺少必要的理论时代,移植借鉴西方医学伦理学的观点和经验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对完善中国的医学伦理学系统发挥了重要的过程性价值。H但是当前中国的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已面临着‘‘公益性与市场化”的现实问题，我们在不否认医德全人类性、保持医学伦理学基本理论体系的同时，更应该在吸收借鉴西方医学伦理学基本观点并加以融合创新，建立、完善适合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这样的医学伦理学,应该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和主导之下，重申我们坚定的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基本原则和价值指向，坚持借鉴吸收和完善创新相结合,为我所用，逐步提高服务于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贡献率。
2.1.3有创新性的完整体系。
医学伦理学既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有它特定的、规范的学科结构与学科体系，这是发挥其学科功能、服务于卫生事业发展的前提。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学伦理学的学科发展基本上适应了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需求，对促进和保障人民健康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医学科学的进步、医学高新技术的应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和伦理难题也不断产生：医院以市场为导向的运作模式冲击着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和崇尚仁爱的医学服务宗旨，医患矛盾持续加剧，试管婴儿、器官移植也在冲击着人们原有的道德底线等，当原有的医学伦理理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给出科学答案时,创新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既是与社会发展进步相趋同，又是医学科学技术、医患冲突、医疗公正以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急于给予理论回应的必须。如在我国已出版的医学伦理学教材中，已陆续增加有‘‘人体器官移植伦理’、“前沿医学技术伦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伦理”的内容。随着医学科技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医学服务领域的伦理问题会不断出现，加之当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有些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而解决新问题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创新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的源动力，适应我国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需求，不断创新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是提高对我国卫生事业贡献率的基本方法。
2.2敢于直面重大而现实的问题
中国医学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在其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对医学领域及生命科学领域现实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这在我国医学教育的相关文件、医务人员的医德规范、器官移植以及试管婴儿的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相关限制性伦理规范和要求愈来愈多地体现了伦理精神，尤其是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出现。这是对中国医学伦理学学科发展和应用的肯定，当然同时也在警示我们理论研究工作者，中国医学伦理学必须立足并面向医疗实践，只有敢于直面医疗实践中所涌现出的、与健康息息相关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才能有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只有敢于提出创新性的理论、相应的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其真理性和实用性，才能不断完善学科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学科的实用性和服务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有较大的贡献率。在这方面，国内不少学者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仅举我们近年的两项研究。虽然这些研究尚显粗浅，但都是当前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简述,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促进相关重大问题研究之效。
2.2.1由健康伦理学到科学健康观。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尽相同。长期以来，受传统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无病即健康是人们对健康的基本认知。这种单一维度视野下的健康模式忽视了疾病的预防，忽视了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一种消极的健康观。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人们对健康的认知不断深入，其中世界卫生组织于1948年提出了健康的新定义，即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状态。之后，其把健康的概念扩展为：健康不仅仅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而且还包括道德健康。有很多学者对健康道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康伦理学的新概念。应该说，这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认知是由单一维度、消极的健康模式向着多维度、积极的整体健康模式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包含着学者对医学-人-社会三者相互关系的极大关注，反映了他们对医学服务于人类健康、健康影响因素的理性认知过程,敢于直面现实问题的勇气，这里内含着新理论和新概念的提出。这些对健康认知的新理论对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促进医者行医理念的转变，甚至对我国卫生政策的调整等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
但当人们详细考察了新医学模式转变25年以来的人民健康水平状况发现，中国卫生事业绩效未增反减。出于学者的学术研究责任和道德，我们对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以及国家实行的各项卫生政策做了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执政理念与医学观念有机结合的科学健康观，[7]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吴孟超院士，杜治政教授，沈铭贤教授等予以赞扬。这是对健康观念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提升，可使国家更好地认知其在提高人民健康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是别的任何一个主体无法做到、无法取代的。国家在维护人民健康方面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应把健康作为反映和评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自然生态发展优劣的主要综合指标之一。[7]科学健康观的提出，是直面我国20多年来卫生事业发展绩效和人民健康指标变化起落而敏锐地进行理论创新的一个成果。但它目前仅是一株幼苗，要长成为人民健康发挥栋梁之材的参天大树,还需要学术界同仁的共同浇灌和培育。2.2.2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
经过努力，目前在我们国家,器官移植技术已经十分成熟,器官移植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器官来源紧缺仍然是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器官需求数量与供给数量的比例（150:1)远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所统计的全球平均数（20~30：1),其中美国是5:1,英国是3:1。[8]究其原因，除了遭遇法律瓶颈外，主要原因在于能支持器官捐献的新的伦理道德尚未建立。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它在改造人类、造福人类的同时,也总是在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改变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会伴随新的伦理观念的出现,对人们的传统伦理观念形成冲击。当然，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规约不可缺位,传统的伦理观念会在一段时间内阻碍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和发展，但是却无法让科学技术停滞不前。只要技术的应用有益于人类的健康利益,体现的是正方向意义,科学技术迟早会打破传统伦理思想的禁锢。针对当前器官来源匮乏严重制约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瓶颈的现状，我们应打破固有的传统伦理观念，进行器官捐献的伦理创新。如2007年发生的交叉换肾‘‘广州受阻海南放行”的戏剧性变化曾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原卫生部最后给出了“两个患者家庭之间交叉供肾是合法的”之结论。这种尝试性实践让我们认识到，当社会出现这种现实性新情况时,不管是法律还是伦理也应以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可以不可以”“应该不应该”。法律与伦理的精髓本都是尊重生命、维护生命，当法律与情理发生冲撞时，尊重生命才是真正的法律要义。对此，我们进行研究，写出了《多维视角看中国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国家倡导是推动器官捐献工作的关键》两文。认为：从中国的传统伦理、中国当代的主流道德以及国际生命伦理学所倡导的理念来看，开展器官捐献有着充足的伦理依据。而打破其僵局的关键在于国家的倡导。一方面，从伦理角度讲,这是国家的必然之义和应有职责；另一方面，从国际范围讲，国家倡导器官捐献工作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为了推进器官捐献工作，国家应加强立法、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大力倡导支持器官捐献的价值导向，给予捐赠者家庭适当补助，并严厉打击器官买卖；加大财政方面的支持。
2.3研究人员有相应的较完备的知识体系
医学伦理学与医学相伴而生，源于医学实践,又服务于医学实践。在不断正视、解决医学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过程中，促使医学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健康。它解决医学实践伦理问题能力的不断提升，有赖于医学伦理研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洞察和解决途径的探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医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医学伦理学在医疗保健、医学研究、生命科学、技术应用、卫生政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之影响健康社会因素的增多和复杂化，如何科学、准确地把握并解决现实的伦理问题，促进我国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对医学伦理研究人员的知识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医学伦理研究人员对医学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认知和把握，不是单纯的理论研讨，不是单纯个人的自我认知的体现，它是建立在多种学科知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对医学技术应用过程的把握之上，建立在对卫生政策实践应用的把握之上，建立在影响健康的多种真实的统计数据之上，建立在综合考察和归纳推演的能力之上……而提出，并进而寻找解决途径的。因此，医学伦理研究人员不仅应具备最基本的医学知识、伦理学知识,还应具备社会学知识、数理统计知识、政策管理知识以及外语知识等，否则,对伦理问题的发现和归纳就会存在一定的缺陷，就会是不完全的，有可能背离医学的实践事实。研究人员具备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具备洞察问题的敏锐性和正确性，才能对卫生事业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
3我国医学伦理学目前的一些不足
对照以上要求可以看出，我国医学伦理学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但还有许多不足，致使其虽然对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但尚不能令人满意。
3.1创新性概念较少，一些重大问题研究较少
我国医学伦理学经过30多年的发展,经过医学伦理学工作者的努力和探索，学科体系虽逐步完善，但是在一些方面“拿来”、借鉴的痕迹严重，立足解决医疗实践中现实问题的理论偏少,创新性概念偏少,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致使学科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医学伦理学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医学实践，脱离具体的医疗实践来构建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缺乏对重大
现实问题的洞察、分析并探寻形成正确的理论，这是医学伦理学学科对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当前，我国卫生事业发展仍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如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问题、医疗技术发展与医疗费用增长的问题、从改善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着手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问题等。这些理论问题、政策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都亟待通过开展深入研究加以解决。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对卫生改革伦理学、政策伦理学虽有关注和研究,但是却缺少深入研究、战略性思考和长远的设计,更缺乏具体的调研、数据、常数、曲线等的实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没有形成适应中国卫生事业发展实际的完备医学伦理学学科体系，致使其贡献率不高。
3.2—些研究者知识结构单一
这方面的问题是:①一些研究者只有哲学知识，而医学知识较少。目前我国从事医学伦理学工作的教师、研究人员，学缘结构基本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初学科开设和建设初期的现状,许多人只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背景，缺乏医学知识。这对解决“伦理学中的医学问题’正确认识、分析和把握现代医学与技术、医疗过程中的伦理问题，实际参与医疗事件的伦理审查等，带来了很大的局限性。伦理学者的话语权不被重视就成为了一种必然。②有些研究者有医学知识,但伦理学知识较少。在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时，往往会偏重技术主义,把握‘‘医学中的伦理问题”会缺乏基本的推理研究能力。③一部分研究者缺乏医学伦理学基础知识的储备。更不懂东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史和其差异性，其就无法把握医学伦理学理论在当代的发展与变化,就会缺乏从时代的高度去审视医学科技发展给人类未来带来的伦理困惑与挑战的能力，就不能给出医学高科技背景下的令人信服的伦理选择，更无法预示医学高科技带来的新的伦理问题等。
这样的不足，在医学伦理学发展的30多年时间里,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是未来国家相关部门和学界应站在学科发展和建设的高度，也从卫生事业发展的高度，重点解决的问题。
4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措施
医学伦理学学科的强盛，有赖于医学伦理学工作者对卫生事业发展现实问题敏锐的洞察力、研究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是提高医学伦理学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贡献率的基本方法和明智选择。
4.1注重学科发展趋势与规划的研究
学科发展的规划对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但我国医学伦理学发展几十年来，一直少有学科发展宏观规划方面的研究,对学科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方面，学会应发挥重要作用。应在我国已有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等，或在国内已成立的几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成立专门的学科发展趋势和宏观发展研究组织，进行专门的学科发展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沟通，为其从基金方面支持重大而短缺的研究提供参考。
4.2注重知识创新、注重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
医学伦理学的研究议题必须立足并来源于医疗、保健、生命科学研究的实践,并落脚于生命和健康的基点，促使医学更好地实现服务于人类的崇高目的。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应用，伦理与技术的矛盾始终存在,解决矛盾的过程就是医学伦理学知识的创新过程，就是新概念、新理论的提出过程。要培养医学伦理学研究者的创新意识，培养他们理论与医疗实践相结合的能力，把创新作为衡量和评价其科学研究能力的主要指标,在研究课题立项、职称晋升、工作业绩等方面予以鼓励和体现。创新性思维是加强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首要条件。
4.2注重数学方法的应用
当前，医学伦理学研究者把握医疗实践中伦理问题的方法主要靠单一的推理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思维起主导作用。这种抽象概括的思维方式带有相对性，会导致结论的不完善。因此，我们应转换思维方式,坚持人文社会科学思维方式与科学思维方式的结合，用实证的科学思维来解决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对伦理判断和决策进行佐证和检验。数学方法进入该领域,是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巨大推动。通过部分学者的尝试性应用，对某些问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研,通过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而得出的结论,对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相对科学的依据,增加了我们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当然，现在学者们在这方面的探索仍然是尝试性的，由于数学知识的缺乏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医学伦理学研究者与掌握数学知识的研究者相互团结、协作，以弥补当前存在的不足。
4.3注意引进其他学科知识
培养具备多学科交叉知识的研究者尚需时曰，目前研究者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培训、自学来自主学习引进其他学科知识。如有卫生统计学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开展专题培训；有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管理学专业的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研究者可以深入课堂听课来学习管理学、卫生政策、医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知识。多学科交叉知识结构的建立，对医学伦理学研究会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9
关键词：环境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环境整体主义
1引言
人类生活的环境是一个多向度、立体、完整的环境，人类的道德生活也同样是立体式的、多向度的。因此，基于这种现实基础的环境伦理学必然是能够接纳和包容、超越和整合以人本主义立场和非人本主义立场构建的环境伦理学。把是否有利于维持和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和谐、稳定、平衡和持续存在作为衡量和评判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方式的根本尺度和验证标准。这种伦理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和深刻的实践意义。
2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与传统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相比较，环境伦理确有其特殊性，它在一定意义上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但是，如果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认为环境伦理学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意味着伦理道德所适用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认为环境伦理所调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超越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围之外，夸大了环境伦理的特殊性，并从根本上误解了环境伦理的性质。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不过是伦理学对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其对环境伦理的探究和建构，是为了救治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克服和解决已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的环境问题。而生态环境成为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了问题；环境问题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上的问题，特别是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表现。与此相应，环境伦理所调整的对象，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从实质上看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是被自然所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环境伦理学并没有完全超出传统伦理学的界域，其对环境伦理即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探究和建构也谈不上是对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的扩展。
其实，环境伦理自身的性质完全可以解答环境伦理的依据问题。环境伦理的实质仍然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只不过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或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环境伦理所确认的应是人们之间的道德义务和责任，只不过是在人们处理与自然的关系时才表现出对他人和后代人的道德义务和责任。环境伦理这种与传统伦理学研究对象本质上同一而表现形式相异的性质，本身就足以构成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重要依据。
3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意识核心：确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关系，需由否定自然事物做工具价值评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到认同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然而，用“内在价值”说来阐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或把环境伦理得以可能的依据安放在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上是根本靠不住的。由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强调自然事物具有与人的利益和需要无关的所谓的“内在价值”是对价值概念的误用或滥用，到其对于承认自然事物的“内在价值”的特殊性的具体论证看，只要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主流论述稍做分析，我们就很难认同其结论。
事实上，随着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问题逐渐凸显，非人类中心主义因缺乏对现实的细致关注而无力回应，环境正义论开始取而代之。环境正义论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认为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并非哲学和世界观方面的问题，而是源于存在着特权等级制度和支配制度的社会结构模式。例如，美国学者哈丁的“救生艇”理论就是无视公平的利己主义方案，“严重地侵害了分配正义的原则，完全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人民的人权”。正是社会关系的不平等性和不正义性，才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才塑成了一种试图主宰自然的价值观念。所以，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通过重建社会正义秩序来实现环境权利与环境责任在人类之间的公正分配。环境正义诸理论看到了人类社会内部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上的差异性，表达了不同主体维护自身环境权利的要求。但是，环境正义论关注的焦点仅仅是人类的社会伦理，却忽视了自然对人类社会环境正义问题所具有的先在性和决定性意义。实际上，环境正义不仅仅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公正，同时更应是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公正。
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篇10
1.1提高医学生个体医德素质
导师制最早源于14世纪英国牛津大学的教育实践，即本科生入学时被指定一位导师，入学后由该导师不断对其进行面对面的指导，为学生的学业及生活问题提供咨询。医学伦理学教育中引人导师制，可以使师生间最大程度上实现面对面教育、心与心交流,导师的医德修养可以最大限度的影响学生、感召学生，对提高医学生的个体医德素质有直接帮助。
1.2提升医学伦理学教育效果
相对于整班授课教育和学分制教育，导师制中师生间“一对一”的支持关系,更有利于架构师生间的情感桥梁,拉近师生距离。将导师制引入医学伦理学教育，凭借导师自身的伦理学教学及科研优势,为学生提供直接的学习上的指导，引导学生全面学习伦理学知识、切实提高伦理学修养,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伦理学教育的实际教学效果。
1.3实现师生医德素质隐形传承
医学伦理学教育中聘用的导师应具有丰富的伦理学知识、高尚的师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健全的人格；导师通过扎实而有效的伦理学教学工作，可以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医学伦理学课程的学习。同时，日常学习中师生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导师的医德素质也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医学伦理观和医学价值观,使他们成为医德高尚的医药卫生人才，这就实现了医学伦理学教育的最终目的，也是医学生对医学伦理学导师高尚医德的隐形传承。
2.医学伦理学教育实行本科生导师制的主要难题
2.1导师数量不足
近年来，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专业招生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师资队伍也在逐年增加,但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师生比过低的问题却日益严峻，有些院校甚至低于1:30。不但如此，本来数量就不足的专业教师因为要承担大量的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所以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指导。为此，本课题组随机抽取了潍坊医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10位医学伦理学教师,通过访谈形式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显示，近5年来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师生比一直较低，且教师因教学、科研压力较大，精力有限，故对医学伦理学导师遴选的参与性不高。
2.2学生积极性不高
当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中，类似导师制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三种：小组讨论、一对一交流、个别指导。针对这些形式，本课题组随机抽取了潍坊医学院临床学院的200名本科生进行调查,共计发放问卷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2份，通过分析回收问卷，获取的结果是:2013年4月~2014年4月期间，这三种形式的医学伦理学教师指导次数均十分有限，尤其是被导师个别指导学生仅占全部调査学生的15.8%,且仅限于学生参与的本科生科技创新项目和临床医学相关竞赛的特别指导。调査还发现，医学专业本科生尤其是低年级本科生，由于接触伦理学课程及科研项目有限，在小组讨论和一对一交流中很难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故其参与性不高。另外,被调査者普遍反映：目前医学专业本科生参与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方式不够灵活，缺乏医学学术沙龙、医学网络设计应用、医学参观考察等形式新颖、实践性强的方式。
2.3缺乏考评和激励机制
由于医学伦理学师资普遍短缺,所以淘汰机制难以建立。此外，医学伦理学导师的考评机制和激励机制也急需建立当前各高校对于已有的本科生导师的考评基本实行模糊化处理，尚未严格制定和实施具体量化考评办法，也未划定具体考评等级,激励机制更是十分薄弱，仅对本科生导师给予少数补贴或折算课时量计酬，激励效果不佳，致使一些导师指导本科生动力不足、积极性不高。
3.医学伦理学教育实施导师制的可行性建议
3.1保障医学伦理学导师数量和质量，明确导师学业职责
当前医学伦理学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解决:①医学院校要合理确定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同时加大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的扩编和建设，促进医学伦理学教学中师生比例的优化;②扩大医学伦理学导师的遴选范围,不只局限于医学伦理学教师,也可以选聘医学人文科学相近专业教师或临床医护人员。同时，为保证医学伦理学导师的高质量,必须在医学伦理学导师选拔上建立具体制度,设定医学伦理学导师具体任职条件:导师要具有高尚的医德,严谨的治学精神，具有医学专业的较高职称或学历，有一定的医学教育工作经历或医学临床经验等。
医学伦理学教育中本科生导师定位也必须清晰明确。医学伦理学导师应定位为学业导师，即导师主要对学生在校及医院实习期间的医学伦理学学习、科研、临床能力予以指导。对于教学中涉及的其他问题则应由学校其他部门和人员各司其职，负责处理。
3.2探索医学伦理学导师制实施方式,提高学生参与积极性
笔者认为提高医学本科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积极性应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探索灵活多样、适合90后医学生特点的医学伦理学导师制参与方式，提高医学生参与兴趣。可以引人生活化的导师制参与方式，如开展“家庭休闲式”医学伦理学座谈、医学伦理学模拟会议、医学伦理学基地实地考察等，还可以引人网络化的导师制参与方式，如开展微博医学伦理学探讨、微信医学伦理学交流、医学伦理学网络征文等。另一方面，严格的制度和考核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医学伦理学课程应采用平时与期末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而且必须制定量化的指标，对学生的出勤管理要实行“缺勤有惩罚、全勤有奖励”，奖惩要具体、量化、细化，要有可操作性。
3.3实施医学伦理学导师能上能下管理，建立周期考评和奖励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