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1
2013年10月，美国调查公司FactSet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苹果以4331亿美元的市值，再次夺得全球上市公司市值排行榜首位。回顾苹果公司的发展历程，从乔布斯创办苹果开始，他对工业设计和艺术近乎偏执的钟情就使苹果公司天生拥有优质的“服务”基因；当苹果公司实现ipod和itunes的完美整合，开创出全新的商业模式——将硬件、软件和服务整合在一起之后，才真正实现了公司从产品主导逻辑向服务主导逻辑的转变，苹果也被视为服务主导逻辑的成功典范之一。另一个企业典范是蓝色巨人iBm，从最初的打字机到现在的“智慧地球”，经历了对优势的割舍和转型的阵痛后，成功实现从制造企业到服务巨头的转变，也得益于贯穿始终的“服务主导逻辑”。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企业不断对原有资源和优势进行调整和改进，在符合环境变化的条件下实现价值创造、主导逻辑和企业战略三者的契合，将是企业应对这一时代挑战的有力武器。
价值创造模式的演进
实现价值创造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目标，从企业战略和营销的角度看，“价值创造是使消费者（或用户）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好”或者是“增加消费者收益”的过程。价值由谁创造？为谁创造？如何创造？成为企业需要回答的几个关键问题。随着我们对价值创造主体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对价值创造方式也会有不同认识。按照价值创造主体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不同贡献，存在三种不同的价值创造方式。
首先是生产者单独创造价值模式。这一观点基于工业社会的产品主导逻辑（Gooddominantlogic），认为生产者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并单独创造价值，而消费者则是纯粹的价值消耗者。在产品主导逻辑下，生产者作为价值的唯一创造者，整合各种资源自主决定价值创造，生产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就是价值创造的载体，实现产品或服务的交换价值是生产者所关注的核心利益；对生产者而言，消费者只代表市场需求，是企业服务的目标群体，消费者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取自己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并在消费过程中消耗或“毁灭”价值。因此，消费者是价值的被动接受者，进而被排除在价值创造过程之外。在生产者单独创造价值的模式下，价值在交换之前已经由生产者创造，并固化在产品和服务中，市场交换是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生产与消费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缺乏交集，二者只是在市场交换中实现交互。
其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创价值模式。价值共创理论认为，生产者不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消费者也不再是纯粹的价值消耗者，而是与生产者互动的价值共创者。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的模式下，消费者不断加入价值创造的过程，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制造和消费过程中与生产者进行互动和合作，进而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随着生产者与消费者互动程度的加深，生产者原有的价值创造系统逐渐演化为一种开放系统，并将消费者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源，使其参与到价值创造过程中，与生产者一起成为价值的共同创造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在合作、互动中共同创造价值，生产和消费过程相互融合，不再彼此独立，具体表现为消费者作为操纵性资源的拥有者加入价值创造系统，而作为生产者的企业则通过提出价值主张、与消费者互动等方式加入价值创造系统。
更有学者在近年提出第三种价值创造的模式，即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的方式。根据克里斯蒂娜·海诺宁（KristinaHeinonen）提出的“顾客主导逻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创造由消费者主导和控制，消费者体验成为消费者主导的价值创造过程的核心内容。与价值共创中的体验不同，顾客主导逻辑下的体验超越了消费者与企业互动的范畴，是使用价值形成的全过程体验。顾客主导逻辑观为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提供了理论支持。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是指消费者在企业提供物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价值主张，在消费过程中对企业提供物进行价值再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不存在互动，消费者利用企业的提供物单独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既可以是客观的效用价值，也可以是主观的感知价值。例如，消费者根据个人偏好和需求改变企业产品的结构和使用方式以满足其个性化消费需求，并同时创造效用价值和心理价值。但不论如何强调消费者单独创造价值的重要性，其仍然体现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创价值的理念。
价值共创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创造现象越来越受到管理学界的关注，价值共创理论的提出对传统的价值生成方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价值共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引起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也仅是近十年的事。目前主要有两种价值共创观点，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价值共创理论的两个不同分支。一是由C.K.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文卡特拉·马斯瓦米（VenkatRamaswamy）提出的基于消费者体验的价值共创理论，他们认为共同创造消费体验是消费者与企业共创价值的核心，从企业竞争视角揭示了新环境下由企业与消费者角色转变导致的企业经营理念与经营模式的转变，并且认为企业与消费者共同创造价值是企业构建新的战略资本和塑造新的核心能力的全新战略取向。关于价值共创的另一个理论分支认为价值网络成员间的互动是价值共创的基本实现方式，其代表是斯蒂芬L.瓦戈（StephenL.Vargo）和罗伯特F.鲁什（RobertF.Lusch）提出的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理论。
价值共创的逻辑基础
在当今的信息经济时代，行业界限逐渐模糊，企业的提供的既不是单纯的商品也不是纯粹的服务，而是把两者整合在一起的“解决方案”，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很难准确地区分商品与服务。为此，瓦戈和鲁什两位学者于2004年在美国《营销学杂志》上发表题为《向着新的营销主导逻辑迈进》的文章，正式提出了服务主导逻辑，随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他们建议遵循一种全新的服务主导逻辑，并且主张不要对两者进行主次或优劣区分，而是把两者统一到服务的概念下，进而重新思考市场交易、价值创造等基本问题。他们建议用全新的服务主导逻辑（ServiceDominantLogic）来取代传统的产品主导逻辑（GoodDominantLogic）。服务主导逻辑一经提出，便在营销学界和管理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相关的学术争论也促进了服务主导逻辑思想的不断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关于服务主导逻辑的十个假设（见表1）。
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理论界早已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theory）和核心能力理论（corecompetencytheory），而对于资源类型的划分以及对不同资源重视程度的差别，也成为商品主导逻辑和服务逻辑的主要区别的表现之一，根据詹姆斯a.康斯坦丁（Jamesa.Constantin）和罗伯特F.鲁什的分类，企业资源可以分为对象性资源（operandresources）和操作性资源（operantresources）。对象性资源是主要指有形资源（包括商品）、自然资源等，在生产活动中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后者主要包括知识和技能，在生产活动中往往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服务主导逻辑下，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操作性资源就成为最核心的要素。与对象性资源相比，操作性资源通常是无形的，但又是动态的、无限的。
基于古典经济学和工业经济特征的商品主导逻辑把对象性资源看作是最重要的资源，并把体现对象性资源的最终成果形式的“商品”看作是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核心要素，商品主导逻辑所秉持的重对象性资源、轻操作性资源的观点，在这一主导逻辑下，企业没有给予商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涉及的知识、技能等操作性资源以应有的重视，并且把这种资源的最终表现形式“服务”仅仅看作次优产出。甚至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许多学者把服务作为商品的对立面，用原有商品逻辑的思维来探讨服务的特征，提出不同于产品的思路和方式来探讨推广服务的战略及对策。
而核心能力观将核心能力当作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高阶资源（high-orderresource）。从本质上讲，高阶资源是一种整合了多种基础资源的“知识和技能束”（bundleofknowledgeandskill）。基于操作性资源观，瓦戈和鲁什把服务定义为“某实体为了实现自身或其他实体的利益，通过行动、流程和绩效对自身的知识、技能等专业化能力的应用”。这一服务定义超越了商品主导逻辑中“分”的思想，而把具体的商品（goods）和服务（services）统一于服务本身。从价值创造和呈现的角度，对象性资源和操作性资源的观点差别并不意味着在商品（goods）与服务（services）中服务更胜一筹，也不意味着在服务主导逻辑下企业应该只重视服务。而是在服务主导逻辑下，商品（goods）与服务（services）已经不再是同一水平上的概念，更应该秉承“整合”与“解决方案”的思路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
企业营销战略的转变
每隔两年，mSi（美国营销科学学会，marketingScienceinstitute）会邀请其成员、企业和学术领军人物帮助设立可资助的研究话题和研讨会议，这成为了解当今全球营销研究热点的重要窗口。2010年美国营销协会教育者年会将价值共创作为分组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营销科学学会也把价值共创列为2010～2012年的优先研究方向之一。在2012～2014的优先研究话题中，也进一步充分体现出基于服务主导逻辑的价值共创的发展趋势，如专题3“设计体验，而不是产品”：如何使顾客体验是让人印象深刻的、有趣的、反复的和有价值的？产品体验研究不仅仅存在于服务业和零售领域，还可以向新兴领域转移。人们购买的是体验而不是产品。在营销领域，需要企业系统设计出能创造品牌价值的体验。哪些体验对顾客是紧要的而哪些是不重要的。再如，专题4“洞察消费者角色”：种种迹象表明，创新的时机已经成熟，尤其是针对人们为什么购买和使用产品与服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消费者洞察能力，如通过移动设备打分、社会媒体监督、在网上或店内跟踪行为等。
传统营销体系以价值链思想为主导，营销管理的主流模式是“选择价值—提供价值—传递价值”。在以服务生态系统为主导的营销蓝图中，营销管理的核心是创建能使各方共赢的平台，顾客和其他参与者都能在这个平台上获得应得的利益。在基于服务主导逻辑和的价值共创观念下，营销部门的角色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营销部门将成为传达消费者信息的中介、促成市场交易的协调者以及消费者社区的管理者。
从最初的产品学派开始，企业和营销研究者探讨如何将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完成交易，到后续的以消费者为核心的营销管理提出，价值由市场决定，商品嵌入的价值必须对消费者有用，市场营销的主要职能是形成让消费者满意的决策。从1980年代至今，营销已成为社会和经济的重要发展流程，在批判旧有流程框架的基础上，营销理论和实践出现了新的范式，营销不仅仅要注重产品交换，更要关注无形产品、技术、知识和流程交换；基于有形产品的营销观念，不仅不利于对服务的理解，甚至还会导致对营销理念的误解。因此鲁什等人对营销观念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经典的“tomarket—marketto—marketwith”营销观念的发展范式，并归纳了营销观念发展的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以前），重在发现市场，主要解决产品、市场结构和市场功能问题，并且产生了产品、功能和制度三个学派；第二阶段（1950～2010年）注重市场管理，强调一切市场活动应以消费者为中心，旨在发现消费者的潜在价值和探索最佳营销组合；第三阶段（2010年以后）是价值共创阶段，这个阶段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价值，以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2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类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如何使教学、培训能满足不同地点和不同学习时间人们的需要，传统的面对面教育方式在这方面已经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远程教育应运而生，它的优点在于使学生在时间和空间并不统一的情况下，能与教师进行交互并完成学习任务。远程教育资源系统开发是指教育科研机构与学校联合（也可能独立开发）在现有课程来源的基础上，围绕既定的教育方针和目的，对网上学习者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并利用网络技术整合学科内容结构、创生出那些蕴涵了特定的知识，能创造出一定教育价值，并能以数字信号形式在互联网上进行传输的、包含各学科内容并有助于学科内容学习的数字化学习资源的活动。
2远程教育资源系统设计
2.1系统B/S三层结构
B/S三层结构是一种成熟、简单并得到普遍应用的应用程序架构，它将应用程序结构划分三层独立的包，包括用户表示层、业务逻辑层、数据访问层。其中将实现人机界面的所有表单和组件放在表示层，将所有业务规则和逻辑的实现封装在负责业务逻辑组件中，将所有和数据库的交互封装在数据访问组件中。其结构如图1所示。三层结构是一种严格分层方法，即数据访问层只能被业务逻辑层访问，业务逻辑层只能被表示层访问，用户通过表示层将请求传送给业务逻辑层，业务逻辑层完成相关业务规则和逻辑，并通过数据访问层访问数据库获得数据，然后按照相反的顺序依次返回将数据显示在表示层。依照三层结构的划分方法，该系统采用三层体系结构将应用程序划分为3个逻辑层面：
（1）用户表示服务（presebtationServices）,是用户与远程教育资源系统进行交互的端点。通常由win32或者基于浏览器的图形用户界面应用构成。在该层用户可以查看、输入和处理数据。从用户的角度来看，用户服务层就是整个应用。在本系统中，用户服务层由webforms构成。
（2）业务逻辑层，它负责封装事务处理、业务规则、数据访问及其他的核心应用逻辑。业务逻辑层可以有效地作为前台用户服务层和后台数据服务和数据存储之间的桥梁。在本系远程教育资源系统中，业务逻辑层将由在windows组件服务中执行的事务处理和非事务处理.net服务组件构成。
（3）数据访问层，该层负责检索和操作在一个或者多个数据存储中存储的数据。通过将数据访问和操作分离到独立的逻辑层中，就可以将业务逻辑层从附属数据存储的细节中抽象出去。在本系统中，业务逻辑层将实现为一组封装了SQL数据访问逻辑，并向业务组件返回结果集的存储过程。业务逻辑组件通过这些存储过程访问数据库中的数据。
2.2系统基本功能
远程教育资源系统最主要的功能是资源的管理。资源包括以下几个类型：文档资源、视频课件资源、音频课件资源以及学生对于课程的提问和交流、学生在线习题、网上作业、在线答疑辅导等。资源的管理具体是指对上面所提到的课程资源实现。
2.3系统业务流程
远程教育资源系统资源管理主要包括添加、修改、删除、检索资源，以及修改删除资源以后校验和更新学生使用的资源。
3功能实现
3.1系统数据库连接
远程教育资源系统中数据库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类，它主要实现了系统对数据库的访问，包括打开数据库连接、关闭数据库连接、获取DataView，执行数据库命令等。其中，实现的远程教育资源系统数据库连接的关键代码如下描述：
publicstaticintopenDboracleCon(){oralecon.ConnectionString=System.Configuration.Con－figurationSettings.appSettings["DBConnectStr"];try{oralecon.open();return1;}
catch(exceptione){error=e.message;}
finally}
return1;}
return-1;}
3.2系统音视频资源上传
音视频课件的上传并且转化成FLV格式文件，使远程教育资源系统音视频课件管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在系统实现的过程中，引入了第三方软件mencoder。mencoder是一个简单的影片编码器，它可用于影片(aVi/aSF/oGG/DVD/VCD/VoB/mpG/moV/ViV/FLi/Rm/nUV/net/pVa)编码之间的相互转化。音视频课件上传的工作原理就是：视频先上传，然后使用mencoder开始转换。关键代码下所示：
//通过批处理文件调用mencoder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infoFilestartinfo=new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info(tool);Style=System.Diagnostics.processwindowStyle.Hidden;
//设置mencoder转换参数Filestartinfo.arguments=""+vFilename+"-o"+flv_file+"-oflavf-lavfoptsi_certify_that_my_video_stream_does_not_use_b_frames-oacmp3lame-lameoptsabr:br=56-ovcvcodec=flv:vbitrate=200:mbd=2:mv0:trell:v4mv:cbp:last_pred=1:dia=-1:cmp=0:vb_strategy=1-vflavc-lavcoptsscale="+widthofFile+":"+heightofFile+"-ofps12-srate22050"}
//执行转化try{System.Diagnostics.process.Start(Filestartinfo);Catchimg(flv_file,imgFile);}
catch{return"";}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3
目前，虽然学界对该问题领域的研究论点日渐累积，但却存在较明显的理论缺陷。主要表现是宽泛乃至没有限制地使用逻辑范畴，将本不具备逻辑层面意义的某些局部性、偶然性规则解读为逻辑，致使所谓的国家治理逻辑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逻辑究其内涵来说，应当是指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原则，如果根本原则出现多样化情形，只能表明这些被视为逻辑的规则并没有达到逻辑高度，致使原本致力于逻辑层面的研究最终仍然停留于具象层面的研究。再比如，林林总总的国家治理逻辑的研究，论者均自立门户，自说自话，未重视对话，以发现联系区别，更说不上增进知识积累。究其原因，恐怕是研究者虽然明确了抽象化的逻辑研究意向，但是并未正确选择与此匹配、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工具。本文的宗旨是试图构建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讨国家治理的逻辑。基本内容是先对国家治理逻辑的现有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和评论，在对话交流基础上建立以权利为中轴原理、权威体制为中轴结构的分析框架，即规划性政治框架，并提出规划性政治即国家治理的中轴逻辑;然后，选取三个典型例证来证明上述观点的可行性，最后讨论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规划性政治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一、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研究:多种逻辑观点的评述
国家治理的逻辑的研究，实质是试图透过林林总总的、具体的治理观念、治理行为和治理体制，去发现和总结背后共享的、稳定的、占支配地位的规律。目前，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政体和历史演变两个维度来把握国家治理的逻辑。为了方便表述和讨论，分别称为政体逻辑和历史逻辑。政体逻辑。这一研究维度主要是从中国政体的内在特点和矛盾来探讨国家治理的逻辑。周雪光提出，中国自古以来承受规模之累，在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存在深刻矛盾，中华帝国得以维持的原因是发展出了帝国的治理逻辑。曹正汉认为，中国的国家治理经验是形成了以化解统治风险为目的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的上下分治体制。冯仕政在解析国家运动形成和变异的机制时，主张国家运动的逻辑是由革命教化政体的内在矛盾对超常绩效的追求与卡理斯玛权威类型的矛盾决定的。以上三种观点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表述分别是权威体制、上下分治和革命教化政体，其共同之处是以强大的中央集权为后盾。
历史逻辑。该研究维度是从国家治理演变的历史脉络中归纳出国家治理的逻辑。林尚立总结了近代以来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后，提炼出以下观点: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成长的轨迹就是寻求实现权威、秩序与活力的高度有机统一。对于处于现代化中的中国来说，国家权力要能够创造转型发展，首先必须形成有效政治发展与政治有效性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治有效性是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中轴原理。基于对新中国60年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演进的总结，唐皇凤认为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调控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同样是对60年来中国政府体制演变的历史考察，何显明认为国家治理模式演变的中轴逻辑是政府角色的转型，以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关系。彭勃等以考察环境卫生整治为切入点来分析整个国家治理的逻辑，认为各种治理手段变换的真实动因是动员稀缺资源实现有效治理。改革以来国家治理逻辑吸引了更多学者的关注。柯丹青在分析了农村改革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后认为，农村的私有化改革只是部分地体现了农民权力的权益主张，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国家应对农民挑战、强化国家政治权力的逻辑。渠敬东等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提出中国治理体制总体上从改革前的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转变。汪庆华从国家建设角度提出，改革以来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转型旨在通过提供健全的制度基础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形成。黄冬娅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视角来考察基层治理方式及其转变，提出基层治理的实质是国家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马骏运用波兰尼的双向运动理论来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特点，认为国家治理的重构在于平衡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利益冲突。不同于以上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的逻辑研究，张静认为，提出所谓中国政治的模式为时尚早，它还不具备稳定性、独特性和可模仿性。如果要做抽象程度较高的概括，只能叫做反应性理政，其特点是执政模式不固定，非正式渠道大量存在。采用这种没有固定逻辑的治理体系的国家被国外学者称为令人迷惑的政策矛盾的国家。
以上内容主要是从政体和历史两个维度来梳理现有文献，难免存在遗漏之处。在实际学术场景中，上述两个维度很难做非此即彼的划分。因为政体逻辑中的政体是处于历史变化中的政体，而作为国家治理的历史逻辑也主要是指政体运行的逻辑。就政体逻辑研究维度来看，三位学者作了一个共同的理论预设，即权威体制预设。这个预设在周文题目中毫无隐晦地表述出来了;冯文虽然没有在字面上明确这个预设，但却指出了中国权威体制的独特之处是将权威建立在卡理斯玛基础上，这种权威类型对超常绩效有着本能偏好;曹文则从权威体制的统治风险来阐述国家治理体系的实际运行。从更抽象的层面来分析，可以看到，政体逻辑有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色彩，即侧重于分析权威体制中国家方面的权能、行动和权益。因此还存在理论提升空间以从更宏观的视角来探究国家治理的逻辑。就历史逻辑的研究维度来看，可以将其看作是从具体方面对这种权能、行动和权益加以阐述，主要包括国家权威和有效政治发展、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调控、政府角色的转型、国家汲取资源、强化国家政治权力、为社会订立规则并获取服从等。因此可以说，政体逻辑和历史逻辑这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逻辑的研究，实质上都是在论述权威体制下治理的国家逻辑。从历史和当前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状况来看，治理的国家逻辑确实能够解释国家和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是绝对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但因忽视了社会体系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存在不可避免的解释限度，特别是在市场化改革和双向运动的背景下，其理论解释力度更为局促。事实上，尽管在权威体制下国家具有相当的自主性，但也难以自主到可以置社会逻辑于不顾的程度，国家和政府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不能脱离社会支持而单独存续，这是与传统权威体制的不同之处。汪庆华、马骏发现了治理的国家逻辑存在的问题，试图以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来矫正国家逻辑的问题。但是，无论是以市场逻辑、社会逻辑，还是以国家逻辑来概括表述国家治理的逻辑，都存在以偏概全的风险。有解释力度的分析理论需要提炼出能够同时兼顾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和国家逻辑的、更具抽象意义的分析框架，才能正确发现和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
其实，政体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研究维度已经为建立新的、更具抽象意义的研究框架提供启迪。这就是两个维度的观点最终均落在了维护或发展国家层面的主张、权能、资格和权益等方面。这些概念可以用国家权利这一范畴来统一概括，在分析框架里表征治理的国家逻辑。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社会的权利，在分析框架里意指治理的社会逻辑。这样，就可以权利为中轴原理、权威体制为中轴结构来解释国家治理的逻辑，具体来说是以中国场景中独特的国家权利与社会的权利的相互关系来解释国家治理的逻辑。本文将这种建立在以权利为中轴原理、权威体制为中轴结构的权利分析称为规划性政治分析。应当指出，规划性政治不仅是理论方法，也是国家治理的实践方法，是国家治理的逻辑。
二、作为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规划性政治
在讨论规划性政治这一新的概念之前，先简要界定以下基础性概念的含义。
(一)基础性概念
逻辑:逻辑是一个人们广泛使用而没有恰当定义的字眼。逻辑一词在日常用语中有四种含义: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具体的理论、观点和道理;思维的规律、规则或者是指逻辑学科。以上四种逻辑定义中，除了指学科定义，主要是指规律之意。本文所指逻辑即规律。国家治理的逻辑:是指治国理政的规律。借用丹尼斯贝尔的话来说，国家治理的逻辑是概念性图式，是解释社会的中轴原理，在解释国家是如何治理这个问题上，它设法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能动原理，因果关系中的第一位因素。因此，国家治理的逻辑是国家与社会的中轴逻辑、结构性原则和主导性原则，是决定其他原则的元原则。
权利和权力:当今时代虽为权利时代，但为权利界定众所公认的定义并不容易。正如康德所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什么是真理?那样使他感到为难。他的回答很可能是这样，且在回答中极力避免同义语的反复，而仅仅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指出某个国家在某个时期的法律认为唯一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而不正面解答问者提出来的那个普遍性问题。在西方权利学说谱系中，权利是由利益、主张、资格、权能和自由组成的综合概念。有学者认为以其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他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对于权利观念，阿马蒂亚森有更为独到的认识。在其权利方法语境中，森主张权利研究应当关注权利主体，特别是底层群体实际上的、有能力实现的权利，即可行能力。综合以上观点，本文中的权利，是指建立在可行能力基础上的主张、资格和权益。如果借用吉登斯结构化理论话语来具体解释权利，是指行动者制定和使用规范性规则(特定的权利和义务规则)和解释性规则(特定的知识库和知识框架)、支配和使用权威性资源(控制和引导的能力)和配置性资源(物质、人工制品及用品)的可行能力。这种使用规则和资源的可行能力不同于权力，后者是指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具有有意性、有效性、单向性等特点。权力也不同于资源，权力是影响力术语，指政治体系中主体a的意图、行动和B的行动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由于a的意图和行动，B试图去造成x，表示a对B施加了明显的影响力。简单来说，权利是指主体单方面的行动能力，不具有控制和影响他人的性质;权力是指实现自身意图的控制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两者关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拥有权利的目的在于实现自身意图，权利从形式到内容均与场域中他者的控制力、影响力密切相关;掌握权力的目的在于保障自身权利，权力的性质和效能受到场域中他者的行动能力的影响和制约。规划:规划同样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曼海姆认为，规划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高级阶段，当人与社会从对个别对象和制度的有意发明进展到精心调节和明智掌握这些对象之间的关系时，就将谈及规划和有规划的思维。规划思维的特点是在每个情境中的关键地位掌握事变的复合特点，其最基本要素是，不仅仔细思考个别目的和有限目标，而且还了解这些个别目的对更为广泛的目标最终将有什么样的作用。
可以看出，曼海姆对规划的定义包括两个层面:行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以及相对于特定目标的功能性。哈耶克不太赞同曼海姆对规划的定义。在他看来，社会层面的规划，不是指运用明智的预见以尽可能合理地处理问题，而是指根据单一的规划对一切经济活动加以集中管理，规定社会资源应该有意识地加以管理，以便按照一种明确的方式为个别目标服务。所以，哈耶克所说的规划是指特定目标视角下的集中管理，而不包括行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素。本文中的规划综合了曼海姆和哈耶克的规划含义，是指根据特定目标对规则和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加以集中管理，以保障规则和资源的使用不偏离该目标，并在主观层面有助实现该目标。规则和资源的集中管理，一方面是规则和资源使用的明确方式，另一方面是指规则和资源可行能力在不同主体间分配的集中管理。前者是后者的外在体现;后者是前者的依据而更具实质意义，是规划的主要含义。
(二)规划性政治:定义和特征
按照戴维伊斯顿的理解，政治是指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里所说的社会价值是指宽泛意义上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权威性则是指当人民被蓄意实施权威手段或受它的影响而认为他们必须或应当加以服从时，一项政策就是带有权威性。具体来说，社会价值是指规则和资源的总和，政治是指制定和使用规则、配置和使用资源的权利的权威性分配。所谓规划性政治，是指按照权威机构的目标来设置、分配和使用权利以保证该目标的实现，所有其他主体的权利的性质和地位取决于它对于该目标的功能。规划性政治的实质是指以国家为核心的强势行动者与社会群体、特别是以工农阶层为主体的弱势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即强势行动者依照自身特定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有计划地赋予弱势行动者以规则和资源的生产与再生产能力。强势行动者之所以没有排斥弱势行动者而独占权利，以致后者处于无权利状态，是因为弱势行动者的无权状态会导致整个政治社会陷于停滞，强势行动者的安全无法得以保障。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地方重大民生专项规划编制中的公众参与机制研究”（13aZD089）、上海市哲社规划课题“结构、互动与集体行动：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研究”
“民主”作为一面旗帜，一直伴随着中国救亡和现代化复兴的道路。百年之前新文化运动热烈呼唤“德先生”，中国共产党秉承“五四”以来民主建国和兴国的原则建立起新的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迅速成长，社会巨大变迁，不断朝着民主富强的民族复兴目标迈进。但是，近年来，本来毫无疑问的“民主”竟然成了一个“问题”。各派学者争论不下，社会民众也莫衷一是。排除掉那些非学术性的争论，能够称得上严肃、科学的民主论争大致有两派：反对民主的学者一般都是从工具主义的角度，认为如果将民主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必将导致决策低效、福利刚性、庸人治国、多数人暴政、选举腐败、政策短视等；而支持民主的学者不仅认为民主是不能化约和牺牲的政治价值，而且作为一种治理手段，民主机制可以解决现实公共治理中诸如政治腐败、少数人暴政、漠视民生、决策失误等重大问题。本文认为，行政逻辑和民主机制，是人类公共事务治理的两种基本手段。如同国家的两只治理之手，不可偏废其一。为了实现善治，须行政和民主两只手相互补充协作，共同发挥作用。
行政逻辑的功能与局限
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行政力量主动介入和推动经济、社会变迁。行政力量的渗透和影响，伴随着整个现代化过程。行政力量所秉持的行政逻辑，集中体现在化约性、集中性、计划性和组织性四个方面。由于这些内在特征的作用，行政力量的影响往往迅速有力。行政逻辑的四个内在特征也造成其内在的局限性，并由此产生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1.化约逻辑。面对纷繁复杂的广阔社会，行政力量永远是有限的。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这一矛盾日益尖锐。[1]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行政力量往往采取化繁为简的“化约”逻辑，即将复杂社会简单化，使其成为行政力量可以操控的对象。这里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当国家能力强大到一定程度，国家会通过管理制度重塑自然和社会，对社会和自然采取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例如整齐一致的政策动员运动，整齐划一的社会组织结构（例如单位）等。而社会和自然的复杂性，被抹杀和掩盖于简单化的管理制度之中。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目的是便于管理，简单化、清晰化、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和自然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2]当行政体系缺乏足够能力重构社会时，“化约”逻辑就用简单化和抽象的指标来替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例如GDp替代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指标替代人的差异，土地统计指标替代土地的复杂性，“文明创建”的指标体系替代社会发展，发案率和破案率替代社会安定秩序，金牌数替代体育事业与服务等。通过指标来代表社会的复杂性，尽管能够抽象出公共事务的部分要素，但是也往往掩盖了更多的丰富内涵。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指标化”的管理手段不仅体现在各级政府行为中，还随行政逻辑一道渗透到其他非行政领域，如教育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中的指标化管理。更为严重的是，在我国目前的体制环境下，自上而下的管理系统都喜欢那些能够看得见的指标，即所谓具有可视度的“显性”指标。“显性”指标逻辑的盛行，对自上而下“可视度”的强调，经常扭曲管理目标，从上往下看的管理图景，往往与管理实际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2.集中逻辑。行政体系在规模和资源上都是有限的，而公共治理的对象却拥有海量的规模。在治理实践中，行政力量往往只能选取很小的局部领域施加影响。其典型的策略是确立优先次序和重点工作，将主要精力和优质资源投入其中，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好钢用在刀刃上”就是这个逻辑。行政力量的集中逻辑在于“以点带面”，通过点的发展引领面上的发展。这种现象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例如国家发展主义的“优先发展战略”，我国改革以来盛行的“项目化”治理风格等，均体现出行政治理的集中逻辑。在集中逻辑的策略之下，行政资源和精力不成比例地投入部分领域，而其他大部分治理领域的事务则被轻视、忽视，放任自流。由于这种策略集中使用资源，因而在某些点上的见效快，通过“以点带面”也不乏成功案例。但是随着公共治理日益复杂化，这种集中逻辑越来越遭遇困境。例如我国地方政府职能从项目化的开发与治理，转向全覆盖的公共服务提供时，集中逻辑往往表现出严重不适。在改革发展朝纵深发展，治理目标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公共治理的任务要求已经不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而是要解决资源分配的比例问题。即“问题不是等次，问题在于比例”[3]。总之，行政体系的集中逻辑可以解决优先次序，却无法应对比例分配资源的复杂局面，其结果是往往导致政策失败，引起政策合法性的挑战问题等。
3.计划逻辑。计划性是行政理性的重要体现。行政力量在目标确立之后，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规划，设定具体步骤，按部就班地推行政策实施。行政体系的计划逻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理性规划。行政决策一般依靠行政管理者或者少数专家的经验与决策理性，而外部决策力量很难产生影响。第二，指令性资源配置。在封闭决策的基础上，行政资源的指令性配置成为关键性机制。行政资源的分配权呈现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在科层的金字塔上，少数决策者掌握了资源的配置权。行政管理的节点，就是自上而下对各种资源进行有计划分配的环节。第三，工作分解。在计划逻辑的指导下，复杂的行政管理任务在两个维度上进行分解，即部门单位的分解和时间单位的分解。对行政任务的分解，可使执行压力更加具体地传递下去，确保任务的完成。任务分解的做法在计划逻辑中比比皆是，而分解过程中所产生的误差和折损，往往影响原先任务的完成，甚至面目全非。
计划逻辑建立于行政理性的基础之上，与市场逻辑及其社会后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冲突。计划时常脱离于管理实践，计划经常留在口头上，写在纸上，挂在墙上。尤其严重的是，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大大提高，计划常常赶不上变化。打了折扣的计划实施，反过来又会影响行政逻辑的实施，以及它的合法性基础。同时，行政的计划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无法容忍计划外的变数。这种逻辑时常外化为“操控”策略，对新生事物和力量往往采取怀疑和压制的态度，造成行政体系刻板、封闭、守旧的形象。解决计划逻辑所造成的难题，依靠行政力量本身往往无济于事，需要引入外部影响力量，以弥补计划逻辑的不足。例如以开放性的决策市场，替代依靠少数人理性的封闭决策，以竞争性手段替代计划性的资源分配等。
4.组织逻辑。马克斯?韦伯提出，有组织的体系是现代官僚机构的重要特征。[4]行政机构的重要行动逻辑，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命令系统组织起来，依靠有组织的行政机构实施治理。因此，行政行为深刻地因循组织逻辑，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组织控制。与一切组织具有相同的特性，政府组织存在着天生的控制导向，“管理就是控制”，政府对管理对象表现出很强的控制倾向。而随着控制对象的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程度不断提升，组织控制的悖论日益体现，并挑战控制行为本身的合法性。[5]第二，单打独斗。行政力量的组织逻辑还表现在对行政组织自身的过分倚重。其原因在于行政组织自身的扩张特性，容易将公共治理中的其他主体排斥在外。同时行政组织的自负态度，也容易导致决策者怀疑其他主体的道德水平和执行能力。行政力量单打独斗的治理格局，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现代治理需求，而行政力量往往又排斥其他力量的介入，导致多主体治理结构难以形成。第三，“人”问题。行政力量必须依靠有组织的力量施加影响，必然产生“人”的问题。在科层结构中，命令链条在延伸过程中必然产生信息不对称和指令变异的情况。指令的执行者常常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严格执行指令。当前，组织逻辑之下产生的人问题，对人的监控不力，是官员滥用权力，造成民众不满的主要诱因。
民主机制的治理功能
民主肯定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医百病。但是作为一种主要的治理手段，民主机制之于公共治理体系的意义却是根本性的，可以弥补行政手段的弊端和不足，减少行政手段的负效应，使公共治理进入良性循环。
1.民主机制改造治理生态。希望通过几次选举，就能够遴选出最理想的领导人，作出最合适的决策，获得最佳的治理效应，这当然是书生之见和不切实际的奢望。现实中的庸人当政、决策迟缓、治理低效等，一直是伴随民主体制的病症。但是，以选举为标志的民主机制，却可以根本性地改变公共事务的治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抑制行政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民主政治中最基本的机制，就是选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民意代表或者领导人。诚然，选举本身不是决策，更无法消除争端。[6]选举是民主的第一步，是决定谁来充当决策者，谁来化解争端。选举以最直接和最根本的方式建立起领导人与选民之间的问责关系。选举不能改变领导人的品格，选出来的也不一定是好人，但是如果选举机制缺失，领导人的行为生态就根本不同。即使没有选举机制，也许领导人会出于道德价值追求、政党意识形态，或者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在治理过程中为民众谋取福利。但是决定领导人是否当选的不是选民，而是政党决策或上级官员。因此在其决策衡量中，将自上而下的命令与监督放在首位，自下而上的民众压力则在其次。由于不存在选民与领导人之间的任命委托关系，行政力量获得相对于民众的自主权，决策考虑中往往顾及治理者的处境，忽视治理对象的诉求；重视像企业这样有组织的利益，忽视民众个体的多样化需要。由于选举机制的作用，在根本上改变了领导者的治理环境，迫使其严肃考虑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眼睛不仅要往上看，更重要的是还要往下看。同时也要求官员合理平衡个体民众与有组织团体的不同利益要求，要注重企业、利益团体等有组织的政策需求，也要充分吸取广大选民的政策需求。
民主机制的功能不仅在于选举，还在于产生一个代议机构来表达民众意志。代议机构的成员由选举产生，在日常政策过程中反映选民意志。民主体制下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代议机构与行政机构同样发挥常态性功能。代议机构对行政机构的限制和制衡，改变了行政机构的运行环境。尽管代议机构会延缓决策的时间，甚至会阻挠和否决正确的决策，但是整体上而言，代议机构能够在法定的程序过程中，限制和校正行政决策，防止决策失误，减小错误决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地方政治体来看，民主体制使地方民众能够决定地方领导人的人选，以及地方代议机构的组成。因此民主体制往往赋予地方较大的政治和行政决策权。地方与中央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例如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在决策过程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派往这些地区访问取经的官员惊奇地发现，欧洲国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财政和征税，并对当地事务做出决策，而中国的财政过于集中，没有给党的地方领导人留出足够的工作空间。[7]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赋予地方的自主空间，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源。当地方无法制约中央行政力量时，则导致央地关系失衡。中央权力过大过强时，往往热衷于超大型的治理项目。[8]
2.民主机制重塑合法性。公共治理的前提是有一套合理的制度，人民自愿服从制度安排，从而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公权运行和公共治理需要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提出魅力型、传统型和法理型合法性。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合法性是有效治理的基本前提，用我国的体制话语，就是“人民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因此，现代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是制度的合法性，这套制度规定公共权力如何产生、如何运行，在冲突中如何提供合理公平的裁决等。现代政治生活中，民主机制奠定了制度合法性的基础。在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支持下，通过选举决策者，公民自愿接受制度安排，民主机制是最主要的合法性供给制度。同时，合法性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公民对制度合法性的质疑始终存在。民主机制中的参与、议事、协商、监督功能，能够有效校正公共政策，制约治理过程，通过民主机制的合法性构建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总之，民主机制不一定能够产生最理想的领导人和最合适的公共政策，但是可以赋予决策者和政策最巩固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选择的不一定是最好的，至少是民众所接受和认同的。
合法性是一切政治体制运作的基础，如果不能从民主机制中获取合法性，就需要从其他路径建构合法性基础。首先，从意识形态之中寻找合法性。清晰有力的意识形态，的确具有稳定的合法性建构功能，但是现代社会更多强调个体感受，强调价值理念与现实生活的关联。因此，现代国家就是需要将意识形态的愿景与治理现状联系起来。为了满足这个需要，国家一般会倾心于大型社会改造项目和治理项目，在大型项目中吸引民众和动员民众。[9]通过宏大叙事来建构合法性，强调整体利益和集体主义，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间时常存在反差。在结果上，大型项目的失败极大地瓦解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其次，如果缺乏民主机制提供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来源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公共治理的日常绩效，在意识形态淡化，政治生活日益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尤其如此。单纯通过治理绩效获得合法性，必然面临许多现实的难题。例如，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公共治理的结果不仅与政权的主观努力相关，而且还取决于许多复杂的因素。也就是说，治理绩效的好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好心不一定能够办好事”，再好的政策和体制也无法保证总有好的治理效果。一旦治理绩效下降，就会造成合法性受损。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实际上要面对更高的绩效压力和更严重的合法性饥渴。同时，现代社会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社会的利益需求分化日益明显，公共治理的绩效在不同人群中的影响必然不同，甚至会完全相左。例如，当前中国改革之所以进入深水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今天已经不可能用一个“改革”话语，不可能通过放松管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可以让所有人满意。不论是什么政策，对于不同群体的影响一定是不同的。希望用一个整体发展和惠民的好政策来博得所有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已经完全不现实。
民主机制不仅为民众提供一个投票选择和参与的平台，也提供一个汇聚民意、理性讨论的平台。当然，民主机制缺位，民意也要以相应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影响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只不过这种表达方式对体制的冲击性和破坏性更大而已。而且，总是有少数人获得不成比例的民意表达途径。例如在网络上发声、卷入冲突事件的毕竟是民众的少数，但是他们往往获得更大的民意表达机会，或者被误认为就是全部民意。由于缺乏民主代议机制，行政力量常常也只能屈服于少数人的意志。资源配置可能会朝少数人方向倾斜，更为严重的是少数人，或者少数团体可能会绑架大多数人，因为沉默的往往是大多数，不在行政力量的视野之内。这种状况最终导致民众不满更加郁积甚至爆发，导致公共治理的阻碍力量和运行成本急剧上升。
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可以提供一个民众发声的平台，各种利益需求平等协商和竞争的平台。看起来民主机制会使政府决策受到掣肘和制约，但政府也依靠民主机制获得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改善治理生态。在治理绩效下降，意识形态日益模糊，社会利益需求对立冲突时，行政力量如果能通过民主机制获得制度合法性，反而能够让行政机构从绩效压力、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困境中解放出来，脱身于合法性困境的泥沼。
3.民主机制构建“决策市场”。林德布洛姆在《决策过程》一书中，分析了理性决策困难的原因，包括政策问题难以界定；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无法获取充分的决策信息；以及各方在政策目标和价值观上无法统一等。[10]因此，单单基于行政理性进行决策是非常困难的。通过行政机构运用其理性确立目标和价值追求，界定政策问题，排列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研究各种手段可能产生的政策后果，通过比较每一个选项的政策目的和政策后果，从而决定最为理想的政策选择，这种理想图景在行政实践中往往不存在。行政理性决策的困境，随着现代社会公共问题日益复杂化，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而不断凸显。有学者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关门决策模式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11]同时，因决策失误造成治理困境，也成为社会冲突加剧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重要原因。
理性决策存在着固有困难。而现代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复杂性不断提升，单一行政决策越来越困难，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开放决策的空间。民主机制在决策上的优越性，就体现在它能够打开决策参与的通道，构建一个“决策市场”。就如同经济市场提炼简化经济信息，决定资源配置方案一样，“决策市场”也是让更多主体参与决策过程，[12]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协商、妥协等过程，带入新的政策知识，汇集决策信息，形成更为精准的决策。
民主机制形成“决策市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主机制下公共决策参与方除了行政机构之外，还包括代议机构、司法机构、政党组织等。不同机构在决策中代表不同的政策主张，如行政机构侧重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代议机构侧重政策后果和选民反应，司法机构侧重政策是否符合法律精神与规定，政党组织侧重政策的政治影响等。不同决策主体在同一个政策之上可能秉持不同的价值目的和政策偏好，不同主体间的制约、平衡、对冲和协调，使决策结果可以避免失之偏颇和流于谬误。第二，民主机制让公共政策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卷入政策过程，例如政策操作者、专家、利益集团与政策受众等，利益相关者更为实质性的参与，使决策信息更加丰富，信息交流和讨论更加充分，为准确决策奠定基础。第三，民主机制在纵向的中央、地方、基层的维度，在横向的政府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司法权力部门维度，都可以实现分散决策。即将公共决策权和决策内容分散给更多的层次和决策机构。这种分散化的决策风格，有利于形成制约和避免巨大的政策失误。第四，民主机制能够将不同的政策知识容纳到决策过程之中。上层行政机构主要依靠通过逻辑演绎形成的普适性知识，地方和基层机构，尤其是基层政策参与者，则能够将世代实践累积起来的地方性知识，或者乡土知识有效利用起来。[13]斯科特分析如何避免国家大型项目的失败，也寄希望于深藏于民间的“米提斯”。[14]
民主机制所构造的“决策市场”，时常导致决策主体的相互制约和抵销，必然延长决策时间，耗费大量精力，甚至无法进行正确决策，这也是民主机制常常受到诟病的原因。民主体制下的决策模式，尽管没有激进和激动人心的大动作，而是以中庸妥协的渐进微步为主，很难在复杂纠结的公共问题中“快刀斩乱麻”，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大有作为；但是从长时段考察，民主的“决策市场”，则有利于决策定位的准确化，减少大型决策失误的产生，能够更长远地达到效率目标。
4.民主机制培育参与和合作。在传统模式下，行政管理具有专业化和科学化特征。行政管理者是一群独立于公众的专业群体。他们基于行政理性和科学逻辑，通过技术标准贯彻政策。选民通过政党政治、问责和政治任命影响行政体系的顶层人选，而直接操作的行政官不需要考虑公民的政策偏好和利益追求。由于现代公共治理日益复杂，行政管理的难题越来越多，治理失效和失败的案例上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下降。同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公民获取信息能力增强，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影响治理绩效的愿望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公民不再满足于通过代议民主间接控制官僚体制，而是希望直接参与和体验公共治理，公民参与运动形成趋势。
一方面，新公民参与运动是解决西方公共管理传统弊端的途径，因而“参与”成为西方新公共管理、新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公民参与运动也是巩固民主政治基础，治疗民众政治冷漠的方法，因而“参与”是“强势民主”的重要特征。在西方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日益成为一种外在力量，发挥着校正公共治理，提升公共支持的重要作用。
奥斯特罗姆通过实证研究提出，现代社会的公共治理，靠市场制度或者政府行政管理，都不是最佳的管理手段。通过社区管理的方法实现集体治理，是管理公共资源最为有效的制度安排。[15]公民参与不仅直接干预公共治理，而且在参与实践中锻造和不断夯实公民社会。社会资本是衡量社会合作能力的指标，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平等、参与型社会，其社会资本类型更有利于社会形成合作，处理日益复杂的公共问题。[16]
公民和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治理，与其他传统治理主体形成多中心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共治理的发展趋势。它解决了行政机构单打独斗的治理困境，不同部门的治理资源和治理风格互补，建立了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民主参与和多中心治理是内在联系的。在治理实践中，如果缺乏足够深厚的民主精神和参与氛围，公民和第三部门不会得到能力提升和发展，无法具备公共参与的能力。当行政机构需要治理主体的协助时，往往就找不到有足够能力的治理伙伴。此时国家会反过来更加倚重行政机构，形成鸡和蛋的恶性循环。在公共治理的难题面前，行政机构越来越需要外部治理主体的参与。而民主机制对于培育有效的公民参与能力，形成合理的多中心治理结构都具有基础性作用。没有民主机制，就没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能力，公民、社会和国家的合作治理格局就无从谈起。
行政和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两只手”
行政逻辑与民主机制，是公共治理的两种基本路径，就如同人的两只手。只有民主，而缺乏有执行效率的行政机制，则无法获得公共治理的良好绩效，难免落败于国家间的竞争；而缺乏民主机制的规范、制约和补充，强有力的行政逻辑就如同没有中和的一味猛药，负面效应凸显，无法解决内乱问题，最终动摇公共治理的体系。虽然民主政治表现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限制，但是在治理体系中，民主不仅本身锻造出新的治理手段，而且可以限制和制约行政逻辑的缺陷，减少负面效应。可以说，民主机制本身就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组成部分。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5
关键词：资本逻辑；空间生产逻辑；价值指向；世界历史；“时空压缩”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7-0051-03
一、两种不同的逻辑：空间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
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表现出一种“二律背反”的关系：一方面，资本逻辑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具体表现为：资本逻辑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不断激励着现代人的创新意识，促使世界历史的“生成”，使空间生产由地域性向世界性、全球性转化，并促使人口和生产资料高度集中，使城市化和“时空压缩”（哈维语）变为现实；另一方面，资本逻辑的发展表现出与空间生产发展逻辑的“相悖”，二者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价值指向。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过度生产”，势必造成对空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浪费，并且资本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背离了空间生产的价值逻辑，导致空间生产的异化。
空间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与人自身的发展是一致的，空间生产始终以人自身的发展为终极价值指向。空间生产的发展造就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而物质资料的极大丰富正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表现为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还体现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全面性，而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全面性恰恰也是空间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空间生产的发展逻辑与人自身的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的根本一致性。而资本逻辑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资本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的本性乃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其价值指向就是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无论资本采取何种具体形式，采用什么样的具体发展方式，其逻辑本性是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的，只要能够服从并满足价值增值这一目的，资本采取什么样的形态都是无所顾虑的。马克思曾经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逻辑的本性，“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者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被到处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1]可见，空间生产的发展逻辑与资本的发展逻辑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两种不同的逻辑：前者与人类发展始终相伴，与人自身的发展逻辑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后者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特定阶段才出现的，与人的发展逻辑具有明显的相悖性。所以，空间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有着根本不同的历史本质、终极目标和价值指向。
二、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逻辑的一致性：资本逻辑极大地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历史发展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空间生产的缓慢发展。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进程，空间生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尽管空间生产是与人类的发展相始终的，可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空间生产的发展又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从人类产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空间生产的总的趋势是不断扩张和提升的，但这个时期空间生产的发展毕竟是比较缓慢和狭隘的：人们的活动主要局限于民族的和地域的范围之内，尚未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生产规模相对狭小，无论是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还是对精神世界的改造都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在这种情形下，生存空间的物理扩张与生产也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和较小的规模上。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6
一、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构建原则
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是指用于指导环境资源会计实践的一个完整的多层次的学科构架,它是从环境资源会计实践中概括出来,将环境资源会计理论诸要素按一定逻辑关系有机结合而成的系统的科学的知识体系（刘灵芝，2_)。任何一门学科的构成都有其特有的理论体系，这是一门学科建立的标志。西方学者较早关注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因此有较完整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以美国为例，其环境会计在目标、基本内容、与信息披露上有明确的界定与规范（杨文杰,2010)。鉴于我国现有的会计理论体系与西方会计理论体系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在构造环境资源会计学理论体系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唯物辩证法,还要以系统论作为指导。要构造合乎逻辑的、科学的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整体性原则环境资源会计理论及其理论基础组合成的元素集合构成了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大的系统，不能将视野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会计学,而应开阔视野，将宏观环境会计、微观环境会计与传统的会计学统一起来，从总体上构造环境会计学理论体系。透过各个子系统、要素之间的组织性、相关性、有机性，符合系统学的观点，应遵循整体性原则。
(二）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原则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来源于会计实践,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需要人们对过去的实践进行提炼和总结。要构造科学合理的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必须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无限发展的矛盾运动过程。
(三）系统性原则系统的形成过程是遵循从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不断演化推进的历史轨迹。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是一个信息系统，要求体系中的各部分相互联系，它具有一定的结构和功能,各种有机构成要素按一定的逻辑关系而存在。用系统论的观点去构造逻辑严谨、首尾一致的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必须从有序性不断飞跃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系统，并充分考虑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层次性，从而构造环境资源会计学理论体系。
(四）实用性与科学性兼顾的原则实用性原则是指所构造的会计理论体系不能可望而不可及，成为“花瓶”，要能够有效地指导会计实践。科学性原则要求所构造的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必须符合多元、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谨的基本特征，并同时兼顾遵循实用性原则和科学性原则双轨制。单纯强调科学性而忽视实用性，或强调实用性而忽视科学性，都不可取的。
(五)超前性原则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构造要着眼于事物的未来发展，能够预测未来环境资源会计活动的规律性，只有保持适当的超前性，可以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环境资源会计事项并提出可行的处理方案，解决所带来的环境资源会计问题才能更好地指导环境资源会计实务，才能体现其生命力和实际意义。
二、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构建方法
科学的方法论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构建一门学科的根本前提。科学方法论是关于科学认识活动规 律的总结和概括，对于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研究而言，构建其理论体系，必须以科学的方法论为基础’环境资源会计学理论体系构造亦如此。
(一）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构造学科理论体系从何处着手，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认为确定学科的逻辑起点是构造学科理论体系的关键(肖序,2003)。所谓学科的逻辑起点，就是范畴体系的出发点或称逻辑始项，是学科理论体系中最抽象的、最简单概念(张兆国等，1991)。
(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思路：从抽象上升到思维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路径进行的，因而构造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方法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任何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是一个范畴体系，是通过范畴体系来解释其所研究的全部对象的(许家林、蔡传里，2004)。
(三）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主要手段:逻辑分析与演绎推理在构造学科理论体系的过程中，采取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方式，从逻辑起点向逻辑终点，即从最抽象的范畴向最具体的概念推进，从逻辑起点经一系列中介概念到达逻辑终点，必须通过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思维过程，同时找出概念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原理间的彼此联系，从而构建出学科的理论体系（肖序、周志方，2005)。'
综上所述,在构建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时，必须把逻辑分析与演绎推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构造出内容完整、结构严谨的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
三、我国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
按照科学的方法论构建环境资源会计的理论体系，就是要将环境资源会计的理论体系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路拓展。学科理论体系在构造过程中，需要通过分析、归纳、综合，最终构造一个逻辑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我们认为环境资源会计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三个层次。
(一）环境资源会计的存在构造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的结构,首要任务是确定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蓝点。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环境资源。首先，环境资源是一个科学概念，具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其次,环境资源是环境资源会计学科中最基本的概念。其它概念均可以通过环境资源加以进一步描述和说明。再次，环境资源包含了环境资源会计一切矛盾的基础，从而推演出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对象、环境资源会计的本质（许家林，2009)、环境资源会计的准则、环境资源会计的基本规律等一系列下位概念。
这一层次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1)环境资源系统。环境资源系统是由人类、经济管理活动和自然环境组成的生态系统。环境资源系统中的各个组成要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2)环境资源会计的沿革。从环境资源会计的中、外历史发展路径，来探讨环境资源会计是如何顺应社会的需要而应运而生的。
(二)环境资源会计的本质环境资源会计的本质，主要是探讨环境资源会计这门学科的基本原理。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1)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对象。环境资源会计是一门以环境资源系统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和综合性的新兴交叉学科。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对象是指环境管理主体反映和控制的对象，即环境资源系统。(2)环境资源会计的本质。环境资源系统是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对象，对环境资源系统的认识直接制约着人们对环境资源会计的理解和把握。
(三）环境资源会计的实践构建环境资源会计的理论体系，旨在用理论指导实践，揭示环境资源会计的本质及研究对象。这一层次的内容在环境资源会计理论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讨论的问题包括：(1)环境资源会计原理。主要探讨环境资源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如环境资源会计研究对象、环境资源会计学科性质、环境资源会计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和相关学科等。(2)环境资源会计发展史。通过对环境资源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为环境资源会计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3)环境资源会计方法论。主要研究环境资源会计方法体系的构成及其内容。（4)国际环境资源会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贸联系日趋紧密，环境资源会计的研究范围势必要扩展到国际空间，国际环境会计主要包括国际环境会计准则对比’国际环境资源依赖程度与环境资源比较等。（5)比较环境资源会计。该分支主要是通过对跨国、跨地区的环境资源系统进行比较分析，以及环境资源会计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等,丰富完善环境资源会计学科。
四、结论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7
关键词：可编程逻辑器件；模式化；电路动态重组；实验系统
中图分类号：tn911?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73X（2014）02?0134?04
0引言
“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可编程逻辑器件与应用”、“单片机原理与应用”是电子类相关专业的重要专业课程，在电工电子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现代eDa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三门课程都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性，学生学习的重点在于通过实践，真正掌握软硬件的有机结合和实际系统的应用能力[1]。另一方面，三门课程联系紧密，其中“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课程是“可编程逻辑器件与应用”课程的基础，且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传统的采用分立元件完成数字电路实验的方法也逐渐被可编程逻辑器件所替代。同时，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经常会需要利用74系列器件和可编程逻辑器件对单片机电路进行扩展。因此，三门课程在电子系统设计中不可分割。
虽然目前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数字电路、eDa或单片机的教学设备，但大多是独立的、“单板式”的设计模式，即使有少量综合性实验平台，也只是简单的把几门课程的实验资源集成到一个实验平台，然后根据需要采用导线连接，和独立的实验平台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此外，不同实验平台中的某些功能模块的硬件电路是相同的；但在不同的实验设备上，相同的模块并不能共享，存在资源的浪费。最后，一体化的设计难于进行功能的扩展，不利于学生进行创新项目的设计[2?3]。在这种情况下，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提高综合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出发，迫切需要一种既能完成每门课程的独立实验，又能完成综合性设计实验的实验平台。
本实验系统针对上述问题，采用电路动态重组的方式，提供0～7共8个模式，在一套实验系统上既含有数字电路常用逻辑芯片的功能，也含有可编程逻辑器件、单片机的硬件资源，可同时满足三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实验系统还预留扩展接口，可以将设计的扩展电路连接到实验系统，有利于训练学生的创新能力。
1综合实验系统设计方案
综合实验系统采用电路可动态重组的设计方案，其系统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系统分为：主控电路模块、单片机模块、pLD模块、人机交互模块、显示模块、矩阵按键模块以及预留扩展接口模块。
主控电路模块是完成电路动态配置的核心，能够实现所有资源之间的任意连接。
人机交互模块通过LCD12864显示器和按键提供友好的配置界面，实现模式的选择、设置信号的参数以及观察测量结果等功能。
显示模块、矩阵按键模块又可统称为基本外设模块，提供基本的输入输出资源。综合实验系统还配备信号发生和检测功能，能够产生频率可调的方波信号，并能测量输入信号的频率和电压。
1.1主控电路模块
主控电路模块采用altera公司的maXⅡ系列epm570t144C5n作为控制芯片，maXⅡ系列器件既具有FpGa的查找表的体系结构和性能，又具有CpLD存储数据非易失性、易于编程和瞬时接通的功能，应用更加灵活、方便。该系列器件由于编程时不需要外部存储器件这一在用户看来更容易识别的特性，所以被altera公司归入CpLD。主控电路实现电路的动态重组，可按需配置成不同的连接，实现综合实验系统的不同模式，连接示意如图2所示。单片机模块、pLD模块、预留扩展接口模块、基本外设模块等通过标准i/o口直接和主控电路中的CpLD器件epm570t144C5n连接（实线双向箭头所示）。由于器件内部具有丰富的互连线，只需简单的硬件编程即可实现不同i/o接口之间的数据相互转发，即实现片上数据路由的功能。因此，通过硬件描述语言HDL（HardwareDescriptionLanguage）对该CpLD进行编程，即可完成其他功能模块之间的数据转发，实现这些模块之间的间接连接（虚心双向箭头所示）。对用户而言，用户只需要通过人机交互模块进行配置控制，选择需要的模式，就能调用预先存储好的不同连接配置信息，自动实现实验系统不同模块之间的动态连接。具体说来，有三种形式的连接：
（1）把基本外设模块、预留扩展接口模块、信号产生和测量连接到pLD模块，实现独立可编程逻辑器件实验平台的功能。同时可编程逻辑器件还可模拟74系列数字芯片，实现独立的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实验平台的功能。
（2）把基本外设模块、预留扩展接口模块、信号产生和测量连接到单片机模块，实现独立单片机实验平台的功能。
（3）把单片机模块与pLD模块进行连接，再通过pLD模块连接基本外设模块、预留扩展接口模块等，实现综合实验平台的功能。
对用户来说，这些模块之间是直接连接的，用户只能接触到基于动态重组电路之上的各个功能模块。
主控电路epm570t144C5的具体连接电路如图3所示。
1.2单片机模块
单片机模块目前选用器件为SSt89e516RD，是SSt公司生产的一款基于8051内核的8位单片机，最大特点是具有在线下载和在线调试功能。其管脚兼容at89C51，时钟频率0～40mHz，集成1KB片内Ram，64KB+8KB的FLaSHe2pRom。此外，单片机模块还配置温度传感器DS18B20，8KB串行e2pRomat24C08。单片机器件通过标准接插件连接到epm570t144C5n，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换。
1.3pLD模块
该模块可根据需要更换不同的eDa核心板。本实验系统采用自行设计的eDa核心板，选用altera公司的CycloneⅢ系列ep3C10e144C8，含有10320个逻辑单元（Le）、46个m9K模块、423mbit的Ram、以及23个18×18硬件乘法器、2个pLL、10个Gclks。该eDa核心板还提供8个独立按键，1个40mHz的有源晶振。
及硬件的连接示意
1.4其他硬件资源
在人机交互模块、显示模块、以及矩阵按键模块还提供一些常用的硬件资源，包括：10位高精度a/D转换器aDS7822、12位高精度D/a转换器tLC5615、8个发光二极管、8个共阴7段数码管、字符液晶1602、带字库点阵液晶12864、蜂鸣器、4×4矩阵按键等。
1.5扩展接口
可通过p3、p4两个40针双排插座实现与其他电路的连接，灵活支撑各类设计项目，有利于学生综合、创新能力的训练。
2实验系统模式
综合实验系统采用模式化结构，有0～7共8个模式，可通过人机交互模块中的按键S0～S4进行选择。其中模式0～4是单片机模式，模式5～7是可编程逻辑器件模式。不同模式下，电路的结构以及硬件资源均有不同。
2.1单片机模式
的p0口，控制信号RS、Rw和e分别连接到p2.5口，p2.6口，p2.7口。为了简化编程，在模式1下，LCD1602被禁止读“忙”。这意味着，如果选用模式1对1602进行操作时，只能通过延时来实现控制。tLC5615的控制信号nCS和SCK分别连接到p3.2口和p3.6口，而串行数据则通过p3.7口进行传输。
模式2与模式1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将LCD1602换为12864。同样，模式2也不允许对12864进行读“忙”操作。
模式3是单片机i/o扩展模式，通过p0口和p2口进行i/o扩展；其中p0口用作数据通道，p2口用作控制通道。如：p2.0口用于使能发光二极管，p2.1口用于使能数码管的段选信号，p2.2口用于使能数码管的位选信号，p2.3和p2.4控制矩阵按键，p2.5和p2.6控制液晶显示器。在模式3下，单片机可以使用实验系统上的所有硬件资源。
模式4是单片机总线模式，所有硬件资源通过总线与单片机相连，硬件资源地址为0x0400～0x0600。
2.2可编程逻辑器件模式
图7所示为模式5电路结构，即可编程逻辑器件模式。在模式5下，连接有发光二极管、数码管、4×4矩阵按键、tLC5615以及蜂鸣器。Sw0～Sw7是eDa核心板上的8个独立按键，按下为逻辑“0”。其中Sw5连接在ep3C10e144C8芯片的多功能管脚nCeo上，需要通过软件将该管脚设置为普通i/o脚，否则按键Sw5不能使用。提供三个时钟信号，clk0连接eDa核心板上的40mHz有源晶振，clk1和clk2可在人机交互模块进行选择。
模式6与模式5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模式6没有连接数码管，而是连接LCD1602。同样，在模式6下，1602不允许“读忙”操作。模式7将模式6的1602换为12864，其他连接完全相同。
3实验系统应用
综合实验系统制为实验箱的形式，如图8所示。目前已在我校承担了“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和“可编程逻辑器件与应用”两门课程的相关实验。
（1）“单片机原理与应用”相关实验
包括流水灯的实现、数码管显示设计、接口技术——按键、串口通信、a/D转换、D/a转换、数字电压表的设计、数控信号发生器的设计、数字温度计的设计、彩灯控制系统的设计、电子万年历的设计等[4]。
（2）“可编程逻辑器件原理与应用”相关实验
包括：计数器的设计、Lpm模块的应用、数控分频器的设计、数码管显示设计、数字频率计的设计、硬件电子琴的设计、矩阵键盘扫描电路的设计、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DDS）的设计、D/a转化控制、字符型LCD显示、数字调制模块的设计、循环冗余校验模块的设计等[5]。
4结语
设计良好的实验系统能够为学生学习电子技术提供优越的实验环境[6]。该综合实验系统采用模式化结构、电路动态重组、预留扩展接口，较好地适应课程实验教学的要求。从2009年投入批量生产以来，学生反映良好，极大地提升了实验教学的效果。此外，还为本科毕业生提供了毕业设计的综合实验平台，能够满足多种教学需求。
参考文献
[1]丁保华，张有忠，陈军，等.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实验教学改革与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10，27（1）：117?119.
[2]刘建成，朱祥贤，庄海军.eDa实验系统的设计与实现[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9，28（1）：86?88.
[3]孙旭，谢兴红，林凡强，等.单片机、DSp、eDa的综合实验系统的设计[J].实验科学与技术，2008（6）：55?57.
[4]应俊，黄沛昱，刘乔寿，等.51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验指导[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8
关键词：教育公平；教师教育；师范教育；公费师范生教育；制度逻辑
作为我国补充优质师资、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政策之一，公费师范教育经历了自2007年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试点实施的起步阶段、2013年向部分地方师范院校拓展的完善推进阶段、以2018年《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出台为标志，将“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调整为“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的转型阶段。自2007年政策出台以来，已“累计招收公(免)费师范生超过11万人”[1]，为我国基础教育输送了大量优质的教师资源，为促进我国教育公平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但是，在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逐渐显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的实施效度。学界已有研究关注任教农村的履约规定与毕业生就业期望之间的冲突，发现农村地区对公费师范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农村地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及发展前景是部分公费师范生拒绝长期扎根农村的主要因素[2]。就读一流大学的教育福利使部分不乐教的学生，牺牲专业兴趣选择了公费师范教育，学术兴趣与定向就业之间的矛盾也是部分公费师范生毕业后未能长期从教的因素之一[3]。农村生源地公费师范生需要面临在农村接受初级、中级教育，进入城市接受高等教育，返回农村任教的生活轨迹，经历着城乡内在身份变迁的期望与落差[4]，其本质为公费师范生提高社会地位的期望与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公平旨趣之间的价值冲突[5]。有研究发现公费师范教育的培养模式与用人单位需求之间的匹配度有待提升，在价值引导以及课程设置方面，普通教师教育培养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师范生高等教育前的学习经历以及农村地区的教育需求，任教农村的公费师范生面临职前教育形成的知识体系实践适用性不高的困境[6]。概而观之，国家、高校、师范生、用人单位等利益主体之间的潜在矛盾影响着政策的实施效度，但目前少有研究以制度逻辑观照公费师范教育制度场域中各主体间的价值冲突。为实现政策理想与实施效度的真正契合，本文从制度逻辑视角探究公费师范教育的政策意蕴与价值旨归，并以制度逻辑间的协调互补为内在机理，提出有效的改革路径，以期完善公费师范教育政策。
一、公费师范教育的制度逻辑
罗格尔·弗利南德(RogerFriedland)和罗伯特·R.阿尔弗德(RobertR.alford)提出，社会是一个存在潜在矛盾的制度间系统，个人之间相互竞争与协商、组织之间有冲突与协调、制度之间彼此矛盾并相互依赖，只有将个人和组织的意识与行为置于社会背景中，以制度逻辑的视角描述并解释行动主体与其所处的社会场域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社会系统中利益主体的行动出发点及冲突缘由[7]。社会场域由不同制度逻辑间的相互作用建构，如家庭制度、市场制度、科层管理制度、宗教制度等[8]。制度逻辑是由社会建构的文化符号、实践形态、假设、价值和信念的历史模式，个体通过这些模式为其日常活动赋予意义，制度逻辑具有符号性和物质性，前者以抽象的概念化意指为表征，后者体现为具象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行为[9]。个体和组织的利益、身份、价值、假设都蕴含在制度逻辑中，成为指导或约束个体与组织行为的潜在行动规则[10]。当多种制度逻辑并存时，制度逻辑间的相互博弈影响个体与组织的行为，制度环境表征为多重制度逻辑间的相互冲突与整合[11-12]。个人和组织通过探索和解决不同制度间的潜在矛盾，改变或转换场域内不同制度之间的关系[7]。可以说，制度逻辑是对过度强调能动性的主观主义与过度强调组织权力支配性的组织主义的折中，个人和组织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与信念由宏观制度语境形塑，同时其能动性也通过制度逻辑影响组织行为的结果。
制度逻辑为理解公费师范制度场域内各利益主体行为与决策的制度影响因素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不同制度对各利益主体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明晰公费师范教育的价值旨趣与实施效果的制度影响因素。保罗·J.迪马吉奥(paulJ.Dimaggio)与沃尔特·w.鲍威尔(walterw.powell)认为强制性(Coercive)机制、模仿性(mimetic)机制和规范性(normative)机制是塑造组织场域的三种主要机制，其中，强制性机制以国家权力为主要表征，模仿性机制主要表现为应对不确定性而主动提高竞争优势的行为，规范性机制强调高度专业化[13]。艾略特·弗雷德森(eliotFreidson)明确提出影响制度运行的三种制度逻辑，包括治理逻辑(BureaucraticLogic)、市场逻辑(marketLogic)与专业逻辑(professionalLogic)[14]。其中，治理逻辑作用下，场域控制权由以企业为代表的内部管理机构，或以管理公共事业的国家行政机构为代表的外部机构掌握。帕特里亚·H.桑顿(patriciaH.thornton)将组织逻辑中的外部机构分离出来，称其为国家逻辑(LogicofState)[8]，可以说，弗雷德森提出的治理逻辑包含企业内部的管理逻辑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国家逻辑。本文将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的制度理论与弗雷德森的制度逻辑体系的内涵进行结合，将其融合为由国家逻辑、市场逻辑、专业逻辑构成的影响组织场域的结构因素为理论框架(见表1)，从师范生选拔录取、契约培养、激励机制等维度，探究公费师范教育场域内三种制度逻辑作用下产生的价值冲突。
(一)公费师范教育的国家逻辑
运用科层权力规划、分配、监管专业工作是国家逻辑的核心要义，突出政府对劳动力资源的再分配作用。公费师范教育强调政府在教师资源的吸纳、培养与分配中发挥主导作用，蕴含着国家逻辑支配下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内涵。
1.公平诉求：师资均衡配置的目的旨趣
美国教育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Rawls)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15]1，公平是国家教育制度设计的重要价值取向，而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瑞典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torstenHusen)认为教育公平主要包括个体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以及结果公平[16]。公费师范教育政策统筹规划教师培养，均衡配置教师资源，充分发挥国家逻辑规划、分配专业人才的作用，努力实现三个维度的教育公平。
起点公平主要是指学生入学机会的平等。自高校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农村和城市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均有大幅度增加，但是农村地区学生进入一流大学的比率却明显下降[17]。公费师范教育借助国家政策补偿，破解了有志从教的贫困生无法接受优质师范教育的困境，扩大了经济困难学生在一流院校接受优质教师教育的机会，从教育起点上保障弱势群体在入学机会以及教育质量方面享受教育公平。
教育过程的平等是保证学生获得同等学业成就的重要保障，公费师范教育运用国家逻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保障区域、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以及公费师范生的教育过程平等。我国区域间、城乡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容易导致师资配置结构性失衡，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无法享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师资源。2019年，全国小学阶段专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为97.3%，其中，城市小学为99.1%，农村小学为96.3%，城乡差距为2.8个百分点；全国初中阶段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比例达到87.4%，其中，城市初中为93.1%，农村初中为84.0%，城乡相差9.1个百分点[18]。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设计，旨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民福祉[19]。公费师范教育对接收公费师范毕业生的中西部地区给予一定的财政转移支持，将教师资源向中西部倾斜配置，规定“到城镇学校工作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20]，以国家宏观调控实现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对接，彰显了国家逻辑保证义务教育阶段过程公平的主导作用。为保障公费师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平等，国家对公费师范生的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予以补免，以国家财政补助排除原生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等不利因素对其学习过程产生的负面影响，保证公费师范生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
教育结果平等指学生学业成就方面的机会相对均等，国家采取有效措施协助先天家庭教育不力者获得最大限度的学业成就。教师编制制度是国家主导下管理和调配教师资源的人事管理制度，是国家逻辑调控人力资源的重要制度杠杆。公费师范教育以入编入岗的就业机制保障公费师范生的学业成就，补偿公费师范生履约回归生源地及农村任教。国家逻辑利用编制杠杆调配人力资源，保障赋有不利因素的公费师范生的教育结果公平，是为了实现地区间、城乡间教师资源的均衡供应。
2.政策杠杆：政府干预形成的补偿机制
教育经济学视角下，教师作为教育人力资本及其溢出效应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动具有外溢性，对人力溢入方具有正向效应，对溢出方具有负面效应[21]。在区域与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宏观经济条件下，经济欠发达地区优质生源流向发达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毕业后受升迁性社会地位机会的驱动，劳动力进一步向发达地区聚集，加剧了地区间、城乡间师资队伍的差距。国家基于学生间的固有差异，坚持公平原则，对处于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地区或人员进行补偿。
面对学生因社会、家庭、教育等环境因素造成的入学机会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国家以公费师范教育为政策杠杆形成补偿机制，杠杆的一端以财政补贴学费、保障就业岗位为动力吸引经济欠发达地区学生迁入城市接受优质的高等教育，另一端以契约监控、保障就业鼓励公费师范生回归生源地，形成“入口吸收-院校培养-出口返回”的培养循环，其实质是对欠发达地区，即人力溢出方人才流失进行补偿。这一行政干预发挥国家逻辑分配人力资本的功能，对市场逻辑配置人才资源形成制衡，引导学生回归生源地就业，补偿人才溢出方的损失，既保障了公费师范毕业生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同时以优质师资提升基础教育质量，推动生源地的经济发展，形成教育扶贫的良性循环。
3.契约监控：实现政策目标的制度保障
劳动力市场是实现国家逻辑的重要场域，国家基于对市场需求的了解和把握，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受市场逻辑追求自我利益的驱动，选择就业生态环境好、福利待遇优、职业发展空间大的就业区域。农村地区、艰苦边远地区的外部整体生活环境缺乏吸引力，教师生活待遇、编制标准、专业发展等教育内部生态薄弱，削弱了教师职业的吸引力[22]。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发挥政府统一调配人才的功能，在高校、地方政府、公费师范生之间建立契约关系，对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形成掣肘，以契约培养机制发挥政府优化配置教师资源的干预调节作用。这一履约监控机制一方面利用地方政府对编制供应与岗位需求的了解，以有编有岗的就业保障机制驱动公费师范毕业生履行契约；另一方面，契约培养机制确保优质师资输入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保障教师资源的结构性均衡配置。
4.公费教育：公共教育事业的荣誉定位
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以及教育资助政策的不断推进，免费师范教育解决贫困生入学难的政策作用相对弱化。同时，部分社会公众以及学生产生了将“免费生”等同于“贫困生”的认识误区，削弱了师范专业的社会地位，导致优秀生源可能因背负“贫困生”的标签放弃选择师范专业，从而与免费师范教育吸引优秀人才从教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多元扶贫政策的辅助以及偏离政策旨趣的认识误区使免费师范教育向公费师范教育的升级成为必然。
与“免费”教育体现国家承担师范生教育成本的逻辑不同，“公费”二字确立了公费师范教育作为公共教育事业的荣誉定位。由“免”到“公”的升级“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升级，是一种公共责任的定格”[23]。这种公共性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完全承担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成本的国家逻辑，凸显了政府作为师范教育提供主体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强化了师范专业的公共教育属性以及其承担的国家使命，提升了师范教育的地位和荣誉感。公费师范生不再是财政免费资助的扶持对象，而“是神圣的人民的公共教育事业的贡献者，体现了国家对师范生从经济援助到精神尊重的价值转变”[24]68。这一升级旨在从国家层面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的价值导向，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激发内生性职业信念，引导优秀生源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二)公费师范教育的市场逻辑
优化供需机制、提高经济效率是市场逻辑的重要特征。公费师范教育尊重市场逻辑，以“保供应，扩需求”协调教育资源供需配置。以财政资助保障教育薄弱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供应，满足农村地区或边远地区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利用供需平衡机制，根据各地中小学的实际市场需求与培养单位的培养能力制定招生计划，旨在优化供给侧结构，保证师资供给有效对接当地教育需求。公费师范教育在入口以财政资助形式承担了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在出口则以入编入岗等措施解决了学生就业的后顾之忧，二者的实质是发挥市场逻辑，以补助教育成本投入与保障就业回报为利益杠杆，引导学生选择公费师范专业，缓解教师资源结构性短缺引发的供需矛盾。
市场逻辑下，所有的交易活动都是有价值的商品交易，自我利益驱动组织与个人行为，利益的获得依托市场竞争优势实现。教师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在选择专业和职业时受利益原动力的内在驱使，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依据就业收益预期与发展前景决定就业地理空间。依据成就导向理论(achievementgoaltheory)，教师的择业动机还受教学成就、学习机会、专业能力提升环境的影响[25]。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生活环境以及专业学习发展生态对公费师范毕业生缺乏吸引力。国家逻辑可通过规制市场逻辑引发的不良效应，引导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运行有利于公众利益。公费师范教育以毕业出口的契约监控设计对市场逻辑形成制衡，发挥国家在配置教师资源中的主导作用，抑制市场机制引发的师资区域性分配不均，引导学生选择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就业，补齐优质师资短板。
(三)公费师范教育的专业逻辑
专业逻辑的核心价值在于如果某一专业工作是专业化的，缺乏专业经验、知识、技能的人便无法掌握。教师职业是专业性工作，具有复杂脑力劳动的特点，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掌握[26]。专业逻辑严控入口标准，要求通过专业化考核才能获得专业资格，以保障专业人员的质量。公费师范教育以择优选拔保障生源的高起点，通过财政资助给予师范生入口优惠，实行提前批次录取，对生源的综合素质、职业倾向和从教潜质进行综合考察，择优选拔“乐教、适教”的优秀人才，从源头保障预备教师队伍的专业素质。在专业逻辑框架下，专业人员将工作视为个人成就感与满足感的源泉，而非谋生手段。“免费”向“公费”师范教育的过渡与升级，提升了教师职业的荣誉感，彰显了政策应用专业逻辑的信念驱动，以职业价值激活并强化优质生源的从教意向。
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机构是专业逻辑发挥作用的重要依托，专业逻辑自身没有强制权力，其权力实施由国家逻辑赋予[14]。公费师范教育制度将培养师范生的工作委托于部属师范大学等专业化教师培养机构，旨在依托其专业的教师教育培养机制，为公费师范生培养搭建优质的专业平台，以高质量的培养体系和教育资源保证教师人才输出的专业性。
提高专业质量是专业逻辑的重要符号性特征，教师专业发展是持续提升其专业性的重要进路。完整的专业发展包括功能性发展(FunctionalDevelopment)和态度性发展(attitudinalDevelopment)，其中，功能性发展关注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而态度性发展关注教师专业态度的转变，二者缺一不可[27]。公费师范教育政策注重入职阶段的新入职培训、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入职后将公费师范生在职培训与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职后教育模式结合起来，以提升职后教学实践能力促进教师功能性发展。此外，公费师范生按协议履约任教满一学期后，可免试申请攻读非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学历提升需求满足了教师意识到教学的复杂性后，希望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的发展愿景。硕士培养阶段注重教师的研究能力，公费师范生的硕士教育可将教师的实践经验与理论滋养结合起来，培养其反思能力、探究能力与研究能力，加深对教师职业的理解与认同，促进其态度性发展。
二、公费师范教育的改革路径
在公费师范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立场之间存在冲突，具体体现为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三种逻辑之间的联动与制衡，制度场域存在冲突驱动制度创新，利益主体通过调整主体的行为与资源，改革现有制度[28]，提高政策的实施效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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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公费师范教育的制度逻辑与改革路径
(一)彰显国家逻辑，鼓励地方师范院校介入，扩展公费师范教育培养主体
统筹地区、城乡师资均衡配置是公费师范教育的政策旨趣之一，而目前公费师范生的培养单位均为部属或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其毕业生多倾向于发达地区或县市级等“高端”就业市场，与回归生源地定向就业、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任教服务至少1年的政策契约形成冲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鼓励毕业生回流乃至扎根中西部或农村义务教育的政策效应。目前，全国已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实施地方师范生公费教育，但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及地方财政投入差异较大，容易导致地区间公费师范生培养质量不平衡，从而引发地区间师资发展的次生不公平。因此，迫切需要发挥国家逻辑，整合部属师范院校与地方师范院校优势，形成中央财政投入，各类师范院校协调发展的立体多元型公费师范教育体系。
地方公费师范教育在补充农村地区师资、培养全科教师、契合本地师资结构性需求方面优势突出[29]。作为培养所在省份中小学教师的主体，地方师范院校的生源地结构较为单一，多立足本省或邻近省份。有研究指出教师倾向于在与自己出生地距离近的地方、与自己家乡特征相似的区域就职[30]，地方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履约回到生源地任教的机会较大。地方师范院校可立足地域特色和地方教育发展需求，结合就业去向分布进行专业建设布局，实现吸纳本地生源、立足本地培养、回归生源地就业的有机串联。通过增加地方公费师范教育试点，扩展公费师范教育培养主体，兼顾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以中央投入与地方培养为原则，以财政补助赋能地方师范院校发展。侧重发展中西部地方师范院校，充分发挥地方师范院校协调人才供给侧与地方需求侧的优势，突破毕业生定向履约就业难的瓶颈。
(二)突出专业逻辑，实行师范专业认证，保障公费师范教育培养质量
公费师范教育坚持教师教育普遍性与公费师范教育特殊性相结合的项目理念。与普通师范教育相比，公费师范生的培养与就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毕业后任教城镇学校的公费师范生，应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履约服务至少1年。当前，公费师范教育面临毕业生不愿扎根农村的困局，针对此矛盾，培养单位可强化专业逻辑，从课程内容和价值理念两方面加强农村教师教育水平，引导师范生从任教农村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提升农村教师身份认同感。
公费师范教育可采用在地化教育理念(placed-basedpedagogy)，使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实践场所的地理位置、居住人群、文化、关切点密切相关[31]。公费师范教育的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应具备区域意识，针对不同学生因生源背景和个性差异形成的特殊需求，基于不同地区紧缺薄弱学科的师资需求，基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语言需求，对课程内容进行差异化调整。农村生源地公费师范生的课程设置应考虑所处地理环境、教学资源短缺、语言问题、贫困问题、留守儿童等农村教育情境。公费师范生具有契合生源地需求的知识体系和教学理念，才能在入职后适应当地的教育语境、满足当地的教育需求，与当地社区、学生等环境要素培养出情感纽带[32]。
师范生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认知不足，公民意识薄弱，容易加剧师范生对任教农村的负面认知。只有发挥专业逻辑，使师范生具备从事农村义务教育的专业情怀，对农村教育与学生具有认同感，才能引导其毕业履约甚至扎根农村。可以我国高校师范类专业认证为契机，在公费师范教育中引入专业认证，结合公费师范教育旨趣与第三级师范专业认证指标制定培养方案。在价值维度，领会公费师范教育“公共性”的价值意蕴，将“教育情怀”的认证指标纳入毕业要求，以可操作的具象指标培养师范生的教育情怀、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深刻认识以服务农村教育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崇高价值[33]。这一价值引导有助于从精神层面助推师范生构建并认同教师身份，激发公费师范生的公民意识与责任，激励其履约就业并终身从教。
(三)协调市场逻辑与专业逻辑，健全动态的准入准出机制，完善公费师范教育
专业逻辑要求只有通过专业考核、符合专业标准的人员才有资格从事专业工作。2018年改革的公费师范生《办法》已建立了公费师范生的准入准出机制。在准入机制方面，《办法》规定“有志从教并符合条件的非师范专业优秀学生，在入学2年内，可在教育部和学校核定的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内转入师范专业”[20]。这一规定拓宽了公费师范生的入口，但对“符合条件”和“优秀”的规定不够明晰，对此，政策需尊重教师职业的专业标准，设立转入考核科目和考核标准，量化“优秀”程度，坚持公平和竞争原则，使非师范生通过标准的量化考核转为公费师范生。此外，招生计划应发挥市场逻辑的作用，依据师资供求变化趋势灵活调整，畅通准入途径，防止出现因招生计划名额固定出现“有出才有进”的僵化现象。
专业人员对工作的热爱与投入是保证专业质量、发挥专业逻辑的重要符号表征。在准出机制方面，《办法》虽建立了公费师范生的退出机制，但专业选择自由弹性不足。许多学生选择公费师范教育并非是基于专业兴趣，而是受一流院校的入学机会以及财政资助的吸引[3]。部分公费师范生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意识到自身素质不适合教师职业或仍对其缺乏兴趣，这种状态不利于长期的专业投入。若漠视专业逻辑，将学生在二次专业选择时仍捆绑于师范教育，其结果只能是毕业违约或以低职业动机、低专业素质的状态进入教师队伍。政策可给予“不适”或“不乐”从教的公费师范生更大的退出弹性，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在学生通过相关考核并返还资助后转为非师范生。基于专业逻辑的专业投入与专业自主的调节作用，健全准入准出机制有助于扩大公费师范生的补充渠道，以公费师范生与非师范生两种培养形式的互通为桥梁，与公费师范教育以外的教育生态形成有效衔接(见图2)，给予学生的专业发展更大的空间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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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类级互嵌型考核出口机制和灵活的准入准出机制
(四)协调国家逻辑与市场逻辑，建立类级互嵌考核机制，提高公费师范生综合素养
公费师范生入校时与当地教育部门签订协议，毕业后回生源地就业，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安排落实任教学校，这一契约监控虽保障了公费师范生的就业利益，但部分学生因就业保障缺乏学习动力，出现学习倦怠、不注重提高自身专业素质等现象，导致毕业生质量参差不齐，与培养优质师资的政策初衷背道而驰。对此，需发挥国家逻辑，统筹协调部属师范院校与地方师范院校，辅以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建立部属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师范大学—省属师范大学三级培养主体分类管理、公费师范生—非师范生两种培养形式互通桥接、一级—二级—三级学业考核分级分流的类级互嵌型考核出口机制(见图2)。
国家可将公费师范教育按部属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和省属师范大学三大类分类管理。可要求省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毕业后原则上仍回生源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部属师范大学和省部共建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依据课程成绩、德育表现和实践能力三个维度参加分级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建立灵活的出口机制。针对部属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设立三级考核制以及对应的出口通道。考核结果为一级的可在全国范围的中小学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二级的可在生源省份所在地区如东、中、西部地区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三级的回生源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对省部共建师范大学的公费师范生设立二级考核制以及对应的出口方向，与部属师范大学的二至三级对应，考核结果为一级的可在生源省份所在地区如东、中、西部地区择优就业；考核结果为二级的回生源地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就业。
在宏观层面，这一机制应用国家逻辑宏观调控教师资源配置，统筹各级师范院校，辅以市场逻辑的自由竞争机制，以分级考核为基础，实施差异性定向就业，打破毕业生回归生源地的政策局限，推动公费师范生的区域流动。在微观层面，引入市场逻辑的考核出口制有助于缓解公费师范生就业保障与学习动机之间的潜在矛盾，激发学生竞争意识和学习自主性。同时，实施出口考核制的两类师范院校中，以财政补贴发挥国家逻辑的杠杆作用，抑制市场逻辑引发的学生选择就业生态良好区域的倾向。考核为一级的学生若选择到中西部边远贫困和少数民族区域任教，国家以奖学金的形式发放补贴，引导并补偿乐教人才的选择，发挥输入性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五)强化专业逻辑，促进专业发展，实现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一体化
专业人员对自身工作的自主性是专业逻辑发挥作用的核心，教师专业发展是保证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提升和实现专业自主的主要路径。新入职培训、岗位胜任能力培训、国培计划等培训模式彰显了国家逻辑的主导作用，教育行政机构负责规划与分配培训资源，培训模式主要是专家向教师的单向传授，以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以及应用能力为导向。这种以方法为基础的技术导向型培训模式忽略了制约教学的社会、文化因素，教师被动接受实践方法训练，缺乏专业自主性[34]。
公费师范教育政策应注重发挥国家逻辑对专业逻辑的辅助作用，以教师主动学习为基础提升教师专业自主性。国家输送财力和人力资源，在农村地区建立活跃的教研组织，搭建以在职教师自主学习和互助学习为基础，教学专家为指导的交流和成长管理平台。反思实践是教师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根据复杂多变的教育实践调整自身专业实践行为，提升教师专业自主能力的重要路径[35]。以教师同侪交流、互动、合作、评价、改进为主要内容的专业实践共同体，是教师了解学生学习需求、反思教学方法成效的重要组织形态。此外，城乡数字化条件的便利打破了时空限制，为在职教师共享优质线上学习资源，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创造了泛在的教育环境[36]。公费师范教育应系统评估毕业生所处的社会语境与教育语境，对就职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封闭的公费师范生，应利用信息化技术搭建虚拟实践共同体与职业发展平台。同时，建立覆盖本科学段、本科后学段、硕士学段和硕士后学段四个学段的监测体系，从教学知识、道德素养、实践能力、教学效果、科研能力对公费师范生教育成效进行监测，关注其在各个学段的功能性发展与态度性发展，针对性调整优化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课程体系。
三、结语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竞争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公费师范教育作为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彰显了国家逻辑、市场逻辑和专业逻辑的联动博弈和互动互补。在制度逻辑的物质实践层面，公费师范教育政策以专业逻辑为基础，依托优质的教师教育资源培养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发挥国家逻辑的资源分配作用，不仅为中西部农村地区输送优质的教师资源，而且有助于推动生源地的教师专业发展，引领软性教育资源的质量建设。就制度逻辑的符号表征而言，公费的制度设计遵循专业逻辑注重专业质量的要义，以市场逻辑的竞争机制激发公费师范生的学习动力，以公费师范生的师德水平、职业信念、专业质量为教师职业树立标杆；发挥国家逻辑的导向作用，从国家层面赋予教师职业承担公共责任、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神圣使命，厚植尊师重教文化，对优秀人才投入教育事业形成精神引领。
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9
关键词：mooC；实验教学；数字逻辑；学习兴趣；创新能力
文章编号：1672-5913（2017）07-0131-04
中图分类号：G642
0引言
数字逻辑课程是电子信息类学科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对数字技术专业学生来说，它是必修的硬件基础课，学懂该课程的内容才能打开数字技术的大门，为后续课程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打好基础，并将受用终身。
1数字逻辑实验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数字逻辑实验教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实验内容没有创新。
国内大多数高校设计的实验内容基本相同，长期没有更新，如电子钟、出租车计价器和交通灯等，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不主动学习，经常拷贝其他同学的答案，或在网上找答案。
2）实验环境重复建设，实验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大多数高校各专业针对数字逻辑实验课程单独设置环境，相互间缺少有效沟通，各实验室常常在一个学期里仅使用二、三十个小时，重复建设相同的实验环境造成了教学资源的极大浪费。
3）实验平台没有创新，没有考虑前导课程和后续课程的衔接，课程系统性不足。
计算机学科的课程内容具有很强的交叉性和相关性。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很难使学生对其前导课程完成的基础能力做要求，也很难兼顾其后续课程的学习。由于课程衔接不够充分，学生在实验后很难扎实掌握学过的知识。
4）实验教学模式及管理方式多种多样，没有博采众长。
教学模式的研究层出不穷，虽然众多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付出了诸多努力，但近年来学生的创新能力并没有明显改善。当前国内主要的实验模式有：传统的封闭实验室教学模式、开放实验室教学模式、虚拟实验室教学模式等，但这些模式都有不足之处。
使用封闭实验室，学生在实验室花费很多时间进行设计，实际动手时间很少，占用实验资源时间较长，学生不能充分、灵活利用时间。使用开放实验室，存在仪器损坏率高、指导教师力量不足、实验经费不足等问题，也存在学生主动性不够的问题；利用虚拟实验室，学习缺少监管，学生主动性不够，遇到问题也不能得到教师的及时指点。这3类硬件实验教学模式均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2创新数字逻辑实验教学的研究思路
（1）研究有趣味性的实验教学内容，实验内容必须不断更新。比如，教师与学生交流、探讨有意思的实验内容，共同确定实验题目。
（2）研究、使用新的实验平台。实际上，通过eDa工具软件设计各种规模的数字电子系统是目前工程师的设计潮流。通过eDa和CpLD/FpGa仿真器就能完成数字技术硬件课程的各类实验，硬件课程实验平全能够在考虑系统性的基础上做到统一[1]。
（3）研究新的管理模式、运行模式及相关制度。适当增加室外课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思维方式，激发其求知欲；创新能力来自坚持不懈的精神，其核心是创新思维。因此，如何通过建立科学的实验教学管理模式和运行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4）研究实验室教师队伍建设，研究如何配备高水平的数字逻辑实验高技术人才。建立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开放实验室的前提，严格规范的管理是开放的必要条件，良好的实验室硬件是开放的基础。教师队伍直接影响实验教学的成效，因此，教师不仅要掌握先进数字技术，而且要具有计算机专业课程的系统性知识，掌握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
（5）研究创新实验教学的考核机制。在mooC教学实验平台上，通过在线回答问题的方式对学生进行考核。综合设计实验需要单独进行面对面考核，或以答辩方式考核。
3mooC数字逻辑实验教学模式
针对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相关研究已为计算机专业的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指明了方向，但要真正施这些方式，还需要深入研究具体内容，探讨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开放实验室的建设与实践尚无固定模式可循，各高校都在探索。因此，基于当今相关研究及现代教学mooC平台，建立一种数字逻辑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成为当务之急。
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是2012年美国顶尖大学创立的在线学习平台。mooC平台的课程针对高等教育提供免费课程，有一套自己的学习和管理系统。我国积极响应世界潮流发展趋势，也创立了自己的mooC平台。mooC在国内各高校掀起了创新教学模式的热潮，让教育者重新构想高等教育[2-3]。如何进行大规模在线数字逻辑实验是教育者面对的难题。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和不必要的浪费，基于硬件实验模式的研究，通过分析和比较，笔者给出一个思路：基于mooC教学平台，借鉴国内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探讨和建立自己的创新实验平台和管理模式。
近年来，西安交通大学数字逻辑电路教学团队，基于学校2014年与2015年度的教改项目，首先在学校的课程中心建立了数字逻辑电路mooC课程，得到了本校学生的积极响应，数字逻辑电路课程的点击率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学校所有课程的前十名。基于该平台，在2015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尝试对在校学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发现教学效果明显提高，该课程学生对教师的评价从2013年的87.74分、2014年的88.15分提升到93.49分。为了真正了解mooC教学的成效，在2016年的教学过程中没有使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又降到了87.33分。在2015年底，该课程被中国高校计算机mooC联盟列为首批建设课程，2016年度，本课程组在智慧树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在智慧树mooC平台重新建立了数字逻辑电路mooC教学课程，并把数字逻辑实验的相关内容融入其中，开启了创新数字逻辑实验教学的新模式。
这种数字逻辑实验教学模式是基于mooC的虚拟实验室、口袋实验室、开放实验室等的多方位实验教学模式，见图1。
虚拟实验室通过mooC平台连接虚拟机，在虚拟机中运行实验配套软件，并按照实验要求设计、模拟、仿真实现实验内容。传统实验项目移植至mooC平台后，可能会存在兼容性问题，需要适当调整实验内容以适应虚拟实验环境和mooC平台。在该平台，学生主要完成以下实验任务：
（1）通过在线方式完成基础知识的学习，了解实验室的规章制度。
（2）预习实验过程，熟悉实验操作规范和常见故障检查方法。
（3）掌握数字集成电路的特点和使用须知。
（4）学习实验中使用的硬件描述语言VHDL等。
（5）熟悉实验工具，如ViVaDo、QUantUS软件。
（6）模拟实验结果。
学生通过在线方式完成理论内容的学习，也可以进行模拟实验，在本地根据实验要求完成实验内容。模拟实验的结果是模拟出来的，可以使用软件直接检验实验结果是否正确，从而达到在线自动评测的目的，这也为大规模在线课程实验教学提供了便利。
口袋实验室为数字逻辑电路实验提供了多样化的实验实体环境。为了帮助学生在硬件课程实验中找到相应的实验设备，西安交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为本院每位学生购买了Xilinx公司提供的支持在线实验的硬件设备――口袋大小的Zynq系列实验板。在校学生可以到实验室实验，也可以与非在校学生一样利用口袋实验室在本地根据实验要求完成实验内容。学生自己搭建实验环境，配置相关实验硬件设备参数，实验完成后根据在线实验指导自行检验实验结果，并对实验进行改进。该软件既可以安装在mooC平台的虚拟机中，也可以安装在本地机器上，还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和使用。
开放实验室是在实体实验室的基础上灵活安排实验教师、实验时间的一种实验方式。该方式将实验室定时开放，学生通过mooC平台申请实验时间，教师根据学生的要求安排实验时间及时间长度。通过mooC平台上的互动实现教学资源的合理安排和使用，使教师和学生实验时间更灵活，达到节约实验资源的目的。开放实验室是虚拟实验室、口袋实验室的补充，还可用于教师对学生进行的现场考核。
总之，基于mooC平台的多方位实验教学是基于一种远程虚拟实验平台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多点接入实验平台的环境，极大地便利了学生。实验虽然允许相互讨论，但必须严格完成合格、规范的实验报告。学生所需的实验设备并不多，且由于实验结果由软件采集，实验检查也可以在线完成，并在线上传实验结果。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等方式，教师可以掌握学生的实验进度，检验学生是否真正完成实验内容，很好地保证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
mooC平台适合大规模在线实验，并能很好地适应各种课程的各种实验方案[4]。教师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管理，考核必须更加严格。实验的平时考核在线进行，作为平时成绩；在mooC教学实验平台上学习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要求做的验证性实验，教师通过在线回答问题的方式进行考核；综合设计实验需要单独面对面考核，或以答辩的方式进行。期末考核学生可以随机选择考核题目，灵活安排自己的时间，可在实验室或以在线监控方式进行。课程教学团队制定了一套严格完善的管理制度，考试过程中不允许讨论；学生要在规定时间内在实验室完成要求的内容和实验报告；实行答辩机制；还可以通过学生讲解、演示，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进行线下考核。
通过使用这种新的教学模式，教师在mooC平台中开放相关实验课程内容，学生自主学习实验的相关知识，并随时在mooC平台上查询知识；学生通过口袋实验室随时实验，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灵活安排实验时间；学生在虚拟实验室进行虚拟仿真，并将最终结果提交给教师。教师在mooC平台为学生提供问答渠道，学生在实验过程中遇见问题可随时与教师交互。最后由教师自行组织在线测验或线下答辩，并通过mooC平台统一通知安排，方便快捷。
基于mooC平台的“虚拟实验室+口袋实验室+开放实验室”的实验教学模式解决了在线课程无法进行实验的困难，达到与真实硬件实验一样的效果，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三类硬件实验”存在的主要问题[5]。
4结语
计算机课程硬件实验作为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不断创新和改革。国内各高校已经在在线实验教学方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尝试，西安交通大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笔者在详细分析传统3种实验模式的不足后，从创新性、管理模式、师资建设、考核制度等方面考虑，结合mooC平台提出了一种基于mooC平台的“虚拟实验室+口袋实验室+开放实验室”的多方位实验教学模式。这种大规模在线实验解决方案，使在线知识学习与相关实验的同步进行，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实验模式下的相关缺点。显然，随着mooC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大规模在线实验也将作为mooC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高校实践教育，随时随地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及动手能力，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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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新逻辑篇10
关键词：J2ee；mVC；Struts；Hibernate；多源数据
中图分类号：tp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3-0272-03
1多层架构的web开发框架模型
1.1J2ee五层体系结构设计
随着web应用需要更复杂的表现和逻辑处理，J2ee提出了一种四层体系结构，分为客户层、weB层、业务逻辑层、数据库层，应用的逻辑处理和表现的相分离，使得系统具有更为清晰的逻辑流程、功能代码复用性强、分布式部署。但是在大多数的实际项目应用中，数据层是关系型数据库，不能明确映射要实现的面向对象的机制，业务逻辑层与数据库交互的过程需要对数据库调用接口做进一步的封装，这在项目的开发和维护上会增加了一定的复杂性和管理的难度。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是把业务信息按照功能模块拆分开：业务逻辑与数据库访问分开，用户界面与业务逻辑分开，彼此相对独立，任一方的任何改变都不会影响对方，或者影响不大。因此本文提出在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库层之间增加一个数据持久层，将四层体系扩展为如图1所示五层体系，即客户层、web层、业务逻辑层、数据持久层和数据库层。数据持久层位于数据库之上，隐藏数据读取和操纵中的所有数据访问代码细节，将客户应用程序和底层存储机制隔离开，完全抽象出开发应用程序时使用的数据物理细节。
图1基于J2ee的五层体系结构设计
业务逻辑层和数据层之间增加一个数据持久层，实现对象和关系数据库之间的映射。利用这个映射框架的机制，对象与关系数据库之间的转换就可以透明地进行，而不用去关心数据库连接、并发性、事务等问题。业务逻辑层直接获取或存储的是清晰的对象，中间的转换过程交给映射框架来处理。
在分层设计中，各层提供的接口是进行层间通信的基础，遵循的原则是实现严格的层间独立、分离，各层的实现细节不对外公开。分层设计图层间通信说明如下：
①客户端与表示逻辑层通过Http协议通信，即通过HttpRequest和HttpResponse分别接收用户输入和返回执行结果给用户。
②表示逻辑层使用Struts框架技术实现，提供了接收/响应客户端请求，控制整个系统工作流程，通过调用action与业务逻辑层交互，以及格式化业务数据并动态生成weB页面等功能。
③业务逻辑层与持久层的交互则是JavaBean对Hibernate的调用，通过数据访问对象Dao进行调用。
④持久层与数据库的通信是完全由Hibernate负责的，它把实体映射到数据库，对持久对象操作，并把缓存中的结果同步到数据库。
1.2集成Struts框架与Hibernate框架实现mVC设计模式
Struts作为基于模型(model)－视图(View)－控制器(Controller)(mVC)模式的应用架构，具有组件的模块化，灵活性和重用性的优点。但是Struts框架主要是针对表示层设计的，对于后端的业务逻辑层支持不是很强，在进行项目开发中存在着以下局限：
①只能横向分工，按模块来划分工作，软件开发成本相应较高；
②需要花很多时间在数据层的包装以及不同模块之间的协调和沟通，导致开发时间的增加；
③项目移植性相对较差，可能需要为不同数据库编写不同的SQL语句；
④项目扩展性相对较差，适应新的需求或变更时要修改数据库表结构，重新编写SQL语句，备份数据库等复杂操作，对人员要求也相应较高；
⑤由于开发人员数据库操作水平参差不齐，开发经验也不尽相同，导致系统性能可能会相对较差。
Hibernate是一个开放源代码的o/Rmapping(对象/关系映射)框架，它对JDBC进行了轻量级的对象封装，以面向对象机制来处理数据库操作。Hibernate不仅管理Java类到数据库表的映射，还提供数据查询和获取数据的方法，大幅度减少开发时人工使用SQL和JDBC处理数据的时间。
笔者认为应该将Hibernate集成到J2ee架构中，从struts框架中分离出对象持久性相关部分，交给Hibernate来实现。根据Struts的体系结构，数据库操作工作是由模型层负责处理的，因此可以将Struts中的模型层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负责业务逻辑，一部分使用Hibernate实现对象持久性处理。同时分离出具体业务逻辑，新建一个业务逻辑层，专门负责用Hibernate来实现业务逻辑和持久性对象的交互。
图2显示了集成Struts和Hibernate的mVC模型。Struts和Hibernate框架的整合实现了控制流、业务调用、表示这三者的分离，使系统在开发效率、可维护性、可扩展性方面都有良好的改进。在本模型中，客户层可以看做是V，它是由浏览器显示给用户的DHtmL界面；业务逻辑层和持久层
则为m，它是系统的核心部分，由JavaBeans和Hibernate组成；web层对应C，它控制用户对业务逻辑的操作，同时控制把操作结果显示给用户，由Servlet和JSp程序组成。其中po是调用模型层产生的持久对象，通过JSp页面显示给用户。
图2集成Struts和Hibernate的mVC模型图
1.3集成Struts和Hibernate实现J2ee分层架构
根据前面的分析，将Struts框架与Hibernate框架进行集成，构成了一个新的web应用的开发框架，实现了J2ee应用系统的多层架构。该框架一方面继承Struts框架在表示层的优点，提供完善的标记库，负责页面请求的接收和转发，实现了表示逻辑和业务逻辑的分离；一方面在数据持久层等方面发挥Hibernate框架的特点，由Hibernate框架实现持久层和事务的封装，实现了业务逻辑与数据库访问分开。这样形成一个层次清楚、更加简洁、功能更加完善的web框架，降低各个层次之间的耦合，提高组件的可重用性，减少在代码编辑方面的复杂性，有利于开发人员将注意力集中在业务逻辑的实现上，有利于系统的可维护性等。
集成Struts和Hibernate实现J2ee分层架构如图3所示，系统采用的五层结构设计，由客户层、web层、业务逻辑层、数据持久层、数据库层组成。客户层运行在用户计算机的web浏览器中；web层运行在web服务器中，它使用Struts框架技术实现，提供了接收/响应客户端请求，控制整个系统工作流程，与业务逻辑层交互，以及格式化业务数据并动态生成web页面等功能；业务逻辑层负责实现整个系统的核心业务逻辑，由JavaBeans或eJB来实现；数据持久层使用Hibernate框架技术实现，完成对象和关系的映射，负责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图3集成Struts和Hibernate实现J2ee分层架构
下面根据图3对系统的各分层功能进行简单分析。
（1）客户层：是用户用浏览器看到并直接与系统交互的层，主要是由HtmL语言形成的网页界面。
（2）web层:它从客户层获得客户的输入，传递给业务逻辑层的组件，再把从业务逻辑层获得的处理结果以HtmL文件的形式输出到客户端，形成网页界面。web层由Servlet和JSp程序组成，封装在web容器中。而业务流程控制一般都由控制器Servlet来开发，响应用户的查询等请求并调用业务逻辑层的JavaBean来实现复杂的商务逻辑。
（3）业务逻辑层:处理表示逻辑层传递过来的用户响应，并将结果返回给客户层。业务逻辑层封装了系统提供给用户的接口，是直接处理用户请求的中心。这一层主要由JavaBean来实现。JavaBean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商务逻辑，与客户端交互，返回给它相应的操作结果等。
（4）数据持久层:它完成持久对象到关系数据库的映射，并对持久对象进行操作。业务逻辑模块由Hibernate通过0/R映射文件实现对具体数据源的操作(即穿过持久层映射到具体的某个数据表)，完成对数据库的操作。对于小型的项目来说，这种实现确实是很高效的、低成本的。因为用这种方式，不需要添加含有eJB容器的应用服务器，只需要一台weB服务器就可以让系统正常运行。
（5）数据库层：对象持久性的具体实现，可以是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文件存储和对象数据库存储管理系统。
2多源数据整合模型设计
目前的企业级应用系统普遍存在着在整体上缺乏统一性，分散的信息资源导致实现数据共享非常困难等问题。这些针对于不同业务独立开发的数据管理系统虽然能够满足业务数据存储和管理要求，但在许多情况下，为做出一个决策，可能需要访问分布在网络不同位置上的多个业务数据管理系统中的数据。因此，整合分散的信息资源就显得非常重要，通过对原有的多个相对独立的应用系统进行整合，消除原来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实现数据共享并且消除数据冗余，实现企业内部信息资源一体化，为企业综合应用系统提供集成的、统一的、安全的、快捷的信息查询、数据挖掘和决策支持服务。
2.1多源数据整合策略
Hibernate使用数据库配置文件来为应用程序提供持久化服务(持久化的对象)。Hibernate在Java程序与数据库之间进行转换，通过Hibernate访问数据库时，底层数据库使用的数据类型对Java应用程序是透明的。JDBC驱动程序对底层数据库使用的SQL类型进行了封装，向上提供标准SQL类型接口，使得Hibernate可以使用标准SQL类型来生成DmL(DatamanipulationLanguage)。系统时，根据不同的数据源，定义不同的Hibernate配置文件，就能访问不同的数据库，实现多源数据的整合。
2.2多源数据对象映射
（1）定义。根据需要整合的应用系统业务领域及范围确定数据整合的数据源和数据对象。
定义1：数据源a为一个相对完备的数据集合，他是由若干数据对象B组成，也就是有，a={B1,B2,......Bm}。一个数据源在实践中可以是一个独立的数据库。
定义2：设B为数据源a中的一个数据对象，B有若干数据元素组成，也就是有，B={b1，b2，......bn}，数据对象在数据源中可以是数据库中的表和视图。
（2）数据映射规则。
从需要整合的数据源到Hibernate的持久化数据类的集合之间建立以下映射规则:
规则1:对于一个数据源a，则在Hibernate中创建一个与之对应的会话配置文件，在会话配置文件中指明该数据源对应的数据库，如:hibernate.acfg.xml。
规则2:对于数据源a中每个数据对象B，则创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数据持久化类C，并且为每一个数据持久化类C与数据对象B配置一个相应的映射文件D，其中B的每一个数据元素对应C的一个类属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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