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1
关键词：JnK信号通路胞外生长因子肝再生肝细胞
中图分类号：Q4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336（2015）02-0067-01
1前言
根据JnK信号通路各途径的作用和相关性，将该信号通路分为42条途径、5大类：生长因子与RtKs结合激活CRK/CRKL或RaS，炎性介质、激素等激活G蛋白，紫外放射等刺激，炎性细胞因子与其受体结合。本文选取胞外生长因子与RtKs结合激活CRK/CRKL或RaS途径（图1途径1-17）对大鼠再生肝的肝细胞影响变化做进一步研究。
2材料和方法
大鼠2/3肝切除模型制备和肝细胞的分离、鉴定，芯片检测、数据分析和大鼠肝细胞的JnK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及肝再生相关基因确认参考Li等[1]方法进行。Rt-pCR方法参考wang等[2]方法进行。
3结果
查相关生理活动途径资料表明，302个基因参与JnK信号通路，大鼠RatGenome2302.0基因芯片检测得知，JnK信号通路中胞外生长因子通过RtKs介导17条途径中有52个基因在再生肝的肝细胞中发生了有意义表达变化即肝再生相关基因，其中表达上调基因42个，表达下调基因8个，表达上/下调基因2个（至少在大鼠肝再生的10个时间点的一个时间点表达上调、一个时间点表达下调，简称上/下调）。
4讨论
JnK信号通路分为42条途径，其中胞外生长因子通过RtKs介导17条途径。一方面，RtKs活化后通过募集受体蛋白CRK和CRKL的SH3结构域激活HpK1，构成途径1-3。通常认为，大鼠肝再生手术后2-6h为启动阶段、6-72h为进展阶段、72-168h为终止阶段。肝切除手术后，肝细胞特异性生长因子受体水平的升高会增强cyclinD1的表达和G1/S过渡，促进肝细胞增殖。本文检测到，28个编码胞外生长因子的基因中，FGF7等12个基因发生上调，FGF22和FGF10发生下调。56个编码RtKs的基因中，epHB2等23个基因发生上调，LiFR和KDR发生上下调，met和eGF发生下调。编码HpK1的基因map4K1在整个肝再生上调。提示大鼠肝再生中，途径1-3主要通过FaS等36个表达上调的基因促进肝细胞的增殖、分化。
另一方面，活化的RtKs磷酸化SHC，将胞外信号传递到Ras。Ras激活Rac1和CDC42，后者通过SH3结构域的poSH蛋白结合，激活mKK4/7，活化JnK（途径4）。活化的Rac1和CDC42也可分别激活mLK3、meKK1、meKK4，后三者均可激活mKK4/7JnK（途径5，7，8）。Rac1和CDC42激活后，还可活化paK，后者通过磷酸化meKK1激活mKK4/7JnK（途径6）。Ras也可直接活化meKK1，激活mKK4/7JnK（途径9）。此外，Ras通过激活GCKR，后者激活meKK1，进入途径6，构成途径10。活化的RtKs还能通过pi3K激活Ras，激活mKK4/7JnK，接入途径4-10，构成途径11-17。pi3K活化后能够促进细胞生长和增殖，对构建细胞骨架十分重要。paK活化后主要参与细胞骨架调节、有丝分裂、细胞生存和血管生成等生物学功能，JnK激活后能通过影响paK的表达调控人肝细胞的增殖[3]。本文研究表明，3个编码SHC的基因中，SHC2发生上调。6个编码Ras的基因中，mRaS发生下调。4个编码paK的基因中，paK1、paK3和paK4表达上调。12个编码pi3K的基因中，piK3C2G和piK3R1表达下调，piK3R3表达上调。编码GCKR的基因map4K5在进展阶段下调。推测在大鼠肝再生中，途径4-10通过SHC2等4个表达上调的基因促进进展和终止阶段肝细胞有丝分裂和生存。而途径11-17可能通过piK3C2G、piK3R1和mRaS等三个表达下调的基因抑制进展和终止阶段肝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参考文献
[1]LiJw，wangGp，FanJY，eta1.eightpathsofeRK1/2signallingpathwayregulatinghepatocyteproliferationinratliverregeneration[J].JGenet.2011，90（3）：435-442.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2
摘要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各有，因此，公共行政学有不同的研究途径。本文从公共行政发展史的角度，纵观公共行政的发展脉络，分析管理途径和法律途径的冲突，并设想在未来的治理中如何规制这些冲突。
关键词公共行政管理途径法律途径
一、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及三种研究途径
1．公共行政发展的脉络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行政的发展脉络虽表述不同，但大体分为六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与创立时期。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行政学应运而生。第二阶段是行政学的正统时期。这一时期认为经济和效率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准则。第三阶段是批判与转变时期。国家开始对经济和社会进行全面干预，行政学也进入了不断深化改革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应用与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科技的发展也为行政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行政学由纯理论的研究转向应用研究。第五阶段是挑战与创新时期。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滞胀”的困境。由美国青年行政学者发起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得到发扬光大。第六阶段是总结与探索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行政学开始了对本学科历史发展的回顾和反思。一场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标志的大幅度行政改革在美国等多个国家开展。此外，登哈特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和罗森布鲁姆的“多元公共行政观”至今仍非常值得学术界的探讨。
2．管理、政治、法律三种研究途径
罗森布鲁姆的“多元公共行政观”认为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研究领域，它的研究途径是多元的，这产生于公共行政的复杂性。长期以来，对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存在三种途径，即管理、政治和法律。管理途径已发展为传统管理途径和新公共管理途径两种思路。根据传统管理途径，公共行政的意义在于追求效率、效能及经济最大化。新公共管理途径的基本价值观强调成本――效益及顾客回应性。这一途径主要是改革原有的旧模式，以期改善公共部门的绩效。公共行政的政治途径强调的价值是“代表性”“政治回应”“责任”等。公共行政研究的法律途径主要是将公共行政看做特定环境中应用法律和实施法律的活动。法律途径的公共行政强调法治，这包含着以下四个方面的核心价值：“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个人应享有的实质权利和法律的平等保护权、公平、诚实。
二、公共行政中管理途径与法律途径的冲突
在公共行政的三种视角中，管理视角和法律视角的价值观最为相对，管理途径强调效率，而法律途径则强调公平，两种途径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组织结构方面的冲突
传统管理途径主张公共部门应采取官僚制组织结构，以专业化分工、统一指挥与协调达到高效目的。新公共管理途径主张组织结构应整合组织内部的各项行动并尽量授权给各分工单位，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和自主性。而在法律的视野中，公共行政研究强调行使裁决功能的行政机构必须有大的独立性，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
2．人事行政方面的冲突
管理途径的人事行政主张人事工作应促使效率、经济的最大化。其假设是公共服务应非政治化，像企业一样运作。而法律途径则高度重视求职者的权利和自由，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法关系置于公共机构雇佣关系之上，强调公平平等程序的必要和法律平等保护的需要。
3．预算和财政方面的冲突
传统管理观点尝试发展一种预算途径，来提升经济、管理效能的价值，寻求以预算来削弱浪费、强化对政府运作的管理控制。新公共管理以市场力量为手段，强调绩效和顾客的回应，例如新绩效预算。而法律途径则保护宪法的完整性和个人权利，确保人人在法律之下有同等保障，以及改善程序正义及公平性。
4．政策分析与执行评估的冲突
传统管理观点强调政策执行的效率、效能，偏好政策执行的评估技术并主张行政机关要控制调查过程。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应该安排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不应该自己直接提供服务。法律关注的焦点在于宪法的完整性、公平、以及个体权利的保护，主张向行政服务的接受者、行政管制的对象提供程序上的保障，以防止权益受到损害。
三、公共行政中管理途径与法律途径冲突的规制
1．整合两种研究途径，进行全面分析
罗森布鲁姆曾经说，“尽管不同途径的价值和主张是冲突的，但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正是公共行政艺术的精髓所在。”管理与法律所代表的价值对于公共行政同等重要，处于并列地位，单独强调某种价值诉求都是片面的。这种价值诉求的冲突从理论上表现了公共行政实践中的困境。这里说的整合并不是融合两者的矛盾，而是运用两种视角去全面的看问题。
2．重视法律途径的应用
以往的实践经验中，管理途径更受人们重视。管理途径强调行政理性、效率、效能等工具理性的价值。不可否认，它对公共行政的贡献是巨大的，但另一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管理途径忽略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因此，在以后的治理实践中要更推崇将法律途径纳入研究视角中，强调“法律继续为公共行政之核心议题”。
3．承认其根本冲突，并以权变的思想去解决具体问题
行政管理者必须承认两价值诉求的差异，不能盲目融合两种截然不同的途径。两途径的并无高低之分，也不能做出先后的价值排序，因而整合两种途径的有效方法还在于对每一种研究途径的适用条件、背景作更详细的分析。以权变的思想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解决实际问题。例如罗森布鲁姆在书中曾指出，当涉及灾难的预防时，适合管理途径；当涉及平衡双方当事人利益时，适合法律途径的分析。
参考文献：
[1]丁煌.西方行政学说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2][美]戴维.罗森布鲁姆,罗伯特.S.克拉夫丘克.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法律的途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3
［关键词］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地方实践
［作者简介］张海燕（1962-），女，河北唐山人，石家庄学院党委副书记，高级政工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孙志勇（1980-），男，河北隆尧人，石家庄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张爱华（1976-），男，河北保定人，石家庄学院政法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法学教育。（河北石家庄05003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新途径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HB2010wt202）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7-0048-02
一、引言
目前，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不断加速，加之我国日益深化的改革和迅速崛起的社会经济，必然会导致正处于转型关键阶段的学生在思想认识、政治取向、价值观念上出现多元化、复杂化的趋向。国际、国内形势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深刻变化，给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如何充分认识和有效利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资源、新载体、新途径，已经成为能否有效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所在，以实践为基础，开展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载体和新途径的全面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时代课题。
二、传统载体与新载体融汇发展，多元化创新格局逐步形成
以网络为代表的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手机为代表的通信技术的发展，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信息领域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域、新载体和新途径。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各种思想政治文化相互渗透交织，教育形态从有形扩展到无形，教育范围从有限发展到无限，工作的难度更大，面临的形势也更加复杂。因此，传统载体与新载体必须与时俱进，博采众长，融合创新，才能有效地引领新形势下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从河北省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来看，高校BBS论坛、感恩教育、网络教育、心理疏导、时政讲坛等一系列新载体的有效利用和新途径的开拓已经初步形成多元共荣的发展格局。河北科技大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建设，河北大学“滴灌式”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河北理工大学“中国报恩网”公益网站、燕山大学的“翔燕工程”等对思政教育新载体和新途径的有益探索，开拓了传统载体与新兴载体融合发展的新途径，针对性、实效性和时代性很强，体现了鲜明的河北特色，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
三、以地域特色为基，以新兴载体为翼，共筑河北多元发展特色格局
河北位于京畿重地，有着得天独厚的文脉和人脉，红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整合，文化精品工程的打造，实践模式的创新与突破等传统载体与新载体的融合发展，是实现河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特色化发展之路的关键所在。为了配合河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开拓，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进一步加强新载体、新途径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积极作用，特提出以下拙见：
1.挖掘太行山文化底脉，整合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针对当前学生存在的集体观念相对淡薄、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等问题，通过挖掘太行山文化，整合红色资源，打造“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逐步探索一条独具河北特色和优势品牌的红色育人的新模式，增强学生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育人模式，主要沿太行山由南向北走势将邯郸涉县八路军129师司令部、邢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石家庄平山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保定阜平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等革命老区连接起来，充分整合老区所在地高校的资源，丰富红色文化，如邢台学院可重点研究抗大精神、保定学院重点研究晋察冀精神等，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为其核心精神。“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育人模式主要呈现为两种形态：一是以河北省数字化战略为契机，建立“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网站，实现与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当地政府红色网站对接，实现资源成果共享，丰富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二是高校围绕“太行山红色文化走廊”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特色实践活动，使学生更深刻地体验太行精神、西柏坡精神。
2.走进基层，反哺建设，广泛运用顶岗挂职等社会实践工程。针对当前学生普遍存在的缺乏实践经验、解决问题能力欠缺的问题，为增强社会实践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学生服务河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以河北省委省政府实施三年大变样战略为契机，引导学生到基层一线了解国情、省情和民情，培养面向基层、服务基层、扎根基层的意识，建议广泛开展学生基层挂职实践活动，并建立长效机制。学生基层挂职实践活动，以顶岗挂职为基本途径，“挂实职，办实事，出实效”为指导思想，坚持“办实事，务实效，受教育”的工作原则，充分利用河北省高校的优秀学生资源，深入基层（农村、社区）开展民生调研、科技指导、电影放映、、社区挂职服务、宣传国家新农村建设措施，讲解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具体方案，讲解低碳经济问题等实践活动。建立由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团省委等部门统一组织协调，高校团委、组织、学工等部门积极配合的基层挂职领导协调机制，并长效化。
3.强化道德约束与自我养成教育，充分激发学生自我约束与发展潜能。强调道德的管理与自我养成教育，就是改变过去在低端管理时依赖制度或机构的情况，强化人性管理意识，采用符合道德管理标准的方法，以人为中心，以院校为整体，调动学生的向心力、凝聚力、使命感、主人翁责任意识，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全面开发广大学生潜在的精神力。在学生入校之际，开展“学生生涯设计活动”，解决学生入校时不知所措、漫无目标、彷徨无助等情况。“学生生涯设计”亦可开展为大赛形式，激发学生参与热情，并促进学生快速定位，确立自己的学生生涯目标，为日后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如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五个一”活动，就比较有借鉴意义。“五个一”即“完成一个学习规划、交一位教师朋友、担任一次学生干部、参加一个学生社团、获得一项标志性成果”。在学生离校之时，开展“感恩承诺”或“爱心承诺”活动，如绍兴文理学院举办的“爱心承诺”活动，毕业生不仅为母校的发展献计献策，还纷纷写下“爱心承诺”书，即承诺在三到五年之内将自己工资的一部分资助给母校的特困生，“爱心承诺”活动已经成为绍兴文理学院1997年至今每年在毕业生中坚持开展的一项传统特色活动。
4.划拨专项资金，打造年度学生文艺精品工程。高校学生的文艺创作热情持续高涨，影视如湖南工业大学的《可是、青春》、河北经贸大学的《疯狂的漂移》等等，歌曲如河北大学自编自演的《四大名著串烧》等。这类作品社会关注度很高，但为数不多，精品更少，且反映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为数不多，尤其是缺少适合青少年的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强烈民族精神的文化产品。上述情况直接导致了学生无所消费，外国的文化产品支配青少年的阅读和文化欣赏的窘境。几乎没有例外地，青少年课外阅读最多的竟是外国动漫，最爱看的也是外国电影。所以，加大对高校学生文艺作品的引导和扶持力度，打造年度高校学生文艺精品工程便变得十分必要。高校学生文艺作品包括反映青年学生的文艺作品和学生自己创作的文艺作品，包括影视、戏剧、小说等传统形式，亦包括DV剧、手机文学等新媒体形式，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专职办公室或领导小组，发动社会各界力量，划拨专项资金，通过设立奖项等多种形式进行对口扶持，着力打造年度学生文艺精品工程。
5.策划大型主题活动，打造地域品牌或院校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通过大型主题活动打造地域品牌或院校特色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首选途径，作为政府或院校而言，打造参与性强、普及性强、娱乐性强的大型公益活动无疑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佳途径之一，所以，可以采取政府牵头、院校联动等形式有计划地策划年度或季度大型主题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方式：一是主旋律文艺作品进校园活动。文艺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性是使成为学生最乐于接受或参与的学习对象。上海市近年来连续进行的《百年树人·电影阳光行》活动即是对这一模式的成功证明。主旋律文艺作品包含影视、戏剧等多种形式，重点如政府的“五个一工程”获奖作品等。此项活动在实施过程中之前要宣传到位，之中要互动到位，之后要深化到位，如上海的《百年树人·电影阳光行》活动，活动之后有征文大赛，不失时机地把活动的内涵深化并且延续。并且此项活动易于开展，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考虑常规化、制度化，最终成为校园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二是大型连锁社会调研实践活动。如开展以“三年大变样同诉心声谋发展”活动，让学生、市民拿起手中的笔、相机、DV甚至是手机等，深入到市民生活中间，进入大街小巷，田间地头，收集市民百姓三教九流的民声民言，收集他们的生活变化，收集他们的苦难与喜乐，最后通过大奖赛等形式对优秀作品进行奖励和巡回展出等，这些收集到的一手资料，稍加打造便是对政府发展和决策最好的万言书。这样的大型公益活动，参与性强、范围广、影响大，从“诉心声”的作品到“提建议”的献言，再到“作贡献”的实践，环环相扣，连锁反应，是可以满足学生社会实践的良好举措之一。三是大型健身环保活动。如开展“星期三·让我们跑步上班”大型公益活动，院校可组织学生进行宣传、引导、组织、参与等。此项活动，既环保低碳，又可以使参与者身心受益，学生又从中得到了锻炼。
6.政府引领，高校联动，切实加强新载体新途径的创新和应用。全面推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健康发展。政府可以考虑由省宣传或教育主管单位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全省相关高校，进行调研、会商、研讨，对新时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宏观引导与管理，会签《关于加强高等院校创新利用新载体新途径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意见》，或者化而大之，拟定《河北省国民素质民族精神教育纲要》，以文件的形式，实行规范化管理，明确责任岗位、管理部门、奖励程序、评价标准，建立健全部门之间和部门与高校之间协调、激励机制，以政府引领、高校联动的方式，充分发挥新载体新途径的实效，全面推动河北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积极、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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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霍苗.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创新教育［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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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钟明.和谐社会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与实现途径［J］.湖南社会科学，2009（3）.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4
本文从农村经济的研究现状出发，着重分析了农村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以期对解决农村经济和生态问题提供理论的探讨，也试图通过在低碳路径的框架下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村生态经济的稳态发展。
关键词：
农村低碳经济碳排放系数外部性
一、引言
当下,全球面临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雾霾问题严重等诸多危机，“低碳经济”这一全新议题被提上议程。作为减缓和稳定温室气体浓度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的农村地区，随着其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产生了对农村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化肥的大量使用、森林的无节制砍伐和草原的沙化等现象，结果是这个区域的总碳排放量甚为庞大，导致了区域气候变化乃至全球气候的逐渐变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议题，那就是气候变化、经济大发展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村向来被认为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而根据低碳经济的原理，经济较好的地区才有可能成为排放量基数和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因此，由于农村地区碳排放量很低与农民的收入很低，故应该大力发展经济，这也是目前的现实状况。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新古典主义的思路应该进行革新，生态、环境应该被加入到发展农村经济的路径思路当中，因为农村也出现了很大生态、环境以及影响全球变暖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是指通过低碳经济方式来使农村区域经济达到可持续发展、环境质量可接受的一种模式。
二、农村低碳经济低径的探索
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的解决方案不外乎三种：政府途径、市场途径和自发组织。
1.政府路径。
在空气中碳排放量市场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当中个人消费碳产品所带来的收益和农村经济当中的个人为生产、消费碳产品所支付的成本决定的竞争均衡是无效率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其所产生的外部成本。根据科斯定理，产权的有效分配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但是这个定理是在极其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完成的，从现实与短期角度来看，对于农村经济的实行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一般思路是市场均衡需要从竞争均衡点移动到效率均衡点。通用的做法是政府需要以第三方的身份在农村Co2碳排放市场上采取行动。但是为了获得配置效率，即mC=mR，政府应该设定一定的标准改变农村居民行为结构、经济结构等，采取这样的结构途径才有可能解决既减少Co2排放量又提高农民收入，但是政府设定的标准是广泛意义上的标准，由于政府不是效率驱动的与准确的估计成本和收益是较为困难的，实行起来就更加困难。虽然如此，为了这个目标，设定一定的标准和路径仍然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还具有很强评价与监督作用，调查中发现针对农村地区的类似低碳的路径较少涉及，如科技支持、提供信息和执行监管等途径。下面提到的因素又会使政府实施上述路径受到影响。政府制定的经济环境标准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如：立法限制，信息不充分，地区差异。所以政府途径所设定的目标和采取的途径很可能没有配置效率。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农村低碳经济路径的现状是政府路径占据主要地位，但是实施起来较为困难和具有长期性，效果不明显且不具有长期性，市场路径几乎较少出现。市场方法由于目前农民的短期效应和收入压力，很多农民的支付意愿较为低。
2.市场途径。
尽管不能仅仅依靠市场本身解决环境问题，但是，政策制定者在解决农村解决生态问题可以运用市场激励机制。市场途径主要运用价格或其他经济变量激励碳排放产生者削减碳排放。市场方法的目的是将Co2排放所引起的外部成本内在于农民、厂商、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农民就能够根据市场中的变化做出决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结构，从而具有成本收益的原则。本文在此期冀探讨出市场途径的优势。世界各国都借助以市场为基础的途径控制碳排放。主要的三种途径为碳交易、碳税、生态补偿。最近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采取更多的预防手段，也就是将上述三种途径更加具有预防性。如碳交易倾向于保证金/还款制度。农村Co2排放市场值得开发，同时又必须进行严格保护，可以交易，并同时增强其碳汇能力。但是必须在农村可承受的规模之下。
3.农村结构路径——农村结构存在问题。
由于农村的地理特征、房屋高度、人口密度等，决定了农村生态系统的村镇、农业、自然子系统结构，那么低碳农村的空间性路径从自身角度来看便需要在这三个结构性变量上改变。
3.1从村镇子系统来看，对于农村人口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社会性结构途径，目标是使农民的消费行为的外部性成本减少。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主要是以秸秆、煤和汽油为主，具有低碳型的能源较少，因此，低碳能源结构应该朝着低碳型发展，比如沼气、生物能、太阳能等，在政府的带头作用于扶持下，主要作用在于降低最初更换能源结构的交易成本，同时结合宣讲活动等使农民明白改变能源结构的成本收益特征。
3.2农业子系统中的农业结构，而农业结构一班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二是农田基本制度，包括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灌溉、秸秆。目前农民在行使这些农田基本制度时并未考虑低碳、生态等方面的因素，农村低碳经济要求改变农田基本制度结构。这样的结构维持了几十年，违背了低碳经济的很多原则，市场自发的破坏这里的结构，但是这里依然没有政府组织、自发组织去改变已受到破坏的农业市场。
3.3是自然生态子系统：从地面角度来分析，具有草地植被稀疏、土地结构单一、土壤面积很大、地形此起彼伏的特点。这个结构也需要改变，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的途径需要采用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综合应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发展农村经济要始终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一贯穿始终的目标和线索，综合上述所有低碳行动途径，而其根本途径是改变农村结构，甚至是改变农村聚居区的密度，乃至人口迁移。同时需要结合政府途径和市场途径来共同改变农村结构。由于人们的不合理消费行为决定了农村结构，那么如果改变农村结构，那么我们就可以改变消费行为趋于自然化。这时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对于农村的布局、乃至城市对其产生的影响，要综合考虑。我们需要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层面上寻求其转变的路径。目标和途径已经基本清楚，接下来就需要定量评估每一项的成本和收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通过发展农村低碳经济路径来改变农村经济路径。根据外部性分析，以前的路径和现有的结构不具有效率均衡，比如家电下乡、种粮补贴，增加这些供给是提高生活水平，但对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似乎并没有显现，农村低碳经济路径应该循着这个方向去调整。同时，对这些地区而言，碳排放具有尚未发掘的潜力与面临紧迫的压力，也许潜力更加巨大。确立了目标与路径，接下里所需要做的就是实施时间表、成本收益分析，最后要做跟踪报告和相应的评价，可以科学研究、试验推广相结合，建立一些长期的农村低碳经济、低碳农村试验项目。
作者：孙思萌单位：对外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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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蔚镇，卢源.低碳城市发展的框架、路径与愿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81-206.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5
[关键词] 职教师资； 教师专业化发展； 途径
[中图分类号] G434[文献标志码] a
引言
职业教育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而言，是“基石和框架”，也是国家经济起步腾飞后必须迈上更高台阶的巨大助推力。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职业学校出现严重的师资紧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到2020年，我国职业学校在校生人数将达到3830万人，其中中职生2350万人。今后10年中职师资将有47万人的缺口。师资成为职教发展的重中之重，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也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尽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已采取多种举措加大职教师资的培训力度，但总体看来我国有关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的研究多数都明显带有移植和套用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化研究成果的倾向，导致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研究的职教特色缺失。[1]只有真正以“职教”为立足点，凸显职业学校教师的特殊性，结合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特点，探寻其独特而有效的发展途径，这样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的研究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一、 研究背景
职教师资专业化是当前职业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职教师资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所在，是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教师专业化是指教师在整个专业生涯中，通过终身专业训练，习得教育专业知识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并逐步提高自身从教素质，成为一个良好的教育专业工作者的专业成长过程。[2]职教师资专业化是指职业学校教师成为本专业成员的专业成长过程。它是一个内涵不断丰富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从职业教育目标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以及目前职校师资队伍建设来看，职教师资的专业发展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在学生素质和行业对岗位要求相对较高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下，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备多方面的能力素质，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瞭望全球，职业教师专业化发展态势如火如荼。美国有严格的职教教师专业发展标准，把职业教师专业化发展的途径主要分成了两个部分，即职前培养和职后发展。职前培养包括教师证模式和课程培训模式，职后发展主要是指对教师的培训，包括企业实习、与其他教师合作、参加学习班和研讨会以及一些培训计划等。[3]这些与职业教师专业化发展相配套的教师发展计划，勾勒出了职业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职前教师教育培养是职业教师专业化的基础，教师资格鉴定是职业教师专业化的核心，教师管理与培训是职业教师专业化的重要保障。[4]各个阶段包含了丰富的学习培训内容以及严格的考核制度，这种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职教发展先进国家的模式和体系为我国的本土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参考蓝本。
放眼九州，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成果丰硕。我国学者对于职教师资的专业化发展作了大量的研究，在境界追求、哲学视角、个体专业化发展、群体专业化发展、专业化成长内涵、方式和有效途径等方面均有论述。主要的发展途径归纳如下。
（一）专业化发展立足校本研修[5]
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要真正以“职教”为立足点，凸显职业教育的特殊性，掌握职业学校学生特点，研究开发职业教育校本课程，研究职校学生学习规律。只有结合学校自身条件，在实际的日常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实效办法，而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普通教育教师专业化的研究成果，职业教育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二）专业化发展更突出技能实践[6]
从培养目标我们不难看出，职业教育的实践性、操作性更强。教师资格证书和本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是专业教师学术水平和职业能力的有力凭据， 是学术性与职业性的具体体现，更是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特征之一。
（三）专业化发展要强化企业培训[7]
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职业学校的教师需要不断地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除了在高校和其他教师教育机构接受在职培训提高之外，还必须与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到生产第一线接受技术训练，使自己成为职业实践者，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积累实践经验，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职业成长的能力，没有这种接触，就无法实现自己知识的根本性创新。强化企业培训是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四）专业化发展需加强就业指导
职业学校教师还应该对职业教育和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领域进行研究，对行业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具有预测行业发展趋势和方向的能力。职业学校的教师必须具备就业指导的能力。
然而，我们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与认识各站枝头，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和框架体系，职教师资专业化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要缩小甚至消除这个差距，发展职教师资的专业化水平，必然要找到可行的系统化的有效途径。因此，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研究点，建立完善的职教师资能力体系模型是推出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的前提，也是凝聚各家研究成果，构建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研究框架的基础。
二、建立职教师资能力体系模型
明确职教师资的能力体系是确立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的基础，能力体系是职教师资各种必备能力的模型，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则是为了各种能力的提升，有了能力体系才有利于有效途径的寻求。
（一）职教师资的“三证”
职业教育既要强调理论教学，更要强调实用技能，强调职业性。这对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三证”教师是对职业学校教师生存与发展必然趋势的新认识。具体特征为“三证书”：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就业指导职业资格证书。 “三证”教师实质上既能从事教育教学活动，又能从事行业、职业实践活动，并能将行业、职业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等融合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同时能够了解社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要及能力要求，为毕业生就业架起桥梁，开出“直通车”。“三证”能力是职业学校教师必备的基本能力，将成为职教师资能力体系的骨架结构。
（二）建立职教师资能力体系模型
结合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的情况，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职教师资“三轴四面”能力体系模型。该模型中的X、Y、Z三轴分别代表职业学校教师的“三证”，即教师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和就业指导职业资格证书，这三个轴支撑职教师资能力体系模型，寓示着“三证书”所代表的能力是职业学校教师必备的能力；分别在三个轴上取a、B、C三点构建出“四面”能力，即aoB学科专业技能，aoC教育教学知识能力，BoC行业体验分析能力，aBC综合能力。前三种能力的整合水平表现为第四种综合能力。从图中可以形象地看出，“三轴”代表的“三证”是能力体系建立的支架，“四面”代表的能力是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轴四面”能力体系包含了职教师资应具备的能力素质。
图1中的“能力面”代表的能力又可以进行细化，学科专业技能可以分为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技能实践能力、专业理论能力、前沿知识接受能力、专业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等；教育教学知识能力分为教学能力、课堂管理能力、班级管理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媒体应用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等；行业体验分析能力分为就业指导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市场洞察能力、实际工作能力和热点捕捉能力等。
（三）提出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
（一）支架途径
1． 企业培训
企业培训是指选派教师到企业、行业兼任或担任与本专业相关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及科研等第一线的职务，是全面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重要形式，[8]也是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特色途径。
企业培训的具体方法有挂职锻炼、产品研发、售后服务、项目训练以及现场体验。通过参与挂职锻炼、产品研发、产品的售后服务可以促进教师熟悉工作流程、产品服务流程。参与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利用自身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与企业达到互帮互助，增加管理经验。积极参加项目训练还有利于教师专业知识的增加、专业技能的提升。另外，现场体验以及挂职锻炼都可以促进教师感受企业文化，了解企业运作。
2． 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是以学校为基地、通过校外专家和校内有经验的教师的专业引领，促进本校教师专业可持续发展及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一种教育实践活动。[9]校本研修以教师为主体，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校本研修的具体方法有专家课堂、教研活动、教学大赛、技能比武、课程开发以及教学研究等。开设专家课堂或组织有经验的教师进行探究讨论，可以帮助教师了解最新的职教动态，获取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教师群体之间也可以定期组织教研活动，举办丰富多彩教学大赛、技能比武，有利于他们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教育理念落到实处，提高教学能力，增强操作技能。另外学校要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开发校本课程，进行教学研究，努力成为教学—科研人才，使他们不仅具有较强的教学能力，而且具备科研的实力。
3． 进修提高
教师进修是在职参与的继续教育活动。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学习型社会已初见端倪，每个人都必须终其一生不断地接受教育，才能立足于社会。
教师进修的具体方法主要有专题讲座、专业进修、学历提高、实践训练、考察实习与学术交流等。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基地作为职业教育教师职后教育的一个重要阵地，依托高校或者其他机构，为职业教育教师搭建了理论与实践沟通的桥梁。教师借助高校专题讲座，拓展专业知识，提升学历水平，同时掌握教学方法、教育理念、教育技术能力，有利于教师提高教学研究能力。教师还可以争取各种机会参加其他机构的实践训练与考察实习，提升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增加实践活动经验。在各种学习与活动中，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术交流，在交流中不仅提高自我表达与沟通交流能力，更要善于捕捉专业动态知识、新型技术。
（二）拓展途径
1. 教师共同体
教师共同体是教师围绕共同的目标进行合作、共同进行探究的一种学习型组织。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地域的教师相互交流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促进教师专业共同发展。[10]
在信息技术环境下， 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实现途径有很多。首先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教师合作，交流教学经验，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参与网络资源建设，开发网络课程，开设在线课堂，扩大教师学习、研究范围，提高教师协作能力。其次也可以通过学术共同体、虚拟学习社区进行教育研究、与专家进行对话，寻求答疑解惑。另外博客、微博等也越来越受到教育者的关注，教师可以形成博客圈，[11]进行热点探讨，利用微博广播发表议论，关注别人分享他人观点。博客不仅促使教师提高协作交流能力，更对教师的知识管理也起到了很大作用。而近年来， 构建教师网联，将教师教育系统、卫星电视网与计算机互联网进行三网融通， 实现教师教育领域内的行业联合， 共建优质资源共享，成为了提高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队伍专业素质的有效途径。
2． 自我发展
教师自我发展是指个人根据自己发展需求，对自己学习负责，并自我选择培养方式的一种个人发展方式。[12]教师专业化发展，主体在教师自身，没有教师的自省自励，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需求，只会使教师专业化流于形式。
教师自我发展途径主要有共享资源、网络课程、合作交流、社会服务与技能大赛等。职业学校教师与他人共享教学资源，展示教学成果，这有利于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的总结与提升。同时教师不仅要会利用他人的教学资源，还要根据实际教学情况，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网络教学课程，在锻炼自己教学设计与课程开发能力的同时，努力创新教学方法。教师要主动参与合作交流，提高交流与协作能力。另外，职业教师应积极参加各类社会服务，在实际生活中锻炼自己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积极参加技能大赛，在合作与竞争中提升自身的教学能力，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
3． 评价与反思
教师评价与反思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改进教学实践，通过他人评价了解自己教育实践问题，并不断深入反思，积极探索与解决教育问题的学习方式。
教师可获取的评价可采用多途径、多主体来进行。多途径包括对成果评价（如研究的课题、发表的论文），对活动过程评价与反思（如电子档案袋）；多主体包括小组评价、专家评价、社区评价、自我评价与反思等。评价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小组评价主要侧重协作、沟通能力，专家评价侧重专业知识、能力，社区评价侧重实践能力，自我评价更多的是反思自我发展过程。无论何种评价结果重点不在于对教师评级的考查，而在于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因此，教师应正确看待评价结果。关注评价，注重反思，能全面有效地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实践能力。
四、结语
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是在职教师资“三轴四面”能力体系模型上进行构建的，教师的各方面能力得到很好的发展，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也就有了提高。教师的能力和教师专业化发展具有对应关系。本文建立了职教师资能力体系模型，以能力为出发点寻求教师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希望为研究者们建立可参考的研究框架。
文中给出的支架路径（必修）和拓展路径（选修）都不是孤立的。在职业学校教师专业化发展过程中，应尽量做到集中培训与个体发展相结合，支架途径和拓展途径相结合，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参与学习与互动学习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根据自身情况，结合实际选择适合于自己的专业化发展途径。
教师专业化发展不是在几年或者十年内能完成的，而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对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研究亦是如此， 本文阐述的能力体系模型以及由此推出的职教师资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都是阶段性研究成果，期望为研究者和同行提供参考，从而更好、更系统地探寻职教师资专业化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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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6
关键词：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路径；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140-02
从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到十报告第一次将“生态文明建设”加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和国家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高校作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无疑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建设的接班人，是美丽中国、实现中国梦的践行者，他们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文明素质，将影响整个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理论的研究，为不断优化和创新生态文明教育路径，为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一些借鉴和指导。
一、相关概念的研究
1.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
关于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目前我国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说法。方创琳认为：“生态文明教育应该包括生态善恶、生态良心、生态正义和生态义务这四大范畴。”[1]这主要从教育内容方面对生态文明进行了阐述，并未提出确切概念。陈丽鸿、孙大勇认为“生态文明教育是指针对全社会展开的向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的教育活动，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出发点，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培养全体公民的生态文明意识，使受教育者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人、自然、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形成健康的生产、生活、消费行为；同时培养一批具有综合决策能力和领导管理能力、掌握各种先进科学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专业人才。”[2]这是广义的生态文明教育概念，是站在全社会的视角对生态文明教育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杨志华、严耕认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高校为培养具有明确的生态文明观念和意识、丰富的生态文明知识、正确对待生态文明的态度、实用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技能、高度的生态文明建设热情的新型人才而展开的教育。”[3]这是狭义的概念，专指高等学校的生态文明教育，与本文的研究相契合，因此本文以此概念作为研究的基础。
2.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的概念
目前，我国学界对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研究还比较少，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其中《辞海》中对路径进行过界定，即道路和门径，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路径就是途径和方法的总称。笔者认为生态文明教育路径可以理解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高校为培养大学生丰富的生态文明知识、鲜明的生态文明意识、端正的生态文明态度、实用的生态文明建设技能、强烈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感而在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有计划、有组织、有意识地所采取的不同方法和途径的总和。这是狭义的概念，专指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路径。
二、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理论研究现状
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刚刚兴起，各方面条件还不完善，现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第一，理论教学是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途径，以课堂教学为主。在课程设置方面，考虑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公共必修性，很多学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实施生态文明教育的主渠道。王康认为：“高校在普遍缺乏生态教育公共必修课的情况下，应开设公共必修课，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生态文明教育力度则尤为重要。”[4]同时还有学者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的公共必修课和选修课。李昌祖、屠佳认为：“应该尽快普及生态环境课程，不仅要把生态文明课程作为基础性必修课，而且要把这种思想贯穿到各门课程的教学之中，把相关内容的学习渗透到各类专业学生的学习中。”吴明红、严耕认为：“目前全国高校均开设生态文明教育公共必修课程的条件尚未成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普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基础上可以开设选修课程。”[6]总之，公共必修课、选修课、各专业课程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模式将是今后生态文明教育课程设置的主要趋势。在教师资源设置上，要积极引进专门生态文明教育的师资，实现教师素质的专业化。在教学方法上，科学合理的教育方法是生态文明教育顺利开展的前提条件，而现行的生态文明教育往往以理论说教为主，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学生学习的兴趣普遍不高，所以要特别重视教学方法的改进。肖克艳、金鸣娟认为：“通过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在课程教学中设置生态文明议题，提高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实效性。”[7]饶世权、鞠廷英则具体阐述了“通过建构以理论教学、社会调查、案例分析、模拟活动和论文构成有机联系的‘五个一方法’来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素质。”[8]从现阶段的研究状况来看，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方法的研究还比较少，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校园作为大学生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载体。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生态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是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基本途径。李昌祖、屠佳认为“在校园文化中培育生态文明价值观是高校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核心内容，并指出编制生态校园的标准体系以加强大学生的情感体验。”[5]建设优美的高校生态文明环境，大力开展校园生态文明教育活动，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培养良好的生态文明素养。
第三，大众传媒作为当今最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尤其对90后大学生来说多媒体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合理运用大众传媒是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段海超认为：“要抓住网络这一主阵地，建立生态文明教育专题网站或在校园网里设置美丽校园栏目，定期美丽校园建设的相关知识、理论动态等。”[9]李张容则进一步指出：“大众传媒作为生态文明教育载体的重要作用，提倡要扩大网络平台的宣传性教育。”[10]
第四，在管理载体建设上，为了确保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工作落到实处，应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教育管理体制。姜树萍、赵宇燕等认为：“应该成立生态文明教育办公室，并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生态文明教育实施纲要确保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有效、有序开展。”[11]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不断加强，成立专门的教育管理部门将是大势所趋。刘春兰、王淑英认为“要结合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培养大学生生态文明习惯的养成从而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落到实处。”[12]吴青林、董杜斌则进一步提出：“应该完善教育制度的约束性，发挥教育制度的显性和隐性的育人功能。”[13]同时，班主任、辅导员作为管理载体的基层工作人员和与学生联系最为紧密的群体，应该积极发挥他们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作用。张月提出“高校辅导员作为高校德育教育的一线工作者，在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应充分发挥高校辅导员在生态文明教育中的德育职能。”[14]
第五，大学生环保社团作为大学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生态文明教育的重要途径。吴明红、严耕认为“应该充分依托大学生环保社团如‘山诺会’、‘绿手指环境保护者协会’等组织，积极开展生态文明教育活动。”[6]目前，很多高校都建立了大学生环保社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大学生在参与和实践中得到锻炼，为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和能力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结论及其展望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发现，我国高校的生态文明教育路径的理论研究已经基本形成了理论教学、校园文化、大众传媒、管理载体、大学生环保社团为主的五条途径，而教育方法则贯穿于这五种途径的始终。目前对这五条教育途径的运用和开发的程度还比较低，对教育方法的研究还比较分散、浮于表面，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近年来，90后大学生逐渐取代80后成为高等教育对象的主流，他们具有独特的思想特点和行为方式特征，在对他们进行生态文明教育时要注意方式、方法的运用。单纯的理论灌输对大学生生态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使大学生真正理解生态文明的真正内涵，并最终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品质。同时，老师的言行举止、学校的文化等都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影响着学生生态修养的形成。所以，高校生态文明教育必须注重隐性教育方法的运用，将生态文明教育渗透到教学活动以及各项日常工作中去，渗透到校园环境和各项实践活动中去，使大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参与实践中主动将生态文明道德内化为个人认知，最终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品质和生态文明行为。总之，实践性、隐性教育的加强将是今后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路径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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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7
论文摘要:本文提出通过民营化改革以破除行政性垄断进而提高电信产业效率这一电信产业改革路径,并提出基于电信业务的合理划分,通过组合运用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循序渐进地对电信产业实行民营化改革。
一、引 言
萨瓦斯教授认为:“民营化指一种政策,即引进市场激励以取代对经济主体的随意的政治干预,从而改进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1]。虽然对民营化的概念界定不一,但核心都是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自1984年英国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取得巨大成功以来,许多国家开始了民营化进程。在亚洲,1987年日本政府将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民营化,大约筹集了800亿美元,成果十分显著[2]。步入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中东、东欧、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民营化也活跃了起来。就我国电信产业而言,其行政性垄断的严重弊端日益凸现,因此,面对入世初的机遇与挑战,探索科学的改革思路并有效运用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对其实行民营化,对于充分挖掘民间力量发展电信产业,促进我国电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电信产业的行政性垄断与低效率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垄断产业存在着资源稀缺性、规模经济性、范围经济性及成本的弱增性,因而某种产品由一家企业生产比多家企业共同生产有效率。传统经济理论还认为,私人垄断企业会通过制定垄断高价侵害消费者的利益造成市场失灵,这就要求自然垄断产业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www.133229.Com基于上述理论指导,而且考虑到财政收入、就业状况及国家安全等因素,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我国电信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由邮电部独家垄断经营。邮电部既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订与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经营者。具体表现为:在投资建设上,主要依靠国家投资,通过行政法规力量排斥了外资与民营资本的介入;经营机制上,沿用计划经济思路,运用行政权力决定企业的人事、分配等诸环节;价格形成上,不考虑业务特性,而由政府按成本加成定价法统一定价;企业目标上,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更多地考虑行政性目标;等等。这就决定了这种垄断是一种以政企合一为特征的行政性垄断,有别于基于技术原因或特定的经济原因而形成的自然垄断。因此我国的电信产业实质上是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行政性垄断,这种具有超经济的强制性和排斥竞争的封闭性等特点的行政性垄断不仅导致了生产的低效率,而且还引发了分配的低效率,使得电信产业的民营化改革迫在眉睫。
三、民营化改革改善电信产业效率的内在机理分析
由于行政性垄断的存在,造成了社会效率的损失及我国电信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低劣,而且随着我国加入wto,外资将逐步介入,开放的国际市场是不允许行政性垄断继续存在的,因而必须通过民营化改革破除电信产业的行政性垄断,以达到消除电信产业低效率的目的。
通过民营化改革,引入外资与民间资本,从而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使得以往管理国有电信企业的旧体制不再适用于对各种经营主体的管理,因而必须进行管制体制改革,将政企合一的政府管制体制改革成为政企分离的政府管制体制,使政府从以往直接干涉电信企业经营活动过渡到通过完善的法规间接控制企业市场行为上来,即通过倒逼的方法,迫使政府进行管制体制改革[3],实现电信产业内以政企分离为特征的新型政府管制体制的建立,达到破除行政性垄断的结果。行政性垄断的破除有利于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使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将会促使企业自觉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而且,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不完全的信息世界中发挥一种信息发现机制,打破信息的垄断,使企业按照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定价,实现分配效率。最终实现消除我国电信产业低效率,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即通过民营化改革,形成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企业经营主体,进而引发政府管制体制改革以破除行政性垄断,从而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达到消除电信产业低效率的目的。
四、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实现途径
借鉴国外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本国电信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笔者认为,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有效实现途径应包括上市融资、成立合资企业、国有民营、转让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及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等。
(一)民营化改革的实现途径比较
不同的民营化实现途径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如表1所示:
由于优劣势上的差异,因而,不同的民营化实现途径,在电信产业的民营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上市融资是电信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发展民族经济要求鼓励更多的民营企业及早地进入电信产业,对外资进入的限制使得合资成为外资进入的主要形式,而国有民营只能是一种过渡性形式,转让部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形式。
(二)多种民营化途径的组合运用
尽管各种民营化途径的重要程度不同,但我们也不可能指望选择一种途径,而应该通过将多种途径加以组合运用,来实现民营化改革的各种目标。原因在于:(1)正如前面分析的,不同的实现途径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只有通过组合运用,才能实现各种途径的优势互补。如让外商和员工同时持股,可同时享有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与引入国外先进生产管理技术的双重好处。(2)不同业务存在技术经济特征的差异,单一的民营化实现途径难以确保各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成功,如采用鼓励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虽然小型民营企业经营机制灵活,有利于增值业务领域的繁荣,但由于其投资能力相对不足,难以在基础电信领域发挥有效作用。(3)只有组合运用各种民营化实现途径,才能使公众、民营企业、外商等各种产权主体进入电信产业,真正实现电信产业产权主体多元化,进而促进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的实现。
笔者认为,多种民营化实现途径的组合运用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对于电信产业的各个层次,均可以采用各种途径的组合运用以实现民营化改革。对于整个电信产业而言,我们可以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采用不同的实现途径,如基础电信运营企业通过上市融资方式实现其民营化,而增值业务可以通过鼓励新的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实现其民营化目标;对于同一电信业务,也可以采用多种实现途径,如增值业务领域,可以通过同时采用鼓励新的民营企业进入、成立合资企业、将部分国有企业承包或出售给民营企业经营等途径来实现民营化改革目标。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实现途径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如对于基础电信领域,开始可以通过使原国有垄断电信企业上市融资实现其民营化改革,但随着技术、需求等因素的发展变化使得多网竞争成为可能及民营企业实力的增强,可以适当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基础电信领域参与竞争。
(三)按电信业务特性实行民营化改革
要确保我国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促进电信产业的健康成长,需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对电信业务进行分类,进而改变以往大一统的管理方式。对《电信条例》附录进行第二次调整后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对全部业务进行了重新归类,分为第一类、第二类基础电信和第一类、第二类增值业务,将有助于我国电信产业与国际现行做法相接轨。
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借鉴上述分类法,依照自然垄断程度将电信业务进行归类,分为强自然垄断、弱自然垄断和竞争性业务。对于强自然垄断业务,由于其规模经济性显著,也为了避免重复建设引发的巨大浪费,应该由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进行双寡头垄断经营,并可考虑电信和广电相互进入,运用已有的广电网开展本地电话业务的竞争,投资需求的巨大性决定了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实现此类业务的民营化改革目标是最佳方式,因为民营企业还不具备进入的实力。对于弱自然垄断业务,如移动通信业务,可在原有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经营的基础上,再引入数家运营企业,实现多寡头有效竞争格局,而且部分民营企业也已具备进入的实力,因而可通过电信企业上市及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的方式,实现此类业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目标。而对于竞争性业务,应该对其放松管制,以市场为导向,实现完全竞争的市场格局,使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除上述途径外,还可通过成立合资企业、国有民营及转让部分国有资产等方式实现该业务领域的民营化改革目标。但为了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严重后果,应对进入企业的最小规模加以限制。
五、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行政性垄断导致了我国电信产业生产与分配的低效率,使得民营化成为其改革的必然方向。由于不同的民营化改革途径有不同的优、劣势,不同的电信业务领域有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并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因而通过对电信业务的合理划分,通过多种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的组合运用,更有助于民营化改革目标的实现。
民营化改革必须进行相应的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以实现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如何进行有效管制,确保民营化改革目标的顺利实现,将是笔者下一步研究的工作。此外,由于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电信产业民营化改革必将受到较多因素的制约,比如:电信管制法规体系不够完善;阻碍改革的力量存在;市场发育并不成熟;民营化改革实现途径有待进一步探索等等。如何突破上述因素的制约,循序渐进地实行民营化改革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8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途径评估
一、研究背景
2016年12月7日至8日，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表示，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由此，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目前出现了普遍的“低头”现象，大学生不喜欢直接生硬的理论灌输，对思想政治课程不“感冒”。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差的主要原因是“配方”陈旧，“工艺”粗糙，“包装”不时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为国家为党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开创我国高等教育新局面的首要问题。
基于这一现状，本文着力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进行研究，旨在从实践角度为高校思政教育提出改进完善的参考意见，帮助高校更加有效地立德树人。由于我国学术界对国内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研究多停留在理论阶段，且对于当代大学生这个群体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因此，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环节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仍有可以挖掘的空间。
二、研究内容
在查阅大量相关资料的前提下，笔者首先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分析、归纳出当前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种途径，进而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每一个途径进行调查研究，总结其实效性，发现存在的问题。最后，笔者通过对问题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具体的途径分析结果如下：
途径一：通过新媒体平台推送思想政治相关信息。新媒体平台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传播迅速，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建立了新媒体平台。而调查显示，目前新媒体推送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新媒体推送内容枯燥，学生没有进行深入阅读的驱动力。新媒体推送形式单调，缺乏技术与特色。对此，笔者建议，高校新媒体工作者应丰富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推送内容，注重实践性和趣味性。此外，可利用网络技术增强平台吸引力，建立能让学生自由发表见解的交互平台，如BBS、校园网论坛、留言板等。并且加大公众平台的宣传力度，同时打破学院间与学校间的壁垒，扩大新媒体推送的影响力。
途径二：日常交流互动。高校学生关于思想政治的线上互动主要以发起相关话题并进行线上讨论为主，线下互动则以辅导员的引导帮助为主。调研结果表明，在提高思想政治素养方面，两者起到的效果均不明显，原因在于：学生与老师缺少线上思想互动意识，无法发挥线上优势。辅导员交流缺乏亲和力和指导性。交流引导体系单一，目前只有辅导员一个途径。对此，笔者建议，高校应首先提高辅导员自身素质，加强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使思想政治教育交流引导这一途径更具针对性。同时，多元素沟通和完善的日常交流体系需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其他老师、党团干部、社团组织等都进入交流系统。此外，思想政治交流的内容要更加贴近生活，交流形式要更加鲜活多样，以达到更高的参与度。最后，高校应鼓励思想政治线上讨论，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网络意见领袖”，从而鼓励学生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
途径三：思想政治类课程。课堂理论教学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而调研结果表明，大学生对课堂理论教学的态度并不理想，许多学生在课堂上收获无几，老师的思想引导也并未真正地实现。主要的原因在于：课堂形式单一，内容空泛，学生容易成为课堂上的“低头族”。教学过于理论化，学生对此类课程有先入为主的排斥。课堂内容与现实问题脱节，学生不愿意花时间对个中问题进行深入思考。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笔者建议：老师在课堂内容上以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为切入口，把课堂学习及生活实际结合起来，活跃课堂气氛。同时，思想政治课程应与其他专业课程协同发展，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形成协同效应。此外，高校应形成“思想政治课堂+课外活动”或者“思想政治课堂+课外交流”等课内课外相结合的新模式，让同学们全部参与到实践中。
途径四：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校园文化活动与社会实践活动均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而此次调研结果显示，学生对这类活动的参与度不高，且收获较少。原因在于：很多大学生功利心较强，只参加对自己有明显益处的活动。组织者人数较少，而开展活动耗费的精力较大。活动经费有限，组织者在开展工作时受到限制，导致活动形式单一。对此，笔者建议：首先，高校应完善活动制度，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其次，要注重活动的形式多样性，办更好、更精品、更有内涵的活动；同时，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此外，明确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Υ笱生进行针对性的锻炼和教育。
三、总结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9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管理学；比较；概念；理论；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时间里，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发达国家，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经历了数次规模宏大的理论纷争和范式革命。短短100多年，公共行政把其他自然、社会学科的理论和成果充分的吸收应用于自己的学科领域，一次又一次地在研究范式、内容和方法上吐故纳新、脱胎换骨。在这一个世纪里，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哲学途径都深刻影响着公共行政研究的演进，每一个研究路径都有数位声名显赫的学术大师和众多的追随者。18世纪著名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有句名言“一切知识、认识均可溯源于比较。”美国著名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1947）就向国际行政学界提出了切中要害的批评：“如果不进行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使公共行政成为一门科学就是一句空话。”美国学者罗森布洛姆（2002）提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要路径是政治的、法律的、管理的，并对三种途径在社团布局、对个人的观点、认知途径、预算、决策、管制行政以及行政责任与伦理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其实在不同研究途径中可以大致分为两种研究逻辑：一是哲学、政治、社会、法律、历史的研究路径；二是管理、政治经济的研究路径。政治与法律途径比管理、经济途径历史悠久、强调宏观、静态研究；后者非常注重角色、系统、行为环境和行为过程的实证研究。姚莉（2010）提出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最新进展为公共行政研究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浓重痕迹。两种路径都有明显的“工具”色彩，同时也都很有影响力。鉴于此，本文以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管理途径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展开比较分析。把两种研究路径进行全面比较，有利于我们更深刻、系统的明晰西方背景下两种研究逻辑的历史演进、概念体系、方法特点、影响力等知识，同时也有利于国内行政学界推动管理学、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中国的本土化和推广应用。
一、公共行政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与管理学研究途径的具体比较
（一）两种路径发展的历史过程比较
从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两门学科的产生和演进历史来讲，现代政治经济学发轫于17至18世纪的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现代管理学出现得比经济学晚、肇始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100年时间里发展得枝繁叶茂。两种颇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研究为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化和科学化壮大注入了强大的研究能量。管理学研究路径对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贡献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构建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正如威尔逊、韦伯所做的贡献，管理学路径帮助理清公共行政学的意义在于实现政府追求效能、效率以及经济的最大化；学界早期对政府内部结构的构建原则的强调、后期对治理形式私人化、公司化的建议就是为了实现治理效率。关于这一点，在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名称上可见一斑。公共行政学初创阶段的名称叫“行政管理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发展成为行政管理学、政府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管理”二字成为学科的重要标识。但是，从公共行政学近50年发展的具体历程来看，要“走得更稳健、走得更久远”确实需要借助政治经济学系统的方法和理论资源。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让政府高调拥抱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理论；近50年来，无论欧美还是东亚，政府和公共部门的经济职能越来越壮大、“经济性”越来越典型；政府越来越象企业，企业也可以参与公共资源的管理与供给。以城市治理为例，汉克•V.萨维奇（HankV.Savitch），保罗•康特（2013）提出城市的发展走向是由驱动变量（市场环境、政府间支持）和转向变量（公共控制、地方文化）决定的。一句话，公共管理主体、对象和内容曾经鲜明的关系和特征越来越模糊。这样全新的实践必定呼唤新的理论与之共鸣。具体而言，政治经济学方法对公共行政发展的贡献具体在于上个世纪60年代新政治经济研究方法和体系的注入，在传统的土壤中培育出了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制度经济、政治经济、政府经济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资源。
（二）核心概念和理论派别体系的比较
管理学研究途径中的核心标志是组织结构、组织权威、组织效率三个概念，他们对公共行政学的初创和“企业家精神”政府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元素和分析方法；同时对公共行政的绩效实践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政治经济学的产权、博弈、交易三个标识概念构建的交易成本、制度选择、决策过程理论为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平台。管理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大师云集、领域流派纷呈；其中传统管理途径影响下的古典公共行政范式的官僚制理论；该理论第一次系统阐释了行政管理的目标、内容、对象；对现代政府的组织设计、体制规制、职能划分有重大启发，是公共管理学、政府组织学的核心内容。绩效背景下的新公共管理思潮。该流派是20世纪90年代欧美的国家公共行政对“管理主义”的回归。该流派的核心理念是企业管理技术的采用；服务及顾客导向的强化；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市场机制及竞争功能的引入。公共决策理论，尤其是预测方法与技术、决策方法与技术、项目管理等技术与方法风靡全球。这三大理论体系系统地构建了当前政府和其他公共组织管理活动的行为指导手册，而且成为mpa学员首选的热门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路径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也独领，其代表性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主义学派颠覆了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基本逻辑和方法体系。传统管理研究把政治与行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行政改革的目标；而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中以个人主义方法为工具，从“经济人”理性假设出发构建理论；政府和政治的行为被阐释为一种类似市场和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僚制度与行政制度等均被阐释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而政策均衡和制度选择等具体活动过程与行为被定义为公共行政领域的因变量。奥尔森与诺斯都把经济、政治制度作为国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解释变量。
（三）研究逻辑与方法的比较
从管理路径的逻辑来看，作为管理的公共行政的目标是发现并不断完善属于公共行政独有的规律与方法，进而发展相应的行政管理技术。它认为公共行政活动是可以观察并能以一定的客观标准进行效率的测量和评估，并能通过客观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改进效率的集体行为过程。这种技术化行政的管理理论以权威和效率为基本维度，并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复杂而演化得更精致。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该研究路径以经济与效率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与追求，以理性化的官僚制作为自己适宜的组织形式，以对管理工具和技术的实证分析作为自己的行为方式。以奎德等学者为代表的公共政策科学的迅猛发展就是管理学研究路径发展到极致的典型例子。政策制定的要素与过程被“科学性”地高度解剖；广泛普及的决策树分析、成本收益分析、最佳程度曲线、分配分析等技术，使公共行政的技术主义、管理主义色彩鲜明。从政治经济研究的途径来看公共行政实践，它就是个体理性如何实现在集体逻辑中的决策微积分。该途径开创了全新的公共行政研究视野和方法。当我们回溯历史提出疑问——最早用经济学方法研究行政问题的是谁？答案慢慢清晰：是马克思，马克思用他的资本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设”的假设构建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使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随后100多年政治经济学、政府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学科与公共行政学密切相关的学科脱颖而出，一系列的概念例如效用、利益、博弈、均衡成为学术界的各种理论基础。无论传统还是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在理论假设提出来后，该路径会采用研究假设、模型设计、数据分析、验证假设等环环相扣的研究过程来支撑所研究的理论，为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模式。mur-rayJ.Horn认为在实现社会目标的过程中有效的公共管理应当确保交易费用最小化。再以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研究理论为例。第一步：她首先在批判传统集体行动逻辑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理论假设——在现实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经济理性人”，囚徒困境的存在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公共资源治理现实；人们的合作预期还是非常强烈的，每个地区公共资源治理存在困境的同时也存在合作的种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小规模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中公民自组织共同行动的可能性很大。第二步：选择重要解释变量、构建理论模型y=f（x）。把政策选择和实施达成的利益作为被解释变量y。把社会的信任、尊重、互惠转变成基本变量x，即预期成本x1、预期收益x2、内在规范x3和贴现率x4。同时把环境变量（v）：影响制度选择收益评估的v1、影响现行成本评估的v2、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v3。第三步：经验检验。用土耳其近海渔场、斯里兰卡水利开发工程、加利福利亚南部地下水的治理等一系列案列来验证该模型。第四步：经过修正，提出自组织治理理论的具体分析框架。显而易见，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优点是：逻辑性、推导性强，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
（四）研究特点的比较
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路径研究的逻辑起点都始于效率、终于效率；都是为了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治理。虽然在逻辑与方法上有诸多差异，但两种研究在边际效应和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引领下，取长补短、最终形成了相对一致的见解，都强调目标、效率（效益）、绩效。两种路径都充分张扬了公共行政学的现性，都强调研究的科学客观性，而且实证研究的特点鲜明。借助于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逻辑，公共行政实践获得了强大的理论启发，并实现了满意的公共治理绩效。作为社会科学一方面带有浓烈的情感色彩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客观性、科学性、实用性的追求。现代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研究逻辑与方法恰当的融合了这两点。但不同的是，管理路径传统而且注重经验归纳；政治经济路径新兴而活跃注重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梳理。政治经济研究途径“使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利用逻辑和演绎，研究理性的行为主体如何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机会最大化，是对非市场决策行为的经济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更强调客观性、科学性，学者们能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结构模型来论证自己的新理论假设。难怪很多学者都把经济学比作20世纪社会科学研究的“帝国主义”，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可推广性。
（五）影响力的比较
管理研究路径赋予公共行政学以客观的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管理精神在公共行政学中的凝聚使公共行政研究立足实践、尊重客观、遵循实用，追求效率；管理精神和现代的管理气质成为学界的共识。公共行政研究从一门课程发展壮大为一个专业。同时，实践中的管理成为一门技术，每一个宏观的政府组织、每一个微观的公务员在现代管理精神的感召下都希望能获得精湛的管理技艺。因此对管理的研究慢慢发展成为对一门技术的研究，最典型的实例是mpa教育的实施。半个多世纪mpa的发展把管理的精神充分注入庞大的公共人力资源体系，使得公务员队伍体现出高尚的管理气质，从而培养出规模庞大的、现代的、优质的文官队伍。董建新认为：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垄断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不完全信息理论、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广泛、硕果累累。1986年，弗吉尼亚学派的詹姆斯•布坎南就因在公共选择理论研究中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新制度主义的领军者诺斯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09年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因为2009年奥斯特罗姆“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经济研究路径在公共治理领域开疆拓土，公共行政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都深深烙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印记。
二、讨论与结论
任何一个现实的公共治理都是复杂而精细的工程系统；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时期的公共行政科学都是在吸收外部营养的基础上成长和发展的。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罗森布洛姆才把“公共行政”界定为运用管理、政治以及法令的理论和过程来使其成为事实立法、行政以及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者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办事功能。在中国的学术环境下，公共行政学平稳健康的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只有30年，是一门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社会科学。与此同时，中国的行政学专业大规模地引入西方行政学经典研究的方法与理论；对西方经典模式充满了崇拜与艳羡。但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理论是现实的镜子，也是在现实基础上对现实的改造和超越：欧美行政学的经典范式是一次又一次“求真务实”的破旧立新、凤凰涅槃的升华；无论是管理途径的行政学研究范式、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都试图成为欧美科学客观主义与理论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欧美的经典行政理论是他们行政实践和学术专研的结晶；中国也应该立足本国的行政实践、专研自身的理论产品；中国行政学术界应该稍安勿躁、秉承平静客观的研究态度，假以时日也能发展出富有特色的管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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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董建兴.现代经济学与公共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文化发展的基本途径篇10
1从最优化值到最小—最大值：环境与发展的可持续性规划途径
关于方法论总起来说可以分为两类：即最大—最优化途径(maximization-optimizationapproaches)和最小—最大约束途径(minimax-constraintapproaches)。每类途径又可根据经济和生态指标进一步划分，形成一个2×2方阵的方法类型（表1)。
表1环境与发展规划中的可持续途径[1]
tableapproachestowardsutainable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planning
生态最优化途径和经济最大效益途径都基于理性模式，依赖于完全的信息并相信基于科学知识，人们能制定一个最好方案。而最小—最大值约束途径的一个共同点是追求回避最坏结果的出现，而不是追求最佳状态。最小—最大值的概念取之于搏弈论中的最重要原理，即最小—最大值原理[2、3]，它用来说明竞争双方为保障各自最低利益所应采取的战略。最小—最大值是一种平衡点，这一原理提倡对政策与策略进行多角度的或双向的选择，这种选择实质上是一种反复辩护的过程，本文所取之义就是在保障自身最低安全水平条件下，允许对方寻求最大利益的一种战略。
2最大—最优化途径
2.1经济最大效益途径
在经济最大效益途径中，货币价值被用来计量自然资产和人造资产，基本指标是成本效益。它根据成本—效益模式，分析和追求环境资源保护与利用的最大社会效益，允许以人造资产来取代被消耗的环境资产。如果这样，只要最大地获取自然资本与人为资本的总和，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人的经济活动肯定可以使后代人的生活更好而不是更差。这一途径在环境的可持续性利用中的有效性已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和反对[4、5]。理由包括：
(1)它用货币价值来衡量环境资产的成本或效益可能导致“定量偏差”(quantitativebi-as),因为估价大多基于人的偏好，即“支付意愿”(willinesstopay)。一个合理的环境计价必须依赖于完全的信息背景，但这种背景往往是不存在的。今日的杂草也许正是明日的癌症良药。
(2)它假设自然资产是可以用人为资产来取代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可持续性就被误以为可以通过维护最大的人为资产和自然资产之和来实现，而不是通过保护环境资产来取得。
(3)它把效益作为人类代际之间以及人与其它物种之间环境资产分配的唯一决定指标。但实际上，成本—效益分析模型只能反映当代人的此时此地的偏好，而不是下一代人的、更不是其它物种的偏好。所以，以经济最优化和经济效益指标无法指导可持续环境与发展的规划。
2.2生态最适途径
生态最适途径基于资源的适宜性和可行性分析，包括地质、水文、土壤和植被等等的分析。规划的目标是寻求土地利用和人类活动的生态最适性。通过景观规划师i.mcHarg的“自然设计”(designwithnature)[6],这一途径被系统化而成为本世纪规划史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发展。mcHarg把该方法总结为“所有系统都追求生存与成功。这种状态可以描述为负熵—适应—健康。其对立面则是正熵—不适应—病态。要达到第一种状态，系统需要找到最适的环境，使环境适应自己，也使自己适应于环境”[7]。景观规划的目标是寻求一个生态最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状态。这时，对景观的每一种利用都反映景观本身的内在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以通过对所在地进行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发掘。正如mcHarg所相信的“我们可以因此判别生态系统、机体和土地利用的合适环境。环境在本质上越适合于它们，适应过程所做的功就越小。这种适合是一种创造，这是一种最大效益—最小成本的途径”[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生态最适途径与经济最大效益途径在本质上遵循同样的理性思维。
生态最适模式在景观及环境规划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广为应用。但其弱点也很明显。它被作为自然决定论和技术崇拜论的模式而遭到许多学者的严厉批评。Litton和Kieiger[8]认为，这一模式对解决问题并无益处反而有误导之嫌。
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模型都相信人类的知识可以为人类寻求一条明确无误的、最佳的行动路线，认为这正是规划所要遵循的。完全的信息和系统的科学研究是取得这一目标充分必要的条件。这一规划的理性模式早已受到人们的怀疑[9、10]。人类的知识往往有其不完善性和不确定性。有人甚至认为知识尚不能完全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11]。这种观点得到Simon的认知学研究的支持[12]。他认为人们在解决复杂问题时存在着许多局限性。没有一个决策过程完全符合理性的原则。人类并不需要完全的信息和同时考虑所有可能方案后再作决策。人类并不追求最优，而是追求满意的、并且基本上是可行的途径。
尽管经济最优化和生态最适化都遵循理性模式，而实际上两者所导致的结果是不能兼容的[13]，经济上的最优化途径并不是生态上的最适途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相矛盾的。由于对这种矛盾的认识，人们提出众多的通过限制经济发展来保证生态过程和环境健康的途径。
3最小—最大约束途径
3.1对经济过程的限制
最低安全标准(SafeminimumStandard,简称SmS)是经济学家提出的众多关于限制经济活动和发展的概念之一。最早由Ciriacy-wantrup[14]提出，用来解决濒危物种的保护问题。这一概念试图阐明怎样避免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最坏状态，如物种的灭绝。这种最糟状态是不可逆的，而其社会损失又是不可确定的。SmS认为物种是一种可再生的资源，但其可再生性只存在于一定阈限之内。一旦超出这一阈限，资源的进一步利用就造成不可逆的后果，导致人类可利用资源库的枯竭。由于社会和自然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逆的后果是不可知的。防止这种灾难后果或最坏后果的一个办法是采用最低安全标准。利用这一标准，使足够的栖息地得以保护。SmS实际上来源于搏弈论的最小—最大值原理[2、3]。
假设社会必须在两种可能的选择中取其一：一是建水坝，从而获得电力，但导致濒危物种的灭绝；二是根据SmS，不建水坝，从而保存了濒危生物，但丧失了电力。再假设，可以获得的电力价值为X；而濒危物种对未来的价值有两种可能性：可能性一，价值为0；可能性二，价值巨大，为Y。这样，两种政策选择与濒危物种价值的两种可能性构成最大社会损失（表2)
表2不同政策选择的社会损失矩阵
table2Societallossmatrixfordifferentpolicyoptions
由表2可以看出，在采取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发生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具有巨大价值Y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Y；在采取SmS的不建坝政策时，最大的社会损失出现在濒危生物对未来并无价值的情况下，此时的损失为X。最终选择哪一个政策，取决于Y与X的大小比较。如果X
这一最小—最大值原理没有把利益的代际之间的分配考虑进去，也缺乏可变通性。对此Bishop[15]提出了一条改进原则：除非社会利益的损失大到无法接受，SmS都应该被选择。至于多大的损失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大”的问题，不仅仅应从经济上来分析，还应从伦理上来分析当代人会愿意承受多大的损失而不去向后代强加某种不确定的环境阴影。有人认为，SmS概念可以直接应用于所有可再生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规划问题。因为它允许现代人有限制地使用自然资源，同时能保护它们为后代所享用。SmS也能间接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而鼓励资源的节制利用[4]。
除SmS和最小—最大值原理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它类似概念，如“可持续限制”(Sus-tainableConstraints,简称CS),“预警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即pp)等[4、5、16]。这些概念都强调节制地使用自然资源而给后代预留以备不测，防止“最坏”事件或“很高损失”的发生。
但这种最小—最大值途径应用于规划中同样产生一系列问题。第一：关于“最坏事件”，在规划过程中，只能是根据不完全信息来判断的。最坏事件不可能是已知的或可预见的一系列后果之极坏状态，也不可能是想象中的最坏事件。所以，它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地被作为任何政策的借口，来处理环境损失不可知时的情况，结果使政策本身失去可辩护性。第二是关于“很高”的社会损失。无论是SmS或是其它相似概念，都不能明确什么是“很高”的社会损失[16]。SmS、pp等发展限制概念在发达国家中的小范围景观或环境改变时看来有意义，争议的只不过是新建一个度假区还是增设一块保护地的问题。但在发展中国家则困难得多，在那里，为了生存而开垦一片自然地也许会带来非常高的社会损失（包括稀有物种和栖息地的消失),但是不开垦这片自然地带来的损失也同样是非常高昂的，因为它关系到居民的生存和温饱。
3.1.2发展阈限概念
发展阈限的概念自malisz在60年代提出后进一步由Kozlowski等人发展完善[17～19]。该分析方法最早用于城市规划，特别是居民区的规划，是针对开发过程中受到的客观环境制约这一现象提出的。这些限制导致开发过程的间断，表现为开发速度的减缓，甚至停顿。克服这些制约需要额外的成本，即阈值成本，俗称“门槛费”。这些“门槛费”通常很高，它们不仅仅是一般投资费用，同时也是社会和生态代价。
在某一地域内的一系列阈限中，有一些是关键阈限，比其它阈限强加给开发过程的限制要大得多。克服这些关键阈限面临异常的困难，需要异常高的额外成本，并有可能为开发战略的形成起关键作用。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克服或只能通过换取地理环境的不可逆转的损失来克服的阈限，被称为顶级（或边界）阈限。这些阈限标志着城市发展和土地开发的“最终”位置、规模、类型和时间限制[18]。
阈限分析方法有几方面的局限性。首先，它基本上是一种定量化方法，多种开发方案都折算成单一的衡量指标，即阈限费用。尽管该方法声称也考虑社会和生态效益，实际上它只落实到经济成本问题。在房地产开发方案中，效益指标由每一种开发方案中的阈限费用除以住房单元数来求得。其次，阈限分析方法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局限，主要只适用于住宅区的开发，而对其城市发展问题只起到间接的参考作用。
3.2生态约束途径
3.2.1承载力
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即CC)是用以限制发展的一个最常用概念。CC最早在生态学中用以衡量某一特定地域维持某一物种最大个体数目的潜力[20],现在则广泛用于说明环境或生态系统承受发展和特定活动能力的限度。它被定义为“一个生态系统在维持生命机体的再生能力、适应能力和更新能力的前提下，承受有机体数量的限度”[21]。CC意味着我们应该在对环境造成的总的冲击与我们所估计的地球环境承受能力之间留有足够的安全余地，因为尽管我们知道环境存在着某种顶极的界限，但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越过这种界限。
正象可持续性概念一样，承载力也是非常难以定义的。它必须同时考虑资源、基础设施和生产活动，另外还要考虑社会对生活质量的偏好。在区域环境规划和管理中，CC一般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22]：①生产过程赖以进行的资源；②人们对生活水平的期望，包括物质需求和服务需求；③生产原材料和生活用品分配方式及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④环境对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废物的同化能力。
CC概念应用较多的是自然公园游人容量的控制[23、24]。在这些应用中，承载力的定义包含两层意义：一是社会承载力，涉及到游人对其体验的满意程度；二是自然承载力，它与自然本身的环境和生物过程有关，并与自然地的保护相联系。前者可以根据对公园使用者的抽样调查来确定；而后者则通过某些方法来测定，如简单的专家评定，复杂的模拟、遥感技术和长期的定点观察。只有当CC能真正被定义之后，其在环境与发展中的应用才有意义。然而，定义CC的方法远未成熟，定义CC必须依赖于建立某些限制因素与增长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很难确定的，这正是CC研究很难有成效的主要原因[25]。CC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某一地域的内在的某种数值，环境能承受的冲击在很大程序上取决于环境管理者对环境维护的目标，所以，有多少观点就可能有多少种承载力的定义。因此，Hardin[26]提出了文化承载力(CulturalCarryingCapacity)的概念。
3.2.2顶极环境阈限
顶极环境阈限(Ultimateenvironmentalthresholds简称Uets)是上述城市与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阈限分析方法的最新发展和延伸，用以讨论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及其对发展的种种限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强加在发展过程的阈限中，有一些限制是绝对的、最终的，即顶极阈限。Kozlowski对Uets的定义是“一种压力极限，超过这一极限，特定的生态系统将难以回复到原有的条件和平衡。某种旅游或其它开发活动一旦超越这种极限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导致整个生态系统或其重要局部的不可逆的破坏”[18]。
Uets是开发过程的最终环境边界，它们在为开发过程确定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SolutionSpace)上有关键的意义，每一层次的规划都在这种“答案空间”中寻求开发的途径和方案。这种“答案空间”被认为是对定义“承载力”的一个贡献。规划应在保护自然的同时指导甚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矛盾可以通过把规划过程分解成两个相互独立的阶段来解决：即限制性的和促进性的[19]。在限制性阶段中，优先权应归于生态和资源的保护，而在促进阶段中，规划应注重在“答案空间”中探索各种开发的可能性方案，而这些可能性方案的边界是由规划的限制阶段所决定的。
Uets从环境的4个方面来定义“答案空间”：地域边界、定性边界、定量边界和时间性边界，由此来确定特定开发项目的区位、规模、类型和时间。可以通过分析开发活动形式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结合对主要环境因素的评价，来确定Uets，这种环境评价包括下列各方面：①特有度(DegreesofUniqueness),即一种环境元素或成分在某一空间范围内出现的频度；②变异度(Degreesoftransformation)，即环境元素或成分偏离原先自然状态的程度；③耐受度(DegreesofResistance)，即忍耐不良冲击的能力和受破坏后的自我恢复能力；④生物学价值(BiologicalSignificance)。
Uets方法虽有许多启发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其中的一个重要局限是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Uets的定义基于对发展形式与其对环境冲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以及对环境因素的评价。但这种分析和评价所依赖的信息通常是不易得到的。Uets方法的主要目标是为开发规划定义一个生态上健康的“答案空间”。超过这一空间，自然资源的保护应具有优先权。但当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其它物种的生存同样面临着威胁时，Uets方法就显得无能为力。也就是说，当人类生存的“答案空间”与物种生存的“答案空间”重叠并相互排斥时，谁应有优先权呢？这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与资源规划中必须面临的问题。
Uets方法最早从旅游开发活动中总结出来。在那种情况下，人类生存不是一个问题，而且，旅游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相对来说较易解决。但在其它情况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用Uets有许多因难。
3.3安全格局途径
在分析以上各种可持续规划途径，比较其利弊的基础上，笔者曾提出安全格局(Securitypattern，简称Sp)概念[27～29]。与城市和经济发展过程的阈限一样，生态过程也存在着一系列阈限或安全层次，但是这些阈限对整体生态过程和环境来说都不是顶极的或是绝对的。它们是维护与控制生态过程的关键性的量或时空格局，如生物保护中体现在不同安全水平上的保护对象的种群数量、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距离等阈限[30～33]。与这些生态阈限相对应，景观中存在着一些关键性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构成某种潜在空间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景观生态安全格局，它们对维护和控制某种生态过程有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样，景观中也存在对维持其它过程起关键作用的安全格局[1]，包括：农业安全格局，它由农田保护地的面积、保护地的数目以及与保护地之间的关系等构成，并与人口和社会安全水平相对应，使农业生产过程得以维持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视觉安全格局，它们由对视知觉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环境的视知觉过程得以维护在某一水平上；文化安全格局，它们由对乡土文化有关键影响的局部、点及位置关系所构成，使地方精神与乡土文化过程得以维护，等等。基于安全格局的定义、识别和应用的规划方法称为安全格局途径。安全格局途径认为生态过程和其它过程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变所带来的冲击的忍受能力是有阈限的，但不承认最终边界的存在。同样，经济发展过程对环境与资源的依赖也是不均匀的，或是阶梯状的。安全格局是各方利益代表为维护各种过程进行辩护和交易的有效战略，它在尽量避免牺牲他人利益的同时，努力使自身利益得到最有效的维护。不论最终的发展与环境规划决策和共识在哪一种安全水平上达成，安全格局途径都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水平上达到高效。同时，安全格局把对应于不同安全水平的阈限值转变为具体的空间维量，成为可操作的城市规划、景观规划、环境及生态规划设计的语言，因此具有可操性。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方法论，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安全是有等级层次的和相对的，不同水平上的安全格局可以使生态或其它过程维护在不同的健康和安全水平上。
(2)安全格局可以根据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来定义，而过程的动态和趋势是可以通过趋势表面来表达的。所以，根据趋势表面的空间特性可以判别对控制过程具有战略意义的局部、点和空间联系，即安全格局。(3)多层次的安全格局是维护生态或其它过程的层层防线，为规划和决策过程提供辩护依据，为环境和发展提供可操作的空间战略。
4讨论
作为总结，可以作以下几点讨论：
(1)无论是以经济最优或是以生态最适为目标的可持续规划都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规划不可能是绝对的、唯一的，既非经济决定论的，也非环境决定论的。规划是多样化的、可替代的和可选择的，即规划应是可辩护的。(2)环境会对发展强加某种“最终”的或是“绝对”的限制，对此规划必须遵循。但是，这种限制或边界是很难定义的，或是难以接受的，它在规划中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
(3)在规划所依赖的许多经典概念和模式受到怀疑和摒弃之后，规划方法论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就需要探讨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可持续环境与发展规划的新概念和模式，使可持续规划更为有效。安全格局途径正是在这一方面的一个尝试，它是否具有生命力还有赖于广泛的实践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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