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理财的概念篇1
关键词：女性；自我概念结构；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细分
JeL分类号：G11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099-05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金融消费正逐渐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之一。有资料表明，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已驶入快车道，在亚洲仅次于日本。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资产管理规模可达到4700亿美元。随着财富管理市场规模的扩大，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分化更加明显。目前，我国个人金融产品市场主要依据客户的收入、年龄、职业等标准对客户进行市场细分(殷孟波，2004；程未，2011)，据此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并提供服务。然而，现有的个人金融产品并不能满足客户实际需求不断变化的要求(程未，2011)。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女性总人口已达到65287万人，占48.73％。经济、人格上的独立，家庭财富支配地位的确定，使现代女性成为个人金融产品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因此。研究女性客户群体的消费行为对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西方对于女性消费行为的研究多与自我概念有关。自我概念，作为社会心理学的重要概念，是指行为个体对自身所有的知觉、认知和感受的意识总和(Sirgy,mJ.，1982)。本文首创性地将女性自我概念的系统结构模型应用到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中，有效地揭示不同自我概念女性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行为，为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细分及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和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经营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的成倍提高，我国个人金融业务市场日益活跃。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各商业银行高度重视个人金融业务这个新利润增长点的发展。为了吸引客户和扩大市场份额，各商业银行一方面在金融产品的研发和创新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个人金融产品已经从单一的存款负债类产品和传统的个人中间业务产品发展为全方位的资产类、负债类、渠道类、银行卡类、投资理财类的个人金融产品系列(高万里，2010)，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个人黄金业务、个人外汇业务、个人助业融资、开放式基金等产品纷纷推出(肖北溟，2008)；另一方面，注意进行市场细分，根据不同客户的年龄、职业及收人等特征划分客户群。为其提供更有针对性、更符合客户需求的个人金融产品和服务(殷孟波，2004；程未，2011)。虽然，个人金融产品市场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
(一)市场细分不够深入
花旗银行对客户市场进行细分是根据客户的年龄、性别、地域、职业、受教育程度、偏好、收入、资产等多个标准进行的。然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主要根据年龄、收入及职业等三个标准划分客户群，对客户市场细分不够深入。同一年龄、收入甚至职业阶层的客户，也会因为性别的不同而在消费行为上呈现不同。即使是年龄、收人、职业还有性别都属于同一类的客户，也会因为偏好等的不同而在消费行为上表现得大相径庭。市场细分不够深入导致研发的金融产品与个人客户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例如，在商业银行推出的个人理财产品中，不论是人民币理财产品、外币理财产品、本外币理财产品还是信贷产品多以标准化产品为主，缺乏在这些标准化产品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化设计，适应不同偏好、不同需求客户的个性化产品。
(二)个人金融产品不够丰富
目前.个人金融产品市场上提供的主要是标准化的金融产品，或是这些产品的简单组合。例如：在一些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中，仅仅只是提出为中高端客户提供包括现金管理、投资计划、保险计划、退休计划、税务计划等在内的全方位的个人金融服务的理念，为中高端客户提供的产品仍局限于与提供给其他客户相同的标准个人金融产品或这些产品的简单组合，而为私人银行客户专门设计的专属个人金融产品数量较少(肖北溟，2008)。
(三)个人金融产品的经营效益不佳
目前个人金融产品虽然品种较多，但经营效益并不佳。工、农、中、建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2010年的数据显示：个人金融业务收益在银行利润中分别占比29.3％、34.7％、24.92％、17.46％，占比较低。现有的个人金融产品中，一些传统的个人中间业务(如代收代付业务)占用银行大量的资源，但带来的经济效益却很有限；投资理财类的产品，由于种类不丰富.与个人客户需求之间存在差距，经营效益也不尽如人意。
纵观上述三方面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市场细分不深入。市场细分不深入导致无法开发出与客户需求真正匹配的产品，影响经营效益。因此，在年龄、收入、职业等传统标准的基础上引入其他标准对市场细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虽然女性人口只占总人口的近一半，但由于女性是大多数家庭财富的支配者，因此做好女性客户群体市场的细分相当于完成了整个客户市场的细分。由于不同偏好的女性其消费行为存在差异，因此可将女性自我概念的系统结构模型应用到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中.研究不同自我概念女性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行为。
三、基于女性自我概念结构的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本研究通过对女性进行问卷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分析不同自我概念女性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行为特征。
(一)研究基础和理论假设
、1、研究基础。
西方对于女性消费行为的研究多与自我概念有关。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第一次提出自我概念，之后罗杰斯、Shavelson等多位学者对自我概念进行了丰富和深化。但有学者指出自我概念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民族化和本土化色彩的概念，利用国外的自我概念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中国企业的营销实践(黄聚河，2006)。杨晓燕第一次针对中国女性消费者提出了女性自我概念系统结构一5F模型。该模型认为中国女性消费者具有五个维度的自我概念即家庭自我、情感自我、心灵自我、表现自我以及发展自我(杨晓燕，2003)。我国有少量学者将用来透视女性消费者行为密码的自我概念，运用到某一市场的女性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例如保健品市场(黄聚河.2006)、旅游消费市场(黄玮，2008)等。而以女性自我概念作为密码，对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的消费行为进行研究目前学术界还处于空白状态。
2、理论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准备借助杨晓燕博士的
5F模型，即家庭自我、情感自我、心灵自我、表现自我以及发展自我，提出理论假设：女性自我概念是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的密码，同时，女性个人金融消费行为是女性自我概念系统结构的外在表象。
(二)研究设计和方法
1、问卷设计和调研。
为了验证女性自我概念是否有效地影响个人金融产品的消费行为，本文设计了两个量表：女性自我概念量表和女性金融消费行为量表。女性自我概念量表，采用杨晓燕教授的自我概念测量表(16个陈述句)，表格采用了Liken量表的形式，分别用来测试女性自我概念系统中的五种基本成分，每个句子有五个刻度，分别代表被调查女性同意每一句子的程度。被调查者分别对每一句话进行评分，“非常同意”打5分；“比较同意”打4分；“一般”打3分；“比较不同意”打2分；“很不同意”打1分。量表问项见表1。
女性金融消费行为量表选择了33个陈述句，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理财支出比例(1-5).2.理财途径(6-10)，3.理财动机(11-16)，4.风险偏好(17-201，5.投资对象偏好(21-26)，6.理财目标(27-29)，7.预期收益(30-33)。表格也采用了Likert量表的形式，具体形式与女性自我概念量表相同。量表问项见表24。
本研究在浙江省各个城市随机抽取年龄符合条件(18-59岁)。的女性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620份。收回578份，回收率93.24％；其中有效问卷523份.有效率90.48％。调查样本在年龄、收入、学历和婚姻状况等方面的分布较均匀，调查信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数据处理思路和方法。
对回收的数据首先进行信度检验，两个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5和0.68，均为可接受的信度。其次对量表1的数据进行效度检验(Kmo值=0.676>0.5，巴特利检验的p值=0,000
(三)不同自我概念结构女性的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分析
1、家庭自我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
家庭自我是女性对自身家庭角色的感觉和观念。这类女性把家庭角色当成最重要的角色，个人的需要和发展要服从家庭生活的需要，家庭共同消费重于个人消费。这类女性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1)会在保证家庭基本生活开支后，将剩余财产用于理财，用于理财支出的比例，事先也会有周密的计划，相关系数分别为0.489(**)和0.403(**)(2)理财动机主要是为子女教育，相关系数为0.411(**)；(3)会谨慎投资，属风险厌恶型，相关系数分别为0.275(**)和0.407(**)；(4)偏好投资自己熟悉的金融产品，对于新产品不敢贸然尝试，相关系数为0.251(**)；(5)理财目标首先关注保本，相关系数为0.305(**)；(6)一旦短期投资收益率低于目标收益率时，会马上调整原先的投资计划，相关系数为0.225(**)。
2、发展自我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
发展自我是女性积极向上，渴望成功和成就的自我概念。以发展自我为主的女性追求社会地位、追求事业成就和职业成功。这类女性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1)会选择将剩余财产全部用于理财，并事先有周密的计划.相关系数分别为0.522(**)和0.246(*)；(2)在理财途径方面，会根据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体的推荐进行理财。相关系数为0.246(*)；(3)理财动机主要是为了使财富增值，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系数为0.233(*)；(4)在风险偏好方面，这些女性为追求较高的收益，敢于进行大额的风险投资，也曾为投资借过钱，相关系数分别为0.276(**)和0.202(*)；(5)对于回报比较高的理财产品有较高的积极性，愿意尝试新的理财产品，喜欢投资风险大但收益高的产品，相关系数分别为0.241(*)和0.346(**)；(6)理财目标首先关注收益，相关系数为0.332(**)。
3、表现自我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
表现自我女性希望通过外在的商品来展现自己的个性，以吸引他人的目光，通常兴趣广泛，但缺乏持久性，容易情绪化，对于市场的产品抱有新奇的感觉，所以她们往往是新产品的最早试用者。这类女性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1)在理财支出比例方面，没有稳定、持续的计划，相关系数为0.249(*)；(2)理财动机主要为满足自身的成就感，相关系数为0.449(**)；(3)属于风险偏好者，经常为寻求价格涨、跌的刺激而进行大额的风险投资，相关系数为0.247(*)；(4)愿意尝试新的投资产品.喜欢投资风险大但收益高的投资产品，相关系数分别为0.318(**)和0.223(*)；(5)理财目标首先关注收益，一旦短期投资收益率低于目标收益率时，就会马上调整原先的投资计划，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299(**)和0.224(*)。
4、情感自我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
情感自我的女性个性含蓄，也最为细腻，她们追求个人情感的满足，比较注重产品的情感内涵和象征意义。这类女性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1)不会轻易尝试新的产品，对自己喜欢的产品比较执着(相关系数为0.272(**))，具有较高的产品忠诚度，即使短期投资收益率低于目标收益率时，也仍会坚持原先的投资计划(相关系数为0.246(**))；(2)理财行为较理性、“精明”，会投资不同期限的理财产品(相关系数为0.213(**))，不会盲目跟从，重视主观感受，一般不会随-性安排理财支出(相关系数为0.240(**))。
5、心灵自我女性个人金融产品消费行为特征。
心灵自我女性是在家庭和事业、审美和情感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状态。她们不需要借助化妆和时尚的外表来吸引人们的注意，也不需要忽视家庭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此类女性比较关注内心世界.对消费具有最低欲望，她们极少进行时尚消费，对品牌忠诚度最高。这类女性的消费行为特征表现为：(1)不会花过多精力在金融消费上，只愿将家庭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理财，同时理财安排没有一定的稳定和连续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223(**)和0.205(**)；(2)理财动机主要是为了养老，相关系数为0.329(**)；(3)属于风险厌恶型，相关系数为0.240(*)；(4)偏好投资自己熟悉的产品(相关系数为0.234(*))，投资比较冷静，不受其周围人群的影响，
不会因羡慕别人购买的金融产品获利而去购买该产品，这类女性关注内心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不喜欢风险，更不会去选择风险大的金融产品，相关系数分别-为0.197(*)和-0.241(*)；(4)理财目标首先关注保本.一旦短期投资收益率低于目标收益率，会马上调整原先的投资计划，相关系数分别为0.296(**)和0.239(*)。
四、对我国个人金融产品市场的启示和若干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对改进我国个人金融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一)细分女性客户群体市场，确定目标市场，实施品牌定位营销策略
基于前面的分析，五类不同自我概念的女性其金融消费行为差异明显，见下表4。因此，应把市场细分成界定清晰的不同自我概念女性消费者子集，在此基础上，依据目标市场特点，确定其提供的产品类型、价格、服务内容和促销方式，然后通过品牌定位，建立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以此使细分市场的消费者理解和认识自身品牌区别于其他品牌的特征。例如，对于发展自我的女性来说，银行可以建立“事业成功者、高社会地位”的品牌形象，让这类女性认识到选择这类品牌产品的内涵。品牌定位后，银行应从服务质量人手，保证品牌的内在品质，维持品牌的持续影响力，使各类不同自我概念的女性在各自的品牌产品和服务中找到内心的满足感。
注：“一”表示相关分析结果不明显。
(二)根据不同女性客户群体的消费特征。研发和创新个人金融产品
根据不同女性客户群体的消费特征，研发和创新与各自需求真正相匹配的金融产品。对于家庭自我女性，其理财动机主要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家庭，关注本金的安全性，厌恶风险，银行可根据这类客户的需要开发一些本金安全性高、风险小的金融产品.或将这类金融产品进行组合(比如将教育保险、教育储蓄、债券、保本型的理财产品等予以组合)，并冠以家庭感较强的名称，如“全家乐融融”等。对于表现自我女性。其理财动机是为满足成就感，喜欢尝试新产品.银行可根据这类客户的需要开发全新的金融产品，并冠以新意和收益兼具的名称，如“新益得”等。
(三)实施数据库营销，搞好客户关系管理
随着传统营销方式成本的上升，广告有效性的逐渐减少，银行必须对现有的营销方式进行创新。针对女性客户群体的特点，数据库营销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银行可在现有的客户数据库管理的基础上，对女性客户以面谈、电话调查、网络调查等方式进行不同自我概念女性的市场细分，然后分别派专人对每一类女性进行跟踪式服务，以保持其与客户“伙伴型”的关系。因为有研究表明男性多以目的型接触为主，但女性却将关系至上，以伙伴型接触为主(郝宇明，2010)。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2
财务会计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的过程，其中，会计计量在会计确认和报告之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传统上，现行财务会计模式是以历史成本会计计量为特征的，所以，会计计量问题多年来并没有被会计理论界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引起足够重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各国会计准则体系中也鲜有对会计计量提供专门的框架或者指南的。然而，随着会计界越来越多地试图把纷繁复杂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纳入表内核算和资产减值会计等的广泛应用，历史成本以外的计量基础（如公允价值、可收回金额等）开始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会计实务中。这种情况一方面凸现了会计计量问题在财务会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因计量而生的新型问题，比如允许选用的计量基础究竟应当包括哪些，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采用何种计量基础，如何确定公允价值等。我国在会计改革的进程中也面临着与国际会计界同样的会计计量问题。因此，关注国际上会计计量理论与准则研究及制定的最新发展对于我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文将主要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现行规定（包括概念框架和各项准则等）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结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等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在会计计量问题研究上的最新进展，探讨当前财务会计计量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并提出我们的对策。
一、会计计量：从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转向多重计量基础并存的会计模式
从早期的国际会计准则来看，大多是按照历史成本计量基础制定的，比如存货、固定资产准则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资产按照历史成本进行计量兼具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质量特征，符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坚持的财务报告信息决策有用性的目标要求。但是，随着近些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技术更新大大加快，、创新业务层出不穷，从而对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提出了挑战。这些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产减值问题在以历史成本计量资产价值的情况下，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始终以其初始实际成本（或者摊余成本）计量和反映的，在资产持有期间不确认减值损失。在严格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资产减值损失只有在相关资产发生转让、出售等时，才予以确认。其结果是，当资产的市价、可收回金额等低于资产实际成本时，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资产负债表中所反映的资产价值和利润表中所反映的净利润等均将被高估，从而导致财务报告难以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实际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其决策有用的信息，就需要引入资产减值会计和除历史成本之外的其他计量基础。为此，原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于1998年制定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引入了可收回金额等计量基础来反映企业资产减值损失。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1年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44号——长期资产减值和处置会计》，要求长期资产（或者资产组合）的账面价值如果超过了其公允价值，应当确认减值损失。我国于1998年起，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对应收账款、短期投资、存货、长期投资等计提减值准备。自2000年起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又扩大到委托贷款、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同时，要求计提这八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司范围也由上市公司逐步扩大到其他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施行和除历史成本计量基础之外的其他计量基础的引入，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
（二）创新金融业务和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问题近年来，大量创新金融业务和所谓的“资产负债表外业务”不断涌现，不少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是从事这些业务的主角，这些业务对这些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影响日益增大。因创新金融业务和“资产负债表外业务”衍生出的许多金融工具，它们通常属于履行中合约，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企业一般无需付出初始净投资或者初始净投资很小，与金融工具有关的标的资产和负债的转移也通常要到合约到期或者履行时才能实现。因此，如果严格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与这些金融工具有关的资产和负债在合约取得乃至履约过程中都将难以得到确认，资产负债表将无法反映这些交易信息（包括相关的风险信息），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从事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企业将这些交易称之为“资产负债表外业务”的重要原因。
但是，近些年来大量的理论研究和金融工具实务的发展（尤其是不断发生的因金融工具交易及其管理不当而产生的财务丑闻）表明，金融工具会产生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者权益工具，如果将它们（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作为“资产负债表外业务”处理，不纳入表内核算，则会导致资产负债表所反映的资产负债信息不全面，无法如实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
然而如果要将这些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权益工具等纳入表内核算的话，除了那些具有实际成本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权益工具（如购人的准备持有到期的投资、银行贷款、应收账款等）可以按照其取得时的实际成本入账外，对于那些在取得时没有发生实际成本（或者几乎没有发生实际成本）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而言，如果符合会计要素的确认标准，就需要应用除历史成本之外的其他计量基础（比如公允价值等），才能将其纳入资产负债表内核算，而且这些金融工具的价值经营会变动，要求揭示这些价值变动的风险，也需要引入除历史成本以外的其他计量基础。在这种情况下，2003年12月新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已经规定，对于所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在原则上均应当以其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在后续计量中，对于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并且公允价值的变动额应当计入损益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应当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而对于贷款、应收款项、持有准备到期的投资则采用摊余成本计量。
（三）将在未来导致含有经济利益的资源流出企业、但其发生时间或者金额不确定的负债问题在实务中，企业通常面临着大量不确定事项或者或有事项，这些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可能已经导致企业承担了一项现时义务，但是实际履行义务的时间将在以后会计期间，而且履约的时间或者需要偿付的金额并不确定，它们会随着未来有关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而发生改变。比如，企业为所售产品提供的产品质量保证、企业所承担需要在未来支付的养老金义务等。显然，如果严格按照历史成本计量模式，这些将在未来履约而且支付时间或者金额不确定的负债将难以入账，并被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中。如果要反映这些负债，企业必须在充分考虑未来不确定性因素的情况下，按照恰当的方法采用估计的应付金额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计量方法来确认和计量这些负债。《国际会计准则第37号——准备、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要求企业必须对于时间或者金额不确定的负债（即准备），在符合规定的负债确认条件的情况下，予以确认，其金额应当按照以资产负债表日履行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计量，最佳估计数应当按照统计上的“期望值法”（在涉及的现时义务为多项的情况下）或者最可能结果法（在涉及的现时义务为单项的情况下）予以确定。
毫无疑问，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会计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使企业财务报告真实、公允地反映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要完整地反映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的资产、负债状况，要在财务报告中充分披露与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有关的信息，就必须引入除历史。成本之外的其他会计计量基础（比如公允价值等）。近年来的会计准则制定实践和会计实务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模式正在逐步地被改造成为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会计计量基础并存的多重计量基础并用的会计计量模式。
二、现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于会计计量的基本规范及其存在问题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其概念框架中指出，会计计量是指“确定将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确认和列报的财务报表要素的货币金额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特定计量基础的选择问题”。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其概念框架中列示并界定了四种计量基础，它们分别是：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结算价值）和现值。概念框架并没有规定要求企业必须选用其中的一种计量基础，或者在何种情况下应当采用何种计量基础，但强调历史成本是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最为常用的计量基础。所以概念框架的实质含义是财务报表可以以历史成本结合其他计量基础的方式予以列报①。然而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实践来看，可以发现准则与概念框架、准则与准则之间在会计计量方面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一些重大的会计计量基本概念问题没有解决，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应用的一些会计计量基础无法在概念框架中找到理论依据从已经的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来看，各项准则中除了引入概念框架规范的历史成本、现行成本、可变现净值以及现值等四种计量基础外，还引入了许多其他计量基础，比如使用价值、公允价值、成本与市价孰低、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重估价、市场价值等。这其中，尤其是公允价值已经成为计量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其他有关资产或者负债的重要计量基础。但是，由于这些计量基础（尤其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没有被明确包括在概念框架中，使得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规范的计量原则与概念框架之间出现了不一致。从制定概念框架的初衷以及概念框架在准则制定中作用来讲，概念框架扮演着为具体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的作用，各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应当在概念框架的指导下制定，但不得突破概念框架。毫无疑问，现行的一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所采用的计量基础已经突破了概念框架所界定的范畴，因此在概念框架中明确公允价值等计量基础的基本概念和应用原则便显得十分迫切。
（二）概念框架没有明确其规范的四种计量基础的应用前提概念框架尽管规范了可供选择的四种计量基础，并且允许采用多重计量基础相结合的会计计量模式，但是概念框架并没有明确每一种计量基础的应用前提，即应当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采用其中的哪一种计量基础。同样的问题实际上也存在于除上述四种计量基础之外的其他计量基础上。这种对计量基础应用前提规范的缺乏，导致在有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对于计量基础的选用出现一定的随意性，或者在引入某一会计计量基础或者某几种会计计量基础处理一项经济交易时没有内在一致的概念基础作支持。同时，这也会导致财务报表的编制者在遇到一些新型交易或者事项时，在选择究竟应当采用何种计量基础进行计量时，要么无所适从，要么随意选用计量基础，从而不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影响财务报表的可比性。
（三）不利于国际会计的协调与趋同由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未能在概念框架中对会计计量的基本原则作出规范，所以，各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在对于会计计量的处理上实际上存在较多的不一致（即使大家遵循的是相同或者相类的概念框架）。比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于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以可收回金额为基础，而美国会计准则则以公允价值为基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于投资性房地产允许采用公允价值或者历史成本进行计量，而美国会计准则只规定用历史成本进行计量等。显然，这种会计计量实务上的差异，导致相同的项目在不同的会计准则体系下会得到不同的会计处理（即不同的计量结果），从而影响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利于国际会计的协调与趋同。
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提高概念框架的权威性和指导会计准则制定的角度，还是从保持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之间一致性的角度，都有必要从根本上系统地解决上述会计计量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于2002年启动了“会计计量”研究项目，试图从重建会计计量的概念基础（理论基础）和提供公允价值的应用指南等方面入手，解决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出现的会计计量问题。
三、解决会计计量问题的国际努力与未来会计计量的发展趋向
（一）为会计计量提供概念基础：明确计量目标，提供评价标准目前，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在致力于解决财务会计中的计量问题。美国曾经在其《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5号——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中提出了一些关于会计计量的基本概念问题，但是该概念公告形成于20多年前，目前看来已经显得过时，无法适应会计计量实务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当时没有在概念公告中提出公允价值计量基础问题。2000年的《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7号——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部分地解决了相关问题，但是对公允价值的概念基础、计价技术等仍然缺乏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规范。为此，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3年6月增加了一个单独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项目，拟在短期内，按照现行的、需要进行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提供一个公允价值计量的框架。其长期目标则是修改概念公告，发展公允价值计量的概念基础。目前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4年6月23日了《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统一了所有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及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原则与方法问题，对公允价值进行了严格定义，对如何确定公允价值提供了相应的层次结构，对利用公允价值对资产和负债进行重新计量所应披露的信息等作了具体规范。
与美国所作努力相对应的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02年和加拿大会计准则理事会合作，共同启动了“会计计量”研究项目，着手研究会计计量的基本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基本理念是，为会计计量提供概念基础首先要解决会计计量的目标问题，即会计计量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满足什么样的信息需要，只有会计计量目标解决了，才能从基本概念上厘清为了达致目的应当采用的计量基础，或者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何种计量基础的问题。
基于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明确决策有用性是会计计量的目标，即会计计量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会计信息（即与概念框架中的财务报告目标相一致）。也就是说，如果使用某一计量基础（如历史成本）无法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如某些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那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将可引入其他计量基础，以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要。但是，在引入某一计量基础时，究竟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其允当性？这是会计计量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认为首先应当以概念框架中的以下标准来加以衡量：（1）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即会计计量的结果是否符合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的要求；（2）资产和负债的概念。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都强调了未来经济利益预期将流入或者流出企业，所以，会计计量基础应当有助于计量“未来经济利益”；（3）有助于资本保全；（4）考虑成本——效益。
毫无疑问，从概念层次建立会计计量目标及其评价标准，将有助于为会计计量建立一个统一的概念基础，避免准则与准则之间、交易与交易之间出现不一致。但是上述会计计量目标及其评价标准毕竟比较笼统，在遇到一些具体的计量实务问题时，仍然显得指导作用有限。比如在应用上述评价标准时，如何权衡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如何考虑不同的会计环境（尤其是市场环境）对会计计量的影响②？如何避免将上述评价标准应用到会计实务中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与解释问题等？在基本的概念和原则层次，会计计量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解决。
（二）区分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自从会计准则中引入资产减值会计、重估价会计③、部分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会计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因为会计报表不仅需要反映资产或者负债的初始取得成本，而且还需要反映一些资产或者负债在会计期间的价值变动情况，所以，当代会计计量问题实际涉及到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两个方面的问题。
从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来看，初始计量基础主要有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现值、最佳估计金额等，而后续计量基础则主要有摊余成本、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重估价、公允价值、可收回金额等。由此可见，在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中，无论是初始计量基础还是后续计量基础，种类都较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针对这种情况，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决定系统梳理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基础与方法问题。
其中，对于初始计量，已经初步决定了五个可供选择的计量基础：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使用价值和公允价值。至于后续计量，则需要深入考察各国的法律法规规定、各国的计量实务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如收入和负债概念项目、报告综合收益项目、金融工具项目）后方能作出原则上的判断。可以预料，现行概念框架中的四个计量基础，除了历史成本将被保留外，其他计量基础（包括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和现值）可能都将被修改或者替代。
（三）为公允价值提供应用指南基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等国会计准则中已经越来越多地引入了公允价值，而且可以肯定，公允价值将成为未来财务会计发展的重要计量基础。所以，如何界定公允价值，如何在实务中确定公允价值，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会计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在现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文献中，除了对公允价值给出定义外，对在实务中应当如何确定公允价值较少给出具体的应用指南。其中，尤其是对于公允价值究竟应当是投入价值（inputValue）、还是脱手价值（exitValue），应当是实体特定价值（entity-specificValue）、还是市场价值（marketValue）上，并不明确。而在实务中，投入价值与脱手价值之间，实体特定价值与市场价值之间，则往往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会导致不同的人员、不同的公司对于相同的资产或者负债会得出不同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换句话说，在上述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所谓的“公允价值”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这种状况已经使得会计实务有时无所适从，或者公允价值的计量五花八门，从而影响到了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公司之间的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拟首先从概念上进一步界定公允价值的内涵，并为公允价值的计量提供应用指南④。具体包括：明确公允价值究竟应当是投入价值、还是脱手价值，应当是实体特定价值、还是市场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投入价值或者脱手价值，在什么情况下应当采用实体特定价值或者市场价值；在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应当如何确定公允价值，在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又应当如何采用一些计价技术等来确定公允价值等。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征求意见稿来看，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初步意见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对我国会计计量发展的思考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3
关键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
在传统社会中，"金融消费"通常不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必需消费，它与生活消费存在理论上的差异。但在现代社会，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成员不仅生活质量大大提高，而且为了使手中富余的财富保值增值，金融这种能实现财富跨时间、跨空间优化配置的方式成为他们的首选，消费者已广泛借助金融商品满足其消费需求。许多消费者通过银行卡或信用卡支付消费款项，购房者不仅向银行贷款购房，还要为此购买商业保险或办理抵押，有的消费者还购买投资连接保险等。在这种大背景下，金融领域的交易也蓬勃发展，与此同时，金融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也日益增长。中国金融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纠纷不容小觑，如何定义这部分消费主体至关重要。
回顾我国与之相关的法律，在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宗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使用的是"消费者"概念。在以规范金融行业为主旨的法律中，分别使用了"存款人"、"投资者"、"保险人"等概念。所以，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对金融领域中的消费者进行统一、准确的法律定义。2006年，中国银监会在《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引》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作为政府权威机构的政策对社会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指引》也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但是这种说法一直沿用至今。
二、国外立法对金融消费者法律规定的有益借鉴
在金融交易高度发达的国外，除了传统的消费者保护法外，还有专门的法律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分别选取美国、英国、日本等三个具有代表性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进行介绍。
（一）美国立法及其借鉴
2010年，因受全球次贷危机巨大冲击的影响，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其目的是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以防金融危机的再次发生。根据该法《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一章第1002条的规定，消费者是指个人或代表个人行事的人、受托人或者代表人。消费者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为了满足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庭需要，向消费者提供规定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①另外，在《投资者保护及加强证券监管》一章第913条规定，零售客户是指满足以下条件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的法定人：（1）从经纪人、交易商或投资顾问处接受个人化证券投资建议；（2）并且将这些建议主要用于个人或家庭用途的。基于上述概念，该法对零售客户明确要给予更有力的保护。②鉴于美国大证券和分业经营的深厚历史背景，即使在同一部法律中，美国银行、保险与证券业的也以专章的形式分别予以规定。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消费者和零售客户的概念中，梳理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特征，即：（1）自然人及其人；（2）为了个人或家庭用途的需要；（3）接受金融产品或者服务。
美国《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界定，与我国《消法》对消费者的规定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涵盖的领域不同。《多德-弗兰克法》是专门保护金融领域消费者的法律，而《消法》更多的是从一种共性的角度保护消费者，其中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特性被忽略，不利于从专业角度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我国有必要效仿美国建立专法以保护金融消费者。
（二）英国立法及其借鉴
同在2010年，英国通过对《2000年金融服务市场法》的修订，颁布了《金融服务法》。后法相较于前法，明确给出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根据修改后的定义，消费者是指接受、已经接受或者可能接受法定金融服务或者享有与这些金融服务有关权益的人，无论这些金融服务是否由合法的金融机构提供。③英国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比美国的范围要更广。其一，目的不再限于为了生活需要。只要是自然人，不论是为了生活消费还是投资盈利，均属于《金融服务法》中的金融消费者。其二，时间上不再限于已经接受金融服务，它向前延伸到可能或者正在接受服务的状态，可谓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潜在消费者。其三，服务提供主体资格的合法性也不再受到限制，保障了那些因受欺诈接受虚假金融服务的人。
英国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具有极大地进步意义。至于不合格服务者的交易相对人，也被金融消费者概念统辖，表面上扩大了消费者的范围，其实质是赋予了金融监管机构更严格的责任。
（三）日本立法及其借鉴
2001年，日本实施的《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消费者是指，"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④日本金融消费者概念突出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1）只要在金融交易中处于弱势，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日本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比英美两国更为大胆，如果我们的思维触角还只是停留在自然人的话，那日本已经向信息处于弱势地位的法人迈开了步伐。（2）目的是为金融需要。只要是非贸易、非职业或者非商业经营的需要均属于金融需要。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成员财富的积累和风险来源的多元化，人们的金融需求与日俱增，因而金融需求与一般意义上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并列成为人们的一项基本生活需求。
日本立法深谙金融消费者的本质--弱势地位，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于准确定义金融消费者的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我国在立法中，也应当以此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尽可能全面概括金融消费者。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我国有必要赋予金融领域的消费者以专门的立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应当为：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非商业、营业或职业目的的需要将要或者已经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者服务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于弱势地位是金融消费者的本质，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改变他们交易过程中的不利处境；只要不是为了商业、营业或者职业的目的，这种采用排除法的立法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囊括金融消费者。
注释：
①叶建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内涵[J].浙江金融，2012，（7）.
②刘媛.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1-22.
③张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探析[J].金融论坛，2012，（7）.
④叶建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内涵[J].浙江金融，2012，（7）.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叶建勋.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及内涵[J].浙江金融，2012，（7）.
[3]刘媛.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机制的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4
一、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1.签订合同权利义务配置不清。我国的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成长极为迅速。几大银行新开发了多种理财产品，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服务。这些理财产品分为大致可分为理财咨询顾问型、受托型、个人金融衍生品型、个人外汇买卖型及综合理财账户型等五大类。普通消费者与商业银行一方签订理财产品合同，然后就可以成为此行的消费产品的服务对象。而这些合同的权利义务往往存在着很多的差别，因为很多术语的运用，所以很多消费者往往不能正确理解，这就给自身权利受损害埋下伏笔。一旦风险发生后，银行方面又会因有合同在先为借口，让消费者叫苦不已。
此外，银行还可能从合同中得到消费者的重要信息，他们泄露消费者的重要信息，也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销售其理财产品时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在人们的印象中，把钱放到银行，就是为了存款。他们通过这种传统的安全的投资方式，一方面可以确保财产安全，另一方面也获得部分的收益。个别的银行就利用人们的这种传统的惯性心理来隐匿关键信息以欺骗消费者，特别是中老年的消费者。
个别的销售人员不全部的对消费者解释其全部信息，而只是一味的强调其产品的收益高，他们在传达信息时避重就轻，隐瞒重要信息，而只是传达吸引消费者的收益方面的信息。如犹豫期、分红不确定、退保风险这些东西不能客观的解释给消费者，也就造成了部分消费者不理性的签订合同，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混淆概念也是个别销售人员的常用欺骗手段。商业银行的银保的主打产品是生死两全保险。个别的销售人员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的营销其产品，往往会把一定专业的概念混淆，给消费者造成假象。比如他们会把生存返还金换成给予投保人不取现的奖励的概念，把分红和利息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因为普通的消费者不能找出这些概念之间的差别，往往因销售人员的混淆概念而让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我们发现在这些消费者受到损害的现象中，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普通消费者对理财产品的专业术语理解不清，而销售人员又会因其自身利益而误导消费者。
二、保护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方案
全球金融业在不断的改革，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个国家都加强了对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的保护。在我们的金融改革中，一方面不能关起门来改革，一定要学习发达国家如何在保护金融产品消费者方面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来进行此方面的改革。
1.在消费产品的制定时，要有消费者参与。这一点是黄震教授的一个提法。他就认为“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需要往前移。在理财产品的开发设计环节，应该有金融消费者参与体验机制，至少应有消费者代表、保护机构参与理财产品设计开发，以便于在产品定价和合同设计方面尊重和体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议价权，这是今后可以改进的非常重要的工作。”不难理解，黄震教授的这一提法，把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大大的提前了。只有让消费者自己参与到消费产品的订定方案当中去，消费者自己才能对这一方案熟悉，只有这样，才不会被虚假信息蒙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震教授的这一提法很有建设性的意义。
2.在销售的具体过程中，要强调信息的准确传达。现在的银行理财产品形式多样，很多的术语极其专业，普通的消费者不可能理解。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很多的消费人员就利用这一点来混淆概念来蒙蔽消费者。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要组织相关人员对普通的消费者加强宣传和讲解，让老百姓真正读懂银行理财产品说明的真正内涵。在销售的过程中，要建立监督和投诉应答机制，让普通的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遇到不理解的事情，马上有可以得到解答的地方。只有如此，才能让银行理财产品的销售过程中，真正实现信息的对等化。
3.消费者自身要提高警惕性。理财产品的消费者在和销售人员进行交流的时候，不能只是盯着消费人员所说的高回报，也不能忽视其风险事项。另外，消费者要仔细的阅读消费人员所提供的合同，如果有不理解的术语和有关条款，一定要咨询银行的相关人员，真正的理解合同所传达的消息。如果遇到个别的销售人员混淆概念来欺骗消费者，一定要积极的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
三、结语
在银行理财产品消费者保护的道路上，我国还有很多的路要走，既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我国金融业的具体国情。我国理财产品的受众范围广，所以做好消费者保护工作，才能让更多的人收益，总体上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经涛：中国个人金融服务消费者权益保护[J].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05期.
[2]郑启福：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03期.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5
近期，汇丰中国了一项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九大城市中高收入人群进行的理财需求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与以往人们简单注重财富增长需求不同的是，在经历金融危机的波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高收入人群对家庭的重视程度有提高，78％的内地受访者表示，拥有财富是为了给家庭提供安逸的生活和保障。其中，子女教育、财富增长、提高生活品质是他们最为关心的重点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汇丰中国正式推出其“汇丰卓越理财家庭金融服务”，可提供包括子女教育、医疗保健、安家置业、退休养老在内的一系列金融保障型服务。
事实上，推出家庭金融服务理念的银行并非汇丰一家。华侨银行就把个人金融服务定位于保障家庭财富的家庭银行，把家的概念作为业务核心。
尽管目前中资银行尚没有推出全面的家庭金融服务品牌，但在一些银行中早有以家庭为服务单位的产品和金融服务推出。可以预见的是，以家的概念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系统将是银行理财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
汇丰：Fnat洞悉家庭财务需求
2009年5月，汇丰中国正式推出其“汇丰卓越理财家庭金融服务”。与以往的银行理财服务相比，侧重于向家庭提供的金融服务，更加类似于一个金融服务平台，将各种理财服务整合打包在一起。
汇丰(中国)上海分行行长侯雪铭介绍说，“汇丰卓越理财家庭金融服务”主要有四大业务重点，包括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安家置业和退休养老。“这也是目前客户们最为关心的家庭财务问题。”
但是由于很多客户对自己的理财需求还仅仅停留在比较初步的概念上，如何才能帮助洞悉客户需要哪些财务服务。侯雪铭告诉记者，正是基于这一点，汇丰中国此次在卓越理财服务中引入了“Fnat”财务需求分析工具。“我们的思路在于通过向客户了解一些基本的财务问题，帮助他们以量化的形式了解到如何来实现家庭的财务目标。”
比如说，在Fnat财务需求分析工具中，需要向客户了解到的信息以9个核心问题的方式来呈现，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客户的基本个人情况、现时的资产状况(包括存款、投资、物业的市值)、收支情况(像收入、家庭支出等)以及他们希望的理财目标(包括希望何对退休、需要退休收入的预期是多少，退休后的开支是多少等等)。
侯雪铭介绍说，尽管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是在设计时也花费了不少心思。“一方面系统需要客户提供有效的信息，对财务需求的分析具有作用；另一方面，考虑到客户对于隐私的关注和问题耗费的时间，希望尽量减少问题的数量。”
在Fnat财务需求分析工具中，会根据客户填入的这些信息，生成一些具体的财务计划。像对于退休计划，根据客户现有的退休金储备、未来的退休时间和退休生活水平，系统可以计算出养老金的缺口，根据客户的偏好，分析工具将生成一份具体的投资计划表。从投资计划表中，客户可以了解到，自己需要按月或是按年投入多少资金，才能够弥补这一缺口。
同样，对于子女教育金、置业资金以及保险保障，这一分析工具也具有基本相同的功能。“我们所希望实现的是，客户利用这一工具能直观地了解缺口所在，从而针对性地选择合适的财务安排来填补缺口。”侯雪铭说。据悉，目前汇丰的这一系统已经在各家理财中心上线。
在了解自己财务需求的基础上，汇丰将一系列金融服务进行整合。如应对子女教育金的需求，可为客户提供从教育需求分析、教育金准备到留学海外的全套服务，包括教育金保障产品、协助留学前的准备、提供环球网络支持等。应对保险保障需求，可提供双重保障功能的健康保障计划供。此外，还有养老年金保险计划等帮助客户满足退休的保障需求。
华侨银行：以家庭作为业务核心
事实上，推出家庭金融服务概念的银行并非汇丰一家。华侨银行成立法人子银行，并对国内居民开展人民币业务以来，就一直定位于保障家庭财富的家庭银行。
华侨银行(中国)个人银行业务上海地区总经理胡林华告诉记者，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观念的国家。“和客户接触就可以发现，他们不管是工作还是投资，都是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因此，在提供理财服务时，华侨银行把自己定位于专注于提供“家庭”金融服务的银行。
胡林华介绍说，华侨银行中国的个人业务主要涵盖三部分――保障、储蓄和投资。通过这些金融产品的整合，华侨银行可以为每个客户一家老小，包括整个家族的财务规划提供服务。
“同时，我们所提供的金融服务中，也时刻围绕着家这个主题。”胡林华说，像在华侨银行中国个人理财产品中，“小小金融家”儿童储蓄计划就是一项富于特色的金融服务。
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已意识到应该让孩子从小学习理财知识，让孩子在步入社会之前就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记者了解到，在华侨银行家庭金融服务的“小小金融家”计划中，家长既可以选择与子女联名或是单独以子女的名义来开设账户。之后父母就可以与孩子共同进行账户的管理。在亲子互动中，既带领子女学到了金融理财知识，又增强了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同时，儿童储蓄计划中的起存金额低，只需要人民币100元，不设有账户管理费。
同时，作为华侨银行财富管理的增值服务中，也有不少内容侧重于提高客户家庭的生活质量。“我们会定期开展一些优化家庭生活活动，”胡林华介绍道：“像我们会经常开展提升家庭生活素质的讲座和活动，在不同节期还有感谢好礼送给客户家庭。”
兴业银行：家庭理财卡打理家财
尽管在中资银行中，尚没有银行正式推出全面家庭理财服务品牌，但是在很多银行产品中，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产品已经展露一角。像兴业银行所推出的“自然人生”家庭理财卡就是其中的代表。
据介绍，“自然人生”家庭理财卡是国内的首套家庭系列理财卡，从卡的类型来看，可以分为男性、女性、青少年三种不同群体，并设置有黑金卡、白金卡、金卡和银卡四个层次，共十二种个性理财卡，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自然人生”家庭理财卡几乎所有家庭的借记卡使用需求。家庭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6
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早期研究主要由会计学者、会计学术团体所推动，当时先是以会计假设、基本原则和准则公告的框架层次来建立理论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各个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主导了概念框架的建设，采取非准则的独立公告的形式规定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为会计准则的制定提供评价标准、概念引导和理论依据。一些国际惯例向由基本概念组成的概念框架的过渡表明“规则导向”向“原则导向”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会计准则的发展和完善。然而，作为财务会计重要程序的“列报”（presentation）和“披露”（Disclosure），虽在各准则制定机构的概念框架文件中有所涉及，但均未见有任何文件对其含义、概念界定有过深入的讨论，甚至几乎未将其作为概念框架的独立部分而列入其中。因此，列报和披露均形成了广义和狭义的解释，它们相互之间互为包容的关系不清、边界不明，并且各准则制定机构的解释还互为矛盾，已严重影响了会计准则的质量。随着概念框架的演进，列报和披露在概念框架中如何定义、如何区分其边界，以及如何将其应用到会计准则之中的问题逐渐凸显，并最终使其成为概念框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规范。
二、列报和披露在概念框架中的演进
列报和披露在概念框架中的发展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末期的初步探索阶段：美国最早开展对概念框架的研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1984年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no.5）“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中曾谈到列报和披露的含义和使用，但未将其作为独立部分加以深入讨论；1989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也广泛应用了列报和披露的名词但仍未对其做出严格定义；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1999年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首次将财务报表列报作为第九章内容进行单独讨论，它是第一份将列报作为概念框架独立组成部分的文件。但这里的列报既包括基本财务报表的列报，又包括财务报表中的披露，仍然没有理清列报与披露之间的关系。第二阶段是21世纪的深入探究阶段，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FaSB在2005年正式将列报和披露作为单项阶段项目纳入“联合概念框架项目”；2013年4月，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委员会（paSaSB）则在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中率先对列报和披露下了正式定义；2013年7月iaSB在重新启动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复核”中分别对列报和披露下了权威定义，使得其之间的关系逐步澄清。
（一）美国FaSB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美国最早于1976年启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工作，其概念框架由FaSB的8项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aFCs）组成。1978年，FaSB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1号（SFaCno.1）“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将传统意义上财务报表（FinancialStatements）的概念扩展到财务报告（FinancialReporting）的概念，即财务报告=财务报表（中心部分）+报告财务信息的其他手段（附注、补充信息和其他财务报告）。与此同时，原先适用于编报财务报表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编报财务报表）①四个程序也被扩大为五个程序，即增加了披露程序，用于报告相关的财务和非财务信息。
直到1984年的SFaCno.5“企业财务报表的确认和计量”，FaSB第一次对确认给出定义，“确认是把一个事项作为一项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等正式加以记录并列入财务报表的过程”。此时，确认应理解为财务报表的确认，相应的列报强调对财务信息在财务报表中的传递。可将列报看成是一个再确认的过程，它包含在确认程序中，作为一种方法而非一个独立的会计程序存在。通过三张基本财务报表向使用者列报并传递与特定主体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净流量相关的、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表内列报”。向外界使用者传递的有用信息，一部分是由财务报表提供，另一部分则是在财务报表附注、补充信息和其他财务报告中披露②。披露的财务信息可以满足确认的条件，但是披露不能替代确认。财务报表正表以外的，用附注、补充信息和其他财务报告等形式进行披露通常被称为“表外披露”，它包括财务和非财务的信息，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FaSB虽然对表外披露的内容进行了列举，但它并没有为表外披露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把除确认之外的其他手段推断为表外披露。
综上所述，FaSB在SFaCno.5中最早对列报和披露进行解释，以基本财务报表为界限区分为“表内列报”和“表外披露”。SFaCno.5对列报和披露的说明有现实依据且合情合理，被大众广泛认可，笔者在下文中也将以此作为基准对比分析其他概念框架的列报和披露。
（二）iaSC“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iaSC（iaSB的前身）于1989年7月正式了“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theFrameworkforthepreparationandpresenta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③。iaSC要求其概念框架和通用目的财务报表有关，这里的财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财务状况变动表，以及各种附注、补充报表和其他作为财务报表有机组成部分的解释资料。iaSC定义的财务报表与FaSB在SFaCno.5中定义的财务报告范围基本一致，包含了三张基本报表和附注及其他，因此可以暂且将iaSC财务报表概念看作是财务报告的概念。iaSC的概念框架的名称直接用财务报表列报的字眼，实质上是关于财务报告的列报。因此可以理解这里的列报为广义的列报，包含了基本财务报表的列报和附注及其他的披露④。
iaSC的概念框架中列报和披露被广泛应用，但并没有对其进行专门解释，因为它认为列报、披露的含义和用法是简单易懂且约定俗成的。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列报主要与财务报表相挂钩，如财务报表的信息列报，财务报表的要素列报等；披露涉及的信息一般是附注的信息，包括会计政策、价格变动、风险和不确定性等。
2001年改组后的iaSB也沿用了此概念框架，它对iaS和iFRS的发展以及获得国际认可意义重大。但也不可否认，iaSB概念框架和FaSB概念框架中存在的列报和披露这一基本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两者会计准则的趋同。
（三）英国aSB“财务报告原则公告”aSB于1999年12月正式了“财务报告原则公告”。aSB率先将列报作为基本概念引入概念框架，将“财务信息的列报”列为单独的一章进行规范。aSB概念框架虽然没有给出列报的正式定义，但它阐述了列报的性质以及应当列报的具体内容。
aSB概念框架要求，好的列报应当确保清楚有效的、以一种尽可能简单和直接的方式传递财务报表的基本信息。aSB首先对财务报表的范围给出了限定，包括主要的财务报表以及进一步阐述和解释基本财务报表的支持性附注，其中主要的财务报表本身是指财务业绩表、财务状况表即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其次分别对各个报表应当列报的信息进行了规范：财务业绩表的列报主要面向业绩组成和组成项目的特征；财务状况表的列报主要面向持有的资产与负债的类型和作用以及在两者之间的关系；现金流量表的列报将表示主体各种活动产生的现金及其用途，并应在经营结果产生的现金流量和来自其他活动的现金流量之间特别区分。最后说明了财务报表附注中信息披露的性质，规定披露不能代替确认，披露的信息也不能用于替代和解释基本财务报表中任何模糊、错误或遗漏的表述。
aSB最早将列报作为一个重要的会计程序在概念框架中进行规范，这是对概念框架的一个伟大创新。aSB将列报描述为清楚明了地传递主要财务报表基本信息的一种必要程序，认为披露是对附注信息的非确认性的描述。遗憾的是，aSB自此以后，没有继续对其概念框架进行补充和更新，对列报的研究也就戛然而止。从目前的角度来看aSB的概念框架是不完善的，但也必须肯定其当时的社会价值，以及对概念框架的发展历史研究的意义。
（四）联合概念框架2004年10月，iaSB和FaSB召开联合会议，正式启动“联合概念框架项目”（theJointprojectofConcep-
tualFramework）。联合概念框架以现行的iaSB概念框架和FaSB概念框架为基础编制，最终将成为双方制定会计准则的共同基础。该联合框架与财务报告有关，表明iaSB接受财务报告包含了基本财务报表和附注及其他的概念，这是iaSB向FaSB的妥协与趋同。
联合概念框架项目分8个阶段进行，其中第5阶段“列报和披露（包括财务报告的边界）”试图确定财务信息列报和披露的概念，包括这些信息的边界，使之达到通用财务报告的目标。该阶段还明确指出定义财务报告的边界是区分列报和披露的关键点。iaSB和FaSB意识到列报和披露在财务报告编报中的重要性，为了消除各自概念框架中列报和披露存在的差异，把列报和披露作为联合概念框架中一个阶段性项目。
但最终由于缺乏良好的研究基础和相关经验，iaSB和FaSB一直未曾开展列报和披露的项目。直到2010年底，他们决定把重心放在金融危机后产生的更加急迫的趋同项目上，从而推迟了联合概念框架项目。值得欣喜的是，列报和披露得到了iaSB和FaSB足够的重视，最近又被提上概念框架建设的日程，列报和披露在概念框架中的规范指日可待。
（五）国际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ipSaSB于2006年启动了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项目，用来规范支撑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制定的相关概念、定义和原则。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项目共分为4个阶段，其中第4阶段为“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的列报”，ipSaSB于2013年4月了其概念框架征求意见稿4（CFeD4）。
该征求意见稿规定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的列报适用于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主体的通用目的财务报表，但亦扩展至涵盖对财务报表进行强化、补充和增补的额外信息和报告，并且阐述了其他部分和列报之间的关系。ipSaSB将列报定义为“对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列示和披露信息的选择、定位和组织作出决策”。由此可见，ipSaSB定义的列报是广义的列报，包括了列示和披露，与iaSC概念框架对列报的界定一致，这是因为公共部门会计概念框架是以iaSC概念框架为基础编制的。
征求意见稿中同时还对“列示”（Display）和“披露”给出了定义。列示传递通用财务报告中的关键信息，要求简明、可理解，让使用者可以集中在列报的关键信息上，而不被过多的详细的迷惑类信息打扰。列示的信息要求显著地列报，通常使用如明显的标签、边框、表格和图表等合适的列报技术。披露的信息通过提供详细资料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列示的信息，使之更有用，但不应认为披露的信息可以取代列示的信息，二者同样重要。披露的信息包括列示信息的基础；适用的政策和方法；列示信息的终止确认；与列示信息无关的但能带来其他重要信息的项目等。这里的列示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列报，即对基本财务报告信息的列报，这与SFaCno.5中的列报具有同等的含义。
ipSaSB在“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的列报”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列示”这一概念。查阅其他概念框架发现，列示一词可以表示财务报表信息的传递，但并不常用，也算不上会计术语。“通用目的财务报告中的列报”仍未形成最终稿，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这一概念框架的发展，以及列示的“命运”。
（六）iaSB“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复核”2012年9月，iaSB重新启动概念框架项目，尤其关注概念框架中列报和披露的问题。2013年7月，iaSB了一份概念框架的讨论稿“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复核”（aReviewoftheConceptualFrameworkforFinancialReporting），其中第七部分“列报和披露”详细阐述了列报和披露的含义及其区别，基本财务报表的列报，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重要性以及列报和披露的形式等内容。
iaSB在讨论稿中首次给出了二者的正式定义，即列报是指主体在基本财务报表的正表中披露财务信息，而披露比列报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是指向使用者提供有关报告主体的有用财务信息的程序。iaSB明确界定了披露与列报的关系，并指出前者包括了后者。iaSB定义的披露作为一项程序是广义的披露，其中还包括列报用于基本财务报表信息，而狭义的披露通常用于财务报表附注的信息。
iaSB意识到定义列报和披露首先需要明确界定财务报表的范围，包括基本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的附注。其中，基本财务报表包括财务状况表、损益及其他综合表、权益变动表和现金流量表。在基本财务报表中列报信息的目的是提供关于已确认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所有者权益变动和现金流量的总结性信息，这些信息要求以合适的方式分类和合计，且对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决策有用。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信息的目的是提供基本财务报表中已确认项目以及未确认资产和负债的额外有用信息，用来补充基本财务报表的信息。
iaSB概念框架关于列报和披露的规范已相对成熟，其中不仅说明了列报和披露的基本定义、范围和内容，还涉及相关的重要性概念。iaSB在制定概念框架的同时还开展了“披露框架”项目，积极面对与披露有关的广泛挑战，将“披露框架”的成果补充到概念框架的披露部分。iaSB在此讨论稿中给出的列报和披露的定义与SFaCno.5中对列报和披露的解释大致相同，但更为完整、准确和具有条理。并且，该定义了iaSB前身iaSC在1989年“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列报包含披露的认识。这将是“列报和披露”理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不仅完善了概念框架的体系，而且对会计准则的发展也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综上所述，列报和披露定义的提出经历了解释型定义、列举型定义和描述型定义，语言越来越精简，以达到概念框架的指导性作用。各个概念框架中的列报和披露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主要争议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列报和披露是否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相对应就引申出列报和披露之间的包含关系。通过上文的分析可发现狭义的列报与基本财务报表相挂钩，狭义的披露与财务报表附注相挂钩。FaSB和iaSB使用广义的披露，包含基本财务报表的列报和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狭义的），而iaSC、aSB和ipSaSB则使用广义的列报，同样包含基本财务报表的列报（狭义的）和财务报表附注的披露。其二，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范围界定仍然模糊。列报和披露定义的关键在于明确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界定，这是规范列报和披露定义的基础。明确列报和披露与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勾稽关系的前提在于严格区分定义基本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范围，这也是iaSB和FaSB致力于消除的重大差异之一。列报和披露定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范围的规范。其三，列报和披露是否能够作为基本程序。列报和披露作为会计程序目前是获得认可的，但其是否单独作为一项基本程序存在，亦或只是“报告”程序的两个部分，或者列报是作为“确认”程序再确认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争议。列报和披露如若上升到基本程序的高度，这对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将带来巨大的冲击。
三、“列报和披露”理论在概念框架中的影响及意义
列报和披露在概念框架中得到不断的探索和丰富，主要集中于对定义的探究，也逐渐延伸至列报和披露的性质、要求和内容等，由此可见“列报和披露”理论⑤初具雏形。“列报和披露”理论可以说是近30年来在会计理论中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从会计术语到会计程序再到一个有相对成熟体系的理论，概念框架的积极研究和社会公众的大力推动必不可少。“列报和披露”理论补充了会计理论，同时完善了概念框架，进而对会计准则和会计实务也提供了指引。
（一）“列报和披露”理论补充了会计理论中对信息传递的理论指导由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高信息含量的财务报告成为信息传递的主要媒介。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和扩大，财务报告的信息严重超载，早先会计理论中关于列报和披露的零星规定早已不能满足日益复杂的会计信息。“列报和披露”理论的建立为财务报表和财务报告的信息传递提供了理论支持，可控制财务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一步规范非财务信息的披露形式和要求，从而提高决策有用性。
（二）“列报和披露”理论完善了概念框架的结构和内容概念框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应当符合佩顿和利特尔顿在《公司会计准则导论》中提出的连贯、协调、内在一致的理论体系的要求。现行的概念框架基本囊括了会计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要素、确认和计量等主要内容，也部分提及了列报和披露的内容，但并没有将列报和披露单独作为一章节或一份公告加以规范。列报和披露作为一个完整会计循环的最后程序是十分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列报和披露”理论在概念框架中形成的原因，一方面是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意识到概念框架中列报和披露规范的缺失给具体准则的制定带来了一定阻碍，另一方面也是财务报表使用者的切实需求和强烈呼吁。“列报和披露”理论丰富了概念框架的内容，使得概念框架整体更加饱满，避免“头重脚轻”――过于强调确认和计量而忽视了列报和披露。同时，在确认和计量之后增加列报和披露的规范，使得整个概念框架的结构更加完整。
（三）“列报和披露”理论同时指导会计准则、会计实务以及会计管制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除了在概念框架中发展和完善“列报和披露”理论，强调其原则性和指导性，更重要的是要将其应用到会计准则中，对相关准则的列报和披露部分进行改进和更新。“列报和披露”理论更多的是基于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对财务报表的编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列报和披露形式及内容的改变会对编制财务报告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再者，会计信息的管制也是以信息的列报和披露为基础的，“列报和披露”理论同样为信息传递的监督提供指导。
四、结论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由2006年2月财政部新颁布的1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组成。该准则体系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具有理论指导意义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我国基本准则中第41条、第44条和第48条分别提到列报、披露和列示这些术语。其中规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包括会计报表及其附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会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会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报表。企业在将符合确认条件的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会计报表及其附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进行计量，确定其金额。附注是指对会计报表中列示项目所作的进一步说明，以及对未能在这些报表中列示项目的说明等。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基本准则的补充和更新是以iaSC早期概念框架“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为参考。iaSB之后将概念框架改为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而我国基本准则并没有及时跟进。
在此可简要追溯一下我国会计准则发展史，进一步探究列报与列示之间存在的微妙关系。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对“列示”⑥一词早已情有独钟，在企业会计准则中广泛使用。追踪“列示”的历史可发现，我国在《企业会计制度》（1992）中就明确指出“……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这里的列示通常表示财务报表信息的传递，实际上与列报有相同的含义。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英文对照》（2001）中把列示翻译为“Show”，在企业会计准则（2006）中将列报和列示均翻译为“present”，这显然缺乏严谨性和统一性。列示准确的对应词应为“Display”，不过当时的国际会计准则却极少提及该词。“presentation”早期常被译为呈报，一般反映基本财务报表的整体情况；相应地，列示反映财务报表中的具体项目。呈报一词一直沿用，直至2006年财政部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引入列报一词，才被替换掉。
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中，“财务报表列报”和“金融工具列报”准则都同时包含了对列报和披露的规范，可通过对具体准则的分析来理解我国会计准则中列报和披露的应用。“财务报表列报”准则将列报解释为交易和事项在报表中的列示和在附注中的披露。在财务报表的列报中，列示通常反映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的信息，披露通常反映附注中的信息。“金融工具列报”准则将列报分为列示和披露两部分，分别规范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工具的列示，以及如何披露重要会计政策和计量基础信息、套期保值信息、公允价值信息、金融工具及其风险信息等。在这两项准则中，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显然区别使用了列示与列报，并对列报作了广义解释，使其包含披露。但应注意到，在我国“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中，列示和披露两部分的内容又分别对应了国际会计准则中的iaS32“金融工具：列报”和iFRS7“金融工具：披露”，这不仅形成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一项较大的差异，同时又再次将列示与列报的概念混淆了。
究其原因，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没有概念框架给予指导，而财政部制定的以法规名义颁发的基本会计准则又不能提供详细的评价标准和理论依据。此外，我国基本会计准则也不能像国际财务报告概念框架那样根据需要不断作出及时更新，在制定准则时本身又缺乏“应循程序”的使用，最终导致了我国列报和披露规范的缺失，影响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和趋同。因此，建立我国自身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迫在眉睫，这对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完善和国际趋同均至关重要。同时，笔者建议，在我国今后会计准则的修订中，可考虑去除列示这一不规范的概念，明确列报与披露的区别，及时吸收国际会计界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会计变革与中国趋同对策研究》（编号：10YJa790176）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
①对报告还有一种广义的解释，认为其包括列报与披露，那么披露也就不再单独成为财务会计的一个程序。
②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模糊且未统一的问题，就是财务报表的概念是否包括附注；如果包括，附注中补充信息的传递是否可以用披露解释。
③严格地说，应该是“编制和列报财务报表的框架”，因为涉及到“编制”与“列报”两个部分，但照顾我国习惯译法，将此缩减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
④这里似乎存在一种悖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会计信息披露包括“表内列报”与“表外披露”，披露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列报，但这与iaSC将列报包含披露的理解相悖。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在后文阐述的iaSB“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复核”文件中，对这一悖论予以了纠正，即纠正了iaSC概念框架（1989）中的将列报包含披露的不正确认识。
⑤列报和披露两者密切相关，且有互相包含，可暂且将列报和披露放在一起作为一种理论来研究。
⑥还不能确定当时我国会计准则中使用的“列示”一词是否与“Display”的含义对应，抑或只是对“presentation”的另一种译法。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年。
[2]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2006年。
[3]财政部会计司：《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06年。
[4]葛家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比较与综评》，《会计研究》2004年第6期。
[5]葛家澍：《建立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总体设想》，《会计研究》2004年第1期。
[6]柏琳、黄俞鑫：《对iaSB/FaSB联合概念框架中财务报表列报的评价与思考》，《财务与会计》2012年第10期。
[7]吕均刚：《关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与列报、披露的含义辨析》，《商业经济》2008年第13期。
[8]aSB.“StatementofprinciplesforFinancialReporting”.December1999.
[9]FaSB.SFaCno.1“objectivesofFinancialReportingbyBusinessenterprises”.november1978.
[10]FaSB.SFaCno.5，“RecognitionandmeasurementinFinancialStatementsofBusinessenterprises”.December1984.
[11]iaSB.Discussionpaper“aReviewoftheConceptualFrameworkforFinancialReporting”.July2013.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7
【关键词】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原则
财务管理理论是人们对财务活动规律和财务管理规律的认识和高度概括。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财务管理理论框架，它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以及它们在整个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地位、作用、各元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联结方式所形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中，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是指构成财务管理理论的基本细胞，如财务管理目标元素、财务管理主体元素等。二是财务管理理论的内容，它是指组成财务管理理论框架的各个元素在一定阶段的具体选择与内容。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分析
就我国而言，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并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始终未形成独立的财务管理学科和相应的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前苏联的影响下，根据计划经济的特点，建立了集中计划管理和统收统支为核心的财务管理理论，它对恢复我国经济和推动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企业虽然经过多次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我国财务管理理论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这些成就仍然局限于为财务管理理论的全面创新作铺垫的各自独立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的领域内。从总体上看，至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管理理论，因而它就不可避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
（一）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系统性不强
系统是一组依一定结构存在的具有密切联系的元素组合，它以整体方式与环境相互作用。系统科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它用一般系统理论的概念和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工程中的各种问题，但实际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系统科学的思想才在各个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而我国则是近十年来才开始广泛运用系统科学来研究各个领域中的问题。显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即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有所修正，也不可能真正按照系统科学的思想去建立新的财务管理理论，也就不可能从研究财务管理理论的构成元素着手，进而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纵观全国比较权威的几本财务管理专著中所论述的财务管理理论，均未对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哪些元素予以明确交待，有的将财务管理理论范畴概括得过窄，以致应该属于理论的内容（如有关财务管理主体的理论、财务管理目标理论等）未能概括到理论之内；有的则恰好相反。并且，现行的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只是将各元素简单的罗列出来，而对各元素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严密逻辑关系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即系统的、哲学的方法来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二）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规范性欠缺
这主要表现为有关财务管理概念很不规范，不同版本的财务专著或教材对同一概念下的定义不相同，有的出入还很大。
例如，关于什么是财务管理就有如下几种定义：“财务管理这个术语意味着要使资金按照某种计划流转。本书所要研究的就是企业内部管理资金流转问题”；“财务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它是从制定财务计划开始的，其次是根据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最后据以对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再生产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而产生的，它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再生产过程进行的管理，是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是有关资金的筹集、投放和分配的管理工作”。比较上述几个“财务管理”的概念可知，不同国家的论著对财务管理概念的表达方法不同；同一国家的论著，不同版本的表达方法也各异。有的概念明确指出财务管理的对象，有的则不明确指出；有的将财务管理的对象限定为货币资金，有的将其限定为资金；有的涉及财务本质，有的不明确指出财务关系；有的把财务管理作为财务计划工作，有的将其作为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有的对财务和财务管理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加区分，经常作为一个概念来处理。类似情况在其他重要财务管理的概念上也屡见不鲜。概念的不定型、不统一，说明了财务管理的理论不成熟。概念的混乱会直接影响财务管理学科的顺利发展，还会对实际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够完整
完整的财务管理理论应该对财务管理理论构成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予以全面、完整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现实的财务管理论著对诸多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没有规范的解释，对财务管理理论的元素很少提及，更不讲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讲财务管理假设，对财务管理职能、方法的表述也五花八门。这说明现行财务管理基本理论基础薄弱，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同时，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实践中遇到一些新的问题，往往直接照搬西方国家的相关理论，而国内对此理论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初级阶段。比如企业内部重构时的资产剥离理论、企业并购时的资本运作理论等等，我国学者对此还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所以我国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还不能说是完整的。
（四）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不适应环境的变化
当前，我国国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企业难以改变的外部约束条件，企业更多的是要适应这种要求和变化，而我国现行的财务管理理论还没有适应各类环境的变化。
1.不适应法律环境的变化。
经济生活的法制化是必然趋势，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制定，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如果不熟悉这种变化后的新的法律法规环境，可能导致财务决策失误，招致不必要的处罚或诉讼，甚至可能将自己推入破产或被恶意并购的深渊。
2.不适应金融环境的变化。
外资银行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相继在我国开展业务，这必将使我国金融市场发生全面而深远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筹资、投资产生极大的影响。同时，将有更多新的金融工具被不断创造出来，使金融工具出现多样化的特点，以满足企业不同的需要，但同时也派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使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规避风险将成为入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将不可回避全球采购、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资产优化重组和竞争的历史趋势。
3.不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大大加快，经济结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而复杂，经营管理的全球化将迫使企业的财务管理观念作出重大调整，促使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内容进行新的扩展。另外，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原有一些受保护的部门以及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诸如汽车、仪器仪表、棉花、小麦等将受到较大的冲击；而一些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已形成规模经济且技术成熟的部门则将从中受益。比如服装、玩具、食品、化工、钢铁工业、洗衣机、彩电等行业，这必定会影响到我国企业资金运动的方向及规模。一些资产素质较差的企业加速倒闭，企业破产时的重整和清算等等都将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原则
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基于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局限性，笔者认为，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明确以下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所谓系统性原则，也就是以包括整体观点、关联观点、环境适应性观点、发展观点在内的系统观点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其中，整体观点是指将财务管理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整体着眼，部分着手，统筹考虑，各方协调，达到整体的最优化；关联观点是指创新时必须理清各元素之间具有的紧密内在联系；环境适应性观点是指新的财务管理理论必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发展观点则是指创新时必须树立起超前观点，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以适应我国将来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二）规范性原则
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必须对每一个财务管理理论元素都明确其含义和质的规定性，以体现其规范性，从而避免某些概念不必要的混淆，为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批判与继承相结合原则
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理论自身的建设上，都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显露出其不足。但是，我国现行财务管理理论中包含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理财思想和理财经验，都是我们应继承和发扬的。因此，要注意把握好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的原则。对于我国过去一些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法，虽然从整体上来说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其中一些具体方法有其先进性、实用性。例如分级归口管理、厂内银行制度、财务收支计划的编制等等，都是被实践证明比较科学的方法，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不能将其全部否定，应结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进行提炼，吸收到新的理论中来。
（四）吸收国外先进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原则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首创于西方，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以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分配决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但是必须注意到，西方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它要求企业必须在自主理财的前提下，通过资金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多渠道的筹资方式和多样性的投资行为，参与商品市场、资金市场、资本市场的竞争，并且有丰富多样的选择，其理论是活跃的，也能够对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理财实践予以指导。而我国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新旧体制尚在磨合之中，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如果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财务管理理论，将对我国的企业财务管理实践缺乏必要的指导意义，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所以在进行财务管理理论创新时，既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又要注意吸收其理论中的科学和精华。
上述这些原则并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不可分割且互为前提的一个有机集合体，应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来进行财务管理理论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端木正.国际财务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5，（10）.
[2]李春芳.现代企业财务管理与成本控制[j].中国农业会计，2005，（12）.
[3]邢岚.论网络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j].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培训学院学报，2005，（06）.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8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会计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会计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解会计假设与会计核算的基础。掌握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会计的产生和发展
一、会计的产生
二、会计的发展
三、会计的概念和职能
四、财务报告的目标
五、会计法规
第二节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核算基础
一、会计基本假设
1．会计主体
2．持续经营
3．会计分期
4．货币计量
二、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
第三节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一、可靠性
二、相关性
三、可理解性
四、可比性
五、实质重于形式
六、重要性
七、谨慎性
八、及时性
第四节会计对象和会计要素
一、会计对象
二、会计要素
第二章会计核算方法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掌握复式记账的基本概念、借贷记账法下账户的基本结构；掌握会计凭证、账簿的概念、种类及运用；掌握错账的更正方法。了解账务处理程序。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记账方法
一、会计核算方法
二、会计科目与账户
三、复式记账
第二节会计凭证
一、会计凭证的含义和种类
二、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第三节会计账簿
一、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二、日记账的设置和登记方法
三、分类账的设置和登记方法
四、登记账簿的规则
五、对账和结账
第四节财务报告
一、编制财务会计报告的意义
二、会计报表的种类
二、财务报告的列报要求
第五节账务处理程序
一、账务处理程序的意义和种类
二、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三、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四、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第三章货币资金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现金管理制度和银行结算方式。掌握现金、银行存款和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方法。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库存现金
一、库存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库存现金的核算
第二节银行存款
一、银行结算方式的种类
二、银行存款的核算
第三节其他货币资金
一、外埠存款的核算
二、银行汇票存款的核算
三、银行本票存款的核算
四、信用卡存款的核算
五、信用证保证金存款的核算
六、存出投资款的核算
第四章应收款项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应收款项的有关内容。理解应收票据的概念、种类及应收账款的确认。掌握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项的核算方法及应收款项的期末计量。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应收票据
一、应收票据的种类与计价
二、应收票据的核算
第二节应收账款
一、应收账款的确认和计价
二、应收账款的核算
第三节其他应收款项
一、预付账款的核算
二、其他应收款的核算
第四节应收款项的期末计量
一、坏账损失的确认
二、坏账损失的核算
第五章存货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存货的概念和确认条件。理解存货的计价方法。掌握材料按实际成本核算和按计划成本核算的方法；掌握周转材料、库存商品的核算方法；掌握存货清查的核算及期末计量。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存货的分类和计量
一、存货的概念及确认条件
二、存货的分类
三、存货的计量
第二节 原材料
一、原材料的核算内容
(一)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的核算
(二)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核算
第三节周转材料
一、周转材料的内容
二、周转材料的核算
第四节库存商品
一、工业企业库存商品的核算
二、商品流通企业库存商品的核算
第五节 存货清查
一、存货的清查
二、存货的期末计量
第六章投资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对外投资包含的内容及理解它们的含义。掌握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方法。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概念
二、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的确定
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
第二节持有至到期投资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概念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的确定
三、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核算
四、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期末计价
第三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概念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的确定
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核算
第四节长期股权投资
一、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确定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核算
第七章固定资产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固定资产的概念、分类和计量。掌握固定资产取得、折旧和处置的核算方法。理解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和租赁的核算方法。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固定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一、固定资产的概念及确认条件
二、固定资产的分类
三、固定资产的计量
第二节固定资产的取得
一、购入固定资产的核算
二、自建固定资产的核算
三、投资转入固定资产的核算
四、接受捐赠固定资产的核算
五、融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核算
六、盘盈固定资产的核算
第三节固定资产的折旧
一、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基本因素
二、固定资产折旧范围
三、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四、固定资产折旧的核算
第四节固定资产的租赁
一、经营租赁固定资产的核算
二、融资租赁固定资产的核算
第五节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一、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二、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第六节固定资产的处置
一、出售、报废、毁损固定资产的核算
二、投资转出固定资产的核算
三、捐赠转出固定资产的核算
第七节固定资产的清查与期末计量
一、固定资产清查的核算
二、固定资产期末计量
第八章无形资产和其他资产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无形资产的定义及确认条件。掌握无形资产的取得、摊销及转让的核算。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无形资产的分类和计量
一、无形资产的概念及确认条件
二、无形资产的分类
三、无形资产的研究与开发支出
四、无形资产的计量
第二节无形资产的取得和处置
一、无形资产取得的核算
二、无形资产摊销的核算
三、无形资产处置的核算
第三节无形资产的期末计量
第九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前提条件。掌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核算。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与确认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计量
第二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按公允价值计量的核算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按账面价值计量的核算
第十章负债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负债的概念及包括的内容。掌握主要流动负债如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等核算；掌握长期负债如长期借款、应付债券的核算；掌握借款费用的核算；掌握债务重组的核算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应付账款、应付票据及预收账款
一、应付账款的核算
二、应付票据的核算
三、预收账款的核算
第二节应付职工薪酬
一、应付职工薪酬的内容
二、应付职工薪酬的核算
第三节应付债券
一、应付债券的概念及种类
二、应付债券的核算
第四节其他负债
一、短期借款的核算
二、长期借款的核算
三、应交税费的核算
四、应付股利的核算
五、其他应付款的核算
六、预计负债的核算
七、长期应付款的核算
第五节借款费用
一、借款费用的概念
二、借款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三、借款费用资本化条件
四、资本化金额的计算
五、资本化暂停和停止
第六节债务重组
一、债务重组的概念及方式
二、债务重组确认与计量原则
三、债务重组的核算
第十一章费用与成本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费用和成本的含义。了解费用的分类及划分费用的界限。理解成本计算的程序。掌握期间费用的核算。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费用与成本概述
一、费用与成本核算的内容
二、费用的分类
三、划分费用的界限
第二节成本计算程序及账户设置
一、成本计算的程序
二、成本计算应设置的账户
第三节期间费用
一、期间费用的概述
二、期间费用的核算
第十二章所有者权益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所有者权益的含义及包括的内容。掌握实收资本（股本）、资本公积、留存收益的核算。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实收资本（股本）
一、实收资本（股本）的概念
二、实收资本（股本）的核算
三、企业资本（股本）增减的核算
四、库存股的核算
第二节资本公积
一、资本公积的概念
二、资本公积的核算
第三节留存收益
一、留存收益的概念
二、留存收益的核算
第十三章收入与利润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收入的含义及收入确认和计量。掌握所得税费用和利润的计算；掌握收入、利润及利润分配的核算方法。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收入
一、收入的概念
二、收入的确认与计量
三、收入的核算
第二节利得和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一、利得和损失的核算
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核算
第三节所得税费用
一、所得税会计概述
二、计税基础
三、暂时性差异
四、递延所得税的确认和计量
五、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第四节利润
一、利润的核算
二、利润分配的核算
第十四章财务报告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财务报告及包含的内容。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结构及其编制方法。了解现金流量表的有关内容；了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有关内容。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的概念和作用
二、资产负债表的内容和格式
三、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第二节利润表
一、利润表的概念和作用
二、利润表的内容和格式
三、利润表的编制
第三节现金流量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概念和作用
二、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基础
三、现金流量表的基本格式
四、现金流量表的编制
第四节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一、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概念和作用
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内容和格式
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编制
考试题型：
一、单项选择题
二、多项选择题
三、计算题
四、综合业务题
五、简述题
参考教材：
1．刘菁主编，《会计学》，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2．赵敏主编，《财务会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9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起诉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起诉，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金融理财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资本成本；研究进展；综述
资本成本作为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仅是企业在筹资、投资、股权分配及经营绩效评价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还是企业自身运营价值体现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对资本成本的度量存在很大问题。自步入二十一世纪开始，我国很多学者逐渐开始针对资本成本的概念、影响因素、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水平实证及资本成本估算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为我国资本成本理论研究发展扩宽了前进道路。
一、资本成本基本概念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成本是企业取得和使用资本时所付出的代价，将资本成本概念和资金成本概念混同。所以汪平[1]在《资本成本论》论文研究中曾谈到，资本成本也许是我国理财史上出现的理解最为混乱的概念；他认为出现混乱的原因也许是与国内学者翻译西方理财学对资本成本的概念有关。而宋琳[2]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区别》一文中，从概念、期限、风险公司治理等方面阐述了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不同，并指出如果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混同使用，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财务理论把握不准确，进而导致在对资本成本相关理论实践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邹颖、汪平[3]（2011）认为正确理解资本成本概念是公司进行科学理财的基本前提，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理财学的第一概念，是公司理财目标的根本反应，是公司理财行为的技术起点。
二、资本成本影响因素
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制度因素、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这几个方面阐述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政府干预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与国外政府对资本成本的干预相比，我国政府的干预明显更为显著，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更大。连军[4]（2012）以2005-2008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政治关联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不同；政府干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中可能会造成企业运营效益出现较高的不定性，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着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政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干预相对较少，政治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荣誉或良好的政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便可以享有比其它未关联企业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若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中难以和政治关联企业之间实现利益共享，这时政治关联企业需要担负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对较高。
（二）制度因素对资本成本影响
1.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影响
信息披露是连接市场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的重要桥梁，信息披露的数量以及质量历年来都是市场各个参与者关注的焦点。支晓强，何天芮[5]（2010）在《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一文研究中利用财务重述和自愿披露指数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把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细分，分为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并检验了两者之间的联合影响，他们从这一方面入手，得出结论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检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和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两者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共同影响要大于检验它们各自分别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在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方面，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6]（2010）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一文中主要是站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上，对于资本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说明，他们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沈洪涛等学者[7]（2010）在《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中也将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向非财务信息进行了拓展，主要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针对资本成本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并指出“绿色金融”政策对两者之间关系造成的影响。通过研究总结可以发现，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并且，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执行力度可以对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何玉、唐清亮、王开田[8]（2014）在研究中指出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披露碳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成本。
2.法律方面对资本成本影响
游家兴、刘淳[9]（2011）在《嵌入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研究中指出，企业家对社会资本的评价标准参数和资本成本之间存在一定负相关联系，并且这种替代性保护机制的功效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薄弱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结论都直接指出，证券市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加强及各种保护法律政策的出台，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开始向着慢慢减少的过程发展。并且，再加上受到宏观经济变量和控制公司自身特点影响，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强，上市公司资本成本则越低，两者有明显负相关关联。
（三）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影响
所有权和经营权两者间的分离，造成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投资者难以全面掌握企业具体情况和实际价值，因此在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公司治理的水平能够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投资者出现错误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有效减少资本成本。蒋琰，陆正飞[10]在《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单一与综合机制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发现，董事会治理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对股权融资成本具有一定影响，高质量、高效率的治理工作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针对股权结构、管理阶级薪酬水平、控制权竞争等是否可以影响股权融资成本暂时还未通过实践研究证明。虽说对于部分单一的治理机制到底能不能对股权融资成本产生影响难以下一个准确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综合治理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蒋琰[11]在《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研究中，以沪、深两市中具备配股和贷款资格的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在对综合治理水平的评价和衡量上，主要是借助公司治理G指数来进行。蒋琰在论文研究中指出，上市公司综合治理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及债务资本成本，这进一步说明公司综合治理高低能够影响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并且前者受影响程度大于后者。
（四）新会计准则对资本成本影响
我国在2007年实施了新的会计准则。汪祥耀，叶正虹[12]（2011）在研究中借助2006年和2009年新准则实施前后两个年份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数据，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可以看出，市场资本成本均出现一定的下降，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通过产业和行业的检验。郑伟光，高洁，陆强[13]（2014）认为新会计准则通过对盈余透明度产生影响，进而有效控制资本成本。郑伟光等学者在研究中表明，盈余透明度和企业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盈余透明度越高，股权资本成本则降低。
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结合融资优序相关理论，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最先需要斟酌的便是企业自身内部融资，然后便是企业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一般是最后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一理论在国外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运用范围较广，但在国内却难以有效实施。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为了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而采取股权融资，这违背了融资优序理论。余剑梅[14]（2011）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中表明，受到股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以及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产生利益侵占的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小于债务融资成本，这也是国内上市企业经常性进行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掌控的情况下，融资中的控股股东成本才会直接对上市企业融资决策成本造成影响，倘若股权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大于了债券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那么控股股东便会选择股权融资。但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不一致。赫以雪、郑劬[15]（2013）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表明，股权融资成本不超过债券融资成本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只是将融资形成的直接费用作为融资成本，而并未充分结合融资方式对企业市值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学者借助于对纺织与服装行业、家庭耐用消费品行业展开分析，得知在外部融资过程中，ipo后债券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多次股权融资成本。另外，还有研究认为在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偏低根本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解释，企业在股权融资方式选择上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量、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
四、资本成本估算研究
资本成本不能通过直观观察得出，需要研究者借助科学、切当的估算来对其具体数值进行全面正确的估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资本成本估算是现代财务理论中的一大难题。我国最早对公司加权资本成本采取定量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沈艺峰和田静，其在研究中借助了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使用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实施定量研究。另外，有研究学者将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方式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股利以及现金流折现值等于股票价格的内含报酬率方式，另外一种是风险补偿方式。另外，在企业理财实务中，汪平，袁光华，李阳阳[16]（2012）在《我国企业资本成本估算及其估算值的合理界域》一文中提出以历史平均报酬率作为资本成本的一种替代，这可谓是第三种方式。
五、结语
总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因而很多学者在针对财务理论研究上大都借助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我国对财务理论研究的起步较低，因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成熟度。所以，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应重点加强对资本成本的基础理论、概念、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成本计量方法在投资与融资决策中的应用及其与企业价值和经营者绩效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这也是今后资本成本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汪平.资本成本论[J].财会通讯，2007（01）：17-22.
[2]宋琳.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区别[J].会计研究，2004（12）：66.
[3]邹颖，汪平.资本成本：概念的演进、困惑与思考[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11）：61-67.
[4]连军.政治联系、市场化进程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02）：32-39.
[5]支晓强，何天芮.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J].企业管理，2010（12）：125-131.
[6]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J].会计研究，2010（09）：25-29.
[7]沈洪涛，游家兴，刘江宏.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J].金融研究，2010（12）：159-172.
[8]何玉，唐清亮，王开田.碳信息披露、碳业绩与资本成本[J].会计研究，2014（01）：79-86
[9]游家兴，刘淳.嵌入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1（06）：109-119.
[10]蒋琰，陆正飞.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单一与综合机制的治理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02）：60-75.
[11]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9（11）：144-145.
[12]汪祥耀，叶正虹.执行新会计准则是否降低了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1，（03）：119-128.
[13]郑伟光，高洁，陆强.新会计准则、盈余透明度与资本成本[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05）：118-128.
[14]余剑梅.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J].经济纵横，2012（11）：102-104.
[15]郝以雪，郑劬.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西南金融，2013（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