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1
关键词：市场结构；技术创新；垄断；竞争
中图分类号：F27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6－0042-05
西方古典经济学一直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是最有效率的市场结构，自从熊彼特（Schumpeter，1942）提出垄断比完全竞争更有效率、垄断有利于技术创新以来，对这个问题就有了新的认识。在阿罗（arrow，1962）进一步论证了完全竞争市场对于创新的优越性以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国已经普遍意识到技术创新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未来，关于技术创新的文献层出不穷。其中如何看待市场结构和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尤其引人瞩目。本文拟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一、垄断和技术创新
（一）理论观点
垄断市场结构可以分成受威胁的垄断和不受威胁的垄断，垄断者市场地位的不同对创新的影响是不一样的。Greenstein和Ramey（1998）通过把产品分为新旧两个阶段的模型，认为在旧的产品市场上，如果创新是渐进的并且垄断不会受到新产品的威胁时，垄断和竞争对创新的激励都是相同的；但在垄断受到新产品的进入威胁时，垄断会比竞争对创新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当创新有足够的价值时，受威胁的垄断市场结构比竞争性市场结构能够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更能促进技术创新。这说明即使是垄断，只要它的地位不是天然地受到保护，在技术进步速度很快的行业中，为了维持已有的地位还是会积极创新的。
市场结构对创新的影响还必须考虑到创新的类型，创新可以分为过程创新（processinnovation）和产品创新（productinnovation），过程创新又称为工艺创新，是为了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产品创新是为了增加产品的种类。Yin和Zuscovitch（1998）用一个双寡头垄断的模型分析市场结构和不同创新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不同的创新机会对厂商的影响是不同的。大厂商倾向于过程创新，小厂商则喜欢产品创新。尽管大厂商在过去创新的市场上保持老产品的领先地位，但小厂商由于规模小，为了追求短缺利润反应灵活，在新产品市场也有优势。weiss（2003）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厂商在产品容易被替代的市场（竞争会很激烈）和创新成本很低时会倾向产品创新，是由于此时厂商可以通过引入一种全新的产品逃离激烈的竞争。在产品存在差异的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厂商会倾向过程创新，是因为产品的独立性使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这时增加新的替代品并不能进一步提高利润。这说明小厂商并非不能创新，只是偏重于产品创新。但是如果把难度更大的过程创新作为创新的主要形式，显然垄断厂商占有更大的优势。
厂商的规模会对创新的类型有影响，Yi（1999）分析了不同的寡头垄断对创新类型的影响。其认为在价格竞争的Bertrand模型的前提下，创新的收益会随着厂商的数量而有所增加，而在Cournot数量竞争模型中，在一定条件下，小的过程创新（Smallprocessinnovation）会随着产业中厂商个数的增加而减少，这就意味着垄断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小企业的过程创新。Lin和Saggi（2002）用一个增加产品种类可以提高需求的模型，也对Cournot厂商和Bertrand厂商的创新进行了比较。同样认为Cournot厂商则对过程R&D投入更多，不过指出Bertrand厂商相对Cournot厂商有更强的产品R&D激励，而且发现产品R&D和过程R&D是互相加强的，当厂商存在过程R&D时，会进行更多的产品R&D。
在认为垄断有利于创新的研究中，以前的研究很少考虑到“干中学”的效应，忽视了生产经验对于技术创新的重要性。Changa和wub（2006）建立了一个在位者和多个挑战者的最优投资模型，把生产经验也作为R&D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认为生产经验和R&D的投入都促进了技术知识的积累。长期的在位会增加从生产经验中学习的好处，增强了技术创新的能力，从而使得挑战者的数量下降，即持续性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企业生产经验的积累，而生产经验的积累和R&D投入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实证研究
Cohen和Klepper（1992，1996）建立了一个模型并用大量数据检验了大厂商创新比小厂商有优势，由于大厂商拥有的资金较多，平均在每一个创新项目上的投入更多，也就可以提高创新的质量。大厂商还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担R&D的成本，并应用业已取得的成果。并且相比产品R&D，大厂商在过程R&D中的确有显著的优势。当然这并不等于宣布大厂商就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否认由于规模庞大带来的缺陷，只是证明了大厂商的确比小厂商更具有过程创新的能力。tang（2006）以加拿大制造业1999年对创新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认为尽管小厂商和大厂商在创新上一样有效率，但大厂商负担了更多的创新投入和过程创新。还发现过程创新和产品创新是紧密相关的，但要依赖于产品创新才能实现。这就和以前的理论观点保持了一致，但是小厂商产品创新的能力大小没有得到证明，也就无法推断垄断是否有利于所有的创新。
高市场份额的厂商的确具有创新的动力，实证研究这主要表现在市场价值的提高上。Doukas和Switzer（1992）研究股票市场对美国企业在R&D上的投资预算时发现，如果有高市场占有率的工业企业宣布增加在R&D上的投资，就会受到市场的追捧，低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则相反，这正好和熊彼特垄断有利于创新的观点相符合。而且有证据显示市场欢迎更大规模R&D支出的增加，并且它的回报也是相当丰厚的。
当然，这里的厂商只是具有高市场份额的厂商，并不是那种完全垄断意义上的厂商。而且只是从外部市场的反映证明了这些厂商进行创新会受到投资者的认可，至于其自身的动力大小还缺乏深入分析。
二、竞争和技术创新
（一）理论观点
技术创新是和技术外溢密切相关的，技术外溢对于竞争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aghionetal.（1997）建立了一个渐进创新（step-by-stepinnovation）的模型来分析产品市场的竞争和增长的关系，其中后来者除非一开始就赶上领先者，否则以后很难超越。这个模型和熊彼特增长模型不同，认为在容易模仿或有更高的技术外溢时，产品市场更加激烈的竞争有利于增长。在国际竞争中，petit和Sanna-Randaccio（2000）认为跨国公司会比出口商更多地投资于R&D，因为对创新的投入会增加国际扩张的可能性，当跨国公司取代出口商时，由于技术溢出效用，消费者的福利会随着竞争和全球研发的增加而增加。其中R&D溢出效用的大小取决于跨国公司的R&D和国际战略。marimon和Quadrini（2006）认为不能简单地认为竞争促进收入和增长，可以和知识的传播结合起来考虑。对竞争的限制会减少知识的积累，高水平的创新是和低水平的知识传播限制相联系的，也就是说，要想加强创新就必须提高知识外溢的水平。而知识的过渡积累会使厂商达不到最优水平，如果有知识的外溢会使福利得到改善，从而有利于创新水平的提高。这就把竞争、创新和技术外溢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只有存在技术外溢的竞争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创新。
竞争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还和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密切相关，并不是只要是竞争就有利于技术创新。Das（2000）在对印度电信业的研究中，认为它虽然是缺乏效率的政府垄断部门，但属于现存技术的自然垄断部门，有很强的规模经济。在市场开放的过程中要注意技术变迁的影响，对于使用原有技术的进入者，有必要对竞争进行限制和规范，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而当技术出现进步时，则应放松管制，允许其自由地进入地方的电信市场。Boone（2001）也注意到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认为当创新是主要的技术进步手段时，领先者进行创新就可以拉大和后来者的差距，这时增加竞争就可以提高创新的价值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在创新步伐很慢的市场中，后来者很容易追赶领先者，竞争的加强只会减少厂商创新的利润，从而降低了创新的价值。timothy（2005）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认为在技术不断进步的行业中，垄断不利于创新，特别是对小厂商的创新更加不利；只有在技术进步缓慢的行业，大厂商的创新才和市场集中度是正相关的。这方面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行业不同竞争的效果是有区别的，竞争只有在技术进步较快的行业中才能有效地刺激创新。
竞争强度对创新的影响相当复杂，竞争的强度和创新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单一关系。Boone（2000）指出竞争的压力对厂商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厂商相对于对手的竞争意识，竞争的加强使得每个厂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了对过程创新的投入，但会减少全行业的产品创新。这说明竞争对不同的创新类型的影响是不同的，也不是对所有的创新都有利。Kato（2005）的研究更为细致，认为如果在厂商数量增加、竞争变得更为激烈时，厂商对于R&D的投入，就会从基础研究领域向发展领域倾斜，更加重视短期利润的增加。可见过度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会促进产品的创新，但是会损害长期创新能力的培养，竞争也不是越激烈越好。
在如何提高竞争的强度以促进创新上，Boone（2001）认为不仅可以通过增加厂商的数量来提高竞争的强度，还可以通过使厂商变得更有攻击性来促使厂商创新。当厂商之间更具有攻击性时，领先者会更主动地创新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的减少。也就是说，竞争的强度和厂商的数量并不一定成正比，鼓励创新不仅仅是要增加厂商的数量，更为重要的是要提高其攻击性。虽然理论上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如何操作才能提高攻击性没有得到说明，而增加厂商数量就要简单得多。Buttner（2006）以熊彼特内生R&D增长模型为基础，提出了一个市场准入障碍和长期增长关系的模型。其认为解除准入障碍和放松对公共企业的管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促进创新可能是更为直接有效的方法。
（二）实证研究
在如何强化竞争以促进创新方面一直有不同的途径，madden和Savage（1999）对74个国家在1991－1995年期间电信业技术创新的数据分析后，发现提高市场集中度对创新没有积极影响。电信改革通常都包括私有化，私有企业不仅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创新意识和效率，还有较高对于竞争的预期，从而对创新有显著的好处。适当的私有化可以使不同的所有制之间竞争，这对创新的激励要比仅仅是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要有效得多。因为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都是国家，他们之间的竞争终归是有限的。Czarnitzki和Kraft（2004）通过直接询问企业的创新动机，得到了1992－1995年3500家德国企业的数据，发现挑战者为了进入一个新市场，比在位者投入了更多的R&D，对比之下，在位者R&D的强度并不是更高。而一般政府的补助更多地给那些在位的大厂商，考虑到他们进行过程和产品创新的激励更弱，这可能造成工业市场结构的稳定和延迟创造性毁灭的到来，是不利于创新的。所以要提高竞争的强度不能只注意已经领先的在位者，还要注意到有能力的挑战者。通过对后者的适当扶植，政府可能会更好地达到鼓励技术创新的目的。
在日益全球化的背景下，竞争早已不再局限于一国的范围内。如何利用国际竞争以促进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一个研究的热点。martinez-Ros（1999）根据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3年的数据，发现有出口业务的企业创新的可能性更高。Rogers（2002）以1994－1997年澳大利亚大型企业为样本，也发现在北美洲和欧洲有市场活动的企业更愿意创新。R&D强度和更高的工业的集中度有相反关系，和更高的贸易保护水平也是如此。不过也可能是技术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才会开展国际竞争，两者很有可能是互为因果的关系。
跨国公司对于技术创新的作用一直众说纷纭，其实这关键取决于能否让跨国公司产生技术溢出。mu和Lee（2005）以中国电信业技术能力的成长为例，发现在技术的赶超中，由于中国市场规模的庞大，在合资企业中用“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可行的，中国可以获得技术，合资企业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通过不断的技术扩散，其他的企业也可以得到发展。todo（2006）使用日本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证实了FDi对国内企业有正的溢出效应。由于国外企业的技术比国内企业更为先进，从国外企业R&D得到的溢出要比从国内其他企业得到的大得多，国外企业的知识溢出是通过R&D的活动而不是其产品，从FDi中获得的知识溢出的数量取决于国内企业的吸收能力。这说明引进外资不能只注重引入他们的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引入他们的R&D并辐射到国内的企业中去。
在强调竞争上，okada（2005）通过对日本1994－2000年的10000多家制造企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关系的实证研究，认为竞争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边际成本和价格，促进生产力的增长，而垄断势力对企业通过R&D提高生产力水平有一些负面作用。虽然实证数据对以上结论有所保留，但压制竞争导致潜在发展机会的丧失，却可能会使经济付出昂贵的代价。以前人们考虑更多的是竞争的现实好处，而竞争所能带来的潜在创新的价值往往是无法估量的。这里强调的创新更多的是具有原创意义的创新，垄断厂商虽然也会有一些创新，但是那些革命性的创新是离不开竞争的市场环境的。因为这种创新会对垄断厂商已有的市场地位形成巨大冲击，即使他们能够创新也不愿意再花费高额成本投入应用。
在竞争强度和创新的关系中，aghionetal.（2005）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他们首先区分了两种效应：产品市场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使创新者的利润增加，称为“逃离竞争效应”（escape-competitioneffect）；另一方面也会使落后者创新的积极性下降，称为“熊彼特效应”（Schumpeterianeffect）。随后在建立的一个渐进创新（step-by-stepinnovation）的模型中，用英国1973－1994年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证明，这两种效应会使竞争和创新之间产生一种“倒U型”的关系，说明竞争不充分和过于激烈时都是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数据支持了产品市场的竞争会鼓励技术水平相近厂商（neck-and-neckfirms）的创新，不过竞争也会拉大了领先者和追随者的技术水平差距，使得落后者不愿意创新。这说明创新的增加不仅需要竞争的适度，还有赖于厂商之间技术水平的接近，不能盲目提倡竞争，如果厂商技术水平差距过大的话，竞争是会有损于创新的。不过在创新速度很快的情况下，“倒U型”的关系就未必存在，上述结论是在渐进创新的前提下才存在的。
三、结语
到底是垄断有利于技术创新，还是竞争有利于技术创新，这似乎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两者都在理论和实证上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样的市场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还取决于其他条件，比如技术创新的类型、行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技术外溢的程度等诸多要素，所以学者们的观点有所区别也就在情理之中。因此，何种市场结构有利于技术创新还要深入考察，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在一定前提条件下才能得出恰当的结论。
虽然以上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可以肯定已有的结论中强调垄断有利于创新也不是那种天然的行政型垄断，而是市场地位受到威胁的垄断，或是垄断有利于某种类型创新而不是所有创新。对于竞争的强调也是要有适当的强度，竞争和技术创新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倒U型”的关系，并不是越激烈就越好。引入国际竞争时要注意加强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单纯的产品竞争对于提高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作用有限。这些都对中国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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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2
[关键词]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抽象劳动深度分工；经济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3-0005-04
[基金项目]教育部“春晖计划”课题“三峡库区产业空心化及生态工业体系重建研究”(批准号：Z2003-1-55033)的阶段性成果；重庆三峡学院“十一五”重点建设学科基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超，重庆三峡学院经济贸易系经济学教研究室主任、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重庆404000)
一、问题提出
为什么要研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升级的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要在2020年前基本建成一个创新国家，《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指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紧紧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带动生产力质的飞跃，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中国的资本市场经过了16年的实验，进入2000年后，一直处于徘徊状态，且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仍持基本否定态度。以上两点是本文提出此问题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认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一国经济增长质量具有越来越大的贡献度。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资本市场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从“货币工程”的维度促使高新技术企业形成和实现价值最大化。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是一国在充分就业状态下国民生产总值或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凯恩斯认为，“是企业创造和增进了世界财富。当企业顺利运作时，无论是否节俭，社会财富都会聚集起来；而当企业停滞不前时，无论如何节俭，财富都会逐渐耗竭。”所以，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资本市场环境问题，从宏观看，是研究高新技术企业群对GDp的贡献度问题，从微观看，是研究个别高新技术企业使自身经济活动如何形成和实现价值最大化问题。由于经济活动主体较多，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激烈，因此，经济增长的机制并不容易解释清楚。正如卢卡斯研究经济增长时说“一旦开始思考它们，你将难有精力关注其他问题”。20世纪50年代时，财务学、金融学与经济学的融合甚少，50年后，资本市场问题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而且有广泛的实证检验。迄今有6位研究资本市场问题的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夏普认为，经济学中“四个重要、困难而又吸引人的层面”是：“时间经济学”(economicsoftime)、“选择权经济学”(economicsofoptions)、“不确定性经济学”(economicsofuncertainty)和“信息经济学”(economicsofinformation)。威廉・夏普指出，规范的经济学的中心课题是：在完全或部分依据实证经济学原理而设定的价值标准下，金融工具应如何被适当地运用。虽然现代企业创新升级与创业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高度正相关，但这不是一个自明的命题。
二、理论模型
(一)经济增长源于抽象劳动深度分工。一般的共识是经济增长源于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又源于什么呢?
假如一国的产出增长依赖于劳动、资本和技术创新，那么，具体又是怎样的权重呢?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源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常数，所以忽略不计，简化假设，我们可以用静态资本投入和动态技术创新的贡献来表示产出的增长。产出Q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劳动(L)的增长乘以它的权数、资本(L)投入的增长乘以权数和技术创新(t.C.)本身。
假如规模收益不变，这意味着劳动(L)和资本(K)同时增长1%，会导致产出增长1%。如果L增长1%，K增长4%，那么人们可能错误地推测Q将增长2.5%，即1%和4%的简均。实际上，这两种要素对产出的贡献比重不相等。据统计，产出的3/4应归功于劳动，只有1/4归功于资本，也就是说增加劳动比增加资本对产量增加的贡献更大。如果劳动对增长的贡献度是资本的3倍，那么上述问题的答案可以这样计算：Q每年增长1.75%，即Q=(1%×75%+4%×25%)，意即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增加与技术创新共同推动经济增长。这一方面可以回答许多关于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如人均产出的增长中有多少由全面的资本深化带来，有多少由技术创新带来?以美国为例，1900-1996年期间Q/L增长的轨迹是：1900年以来，工作时间每年增加3.1%，K每年增长2.5%，Q每年增长3.1%。所以，在人均产出每年1.75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大约17%是由资本深化带来的，73%则来源于技术创新。更深入的研究使得简单的计算更加精确，但结果还是与简单条件下的计算十分近似。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增长规律的科学，但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维度不一样，古典经济学从资源配置的维度，从边际效用的维度研究产出的增长。新兴古典经济学从深度分工的维度，从提高交易效率的维度研究经济增长。杨小凯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主体在两难决策中抽象劳动如何深度分工以增加产出的科学。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分工如何能减少资源的稀缺程度。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在给定的稀缺资源状态下(如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如何最优配置资源要素(1890，马歇尔)。但是新兴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各经济主体的两难决策如何相互作用产生全社会的两难冲突，全社会的两难冲突又由某种组织制度权衡折中以产生各经济主体不得不接受的经济环境，此经济环境如何影响产出增长。
在市场中的各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两难冲突比单纯的经济主体在自身决策时的两难冲突要复杂得多。综上，产出的增长决定于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是抽象劳动深度分工的结果。然而，抽象劳动本身不是标准化产品，其产权的交易效率受到创业资本市场完全程度(perfect)的制约。
(二)抽象劳动深度分工水平决定于创业资本市场。本文引进“技术创新弹性”的概念，技术创新弹性是指技术创新潜力的发挥程度，设为t，t∈[01]。t=1，表明技术创新的潜力完全发挥；t=0，表明技术创新的潜力完全未发挥。从上述表述可知，经济增长是一个复合函数，设G=经济增长，t=技术创新，X=创业资本市场，则经济增长的模糊测度函数可表述为G=f[t(X)]。为什么创业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会有如此大的关联度呢?依据新增长理论(阿罗、卢卡斯、罗默)的观点，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依据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观点，产权安排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创业资本市场协调了分工与交易费用的矛盾，协调货币资本产权与人力资本产权的矛盾。假定货币资本产权者拥有货币，人力资本产权者拥有技术，此两者，时而分离，时而融合，如图所示，经济增长速率(V)经历了三个阶段：
V(aB)：未开化金融时代(原始社会-1500年)，技术资本拥有者只能靠节约消费之剩余以自有资本进行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缓慢。
V(BC)：金融时代(1500年-19世纪50年代)技术资本拥有者可以借入银行的资本进行更大规模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加快。但借入资本加大了经营风险。
V(CD)：资本时代(19世纪50年代-至今)技术资本拥有者可以借用风险资本进行超大规模创新投资，可以降低开发和投资风险，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超快阶段。
各国的经验表明，创业资本市场能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因此许多国家成立创业资本市场的目的就在于为新兴的科技企业和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新兴公司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提供充分就业和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重大作用。
(三)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演绎的故事。“创业资本市场理论”在经济学界是较新的专有名词，但其核心思想已经散见于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著述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分工问题极富洞见，且通过数学模型将其精细化，与古典经济学相比，对经济增长现象更富有解释力。杨小凯认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可望在今后20年进入经济学的主流学派”(2000，p.20)。但杨小凯对资本市场中金融工具的妙用未作更深维度的描述。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充分琢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认真咀嚼，最后形成了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模型的内涵是：(1)经济增长是不断协调分工与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局面而出现的，高度分工的专业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高度分工的专业化经济使内生的交易费用巨增，加大了交易失败的风险。(2)不仅分工内生于经济增长，而且创业资本市场作为制度变量也内生于经济增长，微观主体(企业)的局部帕累托最优，解决的是给定分工结构下的资源配置问题，宏观主体(政府)的整体帕累托最优则决定了分工水平，也即创业资本市场决定分工水平。(3)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交易费用是经济增长的阻力。分工会在高新技术企业内自发产生，但交易费用则不可能在分工的过程中自发减少，而只能自发增加。
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所演绎的故事是：在原始社会，由于实际交易效率低于临界交易效率，所以零分工状态即自给自足则是全部均衡，是整体最优解。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际交易效率大大高于临界交易效率，高度专业化是全部均衡，是整体最优解。但对微观厂商而言，交易效率是外生的，这使得新古典经济学不得不转向对给定分工水平下的资源配置研究，没有一个微观主体的专责是改善交易效率，因为其改善交易效率的成本极高而收益甚微，所以，在资本主义发展鼎盛时期终因交易效率不能同步改善而造成了市场失败，即所谓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从静态来看，对单个微观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市场的交易效率确实是外生的。
结论是：创业资本市场的交易效率决定分工水平。
三、一般性的经验证据：解构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路径
(一)三大时代的经济增长轨迹。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轨迹可以作为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的一般性的经验证据。
农业时代：其经济成长是在生产功能有限的条件下发展的，社会也在发展前进，但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方法不是未曾产生就是未被普遍利用，其生产水平基本是处于停滞状态，生产的潜能有较大的抑制，科学的很大力量用于农业，战争的直接目的也是为了掠夺土地，家族关系和民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较大作用。宗教体系是以钳制人的创造性为主，信念体系是以宿命论为核心。由于生产工具长期不改进，所以劳动对象主要是土地。农业时代的历史极为漫长，大约有2500年。也即产出增长的准备阶段极为漫长，其实质是人自身的逐渐全面解放过程。在农业时代的“人”的意识中，还未形成“人力”的观念，更未形成“人力资产”、“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概念。欧洲400年的“文艺复兴”历史，主要是解放“人”的创造力的历史。
工业时代：产出增长的起飞阶段，通常源于一种特别锐利的经济刺激力量。刺激力量有可能表现为因生产工具革新和市场扩大所引起的政治革命。起主要作用的生产部门如纺织、铁路、机械、食品等逐渐变成产业部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特别需要货币资本来组合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生产。人不仅满足于解放，而且有生存、发展的强烈动机。“人”逐渐变成了“人力”，有“资产”和“资源”的性质。由于货币资本与生产需求的尖锐矛盾，对黄金等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资本有一种极度的渴求，不惜诉诸于暴力和战争。由于“人力”的开发，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处于起飞阶段，但与农业时代相比，经济发展是以“井喷”形式表现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确定性的胜利。“捆绑”状态的“人”走向了“解放”和“自由”。此阶段从1640年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大约持续了300年。
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长的持续阶段。由于采用了精深的技术，基本能生产想要生产的任何物品。经济虽保持起飞阶段的力量，但经济周期开始明显化。由于融资方式的改进和丰富，生产要素的有序化程度加强，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矛盾之“矛盾主要方面”逐渐从“供给方”转向了“需求方”。“人”不仅追求发展，而且追求综合的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人力”不仅是“资源”，更是“资本”，无形的“人力资本”取代了有形的“货币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因为技术创新更大程度是人力资本深化的结果。后工业时代是以信息革命为发端的，大约从1946年开始。
4000年的经济增长值的总和不如近300年的经济增长值，这确实是一个迷。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等量齐观。制度的核心是什么呢?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主要是指可鉴定和可交换的清晰的财产权制度。那么，资本市场作为制度系统的变量之一，其作用是较大地提高了可量化的财产权的交易效率，而作为创业资本市场，其作用是最大化提高可量化的财产权的交易效率以促进技术创新。20世纪初，人们认为股票即为泡沫，资本市场的功能是配置资源，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组织制度的自发演进，人们认识到，资本市场的真正功能是提高交易效率，20世纪初的“风险”概念与21世纪的“风险”概念不一致。分工的风险与分工的收益是一枚硬币的反面与正面。从先与后的关系来说，是先有风险，后有收益，而不是反之。只有适当处理了分工的风险，才能享受分工的收益，促进经济增长。创业资本市场是由很多现象碎片组成的，如，硅谷风险投资家的日益增长、微软自1985年上市以来1500倍的市值增长、科技开发人员忘我的工作状态、中国台湾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小、韩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等，如果没有准确的方法论指导，是很难用创业资本市场的本质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创业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操作工具了。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逻辑实证。创业资本市场的本质对大多数的公共管理者和经济学家而言，不是一个自明系统。创业资本市场的真正作用，对我们而言，还是未全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证明，当与法律制度、交易条件有关的交易效率得到改进时，劳动分工的演进会产生技术进步。当迂回生产链条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发达，由于中间产品的买卖可以用劳动力买卖来代替，可能的企业组织结构将加速复杂，搜寻一种企业组织结构以节省交易费用，并进一步促进分工的精细化比想象的要复杂，这只有在创业资本市场下反复的实验，而这种实验只有在分权而不是在集权的体制下实现，市场上自发出现的分层结构之所以对全社会是最优的，是因为择业自由保证了劳动力在分层结构各层和各业之间的自由进出，从而社会中没有任何人可操纵交易的层次数和每层的人数，这就是常言所说的，各人要找准自己的“位子”，而找准自己位子的过程是竞争性分层结构的形成过程，整个社会竞争优势的形成则是帕累托最优。创业企业家获取货币的过程是竞争性的投标过程，风险投资家投放货币的过程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也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过程。创业企业家使用货币的过程是一个真实的开发过程。二级市场的众多投资是一个分享开发基本成功的过程。创业资本市场的众多参与者自发围绕分工的收益与风险自愿组成了一个精巧的竞争性分层结构，这是一个动态全部均衡，即使是创业企业家有道德风险，也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所有场合欺骗所有人，所以，创业资本市场是刺激创业企业家整体竞争力提高的市场，创业企业家创业的成功具有全社会的外部性正效应，因此，其创业风险理应由全社会共同承担，事实上，全社会都在参与共同创业，即常言的“重在参与”，因而创业资本市场的机制能够促进整体帕累托最优。
创业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交易效率提高的制度创新。如，诺斯认为，英国之所以比其他国家提早在17世纪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其原因在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船运效率比德国和中国这样的内陆国家高，而在没有汽车和火车的条件下，这种优势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有专利法的国家(1624年)，这大大提高了知识产权的交易效率(1981，north)，英国不断演进普通法，择业自由，价格自由，大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英国成功的工业化背后最重要的推动力是始于17世纪的制度演进(1989，northandweingast)，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国家机会主义，极大地减少了寻租行为和相关的内生交易费用。由于市场是被国家皇帝体系垄断操纵的，对私人产权未立法保护，分层结构最上层的严重不稳定加大了内生交易费用，降低了交易效率。这是当时法国和中国的普遍特点，也是他们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晚于英国的原因。
(二)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美国“新经济”的重新解读。创业资本市场理论还可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和美国90年代的“新经济”中找到经验性证据。
1930年以前，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分工已经发展到很高水平，由于继续演进到更高水平还需要时间，当时的分工水平已无演进潜力，所以分工演进的交易费用为无穷大，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突然消失，利率机制突然崩溃，引发了金融业危机。由于当时的分工水平较高，使各行业对资本市场有较高的依赖性。资本市场的崩溃造成全社会的分工协调失灵，由于交易效率突然降为零，资本主义不得不重建交易机制。
美国的创业资本市场有近150年的自发演进过程，根据斯密――扬定理“分工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市场规模制约分工”，从创业资本市场在全球的兴起可以看出，美国的创业资本市场从上市公司数量、总市值、交易额、市场参与者、组织制度等等都居世界第一，发达的创业资本市场降低了分工的交易费用，极大地提高了分工后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
没有发达的创业资本市场体系，就没有今天的微软和英特尔，也就没有今天的新经济。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我们谨慎推出本文的两个命题作为参考性的结论：
命题一：
创业资本市场是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升级的重要制度变量。
命题二：
创业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表现为其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可量化的抽象劳动产权的交易效率，从而促进技术创新。
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是研究如何减少因分工所内生的交易费用的模型。从静态来看，对单个微观的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市场的交易效率确实是外生的。那么，创业资本市场理论模型的启示是什么呢?
1.创业资本市场对高新技术企业群而言是外生的，但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却是内生的制度变量，国家应尽量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群的内生交易费用，提高其专业化深度分工水平。
2.即使创业资本市场的交易效率外生的足够高，个别高新技术企业的生存之本仍然是如何提升抽象劳动的深度分工水平，那么其发展升级机制则是如何为深度分工创造货币资本条件，如此，其融资模式、投资模式和利润分配模式则呈清晰的货币化倾向。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修订版)[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曾康霖，徐良平，李超.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与出路[J].经济学家，2000，(3).
[3]郭复初.经济可持续发展财务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3
梳理国外技术创新驱动研究，归纳起来主要经历如下过程：
(1)技术发展驱动。技术发展驱动技术创新最早是由Schumpeter于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Schumpeter认为，技术创新或多或少是一种线性过程，从来自应用研究的科学发现到技术发展和企业中的生产行为，并最终导致新产品进入市场都是逐步向前推进的。Schumpeter还指出，新技术的发明和出现驱动企业家进行技术创新，更多的研究与开发就等于更多的创新。
(2)市场需求驱动。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Schmookler首先提出“需求拉动模型”，该模型强调市场需求的拉动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myers和marquls教授在1969年所做的一项重要的实证工作支持Schmook-ler的观点，两位教授对5个产业的567项技术创新项目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其中3/4的技术创新是由市场需求为出发点，1/4的技术创新是以技术本身的发展为来源。最后myers和marquls得出结论，在技术创新中，市场需求是一个比技术发展更重要的驱动因素。
(3)技术和市场需求联合驱动。20世纪80年代后期mowery和Rosenberg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是由技术发展驱动的，也可以是广义需求驱动的，成功的技术创新往往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加拿大学者mumro和noori对加拿大900多家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18%的技术创新靠技术驱动，26%技术创新靠市场需求驱动,56%的技术创新靠技术与市场需求共同驱动。
(4)政府政策驱动。ClaytonChristensen(1995)以计算机行业为例，认为一项新技术只有在合适的政策环境下才能生存和发展。XuliaGonzalez和Consuelopazo(2008)指出，企业技术创新离不开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支持。Romer(1990)认为最好的政策是对技术创新进行直接补贴。porter(1995)认为合理设置的环境政策能够刺激企业技术创新。mayer(2010)提出了美国州政府的科技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5)企业家精神驱动。Schumpeter认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力量是企业家，而企业家精神最根本的特质就是推动创新。Drucker也认为企业家精神的一项特殊功能就是创新，企业家精神的核心为技术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一种革新行为，这种行为为现有资源赋予了新的创造财富的能力。michaelJmartin、HowardHStephenson、Da-videGrote等学者也认为，企业家精神对技术创新驱动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从以上文献梳理可以看到：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经历了从单一因素到多元因素演化的过程；国外学者侧重于考察各独立的因素对技术创新的驱动关系，缺乏整合性研究；对驱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深层次因素需要继续探讨，尤其对企业技术创新内部驱动因素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国内一些学者基于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视角分析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代表人物有项保华、万君康、王开明、许小东等。更多学者基于技术创新驱动因素视角，对技术创新驱动进行综合性研究，将技术创新驱动分为企业内部驱动因素和企业外部驱动因素，内外部因素共同驱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但具体内外部驱动因素却呈现不同的研究结论。例如，陈晓阳认为，技术创新外部驱动因素包括：市场竞争、市场需求、国家政策；内部驱动因素包括：企业主体创新意识和企业主体创新能力；而孙冰认为，技术创新外部驱动因素包括：市场需求、市场竞争、技术推力和政府政策；内部驱动因素包括：企业利益、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激励机制和企业创新能力。现有文献中，专门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很少，而基于逼真质性数据的多案例研究更为缺乏。因此，本研究或可弥补已有研究成果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驱动实践方面的缺口。
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对管理实践中涌现的现象和问题经剖析后进行理论构建的有效方法。本文研究的是“哪些关键因素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问题，属于探索性研究。根据Yin、eisenhardt及其他研究者的建议，为了从重复归纳的过程中得出共性结论，本研究采用了多案例研究设计。多案例研究能对不同案例中得到的发现进行验证，确认共同特征，放弃特有的特征。另外，多案例研究比单案例研究更具信度和效度。
2.1案例选择
在界定研究问题后，需要根据研究问题及要开发的理论进行案例选择。本文选择案例样本的标准为：(1)所选企业必须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符合国家2003年《科技型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条例中对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界定。(2)考虑到案例的代表性，选取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和天津华苑科技园区2个国家首批创新科技园内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3)选择企业经营超过5年，进入发展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eisenhardt(1989)、Yin(2009)认为，案例研究的目的是归纳理论，而不是计算频率，选择的案例不需要遵循抽样原则，只要案例本身具有足够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即可。同时，结合Sanders(1982)建议进行多案例研究时最佳的案例数目为3~6个。最终，本文确定了4个研究案例,其中北京、天津各2个。
2.2案例概况
根据前面的案例选择标准,本文以4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应企业的要求,本文在后续的分析过程中分别以a、B、C、D来代表各个企业。企业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2.3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相结合的数据收集方式。一手资料包括：先后对4家企业的总经理、副经理、总工、技术总监、研发人员、一般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访谈，并对每次的访谈进行录音、记录，形成研究所需的定性及定量素材。二手资料包括：企业内外部期刊、出版物、网络资源、公司网站、公司档案材料、领导讲话等。二手资料也是案例研究三角证明的重要来源。
2.4数据分析与编码
数据分析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方式进行，包括详细阅读参与式观察的笔记、访谈记录与手稿和文件资料，然后形成有关研究主题的记录性文字材料。扎根理论方法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提出，是分析定性资料的一种常用研究范式。本文借鉴扎根理论所采用的编码方法，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首先，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编码，对于一手资料，分别把6位高层受访者编码为：m1~m6，研发人员编码为：R1~R8，一般工作人员统一编码为G0，二手资料统一编码为SH。对同一来源内容相同的表述合并为1条条目。通过对一手和二手资料的一级编码，4家企业得到了296条一级条目库。然后，按照原生编码准则，以概念形式对资料逐句进行译码，把相近含义的词汇和语句进行归纳、提炼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形成初始范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初始范畴进行二次编码，其目的是挖掘范畴间的关系和逻辑次序，形成主范畴。最终形成4个主范畴是：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市场需求与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
3研究发现
3.1企业家精神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影响
企业家精神是驱动技术创新的关键所在。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创新、进取心和风险承担。Drucker提出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新。Schumpeter指出，创新体现在“采用一种新生产方法”、“开发一种新产品”、“开辟一个新市场”、“组建一种新的组织”等。如企业D面对电子产品行业的激烈竞争，通过技术创新，研发出流媒体、服务软件、专用磁盘等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成功研发，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取得了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成为行业的领头羊。进取心使得企业家不满足于企业已有的现状,渴求变革，积极去实现创新目标。企业C围绕建成国内一流的耐磨材料生产厂家的目标，不断开拓进取，改进技术，追求品质。在访谈中，负责人多次表达了立志做一流企业的雄心壮志，这种进取心使企业多次取得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企业a是中国第一家专业从事制卡材料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高新技术企业“，做国际制卡业最优秀的材料供应商”是企业发展的宗旨。进取心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意识，使企业对以前未被认识到的市场机会保持警觉性。1997年，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生产制卡产品，一家是英国的apollo公司，另一家是美国的Cilik公司，但这两家公司的产品价格都很高，企业a看到了市场机会。正如企业a负责人所说，“我们提出要在3~5年内模仿国外最先进的产品，在10~20年内让国外也来模仿我们的产品。尽管当时的想法，略显轻狂，但总的思路是对的，现在与信用卡相关的产品在国内的占有率大约是70%，国外也占了相当大的份额”。企业家精神还体现出能承担相关风险，RichardCantillion和FrankKnight两位经济学家，将企业家精神与风险或不确定性联系在一起，企业家应有甘冒风险和承担风险的魄力。伴随环境的变化，技术创新过程中往往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如企业B所处的腐蚀检测行业技术升级快，产品更换周期短，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不确定性大。负责人表示，整个行业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新的技术一旦出现，原有技术就会贬值。尽管技术创新存在较大风险，一旦不创新，生产的产品将逐渐失去市场，长期下去企业将难以存活，为了生存和发展冒险也是必要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命题1：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的灵魂，并通过创新、进取心、风险承担来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家精神越强，就越能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3.2研发能力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影响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由技术本身支撑起来的,其持续的技术创新依靠研发能力作为保障，而研发能力的根本在于拥有由一群技术研发人员组成的研发团队。研发团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者。企业吸引和拥有大量优秀的技术研发人员，就等于掌握了技术创新的核心资源。技术研发人员的人力资本中的稀缺性资源。在本文研究的4个案例中，每个企业研发团队都拥有高层次、高水平的研发人员。企业a在新型制卡材料的研究开发与产业化方面有丰富积淀，拥有以年轻博士、硕士为骨干的技术研发中心，具备从产品设计、开发到产业化的完整能力。企业每年在研发上都下大力气投入，企业的很多技术和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且具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企业C的研发人员均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核心研发人员都具有博士学位，且毕业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等国际知名院校。高水平的研发人员加上研发的高投入，企业的研发能力强，技术创新成果显著，拥有发明专利20多项。企业D的研发团队由多位硕士和博士组成，其中高级研发人员毕业于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计算机、信息技术、通信工程等专业，专业扎实，创新能力强，形成智力合力。研发团队成员的合力促进了技术知识交换和整合能力的提高，从而加速了新产品开发进程。傅家骥在综合大量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成功的创新是以人为核心的，高水平的技术人员在技术创新中起着关键作用。Dewar和Dutton(1986)认为，在一个企业里，专业人员以及专职群体的人数不同会使知识的深度及广度产生变化。专家越多，知识基础就越广泛，而且大量的专家可以使新技术新思想更易于理解。企业B的研发人员主要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学、东北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其中公司总经理就是技术出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是一位懂技术的管理者。由于技术升级快，需要掌握大量的新知识，企业一方面需要从国内高校招聘优秀的技术研发人员来充实研发团队，另一方面要在人事制度上把“激活”与“培训”结合起来，努力建设“学习型组织”，企业每年需拿出一定经费举办各种学习活动鼓励研发人员积极参与，提升他们的研发能力，增强技术创新的速度。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命题2：研发团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者，研发能力是科技型中小型企业技术创新驱动的保障。研发能力越强，就越有助于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技术创新。
3.3市场需求与竞争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影响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与市场是密切相关的。市场需求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原动力。企业a遵循“以客户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基石”的理念承诺：提供给顾客的产品100%符合相应标准及合同中约定的特殊要求，对顾客反馈的信息100%给予及时回复，不断开发更合乎客户需要的产品，不断改进和提高已有产品性能。企业B坚持以市场开拓为导向，专注于管道行业的技术装备市场，业务覆盖我国28个省市区，广泛引进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强技术研发，现已成为腐蚀检测评价领域国内技术领先的专业企业。企业C为电力、煤炭、钢铁、机械等行业提供工业耐磨材料，企业注重用户需求，在新技术开发前，技术总监带领部分研发人员深入用户调研，倾听他们对产品技术要求的意见和建议。经过几年的发展，企业产品出口至意大利、德国、智利、乌克兰等多个国家。企业D紧跟市场需求，找准研发方向，研发了以iptV流媒体服务器和机顶盒嵌入式软件为核心技术的产品体系，形成互动电视媒体服务器、无线移动流媒体服务器等8个产品；企业还为海尔电视提供模卡电视业务中间件等。企业的客户群体遍及全国各地和欧美、非洲部分海外市场。4家案例企业实践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开发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多潜在的收益。市场竞争迫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企业a的总工谈到，企业如果不能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技术含量，长期下去必死无疑。市场竞争让科技型中小企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从而使压力变为动力。由于市场竞争激烈，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机构建立产学研合作，开展合作创新。如企业B与天津大学、大庆油田设计研究院、中海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等开展技术合作，企业D与清华大学网络多媒体实验室、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等多所国内外著名院校开展项目合作，与国际、国内先进技术接轨。Blundell(1999)发现，技术创新与市场的竞争程度呈正相关。企业C的总监在访谈中也表示科技企业要想在竞争中取胜，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差异化，且要比竞争对手更快、更好地开展技术创新，企业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获得良好的行业声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命题3：市场需求意味着潜在的收益，驱使科技型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形成压力，进一步驱使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3.4政府的政策与法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影响
政府的相关政策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多给予税收优惠和项目基金支持，这极大地调动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创新成果丰硕。企业a研发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和天津市政府基金支持，成功开发了水基层压油、数字印刷基片、层压型制卡带胶膜、纳米氧化铝等多种核心产品，多项产品获得部级新产品证书。企业B在2004年、2008年两次国家科技部中小科技企业创新基金的支持下，完成了埋地管道腐蚀与防护地理信息系统(CpGiS)、埋地管道外防腐层检测数据处理软件(eSteCxp)、阴极保护静态数据记录仪(CipS-Logger)等产品的开发和技术升级。企业C获北京市科委科技发展基金公关项目资助，获得国内第一个“热喷涂粉芯丝材”发明专利、国内第一个“非晶电弧喷涂涂层”发明专利。企业D在2009年获得国家核高基项目的资助后，着力技术研发，产品技术创新活动大幅提升，不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5项，而且凭借领先技术优势，还为后期开拓国外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audretsch和Link(2012)提出，技术创新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对创新的极力推广下，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很有价值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都是伴随在一定的社会法律环境中进行的，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提供保护作用，如知识产权保护法、技术合同法、专利法等。周寄中认为，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联动关系，知识产权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如企业D在产品研发过程中获得多项软件著作权和专利证书：“流媒体服务器软件V1.0”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自适应网络带宽的多媒体传送系统”专利证书，“适应于带时移iptV直播服务器的专用磁盘读写系统”专利等，明确的法规使企业的专利具有合法性，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nord-haus研究发现，强的专利保护还会导致更多的研发投入。Barney认为拥有异质性的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专利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是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科技型中小企业比传统企业对专利有更高的要求，更需要法律法规的保护。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命题：命题4：政府的相关政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成果提供保护。政府政策支持越大，法规越完善，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就越高。
4结论
4.1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市场需求与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驱动因素，为了更清晰地把握这4个关键因素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在总结前文得出的4个命题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模型，简称eRGm模型，其中e、R、m、G分别代表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市场需求与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是内驱变量（内部驱动因素），市场需求与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是外驱变量（外部驱动因素）。企业家是技术创新的倡导者、组织者；企业家精神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魂。企业家精神感召、激励研发团队实施技术创新，研发团队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实施者；研发能力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实施技术创新提供了保障。市场需求意味着技术创新带来的潜在收益，驱使科技型中小企业积极开发新产品，当企业的产品在市场上面临竞争时，科技型中小企业就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来增强其竞争力。政府的相关政策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供支持，政府的相关法规保护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成果，政府政策与法规进一步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
4.2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1)借鉴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提炼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模型——eRmG模型，该模型给出了企业家精神、研发能力、市场需求与竞争、政府政策与法规4个主范畴，同时还给出了每个主范畴的详细构成因子。(2)研发能力这一关键驱动因素在已有的相关研究中鲜有涉及。技术创新由研发团队实施，研发能力是技术创新的保障，是驱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因素之一。(3)依据本文表2的编码数据，可以得出模型中各驱动因素的相对重要性。4个主范畴的相对重要性排序为:企业家精神(85)﹥研发能力(76)﹥市场需求与竞争(70)﹥政府政策与法规(65)，括号内数字为依据访谈语句统计的驱动因素对科技型中小技术创新的因果关系条目数。数字越大表示该因素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越大。
4.3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4
关键词：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国内外；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Doi:10.13612/tp.2016.04.114
一、引言
各国的实践经验证明，技术创新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直接推动着技术进步和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的金融部门能否有效的引导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关键在于金融部门的运作效率以及金融与技术的结合程度。技术与金融的相互融合既是技术与金融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各自发展的内在要求。本研究将通过大量文献分析，总结各国金融体系支持技术创新的国际经验，考察我国金融体系支持技术创新的研究现状，为进一步深入对金融体系支持技术创新研究提供必要信息和理论基础。
二、国外学者对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
在国外，很早以前就要专家从事对于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银行、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关系、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关系。
（一）银行、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技术创新的概念源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1912年，熊彼特出版了他的名著——《经济发展理论》，在书中，他提出了独特的“创新理论”，并以此在经济学界奠定了地位。他创造性的定义了创新的概念：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供应函数，即在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组合。熊彼特在书中论证了货币、信贷及利息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创新的影响，着重强调了三项内容，包括金融资本对创新的作用，信贷资本是实现企业利润的前提，企业家功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银行的信用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为能够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提供必需的购买力，这种购买力是源于银行的信用创造，而不是传统的观点认为的来源于银行吸收的储蓄，真实票据的贴现以及抵押。他认为，功能齐全的银行，能够辨别并资助那些最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并辅助其完成创新活动，这种信贷提供给在循环流转中运行的而企业。20世纪50年代以后，索洛（R.m.Solow）等人修正和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进而建立了经济增长与资本积累相互关系的模型，在该模型中，“资本”概念进一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作是“金融”与“技术”的有机结合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金融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及结合机制。遗憾的是，这些模型没有能够深入研究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希克斯（Hicks）深入研究了金融市场效率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他认为，促使产业革命发生的首要的条件并不是技术，而是投资，投资使得这些技术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实施，只有合适的金融体系才能实现这种投资。这种投资具有大规模、连续和长期的特征，促使了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史密斯（Smith）使用世代交叠模型来证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能够直接影响技术的选择，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金融市场成本高，则经济只会选择发展期较短的技术。当交易市场的效率提高到某一水平，市场才可能倾向于选择发展期较长的技术。在金融市场的功能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方面。Saint－paul（1992）在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金融市场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方法，是通过为经济主体从事生产率水平和风险水平较高的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保障来实现的。Hellwig（1991）和Rajan（1992）的研究认为，银行在信息处理与揭示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当银行与创新主体进行交往时，能够获得其它渠道难以获得的大量信息，从而产生利用信息获得信息租金的动力，结果造成企业开展高利润经营项目的动力被银行的市场力量削弱，也就阻碍了创新。weinstein和Yafeh（1998）的研究表明，当银行遵循稳健的经营原则时，银行作为债权人，其信贷投资通常表现为内在的回避和厌恶风险的本性，因此，哪些创新程度大、预期经济效益高、风险大的创新项目难以获得信贷支持，如果以银行来主导金融体系，则不利于创新。Stulz（2000）认为，如果银行能够对创新项目进行有效监控，就能够根据创新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其资金需求情况，合理高效的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因此，银行基于有效监控，能够为分阶段融资的创新活动提供合理高效的外部融资。不变生产函数是以“银行VS证券市场”角度进行研究的假设或理论起点，这样的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忽视金融对技术创新的特殊作用。例如金融对技术创新实施的信息收集功能和管理功能，金融对技术创新本身的促进功能等。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促进功能的内在机理，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较为充分的论证，建立了得到公认的理论体系，但关于金融安排对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的实证研究，还很不充分，相关文献较少，因此，本研究以此作为出发点，有其必要性和价值。
（二）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作用的研究逐渐兴起。在理论研究方面，通常的研究结果认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风险投资有利于技术的创新发展。Hall（2002）认为，风险投资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工具，只有较好的解决了技术创新融资过程中遇到的融资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才能呈现出远高于其它资本市场工具的促进作用。Kaplan和Stomberg（2003）的研究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融资，既能够满足初创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还可以通过参与科技企业董事会、制定总体发展战略、对公司行为进行监管、对核心管理层进行评价考核及雇佣等多种方式来促进其快速成长。Casamatta（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的经营业绩通常好于没有得到风险投资的企业，风险投资能够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风险资本获得与否是企业创新成功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与理论研究基本一致，即风险投资能够促进技术创新。paul（1995）对随机抽取的794家风险企业进行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倾向于对早期和高技术企业进行投资，这是信息不对称程度最高的阶段，当投资集中度减小是，投资监控频率加大，风险投资者会定期收集并管理、分析信息，对于几乎不可能上市的风险企业，风险投资者将保留追加投资的选择权。Kortum和Lerner（1998）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风险投资促进技术创新的效率较传统企业的R&D投资要高得多，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实质性的。Kortum和Lerner（2000）选择了美国20个制造行业，研究了1965~1992年间这些行业的年度数据，建立了一个专利生产函数模型，用于衡量R&D费用、创新程度和风险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实证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资本对专利量的促进作用相当于传统R&D投资的3.1倍；使用本模型的研究还发现，在1982年~1992年的10年间，风险资本与8%的美国工业创新有关，而1992年~1998年，在风险资本快速发展期间，风险资本与美国14%的技术创新有关。
三、国内技术创新金融支持体系的研究现状
金融体系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即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两个部分各自具有不同的功能，其对科技创新的作用也有明显区别。
（一）金融体系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李松涛（2002）的研究表明，直接融资是技术领先者首先考虑的金融支持模式，银行信贷则是技术追赶者倾向的融资支持模式，也就是说，技术领先者主要选择直接融资而技术追赶者首先考虑间接融资。孙伍琴（2004）从金融功能出发，提出：商业银行不适合为高收益、高风险的高科技产业融资，因为商业银行的风险内部化，存款人的不同观点无法在信息处理上反映出来；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部分风险，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使得不同的投资者能够表达不同的意见，因而能够更好的支持技术创新。李悦（2008）的研究认为，在处于生命周期初级阶段的新兴产业和处于成长阶段的创新型产业融资方面，金融市场具有优势，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从而在技术创新的长期阶段具有显著优势，商业银行则在成熟产业的技术推广方面效率更高。
（二）资本市场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邓乐平和孙从海（2001）的研究认为，活跃的资本市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保障，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风险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的发展，进而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大力发展风险资本市场，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和高速发展。辜胜阻等（2007）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如果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融资支持，其必然是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因为创新具有层次性，阶段性，企业具有不同的规模和不同的生命周期。
（三）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风险投资在科技创新中具有重要作用，由于我国风险投资开展较晚，我国相关研究起步也较晚，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葛宝山、卢艳秋（1998）对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进行了宏观机制分析，认为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内部动力来自于高回报，外部动力来自于扶持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作者提出，对于风险投资涉足的领域，需要进行适当的限制，政府应当限制风险资本投资于有关的高技术领域，并且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管理体制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如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吕炜（2002）探讨了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微观层面的关系，他认为预约资本化机制是风险投资构建的一个特殊的产权认定机制，有限合伙制是其典型形式，以市场化方式将技术、管理等资本化，然后给创业体安排一个适当的股权结构，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高新技术成果的潜在市场价值，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技术创新的不可预期性和不确定性。龙勇和常青（2008）研究认为，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创新幅度大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王玉荣和李军（2009）使用回归分析法，选择了我国在2007年拥有风险投资股东的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风险投资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认为，企业自主创新资本的投入强度与风险投资股东的持股比例呈正相关，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政策性金融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
政策性金融支持是促进一个国家技术创新不可或缺的部分。国内对支持技术创新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方面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开发性金融支持体系和中小企业融资金融体系方面。李志辉和李萌（2007）认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有效手段之一是建立开发性金融支持模式，这种模式能够扩大中小企业融资边界、降低融资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度、使中小企业获得潜在的外部利润。黄刚、蔡幸（2006）的研究认为，以为高技术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金融机构为核心，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投资体系，包括风险投资基金、政策性担保机构、证券市场等内容，才能够较好的解决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王华（2007）的研究认为，建立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弥补中小企业融资缺口，既能体现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的目的，又能降低政府行为对市场效率的破坏力。
结语
西方国家对金融支持体系及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较早，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成功指导实践，值得借鉴和推广。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能够学习国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成功经验，结合本国国情进行了研究，但各研究领域仍需继续深化，尤其是要紧密结合本土企业发展特点及金融环境的实际情况，才能对经济发展有现实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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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伍琴.论不同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J].经济地理，2004（02）：182-185.
[3]李悦.产业技术进步与金融的市场化趋势：基于银行与市场功能比较的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02）：35-40.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创新理论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对技术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国家的富裕在于分工,而分工之所以有助于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有助于某些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将减少生产中劳动的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其“某些机械的发明”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技术创新”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他关于“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一结论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
技术创新理论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一些学者对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满［2］。其发展是从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无视技术创新和变革对经济发展的弊端进行批评开始的。尽管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等重要经济学家都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但都没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而熊彼特将创新作为其一生经济理论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最终使创新得到了其在经济分析中本来应有的地位。
熊彼特于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以后,又于1939年和1942年分别出版了《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部专著,对创新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理论为基础的独特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提出“创新”是指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即企业对生产要素新的组合,它包括五种类型: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采取一种新的组织方式［3］。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熊彼特的分析结果相对于他所研究问题的层次和内容而言是合理的,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没有摆脱对均衡状态的依赖;撇开了生产关系;未能以大量实证经验为基础,没有统计分析;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变量来考察其对经济增长以至社会变迁的影响作用,但是却把与企业紧密相关的制度视为给定的外部条件,使创新游离在制度层面之外;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也忽略了渐进和组织创新的重要性等等。尽管存在很多局限性,但它毕竟为技术创新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其后的经济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后,由于受到同时期的“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影响,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的经济出现了长达近20年的高速增长“黄金期”,这一现象已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理论中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加以简单解释。西方学者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产生了兴趣并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从而使技术创新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纵观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可以将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分成新古典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制度创新学派和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等四个学派。
二、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
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以索洛(R.Solow)等人为代表,运用了新古典生产函数原理,表明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以及随时间变化的技术创新。他区分出经济增长的两种不同来源:一是由要素数量增加而产生的“增长效应”,二是因要素技术水平提高而产生的“水平效应”的经济增长。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彼特理论的述评》一文中,索洛提出了创新成立的两个条件,即新思想的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和发展。这种“两步论”被认为是技术创新概念界定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1957年,索洛在其发表的《技术进步与总生产函数》一文中,推算出1909—1949年间美国制造业总产出中约有88％应归功于技术进步,索洛残差[注:“索洛残差”是指经济增长率扣除资本和劳动贡献率之后的余值。]索洛(1957)把这一余值归结为广义技术进步,即是由除资本和劳动之外的其他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又被称为“索洛黑箱”。是技术进步的结果［4］。在继续深入研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同时,新古典学派还开展了技术创新中政府干预作用的研究,提出当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供给、需求等方面出现失效时,或技术创新资源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时,政府应当采取金融、税收、法律以及政府采购等间接调控手段,对技术创新活动进行干预,以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促进和带动作用。
新古典理论仍采用正统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工具,因此也不能反映技术变化和创新处于时时动态的经济现实,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中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为了尽可能接近并反映现实世界,自然不应该抽象掉对于制度和技术研究至关重要的动态特性,制度与技术经济理论研究必须以演化的、发展的眼光,对制度和技术的动态性及创新、变迁的过程予以特别关注,才能使得该理论在更加科学的方向上得以不断推进和突破。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决定企业生产率水平高低的因素是什么,决定企业间生产率差异的因素又是什么,新技术的产生、筛选、扩散过程怎样,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这说明新古典理论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另外,技术创新的新古典学派是将技术创新过程看成一个“黑箱”(blackbox),他们本身并不关心这个黑箱内部的运作,这与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过程进行研究,研究“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新熊彼特学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技术创新的新熊彼特学派
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并在分析这样一个过程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技术创新模型［5］。研究的主要问题有:新技术推广、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的关系等等［6］。
曼斯菲尔德对新技术的推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在同一部门内推广的速度和影响其推广的各种经济因素的作用,并建立了新技术推广模式。他提出了四个假定:①完全竞争的市场,新技术不是被垄断的,可以按模仿者的意愿自由选择和使用;②假定专利权对模仿者的影响很小,因而任何企业都可以对某种新技术进行模仿;③假定在新技术推广过程中,新技术本身不变化,从而不至于因新技术变化而影响模仿率;④假定企业规模的大小差别不至于影响采用新技术［7］。在上述假定的前提下,曼斯菲尔德认为有三个基本因素和四个补充因素影响新技术的推广速度。这三个基本因素为:①模仿比例,模仿比例越高,采用新技术的速度就越快;②模仿相对盈利率,相对盈利率越高,推广速度就越快;③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在相对盈利率相同情况下,采用新技术要求的投资额越大推广速度就越慢。而四个补充因素具体包括:一是旧设备还可使用的年限,年限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二是一定时间内该部门销售量的增长情况,增长越快,推广速度就越快;三是某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的年份与后来被其他企业采用的时间间隔,间隔越长,推广速度就越慢;四是该项新技术初次被采用的时间在经济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阶段不同,推广速度也不同。
尽管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填补了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一个空白技术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变动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对技术模仿和技术推广的解释,但其理论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太大。比如,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而新技术出现的初期一般都处于垄断状态,只是维持时间长短而已,因此模仿者根本无法自由使用,而使用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和成本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风险;专利权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如要使用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者的选择;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只有不断地创新与变革才能保持其生命力,所以新技术在推广的过程中是需要持续不断去完善的,因此也会直接影响模仿比例;企业的规模大小也会直接影响其是否采用新技术,毕竟采用新技术存在很大的风险等等。由此可见,曼斯菲尔德的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是有限的。
卡曼、施瓦茨等人从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对技术创新的过程进行了研究,把市场竞争强度、企业规模和垄断强度三个因素综合于市场结构之中来考察,探讨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提出了最有利于技术创新的市场结构模型。卡曼、施瓦茨等人认为:竞争越激烈,创新动力就越强;企业规模越大,在技术创新上所开辟的市场就越大;垄断程度越高,控制市场能力就越强,技术创新就越持久。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的规模一般较小,缺少足以保障技术创新的持久收益所需的控制力量,而且难以筹集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同时也难以开拓技术创新所需的广阔市场,故而难以产生较大的技术创新。而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企业虽有能力进行技术创新,但由于缺乏竞争对手的威胁,难以激发企业重大的创新动机,所以也不利于引起大的技术创新。因此,最有利于创新的市场结构是介于垄断和完全竞争之间的所谓“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6］。
卡曼、施瓦茨的研究成果是对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丰富和发展。熊彼特是把技术创新作为一个整体要素来研究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没有对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的关系等具体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与阐述。卡曼、施瓦茨的研究层次虽然仍偏重宏观层面,但更深入、更具体,对技术创新原因或动力问题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卡曼、施瓦茨的研究虽然揭示了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关系的实质,但缺乏对每一种市场结构具体的分析,按照经济学上对市场结构的划分来看,“中等程度竞争的市场结构”可以理解为包括两种市场结构,即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对在这两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有何不同,以及这两种市场结构比较,哪种市场结构更容易引发技术创新,他们没有作进一步分析阐述。实际上,在寡头垄断市场下,寡头垄断者依靠垄断势力能够获得更多垄断利润,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开辟市场的前景更大,但一旦寡头垄断者之间形成某种默契或现有产品存在高额利润的前景时,就会阻碍技术创新的进行。而在垄断竞争的市场下,企业虽有一定垄断程度,但占有市场份额相对较小,无论在资金、技术力量还是在开辟市场能力等方面,一般达不到寡头垄断企业的实力,因此技术创新的程度相对较低,但一旦有了技术创新,企业就会马上组织生产,抢占市场,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在这种市场结构下,技术创新发生得会更频繁、更活跃。
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创新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发展。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包括创新的起源、创新过程、创新的方式等内容。另外,还有一些新熊彼特学派的理论研究,这里没有一一概述,总之,新熊彼特学派通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初步搭起了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但没有得出更多深层次的理论规律。
四、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
技术创新的制度创新学派以美国经济学家兰斯·戴维斯和道格拉斯·诺斯等人为代表,戴维斯和诺斯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了制度创新理论。他们认为,所谓“制度创新”是指经济的组织形式或经营管理方式的革新。该学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静态均衡和比较静态均衡方法,在对技术创新环境进行制度分析后,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设定一种能对个人提供有效刺激的制度,该制度确立一种所有权,即确立支配一定资源的机制,从而使每一活动的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力,新技术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制度,以便提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使之接近于社会收益水平;一个社会的所有权体系若能明确规定和有效保护每个人的专有权,并通过减少革新的不确定性,促使发明者的活动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则会促进经济增长等。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创新的全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即对制度变迁起主要作用的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主要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即起次要作用的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8］。
以戴维斯和诺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理论结合起来,深入研究了制度安排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发展了熊彼特的制度创新思想。但制度创新理论中所说的制度是指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如金融组织、公司制度和工会制度等,而没有包括作为背景的社会政治环境。另外,戴维斯和诺斯的制度创新理论是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展开的,所提出的市场规模的变化、生产技术的发展和预期收益的变化等促进制度创新的三要素是外在于制度创新过程的,是一个重要的隐含假定。实际上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另外,对于制度的研究,制度创新学派坚持局部均衡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越来越向新古典范式靠拢(如契约理论),而且由于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交易成本和产权都是很模糊的概念,使得经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
五、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
技术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学派以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夫·弗里曼、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等人为代表,该学派认为技术创新不仅仅是企业家的功劳,也不是企业的孤立行为,而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4］。国家创新系统是参与和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及其利用效率的行为主体、关系网络和运行机制的综合体系,在这个系统中,企业和其他组织等创新主体通过国家制度的安排及其相互作用,推动知识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的绩效。
20世纪80年代弗里曼在考察日本企业时发现,日本的创新活动无处不在,创新者包括工人、管理者、政府等。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使国家的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由此,弗里曼在《技术和经济运行:来自日本的经验》一书中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他认为国家创新系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即前者包括国民经济中所涉及引入和扩散新产品、新过程和新系统的所有机构,而后者则是与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
纳尔逊以美国为例,分析国家支持技术进步的一般制度结构。他在1993年出版的《国家创新系统》一书中指出,现代国家的创新系统在制度上相当复杂,既包括各种制度因素和技术行为因素,也包括致力于公共技术知识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中负责投资和规划等的机构。纳尔逊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人们认识到国家创新体系在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上的重要作用,尤其可以更好地指导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计划和颁布政策,来引导和激励企业、科研机构、大学和中介机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加快科技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和应用。但弗里曼和纳尔逊的研究是集中在对一国创新体系结构中各组成部分效率和结合的研究,没有对各国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因此对不同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组织和机制,国家之间的异同和这些异同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些差别能在何种程度上以什么方式来解释各国不同的经济绩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研究。
六、结语
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没有对技术创新进行系统和明确的阐述,熊彼特开拓性地提出了技术创新理论,为后续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古典学派研究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度问题,但仍把技术创新作为外生变量进行研究,因此对一些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仍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新熊彼特学派对技术推广与扩散、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由于其假设的前提条件与实际相差较大,因而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有限。制度创新学派阐述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但所研究的制度是具体的制度,忽视了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这一现实,研究方法仍采用传统的局部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因此经验和实证方法很难运用。国家创新系统学派认为技术创新是由国家创新系统推动的,国家创新理论体系的提出使人们充分意识到创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战略性地位,但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趋势对创新生成和运作机理的影响,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自主创新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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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6
本市科技创新存在的问题
研发投入高、产出低。2012年我市研发经费支出1063.4亿元，比上年增长14%，占GDp的5.95%。这种投入水平不仅在全国保持前列，也高于发达国家水平。但从产出来看效率较低。2008年美国硅谷创造的GDp占全美国的5%，而我市2012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全市GDp的6.9%。这一产出水平与我市较为集中的科技资源相比极不相称。
企业创新能力较弱。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指标是研发投入强度，即研发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例。按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标准，低于1%是缺乏创新能力，在1%-4%之间是创新能力中等，高于4%是具有国际竞争力。2011年我市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为1%，整体创新能力刚刚迈入中等门槛。企业专利申请量也是衡量创新能力的指标。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请专利数占全市专利申请总数的比重来看，我市2012年为21.9%，低于上海的30%和广东的38%，更低于美国的90%。这说明我市企业的创新意愿较为薄弱，远未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
科研院所使用更多资源，但研发效率低于企业。2012年，科研院所使用了全市60%的研发经费和57%的研发人员，企业使用了40%的经费和43%的研发人员。但在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中，科研院所仅占26%左右，企业则均占59%；在成交的技术合同中，以企业为卖方的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96%，而科研院所占比不足4%。
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产生“孤岛现象”。一方面，政府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使科研机构的大量研究成果束之高阁，不能进行市场转化；另一方面，企业在转型升级中急需核心技术，嗷嗷待哺，却不能有效利用科技成果。政府和市场的共同缺位导致了科技成果被困在科研院所的“孤岛”之上。2012年，我市限额以上研发项目中，独立完成的占77%，与研究机构合作完成的占12%，与企业合作完成的仅占6%。阻碍技术与市场结合的关键问题在于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制度设计，使得研究项目不能与市场接轨，市场也无法发现研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在实践中，企业多是请专家进行讲课，或者委托科研机构进行单项试验，没有进行长期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合作。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目前的创新体系中，科研院所和企业各自为战，并且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普遍不高，科技成果转化体制不畅。
国外政府促进科技创新的做法
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分工合作，共同形成一套创新体系。科技创新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基础研究阶段主要进行理论研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美国的基础研究由联邦政府及各基金会资助；在应用研究阶段，由科研院所和市场共同参与，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工程转化，解决理论成果转化为工业产品的技术问题；试验发展阶段主要由企业进行，提高产品的实用性、耐用性，并迎合市场需求，甚至像苹果手机那样创造需求。企业每年也会资助与其业务相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样，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形成一套高效的研发体系。
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促进产学研融合。美国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存在科研院所专利管理僵化、转化率低的问题，后来美国政府通过“拜耶--杜尔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全国合作研究法”、“联邦技术转移法”等一系列联邦法案，允许科研机构和企业对联邦资助的研究项目申请专利，并进行商业开发，加强了基础研究和市场的结合。以色列则规定，科研院所研究经费的15%必须来自企业资助。金融危机后，美、英、法、德、瑞典等国家继续出台政策鼓励高校和研究机构将技术成果进行商业化。
政府组织重大项目攻关，并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美国政府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时，充分利用现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并利用市场机制对技术进行推广。例如美国1961年实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全部采用现有技术，委托给公司进行研发和生产，并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对技术进行综合利用和深度开发，随后一些技术又进入民用领域。阿波罗计划的投入产出比约为1：14，其产生的专利至今对全球经济仍有重要影响。
通过对我市科技创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国外经验的比较可以看到，政府应当做好政策制定工作，一方面激发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搭建科技与市场之间的桥梁，把科技资源引入市场中，再让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发掘科技资源的经济价值。只要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让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同时发挥，就能为我市创新工作带来巨大突破。
提高本市科技创新效率的
政策建议
给予科研院所更多自。一是加大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力度，简化审批手续，盘活存量科技成果。二是允许科研院所以资金、技术、人员等多种形式与企业进行合作。虽说我市市属科研院所只有不到22%，但是要抓住国家大力支持自主创新的历史机遇，勇于突破，先行先试，加大对市属科研院所的改革和支持力度，形成新的机制，走出一条以小搏大，带动央属科研院所成果落地转化之路是完全可能的。
鼓励企业进行研发活动。一是设立针对企业的科研基金，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根据企业实际需要确定科研课题，并对科研成果的经济收益进行评估。二是建立科研风险共担机制，引入担保、商业保险等共同分担科研风险，形成科技创新“共舞”机制。
政府发挥平台作用。一是建立科技成果网上查询、展示平台，为科研院所、企业和个人提供交流合作机会。二是培育专业中介机构。促进科研机构、企业和生产业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步培育出针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法律、会计、创业服务、谈判等专业中介组织。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7
专利是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如均用专利来衡量技术创新成果。2012年，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均跻身每百万本国居民专利申请量世界前5名和有效专利拥有量世界前5名[8]。因此，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的调节作用的经验，值得后来的技术追赶国学习和借鉴。
1.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市场机制为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主要手段，强调企业和个人开展完全自由竞争，政府从法制建设和制定政策等方面保障市场竞争，对企业经济活动干预较少，但承认政府干预和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1）市场调节作用美国的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是以市场机制为主要手段。在创新体系中，各创新主体依据市场导向进行分工，角色定位明确，创新资源配置较为合理，整个创新体系充满活力。企业应该从事何种创新活动，应该投入多少资本和研发资源，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推动技术进步，技术不断创新已成为企业赖以生存并谋求发展的最根本出路。第一，企业是研发活动的主体。企业研发经费支出所占比例较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研发经费的比重超过联邦政府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2∶1的态势。企业研发支出占净销售额的比例，美国全国平均为3.1%[9]。第二，资本市场发达，拥有多元化的创新融资渠道。在美国，风险投资市场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效融资。20世纪50-60年代间，美国的风险投资市场在大量微电子企业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为生物技术和计算机产业的成长做出了贡献。20世纪70年代，每年约有1亿~2亿美元的资金从风险投资公司流入这些产业，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每年从风险投资流入高技术产业的金额达到了20亿~40亿美元之多[10]。2011年，美国的风险投资规模为300亿美元，风险资本以及股市中卓有成效的第二板块强有力地催生了数以万计的高技术小企业。大约90%的高科技企业都是在风险投资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培养出了如数据设备、英特尔、康柏、微软和苹果公司等一大批国际著名的高科技企业。同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和股票市场，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融资环境和充足的资金支持。（2）政府调节作用美国政府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创造良好的创新法制环境，制定和实施科技政策，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第一，创造良好的创新法制环境。美国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较多，如《技术创新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等等，内容涵盖技术转让、联邦政府研发经费管理、考核与激励机制等诸多领域。例如，1980年，美国通过了《技术创新法》和《史蒂文-环德勒法》，目的在于提高不同企业之间合作和促进研发成果转化，以提高美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1980年实施了《Bayh-Dole法案》，规定私人企业可以使用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商业化的科研成果，联邦政府还有权给小企业和非盈利机构颁发许可证，这大大增加了大学专利许可证数量和技术转移的频率，在工业上获得的直接利益也增加了大学研究投入，因此提升了美国的大学科研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第二，激励创新的政府补贴。政府积极向企业或企业与科研机构联合体提供启动资金，进行高技术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开发。还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直接和间接补贴。世界知名的iBm公司、惠普公司、微软公司以及雅虎公司等都是在政府资助下获得企业发展初期所需的资金，从而进入成长期和高速发展期的。第三，激励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研发支出、固定资产折旧、产学研合作和风险投资等，这些措施对技术创新投资影响很大。例如，根据所得税抵扣有关规定，企业每年用于技术开发新增投入的30%~50%可以抵扣企业所得税，大大提高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特点是市场机制是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通过立法为市场经济建立秩序，扮演公平竞争的仲裁者，同时，通过政策对经济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谋求市场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均衡。（1）市场调节作用德国的研发以企业为主体。例如，1989年德国有约63%的总国家研发是由商业部门资助的，比美国、法国、英国或意大利的比例都高[10]。企业研发动力主要来自市场竞争和获取更高利润。市场竞争要求从市场信息到研究开发再到成果转化的周期越来越短，因此对企业而言需要有相当大的科研开发投入。1999年，企业研发投入为334亿欧元，2012年增加到了512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67％增长至1.94％。（2）政府调节作用德国政府通过实施政府资助、补贴和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促进风险投资等方式，积极干预市场，进行适当调节，重点是维持市场竞争环境和社会公平，以保证市场竞争秩序和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①资助大型综合研究机构。目前德国形成了以马普学会、夫琅和费学会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三足鼎立的研发格局。马普学会是德国所有科学组织中历史最悠久、地位最突出的大型综合科研机构，现有81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院所，是从事基础研究的典型代表，大量的基础研究成果都由该机构完成，约有95%的科研经费来自联邦和州政府。虽然近几年来，德国经济一直停滞不前，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该学会的经费支持从来没有减少过。②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通过政策引导，将科研机构、高校、企业联结为紧密的创新合作伙伴，充分发挥各类创新主体的作用。具体包括：在高校内创建企业以促进其新的科研成果向产品转化；创建“战略基金”，建立研究界与经济界的合作网络，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开辟“创新市场”，为科研人员与投资者合作牵线搭桥。例如，为促进生物技术产业化，政府鼓励国内外年轻科学家到德国自行创业，并为此制定了50多个科研项目，每个项目均可获得约31万欧元的科研经费。③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风险资本。德国决算银行是政府为推动政府产业政策实施而成立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也是德国联邦经济部的主要合作伙伴。为了向新建的高技术企业或技术型企业提供风险资本，该银行于1989年专门成立了由政府资助的“技术参与公司”。为了鼓励和支持该公司积极参与提供风险资本，自1989-1997年政府承担了该公司100％的亏损额。随着公司业务的迅速发展，政府自2000年起承担该公司60％的亏损额。据统计，公司十余年来受政府委托与商业性风险投资公司一起，为700多个高技术企业提供了l0多亿欧元的风险资本。
3.日本的政府协调型主导市场经济模式在日本，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制订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发挥经济规划的导向作用，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任务，制定产业政策，并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进行诱导与协调。（1）市场调节作用二战后，随着日本迅速的追赶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得很快，逐渐形成了企业为主的研发支出结构。1989年日本政府资助在工业研发中的份额只有1.2%；也就是说，公司几乎全部由它们自己来支付所有的研发支出[10]。企业集中了绝大多数的科技工作者，企业的研发经费之和占到了全日本科研经费的60％以上，这项经费已经远远超过了大学和其他所有科研机构的支出之和。（2）政府调节作用日本政府积极参与、引导、制定和实施技术引进和自主研发战略。通过财税优惠政策，贷款优惠政策，引导产、学、官合作创新等方式，加强对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①追赶时期实施“引进模仿战略”。二战后，日本政府就制定了“引进模仿战略”，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吸收一切国外先进技术，争取在较短时间内振兴经济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国家政策、公司制度、学校教育体制都围绕这一中心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并从科技投入和人才培养方面确保了引进技术的消化与吸收。政府通过技术评价，根据各时期国家发展重点，制定了严格的审批制度，强调引进项目的经济指标、产品出口比例和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等条件。②研发的税收优惠。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税收优惠一直是政府刺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重要的政策工具。第一，对于重大技术的研究开发设备的税收优惠。设备价格的7％可以直接从公司税中进行扣除。第二，扣除试验研究费用的税额。当企业在该制度的适用年度进行试验研究所需费用超过以往每年试验研究费用的最高额时，将按超额部分的一定比例扣除税额。第三，对于引进国外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时，对外国法人支付的报酬予以预扣赋税率的优惠；并对国内难以生产且迫切需要的新型或高性能产业用机械产品，免征进口关税。这一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积极性。③贷款优惠政策。政府通过政策性银行，以低于商业银行的利率向企业研发活动提供贷款。日本开发银行于1951年设立了“新技术产业化贷款”，1964年又设立了“重型机械开发贷款”，1968年在此基础上设立了“新机械企业化贷款”。1980年，新技术产业化贷款改为新技术开发贷款，在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所需的设备也成为贷款的对象。④引产、学、官合作创新。日本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大力推进产、学、官协作。1981年，科技厅和通产省正式确定了产、学、官三位一体的以人才流动为中心的科研体制。通过制订科学技术规划、政策和经费资助，对“产学官”合作创新模式进行引导。⑤实施自主研发战略。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日本逐渐从过去大量引进、消化、改进、模仿它国的技术创新过渡到强调发展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在43个主要技术领域已经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基本上实现了技术追赶目标。在技术革新能力上，企业已初步具备自行研究开发的能力，开始了从引进模仿向自主研发的演进。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科技与经济的激烈竞争，政府决定建立起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体系，告别“模仿与改良时代”，由一个科技追赶型国家向科技领先型国家迈进。1986年，政府制定《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把“振兴富有创造性的科学技术”作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针，并加大对自然科学研发投入及科研人员培养力度。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把技术立国战略提升为“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明确提出科研的方向是向未知的科学领域挑战，开发独创性的科学技术，并创造出新产业。根据《科学技术基本法》，政府从1996年开始连续实施了4个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2002年政府又提出并实施“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从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向原始创新战略转移。
4.韩国的政府干预型主导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韩国经济追赶时期曾经大力实施这种模式。即用政府强有力的“看得见的手”，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进行广泛而持续干预，这种模式对韩国市场体系发育及纠正各种形式的市场失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市场调节作用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4个国家中，韩国的市场化起步最晚，但韩国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得最快。20世纪90年代，企业研发投资大幅度增长，政府研发投资与民间科技投资之比为20誜80（1994年这一比例甚至达到16誜84）[11]。2010年，从研发支出构成的国际比较上来看，韩国企业研发支出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74.8％，高于日本、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高于中国。研发投入的各部门中企业是绝对的主体和中坚。（2）政府调节作用韩国政府通过制定和执行技术法规，实施消化吸收和自主研发战略，财政补贴、优惠融资、税收激励、风险投资等方式，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进行全面的干预。①通过立法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制度保障。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先后颁布了《技术引进促进法》(1960)、《科学技术振兴法》（1967年）、《工业技术开发促进法》（1972年）、《特定研究机构扶持法》(1973年)、《技术评估法》（1973年）等一系列法律，并以此为准绳出台相应政策，以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②实施“消化吸收”战略。在技术追赶时期，政府规定企业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必须保证同等金额的经费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吸收能力不足的企业，可以委托相关研发机构进行吸收创新。③积极进行研发投入。在20世纪60-70年代，韩国的研发投资基本上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研发投入与私营部门研发投资之比一直维持在80誜20左右。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企业研发实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增强，研发活动逐渐由政府行政行为转变为企业的自发行为。到1980年，政府与企业的科研投资之比下降为52誜48。进入21世纪以来，韩国的科技投资中政府与私营部门之比基本维持在25誜75的水平。④通过研发直接补贴、优惠融资、税收激励、风险投资，确保企业研发投入。第一，研发直接补贴。20世纪80年代，政府出台了两项计划对私人研发机构提供直接的研发补贴。第二，企业研发的优惠融资。由国家控制的银行和公共资金提供优惠融资。1987年，公共资助总额（7124亿韩元）的大部分以优惠贷款的方式分配，实际占制造业研发支出的64%。第三，税收激励。降低研发设备和供应品的进口关税、减除年度非资本研发支出和应征税收入中人力资源发展的成本、加速工业研发设备的折旧率，以及免除与研发资产相关的房产税收。第四，建立风险投资，刺激技术型中小企业发展。颁布了中小型企业成立法，成立了由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投资的风险商业企业[10]。⑤政府支持研究机构帮助企业获取外国技术、积极参与国家研发活动。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在早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帮助企业获取外国技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帮助企业提高获取国外技术的讨价还价能力。和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进行的联合研究工作也使企业有机会提前获得关于技术的多种知识，使之能够识别未来的技术供应者。技术一旦引进，企业从联合研究中获得的经验可以帮助企业迅速地吸收并适应这些技术。自从1982年以来，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一直是国家研发活动角色，这些研发计划均是基于具体任务的应用研究，涵盖了从空天技术到应用集成电路(iCs)等广泛领域，为日后私有部门进入这些领域提前铺平了道路。⑥实施自主研发战略。政府在1986年编制完成了《面向2000年科学技术中长期计划》，正式提出以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支撑本国科技发展的基本战略思想。1991年又发表了《科学技术政策宣言》，提出把自主科技开发与高新技术消化和学习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至此，韩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已逐渐实现了从“贸易立国”、“重化工立国”向“科技立国”战略的转型，由引进模仿逐渐发展到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阶段。
二、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通过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调节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双重调节作用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有效发挥对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双重调节作用政府和市场是双重调节机制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现实经济中各国资源配置均为“双重调节”的方式，既没有单一的市场调节，也不存在单一的政府调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调节的导向性作用。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又要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
2.充分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现阶段我国技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高，与市场不能充分地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密切相关，是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所致。相比之下，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均以市场机制为主要手段，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因此，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发挥和完善市场机制的作用，推进技术创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关键之一。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8
美国多产发明家查尔斯・F・凯特灵说过：“实行变革的人所推动的浪潮会淹没那些不变革的人，并将后者淘汰。所以你们需要建立一个部门，以便井然有序地推动变革。”这样一个制造和推动变革的部门就是企业的中央研究机构――企业研究院。
自1925年创建的贝尔实验室发明电话开始，到iBm的深蓝系统、微软视窗操作系统、英特尔迅驰芯片、中国的华为、方正、春兰、海尔等改变着、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创新科技，无不出自企业研究院。
企业研究院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中心有所不同，不仅具备技术中心的基本功能，还有其他特定功能。首先，承担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体现胜于分公司、子公司的人、财、物的优势；其次，整合共性技术研究，从系统化层面建立科研网络；第三，前瞻性技术研究，战略层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因此，企业研究院的使命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帮助企业制定长远的技术发展战略，担任企业技术战略的智囊团；第二，吸引一流的人才，创造新的知识，成为企业研究成果的诞生地；第三，把握技术趋势和市场发展动向，大胆创新，担当企业未来核心技术的孵化器。
企业研究院的主要工作体现在六个方面：第一，开展重大技术合作研究，促进成果转化为商品的中间试验；第二，参与企业引进技术的论证；第三，执行技术管理职能，组织并参加企业内外的技术交流与合作；第四，参与制定和执行本企业技术进步发展规划和计划；第五，收集和调研国内外市场信息，开发有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新应用；第六，潜在市场的预测研究，开展有潜在高新技术关键技术以及新一代产品的超前研究、开发与设计。
企业研究院肩负的使命和责任要求其在定位、战略、产出、人力、效率等方面存在特殊性，其成长路径也各有不同，或在纵向学术研究中成为泰斗，或基于横向综合创新成为业界翘楚。鉴于企业研究院的特殊使命，两者的协同发展往往存在诸多问题。中国本土的企业研究院正值探索性发展时期，结合中外企业研究院的经验，笔者总结了以下五个误区及相应对策。
学术性高于盈利性，与战略不接轨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方之熙曾把企业研究院称为工业研究院，与学术研究院区别开来。工业研究院的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用技术来改进公司现有的商品和产品，二是为公司创造新的业务机会。由此可见，高校、研究机构注重的“原始”创新并非工业研究院的本职，而怎样促成学术成果转化，辨识适合公司的技术并进行因地制宜的改造，进而转化成为新产品则是工业研究院所必须具备的职能。
企业研究院的战略应符合整个企业发展的需要，着力于企业长远发展，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服务，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引擎。
首先，应当满足企业现阶段发展对技术的需求，解决企业在现阶段满足市场需求时遇到的问题，即市场驱动问题；同时，又能推动企业未来的技术进步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为企业长远发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即技术驱动问题。
例如，在诸多公司用技术外包、收购等速成方式代替传统科技研发创新时，微软却仍保持着建立自有大型研究院、高薪聘用科技人员、进行“离实际产品相距较远的较为基础性的”研究模式。微软亚洲研究院5年时间里就在国际一流学术刊物和会议上累计近600篇；申请国际专利逾百项；3项多媒体及网络方面的技术成果被国际标准组织所接纳。
然而，类似于20世纪70～80年代，iBm因未能理解从主机电脑到“客户端-服务器”结构转变的重大意义而遭受惨痛失败，研究院研发模式的“软肋”为过于沉醉于自己的研究。1990年以来，微软在研发领域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326亿美元，高于全球排名第二至第六位的五家大型软件开发商投资额的总和，但微软所取得的突破却可以用“微乎其微”来形容。与此同时，苹果公司开发出了风靡全球的ipod播放器，而斯坦福的两名大学生也造就了搜索引擎之王Google。
与微软不同，华为对基础的技术研究有独到见解。“基础研究，要看多基础。硅谷也不做最基础的研究，都是要做产品化的。理论性的研究一般都是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做的。企业做的研究肯定是未来三五年能够产品化的，能够有商业利益的。如果说要十年才能卖出去，企业是不可能做的。我们把研究分几段：一段是10年以后，一段是未来5～10年的，再一段是未来3～5年以内。10年以后，我们企业肯定是不碰的，交给高校和研究机构做；5～10年，我们是与高校或者研究机构合作，我们投钱；未来3～5年是我们自主研究的主要方向，但是也有合作研究。”华为副董事长、常务副总裁徐直军是如此规划的。
只有可行性，没有可用性，
与市场不接轨
技术如何有效转化为商品，这是每家企业研究院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工业研发的目标就是要帮助企业盈利，市场需求是企业盈利的基础。技术上的超前性并不代表市场上的超前性，科研上的成就不一定是市场上的成就。工业研究院的成果来自于需求预测，即发现他人未曾注意的需求，开发出相应需求的技术和产品。
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认为，研究开发只是技术和产品成功的一个环节。一个创新的技术要真正获得市场意义的成功和用户的认可，研发的功劳只占不到30%，更重要的是生产、销售、质量控制、服务等环节的协同配合。类似的关注市场的企业研究院还有许多，如惠普的观点是“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或图灵奖，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进入市场并为公司盈利，这才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施乐则认为“研究不仅要在技术上行得通，还要能在市场上行得通。”在西门子，“研究机构要前瞻性地预计技术将要迈向何处，才能满足未来顾客的需求，实验室必须与顾客、战略以及大学之间展开密切合作，这不只是为了提供新产品，也是为了开创新的业务领域。”
由此观之，企业研究院不乏以市场为基础的观念，但现实中，企业研究院往往缺乏顺畅高效的转化机制，而企业研究院在学术与企业之间的战略地位恰恰应该达成转化职能，主要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与科研院校之间进行合作和转化，如合作开发、委托开发、技术并购等；二是内部的管理保证，以及公司内部研发与生产、市场、服务等各个环节的转化和链接。对此，联想的二级研发体系较为把握市场需求，即研究院对未来看好的技术立项研发，待项目成熟后即转到公司相应业务部门，直面市场做适应市场的产品研发。
定位滞后，与转型不接轨
美国战略管理学家帕拉哈德和哈默认为，所谓核心竞争力是指企业内部经过整合了的知识和技能，尤其是协调各方面资源的知识和技能。麦肯锡公司认为，核心竞争力指某一组织内部形成的一系列互补的技能和知识的结合，它具有使一项或多项业务达到竞争领域一流水平、具有明显优势的能力。
企业研究院的定位应时刻保持与核心竞争力提升的一致性。企业研究院的研究应基于客户未来需求，产品仅为帮助客户实现功能的工具，走出产品本身的限制，从行业发展角度进行解决方案的优化和创新。工业企业的服务化转型是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充分发挥专业特长与研究技能，引领行业技术进步，服务于专业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与行业标准的研究。除此以外，企业研究院应积极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的起草修订工作，面向所在行业组织开展技术培训、交流和成果推广工作，推动行业共同进步。在科技攻关、人才培养、机构建设、制度完善和机制创新等方面要成为行业技术进步的示范基地。
人员配置不全面，
与发展结构不接轨
研究院建立之初吸收的高端人才大都来自于大学和科研院所等纯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具有这种背景的人其思维与企业直面的市场嫁接时，往往会因“血统不合”而导致取得的成果对企业用处不大。
企业研究院的人才大致分为研究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研究管理人员必须既精通科学又精通管理和商业规律，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兼顾研究开发规律和市场运行规律，不至于仅沉溺于研究。研究人员则必须具有一腔热情，即想要对这个世界有所影响，而且必须具有很好的研究直觉和创造性，既能在科学研究上做出重大的突破，又能学会用新方法思考科技的应用性问题。西门子中国研究院在北京和上海的实验室共有200多名顶尖的研究人员，并与中国的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紧密合作共创双赢。
联想研究院采用的“二级研发体系”在人才结构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院对未来看好的技术立项研发，待项目成熟后即转到公司相应业务部门，直面市场做适应市场的产品研发。因此，研究院主要负责中长期的战略研究与平台一级的研发。而二级研发是动态的研发过程，立项时可能只有几个人，随着研发的逐步成熟，项目研发人数也随之增多。在需要解决产品化或市场特殊需求研发阶段，这个项目连同研发人员就一同被转移到相应的产品事业部。在运作上，联想研究院院长贺志强同时也兼任公司的Cto，可以根据项目的研发进展，随时调动相关人员。
此外，企业研究院的人才激励也不同于一般企业。知识型员工所从事的工作一般都是非重复性的创新性劳动，没有固定的模式、程序和确定的方法。他们希望而且能够通过自我引导、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约束来灵活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因此授权激励对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作用更大。
效率低下，
运行机制与产出需求不接轨
研究效率是企业研究院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研究效率指的是根据市场需求，其运行管理机制是否有效地促进研究产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运行机制、研究投入、合作水平。
诸多企业研究院无法实行一般意义上的运营管理，高效的运行机制势在必行。通过运行机制创新来发展和完善组织间的联系，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从决策、激励、科技投入及科研立项、管理、监督等各个方面，配上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使企业研究院在企业的发展中真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研发投入是保证研究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华为作为一家需求驱动的公司，其技术优势离不开可观的研发投入，有助公司竞争力的提升。
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9
【关键词】技术创新政策税收政策政府补贴政府采购
技术创新政策概念及研究，是随着技术创新管理研究深入而由发达国家新近提出的，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其研究的热情。国内学术界对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主要从三方面展开的:一是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一般理论研究，王春法、柳卸林等人对政策科学理论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课题做了较为详尽全面的研究；二是关于各项具体技术创新政策的研究，许庆瑞、罗伟等对政府采购政策、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如何影响技术创新活动的进行了量化分析；三是关于技术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连燕华、阎莉等人阐明了部分国家在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在政策支持的重点上和政策效果上的差异。但是国内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对技术创新政策或技术创新政策体系本身进行研究，对于其受不同文化、市场机制影响的比较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政策制订影响的研究比较少，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
本文试图通过美日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税收、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工具的比较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我国对企业技术创新政策中这三种工具的应用及设计。
一、各国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财政政策比较
政府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进行激励的政策工具主要有税收政策、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三种。美国和日本由于其
各自市场运行机制不同的特点，在三种工具选择及应用上都有各自的侧重与特点。
1、税收政策
技术创新是一种高投入、高风险的活动，通常投资者是否会对一项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取决于他对技术创新的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权衡，而政府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者的预期投资风险。税收优惠主要通过税收减免、纳税扣除、加速折旧等形式实现。
（1）美国的税收优惠政策。美国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减少对新投资的税收；第二、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第三、实行特别的科研税收优惠；第四、实行科研费用增长额税收冲抵。这是美国政府为促进企业致力于科技研究开发的另一重要财政杠杆。公司当年科研费减去前一基期(一般为三年)平均科研费用的差额的25%，可以直接冲抵当年的应纳所得税额，但上述差额不得超过基期全部费用的50%。它极大地鼓励了公司对科技开发研究的投资。美国后将“研究与实验”的临时性优惠政策改为永久性税收优惠，该政策主要是向新工厂新设备投资的小企业提供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长期税款减免。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还实行了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政策，激发高技术型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热情，促进了美国高技术产业的持续发展。
（2）日本税收优惠政策。日本政府的税收优惠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对于重大技术的研究开发设备的税收优惠，制定了实验研究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和新技术企业用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第二、增加实验研究费的税额扣除制度。1966年设立，企业的年度试验费超过过去历年最高额的时候，其超过额的20%部分的税额予以扣除。另外在以上两个税制中规定，对中小企业研究开发和试验经费免税6％；对用于技术创新的原材料、试验研究费等，以当年所得税额的15％为限，抵免所得税；第三、对于引进外国技术的税收优惠措施。除此之外，政府还制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促进税制、中小企业技术基础强化税制等一系列税收优惠制度。另外，在这两个税制中，对中小企业者实行固定资产特别折旧（第一年度内可提折旧费30％）；对企业和风险企业停止征收保险金；减轻中小企业继承税；降低对延迟缴纳税收的利息税率等。这些税收优惠措施加快了企业的研究开发和技术革新进程，对实现迅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总体来讲，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美国的目标集中于促进企业自身的研究开发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由于其自身现有技术在国际范围内很多领域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的政策并不很关注于从国外引进技术。日本研究开发税收优惠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促进研究开发投资和促进引进外国技术。税收上优惠政策的作用，主要在于鼓励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对那些犹豫不定的企业研究开发项目产生一定的利益驱使效果。另外，由于美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较为完善，美国多用法律手段对企业进行激励。而日本政府较多地参与调控市场经济，税收政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70年代中期以前，税收优惠措施是日本政府刺激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最重要政策工具。
2、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主要是政府财政对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给予一定的补贴，以帮助企业完成技术创新活动。
在日本，研究开发的财政补贴这项制度在促进企业加快进行预定研究开发活动等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实施了以振兴工矿业技术为主要目的工矿业重要技术研究开发费补助金制度。在1965年以前，接受工矿业重要技术研究开发费的研究开发项目的研究费占日本研究开发支出总额的15%以上，个别年份达到40%以上。1968年日本政府将工矿业重要技术研究开发补助费制度改为重要技术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主要对那些在产业政策方面急需开发的重要技术、对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产生巨大波及效应的核心技术，特别是对那些提供补助金就有可能提高研究开发效率的技术开发活动给予了重点高额补助。
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还设立了其他一些研究开发补助金制度，以便于向企业提供研究开发补助。在70年代以前，政府对民间研究开发的资助是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本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形成一定水平的研究开发能力作为目标，所以，资助的对象基本上是不具有特定政策课题的项目。进入80年代后，日本技术水平在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相当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相对应的技术结构的进步与高级化，就显得越来越重要。那些公益性的和将成为今后产业发展动力的高新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逐步成为政府产业技术政策的补贴的主要对象。与日本相比，美国政府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加以影响，较少直接进行财政补贴。
3、政府采购
wto《政府采购协议》中将政府采购定义为，成员国的中央政府、次中央政府以任何契约形式采购产品、工程和服务，包括购买、租赁、分期付款购买、有无期权购买等。这一定义明确指出了政府采购的主体是各级政府组织，采购的对象是“货物、工程及服务”。有关调研表明，市场需要是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第一位因素。政府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启动和推进者，可以通过创造一定的产品市场，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为此，政府可以通过公共采购政策的安排，创造和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产品的市场需求，产生技术创新的“市场拉动”效应。这样的安排，可以使企业的创新产品在市场开拓期有比较稳定的市场保证，同时也使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与市场有关的风险得到一定程度的降低。政府采购政策事实上就是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是最早认识到政府采购可以作为刺激创新的有力工具的国家，其采购政策对新兴产业的成长影响极大。美国的政府采购分为两种：一是直接采购。二是公共技术采购。直接采购中公共部门直接到市场上与生产者进行协商采购，不涉及第三方。所谓的公共技术采购，根据美国能源部的定义，是指“通过竞争性的采购将新的、高效的、购买者可负担的产品引入市场。”当“政府机构签订一个当时不存在的，但在合理的期限内可能被开发出来的产品和系统的订单时，公共技术采购就发生了”。美国国防部和能源部为促进先进技术和节能技术的发展，将重大技术项目的研发交给包括公司和高等院校在内的研究机构。
从以上三种工具的分析来看，美国和日本在政策工具的应用上有各自的一些特点。美国政府不制定专门的技术创新政策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去完成创新，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日本政府直接介入技术创新活动，并制定许多专门的政策。
二、我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设计
由于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与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运行在某些方面又与日本不尽相同，而与美国有相似之处。以下从税收政策、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三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分析。
1、税收政策
如前所述，美国的技术创新政策主要是以激励本国企业技术创新为目标的，而日本不同，日本不仅注重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注重促进从国外引进技术。
我国是要从以引进技术为主转向引进技术与技术创新并重，直至以技术创新为主。我们不仅要借鉴美国的税收政策，更要借鉴日本的税收政策。
我国新颁布的科技创新政策对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出台以后，在税额抵扣、折旧、以及高新企业方面都有新的变动。“允许企业按当年实际发生的技术开发费用的150％抵扣当年应纳税所得额。”“企业用于研究开发的仪器和设备，单位价值在3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新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经严格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征所得税，两年后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另外还有“对符合条件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大学科技园自认定之日起，一定期限内免征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等。
虽然新的税制出台后，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大了，但是也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税收优惠没有明确到具体的科研开发活动，而仅以企业为对象，可能造成优惠政策被滥用，企业一旦被确认为高新技术性质，其非科技收益也享受优惠待遇。
鉴于此，我国的税收政策调整应在税基减免和扩大优惠面两方面进行，方式应以税基减免为主，并与税额减免有机结合。税基减免更偏重于引导，强调事先优惠，将事先优惠与事后优惠并重。扩大优惠面，不仅对于高技术企业创新要有税收优惠，对于非高技术企业的企业进行的技术创新也要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公平税负。
2、政府补贴
政府补贴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很多国家政府所采用，尤其是在战后的日本，它对于日本的技术创新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补贴现在受到了wto的限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通过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中，有关研究与开发的补贴条款中明确规定：对政府资助“近市场”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予以起诉；对政府资助产业研究和竞争前研究开发分别超过合法成本的75%、50％的可以予以起诉。这两个“红灯”条款，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应用研究也是技术开发活动，政府不能够给予大量的资助，如果政府去资助，就等于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就违反了wto规则。在我国的政府补贴中，可以说有很大部分正是集中在这种“近市场”的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是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红灯”条款的严重限制的。
所以我国在调整财政补贴政策时，要使之与wto原则相适应。由于我国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不佳、社会风险投资不足、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低下，现阶段，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政府仍然应该给予资助。但是，政府资助的领域应有所限制，退出那些应用性和竞争性较强的技术创新领域，并向“市场失灵”的领域集中，这样的资助一般不会违背世贸组织确定的有效规则。同时，对“红灯”条款制约范围之外的基础研究和社会公益研究，要加大资助力度和资助范围。另外，要将单一直接的资金支持方式向直接资助、财政担保、贷款贴息等多种市场化转化。
3、政府采购
我国的政府采购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其规模也在逐年上升。据统计，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2927.6亿元。现在，我国政府采购的范围已由货物采购扩大到工程及服务采购。与前几年相比，在采购范围、采购规模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政府采购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功能没有体现出来。2006年1月中央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其中明确了充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科技创新这一重要问题。
对于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较有借鉴意义的是美国的公共技术采购政策中的间接采购。简单地来说，当公共部门具有对某项产品的需求，而供给方并没有现成的产品时，公共部门设定技术标准，以招标的方式向供给方提出采购计划；中标的供给方按照需求组织研发生产。间接采购的过程包括：可行性分析，由公共组织选择新技术产品和设计技术标准，分析新技术产品潜在市场和利润的过程；由政府机构、技术专家和购买者建立购买组；在技术专家的帮助下购买组开始设定技术规格；向有能力的生产商发出竞标邀请；由独立的评估组进行评估，采购组从竞标者中选择生产商并签订合同；新产品销售。从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政府是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个合作者和催化剂，协调众多购买者的需求，将实现一套采购体系作为一定的经济、社会或环境目标，来推进有先进研发能力的组织发展。这种采购对提升企业技术实力的作用，往往远大于一个采购合同金额的本身，这就是所谓的“倍增”效应。互联网就是美国国防部为解决战争期间的有效通信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军事合同，这一军事合同后来竟然发展成了现在的互联网。
政府采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实现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第一、政府部门从新技术发展的高度出发，对于需要研究开发的重大创新产品或技术，在充分考虑科技进步和生产者的技术研发能力等因素后，加强对新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技术标准的设计，通过招标的方式，将所需产品的生产赋予企业，调动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第二、对于一些尚未形成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在政府采购中加以一定的保护，使其在成长初期获得发展。第三、建立激励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和订购制度。国内企业或科研机构生产或开发的试制品和首次投向市场的产品，且符合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和先进技术发展方向，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并需要重点扶持的，进行政府采购。第四、建立本国货物认定制度和购买外国产品审核制度。
综上所述，我国对于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策工具的选择、设计及使用上，都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又由于我国特定的经济运行体制，不能直接照搬日本、美国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现有的模式，我们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不断改进，以适应我国的情况。同时要注意到，所有这些政策工具都是相互影响的，在设计、使用时，既要注重其单个工具自身的影响，也要考虑到相互之间的作用。
三、小结与启示
本文的研究表明，由于美国的创新是市场主导、自发渐进型的，它是在基础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的，而日本是政府主导、后发追赶型的，它是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重视应用技术和产品创新研究。所以在美国的技术创新政策中，主要是通过市场发挥作用，而在日本的技术创新政策中，能很明显地看到政府干预的影子。
对于我们国家来讲，与日本相同的是，我们的技术创新都始于技术引进，所以日本政策工具中促进技术引进的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在税收政策中，我们的目前的税收优惠并不能做到对创新而不仅仅对企业，这会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的滥用、从而不能实现有效的激励。而美国值得我们借鉴的是其在相对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下的政府采购政策，尤其是公共技术采购中的间接采购，它不仅扩大了新技术的市场需求，而且降低了技术创新企业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技术创新的方向，对于亟需提高企业和整个国家创新能力的我国来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府补贴是促进企业及整个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随着加入wto，对于政府补贴的限制越来越严，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要慎而又慎，但是对于企业之外的基础研究的补贴仍然是提高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所必不可少的。在对这三个政策手段进行单独分析的同时，我们仍然不能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进行政策工具的设计、选择时，我们需要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抵消、相互加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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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市场研究篇10
1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的投机风险
风险理论把风险分为纯粹风险和投机风险。纯粹风险是指只有损失机会而无获利机会的风险,如火灾、地震等。其后果只有两种可能,即有损失或无损失。投机风险是指既有损失机会又有获利机会的风险,其后果有三种可能:盈利、损失、不盈不亏,如股票投资、经营活动中存在的风险。投机风险因有利可图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吸引力,使人们为求得利益而甘冒风险。
1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创新主体希望通过成功的技术创新获取期望的利益。但是技术创新系统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下,创新活动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创新成功,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二是创新失败,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无法回收前期投入的资金;三是技术创新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仅使投入与收益基本持平。所以在风险类型上,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
2技术创新风险是一种动态风险,有其复杂性。即由技术创新系统的外部因素或内部因素的变动,如经济、社会、技术、政策、市场等因素的变动,研究开发、市场调研、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管理不到位,均可能导致风险的发生。而所谓的静态风险是指由于自然力的非常变动或人类行为的错误导致损失发生的风险,如地震、火灾等。
3技术创新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技术经济活动。通过对技术创新系统的组织管理,尤其是树立风险意识,完善风险管理,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控制风险损失的发生和发展,使受控的技术创新活动向预期目标发展。
4技术创新风险导致的失败结果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例如,电视机、电子表在美国公司经历失败之后,却在日本企业手中经过完善和市场开拓,最终获得了成功。事实上,影响技术创新的风险因素有一些是可以控制的。在改变某些可控因素之后,能够改变原来失败的结果。
5技术创新风险是可管理风险。虽然技术创新风险不可能完全灭除,但总的来说,技术创新管理比较完善的创新主体,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某些风险因素,其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相对就会高一些。因此,要取得技术创新的成功,必须在完善技术创新管理的同时,还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杜拉克说过:许许多多成功的创新者和企业家,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有‘冒险癖’。……,他们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确定有什么风险并把风险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恰恰是因为他们能系统地分析创新机会的来源,然后准确地找出机会在哪里并加以利用,他们不是专注风险,而是专注机会。”
2技术创新风险是一个理性过程中的风险
在技术创新这一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许多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技术创新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但技术创新过程是创新主体理主导的过程,并不是人们所想象或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确定性很强的随机过程。因为,在技术创新过程中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目的、有组织地进行的,其中每个阶段都包含有分析、评价、决策和实施等符合逻辑的理。创新设想调研开发中试生产市场销售技术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3〕表明,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均可能存在技术风险、资金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决策风险、政策风险,或者说不同特征的风险,如技术、市场、管理、决策等风险,在创新过程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分布,其发生变化的规律存在显著的差别。技术创新风险分析矩阵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生产风险管理风险政策风险创新设想调研评估研究开发中间试验批量生产市场销售创新主体需对这些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事前、事中分析。一方面可以采取风险管理措施,使风险处于受监测状态,防范风险,降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的技术创新管理,如进行市场调查研究,对创新设想进行评估,切实按照目标顾客的需求和企业发展战略的要求开发新产品,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使技术创新活动实现其目标。事实上,技术创新综合能力不同的企业,他们所面临的创新风险有着明显的区别。创新综合能力强的企业,相对而言创新的成功率要高得多。一些技术创新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1,2〕。有的研究认为〔4〕:新产品失败率25年来保持稳定的原因,是对新产品管理能力的长期改进,要保持这种稳定,可能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此,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对技术创新风险进行理性的分析,始终致力于完善技术创新管理和风险管理,是防范和控制创新风险的基本措施。
3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步递减
美国布兹·阿伦和哈米尔顿咨询公司根据51家公司的经验,归纳出新产品设想衰退曲线〔5〕。从新产品的设想到产业化成功,平均每40项新产品设想约有14项能通过筛选进入经营效益分析;符合有利可图的条件,得以进入实体开发设计的只有12项;经试制试验成功的只有2项;最后能通过试销和上市而进入市场的只有1项。事实上,在衰减过程中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被逐步排除,或者说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过程的进展而逐步减少。衰减比率会因产品不同、技术的复杂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别。而越保守的公司,其衰减率越高。但衰减曲线的形状具有典型性。
这一衰减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获取经验的过程。在创新设想阶段,重点是要明确技术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在调研评估阶段,重点研究顾客是否存在这种需求,企业有无能力利用这一环境机会;在取得进展后,要尽量明确在可靠程度方面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但即使到研究开发的后期,甚至产品投放市场后,不确定因素还会存在,还是会遇到一些预想不到的新的风险。
一些资料表明,有些创新活动,对创新项目估计不足,有时甚至不存在技术可行性或市场接受能力;对研究开发费用、设备调整费用和批量生产费用估计不足,特别是常常低估后者,致使投资超过预算,甚至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而承受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考虑创新项目的评价时,不仅要进行事前研究,而且还要进行事中研究,对各个阶段都要进行评价,即由一次性评估转变为多阶段的评估,有一次性决策转变为多阶段决策。
4技术创新的风险随创新过程的推进而具有积累性
国外的研究表明,应用研究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低于25%,开发研究阶段成功的可能性为25—50%,产业化或商品化阶段的成功率一般为50—70%,三个阶段的投资大体为1∶10∶100。上海对7个高新技术产业的调查,其投资的比例为1∶103∶1055。1980年美国全国工业会议的调查结果,新产品开发各阶段的费用和时间的占用比例如表1所示〔5〕。显然产品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是资金投入最大的两个阶段。表2新产品开发的时间和费用分布概念开发样品开发试销商品化合计时间(%)14402323100费用(%)10301644100(注:根据〔5〕整理。)
为准确描述风险的大小,我们设i为创新项目的投资费用,p为该创新项目失败的概率,V为风险变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式表示:V=i×p(1)技术创新项目从概念开发到市场实现要经历的阶段设为n个,则各阶段的风险Vi与该阶段的累积投资额i0i和失败概率pi之间的关系为:Vi=i0i×pii=1,2,…,n.(2)其中i0i=∑ii,ii为各阶段的投资额。显然,由于投资具有积累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尽管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的淘汰率最高,但是由于该阶段投资费用和投资累积量较低,由(2)表示的风险Vi还是比较小的;而在样品开发和商品化阶段的投资比较高,累积投资量逐步扩大,其失败率虽然不像概念开发、方案分析阶段那么高,但由(2)式计算的风险V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分析,如果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淘汰率不高,不尽早放弃那些没有成功希望的设想方案,就会使一些不可能取得技术成功或市场成功的开发项目进入创新的后期阶段,将使风险沉淀和积累下来,最终导致风险的增加或进一步扩大,甚至导致企业的经营危机。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①进行多阶段评价;②谋划多种可行备选方案;③将风险的控制点尽可能设置在创新过程的初期阶段,尽早释放可能存在的风险;④采取有效的管理,控制费用。
5充分利用信息是防范或降低技术创新风险的有效途径
新技术开发是探索性很强的工作,潜在着许多失败的风险。在制定风险决策时,情报的数量和质量致关重要。掌握的信息越多,越准确,才能作出正确的、有把握的决策,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就相对减少;反之,承担的风险就会增大。因此,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情报信息的搜集,不仅在技术开发阶段,在样品研制、商品化和进入市场等阶段,获取信息都是十分重要的。相应的对策是:
1树立风险意识,加强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风险识别、风险估测、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技术创新的风险管理。
2加强市场研究。必须进行细致的市场研究,对用户需求有更好的理解,使R＆D瞄准和满足这些需求。这在产品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有些企业不作细致的市场调研,仅作肤浅的分析,就盲目上马,往往一事无成。
3重视分析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有些企业希望高新技术成果能够立刻实现规模生产、创收见效,未待技术完善,未进行小试和中试,就筹措巨资,投资上马。正是由于这种边完善技术、边建立生产线的侥幸心理,导致创新周期过长,成本过高,甚至项目失败的结局。因此识别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防范风险是至关重要的。
4加强信息沟通。创新项目在执行过程中,要加强信息沟通,使企业内部各部门协调配合,加强与同行的技术协作,与用户建立密切的联系,建立信息反馈渠道,改进新产品。
5加强市场营销。当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缺乏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是许多新产品失败的直接原因。对于新产品的市场开拓,制定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注重营销沟通,完善服务,听取用户的建议,完善新产品,是一些企业面临的紧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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