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03-06
一、“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不仅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实践纲领，而且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之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技术层面的变革；洪秀全、洪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始开经济领域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始开制度层面的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参照欧美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体制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治国方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理论而且付诸实践，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实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都失败了。这在客观上为人们接受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里，有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具体实际即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有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理的问题。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1］。这就需要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从而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要使中国革命经验与历史文化实现由实践到理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中国传统与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运用、在创新中发展。这种科学创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需要。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并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考察、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的特点，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和异民族语言变成了中国民族形式和本民族语言，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创新表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与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进行了第一次历史性总结。［2］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新，构成了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社会新生产力的增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则构成了思想产生的思想条件。它抓住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中国革命和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内容、动力、领导、前途、步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治军治国等多方面的完备的科学创新体系。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第一次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借鉴，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回答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与理性基础。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边疆，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智慧结晶。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以及一系列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了又一个新阶段。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如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更为突出、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强大冲击波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这些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而新时期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些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差，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甚至被丢掉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现实依据［3］；而我党由过去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过去受到外部封锁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带来的高难度历史课题，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法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又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又一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全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对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它针对的是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整体适应了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环境和新条件。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旨在使我们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提高全党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立足我国新世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基础，旨在使我们从容应对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正确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方向与阶段特征，激发发展的巨大潜力与广阔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领域，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立足于科学总结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借鉴，旨在使我们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吸收并利用世界各国发展的先进思想与实践成果，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顺利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它在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整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上，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发展原理，全面体现并深化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质；科学发展观在各个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品格，从现展理念上验证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与科学实践观的内在统一，再一次丰富发展了我党的科学创新体系。［3］
我党90年发展的光辉历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90年的传播史、运用史、实践史，就是它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史，也是它科学地实现“三化合一”的创新史［4］。更重要的还在于，我党的理论创新是一种立足于实践的科学创新，她不断求立足国情、与时俱进、把握规律、开拓进取之真，务以人为本、执政兴国、科学发展、促进和谐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符合时代要求、人民期望，真正赢得并见证于时代与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是实践，其发展依据是实践，其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就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实践创新过程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旨在及时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科学指导。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以新思维、新方法对之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努力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号角，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植根实践沃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从学理上看，作为一种集时代智慧、实践升华、科学总结为一体的创新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势必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获得重大发展，其彻底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体系，更不是不结果实的精神花朵，而只能是永远面对现实世界、实际生活，关注和研究时代课题并科学总结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创新体系；实践性、开放性决定了它不是什么宗派主义体系，更不是什么狭隘经验主义学说，而是在实践中生成又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坚定的革命性、批判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什么故步自封的僵化体系，而是具有自我批评意识并根据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而不断革故鼎新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探索中不断获得新的力量、采取新的形态、获得新的生机。正是由于它自觉植根于时代和实践的沃土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科学创新，它才能成为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创新体系，并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活力，非但没有结束真理反而开辟了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获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之统一的，它能够把严格的科学性同鲜明的革命性紧密结合。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是任何新的提法、新的论断、新的举措、新的概括都可以称为思想创新的，只有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和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
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作为一种创新体系，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去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也从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希望在紧密结合实际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在笔者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之做出变革；只有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及其发展规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基础生动地结合起来，不断实现科学创新。［5］诚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多种实践、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最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一切都向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使得我们必须在坚持其理论原则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在与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理论观点保持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前提下，按照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创新机制对之进行科学的当代构建。若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本真精神和思想精髓搞创新，就会失去根本、流于空谈；若背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规律搞创新，就会使其迷失方向、自我消解；若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与实践品格，一味标新立异、空想杜撰，或者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就会彻底丢弃、消解创新；若不把理论创新服务并落实于实践创新，就会失去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与真实意义。
思入生活本源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基础。［6］回顾党90年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不断科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历经了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基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内在要求的正确把握，我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正确的理论创新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强调我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时代中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不断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和完善。实现理论创新，尤其是推进它的科学创新，这是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关键步骤,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形成与发展的根本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当代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即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发展历程，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所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生机与活力就在于始终坚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党90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的科学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的科学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这里强调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不能停顿，不停顿就是需要大胆创新。这里强调的“理论创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们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7］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出现失误。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不同于其他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为了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首创精神；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必须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观念划清界限，从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制约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各种旧思想、旧做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旨在与时俱进地使党的全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抓住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找准历史方位，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发展阶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时生了巨大变化，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情况变了，时代问题不一样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措施也就不能不变；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新规律、新趋势，并依据对新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做出我们的行动。为此，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科学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创新，既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要求，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创新正确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避免误入歧途和劳而无获。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路来，甚至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不开拓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创新就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创新，永远在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党的事业的宏伟发展，谱写出最新最美的华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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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荣英.思入生活本源引领时代前进――对哲学与时代双向互动关系的若干思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22.
［收稿日期］2011-06-29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2
刚刚步入21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应当如何建构和发展当代哲学形态？这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汲取，许多思想文化资源可以发掘和弘扬，许多思路和方法可以借鉴和应用。本文认为，建构与确立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重大贡献。实践论思维方式以对实践和哲学的全新理解为出发点，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与双向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论思维方式作为对于历史上已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哲学地承载了人类实践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特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代人类实践、现代科学和世界哲学，对于新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与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建构与确立实践论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科学的实践概念、严整的实践观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实践观的探索和建构过程，也是他们愈益自觉地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界说哲学的过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关注的基础之上的。正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的崇高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发着马克思不断地从事着思想的探索与实践的创造。
青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而“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页）的。正是在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的阐发和发挥中，马克思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是与实体相对立的概念，对自我意识与实体关系的探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黑格尔力图用自我意识来统摄人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史。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和重视自我意识，赞成用自我意识来说明自然的实在性，但他既不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也不把自我意识看做一种无对象、无基础的纯粹主观精神，而是主张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变为实践的力量：“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这样，马克思就从理论实现的角度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并将其引入到自己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中。不仅自我意识应当面向世俗现实，哲学也不能离开和脱离现实。马克思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同上书，第135页）。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但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同上书，第258页）。在这里，尽管青年马克思对实践与自我意识、哲学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限阈，但他将实践概念引入自己的哲学，并将其作为考察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哲学与对象世界之间关系的钥匙，对他后来建立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哲学观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并处理了大量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现实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验和研究中，马克思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升了自己的哲学观。他更加自觉地把哲学与其世界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写下了他那烩炙人口的哲学之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同上书，第120～121页）。在这里，马克思自觉地把哲学与时代、与实践以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把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求哲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上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要造就世界的哲学，也要造就哲学的世界，强调发挥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发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他，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根据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得到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来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做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科学地理解实践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就其理论指向和方法论构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具有如下基本点。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
从实践出发探讨其它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知道，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又次，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
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具有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释方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体系化的学问，它是一种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向人们提供的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图景，一种宏观的理想信念，一种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一种集精、荟萃的灵魂地位。
3.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这是从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待哲学对象，看待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某种非人的存在，而是指向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关照而展开的自我意识，其目的和价值正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哲学应当以人和人与世界关系为对象，成为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自觉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而且强调要从实践的高度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视角和思路。版权所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把人看作实践的存在。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强调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价值，认为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是人的最本质的功能特征，也是人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发展。人的实践性决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践，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必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三、会通古今中外进行新的创造——实践论思维方式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简而言之，可以说就是“返本开新”。返中国和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精华之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之本，开时代性哲学之新，开当代哲学形态之新。为此，深入发掘、全面阐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我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建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以实践性为基点来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是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全面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和基本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并得到说明的。就其与各种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或基本规定：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
2.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新世纪的哲学发展切实奠基于新世纪的人类实践，从当代人类实践中发现哲学问题，吸取哲学营养，发展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对当代人类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发挥哲学功能。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着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主体效应的不合理实践。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3.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典型形式，是人类实践最为重要的推进因素和制导力量，也是哲学的最重要基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反映着并引导着实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求并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上的迅猛发展变化，人类科学以几何级数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以计算机为中枢的当代大技术体系。只有从实践的高度正确认识并合理说明科学的范围和限度，才能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找到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提高其功能限度的有效途径。当代大科学和相应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大科学技术观念，从而要求并促进哲学的科学技术观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当代哲学的科学基础，从而要求并必然促进当代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科学技术的关注具有双重的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来更新和充实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解释，建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大科学技术观，另一方面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形态。
4.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
我国哲学的当展离不开当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这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于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应当借助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宏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世界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应该看到，随着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必然要求也将实际地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是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种哲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甚至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非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在我们看来，“非哲学”或“后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取消传统哲学的生存权；他们不是完全不要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以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5.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之根。只有扎根传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和未来。我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所不可逾越且又十分坚实的历史基地，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途径和对现代哲学的传统根源性的双向关注和深层探索，既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展获得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之根，也使中国哲学真正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3
【内容提要】近年来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存在着几种片面的、错误的观点，诸如将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相混淆并主张过时论，将唯物辩证法意义庸俗化、方法论化以及实践本体论观点等。对这些观点进行辨析，以澄清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十分必要。目前较能体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意图的惟有实践唯物主义（或辩证的、实践的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但实践唯物主义在论证上仍然存在理论的缺环，需要进一步确立有关的科学基础，其中关键是科学而辩证地阐明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图景中的地位和作用。【关键词】本体论/世界图景/实践/意识/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正文】〔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198（2000）05—0011—06目前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理解存在几种不同的看法，虽然几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之间的分歧既明显又尖锐。这种笼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上的迷雾如果不能得到进一步的澄清，可能会模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象，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的正确把握。要坚定唯物主义信念，从理论上看，有必要针对几种主要的理论见解做一点辨析的工作。1第一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相混淆，认为唯物主义过时了，因此，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持这种理论观点的人，通常对所谓一般的唯物主义（或“物本主义”）不以为然，并且把这种唯物主义当作整个唯物主义的主要形态，没有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一般的物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区分开来。他们将对物本主义的否定与批评简单地转移到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否定与批评上来，认为既然物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那么，包含这种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过时了，因此，应当寻求新的解释立场。我们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言论带有一般旧唯物主义的痕迹，因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时代，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他们的某些话语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受到时代条件的约束。同样，我们也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后继者如第二国际的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他们站在一般的旧唯物主义的立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这种情况，甚至在前苏联20年代以布哈林为代表的“机械论派”中也有所反映。他们受逻辑实证主义及物理主义的影响，寻求将复杂的、高层次的事物还原为更简单的、低层次事物的还原主义解释立场。我国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受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难以划清甚至模糊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与一般唯物主义界限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创立伊始就告别了旧唯物主义，并明确清算了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理论关系。我们知道，旧唯物主义在哲学本体论上的最重要的观点是，世界是由纯粹的无生命的物质及其运动构成的，其口号是：“给我物质和运动，我能创造整个世界。”这种唯物主义以近代自然科学为根据，对自然的世界图景作了机械论的描述。虽然与神学、唯心主义相比，它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它毕竟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以极为思辨的方式阐明了被机械唯物主义者们忽略的东西。然而，在近代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黑格尔辩证法被轻率地抛弃了。马克思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与超越者，吸取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打出新唯物主义的旗号，首先超越的就是这种纯粹的唯物主义。其代表人物当时是摩莱肖、毕希纳和福格特等人。福格特说：“思想对大脑的关系，有如胆汁对肝脏或者尿对肾脏的关系一样。”（注：k·c·巴克拉捷.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3.）没有肝脏就没有胆汁，没有大脑就没有思想。他们认为，生物界现象要用物理学和化学元素原理来说明，整个世界，无论是有机界还是无机界，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同一个原子，今天是粪肥的成分，明天可能同与它类似的原子一起组成芬芳的花朵。在他们眼里，世界无非是一堆原子，无机界与有机界并无实质的区分，精神也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物质或物质的机能。这种唯物主义将林林总总的世间万物归结为一种物质即原子，认为一切都可以从世界的原子或物质构成中得到说明。他们不了解，生命的出现和精神的出现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事件，它们一经产生就既不能被还原也不能被取消，并且构成了由低到高的自然等级序列中的新层次。这种唯物主义没有看到自然界客观存在的等级层次，没有看到高层次的等级层次具有低层次的等级层次所不具有的属性。的确，马克思认为精神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他不仅指出了精神自诞生起就具有的社会特质，而且进一步指出了精神对物质的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在其本体论中明确肯定意识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的第二性的地位和作用，肯定人类意识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并把它纳入其辩证的世界图景之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要求把事物、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或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本身就明确地包含着肯定人的意识的能动性和因果作用这一理论环节。如果缺少了这一环节，人类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就成了一句空话。在理论上，它是理解马克思实践观的基础，否定意识必然否定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否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可能性。马克思多次明确地表示，他并不反对“精神的动力”，而是要进一步探索“动力”的动力。肯定意识的特殊性和相对独立的第二性的本体地位和作用，是马克思扬弃唯心主义、超越旧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但马克思是在肯定自然界的先在性、第一性的前提下，肯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或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因而其观点与认为精神是世界本源的唯心主义有根本区别，与旧唯物主义的立场既有一致之处，又有重大差别。这种差别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从前的唯物主义”的差别，是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纯粹的唯物主义”或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差别。因此，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等同于一般唯物主义或“纯粹的唯物主义”是断断不可接受的。即使是对于一般唯物主义，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断言其过时。实际上，从17世纪以来，唯物主义在西方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哲学中，便逐渐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成为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更是如日中天，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唯物主义一直是西方科学及科学哲学中的主流。70年代以后，肯定突现与层次以及“下向因果作用”的非还原的唯物主义才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传统的一般唯物主义，确立起新的主导地位。这种一般的或纯粹的唯物主义虽然已经成了少数派，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研究纲领，从物理主义到澳大利亚的唯物主义，到以丘奇兰德夫妇和克里克等人为代表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领域的唯物主义，都秉承了这一传统。它们至今仍然活跃于当代科学和哲学的前沿领域。无论如何，唯物主义过时论是不符合事实的。2第二种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庸俗化，未能真正理解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导致辩证法的真正意义在理论和常识层面的失落。辩证法首先是一种世界观。尤其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与世界观是紧密结合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也同样吸取了并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本体论辩证法立场。作为世界观的辩证法，它最深刻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辩证的世界图景，而不仅仅是被后来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体系教条化了的所谓两大原则、三大规律和一系列范畴的组合。世界观的辩证法是对辩证的世界图景的总体把握，这个辩证的世界图景是自然、社会及其历史的立体动态图景。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图景是头足倒置的，是以绝对精神为中心展开的。马克思把它倒了过来，并且唯物主义地阐明了自然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这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中，物质自然界处于最基础的地位；依次往上，随着地质历史的演化，出现了生命；在生命的基础上，出现了具有高级精神智能的人类，历史从此由自然史演进到人类史，并且通过人类的创造活动衍生出人类诞生前自然界所没有的人化自然。具有精神的人和人类社会的诞生是自然进化中的一个伟大质变。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了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之间存在的辩证等级和层次，他不仅清楚地看到了从无生命的自然到有生命的自然、再到具有精神的人和人类社会与历史这一由低到高的既有普遍联系又有重大质的差别的发展过程，而且明确指出，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对更高层次的人类社会和历史规律的揭示。在他的自然—社会本体论框架中，一个关键的理论环节是：承认人的精神、人的活动和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在性和辩证的层次性，承认它们不仅源于自然，而且高于自然，不仅与无生命的自然物、与有生命的自然物有质的区别，更主要的是它们对低层次的事物起一种宏观决定或下向因果作用（开放的历史决定论），这是马克思超越旧唯物主义、确立新唯物主义的自然—社会的辩证法的哲学思想基础，是他在哲学上实现革命性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前提。唯物辩证法的规律与范畴只有紧扣这一辩证本体论框架才能得到最具体、最有生命力的展开。离开这个辩证的世界图景，离开这一质的规定性，进而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方法，无疑会导致辩证法意义的失落，这一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总体的辩证法就会失去应有的光彩。传统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恰恰未能紧扣这一主题，而是简单地将唯物辩证法圈定于辩证自然观，而且其物质范畴往往过于狭义，忽略了物质的多层次的其他形态。因此，一些人诟病辩证唯物主义，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强调自然的物质方面，而在于如何辩证地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世界图景，这恰恰是马克思超越前人的最有贡献的方面。马克思出入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及其辩证法，其所继承的理论遗产决不只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经过新唯物主义洗礼的辩证法，即新唯物主义的辩证的世界图景理论。辩证法固然是一种方法论，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断不可将辩证法方法论化。世界观、本体论的辩证法是硬币的另一面，甚至是更重要的一面。黑格尔的辩证法就是一种世界观的辩证法，是一种头足倒置的世界观或自然历史观，在他那里，自然是历史和绝对精神的外化、生成过程。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巨大价值，并将它颠倒过来，加以扬弃，创立了唯物的历史的和实践的辩证法。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按其本质来说是本体论的辩证法”（注：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13.），不只是存在于历史和意识领域，而且存在于自然界中。正是由于自然界的辩证运动，才在对立统一、量变质变等运动中产生了形态和性质各异的种种新事物，产生了发展的阶梯和新的质。自然界不仅存在着飞跃，而且正是由于这无数的飞跃才构成了发展的链条，并且盛开出了人类精神这朵鲜花。人类精神倾注在劳动实践当中，体现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当中，一步步地创造出人类的历史和社会。自然界的生物进化逐渐让位于人类精神和文化的进化，自然史也逐渐地过渡到人类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自然—历史的总体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的唯物主义。由于马克思侧重研究的是社会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因此，我们也可以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简称为历史唯物主义。3第三种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归之于实践本体论，最终导致实践唯心主义。与以往的哲学相比，马克思更重视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因此，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改造世界的实践哲学，是一种实践唯物主义，但不能将它归结为实践本体论。实践本体论的核心原则是强调实践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回避乃至否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是一条反唯物主义的原则。虽然马克思哲学的重心不在于阐明自然界的辩证法，而在于阐明社会实践领域的辩证法，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否定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很显然，实践本体论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的弘扬是以牺牲唯物主义为代价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源于一般唯物主义，但高于一般唯物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实践本体论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架空起来，并将它整个地安放在一个并不牢靠的流沙基础上，其用意虽然是突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本质，但不管怎么说，否定马克思哲学的自然本体论基础，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大厦也将摇晃。事实上，强调人类实践活动与坚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实践本体论对此却恰好缺乏体察。诚然，在一般唯物主义或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中，是没有作为主体的人和人的实践活动的位置的。说它是物本论唯物主义也不为过。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从根本上超越了这种物本论唯物主义（或客体唯物主义）。在这种新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和本体论框架中，自然与社会、物质与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既有连续性，又有间断性和飞跃，既有彼此间紧密的相互作用，也有性质迥异的区别。而有精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或意向行为），是这种新唯物主义框架中最富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质的方面。这一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质不仅被“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抹去了，而且也被实践本体论者们忽略掉了。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这种错误并不新鲜。19世纪，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并没有立刻引起德国思想界的普遍重视。在当时的德国思想界，以抛弃辩证法为代价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这种唯物主义师从达尔文的渐进进化理论，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坚持还原论，在社会领域则主张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19世纪后半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达尔文主义的拥戴者也遵循着这条思路，认为马克思反对精神、观念的作用，只主张经济决定论。他们不理解唯物史观的真正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正是直接针对这一状况的。他们倡导“回到黑格尔”，实质上是要回到辩证的总体性和主体性原则，并最终回到历史的、社会实践活动的辩证法。直至今天，西方人所理解的唯物主义（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仍然是严格的唯物主义，即物本主义。实践本体论者也在此处失足，说明他们同样不了解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真正意义。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连唯物主义都不是，而是实践人本主义，马克思新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新形态，而是人本主义的新形态（注：丛大川．是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还是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念〔a〕．任平，王金福，王晓升．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c〕．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852—858.）。这种将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实际上只是正确地揭示了西方哲学话语中的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不足，由此得出马克思新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的论断，实在是张冠李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真的会妨碍其人道主义理想的阐扬吗？当然不会！因为这种新唯物主义是内含着人类精神和实践的实在性和能动性的辩证法。后者不会因为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承认自然规律的基础作用而受到任何限制。相反，离开了这个基础的人本主义精神倒成了无根的浮萍。试想，在人类精神和价值以及人类实践活动本身的本体论地位尚未得到肯定的条件下，人道主义理想充其量只是一种美丽的幻影或精神泡沫。况且，人道主义理想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证展现，离开了社会历史领域的主客体遵循一定规律的互动过程，离开了历史的唯物主义，它又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恩格斯的合力论早已明确表示了对线性决定论的反对，人类历史的合目的性早已超越了传统唯物主义的樊篱，而且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主张或赞成过庸俗化的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在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一再表明这一点），这也正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高明与创新之处。这一切都可以在新唯物主义的框架下实现，抛弃这个框架，只能说明论者们对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失当，并因此导致对整个唯物主义理论的错误估计。4第四种观点是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但论证的范围狭窄，未能真正确立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这种理解摆脱了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旧唯物主义化、机械论化的错误，同时也与实践本体论划清了理论的界限。但如何将自然、意识、实践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统一起来？如何恰当地把握马克思的辩证的世界图景？尤其是如何确立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这仍然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过去我们比较侧重于从社会历史的方面来说明其科学性。这固然是重要的。但人类实践本身为什么是能动的？它的能动性来自于哪里？为什么意识具有能动性和反作用？意识作为实践的重要环节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理论上，我们以往对此并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也不可能回答这类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确立科学的本体论立场，使实践的唯物主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因为作为世界观的唯物主义决不可能与科学相脱离。近代自然科学强化了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但同时也将片面性带入了唯物主义。由于它不了解人类社会与纯粹自然领域的质的差别，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采取了还原论的机械唯物主义立场，不能够将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因此，这种唯物主义多半是半截子的。经过历史辩证法的洗礼，唯物主义实现了巨大的跃进，确立了新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原则立场，但这种原则立场在很长时期以来被人为地与不断发展的科学隔绝开来了。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长期囿于经典机械论的世界观框架，消极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未能从总体世界图景的把握入手揭示新唯物主义的实质的革命方面，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实践唯物主义的出现，是对这种倾向的富有建设性的矫正。但实践唯物主义本身仍然存在如何说明实践的关键环节——意识——的科学地位和能动作用问题。从本体论角度来看，这是我们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问题，而它恰恰又是当代科学（物理学、神经科学和意识科学等）正在探索的前沿问题。当代西方唯物主义面临的最大的理论课题就是如何科学地说明意识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所谓的“布伦坦诺问题”（注：布伦坦诺问题，也称为布伦坦诺论题（brentanothesis），原指人的意向性问题，德国哲学家布伦坦诺以意向性为基础对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进行了区分，意向性后来成了现象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在当今的意识科学研究中，人们常用布伦坦诺问题来泛指一切关于“有意识的经验”问题或“意识之谜”。1994年，美国哲学家查尔默斯将这类问题概称为意识研究中的“困难问题”。））。如何从科学和哲学的角度进一步阐明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需要下大力气来做的一项宏大工程。它事关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事关新的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事关两个文明建设的哲学基础，事关知识、智能经济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我们没有理由将我们的认识停留于实践一般的笼统阶段。如果我们能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广泛吸收当代世界唯物主义和意识科学研究的积极成果，在科学的、创造性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将拥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更广泛的启示力和吸引力，唯物主义的信念将更加牢固。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4
论文摘要：随着近代以来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认识论的镜像思维模式主导着各种领域的理论研究，并导致哲学史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中范式理论的研究同样受这种思维方式的束缚。通过对范式理论产生、发展进程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其內在矛盾与困境的揭示，可以发现范式理论向实践哲学回归的清晰线索，从中看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合流的必然趋势。
库恩首次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中提出“范式”这个概念及相关理论，后来“范式”被广泛使用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其使用领域之所以如此广阔，本身就说明范式理论的产生绝不是一种偶然，它适应了近代以来的实践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科学普遍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思维方式又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相关。其基本特征，用罗蒂的话说就是“镜像思维”。“镜子”可以是主体也可以是客体，与之相对的一方是被镜子衡量的东西，镜子是标准和模式，决定着被照物的特性及运动方式和规律。这种思维方式首先促使范式理论的产生、发展，但范式理论的困境也同时源自于此。从前一方面讲，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科学领域不断扩展，由于科学基于这种镜像思维方式，“镜子数量”必然增多，即衡量标准必然多元化，这在以前科学被认作单一模式和单线发展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范式理论的提出首先应该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后一方面讲，主体和客体、经验与逻辑、观察与理论，一句话，镜子与被照物的割裂，使得人们习惯于一种还原式的思维，即以某一方为衡量另一方标准的镜子，这就导致从近代开始，经验论与唯理论、实证主义与假设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等无休止的争论，从更宏观的方面看，所谓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流也是由于一方偏向“经验自然”，而另一方注重“内心体验”，双方都试图从自己一方来吞掉或拒斥另一方。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内部关于范式的主客观之争、范式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它所面临的困境，都可以说是认识论困境的具体表现，也可以说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分歧在历史主义科学主义与哲学内部的表现。以前关于科学人文主义合流问题的讨论，一般都着眼于宏观的思想发展，从某个基本概念、问题的发展来探讨这种合流趋势的很少。罗蒂曾经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把认识论和解释学结合起来，但他的切入点是不可通约性问题，而多元化的不可通约性在伦理道德领域却有可能导致相对主义，所以，罗蒂从这个问题切入很有创见；但是，不可通约性问题的产生，其根源恰恰在于范式概念的内涵，其实就是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因此，本文准备从最基本的单元人手“以小见大”，从范式理论本身的发展及其困境中，发现镜像思维的局限性，并看到经过哲学家们的不断探索，终于使人们认识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一、库恩的“范式”概念之复杂性和范式理论的困境
库恩首次提出了“范式”这个概念，当然，有关范式理论的思想早就有人提出，无须前溯，就科学哲学领域之内就有假设主义、证伪主义等先行理论。观察负载理论的思想、整体主义的思想、科学发展的猜想模式等类似库恩范式的理论，已经被很多哲学家提出。但是，库恩作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对范式本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揭示了范式现象的诸多复杂矛盾；同时，这种矛盾也暴露了他本人研究方式的局限性，因此，从库恩人手展示范式的复杂性和范式理论之困境就是顺理成章的。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其目的是要解决科学史领域的科学思想革命的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前言中，他首先十分戏剧性地回忆说，在他提出范式理论的最后关键时期，“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我是在主要由社会科学家所作成的共同体中度过的……尤其令我震惊的是，社会科学家关于正当的科学问题与方法的本质，在看法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我的历史知识和学识使我怀疑，自然科学家们是否比他们的社会科学的同行们的解答更坚实或更持久”。接下来他就纲领性地提出了范式的概念，“力图找出这种差异的来源，使我认识到此后我称之为‘范式’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很明显，库恩是从社会科学范式差异中得到启发，并将之运用于自然科学领域，这本身就已经暗示着范式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随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分流，库恩以前的提出早期类似范式思想的科学哲学家们，大多只是局限于从自然科学发展来看待范式及相关问题，库思的范式概念一开始就取自更为广泛的领域，这就必然具有复杂性。另外，尽管他在前言中就给“范式”下了一个定义，但有学者统计说，“库恩在仅170页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竟先后对范式作了20余种不同的解释”。大概有以下一些主要说法：一、理论、实践和方法等的“模型”“模式”“框架”；二、事例或例证；三、解题或解题的标准；四、各类从不同角度划分的成规；五、一致意见或判断；六、科学成就、特别是常规时期的稳定成就；七、方法及其来源；八、信念、预想和假设；九、学科专业的基体、科学的基本部分；十、各种层次的理论和观点以及相关的仪器、设备。甚至库恩本人后来也承认，范式是他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可惜却没能定义清楚。这些复杂的含义势必引发进一步探讨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当然是范式到底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范式革命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由此产生了科学革命的模式以及理论之间可否通约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库恩自己虽然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但范式的内涵决定着其成败的关键；他没能摆脱镜像思维模式，在范式的主客观问题上选择了以主观为镜子，以经验为被照物。范式的主观性决定了范式革命的非理性以及理论间的不可通约性，并最后导致相对主义。此外，库恩本来提出范式理论是受社会、人文科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但在说明范式革命时，由于先把“科学的”和“人文的”相互割裂之后，再回过头来用“人文的东西”来解释科学范式革命的原因，结果只能是：“客观的”科学理论的发展，却是由“主观的”甚至是非理性的人文的东西造成的。这一点对库恩来说有点戏剧性，因为他提出的范式概念，就其内涵的复杂程度来说，超越了以往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思想概念，但这种超越并没有给他本人带来解释的便利，反而成为他走进相对主义的方便之门。尽管库恩具有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所通常具有的彻底性，使得他宁可激化并暴露矛盾，他的理论对于彻底打击极端的实证主义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毕竟矛盾只是被提出，真正的解决还要求范式理论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可以说，只有到其复杂性被更加充分展示出来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范式理论的内涵和领域的进一步扩展
在库恩那里，由于科学与人文的区分，使得来自社会人文领域的东西，仅仅沦为说明自然科学范式革命的工具；他本人的研究“范围”反而“变窄了”。这其实是割裂主客观的一种必然结果。几乎是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同时，另外一些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对此或赞同或批判或发展，但结果却是使范式本身的内涵不断扩展，使这个概念重新被运用于本来就应该非常宽广的领域。这反而使人觉得它本来就是出于科学哲学的狭窄领域的一种扩张，在范式的多层次性和整体性发展方面，拉卡托斯和夏皮尔值得注意。库恩的理论由于过分地偏向主观，完全用主观的镜子收摄经验的东西，不但导致相对主义，而且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划分得过于僵化，导致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界限过于分明，所描述的科学发展模式不符合历史事实。鉴于此，拉卡托斯修正了库恩的理论，将他类似范式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保护带”、“启示法”等几个部分。应该看到，尽管拉卡托斯所作的工作，在彻底的历史主义者看来，并没有真正接触到问题的实质，但在范式结构化、层次化的探索中较库恩却有所突破。
夏皮尔进一步将范式的整体性和层次的复杂性，给予了较完善的说明。他进一步将库恩范式转化为更加复杂的“域”。“如果我们考察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的相对发达的领域，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某种信息群当成了研究对象……而且，这些一般的课题本身在许多情况下被认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着的。我将把这些相关的项构成的群称作域。”域是一种存在问题的信息群，域中不存在高层理论与低层理论的僵硬区分，其中的“项”可以“低”到直接经验，“高”到观点、理论、方法、原则甚至传统等。各种不同层次的“项”，或项所结合成的不同“域”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可以消失、修改或重新组合、扩大。同时，夏皮尔看到了这种域的变化的动态“生成性”，因而科学革命也就不再是常规科学泾渭分明的突变式革命，而是“规模可大可小”域的不断重组和进化的过程。与此相关，夏皮尔还提出了“背景信息”概念。尽管它和域一样与范式内涵相似，但重要的是，他却坚决不把背景信息看作客观认识的障碍，恰恰相反，他把它看作是进一步获得新信息，使得域及其项不断发展的桥梁。“关于域的许多问题变得具体了，研究变得有指导了：这是由于我们称为背景信息的东西所致”。知识进步的理由、求知的根据不是抛开原来的域或背景信息，从而导致相对主义，而恰恰相反是要从中找到着眼点和合理性。因此，夏皮尔在接受库恩范式论的前提下，既用它来反对以前的逻辑实证主义，又试图避免相对主义，进而丰富了范式理论。从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提出多层次的域的理论，使得范式的整体性更加精致化，特别是范式的多层次性直接关系到人类科学实践的整体性和多层次性，有助于实践主体的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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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夏皮尔作为科学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发展问题。因此，他所谓的科学发展的理由“相关性”、“成功性”、“无怀疑性”等条件，也受到极端历史主义者的质疑，特别是放到费耶阿本德的视野中，就难以有充足理由了。因为且不说这些标准是否也被范式所“污染”，至少这些条件仍然只是局限于科学标准。费耶阿本德的极端相对主义显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从我们所关注的角度来看，费耶阿本德在范式的扩展，特别是超出自然科学狭小范围方面，还原了范式所源出的领域之广阔性的本来面目，客观上有助于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科学思维的局限性，这从而加速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费耶阿本德认为，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看，科学本身从近代以来已经并正在成为一个超强范式，以至于任何学科都必须将自己打扮成科学才会得到承认。但“科学的优越性是被假定的，并没有得到论证。在这个问题上，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做法就像过去为只有一个罗马教会作辩护的人的做法一样：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任何其他东西都是胡说”。科学只是人类实践所形成的诸多范式之一，这样，范式理论就扩展到了人类实践的一切领域。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费耶阿本德提出了“观察者”和“参加者”的概念：“参加者的问题涉及的是一种实践或一种传统的成员，对另一种实践或传统(可能的)入侵应采取的态度问题。观察者问的是：发生了什么?将要发生什么?参加者问的是：我将做什么?”显然，从这个角度，即实践的角度，费耶阿本德的所谓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极端理论会被更好地理解。他已经有意试图将范式问题从一种纯粹理论问题，转向实践问题。这种转向必然离不开实践主体，因此，纯粹科学主义渐渐地发现了自身的局限性，但是，从客观上看，费耶阿本德理论的极端形式，更加激化了范式理论的矛盾，这是由于他本人仍“处于”这个镜像思维的范式之中。
三、罗蒂对范式理论困境的解释学分析
夏皮尔、费耶阿本德等人无疑丰富了范式理论，但同时，由于当时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跳不出镜像思维框架，这种扩张更进一步将范式理论推人困境。用库恩，特别是费耶阿本德的理论反对夏皮尔和拉卡托斯，是有力的和无法回避的，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又是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们所不愿承认的。与之相应，可通约与不可通约性问题、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问题非但没有很好解决，反而更加各持一端，中间派也处于进退两难之境，理论的彻底性和普适性难以得兼。另一方面，尽管夏皮尔重视了范式的生成性，费耶阿本德本人在历史主义科学哲学领域，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实践概念，但他们的研究方式仍然可以说是“跳出圈外”，是理论性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主张相对主义，正是看到人们不可能跳出范式，但实际上我们仍然会发现，他们只是“指出”了这种现象。真正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进退维谷的原因，在于他们缺少方法，他们的描述仍然是外在的，他们“提到了”实践但没有“深入”实践。对范式本质的研究，以及相关一系列问题，都不能从与主体相关的实践角度来考察，实践的考察必然既是科学的，又一定离不开主体的、人文的东西。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长期的对立限制了很多人的视野，甚至人文主义实际上也是“科学地”考虑的主体，考虑人的意志、情感等因素。人文主义之所以与科学主义一段时期内泾渭分明，也正是由于和科学主义一样忘掉了实践，在这方面，罗蒂通过对历史主义范式论的分析与改造，比较深刻地洞悉到了实质性问题。因此，他在其《哲学和自然之镜》的著作中提出从镜像思维的“认识论”，向超越镜像的“解释学”的发展，从而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合流进程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罗蒂的视野中，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在思考有关范式理论的问题时，遵循的仍是“认识论”的方式，由此总是在两个极端上跳来跳去，比如范式要么客观，要么主观，科学发展要么是理性的，要么是非理性的等等。即使试图调和的中间派，也只能说“既是……又是……”。这种“既是……又是……”仍是一种外在的联系，并没有看到其内在的关系；而要想揭示内在关系只能“深入”到关系本身中去，这就要求突破镜像思维方式。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们看到了认识论建构的知识基础的多样性，并将这种东西定义为范式或类似的东西，这是对认为科学只有唯一标准并单线发展的巨大革命。“库恩特别追问科学哲学能否为诸科学理论间的选择建立一个规则系统。对于这个问题的怀疑，使他的读者加倍怀疑认识论从科学出发能否通过发现凡可被看作‘认识论’或‘合理的’人类活动的共同基础，而被推广到文化的其他部分中去。”但哪怕最极端的、最具相对主义特征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家，仍然把范式革命归结为一种东西；哪怕这种东西是非理性的，这种归结本身就是在找一面镜子，尽管镜子看起来好像不同于以往的理性。但是，“认识论与解释学各自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个有关‘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间的区别的问题，也不是有关事实和价值、理论和实践之间、‘客观知识’与某种可疑的知识之间的区别的问题”。通常认为代表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认识论”和代表获得人文知识的“解释学”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常态科学的知识不是“客观知识”，决定科学革命的也不是类似价值、心理、宗教信仰等“可疑知识”，而是人类整体的、广泛的、多层次的实践的不同环节。范式的发展所体现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充满矛盾的实践。范式理论不断向整体性、复杂性、多层次性的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张，是人类实践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样，罗蒂就通过将范式理论带到解释学的视野中，从而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带到了一起。
四、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范式理论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如何可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85-04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下简称“马哲原理”）中国化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这个问题首先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批判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有人提出“马哲原理”要进入“后原理”时代，［1］“马哲原理”教学如何中国化等。［2］“马哲原理”如何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学术界和教育界共同关注的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马哲原理”教科书的现行的两种做法是：一、将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和观点杂糅进“马哲原理”的相应部分，如将中国古代的“五行说”等放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部分，将“知行”说安排在认识论(或实践观)部分等等。这种做法即学界所批评的将中国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的皮相注解；二、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等作为一个具体内容放置在哲学原理的某一部分中进行阐述，如将思想路线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征(中国化的表述是“精髓”)的论述之下，将群众路线放在认识论或历史观的后面，等等，这实际上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原理”的“实例”和论证。虽然这种处理方法突出了“马哲原理”的科学性，但因中国化的实例地位而没有“协同”其意识形态性，因而意识形态性陷入抽象，不能得到合理发挥，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在教科书里仍然是“两张皮”，二者的功效都没有得到切实的发挥。我们认为，“马哲原理”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化。本文就其两个前提性问题即何以需要及如何可能展开讨论。
一、“马哲原理”是否需要中国化
首先，从“马哲原理”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看，其中国化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马哲原理”的中国化这种提法本身是否合法？从提问本身来看，似乎既然是“马哲原理”，理所当然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化理论体系，而且这种理论体系也应该具有普遍真理性，这种理论自身只有在与各民族国家实际的结合性运用过程中才会产生理论的特殊性问题，而由此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普遍真理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应用形态。这种应用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因其具有民族特殊性，而且由于其与民族实践的政治动员相适应的高度政治性，因而不具备哲学原理的一般性质，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或思想方法，它仅仅是哲学原理的证明。长期以来，这种原理与应用形态的区分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在结构。这种结构的优势似乎在于维护了“马哲原理”普遍真理的所谓理论纯洁性，但弊病表现为所谓的理论纯洁性实际上演变为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僵滞，阻碍了党的思想解放，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脱离各民族国家实践而重新走上形上之路，进而被逐渐边缘化和陷入严重的理论危机。这种西欧原生态的非中国化的“马哲原理”教学也走入了死胡同，哲学的教学成为简单的知识教化，丧失了其本有的理论激情和鼓舞人心的科学力量。此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践因中国的落后与不发达所产生的经验更具“特殊性”，“马哲原理”在中国具有这一非常“特殊”的经验基础。因此，必须正视由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民族化外推机制所产生的理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要使这种辩证关系真正统一起来，中国化就是其内在逻辑的必然。
其次，从“马哲原理”的历史性产生和传播过程来看，“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众所周知，“马哲原理”是前苏联搞出来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目的是为了让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特别是共产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理论体系。“马哲原理”的基本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为了使其具有哲学理论的体系和内容的完整性，在理论上做了加工和创造，增添了许多旧唯物主义的合理内容以及人类历史上先进的文明成果。历史地看，虽然“马哲原理”体系的弊病很多，但在以世界革命观念为人类普遍意识的那个特定时代，它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但是，“马哲原理”在进一步历史性实施过程中被泛政治化、教条主义、僵化，根本原因在于脱离时代，没有与时俱进，特别是其内容基本上仍然停留于马克思的时代，其僵硬的板块结构和抽象空洞的表述方式也没有得以基本改变。正如黑格尔哲学其神秘保守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体系窒息了其辩证思想方法的革命作用一样，“马哲原理”同样出现了内容陈旧妨碍了科学世界观的革命性力量的历史性展现。中国基本上继承了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及其风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也有修修补补的变革，但“马哲原理”的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没有根本改变，其普遍真理的“神圣”形象至今仍然耸立着。因此，现行的“马哲原理”实质上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纯粹形态，而是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苏联在革命和建设需要的促动下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原理”的形式苏联化，我们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将其中国化，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再次，将“马哲原理”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中国化并将继续中国化，“马哲原理”却因各种目标诉求冲突未能相适应地中国化，不仅落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没有与中国化实践进展同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和中国化实践进展或只能作为“马哲原理”被证明的逻辑继续，或仅仅作为一种理论参考。在这种情况下，“马哲原理”实际上被“先验”化了，这个版本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偶像化形态。而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形态”、“学术形态”和“中国化形态”的内在分立的特殊的理论景观，它们之间的现实关系更多的是矛盾对立而不是和谐统一，这种状况实属不正常。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的理论运作虽然在学术领域可以有不同流派的对立，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是正常的理论现象，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其依归于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和生产的实践而应该呈现和谐的理论生态景观，至少应该形成相对统一的良性互动、真诚批评、共存共进的生动活泼的理论格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版本”、“学术版本”和“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没有形成合理的内在辩证性，彼此相对独立又缺乏互动交流，甚至因为没有站在同一个历史平台上等原因产生隔阂而无法实现正常的思想整合，而“马哲原理”及其教科书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版本”批判的靶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态”虽然“挤进”了教科书，但远不是与“马哲原理”的内在融合与同一的中国化，只能屈居一隅作为“马哲原理”的应用或例证哲学。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不能等同视之。正是因为“马哲原理”坚守非中国化的世界化原则，使其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矛盾的主要根源。“马哲原理”中国化将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结构矛盾由对立走向理论生态和谐的必然。
二、改革的方向不是“去原理化”，而是“中国化”
面对“马哲原理”的弊病和困境，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哲学导论”或“哲学概论”取代现行的“马哲原理”，事实上出现了一些这类的自编教科书。这种观点姑且称之为“去原理化”，其目的在于提高哲学的学科教育水平，深化其哲学内涵和强化其哲学修养功能，弱化其意识形态和知识教化功能，即所谓的“转识成智”，由服务于政治的知识哲学回归真正的爱智哲学。这种解决办法有一定可取之处，但根本的问题在于不能取消“马哲原理”。“马哲原理”的合法性根源于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不能因噎废食。这里的问题实质还不是一个称谓的简单置换，而是排挤、限制甚至根本取消“马哲原理”。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进一步地让哲学的教学远离现实完全遁入纯粹的精神王国。这种哲学教学所导向的不可能是化理论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哲学诉求，因而不仅没有面向实际特别是中国的现实需要，而且与国情不符，也不可能行得通。另一种观点就是“后原理”化――“首先要转向以原著为根本的治学方向，实行教、研、学以读原著为主，以其他为辅”，“头脑要与实践同行”，“需要大力提供创造性并反对教条主义”［1］。这种方案的目标在于解决现行的“马哲原理”教科书中马克思缺席和对马克思原典的扭曲与变形的状况，有其合理性。但是，其问题又在于“马哲原理”仅仅局限于读懂马克思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它必须体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如果要忠实于马克思原典，那重点不仅在于将其再现于“马哲原理”中，而在于将其当代化特别是中国化，让马克思与时代同行、与我们共在，实现对现实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切实的理论观照。“马哲原理”以读原著为主，固然能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深刻启示，但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将马克思原著的历史背景由19世纪的革命和战争的西欧跃进为21世纪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中国和世界。如何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深层次地内在对接，便成为真正的难点和关键。问题由此翻转过来，21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应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研究对象和基本内容，其研究的成果及其理论的体系化就应该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马哲原理”，而“马哲原理”的中国化也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和可行的选择。
“马哲原理”的教学界则普遍认为，“马哲原理”教学的现实效果不理想，固然有教科书的诸多问题，但教师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其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不足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种看法似是而非。“马哲原理”承担着意识形态、哲学学科和教学实践的多重价值目标，要把这三者很好统一起来是不容易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确是将三者统一起来的重要环节。我们通常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解是，比较抽象或理论性较强的学科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在教学环节都要以现实世界中的实例来印证某一教学内容，以便于学生理解和消化。这种做法对提高教学效果毫无疑问是有益的，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特点。但是，“马哲原理”的教学所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却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有根本区别，虽然“马哲原理”的教学并不完全排斥举实例的理论联系实际。“马哲原理”的理论联系实际不是狭义的，而是与原理体系内在一致的理论联系实际，因而它就不是单方面的教学要求和方法，而是理论体系的内在性要求和特质，即“马哲原理”的内容是理论自身与现实生活实际的内在同一。而要实现这种同一，要求理论仅仅“联系”实际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理论自身的当代化现实化生活化通俗化。因此，长期以来机械地强调“马哲原理”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质上是“马哲原理”自身没有中国化现实化的内在矛盾外化的扭曲反映。与其说“马哲原理”的教学要理论联系实际，不如提“马哲原理”自身要实现中国化。当然，即使已经中国化的“马哲原理”及其教学，同样也完全不排斥针对具体的理论内容的实例，“中国化”的实质是基本内容的中国实际化。
中国化是“马哲原理”保持科学性与实践性内在统一的现实选择，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哲学原理教学，才能避免抽象空洞的意识形态说教，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切实统一起来，真正起到树立科学世界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提高哲学修养、转识成智、化理论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功效。改革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科学性视为根本特性，不同程度上忽视其实践性。虽然不是完全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但科学至上的“马哲原理”观念使其实践性服从于科学性而变得抽象化，而其科学性由于缺乏实践性的历史张力也成为抽象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实际上是“敌视人”的。改革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而重视实践性，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阐释，解放了思想，也解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新的问题是将实践性置于科学性之上，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阐释则是流于随意和散漫，其科学特性反而越来越模糊。“马哲原理”教科书较大幅度增加了实践观的部分，其哲学基础的确得以丰富和巩固，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整体性阐释无论是在内容、结构和体系设计上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教育在缺乏科学性的基础上是难以内化为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因此，对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来说，仅仅是形式化的中国化看似适应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实则是不彻底的。只有哲学实质上的中国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真正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需要，才能使接受者感受到共产主义理想中国化的现实性，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真正统一在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化信念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成为一种自觉需要。只有“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和实践性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实际内容，才不是抽象的，才能真正起到转识成智、化科学世界观为思想方法论进而化为自觉的实践观念，最终化为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只有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哲学原理，才能将科学功能与意识形态功能融为一体，避免抽象化的理论陷阱。
三、“马哲原理”中国化的现实可能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实践在“冷战”结束后越来越明显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基本实践形式，而全球化的主导力量仍然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实践的历史情势在可见的未来还不具备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践和学术研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作为“原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该适应民族化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求而与这一现实需要相吻合，完成自身的理论转型。固守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哲原理”，只能与这个多样化的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现实世界越来越远离，这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也是不相符的。更何况，在社会主义还未成为普遍的现实以前，这种原理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地具有科学感召的理论力量，它的主要功能在于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和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理论的抽象性根源于理论自身的科学性。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实践的历史条件下，“马哲原理”的科学性具有了直接现实性的实践基础，深刻地观照与自身具有同一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理所当然地是其理论使命，其历史使命也就相应地转变为如何建设好社会主义，如何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思想方法和理论指导。因此，不关注具体的社会主义实践及其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马哲原理”只能是徒具虚名，其实名是“形而上学”。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产生了不同于19世纪的全新认识，对其哲学上的反思需要“马哲原理”中国化。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的实践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中国化的理论认知与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怎样的内在一致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等等，等待着哲学作出反思的回应。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时间还太短暂，哲学上的反思还因为没有历史长程的距离感而变得不可能或十分困难，故哲学应逃避火热的现实生活遁入抽象王国进行纯粹理论逻辑演绎，陷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境地。实际上，哲学的反思并不是后思。［3］(p117）历史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时刻要求与现实同行同在，唯有如此才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对现实的观照是其基本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品质的基本常识。还有一个相对照的事实，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经典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正是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革命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哲学升华，这段历史也并不长。可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像《实践论》和《矛盾论》那样的哲学总结，是理论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律。我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期待中的“马哲原理”的中国化理论体系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以及其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的中国化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化的新形态的建构奠定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基础。这正如英法古典政治经济学、近代法国的历史学理论等都构成马克思实现哲学革命的直接经验科学分析材料一样。“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科学性具有坚实可靠的思想基础。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形态的不断推陈出新，为“马哲原理”的中国化奠定了一定的现实基础。
最后，“马哲原理”的中国化正是当代世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方法看以全球化为扩张形式的资本主义，以中国为方法看整个世界和人类的合理选择。如果整个世界的革命情势的消退让人们似乎越来越看不清人类解放的前途的话，“中国经验”（“中国模式”）却给了人以鼓舞和信心。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4］，世界期待中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能为解决全球的现实问题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作出更大的贡献。因此，以中国作为方法、以世界作为目的，或者中国和世界互为方法和目的，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在21世纪的发展趋向和理想构图的现实参考。中国经济的又好又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对整个人类世界具有重大的积极的现实意义，带领人类走出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惯性”和困境，实现和谐世界。朝着共产主义方向迈进，将仍然是人们的可理解和可把握的现实期待。因此，“马哲原理”中国化也是实现其世界化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胡为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现状、与前景――一种走向“后原理”的探讨［J］.哲学研究,2005,(1).
［2］朱荣英.谈谈如何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问题［J］.天中学刊,2001,(1).如何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意义［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6
关键词：实践育人;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21-0056-0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是我党思想阵地建设的重要理论创新，是当今社会大力弘扬的主流价值观。在当前思想文化多样性的冲击背景下，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现实意义。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他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尤其是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价值观形成工作十分重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实践教育主要包括实践教学、军事训练、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它与理论教育互为补充，是大学生深入社会基层、了解国情民生的重要渠道，是提升大学生知识能力、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平台。对大学生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转化作用，对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强化作用，对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承载作用，对大学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辐射作用，对大学生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提升作用。[2]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过程起重要的引领作用。引领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树立正确的人生信念、培养创新精神、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塑造良好的个人品格;引领大学生正确把握实践活动的目的、意义，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实践育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关系
1.从价值层面看，实践育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目的的一致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目标就是增强青年学生的道德觉悟，明确青年学生价值观的目标、原则及评判标准，对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实践育人在实践层面将理论基础转化成社会生产力，同时帮助青年学生产生对社会民生深刻的思想认识，激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勇气。从根本上来说，实践育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并服务于青年学生的成长成才，社会的发展进步，民族的繁荣富强。
2.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实践育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的整体，二者从属于实践和认识的范畴。第一，加强实践育人既能有效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能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完善、体系发展，增强其吸引力和生命力。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践育人提供了正确方向指引和有效的力量动员，对实践育人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实践教育更容易达到预期的目标和效果，真正促使广大青年学子将科学文化知识用于为人民服务和社会进步。
二、实践育人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存在的困境
1.对实践育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有待提高。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实践育人并没有引起教育主体、教育客体以及社会力量的足够重视，削弱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性。以社会实践为例，可窥一斑。当前社会实践的组织工作由教育部、团中央、、全国学联等部门联合发文，但在实际工作中社会实践往往成为共青团一家之事，各种组织力量的聚合不强导致社会实践工作开展的公信力和效率严重受影响。其次，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参与者，许多青年学生往往避难就易，能够将其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很少。与此对比，家教、勤工助学、简单的调研活动等社会实践形式却大受欢迎。同时企事业单位对实践育人工作支持力度不够，许多单位考虑到生产经营和日常工作的潜在风险及效率损失，不能正面回应学生的社会实践诉求，实践效果也难尽如人意。
2.实践育人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充实，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针对性不强。在实践育人过程中，各种实践形式的育人深度不一。一般来说，集中开展的实践教育活动，如专业性的生产实习，常规化的志愿服务，以及学校组织的勤工助学等由于具备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主题，往往效果比较明显，对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覆盖范围比较广泛。但学生分散开展的社会实践和校外兼职等效果有限，不同学科、不同年级、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对实践活动的认识和态度有明显差异。另外，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很多组织者和学生认为，只要参加了实践活动就是理解和落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种错误观点的引导下，很多实践教育活动不深入，目的性不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结合不够，针对性较差。
3.实践育人中指导力量较为薄弱，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队伍亟需壮大。指导力量薄弱、推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度不够是当前各个高校在实践育人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首先表现在理论教学力量的不足。在高校中，专门针对实践育人教育的课程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日常的教学中往往被边缘化。其次，指导教师的个人能力素质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效果起到重要影响。个别教师没有意识到将实践育人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结合的意义，在面对学生的疑问和困惑时敷衍了事，不能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和有效帮扶，极大伤害了学生的参与热情。
三、推动实践育人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1.建立完善的组织和考核机制，加强实践育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体系建设。首先要理顺部门分工，建立专门机构，改变当前实践教育活动各主管部门各自为政，缺乏沟通的现状。要统筹规划，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通力合作的实践教育组织体系，提高在此过程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其次，要提高各方面对于实践育人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的重视程度。政府职能部门要从战略高度重视重视此项工作，加强部门协调，提高宣传力度。高校作为育人主体要牢固树立实践育人观念，不断完善实践育人体系，强化实践育人功能，不断提高实践教育组织的效率和质量。要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积极搭建活动平台，为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创造有利条件。青年学生要强化主体参与意识，充分认识到参加实践活动对个人在夯实专业基础，提高思想境界，积累社会经验等方面的作用。避免消极应付，敷衍了事等错误认识形态。企事业单位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积极为大学生参与实践活动提供机会、平台，加快推进实践基地建设，建立高效务实、安全有序的实践环境，为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通过资源整合、制度保障，充分调动校园和社会等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全社会支持大学生实践教育，全员参与实践教育的良好局面。[3]在良好的组织基础上，要建立科学有效的考评机制，实现实践育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将成果与奖励相挂钩，以此提高各方参与积极性。
2.丰富实践育人的形式和内容，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效。在实践育人工作过程中，要避免实践形式单一化，通过丰富的实践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把实践育人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系统设计实践育人教育教学体系，规定相应学时学分，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合理增加实践课时，确保实践育人工作全面开展。要区分不同类型实践育人形式，制定具体工作规划，深入推动实践育人工作。”[4]通过实践教学夯实学生基础，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过军事训练增强学生的国防意识和军事安全意识，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通过志愿服务提高学生的奉献意识和责任意识;通过勤工助学提高学生的自立自强和诚信感恩意识;通过实地调研提高学生的社会治理参与意识，增强学生对国计民生的直观认知，强化学生的公民意识;通过参加科技创新鼓励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同时帮助学生养成尊重科学、刻苦钻研的良好习惯。同时，要主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到实践育人的各个环节，提高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5]
3.优化实践育人指导队伍，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科学性。要不断强化教师在实践育人中承担的重要责任，制定完善的实践育人参与机制，提高教师实践育人能力。第一，要加强对相关教师的业务培训，提高其指导实践育人工作的能力。第二，要聘用实践经验丰富，有强烈奉献意识的专业人才，提高指导教师工作指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三，要安排教师直接参与到学生实践活动中。尤其是要积极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和团干部参加社会实践、挂职锻炼、学习考察等活动。避免单纯依靠“照本宣科”的理论说教和“遥控指挥”的外在形式参与。通过加强实践育人指导队伍建设，动员指导教师参与到实践育人过程中，真正实现“理论讲授与实践指导结合互补，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互融”的目标，以适应青年学生在实践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占成.：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党史文苑（学术版），2014，（5）.
[2]邓卓明，姜华.社会实践在推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的作用[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12）.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7
[关键词]实事求是，实践，存在论
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观念，是因为：“实事”不是被人们理解为实践本身，而是被理解为实践之前、之外的作为纯粹认识对象的东西；因而“求是”也就不在实践之内，而在实践之外。换句话说，“实践”仍然仅仅是一个认识论范畴。例如列宁说过：“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流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说法。这里，实践显然失去了作为改造世界的本质力量的存在论意义，而仅仅只具有认识论的功能了，其实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实践观。
马克思“实践主义”哲学，必然要求对“实事求是”的命题作出存在论层面上的阐释：如果说“实践”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那么“实事求是”，作为对实践范畴的中国式表述，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论事实。“实事”作为生活实践，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存在的什么东西，而就是人之存在、即人的生活实践本身；“是”也并不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就是关于人自己的存在或者生活实践的真理；“求”作为对这种存在论真理的追求，本身也属于人自己的生活实践，因而也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因此，“实事求是”就不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活动，而首先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活动。
1．实事：生活实践
在马克思看来，唯一的存在或者实在只能是人的实践。胡塞尔要求“面向事情本身”，马克思要求面向实践本身。前者只是一种纯粹先验理性的存在，后者则是现实生活实践的存在。而此实践乃是人自己的“事”。这种“事”是唯一的“实在”，故称“实事”；而离开了人的实践的东西只是“虚无”，所以马克思说：“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4）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实事”，即马克思的“实践”概念。这种作为唯一实在的“实事”，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实体”，而是人的“活动”本身，人的“事情”本身、“生活”本身。“事情”乃是离不开人的“事”，而非与人无关的“物”。
这种“实事”作为唯一的实在，就是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哲学所理解的“存在”，即人的存在。“实事”不是那种与人无关的东西，而是那种ofpeople，bypeople，forpeople（5）的东西。“实事”作为人的存在，也就是实践。实践就是存在，实践之外别无存在。因为对人来说，人的存在也就是世界的存在。这就是说，世界是存在于人的实践域之中的，是内在于人的存在、内在于实践的。一切实体棗自然、物质、理念、上帝等等，都在实践的“视域”（horizon）之内，都在人的存在背景上呈现，因而都是人自己的“事”。
2．是：存在论真理
通常理解，“是”即真理、客观规律。然而“真理”和“规律”其实是大有区别的：一般认为，前者是认识论范畴，后者是存在论范畴，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同时，它们又都在人的存在论背景上呈现，因而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一是关于“客观规律”的问题。“实事”作为实践，既然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就有一个去认识和把握它的问题，亦即所谓“实事求是”的问题。但严格说来，这里的“是”不是指的规律本身，而是指的对它的认识，亦即真理。规律作为我们认识的对象，本身是一种存在论性质的东西。规律不是“是”，而是“事”。而且，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规律，并非存在于人的实践“实事”之外的。我们所预设的认识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对象已有根本的不同：原来的认识对象“规律”实际上是被预设为纯粹的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认识就是对这种“客观规律”的把握；而马克思哲学所预设的认识对象则是人的存在本身、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亦即“实事”的内在联系。此事乃是人自己的事，因而其中之规律本质上是实践活动本身的规律。“求是”不是寻求那种纯粹自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对人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本身的反思。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本身就是最根本的而且唯一的“实在”。既为“实在”，就有一个需要、也能够对之加以认识和把握的问题，也就有一个认识是否符合对象、正确地呈现对象的问题。因而作为“求是”对象的规律，也同样表现为本质特性、客观联系等等，也同样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但这里的“本质”，是人的存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特性；这里的必然性、规律性，是人的活动内部以及不同活动之间的内在必然关联。中国哲学中有所谓“理在事中”，强调的就是规律乃是人之“实事”中的“理”。马克思哲学的规律论的实质其实也在于此：他对社会本质、历史规律的揭示，实际上就是对人自身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
二是关于“真理”的问题。如上所述，严格说来，实事求是所求之“是”，所指的不是客观规律，而是真理。人们通常把“真理”范畴与“规律”范畴等价看待，那是不对的。“规律”是一个存在论范畴，而“真理”则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并非客观规律本身，亦即并非某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认识的结果，“求是”的结果。由于这种真理或“是”乃是认识更确切地说，是意识的结果，它只能是主观性（意识）与客观性（客观规律）的统一。因此，我们所“求”之“是”即真理，是实践的产物，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的意识的产物。
关于这个问题，通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在于：把真理的客观性理解为在人的实践之外的对象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即看不到实践本身的客观性及其意识本身的客观性。其实，实践本身就是客观的，在马克思看来，甚至只有实践才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作为实践的内在要素，意识本身也是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真理就是主观符合客观”的说法并不确切。如果说真理必须符合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只能是实践本身。真理其实不是关于对象本身“客观规律”的镜像似“反映”，而是关于实践及其内在意识规律的自返性意识，因为，所谓客观对象及其规律也不过是实践的内在要素。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存在论看来，不仅实践、而且意识也都是一种存在论事实。如果说“实事”或实践是存在论的全部事实，那么“是”就是在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
3．求：作为一种存在论事实
实事求是，“求”是关键。怎样去“求”？这不仅是个方法论问题，而同样是一个存在论问题。“求”当然是一种“认识”活动，但它本身也是人的实践的一个内在环节，因而也具有存在论意义。根据实践主义的观点，任何认识都是“反思”对人自己的“实事”、即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反思；同时，这种认识或者反思活动本身，也是人的“事”、即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环节。
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就是我们在“实事”中“求是”的两种极典型的方法。自然科学是“求”实践域内客体方面之“是”，社会科学是“求”实践域内主体方面之“是”，哲学则是“求”实践域内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的整体根本之“是”。它们都具有存在论意义，从而都具有实践性品格。
科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关于人之“实事”即实践活动当中的经验层面之“是”即事实真理。经验原则无疑是科学的第一位原则。尽管经验原则本身在现代哲学中早已受到质疑，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具有普遍有效性。这就是说，经验实证原则作为科学的根本原则，虽然在今天被发现是有限的、非绝对的，但这丝毫也不等于说它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因为从根本上看，经验世界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这种“客观实在”的一个层面，只要承认实践活动是客观实在的，就不能不承认经验世界是客观实在的。科学就是在经验世界范围内“求”具有普遍性的“是”，它所揭示的就是关于经验事实的普遍真理。但是经验本身也是实践的一个层面，“实践经验”这个常用短语充分地提示出这一点。当然，实践并不等于经验（6）；但是，人在实践中所求得的认识，作为其基础的“原初给与”（theprimordialgiven）无疑是经验（7）。
社会科学更直接鲜明地表现出了认识作为人自身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自返性。譬如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它们反映的无不是人的活动“实事”的内在的相互作用之“是”。其实，现代自然科学也发展到了这样一步：那种关于纯粹“自在”自然界的预设显然已经为愈来愈多的自然科学家所抛弃，他们不再以这种纯粹自然主义为预设，他们的活动越来越成为对人的活动与被观察的对象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反思与描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质也更加突显了出来。
哲学所要反思的就是人们关于存在的观念本身,而在马克思的实践主义视域中，存在本身就是实践本身、“实事”本身。哲学所“求”之“是”，即其关于存在意义的把握，不仅统摄着关于事实的认识论问题，统摄着关于价值的评价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关于人的存在之“实”的事实真理与价值真理是完全统一的。在经验科学的范围内，从一个事实判断确实推不出一个价值判断；但在马克思实践主义存在论的基础，关于存在的真理与关于价值的真理是直接同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价值与事实在根本上是不可分，人们获得存在观念的同时，也就获得了价值根据的观念。
总而言之，“实事求是”就是：在人的生活实践这个存在论事实中去求得具有存在论意义的真理。
注释：
1、初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务得实事，每求真是。”后来儒家、尤其宋儒对它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
5、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governmentofthepeople，bythepeople，forthe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出自“afewappropriateremarks”，1863。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8
摘要：论文讨论了：1、中国传统系统观的基本特征，它们是，普遍主义的大一统的系统观；基础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系统观；2、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蕴含的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3、多元主义地方性系统观对于系统科学的意义。
关键词：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大系统观；地方性；多元主义
导言
中国系统科学领域和系统科学哲学领域占主流的观点基本上一直秉持着这样一种把世界视为有层次结构的系统的整体主义、系统结构主义和系统普遍主义的大系统观。
例如在中国比较权威的著作《系统科学》（许国志主编，2000）就这样说“：系统科学以这样一个基本命题为前提：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用系统方法来描述”[8]p.17。绝大多数研究者也一直视其为当然，而很少对这种系统观及其哲学基础提出质疑和挑战。近年来，由于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的出现，特别是科学实践哲学[2][3][4]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1]的兴起，在科学哲学领域掀起了一股关注科学实践的实用主义思潮，这种思潮由于自身的需要，在论证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局域性、地方性的同时，也间接地带来了对于整体主义、普遍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种种挑战和冲击。然而，这种挑战与冲击由于学科界限所限，还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哲学领域的重视，也没有引起中国系统科学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在西方，我们已经看到实用主义思潮已经影响到这种系统观，这是一种新变化。本文试图借助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对于中国系统科学界和系统科学哲学界所长期秉持的大系统观进行批判、剖析和讨论。
1.中国系统观基本观点及其问题
在中国，早期形成并且延续至今的当代系统观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方面有六个被视为当然的基本观点。
1.1很明显，由于长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中国系统论思想在本体论上一直秉持三个基本立场，它们是：
（1）系统实在论———认为：世界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客观存在，世界的存在是按照系统方式存在的。更强的版本认为，世界的一切存在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的，没有非系统方式的存在。
（2）系统整体论———认为：世界由各种系统组成，这些系统之间存在普遍联系，因而形成了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注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系统观一直就持有这样的立场，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基础就是系统整体论，《黄帝内经》里借黄帝之口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就说明了人与天的整体性[9]p.35。
3）系统结构论———认为：系统都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不存在没有联系、无结构和层次的系统[8][7]。
1.2中国系统论思想在认识论上同样秉持着三个相应的基本立场。
换句话说，在上述系统实在论的支配下，加之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系统认识论也自然秉持这样的基本观点：
（1）系统反映论。
尽管没有成为体系的系统认识论，但是伴随系统科学的诞生，中国系统科学和哲学界，大多数均认为，认识论的重要任务，就是在思维中如何正确反映世界这个统一的整体的大系统；由于世界作为系统存在是独立于人的认识的，是唯一的客观存在，因此正确的反映就具有唯一性；不把世界作为大系统看待，就是错误的认识。我认为，这是朴素的系统认识论，它是被动地跟随在系统实在论之后的“系统反映论”。同时，它也是独断的认识论，因为它封闭了其他认知的可能性和言说的可能性，凡是把世界看做其他存在的方式，都因此有可能被扣上“错误”的帽子。
（2）系统普遍论。
由系统实在论和统一论推论，可以给系统认识论意义的普遍论赋予这样的特性，即由于认为系统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普遍存在方式，因此认识的真理一定是系统化的，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系统客观存在的。只要按照系统的方式看待世界和事物就是走在了正确的认识道路上。抽象出来的系统规律性可以适用于一切系统，系统样式可能有各式各样，但是本质是同一的；系统的抽象和还原因此也是可行的。
（3）结构认识论。
由系统结构存在论推论，可以认为认识论意义的结构认识论的特性是，认为认识的系统一定是有结构和层次的体系。凡是无结构、无层次和非系统化的认识，都构不成真正的认识（比如零散的认识，就不构成真正的认识）。系统结构认识论是一种关于认识必须体系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很容易导致建构大体系的观点。
1.3中国系统论思想在在方法论上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受到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支配的。由于有系统整体主义和基础主义的支配，占主流的观点先天地、形而上学地认为，世界是一个大系统。因此，系统方法论上常常持有结构化的方式，即切克兰德所说的“硬”系统方法论，或者社会学里的结构主义的方法。这种系统方法论常常从文本和系统教义出发，而不是从实践出发，去处理社会和管理事务，把本不可结构化的事情也硬性地结构化。
总之，在中国，系统整体主义、系统和系统普遍主义的思想，占据系统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支配地位，虽然有一些其他的声音，但是在没有从哲学的基础上动摇其整体主义、统一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根基之前，中国的系统哲学研究到今天也还仍然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2.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对于大系统观的批判
著者在21世纪初，在继续研究系统哲学的同时，接触到西方的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科学实践哲学[2][3][4]，并且在研究它和把它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发现科学实践哲学的思想与原有的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所秉持的大系统思想、整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有很深的矛盾；著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也开始接触与科学实践哲学有着密切关系的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特别是卡特赖特的《斑杂的世界》（Dappledworld,aStudyoftheBoundariesofScience,Cartwright,n.,1999），发现那里有更为直接的与大系统观、整体主义、基础主义和普遍主义直接抵触的观点和立场。著者在比较了中国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处于支配地位的系统观与科学实践哲学、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的思想，同时在接触切克兰德的后期软系统方法论之后，深感中国的系统科学哲学研究应该有所变革。以下为了表述简洁起见，我把目前还占支配地位的中国系统论思想称为中国传统系统观。
科学实践哲学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立场和观点与中国传统系统观在什么地方有何不同呢？让我们分别给予论证。
我们先看科学实践哲学观点，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秉持“地方性”的认识。它认为，人们的实践都是当下的实践，是基于具体环境的地方性实践，因此所产生的认识也一定是地方性知识。之所以会有普遍性知识的认识，是因为某些知识通过标准化的技术、标准化的语言和其他形式的努力使之标准化，形成了被标准化的知识，它看上去像普遍性的知识，而实际上其知识本性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地方性的[2]chap.4。
如果我们拿地方性实践和地方性知识的观点看待系统，那么首先不会认为在世界上存在一种统一的大系统，因为人们的实践是地方性的，认识是地方性的，因此，对一切人而言都相同的客观存在的大系统只是一种幻象而已。在持有科学实践哲学观点的学者看来，系统就是与行动者在一起的局部的可参与的系统，它一定是地方性的，是一种行动参与的具体系统，而不存在那种抽象的、与时间和语境无关的系统。这点与中国传统系统观所秉持的整体主义、统一主义和基础主义均有不同。所以，如果有科学实践哲学意义上的系统观，那么这种系统观对于系统的认识一定具有如下特征：第一，这种系统是与行动者的实践扭结在一起的，它不能完全划界为本体论的和认识论的，它应该是实践性的，即通过实践把本体与认识扭结在一起的、有实践者参与其中的系统。即是一种介入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
第二，不存在抽象的大系统本体或者认识，如果有认识的系统方式，那么也一定是地方性的，是与相对照的实践和认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脱离开行动者的抽象系统；也没有脱离开具体实践环境的单属于行动者的系统本体和认识。因此，这种系统的本体和认识是之于行动者与其环境共有的。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行动系统观。
第三，在方法论上，它提倡实践的行动方法，即通过行动者在具体语境中的与对象打交道的实践方式，介入认知对象、系统和环境。因此，这种方法论更看重实效，更看重在实践中改进认识。所以这种方法论的基础有实用主义的特性。
从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看，中国传统系统观的观点与之差异就更大了，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家卡特赖特直接引用维也纳学派的钮拉特的话说：“‘那个’大系统是个大的科学谎言”（‘the’systemisthegreatscientificlie,neurath’ssaying）[1]p.6，她在《斑杂的世界：科学的边界研究》中到处都在论证，不存在统一的科学系统，科学是分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等的，它们的使用也是分别应对不同的领域的，这些科学既没有统一的定律适用领域，也不存在完全可以还原为一种科学的那种情景[1]p.6。因此在多元局域实在论的立场看来，不存在统一的同一的某种大系统，世界是分为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是斑杂的，而不是统一的、同一的整体。统一的整体主义和基础主义都是有问题的。
卡特赖特是认可实在论的。但是，卡特赖特的或者以卡特赖特为代表的新经验主义的实在论很有特点，即它是一种形而上学多元主义的局域实在论。所谓形而上学多元论的实在论是什么呢？
其一，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即这种实在论是一种信念，一种从事某种活动（如科学实践）必要的承诺，既然作为信念和承诺，我们也可以不去深究其实在论面对的对象或者指称的对象是否存在，而是说，有了这种承诺，可能在操作意义上，对于外部世界的认同和实践可以更为放心。
其二，在多元主义的意义上，这种实在论不是整体实在论，不是大系统统一主义，而是按照行动者的实践把实在区分为实践的地方性的实在。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实在论与其说是本体论意义的，倒不如说是更具有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的实在论。这是一种与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意蕴协调的地方性系统观。
以上两种科学哲学观点也都具有共同的情境主义立场。人们的认识不可能脱离开具体的情境。劳斯甚至认为，在型塑实践的过程中，情境比参与者更为优先[3]chap.5；[4]chap.5andchap.6。这就表明，情境这种具体的“系统”中的要素，是具体的，是与其他要素，如行动者、对象一起构成了具体系统本身的。不可能在发现和辩护的过程中，抽象地论证一个不包括具体情境的系统。
在表明实践的时间性和历史性上，劳斯比卡特赖特走的更远。在卡特赖特那里，实践的时间性被固化在实验室的条件上，固化在其他情况均同的设计上。而在科学实践哲学那里，实践的时间性是第一位的[3]pp.134-135。由于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情境化的。那么，抽象的大系统就是一句谎话。
更为深刻的是，隐藏在中国传统系统观背后的基础主义、统一主义，有一种话语的霸权主义在里面。追求大一统、认为只有一种真理，认为这种真理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系统，认为所有的系统都是一个系统，不存在差异，这实际就是在说，有一个智者一旦掌握了这个真理，这个系统，那么就应该唯我独尊，就应该是“普天之下莫非我之系统”。这样的认识一旦付诸实践就可能带来极大的恶果。历史对此已经有所警示。
综上所述，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所可能具有的系统观在多点上与中国传统系统观有很大的差异与矛盾，引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地方性观点，引入新经验主义的多元形而上学实在论观点，有助于思考、揭示中国传统系统观存在的问题。
3.破碎的地方性系统观之要义借助科学
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我们对新的系统观提出的基本特征可以做出这样的概括：
（1）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行动者在实践，因之行动者也同时就在认识，因此行动者是与行动者周围所及的那个世界是一体的，我们可以承认有一个外部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行动者实践和认识的世界，而不是抽象的大系统；与行动者的实践和认识无关的世界是否独立存在，对于我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区分本体论与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分本身就是一种主客二分的传统哲学。实践的认识论是一种介入主义的认识论，因之也是一种实践介入的本体论，一种与实践行动者相关的本体论。
（2）多元主义的地方性系统观：行动者的视野总是地方性的，行动者的实践也是地方性的，不同的行动者关注不同的问题，即便面对的是所谓的一个环境，他们也面对的是不同的地方性情境，所以关于外部世界统一性的推论是站不住脚的，认识世界和实践的科学种类具有多样性，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斑杂的。因此应该放弃统一的大系统论，放弃系统普遍主义的观点，而秉持多元主义的小系统观。地方性系统观。由于不同的行动者所认知的系统可能都是存有差异和不同的，因此社会协商与沟通是必要的，应该的。
（3）建构主义的实践系统观：按照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我们并不把外部的实在视为当然的系统，更不把这种系统视为所有人共有的系统，而是视为透过行动者的实践介入的、建构起来的不同地方性的系统。是与行动者关联在一起的，通过行动者努力构建起来的系统。这种系统与其说是实在本身的，倒不如说是行动者通过实践环境建构起来的。因此，这是一种实践建构的系统观。当然，因为实践在整合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因此这种实践建构论的系统观也区别于社会建构论。
最后，从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里总结出来的地方性的多元主义的系统观，对于中国系统科学和哲学研究的最大益处，我认为是它们都共同地带给中国系统和哲学科学研究的视角转换，即把一种所谓的客观系统实在论的视角转换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视角，把一种大一统的系统观改变为局部的、地方性的小系统观。而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带给中国系统界的系统观还有一层，那就是介入主义的实践系统观。介入主义看重的是交流、沟通和合作，唯此，这只有在地方性的知识与实践中才能扩展开来。并且在系统扩展后，我们仍然需要牢记其根本仍然是地方性的。正如卡特赖特把牛顿第二定律的普遍化表述改为律则机器的条件限制的表述一样，[注3]我们在说“，系统存在的特性是……”，也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是我认识的系统，也应该把这种表述改为“，我认识到的系统的特性是……”。如果结合科学实践哲学和新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关于局域实在论的多元主义立场，那么，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都是从地方性的立场上看到的我们所实践基于的地方性实在。这种实在是否为系统存在，那就要从具体问题出发来说了。所以，这种系统观如果可以做出简要而生动的说明的话，那么它就是破碎的系统观。
[注1]苗东升教授这样说“：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绝对不能当成系统看待的事物是不存在的”[7]p.37。
[注2]许国志主编的《系统科学》此处的原话是，“整体观点是系统思想最核心的观点，系统科学是关于整体性的科学”[8]p.21。
[注3]例如，卡特赖特指出，对于牛顿第二定律（F=ma）来说，我们大多数人是在基础论的规范中长大的，把它理解为前面有全称量词：在所有情形中的所有物体，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在此情形中受到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
我想换个读法，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应该把这种关于所有的所谓普遍的律则读成“其他情况均同定律”（ceterisparibuslaw）[1]pp.28。卡特赖特把牛顿第二定律的表达改写为：对于任何情形中的任何物体，如果没有东西干扰，它的加速度将等于它所受的力除以它的惯性质量[1]pp.28-29。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复杂性研究》编委会.复杂性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
[2]成思危主编.复杂性科学探索[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9.
[3]苗东升.系统科学精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思想；科学性；意识形态性；当代价值
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高度统一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本文想从源头上理清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科学内涵及其内在统一性，以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作用。
一、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性重在求真、求知。尽管人类对科学的求真、求知精神的认识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其核心一是强调其客观性、精确性，一是强调其价值中立性。可这两点都不适用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了其价值取向，其科学理论中内涵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强调了真理的价值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公式，而是方法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规律具有重复性，但马克思主义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重复性。那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呢？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源于其彻底的实践精神。科学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都要付诸实践，指导实践，变为群众的行动，才能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1）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2）一切历史的冲突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3）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即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活动的主体；（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伦理主义，又不是集体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解释世界算不算改造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是改造世界。例如，文艺复兴、启蒙主义、青年黑格尔学派都是在解释世界（改造人的思想观念）中起到了改造世界的作用。可见，一切真正的哲学都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那么马克思在哪种意义上去阐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认为，一是以往的哲学家都是沉浸在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把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看成是历史的起源，不去研究观念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而是从永恒的理念出发，因而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二是以往的哲学家没有把观念看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历史选择和实践基础，不能解释观念被传播和认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不能找到实践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和群体，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马克思认为，思想什么都不能改变，它只有掌握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因此，真正的哲学一方面要了解具体的历史条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强调具体的社会历史特征和条件性；另一方面，要找到实践自己思想的现实的人———历史主体，才能科学揭示自己时代的本质和规律，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批判精神：一是从变化发展中把握事物，不承认任何事物的永久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二是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不盲从权威和权贵，对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理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决定着和体现在其理论的前瞻性和预测性，而历史的变化具有多元性，理论的预测性不能仅仅建立在主观上，建立在自由精神上。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历史的思索，其保守性表现在不想超越现实，认为历史是有终点的，否则无法确定绝对真理；但黑格尔认为绝对真理是通过绝对的精神反思获得的，故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同时，黑格尔哲学又具有合理性，它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历史是感性的、偶然的、单一的；而逻辑是理性的、必然的，历史只在过去的意义上是单一的，而在面向未来时，它是多元的、是有多种可能性的。对历史的反思只能提供认识的主要依据，否则历史只是苍白的、无力的，学史不能使人变的更明智，但反思历史能够使人少犯错误、更好地把握未来。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把未来看成是过去历史矛盾发展的结果，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仅仅是反思历史，而是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类实践基础上不断生成的过程；因此，必须以实践为基础，在对现实历史的总体性批判中，特别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中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无产阶级正确认识社会历史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即“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的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2]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例如：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当资性的资本远远大于物质性的资本，加剧了资本的过剩和生产力的相对过剩所引发的社会危机，这意味着失业人口的长期的绝对存在、失业率上升，人的异化问题、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等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和批判总是内涵着明确的意识形态，即总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
指导和正确的价值指向。三是不怕自我否定的反省意识，这也是马克思思想科学性的依据。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事物、现实，而且对自己的学说也是采取批判的、革命的态度的，因此，它以实践性为主，强调开放性和自我否定性。正是由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现实存在的深刻反思，才得出了社会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结论。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学说看成是绝对真理，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总是在自我否定的反省中不断吸取新成果，以丰富、深化自己的理论内容及其相应的理论形式。正如恩格斯指出：“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马克思思想的意识形态性
认清了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我们就要进一步探讨马克思是如何科学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发展的本质特征的。应该说，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进而揭示出这些意识形态的虚伪性：
1、颠倒性：这些意识形态颠倒了观念和现实的关系，认为不是生活决定观念，而是相反。马克思分析了人们为什么会把这种颠倒的关系和观念内化进思想并产生认同感，因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识的，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颠倒性，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颠倒性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颠倒，把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颠倒，在这种颠倒的意识形态中，工人要产生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故而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的结局只能是唯心主义，没有唯物辩证法就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意识，获得自我意识。
2、神秘性：指这些意识形态的非逻辑性、非理性。它产生的情感共鸣是利益，利益能蒙蔽真理；表现形式是情感，其神秘性表现在用理性的外衣蒙蔽非理性的利益既得形式。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是理性化的、逻辑化的，实质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护。马克思分析了资产阶级在革命时期是如何把本阶级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并用抽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来号召人民起来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又是如何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抽象的原则上升为法律来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合法统治的。[论-文-网Lunwennet-Com]
3、伪批判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宣称自己是中立的、超阶级的；但其立足点是为现实辩护，而不是超越现实，因而其标榜的人民性、普遍性、永恒性都只是意识形态的谎言和谬谈。马克思主要是从历史的虚伪性上来讲意识形态，从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两个角度来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强调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之分，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虚假性和伪批判性中解放出来。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封建主义的残余，强调社会主义思想与人民概念是一致的，无意识形态的虚假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思想，因为国家是实体和观念的总体性。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其合乎逻辑的延伸。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这是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必然逻辑，更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内在要求。可见，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一个生长点。但马克思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并没有言尽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探索，虚伪性只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之一，不等于说没有科学的真正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没有堵塞后人之路。固列宁鲜明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概念和思想，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中国，更强调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批判时所使用的方法，特别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超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和批判一个旧世界，旨在建立一个新世界。邓小平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维护功能和建设功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包括革命主题和建设主题。今天要着重研究建设主题，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维护和建设功能。
总之，由马克思开辟的作为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意识形态，一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无产阶级的，即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这种价值观有其科学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主要是其历史观和价值观；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基础上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就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式。比如，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无阶级性）有科学性，历史唯物主义有阶级性和科学性，都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是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三、马克思思想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当代价值
“冷战”结束后，面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全球化进攻，无产阶级政党之所以无法作出有力反驳，反而在多方面认同，主要是我们不能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正确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虚伪性、神秘性和伪批判性。因此，我们要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分析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深入挖掘马克思思想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相统一的当代价值，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
首先，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指导。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但实际生活中，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现象，要善于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指导作用，即发挥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意识形态一元论的指导作用。影响中国文化建设的意识形态主要有：西方自由化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而是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角色是占统治地位、具有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不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知识，它的科学性是其发挥指导作用的前提，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建学说等各学科组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科学性是其能够发挥指导作用的内在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科学体系是有区别的，因为意识形态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一方面，二者具有本质上的差异性，前者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思想体系，是实践的，可操作的；而科学是一种知识，它不能制度化和规范化。另一方面，二者更新的方式不同，科学要破旧立新，推陈出新，意识形态则是不断的修整，是返本开新，越是离现实近的，越是需修正、需退让，因而是从未来出发去吸收面对现实的东西；科学会过时，而意识形态不会过时，它可以通过修补来适应新形势，具有不可否定性，而科学则可以自我否定、自我证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导和坚持其科学性上要有区别的对待。应该说，成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它的具体结论，而是它的基本立场、基本理论。即它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例如：消灭剥削、压迫、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等）。当然，意识形态的指导也有历史阶段性，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体现在根据其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制定的党在各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法规等制度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正确的，才能坚持；如果有失误，就必须及时纠正，使理论与实践相一致，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内在要求。
当然，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可以争鸣和讨论的。应提倡丰富、发展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提倡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具体理论观点进行挑战和完善，才能始终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的有机统一，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
科学的实践观及其意义篇10
近代科学的发展使教育学带有浓重的实证主义倾向，将教育过程作为训练和控制的过程，〔3〕这种体系兼具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的特色。无论在哪个时代，始终没有正式的承认教育是一门科学。因此，首先需要明确教育的定义，依据教育的概念和要求准确区分教育学的基本理论。然后明确各个基本理论的范畴和作用，在各种理论之间建立联系使之既相对独立同时也互相包容，最后还要确立“教育学”中的科学依据以及相应的规范、价值等要素。教育的发展以将实践教育学作为最原始的教育体系为起点，经历了教育哲学价值观的争论、教育科学的批判、近代科学发展带来的实证主义的影响。而今，教育学最通用的概念是“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动〔4〕”。这个概念将教育定性为“长期教导和训练的目的”，是遵循了近代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兴起的经验实证主义原则，这种主义把处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并力图将哲学溶解于科学之中。研究教育概念，人们通常有一个缄默的假设：教育事实的客观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教育”是用来标志教育事实的，教育概念要抽象和概括教育事实的客观的、本质的特征。〔5〕从这个假设我们可以发现，教育需要用三种理论来加以描述：抽象的教育概念需要哲学的思想去描述，教育的事实需要实践教育学的论证，但其本质特征却需要教育科学来定义。
（二）教育学三大基本理论
杜威对教育哲学下的定义是“就当代社会生活的种种困难，明确地表述培养正确的理智的习惯和道德的习惯的问题，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6〕”这个定义在当时“实用主义”潮流中风靡一时，且不论其正确与否，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出教育哲学在教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教育哲学要求在实践已经形成的教育内容与形式、原则与方法中依据教育环境、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历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方法〔7〕，这就解决了教育领域的多样化和特殊性问题。教育哲学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应对多样化、特殊性以及错误观点时可以起到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它代表着教育学的价值观。大多数学者对实践教育学的观点都围绕着“规范”这一词，其中德国学者维尔曼的定义较为符合理论体系的描述：“实践教育学是一个行为规范或戒律体系，它是规范性的、要求性的、规则性的教育学，其特征是强制性的。”〔8〕如果要更加深入的分析实践教育学，必须明确三个问题：一、它对什么做出规范？二、它为什么要对其做出规范？三、它设定了什么样的规范？第一个问题针对的是教育科学，更加准确的说是教育科学的体系和实践过程中的行为。第二个问题是自教育科学的提出以来学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因为实践教育学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理论和行为指导。因此在找出教育中的科学后，我们有必要对教育科学引发出来的种种行为进行一个约束，这里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教育科学的实践，它代表着各种教育活动实施的向导。第三个问题可以用一句话回答：“实践教育学的内容取决于社会、文化状况及其成员的意识形态，它包括道德规范、技术规范和事实阐释，诸要素在实践中有机地联系起来，服务于一定的目的。实践教育学必须为教育者提供一些转换措施，它充当着科学和教育者在特定情景中的实践取向的中介。”〔9〕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实践教育学是对教育学的规范，体现在道德、技术、事实阐释等方面，是科学与实践的连接性质的理论。教育科学是迄今为止争论最激烈的科学理论，支持实践教育学的学者始终认定实践教育学才是科学。这个现象用一句话描述再合适不过：“人们对教育的科学性的怀疑日益强烈，‘几乎没有一门其它科学像教育学那样，其非科学性的空话，热衷于偏见和教条式的议论比比皆是’〔10〕”。这个现象的产生是近代实证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过分追求哲学思维刻意将一般的科学事实描述成难以理解的概念，已经偏离了最初教育科学提出时的设想。布雷岑卡认为教育科学是一种与教育哲学相包容、对教育不做规定的仅出于把握文化现象的这个目的来勾画教育的一类理论。这个概念体现了教育科学的特点：一、它与哲学相包容而不是被哲学所左右；二、它对教育不做规定有别于实践教育学，它不是规范性的理论；三、它的目的是把握文化现象，而不是依附于文化亦或是企图改变文化。〔9〕
（三）三大基本理论共存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