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定义篇1
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基础是人的关系性，其道德诉求是中道原则;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坚持延伸的利他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生态经济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遵循对立统一原则，其终极目标和根本动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规范是节制、适度原则。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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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定义篇2
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人类多极化世界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是由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
当前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状况是什么呢？人类市场经济正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
人类的极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人类板块经济是以高度发达城市的市场经济为核心和主导，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到由世界自然物质板块所决定和构成的人类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并以此为根本基础实现多国经济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区域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历史产物。人类在客观的板块经济高度同一的大市场基础上构成人类高度统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构成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高度同一的大市场，不是区域经济条件下多国市场的组合，而是板块经济基础上各国货币税收财政甚至社会保障与安全乃至在政治上实现高度同一的市场经济联合体，这个联合体是根本同一的市场经济内部多国经济与政治的高度联合与统一。
当前人类板块经济主要有两面大类：一是北美经济板块，东亚经济板块与西欧经济板块；二是俄罗斯经济板块，南美经济板块，南亚经济板块及非洲经济板块。
人类世界的板块经济是人类世界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与必然阶段。在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人类经历了两个基本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与人类工业社会化商品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
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是指人类封建社会及其以前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其社会的物质生产是自然方式的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社会生产力低下，剩余产品少，市场规模小，市场以自然物质产品与小手工产品的交换为主。在人类自然物质生产客观历史发展阶段，由自然物质生产本质所决定的人类自然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主导的经济，自然物质生产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自然物质生产与自然经济客观历史的补充。
在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城市规模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必然产生人类社会市场需求与生产力低下的人类自然物质生产的矛盾。人类市场经济商品生产的客观历史发展必然变革人类小生产自然物质生产方式与物质生产力，必然产生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
在人类工业社会商品生产基础上产生了人类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以小商品生产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人类自由资本主义。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以城市为中心和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了资本主义根本统一的国家市场，在此基础上产生垄断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国内市场需求与资源的制约，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产生了掠夺世界资源与市场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矛盾必然产生世界帝国主义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市场经济和平发展。人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以大江大河大海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经济发展阶段，此即是以区域市场为核心的人类区域经济发展阶段。这种由多国经济构成的区域经济并不是建立在高度同一的区域市场基础之上的经济共同体，而只是在客观的区域经济基础上多国经济自然的区域组合。人类的区域经济存在众多的市场障碍，人类的区域经济只能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
在人类工业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基础上，人类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产生实现人类区域市场联合统一的人类板块大市场并在此基上必然形成实现人类板块市场高度同一的人类板块经济。
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人类的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
当前人类区域经济正处于联合之中，人类板块经济正处于构成阶段。
当前构成世界市场经济主体的有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一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经济板块，包括加拿大；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包括中日韩朝及东南亚，日本地域狭小不足以成为单独的经济板块；三以西欧为核心的经济板块包括欧盟其他国家。北美经济板块已经建成。
欧盟正大力加强作为板块经济根本基础的统一市场建设，已建立统一的货币，欧元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流通货币，欧盟宪法已经产生。一个散破分裂战乱的欧洲正在凝结成一个强大的经济板块，这是欧洲客观的经济板块运动，是欧洲历史上极其深刻伟大的革命。
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亦处于客观的板块经济深刻的历史发展变革之中，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板块。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的组成方式必然是各具特色的。
世界的板块经济决定人类世界进入和平与稳定发展的新时代。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共同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主体，共同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
世界三大经济板块是以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是相互竟争相互联合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不断融合的统一的整体。世界三大基本的经济板块决定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是决定世界和平与发展稳定的基本的新三角。
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的发展必然实现世界三大基本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实现世界其他经济板块的大联合，必然形成整个世界高度同一根本统一的大市场，人类在此客观基础上必然实现人类市场经济的高度统一，必然实现人类世界的大联合。
人类在世界根本统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实现人类伟大的理想--世界大同。
板块经济理论的意义 一，板块经济理论是全新的关于市场经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重要的客观历史地位，揭示了市场经济与世界大同人类伟大理想的客观内在联糸；
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正视人类客观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要对人类的历史妖魔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客观历史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实现人类市场经济高度历史的发展；
三，要实现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客观作用必须大力加强世界的市场经济建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规范世界的市场经济，大力发展世界的市场经济，推动世界经济与历史的发展；
四，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是构成统一世界市场经济的基础。人类只有在稳定发达的世界板块经济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世界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人类的板块经济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同一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各经济板块相互竟争相互依存相互对立相互联合。开放一切市场，一切资源归市场所有。人类在世界市场基础上无需用武力开拓市场与资源，需要的是在高度开放高度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展开和平的竟争；
五，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经济板块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经济板块及以西欧为中心的欧盟经济板块是构成世界市场经济的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主导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构成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基本的大三角力量；
六，板块经济理论揭示所谓一极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板块经济决定多极世界理论的客观正确性，世界需要民主与合作，特别是三大基本经济板块之间更需要大力的战略合作，世界三大基本板块在共同开发世界市场，发展世界经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负有巨大的共同的战略利益与职责；
七，大力发展板块经济。在三大基本板块经济中北美经济板块已建成，东亚经济板块与欧盟经济板块正处于建设之中，应适时代与历史的发展主流加速发展；
八，统一独立的欧盟是欧洲复兴的历史必然，欧盟诸国应认识到自已历史的职责，加速统一进程，加强独立性，大力发展欧洲经济；
九，日本属于东亚经济板块，这是客观的历史必然，日本应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回归东亚，中日联合，共同实现东亚经济板块与世界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十，台湾是不言而喻的。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是东亚经济板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台湾如何分裂，他都分裂不了。台独分裂中国只能是绝路。分裂中国就是从东亚经济板块分割出去，这同样是一条衰亡的绝路。台湾人民应看清历史的大趋势，认识到民族的大义，弘扬我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坚决反对台独，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板块经济理论揭示东亚经济板块必然是世界最发达最繁荣最强盛的板块，中国必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复兴！
关于板块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区别
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形式，板块经济是人类市场经济客观历史发展的高级阶段。区域经济亦是建立在自然区域基础之上的，板块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形式。板块经济是在自然板块基础上市场的同一税收的同一甚至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统一体。区域经济则不是这样的不仅规模小得多，而且区域经济只是自然区域经济的联糸而不是统一，更重要的是板块经济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人类板块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建立世界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法律与制度。
世界的大同首先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同一，是共同的统一的市场，是世界资本劳动商品及资源的市场统一，是世界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的同一，是世界法律的统一，是世界安全与军事的统一。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3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4
一、对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理解
新《合同法》是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三法合一而集成的合同法律规范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合同法》中没有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概念，但是为了学习和理解《合同法》，从理论上弄清合同、民事合同和经济合同的不同含义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什么是合同？著名的英国法学家，世界公认的合同法权威布莱克斯对合同下了一个定义：“合同是两个或多人之间，就某特定事项行为或不行为所达成了一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1]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佟柔、赵中孚、郑立教授指出：“从广义来说，凡发生某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统称为合同，如师徒合同、劳动合同等；从狭义来说，专指产生民事立法上债的法律后果的协议，亦称债权合同。”[2]台湾法学家、东吴大学教授杨桢先生对合同（契约）的定义是：“契约一词，一般乃指二人以上，以发生、变更或消灭某项法律关系为目的而达成协议。”[3]著名民法学家王家福、谢怀栻等指出：“经济主体之间经过协商签订合同所建立的经济流转关系，获得了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称为合同关系。”[4]可见，合同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合同包括民事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劳动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劳动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经济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经济权利与义务的协议）、行政合同（即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行政权利与义务的协议）等等。狭义合同专指民事合同。
民事合同是遵循平等协调、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公序良俗原则签订的，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民法精神，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政府、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在我国，民事合同是民法体系中债法的主要内容。自古罗马法以来，民事合同一直是调整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和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转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本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世界性的大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根源，主张扩大国家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导致了对待合同的社会见解和立法方针的根本变化。于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种相对独立于民事合同的新型合同——经济合同。
在我国，50年代由于政府经济职能扩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实行；经济合同主要作为实现国民经济计划的工具而存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我国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应当说这部经济合同法虽有民法规范的内容，但主要表现是经济法规范，带有经济政策性和计划性特征，因此将其纳入经济法体系。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经济合同不是走民事合同与经济合同分立的思路，不是把作为经济法体系的经济合同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而是将经济合同法修改为商事合同法。现在新《合同法》实际上是一部在《经济合同法》基础上进—步完善的“民事合同法”，但还不是一部彻底的“民事合同法”，其中不乏“经济合同法”的痕迹；我们认为，新《合同法》颁布后，“原先的‘经济合同’虽已蜕变为民商事合同，但仍需要在经济法范畴内重构能够对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进行调整的合同制度，故有必要对经济合同重新定位，将其界定为‘政府’经济合同，即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体现政府意志或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合同，在此基础上完善经济法对它的调整。”[5]
二、新《合同法》与经济法思想
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说：“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等等；但是这一形式既不构成自己的内容，即交换，也不构成存在于这一形式中的人们相互关系，而是相反。”[6]这二论断精辟地阐明用了市场经济关系决定合同、合同法产生和发展的原理。因此，我国合同法决定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合同法律形式决定它的内容。归根到底，我国新合同法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所决定的。现代市场经济，都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宏观调控更加自觉有力。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人，具有维护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这种为管理和协调经济活动的公共权力的合法与适当行使是经济法的主要任务。按照经济法思想，现代市场经济生活中客观地存在着一种不同于民事合同的经济合同，这种经济合同是经济法用以管理与协调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的一种积极手段。正如英国法学教授、牛津大学圣约翰协会会员p.S.阿蒂亚在其《合同法概论》一书中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经黯然失色了，这标志着人们已不再用老眼光看待法律。合同法已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其主要作用仅是执行当事人经选择而达成的协议的一种工具。现在的趋势是把合同看作达到公平的一种积极的工具。”[7]这位法学教授接着说：“今天，人们一般认为，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常常是无可非议的，即使从纯粹的经济理由上看，也是如此。……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非是要破坏这种自由市场，而是要支持这种自由市场。当然，对契约自由的合法干涉，并不总是用来调整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平衡。例如，为各种经济目的，如控制通货膨胀而制定的立法现在并不罕见，这些立法对限制契约自由也起了很好的作用。”[8]承认和赋予政府有关部门在职权范围内依法对重大经济合同进行管理是经济法的思想；运用经济立法确定诸如供用电、水、气、热合同、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运输合同、技术合同和融资租赁合同等的法定条款用以对合同自由进行限制也是经济法的思想；维护合同的公平与公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经济流转的安全与效率，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些作为经济法的任务之一，也体现经济法的社会责任本位思想。经济法的上述思想不仅体现在新《合同法》总则的“一般规定”和“其他规定”两章的具体条文中，而且也反映在合同法分则的部分条文之中。
总之，新《合同法》虽然在第二条明确界定合同为民事合同，但由于整部《合同法》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它不能不体现出某种经济法思想。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5
关键词：经济法价值，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经济秩序
价值是法律科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法律史的各个经典时期，无论是古代或近代世界里，对价值准则的论证、批判或合乎逻辑的适用，都曾是法学家的主要活动。”[1]古今中外的学者通常认为法的价值包含秩序、正义、公平、效率、安全、自由等方面，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现代社会中，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是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维护公平竞争关系、组织管理性的流转和协作关系的法。经济法的价值则是经济法通过其规范和调整所追求的目标。[2]学者们对于经济法的价值，已多有阐述。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在于“整体效益”；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社会经济福利价值和经济民主价值两方面；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价值包括工具性价值-结果公平、经济安全与体制效益，目的性价值-可持续发展。[3]上述观点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反映出经济法的某种价值属性。然而，毋庸讳言，它们却或多或少存在以下问题：沿用法哲学通用的概念，却不曾赋予其有别于一般意义法的价值的特别意义与属性；未能通过将经济法价值与邻近法律部门（尤其是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对比并有效区别，从价值角度来突出的经济法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独特的存在意义。只有把握经济法独立的内在价值并与其他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的价值相区别，才能从理性和逻辑的高度确立经济法的独立地位，为实现经济法律体系内在和谐统一奠定基础。[4]鉴于此，笔者倾向认为，经济法的价值表现为实质正义、社会效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并在本文中试图将经济法价值与一般意义上法的价值以及邻近法律部门，主要是民法和行政法的价值进行比较，以论证经济法独特的存在价值及意义。
一、实质正义
自从人类社会发生公正与不公正的社会问题以来，正义一直被视为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法一直被视为维护和促进正义的艺术或工具。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和法学家强调，正义是法的实质和宗旨，法只能在正义中发现其适当的和具体的内容，也只能在正义中显现其价值。但是，“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protean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5]从法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看，思想家与法学家在许多世纪中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的“真正”的正义观，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正义意味各得其分，各得其所；正义指一种德行；正义意味着一种对等的回报；正义指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指某种“自然的”从而也是理想的关系，指法治或合法性，指一种公正的体制，等。在上述诸种正义观中，社会体制即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具有决定意义，[6]是首要的正义。而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社会各种资源、社会合作利益和负担的分配方面的正义，即实质正义；其次是社会争端和冲突的解决方面的正义，即形式正义。
近代法尤其是近代大陆法系或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的校正正义中发展出来的形式正义，其要求同等的人受到同等的对待。众所周知，在各个法律部门所确立的形式正义是以民法为典型代表的。民法的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从根本上说，是与法律的普遍性相联系的，其以个人主义为指导，以抽象的人格平等为假设条件，强调机会均等，一视同仁，提倡对所有的人普遍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民法形式正义的价值取向表明，民法试图用自然法来建立永恒不变的法律与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与此同时，民法的正义价值又承认市场主体起点不平等的合理性-只要这种不平等不是市场外的因素造成的，他们之间的交易就是公平的。[7]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日益复杂，国家积极地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同时人们之间的能力、财富等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别，如果法律严守形式正义的需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也就必然导致、甚至加剧竞争结果的实质不平等。面对这些问题，以形式正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民法无力解决，从而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的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产生于国家不再任由纯粹司法保护自由竞争，而要求通过法律规范以其社会学的运动法则来控制自由竞争的时候。”[8]相对于民法的形式正义而言，经济法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从理论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过程中，其强调针对不同情况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调整，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经济法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同时随着法律调整手段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以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而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也针对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要求法及其调整所具有的能动作用、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实质正义的法律调整手段之多样化，更表现为经济法为了纠正社会不会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9]从实践角度讲，经济法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亦努力平衡各种市场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维护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福祉。一方面，经济法从市场规制角度出发禁止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破坏竞争秩序的行为以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对市场交易主体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给以特殊的保护，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和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经济法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通过金融、税收、产业指导等经济手段引导市场主体作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选择；规定企业、金融机构等权利义务，促进社会经济收益的公平和社会分配的公正。
法的根本目的在于正义的实现，行政法法也不例外。然而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与经济法又有不同，其对行政程序正义更加关注。美国著名的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精辟地指出：“行政法的要害不是实体法，而是程序法”。现代行政法是通过对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程序的规范和制约，最终达到行政法控权的目的的。一个行政机关，权力即使再大（如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果其行使方式有严格的程序规范，遵守一整套公开、公正、公平的程序规则，其对相对人权益的威胁并不是很大；相反，即使其权力很小（如仅可对公民进行小额罚款），但如果其行使方式没有程序制约，可以任意行为，其对相对人权益亦可能造成重大威胁。[10]“行政法的基本目标是在公民受到不法行政行为损害时为他提供充分的救济。”[11]正是在这种价值理念的指引下，在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中，行政法对正义价值的追求不体现在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正确与否，而体现在防止权力在适用这种手段的过程中被滥用，并以有效的方式来监督权力的行使。显然，行政法对程序正义价值追求是有别于经济法的实质正义价值的。
二、社会效益
效益（效率）作为经济学上的概念，表达的是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其基本意义是从一个给定的投入量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即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同样多的效果，或以同样的资源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效益作为一种法的价值目标导入法学领域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律经济学的勃兴。从法哲学角度讲，所谓法的效益价值是指法能够使社会或人们的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而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人们对效益的需要的意义。[12]法的效益价值在于利用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方式，来规范资源的有效配置，及利用法律的有机作用促使效益结果的出现。法律不仅要以自由、正义、秩序、安全和平等为指向，而且要以效益为皈依；法律所指向的自由、正义、秩序等价值之实现性是建立在法律效益前提上的。法律效益作为现实的法律价值，总是与某种评价相关联的，包括个人效益价值和社会整体效益价值；其中法的社会效益外延十分广泛，主要表现为权力运用效率的提高、社会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13]
民法是市民社会的法。而市民社会是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有学者认为，在民法的规制与引导之下，个人自由竞争成为规范经济活动之高度有效手段，可以将劳动与资本引导至能产生最大利益之场所，实现对资源分配及利用的低成本、高效率，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14]可见民法根源于社会分工、个人占有和个体小生产，它追求的价值目标虽然也是效益，但其却是以个人利益的基点的，它确认和保护单个经济主体依照自主意志与市场规则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它的效益价值追求的是个体的、微观的经济效益。一般而言，民法的个体效益价值追求在法律上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法规范不应为主体行为设置人为障碍，不得使主体的交易成本无谓增加；二是民法规范应该尽量增加或保护交易的达成，而不是减损主体的交易机会。[15]基于民法对个体效益价值的追求，按照亚当？斯密之观点，个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最终会促进实现社会的财富最大化。换言之，民法的价值取向是充分保证个体效益的实现，而对社会效益的维护则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调整个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来实现个体与社会效益的平衡。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自身固有的缺陷，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帕累托最优”。面对市场失灵，面对“对个体利益的无限追求反过来会扼杀个体利益”的悖论，[16]虽然传统民法亦作了一些修正，如对契约自由作出了限制，从过错责任发展出无过错责任等，但其自治性的性格及个体本位的价值取向使其无力解决效率与公平、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等矛盾问题。于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应运而生。
经济法自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效益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经济法根源于集体协作、共同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其效益观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在于它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7]具体而言，经济法把对经济主体行为的评价视角从自身延展到整个社会，也就是说，经济主体追求效益的行为，必须置于社会效益之中来认识和评价，只有符合社会效益的行为，才能得到肯定。经济法从社会效益的需要出发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即通过经济法的一些强制性规范来规制经济生活，重新确立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界定经济个体活动领域和行为方向。[18]经济法对社会效益价值的追求，要求个人经济行为与社会总体的经济发展相协调，其不是追求每个市场竞争主体的个体利益最大化，而是侧重于促进市场的整体运行效益、调控个别、微观经济效益以取得国民经济整体效益最优，另一方面，经济法亦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各种手段防止“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状态的出现，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从而为每个市场竞争主体自由竞争以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有力保障。总而言之，“经济法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统一的法”。
行政法对“效益”的价值追求与经济法、民法有着明显区别。行政法调整的主要是行政管理关系，其并未直接介入生产过程，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而且其在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过程中都以消耗社会物质为代价。因此，行政法并不以“经济效益”为其价值追求，而是以努力提高行政效率为其价值取向。在行政法规制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过程中，一方面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作出行政决策时尽可能减少误差，做到行政管理活动的效果与管理目标之间的一致或基本一致；另一方面，也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在工作中提高工作效能，加快行政行为的进程。行政法在提高行政效率价值取向的指导下，通过行政决策的准确化和工作效能的提高，不仅减少行政管理过程中的物质消耗，而且也间接地改变再生产过程中社会资源的占用和消耗同所提供的劳动成果的比率，从而对社会经济效益的增长起到积极作用。[19]
三、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统一
自由是人生而具有的属性。从哲学角度讲，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自己相信是在行使自己的意志，其是对血缘、宗法联系、思想禁锢和专制政经体制之解放。法律上的自由是对自由的设定和保障，是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活动的权利。而秩序从广义而言是指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性现象，某种程序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征。自由与秩序本身是一对与生俱来的矛盾。当放任、无度之自由破坏了由一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作为社会之人与人的正常秩序之时，法律就必须发挥其强制作用，规制自由以恢复秩序。法律，甚至于社会都是在“既定之合理秩序对社会个体不时发生的自由冲动构成约束并予以匡正，而社会经济发展不断引起新的自由要求，又对旧的秩序时时构成冲击”[20]的轮回中而不断发展与进步的。自由作为传统市民社会的基本精神，天然地贯穿于市民社会的代表法-民法之中。民法所追求的自由带有浓烈的市民社会个人主义的色彩，这突出表现在民法最基本原理-私法自治原则中（它是建立在19世纪个人自由主义观念基础之上，即依个人意思形成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民法自由始终以个人权利的弘场为最终目的，其基本内涵在于：一是行为自由，即民事主体可以支配自己的经济活动方式，选择做或不做什么；二是意思自治，即要求任何主体在经济活动中都仅依自己的个人意志决定行为的内容，排除任何形式的意志强制。[21]当然，民法对自由价值的追求并不排斥其对秩序价值的向往。在“让市场机制自主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运行的良好的状态”的经济学观念的指引下，民法试图在无任何外力干预的市场经济自然秩序状态下，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主体的自由，即为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以保障和实现人们最大的经济自由。
过于理想化的东西往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19世纪末期当垄断等出现之时，民法所热切追求的经济自由与自然经济秩序的和谐状态即宣告终结。自始就将公与私融为一体的经济法，在自身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独特的价值追求中，开始重塑市场经济的自由与秩序的和谐与统一。如前所述，经济法以实质正义和社会效益为其价值取向，在经济法对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价值追求中，实质正义与社会效益价值亦发挥了其应有作用。例如，经济法在自由价值的追求中，多数情况下它总是表现为以适当牺牲个人自由去争取社会自由，以此实现社会效益和实质正义。社会整体的自由不仅是经济法独特自由价值取向追求的结果，更可以认为其表现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整合选择度的延拓为目标，更强调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应有广阔的空间。可见，经济法所追求的自由与秩序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和谐的。现代经济法更是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的法律手段，经济自由是其出发点和归宿；通过为保障和实现经济自由而采取干预、限制的手段，以达到一种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从而实现自由与秩序之平衡。经济法对于经济自由和经济秩序之统一性与和谐性的实现，在于经济法是一种将代表“公”的国家意志渗入经济关系之法律制度化的产物。[22]为实现这一目的，要求经济主体按照经济法制之规定，保证其行为之合法性，彼此间形成规范的相互关系，消除任何主体在市场活动中对自由之不当限制或无度妄为；要求国家经济机关积极执法，严格遵守法律约束，不得利用经济权限使经济主体承担不法义务或侵害其权利，并克服政府经济管理中非理性之任意；要求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保证经济司法之合法性。
现代行政法的“控权”为其理论基础，其核心内容自然是行政职权的赋予、行使及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法律责任。因而，在自由与秩序的价值选择中，行政法往往侧重于对“秩序”的追求。行政法在立法中合理设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公平分配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行政执法既要求公民服从行政权，又掺入民主与公平的机制与因素，以保证权力的正当使用；而行政救济则是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或行政权滥用的监督和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可见行政法的“秩序”价值的追求处处表现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在权利上的动态平衡之中，而行政管理的井然有序正是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一般意义的法以及民法、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差异，是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在法律体系中必然分野的根源所在。这不仅决定了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各自迥然有异的法律精神与基本观念，从而使它们在根本价值取向或法律理论上大异其趣。由此也突显和验证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和在现代法律体系中的独特的存在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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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定义篇6
【关键词】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
【正文】
经济基础是唯物史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于夺取了政权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来说，如何理解经济基础，直接地影响到怎样理解社会主义和采取什么样的方略来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依法保护非公有经济、使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已经载入我国宪法的今天，我们的一些哲学教科书仍然重复着曾被歪曲和误解的经济基础概念，相当一部分同志仍然循着旧的思维模式来看待和理解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一些重要的理论分歧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因此，有必要重新提及我国理论界关于经济基础的讨论，并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厘定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概念。
一、实践的回答
我国理论界对经济基础的讨论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前夕，长达十余年。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段名言中“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一种意见认为是一定社会中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种意见则坚持，经济基础不是指一定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指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即所谓“单一经济基础论”。后来，“单一经济基础论”占了上风。从1962年艾思奇主编的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到今天的数十种版本的哲学教材，都依然在重复着“单一经济基础论”。现在是到了彻底打破这种思维定势的时候了。
理论的结论不应与现实相矛盾，被实践证明是不符合现实和实际的理论只能被认作是错误的理论。实践既包括历史的事实，也包括当下的实践后果。那么，历史上可曾有过单一经济基础的事实？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其生产力的发展都带有一定的不平衡性，所以总有自然形成的各种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在封建社会中，既存在前封建的生产方式，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商品经济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早期，遗留的封建经济因素也是很多的，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因素。即使发达的资本主义，也不能说在经济上就全然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少还存在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经济基础作为一个历史观的基本范畴，是以历史上业已存在过的经济事实为依据的，其实马克思早已对这一点有过明确的昭示，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即是一切社会形式中总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和特点，就是由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也主要是由它们来说明的。
确实，马克思也用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方式”、“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些概念，这是特指那种以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这里我们必须明确地把这么两个概念加以区分，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一个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定阶段、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或经济结构，后者则特指以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为核心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属于主要矛盾，但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就只是由它构成，是它的几个方面的总和。如果这么理解，就势必会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势必会造成一种理论困境。第一，无法理解和说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例如，既然封建社会只以地主占有土地的生产关系为其经济基础，而把手工业、商品生产等都排除在经济基础之外，成为非经济基础的存在，那封建社会的这个经济基础怎么变更，才引起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代替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呢？第二，难以解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何以有自己的特点的问题。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在经济基础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统治地位，而英国的资本主义与法国的资本主义就不相同，法国的资本主义与日本的资本主义也有区别。造成这种差异，除了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之外，更为重要的还是各自经济基础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其他生产关系的比重以及彼此之间的特定结合方式。
同样的道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应作出这样的区别。不幸的是，我们过去未能意识到这种区别的重要性，甚至还有意地抹杀和混淆这个区别。我们离开了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状况，离开是否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这个最基本的标准，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来理解阶级、剥削现象，片面地夸大非公有经济的危害性，过度地排斥、压制甚至干脆消灭各种非公有经济成分，试图建立一个以纯粹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其后果是我们大家都明白的，导致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拉大了与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
如果说改革前中国国民经济的濒临崩溃从反面证明了“单一经济基础论”是错误的，那么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果，实际上则从正面证明了“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正确性。没有对非公有经济的解禁，没有非公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肯定不会取得今天这么大的成就，我国的经济发展也肯定不会有今天这么大的活力。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把非公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有益的补充而加以肯定和保护，在单一所有制下就不会存在市场和竞争的必要性，恐怕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提出，改革开放的过程无疑会更为迟滞、更为曲折。
二、从“三个有利于”标准看“综合经济基础论”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一贯认为，社会主义要搞公有制，但不能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公有制。在农村改革的方向问题上，在关于特区建设利用外资的问题上，在关于是否限制私人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特别是关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当时党内党外在认识上都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分歧，邓小平审时度势，先是要求“不争论”，干起来，看一看再说，“拿事实来说话”，后来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批评了关于抽象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提出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的政策和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发动了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
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阻力和艰难曲折的过程，其中既有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也有因为受旧的社会主义观念束缚的人们的反对，还有在改革策略和方式上不同意见的争执而造成的困难。反对者的理论旗帜自始至终都很鲜明醒目，这就是捍卫和维护社会主义；反对意见的攻击点也很集中，这就是改革削弱了公有经济，从而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埋下了隐患，甚至直接危害了政权的巩固。他们的理论基础就是单一经济基础论，既然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那么允许、扶持、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各种政策就都是削弱公有制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就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政策。姓“社”姓“资”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这个问题的表现形式。
改革开放20年，以单一所有制的“一大二公”理念为蓝本的计划经济体制遭到了根本的否定，单一经济基础被“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所代替，非公有经济成分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多种经济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无法撼动的现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新通过的宪法也以最权威的形式肯定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化和深化，如果我们用“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单一经济基础”和“综合经济基础”的争论，答案就很明确。单一经济基础论是把社会主义纯粹化理想化的结果，同时又是论证纯粹化的空想色彩浓厚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理论基础，是建立“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论依据。它不仅不适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结果，依此理论形成的治国方略和建设实践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走了很大的弯路，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既是对实行了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也是对空想式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治国方略的革命。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经济格局，针对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和经营体制的共同存在，积极发展各种个体经济，允许国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办厂，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规模。由于这些政策符合中国国情，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改善，激发和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
“综合经济基础论”最初是作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提出者那里，只是意味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是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旦完成了过渡，似乎就该是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了。换言之，这种理论确实带有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证的味道。在理论上探讨经济基础问题并论证“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比仅将综合经济基础限于过渡时期，属于一种特殊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观点来，无疑是更加深入了一步。但其中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当时人们都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具有长期性，更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还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因此，笼统地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多种经济成分的综合，就难以把问题讲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为人们理解“综合经济基础论”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既然社会主义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分，在它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并且发展很不平衡，为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就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从公有制在质上占统治地位，由此以保障国家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到在量上扩展到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直至最后消灭非公有经济，这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换言之，单一经济基础作为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有它的合理性，而把它作为现阶段就要实现的任务，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当年“单一经济基础论”成为“正统”的权威哲学教科书的观点，并非因其更有根据、更具有说服力，而主要是非理论的原因起作用的结果。一旦成为了“正统”，便借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渠道大规模地向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们进行灌输，时间一久，便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今天，我们一方面在改革实践中现实地变革着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单一经济结构，寻求着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另一方面在各类学校中却继续教育着学生们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脱节和悖反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7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本质；危害；应对策略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的近半个世纪一直处于受冷落、受排斥、被边缘化的境地，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长达数年的经济“滞胀”时期，国家干预经济政策失去功效，宣告了凯恩斯主义时代的结束。受冷落及边缘化的新自由主义，随着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的上台，开始粉墨登场，并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地推行。当前，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实现了全方位、多领域的渗透与侵蚀。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清晰地看到其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产生的不利影响，未雨绸缪、提前做好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防范，有助于我们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助于我们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理论观点和本质特征
新自由主义并非是一个全新概念，它是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而言的，是古典自由主义在当代的变形。新自由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洛克的分权思想、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相互制约思想和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思想。
1．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欧洲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这次论战无果而终，然而却揭开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但是，30年代的大危机、大萧条，彻底揭示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依据的“罗斯福新政”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扭转了经济颓废的局面，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执政的理论根基。新自由主义则进入了长达40年的“冬眠期”、理论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根据凯恩斯主义所实施的经济政策，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滞胀”问题。在这种大环境下，新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开始成为指导“医治”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救命稻草”。在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两国政府都明确提出把新自由主义作为本国的经济纲领，新自由主义进入勃兴时期、实践突破时期。新自由主义，绝不甘于仅仅成为英美等少数国家的意识形态，而要成为全球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与辐射力，美国的经济政策调整对其他国家确实有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严重打击了新自由主义，使之开始走向衰落，其真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世人所熟知。
2．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新自由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完善，学派林立，观点众多，思想繁杂。但其主要理论观点如下：在经济理论方面，主要继承与发展了资产阶级的自由经营、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思想，并走向极端，大力宣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2］13。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否定集体化、公有制，认为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会降低生产率，使经济变得更糟；否定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必然导致极权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1］34；否定国家干预，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都会影响生产效率，损害经济利益。在对外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新帝国主义”，极力鼓吹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2］13。这个全球一体化，不是简单的经济一体化，而是覆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一体化，甚至“美国化”。
3．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特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层建筑和一种舆论宣传工具，追根溯源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新自由主义理论，借助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利用各种经济手段、政治手段，达到控制其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目的。总之，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国际金融资本向全球扩张的理论体系［2］47。
二、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在现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占主流地位，有很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从根本上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学说作为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
1．对于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根基上的“市场万能论”和“市场神化说”的宣扬。我们切勿盲从和跟随，谨防陷入其误区。市场经济制度有其独特优势，尤其是在资源分配、科技发展、能源消耗方面有很高的效率，但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也缺陷巨大，会造成两极分化、垄断加剧、社会矛盾尖锐等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新自由主义极力倡导一切由市场来决定，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因此，我们要做好扬弃，吸取市场经济作用的优点，去除其缺陷和弊端。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特点和特色，不崇媚扬外，不固步自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自我完善与发展，立足国情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2．新自由主义强化了虚拟经济的效应，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动荡。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恶意推行及其畸形发展，引发了诸如次贷危机、经济危机等各种危机，增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已经出现初步的泛金融化现象，虚拟经济逐步取代实体经济成为利润的最大来源，导致实体经济的萎靡和经济增长的停滞；新自由主义误导了中国股市，加剧了股市恐慌，增强了市场不稳定因素。因此，我国要完善金融市场制度以及配套法律法规，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和管理，逐步降低经济金融化的程度，使金融资本回归到为实体经济提供“血液”和动力的原始定位上来。
3．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坚持双重标准：对自己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却要求我国禁止贸易补贴，坚持贸易自由主义。这种无视我国民族工业基础薄弱的事实，还肆意打压、进行反倾销调查、加大惩罚性关税的做法，难道这不是当今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新策略、新手段吗？因此，我国要冷静应对、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充分利用贸易规则、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创建自主出口品牌、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等。近年我国倡导创建的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发展理念，打破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围追堵截，有利于维护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4．新自由主义误导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方向，放缓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抵挡住了欧美国家在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侵蚀。这其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欧美国家舆论宣传和实践操作的马前卒“功不可没”。新自由主义对自由市场机制倍加推崇，大规模地削减政府公共开支，减少社会福利投入，致使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作用减弱、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增多。因此，我们只有继续稳步推进所有制改革，调整改革思路和方向，凝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坚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形成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合力，才能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回归到良性轨道上来，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策主张、一种政治手段，体现的是英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主流思想和执政理念。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化这一契机，在全球范围内肆意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迫他国就范和践行，给他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们要时刻警惕新自由主义给我国带来的政治方面危害，做好防范和应对工作。
1．新自由主义使政府完全被金融资本所绑架。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推广，使资本过度集中和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萎靡不振，游资和热钱无孔不入，导致金融资本异化。然而虚拟经济颠覆实体经济这种非常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金融资本也不再是实体经济的动力和保障，反而左右着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注重GDp的增长，而要兼顾方方面面。因此，我们要及时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的意识，搞清政府、市场、资本之间的关系，完善金融制度和加强金融监管，有序地去杠杆化，维护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持续健康发展。
2．新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本主义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推行私有制，否定集体化、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等“软战争”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在现阶段，确实是在弱化，但并不是不存在，一直在暗流涌动，随时就有波涛汹涌的时刻。对此，我们思想上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行动上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建设一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理论根基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理论的话语权建设；使“中国模式”越来越被世界所认可和接受，使“中国梦”越来越被世界所理解和尊重。
3．新自由主义使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发挥到极致”。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把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丛林法则”拓展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一切以利益优先，这样，义务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就会无人为津；航天与空间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尖端科技就会裹足不前；地铁、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停滞不前。同样一些公益性的事业、投入大回收慢的工程，仅仅依靠市场驱动，是很难有私人资本愿意去主动介入的；只有依靠国家资本强有力的投入，才能保证这些大国重器的发展和进步。这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缺陷暴露得淋淋尽致，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超前性。
4．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的改革方向。建立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教训。这其中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最引人注目，它直接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经济的衰退，失业的增多，贫富分化的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因此，推动国有企业的大规模私有化，不能很好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提高生产力，不能很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也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我们的国企改革要吸取俄罗斯国企改革的教训，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四、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危害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一种思想体系，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思维习惯、生活方式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同时，新自由主义也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来说，是维护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是它们全球扩张的工具和手段，与我们的国家利益以及对外政策是相冲突的。因此，新自由主义传入我国，也对我国社会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1．新自由主义不关注人类的长期、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只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期效益，而忽视社会的长期综合效益，不关心个人、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之间的良性协调互动发展。新自由主义把各种各样的自然资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只顾一味地开发、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从未思考怎样去合理开发利用、去保护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馈赠、去保护后代人应该享有的自然资源财富。践行新自由主义实践的拉美国家，由于全面私有化，政府缺少有效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自然资源过度开发与掠夺……这与我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思路格格不入。
2．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失业人口日益增多。根据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自由放任的、不受政府监控的市场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而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且会越演越烈；也会导致商品生产者采用大规模的机器设备、减少人力成本的投入，这又会导致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还体现在财富分配的公平合理。我国应加大扶持“双创”工作，加大政策实施的力度和广度，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增强社会福利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发展；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好各种税收机制，调节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使之不能过于悬殊，维护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3．新自由主义过分宣传绝对的个人自由。欧美的个人主义源于他们对基督精神的理性原则和虔诚追求，以及个人自由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这些构成了他们文化和精神最核心的部分。但这与我国优良传统－集体主义水火不容，对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造成极坏的影响。这也就导致我国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之风盛行，个人自私自利，领导干部、公权私用，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因此，我们要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对我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弘扬集体主义精神，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发扬我国优良传统。
4．新自由主义借助意识形态的渗透，酝酿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舆论压力、思想基础和社会氛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通过新自由主义这一媒介，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的战争。新自由主义极力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普世价值理念来推行它们的意识形态，企图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颠覆他国政权；苏联的解体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教训，警钟长鸣。因此，我们要防微杜渐，筑牢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防线，自觉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适应我国特殊国情的意识形态理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全世界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最强音。
【参考文献】
［1］曹二刚，庞世伟．当代社会非主流思潮评析［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8
论文关键词：经济自由；善的经济；政府角色；有限政府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基于自己对经济哲学独特的理论构建关注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经济可能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正义造成的创伤保持深深的警惕。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鉴于他在经济学界成为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学家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本文试图初步阐述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并对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政府应扮演何种角色以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和贯彻科学发展观作经济伦理方面上的探讨。
一、经济自由：目的与手段
首先，经济自由具有重要工具性意义，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力手段。哈耶克在《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阐明，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有效达成倚赖于基于自由之上的个人主义的全方位支撑。自由的最重要工具性意义，在于它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具有伟大的推动作用。哈耶克认为，“自由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文明的造物，但它亦非缘出于设计。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其他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但是，一旦自由的益处为人们所认识，他们就会开始完善和拓展自由的领域。”根据哈耶克的观点，这种“自由的领域”的拓展，尤其涉指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要持续发展，市场秩序就必须具备拓展的条件。市场扩展秩序应当具备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扩展秩序必须是自发形成的而不是人为设计的；其二，市场扩展秩序必须又能力不断扩展自身。”如果具备这两个基本要素，那么这个市场必定是自由的市场，赖于其上的经济则必然是自由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其次，哈耶克认为，自由就是目的，就是善和美德。哈耶克赋予经济自由以至尊的地位。他认为，自由本身是一种价值，我们追求自由不是为了别的善，而是为了自由本身。因此我们不能以善代替自由，自由也并不意味着善。我们也许是自由的，但同时也许是痛苦的；自由并不意味着一切行为都是善的，或者一切恶行都不存在。“所谓自由，亦可以意指有饥饿的自由。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浪汉，虽凑合的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但的确要比享有各种保障且过着较舒适生活的应征士兵更自由。”基于此理解并本着对经济自由的独特理解的基础上，哈耶克对释放市场经济巨大经济能量的个人主义进行了缜密而精巧的论证。哈耶克仔细和严肃地区分了两种个人主义，阐明了真个人主义的基本内涵，认为要“把人作为人的视角来尊重个人”。在其《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一书中，哈耶克的兴奋点一直聚集于经济自由主义。在哈耶克看来，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自由与真个人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真个人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既反对整体主义方法论又在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阐释性的非化约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
再次，经济自由之所以对经济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在于知识的各种特性。哈耶克运用独特的知识视角透视市场经济现象。哈耶克指出经济学“第一问题”不是斯密提出的劳动分工及其协调问题，而是知识分工及其协调问题。哈耶克认为，在一个有关事实的知识由众多个人分散掌握的系统中，价格能帮助不同的个人协调他们所采取的彼此独立的行动。换言之，如果我们想理解价格体系的真正作用，我们就必须把价格体系视作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知识的机制。由于知识的传递和运用是要付出成本的，因此就价格体系而言，最具重要意义的一个事实便是它的运转所须依凭的知识很符合效率原则。这就是说，涉人这个体系之中的个人只需要知道很少的信息便能够采取正确的行动。
随着人类自然知识的增长，会不断开拓出无知的新领域，而知识的增长使得人类创造的文明也日趋复杂，这相应的为我们认识周围世界设置了新的障碍。“人类表现出智力的提高，更主要原因不是个人私有知识的增加，而是收集各种不同的分散信息的方式，这反过来又产生了秩序并提高了生产力。”哈耶克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系统才能自动把无数分散在每个人头脑中的知识、技能和自发产生的相互作用及时准确地集中起来并起到传递知识和扩散信息的作用。因此，哈耶克强调合理的经济秩序应给所有的经济要素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发行动的自由。这是哈耶克经济自由观的知识论基础。
最后，哈耶克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在人类不完全理性基础之上，人类思维具有理性不及的特性，这就要求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具有充分的自由。“最大化过程对信息的完备性需求远远超出了人类心智的限度，在此意义上，个人理性始终是有限的，相互影响的结果往往超出了个人的预期，也使得价格杠杆时而失灵?”同时他敏锐地看到，如果不破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唯理论，市场经济就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并深人人心。他把自己的真个人主义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个人主义作了一番鲜明的对照：“一种观点认为，一般说来，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也就是说，个人理性是有限的，并且是不完备的。另一种观点假定每个人都是完全均等的拥有理性，并且人类取得的成就都直接是个人理性控制的结果。”
在他看来，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一方面在于自身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不能超出它自身而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结构的局限，个人理性根植于由其规则构成的社会系统，因而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传统构成它认识自身和认识社会生活的另一限度。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指望人的理性是不能充分利用和掌握存在于个体心智之中的零碎知识的，而唯由凭借自由市场经济中的自生自发的交换秩序，才能使知识分工合作的秩序得以扩展，在这个意义上，自由市场经济保卫了自由社会进步的活力，使它向着无数人不可预见的新能力开放，向着无法计划的未知事物开放。
二、善的经济：政府角色与市场机制
哈耶克认为，判断什么样的经济是善的可以根据以下三个维度：(1)个人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不受某种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个人的经济行为不受他人的特定意图所引导，也就是说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是自由的。自由既是市场经济自生自发秩序的前提，也是经济的目的。(2)对于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除非是他人在市场自生自发的过程中施以某种强制力量，否则不管是何种结果，都不能认为是不正义的。因而在市场经济过程中，为确保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公平性，形式正义(程序正义)才是可取的，结果正义(实质正义)是应该被抛弃的。(3)因此，“纯粹的市场经济假定：第一，作为实施强力和强制的社会机构，政府的目的乃在于维续市场制度的运行；第二，政府不得妨碍市场发挥正常作用；第三，政府还必须保护市场制度以使它免受其他人的侵犯。”他引用自己的老师米塞斯的观点来阐明政府在纯粹市场经济中应当扮演的角色。然而，哈耶克自己也认识到，纯粹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扮演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问题。
哈耶克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应当在法治原则的框架下进行。他认为，法治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政府为了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目标而干涉经济自由，就危害了整个古典的个人自由权利。经济自由是反对国家万能的“对抗力量”。没有经济自由，就有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他高度评价了法治的意义，指出：“只有在自由主义时代，法治才能被有意识的加以发展，并且是自由主义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体现。”他特别强调“法治和政府的一切行动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合法这一问题没什么关系，它们可能很合法，但它们可能不符合法治”。因为，“如果法律规定某一当局或机关可以为所欲为，那么，这个机关和当局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但它的行动肯定不属于法治的范围。”“因此，法治本身就含有限制立法范围的意思”。这就意味着法治本身就含有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在市场经济领域，他看到了国家权力的滥用、个人自由受损的最大危险性。基于此，他提出政治要“去中心化”，以期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遏制。
哈耶克主张建立有限政府成立独立部门(inde-pendentsector)，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限制以防阻无限政府的产生。由于政府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责任，因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就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如果政府垄断了维护市场秩序不可或缺的强制和暴力的权力，那么它就变成了威胁个人自由的首要因素”。为了减少政府行动所具有的以各种权力为支撑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所导致的低效状况造成的严重危害，在商业领域与政府治理领域之间保持有一个第三领域是重要的，这个第三领域就是独立部门。它往往能以更为有效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当下由政府提供的服务。独立部门的建立也就成为限制政府权力的有效措施。对于有限政府来说，由于人们对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unalterableignorance)，因而政府只能通过要求人们遵守某些独立于特定目的的抽象且否定性的规则(bastractandnegativerules)。政府在维护自生自发的市场经济秩序时借助于这种抽象的否定性的规则是必须的。因为试图“纠正”(这种“纠正”必然涉及到政府实施某种肯定性规则)市场秩序的努力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毁灭，这就凸显了否定性规则之于有限政府承担经济职能的意义。
关于政府的职能，哈耶克认为，自己并不是“最小国家”(minimalstate)理论的支持者。把实施法律与抵御外敌当成政府仅有的两项合法职能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说：“我们认为在发达社会中，政府应当运用之所享有的经由征税而筹集资金的权力，并由此而为人们提供市场因种种原由而不能提供或不能充分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嗍㈣”他不是一个粗浅的主张经济放任自由者，也不仅仅把国家的职能定位在“守夜人”之上。哈耶克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商品都能有市场自发提供。“由于存在排他性问题——即不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把支付费用的收益者同搭便车者加以区分，某些公共品必须由国家拨款提供。”即使这样，国家也决不应当在此享有垄断权而是要在原则上允许私人参与竞争。他认为，公共服务应当由地方而不是由中央提供，因为这样，那些从某项服务中获取利益的人和为之支付的人之间才能至少保持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了“平等原则”。他认为，自由主义反对一切特权，反对国家只给少数人不给所有人某些特定利益。这意味着，虽然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当保障普遍的机会平等，但这种平等不是物质平等。
三、几点评论
诚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先天的缺陷。主要表现在：(1)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始终是西方或是资本主义中心论的。他所提出的“大社会”、“开放社会”、“自由社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而对“小社会”、“小群体”、“封闭社会”等非西方国家充斥着不屑和歧视。(2)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以自由为基础，以效率为价值取向，推崇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带来的市场结果的公平性，是一种资本的逻辑。结果，资本主义发展了巨大的生产力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在经济领域，它把所有权置于****之上，排除了大多数公民对生产的影响，造成了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其次，在政治领域，资本篡夺了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变成了政治权力，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机制上的“经济暴政”。(3)哈耶克对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正义的断然拒绝，漠视了普通民众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追求，是一种冷漠的、人文关怀维度欠缺的经济伦理观。
然而，作为20世纪最具独创性的经济学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不乏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
第一，对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处于赶超阶段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经济效率始终是最重要的发展参数。固然，哈耶克的经济伦理思想反映了资本的逻辑，但这种逻辑有利于维护原初意义上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公正。当前乃至很长一段时间，资本效益最大化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
第二，哈耶克对个****利的推崇，对经济自由价值的肯定，从个人的视角透视经济发展，洞见出了释放市场经济巨大能量的个人自由的目的——手段意义。
第三，哈耶克对否定性自由和否定性规则的认肯，有利于促进个人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和避免政治权力的过度膨胀从而侵入私人领域；有利于释放个体活力、增强社会发展动力、最大限度地开辟个人活动的新空间。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9
关键词：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教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a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247-05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高等财经类院校，基本上没有开西方经济学（以下简称西经），而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下简称马经）作为必修课来开。改革开放以后，开始阶段是把马经作为必修课开，西经作为选修课开；1989年后就倒过来，把西经作为必修课开，而把马经作为选修课开；再后来，绝大部分高校从形式上看两门课都作为必修课开，但重西经、轻马经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说白了，就是中国高校一直没有处理好马经和西经的教学关系。
一、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高校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一）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
邓小平有一句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话：“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这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解的第一要义是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世界和中国的实践已经无情地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坚守计划经济体制只能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可以创造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首先应该表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体现在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公有化的程度高。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话告诉我们，在人类社会的某个历史阶段，在某些地区和国家，超越某种社会形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但仍然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前苏联和中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但不能超越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三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即是说，人类社会如果跳过了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即市场经济阶段），就不可能进入到产品经济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
既然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一要义是建立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力支撑，西方经济学正是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的理论总结，所以我们在社会主义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和实践人材的需要，是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的需要。
（二）市场的魅力决定的
在世界进入市场经济后，人类社会的经济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中国过去三十年里，能够从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崛起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实体，这些变化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了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同一时代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市场经济或者经济的市场化方面程度不同造成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经历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产品经济的三阶段历程。显然，市场经济属于商品经济。但只有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才称得上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则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市场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但只有市场上商品交换的规则成为社会普遍行为规则时，商品经济才进入它的高级形式——市场经济。
市场为什么会源源不断地流出财富来呢？这个问题，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这样的描述：人类的财富究竟是怎么增长的，靠什么，就是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靠发明创造。那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发明创造靠什么？靠劳动分工，分工越细，技术进步就越快。劳动分工的细化靠市场、特别是市场的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市场的规模就越大，这样分工就细，技术进步就越快，因而财富经济的增长就快。反过来，财富的增长进一步提升了资产的规模。增大了规模，又导致了新的劳动分工，新的技术进步如此等等。这就是经济增长的正循环的情景。我们人类的近两百年，就是一个利用全球市场的过程；中国过去三十年，也是一个利用全球市场的过程。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能利用全世界的市场，那中国过去三十年根本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就是市场的魅力所在。
市场经济为什么会激发每个劳动者的最大能量呢？因为市场经济会实现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人类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换言之，人都有自利（自利不等于自私，自私是损害他人和社会，而自利则在不损害他人和社会情况下追求个人利益）的一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如果用偷、抢的办法，那只能叫强盗逻辑；如果通过使别人幸福而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然后自己获得收入，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这叫做市场逻辑。这两种逻辑，前者违法，后者符合公序良俗。二战中，日本使用强盗逻辑致富，以惨败告终；二战后，同样是日本，用市场逻辑，很快就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中国香港首富李嘉诚无一不是以市场逻辑成功的。市场魅力就是这样，你要想自己幸福，必须先给别人创造幸福。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谁也不能强制别人买你的东西，只能让消费者用货币来对你的商品进行投票。这样，你提供的商品必须质优价廉，通过竞争，不断创新，自由交易，实现双赢，从而推动社会前进。正如当代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我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普惠大众的经济，谁在市场经济中得到最大的好处？普通老百姓[3]。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只能实行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制度。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掌握市场经济理论，是高校教育的应有之义。
（三）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都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的，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有三百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的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积累了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改革开放三十三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的经典力学在低于光速的环境中仍然是正确的，但在宏观的宇宙领域和微观的分子领域就不适用了，就要使用天体力学和量子力学来解决问题。但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相对论的问世而否定牛顿经典力学的真理性。同样，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
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中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丰富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应该包括市场经济理论），中国大学的财经类专业，必须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四）西方经济学的内涵决定的
西方经济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过分强调了它的阶级性，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个学者敢光明正大地研究资产阶级的经济学，所以将这名字称为西方经济学。它研究的问题都是人类普遍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它的结论是建立在完整的发达的市场经济下的结论，因为知名学者大都在西方，所以称西方经济学。但是不能认为西方经济学只研究西方经济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办法。”[4]因此，除了对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方面的考虑以外，我们还必须对西方经济学中含有的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1]邓小平这段话，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搞市场经济。就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手段这一点而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验总结的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为什么要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前，中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中国的许多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中国高校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逐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载入《》和《宪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高校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5]。
（二）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三十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不可能从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来规范经济活动。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公有制，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坚持按劳分配，鼓励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坚持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致富；坚持政府宏观调控，鼓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金融危机以来，一直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欧洲曾经是资本主义的一块“风水宝地”，发端于2010年眼下愈演愈烈的欧洲债务危机，正在发展成为全面的财政金融危机，使人们对高就业、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倍加怀疑。面对世界范围内的大危机，发达国家的普遍恐慌和“中国模式”的从容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样是市场经济，由于建立的基础不同，运作的结果如此迥然不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经济有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地方。
可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但由于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它不能解决公平问题，不能消除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创造了经济上的大起大落。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子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补充、是借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
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中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6]；“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7]
（二）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在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方面还必须上升到一个新水平，才利于为青年学生所接受。
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有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信念；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从课程种类、授课时数和学分的设置看）的地方；教学内容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劳动力的势力，并把它视为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讲授，就是讲授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
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议。
（三）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教师
现在的情况是，财经类院校，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倒不缺，缺的是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老师。由于一段时间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边缘化，使得教政治经济学的老师严重缺乏。有些年轻老师，讲起西方经济学来气宇轩昂、头头是道，一讲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则理不直、气不壮。原来是早几年，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考试不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自己读书期间，许多学校根本没有开这门课，所以这些老师底气不足。这种底气不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面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分析、评议和批判的能力；二是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功底。有些教西方经济学的老师自己也这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讲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理论。而现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公有制。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中国已经完成。现在的任务是健全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指导中国当前经济改革和经济生活的理论，主要靠西方经济理论了。于是他们在课堂上片面地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改革中正统的经济理论加以宣讲，致使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当做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性理论。高等学校的任务是培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确实是关系到由什么人来接班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一线教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修养，就显得特别突出。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发挥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好像培训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那样，对现在正在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一线教师（特别是中、青年教师），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培训，不断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修养，提高他们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分析批判和鉴别的能力。如对待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一样，实行准入制。凡是从事上述两门课教学工作的，都必须通过正常培训拿到上岗证后才能上讲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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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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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尹伯成.关于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几点认识[J].福建论坛，2006，(2):65.
[6]陈岱孙.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n].人民日报，1983-11-16(5).
[7]陈岱孙.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J].经济学动态，1995，(11):3.
marxofmarxistpoliticaleconomicsandwesterneconomicsteachingDiscussion
YiHui-huang
（GuangdongpeizhengCollege，Guangzhou510830，China）
自然经济的定义篇10
一理智决定论
怀特海认为决定论观念最初来源于古希腊人的悲剧精神，即认为命运是冷酷无情的，它驱使着悲剧性的事件无可逃避地发生。这种宿命论形态的决定论观念成了希腊哲学理智论中的最重要观念。理智论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图。柏拉图把世界划分为可见世界和不可见世界两个部分。对应于可见的世界是一个可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世界，意见的对象。对应于不可见世界的则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静止不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知识的对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因而，是不真实的。永恒不变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实的，是可见世界的本质。静止的共相世界是变化的经验世界的原本，而变化的可见世界则是不变的理智世界的模本，变化的世界被不变的世界决定。
柏拉图所建立而成的理智决定论一直是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逻辑证明的主要依据。这种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经验后面的静止的、理智的、本质的、必然的逻辑世界，从而为解释和预测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种基础的观念为近代唯理论者所复兴，并为所有科学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理智主义精神气质的就是英国的牛顿和法国的拉普拉斯。牛顿力学仅仅用三大基本运动定律和几个与基本的力学量，即时间、位移、质量、力等，然后借用数学和几何学提供的逻辑这个脚手架，推演出了一个严密的、没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逻辑的或观念的理论体系。这个如此简单的数学模型不仅解释了太阳系的行星、卫星和彗星的运行，而且还可以预测没有观察的星辰的存在。这就说，决定整个宇宙万物动物状况所有机密和枢纽都在这个优美、简洁的数学公式之中。牛顿力学所提供的观念就是：只要建立了运动方程，就可以依据初始条件来确定随后的运动。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而且被发展到极致的决定论观念，也是理智决定论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国的牛顿，在他看来，整个宇宙演化过程都是严格遵循着决定论的，
也就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宇宙方程。他设想一个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灵（被后人称作“拉普拉斯妖"），只要这种精灵知道了某一瞬间宇宙间每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数学方程，将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预言未来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说世间一切事件事先成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说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个宇宙诞生初期的条件和宇宙边界的条件，我甚至可以计算出整个宇宙的演化历程。或者说，只要给宇宙中所有质点的初始条件，就可以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包括万年后某棵树上的树叶漂向何处。显然，拉普拉斯的话透露出一种神秘的宿命论的意味。理智决定论又回复古希腊人的命定观的形态之中。
理智主义决定论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一个静止的、本质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经济学像其他硬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理智主义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和现象两个世界的区分基础上。即假定那个超感官的、理智的、齐一的、规律的、静止的世界，支配着可感觉的、经验的、杂多的、变动不定的世界。我们日常经验到的经济现象可以从经济规律得到理解、解释，甚至可以预测我们将要经验到的经济现象。经济学的一个任务就是试图从杂乱的经济现象中寻求经济规律。换言之，经济本质决定经济现象是经济学所隐含的一个本体论承诺。这种形而上学的信念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的各个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对市场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一个核心概念，诸如价格均衡、就业均衡、消费者均衡、厂商均衡、竞争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观经济均衡等等充满着经济学理论之中。韦森曾这样写到：“'均衡'概念或者说均衡分析，可以说是以新古典主义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灵魂。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瓦尔拉斯均衡'，到'阿罗－德布鲁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经融入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哈萨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以及'演进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说，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文献的分析与话语之中。现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险地说，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庞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来以科奈、巴罗、贝纳西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非均衡论”或者说“反均衡论”，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均衡”二字。因此，经济学家们好像对'均衡'着了魔、入了迷。离开了均衡二字，经济学家们就会没事做、没饭吃。”1
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竞争的状态下，每个市场实体都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从而自动地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关系的平衡。正因为作用于经济实体的各种力量达到平衡，它们没有发生变动的倾向，从而经济实体处于稳定的、静止状态。经济学均衡分析实际上就是从变动不居的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求恒定不变关系，并利用联立方程组来确定惟一的均衡解，从而确定了所有经济变量的均衡结构。当然，这种静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是逻辑的世界，理智构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现实生活中的市场是决不会达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对观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来的市场提出均衡问题。"2新古典经济学正是从理智的、静止的世界中获得了经济知识的确定性，并用它来理解、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
第二，经济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着逻辑的、必然性的和有严格秩序的理想王国。理智决定论把一切经验的现象还原成不可经验的理想的思想客体。正是在思想客体这个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没有偶然。近代物理学把可见的物体还原成幽灵似的质点，这是一个只有质量没有大小，没有弹性形变的刚性的“质点"，并且是在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实的世界中运动。
经济学同样通过理智的抽象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变成经济范畴和概念，从而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一个纯粹的逻辑王国。以经济学理论的经济人这个核心假设为例，经济学把现实的人还原为经济人。显然，在经验中人总是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静止的理智王国中，人才是原子式的。这种经济人的本性是一个常数，或者说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人。因为经济人如果在同样的约束下，每个经济人都会做出这种同样的选择。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没有性别、没有意志也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当输入几个数据（收入约束和效用目标）时，他就会闪电似地且精确地按照设计好的程序（效用函数计算好）运作，人的行为是严格被决定着。关于这一点，霍奇逊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注释，他说，“在新古典学派那里，个人被看作仅仅是循着一个设计好了的追求最优化的模式来对经济环境作出反应，偏好一旦确定，选择于是便确定了。个人被置于一个机械世界里，其中质点总是对合力直接作出反应。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写道：'个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将自己的偏好告知我们的话。'从这种机械论的观点出发，有关意志和目的的问题便退到后台变成背景材料，尽管这些问题不一定被机械论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义
理智主义不仅具有决定论特征，还具有普遍主义特征。理智主义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着一种超越国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适的规则，从而强调同质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异性和增殖性。
对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萦绕于理智论者脑际的一个梦想。古希腊理智论始于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则从逻辑推理角度上论证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认识的对象。
苏格拉底把知识建立在理性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概念是撇开具体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变的。实际上，“苏格拉底方法的目标就是要抽绎出这种普遍判断，而这种方法是苏格拉底在讨论中所用的，是反复追问的巧妙形式。"［4］这种从特殊之中寻求普遍的原则或本质是理智主义的重要诉求。
柏拉图承接了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以及关于概念的知识是唯一的真知识的教诲，创立了他的理智主义体系。他进一步阐明，只有“概念的知识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变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识。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一般，不变和永恒"［4］。在这个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观念之间都满足于普遍的逻辑规则，没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理念的逻辑体系，它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精神统一体，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统辖，因而是一个有理性的精神整体。"［4］
最明确地表现普遍主义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宇宙不是由一连串的机械的因果链条，而是一个有组织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谐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是受一个智慧的上帝所统率。人是宇宙的一个部分，是一个小宇宙，因而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种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种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种权利即天赋的人权。正是斯多葛学派把自然法理解为超越一切种族，属于所人类的法律，从而表现了强烈的世界普遍主义特质。在他们看来，正是由于人类有着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亲即上帝的儿女，所以每个人身上有着相同的宇宙理性，他们服从同一种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代表的库斯·奥勒留说，“我们不应该说'我是一个雅典人'或‘我是一个罗马人'，而应该说，‘我是一个宇宙公民'。"［5］斯多葛学派这种具有普遍主义的自然法对后来的罗马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罗马法所说的自然法或“万民法"，也就是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义肇始者勒奈·笛卡尔，主张知识是从先验的、自明的、简单的少数原则或公理出发，当然这些少数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时空的、不变的、普适的抽象原则，经过严格地逻辑演绎，以达到一个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这些定理演绎出一些可通过经验观察的推论，这些公理、定理和推论体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人们正是通过这个演绎体系来发现现实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当人们的经验与这个演绎的知识体系的推论相吻合时，这种经验才是真实的和现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抽象、普遍的原则可代替具体的事物，只要理解了这些普遍法则，也就掌握了现实世界。这种诉诸普遍性的理性来理解现实世界，是因为在近智主义者看来，“整个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约的、可解释的"。［6］
理智主义在黑格尔达到了顶峰。他认为宇宙精神即绝对精神是在自然、历史和人类思维中显现自己的。理性充满着宇宙，不仅太阳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机体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类历史过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义的。而且，“宇宙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实现目标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这种演化过程是从理念即潜在的宇宙、具有自为、自在创造力的逻各斯或理性开始。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个人中，也表现在人类制度和历史、权利或法（财产、契约和惩罚）、道德或良心以及习俗和伦理义务（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中。它最后还体现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从而达到了绝对精神，并且绝对精神认识到了自己。这种绝对精神统摄着自然界、思维和人类社会，并且，人类社会的世界历史是严格地按照古代东方、希腊、罗马和日尔曼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唯一标准进行着的。
总之，这种对普遍主义的追求是理智主义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从不变的、抽象的前提出发，把自己推定的原则、价值或生活方式论证成为普遍的和唯一的东西。
主流经济学像其他科学一样属于柏拉图的理智主义传统，它强调所有现象背后深藏着一个普遍的规律，经济现象可以通过这一规律得到精确的预测和解释。为了寻求到这种规律，经济学通过撇开处于真实的人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如文化、习俗、制度中的环境，从而把人所生活的环境抽象成一个像物理学中没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状态，从而，确保它所倡导的规律具有严格的逻辑性和普适性。同时，主流经济学也把具有各种知、情、意、欲等复杂动机的人以及各种差异的人抽象成为完全齐一、同质的，只有单纯的一种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高度理性算计的经济人。然后从这种“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7］。正是因为这种理性经济人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虚构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经济学现象都可从这个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出发演绎出来。或者说，所有经济学现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经济人。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来说，理性经济人已经不仅仅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强力工具，而且它已经渗透和扩张到所有社会科学领域。或者说社会科学的全部领域都落入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们把这种现象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
主流经济学认为，在“看不见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经济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也可以指整个人类。当它指整个人类时，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福利增加。在经济学看来，关于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理论是超越一切民族国家的普适规律。不仅如此，经济学所揭示的原理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有效性。西尼尔就曾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论系统。这门学科被宣布为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国家；工资、利润和其他经济现象受永恒不变的法则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则支配一样。"［8］先验主义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经济学是一门先验的、因而是普遍正确的知识，具有和逻辑学、数学一样的普遍性。
除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散发来的普遍主义精神外，实际上，经济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义诉求。众所周知，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了大量的工业品，为了向欧洲大陆倾销，学术界利用古典经济学中的普遍主义诉求，采取了各种办法诸如专门划拨“机密费"，收买和操纵欧洲大陆经济学界人士和新闻工作者，从而控制理论界和新闻舆论，以科学的普遍主义姿态，向欧洲大陆大肆宣扬斯密主义。到了十九世纪中期，斯密主义已经“作为一种神圣的教条被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国一样，在德国的科学界权威都一致同意这一教条。"［9］
三数理方法
对世界的认识要用数学语言和演绎方法既是理智主义对决定论追求的一个体现，同时，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理智主义数理方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认为数是世界万物背后的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只要找到数量关系，也就找到和认识了隐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质。宇宙万物都是遵循数学的原理。同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几何学方面，也有着超凡的成就。这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产生了十分深远地影响。这是因为“几何学是从自明的、或者被认为是自明的公理出发，根据演绎的推理前进，而达到那些远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认为对于实际空间是真确的，而实际空间又是经验中所有的东西。这样，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东西然后现运用演绎法，就好像是可能发现实际世界中一切事物了。这种观点影响了柏拉图和康德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大部分的哲学家。"［5］
对于柏拉图而言，数不仅是不依赖于人们感官经验的一种抽象存在，而且，数也是达到最高抽象客观实在即理念世界的阶梯。柏拉图把数看成是认识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来，神在创造世界时已经把数学放入其中，人们只要认识到隐藏在世界背后的数学关系，也就进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实的、本质世界。可见，柏拉图这种对世界的看法只不过是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更精致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是一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而经院哲学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形成的一种理智主义。罗素曾指出，“严格的经院形式的神学，其体裁也出于同一个来源（指毕达哥拉斯主义——笔者注）。个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学则得自数学"。［5］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这个永恒的对象是数，对柏拉图来说是理念，对基督教来说，就是上帝。它们之间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数仅仅作为思想的对象，而不是感官的对象。同样，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不是经验客体，仅仅是作为思想的对象而存在。这种永恒的对象就要以被设想为上帝。实际上，作为西方理智主义开端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体现了数学和神学相结合的特征。罗素说指出，“柏拉图的学说是：上帝是一位几何学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学。与启示的宗教相对立的理性主义的宗教，自从毕达哥拉斯之后，尤其是从柏拉图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数学和数学方法所支配着的"。［5］并且，这种数学与神学的结合，“代表了希腊的、中世纪的以及直迄康德为止的近代宗教哲学的特征。"［5］
可以说，从中世纪直到近代欧洲人来说，宇宙是上帝依照数学设计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无上的数学家的观念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上帝创造的宇宙是有法则、有秩序的，人们运用上帝赋予人类的理性去发现宇宙的秩序与法则，从而体察上帝的伟大和善意。中世纪的学者正是在为了赞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这种强烈的宗教动机的驱使下研究自然，从而能够证明自然界与数学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开创了用数学解释地上的物体运动和天上的天体运动，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宇宙万物的信念，笃信大自然这本大书是用数学语言写出的。只有用数学才能窥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领悟上帝的伟大。他在《试金者》中曾这样描述过宇宙：宇宙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0］开普勒对外部世界进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上帝赋予它的合理次序与和谐，而这些是上帝依数学语言透露给我们的。他建立在太阳中心说基础上的开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与此两行星轨道长半径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数学上的简洁、优美的形式表述行星运行的椭圆形轨道而著称。
同样，牛顿确信上帝创造的世界与数学原理吻合。他认为通过数学可以领会上帝对宇宙高超的设计。牛顿对上帝的信仰是他进行数学和科学研究的动力。正如罗素所指出的那样，“牛顿的《原理》一书，尽管它的材料公认是经验的，但是它的形式却完全是被欧几里德所支配着的"。［5］他的对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寻求上帝设计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动机。这种宗教动机是他晚年全部献身神学的主要原因。牛顿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来的数学无法提供揭示和表达自然奥秘时，他自己发明了“流数"（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谓微积分来满足他的请诉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无穷小、微分等概念，从而大大地增强了数学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义代表笛卡尔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把代数应用到几何学上，发明和运用了解析几何方法，“为近世数学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验理智论就是依靠数理方法即数学领域中的演绎推理方法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个方法首先要求从几个先验的、直觉的、自明的前提出发，然后通过演绎推理获得各种真理性知识。它不仅能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实可靠的知识，而且可以认识上帝、整个世界和人的灵魂。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论》中，运用普遍怀疑的原则和诉诸于理性权威，确认了“自我"存在是一个自明的事实，从而把“我思故我在"作为哲学第一条原则和基石。然后，借助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个哲学体系。
近智主义另一个重要人物斯宾诺莎也是极度推崇数学上的演绎方法，甚至于超过笛卡尔。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受着一种绝对的逻辑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领域中也没有所谓自由意志，在物质界也没有什么偶然。"［4］实际上，他的《笛卡尔哲学原理》和《伦理学》著作都是运用严格的演绎推理的方法写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义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题，并对每一命题逐一加以证明，最后由得到证明的命题再加以推理，从而得出必然性的结论。
理智主义为经济学提供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是这套数学和几何学的思维方法对也就是经济学的数理方法。所谓经济学数理方法就是指把数学分析作为一种认识工具来分析、研究经济现象。它包括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数量化）、数理经济分析（符号化）和演绎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这是一种数量化的要求，它把经济现象和经济现象关系简约为一种数量和数量之间的相关性程度的分析方法。从哲学上来看，这就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的观念。在质与量的关系中，把量看成比质更为真实的反映本质，而质最终都可以通过量加以描述和解释。在形式与内容（质料）关系中，形式高于内容，形式可以独立于内容而存在。经济学理论也是建立在这个信念上的。经济学理论处理的是一个量的世界，即是一个可以通过精确测量和统计的数字世界；一个可以通过数学计算的并且遵照经济学方式运行的世界。
对统计分析的重视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经济学领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术"的方法。他十分重视经济现象的统计学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经济学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经济现象的量及其相互关系，因而它在性质上是一门数学科学。实际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及其在许多领域的应用是数理经济学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议用“经济学"一词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的人，显然，他是希望为经济现象提供一种更科学的解释，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从而能够用数学形式表达的现象中。
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在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由于古诺和瓦尔拉斯数理分析，经马歇尔的补充，使许多变量更具操作性，从而易于测量。同时，由于此时的统计方法和概率理论已经十分成熟，从而为计量经济学兴盛提供了数学工具。1930年，拉格纳·弗里希（“计量经济学"一词发明者）和阿尔文·费希尔创建了国际计量经济学学会。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论和线性代数等数学理论对相关经济现象进行观察、归纳和统计，试图从复杂的经济变量关系中寻找相关性，从而为经济理论的质的分析提供量的内容。
第二，数理经济分析。这是指采取代数的方法，即运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建构理论模型的经济理论，经济学理论的定理成了一个个优美的数学方程。法国经济学家古诺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著。它在“边际革命"之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杰文斯把经济学理解为一种“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13］他们把边际分析方法广泛地运用于消费、生产、投资等市场经济规律的研究。莱昂·瓦尔拉斯就强调，“经济学跟天文学和力学一样，既是经验科学，也是理性科学"［14］，他仅仅用几套代数方程就建构起一个个精美的数学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经济学借助数学表达式简洁和清晰地表达经济学思想，诸如消费函数模型、生产函数模型、货币需求函数模型、投资函数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经济学的数理分析方法运用得最为广泛，并且，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他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用数学符号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经济学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从而确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号化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代经济学已经变成了社会代数学。
经济学这种符号化的诉求，使得现代主流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即人工语言系统，从而使经济学得到迅速的发展。经济学许多相关理论、定理和命题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论、博弈论等得到严格的数学证明。总之，现代经济理论广泛地应用函数、积分、微分方程、线性代数、线性规划等符号化工具，使得经济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逻辑化和公式化，因此，经济学具有了科学性的外表。
第三，所谓经济学演绎推理，是指经济学理论以几何学的方法为蓝本，即从简单性、不证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设出发，然后合乎逻辑推理出一整套命题体系的方法。对演绎法的强调肇始于李嘉图。他把经济学变成一个纯粹的演绎体系。他对诸如价值、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学基本范围进行改造，然后通过范畴来演绎经济学体系。熊彼特则把李嘉图的演绎法方法称为“李嘉图的恶习"。［15］
西尼尔最早地明确地表述了经济学的演绎法。他认为，经济学就是从以下四个自明的命题［16］出发，演绎出整个理论体系。西尼尔之后，在古典经济学中形成了所谓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传统，这个传统都是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演绎方法。穆勒对西尼尔方法进一步公理化，确立了经济学演绎的原点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特别在“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的演绎推理方法通过数学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现。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著作中，强调经济学方法是从内省得到的类似于公理的那种自明性的假设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经济学的真理来。
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而言，无论是先验主义代表米塞斯、实证主义者弗里德曼、工具主义者萨缪尔森和证伪主义者布劳格，尽管他们之间的存在千差万别，但在经济学演绎法方面，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论文中，完全以一种柏拉图-笛卡尔的先验论观念维护演绎法的。他以欧氏几何为例，说明经济学与几何学、物理学一样，是从一个简单、抽象的假设出发来演绎出一系列推论和经济预测，然后，根据经验观察来检验这种推论和预测的正确性。这种演绎假设“首先，是一个概念的世界，或者说，这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简单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这种假说声称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这是一套由规则定义的一种现象类型，它是由'模型'规定被认为充分代表了'真实世界'，在模型中的变量或整体和可观察的现象之间详列了一一对应关系。"［17］他还强调，“这种模型是抽象的、完备的，同时，它是一种'代数学'或'逻辑学'。"［17］
总之，模仿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演绎法已经成为现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方法。1995年诺贝尔得主卢卡斯对此直言不讳，他说“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18］从现代经济学的形态看，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形式经济学，其方法就是依照数学和物理学那样，首先建立一个抽象的数学的模型，当然这种模型是人们理智上的虚构出来的假设。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来萨缪尔森称之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义的理论，其假设就越不现实"。［17］这种假设作为一种不证自明的公理，然后，运用演绎的方法，严格遵守逻辑法则，指导了一系列可以用经验加以检验的预测性命题。最后，把经验观察和统计的各种数字，输入这种形式推演体系之中，从而得到一国经济或市场供求情况和动态，当然这种结果不是现实的经济世界本身，仅仅是一种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经济学理论就是这样“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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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小罗伯特·e.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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