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1
为贯彻落实“走出去”发展战略，促进和便利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活动，规范和完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起草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出台《规定》的背景
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走出去”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境外投资产业指引和国际收支状况，主动积极地进行政策调整和制度创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措施，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审核手续，下放审核权限，取消购汇额度限制，促进境内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主要措施有：
一是简化境外投资审核手续。取消境外投资外汇风险审查；简化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手续；取消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
二是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从XX年开始试点，XX年5月全面推广。主要内容有：1、放宽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除了自有外汇资金外，还可使用外汇贷款和人民币购汇；2、扩大境外投资购汇额度；3、不再强制要求境外投资的利润汇回境内，可以留在境外进行增资或再投资；4、进一步下放企业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权限，省级外汇局审核权限由原先的等值300万美元提高到1000万美元。
三是进一步调整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政策。从XX年7月1日开始，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允许境外投资的前期费用汇出；进一步简化了前期费用审核程序。XX年8月，进一步下放境外投资审核权限，对于境外投资外汇来源审核均由所在地外汇局进行，无需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核准。
四是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前期资金及后续资本的支持。在境外投资管理实践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融资难和资金不足是制约我国境外投资企业发展壮大的主要因素。在这方面，我们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施，加大境外投资的融资力度，缓解境外投资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除了取消境外投资购汇额度的限制和允许境外投资企业汇出有关前期费用外，对于符合条件的中、外资企业集团可以使用自有外汇资金或购汇，在集团内部开展跨境资金运作，为其集团内部的境外成员公司提供外汇放款；改进银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方式，由原先的逐笔审核改变为余额管理，银行在核定的余额指标范围内，可以自行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性对外担保，无须逐笔经外汇局核准。XX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在浙江省宁波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允许民营企业使用其自有外汇、国内外汇贷款或人民币购汇资金对其境外成员公司进行放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为最大程度地支持有条件的境内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强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境外中资企业的扶持力度，在总结近几年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对一系列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整合，拟定了《规定》。《规定》是进一步完善鼓励境外直接投资的配套外汇管理政策，将便利境内机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和从事跨国经营，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一是扩大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范围。明确境内机构可使用自有外汇资金、国内外汇贷款、人民币购汇、实物或留存境外利润等多种资金来源进行境外投资。
二是将境外投资外汇资金来源的审核方式由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并对具体外汇管理操作环节进行了明确。
三是明确境内机构可以向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商业贷款及融资性担保，对境外投资企业的后续融资提供支持。
四是将外汇局对境内机构境外投资资金汇出的管理由以往的核准制调整为登记制。境内机构应提交境外直接投资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及境外投资外汇登记证，由外汇指定银行进行真实性审核后，为其办理投资资金汇出。
五是允许境内机构在其境外项目正式成立前的筹建阶段，经外汇局核准，可以汇出其投资总额一定比例的前期费用。
六是明确了境外投资企业利润以及减资、转股、清算等资本变动所得留存境外或汇回境内的处置方式和管理原则。
七是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的全过程监管，除设立、变更及注销等境外投资全过程的登记管理制度外，进一步确立与商务部共同实施的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制度。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2
[关键词]大三通；两岸金融合作；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9-0048-05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致使两岸经济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威胁。在当前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尤其是2008年12月15日，两岸实现了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后，两岸经贸往来的密切，更加要求两岸经济共同面对经济衰退的挑战。但两岸全面的经贸关系尚未完全建立，金融合作仍停留在初级阶段，无法满足两岸经贸发展和人员往来的需要。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风险，迎接挑战，切实维护两岸的经济安全和稳定，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两岸金融合作的现状
两岸经贸关系历经了1979--1986年的试探阶段、1987--2000年的稳定增长阶段后，2001年后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回顾两岸金融合作的历程，虽已取得一些成果，但与经贸往来相比远远滞后，不利于两岸经贸往来交流的进一步提升与深化。
(一)两岸货币通兑方面
2001年，两岸通汇改变过去了以往汇款和贸易结算均采用经第三地银行转汇的间接通汇局面，实现局部的直接通汇。两岸货币直接双向兑换也有了较快
(二)两岸互设金融机构
两岸互设金融机构呈现单向开放的局面。
1 大陆于2003年就批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与香港工银亚洲四家银行赴我国台湾地区设立办事处，始终未获实质性进展。
2 我国台湾地区已有2家台资银行在大陆设立并营业，2家合资寿险公司和1家台资产险公司设立并运营，1家合资寿险公司获批筹建，7家银行、14家证券公司和14家保险公司在大陆设立代表处。2008年11月，台湾富邦金控通过其子公司香港富邦银行收购厦门商业银行20％的股份，成为第一家在大陆营业的台湾地区银行。
(三)金融机构业务合作方面
两岸金融机构间的业务合作取得了一些突破，主要有：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分别与台湾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等四家台资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为四家银行的内地台商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祖国大陆的工行、建行、交行、中信和台湾地区多家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两岸快速汇款业务；民生银行与台商远东集团联合发行百货联名信用卡等。
(四)资本市场开放方面
两岸正在逐步相百开放各自的咨本市场。
(五)两岸直接投、融资
两岸投资呈现不对称发展态势，基本上还处于单向或有限的双向状态，一直呈现“只有台商到大陆投资而大陆企业不能赴台投资的单向投资格局”。2008年12月24日，在两岸实现“大三通”后，大陆官方首次出台政策，鼓励大陆企业积极稳妥地赴台湾地区投资。可以预见，两岸将实现双向投资，而且国家开发银行表示愿意支持岛内基础设施建设，参与“爱台十二项建设”。
为解决在大陆的台资企业融资难问题，国家开发银行在原有专项融资支持台资企业3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承诺在2006--2010年向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提供300亿元人民币额度贷款，考虑将重点支持一批大陆台资中小企业，帮助其实现转型升级；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也决定在今后2~3年内各自为大陆台资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安排500亿元人民币的融资。
三、两岸金融合作的制度框架
面临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两岸金融合作的滞后状态应尽快加以改善，以共同应对挑战。当前，两岸“大三通”顺利实现，应抓住此历史机遇，制定符合两岸现状，又适应未来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的制度框架，为合作的平稳运行确立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一)以wto构筑两岸金融合作的制度平台
2008年两岸实现“大三通”，意味着两岸关系更加紧密，双方可利用wto作为官方协商平台，在遵循wto规则与“同等优先”的原则下，对两岸金融合作采取更加灵活、务实、变通的措施。在现有的两岸政治背景下，建议两岸在wto许可的大框架下，可灵活采取“民间主导”、“政府默许”的模式，尽量避免政府干预，充分实施市场规则，组建两岸联合监管委员会，具有民间、非官方色彩，领导成员也以非官方人士为主，为目前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提供平台，也为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二)借鉴Cepa模式深化两岸金融合作
深化两岸金融交流关系的基础与关键在于两岸间正式合作性制度的建立。香港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陆加入wto遵照规定，应在5年后对外开放内地金融市场，但2004年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提前对香港金融机构解禁，同时还放宽了诸如经营权、资本额和年限等限制门槛，使得香港符合在内地经营银行业务的银行数目增至12家。并且在审查有关营利性资格时，从以往内地单家分行考核改为多家分行整体考核。这些条例措施的实施使得香港服务业在与台湾同业相比，已经占据了明显的优势。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报告，超过81％的在港台商，利用香港银行体系进行两岸三地的资金调配。，显示台商对香港金融体系的依赖很深，而这原本应是台资银行的优势所在。
因此，两岸金融合作可参照Cepa模式，在不违背wto的原则基础上，制订双方金融市场开放与合作、监管等全面的制度框架。在实际操作方面，建议首先通过民间组织协商，将协商结果交由两岸当局各自确认，而后再逐步推进的模式或者由港澳台三地政府展开商谈，使台湾可间接利用Cepa的待遇，形成实际上的两岸Cepa。可以预见。若两岸Cepa模式的建立，则意味着两岸三地间的经贸一体化已经初见雏形，为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构建了一个可能性平台。
(三)设立试点保障两岸金融合作的成功实施
由于短期内实现两岸全面金融合作是不现实的，因此，建议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落实两岸金融合作，通过发挥试点的示范效应和核心作用，以加强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
1 首先设立金融合作实验区，而后再全面推广。试点可选择在台资企业密集的珠三角、长三角及福建省内选择若干城市，如广州、深圳、上海、厦门、福州等作为金融合作的实验试点。
2 中央政府对试点给予政策支持。允许台资银行及其他台资金融机构入驻试点，并实现两岸货币的直接双向通兑。关于两岸货币直接双向通兑，可采取以下措施：试点银行直接开办人民币与新台币直接双向通兑业务；或在官方清算渠道尚未建立之前，特许试点银行和台湾地区商业银行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和结算协议。
3 待试点内投资要素可自由流动后，可着手进行金融业务创新的试点，如开设离岸金融市场或成立投资基金等金融创新，以吸引资金扶持在大陆的台资企业顺利实现产业升级，并逐步拓展两岸的金融业务与往来。
四、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路径
在全球经济已步入衰退的背景之下，两岸应加强双方的经济合作，共同抵御潜在的经济风险；而近期的“大三通”则为两岸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可能性。本文在目前两岸金融合作机制和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未来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路径。
(一)从短期来看，建立官方合作协调机制，促进两岸金融合作紧密化，实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和投资要素的双向、自由、直接流动
1 加强两岸银行业合作，建立货币直接双向通兑和清算机制。如上所述，虽然两岸货币直接通兑已取得较大进展，但仍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两岸通汇还停留在银行间交换密码的初级阶段，尚未互立账户、建立同行关系，后端的汇款和清算业务仍须取道外国银行并借助其他流通货币(如美元、港币等)进行，成本约为2％以上，若实现直接通汇，成本降低到1％以下。在货币兑换方面，虽然2008年我国台湾地区开放人民币在台双向兑换，但岛内各银行进口的人民币靠香港汇丰和美国银行进口，无法保证人民币供应量；大陆方面则存在新台币的抛补与结算机制单一的问题。因此，两岸应尽快建立货币清算机制，从而实现货币直接双向通兑。
两岸关系清算机制的建立可通过取道民间组织的(如“海协会”与“海基会”)协商实现：由两岸货币监管当局各自授权一家商业银行，通过两家银行间签订清算协议，先在上海、厦门、广州、深圳等台资企业密集的城市开展试点，待条件许可后，参考人民币与港币清算机制的经验，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从而实现货币的全面直接双向通兑。
2 签署金融监管备忘协议(moU)，实现两岸资本市场的开放与金融机构互设。2008年，我国台湾地区已加快推动两岸资本市场的开放(见表-3)，但依照大陆方面的规定，对未与大陆签署协议的国家或地区的基金或股市严格限制，因此，金融监管备忘协议的签署成为两岸金融合作进一步提升的关键。。签署《监管合作备忘录》或银行、保险、证券事务相互支援及信息交换合作协议，可为两岸提供一个相互合作与谅解、信息交换与支援的金融监管合作机制，确保两地金融机构的跨境分行、机构、代表办事处和附属机构均按照审慎经营的原则开展业务；确保总行或总公司对其境外分行或分公司和附属机构的经营情况进行充分有效的控制；确保两地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跨境业务进行持续有效的综合监管，并协助对方履行此职责。
未来两岸资本市场将相互开放，实现双方证券业的相互参股与相互投资；两岸企业可自由选择、双向开放上市，这将有助于解决当前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筹资、产业升级等难题；台湾地区开放大陆oDii甚至大陆散户直接投资台股；大陆金融机构可参股台资银行等。
从两岸金融机构互设方面而言。目前已在大陆设办事处的台资银行，由于未达到相关规定的要求，无法将办事处升级为分行而经营人民币业务；台资银行也无法直接参股大陆银行，设立子银行而经营人民币业务；其他台资证券、保险公司也将面临类似困局。大陆方面，大陆银行业至今尚未获批在台设立办事处；由于两岸信用不健全，大陆银行机构在对台资企业贷款操作中，遭遇企业资信评估与担保缺失的难题，若协议签署后，大陆银行将在台开设办事处甚至分支机构，对大陆台资企业融资等方面的服务。两岸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签署具有两岸特点的、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及货币兑换等在内的金融监管备忘协议，促进两岸互设金融机构的步伐，为深化金融合作提供制度保障。具备两岸特点，是指依照两岸金融合作现状量身制定，如台资银行业在大陆设立分行的资本额可降为100亿美元，允许大陆银行机构跨越办事处阶段直接在台设立分行等。
3 取消政策限制，出台投资保障政策，推动大陆对台直接投资。两岸投资呈现单向或有限的双向状态，目前在岛内的大陆企业主要以餐饮与商业为主。在大陆企业赴台投资前，两岸应加紧协商出台投资保障协议，以保障两岸同胞投资双向性，并建立快速、便捷的投诉渠道和民间功能性协助机制；除此外，应明细投资形式，如合资或者合作经营、收购或者兼并、非股权参与式投资和证券投资等。
(二)从中期来看，两岸金融合作的应当基于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高度，在此框架下促进两岸货币金融合作，推动金融市场一体化
1 通过金融创新举措突破政治局限，推动两岸金融市场一体化。关于金融创新举措，主要是集中在设立离岸金融市场及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等两种方式上。
关于离岸金融市场主要是以“内外分离型为主，适度渗透型为辅”的模式。
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整合两岸优势互补的产业，尤其是承接台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向大陆的转移，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可突破台湾地区单方面限制，吸引台湾地区企业参与投资基金，吸引台湾地区的投资资金，为两岸金融合作提供样本；另一方面，接纳大陆及东南亚华侨的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基金，也为我国疏导民间金融资本提供有益的尝试。
2 两岸应设立或指定专门的机构，专职负责协调与解决金融合作中争议，建立金融市场统一规则，从而推动两岸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统一规则的建立，可通过以下三方面进行：一是两岸金融监管当局的合作，实现宏观监管层的统一规则；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组织的作用，统一行业行为；三是两岸金融机构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制定规则扩展为行业惯例。
3 两岸共同组建专门机构，并建立两岸金融市场运行信息的实时平台、金融风险联合监测预警机制、金融风险应急处置机制及系统性风险防范处置合作机制，以加强风险监测、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两岸的传递和扩散。
(三)从长期来看，在两岸经济一体化基础上，推进两岸四地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促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1 金融市场区域一体化。实现两岸四地区内资本账户无管制，推动金融市场在两岸以及四地之间的开放，金融资源实现区域内自由、多向流动，推进各类金融市场主体，在机构设立和业务开展的一体化程度。推进债券、股票、衍生品市场区域内开放，实现资源在两岸以及四地之间的自由配置。
2 协调宏观政策、货币和汇率。两岸四地的协调机制可先采取较为松散的官员磋商或联席会议制度，随一体化程度加深，再采用类似欧盟的统一央行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等措施；经济金融逐渐一体化，两岸四地的汇率稳定成为区域内的经济、贸易以及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关键变量，在经济和金融市场一体化深入发展、政治信任取得较大进展的条件下，采取渐进式的合作路径：双边或多边汇率合作、固定双边或多边汇率波动幅度、联合浮动、货币联盟最后迈向统一货币的阶段。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3
美国国会于1953年通过了《中小企业法》，该法是美国扶持中小企业的基本法。随后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投资法》、《中小企业经济政策法》、《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中小企业投资奖励法》、《中小企业开发中心法》、《反托拉斯法》、《机会均等法》、《小企业出口扩大法》、《小企业资助法》、《平等执行中小企业法案》等。美国通过这一系列法律法规额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小企业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资助、保证了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平等竞争的地位。
为了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美国成立了中小企业委员会和中小企业署（SBa）这一专门的机构。具体来说，SBa有四项基本职能，一是负责确保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正常运行，用担保的方式来帮助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二是保证小企业能够从政府那里获得采购；三是资助社区建立小企业微型贷款中心等机构，帮助少数民族、妇女、退伍军人创办和经营小企业；四是为小企业提供信息以及免费培训、咨询、信息等公共服务。
二、美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信用担保机制
美国非常重视建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信用担保机制。中小企业与商业银行因为信息不对称引起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大大制约了中小企业融资，在没有足够的抵押品的情况下银行往往不愿意向中小企业借款。为了解决该问题，美国建立了政府参与、市场主导的担保体系。上文述及SBa有四项基本职能，其中的第一项职能是确保担保体系正常运行，这也是SBa最重要的职能。政策性的担保贷款是美国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也是美国小企业政策性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社芳，2003）。美国的担保体系采用的是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联邦政府直接出资，国会制定预算并拨款，联邦政府对提出申请的、符合其要求条件的中小企业进行担保，但是操作程序以银行为中心，比如对项目可行性分析与考察、对贷款企业的信用的评估、对担保费的收取、事后坏账追偿等均交给银行处理，政府不设立相应机构，美国约有6000家商业银行提供经SBa地区办公室协调并授权担保的贷款(王传东、王家传，2005)。
联邦政府通过将担保的主要操作环节交给银行处理大大节约了成本并且能够利用银行的专业力量对贷款企业进行筛选，确保贷款能够投入有前景的项目中去。SBa向金融机构承诺，企业不能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时，中小企业管理局将支付未偿部分的90%以上，但是担保部分往往不超过贷款总额的90%，提供的担保贷款不超过75万美元，统计表明担保贷款平均额度是24万美元。1980-1998年间，SBa共提供了28万笔的担保贷款，担保贷款的总额达到了410亿美元（金佑连、李永焱，2005）。美国目前有6000多家商业银行参与了该体系的运作，在2002年一个财政年度，中小企业局就批准了5万多项担保贷款担保，总额度高达122忆美元（时旭辉，2005）。
三、美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体系
美国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如表1：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在于在融资的过程中有没有金融中介的参与。直接融资过程中，资金需求者从资金的最初供给者那里获得资金。间接融资是指在融资的过程中，资金的最初供给者将资金置于某一类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将资金投资于最终需求者的项目中。在间接融资方式中，金融机构充当了资金的最初供给者和资金最终需求者的中介。典型的间接融资是从银行贷款、从风险投资者那里获得风险投资。通常将公司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方式称为直接融资，虽然这个过程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
最简单的直接融资方式是“天使资本”。天使资本是由富有的个人以自己的名义直接投资于创业企业。天使资本主要来自于曾经的创业者、传统意义上的富人、大型高科技公司或者跨国公司的高管。据统计，美国每一年有约25万个天使投资者将约200亿美元的资金投向3万个初创企业，获得融资的每个小企业平均融资量约为66万美元，单个天使投资者投入约8万美元。天使投资投入的资本量相当于机构性的创业投资基金年投资量的两倍，投资的企业的数量相当于创业投资基金投资的小企业的数量的15倍。美国政府曾组织力量为天使投资家提供服务，主要通过建立天使资本电子网撮合天使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推出优惠的税收政策等措施使区域性的天使投资本市场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天使投资资本网。天使资本弥补了初创企业50-500万美元的资金缺口。
但是天使资本也有其明显的缺陷。首先，天使资本投资的资金数量有限，不能满足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其次，天使资本投资者靠自身的经验去投资，往往具备的投资经验少于机构投资者；第三，天使投资者往往缺乏获取被投资者的信息的途径、或者获取信息的成本比较高，这样就不能有效解决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所以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美国公司发行股票融资主要是在纳斯达克和美国证券交易所是两个独立的市场上进行，在纳斯达克上市的要求往往比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要低，这就解决了一些中小高科技企业的直接融资问题。但是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国家，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资金也只是杯水车薪。主要原因是如下，第一，科技股的泡沫破灭使监管当局谨慎对待中小企业融资；第二，小企业众多，但是资本市场容量不可能满足中小企业的要求；第三，企业上市成本高并且要满足监管当局的条件；第四，要求严格的信息披露，使企业产生了顾虑。所以，上市融资只能解决一部分有一定的规模、技术实力、满足监管当局要求的高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问题（王振山等，2009）。故而完全依靠证券市场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并不现实。
美国的中小企业债券发行解决了部分企业融资问题，但是中小企业债券往往风险较高，筹资成本并不低，所以中小企业债券在美国债券发行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
美国中小企业的间接股权融资主要是通过私募股权投资公司来进行。这种公司按照是否受政府资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采用的是有限合伙制，是由富有的个人或者机构（养老基金、银行控股公司、保险公司等）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由一般合伙人负责具体的运营和操作的投资公司，但是一般合伙人出资往往较少。第二种是受政府资助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这种投资公司的出资方式比较灵活，可以采用有限公司形式，也可以采用合伙制的形式。小企业投资公司由联邦小企业局负责扶持，小企业局组织私人资本以股权出资成立投资公司，并且为投资公司进行担保获得低利率的中长期贷款，也可以通过购买或者担保购买中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证券。小企业投资公司向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者发放长期贷款，由于中小企业局为小企业投资公司进行了担保，小企业投资公司需要向小企业局付出担保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两类投资公司在市场上势均力敌，但是到了今天，由政府资助参与的投资公司所占的投资余额只有12%左右（陆挺，2003）。可见政府直接出资建立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效果不如运用市场化的方式更加有效。中小企业的间接债权融资主要是通过向银行借款或者通过向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借款。中小企业局也可以直接向那些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直接提供贷款（郭田勇，2003）。2002年，美国通过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共投资了4000多笔投资，有股权投资也有债权投资，投资金额高达近27亿美元，投向2000多家公司。
关于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的问题Berger和Udell(1998)用较为可靠的数据进行过分析。表2为Berger和Udell(1998)对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状况的研究。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中小企业在股权融资还债务融资方面的比重各占50%左右，所以美国中小企业融资走的是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并重的道路。中小企业融资中有5%左右来自于风险资本，占权益资本总数的11%，其他权益资本占权益资本总数为26%，企业所有人出资占权益资本的63%。美国中小企业有26.65%的资本来源于向金融机构借债。可见从金融机构获得资金在美国中小企业融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金融机构借款的比例大大高于外部股权融资的比重。
四、美国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
第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建立、健全中小企业管理机构。2003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开始实行，该法的核心条款主要包括资金支持、技术创新、企业市场拓展、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几个方面。该法的出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是，该法也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许多核心问题没有在该法中引起足够重视。中小企业面临的产权保护、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相比的次国民待遇、市场准入的限制、面临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这些是发展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其次，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法律虽然对扶持中小企业进行了不少规定，但是相关的配套法律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比如，没有建立关于中小企业的担保法、融资法、促进法等。再次，中小企业管理体制没有理清。美国成立了中小企业局这一永久性联邦政府机构助推中小企业发展，尤其注重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我国的《中小企业促进法》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而是规定“国务院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组织实施国家中小企业政策和规则，对全国中小企业工作进行综合协调、指导和服务”。我国各地有中小企业局、中小企业处等部门，但是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导致中小企业局、中小企业处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来扶持中小企业。
第二，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体系。我国目前没有美国那样发达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但是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完善担保法律法规；第二，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健全信用体系；第三，可以考虑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融资，帮助中小企业发展，解决目前融资体制上的不足；第四，通过相应政策扶助专业担保公司。目前我国的担保公司的承担的风险过大，银行处于过于强势的地位，所以应该建立一个担保公司和银行风险共担的担保体系。
第三，建立、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美国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具有系统性，依托于美国强大的信用体制和健全的金融系统，能够通过多元的渠道高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我国应该借鉴其经验打造适合我国经济发展、能有效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体系。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着手。
首先，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国有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作用，大量的存款等金融资源集中于大银行。由于大银行的治理结构存在缺陷、以及大型国有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所有制歧视、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导致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于是一方面大银行存款富余，另一方面中小企业资金饥渴，这大大限制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创新。
其次，打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我国应该建立一个环环相扣的融资链条，让各类企业都能够获得相应的融资途径。要打通融资渠道，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民间借贷和民间契约用法律的形式进行有效规范；积极助推中小企业上市，使风险投资有很好的退出途径。企业上市是风险投资退出的重要方式，如果风险投资能够有很好的退出途径，那么风险资本必将活跃起来以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发展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能解决一部分企业的融资难题，政府应该鼓励银行、保险等资本进入该领域。
最后，政府应在中小企业融资体系对自身进行合理的定位。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往往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政府在干预的同时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应该建立一个良好信用环境和有效的担保体系。但是应避免直接向企业提供资金和组建金融机构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上文述及，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通过出资或者担保的方式成立了中小企业投资公司，但是运行状况并不理想。所以中国应该吸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
参考文献：
［1］林毅夫、孙希芳：《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4
一、积极发挥担保机构为企业融资的作用
目前，我县融资性担保公司现有3家，分别是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县分公司、担保有限公司、县衡生担保有限公司。至今年10月底，担保责任余额12180万元。
二、我县担保业业务开展情况
（一）立足园区企业，搭建融资平台
为拓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分散化解金融风险，应对市场竞争与挑战，促进经济开发区实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开发区与交通银行和担保有限公司三方共同搭建了开发区融资的服务平台——“蓝银保”，以此服务于开发区的中小企业，最大限度的满足企业对融资的需求。贷款模式主要有平台公司统贷借款，担保公司担保；企业直接借款，担保公司担保；平台公司借款，借款企业联保三种方式。基本模式为企业直接借款，担保公司担保。该公司还先后组织了多场银企对接会，银行涉及洪都农村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银行。2011年在连续的紧缩货币政策作用下，积极响应并参加了由省中小企业局、省人民政府金融办、人行中心支行、银监局联合主办并由省中小企业局具体承办的“百园千企”投融资对接活动。
（二）创新业务，开辟绿色通道
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县分公司针对企业实际情况，创新体制机制，积极拓展担保业务。林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注册于2003年，现发展为拥有20余家门店，年销售额5000余万元，年利润400余万元的药品销售企业，像这样一户有效益、有市场、有还款能力但缺乏反担保物的企业，按照上级公司的要求很难为企业进行贷款担保，该公司在调查中发现市医疗事业保险处、县医疗事业保险局欠该公司账款后，且林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为市医疗事业保险处、县医疗事业保险局居民医保药品定点销售药店，针对这一情况，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县分公司建议企业用市医疗事业保险处、县医疗事业保险局应付账款作质押并由银行、医保机构、企业、担保公司签订协议，通过这一方案最终为企业担保贷款400万元，此外，这一担保方式为全省首创，得到了上级公司的肯定，上级公司要求推广这一担保方式。由于2011年国家采取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各家银行贷款规模都比较紧张，县有限公司，早先在市一家银行贷款700万元，贷款到期归还后，原来那家银行由于没有贷款规模，续贷不了，企业又急需资金购原材料，省信用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县分公司与多家银行进行了沟通，最后由交通银行县支行帮该企业解决了贷款问题。
担保有限公司为解决目前授信额度有限而不能满足企业融资需求的状况，通过市担保协会平台的支持，与鑫实担保有限公司和省企业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达成初步共识，共同为经济开发区内的企业提供联保和再担保业务。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5
关键词：中期票据；中期票据市场；融资方式。
一、国内外关于中期票据的定义。
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美国等成熟债券市场中，中期票据（medium-termnotes）作为连接短期商业票据和长期债券之间的“桥梁”性产品出现，其期限通常在2-5年之间。在欧洲货币市场发行的中期票据，称为欧洲中期票据（emtns）。随着市场的发展，中期票据逐渐突破了期限的限制，10-30年期限之间的中期票据变得更为普遍，中期票据已成为企业代替中期贷款的又一融资形式。
在我国，所谓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是继短期融资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直接债务融资工具。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中期票据是指具有法人资格的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经监管当局一次注册批准后，在注册期限内按照计划连续、分期地以公募形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债务融资工具。
二、中期票据的分类。
中期票据是一种直接融资行为，发行者通过发行票据在资金市场上直接从投资者手中获得资金。由于商业票据的期限较短，流动性较高，因此中期票据的二级市场不发达，交易主要集中于一级市场。参与发行过程的主体，依据其所处的地位不同，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发行者即借款人。在美国市场上，发行者主要是大公司、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银行、政府和政府机构也开始涉足中期票据市场。大型的银行控股公司、企业财务公司发行了大部分的票据。大公司的信誉高，违约风险小，因此他们能够垄断发行市场。在欧洲货币市场上，最开始主要是一些美国企业，他们利用票据筹集低廉的欧洲美元资金为自己的海外子公司融资。此后银行、金融机构、政府纷纷涌人该市场。到19%年3月止，发行在外的欧洲中期票据已达到5000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市场。
第二，中介机构。主要有以下几类：首先是承销商，可以由一个承销商担任，也可以组成承销团。一般发行都通过承销商，也有一些发行者有自己的发行队伍，主要见于美国市场。但是，直接发行的发行费用较高，每期商业票据如果要直接发行，它的最佳发行规模为20亿美元（美国市场）。美国市场的承销主要由几家大的机构垄断，他们是美林公司（meRRiLLYnCH）、高盛（GoLDmenSaCHS）、雷蒙兄弟（LeHmenBRotHeRS）。欧洲货币市场的发行主要采取承销团的方式，发行者会指定一家主承销商，它负责组织承销团，给发行者提供财务咨询。主承销商并不因为它的特殊地位而获得额外报酬。美国的投资银行主导了欧洲货币市场的承销……其次是由发行者委托的发行和偿付人。人通常是一家具有清算功能的银行，它将表明持有票据的证明提交给承销商，收取资金。当票据到期的时候，它从发行者处收到资金。负责偿付，同时收回证明。有时候人和承销商是同一主体，但是它们在业务上必须分开。在美国市场上还存在着为发行者提供信贷额度或备用信用证的银行或其他机构，这些机构保证在发行者不能偿还本金时负责偿还，或者保证发行者能获得他们想要的金额。欧洲市场缺少这种支持，因为最开始进人市场的发行者主要是信誉卓著的大企业，他们利用欧洲货币市场环境宽松的有利条件，完全依靠自身的实力发行票据，以节省先头手续费。
第三，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的投资者主要是机构投资者，美国市场的这个特征十分明显。因为根据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4（2）条规定，如果商业票据由机构投资者购买，而且该票据不在市场上交易，该票据的发行可以免于申请登记。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保险公司、信托机构、投资公司、养老基金甚至地方政府都参与中期票据投资。其中，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票据的面额都比较大，小投资者没有实力参与。欧洲货币市场票据的通常面额为50万美元和1的万美元，美国市场的最小面额为2。5万美元，但是大部分的票据以100万美元的整数倍标值。中期票据项目的设计通常作法，中期票据的发行者与承销商签订一份发行承销合同，与已有的票据包销便利不同，承销商并不负责包销所有票据，他们只承担最大努力义务。该合同与合同、备忘录等文件构成一份项目合同，它规定了中期票据项目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行期限、金额等。此后，发行者可以在合同规定的框架内灵活选择发行商业票据的种类，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和市场资金情况选择币种、期限。每次发行，他只要和承销商签订一份定价补充协定，该协定参考承销合同制定。于是发行者节省了每次发行票据重新拟定合同的成本。发行者一般指定二三家投资银行作为承销商，然后签订多边协定，就票据发行的形式、法律基础、交割时间表作出安排。目前，中期票据的合同条款已经建立起行业标准，节约了拟定合同的时间。传统上中期票据采用私寡发行方式，承销商将票据销售给少数大的机构投资者。近来，公开在货币市场发行的方式逐渐流行，1995年，欧洲货币市场的公开发行量为9印亿美元，比1994年增长69%。
三、中期票据市场的意义。
众所周知，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比，具有市场透明度高、风险分散等特点，有利于金融稳定。成功市场经济国家中直接融资市场在融资体系中均占有主导性地位，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是融资结构明显分化，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市场发展缓慢。在目前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国内实施宏观调控，既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下滑，避免过大起落的背景下，交易商协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推出中期票据业务，是对特定经济发展时期金融创新的全新尝试。中期票据业务的推出，结束了企业中期直接债务融资工具长期缺失的局面，提高了直接融资比例。从宏观层面来看，它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力，降低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效平衡银行机构的信贷资源；减轻股权融资的压力，有利于资本市场协调、可持续发展；保证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平稳推进。从微观层面来看，有利于企业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丰富投资者投资渠道。
四、我国中期票据市场的管理方式。
借鉴美国等市场的成功经验，我国中期票据目前实行交易商协会注册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由协会组织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员进行自律管理。交易商协会的七项自律规则具体地明确了中期票据管理战术。《指引》明确规定企业的注册程序：交易商协会设注册委员会，注册委员会委员由来自银行、券商、基金公司、评级公司等市场相关专业人士组成，目前共有81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其中，每周的注册会议由5名注册委员会委员参加，参会委员从注册委员会全体委员中抽取，2名以上（含2名）委员认为不符合相关要求，交易商协会就将不接受发行注册。
《指引》中还明确规定，企业发行中期票据待偿还余额不得超过企业净资产的40%；对于募集资金的规模，指引并没有严格限制，仅规定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在发行文件中明确披露具体资金用途，企业在中期票据存续期内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应提前披露。而且因为投资期限的延长会增大投资风险，所以《指引》中指出，企业还应在中期票据发行文件中约定投资者保护机制，包括应对企业信用评级下降、财务状况恶化或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利益情况的有效措施，以及中期票据发生违约后的清偿安排。由此可见，中期票据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发行更为便利，市场普遍认为它丰富了企业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的渠道，将会得到发行主体的青睐。尤其是在从紧货币政策环境下，中期票据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并且随着市场的深化，中期票据的交易结构将有更大的创新和丰富，从而带动新型信用债券和结构化证券的涌现，引领中国信用债券市场进入新纪元。
五、中期票据市场在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第一，中期票据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善企业的资本结构。根据2008年4月22日首批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情况来看铁道部两只3年和5年期的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分别确定为5.08%和5.28%外，其余6只中期票据的票面利率整齐划一地呈现为3年期5.3%,5年期5.5%的水平。而目前我国银行贷款3年期和5年期利率分别为7.56%和7.74%,两者相比，中期票据有低成本融资的优势。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理性人会主动核算融资成本，降低银行贷款规模，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和中期融资比例，改善并优化公司融资结构。通过对首批中期票据募集资金的用途分析，可以发现除了用于项目建设投资，中期票据融资的另一大用途就是偿还成本较高的银行贷款，其中，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用于置换银行借款的部分约占募集资金的40%。所以在贷款利率高企，货币当局控制银行贷款规模的背景下，中期票据自然受到广大融资者的青睐。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必将凸现，发行中期票据的企业会越来越多。
第二，从投资者的角度，中期票据提供了一种新的固定收益产品。中期票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和流通，大大地丰富了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品种。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银行、非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的一个债券发行和交易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原有的中长期品种包括国债、政策性银行债、企业债等，债券品种单一，缺少企业凭借自身信用发行的无担保的固定收益类产品。中期票据的引入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局面。从2008年2月短期融资券的持有者结构看，商业银行占73.51%,其中全国性商业银行占60.97%,城市商业银行占8.81%,由于短期融资券收益高于同期限央票收益，商业银行更乐意持有短期融资券。类似地，企业发行的中期票据利率会高于同期限国债利率，商业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中期票据可以提高资金的收益率。
第三，中期票据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贷款业务，但也为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中长期贷款相比，中期票据低发行利率的优势十分明显。根据前文的分析，中期票据利率比银行贷款利率低200个基点以上。从长远来看，中期票据低融资成本的优势将吸引更多企业采用中期票据的方式替代贷款融资。从首批发行中期票据企业情况来看，除铁道部以外均为大型央企，资信等级为aaa级，这些企业长期以来都是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优质客户发行中期票据必将使银行企业贷款业务受到很大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筹集资金用途包括偿还银行贷款和置换银行贷款。企业从降低融资成本角度选择中期票据替代银行贷款的“脱媒”行为必须引起商业银行的高度重视。从首批中期票据的发行情况来看，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纷纷加入到中期票据的承销商行列中来。这些商业银行均有短期融资券的承销历史，为银行承销企业中期票据积累了宝贵经验。根据以往短期融资券的承销情况，主承销商能获得的短期融资券的承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4%,承销团成员能获得的分销费率大约为融资额的0.15%。因此银行在短期融资券的承销业务中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与短期融资券相比，中期票据的发行规模大许多，所以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能为商业银行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
以往我国商业银行过分依赖于存贷款利差收入，中间业务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过小。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这一不合理的局面，使商业银行收入结构更加合理，同时承销收入不占用银行资本金和法定准备金等资源，这是承销收入不同于贷款收入的一大优势。面临中期票据的积极和消极作用，商业银行应该客观地看待中期票据所导致的企业“脱媒”现象，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发展中期票据的承销业务，建立新型银企关系。根据首批中期票据发行的情况分析，从融资成本的角度，具有优良资信等级的企业倾向于选择中期票据来替代中长期贷款。这些企业都是银行重要的贷款客户。因此银行可以将原有的贷款业务客户转变为中期票据承销业务的客户资源。由于银行和企业有着多年的业务往来，彼此熟悉对方的情况，银行在此基础上开展承销业务可以根据企业的资产负债和现金流状况，为企业量身定做中期票据融资方案，安排发行金额与期限，同时争取中期票据的承销资格。这样既保留了客户资源，又能扩大银行的承销业务。超级秘书网
第四，从货币政策的角度，中期票据缓解了货币政策的压力。在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额度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之一。从2008年金融机构的贷款数据分析，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较2007年同期下降7%,信贷额度控制的效果尚属理想。如果按照一季度贷款占全年35%的比例计，则全年贷款将达到3.8万亿，而去年全年新增贷款为3.6万亿。因此可以推断央行将继续采取措施执行信贷规模管制。中期票据作为直接融资，实质上是资金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直接的资金融通。投资者购买中期票据一方面满足了一些企业刚性的生产性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通过银行贷款方式的融资所导致的贷款总量快速增长，缓解了货币当局通过信贷规模管制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压力。
六、中期票据市场对商业银行带来的问题及建议。
中期票据对银行贷款的替代效应，使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面临挑战。竞争加剧行业分化，商业银行盈利水平差距扩大。中期票据业务带来了相应的经营风险，为商业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是中期票据的主要投资主体，使得信用风险分散的效果并不明显。商业银行在承销中期票据时的余额包销及代清偿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应大力发展投资银行业务，推动银行阴历模式的转型；延伸客户服务，开发中小企业信贷市场；提高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防范中期票据信用风险。
参考文献：
[1]包香明。美中期票据市场概况，推出中期票据扩大直接融资[n].金融时报，2006-03-18.
[2]潘渭河。欧洲票据市场的发展和emtn[J].国际商务研究，2002,（2）。
[3]俞波。中期票据—企业战略转型的资金助推器。，2008-4-17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6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就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划拨土地,注入优质资产、国企股权等方式,组建一个资产规模和财务状况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该公司以地方财政对公司的注资受益权、补贴,甚至偿债基金等作为保证,通过向银行贷款或发行企业债券等方式融入资金,并将其重点投向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公益性项目等。此类公司名称各异,通常有城建投资公司、城建开发公司、资产经营管理公司、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等。
地方政府建立融资平台为市政基础设施融资,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7月上海成立的上海城投(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成为政府、银行、学界甚至大众所关注焦点,则是2009年初以来的事情。2008年底,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投资刺激计划,其中中央本级投资1.18万亿元,其余则由地方政府配套实施。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融资功能。据统计,截至2009年5月底,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总额已高达5万亿元。这次巨额融资有力地保证了各级政府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对于扩大内需,保证增长起到巨大的作用。但随之而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财务状况不透明、地方政府隐形债务风险、银行不良贷款累积等问题也日益引起各界的关注。
本文试图以北京市某区政府融资平台――北京市某公司的融资及运作实践为案例,以分析地方融资平台的运作机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政府融资平台运作机制
融资平台基本情况
某公司是某区政府指定的政府融资平台,该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由该区国资委100%控股。注册资金10亿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管理咨询和物业管理等。该公司2008年度总资产为12.6亿元、净资产为9.5亿元、资产负债率为24.9%、净资产收益率为1.1%。截至2009年9月底,该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余额为45亿元。其中,2009年从国家开发银行、工商银行、北京银行、上海浦发银行等4家共计贷款40亿元,用于地铁站点建设的拆迁。贷款期限为5年,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下浮10%。本金从贷款提取日算起的第二年起,分四次等额还清。每年分四次支付利息。
融资平台贷款运作机制
2009年,为了配合北京市开展地铁建设工作,该区需要对地铁途经区域的站点周边进行拆迁。扣除市地铁公司可能给予的补助之外,该区还要出资40亿元左右。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区委、区政府决定通过融资平台贷款的方式解决拆迁资金来源。区发改委在开展调研及与金融机构接洽谈判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区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的报告》,明确合作对象、贷款额度、贷款期限、贷款使用方向、贷款风险防范机制等关键内容,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贷款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项目建设单位向区政府就贷款提出申请,待区政府主管领导批准同意贷款后,由区发改委向融资平台下达贷款通知,通知明确贷款银行、贷款期限、提款日期、贷款利率、本金利息偿还计划、偿还方式等。投资平台按照贷款通知要求和贷款银行签订借款合同并根据具体项目借款合同向金融机构提出提款申请。贷款平台取得贷款后,应将贷款资金于当天向区财政局指定账户办理转账支付,区财政局收到贷款资金后向借款法人开具相应的收据证明,区财政局将贷款资金拨付项目单位。
区财政将贷款还本付息纳入年度预算,并建立偿债基金。在需要还本付息时,融资平台将金融机构发出的还本付息通知书及时转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根据通知书还本付息。本金偿还时,由区财政局提前两个工作日将资金直接拨付至融资平台在贷款银行开设的还款账户;利息偿还时,区财政局提前一个工作日将资金直接拨付至融资平台在贷款银行开设的还款账户。
该区在使用银行贷款方面的相关规定主要有《利用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和《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根据上述规定和办法,区发改委、国资委、财政局、审计局及具有监督、检查职能的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对贷款及其使用负有监督、检查、管理责任。
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存在的几个问题
融资运作缺乏一个独立的政府投融资机构作为依托,不能全面掌握全区融资需求和科学规划融资投向。一般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在缺乏资金、需要外部融资时,才由相关部门针对具体项目和银行洽谈贷款事宜,因此,单个项目谈判成本高,不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区级领导、各部门协作的贷款模式,但由于各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等方面的考虑,不能形成合力,导致了贷款的高成本、低效率,甚至某种程度上的短视行为。最重要的是,缺乏对全区基础设施投融资规划、降低融资成本、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等方面的统筹考虑。
融资平台功能单一,不具备投资功能。从上述案例融资平台的运作机制看,该平台只是履行政府融资的职能,融得资金后,立即就将所融资金转入财政相关账户,以供项目单位使用。融资平台不具备投资功能,不负责贷款资金的投向、使用及其管理,只是政府进行融资的单纯载体和媒介。由于融资平台没有投资功能,不可能对所融得的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也就没有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使用效率的积极性。
融资平台资产负债率高,具有很大的财务风险。从2009年8月份该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2%。而从公司财务角度看,我国公司理想化的资产负债率一般是40%左右,因此,该平台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远高于正常水平。尽管实际上如此高的贷款是由政府提供隐形担保,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负债以及提供担保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如果出现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缓慢或者其他无法偿还贷款的情况,平台公司凭借自身的实力偿还贷款就有困难,极其容易出现财务风险。
融资渠道单一,融资成本高。该融资平台解决资金需求全部依靠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贷款,并没有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ipo及信托等其他融资方式,缺乏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而单纯依靠银行贷款的融资方式,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大,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尽管银行贷款执行了优惠利率,但是其成本仍然比发行企业债券、ipo、信托等方式要高。此外,从贷款本身看,贷款40亿元,期限5年,执行的优惠年利率为5.184%,第二年开始分四年等额还本,每年均以5年期的优惠利率分四次支付利息。其实第一次偿还的本金实际贷款期限为2年、第二次偿还的本金实际贷款期限为3年,这两笔本金的利率应该执行1～3年期(含3年)的优惠利率(4.86%)。经简单计算,若这两笔本金(共计20亿元)按3年期利率计算,将为该区节约利息费用1600万元左右。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的几点建议
建立健全投融资机构的投资决策机制。地方政府成立投融资决策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人由党委或者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为主要成员。委员会负责重大投融资事项的决策、相关问题的协调和组织考核等方面工作,并确定投资方向、投资规模及投资方式。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在投融资决策委员会的指导下负责融资、投资及还款等工作。
集中优势资源,组建综合性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投融资平台,实现政府投资的市场化运作方式。将地方政府拥有的优质经营性资源、优质资产以及未来需要资金推动的投资项目全部划拨进入新的平台公司。这样,平台公司拥有了质量良好的资产和稳定的现金流及利润来源,财务形象和未来预期良好,具备了融资和正常运营的能力。实际操作中,可以将地方国资委所属的优质企业直接划入投融资平台,作为投融资职能启动的支撑,也可以将原属于其他政府部门的特许经营权或可流转的土地、房产等资源划入平台公司,为投融资平台公司带来经营性资源。重新组建的投融资平台要具有融资、投资等综合,不但投资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非经营性项目,而且还可以投资于准经营性项目和经营性项目。
明确职能定位,理顺地方政府与平台公司之间的关系。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职能定位应该是:统一的政府融资平台、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政策性投资平台。投融资平台是基于政府拥有的优质资源建立而成,是政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解决发展难题、实现战略意图、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手。投融资平台作为一个现代化企业,将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来进行内部管理和作为市场主体进行市场化运作,同时也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指导。一方面,其主要职能受到政府规范,也将得到政府赋予的大量优质资源和经营性资产,在未来经营发展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其主要投资决策将受地方政府的指导,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配套和先导产业投资等,要充分显示政府的宏观调控意图。
从地方政府与投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来看,平台公司首先是要在政府或者其特设机构的领导下运作,坚决贯彻政府的战略意图,而其自身则通过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坚持市场化导向,本身就应具有“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在投融资平台的具体运作中保持超然的态度,只负责重大投融资的决策,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经营转变为宏观调控。
投融资平台应逐步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模式。在平台公司的自身经营管理方面,应逐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专业的经营层队伍,形成有竞争力的专业经营部门。完善投融资决策程序,严格控制投资经营风险。例如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建立了专门的投资事业部,负责中心的投融资工作,以专业的队伍及早甄别防范投资经营风险,并要求重大投资决策需经管理层及最高决策层决议通过,减少了盲目投资可能出现的风险。
平台公司积极采取市场化方式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投融资平台在行使职能时,不能过度依赖政府支持,应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资源,拓宽融资渠道,募集未来投资经营的资金。除银行贷款外,平台公司可以选择发行企业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发起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融资,同时随着发展,可以通过ipo上市融资,实现资产证券化。截至2009年7月份,北京国有资本管理中心已成功发行150亿元的企业债券和两期共200亿元的中期票据,融资期限分为3年期、5年期、7年期和10年期等,融资成本显著低于同期银行贷款2个百分点左右。
积极探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考评机制,建立地方政府财政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对政府投融资平台实行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同时要综合考量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社会效益。投融资平台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同时积极引入评级机构,定期对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信用评级,并及时信用评级报告。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7
王鹏(1977～)，福建福清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台湾经济研究所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港澳台经济。
摘要：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以内部融资和间接融资为主，融资障碍是台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根据发生原因不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障碍具有多种类型，信用担保能力低和银行放款成本高是约束台资企业融资的主要原因。解决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途径，应该从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台资企业自身素质等方面入手，运用多种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台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资金需求。
关键词：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3-0055-06 收稿日期：2007-11-14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台资企业逐渐掀起了投资大陆的热潮。目前，台资企业投资已成为大陆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促进大陆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投资经营方式的改变，台资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大，但由于海峡两岸特殊的政治关系，台湾当局对于资金汇出有诸多限制。加上两岸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原有的融资渠道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对资金的需要，融资困难已成为大陆台资企业经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2007年下半年以来。大陆出口退税的调整、加工贸易新措施的实施以及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新政的出台，使台资企业的流动资金愈发紧缺。在当前大陆民营企业相继崛起以及外资在两岸加入wto后蓄势待发的背景下，台资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获得资金支持，势必会影响其生存与发展，也将影响大陆经济的永续发展。因此，深入分析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内在原因，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于解决台资企业融资难题，促进其更好更快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有关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问题的研究，主要来自海峡两岸的研究学者，相关成果尚显不多。大陆方面，学者们主要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台资企业融资存在的困难，如刘兴民指出资信担保是台资企业信贷的最突出问题；单玉丽认为大陆资本市场不健全，缺乏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张传国、衣长军强调融资困境在于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台资企业自身问题以及两岸金融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陈恩等认为融资困难应归因于台湾当局不开放金融机构赴大陆设立分行，以及台资企业资信不透明和缺乏抵押品等。尽管大陆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但都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思路和建议，包括呼吁台湾当局放宽政策限制，建立两岸资金流通和合作机制，鼓励台资企业向第三地资本市场融资等。
台湾学者则更加关注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融资环境和资金运用情形，如简永光发现香港资本市场对台资企业融资最有利；高长认为融资困境在于企业规模小、政商关系不佳及获利前景不明；刘小璐指出融资障碍存在于台资企业融资过程的每个阶段。由于研究方法不同，台湾学者提出解决融资困境的途径也不一样，如蔡辉端强调开放和提升金融理念，进行融资制度的创新；袁明仁、吴宗宪认为在大陆就地融资是解决资金困难的最佳方式；李纪珠等则认为开放台资银行赴大陆经营业务，能有效解决台资企业资金短缺问题。
从已有文献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上都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但研究深度有限，许多问题仍有待于继续探索，尤其是对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类型及其原因的分析还很不够。本文将用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基本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经济学解释与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途径与政策建议。
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与融资障碍
目前，大陆台资企业普遍存在资金短缺、融资渠道狭窄的难题，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强烈。以珠三角为例，几乎全部台资企业都存在资金需求，但只有近10％的台资企业可以顺利融资。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融资障碍仍是台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
按照资金来源的方向，可以把融资渠道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后者又可分成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除了内部融资以外，理论上大陆台资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台湾、大陆以及第三地的股票、债券与借贷等，但事实上受限于台湾当局法令限制及大陆金融市场现况，真正可以使用的融资渠道并不多。加上多数台资企业属于中小企业，常用的融资渠道多集中在内部融资和间接融资上，直接融资仅是少部分台资企业特有的选择。一般说来，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1 以台湾母公司或私人股东名义，采取“贸易融资”或以境外分公司名义争取台湾银行的oBU(国际金融业务分行)与DBU(台湾地区外汇指定银行)贷款。2 以台湾资产向大陆厂商作抵押，再由台湾外资银行出具担保信用证，向大陆外资银行融资。3 将“土地使用证”等作为抵押向中资银行融资，或利用大陆对策略性工业的专项融资取得贷款。4 通过“”的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其他融资渠道还包括民间地下融资、台湾大陆银行分支机构融资、国际银团融资、同业间拆借及原材料赊购等，但所占比重均较小。
海峡两岸加入wto后，随着两岸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大陆融资环境的改善，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一是台资企业的融资渠道尽管仍以个人出资和从岛内融资为主，但在大陆就地融资的比重逐渐提高。只要台资企业提供合适足额的抵押品，例如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外汇存款和应收账款等动产或不动产，一般就能得到一定的融资。二是大陆银行相继出台信贷政策，对台资企业提供专项政策性信贷支持。例如，国家开发银行、华夏银行和国台办已签署协议，将在5年内对台资企业发放300亿元和200亿元贷款。三是大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协助台资企业解决融资困难。例如，2007年5月广东省台办与中国信保公司签署了《建立台资企业信保贸易融资平台协议》，规定在粤台资企业贸易融资产品可采取一般出口贸易、转厂贸易等多种模式。四是在香港上市融资成为台资企业重要的融资渠道。目前的资本市场均已向台资企业开放，但在上市门槛较低、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香港资本市场上市融资逐渐成为台资企业重要的融资途径。五是Cepa机制为台资银行采用“借壳”式进入大陆市场提供了契机。台资银行可以通过并购港资银行或者直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采用“借壳”方式布局大陆市场，向台资企业提供融资。
(二)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障碍
1 台湾当局限制性经济政策造成的融资障碍。台湾当局至今仍然禁止岛内银行投资大陆，导致大陆台资企业丧失了极为重要的融资渠道。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的规定，台湾oBU的授信对象仅限于经许可的大陆台资企业，未经许可赴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除非设有境外公
司，以境外公司名义向oBU申请贷款，否则无法从oBU获得资金援助。同时，台资企业只能以大陆资产作为担保，银行oBU的授信总额不得超过其资产净额的30％，其中无担保授信部分不得超过10％。这些限制性经济政策使得台湾某些oBU资产不多的中小银行的授信能力降低，台资企业也无法充分利用既有的台湾资源取得融资。
2 大陆经济政策与制度环境变化引起的融资障碍。近年来，大陆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各种经济政策和制度环境的变化也给台资企业带来了一定的融资障碍。例如，2005年4月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境内外资银行短期外债指标》，规定新增外资企业或有负债必须一并视为外债，其总额不得超过投资总额与注册总额的差额(差)，这不仅直接限制了台资企业从境外举债的额度，而且对台湾母公司通过直接援助以及外资银行或台湾银行oBU向台资企业的放款也产生较大影响。此外，大陆严格的资本帐控管制度，加上外资银行并非都有操作人民币业务的资格，导致台资企业无法顺利取得境外资金，融资过程常常面临许多困境。
3 中资银行的经营特点和贷款条件带来的融资障碍。尽管向中资银行融资不需顾虑是否超过公司的差，但由于中资银行的经营特点和贷款条件等限制，台资企业融资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中资银行体制改革还未彻底，银行没有完全商业化，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必须配合大陆经济发展的指导方向，台资企业向中资银行的贷款难度往往要大于国有企业。二是大陆本身资金紧张。各专业银行对于信贷审查程序十分严格，台资企业多属中小企业，很难与中资银行建立紧密的信贷关系。三是中资银行偏好抵押贷款，如果台资企业没有房产证、国土证，不易向中资银行贷到款。由于台资企业无法得到母公司的担保，也无法运用台湾资产作为抵押，中资银行也不接受台湾银行开出的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因此台资企业向中资银行融资存在不少困难。
4 台资企业自身素质和经营观念导致的融资障碍。大陆台资企业融资不易的另一重要原因与其自身素质和经营观念有关。许多台资企业至今仍沿袭传统的家族式经营模式，财务制度不健全，隐瞒经营规模和利润，财务信息失真，银行对放款收益存在较高质疑。由于银行无法深入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企业又没有足够的担保品作为抵押，出于风险防范原因，银行一般都对资信评级较低的台资企业融资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部分台资企业在生产经营出现困难时，不是从改善经营方式、加强内部管理着手，而是采取逃废债务等做法，企图钻法律漏洞。这些错误的经营态度和经营方式，降低了银行对企业的信任程度，也增加了企业的融资难度。
三、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原因分析
在大陆投资的台资企业，以中小企业居多。据估算，大陆台资企业平均投资规模在130万美元左右，投资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总数的93％以上，投资规模在500万美元以上的仅占7％。本文从企业担保能力和银行放款成本两个角度，运用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基本原理，分析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主要原因。
(一)信用担保能力低对台资企业融资的约束
在金融市场上，资金需求者能否顺利融资，取决于其所提供的价格和条件能否被资金供给者接受。大陆台资企业由于无法得到台湾母公司的担保，又缺乏足够的抵押品，加上资金规模小，信用担保能力普遍较低，这一方面决定其无法在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另一方面也说明银行若对其放贷就必须承担较大风险，而这种风险在目前的利率政策下又无法通过提高利率得到补偿。因此，大陆台资企业的融资困境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假定大陆台资企业均为中小企业，其投资所需资金完全从银行借人，在投资收益函数中，投资量和期望收益呈反比关系。在银行贷款额与贷款利率的组合[B，r]所构成的贷款供给曲线中(如图1中s0所示)，当贷款额增加，贷款利率即银行的期望收益也增加。但是，在台资企业投资收益下降和本利支付负担增大也即其债务不能履行的概率增大时，虽然在小规模的区间内贷款的增加，会因为贷款利率的上升而掩盖其债务不能履行的损失，但当贷款额增加到B*以上时。增加的坏账数量会超过因利率上升而增加的收益，以至于银行的期望收益降低，因此，贷款供给曲线s0在H处将逐渐向左倾斜。
然而，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会随企业信用担保能力的高低而发生变化，企业能够提供的担保额度越大，s0就越向水平倾斜。(中小)台资企业由于担保能力低，它们的贷款供给曲线(s1)和大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S2)的形态就很不相同。如果无论是什么企业。其投资收益都是一致的，企业的资金需求就由资金需求曲线D表示。在金融市场处于竞争状态下。利率由资金供求情况所决定，那么贷向台资企业的贷款与贷向大企业的贷款相比较，不但贷款额小(B1＜B2)，而且贷款利率还很高(r1＞r2)。
因此，台资企业获得贷款的均衡利率水平的形成，取决于金融机构预期的风险报酬和台资企业投资收益水平。当台资企业投资收益低于金融机构的预期要求时，市场就难以形成均衡价格，即使台资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为s1的形态，但它仍然难以与资金需求曲线D相交。这与企业不能提供担保情况下，s0难以与D相交一样，都说明了台资企业从银行融资的困难。
另一方面，由于大陆实行利率的上限管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台资企业的融资困难。假设贷款利率的上限为a((r2＜a＜r1)，虽然a大于r2，使大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s2移向s'2)，但是大企业的资金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能够得到满足。而a小于r1，台资企业的贷款供给曲线(s0)与其资金需求曲线(D)不相交，所以银行无法提供相应贷款，台资企业的资金需求就被挤出。
(二)银行放款成本高对台资企业融资的约束
银行在向企业放贷时，为了保证贷款的安全和收益，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需要支付一定的审查和监督费用，因此企业所要支出的成本就要超过贷款利率。由于多数台资企业规模小，信息透明度较差，内控制度不健全，银行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调查企业的财务和信用状况，并要加强监督力度以防范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道德风险，由此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和信贷配给的发生。同时，银行放款成本与贷款额是不成比例的，无论贷款额
是多少，银行的审查和监督费用都大致相同；而台资企业融资规模较小，放款成本占贷款额的比重较高，贷款的平均成本也较高，因此贷款利率相应地要高于大企业。
无论是中小台资企业还是大企业，其资金需求与利率水平总是呈一定关系变化，这决定了中小台资企业与大企业的借人需求曲线在[B，r]坐标中都向右下方倾斜(如图2中D1和D2所示)。同时，由于中小台资企业的借人需求比大企业小，D1就位于D9的左侧。假定银行的资金来源都由存款构成，存款利率为i，如果每一笔银行放款成本为一定量C，则银行的平均放款成本aC就是贷款额的函数，即aC=C/B+i。银行决定贷款额的大小时，主要看其收益是否在平均费用与贷款利率一致的水平上。因此，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就表现为放款成本越高贷款额越小的形状。在放款成本与贷款供给的关系示意图中，中小台资企业与大企业的借入需求曲线和银行贷款供给曲线分别交于s1和s2，可以清楚地看到，向中小台资企业的贷款额比大企业小(B1＜B2)，而贷款利率却很高(r1＞r2)。如果台资企业的规模小到使其借入需求曲线的位置向左下方移至D0处，借入需求曲线就无法与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相交，从而使台资企业无法进入有组织的融资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要使上述银行放款成本与贷款额决定的关系成立，必须假定银行支付一定的费用，就能收集到与企业投资收益相关的信息。然而，在大陆现实经济条件下，由于台资企业与银行利益的不一致性，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有意或无意损害银行的利益。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台资和鼓励台资企业增资扩产，甚至默许台资企业的逃债行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台资企业的道德风险，进而增加银行的相关费用。即使银行支付了大量的审查和监督费用，也常由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不能准确判断台资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尤其是对于中小台资企业，因其信用担保能力低，在贷款获得上存在着强烈的道德风险；借入合同签定后，为追求高额利润，很可能转而投资与高风险相伴的高收益项目，一旦投资失败，其损失就只能由银行来承接，由此也决定了台资企业很难从金融市场上获得资金支持。
四、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解决途径与政策建议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大陆台资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是台湾当局政策限制、大陆融资环境以及台资企业自身问题等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解决台资企业融资障碍的途径，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我们除了要继续呼吁台湾当局放宽政策限制，开放岛内金融机构在大陆设立分行，建立两岸资金的双向交流通道，为台资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以外，更应该从改善融资环境和提高台资企业自身素质等方面人手，运用多种方式拓展融资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台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资金需求。
第一，要解决台资企业由于信用担保能力低而存在的市场进入难题，一个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信用担保能力。从图1可知，信用担保能力的提高可以使中小台资企业获得与大企业同样的担保效果，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1就会向右下方移至s2的位置，从而使台资企业的市场进入改善到与大企业相同的水平。具体可从两方面采取措施：一是外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包括建立信用担保体系、设立信用担保基金、组建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信用担保机构等，利用政策性保险产品及配套的融资服务，构建台资企业信用担保融资平台，实行会员制企业间的互保、联保。二是内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主要是通过增加台资企业的资本性财产数量和改善内部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增强诚实信用意识，树立良好信誉形象，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需要指出的是。在外源性提高信用担保能力的现实情况中，由于较难了解多数台资企业的投资收益和经营状况等信息，必须审慎决定担保比例。如果提供的担保过度，就容易产生债务不能履行的风险，担保机构就必须承担较大的赔偿责任。
第二，要改善由于银行放款成本过高而造成台资企业融资困难的局面，“低利融资”和“补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如图2所示，“低利融资”通过使融资的平均费用(aC=C/B+i)降低，从而使银行的贷款供给曲线S向下方移动。由于低利融资制度降低了银行的平均放款成本，原先因为借入成本过高的约束致使资金需求过小而无法得到贷款的中小台资企业(其借入需求曲线为D0)，就有可能因贷款供给曲线s的下移而进入融资市场：原先台资企业贷款额小但贷款利率高的现象。也会因贷款供给曲线s的下移而得到改善。“补贴”则可以提高台资企业的投资收益率。使借入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具有和“低利融资”相同的效果。具体措施主要有：一是矫正有失公允的利率政策。消除因所有制成分不同而产生的利率差异，对所有借贷者实行同一水准的利率。二是进一步放宽利率管制，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尽快由目前的放宽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限制，过渡到最终由商业银行自主决定贷款利率水平，并允许其收取合理的费用，以此优化资源配置。三是采取就业补贴、研发补贴和出口补贴等形式，以及降低税率、减免税收、提高税收起征点和固定资产折旧率等方法，给予台资企业融资扶持；对于预期收益较高的投资项目予以贷款贴息或资金援助，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台资企业的贷款投入。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8
[关键词]广州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4-0291-01
引言
广州金融去杠杆成效显著，广州直接融资规模迅速扩大，增速高居全国大城市第一位，新增直接融资占比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全国第一。今年以来，广州市金融局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部署，积极推动金融行业降杠杆，将直接融资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广州市融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为广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未来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
1什么是直接融资
"直接融资"，英文名称“directfinancing”。直接融资是间接融资的对称。亦称“直接金融”。没有金融中介机构介入的资金融通方式。在这种融资方式下，在一定时期内，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与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商业信用、企业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企业之间、个人之间的直接借贷，均属于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资金直供方式，与间接金融相比，投融资双方都有较多的选择自由。而且，对投资者来说收益较高，对筹资者来说成本却又比较低。但由于筹资人资信程度很不一样，造成了债权人承担的风险程度很不相同，且部分直接金融资金具有不可逆性。
直接融资是以股票、债券为主要金融工具的一种融资机制，这种资金供给者与资金需求者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直接融通资金的场所，即为直接融资市场，也称证券市场，直接融资能最大可能地吸收社会游资，直接投资于企业生产经营之中，从而弥补了间接融资的不足。直接融资是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融资形式。直接融资的工具：主要有商业票据和直接借贷凭证、股票、债券。
2广州半年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
2016年上半年，广州市金融业最大的亮点是直接融资占比高，将两个全国第一纳入囊中，这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和降低金融体系的杠杆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第一是直接融资余额增速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直接融资余额达1.2万亿元，在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上海（1.3万亿元），占全省（含深圳）的53.8%，同比增长52%，远超上海（29.7%）、北京（0.62%）和深圳（-2.3%）;第二是新增直接融资占比全国第一，上半年全市新增直接融资总额2227.3亿元，占社会融资规模的66.5%，这个比例接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远高于北京（53%）、上海（30%）、天津（35%），也高于全省（30%）。
直接融资数据说明了广州地区的企业越来越受到国内外资本市场的青睐。
3广州社会融资规模是去年同期1.2倍
广州金融业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是金融风险低。截至2016年7月，全市银行机构不良贷款率为1.35%，比全国平均水平（2.11%）低0.76个百分点。两家市属法人银行的杠杆率均在4%的监管要求以上;市属两家法人证券公司和两家期货公司净资本/净资产比率都在80%以上，远远高于监管要求（40%以上）;三家法人保险机构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达到420%、156%和111%，均大大高于监管要求（100%以上）。二是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社会融资规模是全面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以及金融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最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广州市社会融资规模达3348.4亿元，是去年同期的1.2倍。邱亿通表示：“这体现出金融体系对广州市实体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对广州金融环境的信心不断提升。三是小微企业融资增速高。7月末，广州地区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贷款余额分别为3199.4亿元和490.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6%和12.6%，远高于同期大型企业-3.2%和中型企业1.4%的增速。
4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
广州的康泽药业，由2013年净利润不足400万元，到新三板挂牌后，先后3次融资3.66亿元，2015年实现净利润超过5000万元，增长了12.5倍！广州的蓝盾股份，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方式收购了华伟科技和中经汇通，通过并购，蓝盾股份顺应了信息安全外延的扩大，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净利润由2014年不足3700万元快速增加至2015年超过1.2亿元。
据广州市金融局报道，广州市金融局充分利用企业上市机制，促进科技创新企业做大做强，这些企业已成为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力。截至8月末，广州市新增上市公司5家，总数达到120家;新增新三板挂牌企业129家，总计达275家;拟上市挂牌后备企业资源丰富，22家企业处于辅导期，34家企业正在排队，81家企业向新三板递交挂牌申请。
5“组合拳”助企业融资成本大降
广州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打出融资“组合拳”。随着直接融资、境外融资的增多，广州企业融资成本大降。2016年上半年，越秀集团平均融资成本为4.23%，比去年同期下降了0.32个百分点，年化节省利息6.5亿元;越秀交通成功发行中国境内交易所第一单熊猫债10亿元，其中3亿元（“32”期限品种）票面利率2.85%，创下历史新低。广州地铁启动境外发债工作，累计发行8亿美元中期票据计划，比人民银行同期基准利率低10%～21%。南沙新区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29笔，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金额61.24亿元，累计发放贷款29.01亿元。
通过积极贯彻落实有关政策，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进行补贴，今年共补贴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企业上市财务费用3300万元;落实为企业减负政策，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取消收费项目218项，降低收费标准530项，减费8.46亿元。
6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在稳控风险的基础上力推金融创新发展。将尽快在南沙开展内、外资融资租赁统一管理试点。推进金融移动支付在广州市公共、交通、文化、教育、生活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科学规划金融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创新型金融集聚平台建设。发挥自贸试验区政策优势，大力发展跨境投融资业务。
广州将建设枢纽型网络融资服务体系，提升融资服务水平，将广州打造成为华南地区的资金集散中心、“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和结算中心，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供给。依托广州建设国际航运枢纽、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科技创新枢纽的战略契机，加快集聚各类资金、资本和人才。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9
一、两岸金融合作现状
随着两岸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破冰，两岸专家与学者对两岸金融合作的现状研究不断增多。
1.在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下，两岸有必要进行全面的金融交流与合作。杨胜刚(2002)指出，两岸经贸的不断发展为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础和条件，所以，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金融合作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1］。黄影(2004)认为，两岸金融合作极为必要，两岸金融合作是两地经济发展和经贸交往的内在需要与客观选择［2］。元惠萍和陈浪南(2003)分析比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银行业近年来的相关开放政策与互动往来，认为海峡两岸金融业走向深层次的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他们从理论上探讨了海峡两岸金融一体化的模式选择，给出了两岸金融业市场合作与交流的展望，并且经过与欧洲共同市场的对比后得出结论:从本质特征来看，海峡两岸共同市场的构建更具流动性，更有一体化的可能性［3］。杨秀丽(1997)通过对两岸保险业的比较，认为海峡两岸保险业的发展层次和需求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互补双赢的动力机制是采取相互合作的内在要求［4］。舒志军(1994)对海峡两岸证券市场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证券市场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开展证券业的两地合作与融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选择，两岸证券与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是走向未来更好交流与合作的基础［5］。
2.海峡两岸金融合作虽取得进展，但合作程度还很低。王劭佑、乔桂明(2012)应用定量研究方法，依据金融业发展的传统三大板块(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结合两岸金融合作的业务实际，设计了两岸金融合作程度的指标体系，包括台湾银行对大陆银行与非银行客户债权债务合计、大陆证券市场上台资上市企业的重要程度、大陆保险市场对台湾保险机构的重要程度，量化评价了当前两岸金融合作的程度，以获得对两岸金融合作现状的客观评价和量化认识。同时，应用VaR模型对两岸金融合作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论为:当前两岸金融合作程度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两岸金融合作对两岸经济增长的推动有一定影响，但还没有显现应有的作用［6］。
3.两岸金融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条件，当务之急是要探索和实践具体的合乎两地客观实际的政策与措施。在建立“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方面，朱梦楠、陈文奇(2004)做了大量的研究，他们对建立“实验区”的必要性和目前存在的种种政治与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从两岸相互开放金融市场业务、进一步给予台湾金融机构对大陆的进入机制、允许人民币与新台币的汇兑、加速两岸信用联盟的构建、金融信息的相互交换、资讯传递方式的技术改进、人员互访与交流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和设计［7］。黄海波、黄颖(2005)分析了两岸间接通汇到直接通汇、互设金融分支机构、货币兑换、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目前进展与突破，指出:海峡两岸金融合作正由低层次的间接往来走向“直接、双向”的更高级的合作，并逐渐变得正常化［8］。张帆(2005)对“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的设立时机进行了论证，他认为当前“时机已经成熟”。在具体策略上建议“先易后难，先试后行，步步为营”，让厦门实验区出思想、出经验［9］。张文棋、郑境辉(2008)则对两岸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开放和合作交流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他们认为，大陆证券、保险业的蓬勃发展与台湾证券、保险业的经验和成熟度，为两个市场的未来合作与发展带来很好的需求和发展空间。同时，他们就试验区中两岸零关税的实施、两岸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两岸证券和保险业资源分享平台设计和市场互惠空间的拓展、两岸征信系统的学习借鉴、金融服务中介机构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定价机制、加强两岸金融界人员往来、建立两岸金融资讯共用和政策协调机制等实际问题都做了许多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和探讨［10］。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海峡两岸已经形成了金融合作必要性和紧迫性的共识，近年来，在金融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两岸的金融合作水平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对两岸经济增长作用的发挥还很有限。
二、影响两岸金融合作深化的瓶颈与主要障碍
1.政治因素影响和开放积极性有限。在这方面，尽管中国内地已经根据加入wto时的承诺，同意并实施对台湾地区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逐步开放，允许台湾地区金融机构来中国大陆设立分支机构，而且开放的速度在加快，开放的限制和条件逐步降低，但台湾当局的政策规制依然是坚持“政治优先”和所谓的“安全至上”，不能够按照wto的规则做到对等互惠，到目前为止，台湾当局依然不能同意中国内地的金融机构赴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甚至离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在台湾地区的跨境活动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同样，人民币与新台币的兑换问题也因为台湾《两岸关系条例》第38条的规定而变得很难实现。台湾当局对两岸金融往来一直采取禁止的态度。
2.金融机构互设条件苛刻。在银行业开放方面，虽然台资银行已经有7家在大陆设立办事处，但都由于两岸双方金融监管协议没有签署或台湾当局只答应间接参股大陆银行等原因无法将办事处升格为分行，这就严重地削弱了银行的竞争力。保险业开放方面也存在许多障碍，大陆《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规定，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外资保险公司其母公司的资产必须达到50亿美元以上，在大陆设立办事处的时间一定要2年以上，同时还规定在原地区这家公司本身业务的经营时间也要30年以上，等等，这样苛刻的条件，显然，台湾的保险公司是无法达到的，所以只能与大陆保险公司合资，用这样的合作模式在大陆开展业务。证券业面临的问题也一样，使得合作与开放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仅有台湾的群益证券取得实质性进展，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成为中国大陆批准设立的第一家台湾券商。台湾的元大京华、兆丰、宝来、金鼎、台证、日盛、元富等与大陆的合作均未有实质性进展。
3.已有的合作管制严格。中国大陆虽然逐步对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开放，但在参与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同样对台湾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业务活动存在较强的地域性管制，台湾金融机构不能全面进入大陆进行机构和业务布局。在组织协调机制方面也不够完善，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创新和效率有限，所以两岸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还很较低。而台湾当局更是没有提供对等互惠，甚至离大陆金融机构都不能进入台湾，更谈不上对大陆金融机构的业务开放。
4.直接通汇问题障碍重重。首先表现为台湾地区银行大多还只允许与中国大陆金融机构做到间接通汇，仅有不到50%的银行获批实施直接通汇。二是即使获批做到两岸直接通汇的银行，对属于非商品与劳务性质的汇款仍有严格限制，直接通汇形式仅限于在贸易和非贸易项下进行，这使业务交易量大大受到限制，同时，也使两地结算和经济活动受到极大的影响。三是普遍的间接通汇制度给两岸企业和民众，尤其是台湾同胞带来不菲的资金汇兑损失。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银行没有建立同业间银行的互设账户关系，所有的业务结算还得通过第三种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和港元)的兑换才能实现交易，也就是说，所有业务的后台清算还必须借道别的国家的银行来进行，这种间接的通汇方式会给台胞民众以及大量的台资企业带来两次兑换的损失，结算成本大大增加，也助长了两岸地下钱庄越演越烈，也有损于海峡两岸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发展。
5.国际通用性的货币清算机制难以建立。目前，人民币和新台币的通用性清算制度还没建立，不能保证人民币在台湾的供应量，也无法满足台湾民众对人民币的需求。中国大陆新台币结算也存在抛补困难、结算头寸不平衡等难以克服的问题，而且经营业务的银行只有中国银行一家，网点又少，而且将新台币视为表外记账货币，因此，结算不便，流通困难。在交易轨道上看也十分单一，只能把兑入的新台币押送境外卖出，在汇率上也不透明，不挂牌，非市场化，价格根本不是由供求决定。6.存在技术标准差异与制度。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管理和监督，要依赖于一整套规范的、通用的、国际化的制度和标准。中国大陆和台湾长期政治上对立，业务上隔离，造成对金融机构的分类标准、金融业务的定义名称及金融统计口径和会计标准等都会出现不一致性，所以，必然带来金融管理和评价上的不协调，从而也带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信息平台共享互利、技术网络合作利用的困难和麻烦。
三、积极推进两岸金融合作的战略与建议
一项经济目标的完成，首先依赖于一项重大的战略性决策。要实现海峡两岸经济发展和金融成长的双赢，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战略制定尤其重要。在战略制定上，从总体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维度:实现两岸优势互补，减少两岸贸易摩擦;扩大两岸对外开放和促进两岸经济发展和繁荣等。从具体区域安排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方针:突出重点，立足周边，着眼于市场的多元化，实现全球战略布局的总体协调。从合作内容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步骤:经济互补优先，周边发展优先，重要伙伴优先。从体制协调安排看，我们可以考量以下措施:从战略上综合统筹，一切全局出发，实现贸易、金融、投资和服务等各种资源的整合;同时，做到从机制上总体把握，遵循国际化、标准化、市场化的原则，建立并实施一整套区域经济合作与交流的运行机制。具体为:
1．提高新台币的兑换与流通效率。目前，台商与民众来大陆旅游、观光和投资，先得在台湾将新台币兑换成自由外汇，才可以在大陆用自由外汇兑换成全流通的人民币，这样不仅损失惊人，而且费时费力。要实现人民币与新台币的直接兑换，只要通过全球清算系统就能方便实现，在技术上应该没有什么困难。所以建议中国人民银行和台湾“央行”分别指定一家大型的行库来签订清算协议。具体是:首先，未来新台币的兑出业务不仅允许中国银行做，还要像新台币兑入一样扩大到其他商业银行，同时，地域上的限制也应逐步取消。其次，改变目前新台币现钞买入价明显低于国际行情而现钞卖出价明显高于国际行情的状况。再次，允许两岸贸易以新台币计价，既可减少以美元计价结算带来的汇率风险，又可减少外汇占用，降低贸易成本。另外，为方便两岸小额贸易进行，应允许其用新台币现钞结算，凭专营对台贸易公司的申请书及进口合同等，向指定银行购买新台币。还希望允许台商以新台币作投资货币。同时，允许台商企业汇出利润或清算时以新台币作为结算货币。
2．Cepa为台湾金融机构进入大陆提供新思路。2004年，大陆与香港地区签署的《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正式启动，这让众多台资的银行看到了一条借道香港通往大陆市场的新路线。未来Cepa在促进两岸金融交流当中的作用不可小视。
3．积极开展两岸金融业务的交流与合作。两岸金融合作目前还十分有限。我们可以在以下领域进行试点和拓展:各类金融市场规范与监管，策略联盟的建立，资产管理公司的合作关系的建立，行业务合作关系的建立，金融理论与实务的培训，有关金融危机管理、不良资产处理、货币金融政策运作技术的研讨，金融创新技术的推广和借鉴等。当然，以上合作的领域和策略，可以先在“厦门金融合作实验区”实行，待取得成功经验和业务优化后再做全面推广。同时，也建议国台办或海协会在厦门设立办事机构，以推动两岸金融合作的深化。
4．扩大金融业务开放，提高两岸金融业务量。目前，两岸金融合作还处在初级阶段。建议按照“先易后难”、“先试后行”的策略，允许台湾保险公司在大陆直接经营寿险、产险等业务，进一步扩大两岸证券业务的对外开放，早日将大陆开办新台币兑换业务的地区由目前福建五市逐步扩大到整个大陆，将台湾开办人民币兑换业务的地区由金马扩大到整个台湾地区。金融监管合作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国际双边合作的模式:一是通过谅解备忘录，二是通过金融信息共享协议，三是通过非正式联系的双边信息共享。对于两岸金融合作比较多的银行业监管合作，可以在巴塞尔银行委员会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Ⅱ)框架下进行监管合作。在保险业和证券业的监管合作方面，两岸可以通过签署谅解备忘录实现监管合作。两岸只有建立了有效的监管合作体系，才能够切实提升两岸金融合作水平，推动两岸金融合作向更深层次发展［11］。
直接融资的局限性篇10
摘要：本文在提出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困局的基础上，从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的缺乏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对外汇实行严格的管制的原因和外汇利用能力不足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注重培养各种高素质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等从本质上解决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困局的相关提议。
关键词：外汇储备困局人才缺乏外汇管制外汇利用能力
一、我国外汇储备现状
2011年7月12日，中国央行的《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今年6月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31975亿美元，同比大增30.3%，绝对量排名全球第一，几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的三倍。巨额的外汇储备不单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导致和美国等国家的摩擦增多，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给国内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过于依赖于美元和外管局有限的工作人员运营三万亿的庞大外汇资产的力不从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常常成为我国各界关注的焦点。有的学者提出不应该持有那么多的美元资产，而应该买黄金，也有的学者提出应该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藏富于民等，然而笔者认为，从长远来看，培养各种高素质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进行各种国际投资，才能较好地从本质上解决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问题。
二、从人才的视角分析造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困局的主要原因
首先，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匮乏使得我国不得不对外汇实行严格的管制。由于我国工业化起步晚，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迅速也就最近十几年的事。而在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有着丰厚的历史，所以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我国的金融人才很难跟国外有得一比。因此，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对外汇是采取管制的，实行外汇的是结售汇制度，即我国企业出口货物或服务等获得美元的收入时，必须把这种美元卖给银行。但银行是有一定额度的，超过额度必须卖给中央银行，即我国外汇管理局，也就是说外汇储备是收购我国对外贸易的结余的资金获得的。因此外汇管理局的外汇储备所积累的财产几乎相当于中国人民全部所有的外汇资产。另外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影响，使得近些年来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这无疑促使我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
此外，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致使我国对外汇的利用能力不足。对外汇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全球投资上，而全球投资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主要有金融投资和非金融投资等。金融投资上，由于我国各种投资机构或投资者缺乏国际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等，在投资的规模上远落后于国外。如我国2010年证券投资项下净流入240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76亿美元；境外对我国证券投资净流入317亿美元。可见，仅在证券投资上，境外的是境内的4倍还多。同时外汇管理局有限的工作人员运营三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资产，明显力不从心。由于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结构属于国家机密，故只能从外界一些学者的分析得到一些信息，外界估计我国外汇储备中70%左右是美元资产，而这些美元资产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国的国债。持有那么多的美元资产也实属无奈，但这已经是最好的选择。而大量购买黄金和石油等是不现实的，中国作为一个进口大国，大量购买黄金和石油等只会引起这些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在非金融投资上，由于我国缺乏具有全球投资能力的企业家等高素质管理者，所以在非金融投资上也不尽人意。全球投资又分为最低限度全球投资和重大全球投资，前者主要是指全球外购，后者主要是指战略同盟、合资企业和外国子公司等。参照我国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很希望购买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技术和产品。但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在高端技术方面对我国实行封锁――典型的措施便是武器禁运，使得我们想利用外汇买技术的方法行不通。而在重大的全球投资中，外国子公司则是值得关注的重点，因为外国子公司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这种形式投入的资源是最多的，面临的风险也是最大的，但如果管理得当，其收益率也是最高的。但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具有全球投资能力的企业家等高素质管理者，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外相比，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差一大截。如在2010年，我国的直接投资顺差12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78%。其中，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持续净流入，全年达到185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62%。我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继续增加，2010年净流出602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7%。可见无论在绝对数量还是增长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力都比较弱。正是因为缺乏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使得我国的外汇利用能力不足，我国外汇管理局选择购买美国国债确实是无奈之举。
三、总结
我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首先要强调这是好事，毕竟有钱总比没钱好；同时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产生了一些困局，毕竟有钱也有有钱的烦恼。21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体现在知识和科技的竞争，而知识和科技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要解决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困局，关键也是在于各种高素质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金融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国在这方面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2011;4
［2］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表,2011;7
［3］钱伯海,养缅昆,杨灿.国民经济统计学［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