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特性篇1
从社会经济区域的结构来看，江、浙、闽、台的社会经济区域组合，在历史上经历过很大的变动，发展出多个社会经济区域板块。但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上，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传统联系，在宏观上，组成一个大的社会经济区域──东南区。这也是现在华东经济区的主体。
东南社会经济区域的开发，可以远溯到人类文明的黎明期。考古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一个源头。这里也曾独立发展着古越族的文化。秦汉以降，随着北方中原汉人一批批南移垦殖，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进本区域，实质性的大规模开发从而开始。唐宋之际，这一地区内的主要江河流域，形成大小不一的农业区，生产力相继赶上中原老农业区的先进水平。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加速发展，城市经济也日趋繁荣。两宋到元代，本区域内大致形成若干不同特色的板块，其中最主要的有江南、浙东西、闽东南等。而以长江三角洲和钱塘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江南，是全国主要的农产区，也是全国经济最为富庶，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明清时代，在江南继续保持龙头地位的基础上，闽东南社会经济区域扩展到台湾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海上贸易的联系，本区域形成了活跃的东南沿海贸易圈。因此，把江、浙、闽、台视为一个社会经济区域进行多视角的研究，是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一
在选择明清东南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之前，有必要对明清东南区域的经济变迁，作为一个粗略的估计。
明清时代，东南区域的经济，除受战乱和特大自然灾害影响的年代外，一般都保持增长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经济变迁，呈现了如下的特点：
一、在传统的老农业区，即己开发区，主要指沿海、沿江、沿河的平原和河谷地带，土地的农业开发几已饱和，粮食的增长主要依赖深耕细作或新作物（如蕃薯）的引进，但由于人口的繁衍速度超过粮食增长的速度，这些地区相继经历了从粮食输出地到粮食进口地的转变。与此同时，传统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化，因地制宜，发展商品性的经济作物，成为一种趋势。商品性农业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家庭以副补农的需要，也刺激了专业市镇的兴起，后者又为一部分农村人口提供了新的出路。
二、农业区向半开发的山区地带或海岛伸展。大批流动的"棚民"，进入皖南、闽浙边，闽赣边、闽粤赣边山区，开发了玉米、番薯等粮食生产和兰、靛为代表的经济作物生产。以闽南移民为主力，开发了台湾岛南部的平原埔地，并渐次向北部拓展。到清中叶，台湾新农业区已成为东南的粮仓。传统的北方人口南迁现象基本中止，出现本区人口向中西部与海外迁徙的两大流向。山区和海岛的进一步开发，虽然带有粗放性，甚至带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在当时，它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维系区域经济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保障粮食供应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三、传统的手工工业继承前代而有所发展。在行业布局上，从沿海向山区延伸，开辟了新的基地或新的行业，资源、劳力、资金的配置出现了新的调度，区域性的专业分工更趋合理。在内部结构上，以生产外销产品的"外向型"手工业比重增大，发展较快；家庭副业型的个体生产单位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民营手工业发展蓬勃，手工工场已在某些地区、某些行业出现。
四、市场网络仍以地方性的初级市场为主渠道，墟市、庙会是基层社会经济交换活动的中心；各地之间的货物流通仍通过传统的水陆商路进行，自然环境造成的交通阻隔没有明显的改善，内陆贸易的闭锁性仍十分突出。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的传统优势，曾因禁海而受挫，又因开放而焕发新机。冲破海禁限制而成长起来的海上私人贸易，在明代后期发展到相当规模，月港与太平洋航路的接通，为中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间接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了积极贡献。郑成功曾一度遏止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的海权扩张，执东西洋贸易之牛耳。这一发展趋势虽为明清之际的鼎革所打断，清代前期海外贸易中心南移广州，但本区域仍是出口外销大宗商品湖丝、棉布、茶叶的主要供应地，上海、厦门诸口是南北沿海航运主要的中转港。由海路联系的国内外市场，是市场网络中最活跃的一端。
五、海洋经济利益加大，沿海居民进行海上走私、下海通番，屡禁不止。明代中后期，从海商、海寇发展起来的海洋势力，到郑成功时代，造成了中国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雏形，揭开了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帷幕。作为海洋社会经济产物的海外经济性移民，在海外建立移民社区，并与东来的西欧资本主义掠夺型海洋经济的先锋队相遇、冲突。早期中国的海洋势力，从明清社会经济的全局看，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外的循环，但在本区域内已是一股重要的经济推拉力，对区外的内陆经济（特别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陆商路所经地区）也产生一定的刺激。
六、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奢侈性的高消费从官僚缙绅下移到一般地主、商人和富裕市民，从生活消费、科举官场消费延伸到宗族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民间信仰消费等，导引风俗由俭入奢的变化。这一变化又反过来刺激了民间工艺、建筑、旅馆、青楼、文艺等服务行业的发展。但沿海与山区，城市与乡村，消费水准进一步拉大，形成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
总之，东南区域在传统农业社会的格局下，农业、手工业都与市场发生愈来愈紧密的联系，商品化倾向带动的经济变迁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加强烈。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以前经济变迁走向的一个最佳观察点。因此，中外学术界投以广泛的关怀，成为长期盛而不衰的研究热点，是很自然的事了。
二
五十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明清东南区域变迁关怀的重点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长达三十余年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讨论，大量的举证来自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分析，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研究成果清晰地重建了明清东南地区城乡商品经济发达以及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图像，而且清楚地昭示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在中国也有类似的现象。这是这场大讨论取得的最大的历史贡献。
从新生事物生长历程观察明清经济变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视角。随着讨论的深入，对于什么样的经济现象属于新事物或新因素？这些新事物或新因素在社会经济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一系列的研究课题摆到了学术界的面前，引发了新的思考。大致可以说，借助于这场大讨论，中国学术界逐渐摆脱了简单性把商品化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的错误，重新审议了经营地主、雇佣劳动的性质，同时又把学术关怀从单纯的生产关系层面扩大到生产力层面，以至于与经济变迁相关的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从线性描述进到立体观察，从宏观的通论进入区域研究、个案研究、计量研究和比较研究，在更广泛的领域进行学术积累。这是这次大讨论带来的正面效果。与此同时，从旧事物的衰落变化过程来观察明清社会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被带动起来。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老问题，也赋予新的内容，进行新的考量。
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在国内外均有众多的赞同者和反对者。国内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并不是和封建经济──传统经济论相对立的理论，它承认鸦片战争前的明清社会仍是封建社会，处在出现互解征兆，发展与停滞并存，"死的抓住活的"的晚期阶段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只是稀疏的存在，有的夭折，有的中断，有的则和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有继承的关系，这反映了明清社会前进的方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明清时代存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属于"传统内变迁"，这是大家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明清社会没有通过自身的内部变革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并不必然导向资本主义已为许多国家的历史所证明，马克思本人也没有把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般发展道路[2]，那么，用资本主义萌芽概括明清东南区域经济变迁的特点，是否妥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的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等著作，从理论上否定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存在的可能[3]，有的借助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某些理论框架，寻找或探求取代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新模式[4]。
尽管从学术理论、研究方法到史实的诠释都还存在许多争议，还没有形成得到学术界普遍公认的解释模式，但八十年代以来，围绕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而展开的多视角的研究，正扎扎实实地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在这一大背景下，明清东南经济变迁的研究也走上一个新阶段。以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和福建等沿海地区为重点的区域经济研究，主导着新一波的研究方向。
厦门大学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在傅衣凌教授"必须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现象一起研究"[5]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八十年代以来，循着学术潮流的发展，研究课题也作了重要的调整，以专史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为重点，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的特色更为凸显了。通过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一批新人的投入，不仅壮大了学术队伍，也注入了新的活力。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1982)、《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1989)、《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1989)、《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1987)，傅衣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第七册(1988)，傅衣凌主编、杨国桢、陈支平著《明史新编》(1993)；杨国桢著《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杨国桢、陈支平著《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1993)；陈支平著《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988)、《近500年来福建家族社会与文化》(1990)；郑振满著《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92)；和外单位合作撰著的有《清代全史》第五卷(1991)、《中国十大商帮》(1993)等。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有刘敏（秀生）的《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1985)、李伯重的《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力六论》(1985)、陈支平的《清初赋役财政制度演变论丛》(1987)、陈春声的《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1989)、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1989)、李长弓的《明代驿传役研究》(1991)、张和平的《文化的夯实：对晚明反传统现象的再认识》(1991)、郭润涛的《清代地方行政幕府研究》(1991)、曾玲的《明清福建手工业经济研究》(1991)、周翔鹤的《清代台湾农村经济的计量研究》(1991)、罗一星的《珠江三角洲传统工商城市的发展形态──明清佛山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1992)、刘正刚的《清代四川的闽粤移民研究》(1993)、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1993)、王日根的《明清会馆史研究》(1994)。我们还以群体的力量，进行福建社会经济史和福建、台湾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计划，前者是国家"六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后者是与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的合作项目。
这不仅仅是研究课题的伸展，而且在学术关怀上，更加注意社会生活、民俗文化的层面，把以民俗、乡例证史的传统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准；更加注意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把研究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传统提升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视角之中；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更加注意科际整合，努力吸收其他人文科学的有用理论和方法，透过田野调查对契约、族谱等民间文献和遗俗、遗制等口头资料的搜集，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
以上这些研究，虽然角度、层面有所不同，却都是紧紧围绕明清东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这一主题的。所做的工作，一方面是对学术传统的继承、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是寻找发展学术传统的新的方向，新的视野。
在长江流域经济变迁的历程中，由于地理环境不同，以及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历史文化传承等诸方面的差异，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经济变迁也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不同部分之间，在经济变迁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试图揭示明清时期长江上中下游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趋势和共同特征背后的差异和特色，以期对今天长江流域新一轮的经济开发热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三、长江中游经济区的"口岸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沿江口岸城市商业贸易的繁盛。以"九州名镇"汉口为中心，包括沙市、汉阳、武昌、宜昌在内的一批沿江口岸城市，利用交通便捷的地利，形成了一个对外连接全国市场，对内沟通广大内陆腹地的商品流通体系，从而使这些口岸城市成为全国的转运中心，转运贸易经济盛极一时，这种口岸型经济的特点是：
1.这种商品经济的形成以优越的地理位置为依托，以全国各地商品经济持续发展为条件。长江中游的口岸都是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塞，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沙市"蜀舟吴船欲上下者，必来此贸易，以故万舫栉比、百货灯聚"（注：孔自来江陵志余卷4。）；宜昌则"扼荆襄之门户，川楚之咽喉"（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这种地理位置的优势，一旦遇上社会经济进步、商品经济发展的机遇就极容易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明清时期正是我国商品经济的高涨期，这为长江中游口岸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明洪武年间，汉口一带还是一处芦苇丛生的荒洲，到明末及清代，这里已是"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一跃而成为明清四大镇之一。这一过程正是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贸易优势的真实写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支撑口岸型经济的是全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长江中游地区口岸型商品经济不仅依托于中游地区的社会需求，更是以全国的消费需求为基础的。
2.这种商品经济的活力主要凝聚在商品流通领域，以集散、转运各地商货为基本的商业活动形式。以湖北的汉口为中心的长江沿岸口岸城市在明清时期全国商品经济大潮中扮演了全国的"商品仓库"、"商人俱乐部"的角色。汉口镇"九州四海之物，殊形异状，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宜昌"商旅云集，百货充韧"（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沙市"列肆百货充韧，津头则万舫鳞集"（注：光绪荆州府志卷4。）。当时广东的铁制品、糖、苏木、蜡，福建的蔗糖、烟草，河南的棉花，江西的瓷器、蚕丝、纸张，云贵的木材，湖南的竹木，四川的粮食、药材等都云集于以汉口为首的这些沿江口岸城市。商品的去向大致有两个，一是由来自各地的客商经过交换后，各取所需，将异地商品运回各地市场；二是与中游腹地的商品相交换后，由中游地区的中、小商人再运回中游腹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覆盖中游腹地，连接四面八方的庞大的市场交换系统，流通领域迅速扩大，商货运销千里之外，转运贸易空前活跃，形成了中游地区有特色的"口岸型"商品经济。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商人和商业资本发挥了主导作用。明清时，长江中游沿岸的口岸城市不仅是全国商品的集散地，也是各地商人、商业资本集中的区域，特别是汉口镇，被人叹为"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各省商贾无不有本店或支店设于其间"（注：民国夏口县志·商务志。）。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人和商帮都前来汉口等口岸城市进行商贸活动，著名的有川帮、潮帮、广东帮等，这些商人控制了商品，掌握了商品流通和销售的主动权，全国各地的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要凭借这些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中转才能完成各种需求的交换和满足过程，因而商人和商业资本在口岸型商品经济中起了主导作用。
这种主导作用还体现在商人和商业资本对中游内地商品经济的带动和控制上。长江中游经济区得"中"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繁荣的口岸经济使得中游经济区的广大内地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上也得之机先。依托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商品转运网，中游地区以棉纺织业为特色的地方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大面积种植棉花，棉区农村"乡民家勤纺织，贸布贩棉"（注：光绪汉阳县志·地理志。），"机杼之声相闻"（注：光绪蕲水县志·风俗。），"民皆持此为主"（注：光绪孝感县志·土物。）。中游地区的棉花和棉布深受外省的欢迎，如汉川布"近而襄楚南，远而秦晋滇黔，咸来争布"，葛仙布、阳罗布、黄州大布等也在全国拥有很大的市场（注：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2
关键词：路桥建设、商品化趋势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
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3
关键词：网络经济；中间商企业；品牌战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2008401
0前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经济这种新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网络经济模式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同时也改变了企业的营销观念，将直销从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网络经济模式的产生为中间商企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机，同时也为中间商企业发展提供了一定契机，如重新定位品牌，注重品牌战略，最大限度的提高客户满意度，从而获得良好的发展。
1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的重要性及品牌战略
1.1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的重要性
所谓的中间商是指消费者和生产商之间的，通过这个环节，能有效地减少消费者、生产商之间的资源消耗，降低双方的交易风险。21世纪是一个网络世纪，网络的各种特性使得消费者可以直接与生产商之间沟通，这就对传统销售渠道中，中间商这一环节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机。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看，中间商尤其必须存在的原因，首先，通过中间商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产商的市场占有率，为消费者提供方便。在网络经济模式下，生产商虽然能摆脱中间商，直接为消费者提供销售服务，但是生产商在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需要自己建设专有的销售渠道，同时还需要建立相应的信息渠道，这些成本算下来，甚至要比中间商成本高。同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构建相应的网络直销渠道需要很大的投入，这无疑会增加中小企业的负担，因此，在网络经济模式下，仍需要中间商企业。
1.2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的品牌战略
从本质上看，品牌就是指生产商交付给消费者的产品特征，品牌是生产商区分与竞争对手的标志。在网络环境下，网络品牌比传统品牌更受欢迎，其主要原因是网络品牌具有多样性、信息全面、个性化服务等特点。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关于中间商的品牌战略还很少，这就限制了中间商的发展，因此，中间商需要紧紧围绕产品、服务，制定一套完善的发展规划及行动方案，实施品牌战略，这样一方面能更好的满足消费者需求，另一方面还能增加中间商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中间商的发展。
2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企业品牌发展战略
在网络环境下，生产商的销售渠道更加多元化，而中间商的渠道也更加全面，在这种情况下，中间商必须打造良好品牌，树立良好的对外形象。品牌是消费者对产品的直观认识，中间商需要对竞争对手、消费者心里、市场环境等进行全面分析，明确自身的优势，制定能满足生产商和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品牌服务。
对于品牌定位，中间商需要在以往的基础上，制定新品牌策略。首先要以生产商品牌为主，一般而言，中间商是商品流动的环节，通过生产商品牌，能最大限度的降低中间商承担的风险，并且还不会受到生产商的制约，这对中间商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其次，中间商可以发展自有品牌，这种品牌策略是在生产商品牌的基础上，研发自己的品牌，并且将消费者对生产商品牌的信任转换到对自身品牌的信任，中间商研发自有品牌是生产商品牌附属品，如乐峰网销售的产品不仅有生产商的沙宣、丹姿等品牌，还有imJ、Jplus等自有品牌。中间商发展自有品牌虽然能增加自身在市场的地位，提高自身经济效益，但是需要与生产商共同承担市场风险。最后，中间商还可以以自身品牌为主，全面打造自身品牌，和生产商相比较，中间商更了解消费者，更能掌握消费者的消费心里，中间商只经营自主品牌，更能提高品牌影响力，如耐克公司，只注重产品的推广，而生产环节完全由生产商进行，这样耐克公司就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产品研发中，使得产品市场反应更快。
在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还需要注重品牌的传播和推广，常见的推广方法有企业网站、搜索引擎、网络广告、o2o营销等几种情况，其中企业网站是中间商在互联网上，建设自己的网站，以此为基础，展示品牌，并对品牌进行传播和推广；搜索引擎是采用合理的措施，提高自身在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中的排名，以此来提高网站的知名度，达到宣传品牌的目的；网络广告是根据产品特性，设置相应的广告，在网络上进行宣传；o2o营销是将互联网与线下营销结合在一起，o2o营销能带给消费者真实的消费体验，提高了产品营销的预测性。
3总结
在网络经济模式下，中间商有不可代替的作用，中间商必须抓住机遇，积极构建品牌战略，打造优秀品牌，树立良好的形象，充分发挥网络经济的优势，以此促进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4
一
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有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鲜明分野，然而，就其内容而言，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并无实质性重大区别。英美法系中虽无“民商法”这一总称概念，但大陆法系民商法的基本内容在英美法系中都有相似的法律制度与其相对应。在国际交往日益直接、频繁的现代，两大法系的民商法在内容上的统一性更加明显。这根源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全球性特征和一般性规律。因此，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现代民商法具有无可质疑的全球普遍性。这就是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具体说，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是指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的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共同认可、一体遵循的通行性。这与现代民商法在形式上仍然是国内法，具有一定的个性（特色）并不矛盾；并且，形式上的个性是服从于内容上的共性的。
笔者在此提出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问题，是因为民法典（指民商合一体例的现代民法典，下同）的制定是中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首先应明确的就是制定民法典的指导思想。其中，如何处理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是决定将来我国民法典的可行性与先进性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中国民法典的重点应放在其内容的国际通行性上，符合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特征与趋势；其次才可考虑民法典的中国特色问题。
二
现代民商法导源于罗马私法。由于罗马私法是罗马法的主要部分和最发达、最具价值的部分，所以，一般所称的罗马法就是指罗马私法，而不包括罗马公法。罗马人在高度发达的简单商品经济的陶冶中，以不可思议的洞察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归纳并创制了简单商品生产社会的完善法律──罗马法。罗马法被称为“罗马市民法”，最早仅适用于罗马市民。随着罗马帝国的逐渐强盛和对外扩张，罗马市民法的影响也在逐渐扩大。在帝国扩张过程中，市民法在吸纳被征服地法和其他国外法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衍生出一套“万民法”，适用于罗马市民与外国人之间以及外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此时，市民法与万民法并行不悖。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发告示于整个帝国辖区，将市民权授予罗马境内的所有公民。罗马市民籍的扩展，也带来了罗马法适用范围的扩展。至此，因主体不同而并行的罗马法二元体制宣告终结，市民法与万民法合二为一。由于后世约定俗成的缘故，我们今天所称的罗马市民法，其内容包括公元212年以前的“市民法”与“万民法”两部分。“万民法”一词，今天则被看作是国际法的语源。《卡拉卡拉告示》由于在主体领域带来彻底的开放而标志着罗马法发展史的一次重大转折，即罗马法冲开罗马城邦的地理束缚而广泛适用于模跨欧、亚、非三大洲的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影响远出其辖区，第一次带有了国际化色彩。
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优士丁尼将罗马法的内容编纂成《民法大全》。这为后来罗马法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种方便可靠的形式，从而积极影响了后世民商法的国际化进程。然而，蛮族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使罗马法渐趋衰微，民商法国际化进程大大减慢。随后而来的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则打断了民商法国际化的进程。但是，到了十一世纪，当商品经济冲破中世纪的束缚并有了发展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1]这就是罗马法复兴运动。欧洲大陆各国法学家竟相钻研罗马法，形成了学派重多、大家辈出的壮观局面，从而为后来近现代民商法的长足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法国民法典》是近现代民商法形成的标志，也是近现代民商法的经典模式之一。它的诞生，标志着民商法国际化进程步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法国民法典》吸收了罗马法的精华，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自己责任三大原则，反映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为发展市场经济在法律上开辟了道路。恩格斯赞誉它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2].《法国民法典》的成文法典形式、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内容、通俗而优美的语言为后来世界各国继受法国民法奠定了基础；而法国的武力扩张和开拓海外殖民地运动对此也功不可灭。《法国民法典》颁布后的民商法国际化运动，进入了一个高潮。奥地利在1810年，荷兰在1818年，意大利在1865年，葡萄牙在1867年，土耳其在1869年，埃及在1875年，加拿大在1866年，智利在1855年等，都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其内容多是《法国民法典》的翻版，仅在程度上有些差异。因此，恩格斯称《法国民法典》是“世界各地编纂法典时当作基础来使用的法典”[3].
1896年，一部与《法国民法典》齐名的民法典颁布，这就是《德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以罗马法为基础，借鉴《法国民法典》制度与实务中的经验教训，吸收最新法学研究成果，结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经济的新特点，在内容上比《法国民法典》更为完备，在立法技术上则达到了历史顶峰。它首创了含总则的五篇体例制，使法典结构更趋合理与完善；它大量使用抽象而准确的法律概念，使法典极具语言的精确性和思想的严密性。《德国民法典》把罗马法各原则提高到以前不曾有过的系统化程度，对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民商事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希腊、日本、中国（指清末与民国时期）、韩国以及一些非洲、拉美、欧洲的国家等。即使一些曾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制定民法典的国家，在以后修改原法典时，也不同程度地参照了《德国民法典》。
我国自1911年第一个制定民法草案，到1925年制定第二个民法草案，再到1929-1931年国民党政府制定出第一部民法典，都主要参考《德国民国典》。对于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民法学者梅仲协指出：“现行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瑞士立法例者十之三四，而法日苏俄之成规，亦尝撷取一二。”[4]虽然如此，我国学者对这部民法典仍有公正评价：“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民法典，采民商合一体例，具有现代资本主义民法及债法的特点，能够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5]象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环境等与西方各国大不相同的国家都最终继受民商法，这说明民商法的国际化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
如上所述，在形式上，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表现为罗马法的广泛传播和《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在世界范围内被不同程度地移植。然而，就其实质方面而言，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则是商品经济及其高级形态──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被世界各国在法律上予以承认的必然结果。
三
现代民商法国际化的深刻原因，存在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中，即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使民商法国际化成为必然。
民商法是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法律表现，是“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的”[6].商品经济及其高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就是民商法。无论从各国立法的历史沿革，还是从现实情况来看，民商法与一定社会的商品经济总是紧密联系、息息相关的，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发生作用。它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产生与发展起来。凡是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社会就需制定与该社会商品关系本质特征相适应的民商法。商品经济在世界各地的普遍存在，在法律上就直接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市场经济更是如此。因此，恩格斯称简单商品经济的法律表现──罗马法为“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7].并指出：“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修改。”[8]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他的法学名著《罗马法精神》一书中也说：“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指基督教），第三次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持久的征服。”[9]
虽然从立法形式上看，民商法属于国内法的范围，但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使民商法在内容上具有了国际性。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就是存在社会分工（私有财产）、市场主体地位平等和契约自由。民商法以相似的法律制度规定，表述了上述条件。
1、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得原始经济条件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为一体的身份发生了分离。对于某一特定商品而言，一部分人是生产者，另一部分人则是消费者。为了满足各自的需要，维持生存与发展，人们就必须走向市场，进行商品交换。交换成为生产和消费的不可缺少的环节。社会分工的存在和交换成为生活的必要，使人们对自己的产品和交换得到的商品的排他性占有和支配成为必然，即私有财产的出现成为必然。私有财产成为商品交换的前提，从而也构成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民商法用财产权制度表述了经济生活中的私有财产关系。物权制度，全面规定了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静态关系；债权制度，描述和界定了财产流转过程中的动态关系。物权与债权两大制度共同构成了动静结合的财产权体系。
2、不同产品的所有者到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即使在不发达的物物交换情况下，参加交换的个人就默认彼此是平等的个人。正是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才使交换成为流转可行的财产流转方式。否则，在市场主体处于不平等的情况下，一方可以用暴力手段获取他人财物，而不必出让自己的等价物。从这一点上说，交换本身就包含着人人平等思想的最初萌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民商法用权利能力制度表述市场主体之间地位平等。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生而有之，人人平等。法人同样具有独立的人格，不依附于任何个人和其他团体。在商品经济的大舞台上，市场主体之间只存在平等的关系，没有隶属关系。
3、通过交换来实现市场主体双方各自的利益，这是商品经济尤其是市场经济中人们最普遍的行为模式。交换过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是一个彼此选择、彼此为对方提供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双方订立和履行契约的过程。市场就是全部契约的总和。契约在本质上由市场主体双方的合意（意思表示一致）构成。因此，契约自由必然成为安排经济关系、组织经济活动的首选原则。市场主体间的契约关系以及契约自由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独特个性。民商法正是用契约（合同）来表述市场的。契约在民商法中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契约自由则是由《法国民法典》确定起来的民商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最大量、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律形式就是契约。契约法（合同法）是现代民商法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与民商事立法的历史事实以及民商法理论无不表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尽管其历史背景、经济性质各异，但有着共同的规律。民商法作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产生它的时代的特色和民族的特色，但它总是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存在。因此，其内容必然具有共同性，表现为民商法的国际化。在现代，世界各发达国家无不实行市场经济，我国也最终予以肯认、确立。各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但有共同的规律性，并且，在形式上，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也突破了国界，具有全球性特征。各种经济资源不但能在统一的国内市场上自由流动，得到合理配置，并且能伸向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配置。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民商法的国际化达到了最高程度，即各国民商法的内容在差异性上渐趋向零的极限。
四
由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现代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普遍性、共同性是主要的，东方、西方无甚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重点应放在民法典内容的国际化上，以与世界各国的贸易通例相通，将中国的市场经济融入到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去，最终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特别注意处理好民商法国际化与中国特色的关系。首先，应该明确，我国的民法典应该具有中国特色，但仅是指形式方面。在内容方面，民商法不过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则，其要求是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通，不应追求什么特色。《法国民法典》的优美、富丽与简练，《德国民法典》的深奥、晦涩与精确，《瑞士民法典》的明白与通俗以及各自不同的编制体例等众口皆碑的特色，都是指形式而言的。其次，应明确，民法典的中国特色是服从于现代民商法的国际化的第二位的特征。我们决不能以所谓的“中国特色”为名而肢解、扭曲已基本定型的现代民商法的内容，将中国的民商法弄得貌合神离、不伦不类，从而人为地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设置最基本的法律障碍。与其为追求“中国特色”而制定一部难于实施的民法典，不如老老实实地学习现代民商法，取而用之。在此问题上，扭扭捏捏、放不开手脚或者妄自尊大，最终受害的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及民商法本身。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我国以近半个世纪的巨大代价换来的最终承认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教训。对于作为直接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民商法，我们一开始就要尊重市场经济本身规律的要求，吸收和借鉴西方在实行市场经济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民商事立法的经验，从而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一部科学的、可行的、先进的民法典。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第484页。
[4]梅仲协：《民法要义》，第2页。
[5]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第4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46页，第454页。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5
一、路桥的商品属性及与一般商品的异同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商品的价值和注入人类劳动之后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被人类使用或用干交换后才能充分表现出来。作为交通设施主要元素的路桥本身，显然不仅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二重性特征，而且由于它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很大程度的制约作用，又显示出它的宏观控制和产业垄断特性。对这一特性的深层次、全方位理解，并籍此用于路桥建设与使用的理论探讨和工作实践，对于社区经济及至国家经济的发展，都是必要和迫切的任务，尤其对于路桥的产业化特征和商品化趋势的认识并迅即进入实施阶段，更是至关重要的.路桥商品属性，表现在路桥的修建注入了人化、物化劳动产生的价值，社会的客观需求又使使用价值的实现成为可能。由于社会的需求不是局部而是整体，无论平原还是五岭山川，只要不是“鸟飞绝”而是“有人烟”，“行”始终都是人之生存四要素之一。凡此庞大的需求使路桥建设及其附设交通设施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课题，客观上，交通往往与更重要的财富一一能源相提并论。然而.能源成为商品并早已规范地进人交换领域的事实，为什么不能在路桥上真正体现呢?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路桥的商品属性与一般商品的特性存在着外延上的差异。一般商品的特点，一是“位移”容易;二是经历过较长时间的“实习交换期”，除去人为因素，价值与价格的相符性能够自觉接受市场的变化;三是政策因素的“允许”特性;四是竞争易致的“自生自灭”风险性等。而作为特殊商品的路桥，则与一般商品特点有对应的差异。抛开长期计划经济对路桥建设与使用形成的管理模式不说，就路桥的本身讲，一旦建成，就搬不走、挪不动.不存在位移间题.这就掩盖了它的商品属性，即使收取“买路钱”，不说易使人们与古书中的山大王的联系，观念上也难以接受.然而目前虽有一部分的收费路桥的出现，无论是收费标准、折旧以及管理借施都尚处于探索阶段，更谈不上全局的实施问题;在我国路桥商品化只是近几年才有的认识，国家尚未出台有强制力的法规方案或说法律的滞后，这是导致路桥商品化进程缓慢的主要因素之一;第五，基于路桥固有特点，几乎不存在社区内的行业竞争(不含招标因素)，即使修建，也大部分是依规划、按计划行事，独家生意，无与论争，当然还存在资金短缺、公路管理机关化等因素存在，使得路桥的商品属性和产业化特征长期不能被社会所承认.
二、路桥商品化是实现其产业特征的基本途径
既然，路桥本身客观上具有商品属性，那么，从国民经济的构成总体看，它自然应当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自立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发展中，如同铁路、民航电力等带有产业垄断性质的部门一样尽快形成一套完善的经营、管理体系，从路桥的规划、资金筹集、建设、养护、收费管理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调控、竞争机制，以使路桥的产业特征在路桥的商品化进尾中逐步得以明晰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实现路桥的商品化，涉及面广，社会反响大，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慎重出台实施方案，做好监督调控和信息反馈，借鉴先进经验，先行试点逐步铺开，但不能俱怕间题或矛盾而畏缩不前。路桥商品化的实现，可使路桥的产业特征更快更准确地得以表现出来.并使目前路桥建设中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由于路桥建设的垄断地位，路桥商品化可以筹集更多灼建设资金，促使大办交通局面的形成，同时可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带来理想的经济收益，并将迅速形成一种循环，国家才可能从政策和法律上给予路桥建设以支持和保护，与日俱增的“软件”体系将带动路桥产业运转机制的尽快形成。
其次路桥商品化一方面给路桥建设步伐的加快带来可能，同时更直接受益的是经营、生产部门，这种前期的相互制约，通过路桥的商品化变成了相互促进，这“促进”本身既含有经济的因素，还存在管理相互的不断改进，相互的不断学习，相互的不断借鉴，其间发生的矛盾或问题又迫使各方进行调整，这无疑给路桥产业机制的形成带来一次次机遇和紧迫感。
第三，路桥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家和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影响力对路桥行业本身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导致行业内部的管理不断得以调整，思想认识逐步得以提高，对路桥行业的全局的评价也日趋成熟，这就为路桥产业特征的体现从经济上、制度上、法律上、认识上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体制基础。由此可以说，实现路桥产业化特征的前期准备工作，就是推进路桥的商品化进程。
三、路桥商品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社会经济成份(除去国家重要的垄断经济成份)全方位的进入市场竞争。作为具有商品属性的路桥，同样应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其本身的价道得以体现。
市场经济对路桥这一特殊商品的要求不仅体现在让其通过商品化去实现它本身的价值，还表现在市场经济成份总体对路桥建设的客观需求上。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竞争经济，而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各自经济利益的实现，往往存在着大量的交换。干是，作为运进送出基本条件的路桥数量和质量，成为各利益主体是否能达到意图和目的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
然而，尽管近年来我们刚刚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也采取了诸如民办公助、以工代贩等形式的路桥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客观上讲，这种方式和方法还不能说是改革的大动作，还不能根本改变目前公路密度小、桥少且等级低的落后状况，车辆通过能力低仍是公路部门关注的重要问题。即使是省道，堵车现象也并不罕见。以新乡市的有关统计资料为例，在2749公里的通车里程中，二级以上公路不足10%，而四级以下的却达77%。
在目前主要公路干线尚未达标的情况下，县、乡、村进路的状况和需求则可见一斑.作为路桥建设和管理部门，满足市场经济的宏观需求，培育和完善路桥产业机制，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然而我们面对的是，单一的拨款修建路桥和少量收费路桥的现实，致使长期以来路桥建设资金严重不足，没有足够的能力和活力，如无米之炊样使“巧妇们”一筹莫展。
就目前国内情况看，许多地方正踌躇满志地整装闯进路桥商品化这一崭新领域:广州铁路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铁路路桥建设与使用经营商品化竞争的起端，厦门公路路桥建设总公司的诞生，又标志着特区公路路桥建设与使用商品化的规范化经营管理纳入了轨道;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及相继建成的高速、准高速、高等级收费路桥，也预示着商品化路桥建设的步伐将加快，模式将形成。这既是路桥商品化的总趋势，也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公路路桥建设提出的最基本要求。
四、路桥商品化是路桥建设与使用的根本趋势
任何一项改革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番议论，甚至是品头论足.把多年的“筑路架桥为人民”这种福利性的东西，要以商品的形式“卖”给过路桥者，恐怕人们不会心甘情愿地一下子接受，或许会有些议论，这不足怪。正如我国长期实行的“票、证”被逐步取消一样，过后人们反会产生“本该如此”的心理。
前已所述的路桥的商品属性、产业特征以及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论证了路桥商品化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些正是实现路桥商品化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既如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用怎样的方式、保障措施和途径，促进这项工程的加速发展，更加迅速、全面、真实地体现路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为基础加快立法步伐，健全管理机制，使这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前推进.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6
[关健词]数字商品互联网经济电子商务模式信息服务
一、引言
随着internet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互联网经济（也通称数字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其向无形化的转换，非物质化内容的数字商品的创造与操作成为经济价值的一项主要来源。数字商品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涉及各种不同领域的许多活动，它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改变了开展交易的方式，然而，以数字商品为代表的无形经济并不限于互联网。广播电视的日益普及，可以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将会使媒体一体化的程度进一步提高，数字商品也会随之越来越普及。
二、数字商品概述
通过电子途径交易的数字商品是指在internet上或通过其它在线方式交易的数据、信息与知识。包括各种在线报刊、杂志、音乐、教育、可检索数据库、咨询及专门知识与意见。数字商品不受特质障碍限制，也不限于诸如“耐用”、“笨重”、“独特”、“稀缺”等传统经济特征。相反地，无形商品可同时“既经久耐用又易于破损，既笨重又可无限分割，既独特又普遍，既稀缺又充裕”。纯粹无形商品的贸易与传统电子商务截然不同，因为传统电子商务主要限于有形商品或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的混合物质的交易，或者是为此种交易进行准备，交易数字商品需要新的交易模式和程序。www.133229.Com传统的观点认为，信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减少不确定性。然而，在互联网经济中，信息及其内容则既是生产资本同时又是商品。
三、数字商品的属性
概括地讲，数字商品具有五个基本属性：
1．无形性。数字商品是一种无形商品。尽管现实中的许多产品都包含有形因素，又包含无形因素（即包含专有技术或品牌认同等无形因素）。
但数字商品作为一种虚拟商品，不包含任何有形成分。
2．非损耗性。同一数字商品可由同一消费者或者不同消费者反复使用。某一个人的消费并不会减少别人的消费量。
3．擅变性。数字商品易于修改，从会导致巨大的产品变异与定做数量。
4．可再生性。快速低廉的再生能力会引起规模经济与版权保护问题。
5．时效性。数字商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也就是时间从属性，（如股市信息，气象信息等），而不具有时间独立性（如字典信息），也不具有任何居间性质，如驾驶员的行车地图、旅馆信息与电话号码。时效性的标准对按照一贯贸易模式交易的同类包装的数字商品的鉴别非常重要。
由于上述特性的缘故，数字商品的排他性难于长久保持，分享是同时的或相继的，并能影响到产权的配置。尽管实物商品的销售商要失去其所有权，数字商品的销售商则能继续持有。
四、数字商品的定价问题
传统的定价与交易机制只适用于数字商品经济价值的获取。产品的价格一般包括三个因素：生产成本、协作成本和利润。协作成本包括全部信息的交易成本。信息处理对于协调那些执行主要工序过程的机器与人力的工作十分必要。现在日益明朗化的是，随着变量——生产成本趋向于零，以及由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而极大缩小的交易成本与当前贸易模式中日益减少的利润，在决定数字商品的价格时，必须引进新的概念。生产成本不能作为定价指南，因为投入和产出之间没有多大联系。规模消费不需要规模生产。规模经济是由消费决定的，而不是生产决定的。数字商品的生产制作中的规模经济是有限的，但是其经销中的规模经济却相当显著。
传统上，内容的定价一直以给付媒介为基础——主要以方便程度来衡量，而不是以实际质量为基础，例如，书的价值主要取决于印刷质量与页数，但是好书与坏书的价格却常相差无几。数字商品的电子交易意味着非联系性，即内容的定价可以脱离媒介，允许在内容估价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偏差。这种非联系性也会引起一些问题，如管理变得更加复杂。
消费者的支付愿望通常受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或者不消费影响。与此相应，考虑到复制/分享与相关外在化的容易程度，对评估数字商品的价值不是一种适当的方法。另外，对消费者来说，在不了解内容的情况下，要确定购买某一种数字商品是否值得是很困难的。
再者，当数字商品的价值属高度时间密集型时，数字商品的定价问题常常引发估价的内在不稳定性这个根本问题。
数字商品定价方案的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复杂。互联网为销售、共享与放弃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而且，既可以按照“数字商品的实际利用”向消费者收取费用，也可以按照固定方式收费。
五、数字商品的电子商务模式
数字商品的电子商务模式主要有四种：网上订阅模式、付费浏览模式、广告支持模式和网上赠与模式。
1．网上订阅模式（subscription-basedsales）。网上订阅模式指的是企业通过网页向消费者提供网上直接订阅、直接信息浏览的电子商务模式。网上订阅模式主要被商业在线机构用来销售报刊杂志、有线电视节目等，主要包括：
在线服务（onlineservices）指在线经营通过每月向消费者收取固定费用，提供各种形式的在线信息服务。
在线出版（onlinepublications）在线出版指的是出版商通过互联网络，向消费者提供除传统出版物之外的电子刊物。
在线娱乐（onlineentertainment）在线娱乐是软体产品和服务在线销售中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
2．付费浏览模式（thepay-pet-viewmodel）。付费浏览模式指的是企业通过网页安排向消费者提供计次收费网上信息浏览和信息下载的电子商务模式。
3．广告支持模式(advertising-supportedmodel)。广告支持模式是指在线服务商免费向消费者或用户提供信息在线服务，而营业活动全部用广告收入支持。这是目前最成功的电子商务模式之一。
4．网上赠与模式。网上赠与模式是一种非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它指的是企业借助于国际互联网全球广泛性的优势，向互联网上的用户赠送软件产品，扩大知名度和市场份额。
六、结论
在电子商务领域内存在许多根本不同的商品，有实物型的产品，也有数字型的产品，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并通过不同的贸易模式交易本文对数字商品的定义、特性、定价及交易模式做了初步探讨，以便使数字商品成为贸易领域的后起之秀而引起人们的重视。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会带来新的贸易机会。随着网上信息、内容和知识数量的迅猛增长，如果没有效挖掘利用这些未开发的资源，则是一种巨大的经济浪费。
参考文献：
［1］王忠诚.电子商务概论［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2］stuartbarnes,brianhunt.赵科杰，陈龙译.电子商务与虚拟商业［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3］万菁菁．好看、好听、更好买——虚拟产品体验实现研究［j］．电子商务2008，（1）：36-39.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7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及其特征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电子商务时代的经济，有人称为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也有人称为数字经济、虚拟经济，还有人称为非摩擦经济、零距离经济，等等。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名词来表述电子商务的经济形态，权且称之为“新经济形态”。广义的电子商务概念是指利用it技术对整个商务和贸易活动实现电子化。狭义的电子商务特指运用互联网开展生产、营销、销售、流通等商务活动，它代表电子商务的主流。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电子商务。从贸易形态角度看，它提供了在网上买卖产品和服务的可能；从经营方式角度看，它是信息、产品、服务或支付等流通要素通过网络的传送；从科技含量角度看，它是一种商务自动化技术；从服务效果看，它是提高商务活动质量和速度，降低服务成本的工具。所以，电子商务实际上是以网络通讯为依托，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手段，提供的服务贸易、商品交易和商务性数据交换，它的核心是极大地扩张商务活动的空间及合作对象，最大限度的缩短业务流程和工作时间，从而降低企业和社会的交易费用，以少的成本，做得更好，增加业务的价值和社会福利。综合起来看，电子商务代表了高技术时代现代化商业的发展方向。
（二）电子商务的特点
1、开放性和全球性特点。电子商务是结合经济，电子商务运用互联网络联系由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缩短它们之间的差距。电子商务的结合经济性，又被称为直接经济、零距离经济，它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由网络创造的新的经济形态，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征，具有广泛沟通、全球开放、动态更新、整体关联等特征。
2、信息化特点。信息经济确立信息成为经济资源的地位，信息拥有与信息技术成为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3、数字化特点。电子商务，其技术实质就是在internet上传输的各种数字。数字经济的特征在于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企业、政府、其他团体等），其行为、成果均以数字来表示，数字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全息代码。数字经济的优势在于能够准确度量实物经济、货币经济的运行状况，从而保持经济稳定。
4、虚拟性和动态性特点。通过inter-net为代表的计算机互联网进行的贸易，买卖双方可以在网上提供信息并搜寻对方，通过信息的推拉互动，签订电子合同，完成交易并进行电子支付。整个交易都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无需当面进行。电子商务时代的交易是当即交易，即实时交易，服务的特征为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动态特征。
二、电子商务对现代商品流通的影响
（一）电子商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电子商务是与网络经济相伴生的，是网络经济的运作过程和主要手段，是一种新的市场运作方式。而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这些社会概念的具体形式和物质载体，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主要体现。电子商务还促进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结构的变革。从产业结构变革来看电子商务促进第四次产业的发展，以及对一、二、三次产业的改造有重要作用；从产品结构来看，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多媒体表现的产品、大宗与标准化产品层出不穷；从市场结构来看，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结构逐渐朝扁平组织、事业部制企业的形式发展。
（二）电子商务促进流通方式的变革。电子商务还促使购物方式、支付方式、消费方式、沟通方式的变革。网络经销商是通过电子商务手段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劳务的组织。在网络营销活动中，行业界限变得模糊，拥有商品和劳务或进行交易的活动组织可以是制造商、批发商、零售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都有直接与消费者在网上接触的愿望和行动。因此，只要是在线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组织都把它们称为网络经销商。其基本职能有：
（1）实现网上交易。这也是电子商务活动最基本的职能。实现这一职能的基础是各种电子交易的手段和技术。
（2）拓展新市场。当现实的批发和零售市场缺乏增长潜力或缺乏足够大的规模时，电子商务将企业带入虚拟的市场。这也是新经济最显著的特点。
（3）最大限度地提高消费需求满足程度。网络经销商的电子商务活动可以实现极高境界的定制式营销，为每个消费者“量身定制”，实现消费者个性化的心理需求，也为企业开辟了网上的细分市场。
网上商店的出现，是现代流通的新形式。网上商店又称电子商店，它是网络与商业的融合。网上商店的成功关键在于尽可能地扩大商品展示范围，扩大商品选择范围，最大限度地为顾客提供方便。网上商店的构造原理与网络经销商类似，只是网上商店的交易上游和下游的对象更明确。客户得到的商品有可能来自两种途径，即由网上商店的自有仓库或联盟伙伴送达，或者由厂商直接送达。
（三）电子商务与交易费用。按照科斯的论述，交易费用是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为实现交易所支出的费用，为了降低市场交易费用而出现了企业，企业将市场交易行为内部化，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现实中，由于实现交易的困难加大，导致交易费用上升，经济行为主体越来越依赖于企业，于是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加大，企业的规模亦越来越大，企业运行的费用也越来越高。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交易费用下降的影响发生在三个层面上：一是企业层面，参与交易的企业利用网络收集信息和利用电子商务实现交易，从而使交易费用下降；二是渠道层面，由于实现供应链管理和渠道成员之间的有效合作，整个渠道上信息流、商流、物流、资金流的速度加快、效率大为提高，这种渠道整体效率的提高使成员均受益；三是流通产业层面，网络化和电子商务搭建的交易平台使所有企业的商品流通效率增加，电子商务基础上的社会物流为企业节约了大量费用，实现更高的效率。
电子商务的出现使市场的功能加强，市场组织生产的效率提高，由此产生的一个革命性影响是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与以前截然相反的趋势：不是企业代替市场，而是市场代替企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首先是因为经济主体在市场上获取信息的搜寻成本下降。市场上有两个价格，一个是平均价格，一个是最低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在购买中付出的是平均价格，而不是最低价格，因为获得最低价格的搜寻成本很高，也就是：最低价＋搜寻成本＞平均价格。电子商务的出现使搜寻成本极大地降低，信息的获取变得轻而易举，最低价＋搜寻成本＜平均价格，从而导致市场价格向最低价靠拢。市场代替企业的第二个原因是电子商务降低了市场的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在过去利用市场组织生产的规模是有限的，电子商务出现有可能使整个市场置于电子商务平台之上，市场组织成本和管理成本极大地降低了，利用市场组织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比企业组织生产更为经济。市场代替企业的第三个原因是电子商务的出现使流通产业社会化程度得以提高，市场经营主体可以将许多原先都由自己承担的业务外包给社会，如市场调研、营销策划、存储、运输、配送等等，更多地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为企业降低成本。市场代替企业的第四个原因是电子商务导致“虚拟企业”的诞生。虚拟企业是市场配置资源与企业组织要素的一种结合，虚拟企业虽名为“企业”，实为市场组织行为，虚拟企业使一些独立的经营主体通过网络形成一个具有时间性的经营联合体，它们之间具有明确的分工和默契的配合，其效率和一个真实的企业一样。虚拟企业按照市场原则组建，其成员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其组织可以在调整中不断地得以优化。这样的市场组织显然比传统的企业更具灵活性和活力。
以上所阐述的市场对企业的替代趋势，原因在于电子商务使市场组织生产的费用降低了，从而出现由市场组织生产相对有利的状况，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扩大了；与此相反，企业组织生产的费用由于没有发生变化而显得相对昂贵，企业的扩展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四）电子商务与商业。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商业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商流、物流到信息流，从商业企业的组织形式到运作方式，无不打上电子商务的烙印。电子商务赋予了传统商业新的内涵。
1、零售业的电子商务化。未来零售业实现电子商务化的主要任务是：将网络公司与传统的企业结合起来，实现虚拟与现实的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局面。电子商务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足以形成赢利的有效细分市场、丰富合理的商品种类、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高效的物流配送体系。因此，在未来流通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商业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协作，实现网上网下相结合的全方位销售模式，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合作模式。要实现这一模式，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传统商业企业自身的整合，即传统的商业企业中，小商店实施连锁，大商场实行智能化，连锁商业实现网络化；第二步是传统商业企业构成的“网”（网点）与电子商务企业的“网”（网络）结盟。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8
关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指出自然经济是封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理论原则一直为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所尊奉。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商品经济似乎也没有深究。但中国战国以后商业较发达，各类市场较活跃，是明显的事实。这岂非与上述理论原则相左？新时期经济史研究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提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依其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试图对原来的理论原则进行修正，认为封建经济不一定都是自然经济。代表人是经君健。他把自然经济解释为使用价值的自给自足，并根据马克思对西欧中世纪庄园的论述，提出“自然经济平衡律”，即一个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是为自然经济的前提。中国地主制经济下无论地主经济或农民经济，都存在使用价值形态收入的单一性和需求的多样性的矛盾，不能满足“自然经济平衡律”的要求，而必须与外单位进行商品交换。他的结论是中国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有本质的联系，实际上是把地主制经济纳入商品经济的范畴。[1]
这与上述赵冈关于中国战国以后已有市场经济的观点有某种相似之处，但前者认为当时的商品经济尚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是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后者否认战国以后社会封建地主制的性质。在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有人主张战国以后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七十年代末傅筑夫提出“变态封建制”说，认为战国西汉商品货币经济的突出发展已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把各地区联结成一个整体，形成“国民经济体系”。这样看来，傅氏实际上把封建地主制经济看作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故有人认为从中可以看到商业资本主义说的影子。但傅氏自己撰文否定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
第二种，是对自然经济作比较宽泛的理解，承认地主制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但可包容较多的商品经济成分。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侧重和表述。吴承明对“自然经济”作了“引申”，把农民家庭的自给性生产、为剥削者直接消费的生产、在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性的交换，广而言之，凡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和交换，都包括在自然经济的范畴中。在此思路指导下，他算出鸦片战争前粮食商品率为10%上下，未脱离自然经济范畴。他又指出，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都谈到历史上市场体制转变的时期，只有这个转变完成了，才能称之为市场经济。中国十六世纪已有市场转变的端倪，但起伏跌宕，至民国尚未完成转变，或不能把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繁荣等同于市场经济。[2]李根蟠指出自然经济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并非西欧庄园经济的单一模式。中国地主制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其中包含了商品生产的成分，流通已成为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仍未控制整个流通过程，价值规律作用有限，商品生产仍以自给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仍受制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这是自然经济中的一种类型，而不是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3]。林甘泉认为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自给自足”。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虽包含一些商品经济成分但对各类经济单位的分析表明，它在总体上仍属自然经济范畴。[4]方行认为我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从总体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5]。信从这种观点的学者不乏其人。持这类主张的学者，都认为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发展以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为前提，都重视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李埏把地主阶级和地主制的形成看作商品经济冲毁了古老村社制的结果他认为封建地主制时代商品经济经历了战国汉初和宋这两个高峰而?i?i高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因素[6]。
第三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属“伪商品经济”，自然经济其实很强固。这以秦晖为代表。在他看来，自然经济与其说是“自给自足”经济，勿宁说是不自由的“自然人”经济，就运行机制而言，则是“命令经济”。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不受或很少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和调节，而只受或主要受人身依附关系中权力意志的支配与调节，这就是“伪商品经济”。总的说，我国封建社会决不是商品经济发达早于或兴盛于西欧，而是相反，自然经济、包括“命令经济”及披着商业外衣的变种比西欧中世纪典型时期顽固得多[7]。
秦氏的观点未必能为学界所普遍接受，但中国封建时代的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政治权力严重地干预以至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有所分析。例如郭正忠通过对唐宋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专卖对茶商资本的遏制的分析指出，在我国传统社会中，类似“市场经济”的某些因素只是在自由通商政策下出现，但这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而基于专制政体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不充分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全局的、本质的、绝对的。它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主要特色，而使市场经济体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8]。
关于传统市场
与对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自然经济的不同认识相联系，人们对中国传统市场性质、特点和发展程度也有不同的估计。
吴承明考察了中国封建社会各级市场的基础和内涵，提出了自己的市场史理论。他指出，经典作家以分工为市场的前提，质之历史，却不尽然。如地方小市场，即?村集市，是小生产者之间的品种调剂和余缺调剂，属自然经济范畴的交换；城市市场是贵族地主以其剥削收入换取消费品，是农村农副产品流入城市的“单向贸易”；区域市场则可视为自然经济的延伸，真正有意义的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但宋以前主要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的贸易，仍然不是基于社会分工之上的市场。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市场基础的分工，实际上是指“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分工”。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有多大市场，只要没有专业户，即没有生产交换价值的分工，就不算本来意义上的商品经济。他又指出，总的来说是生产决定经济，但不能低估交换的作用，交换的积累也能引起分工和专业化，市场理论应建立在生产和交换这两极上。根据这一理论，吴承明指出中国明中叶以后长途贩运贸易才转以民生日用品为主，即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地区生产分工基础上。但直到鸦片战争前，我国国内市场仍然是一种以粮食为基础以布和盐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结构[9]。关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何时形成，学术界有西汉说、唐宋说、明清说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种市场直到近代尚未形成。论者多着重商品流通自身规模，而吴承明则从生产的社会分工和与此相联系的长途贩运的内容进行考察，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吴氏这一理论颇有影响，如包伟民即以这一理论分析宋代的粮食贸易和区域市场。方行在这基础上以明清为例分析了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特征，指出传统市场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市场；封建社会发达的商品市场是一种以民生日用品为主要对象的小生产者之间交换的市场模式；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也有某种程度的发育；农业中的土地劳力等资源的配置并不取决于市场，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仍有一定作用，其作用大小视不同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异[10]。
有些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如经君健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场的交换归入自然经济范畴。他认为地方小市场是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地主经济、佃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生存需要（解决小生产产品单一性和需求多样性矛盾）所产生的，个体小农在市场上以小商品生产者身份出现，生产关系性质、生产目的性以及购买者目的性均不能改变商品交换的性质。地方小市场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区域市场、区域间经济联系及城镇商业形成不可分割的体系，这是以自然经济为基本经济单位的西欧看不到的现象[11]。
对中国传统市场发展的一些具体问题，认识也有歧异。如农村集市，许多学者追溯到唐宋或南朝的“草市”，也有学者提出，战国时代已存在农村集市[12]。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育程度，有的认为它虽有从地方小市场向初级市场转化的趋势，但基本上仍是在狭小范围内彼此独立的一种市场；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已经转化为初级市场，成为整个市场网络的一部分。还有的学者把以市镇贸易和墟集贸易为主体的农村市场划分为保障供给市场、商品集散市场和多功能全面发展市场等不同层次（类型）[13]。
对宋以后特别是明清兴起的市镇，学者多强调它在促进城乡、工农业交流、乡村城市化和培育资本主义萌芽的作用。赵冈则认为是人口快速增加、人地比例变化、人均占有粮食数和余粮率下降所导致的城市人口向农村靠拢的?果是城市化的非正常道路[14]。
注释
[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3]李根蟠：《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封建地主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林甘泉：《秦汉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5]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6]李埏：《经济史研究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经济问题探索1988年第3期。
[7]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8]郭正忠：《从飞钱预购到纳榷请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9]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市场·近代化·经济史理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方行：《中国传统市场的特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1]经君健：试论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的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12]李根蟠：从《管子》看小农经济与传统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三世界国家期。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9
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商品化人格标志公开权民法保护
一、人格权商品化概述
人格权商品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新兴事物，一般被认为源于美国，而在美国将其称为公开权①；在日本，则定义为“名人对其姓名，形象及其他对顾客有吸引力，有识别性的经济利益或价值进行排他性支配的权利[1]”。当今看来其主体不再限于名人，渐渐地也包括普通的自然人，因而可以发现“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隐私（个人数据）等一些传统人格权客体开始显现出商业价值，成为交易的现实或潜在对象，由此引发了‘人格商品化’的浪潮[2]”。这种商品化的人格权在英美法中称为“公开权”，在德国法里称为“商品化的人格权”。
关于人格权商品化的概念问题，我国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台湾地区学者认为，人格权商品化是个人得以其姓名、肖像授权他人作为商业广告之用，并得禁止他人未经允许而为此种利用。我国有学者则将人格权商品化定义为个人（一般是知名人士）可以将其姓名，肖像用于商业目的，并且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使用。还有学者提出，人格权商品化是基于商业目的，使人格权与财产权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商品化的人格权。也有学者将人格权商品化表述为，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拥有者，将自己的这些人格标识有偿的授权许可他人以商业目的使用，被授权人从使用活动中获取商业利润。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受保护的人格要素将会不断扩展，对人格权商品化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可能的。所以，笔者比较赞同这样的一种定义。即人格权商品化是指使用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等具有特别性的人格标识增强和促进特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从而使自然人的人格标识发挥其商业价值，并使该自然人因此获得相应报酬或其他经济利益[3]。这个权利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消极权利，即禁止未经本人允许商业性使用其人格标识的权利。第二是积极权利，即授予他人利用本人人格权标识的排他性权利。这个权利具有财产性质，既要保护其精神利益，又要保护其财产利益[4]。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人格权商品化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包含于人格权
在人格权商品化的过程中，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逐步显现，“这种经济利益由于仍然是从人格因素中发挥出来的，所以，在广义上仍是人格利益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人格利益的特殊部分[5]”。人格权商品化并非产生一种特殊的新的权利，而是对人格权经济利益的承认，通过依靠人格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对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控制权，运用人格权模式来实现人格标识的商业价值。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不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不但不能切实保护人格权，反而会削弱对人格权的保护。因此，在人格权商品化的大浪潮中，人格权内在的包含着人格标识的经济利益。
（二）人格权商品化仍以人格权方式保护经济利益
承认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内涵，扩充了人格权的内容和权能[6]。人格权商品化是以人格权的方式在两个方面来维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的；一个是人格标识的禁用权，即权利人享有排除他人擅自将自己的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化利用的权利。另一个是人格标识的利用权，是指权利人对各类人格标识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这种情形包括权利人既可以是自己将各种人格标识使用于商业领域之中，依靠人格特质对公众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在商品经营中直接获取利益；此外，权利人也可以转让、许可他人将人格标识运用于相关商业活动中，从而收取转让费或许可费。
（三）人格权商品化仍坚持人格权的非财产性
承认人格权本质上具有经济利益并不意味着“人格和尊严的商品化”和降低对人格的保护，而正是加强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的表现。因为，人格权的经济利益只是附属于精神利益的，其存在并不是人格“完全”的商品化。在人格权所涵盖的广泛利益范畴中，精神利益仍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人格权商品化并不是人格权的财产化，其内涵仍是非财产性。
商品经济的特性篇10
一、关于我国水权的现行法律规定
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水法》第三条中规定了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水塘、水库中的水除外，应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水资源。因此，《水法》规定，国家对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取水的，实行取水许可制度，并征收水资源，其实行取水许可制度的步骤、范围和办法，以及水资源费的征收办法，由国务院规定。1993年6月国务院了《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水资源费的征收办法至今尚未出台。以上是我国对水权、取水许可权的现行法律规定，是研究水权理论的主要法律依据。
二、关于水权的特征及其商品属性问题
水是自然资源，又是经济资源，更是战略资源，是可以不断循环和更新、自我增值的资源，是人类共享的资源。因为水最基本的特性是人类的生命之源、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大动脉，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命脉。它涉及人类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它具有除害兴利的双重作用，兼有公益、半公益性的特点，这些特性互相影响，构成一种十分复杂的系统。
水作为资源具有双重属性，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双重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因此，水和土地一样是人类的生活资料。但水和土地一样又是生产资料，这样水和土地都具有双重属性。
按照我国《宪法》水流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属于全民所有。现在我们谈论水权应当是指水的使用权的分配问题。在分配水的使用权时，又涉及到水工程供水的产权问题。因此，水工程供水不仅涉及到水的使用权的分配，还涉及到产权及其受益权的问题，以及工程原设计的功能及其受益的范围和受益的对象等等。这些问题在没有建立规范以前，对水的使用权分配和有偿转让等进行全面运作是非常困难的，但建立和规范水权制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规范本身直接涉及到权益的再分配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水事纠纷，实质上是水权之争。在每个历史时代水权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发展着。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水权单位之间的水买卖早有历史记载，从历史记载来看，水权转让大都经过官府的同意，有买卖合约，但为防止管水者仗权卖水，侵犯用水户的权益，同时制定了严格的法规。
水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和全民所有，作为公共资源必须体现全民共享的原则。从国外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来看，水属于公共商品，公共商品是指可以容许许多人对它进行消费的商品，它属于纯粹外部经济性商品，具有非市场经济性质。比较典型的是国防、公安和基础设施三大类型，这类商品是由政府通过“对收入进行再分配”来提供。公共资源和公共商品由于具有共享性而不是独占性，这样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就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公共商品就可能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的特点，或只具有其中的一个特性。对于非竞争性的商品而言，人们消费它时，并不影响相互之间的利益。
汪恕诚部长在水利部机关公务员大会上关于《水权管理与节水社会》的报告中指出，明晰水权，要确定两套指标。一套是水资源宏观调控体系，一套是水资源的微观定额体系。这两套指标体系对有效管理水权和规范水事行为至关重要。汪恕诚部长还指出，实施水权管理的前提是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统一管理应该包括流域管理和区域管理两个方面，这些重要论点都是指导我们建立水权制度，加强水权管理监督和规范水事行为的基本原则。
三、关于建立水市场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逮建立和完善，由于市场化的实质是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市场机制的形成涉及到很多因素，从经济体制构成讲，有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市场行为，市场又涉及到资金、劳动力、技术、生产、产品、价格等各种市场，从产业结构讲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因此，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改革开放以前，水谈不上建立水市场，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建立水市场这是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水工程供水能否作为商品建立相应的水市场进行有偿转让，这是建立水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水工程供水作为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是生产要素，虽然具有商品的属性，它又具有公益事业的特征。由于用途不同，在建立水市场进程中不同的用途是有区别并具有不同特性的，加之水是动态的，受到时空条件的限制，这就决定了水市场与一般的商品经济的市场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的，它不具备一般商品经济的公平竞争的条件，它是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为同样的水量，不同的功能和用途，不同的流域和地区，其产生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反差十分悬殊。因此，水市场的建立必须同时制定相应的配套法规。
国外学者按竞争性和排它性这两种商品的属性将商品(包括服务)分为四类：
一是公共商品：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如国防；
二是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但有非排它性，如水源地；
三是“俱乐部”物品：具有非竞争性，但有排它性，如公路、体育场；
四是私有商品：具有竞争性和排它性。
以上所有商(物)品(包括服务)都介于这四种商品组成的矩阵之间，竞争性和排它性越小的商品，越不容易市场化。根据水资源的特性，它具有“混合商品”的特征，这就决定了水资源不能完全推向市场，实行商品化。但其中的供水、水电等可以部分商品化，而水源地不能商品化，这就决定了水市场应当是有条件的市场经济。
四、关于水权、水市场与水价问题
水权、水市场与水价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群体，或者说它们相互是不可分割的一条主线。水是自然资源，不能成为商品，水工程的供水变成了经济资源具有了商品性质，但它又不同于一般商品。国际上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不是“自由经济，是法制经济”，任何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都要用法律手段管理和调控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对于交通运输，邮政、电信、水、电、气等重要公用事业的价格，只能由政府管理，不允许经营者自行定价，以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供水属于公用事业，不能随行就市定价，只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供水市场。按照短缺经济学的观点，水资源短缺应当依靠市场机制来调节，但市场并不是解决经济工作中种种难题的万应灵丹，同样，水市场也不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唯一的灵丹妙药。因此，建立水市场必须本着公共商品的特征制定有利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市场机制及其经济政策
五、关于建立水权制度的有关政策
国外的市场经济实践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生活离不开政府。市场经济的缺欠和不平衡只能由代表“全民”集体意志的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西方学者把政府的作用分为三种：一是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二是收入再分配，按平等和效率的原则实现个人基本能接受的收入分配结果；三是资源再配置的，提高全社会的资源使用效率。我国水的所有权属于国家，任何部门都不允许垄断水权成为“水霸”。由于水资源的短缺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那么有限的水资源的合理分配就必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讲的水权的分配主要是指使用权的分配，其分配必须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遵循四条基本原则：
一是根据中国水资源的时空分布特点，要考虑水资源的承载能力，以及水资源的特点和社会性、经济性的特征，由国家确定可分配的份额，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二是按照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所分配的使用权界定其使用范围和用户对象，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是在使用权确定的基础上，对水资源在流域内及区域间进行合理配置，保证水资源的高效利用；
四是由于中国水市场的培育和建立受到自然条件，设施状况，社会制度，公众意识，管理机构，人员素质、政策法规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有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与有效监督，保证水事行为的规范化、有序化和法律化。
为推进我国水权制度改革与发展，在国务院颁发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明确指出：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以及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要鼓励建立持续和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新市场，大力发展可持续的资源产业。有效地管理自然资源，实施市场经济刺激手段。同时要考虑社会的公平分配，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等政策。九十年代颁发的《矿产法》规定了国家实行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的制度，制定了转让管理办法，对矿产资源使用权的取得及其转让做出具体规定。《土地法》规定土地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的确认做出明确的规定。推进资源所有权制度和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十五”《建议》和《纲要》又进一步明确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包括国有土地、水），发挥政府对资源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引导资源配置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合理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和合理水价形成机制等，都是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有关政策。
六、几点建议
新的世纪我们对水利应当有新的认识，治水思路及其政策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但要解决好中国水的问题，我们认为权属管理是核心，体制改革是保障，职能转变是关键，这些都涉及到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改革问题。
从全国和全局的角度来看，现在强化政府宏观管理和监督的职能，探索水的使用权转让机制，规范水事行为，实施水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合理配置正是时候。但水权制度的建立要在水权理论指导下，提倡大胆实践，开展理论研究，通过立法积极推进水权制度改革与发展。为此建议：
1.在修订“水法”时，要为水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制度建立，以及使用权流转提供法律保障。
2.抓紧《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修改，为使用权（或取水权）流转作出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