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1
关键词:财政主导型制度；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自主性货币政策；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monetary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monetary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fiscal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fiscal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puzzle）（Davig，et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equilibria）（Favero,et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Davig,et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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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搭配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5）02-0149-03
[作者简介]张丽莉（1980-），女，汉族，黑龙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实行需求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有力武器，两者间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服务最终目标的一致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本质都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其目标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两大政策的一致性还表现为政策手段的互补性和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国债与财政存款领域等。在这些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财政收支活动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财政政策将资金运动的方向传递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同的融资方式也会对货币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反之，货币政策通过信贷等渠道（信贷收入的来源、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等）影响着财政政策。总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两大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差异性
1两者调节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性
宏观经济得以正常平稳运行的基础是社会总供求相对平衡的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包含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财政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结构平衡，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从财政政策来看，在调控资金流向上相对自由度较高，可以通过收入机制和分配机制，直接调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各个方面，从而达到优化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能够动用多种政策工具调节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从而决定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货币供给总量又决定着商品的需求总量，商品的供给总量反过来决定着货币的需求总量，由此可见，实现货币的均衡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因此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
2两者调节的手段存在差异性
一般地，宏观政策调控手段的选择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目标决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其性质和具体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别。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控政策，它们在调控手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财政投资、税收、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汇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等。
3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
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4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
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5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
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6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
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RichardHicks和alvin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
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
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
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假设存在两个宏观经济目标t1、t2，可以使用两种政策工具i1、i2，政策调控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t1、t2即为最优目标，经济目标是政策工具的线性函数，则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当a1/B1≠a2/B2时，可以求解出达到最优目标水平t1、t2时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
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4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问题上，尽管“丁伯根原理”被广为认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内外均衡两种目标时常常会遇到逻辑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困难，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蒙代尔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尔借用两目标-两工具模型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的核心内容。该原则的政策决策模型可简单概括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其中t为政策目标，i为政策工具，a、b为结构系数。为达到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要将政策工具效力进行比较。当a1b2，或者a1>a2且b1
蒙代尔在指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财政政策对外，货币政策对内，这样搭配的结果会扩大国际收支不平衡；另一种方法是以货币政策对外，财政政策对内，这样能够实现良性循环，缩小国际收支的失衡。据此蒙代尔主张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有效市场分类原则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其意义在于揭示出不同政策工具拥有不同政策效果，以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指派政策工具，有利于政策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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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3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给欧盟乃至世界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带来深刻地变化。它不仅影响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而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市场体系，并改变欧盟的经济与政治格局。同时，欧元的启动也是国际金融领域自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以来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也面临诸多挑战，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能否重蹈历史上失败的货币联盟的覆辙，人们正拭目以待。
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的三大阶段
从1958年《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到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进入流通领域，欧元从理想成为现实。
1、欧盟经济一体化建设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血与火的洗礼，西欧各国认识到使用武力谋求国家利益和统一欧洲是行不通的，受到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也不可能依靠本国的力量恢复经济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复兴和繁荣。
1951年4月，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六国成立了煤钢共同体；1957年3月在罗马签署成立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原子弹共同体条约，简称《罗马条约》，确定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目标，促进欧洲繁荣和欧洲人民的团结，1967年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为欧洲共同体。1963年形成共同农业政策，1968年7月实现关税同盟，取消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限制和关税，统一对外关税税率。1986年2月，签署《单一欧洲文件》，对《罗马条约》进行修改，明确提出最迟在1993年初建立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四大自由流动。随着统一市场的建成，完善欧洲内部市场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就是各国不同货币的存在，一体化的发展不得不进入货币领域。1989年4月《德罗尔报告》提出分三阶段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1992年2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生效，提出建立欧洲联盟的三大内容，并称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即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建立司法和内务合作机制。
2、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建设
《马约》规定经济货币联盟分三阶段完成，1990年7月1日，进入经济货币联盟第一阶段，目标是取消成员国外汇管制，促进资本流通，缩小汇率浮动幅度，加强经济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1994年1月1日，经济货币联盟进入第二阶段，其主要任务是确定各国对欧洲货币单位的汇率，成立欧洲中央银行的前身欧洲金融管理局；建立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机制，促进成员国实现经济趋同。《马约》为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国家规定了5项趋同标准：通货膨胀率不能超过最低三个国家平均率的1.5个百分点；长期利率不能超过通货膨胀率最低的三个国家的平均利率的2个百分点；汇率必须在前两年的时间里保持在汇率机制允许的范围内；政府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
1995年12月，欧洲单一货币取名为欧元（euro），并定于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1997年，确定了欧洲中央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系统的框架。1998年5月，奥地利、比利时、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和西班牙11国加入欧元区。
1999年1月1日，欧洲经济货币联盟进入第三阶段，确定欧元区成员国本国货币兑欧元的永久汇率，欧元成为欧元区的法定统一货币，成员国之间中央银行货币交换按照固定汇率进行，成员国以欧元为单位发行国债。2000年6月，希腊加入欧元区，成为第12个成员国。2002年1月1日，欧元现金正式进入流通，2002年2月28日，成员国货币全面退出流通领域。
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面临四大挑战
自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诞生以后，对它的前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发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存在一系列的弱点和缺陷。
1、财政政策的挑战
《马约》对各国的债务和财政赤字的数量规定了严格的标准，但由于财政政策由成员国各自掌控，协调困难，这会产生两大问题。一是成员国难以应对非对称性冲击。所谓非对称性冲击是指某一特定国家或部门受到经济冲击（诸如战争、自然灾害、贸易条件恶化、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等）时，由于这种冲击带来的不利经济影响与其他国家或部门不同步，即不对称，需要特殊的经济政策进行调节。如果受到非对称冲击的国家与其他国家未组成货币联盟，那么可以使用货币政策如汇率和利率政策、财政政策等加以调节。在组成货币联盟的情况下，由于失去货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措施又受到限制，这一特定国家或部门便会出现严重经济问题。二是成员国政府出现顺周期财政政策行为和倾向。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财政政策应是反周期的，经济繁荣时，实施紧缩财政政策，防止经济过热；经济萧条时，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在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内，经济繁荣时，对公共支出和减税没有任何限制措施，而在经济衰退时，《马约》又强迫各国政府减少财政支出和增加税收，以满足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3%的要求。这和凯恩斯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2、货币政策的挑战
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四大问题。一是最后贷款人的问题。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有责任最后保证国家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国家的资源总存量是货币的实物基础和最后担保。名义上，欧元区的最后贷款人是欧洲中央银行，但《马约》并没有赋予欧洲中央银行行使最后贷款人的权利，即使欧洲中央银行被欧元区国家授权来承担这个责任，也由于自有资本（各成员国按比例纳缴500亿欧元）及其储备太少而不可能担此重任。实际上，欧元区没有真正的最后贷款人，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最后贷款人的缺位就会弱化欧元。二是金融监管问题。欧元区缺乏统一的中央当局对金融体系实施监管，《马约》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有一定的监管职能，但最主要的监管权力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承担。这意味着一旦发生欧元区范围内的金融危机，解决问题将是很困难的，欧元区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难以得到根本保证。三是货币政策权分割。按照《马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汇率机制由欧盟财政部长理事会决定。四是欧洲中央银行和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决策缺乏透明度。
3、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挑战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罗伯特·蒙代尔1961年提出的，由于对此理论的贡献，他于1999年获诺贝尔经济奖。按照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最优货币区应有以下几个标准，（1）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性：跨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高度流动性会可减少使用汇率作为恢复竞争力和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工具。如果劳动力能从高失业地区流向低失业地区，那么工资和其他成本就会趋同，资本的自由流动可减少通过汇率调整相对成本和价格的必要性。如果劳动力和资本不流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将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唯一手段，那么，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和货币联盟更有效。（2）经济开放度和经济规模：一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而且规模越小，那末固定汇率就越有效，这个国家就越倾向于加入货币联盟。（3）价格和工资的灵活性：如果价格和工资灵活，那么相对价格的调节可通过市场顺利实现，减少汇率调整的必要。（4）产业结构相似：拥有相同生产结构的国家，并且多样性程度高，外部冲击会具有对称的影响。（5）如果成员国实现了财政一体化，那末财政转移支付能够替代利率和汇率等货币政策抵消非对称冲击的影响。
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僵化，劳动力流动受到语言、文化、社会保障体系差异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欧盟的财政收入只占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2001年的收入仅为900亿欧元，而且400亿欧元用于共同农业政策，360多亿欧元用于结构基金，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十分有限。显然，欧元区并不符合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大量实证分析也显示目前的欧元区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至少和美国相比的确如此。单一货币带来的低成本和贸易创造的收益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本国货币主权产生的经济调整成本所抵消，甚至得不偿失。
4、政治合法的挑战
传统上，欧洲人把自己的国家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实体，认同自己的国家和代表各自国家的国旗、国歌、货币等国家象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国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语言、文化和政治传统，国家的边界往往就是语言边界，同一国家不同语言区的矛盾十分尖锐，比利时就是典型代表。单一货币的超国家和泛欧洲特征在欧洲人中始终存在疑虑。实际上，经济货币联盟和围绕执行该联盟所设置的各项制度如欧洲中央银行、欧元、稳定与增长公约等始终没能纳入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框架内。
政治的合法性招致人们对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的批评。高失业率、经济增长缓慢成为民粹主义者攻击欧元的借口；指责“外国”决策者干预和操纵国内事务是随时可用和永远有效的政治武器；近两年，面对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经济衰退，一些国家提出要给予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要求修改《马约》中有关债务、赤字、物价目标的条款。
三、货币联盟的历史教训
1、政治统一和货币联盟
在过去的200年中，世界上出现了很多货币联盟。从政治性质上看，可分为政治统一下的货币联盟和主权国家间的货币联盟。从货币管理体制上看，可分为集中型货币联盟和分散型货币联盟，前者是指货币联盟形成统一的货币当局，即是中央银行；后者指几个货币当局并存，但相互协调。把政治性质和货币管理性质结合起来，货币联盟可分为三大类：
（1）政治独立的集中型货币联盟。政治上独立的国家通常是集中型货币联盟，如历史上德国、意大利、瑞士，先完成政治统一，再实现货币联盟，后实行统一货币。再比如美国，全国被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地区，每个地区都可发行美元纸币，但这些纸币按1：1永远可兑换。历史上，货币联盟往往是政治一体化的结果。一旦政治上实现联合，产生一个独立的国家，货币联盟就会随之产生。政治一体化瓦解，货币联盟随之解体，前苏联、捷克斯洛法克、南联盟都是如此。
（2）主权国家分散型货币联盟。1865-1926年，由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组成的拉丁货币联盟，以及1872-1931年由丹麦、瑞典和挪威三国组成的斯堪的纳维亚货币联盟，是世界上两个最著名的主权独立国家分散型货币联盟，由于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各国保留自己的铸币权力，政策协调困难，最后以失败告终。
（3）主权国家集中型货币联盟。主权国家可以加入集中型货币联盟，欧元启动前的法国法朗区，比利时和卢森堡货币联盟，以及实行美元化的地区都可以看作主权国家集中型货币联盟，目前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也是此类。由于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联盟内某个国家发生战争、自然灾害、经济危机等外部或内部冲击时，难以采取诸如财政、货币、汇率等政策应对，往往使联盟解体，最近，阿根廷就被迫放弃了比索和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这类联盟中，只有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货币联盟运作的较为顺畅。
2、货币联盟和财政一体化
从财政管理体制看，各国的财政体制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集中型财政；另一类是联邦型财政，即分散型财政。但这两种类型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传统上，欧洲议会制国家的货币和财政体制都是集中型的。然而，货币一体化也存在于财政分散型国家中，美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家，其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集中决定，财政政策分散在各联邦主体内。
分散型财政体系和集中型货币体系是可以相容的，只有货币政策和货币供给决策是决策者独立决定，不同的财政司法权不会直接影响货币的供给。实际上，把货币主权转让给中央当局比把财政主权转让要容易的多，历史上把不同宗教、文化、民族的地区统一起来的一个办法就是让各地区掌握财政大权，实行财政联邦制。
3、货币联盟的几个结论
从分析历史上的货币联盟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这些结论有助于解释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前景。
（1）成功的货币联盟通常依赖于政治的统一。政治上的联合可以由一个国家主导建立或者若干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建立。政治联合的意愿是货币一体化最主要的动力。
（2）集中型货币联盟相对于分散型货币联盟会更持久。
（3）财政的集中程度不是决定货币联盟能否持久的决定因素。只要货币政策集中控制，货币联盟就不必然需要财政一体化。但财政一体化能促进经济稳定，维持政治团结，从而提高货币联盟的持久性。
（4）不管汇率制度如何安排，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总会经历宏观经济的各种冲击、经济周期，甚至经济危机。没有简单的、能自动防止各种问题的货币体系保证各国免于各种经济冲击。
四、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前景
目前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是主权国家货币集中型、财政分散型的货币联盟，从分析历史上的货币联盟得出的结论看，欧盟的政治能否实现一体化是未来欧盟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成功的关键，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很难战胜其面临的挑战。
从财政政策面临的挑战看，在欧元区，没有人知道财政政策应如何制定和如何协调，财政体系的建设和政策制定是一个试错和不断学习的过程。现在的财政分散决策可以使各国能用更加适当的方式应对货币集中管理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创造性的实验财政政策的协调方法。货币政策的弱点和财政政策一样可通过不断学习的过程来纠正，由于传统的中央银行的经验可以指导欧洲中央银行的工作，对货币政策的挑战相对于财政政策的挑战更易对付。
最优货币区理论有利于指导欧元区如何更好地建设经济货币联盟，但这一理论的预测能力是很弱的。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缺点在于缺乏对政治和历史的认知，忽视了货币联盟对政治和独立国家的路径依赖。理论上，最优货币区可以不考虑国界而划定，然而，国界一旦划定却是长期不变的。从短期看，货币联盟的创建和解体都不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结果，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元的诞生完全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果，是政治意愿。因此，最优货币区理论不适用于预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未来，相反，最优货币区理论可以帮助欧洲通过不断的改革成为一个最优货币区。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4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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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欧洲经货联盟协调
欧洲经货联盟的建立，使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范畴、内容体系和工具方法，在借鉴了其他学科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最近20多年，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注意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尤其是在酝酿欧洲经货联盟过程中。欧洲经货联盟的政策协调逐渐成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焦点。下面对经货联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
一、经货联盟建立前关于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
1.关于财政纪律（fiscaldiscipline）。对财政纪律研究起源于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wallace，1981），他们强调政府财政赤字的程度是预先确定的，并具有非持续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水平不是外生的。然而，他们都没有明确制定财政政策的目标，尤其是没有包括宏观稳定的目标。不过萨金特和华莱士所分析的方案在强调财政纪律是货币稳定的先决条件方面起到积极作用，经货联盟设计者将这一思想加以吸收，并写入《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简称《马约》）中的关于经货联盟第三阶段标准的有关条款。
2.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tabeHini（1986）是最早运用微分博弈模型来分析单一国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的。他证明，与非合作博弈结果相比，政策协调加快了经济向稳定状态演进并趋同的速度，从而使经济向预定的目标更加靠近。
3.关于货币政策协调。tumovski和d‘orey（1986）分析了跨国间货币政策协调问题。他们的模型以两个相同的开放的经济为特征，并受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冲击。中央银行在产出和通货膨胀方面具有同一的线性二次参数选择。在静态框架下，他们比较了纳什均衡、斯坦克尔伯格均衡和合作均衡，他们发现，合作收益可能很小。这个结论后来被turnovsky，Basar和d’orey（1988）所校正，他们分析了同一模型的动态情况，证明合作收益可能变得正相关。
二、经货联盟框架确立后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研究的新发展
随着经货联盟框架的确立，《马斯特利赫特条约》的通过及1999年欧元的问世和经货联盟的正式成立，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理论研究也进入了空前发展阶段。大量文献直接以欧洲经货联盟为研究对象，通常是在一个集中的货币当局（centralizedmonetaryauthority）和多个分散的财政当局（decentralizedfiscalauthorities），即几个国家共同拥有同一货币政策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经货联盟后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理论的研究总结如下：
1.关于动态不一致性问题。这一问题实际上也是共同货币当局及分散的财政当局的信誉问题。mourmouras和Su（1995）建立了成员国债务不确定前提下的共同货币当局和成员国政府之间的博弈模型。如果共同货币当局能够保证其独立性和信守物价稳定的承诺，那么就会有助于货币政策主导体制的形成，从而严肃财政纪律，防止无约束的财政政策对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Beetsma和Bovenberg（1995），Beetsma和Uhlig（1997）对税收发生扭曲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如果央行缺乏信守承诺的能力，政府就会进行赤字融资，最终将迫使央行放弃物价稳定的目标，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而一个独立的信守承诺的中央银行，则能够起到对财政纪律约束的作用。Beetsma和Uhlig（1999）认为财政政策会诱导实际产出和自然产出的缺口，从而诱导中央银行（希望将产出稳定在自然水平）采取通货膨胀政策（动态不一致）。Banerjee（2001）分析了中央银行采取动态不一致的行为时欧洲经货联盟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协调。Dixit和iat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他们考察了中央银行和政府在产出和通胀目标相矛盾时，有和没有货币承诺时的均衡，包括纳什均衡和先行者均衡。他们的结论是：中央银行和财政当局之间非合作的相互作用导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竞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增加产出为目的，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以降低通胀为目的。对财政政策的制度限制，如《稳定与增长公约》，在改变财政反应函数和影响产出——通胀结果方面可能是有效的。Dixit和Lambertini（2003）假设中央银行产出和通胀目标都低于财政当局的目标值，建立了两政策之间竞争模型。在这种博弈下，中央银行受规则约束，而财政当局有权视情况决定其财政政策，财政当局很可能会破坏中央银行的承诺。博弈结束时，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财政政策又不够扩张。他们的结论是：如果货币和财政当局保持政策动态一致时，他们应当具有相同的产出和价格目标，这些目标与社会最优目标相一致。当存在动态不一致时，通货膨胀目标应当降低，但是至关重要的是，两当局的产出和通胀目标应当一致（目标偏好的权重可以不同）。
2.关于分散的财政当局问题（decentralizedfiscalauthorities）。这类分析对不同当局的目标函数进行了假设。Bane-jee（2001）分析了两国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并拥有共同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分别假设了政策制定者自由选择政策工具和选择政策工具时受到约束的两种情况，然后对不同假设条件下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结果进行了比较。Beetsma，XavierDebrun和FrankKlaassen（2001）也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相似的结论。torbenandersen（2002）发现，在出现对称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增加的时候，非合作的财政政策的成本很大。相反，在特殊冲击和政策参与者减少的情况下成本很小。Uhlig（2002）假设，中央银行致力于将产出偏离自然水平和通胀偏离其目标水平最小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财政当局只关心产出，会导致无效率，对产出稳定会造成压力，产生通货膨胀的倾向，从而诱导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在他的模型中，中央银行没有对利率水平附加任何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财政当局间的协调将是有利的，有助于保持利率下降。
3.财政约束（fiscalrestraint）和协调问题（杨照东，王劲松，2004）。由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制度外溢性，因此需要财政约束。Bliss和nalebuff（1984），alesina和Drazen（1991）提出，在货币联盟中如果其他国家主动控制债务和赤字，提供财政纪律公共产品的话，则每个国家都会存在一种放松自身预算的动机，从共同预算稳定中“搭便车”，最终导致共同财政纪律松弛，危及共同货币的信誉和货币联盟的稳定；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则可以作为一种成员国财政协调的外在约束机制，减少各国财政的溢出（allsopp和Vinesl996）。
Giovannini（1994）也指出，对财政预算硬约束的规定，可以阻止成员国将内部财政困难输出，危及整个联盟的利益，在缺乏“共同联邦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关于财政约束的条约规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也存在着与上述相冲突的观点，如Dombusch（1997）认为，财政约束虽然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在实际中，如果共同货币当局信守承诺的话，这样的约束反而会束缚财政政策稳定经济功能的发挥。
财政协调源自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相互溢出。Laursell和metzler（1950）在一个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分析认为，一国财政支出的扩张，将增加本国产出水平，但通过对世界利率的溢出效应，将使其他国家的产出下降，其国内开支增加，最终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影响。masson和talor（1993）发现了财政协调的重要性。欧洲汇率机制（eRm）体制下，德国财政扩张在增加产出时，倾向于降低其他成员国的国内产出，形成外部溢出的负效应。也有一些学者反对财政政策协调，如eichengreen（1996）认为，在经货联盟中财政政策的跨界溢出的负效应并不显著，从而使超过《马约》规定之外的财政政策协调的经济收益十分微小。Beetsma和Bovenberg（1998），Uhlig（1999）进一步指出，如果在成员国层次上有足够的空间让市场机制和财政“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的话，财政政策的跨区溢出效应也许很有限，因而不必进行财政政策协调。
4.关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Sibert（1992），Levine和Brocine（1994），Beetsma和Bovenberg（199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一个由分散的财政政策和共同的货币当局组成的货币联盟中，如果货币当局对于货币政策控制不严格，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倾向和公共产品的过度供给；当存在财政合作或财政先行时，则可以严格财政和货币政策纪律，避免上述情况发生。
macroButi，wernerRoeger和ianintVeld（2001）分析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相互作用。假定财政当局确实关心通货膨胀，当经济受到供给冲击时，合作是值得的。Basvanaarle，Jacobengwerda和Josephplasmans（2001）分析了两个国家具有各自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他们采用不同损失函数的静态设计，包括两国间溢出竞争。他们运用数字模拟分析了两个财政当局和一个货币当局的非合作、完全合作、两个财政当局联合、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在两国受到对称和非对称冲击时，合作对于财政当局是有效率的，两个财政当局采取共同的政策倾向，会产生帕累托改进。LucaLambertini和Ricccardo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Kooper和Kempf（2000）在两国模型中分析了组建和不组建货币联盟两种情况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行为。当财政政策制定者和货币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一致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便会相互作用。在他们的模型中，两国有共同的财政限制，两国政府尽量以较高的共同价格的形式将成本传给另一方。他们的结论是：当货币当局作为先行者，货币联盟会得到帕累托效率改进的结果；而如果财政当局是先行者或财政当局的赤字融通受到限制，货币联盟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取得福利改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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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6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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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7
传统的理论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调控的政策，其中暗含着的一个基本的假设是货币政策对于各产业的影响是一致的，或者说隐藏着产业部门是同质这一假设。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每个国家经济的各个部分都是同质的,不存在任何差异,即每个国家本身已经是一个最优货币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是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内部产业不会完全相同，尤其对于一些大国，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条件的差异，必然存在着产业发展上的差别。如果在产业发展差异较大的国家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那么货币政策则很容易出现差异化的效应，甚至会对一些产业产生负面作用，不利于整体宏观目标的实现。2010年以来为了遏制上扬的通货膨胀，我国货币政策由扩张转为紧缩，紧缩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上涨的势头，却导致部分产业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2012年铁路运输业曾一度因为利率提高、财务负担过重、融资难度增加，出现大面积停工的现象。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为什么有些产业反应“过敏”？而另一些产业却反应“麻木”？
可以看出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是一个不可规避的问题。另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传统的信贷传导机制逐步转换为汇率传导机制（王鸿飞，2013），这使货币政策的效应在外贸企业和本土企业之间呈现出更大的差异。虽然近年来不完全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影响不断被发掘，为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而欧盟的成立也为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是大多数研究还主要侧重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探索，只有少数的研究关注到货币政策产业层面上的差异。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过对文献的梳理不难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存在非对称的证明及其成因的探讨。最早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研究是Bernake&Gertler（1995），他们运用VaR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支出，居民投资支出和商业投资支出等不同支出的非对称性影响,其中对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分类就涉及到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问题。
Hayo&Uhlenbrock（1999）用VaR模型分别对英国和德国的产业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对产业的影响方向存在非对称性，并认为资本存量、要素密集度等因素是引起不同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其后更多的学者也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Dedola和Lippi（2005）利用oeCD的5个国家的21个产业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公司规模、融资能力、财务负担等因素是形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主要原因。peerman&Frank（2005）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通过对欧洲7国11个产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不同产业中表现出非对称的影响。Glosh（2009）和Si-bon（2009）分别运用印度和以色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非对称效应。前期的学者主要采用VaR模型进行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Georgopoulos&Hejaz（2009）创新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明显的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影响与产业的财务特征有关。tena（2009）则采用了非线性tVaR模型，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有差异化的影响，并且有非线性的特征。周逢民（2004）分析了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但没有考察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的影响。王剑和刘玄（2005）用VaR模型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第三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最灵敏，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弱，他认为产业异质性是导致货币政策产业效应的原因，但没有对原因进行深入分析。戴金平和金永军（2005）构造了要素密集度和市场结构差异的两部门模型，并利用aDL模型和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1995年以来中国6个产业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发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房地产业对利率政策冲击反应明显，第三产业、餐饮业和批发贸易零售业反应较小，显然这一结论与王剑和刘玄的结论是矛盾的。曹永琴（2010）利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对货币政策进行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第一产业最强烈、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最小，这个结论与上述结论也有差别。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首先，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局限，并且在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程度方面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普遍采用线性的VaR模型，方法较为单一，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效应。最后，现有文献对形成原因的分析不够深入，缺乏理论依据，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及其产生的根源。本文将建立理论模型，并利用企业层面的季度数据，运用非线性的面板门槛模型对问题进行实际验证。
一、理论分析
1917年美国经济学家J.mauriceClark首次提出加速原理。随后加速原理投资函数模型成为西方经济学关于投资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模型。该模型假定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认为收入的变动会引起投资的变动，因为收入变动必然引起产品需求的变动，因此，当产品需求增加时，企业现有生产能力已经不能满足，这就需要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依据该理论，本文在徐涛（2007）的研究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简化的封闭经济模型来说明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模型构建需满足以下假设条件：（1）本文研究的是一个非开放条件下的经济系统，利率受经济体内部供需影响，资本账户不开放，不考虑汇率变化；（2）经济体内部货币市场处于均衡状态，货币供给量等于货币需求量，利率为均衡利率；（3）不同产业由于生产方式和产品特点不同，对资本需求不同，资本存量存在差异。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行为的产生取决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由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与收入成正比；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则取决于利率水平，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可将货币需求函数表示。
二、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可知，货币政策对产业产出有差异化的影响。本部分在（9）式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对上述命题进行验证。以往大多数研究都是使用线性VaR模型对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但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Becetal（2000）用平滑转换回归模型验证了美国、德国、法国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行为，结果发现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martin&milas（2004）通过研究发现英国在1992年之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产出具有非对称效应。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货币政策的非线性问题，如赵进文（2005）、欧阳志刚（2009）等，他们使用LSt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验证，也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具有非线性特征。如果货币政策是非线性的，用线性模型估计将是有偏差的，那么估计的货币政策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考虑到不同产业间要素构成以及技术特征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存在非线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此，本部分利用非线性门槛面板模型来考察货币政策与产业产出的非线性关系，拟找出两者之间最真实的关系。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1998年国家取消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限额控制，货币政策中介变量由信贷规模转移为货币供应量，同时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靠货币渠道实现，故采用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我们选取企业销售额作为反映企业产出的指标。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不同产业由于资本存量不同，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理论模型的结论，选取资本存量作为门槛变量，将企业资产与产出之比作为衡量资本存量的指标。本文数据采用企业层的面板数据，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采用上市公司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如下的筛选：（1）在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2年第一季度连续数据的公司；（2）剔除样本内St和pt类上市公司。本文数据均来自国泰君安统计数据库，所选公司依据“2012年10月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分类指引”的行业划分标准，涵盖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运输和邮电业7个产业共计884家上市公司。
三、实证结果
首先要确定门槛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表1给出了门槛自抽样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农业、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交通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均存门槛效应，单槛效应除农业外都在1%水平下显著，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在1%水平下显著，门槛值差异较大，为了更好地衡量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非线性特征，在此采用三重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各模型门槛值估计结果详见表2。表3给出了门槛模型参数估计结果,从结果来看：首先，货币供应量与各产业产出变化是正相关的，这也与我们的预期一致，并且各产业回归系数都是在1%水平下显著的，这表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其次，各产业对货币政策反应系数存在差异，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其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当各模型处于低门槛效应时，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系数β'1来看，对货币政策反应最敏感的房地产业的系数为1.318，分别比交通运输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农业和信息产业高出0.437、0.327、0.574、0.675和0.683；最后，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可以通过各产业资本存量的差异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区间，随着资本存量间由小变大，各区间内产业对货币政策敏感度是不断下降的。以制造业为例，制造业可细分为31个产业，不同产业间资本存量不同。当制造业资本存量低于2.138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系数为0.744；当资本存量处于2.134到3.109之间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700；当资本存量处于3.464到3.730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为0.665；当资本存量大于8.803时，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变为0.609。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产业效应非对称问题是一个关系到货币政策执行效率的重要问题。本文首先建立理论模型分析货币政策产业效应，为研究提供理论依据；随后借助“门槛回归”技术为代表的非线性计量经济学理论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货币政策产业效应进行实际验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并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对货币政策指标反应最敏感的产业是房地产业，依次是交通运输和邮电业、建筑业、制造业，对货币政策反应最弱的产业是农业和信息产业。货币政策对各产业的影响均显著并存在基于资本存量的三重门槛效应，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各产业产出的影响不是单一的，随着资本存量的变大，各产业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不断下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8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政策；财政手段；金融工具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放缓增长的趋势，特别是自2010年后，我国为缓解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而大量采取一系列激进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弊端性日行显现出来，出现了货币供给过量，市场货币流动出现混乱等情况，加上国内消费者购买水平指数（pmi）上升较快，出现了通货膨胀预期的现象，截止2015年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2%。其中，城市上涨1.3%，农村上涨1.0%；食品价格上涨1.6%，非食品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0.9%，服务价格上涨2.1%。
一、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含义
货币政策指中央银行为实现国家经济目标，运用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起到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的目的。根据对总产出的影响，货币政策可以分为两类：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一般在总需求和经济低迷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提高货币增长速度来刺激需求；紧缩性货币政策一般在通胀严重和经济增长过快的时期使用，其功能是通过减少货币增长速度来降低需求。通货膨胀是指总物价或一般物价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上涨，货币供应畸形增长，出现投资和消费过旺，生产过热等现象。我国一般采用居民消费指数（Cpi）作为度量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究其深层原因还包括需求拉动、成本推动、结构失调、供给不足、预期不当、体制等因素。
二、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市场上，居民主要生活用品和食品以及非食品价格持续上涨是本次通胀的主要表现。其中，食品中包括大米、猪肉、蔬菜等商品价格上涨最具代表性。
货币流动性过剩是引发本轮全面通胀的根本原因。稳定物价水平、防止经济过热是目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目标。2010年末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运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升值等货币政策工具，对调节通胀预期压力、遏制物价进一步持续上涨起到一定松缓作用。
由上述图表数据可知，通胀率衡量指标Cpi几乎随着央行货币利率调整而呈正相关上下波动，根据SVaR模型，研究货币供给、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得出结论：货币供给的增长会带来物价的上涨，并且滞后4个月后达到最大效应。
综上，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状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以堵为主。其次，Cpi和ppi仍在高位徘徊，通胀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三、我国应对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
综合治理。由于导致通货膨胀既有总需求膨胀的原因，有成本上升推动与结构失调方面的原因，治理通货膨胀既要控制需求，防止收入超分配又要改善供应，调整产业与产品结构，优先发展农业及能源等基础与瓶颈产业，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等的相互配合，因此，借此其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打破该行业背后的利益寡头。
动态监控。由于预期通胀率和实际通胀和利率有很大关系，所以预期通胀对当期实际通胀有重要的引导作用。央行如能调整货币政策来改变通胀预期，则对控制通胀水平有很大帮助。由统计局数据统计可知，货币政策与导致的利率变化对最近的物价波动的影响较大，所以以利率为主的货币政策应该得到广泛使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第一，适度采取宽松政策，总体以紧缩性货币政策为主。目前流动性过剩问题主要归因于外汇长期占款，如果此时政府过多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造成利率提高，会减少投资，减少消费，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所以政府因为合理利用货币政策，对相关企业降低门槛，环节整体趋势。
第二，放开金融管制。现在民间资本合法化成了国家金融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民间信贷最根本的问题是国家金融机构出于资产安全性的考虑，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体制不完善。所以国家在近两年应当在政府工作中提出完善民间金融市场的目标，降低金融机构的门槛国有银行为了资产的安全，对中小型企业不能提供支持，所以在2011年底政府相关部门也提出了要完善民间金融市场，适度降低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增加政府鼓励和支持。
第三，加速产业改革和升级。在我国一二三产业结构当中，还是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为主，缺乏新兴的可持续型企业和有广阔前景的朝阳行业，这导致了我国的经济质量水平较低，再加上我国上世纪的人口红利已经接近尾声，如果再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持续下去，会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所以政府应引导企业对创新型和高科型企业进行投资。
第四，拓展其他资本市场。由统计数据可知，近年来银行资产大幅扩张，而证券市场资产不断萎缩。长期倒挂的利率水平对证券行业影响巨大，政府应当适合考虑调息，这也是社会各界的广大呼声。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展证券市场和其他诸如民间信贷等资本市场。
四、结论
笔者认为，要创立和谐稳定、积极向上、统一有序的市场环境，不仅需要从供给和需求两大基本经济因素上考虑，也需要从国家宏观和个体微观上的角度上进行考虑。
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人民银行将利率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依据，将价格水平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增强人民银行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信任度和影响力。在央行保持独立性的同时也要注重和财政部门的协调配合，努力建立长期有效的协调机制，在经济目标、政府债务和金融监管等方面及时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力。随着我国财政收支以及国债规模的不断扩大，保持政府的预算平衡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保证了财政的预算约束，将政府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证预算公开透明，才能避免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效果，让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其在调控价格水平中的作用。（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会计学院）
参考文献：
[1]徐静.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与成因分析.[J].财会研究，2013（4）.
[2]王勇.对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J].改革与战略，2013（5）.
[3]杨毅.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2（16）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9
关键词：最优Ramesy方法；财政政策
在宏观经济学中，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利率和货币发行量的手段来稳定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在现实中，货币政策总是和财政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调节整个经济的发展。一个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从长期和商业周期来看如何制定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在宏观经济学诞生不久，就有人利用凯恩斯理论，在iS-Lm模型研究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问题，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衰落之后，最近的发展就试图找到经济学中结合了两个著名的传统理论的框架：公共财政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
一、主要研究方法――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
（一）对Ramsy税收的相关介绍
在公共财政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LucasandStokey,1983;atkinsonandStiglitz,1980;Charietal.,1991）。最优税收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最优税收的Ramesy(1927)方法，它是解决在只有扭曲的税收工具可用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税收的问题，通常它假设只征收线性税，一次性税收是禁止的，最重要的是，它假定所有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都是可以观察的。另一类是最优税收的mirrlees（1971）方法，它假设允许征收非线性税和一次性税收，而且它假定除消费者和企业的劳动收入可观察之外其余都不能观察。这里只讨论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根据政策是否具有时间的一致性，主要方法的模型可以分为具备承诺与不具备承诺，Ramesy(1927)的研究假设社会有办法使政府在未来遵守已有的承诺，大多数基于Ramesy框架进行的最优税收的研究都是基于政府具备承诺能力的假设。
在Ramesy税收中，由于确定了税收，政府是要在竞争性均衡中最大化它的目标函数――消费者和企业。通常，公共财政理论假定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通过构建Ramesy问题得到Ramesy均衡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
（二）Ramesy税收的主要结论
1.具有统一的商品税（uniformcommoditytaxation）
最优Ramesy方法的一个核心内容是统一的商品税(atkinsonandStiglitz,1972)，考虑一个消费品可以在政府和私人消费中进行分配的有限集合模式，所有这些消费品都是劳动产品。假定所有的消费品都征收线性税，那么在某些位似性和可分性的假设中，那么商品税是统一的，即最优税收使所有消费品都是等同的。
2.长期中资本收入税应该为零（zerocapitaltaxinthelongrun）
Ramesy税收提供了从长远来看，在一个无限的家庭生活模式中，资本收入是强有力的证据。Chamley(1986)和Judd(1985)得到的“Chamley-Judd结论”证明了在相应的设定下，如果均衡有一个渐近稳定状态，那么最优政策最终会使得资本税率为零。如果存在稳定的拉姆齐分配，对某些效用函数，Ramesy计划规定事先资本税率为零，这可通过对资本收入零征税来实现。Chari，Christiano和Kehoe(1994)利用经济周期的最新研究技术来处理最优的Ramesy税收得出若存在定量的假定，它使得事先资本税近似为零。Jones，Rossi和manuel(1997)通过允许积累人力资本扩展了模型，并证明了在人力资本的回报在长期上不应收课税。
3.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税收的Ramesy方法可以稳定税收，LucasandStokey(1983)andCharietal.(1994)认为稳定税收的方法解释了资本收入税大致为零，劳动收入和消费税大致应该保持不变。
4.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
保持了资本所得税，劳动所得税大致不变的最优情况下，政府需要其他一些收入来源以保证税收在受到冲击后不会剧烈变动。一种提供这类收入保险的方式是获得一种明确的状态依存的债务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对债务回报率冲击的变化的反映。另一种方法是获得一种伴随带有利息收入的税收的非状态依存债务对冲击作出反映。收入保险同样可以使资本所得税不受冲击的影响并保持其大致为零。
5.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rule）
从货币政策来看，Friedman(1969)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规则：名义利率为零。Friedman认为一个好的货币政策要能使持有货币的私人机会成本（名义利率）和社会成本（零）相等。
二、结束语
最优税收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最优财政与最优货币政策的数量特征的考察，研究与评价实际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通过新古典增长模型来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相关研究中得到了以下四个实质性的结论：一，资本所得税在初始在初始时很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大致为零。二，劳动所得和消费税应该大致保持不变。三，资产的状态或然税应该用来对于一些不利的冲击提供保险。四，货币政策应该使得名义利率接近零，即“弗里德曼规则”。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类型篇10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Lambertini和Rieeeardo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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