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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39:14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1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基金项目:天津市教委重点项目“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2006ZH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达洋(1978-),男,江苏沭阳人,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研究;张宏武(1955-),男,山西灵石人,留日商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方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030-04

收稿日期:2008-11-20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人,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

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路爱国,2006;张鹏飞等,2007)。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2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2]。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3]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2]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3]。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3]“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3]。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2]。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2]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3]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3]“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3]。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2]。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2]。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2]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3]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2]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2]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2]。“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2]。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2]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2]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2]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2]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4]。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5]。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2]。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2]。“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3]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3]。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2]“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2]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6]。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3]。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3],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3]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7]。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8]。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参考文献:

[1]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1917—1928)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174-305.

[2]列宁选集:第3-4卷,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4-773.

[3]列宁全集:第39-40卷,第42-43卷,第52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66.

[4]蒋锐.列宁关于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论粮食税》到《论合作社》[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1):80.

[5]徐博涵.列宁《论合作制》的真谛[j].马克思主义研究,1984,(1):197.

[6]徐向梅.新经济政策:俄罗斯史学研究新视角评介[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0,(1):15.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3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1]常汝娟.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及其借鉴意义[j].经济学动态,1995(5):56-59.

[2]陆昂.浅议经济自由主义[j].学术论坛,2006(7):107-109.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的日子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对不同的形势,先后实行了两种内容截然不同且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争论的政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显然,这两大政策均抓住了各自面临的主要矛盾,拯救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今天,当人们回顾历史,看到这两大政策成功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循形势之发展及实践之深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突破经典社会主义藩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绩。

一、制定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切为了赢得战争胜利

1919年3月至1920年10月协约国又先后三次组织了对苏俄大规模的武装进攻。而俄国国内的自卫军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等也充当走狗,与之配合。当年8月30日,革命领袖和导师列宁又遇刺,身中两颗带毒子弹,伤势十分严重。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的居民每天只能得到1/8磅的面包,许多工厂因缺乏原料、燃料而停产,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为了赢得自己的生存权利,布尔什维克党不得不竭尽全力来赢得这场战争。“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一切为了东线”、“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危急关头,甚至最危急的关头到了”等就是那时候的最典型口号,也是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形势特征和政策导向的口号。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正是因这样残酷的形势而制定出来的。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有:(1)宣布全国为军营,把有限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以保证战争需要;(2)实行余粮收集制,作为国家动员战备物资的惟一手段,作为工农产品直接交换的方式;(3)实行全部工业、商业和运输业国有化;(4)实行重要物资国家垄断制,取消自由市场,实现非现金结算,准备取消货币,急剧缩小工资差距,实行消费公社制和免费定量配给制,实行劳动义务制。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自1918年夏至1921年初采取的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具有必要性。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国内外反革命分子千方百计地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国内的叛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接连不断。而经历了4年世界大战的俄国在经济上已经陷入崩溃。这样,处于危机中的苏维埃政权,必须集中全国有限的财力、物力来确保战争的胜利。因此,“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从实际出发为了胜利”就成为决定苏俄政治经济生活的最高原则。在这种形势下,苏俄政府实施这一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苏俄得以集中全国所有的财力、物力来保证前线的需要,为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奠定了胜利的物质基础,确保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和巩固,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最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存在许多弊端。这种政策的指导思想有重大失误。随着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战争中作用的发挥,加之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逐渐将这些战时的非常措施升华为建设社会主义、实义政策对他们的严重束缚和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广大农民也强烈反对余粮收集制,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结果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生产的下降,成为1920年底1921年初苏俄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政策对于战胜困难,赢得内战的胜利,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起了巨大作用。可以说,正是这种近乎严酷的政策帮助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赢得了这场战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为国内战争所迫,也是列宁为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而作的一次尝试。实践证明,直接过渡在苏俄是行不通的。

二、实行新经济政策,适应战争向和平过渡

1920年底至1921年初,苏俄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危机,这是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1)经济困难及其原因:据统计,1920年俄国的农业总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2/3,粮食产量仅为战前产量的1/2,工业总产量是战前的1/3。全国各地大部分的铁路和桥梁遭到严重破坏,一半以上的火车头无法使用。老百姓的日常用品如衣服、帽子等严重缺乏,在俄国寒冷的冬季,人们不得不忍受着严寒的侵袭。1921年,俄国的谷物产量只有1913年的1/5,这一年,全国有500多万人死于饥饿。那么,造成苏俄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4年的世界大战和3年的国内战争使苏俄的社会经济满目疮痍,百业凋敝;第二,1920-1921俄国各地普遍发生大旱灾,粮食大幅减产;第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实施加剧了国内经济的进一步恶化。(2)政治危机:苏俄国内的经济危机很快发展成为政治危机。广大农民、工人的不满情绪增加。1920年秋天,全国有13个省由于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得不停止收集余粮的工作。由于富农的煽动,1921年春天,全国各地到处出现了农民的反对余粮收集制的暴动。在城市,许多工厂的工人由于对生活条件的恶化不满,纷纷罢工。在以工人、农民为主的军队中,也日益不稳定。

以此而论,若经济再不发展,国家将面临崩溃。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是调动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这就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将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予以废弃。必须看到:在战争年代甘愿勒紧裤带以支撑工农政权的农民,此时已不能再忍受余粮收集制式的无偿征收,他们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他们现时的切身利益是相互抵触的。部分中农甚至卷入反苏维埃的活动。农民们希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希望有宽松些的经济环境,希望有可供交换的市场以体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因此,此时若不抛弃已严重压抑生产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则俄共自身将被人民所抛弃。

1920年12月,标志俄共(布)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鉴于战争的结束,列宁指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和基本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大会通过了被列宁誉为“第二党纲”的苏俄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全俄电气化计划》。1921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俄共(布)开始制订并实行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为标志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这一系列的新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内容上截

然不同,与马恩经典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理论更有明显差异。

新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言,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农业方面,以粮食税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余粮收集制名义上是征集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农民的一部分生产生活必需粮也被征集,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后,粮食税额比余粮收集的征收额减少近一半,纳税后剩下的粮食归农民自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在工业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对所有企业都实行国有化的做法,在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前提下,允许一定限度的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把经济国有化了的中小企业发还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并以租让、租借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这些资本主义成分有利于城乡商品交换,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为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商业流通方面,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取缔一切自由贸易、国家垄断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的做法,确认自由贸易原则,由最初实行的产品交换,转为允许自由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大大活跃了市场,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经济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中心环节。在分配制度方面,改变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平均主义的实物分配制,在承认劳动者的个人物质利益的基础上,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大大刺激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三、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意义

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列宁找到了适合俄国国情和特点的正确政策措施,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新经济政策理论。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伟大事业中,苏俄开展了社会主义的改造;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干涉和叛乱进行的保卫斗争;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对新经济政策进行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在这些相互交替的革命斗争和经济改造的建设实践中,列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探索,创立了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还包含着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并且构成了一个崭新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第一,经济落后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通过“间接”、“迂回”的道路或“改良主义”的方法、思想和理论。列宁关于间接、迂回过渡的思想,是他通过分析俄国国情和总结实践经验得出来的。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法令“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结果“在经济战线遭到了惨败”,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列宁分析和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在1921年到1922年期间,列宁撰写了许多著作和文章对俄国间接、迂回的过渡道路进行了论证和系统总结。主要内容有:科学地论述过渡时期的含义和必然性;从理论上阐述了过渡时期经济特征的一般性和个性,在《论粮食税》中正确分析了过渡时期的5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特征;在实践中提出了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指出采取的办法是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实现社会主义与小农经济的结合,建立牢固的工农经济联盟。列宁认识到共产主义政策的最主要的教训是它脱离了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国情,余粮收集制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和工农联盟。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妥善解决农民问题,建立社会主义与工农的经济联盟,把它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核心。列宁把粮食税看作是新经济政策的核心,指出:“只有经过这种办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又巩固工农联盟,又巩固无产阶级”列宁认为工农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就必须充分考虑到农民小商品经济同市场、同自由贸易的密切联系,满足农民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促进农民经营的积极性,同时把小农经济的发展逐步引向社会主义轨道。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5

[关键词]自由主义;历史演进;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6043(2017)04-0036-02

在西方国家重视并实施市场经济的近300年时间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而备受关注。我国作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一带一路”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历史背景下,完善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显得尤为重要,梳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历史演进对我们借鉴其合理经验理论、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前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自由主义经济的思想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在前古典经济学时期形成了主张重视农业生产、经济放任自由的理论思想。色诺芬在其代表作《经济论》中最先提出“经济”一词,这里的经济主要指的是“家庭管理”,他重视农业生产,初次探究了劳动分工的现实意义。玛尔库斯・特伦提乌斯・瓦罗将农业置于一切行业之首,奉劝奴隶主应该经营土地、从事生产的行业。他强调农业不仅仅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关乎生存的重要技艺。

二、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主张经济自由为核心,这一阶段以魁奈、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为思想代表。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也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代表作《经济表》中提出国家的一系列干预政策应当取消,行会制度、工业法规的实行也是没有必要的,应该采取自由竞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他对于工商业的自由竞争理论,就是他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直观体现。

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的鼻祖,其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基础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主要强调了价值规律和自由竞争对市场的作用。他反对国家做出干预经济的政策决断,主张自由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在理性人的假设下,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会自发地促使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资源会得到最优配置。

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学说,从供给的角度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他认为,只有商业自由,才能够实现最有效、最合理的分工,个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资本和劳动;国家才能更高效地发挥资源禀赋,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增加。他的比较成本学说就是倡导各国应分工生产对自己有利且成本最低的产品,以实现互利共赢。这一理论被认为是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至今仍是各个国家推行的贸易准则。

让・巴蒂斯特・萨伊不仅仅继承并发扬了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且使其更加通俗化和系统化。他提出的“三分法”以及“萨伊定律”等无不体现了他对于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认可和推崇。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市场会自发地达到供需平衡的状态,强调“供给创造需求”。“萨伊定律”旨在论证供给会创造需求,自由放任的市场会凭借市场机制自发地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旨在强调国家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是没有必要的。

三、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其发扬了边际主义的理论思想,以供求为载体,弘扬了自由主义思想。马歇尔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他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对于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探究和描述。他强调自由竞争,提倡自由竞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最大化的效用,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他认为只有经济自由才能保证生产要素投入和消费者支出的均衡,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以马歇尔作为其代表,提出的全部理论分析均是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作为理论依据。

四、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随着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取代了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主导地位。但是凯恩斯所提倡的干预经济政策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行不悖,他并没有完全否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他强调的是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市场的自由运行提供调控和指导。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派众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也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入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新阶段。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的是伦敦学派,以哈耶克为理论代表。广义的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等等。下面就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派进行论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作为伦敦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确立。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或者计划经济的实施,会使经济发展收到制约,会导致国家权力专制,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认可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摒弃。他认为市场就应该是自由放任的,强调自由的市场、生产和经营。他认为国家干预、计划经济和垄断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坚决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他强调私有制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前提条件,认为只有独立的个人拥有生产资料才会有利于生产、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其他学派的理论观点都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作为核心基础,哈耶克的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兴起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罗伯特・卢卡斯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提出了他的思想主张,强调市场自由运行、提倡经济自然发展。他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为公民提供稳定安全的社会环境,不应对经济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就越繁荣。其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反对政府过度干预,崇尚市场自由放任

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有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能够长期稳定的通过自发调节得到发展,市场利用配置的资源完全可以规避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二)完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保证政策的适宜性和连续性

政府为达到短期经济效果而做出的经济政策往往会带来影响范围更广更深的经济波动,可能会带来更加棘手的经济问题。(3)提倡政府应以追求经济发展的自由水平为政策目标。政府通过强硬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进行经济调控,会打破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

米尔顿・弗里德曼是现代货币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他站在货币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提出如果政府对经济没有进行任何干预,市场的稳定程度要高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程度。他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只会造成经济的动荡和不平衡,政府不应该试图在短期内影响经济的自由运行,应该首先保证货币总量的稳定。货币总量能够以稳定的态势持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价格的稳定就会带来整个市场的稳定,促使经济稳健地增长。他认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唯一的手段就应该是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稳定市场,而并不是靠强硬的政策企图实现短期的经济效果,例如调控失业率以及物价水平等等。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核心即为推崇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的作用。因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对于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我们要客观的分析,考虑到多重影响因素的作用。我国进行政策制定应借鉴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思想,规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可能造成不利的危害。充分发挥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考文献]

[1]陈莉.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理论[J].经济科学,1995(5):75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转贴于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7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全球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救市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中信出版社,2009,第178页.

[2]许经勇.萧条经济背景下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和现实性[J].理论探索与争鸣,2002,(2).

[3][美]大卫・科茨.此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J].海外视野.2008(13).

[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张秀娈,陈新岗.试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美国经济史的影响[J].山东社会科学,2007,(5).

[6]番薯.金融危机与政府救市[J].时代周刊,2008,(7).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8

关键词:和谐社会  财政政策  目标 关系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未来五年内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其中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千方百计的增加就业。”如何利用财政政策,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一个条件,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财政作为调节社会分配关系、促进公正与公平的物质基础和重要政策工具,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和谐社会提供了财力保障,财政政策转型创造了良好契机,新一轮税制改革为经济进一步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建设和谐社会为财政政策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财政政策与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公共财政提供了基本的经济环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我国公共财政提出了基本的政策目标。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而公共财政则是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实现的基本方式。

  本部分主要讨论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这是由经济体制转轨与发展模式转型所决定的。当转轨进入中后期,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由单纯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财政需要为这种和谐发展配置资源、参与调控。

  

  (一)财政财策的一般目标

   财政政策的一般目标旨在为经济发展和稳定增长服务,为公平分配和提高效率服务。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首届诺奖得主丁伯根在其《经济与政策:原理与设计》一书中指出:政策目标的设定取决于政策目的,财政政策目的可分为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

   (1)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社会和谐

  虽说财政政策的直接目的是稳定经济,但最终目的还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按照德国经济学家哈德斯的观点:对于处于经济目标之上的社会总目标来说。经济稳定只具有工具性含义,它只是实现社会总目标的阶段性目标。[2]

  (2)财政政策目标的设定要有利于经济稳定

  政府政策的目标只有设定在可调整目标上,政策的调控作用才能发挥,经济也才能稳定。[3]在一个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目标的情况下,为了达到更好的稳定效果,就应依据不同政策工具的特性进行政策分工,一般常用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用货币政策稳定物价。

  (二)和谐社会的内涵与财政政策

  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更加明确地把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讲话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内涵和特征的准确概括。

  “和谐社会”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社会关系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

  和谐财政政策,是指能够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而财政体系自身又能够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和谐财政政策要求既能够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又不至于损害社会经济长远发展和财政自身的和谐循环,从而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和谐财政政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的过程。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和谐因素,如就业形势严峻、各阶层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医疗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与自然发展的不和谐等。财政政策对于消除这些不和谐因素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和谐社会建设作为财政政策目标的理论依据与现实重要性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包括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构想,又包括相应的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治理方略和社会运行机制。财政是政府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都不是恒久不变的,无论是它们的形式还是它们的内容都应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它们自身存在着向前发展的力量。而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产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效果。

  从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说,由于得到来自于公共财政充分的物质供给和受到公共财政稳定的机制制衡,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将得到加速,和谐社会的质量将得到提高。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说,由于受到来自和谐社会的目标约束和路径约束,公共财政的发展目的更加明确,公共财政资源运用更加有效率。“和谐的财政政策”将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

  二、和谐社会与公共财政建设的相互关系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政府对社会所提供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而这也正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4]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9

财政政策是凯恩斯主义者非常喜欢使用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他们认为,对总需求的调控,财政政策比之货币政策更有效,财政政策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它既可以被用来变动总需求,以对付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用来微调经济,熨平经济周期的较大的波动。财政政策的措施十分简单明了,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财政政策就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

减税和社会福利的增加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会很快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涉及到政府预算的制订和实施,由于时间间隔较短,效应也就较显著。在西方国家,减税,主要是减个人所得税,既减少漏出,又对个人的劳动和投资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增加支出和社会福利的作用是直接扩大总需求。但是,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究竟会使总需求增加多少,最终使GDp增加多少,很难作出估计。如果人们把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部分钱用于增加对进口品的需求,并且边际进口倾向较高的话,则总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很大了。

减税和增加社会福利,对总需求的扩大作用甚小。增加政府支出是刺激经济的一种最直接的手段。政府支出可直接作用于总需求,因而有较充分的乘数效应。同时,政府支出可以直接为宏观调控目标服务,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可以扩大总需求,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国民经济的瓶颈缺口,增加社会的生产能力。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经济特别萧条的地区以帮助该地区的经济走出困境。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不太使用进口品的项目上,尽可能以乘数效应增加GDp.政府可以把资金用于增加就业的项目上,以减少失业人口。但是,政府支出如果花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就会耗费较长的时间,很难立竿见影。当然在对付长期性经济萧条方面还是有效的。不过,政府实施的项目往往由于缺乏责任心和管理,工程质量较差,很多被称为“豆腐渣工程”,弄得不好会劳民伤财。

与解决通货紧缩缺口的财政政策相反,如果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缺口,经济基本已达到了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此时就应当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即增收节支的政策,增加税收、减少财政支出。

从近代历史看,在西方国家,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存在过持续的通货膨胀缺口,这主要是由于战争经费支出急剧增加所致。其余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货紧缩缺口存在,通货膨胀缺口只是暂时性地存在过。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存在过一个怪现象,就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失业率也上升,也就是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在收缩总需求的同时,总供应也收缩了,这样抵消了通货膨胀的效应,但国民产出也下降了,结果社会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失业率上升。

总需求和总供应的同时萎缩会对总供应产生不利的影响。税收的增加会对劳动和投资产生反激励的作用,也会进一步推动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政府支出的削减会对某些依赖政府支出的部门(如卫生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共交通部门等)产生严重的影响,减少政府对社会的公共提供。对基础设施支出的削减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持续的通货紧缩政策还会使私人投资减少。所有这些都会使国民经济的生产能力减少。

经验表明,对付通货膨胀并不难,即使有的国家发生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经过治理,也能平息下来,难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不引发通货紧缩。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都可被用来微调经济,只要政府对总需求实行有效的管理。所谓微调经济是指通过政府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干预,以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的波动。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作用更为明显。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政府针对经济的冷热,实施相反的对策(逆向调节),如果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经济高涨时期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则国民经济的运行就会比自发运行的轨迹要平稳得多。当然,政府要完全熨平经济的波动是不可能的,也有可能由于对经济形势判断失误,使国民经济秩序更加紊乱。

政府调节经济的的主要问题是时滞。如果时滞效应很长,稳定经济的政策可能反而会成为“不稳定的经济政策。”因此,只要对经济形势判断正确,财政政策制定和实施得当,经济的波动虽然不可能完全消除,但国民经济一样可以实现相对平稳的发展。

二、货币主义者对政府调节经济的做法持反对态度

货币主义者反对把财政政策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的主要理由是:减税或增加财政支出并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刺激作用,国民产出不会因此而增加,因为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货币供应也相应扩大了,增加的只是名义的GDp.从长期来说,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只能导致通货膨胀。特别是在浮动的汇率体制下,这个结果更为明显,因为总需求的扩大会使本国的货币贬值,从而使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上升,进一步推动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时期,公共部门的借款需求会增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使这种借款需求更高,结果可能会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可能会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最终会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抵消掉。

货币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必须要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说白了,货币政策是真正对总需求发生影响的因素。弄得不好,财政政策只会造成总需求更大的波动。实施财政政策可能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对三方面的效应要作出估计:(1)政府支出和政府税收的变化对别的注入和漏出的影响程度究竟如何?(2)乘数和加速数的规模如何?(3)时滞效应如何?

货币主义者坚信市场的自身调整力量,认为上述的三方面的效应是很难估计的,宏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自行得到解决的,所以财政政策是没有必要实施的。

货币主义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财政政策,一种是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另一种是不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纯粹的财政政策,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之所以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变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往往同时实施,二是在实施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会连带出货币供应的变化,而货币供应与财政政策的同方向变化会抵消财政政策的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增加,收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货币供应的减少,结果对国民产出的变化无济于事。再说,会引起货币供应变化的财政政策会对总需求发生影响,但这是货币供应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后者对总需求的刺激是有某些短期效应的,但由于时滞存在,要预测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反应是很困难的,再加上各种复杂的经济因素都会起作用,很难分门别类,对症下药,财政政策不可能把经济调整到主观设定的精确位置,微调经济的目的是很难达到的。从长期来说,纯粹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对国民产出是没有影响的,只会产生挤出效应,就是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的减少。

财政政策的货币效应究竟如何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密切不可分、实施财政政策的时候,或多或少会产生货币效应,纯粹的财政政策(一点也不影响货币供应)几乎是不存在的;实施货币政策的时候,也或多或少带有财政政策的含义。真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果经济正处于萧条时期,本来财政预算是平衡的,政府为刺激经济决定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产生财政赤字。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直接向社会公众发债,社会公众把钱借给政府,这不涉及到货币供应的变化。政府利用财政赤字的同时,既刺激了总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另一种方式是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这种国债发行方式结果增加货币供应。

政府增加财政赤字,注入增加,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均衡的国民产出。政府支出的增加会使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使货币供应增加,市场利率可以因货币需求和供应同时增加而保持不变,由于市场利率保持不变,不会对投资产生影响,所以没有挤出效应。如果财政赤字增加的结果没有增加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交易需求增加后使均衡利率上升,利率上升的结果就会使投资减少,产生挤出效应,注入量就会低于期望的水平,国民产出不会增加。

扩张性财政政策在货币供应不变的条件下,究竟是否一定会产生挤出效应就要看两方面的变化情况。一是货币需求弹性,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比较缺乏弹性的,同样是灵活偏好曲线水平上移,利率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货币需求是较有弹性的,总需求扩张后,对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的灵活偏好曲线会上升,结果利率的上升幅度不大。二是投资弹性,即投资数量对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货币主义者认为,利率的变化会对投资额产生较大的变化。而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投资额对利率变化通常是比较缺乏弹性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形势发展趋势和所生产产品的销售前景,而对市场利率的考虑并不放在首要的位置,利率的变化只对投资额产生较小的影响。

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政策的实施只会对利率产生很小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货币主义者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明显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严重的影响,挤出效应明显存在。他们的观点是,政府必须要减少财政预算赤字。从长期来看,假使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话,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完全挤出私人投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由于在上述两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两者对财政政策实施的效应预期发生很大的偏差。

三、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

上述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诸多分歧是在市场经济条件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不能照搬照套。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是转轨经济,也就是国民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原理是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我们可以从凯恩斯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肯定性主张与货币主义者对财政政策的否定性意见中归纳出若干个主要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讨论,以使我们在制定财政政策中避免一些盲目性,增加其有效性。

对增加财政支出如何看?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最主要的措施是扩大国债的发行,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肯定,这种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行业的生产,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消费和投资。从投资项目看,主要利用的是国内资源,因此,投资所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大。为什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出现货币主义者所担心的问题呢?

首先,扩大总需求的财政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有过剩现象,总需求的增加促进了生产能力的利用;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实行浮动的汇率体制,再加上出口情况尚可,总需求的扩大没有使本国的货币贬值域者说本来是应当升值的),进口品和进口原材料价格没有因之上升而引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其次,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虽然使公共借款需求更高,但在增加财政支出的同时,既增加了货币的交易需求,也增加了货币供应,没有发生社会公众的信任危机,利率也没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反而比以前降低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并没有被抵消掉。

再次,挤出效应很小,甚至没有。事实证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对利率几乎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投资额的影响更小,所以,基本上不存在挤出效应。总需求的扩大可能会通过加速器效应使投资额增加。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财政支出的启、体效应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结构性效应。增加公共投资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资金有效利用的监督,很容易引起浪费。所以,一方面要改进公共投资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可以考虑缩小政府对公共设施的直接投资规模,把相当一部分资金用于与私人投资合股,或者增加财政贴息和无息贷款,更多发挥私人投资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扩大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

对减税如何看?减税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疲软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我国,减税对国民经济不会有什么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两条:(1)个人所得税无论从绝对规模或者相对规模来看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都很小,不象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减税会对国民消费产生重大影响。(2)从我国个人所得税结构来看,应当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来得低,换言之,征收个人所得税不会对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样,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实行减税,只会增加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他们的储蓄,不会明显增加他们的消费。相反,如果对这部分人群增加个人所得税,把这部分钱补贴给穷人则会增加国民经济的消费水平。

对企业的减税,照例是能够减少漏出,增加注入的。我国原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效益不佳,上缴的财政收入大幅减少,大部分企业已到了无税可缴,即无税可减的地步,但一些经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上缴国家税收的主要任务。减税一方面会对国家预算产生重大的冲击,缺乏可行性;另一方面,政府对这些企业开辟了别的筹资渠道,比如,国有企业上市筹资,银行债转股,继续给予贷款支持等。从资金量上看,这些措施要比减税大得多,有效得多。对非国有企业的税收是否也可以减税呢?当然可以。但是要研究减税的效应。非国有企业的税后利润基本归私人所有,减税的结果会增加投资者个人钱包中的钱,而不会对投资者的当前消费行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其直接效应是增加储蓄。那么对他们的投资行为是否会产生刺激作用呢?减税必然会提高税后的投资利润率,对投资会起到刺激作用,但决定投资的因素很多,因为投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作出的,投资者决定投资与否,主要是对将来的经济前景作出预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税收负担。如果经济前景不明,他们不会贸然投资。同样,对企业的减税也不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即对付通货紧缩的一种临时措施。如果企业普遍认为如此,则对企业的投资会产生更为不利的影响。

对自动稳定器如何看?稳定经济的政策很多是得益于财政的收支具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财政收支的逆向调节功能会使乘数效应减少,从而使经济波动的幅度减少。但是,主要的武器靠的是每年预算的税收和财政支出的自行变化,而不是政府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后及时作出的对策。从我国历年的财政预算安排来看,一般都是对财政收支的具体项目进行安排和平衡,并没有出于对国民经济速率的快慢作主动性的逆向调整。即使近两年政府主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预算安排问题上也没有作出过主动性的逆向调整。事实上,我国的财政预算是被动性的,也就是有多少收入安排多少支出;或者有多少支出必须组织多少收入,如果不够,在尽可能压缩的基础上,政府再发行国债给予弥补。财政赤字的发生照例应与国民经济萧条时期相对应,但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年年发生财政赤字,许多年份是处于通货膨胀时期。近几年国民经济发生疲软,政府尽管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在预算安排上仍然采取审慎的原则,只是在国债上增加了发行额度,而没有在财政赤字上故意扩大规模。特别是在组织财政收入上,政府不仅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减税,而是实行了增收的措施。这说明政府实行的财政政策既是积极的,又是审慎的。同时又说明财政政策的逆向调节作用也是靠自动稳定器在发挥作用。从我国财政收支的两方面看,财政支出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似乎要比财政收入明显。因为财政支出的许多项目是必不可少的,是不能削减的(比如公务员的工资、行政事业单位的经费、国有企业的基本开支等),在经济疲软时期也是要发生的,所以,对避免经济的过分萧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财政收入看,表面上近几年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是否会对国民经济的复苏产生遏制作用呢?我以为,这种遏制作用很小。根据经典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国民经济萧条时期,财政收入也会随着国民收人的减少而减少,主动性的减税会使漏出减少,注入增加。我国为什么在经济疲软时期财政收入反而会增加呢?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1)财政收入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本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有企业,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益普遍不好,其对国家的税利贡献急剧下降,这与宏观经济学的道理是一致的,但是,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时期,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挂着集体企业牌子的私营企业)近几年增长迅速,它们对国家的税收贡献却有明显增长;(2)政府加大了征收的力度,对本来应当征收的税收征了上来,当然征收依据的是税法,增加的财政收入主要也来自有非国有企业,可见,近几年财政收入的增加并不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而是自动稳定器在我国转轨经济时期的特殊表现。

对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微观基础如何看?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基本形成了,则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会更加明显。

我国市场经济的的基本框架有待逐渐形成。本人以为,判断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与否至少有以下几个标志:一是企业是否能按企业规则行事,比如是否有定价的自,也就是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是否有用工权,根据需要雇佣和解雇雇员。二是商品是否能在全国市场上自由流通,不受人为的限制和地方的保护及歧视。三是企业的形成与发展是否受到所有制的限制,特别是民营企业是否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的原则可以自由进人或退出。四是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根据市场信号自由转移。五是是否形成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税务制度与法规。根据这些标准衡量,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尚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由于如此,宏观的总量调控,就会遇到许多的人为障碍,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因为总量调节的有效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有一个畅行无阻的传导机制。比如,国家增加财政支出的目的是要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其前提就是要求企业对总需求的变化反应十分敏感,这样才会产生连锁反应,达到国民经济倍数增长。如果其中某一环节,对总需求的反应并不敏感,就会使乘数效应大打折扣。

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作用篇10

1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探讨其在资本主义自我调节机制形成中的作用。

2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

3了解俄国国内战争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性。

4列举斯大林模式的主要表现,认识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5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历程,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高考导向】

本专题内容在2009年、2010年、2011年高考全国所有新课程卷中的命题如下:

选择题

2009年2010年2011年

非选择题

罗斯福新政上海文科使用综合卷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题;江苏历史卷罗斯福兴办公共工程的客观作用题;广东历史卷罗斯福新政的理念题江苏历史卷罗斯福农业政策调整题;上海历史卷美国银行倒闭题;天津文综卷罗斯福整顿财政金融题江苏历史卷炉边谈话题;上海历史卷国家开支题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上海历史卷英国社会福利题

浙江文综卷“滞胀”题;天津文综卷马拉汽车题2009年广东历史卷福利及经济发展题;2009年天津文综卷民生题涉及西方福利制度;2011年广东文综卷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与变革题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模式广东理科基础卷苏联的五年计划题;山东文综卷技术决定一切题;江苏历史卷苏联建设重大成就题;广东历史卷列宁的尝试题

海南历史卷列宁的认识题;江苏历史卷农产品价格题2009年海南历史卷苏联工业化题;2010年江苏历史卷宣传海报题

二战后苏联经济改革广东文科基础卷勃列日涅夫改革题北京文综卷勃列日涅夫减少对企业的干预题

综观近三年的高考,本专题的考查有如下特点:

1命题的重点是罗斯福新政的内容、福利国家的建立、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和勃列日涅夫改革这几个知识点。

2以考查历史概念为主。如计划经济、国家干预、工业化、福利制度、斯大林模式等。

3提供新材料、创设新情境的试题成为最主要的题型。上述所有试题都是新情境题,通过创设新情境,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分析问题的能力。材料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来源广泛,以文字材料为主。2011年江苏历史卷的宣传海报题,材料是苏联20世纪前期关于面向未来、工业化之路和纺织工业的三张海报,这是一种新型的材料,值得注意。

【整合解读】

1.罗斯福新政的长远影响

罗斯福新政不仅缓解了当时的危机,而且对美国社会甚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

(1)由于经济的恢复,美国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心,从而遏制了由于经济危机而出现的法西斯势力,使美国避免了走上法西斯道路。

(2)为应对危机,罗斯福一改以往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自由放任的政策,开始实行国家干预,并且这种干预通过国会以新的立法形式诉诸美国经济生活,这是前所未有的。罗斯福时期,总统权力达到顶峰,而联邦政府的权威也得到了加强。

(3)罗斯福解救国家经济危机的方法不仅成为现代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之经济制度的开端,而且对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由此延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寿命。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

(4)新政的一些附带措施对今天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如对环境和资源的保护。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经济大萧条的同时遭受空前严重的风灾、沙尘暴和干旱灾害,新政期间,国会通过了“土地保持和国内拨款法”,政府共派出250万青年参加“民间资源保护队”,还出资购买了大片森林和风景区建立国家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等。再如新政促进美国思想活跃和学术文艺的繁荣。在整个新政期间,美国政府资助了大批艺术家、作家和戏剧家,使他们一方面能够摆脱经济困难,进行独立创作,另一方面又受政府委托将艺术带到了学校和民间。罗斯福内阁更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新政的方方面面都有他们的参与,“思想库”一词由此而来。

2.罗斯福新政的特点和成功的原因

特点:①新的理论:放弃自由放任思想,转向凯恩斯主义。②新的模式:国家干预经济发展的新模式。③新的起点:把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成功的原因:①新政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始终都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过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生产和销售的矛盾常常导致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寻找出路,罗斯福新政反映了这种要求。②美国经济实力雄厚,赋予了罗斯福政府足够的能力,如给农民补贴、兴建公共工程等。③民主传统为新政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障。④借鉴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功经验。⑤20世纪30年代,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特别是凯恩斯主义,为新政做了理论上的论证。

3.运用多种史观看待罗斯福新政

(1)近代化史观:罗斯福新政实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调整美国的经济模式,缓和了社会矛盾,探索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新模式。

(2)社会史观:罗斯福通过加强救济工作、强化社会保障、加强社会立法等措施,有效解决了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失业、贫困、流浪等),缓解了社会紧张局势。

(3)生态史观:罗斯福减少农业耕种面积、修建田纳西水利工程等措施,保护了美国的生态环境,保证了可持续发展。

(4)整体史观:罗斯福新政标志着资本主义告别了自由放任政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迎来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同时罗斯福新政、新经济政策、中国改革反映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借鉴,说明市场和计划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

4.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原因

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干预、协调是美国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②科技飞速发展,尤其是知识经济的形成是美国二战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③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凭借经济、军事、政治等综合优势输出资本,争夺国外市场,扩大商品出口,这是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④二战后美国利用先进的军工科技,靠出售军火,甚至靠战争来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

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1)发展过程:

(2)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原因:

①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剧,产生了一系列私人垄断资本难以克服的矛盾,私人资本不得不接受国家的干预和调节。

②战争的特殊作用也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私人垄断发达,同时也是战争策源地,在战争中国家必须对大量的工业部门进行集中管理,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这种战时管理有很大的强制性,但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为战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③二战后出现高科技产业和第三次科技革命需要巨额资金,以及对各部门有效的管理,这些问题的解决超出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能力,解决其发展问题需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④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经济危机频频发生,迫使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对垄断资本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

(3)影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它和私人垄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它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①它突破了私人垄断的局限性,使生产、技术改造及其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社会化,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容纳生产力的发展。②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私人垄断的局限性及其与现代化巨额投资的矛盾,缓和了生产和销售的矛盾,使资本主义市场问题得到缓解,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减缓经济危机的影响,促进生产的发展。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会使矛盾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停滞趋势。

6.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变化及其原因

(1)新变化:①生产力发展: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经济”模式。②生产关系调整:凯恩斯主义盛行,国家干预经济,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国家干预深入到分配领域,运用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服务开支,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促进经济的发展。③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科技的进步、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拓展了经济活动领域,扩大了市场,改善了资源配置;同时还产生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半导体、宇航以及激光等工业。④阶级关系的变化:由于股票的分散和中间阶层的兴起,阶级对立的情况发生了变化。⑤经济全球化:由于科技的发展,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

(2)原因:①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造成一系列难以自解的危机,迫使私人垄断资本接受国家的干预和调节。这方面的理论准备比较充分,如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等的论证。从一定意义上说,二战后欧洲出现的工党、社会党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措施――国有化政策等,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标志。②二战的特殊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战争中,国家对工业部门实行集中管理以应对战争,这为二战后的国有化政策及建立国营经济奠定了物质基础。③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训。危机迫使垄断资产阶级呼唤国家垄断资本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其固有矛盾造成的。危机期间,单靠私人垄断和自发的市场机制已无法缓解矛盾,无法使再生产循环过程通畅,只有国家才能充当调和矛盾、挽救危机的“救世主”。④二战后出现的高科技产业和第三次科技革命需要巨额的资金,对各部门有效的管理,都超出了私人垄断资本的承受能力,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政权的有力干预。

7.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三种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时间代表人物内容原因认识

重商主义

17、18世纪柯尔柏金银是财富的象征,国家要获得财富必须大量出口,阻止进口资本原始积累的需要

自由主义工业革命后亚当•斯密自由经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工业革命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凯恩斯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凯恩斯国家全面干预经济,加强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①一定时期的经济思想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②经济思想的演变体现了资本主义不断走向完善。③任何经济思想都有进步性和局限性。④居安思危,与时俱进

8.福利国家制度

建立二战后,发达国家在生产力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社会福利的资金由个人缴纳、企业缴纳和国家补贴三部分组成。内容包括建立各种保险制度,如失业救济、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福利津贴;提供各种免费或低收费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托儿等

原因生产力提高;吸取经济危机的教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点①从单纯的救济发展成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得到社会立法和制度上的保证。②福利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③覆盖面广,低收入阶层受惠多

评价

积极作用①福利制度是由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反映了分配领域社会化的趋势。②福利国家的出现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缓解了社会矛盾,也扩大了社会消费。在消除社会不公、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条件、促进社会民主与公平方面,它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作用

消极作用①过多的社会保障开支,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困难,赤字有增无减。②助长了少数人的依赖思想。③商品生产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出口贸易地位有所下降。④家庭观念淡薄,下一代素质有下降趋势。⑤社会保障的日益扩大,导致官僚机构日益庞大,办事效率下降,劳动人民不满情绪日益增长。⑥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相对下降。⑦影响了资本家的投资积极性,造成资本流失

9.如何评价战时共产主义

对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评价,历来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的“十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旧俄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的结果。布尔什维克党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采取的办法是完全错误的,是由于党的一些领导人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发,试图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

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相反,其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是超越了客观历史阶段,而是战时客观现实的反映和需要,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保全了社会最主要的生产力──工人和广大劳动群众,保全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工业,为恢复生产保全了前提条件。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农业社会主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供应前线,保证了战争的胜利,从而保卫和巩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否定战时共产主义的历史作用,把它看成是造成当时种种灾难性后果的根源,就离开了历史的分析。其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前期从1918年6月到1919年年底,主要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后期从1920年到1921年年初,此时才把适用于战争环境的特殊措施用于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以便“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的阶段不同,因而它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些措施产生于战争环境下,使国家能够集中人力、物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领导人企图借助这些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最终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引起了群众的强烈不满,造成了生产力水平的下降。

10.斯大林模式的成就及弊端

成就:斯大林模式的优势在于国家可以按照计划调配和使用全部人力、物力资源,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苏联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完了欧美国家通常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路程。苏联取得的辉煌成就震撼了资本主义世界。对此,《大国的崛起》有这样的描述:“苏联的一枝独秀和它所采取的‘计划’方式,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兴趣。20世纪30年代,西方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美国的一名记者从苏联回国后告诉国人:‘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一时之间,‘计划’成为最时髦的名词。”苏联工业实力迅速增长,为后来在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

弊端:①经济发展不均衡。片面发展重工业,使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②对农民的剥夺太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③忽视消费品的生产,导致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重大改善。④长期执行指令性计划严重削弱了企业的生产自,不利于发挥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制约了苏联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⑤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后,没有随着社会的变化进行调整,二战后逐渐僵化,丧失了自我完善的功能,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11.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比较

同:①都是为了解决斯大林体制的弊端。②都在政治、经济(农业、工业等)方面进行调整。③改革过程脱离了苏联实际。④结果都失败了。

异:①赫鲁晓夫的改革侧重农业,勃列日涅夫的改革侧重重工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所有制和商品经济入手。②前两次取得一定的成效,而后者未见成效即转向政治改革。③前两次失败是因为未改变原有体制,对斯大林体制进行修修补补;但后者贸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由于措施不符合国情而失败。

12.列宁新经济政策与罗斯福新政的比较

相同点:①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是在经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推行的。②都缓解了危机,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巩固了统治。③都注意利用不同经济制度的长处。④在农业政策上,都主张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分配进行干预或调节,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农业恢复和发展,从而巩固政权。

不同点:①背景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完成了它应完成的任务后,又引发了新的社会危机,为解决新的社会危机而出现的改革;罗斯福新政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社会造成极大危害后的改革。

②性质和前提条件不同: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的改革,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属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③根本目的不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工农联盟;罗斯福新政是要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减轻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破坏。

④方式不同:新经济政策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利用市场与商品的关系来扩大生产,国家放松对经济的干预;罗斯福新政是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

⑤侧重点不同:新经济政策以农业为主,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罗斯福新政是以工业为主,实行工业复兴法。

⑥作用不同:新经济政策使苏俄的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一战前的水平,巩固了工农联盟;罗斯福新政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遏制了美国法西斯势力,巩固了资本主义统治。

【复习方法】

1线索归纳法

对本专题知识要构建一个总的体系与框架,从宏观入手,把专题知识由厚读薄。本专题的知识体系可归纳为:

2比较法

本专题有许多知识点具有可比性,如果能很好地利用比较法来复习,一定会事半功倍的。如罗斯福和胡佛反危机的措施的比较,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政策的比较,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三大经济政策的比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及斯大林模式的比较,赫鲁晓夫与勃列日涅夫改革的比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以及邓小平改革的比较等。对相关历史事件,可从背景、内容(过程)、结果(影响)等方面进行对比。

3辩证分析法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政策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地分析,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如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利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斯大林模式等,要辩证地分析评价。

4概念复习法

本专题的概念特别多,要求全方位掌握各个历史概念,包括其内涵与外延。只有对概念全面掌握,才能准确地理解历史。如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新经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新经济政策、斯大林模式等的复习,要先把握其概念。

5问题探究法

如在复习“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知识时,可设计如下问题:

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出现是偶然的吗?

②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历史原因有哪些?

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区别是什么?新经济政策“新”在何处?

④应怎样认识斯大林模式的得与失?

⑤苏联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有什么启示?

在复习中,学生要逐个解决上述问题,并记录自己的困惑和生成的新问题。通过问题探究,认识到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建立,都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使之与本国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改革是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保持自身活力的重要手段。

【综合训练】

一、选择题

1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有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国家干预经济有着“政策失灵”的不足。下列事件不体现上述思想的是

a.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B.1929~1933年经济危机

C.罗斯福新政

D.苏联解体

2.针对大企业主的责难,罗斯福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1933年夏天,一位戴着丝绸礼帽的体面的老绅士不小心失足落入码头边的水中,他不会游泳。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情况紧急,和衣跳入水中,把他救了起来。可是珍贵的礼帽被水冲走了。老绅士安然脱险后,对朋友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可是,三年过后的今天,这位老绅士却大声责骂朋友,因为丢失了丝绸礼帽。”其中“丢失了丝绸礼帽”的寓意是新政

a.没能完全解决失业问题

B.减耕减产没能遏制农民破产情况

C.财政赤字过大,导致政府负担过重

D.规定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

3罗荣渠:“现代私有制与充分自由化的市场为经济增长开辟了广阔天地,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自由放任带来日益严重的社会失控……这一矛盾导致20世纪初巨大的摆动即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强烈的影响……推动了对‘古典’发展模式的修正。”下列有关“古典”发展模式的说法正确的是

a.“古典”发展模式产生于手工工场时代

B.“古典”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是自由放任

C.“古典”发展模式是20世纪初资本主义大危机的根本原因

D.“古典”发展模式的基本政策在罗斯福新政中被彻底埋葬

4耶金等《制高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越少越好。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主张被英美等国用以改造二战后的资本主义。”下列有关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说法正确的是

a.重新回到了自由放任时代

B.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消失

C.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D.由计划经济重新回到市场经济

520世纪60年代,美国制定了《旅游发展法》,规定对开办旅馆者给予20%的补助。以下有关这一做法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为国家剩余劳动力开辟就业渠道

B.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C.有力地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

D.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具体表现

6.“新经济政策一执行,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机,市场上的商店又开始有了产品的供应了,物价也随之下降。那时党的口号是‘学会做生意……’”。下列对“学会做生意”的理解正确的是

①一定程度上恢复资本主义②实行计划经济③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生产④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a.①②B.①③

C.②③D.③④

7.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像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按照西方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引自《全球通史》)西方国家作出这一评价,主要是因为苏联的五年计划

a.没能促进经济发展

B.允许私人经营中小企业

C.强调国家积累而忽视民生改善

D.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强制劳动

8.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邦说:“若无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解体在先,势无十月革命以及苏联的成立在后。”又说:“发生于二十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人们认为苏联的经济制度成为一条全球性的可行之路。”依据这样的陈述,下列最恰当的解释是

a.资本主义得以挑战社会主义,最大的力量来自于本身的强大

B.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最大的力量来自于本身的强大

C.资本主义得以挑战社会主义,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对手的弱点

D.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最大的力量来自于对手的弱点

二、非选择题

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宋代设立慈幼局、婴儿局……宋元以后,政府备有学田、膏火田等公产收入作为膳廪支持。……自北宋政府大力兴办义诊慈善机构后,至南宋蔚然成风,并作为地方官员重要善政加以鼓励。

――龚汝富《浅议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

材料二1924年8月孙中山指出,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不过办法不同。

――摘编自孙中山《三民主义》

材料三英国于1946年8月通过国民保障法,规定投保职工在就业、退休、怀孕、工伤、疾病、死亡等情况下可以申请补助;11月通过国民医疗保健制度;1948年颁布国民援助法,由政府拨款给贫困者以社会救济。德国也通过保险、救济、补助等社会保障手段来缓和私有制和竞争所必然引起的社会冲突。

――摘编自段炳林《世界当代史》

材料四1950年,苏联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但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而且质量较差。农业发展缓慢,到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仍低于1913年。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了粮食总产量的60%和全部甜菜与皮棉。农庄庄员的劳动报酬很低。这种状况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摘编自段炳林《世界当代史》

请回答:

(1)结合所学知识,从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分析宋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原因。

(2)孙中山解决民生问题最初的主张是什么?材料二中所提的“办法”与最初的主张相比有何主要变化?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说明出现这种变化的历史背景。

(3)依据材料三和所学知识,说明西方国家是如何确立福利制度的。这种制度有何作用?

(4)依据材料四,归纳苏联在发展国民经济上存在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和最终导致的社会后果。

(5)根据以上材料,谈谈中外在民生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

1C2D3B4C5C6B7C8D

二、非选择题

9(1)经济:商品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理学兴起对政治、文化教育的影响。

(2)主张:平均地权。变化:增加“节制资本”。背景:第一次国共合作。

(3)确立:通过立法形式确立(通过社会保障和保险制度、政策等)。作用:缩小贫富差距,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