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
一、英格兰银行的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复苏在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英国脱欧的不利影响下，进程缓慢而曲折，相继在2009～2012年经历了两次经济衰退（见图1）。为此，英格兰银行实施了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
（一）超低利率政策
2008年1月至2009年3月，英格兰银行累计降息5个百分点至0.5%，并连续七年五个月维持不变；2016年8月，为应对英国脱欧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将基准利率降至0.25%的历史最低水平（见图1），以减少储蓄、刺激消费和投资，增加社会总需求。
（二）量化宽松政策
2009年3月，英格兰银行启动量化宽松政策，通过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刺激借贷和经济增长。随后，英格兰银行分别在2009、2011、2012和2016年先后七次追加量化宽松政策的资产购买规模至4350亿英镑（见图1）。
（三）特别流动性计划
2008年4月至2012年1月，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实施特别流动性计划，金融机构以难出售的住房抵押贷款担保债券交换该行高度流动性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四）融资换贷款计划
2012年7月，英格兰银行启动融资换贷款计划，金融机构以低流动性资产为抵押向该行借入高流动性国债，再以换来的国债作抵押换取廉价的回购贷款。随后，英格兰银行分别在2013、2014年延长了该计划的期限、扩大了贷款对象的范围并降低了手续费率，以增加流动性和信贷规模。
（五）货币政策前瞻性指引
2013年8月，英格兰银行首次推出前瞻性指引，正式将其纳入货币政策框架。随后，该行在指引中增加了失业率、闲置产能等监控指标，引导市场和投资者的预期，促进实体经济投资和信贷需求，在量化宽松政策基础上，发挥了再宽松作用。
二、英格兰银行的财务状况
（一）资产负债状况
受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扩张，资产由2007年2月末777.63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4227.02亿英镑，负债由2007年2月末759.03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4181.12亿英镑。资产和负债分别增长了443%和450%，尤其是2008～2013年增长显著，2013-2014年逐渐趋于平稳（见图2）。
英格兰银行资产主要构成内容为贷款和金融资产。其中，贷款从2007年2月末556.86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3751.98亿英镑，占资产比重也从72.89%增至88.76%。贷款总额和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英格兰银行为执行量化宽松政策，向其全资子公司――资产购买基金有限公司发放专项贷款，用于购买国债等长期债券；金融资产从2007年2月末71.74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183.68亿英镑，占资产比重从9.23%降至4.35%。
英格兰银行负债主要构成内容为金融机构存款和流通中货币。其中，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2月末333.31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3245.46亿英镑，占负债比重达也从43.91%增至77.62%；流通中货币从2007年2月末384.49亿英镑增至2016年2月末678.18亿英镑，占负债比重从50.66%降至16.22%。
（二）所有者权益状况
英格兰银行所有者权益包括股本、可供出售金融工具准备、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准备和留存收益，受资产价值和利润波动影响，所有者权益呈波动性增长。其中，股本0.15亿英镑，是1946年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时，英国财政部出资额，自1946年以来未发生变动；可供出售金融工具准备从2008年2月末2.96亿英镑增长至2016年2月末13.35亿英镑；固定资产价值重估准备从2008年2月末1.61亿英镑增长至2016年2月末2.29亿英镑；留存收益从2008年2月末18.21亿英镑增长至2016年2月末30.11亿英镑。
（三）损益状况
受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英格兰银行税后净利润呈倒U型走势，2009年净利润达到历史最高8.33亿英镑，之后趋于平稳，维持在每年2亿英镑左右，但仍高于危机前利润水平（见图3）。
三、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启示
（一）扩张资产负债规模，创新货币政策工具
危机以来，英格兰银行通过主动扩张资产负债表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刺激经济复苏，资产负债表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贷款和金融机构存款比重明显上升。这些变化源自英格兰银行通过购买国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截至2016年2月，累计购买3750亿英镑国债。可见，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表管理在危机中从被动转向主动，并作为货币政策工具被灵活加以频繁利用，在零利率处于有效边界之下时提供了宽松货币政策，疏通了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满足了央行政策目标。
（二）完善危机救助机制，确保损失得到补偿
危机以来，英格兰银行与英国政府建立了保障性操作机制，即该行实施的多项非常规货币政策产生的所有风险和损失均由财政部承担，所有收益上缴财政部，英格兰银行仅负责日常操作。如2011年英格兰银行将特别流动性计划22.62亿英镑收益上缴财政部；2012年11月英格兰银行将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国债所得利息350亿英上缴财政部。此外，2008～2011年度，英格兰银行所有权益的留存收益项目分别从政府获得6.64亿、8.27亿、2.02亿和6.6亿英镑保障性补偿，使其损益和权益项目保持稳定，保证了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的健康。可见，英格兰银行通过完善危机救助机制，合理控制了风险敞口，保证了资产收益的稳定性，将危机救助对其损益的影响降到了最低，为其独立、稳健、高效行使央行职能提供了保证。
（三）健全风险管理机制，有效防范资产风险
危机以来，增加流动性、扩大抵押品规模、增加量化宽松政策的资产购买规模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使英格兰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大幅增长，资产种类和期限不断增加，该行一方面在提供紧急流动性过程中，严格控制金融机构资质和抵押品质量；另一方面在量化宽松的资产购买中以国债为主，不涉及低质量公司债券，从而有效防范了各类风险，资产质量并未因此而下降。可见，资产负债质量关系着央行政策的独立性和经营的持续性，央行在危机期间对金融系统的救助不应以牺牲自己的资产质量为代价，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合理控制风险敞口和风险容忍度是中央银行资产风险管理的重要保证。
（四）合理运用会计策略，优化财务会计报表
英格兰银行在实施量化宽松货币之初，成立了资产购买基金有限公司，该公司属于英格兰银行的全资子公司，帮助英格兰银行执行量化宽松政策购买国债，该行通过贷款方式对其提供资金支持。同时，鉴于英格兰银行与政府的保障性机制，资产购买基金有限公司购买国债的损失和收益均由政府承担。为此，英格兰银行根据会计重要性原则，规定了该公司年度会计报表不纳入英格兰银行报表的合并范围。英格兰银行以设立子公司的会计策略，规避了量化宽松政策购入资产以及减值处理在其财务报表反映。可见，通过成立子公司和运用会计策略，英格兰银行最大程度上降低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其财务报表的影响，保证了资产负债质量，优化了财务会计报表。
参考文献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4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作为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研究（又称策略相互依存）的研究动因在于，欧洲货币联盟实施的稳定和增长协定严格限制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债务过度积累或阻碍自动稳定器运行[12]，而且，其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作用问题，实质就是财政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承诺关系。
分别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基本盈余/潜在产出作为货币和财政工具，mélitz使用oeCD经济数据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彼此相反运动，也即两者策略替代（strategicsubstitute），而且，较高的债务负担倾向于引发调整过程。Dixit等[13]基于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而财政政策立场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模型，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存在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倾向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存在非凯恩斯主义（也即紧缩的）产出和通膨胀效应时出现互补性；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设定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典型的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立场不充分扩张。VonHagen等[14]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较宽松的财政立场匹配货币紧缩，而货币政策宽泛地适应财政扩张。HughesHallett等[15]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的选择：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Buti等[16]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也即策略替代和互补二者之一，并不必然根据冲突和合作解释，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目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需求冲击不产生相冲突的政策，而供给冲击必然诱致相冲突的政策。
（二）财政货币当局博弈的VaR实证研究
与单方程方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构参数不同，VaR模型技术以简单直观的估计策略包括政策决策的经济效应识别以及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的反馈反应，将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结构紧密结合，可以更全面科学地探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模型结构冲击，以及变量间交互影响机制。实践中，为估计结构反应函数，通常关于政策规则表达形式进行某些限制性假设，并强加或假定某些识别限制。VaR模型估计的政策反应可被解释为前瞻政策反应函数的简化形式和潜在经济的结构参数，脉冲反应可被解释为对经济未预期冲击的反应。
为捕捉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变化，muscatelli等[17]用贝叶斯VaR方法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可概括为：第一，并非所有G7经济都是策略替代的。即使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仍能获得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反应的合理刻画，与已有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研究结论大体一致。高负债水平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结论仅在德国成立。第二，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不明确，财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难以探测，但VaR识别的财政冲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不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策略互补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降低。第三，财政赤字并不显著地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这暗含着，若财政当局乐于承担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义务，则财政政策不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扩展贝叶斯VaR估计，为赤字关于历史债务水平反应过程建模，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以此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从而检验Buti等[14]假说，即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本质。而且，因为未使用结构模型，难以解释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muscatelli等[17]的研究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但解释VaR的固有政策反应函数非常困难，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
为给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构计量经济解释，muscatelli等[17]估计美国1970-2001年期间结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基于被估计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考察内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对结构模型方程外生冲击或政策规则未预期偏离的反应；实施历史动态模拟，向现存结构冲击和财政货币规则偏离添加额外的外生冲击，考察不同情境下政策制定者反应。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互补或替代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这证实Buti等[16]的观点，而且也取决于潜在的结构模型假设。存在产出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互补，发生通货膨胀冲击或对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彼此替代。作为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的反应，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更加互补的方式一起运动，这是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潜在结构和政策冲击本质：需求冲击变得更加重要，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开始降低。其次，为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比较被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从最优控制框架中得到政策规则发现，若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惯性且不相互协调，则反周期财政政策可能降低福利。原因可能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货币政策规则致力于经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通常承担分配职责。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考虑在内。
四、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一）拓展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的新凯恩斯主义探索
总付税收、零死亡概率和无限期界代表性行为人的典型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假设下，政府不违反预算偿付能力约束，政府债务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概括代表性行为人选择的欧拉方程不存在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经济收敛于李嘉图等价和财政动态学刻画的拉姆齐经济，经由资源收回效应，财政政策具有有限作用。Linnemann等
[18]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财政政策传导分析表明，若经由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建立消费和闲暇（以及因而真实工资）联系，则消费是否确实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和价格粘性假设。但该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受到面版数据VaR实证研究的质疑。Blanchard等
[5]和muscatelli等
[17]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暗含财政乘数接近或大于1。和消费持续上涨。Giavazzi等
[19]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Galí等
[20]证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即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etal.（2004）强调其不能跨期借贷和储蓄。近期文献称为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则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工资上涨，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花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若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惯性，如习惯形成，该关系动态学能更丰富。
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侧重直接支出、可支配收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
[21]等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King，1997）、粘性价格DSGe（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方法将新古典传统的个人动态最优框架与粘性价格和/或工资假设结合，突出经济行为人有限期界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等非最优化行为假设的重要性，并考虑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政府债务、资本积累和扭曲性税收等因素，使得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更丰富的需求、供给方面效应，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其一，考虑总付税或扭曲税，及其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而且可以为薪金税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模。edge等
[22]使用标准拉姆齐结构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现，扭曲税的引入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而且修正泰勒规则的已有基本结论。其二，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政府债务是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因为包括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其三，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能够产生财政政策非中性，Linnemann等
[18]基于金融财富（货币和债券）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其四，考虑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对私人生产和投资决策的作用，可以引入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的供给方面效应。
当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校准和估计需要使用其它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才能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因此，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
（二）考虑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作为非李嘉图主义背景下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探索，Leith等
[23]明确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立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政府债务不再仅是出现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中的约束变量，相反，政府债务是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成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其中，税收是总付形式的，假定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则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和财政政策被假定以简单反馈结构遵循两个程式化规则：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明确规定货币工具利率如何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反应；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明确规定唯一的财政工具总付税率如何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反应。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稳态政府债务水平在确保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稳态债务门限值，局部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存在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并，而非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界限区分。而且，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总是存在参数空间区域，确保‘低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由此，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和消极范围。
因此，由在偏离李嘉图主义并包括资本积累的鲜明特征下考虑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不再必须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这将Leeper
[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颠覆货币和财政动态学相互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更加对称地处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自然增强财政政策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其理论机制则在于：其一，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的短视意味着，政府债务经由欧拉方程中的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政府债务动态学不能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研究。债务水平能捕捉财政政策非中性，但财富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随债务水平变化。其二，因为模型中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内生的，稳态债务水平和资本挤出程度之间存在联系。这影响稳态真实利率，其又是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易言之，资本存量内生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带来重要的需求和供给效应，使得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存在截然不同动态学：在高（低）债务体制，若货币政策更积极，则需要提高（降低）财政紧缩程度。
（三）经济稳定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为探究哪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稳定，muscatelli等[24]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方式。因为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如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persistence）、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经由薪金税），可以在包括部分上述特征的模型中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性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各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遵循标准前瞻名义利率泰勒规则识别，财政政策采取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用于捕捉财政政策对源于自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反应。基于美国和欧洲数据，muscatelli等
[24]估计/校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被估计模型的基本和修正形式，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与货币规则结合时的功效。
基本模型中，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由个人所得税和薪金税支付，财政政策经由新凯恩斯主义iS曲线影响经济，并发挥有限作用：财政政策不降低对需求冲击反应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以及由于供给冲击的产出变动性。偏离消费者完全最优化和无限期界假设后，财政政策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尤其在有限期界消费者模型中，财政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因为消费者前瞻行为和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消费的财富效应加强。财政政策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和最优消费者具有不同影响：经由影响最优消费者iS曲线的资源撤出效应，政府支出直接稳定产出；个人所得税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消费，薪金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总供给。拇指规则消费者在财政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较多拇指规则消费者使需求和供给冲击后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一方面，不断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数量使薪金税更有效；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降低消费平滑程度，并通过iS曲线中利率相关系数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经由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支出，财政政策虽有助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效果，但力道递减。这符合Jones
[25]的论述，其使用美国的被估计随机增长模型（没有价格粘性）发现财政政策在战后时期具有有限稳定效应。当然，因为没有考虑税收扭曲，基本模型存在有限供给效应，若考虑税收对供给的扭曲效应，则财政政策显然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目标。未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而考虑扭曲税收的更丰富识别，andrés等
[24]主要强调财政规则设计对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的权衡。
修正形式模型中，最优化消费者以不变死亡概率具有有限期界，债务为财政政策融资经由财富效应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财政政策显著降低产出方差，但对通货膨胀变动性影响微小。部分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行为，债务的财富效应引入货币财政政策交互作用的一个渠道，因为利率变化将经由政府预算约束影响总需求。而且，货币财政交互作用的经济周期影响更加明显，从而潜在地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周期性是由于有限期界消费者对模型债务动态学反应以及消费者支出中引入惯性的拇指规则消费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
遵循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体制转换模型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Davig等
[4]估计美国战后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规则，前者遵循泰勒规则，后者使税收调整成为政府债务和其他变量的函数。被估计的规则将政策行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积极和消极货币和财政体制时期，不仅揭示货币研究中流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以及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相联系的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而且即使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历都是消极或都是积极的时期，也可能存在唯一静态均衡，避免了固定体制模型框架内经济徘徊于不确定性（双消极政策组合）、不存在均衡（双积极政策组合）或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唯一均衡（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或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时期的含义。因此，从不断经历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战后美国数据可被建模为独特的局部唯一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某些概率法则改变体制，私人行为人将随机体制过程嵌入其预期函数和决策规则，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期仅是定义行为人决策规则的状态向量的可选实现值。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行为并不意味着均衡是不确定的，经济可以暂时经历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组合时期而没有可怕的经济后果。作为结果的体制转换模型动态学与固定体制模型不同，主要是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扩张的反应。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下，税收削减产生通货膨胀和产出上涨，这是固定体制模型由于李嘉图等价不能出现的反应。而且，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的反应极度持续。税收削减后，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体制与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类似。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中债务不稳定，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固定体制模型研究类似。原因在于，体制转换均衡中，货币和税收政策的外生扰动诱使行为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初始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对觉察到的财富变化的反应决定这些冲击的影响。因此，总付税冲击总是影响总需求、通货膨胀和产出，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经联储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被传播多期。
Davig等[4]在体制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探讨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并发现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总是有效且数量效应显著。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作用之下，总付税冲击始终影响总需求、产出和通货膨胀，税收非中性是因为估计暗含着行为人总是为未来积极财政体制设置正概率集，这种信念使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效。量化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在美国数据中是重要的。1美元的突然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内产出贴现现值提高到0.76-1.02美元，取决于模拟的政策体制条件。若货币财政体制不变，2%产出的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价格水平提高1.2%到6.7%。使用政策体制被估计分布的随机模拟表明，6年后产出乘数是0.43-1.36美元的概率为80%，而6年后2%产出的税收削减将价格水平提高0.53%-2.27%。使用被估计政策过程的体制转换结构有助于将传统模型的财政含义与税收政策的巨大总需求效应的实证文献调和起来。传统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在总付税情况下产生李嘉图主义等价，但体制不断转换时税收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税收扰动具有显著的短期总需求效应，这是分解李嘉图等价的生命周期方法不能产生的结果。
六、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趋向小结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5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从实际操作效果来看,货币政策调控具体行业或部门的能力相对较弱,经济结构调整并非其长处。另外,由于2006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在即,银监会对银行资本充足率有硬性的要求,中国的银行业目前实际上已呈现出一个“松货币,紧信贷”的局面。因此,央行的政策运作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应将政策重点放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熨平经济波动、维护经济基本稳定上。
近年来,在国际资本流入规模不断扩大、外贸顺差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保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稳定的任务应优先于保持人民币国内价格的稳定。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调整以后,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不减,体现为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呈逐渐上升的态势。截至2005年10月中旬,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改革时升值2%的水平相比,进一步上升了0.3%,境外给人民币汇率带来的压力依然很大。与此同时,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出现抬头之势,2006年的情况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条件下,维持人民币对外价格的稳定关系到外部需求的利用,从而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而国内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有可能会在短期内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做好反周期操作,抑制不稳定因素。
(三)通过加速改革来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
在经济形势和经济任务越发复杂的条件下,各自为战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难以为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大的力量,迫切需要促进财政货币政策更好地协调,而改革正是最有效的促进手段。如前所述,虽然在总体上财政与货币政策取向一致,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采取的具体措施、相互之间的政策配合以及信息沟通的及时性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改进,亟待改革相关机制和体制,使之适应科学发展观和结构型调整的要求,促进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更好地发挥,使宏观调控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需要重点推进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适度分离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牲投融资、准确界定财政与金融的职能、完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协调机制。
三、从协调财政货币政策角度需要重点推进的几项改革
(一)国债发行的余额管理。
早在2001年,财政部就已经形成了关于国债余额管理的报告,但基于以下考虑,国债余额管理一直没有正式推出:(1)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需要长期而非短期国债品种,在财政政策转型以前财政部门自身没有很强的动力推出新制度;(2)传统上认为在审批年度发行额的前提之下,发行中短期国债不利于控制国债发行额的增加速度;(3)此项改革涉及财政部、央行以及更高层的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国债管理的能力和透明度要求较高。目前,稳健的财政政策已经全面开始实施,有关机构的科学决策和管理建设也不断加强,暂缓推出国债余额管理体制的基础性原因不再成立。
国债发行应从总量管理向余额管理过渡的基本共识在学界和政策执行部门已经达成,有关专家和官员普遍认为总量管理方式限制了国债一级市场的市场化程度,而且制约了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能力的发挥。财政部对国债发行余额管理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也已经持续多年,有可能在2005年底推出具体方案。如果在全国人大表决中顺利通过,2006年将成为国债发行制度由传统总量管理转变为新型余额管理的第一年。全国人大可能会在每年年初确定当年的国债余额指标,只要不突破该余额的水平,财政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期限。还可以明确财政部具有发行不列入当年国债计划的短期国债的职权,当出现临时性财政支付困难以及本币公开市场操作头寸紧张时行使这一职权。
(二)商业性投融资与财政性投融资的适度分离。
目前,商业银行历史上曾经承担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性银行业务名义上已经剥离,但实际上仍然在履行着财政性投融资的职能,集中体现在一部分财政项目和政策金融项目投资均要求商业银行给予配套贷款。在一些地区,国债总投资额中银行配套贷款的比重甚至高于财政投资,在国家重点建设贷款中国有商业银行占比高达70%.这种命令性的行政手段模糊了财政性投融资与商业性投融资的界限,既不利于提高财政投融资的投资效益,又使货币政策受到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冲击。不仅如此,政策性银行利用国家政策倾斜,越来越多地参与一般性商业银行业务的竞争,也加剧了上述不利局面。在近期,需要切实剥离商业银行的财政性任务和政策金融职能,明确区分商业性投融资和财政性投融资。即使一些国债项目确实需要商业性贷款支持,也一定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引入资金,以弱化商业性投融资的财政性。另外,还应切实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避免政策性银行走商业化道路。
(三)财政与金融职能的准确界定。
与商业性、财政性投融资相混淆对应的是财政与金融职能界定不清这一深层次矛盾。根据部门特点,财政职能重在公平,货币金融职能重在效率。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货币政策要在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维护经济稳定、调节总量平衡等方面发挥作用。
但是,当前货币政策出现了财政化的倾向,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产生了不利影响。货币政策财政化的实质是通过投放货币来解决财政出资的问题,既包括用再贷款的方法对证券公司进行救助、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长期贷款,又包括对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2004年以前,人民银行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曾向出现严重危机的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2005年,人民银行继续发放再贷款对多家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支持。虽然这种操作在短期内确实给券商注入了活力,确保了客户保证金的安全,对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但是实际上混淆了财政与货币的职能,因为我国的证券公司基本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企业,对国有企业负有出资和提供资金支持义务的是财政而不是央行。同时,在我国目前的特定国情下,将再贷款注入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实际上相当于股权性投资资金,它基本上属于不可能收回的基础货币投放,至少在中短期无法回笼,容易产生道德风险,不利于金融部门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基础货币的刚性投放部分,给货币政策操作的可持续性造成了不利影响。如何采取更具市场化的、对金融机构的救助方式,是今后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中央汇金公司的运作也体现了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汇金公司自成立到现在一直承担向金融机构注资的职能。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已经涉及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人民银行实际上已经通过汇金公司成为了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从这个角度看,汇金公司的运作容易形成由央行提供财政性的刚性救助支出,有可能形成财政分配的另一种渠道,这就产生了财政和货币的职能错位。这就需要今后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定位,抑制货币政策的财政化倾向。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6
(一)总体政策取向上配合适当。
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决定,宏观调控由“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过渡到“双稳健”模式。2005年近一年的实践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的基本取向均为稳中偏紧,总体上配合较为协调。
从财政政策来看,2005年财政预算赤字由3198亿元减少到30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由2004年的2.5%减少到2005年的2%;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额由1100亿元减少到800亿元,减少了300亿元。财政预算执行情况也反映了财政政策的稳健取向。2005年1~6月,财政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全国财政收入累计完成16392亿元,比2004年同期增长14.6%,高于经济增长率5个百分点。此外,财政支出结构也得到进一步优化,2005年1~6月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教育支出分别实现了同比22.6%、21.4%和17%的快速增长;全国实施粮食直补的29个省份安排粮食直补资金预计也会实现13.8%左右的大幅增长。财政政策在总量上向中性回归的过程中着力调整了支出结构。
货币政策总体上也属于稳中偏紧型。(1)央行已连续第二年调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目标,2003年初制定的广义货币m2年度增长率目标为21%(年中调低至18%),2004年初定于17%,2005年进一步调低至15%.(2)2005年前5个月的广义货币m2增长率一直稳定在14%左右,狭义货币m1还曾经一度下降到9.8%,均低于年初制定的全年增长目标。(3)央行调整了商业银行自营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取消了对住房贷款的优惠利率,对住房贷款利率实行同档次的商业贷款利率。(4)信贷增长率也较上年有所回落,2005年8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并表余额为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增幅比上年同期低1.3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开始稳步提升,但m1呈下降趋势,两者的差距在拉大。虽然从m2看货币供给比较宽松,但m1和贷款增长情况表明货币政策稳中偏紧。
(二)具体政策措施配合有待改进。
虽然2005年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在总体取向上是一致的,但一些具体政策措施的配合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以住房贷款为例,虽然在中央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度投资和房价的过快上涨,但在具体操作上还没有做到有效的配合和相互促进。
人民银行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早在2003年就出台了,当时的“121文件”曾引起房地产业的一片反对声,在国务院18号文件下发后实际上没有产生效果。随后的一系列紧缩措施都是对总量和几乎全部行业的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业的措施直到2005年才出台。从2005年3月17日起,人民银行将住房贷款优惠利率调高到同期贷款利率水平,实行下限管理,商业银行法人可根据具体情况自主确定利率水平和内部定价规则。这样,从2003年的“121文件”到2005年的调高房贷利率经历了2年的时间,决策时滞较长,而且调控的力度也不是很大。5年期以上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下限为5.51%(贷款基准利率6.12%的0.9倍),比废止的优惠利率5.31%仅高0.20个百分点,实际影响比较有限。尽管央行同时还决定,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20%提高到30%,但这一规定的约束力很弱。
在货币政策调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更适合结构性调控的财政政策大力配合,然而后者的决策时滞更长,执行效果也不能令人满意。2005年5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下发,比央行利率调整晚了近两个月。该通知规定,自2005年6月1日起,对个人购买住房不足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取得的售房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手交易的,销售时按其售房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该通知体现了财政政策中税收手段的行业调控功能,目的是抑制投机和高档住宅投资。但它调整的仅有营业税一项,契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仍继续执行。而且,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属于地方税种,房地产投资过热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依靠的正是房地产业,这样就很难保证该通知在实际执行中得以切实贯彻。
(三)制度安排局部缺失。
在具体政策措施配合不顺畅的背后,是一些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完善、甚至是缺失,其中亟待解决的是国债发行体制、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以及财政货币两部门沟通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点,短期国债应该是货币政策日常操作的最主要工具,但目前国债余额管理尚未正式启动,严重制约了短期国债的发行。2005年前9个月,财政部共发行了10期记账式国债,实际发行总额为3291.1亿元。其中,跨市场发行比重为100%,比上年同期提高22.5个百分点;1年期品种占比由16.8%大幅提高到29.9%,5年期以上的中长期品种占比已经降到50%以下。1年期国债发行比重大幅上升有助于增加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跨市场发行有助于打破国债市场分割局面,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都反映出财政部门与央行相协调的努力。但最适合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期限在1年以下的短期国债发行仍是空白,这归因于现行国债发行管理体制,没有实行国债余额管理。只有实现余额管理,才能真正实现国债的滚动发行,从而完善人民银行所持债券资产的品种结构和期限结构。
财政增收管理体制也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2003年以来,政府存款较大幅度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开市场操作及央行票据发行的压力,起到了对冲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基本上都能实现超过预算的水平。按照惯例,有关财政超收收入的使用安排会在当年的11月份做出,12月份开始支付,这就造成了几乎每年的第四季度财政在人民银行的存款余额都会下降。也就是说,前三季度起回笼基础货币作用的政府存款会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向变化,成为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给公开市场操作带来更大的压力。而无论超收的收入如何使用、何时使用,这都是人民银行不能决定的,央行的操作只能根据实际情况相机抉择。2005年前7个月,财政在央行的存款增加了3000亿元以上,在同期国际收支顺差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有力地缓解了人民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投放压力。但是,如果第四季度财政集中花钱的情况不能改变的话,将不利于年底的公开市场操作正常开展。
财政增收收入的使用和管理问题的背后反映出财政、货币两部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完善。实际上,作为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国家发改委下设的财政金融司,负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的研究,负责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执行情况并提出建议,这本身就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专门机构。此外,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的职能中也有“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的内容,而且其委员中有财政部副部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等高级官员,也构成了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基础性机制。但在实际经济管理中,财政货币两部门的沟通往往不够及时,货币政策委员会每个季度只召开一次例会,这不利于发挥货币政策实施监测经济运行的长处,不能及时交换两部门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和意见,制约了现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发挥作用。
二、2006年:在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结构调整背景下如何协调财政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将是这一年的重要特点。要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由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整,财政政策的长处就在于对经济结构的调节。
财政政策将延续2005年的着力点,继续保持稳健态势,政策方向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着重于巩固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成果。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具体方向应该是对社会公平的维护和对经济增长机制的调整。一方面,会继续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大力支持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四项改革,促进公平与和谐;会继续改革个人所得税相关制度,加强税收征管力度,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另一方面,将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将适当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以此改善投资消费关系;将深化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和出口退税制等方面的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比如2005年净出口超常增长,上半年出口3423亿美元,进口3027亿美元,贸易顺差达396亿美元;而1~8月累计创下608亿美元贸易顺差纪录,预计全年贸易顺差将突破1000亿美元。这种巨额顺差的背后实际上是超高的居民储蓄率。因此,2006年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还应该着力于提高消费率,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
(二)货币政策着眼于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7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pill，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参考文献
（1）Banerjeeandabhijit，1992，"aSimplemodelofHerdBehavior"，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angust）。
（2）Krugman，p.，1979，"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Journalofmoney，CreditandBanking，（11）。
（3）mcKinnonR.andpill，H.，1996，"CreditLiberalizationsandinternationalCapitalFlows：theoverBorrowingSyndrome"，t.itoanda.Krueger，ed.FinancialReguiationandintegrationineastasia，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4）mcKinnonR.andpill.H，1998，"theoverBorrowingSyndrome：areeastasianeconomiesDifferent？"R.Glicked.ed.，managingCapitalFlowsandexchangeRates，perspectivesfromthepacificBasi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5）obstfeld，m.，1994，"theLogicofCurrencyCrises？"nBeRwotkingpaper，no.4640.
（6）Sachs，J.andRadelets1998，"theonsetoftheeastasianFinancialCrisis"，nBeRworkingpaper，no.6680.
（7）爱德华·S.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年。
（8）贾康：《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制度创新》，《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9）李扬：《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过程中的资金流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2期。
（10）罗纳德。l.麦金农：《经济市场化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金融控制》（第二版），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1）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
（12）托马斯。赫尔曼、凯文·穆尔多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转载于青木昌彦等《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13）王国松：《中国的利率管制与利率市场化》，《经济研究》，2001第6期。
（14）王国松、张鹏：《货币替论及中国货币替代问题的研究》，《国际金融研究》，2001年第3期。
（15）余永定：《财政稳定问题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世界经济》，2000第6期。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8
股票是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一种重要资产表现形式，股市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学者对股市宏观调控的内涵、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以及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等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在宏观调控的内涵方面，清晰界定了股市宏观调控与股市监管（沈小平，2004）；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方面，基本上肯定了股市特别是我国股市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股市宏观调控的工具方面，提出了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手段，绝大多数主张把政府对股市的干预转变为通过财政、货币和股市政策杠杆进行间接干预。在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方面，主要研究集中在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上，对此研究的意见很不一致。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有效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效果不明显。潘明霞、周莉凡（2006）的研究则表明，货币政策尽管对股市会产生影响，但相对于频繁的股市波动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货币政策还不是解释我国股市波动的有效变量，也并非是应对股市“泡沫”和低迷的最佳工具；但当央行意图影响股市时，经验表明，选择利率工具要好于货币数量工具。货币政策对股市不具备可控性。国外的研究也表明，货币政策不能有效影响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工具也不能独立地解决资产价格的破坏效应（伯南克，2006）；另外，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发挥作用的时滞较长，但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却是非常迅速的（高湘一，2002）。加之货币政策的决策时滞较短，因而是调节股市的理想政策工具；同时认为，政府的各项财政政策亦会对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其中尤以证券交易税和资本利得税对股市影响更甚。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股市经济调控的论述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杨新松、龙革生（2006）的研究表明，货币供应量与股票价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双向正向关系，而利率对股票价格有明显的反向影响。但由于股票市场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使用货币供应量调控股票市场时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难度增大，因而对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的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所以与货币供应量相比，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股票市场更有效。论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提出财政政策是股市的自动稳定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调整社会总需求与经济结构而对股价的运行产生影响(夏宇、陈达，2002)。
从以上可以看出，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调控的有效性和调控的手段与工具上。尽管对宏观调控股市的效果有分歧，但在主流上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有限的。
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的最新检验
传统调控股市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特点来看，首先，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在于对基本经济面的判断而非基于对股市的判断。货币政策是全局性和整体性的政策，一旦运用，必然会对经济全局产生影响，而不仅仅只限于股票市场本身，尤其是当股票市场调控的方向与基本经济面调控的方向相背离时，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窘境则显而易见。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最多只能算作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经济面的一个副产品，而不能为了专门调控股市而对基本经济面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货币政策往往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传导才能作用于股票市场。因此，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是间接的，其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效果并不明显。
财政政策对股市的调控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调控主要是对股市交易行为进行税率的调整，不管税率如何，其结果必然提高股市交易成本，弱化股市活跃程度，同时减少股市资金的净流入量和直接从股市汲取交易资金。从这个方面来讲，这种调控方式显然是一种漏损型调控，从长期来说，不利于股市的发展。因此，这种调控方式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已经弃之不用。间接调控和货币政策一样，其效果也要取决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机制。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股市调控的传导的内在机理与环节基本一致。因此，货币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与财政政策间接调控股市的效果具有同一性，在此，以货币政策调控股市的效果为例来说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对股市调控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作用于股市的机制与西方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西方国家一般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目标的手段（即通常所说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准备金率），通过两种渠道（即通常所说中介目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来对股市施加影响。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基本上是官方利率，因而货币政策工具体现出利率水平的调节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分而治之的特色,央行可通过如下两方面来对股市施加影响。一是调节货币供应量。主要运用通行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由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进入股市的资金总量，进而影响股市。二是利率变动，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股市上各种金融工具的机会成本，以及作为政策信号改变投资者的未来预期来影响股市。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选取市场利率(三个月定期存款利率i)和法定准备金率（Qi）以及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变量，以股价指数(上证指数SZ)作为反映股市变化的变量。样本区间为1996年1月至2007年6月,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考虑到季节因素，所有变量都经X-12季节调整，并取对数以消除异方差性。
由于影响股市的因素很多,许多宏观经济变量多少都会对股市造成影响，因此，很难脱离这些经济变量单纯地考察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基于这种考虑，则将股市与货币政策变量的关系放在一个经济系统中考虑，Sims(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以及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工具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可能（高铁梅，2006）。VaR由于将所有变量都看成是内生的，不对变量施以任何先验的约束，显然，用此来衡量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是相当适用的。此外，VaR还可借由脉冲反应来解释变量如何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以及对解释变量的方差进行分解，提供在每一解释变量的方差中其他解释变量所能解释的比例。
理论上VaR中各方程式的残差必须符合白噪声过程，因此，进行VaR参数估计需选取合适的滞后期，根据aiC&SC信息量最小的准则确定最佳滞后期为2；对VaR模型中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如下：
SZ=-218.3-0.00079*m1(-1)-0.0042*m1(-2)-0.014*m2(-1)
(477.652）（0.00237）(0.00244)(0.00720)
(-0.45703)(-0.33356)(-1.72823)(-1.90698)
+0.016*m2(-2)+281.17*i(-1)-135.17*i(-2)+33.28*Qi(-1)
(0.00773)(230.544)(165.034)(49.1536)
(2.12003)(1.21958)(-0.81904)(0.67703)
–43.88*Qi(-2)+1.21*SZ(-1)-0.28*SZ(-2)
(50.5700)(0.17940)(0.22241)
(-0.86762)(6.75108)(-1.23961)
R2=0.795F=12.47
从结果分析来看，VaR模型估计效果是较好的，表明股价主要受到其自身惯性SZ(-1)的影响(系数为1.21)，同时短期股价指数与利率存在失衡现象，并不遵循严格的负相关(如滞后1期的利率与股价正相关)；短期货币供应量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既有正的影响，也有负的影响；说明我国“股经背离”现象的存在；从参数的显著性来看，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都不显著，说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各滞后期不能解释股价指数变化，在以股价指数为因变量的回归模型中，滞后2期m1和m2对股价指数估计系数有显著性影响，但这种关系很弱。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分析不同货币政策变量一个标准差信息对股价指数变化的动态影响（如图-1至图-4）。
以上4个图显示，不同货币政策指标对股价指数的影响几乎都是不显著的。相对来说，股价对货币供应量反应比对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反应要强烈些。而且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2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2个季度为最大，随后影响力逐渐下降，股价指数对货币供应量m1的单位冲击的反应在调整后第1个季度为最大，过后便迅速减少，说明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主要是短期性的。脉冲反应过程清楚地显示，股市的货币供应量变动效应表现得比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效应明显。
为了解各变量信息对股价指数的相对重要性，对股价指数进行了方差分解（见表-1）。
结果表明在影响股价指数波动的因素中，占绝对优势的因素是股票市场自身，一个年度内，贡献达90%左右。即货币政策的工具变量（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的影响力度极为有限，一年内对股市波动的贡献度仅为6%左右，货币供应量对股价波动的贡献度也很低，仅为4%左右。此外,工具变量和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都极其短暂，而货币市场对股市的作用是持续的,表明货币市场是股市资金的一个重要、稳定的来源，且长期中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对股市影响程度弱于货币供应量，其对股市波动的解释力度约为货币供应量的三分之一。
综上所述，货币政策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效果目前仍然不理想，财政政策对股市间接调控的效果也一样。同时根据实践方面的经验可以发现，目前对股市的调控主要是间接调控而非直接调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一般要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而后才能作用于股市，才能对股市产生间接的调控作用。事实上，目前对股市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很有限。因此，宏观调控股市的思路要有新突破，宏观调控股市的方法要有新途径。简而言之，必须对股市宏观调控的机制进行创新。
三、股市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股市间接调控政策的调控效果不显著或不理想。因此，完善股市调控政策，创新股市调控机制，是中国股市宏观调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务之急，完善和创新中国股市调控机制，必须建立对股市直接进行调控的机制与政策，把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股市的调控，提高股市调控的绩效，促进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
1．建立专司股票调控的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股市监管与股市调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职能差别和操作差别，应该建立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股市调控委员会，以别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的权能，专司股市调控之职，以确保中国股市的平稳、健康发展。国家股市调控委员应该把握股市运行的周期性特征，建立股市稳定运行机制，并进行相应的调控操作，以熨平市场的周期波动或减小短期波动幅度。
2．建立直接调控股市供需关系的机制。建立股市直接调控政策体系，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对股市供需进行直接调控的机制与手段，通过控制股市的供求来直接调控股市。国内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如吴晓求在1995年提出，建立股市调控基金，通过国有股的吞吐来调控股市。这是一条先有基金后有股票的方案。童士清（1999）提出用国家股调节股市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和建议都是在股权分置改革之前提出的，所以在直接调控股市上均以对国有股吞吐的调控为基调，局限于对国有股的调控上。笔者的构想是：任何上市公司都有维护股市稳定的责任和义务，而不仅仅限于国有上市公司。因此，只要是上市公司，在上市时，均应根据其发行溢价情况划拨给国家一定份额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以相当于股票溢价发行的税收的名义划拨。因此，无偿划拨股票给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已经上市的公司应该补交这笔溢价税，原则上应该以股票的形式上缴。划拨给委员会的股票即为国家重要战略储备资产，是国家的股票储备，在股市过热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超过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会可以卖出股票，平抑股价；当股市过冷或某只股票价格明显低于股票的内在价值时，该委员可以买进股票，稳定股市。即国家可以通过这个专门的委员会进行股票的买卖来调控股市。
3．赋予国家股票调控委员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在我国的股票市场出现还是一个新事物。目前，我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不规范和不合理。国家应赋予该委员会创造新的调控股市的证券衍生产品的职能。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可以由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提出，但必须经国家股票调控委员会批准设立，但专业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创设的衍生证券产品在一级市场上所获的收益必须同国家证券委员会分享。国家证券调控委员当然也可以直接创设证券衍生产品，通过创设证券衍生产品，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证券衍生产品的吞吐来调节各类专业投资基金与证券公司的资金余缺，利用投资公司和证券公司自身的市场化行为调节股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证券衍生产品的创设来筹集股市调节基金，使股市调控委员即使在股市过热且手中没有股票时，也可以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来调节股市。这样既克服了漏损型调控造成的股市失血，又建立了一条经常性的股市调控融资渠道，真正体现取之于股用之于股。
[参考文献]
[1]沈小平.我国股市宏观调控观点述评[J].经济研究参考,2004,(87):4-10.
[2]潘明霞,周莉凡.我国货币政策对股市的调控能力[J].西南金融,2006,(7):18-20.
[3]伯南克.金融学文献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4).
[4]高湘一.论宏观调控与股市自发机制的相关关系[J].财贸经济,2002,(7):23-25+53.
[5]杨新松,龙革生.货币政策是否影响股票市场:基于中国股市的实证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3):39-44.
[6]夏宇,陈达.浅析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股市的影响[J].吉林财税,2002,(1):49-50.
[7]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1.
[8]吴晓求.中国的股票市场及其宏观调控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3):15-16+1+18-20.
[9]童士清.关于用国家股调节股市的构想[J].金融教学与研究,1999,(1):46-48.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9
[关键词]欧元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7-0005-06
一、引言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随后]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受此风暴的影响，北欧国家冰岛最终国家破产，成为欧洲第一个倒下的国家。2009年初，东欧国家乌克兰也遭到信用评级的降级，更为严重的是，同时期迪拜危机①爆发，重创了欧盟。随后，希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债务危机（后简称：欧债危机）的序幕。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即被拖入泥潭，甚至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被危机拖累，危机在欧元区内传染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欧元危机”[1]。
2010年至今，欧洲各国、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以恢复债务持续性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以及于2013年6月起替代eFSF，成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mechanism，eSm）。就目前而言，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危机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以改善财政状况为目标的各种中期救援和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讨之中，包括：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后简称：稳约）的修改，加紧区内财政约束，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建立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mF、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缩版”欧元②和欧元体系二元化③等。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仍然需要落脚到欧债危机的形成根源上，即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下降动摇了区内不可逆转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引发债务危机[2]。归根结底，欧元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仍应该锁定在经济增长上。基于此，本文拟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进行评价和分析，进而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的热点――宏观审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出其对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和加强作用，这对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以凯恩斯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根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搭配，从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凯恩斯主义重视需求管理政策，认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就能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反之，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避免通货膨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凯恩斯（maynard.Keynes）和汉森（alvin.Hansen）等偏好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经济过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3]；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paul.a.Samuelson）、索罗（Robert.Solow）以及托宾（James.tobbin）等重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逐渐倾向于货币政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4]。可见，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需求管理政策能够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学派（monetarists），只承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其货币政策主张为“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5]。而以卢卡斯（Robert.e.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没有效果[6]。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视的[7]。
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来看，二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胀”的出现，西方社会又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8]。后来，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代表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随即问世，这实际上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复苏[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从理论上看，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实际上是趋同的，至少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识；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局限性，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而从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主导并受货币主义影响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战后至今仍然占据主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旧是目前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
三、欧债危机前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欧元自2002年正式在欧元区流通以来，其争议性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区内单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广受诟病[10]。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制定，各成员国分别操作和执行。受货币主义④的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持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些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以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基础[11]。但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尽管在《稳约》中规定各成员国财政有“过度赤字”的约束标准――赤字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60%。但实际上这两个约束几乎是形同虚设，在法德等核心国家的带头下，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了标准，区内各国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欧元区的成立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但是成立之初的欧元区本身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成立的标准，并且在欧元区发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语言、习惯等障碍，也未像乐观研究者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反而南欧和北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货币政策的各种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大量而又详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13-14]。也就是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并未趋同的欧元区各国其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危机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财政支出通常都会大幅度增加。欧元区在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也不例外，各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自2008年年底，各国纷纷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资刺激投资，同时直接注资到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为它们提供债务担保；另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和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底子薄的南欧小国更是负债累累，货币政策的不可用使这些国家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成了这几个国家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援助。
总体上讲，欧元区成立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这事实上构成了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却忽略了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缺乏约束而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为边缘国家利用货币联盟营造的稳定货币环境“搭便车”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当初通过欺骗手法加入欧元区并在此之后大肆扩大财政支出的希腊在其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和欧元区依据《马约》“不救助”条款原则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要求其自救。由于在区内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所以希腊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归还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缩财政。紧缩财政不外乎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减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希腊传统产业造船业和旅游业受挫，经济萎靡不振，再加上加入欧元区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使这两条途径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终，随着危机在希腊国内的继续恶化，开始危及欧元信誉，以及危机逐步蔓延到其它多个国家，欧盟不得已开始对希腊等国进行救援。从目前来看，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和对危机的预防除了通过eFSF（eSm）筹集资金之外，仍然主要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进行。
1.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危机国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一再遭到区内各国民众的反对，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欧元区经济出现滞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连续萎缩，而第四季度的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疲软，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甚至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同时，目前欧盟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GDp的90%，而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时期停顿。于是，欧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要想经济恢复增长，必须通过减支减赤把这个比例降下来；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却又使经济雪上加霜。而另一方面，包括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和SiFi管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第一季度的报告，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提出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在6月之前达到9%的要求进一步增添了市场的恐慌。因此在财政政策效果不佳，金融管制副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赋予了重大的任务：抵消紧缩财政和金融管制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仅在欧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推行着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抵消市场的负面情绪，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延伸到了非常规领域，比如美国在低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失效之后，已经连续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在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两重危机的夹击之下，资产负债状况每况愈下。目前eCB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调低基准利率和强化信贷支持计划。就降低利率而言，政策实施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截止到2013年8月，欧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仅为0.5%，隔夜存款和贷款利率也分别低至0.0%和1.0%。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够增加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的影响，各银行更倾向于将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银行，而不愿意拆借，这推高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使资金不能在银行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eCB的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作用于货币市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eCB推出了包括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担保债权购买计划、扩大再融资操作的参与方法以及抵押资产使用范围等在内的强化信贷支持计划，以此来保证低利率政策能传导到货币市场。
根据eBa的数据，按相同标准核算出欧元区31家主要银行在2011年9月末合计资金缺口为847亿欧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CB推出了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与Qe相似，相当于逆回购操作，都是通过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化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帮助其度过再融资困难，避免金融系统风险。但是，与Qe相比，LtRo的效果明显偏弱，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仅仅在于赢得了三年的“缓刑”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机制来配合类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Qe不同，LtRo退出后，欧元区仍然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15]。更为糟糕的是，与低利率政策一样，LtRo同样会遭遇流动性陷阱，即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同样偏好存回央行，而未将流动性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因而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
即使LtRo不具有以上缺陷，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首先，对一些债务人来说，除非其债务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即使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他们也不愿扩大消费和投资；而对另一些债务人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降低他们的还款意愿，拖延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修复。后面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发生在危机国家的政府身上。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从供给面影响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力，继而对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利率可能将投资引向高盈利行业，比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造成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使资金配置低效率。再次，极低的利率还会减少金融机构的盈利，进而削弱其作为中间人（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的功能，致使资源配置失去效率，继而影响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最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还具有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最终仍将会反馈在欧元区本身。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有助于欧元区的出口，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使区内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放缓经济增速。
从上述分析可知，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非但未能抵消财政紧缩和金融管制的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资金向投机性行业过分集中，以致形成“僵尸借贷”（ZombieLending），这对危机救助和实体经济增长都没有积极意义。
3.欧元区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亟须反思
欧债危机蔓延至今，在救助框架中我们更多窥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严格金融管制的身影。政府更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众做出明显的牺牲，后者却触及了民众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仍旧是以通货膨胀的代价间接由广大民众来承担。同样的，在金融危机后，整个市场弥漫着反金融和反银行的情绪，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监管措施被利用来迎合这种情绪，即使有些金融监管政策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者时间滞后的情况。况且，还有些所谓的监管措施纯粹是在大选来临之前为赢得选票而草率制定出来的。
综上所述，欧元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解决紧缩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如何规避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如何判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缺陷的时候，如何去弥合这个空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五、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policies）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是与微观审慎政策（microprudentialpolicie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本质上同属金融监管的范畴。1979年宏观审慎首次出现在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巴塞尔委员会⑤的前身）的会议备忘录里；198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指出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次年，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肯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待银行行为的重要性；2000年，BiS的时任行长首次对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甄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以及政策含义，自此开启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相关文献并不丰富，直至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微观审慎监管的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与微观审慎政策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通过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以及动态拨备制度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目前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但是指标体系还未最终形成，效果也不甚明朗。无论如何，宏观审慎政策拓宽了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各种动态搭配，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节，总量政策往往无暇顾及所有领域的平衡，因此，如前文所述，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明显，区域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而在应对和治理危机时，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由于其对资产价格波动等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影响，因此，在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预防和应对问题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其优势，针对顺周期问题、扭曲的薪酬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纠偏。另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此前提下也担负着推进成员国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但实证研究表明，GDp和Cpi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失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引发危机，正是由于eCB货币政策的范围不能涵盖金融稳定，才导致了欧债危机的高度传染性[18]。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必须担当起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严密监管的职责，加强流动性监管，以及对影子银行体系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完善各项指标，对金融监管各项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再者，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却忽略了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由此主观上引发了欧债危机；而在欧债危机引发后，为避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又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萎缩。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危机救助的随意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维护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只有当其能发挥总量调节，防止整体经济金融过热或过冷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发挥结构性调控的功能。同样，也只有在财政赤字可持续的范围内，宏观审慎政策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欧债危机仍然肆掠欧元区的情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避免过于宽松，以降低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缩减政府赤字仍然是欧元区各国的核心目标，但应该注意不应过度，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保证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拥有健康运行的空间。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篇10
1．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许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中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同时，中国从1992年以后对过热的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经济增长速度逐步下降，到1998年，我国经济增长失速，并出现了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1998年中央明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克服了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的不利影响，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发展的基础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2．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到2003年，积极财政政策已实行了6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带动投资近4万亿元，年均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成效显著。6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充足，支持了经济的增长。
3．2003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着重把握好：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切实把工作重点转到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上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二、主要内容
（一）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
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等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二）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
我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但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尚未根本改变，消费需求特别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消费价格水平仍然较低,民间投资和国外投资相对较少，内需并没有真正拉动起来。同时，我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还没完成，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许多薄弱环节需要加强。因此，需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2．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
当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增长缓慢，贸易、投资增长率下降，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压力较大，我国扩大出口、利用外资都有较大难度，人民币还面临升值压力。国际形势要求我国政府必须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和连续性。
3．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增强我国防范和化解各种经济风险的能力，引导经济健康平稳运行；有利于解决我国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的稳定，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三）怎样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1．继续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
⑴什么是扩大内需？
需求是相对于供给而言的，需求包括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扩大内需是指通过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国内消费需求来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⑵为什么要扩大内需？
参见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⑶怎样扩大和保护内需？
①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详细内容见下）
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详细内容见下）
③采取积极措施，刺激消费需求。主要是要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取消各种限制消费的政策，鼓励居民消费，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发展各种新型消费方式，扩大消费信贷，努力创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实施城镇化发展战略，提高城市化水平。
④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等内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促进消费和投资增长，扩大国内需求。
⑤扩大内需的根本立足点是要培育和保护内需，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为此，要继续推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和农村税费改革，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对城市低收入家庭的补助，落实各项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措施等。
⑥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通过扩大外需来促进内需的增长。出口、投资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通过扩大外需，可以促进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增加，拉动经济增长。
⑦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效地启动民间投资，吸引国外投资。
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克服人们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增加。
2．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由货币政策担纲主力调控政策
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通过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防范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⑵为什么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参见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⑶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具体措施
①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在吸收存款中上缴给中央银行的部分为存款准备金，存款准备金占商业银行吸收存款比例称为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利率（贴现率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调节货币供应量）等方法，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
②继续保持较低利率水平，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1996年到2002年我国先后八次降低银行利息。通过降息，促进了居民储蓄向消费、投资的分流和银行信贷的增加。
③支持资本市场建设，改革投融资体制，整顿金融市场秩序。
④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稳定的汇率对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的重要保证。
⑤适当控制货币信贷投放，调整货币信贷结构，保持信贷总量的稳定增长。
3．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含义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
⑵为什么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参见为什么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
①增发国债。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已6年，到2003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年均拉动经济增长1.5—2个百分点，成效显著。2004年将发行1100亿元左右的国债。
②强化税收征管，增加财政收入，更好地发挥财政的作用。
③加大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力度，保证各项重点支出。国债和新增财政资金的使用，要重点向“三农”倾斜，向社会发展倾斜，向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倾斜，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倾斜，向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改善困难群众生活倾斜。
④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⑤适当增加投资，积极调整国家投资结构。加强科技和人力资本开发投资，增加财政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财政对国土整治和西部大开发的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城市化，实施生态环境工程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三、与教材结合点
1．经济常识
⑴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人，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⑵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居民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内需，保证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体现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生产发展，才能增加社会财富，提高居民的收人，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这体现了生产对消费的决定作用。
⑶货币、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针对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我国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抑制通货膨胀；针对90年代末期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现象，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增加货币供应量，促进经济发展。
⑷国民收人的分配。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对国民收人的分配进行调整，体现了在国民收人分配中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者关系的原则。
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加强国家的宏观调控。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具体体现。
⑹银行的作用。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关键部门。我国在当前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降低银行存贷款利息率，为消费提供贷款支持等，有力地刺激了投资和消费，这是银行作用的具体体现。
此外，还可以运用财政的作用、税收的作用、社会保障制度、汇率等知识，分析说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
2．哲学常识
⑴内外因的辩证关系原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努力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这体现了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同时，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开拓国际市场，增加出口贸易，扩大外需，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体现了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⑵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面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道理。
⑶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正确的意识对事物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党和政府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体现了意识的能动作用原理。
⑷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经济的现状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做出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了尊重规律客观性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统一。
⑸联系观点、发展观点。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有利于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这体现了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3．政治常识
⑴国家性质决定国家职能。国家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国家组织领导经济建设和搞好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国家之所以要履行这些职能是由我国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的。
⑵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原则。国务院决定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及其实施过程，是国家机关遵循对人民负责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具体体现。
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性质和宗旨。党中央决定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由党的地位、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
4．历史知识
联系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和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它们都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发展的。
四、高考试题导向
（一）选择题：
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回答1—3题
1．中央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成效显著。从哲学上看，其原因在于
①正确的意识对事物发展具有促进作用②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
③坚持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④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
a．①③④B．①②④C．②③④D．①②③
2．从经济学角度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①有利于发挥宏观调控的基础作用②可以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③有利于促进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④是国家机关遵循对人民负责原则的体现⑤有利于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
a．①②③B．②③④C．①④⑤D．②③⑤
3．下列措施中,属于国家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是
①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②征收利息税③国家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④积极开展信贷消费
a．①②B．③④C．①④D．②③
（二）非选择题：
4．材料一：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中，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8000亿元，带动投资近4万亿元，年均拉动经济增长的速度是1.5—2个百分点。2004年预计国债规模将保持在1100亿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