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SVaR
一、问题的提出
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从早期凯恩斯的iS―Lm模型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对财政促进经济增长做出了合理地分析。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知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等为核心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内生变量对政府政策是敏感的,特别是财政政策。因此,合适的财政政策在长期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财政政策和货币传导机制一直是政策研究的焦点问题,房地产的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为其提供物质资料,并且房地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场所,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是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它包含前后两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传导到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如何将财政政策的信息传导到实体经济。
为分析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及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数据出发,采用结构式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建立财政支出、广义货币供应量、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的联立方程,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关系,利用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变量间波动的动态影响,从而对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房地产价格传导机制做了深入的探讨。
二、变量选择与检验
(一)变量选择
考虑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包括财政支出(eX)、广义货币供应量(m2,代表货币政策)、GDp(代表经济增长)和房地产价格(p)的四变量建模。由于GDp只有季度和年度数据可以查找,并且我国季度GDp是采用累计核算,因此这里用工业增加值来代替月度GDp的数值。对比历史数据,工业增加值与GDp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因此用工业增加值(inD)代替GDp是合理的。数据区间是1998年1月到2008年5月,主要来源于亚洲经济数据库(CeiC)。
(二)数据预处理
观察四个数据的曲线图,发现财政支出、工业增加值、房地产价格这三个数据序列都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于是先对这三个序列用X-12进行季节调整,为消除异方差,对财政支出(eX)、工业增加值(inD)、房地产价格(p)季节调整后的值取其自然对数,同时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也取其自然对数,预处理后得到变量表示为LneX、LninD、Lnm2和Lnp。
(三)平稳性检验
用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对所有的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其一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1列出了平稳性检验的结果,滞后期根据aiC、BiC准则确定。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aDF检验中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D表示一阶差分)
三、模型构建与识别
向量自回归(VaR)方法是分析宏观政策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时的一个普遍应用的工具,VaR模型可以对多个变量间动态关系进行描述,而不需要区分这些变量是内生的或是外生的,并且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iRF)和方差分解可以分析某一变量扰动项的新息(innovation)对模型中所有变量的的冲击效应。尽管VaR有这么多优点,但它却只考虑了各个变量与它们的滞后期值的相互关系,而在现实经济中,很多宏观经济变量不仅与本身及其他变量的滞后期值有关,还与其他变量的同期值有关,即忽略了变量间存在的理论关系。基于此,结构式VaR能够依据现有的经济理论,考虑变量间的同期关系,从而相比较于无约束的VaR能更精确地去解释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所得到的扰动项就是模型所不能解释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滞后阶数的确定
确定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时,依据对数似然函数、aiC和BiC准则综合判断,下表是滞后1～10阶的对数似然函数值、aiC值和BiC值,最终确定模型最合适的滞后阶数为4。
为能够估计SVaR模型,本文对模型做了部分短期约束,并考虑了货币供给因素的影响,在此约束条件下估计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的变动对房地产价格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影响,得到如下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StructuralVaR)模型:
政支出上的结构式冲击,也称为结构式残差。?着t的协方差为单位矩阵,即?着t～Vmn(0,in)
当B可逆时,上述SVaR模型可以写成VaR模型的形式,简化式残差是结构式残差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
(二)模型的识别
为了识别冲击,需要对B矩阵施加4(4-1)/2=6个限制条件。根据四个变量之间的经济意义,提出如下假设:
(1)当期的工业增加值只受房地产价格的影响,不受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的影响。
(2)房地产价格不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和财政支出。
(3)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房地产价格。
(4)工业增加值不会影响当期的财政支出,但会影响当期的货币供应量。
在上述四个假设下,令矩阵B的对角线元素都为1,得到矩阵B的估计如下:
B=1-88.090001-3.02-15.48016.0901-1.460052.381
四、实证结果分析
得到模型的参数估计滞后,首先对模型进行Johanson协整关系检验,其中trace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的结果都表明四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并且模型中所有根的模都小于1,在单位圆内,于是得到模型是稳定的这一结论。然后对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一)脉冲响应
货币供应量的一个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一个正向的影响;而财政支出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有微弱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几乎可以忽略;房地产价格的单位脉冲对工业增加值在长期内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这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
(二)方差分解
从图1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财政支出和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工业增加值有一定得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不强。
五、结论
第一,从长期来看,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强度大于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强度,并且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持续性较好。
第二,房地产价格对工业增加值有非常好的促进作用,这也充分证明了房地产业是拉动经济的有力引擎,是带动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2
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3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根据惠民资金管理“一线实”工作要求，经县政府同意，现就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上下联动、横向协调”原则，明确任务，落实责任，真正形成“分工科学、责任明确、层层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确保惠民政策和资金管理落实到位。
二、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职责
县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支付方式改革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是代县政府履行全县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的领导机构和协调机构，负责资金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协调解决资金管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负责对政策落实情况组织开展综合检查等项工作。
（二）县级主管部门职责
1、县民政局是民政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抚恤（优抚）补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灾民救灾补助等涉及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民政优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2、县农委是农业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水稻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接补贴、小麦良种良法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涉及农业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农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3、县林业局是林业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森林生态效益补助、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林业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花名册。
4、县农机局是农机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农机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5、县畜牧兽医水产局是畜牧兽医水产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能繁母猪补贴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蓄牧兽医水产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6、县卫生局是卫生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补助等卫生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卫生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7、县人口和计生委是计划生育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等人口与计划生育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计划生育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8、县行蓄洪区运用补偿办公室是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临北段、香浮段、花园湖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行蓄洪区运用补偿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9、县教育局是教育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农村贫困学生“两免一补”资金等教育方面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教育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向县财政部门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0、县水利局是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方面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管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有关政策的宣传工作；负责库区移民后期扶持等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库区移民后期扶持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1、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具体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政策宣传工作；负责社会保障补助对象的核查和审批；组织开展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惠民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报送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
12、县财政局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和发放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专户管理、指标下达、资金拨付和财务核算工作；指导和监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发放，及时向县主管部门反馈资金打卡情况；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信息化管理；建立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发放信息交换平台，组织开展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监督检查工作，组织实施乡镇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年度考评工作。
13、县信用联社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到户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督促农村信用社（网点）按照规定的时间将各项补助资金足额打入农户个人帐户；负责农村信用社（网点）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技术指导工作。
（三）乡镇政府职责
乡镇政府负责组织各项惠民政策的宣传和各类补助对象的审核、公示,对各项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组织开展惠民政策知识和业务培训;指导村（社区）按规定程序开展补助对象评定工作,及时纠正惠民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协调做好各项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档案管理工作，确保资料真实、完整;安排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各项惠民政策解答。
（四）基层站所职责
1、乡镇民政办负责农村五保户补助、抚恤（优抚）补助、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农村特困群众生活救助、灾民救灾补助等民政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以及资金发放花名册的编制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2、乡镇农技站负责水稻良种补贴、农资综合直补、粮食直接补贴、小麦良种良法补贴、油菜良种补贴、玉米良种补贴、水稻产业提升行动等涉及农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核实、统计、公示，及时上报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3、乡镇畜牧兽医水产站负责能繁母猪等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及补助对象花名册的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4、乡镇林业站负责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退耕还林粮食补助资金等涉及林业方面补助对象的调查摸底、统计、核实，及时上报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5、乡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负责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资金补助对象的调查、统计、核实、公示，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协助民政办对农村大病救助调查、审核与上报；及时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6、乡镇中心学校、完中负责提供本乡镇在校分年级学生花名册，对符合“两免一补”条件的贫困生，由学校协助乡镇、村（社区）进行摸底、核实，经乡镇、村（社区）两级评议、公示无异议后，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7、乡镇计生办负责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金补助对象的调查、统计、核实、公示，编制上报资金发放花名册；做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相关资料的收集、归档。
8、乡镇财政所负责对本乡镇各单位提供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项目、标准等单项清册的审核；负责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发放清册公示到村（社区）、组；负责及时办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转账手续，负责督促农村信用社（网点）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打卡到户；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的账务处理和报表报送。
9、乡镇信用社负责根据财政所提供的到户花名册，5日内（救灾资金2日内）将当期补贴资金打入个人帐户；负责在财政补贴农民资金发放花名册上加盖“转帐付讫”印戳，交财政所存档；负责补助对象增户存折和遗失存折的补办工作；完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提兑手续，确保“一卡通”存折通存通兑，为农民领取补贴资金提供优质服务。
（五）行政村（社区）职责
行政村（社区）负责惠民政策的宣传，及时送达明白纸等惠民政策宣传品；负责对本村（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进行摸底，填写基础信息档案，及时向乡镇提供有关基础信息及变更信息；组织召开村（社区）居民会议或村（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对补助对象进行初评，确保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准确，对本村（社区）上报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负责财政补贴农民资金补助对象公示工作，接受群众监督；负责村级财政补贴农民资金信息的收集、上报和归档工作。
三、建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
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健全工作机制，狠抓责任落实，确保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取得实效。
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成立相应的领导组织和办事机构，明确具体办事人员。各乡镇、县直各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分管领导要具体抓，既要安排部署，又要深入实际解决问题，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
二要强化工作责任。各乡镇、县直主管部门要深入村、组、户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明确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和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要全面建立县、乡（镇）、村（社区）、组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责任制，将工作任务落实到单位，责任到人头，确保有人问事、有人管事、有人办事。
三要狠抓督查指导。建立健全各部门联系乡镇制度，加强指导，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各部门联系乡镇的工作人员要拿出主要精力，督促和指导乡镇、村（社区）抓好财政补贴农民资金管理各项措施的落实，确保工作重心下移。各乡镇要全面建立乡镇干部包村（社区）、村（社区）干部包组的工作责任制，实行包政策宣传、包组织实施、包工作指导、包监督检查的“四包”办法，着力夯实一线工作基础。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4
关键词：货币传导渠道；效应
一、引言
2008年下半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为了抵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各国政府纷纷通过政府干预救市。中国中央银行陆续数次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并且进行了四万亿投资刺激等措施来救市。由此可见，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中必不可缺的调控手段。然而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是连接货币政策操作和实体经济两者之间的桥梁。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大小可以直接的影响并决定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程度。另外一方面，中央银行之所以会选择货币政策作为调控工具，主要是因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货币政策的指导理论基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大小以及其运用的畅通程度都直接影响到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调控的最终目标是否可以实现。因此，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们很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归纳、评述，通过这些措施来更深入的了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进一步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操作进行完善。
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论
货币非中性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的逻辑出发点。货币非中性主要是指货币的任何变动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影响，并不是像在货币中性论中说的那样，认为货币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媒介、实际经济的面纱等，它只对物价水平有所影响对我们的实际经济活动并无影响。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发现，国内学者们大致上认同货币短期非中性论。然而从目前我国的利益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且作为主要调控之一这一现象说明了货币的非超中性，否则货币政策的大量运用与货币超中性就是一个悖论。因此，本文是基于货币非中性这个理论逻辑起点出发的。
根据不同的角度分析、描述，学者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分类结果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学术界较为认可的是米什金（1995）的分类方法，它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划分为四个不同的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信贷传导渠道。
（一）利率传导渠道
利率传导渠道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最基本的传导渠道，它是其他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基础。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刺激投资、解决失业、熨平产出的波动。但是，货币对产量的影响是间接、迂回的，主要是利益利率传递的方式实现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打破萨伊定律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大萧条的根源，而有效需求是由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所组成的，其中造成大萧条最为突出的原因是由利率过高而造成的投资需求不足。然而，利率只是一种货币表现，它是人们舍弃活期灵活周转运用的报酬，利率的高低主要还是取决于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或者说货币数量和流动性偏好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货币供给的变化受着中央银行的外生变量影响。因此，凯恩斯认为政府当局需采用宏观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利率，引诱投资。
凯恩斯认为，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只存在两种资产：货币和债券。当货币供应量增加，人们手持的货币超过了灵活性偏好从而即将货币转换为债券，对债券的需求随之增加，债券价格提高会促使利率下降，直到利率比资本边际效率小时，就会刺激投资，使得投资增加，在消费倾向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的投资经过乘数作用，最终成倍的促进总产出的增长。凯恩斯利率传导渠道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货币供应量（m）利率（i）投资（i）产出（Y）
上述的凯恩斯利率传导模式是个局部的均衡，因为只显示了货币市场对真实经济的单向作用，而没有进一步分析真实经济对货币市场的反向作用。在1937年，希克斯和汉森基于凯恩斯的利率传导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iS-Lm模型，即一般均衡。iS-Lm模型揭示了货币市场和真实经济两者之间循环往复的反馈作用。
（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
资产是一个很广义的概念，随着金融市场不断发展，股票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关注度较高的资产。经济学家们开始挖掘股票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比较著名的是托宾Q理论和莫迪利安尼提出的财富效应理论，这两个理论各自从不同的经济角度对货币政策如果通过股票价格作用于实体经济进行分析研究。
（三）汇率传导渠道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在此基础上，浮动汇率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汇率这一个在开放经济中极其敏感的宏观经济变量越来越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因此，经济学家逐渐开始研究货币政策如何通过汇率渠道对净出口产生影响，从而最终引起总产出水平的变动。显而易见，正如蒙代尔指出，“货币政策在固定汇率下对刺激经济毫无效果，在浮动汇率下则效果显著”。率先将汇率归入货币政策框架中研究的是凯恩斯。凯恩斯的汇率传导机制的核心是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系即利率平价理论。随后，蒙代尔和弗莱明在凯恩斯分析的前提下开创了蒙代尔―弗明模型。该模型研究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假设条件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同效应。到20世纪70年代，货币主义将购买平价和利率平价纳入研究。之后，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综合了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和货币主义的长期分析，提出了由于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存在“粘性”而导致超调即“汇率超调模型”。
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得短期的名义利率下降，在价格粘性的作用下，则短期的实际利率也随之下降。自然而然，本币的存款不如外币存款吸引人，导致本币的需求下降，最终引起本币贬值，本国的商品的价格低于外国商品的价格，促进出口而抑制进口，净出口增加，总产出水平也上升。其传导途径可以简化为：
货币供应量（m）利率（i）汇率（e）净出口（nX）产出（Y）
1.托宾Q理论
Q理论是于1969年有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提出。Q理论将资本市场和实业市场经济相结合在一起，揭示了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而作用于投资的可行性。托宾（1969）认为在存在资本市场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变动使得真实资产的相对吸引力发生变化，进而导致资产产生明显替代，最后使得投资和收入发生变化。Q值是指企业市值（一般指的是企业股票市场的价值总和）与资本重置成本之比，而所谓的重置成本是指在产品市场上购买该企业的厂房和设备所需支付的费用。若Q>1，亦即企业的股票市场价值大于重置成本。此时，公司通过发行新股筹资的成本较低，因为发行的每股新股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企业可以以较少的股票而买到较多的产品，所以，购买新生产的资本产品更有利，这会增加投资的需求，总产出也随之上升。若Q
货币供应量（m）股票价格（pe）Q值投资（i）产出Y
2.财富效应
财富效应理论是根据莫迪利安尼自己的生命周期理论而提出的。在生命周期理论中，认为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内规划他们的消费开支，以使一生消费效用达到最大。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仅依据于当前收入，也取决于他们的终身财富。消费者的终身财富主要包含：人力资本财富、实物资本财富、金融资本财富。其中金融资本财富的主要构成是股票。当国家实施扩张货币政策时，利率开始下降，股票的价格就不到攀升，使得消费者的终身财富增加，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其传导途径可以简化为：
货币供应量（m）利率（i）股票价格（pe）终生财富（V）消费（C）产出（Y）
（四）信贷传导渠道
威廉斯于1942年发表《财政政策代替金融政策的含义》，在文中主张应该分析贷款人的信用供应的可能性。1951年，罗萨在《利率与中央银行》文中，认为传统的利率理论只从资金需求方来分析利率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而忽视资金供给者的行为选择。1959年的拉德夫克利报告中强调了货币政策可以在不引起利率大幅变动的状况下通过银行信贷传导渠道对支出产生影响。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越来越不满足以完善市场、信息对称为前提假设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斯蒂格利茨和威斯引入市场信息不对称和博弈论提出了均衡信贷配给理论，伯南克和布林德的CC―Lm模型。依据伯南克和格特勒（1995）的阐述，信贷传导渠道可以具体划分为两种途径即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
1.银行信贷渠道
BernankeandBlinder（1992）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金融中介机构的贷款具有特殊地位，斯蒂格利茨和威斯明确提出，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渠道传导，从而影响投资。银行信贷渠道主要是指的是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尤其是商业银行贷款量而相应地影响到投资。银行作为金融中介来说，可以一定程度的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下调的传导作用。在银行信贷渠道传导过程中不像传统的货币传导渠道依靠利率变动来影响消费、投资等，而是通过影响信贷市场上信贷可供性来发挥作用。
其传导途径可以简化为：
货币供应量（m）银行存款银行贷款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投资（i）产出（Y）
2.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之为净财富渠道。倡导该理论的人认为外部融资溢价与特定借款人的财务状况密切相关。因为信贷市场上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所以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企业良好的财务状况可以减少借贷双方潜在的利益冲突。假若企业的资产负债状况越好，则偿还贷款能力越强，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机率越小。银行愿意向财务状况良好的企业贷款，企业可以扩大投资，自然而然促进了国民收入的增长。
其传导途径可以简化为：
货币供应量（m）企业资产负债表状况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投资（i）产出（Y）
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效应评价
我国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改革，从而初步建立起各个货币政策传导渠道，首先，实施政策性和商业性银行分离，建立起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信贷传导渠道；接着，取消商业银行信贷规模控制和逐渐推进利率市场化，从而突显出利率传导渠道的作用；然后，上世纪90年代开创了金融市场，随着股票市场等日益完善，建立起资产价格传导渠道；最后，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建立了汇率传导渠道。
在对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应大小这个问题上，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见解。有的的学者持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无效论，如李济广（2013）认为难以证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在较短时期内产生的效果，其主要原因在于货币政策没有针对经济衰退的根源，并且推动通胀加剧、不利于经济长远发展，因此得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无效的结论。然而，更多的学者认为适合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敬孙祥（2008）对我国的利率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7年间我国的利率传导渠道的效应相对较薄弱。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利率对各经济变量可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对于宏观经济变量的解释力度却不强。利率渠道虽然在拥有发达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但是由于我国利率未完全市场化，导致了利率传导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力较弱。董亮、胡海鸥（2008）实证分析了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效应，研究结论表明资产价格不仅影响投资还对消费产生影响，但是投资的托宾Q效应和消费的财富效应都较小。以致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在我国不够通畅。中国股票市场虽然经过了二十几年的发展逐渐成熟，但是我国与西方国家成熟股市相对比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我国股票市场规模偏小和股市的投机行为均会削弱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效应。张辉、黄泽华（2011）从古典货币政策理论和汇率传导模型出发，对我国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渠道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由于汇率非市场化、资本流动受限及强制结售汇制等因素，导致了货币政策对汇率传导的失效，然而，在汇率能够最终对实体经济产生显著的影响。随着我国不断对外经济的开放，汇率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的作用也日益提高。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2008）实证分析结论显示信贷传导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认为总体经济会降低了银行信贷渠道发挥其作用的空间，并且也会削弱利率渠道的弹性。王毓、胡莹（2011）实证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但是同时也指出信贷传导渠道有着诸多的阻塞，导致传导效果受损。
四、小结
大多数的学者肯定了中国货币非超中性，那么就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研究奠定了理论的逻辑起点。学术界上大多赞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信贷传导渠道为主要方式，货币政策通过其余的三种渠道传导于实际经济的效应比较薄弱。这实际上跟我国金融市场发育程度较低，以间接金融为主及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管制等国情息息相关。但是，随着我国经济、金融领域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利率传导渠道、汇率传导渠道和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作用效应会越发显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其效应的归纳和总结，其目的是为了不断完善、疏通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使得货币政策更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作用，实现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曾宪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3]李桂君.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操作规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4]陆前进，卢庆杰.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
[5]楚尔鸣.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系统有效性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6]祖智贤.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7]杨小娟，张飒，姜文.我国货币中性问题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6，（6）.
[8]张卫平，李天栋.中国的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吗？―基于Fisher-Seater定义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2，（4）.
[9]李济广.扩张性货币政策批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无效性[J].财经科学，2013，（3）.
[10]孙敬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分析与检验[J].经济师，2008，（8）.
[11]张辉，黄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汇率传导机制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8）.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5
关键词：体制性约束/经济转轨/财政政策/经济失衡
作者吕炜，1969年生，经济学博士，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大连116025）。
一、两个经济现象引发的反思
1998年以来是中国经济一个极为特殊的发展阶段。由于转轨尚在过程中，这一阶段的体制性约束和政策取向之间的碰撞十分剧烈，并直接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种种冲突。其中有两个现象相互联系又最具代表性：一个是积极财政政策在启动消费、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始终存在比较严重的失灵，现代财政政策原理的适用性受到挑战；另一个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刚出现新的增长势头就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用增长速度自动解决结构矛盾的传统思维受到挑战。这两个现象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体制与政策碰撞的内涵，也反复证明着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这是本文剖析的对象。
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政府投资的扩大使总供求均衡维持在接近充分就业均衡的水平，利用投资转化的收入效应改变居民消费预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刺激民间投资意愿增强，最终使市场机制恢复自主运行能力，经济增长恢复内在的秩序。这也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实际执行的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对防止经济失速的效果是明显的，1998—2002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7.6%，保证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但是作为一项反周期调节的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始终未能在刺激有效需求、恢复经济自主增长方面产生明显的效果，投资需求越来越依赖政府，对居民消费拉动弱，而政府消费率却节节上升。1998-2002年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9.2%、28.2%、21.3%、24.7%、25%，已经成为投资、消费、外贸之外的“第四驾马车”。这些现象表明，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直接产出效果要大于调控作用，其实质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的方式掩盖了政策传导受阻的事实。政策的这种失灵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近年来经济运行中的失速、失业等问题是否具有市场经济下的短期非均衡特征？如果问题并不主要产生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那么我们一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设定就有偏差，对这项政策使用过度的负面影响也缺乏准备。情况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需要回答制约市场机制运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财政政策为什么不能消除这些制约？目前积极财政连续实施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未来真正使经济实现自主增长的出路又在哪里？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进入新一轮增长期的迹象，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后续影响不再成为关注的焦点。但这一次增长刚启动就伴随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各项主要经济指标的背离程度不断拉大，人们对经济走势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政策取向再次受到严峻考验。主要表现在：（1）投资增长大大快于消费增长。1998—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1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8.4%，投资快于消费2.4个百分点。2002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差距持续扩大，2003年前三季度二者增速相差21.9个百分点。伴随这种差距的持续扩大，投资率与消费率的关系也呈现相同的走势。（2）经济增长回升与失业率上升同时出现。1998—2002年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撑下，GDp年均增长7.6%，但同期就业人数年均仅增长1.1%，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14，比1990—1997年减少了一半。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大幅下降，每年新增劳动力和下岗失业人员却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下半年经济连续5个季度呈现持续回升的态势，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从2001年末的3.6%上升到2002年末的4%，2003年第三季度末更达到4.2%.（3）通胀现象与通缩现象并存。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所伴随的信贷膨胀、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显示经济运行已处于通货膨胀状态。2003年前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接近7%.另一方面社会最终消费始终还没走出通货紧缩状态，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增长一直徘徊在8%-9%之间，居民消费物指数虽然摆脱了2002年连续10个月的负增长，但上涨幅度没超过1%，2003年1-10月消费物指数上涨0.8%.指标的背离反映出结构性矛盾已十分突出，经济运行的传导机制存在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习惯于利用经济高速增长来自动解决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增长与就业的矛盾。现在看来这种政策已经出现失灵，增长一旦放缓结构性矛盾仍然会更突出地暴露出来。这种变化的背后包含着怎样的体制性约束？投资扩张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有关系？消费疲软作为两个现象中的共同问题反映了什么样的深层矛盾？进一步讲，两个现象发生在同一阶段，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互联系和共同的制约因素？
本文认为这两个突出的经济现象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及其结果始终是分析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背景，经济转轨是分析二者之间内在关系的总背景，体制性约束是进行观点归结的落脚点。解释这种联系和结果需要理解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体制环境、实际作用和后续影响，在这一分析过程中会自然形成对当前经济失衡原因的基本认识。
二、经济转轨与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评价中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最好方式，是分析被调控对象的特殊性，看看实际经济运行的特征及出现的问题，是否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一般性描述。
（一）西方现代财政政策的内涵
西方现代财政政策（又称凯恩斯政策），主要用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期非均衡问题。根据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在简化的假设下，任何实际产出的生产总会创造出同样数量的可支配收入，当收入没有全部用于消费而是一部分用于储蓄时，我们就说收入一支出的恒等式中出现了“储蓄漏损”；与此对应的是产出也并不全都是用于消费，还包括企业部门购买的资本品，它正好是收入一支出流中的一种“投资注入”，因此储蓄一投资机制决定着国内生产总值能否达到均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地自主增长。
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入]……”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市场机制的需求约束特征在此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倾向过低、当期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预期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入”，转化为投资需求。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针对这种情况，凯恩斯政策主张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吸纳“漏损”的储蓄，补充民间投资需求的不足，将总需求拉回到正常水平。这里政策的效果集中在投资乘数上，而乘数的关键是新增投资所直接引起的收入能以多大比例增加消费。消费是一切问题的核心。
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存在，市场本身无力自行调节，必须由政府进行干预。同时由于消费倾向的相对稳定，消费需求也相对稳定。因此应对危机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投资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市场机制得以重新恢复。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核心在于消费倾向，其政策传导过程表现为财政政策手段收入分配变化社会总需求改变财政政策目标实现。这种对策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市场机制本身的成熟程度和运行效率既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也是财政政策工具性效应发挥的前提；（2）其政策目标是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周期，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即存在“财政政策调节充分就业均衡实现市场机制恢复”的内在机理。因此财政政策的实施必然具有短期的、周期性特征，其实施的方向则是反周期的。
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会周期性地激化。财政政策的运用既是市场机制周期性危机的要求，同时财政政策的效果又以市场机制的既有效率为条件。因此，发达的市场经济是财政政策产生和有效的隐含前提，财政政策能否启动市场机制恢复，能否在短期内顺利退出这两个基本点，正是由此得出的。
（二）转轨仍是中国经济运行的重要约束条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轨和经济运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即初步完成了改革旧体制的任务，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这个转折点从政治决策的角度考察，以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标志；从经济运行状态的实际变化考察，则是随着短缺现象逐步消失在1996年以后才明显反映出来的。
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运行被定义为资源约束型的，短缺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并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开始逐步打破原来的经济运行机制，其中主要的手段是通过计划放权、财政让利使政府的计划权力受到限制和分解，国家财力向企业和家庭部门转移。原有资源配置格局的打破，一方面使旧体制下供给的低效率受到遏制，一方面使民间资本增大，储蓄的增加和企业自的扩大促成市场化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逐渐形成。加上对旧体制下大量闲置的各种设备的利用、对短缺压抑下需求的释放，经济增长在短期内被迅速拉动起来。由于中国市场容量很大，这种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持续了近20年。直到1996年上半年全国主要商品监测显示供求平衡的商品占89.4%、供过于求的商品占5.3%、供不应求的商品只占3%.1998年下半年开始全部处于供过于求和供求基本平衡状态，其中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3.8%.社会供求从总量上已基本实现平衡，这种增长方式才算结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供求机制的形成，改革前和改革初期随处可见的票证供应、排队等候、强制替代、“瓶颈”等短缺现象基本消失，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经济运行状态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用短缺状况检验改革进展程度，改革已在很多领域取得成功，市场机制已经在大部分领域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据世界银行测算，从1979—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制度改革的结果，也证实了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但是这次重大转折并不意味着转轨已经完成，以后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完全按市场的一般规则进行分析和应对。从实际感受来判断，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经济运行状态从资源约束到需求约束、从短缺到过剩的变化体现为一个渐变的过程。推动这种渐变的路径选择、实施步骤以及市场运行机制从无到有、从低效率到更有效率的运转，也必然是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渐进过程。从政府推进改革的总体设计来看，中共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完成经济转轨的战略目标。这就意味着其间的20多年都将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过程。目前只能属于转轨的部分质变阶段，是转轨途中的一种过渡状态。在此期间，制约经济运行的矛盾既有市场机制下的一般矛盾，也有转轨过程中的特殊矛盾，其中后者对经济运行的制约更具深刻性。在市场化总体程度已得到实质性提升，而市场化结构性不均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经济运行必然要经历一个供给总量基本平衡甚至供给长期过剩，而供求结构性失衡矛盾尖锐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经济运行既有别于传统体制下和体制变革前期的全面短缺状态，又有别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状态，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后短缺时期”。低收入水平的供给相对过剩取代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
（三）结构性问题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直接制约因素
由于渐进转轨策略的局限，结构性问题在这一阶段因累积而激化，制约着市场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升。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压力：
1.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和市场效率不均衡，使初步建立的市场机制出现运行不畅和低效率。用市场化水平作简单考察，产品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农产品市场化程度高于工业品市场化程度，工业品市场化程度高于服务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要素市场内部的市场化次序表现为：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于土地市场化程度，土地市场化程度高于资本市场化程度。总体而官，产品的市场化程度高于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这种不均衡意味着，由于市场效率实现程度的差异，最终消费品将首先出现买方市场的特征，而要素交易、供给调节方面将出现市场反馈不全面和低效率的局面。政府对市场的适应程度较低，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进行行政性干预的能力仍然很强，政策的传导机制还具有很强的传统计划体制的特征，如投融资体制方面。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的普遍存在。
2.后续的转轨安排使总供求均衡经常性的低于充分就业水平下的均衡。中后期的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于各种风险不断增强，民众的不安全感和支出预期在加剧，普遍会根据体制变动的预期对消费需求做出不同程度的压抑。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转折来划分阶段，在这之前的近20年中，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被集中控制的权力和利益，随着权力配置资源模式的被突破，相应的利益分配和索取的权利也被分解到更多的主体身上。微观经济获得了少有的活力，经济增长与体制转轨也因此而获得了持续的推动。在这之后的过程中，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开始转向集中下放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各种责任，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扫清障碍。比如包括职工下岗、养老、医疗在内的社会保障的责任，比如职工住房、子女教育的责任。这些责任不放下去，国有企业的问题就无法解决，银行的不良资产还会增加，一些竞争性商品与服务就仍然要靠公共部门以较低的效率来提供，计划应该进一步退出的领域不能彻底退出，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方式的功能就不能进一步完善。这种下放对经济增长和体制转轨而言，意味着政府、企业、家庭三者之间一次新的利益关系调整。与前一阶段相比，利益调整的方向可能会是逆向的，至少是复杂的。此外，市场开放度提高也使国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直接。
3.供求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供给方面，产权改革滞后导致企业产品结构、行业结构、产业结构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过去重复建设、无效供给的状况仍然存在。无效增长、低增长加剧了生产能力的过剩。其中主要的问题是国有经济部分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社会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还不同程度地受制于体制转轨不完全和市场规则不完全的制约，产生了产业结构偏差对经济增长的制约等问题。需求方面，日益严重的收入两极分化，导致消费的两极分化和消费链的中断。有消费能力无消费需求和有消费需求无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突出，城乡之间、地域之间、行业之间等形成的最终消费能力差异十分明显。1998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为33.1%，其中占全国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率仅为15.8%，而且比1980年的24.8%下降了9个百分点，当时预测中国城乡之间至少存在着15年的消费断层。由于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基本停留在以生存性为主的水平，一些生命周期本应较长的耐用消费品在城镇推出后，还未出现普及趋势，很快就出现低水平的饱和特征。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严重扭曲，限制了我国市场规模的扩大，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也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能力。
处在目前转轨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的，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失灵会同时存在于经济运行中，与之适应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框架也将逐步形成，政府将逐步学会按需求约束的特征来调控经济。另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并未完成，市场机制的效率必将受制于传统体制下各种遗留问题的解决程度。市场化的总体进展可能同时伴随着一些局部矛盾的激化。这些矛盾的外部表象是市场运行的受阻和不畅，而矛盾产生的原因则是传统体制因素的制约。某些局部矛盾激化的程度可能比市场机制的周期性失灵更加严重。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虽然更趋于市场经济下的通行做法，但其应对的问题既不同于成熟市场经济中一般的周期性矛盾，也不是计划体制下的紧缩—扩张问题。
（四）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的必然出现
这里提出的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是相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产出效果而言。工具性效果不足，是指在转轨经济条件下，试图通过符合凯恩斯政策原理的财政政策调控并启动消费、实现经济自主增长是很难的。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虽然也表现为总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的不足，但其体制背景不是发达的市场机制，而是转轨条件下的市场机制，这种差异决定了有效需求不足的性质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实际经济运行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难以用一般的短期非均衡矛盾解释：第一，为什么我们刚刚告别短缺、进入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运行状态，总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市场发展阶段，就会碰到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为什么我们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意义的小康，整体上还处在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老百姓就不敢花钱、反而拼命攒钱？第二，1992年以来我国的GDp增长从14.2%单边下滑，至今已持续10年。各种指标持续走低是短周期波动解释不了的。第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什么我们一面给予财政政策积极的评价，一面却不得不面对投资—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不得不面对经济运行中日益激化的结构性矛盾？
在实际应对中，我们虽然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投资障碍，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从评价财政政策效应的重要指标投资乘数来看，扩张性效果也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政策的工具性作用不足。最终结果必然是政府投资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障碍，进而形成了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未产生凯恩斯政策预期的作用机理与传导效果。就启动经济自主增长机制恢复而言，这一政策的工具性效果严重不足。
既然目前的体制成熟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还不足以使“财政政策经济运行市场机制”之间产生西方理论描述的内在机理与前提，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具有一般性的反周期调节性质。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就主要不是市场机制内生的矛盾所引起，而应该是外部因素制约市场机制效率发挥的结果。至此，关于经济运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我们就可以根据体制前提的不同提出两种解释：一种是成熟市场机制下一般的周期性原因造成的，是市场机制的短期非均衡问题，即市场机制导致的经济运行失衡。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弥补市场机制缺陷，消除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从而恢复均衡和经济自主增长。另一种是转轨过程中的体制性原因导致的，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表现为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后市场机制的运行不畅，是体制性制约使现有的消费倾向、消费水平不能适应市场机制框架的要求。财政政策可以在一定阶段起到维持经济增长和稳定的作用，但无力消除这些体制性原因对经济自主增长机制的制约。仅就“财政政策一经济运行”的关系来看，不同体制条件下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凯恩斯政策主要体现为一种传导功能，作用于市场机制内部，是一种工具性使用。我国目前的积极财政则更多地体现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具有一般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和产出效果。与凯恩斯政策的隐含前提相比，我们的体制环境不仅不同，而且处于变动中，具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指望通过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和市场机制是很难见效的。
三、市场机制运行的障碍：消费的体制性压抑
按照凯恩斯政策原理，应对有效需求不足、启动经济自主增长的关键是投资乘数，即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取决于居民收支预期和收入差距的状况。以下我们就来具体考察这两个关键条件如何受到体制性约束，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工具性效果不足。
（一）传统体制下的“社会契约”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与公众之间相应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契约。这些契约一方面要求公众必须忍受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消费利益的牺牲，以使积累保持在较高水平；另一方面则通过统一标准将较低价格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安排于企业或单位中。改革开始后，随着价格的市场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推进，福利性公共品的供给价格必然逐步提高、成本逐渐外部化，顺利解除这一部分福利性公共契约是计划到市场转轨最终完成的前提。
从转轨的实践路径来看，“休克疗法”将转轨成本随同产权私有化过程一并抛向社会，试图将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市场化一次性解除。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问题，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延期支付的与产权改革等相关的成本，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已有的实践表明，旧的“社会契约”事实上无法通过市场化过程出清（Clearing），即使选择激进改革的国家，只要政府是负责任的，在解除“社会契约”的某些问题上也仍然不得不采取较为渐进的方式来过渡，政府必然是解决这些历史债务的最终负债人。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的第二阶段改革，其挑战性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20年前，转轨的速度将决定未来支出负担的规模。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和市场机制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方式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教育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中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长期预期和消费倾向，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在消费环节发生障碍。
（二）发展战略与转轨次序导致的多“二元结构”无法在短期内自动消除
中国20多年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如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④。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路径选择，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仅用传统“二元结构”（DualStructure）还不足以解释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足以解释差距何以会拉得如此大。
准确地讲，中国贫富差距之所以形成长期拉大的趋势，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控制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村为1，下同）1995年为2.71：1，2002年扩大到3.11：1.收入差距拉大直接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拉大。不仅如此，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增长也很不平衡。以20%低收入农户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977元，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58.5%.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20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来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生产资料市场化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内部，也存在一定的次序，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耐用消费品市场化等分过程。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形成了非正常的收入分化。这种“体制性收益”和“体制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各人因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发生的收入分配差异与既有财富转移。处在不同改革次序上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伴随着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变动导致的收入分化，加上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多“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使收入差距呈现一种全面扩大的态势，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程度。
（三）由上述两个原因导致的体制性后果：储蓄的过量漏损与消费环节的脆弱性
受既有认识框架的限制，储蓄的过量漏损问题一直未从体制性约束的角度得到重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以及传统体制因素对需求的明显制约，投资、消费膨胀的内在动力已明显不足。“九五”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为17.3%，储蓄增速比投资增速高5.1个百分点。国内储蓄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投资，表明经济增长中存在严重的投资压抑。2002年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为16.1%和17.8%，投资与储蓄差距缩小源于国有投资的迅速增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仅增长10%，表明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居民的“超储蓄”。储蓄的过量漏损意味着平均消费倾向的长期下降和民间投资意愿的不足。
储蓄过量漏损的原因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足，而制约消费的正是前面提出的转轨过程中的两个特殊的体制性因素。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所引发的储蓄漏损主要是总量上的，表现为储蓄构成中预防性动机增强导致的边际储蓄倾向上升。在近年的历次居民存款动机调查中，教育支出、养老支出所占比重最大。多“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储蓄过量漏损主要是结构性的，表现为不同收入群体潜在消费能力差异导致的有效需求总水平不足。2000年与1995年相比，从最低到最高收入分五个档次的家庭收入名义增长率分别为22.3%、31%、37.6%、44.9%、51.1%、56.4%和61.9%.其中中低收入户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而10%最低收入家庭与10%最高收入家庭收入差距由3.7倍扩大到5倍。这样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使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扩大消费的能力。
当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消费环节成为整个市场机制传导链条上的“瓶颈”，使积极财政无法实现预期的扩张和传导。近年来以扩大投资需求拉动内需虽然有一定效果，但投资率也由1997年的33.5%攀升至2002年的42%以上，已经影响到国民收入分配的宏观比例和经济的长期稳定。消费环节的这种脆弱性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健全，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效率的发挥。由此判断反推的结论是：由于改革尚在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和困境，财政政策只能作为弥补GDp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防止经济失速、防范财政风险的治本之策必须是进一步推进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改革。
四、财政政策的一种后果：对投资体制性冲动的强化
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大量发行建设国债和政府投资的扩张为基本特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弥补最终消费、净出口和资本形成下降留下的需求缺口。并且由于前述的体制性约束导致的消费压抑，积极财政政策作用于市场机制传导的工具性效果并不明显，更主要的是以直接产出效果来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这样的体制背景决定了政府投资对这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同样由于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对民间投资的拉动效果不足，政府投资的行政性拉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替代措施。这种特征的拉动可明显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8年到2002年上半年，主要是以中央政府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拉动，连续发行国债和增加预算内投资是主要的方式。为了提高乘数效果和拉动作用，这些资金在使用上采取了配套和“捆绑”的政策，国债资金与银行新增贷款、地方资金的配套比例大致为1：1：1.另外还通过补充和增加建设项目资本金，以扩大对银行贷款的需求；调整税收政策以加大出口导向的力度。在此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所占比重大幅提高，从1996年的2.7%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7.3%；国债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也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2000年达到4.6%.
尽管如此，由于整个经济运行的通缩程度较为严重，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国债资金的拉动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显得十分吃力，经济运行很不稳定。1998—2002年国债资金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34.9%、23.9%，其比重和波动幅度都反映了这种特征。
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主要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普遍的投资扩张，信贷膨胀和外资猛增是主要的方式。与前一阶段不同的是，由于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基本完成，以汽车、住宅等高档消费品为特征的需求大幅增长，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自发性的投资需求得到持续回升。在此背景和前一阶段政府投资行政性拉动的惯性作用下，中央政府投资增幅持续下降，并已出现负增长，地方政府投资增幅则迅速上升。2003年前三季度中央政府进行的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同比分别下降了7.0%、7.7%、14.0%，但地方政府的投资额同比分别达到41.5%、41.5%、39.7%.
出现政府主导型投资由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化的原因，首先是传统体制下的投资冲动在特定条件下受到了刺激。1996年实行“软着陆”以后，经济过热迅速降了下来，但盲目扩张的投资机制并未从体制上消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施和现行的流转税为主体分享的税收体制再次强化了政府投资行为，强化了地方对增长速度的记忆和追求。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分指标、下任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中的超前行为，工商注册、土地批租、税收政策等方面的竞相优惠和违规审批等冲动开始扩张。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尚未到位，投资的微观约束机制和宏观管理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地方发展的冲动转化为简单的投资冲动并直接导致投资过热。目前出现过热的项目大都与各地发展“支柱产业”、“经营城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冲动有关。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增长必然导致非市场约束的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这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实现危机有着本质区别。同时，与传统计划体制下投资饥渴和预算软约束不同的是，这次发生在转轨背景下的政府投资冲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已经确立，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投融资体制改革又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投资冲动启动后就不再直接以政府、以预算内资金增长来体现，而主要表现为民营、外资等企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扩张（参见图3），但这些投资行为和项目都与政府的发展目标和意图紧紧相连。一些投资或者没有产权约束，或者资源通过非市场化途径获得（如土地批租环节的问题），本身并不反映市场价格。
微观方面制度性的国有企业退出壁垒构成了投资冲动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由短缺经济时期投资扩张的预算软约束，演变为“后短缺时期”的弱淘汰机制和高退出壁垒。由于国有企业退出仍主要由政府决定，传统体制下的政府投资冲动的预算软约束很容易转化为转轨经济中的企业信贷扩张的软约束。在总需求因某种原因降低时，该淘汰而未被淘汰的国有企业需要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盈利与否变得并不重要，削价以获取市场份额的过度竞争越演越烈。而在某些领域的需求转旺时，政府行为的诱导又很容易使企业选择在原有的结构和水平上迅速扩张。
由于这样一种转化，我们看到，虽然国债资金和国家预算内资金对投资和经济运行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甚至在使用方向的不断调整中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但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冲动却在地方普遍形成了。这种冲动是体制性的，事实上与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已没有太大关系。进步讲，积极财政政策是否退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阶段的经济运行状况。
五、结语一：关于当前经济运行失衡的看法
中国经济在进入市场机制框架建立的转轨阶段后，就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失衡问题，集中表现为投资一消费、总供给一总需求的断裂。这种失衡是传统体制性因素对投资和消费实施的逆向推动作用的结果。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通过直接的产出效果保持了总量上的平衡，但并未使结构性失衡问题得到缓解，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失衡的体制性根源。因此新一轮经济增长刚一启动就遇到了严重的结构。失衡意味着市场经济运行存在着系统性、整体性风险。本文关于经济失衡的主要结论如下：
（1）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过度提速主要由投资增长引起，地方政府主导的体制性投资过热起着主导作用。其实质是传统体制下投资冲动与饥渴在市场机制不健全条件下的变异。由于投资—消费的体制性制约阻碍了价格的传导，这种过热没有直接通过消费、通过实体经济反映，而是表现为固定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因此投资品的价格上涨并不反映投资—消费关系和最终需求的变动。其实质是经济运行并没有走入良性增长和自主增长，长期需求不足的体制性原因仍然存在，通缩阴影可能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2）与改革开放以来1984—1985、1987—1988、1992—1993年三次过热不同，新一轮增长加速伴随着突出的体制性矛盾。由投资的体制性冲动而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由消费的体制性压抑而形成的通货紧缩压力，使得经济运行的结构性失衡非常严重，我们已很难像改革前半期那样简单地通过GDp增长来自动增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3）少数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正如当年城市居民家用电器消费拉动下形成的1984—1988年GDp超过15%的增长速度。但是这一次拉动进一步缩小到城市中一小部分高收入群体，这种收入增长和消费提升将使长期增长很难持续，社会容易发生断裂，是与全面建设小康和社会主义制度相悖的。（4）当前经济运行的失衡问题从本质上说不是政策的产物，而是体制性约束的结果。但是一项政策的实施可能使问题的严重程度发生变化，也可能掩盖问题或延缓对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对决策者而言，不应将失衡原因过多归咎于积极财政政策，政策的退出可以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但根本的还是要消除体制。另外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总量平衡、稳定增长等，是通过需求管理来平衡总供求关系，并不具有解决体制性问题的能力，只能为体制性问题的解决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环境。（5）消费需求的增加不仅是保证宏观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而且是促使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形成的关键。投资扩张可能拉动消费，但如果消费增长受到制约，投资扩张又受到推动，供给就会在短期内迅速创造出来，对物价下跌造成压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可能加速这一过程，从而可能加速整体经济从过热向过剩的转化。
六、结语二：关于财政政策真实作用的看法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6
关键词：财政 法制 现状 对策
近几年，县（市区）财政部门，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以推进依法理财为目标，在普法宣传，执法监督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有效的促进了财政职能的发挥，为全面做好财政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财政法制建设任务艰巨，依法治财任重而道远。主要表现：
一是财政部门红头文件或领导讲话稿中时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和错误。例如2006年甲县财政局在明确行政许可事项时，明文规定辖区的行政许可事项有两项。即“会计从业资格审批”和“会计记账机构执业资格审批”。而河北省财政厅早在2005年就以冀财会（2005）19号《关于贯彻财政部记账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我省申请设立记账机构，由所在地设区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批准，并将批准文件抄送省财政厅。又如在宣传《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时，乙县财政局“一把手”在大会上公开称国务院的《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上升到了法律法规的地位，这种夸大其辞的宣传，误导了公众，影响了行政法规的宣传效果。
二是股室与股室之间交叉的职能，对本股室有利的争着管，对本股室不利的都不去管，形成了事实上的有法不依。
三是财政内部缺乏统一有效的制约机制。主要表现在财政资金的分配上，有的县（市区）财政“一把手”将资金分配方案记在本上，只告知拨款人员，不公开行文。也有的县（市区）拨款手续烦琐、拨款迟缓，一笔款项的拨付，财政大小头头都要签批，一个星期甚至十多天也到不了用款单位账上。
四是省市组织的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往往是一人找答案众人抄，局领导以及一些有权的股室头头竟让他人代抄，使财政普法流于形式。
五是对联合执法单位利用财政职能违规收费听之任之。如契税的征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第四条契税的计税依据为房屋买卖的成交价格，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无正当理由的，由征收机关参照市场价格核定。而房产部门不论交易价格怎样，一律评估并收费，使搭税收费合法化。
六是有些县（市区）制定的红头文件所依据的上位法已经宣布废止，而该红头文件还在照样执行。
七是随着财政改革和职能的转换，财政部门有的股室对自身职能一知半解，照抄照搬上级的职能，致使县市财政部门制定的工作规划中竟拥有了管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财政部和省级财政部门所特有的职权。
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机构不健全，人员配备不合理、不到位。受行政编制的影响，县级财政内部没有设置法制机构，直接影响到了财政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在人员配备上，由于财政法制工作，综合性很强，要求财政干部既要有一定的财政法律知识，又要熟悉财政专业知识，还需要将财政专业知识与财政法律知识有机结合。故此，这项工作是好汉不想干，赖汉干不了。由于县（市区）财政法制人员缺失，局内没有相应建立起统一、科学、规范的法制工作体系，加之由于部门预算、财政集中支付等项财政改革的推行和诸多业务的拓宽，股室之间各行其是，且缺乏应有的沟通，致使财政内部一些工作流程和业务规范难以统一。
二是缺乏单位“一把手”的支持。目前，不少县（市区）的“一把手” 把工作重心和精力用在抓收入和支出上，总以为法制工作不影响大局，可有可无，近而直接影响了财政法制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影响了财政法制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是财政干部法律学识水平参差不齐，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目前县乡财政人员中，全日制法律院校本专科毕业的为零。就是加上各类参加自学形式取得的法律本、专科毕业的，也不超过财政人员的5%，并且财政干部每天只顾忙于财政业务，根本就不注重法律知识的学习。
针对上述问题的分析，笔者引发如下思考：
第一，健全法制工作机构，配备法制人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使财政法制工作尽快开展起来，就此建议适时建立健全财政法制工作内部机构，并配备相应的法制工作人员。根据财政法制工作业务性、技术性、法制性特点，笔者认为应由政治素质强，办事公道，熟悉财政相关法律法规，有纯熟的财政、会计知识和实践经验，具备较强分析问题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问题能力的人员担任财政法制机构负责人。
第二，加强县级财政领导班子的法制建设。作为财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懂法，不具备与领导职务相称的财政法律知识，法制观念，那很难做到依法决策、依法理财、依法办事。也会直接影响着财政队伍的法制观念。因此，县级财政部门领导一定要率先垂范，带头知法、学法、懂法、用法，严格执法，把“依法理财、依法治财”的原则贯穿到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的各个方面，逐步改变过去靠行政手段、靠经验指导工作的做法，靠法律、靠制度来管理和决策。通过财政法制建设促进财政管理、规范财政收支，实现财政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使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很好的贯彻于实际工作中。要在抓好财政收入管理和支出管理的同时，抓法制建设，健全财政部门内部相互制约的监督机制，完善财政资金的使用和拨付程序，实行内审制度，实现权力制衡。严格执行财政违法违纪责任追究制度，避免工作上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第三，明确职责，规范自我。首先县级财政部门应参照上级财政部门工作职责和内部分工，将涉及法制问题统一划归法制（科）股集中管理，并搞好与此相关联问题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新古典综合派货币政策理论；货币学派货币政策理论；货币政策理论新发展
一、凯恩斯主义以前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
在凯恩斯之前，大致以1880年为界世界主要国家分别实行金银复本位和金本位。由于其所研究的问题过于简单，且在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操作手段方面和之后有重大区别，一般称为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在金银复本位下，货币政策就是确定金属铸币的成色、兑换比例等，保证金属铸币的顺利流通。随着银行的普遍建立，此时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货币本位问题。即何种材质的金属为主要货币，例如金币或者银币。货币政策除规定本位货币外，还要对不同材质、成色、规格、铸造方式的货币规定交换比例，以利于货币正常流通。二是规范银行券的发行及管理问题。在金本位下，黄金和银行券自由兑换，金币可以由私人自由铸造，黄金可自由跨国转移，用于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这种制度一直运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货币政策主要内容是规定货币发行的名称、单位及流通规则等，主要目标为统一发行货币、维护汇率稳定、防止金融储备的流失及防止金融恐慌等。此时还没有系统的通过货币政策的实施影响实体经济的实践，所以说这个时期还没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
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理论
1929年～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催生了凯恩斯的《通论》，书中首次系统提出货币政策理论。
1.货币政策的含义和目标。凯恩斯没有明确给出货币政策的概念，在政府干预经济理论中，只提出“利息率的降低会增加国民收入”、“通过对货币数量的改变来控制经济制度”等。对于凯恩斯而言，减少非自愿失业是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通论》中凯恩斯将货币需求划分为交易性需求、预防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前两项用L1表示，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第三项用L2表示，主要取决于利率。可用下式表示：
凯恩斯假设经济运行中只存在货币和证券两种资产，货币资产没有收益但证券可以有利息收益。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决定于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利率起重要作用，利率特别是中长期利率能够调节实体经济运行中的投资，并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如下：货币供给变化打破货币供求平衡利率变化投资变化就业和国民收入变化。从上面可以看到在中介目标的选择上凯恩斯偏重于利率作为重要的中介目标，这也是其理论上的一个缺陷。
3.货币政策有效性。在刺激经济发展的工具上，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起着重要作用。认为利率对投资有很大影响，同时认为由于财政政策的传导更加简单和直接，故在应对需求疲软时，该政策更加有效。除此之外，在经济严重萧条时由于存在着巨大的流动性需求，增加的货币供给量会被吸收，利率难以下降，如果再考虑到人们的心理预期因素，货币政策可能更加无效。
4.凯恩斯货币政策理论评述。凯恩斯在《通论》中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货币政策理论。但对货币政策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有许多问题不够深入全面。如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只强调降低失业率，而对于其他最终目标如价格稳定，经济增长等没有考虑。在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上仅考虑了利率因素，而缺少了对如银行信贷规模、货币供应量等的考虑。在传导机制中没有考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问题，只片面强调货币政策要配合财政政策使用，这其实是将货币政策放在了从属于财政政策的地位上。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凯恩斯的理论已实属先进。
三、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理论
1.完善了货币政策目标体系。20世纪40年代后期，针对战后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除了原有凯恩斯提出的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外，该学派又将防止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具体做法为“反经济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经济萧条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繁荣时实行经济紧缩，防止经济过热。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日本和欧洲的崛起，该学派认为除了反周期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外，只要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小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就应当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经济刺激经实现经济增长。同时针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持续的国际收支逆差，该学派提出应把国际收支平衡列入货币政策目标。最终形成了“充分就业、稳定物价、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体系。
2.发展了货币政策传导理论。托宾纠正了凯恩斯只从货币和证券组成的金融资产角度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思路，而把整个经济系统（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来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核心内容为，由于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互相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只能间接地影响实体经济。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托宾q模型和pmS模型。托宾Q模型的基本公式如下：
q=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企业的重置成本（2）
托宾指出只有当q>1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才能使实体经济投入真正增加，就业和收入才能增长。
mpS模型明确地表明，货币政策通过财富效应、投资效应和信贷可获得性这三种效应影响产出。具体而言，利率降低导致证券价格上升，居民财富增加，消费增加。同时，利率下降刺激贷款消费和投资。由于利率水平的可测性、可控性较强及作用范围广等原因，所以，该学派强调了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
3.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期，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滞涨。为解决滞涨问题，新古典综合派提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搭配的主张，这实际上提高了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打破了之前认为的货币政策从属与财政政策实施的认识。
4.理论评述。该学派在继承凯恩斯学说的基础上发展了其学说。但也有些不足，如经济分析缺乏微观机理、对相机抉择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的副作用等研究不够等问题，这也是后来货币学派攻击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原因。
四、货币学派的货币政策理论
1.货币政策的地位与作用。与其他学派的观点不同，该学派主张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导性政策。弗里德曼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提出的货币政策依附于财政政策或与财政政策处于相同地位的主张，提出“货币最重要”的命题。他认为货币供应量应当保持稳定，以减少货币对经济运行的干扰。
2.货币政策的最终及中介目标。该学派认为保持币值稳定是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同时反对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将利率作为中介目标，则必须经常变动并及时公布，这样可能会增加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其次，不是所有的利率都可以观测的到。名义利率可以被观测但是实际利率是不能被准确测得的。通常情况下，只有实际利率才影响实体经济发展，因为其不可观测性，控制利率其实是无用的。最后，长期利率和短息利率对货币量变动的反应方向相反。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最初名义利率降低，但从长远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带来未来的物价上涨，而这又将推高利率。所以，“货币增长率的变化最初在一个方向上影响利率，然后在相反方向上影响利率”。
3.货币政策操作规则。弗里德曼主张按“单一规划”执行货币政策，反对“相机抉择”的操作规则。“单一规则”即公开长期确定唯一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操作准则。
主要理由有三：（1）经济政策效应存在“时滞”：从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到中央银行采取行动再到实际控制变量变化影响经济运行，这是一个长时间过程。如果按“相机抉择”采取对策，由于当货币政策的效能发挥作用时，经济形势可能已经发生变化，最终的货币政策效应可能适得其反。（2）“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实施时，可能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如银行、建筑业和储户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不可能制定出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正确”的货币政策。（3）由于宏观经济的复杂性再加上货币政策制定者的认识能力和判断能力有限，所以“相机抉择”不一定能够准确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化，从而制定出“正确的”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根据1870年～1960年的平均计算，提出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略超过4%，其根据是国民收入长期年均增长率约为3%，货币流通速度减缓率约为1%。
4.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弗里德曼更加强调价格的作用，认为货币供应量增加带来的物价上涨能够吸收过多的货币存量。同时认同资产结构在政策传导中的作用，但是弗里德曼认为资产包括金融（货币和证券等）和实物资产（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等），而非凯恩斯认为的只有货币和证券资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给量的变动能够影响人们在金融和实物资产间的选择，也能影响人们在各种金融资产间的选择，例如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打破原有人们所持有的实物、货币、金融资产的平衡，使人们将过多的货币资产首先投向收益较高的金融资产，一旦金融资产收益下降，则将转向实物资产，导致投资增加，从而能够刺激经济的增长。
五、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政策理论的新发展
1.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发展。
（1）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发展。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提出的经济增长、稳定币值、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观点，主张以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对于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新凯恩斯主义学派摈弃了传统凯恩斯学派将利率作为中介目标的主张，提出将利率和信贷配给量增长率作为中介目标。
（2）提出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之一的理论。原有的货币政策强调利率在传导机制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货币政策变动对于经济的影响程度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于是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信贷作为传导理机制之一的理论作为补充。信贷传导理论认为：由于贷款人在贷款中需要一定的抵押物，抵押资产净值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贷款人对于贷款的可获得性，而货币投放量能过影响贷款人的抵押物净值，从而决定了实体经济中借款人的银行信贷可获得性，最终决定了实体经济的投资。在实证方面，伯南克等（1992）对1953年～1985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货币供应量与产量之间相关性呈下降趋势，而信贷量与产量之间相关性呈上升趋势，并且于20世纪70年代末，后者超过前者，这表明信贷传导机制之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新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应积极干预信贷市场，以消除信贷失灵，实现贷款最优配置，促进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
（3）对“相机抉择”和“单一规则”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对这两种货币政策规范或操作规则优劣的争论由来已久。实际上，这两种货币政策都曾作为一些国家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同时，这两种货币政策各有利弊。如“相机抉择”一方面在遇到宏观经济不利冲击时具有较好的灵活性，另一方面，由于理性的公众对货币政策可信度的怀疑而可能采取利益最大化的对策，这最终可能会导致较高的通胀率，存在着最优政策的动态不一致问题。对“单一规则”而言，一方面，不利于清除不利的意外冲击；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明确，具有很高可信度。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最优政策的动态不一致问题经济学界提出了许多解决方式，例如“声誉模型”的提出、“最优合约”的提出。“声誉模型”是解决该问题的措施之一，该模型期望政策制定因珍惜其声誉而减弱违背最优政策的动机，保持最优政策的一致性。“最优合约”的思想是追求一种政府对中央银行提供最优合约，该合约既能够保证中央银行在应对经济形势变化时的灵活性，又能够保证不产生因中央银行违背最优政策而导致的通货膨胀。
（4）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特点。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的根本特点和本质要求，构建市场基准利率是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基础和前提。美国和英国的利率市场化过程，就是市场基准利率构建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相辅相成的过程，即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构建和完善市场基准利率，用市场基准利率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新特点是发挥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可用图1表示。
这种情况下，构建和完善市场基准利率就成为能否运用货币政策影响最终目标的关键问题。
六、货币政策理论的前沿问题
1.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在中国新兴的金融模式，与传统的金融模式相比，具有透明度高、参与广泛、中间成本低、支付便捷、信用数据丰富和信息处理较高等特点。这些特点对货币流通量、存贷款及投资活动有决定性影响，最终对货币政策目标、传导机制及操作规则都会有很大影响。例如，互联网金融发展对货币乘数的影响，对利率传导效应的影响以及互联网金融环境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由于宏观数据的缺乏，对此类问题的研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研究信贷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作用和途径。新形势下应从宏观方面研究利率传导机制和资产价格传导机制的途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如可用我国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如何通过汇率和信贷渠道影响企业行为。为政策制定者了解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提供微观基础，同时也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适调政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更好地服务于宏观经济发展。长期以来，我国在货币政策实践过程中偏重于利率的调整，而对数量型工具（如信贷规模，公开市场操作数量等）重视不足。金融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提供金融中介，但是在现实中，金融部门却囤积了大量的现金，导致货币政策无法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近些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的出现导致对信贷问题研究更加复杂，所以为了解决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应当采取利率加其他工具特别的是信贷工具的政策组合，在保证宏观经济稳定的环境下逐步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3.解决货币政策内生性问题。要从多方面研究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各种因素以及各种因素的作用，特别是加强对影响货币政策内生性问题的研究，例如使用央行会议记录，但这种方法目前适用于美国，无法在国内的学术研究中推广。
4.加强对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研究。刚刚过去的金融危机使得各国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达成高度共识。但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如怎样建立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如何构建宏观和微观审慎管理协调配合、互相补充的体制机制，以及中央银行除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传统的工具外，如何灵活运用信贷政策、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等。
参考文献：
[1]王爱俭，王Z怡.宏观审慎政策效应及其与货币政策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14，（4）：17-30.
[2]喻坤，李治国.张晓蓉，徐剑刚：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J].经济研究，2014，（5）：106-120.
[3]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与商业信用互动关系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2013，（1）：68-82.
[4]拉古拉姆.竞争性宽松货币政策的担忧[J].中国金融，2014，（12）：26-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金融抑制、资源错配与中国消费需求”（项目号：71273289）。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8
一、传导模型：一国货币政策与货币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比较
在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工具、市场以及其参与者、传导载体、传导链（层）。广义讲，还包括与本国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他国货币政策的相互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并由此划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两条途径、经济变量传导和金融机构、市场传导两种方式、金融自身调节和金融作用于经济两个阶段。经综合简化，我们得出一国基本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型。
在该模型中，需要说明的是：（1）货币供应量（m）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预设指标，表现为预期的中央银行货币量、货币供应总量或货币增长率上下限等；（2）金融市场主要指货币市场、外汇市场。中央银行借助m，影响金融市场上资金的流动性，随之形成市场利率（i）、证券价格、汇率（e）向国内产品市场、国际金融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他国向本国的货币政策传导亦复如此；（3）其他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要素价格变动，可能部分增强或抵消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因此，政策搭配和相互间传导机制的构建至关重要；（4）国际贸易（B）是联系国内、国际产品市场的桥梁。m、i、e、B的变动，最终实现一国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内外供求均衡，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完成。
货币联盟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若假定联盟内各国经济周期一致、金融市场完全一体化、要素市场具有充分流动性、影响产品市场的外生变量如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统一，则货币政策在联盟内各国间的传导基本上可视为被扩大了的一国货币政策国内传导。其传导机制与后者并无二致。但上述条件在现实中并不完全具备。对联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因之更为复杂。
与一国货币政策传导不同的是：（1）各成员国经济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程度是影响联盟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最重要变量和基本出发点，前已述及；（2）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是统一货币监控指标m、i得以实现的关键；（3）在联盟内各国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国通货膨胀率、失业率、经济增长率、要素流动性等外生变量变动的不一致，信息的不完全，影响统一货币政策下名义i、e和真实i、e在各国间的变动差异，则可能出现货币流动和货币替代导致货币供求的地区性结构失衡。因此，货币政策传导中应建立一种约束机制以弥补或抵消这一缺陷；（4）与（3）相适应，统一中央银行体系的首要或最终目标是且只能是保持币值稳定，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则需要由联盟其他机构或各成员国政府完成。就强化货币政策效力和联盟“整体利益高于一切”而言，若一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联盟货币政策不能有效配合，则该国要么退出货币联盟，要么向统一货币政策妥协。
有鉴于此，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货币一体化伴随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各成员国货币政策也经历了由国内到国际由局部到整体的传导过程，初步实现了统一货币政策传导的条件，如1979年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形成以欧洲货币单位（eCU）为核心，双重中心汇率运行机制（eRm）为主体，以信贷体系为辅助手段的区域性可调整固定汇率制度，为emU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89年《德洛尔报告》强调了所有成员国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完全自由化和金融市场一体化固定汇率；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emU的建设进程和引入单一货币——欧元（eURo）的设想；经实施，第一阶段（1990.7.1～1993.12.31），欧洲统一大市场启动，欧盟（eU）取代欧共体，旨在促进欧盟各国经济、货币、财政政策协调和趋同的《马约》正式生效，《欧洲中央银行章程》出台，emS进一步强化；第二阶段（1994.1.1～1998.12.31），欧洲货币局（emi）建立，从欧盟总体货币形势出发，每年公布货币供应量（m3）的增长上下限，以此监控、协调各成员国货币政策，emS汇率运行窄幅波动再度缩小；1998年3月，欧盟执委会宣布11个欧盟成员国达到实施单一货币条件，可在1999年1月1日（第三阶段开始，至2002年6月30日欧洲货币一体化完成）启动欧元，在欧元区内实行永久固定汇率制，实现货币、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三个统一”；eCB执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政策决定权，nCBs参与并执行eCB货币政策的决策，决定各自的业务政策，并按eCB的指令管理外汇储备等。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构建初具雏型。
二、从德意志联邦银行看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欧洲中央银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二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了解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特点，对分析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无裨益。
概而言之，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监控货币供应量m3，协调运用三大货币政策工具，改变银行的流动性，并通过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间接地影响银行的信贷政策以及德国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求，最后集中作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和物价的决定。这一传导机制主要受信用机构的货币扩张机制、德国最低准备金以及再融资制度特征的制约。由于整个银行体系信用货币扩张在短期内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中央银行货币的无弹性需求和滞后效应，联邦银行就此可凭借其在中央银行货币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运用可支配的工具去调整利率和货币市场的需求条件，使之与货币目标相一致。首先，它改变自已的再融资交易和公开市场业务的利率，其次，它选择提供或抽取中央银行存款的最佳渠道，并且决定干预货币市场的时间和在货币市场提供流动性的区间。通过对货币市场流动性的管理，联邦银行对信贷和资本市场条件施加间接影响，使在预定的方向长期影响银行贷款愿望，以及经济对货币和信贷的需要，从而使货币扩张适应其货币增长目标。与长短期调节相结合，联邦银行还常常利用外汇掉期和外汇回购交易，对货币市场进行“微调”，通过吸收和提供流动性抵制每月最低准备金缴存期间信用机构在中央银行存款所出现的难以预料的波动。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因而得以巩固。
由于eCB与德意志联邦银行一脉相承，故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章可循，特别表现在二者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高度相关、可比上，由此可明晰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流动性管理和利率机制。
1、公开市场操作
公开市场操作均是两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其目的是引导市场利率、管理市场流动性及为货币政策的导向传递信号，从而控制货币供给量。操作主要采用有价证券回购协议方式。其实质是中央银行以金融证券作抵押向商业银行提供短期资金。从联邦银行的经验看，它适应了与国外市场联系更为密切的德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需求，从而可对金融变化作出迅速反应和采取力度不同的措施。货币市场的水平和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交易的流动性和利率结构所决定，且可通过货币市场利率对定期存款利率进而对银行从非银行部门获得资金的边际成本施加影响。此外，回购协议方式的公开市场利率报价和寻价还具有心理上的信号效应，中央银行可利用它们去影响市场上的利率预期。
在eCB的操作框架中，公开市场操作主要由nCBs组织实施，但其适用条件（如回购利率）等则由eCB统一制订。这意味着，eCB为整个欧元区的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制订了依据。
除主要利用回购协议进行短期融资操作外，eCB还可利用直接交易、发行债券、外币掉期、吸收定期存款开展公开市场长期融资操作、微调性操作、结构性操作。直接交易指eCB通过向非银行部门出售货币市场票据，利用价格竞争机制，直接影响银行的存款利率。外汇掉期交易在通行的市场利率下进行，除影响流动性外，一般不对汇率产生直接影响。上述操作的有效性已经德意志联邦银行运作实践所证实。
2、存贷款便利
eCB为控制隔夜市场利率，暗示其货币政策基本立场，设立了存贷款便利。在此种便利下，eCB可向市场提供或吸纳流动性，使市场利率不致超过中央银行事先确定的范围，即上限是贷款便利利率（类似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伦巴德利率），下限是存款便利利率（类似于德意志联邦银行的贴现率），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回购利率。在德国，短期存贷款利率和利率结构常随贴现率和伦巴德利率的变动而变动，并与联邦银行流动性政策相互关联。其基本关系用之于对eCB存贷款便利的分析，则可解释为：当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十分紧张，存款便利利率远低于货币市场利率（如回购利率），则主要的银行利率与存款便利利率的自发联系将使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趋势只能通过银行向其客户提供资金而逐渐传导出来。如果银行不使其利率适应于一般的货币市场条件及其边际融资成本，则盈利机会减少，以致银行贷款愿望迟早降低；如果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预期，流动性政策与利率政策的相互作用比通过提高名义利率来控制经济中的信贷需求更能有效抑制货币扩张。反之，对贷款便利利率的分析亦复如是。如此eCB可达到维护市场稳定性的目的。
3、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
为稳定市场利率，控制市场流动性和货币扩张效应，eCB还决定向欧元区内所有信贷机构提出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最低准备金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它给eCB通过改变其比率以持续地调节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或贷款便利提供了选择，或在特定的准备金比率下，使银行的货币创造比没有最低准备金要求相比更依赖于eCB及其提供的流动性和利率政策的便利。由于最低准备金同时也用作银行的“流动资金”，可使eCB在不丧失对货币加强控制的条件下在货币市场上稳定流动性和利率变动的趋势；其次，除影响流动性外，最低准备金还影响利率，表现为准备金比率的增加首先减少银行盈利，削弱其对外授信能力，承担由此带来的机会成本，而在负担转嫁过程中，降低存款利率要比提高贷款利率困难得多，从而抑制了货币扩张效应。eCB最低准备金制度的这一内在特征，同时也正是德意志联邦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对eCB即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作一基本描述：为实现“保持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eCB选择货币供应量m3作为中介指标，由各成员国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贷款便利、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三大法宝”，使得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刺激因素——流动性和利率——从各国货币市场开始，进而通过金融市场扩展，使m3年度目标和主要经济目标变量在长期内也有望达到。eCB还须在一年内经常考虑是否、何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条件使货币扩张对货币目标的偏离得到纠正。故货币、经济、财政等方面的变量（事实上和潜在的通货膨胀率、汇率、利率、经济的实际增长）将受到监控，并采用各种指标评估货币政策运行状况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同时，考虑到现实条件下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且必将对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为此须作进一步分析。
三、不确定性：影响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
按内外因论的思想，影响eCB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效应的因素源于欧盟及eCB自身的机制缺陷和外部潜在的干扰力。前者作用于欧洲中央银行体系（eSCB）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后者主要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以及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一）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透明度、协调性程度
从历史经验看，中央银行独立性是保证币值稳定的必要条件。在独立性设计上，eCB组织机构、人事任免、股权结构、权力行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都较独立性久负盛名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基于欧盟机制上的缺陷，如欧盟成立之初由各成员国财政部长组成的“稳定委员会”，将是eCB在执行货币政策上的对抗者，eCB与联盟其他机构存在的各种联系，也可能影响eCB的独立性及执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各成员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状况参差不齐，像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缺乏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要使其完全脱离政府指导，任务艰巨。由于eCB货币政策统一且不可分割，nCBs独立性高低不同势必导致货币供应和通货膨胀指标的地区性失控，进而削弱整个eSCB的可信度，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也将大打折扣。
就透明度而言，由于适合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态势不一定普遍适用于各国，不同指标与物价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增强透明度可使各国经济实体事先了解eCB货币政策调整姿态，从而形成对通货膨胀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预期，强化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eCB目前尚缺乏一种有效的管理约束机制保证其透明度和信息披露充分性。
与独立性、透明度相一致。eSCB的协调性程度同样影响其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由于各成员国金融制度、中央银行业务政策的不一致，对币值稳定的作用和通货膨胀的成因的看法不尽相同，经济发展区域性差异也要求货币政策操作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势必引起eSCB货币政策决策特别是执行上的分歧和抵触，从而导致稳定币值目标处于次要地位或客观上造成反通货膨胀不力的危险。而加强协调，求同存异，取决于eCB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组织管理艺术。
（二）各国宏观经济政策与eCB货币政策的配合协调度
就政策取向看，eCB将执行以币值稳定为目标从而是谨慎的独立货币政策。“增长与稳定条约”则明确规定，欧元区成员国应奉行财政预算平衡或略有盈余的稳健财政政策。但随着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内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也将显现，如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与欧盟执行的严格的货币、财政纪律、政策的矛盾，货币与财政合作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差异与欧盟财力不足的矛盾，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等使各成员国经济离异增大的情况下，国家的利益与联盟的利益的矛盾可能激化，引发联盟内部的金融危机，甚至扩展至全球。就目前各国财政政策而言，德国、法国、意大利等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在压缩预算赤字方面尚且勉为其难，双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能否维持，则更难以预料。即便维持，各国也需付出经济增长的相当代价。这也正是欧盟试图只控制银行信用而对各成员国财政信用无力控制的机制缺陷所在。同时，在一个经济发展周期仍存在差异，没有财政转移机制，且劳动力等要素流动性较差的欧元区内维持固定汇率制仍存在困难，从而影响eCB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的内外稳定。
从非联盟国家对联盟的货币政策传导看，如果美国提高利率，大量资金流向美国，欧元流动性遇到困难。为对付美国，eCB相应提高利率，结果导致失业率上升，欧盟一些国家就会难以承受，进而调整其就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而其政策效果，极可能与eCB统一货币政策意图背道而驰。从这个意义上讲，eCB与美联储的合作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联盟统一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三）各成员国微观经济主体行为预期的不确定性
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效应的发挥最终有赖于微观经济基础的运行和反馈。后者本身即包含了持续存在于生产和物价方面的不确定性。货币转换带来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不确定性尤显扑朔迷离，进而对整个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施加影响。
如前所述，eCB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经由流动性得以实现，并通过商业银行信用创造功能货币乘数效应间接提供或在公开市场上与非银行部门直接交易提供流动性。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银行系统提供的信贷交易和其他金融产品的替代效应。但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并非仅由银行等金融部门决定，现金漏损率和货币结构等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由社会公众决定。因其对货币需求的流动性偏好不同，银行货币创造环节可能因此受阻或中断，而在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环境中，货币替代效应增强，也会使货币政策效力削弱。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9
关键词：财政资助；企业创新；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政府退出
一、我国财政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研究
随着各方面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我国财政资金支持企业创新的模式日益多元化。依照不同角度，可以得到不同的分类方式。根据财政资金与企业创新活动开展的时间先后顺序，可以分为“事前资助”与“事后资助”。根据财政资金是直接作用于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还是作用于帮助企业开展研发活动、激励企业进行创新的制度、环境、人才、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可以分为“直接资助”与“间接资助”。依据财政资助的实施主体，可以分为国家资助与地方资助。本文依据财政资助的直接作用对象，将我国目前财政资金支持企业创新模式分为直接资助企业的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模式；资助银行类传统金融机构与风投类非传统金融机构的模式；资助创新人才及中介技术服务机构的模式；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模式等五类。1.财政补贴。我国财政补贴主要包括为企业提供无偿现金补贴、贴息贷款两种形式。具体表现形式有火炬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企业自主创新科技专项资助、高新技术企业专项资助、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资助、企业贷款贴息等。财政补贴属于事前支持，一般发生在企业进行创新活动之前，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信号传递两个渠道对企业创新发挥支持引导效应。一是通过直接为企业提供研发活动所需资金，解决其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保证企业有充足的研发投入。二是通过“信号传递机制”（FeldmanKelley，2006），一方面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出该企业具有潜在竞争力与潜在创新力的有力信号；另一方面传递出该企业顺从政府政策指引、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的信号，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外部融资及其他创新资源（杨洋，魏江、罗来军，2015）。从实践来看，财政补贴方式的优点在于可控性强、见效较快。但也有其弊端，主要表现为我国当前监管体系不完善、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企业骗取财政补贴的“寻补贴”投资（安同良等，2009；毛其淋、许家云，2015）、过度投资（魏志华等，2015），或者为获得政府补贴而进行的“策略性创新”行为（黎文靖、郑曼妮，2016）。此外，财政补贴作为一种财政资金的直接无偿资助，受制于有限的财政资金资源，如果不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发挥的效力极为有限。2.税收优惠。税收是国家根据某个时期经济发展目标，用来调整纳税主体经济行为、进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整和干预的有效工具。税收优惠，指政府将企业本应上缴的资金无偿让渡给企业，从而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激励企业积极开展创新活动，主要包括减税、免税、延期纳税、退税、加计扣除、加速折旧、减计收入、投资抵免、起征点和免征额等14种形式（柳光强，2016）。税收优惠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形成了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激励（贾佳，2017）。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的支持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对对某类符合规定企业实行优惠税率所获得的减免（如高新技术企业的所得税率为15%，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25%）；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开展某类符合优惠条件的某一类技术研发活动，事后获得的税收减免（如企业实施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加计扣除50%）。这类间接补贴，主要在企业研发活动的中间转化和后期实现阶段发挥激励作用。税收优惠政策一般相对稳定，有助于科技创新企业形成稳定的研发预期。作用效果相对缓慢，但长期效应明显。此外，相对财政补贴而言，税率优惠面向的企业更具普遍性，从而不易产生寻租现象。3.对金融机构的资助。财政资金对企业创新的扶持力度有限，且企业创新归根是市场行为，应积极撬动金融资本，发挥各类市场金融机构的效能。按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需求的金融机构类型，此类资助可分为对银行类传统金融机构、对风投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资助两类。其一，对银行类传统金融机构的财政资助，主要表现为各类贷款风险补偿机制。传统金融机构往往需要固定资产抵押物或信用担保。而科技型企业的轻资产特征，及研发活动中的高风险性，使其完美避开了传统融资渠道。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民营企业，在募集研发资金时，更是难上加难。即使创新型企业贷款能获得较高的风险溢价收入，但放贷成本高、违约风险大，并且缺少可抵押的实物资产与担保，预期收益往往不能覆盖风险和损失，使得贷款意愿较低。为此，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采用多种政策减轻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损失，促进银行对企业的信贷投放。该方式能有效降低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创新企业提供贷款的信贷成本和风险损失，提高其对创新企业贷款的积极性。其二，对风险投资等其他金融机构的资助，目前主要做法为给予风险投资机构所得税优惠、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进行补偿等。该做法的初衷在于，鼓励风险投资机构将投资期前移，注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高科技企业。其优点在于政策意图鲜明、直接，对于种子期企业的发展，及提升整个社会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度，均是一个重大利好。然而，另一方面，直接为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损失进行买单，可能使本应被淘汰的、以“投机”而非“投资”为目的的、缺少专业化投资团队的风险投资机构得以发展壮大，从而导致风险投资市场上的“劣币驱逐良币”，干扰风险投资机构走向专业化、风险投资市场走向成熟化的自然进程。4.对创新人才及中介服务机构的资助。人力资本、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是实现创新的关键要素，“人才是第一资源”。政府通过设立创新人才资助计划等形式，帮助企业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此外，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对从事技术咨询、科技转移、科技评估、成果转化等专业化服务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给予财政资助，激活科技中介服务市场，加速实现产学研结合，提升科技成果转移、市场化的速度与效率。该模式旨在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畅通财政资助—企业研发—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渠道。但我国各地目前对创新人才的资助计划尚不够精细，对中介服务机构的资助力度尚有待提高。5.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是政府部分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通过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于非上市企业。我国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经历了一个萌芽、起步、缓慢发展，井喷增长的历程。2002年中关村设立国内首支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以跟进投资的方式鼓励创投机构投资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中央先后设立两大部级引导基金：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自此我国政府投资基金步入了井喷式增长的快车道，多支中央、地方级政府投资基金先后设立。投中研究院的《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国内共成立901只政府引导基金，总规模达23960.6亿元，平均单只基金规模约26.6亿元。其中仅2016年，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数量和披露总目标规模，就超出了2013年~2015年全国引导基金的总和。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主要有两个优点，一是能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放大财政资金规模；二是通过基金对企业的市场化筛选、市场化运作，避免政府过度干预，从而实现资源以市场为基础的优化配置，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已成为政府创新投融资资金运用方式、支持企业有效创新的重要选择。但随着我国政府投资基金的火爆发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①我国当前专注于生命周期偏前端创新企业的政府投资基金数量与规模不足；②政府投资基金设计与管理不够精细；政府对投资创新企业背后的投资风险缺少科学认知，一味在对创新失败“缺少包容”；③和对创新失败“过度包容”、甚至为其完全买单这样两个极端摇摆。
二、财政资金支持企业创新的国外经验借鉴
研发过程的高风险性、知识的外部性特征，以及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等困境，使得市场化融资手段失灵，各国均采用多种政策，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以扶持本国企业创新。本文对德国、美国、日本、以色列等高创新水平国家的财政资助模式进行研究后发现，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依然是各国政府普遍采取的资助模式，但多数国家会充分考虑企业特征，更精准与科学的制定资助政策。此外，各国很重视对中小企业、生命周期前端企业等市场失灵环节的资助力度，并在适时实现政府退出。这与这些国家已有相对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从而更高效的企业融资环境密切相关。虽然我国当前制度环境、法制环境、金融环境尚不完善，但对国外政府资助模式的的梳理，能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财政扶持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第一，制定资助政策时充分考虑企业特征带来的异质性。如德国政府目前设立的扶持基金，在对处于生命周期初期的企业进行细分的基础上，分别设立高技术种子基金、联合投资基金、企业启动基金。再如美国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根据技术发展阶段的不同将所投资企业分为技术可行性论证阶段、技术拓展阶段、技术转化阶段，针对企业技术发展阶段的差异明确扶持重点、采取不同管理模式。第二，通过风险补偿等方式资助风险投资机构，鼓励其开展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如德国经济再开发署（KFw）在1989年至1995年间负责实施的“新技术企业资本运作计划（BJtU）”，为风险投资机构提供90%被担保的无息再投资贷款，最高贷款额可达100万马克，最长期限为10年。作为回报，KFw获得40%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风险投资机构只承担10%的投资风险，而享受60%的投资收益。第三，重视对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市场失灵环节的资助力度，如以色列政府出资建立了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与研发链条的投资基金，包括基础研究基金、起步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每一类基金均对资助对象的成立时间、资金情况、研发状况等进行了详细的限定，基金设立的科学性确保了政府基金资助的针对性与资助效果。第四，科学把握政策边界，适时实现政府退出。如美国在1977年增设的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对美国境内最具创新活力的创业型小企业（不超过500人）进行无偿资助。但对进行到技术发展Ⅲ期（技术转化）的企业，SBiR原则上不再提供资金支持，主要是帮助企业寻找融资机会、实现成果转化。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篇10
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深化财政法制宣传教育
按照全省法治财政标准化建设会议精神和县财政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以认真落实财税优惠政策、全力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加速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为主题，广泛开展系列法规政策宣传服务活动。
(一)突出抓好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学习宣传。将围绕学习宣传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举办专题报告会、座谈会、学习交流会等学习活动，广泛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领会宪法精神，积极营造学习宣传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浓厚氛围，研究探索进一步做好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以更好的精神状态不断推动财政各项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二)坚持围绕“财政宣传月”品牌宣讲惠民政策。要继续做强做优“财政宣传月”这一普法品牌，明确宣传主题，汇总关系经济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农业现代化、文化建设、民生幸福、社会管理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建工作创新工程等方面的财政惠民、惠企政策，集中开展系列法规政策宣传服务活动，充分调动各业务科室参加惠民政策宣传活动的积极性，下乡镇、进农村，通过开展惠民政策咨询、文艺演出、展览等多种形式，宣传财政部门在扶持企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职能作用，使社会各界更加了解、支持财政，推动各项财税政策的有效落实。各镇（区）财政所（局）要充分发挥基层财政的优势和作用，结合本地实际，注重创新和实效，紧紧围绕宣传月主题，制定宣传月方案，因地制宜地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财政法规政策宣传活动。
(三)创新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形式。积极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传手段，拓展宣传阵地，注重宣传实效，开展经常性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和新颁法律法规，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媒，通过法制文艺、普法专栏、广场咨询等多种形式，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生动活泼、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法制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大力宣传财政法律知识，弘扬财政法治精神。
二、强化法制培训力度，进一步提升财政干部法治理念
根据“六五”财政法制宣传教育的要求，牢牢抓住领导干部法制培训和乡镇财政干部法制培训这两个重点，全面组织开展法制培训工作，着力提升法治财政理念。
(一)大力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继续坚持和落实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制讲座、法制培训、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和做法，努力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邀请县政府法制办、县司法局专家领导组织举办全局机关干部财政法律知识讲座。继续做好公务员“5+X”能力暨“六五”普法培训、干部在线学习，不断提高各级财政部门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促使领导干部转变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
(二)重点抓好乡镇财政干部法制培训。及时总结以往开展基层财政干部法制培训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结合基层财政业务特点，完善教学内容，组织基层财政干部重点学习行政、财税法律法规及相关财政政策等知识，全面提升全县乡镇财政干部法制培训工作水平。
(三)全面落实日常法制培训工作。密切关注经济发展形势和最新财政法制动态，通过专家授课、案例讨论、基础知识考核等多种方式开展日常法制培训工作，及时更新财政干部的法律知识，尤其要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培训，对新上岗执法人员，严格执行培训考试合格方可上岗执法的制度，努力提高财政部门行政执法水平。
三、突出主题主线亮点，进一步弘扬财政法制文化建设
紧紧围绕上级法制宣传工作要求，做好以宪法为统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宣传教育，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深化“法律六进，服务科学发展”的主题活动，积极参加省厅开展的财政法治文化展览、法治文艺汇演、法制征文和摄影比赛等系列活动，并从中挑选出既能反映财政工作内容，又突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主题的文艺作品和具有思想性、艺术性、感染力的财政法治文艺、文学、摄影等作品，依托当地重点文化设施和各类公共文化服务场所，因地制宜地开展财政法治文化展览。充分利用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面广的财政法治文化传播载体，加大对财政普法和法治财政建设工作本身的宣传，弘扬财政部门普法和法治建设成果，展示财政普法和法治财政建设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理念和成果，使社会各界更加认同财政普法工作，参与财政普法工作，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财政法治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