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国际经验；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4-086-05
一、引言
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以大量耗费能源发展经济的模式逐步被抛弃，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问题和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与环境矛盾的首选模式。低碳经济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会议后，这种经济模式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各国政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努力推进低碳化，力争抢占低碳技术的领先地位。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改善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其目标是降低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避免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较大，虽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没有降低碳排放的国际要求，但是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中国政府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承诺降低碳排放。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如果不进行任何控制，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达到114亿吨，为此中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政策，实施有效的措施。在制定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各种政策时，首先需要认真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汲取他们的经验。
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发展规划和策略
(一)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性规划
自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这些战略目标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基本方向是一致的，就是要达到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新能源产业，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为了发展低碳经济，发达国家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的重点概括起来就是开发低碳技术，发展清洁能源，改造传统产业，以便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英国在2003年了《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在2008年了《气候变化法案》，使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具有法律约束性长期框架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颁布了《英国低碳转型计划》白皮书。英国在《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到2050年将英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消减60％。《气候变化法案》提出到205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的中期目标是减少34％的排放。德国在2008年制定了《可再生能源法》。其后，又制定了《可再生能源供暖法》等法律法规。《可再生能源法》把风能作为发展的重点，尤其海上风能。《可再生能源供暖法》规定，德国积极促进可再生能源用于供暖，计划到2020年将可再生能源供暖比例提高到14％(2006年为6％)。
日本政府为了达到低碳社会目标，制定了详细的“低碳社会行动计划”(2008年)，公布了《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2009年)政策法案，对高排放、高污染的工业进行整顿，提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措施，推动低碳社会建设。日本把节能技术和低碳能源技术创新作为重点，对可以大规模降低温室气体的捕捉和封存技术进行大力扶持。政府继续投资化石能源的减排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特别是投资燃煤电厂的烟气脱硫技术，确保日本形成国际领先的脱硫环保技术。
澳大利亚在2008年了《减少碳排放计划》政策绿皮书。提出了减排计划目标：2050年达到2000年气体排放的40％。计划2020年可再生能源比重要达到全部电力的20％。计划7年投资5亿澳元，重点用于热能技术升级与太阳能开发利用。计划建立一个全球碳捕集与储存中心。
(二)发达国家低碳经济的财政政策
为了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建设低碳社会，发达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的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在所有的政策措施中，制定和实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的财政税收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举措。在财政政策中，支出政策和收入政策是其两个主要方面，二者的方式不同，但目的是一样的。其内容主要是财政投入政策、补贴、政府采购、税收政策等。
1.财政支出政策
国际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 汇率机制 政策选择
一、解决世界经济矛盾的着眼点既不能盯着中国汇率，也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过去的十年，中国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重一般在20％～25％的区间浮动，2004年的比重比1997年还有所下降。尽管2001～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上升了4.68个百分点，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7.06个百分点。而且，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但比重也在下降。可见，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而不是地区性的。
2000～2004年，中国与美国、欧盟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8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350亿美元，加上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中国2004年的贸易顺差仅比2000年增加80亿美元。如果计算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转口贸易，中国与美国、欧盟2000～2004年的贸易顺差增加了770亿美元，但与日本、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却增加了1040亿美元，总的看来，这几年反而是增加了650亿美元的逆差。
进一步看，外资企业可以解释中国对主要国家贸易差额的70～80％，中国贸易差额是全球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尤其是亚洲国家产业链转移地结果。1999年，中国为出口加工目的而进口的产品中，25％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台湾地区，20％来自香港地区、新加坡和韩国。但只有5％来自美国，7％来自欧盟。另一方面，生产出来的产品却有26％直接销往美国，如果加上经中国香港地区转出口的产品，美国的份额可能略微超过30％，欧盟则分别是14％和19％。这表明，中美贸易失衡事实上是亚洲地区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两个地区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即美国的高消费和亚洲地区的高储蓄，同时也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后，生产分工模式变化的必然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汇率水平。因此解决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眼睛不能光盯着中国的汇率水平。
二、各国经济货币领域的合作是解决当今世界经济问题的无奈选择
如果中国将借给美国的部分资金用于国内发展，可以改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但美国如果不是大幅度提高利率，美国也无法轻易弥补资金缺口，而大幅提高利率却会严重损害经济。当然，美国经济的衰退，最终也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因此，美国应认真反思自己的经济政策，主动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货币磋商，而不是简单地往国际社会转嫁国内的经济矛盾。就具体合作内容而言：
1、在实体经济方面：经济结构调整
既然短期内改变世界经济失衡、调整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能性不大，那么当今应加大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中国与美国的协调，防止经济衰退，为双方经济结构乃至世界经济结构的根本调整赢得时间。近期，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共同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
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市场利率，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地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G20北京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
中国：要放在国际视角下解决好中国的汇率问题，不仅仅是水平问题，也不仅仅是机制问题，是涉及中国结构调整和诸多方面改革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应做好以下七件事：
第一，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且外汇储备不高，为了控制外汇风险，国家采取了严格的资本、外汇管制，严格限制外汇资本的流出以及各市场主体外汇持有量，将大部分外汇资源集中于国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市场主体大量合理的用汇需求被强行压制。当前，外汇储备大量增加，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有可能从体制的角度重新思考与安排各项外汇管制政策，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市场主体各项原先被压抑的合理外汇需求，进一步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重新将外汇资源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布。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过程的特征，可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有略微升值压力的状态下，近期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改革。
一是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增加企业持有量。随着市场主体管理外汇风险能力的提高，反过来又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二是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提高金融机构在自由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三是随着企业、金融机构、个人持有的外汇量增大，汇率风险的加大，应不失时机的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只要保持人民币资本项下有限兑换的前提，充分竞争市场中的金融与外汇衍生工具和其他各项金融产品、风险管理产品都可以大胆的引进，积极地试点，进一步放松国内外汇管理政策，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从根本上保持人民币的基本稳定。
四是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适时推出美元做市商制度。当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是由企业的强制结售汇制、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及人民银行直接入市买卖外汇，在外汇市场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三个部分组成。在这种调控机制下，市场主体的外汇持有意愿受到一定的抑制，人民银行的市场操作对象的影响仅局限于现期汇率。在逐步推动企业意愿结售汇制和逐步放宽对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限制的同时，可在美元/人民币市场上，借鉴外币对交易，引入美元做市商制度，提高人民银行调控的灵活性。公开市场操作可先局限于这些做市商。在公开市场操作方面，既可采取现货交易，也可灵活采取远期、掉期等交易方式，既影响即期汇率，也影响远期汇率，进一步做活境内的外汇市场。
第二，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
无论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教训看，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但我国在具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重性质的贸易融资方面，资本管制仍存在一定的漏洞，例如对非居民在中国境内个人购房、买商业地产资本投资性质的外汇收支没有任何管理办法。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外资进入境内房地产市场都有不同程度限制的背景下，我国却使境外“热钱”通过上述渠道大量流入境内房地产。“管住了前门，但未管后门”，进一步给人民币升值制造了压力。因此，我国一方面要调整国际收支的统计方式，区分居民和非居民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加强对外资进入房地产状况的监测基础上，尽快出台有关管理办法，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监管。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根据外汇市场的发展状况和资本有限流动的进展，有必要时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以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
第三，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顺差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当前应在继续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基础上，坚持引入外资的战略性安排，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在此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另一方面要政策导向企业，中国境内不缺资金，要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同时，还应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实现平等“国民待遇”，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与此同时，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当然，这种调整仍应服从于整个资本帐户逐步开放的战略，放松企业“走出去”管制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资本管制的完全放开，要防止人民币预期发生反转时，国际游资利用制度漏洞的大量外逃。
国际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应用
中图分类号：F74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3-000-02
从本质上分析，贸易政策自由化的提出，可以切实保障世界范围内各个要素配置在效率上得到有效提升，从而不断增加各个国家在经济方面的福利。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贸易政策，尤其是基于政治经济学考虑的贸易政策，其强调的并不是立足于经济学理论上成本与收益的简单效率计量，而是与各种政治因素紧密联系的复杂性贸易决策或方针。由此可知，无论是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是国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就贸易政策的本质而言，其最终应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国家内部利益的最大化。
一、贸易政策中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就贸易政策而言，其国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又可称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时，其利用的方法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方法，而是国际层面上的现实主义方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际现实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义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大萧条时期，工业化国家以“以邻为壑”这一贸易政策为福利的举措进行了客观解释。以现实主义者为例，其主张的观点主要包括：1.国际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角色和主要分析单位是国家。2.理性占主导的国家所追求的是权利在自身层面上的最大化，但由于立足于国家整体而言，其整体利益更为重要，所以各个国家的政府便是保障这一整体利益的有效途径。3.成本与收益的基本分析，是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选择和决策的主要依据。除此之外，有由金德尔伯格、库拉斯纳以及格尔潘等共同提出的“霸权安定理论”，是贸易政策在国际层面上较为有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之中，一个国家的地位能够直接决定这个国家对外部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就是说，一旦在国际这一综合体系中，出现了一个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等各方面力量超群的个体国家时，这一国家必然会要求并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开放的国际化贸易体制，从而通过报复、制裁等一系列强制手段进行相关规则、条例的执行和实施。
二、贸易政策中国内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贸易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作用、彼此交涉的结果，还是各个国家自身内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整合影响和综合作用的最终结果。从这一角度理解，贸易政策便是各个集团利用政治进行利益决策的真实反映。在国内层面上，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包括以下理论：
1.人们在政治领域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需求者，选民会直接投票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利益增进和扩大的候选人。而作为政治这一市场的供给者，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这些决策者都会尽可能追求当选或是连任。在贸易政策决定中，这一理论的应用，需要对经济市场进行假定，即竞争完全、收入二次分配可行、以简单多数的直接投票原则决定当选者、零投票成本以及决策者选择自由贸易政策。
2.斯托帕尔-萨缪尔森定理。该定理认为，当一个国家在劳动者数量上大幅度超过资本所有者数量时，如果其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出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进口，那么，政治层面的决策者便会以绝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观要求对贸易政策进行自由化开放。反之，如果这个国家的密集型劳动产品属于进口，而密集型资本产品属于出口，那么，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便会使得绝大部分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故此，该国家会产生自我保护的倾向。这就是国际贸易政策中经常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
三、贸易政策中综合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应用
（一）研究DUp经济
DUp，其实是与非生产性寻租直接的活动的简称。克鲁格表示，与经济学理论上单纯的寻求社会财富增加不同，这不是简单的寻利行为。虽然这种直接且不具备生产特性的寻租活动既不能直接增加商品的商业价值，也不能间接增加其劳务价值，但是，却可以通过特殊形式寻求并收获最大化的综合利益。在国际化贸易活动中，这一理论便有典型表现。通过一系列的院外活动，利益集团可以直接对相应产业实行两个贸易管理措施，以此确保集团可以获得相应的利益。其一，最高规格关税的实行。其二，进口、出口配额的直接保护。通常情况下，这种院外活动的开展和进行的理由或原因包括三个，即某一政策的存在、某一政策的实施以及某一政策的结果。就关税政策而言，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整个民族工业的全面发展。但是，当国内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企业垄断现象时，其他企业便会失去提升质量、改进技术、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的能力和激励，故此，关税政策便会自然成为保护寻租行为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进口许可证制度、汇率高估管理制度、进口配额、外汇管理制度等一系列伴随进口替代性政策制度存在的制度和条例，也会产生相应的经济租追求活动。从资源应用的角度分析，虽然这些活动属于对社会经济资源中有效资源的消耗和浪费，但是，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社会成本的贸易保护，并逐渐发展成为其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选择贸易政策工具
当今世界，各个国家广泛使用的贸易政策其实是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分析是相背离的。事实上，之所以让国外直接承担例如反倾销税、自愿出口限制、反补贴税等系列保护成本造成的大规模福利损失，而不直接运用在政策上可获得最优化经济效率或次优化经济效率的工具，是因为政治决策者考虑其影响因素、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时，不仅要从经济层面上深入考虑，还要从政治层面全面分析。
（三）分析贸易政策决策
综合分析发现，发达国家中，绝大部分在自身政府管理上，都形成了两个相对独立且彼此分离的政策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是产业部门，另一个领域是国民经济。按理说，政策焦点原本应该属于宏观理论上的国民经济管理，但实际上，却是偏向于单个且微观的产业部门的。针对这一点，行政部门之间的一系列活动体现得较为显著。以行政部门之间的内部或外部妥协，以及行政部门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为例。这便是美国现行寡头政治最核心的特点，正是由于行政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牵制，反而阻碍了代表大部分人利益的贸易优化政策的实施。在政治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就各大产业而言，其反对外国进行贸易竞争保护的具体程度和高低，可以切实利用经济计量这一科学合理的方法进行分析和判断。针对这一方面，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试验。同时，这些丰富的文献和研究也为贸易政策中保护性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
四、结束语
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政策的研究和分析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自由贸易政策，还是反对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决策都需要经过宏观和微观的综合分析。当然，利用科学有效的经济计量方法进行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程度计算和预估，也是保障国际贸易双方基本利益必不可少的分析策略。也就是说，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自我国家在要素配置和经济福利方面的收获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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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波，都莉莉.从贸易保护主义到wto形成——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贸易政策演变[J].大连大学学报，2009，05：115-120.
国际经济政策篇4
一、“十二五”期间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萧条将长期化
先看美国
美国爆发的次债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进入虚拟阶段后所爆发的第一场全新形态的危机。这场危机之所以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同,首先,是因为这场危机的爆发不是基于传统的资本主义物质产品生产过剩,而是由于金融商品生产过剩。我们把这场危机与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资产泡沫危机作一个比较,就可以看的很清楚。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其根本特征是生产过剩,由于过剩,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要输出商品,也要输出资本。当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时候,日本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所以,日本的资产泡沫危机,仍是处在物质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危机,与200多年前发生在荷兰的“郁金香”泡沫没有什么不同。而美国在资产泡沫破灭时却拥有已经长期化的巨大贸易逆差,资本输入也已经长期化了,资本的主体已经转移到物质生产领域之外的虚拟资本主义阶段所发生的资产泡沫危机。
其次,由于资产泡沫危机发生的历史阶段不同,资产泡沫破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也完全不一样。在商品与资本“双过剩”的日本,由于国内生产超过国内消费,即便是资产泡沫破灭也不会对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产生太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日本资产泡沫破灭后的十几年中,经济只是陷入低增长而没有发生崩溃的原因。而已经进入虚拟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由于国内的生产大幅度低于国内消费,进口商品已经占到国内物质产品消费的40%以上,制造资产泡沫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从其他国家换钱以支付实物商品进口,因此资产泡沫的破灭必然会导致国内的产品严重供给不足,使经济增长停滞与居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三,资产泡沫破灭必然会给金融体系内部带来大量有毒资产。日本处理有毒资产的方式,是迫使一大批企业与金融机构倒闭,形成了大约300万亿日元左右的银行坏帐。由于日本经济在资产泡沫破灭后仍然保留了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因此能够依靠本国企业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用企业利润一点点把坏帐的窟窿填上。而美国,当资产泡沫破灭后,庞大的有毒资产基本上没有得到处理,而是用修改会计规则和冻结债务清偿的方式,暂时将金融机构的坏帐掩盖起来。当这些坏帐再也藏不住时,必然会再经历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由于美国的物质生产严重衰落,已经不可能象日本那样用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利润填补金融系统坏帐,美国将用怎样的方法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就成了疑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如果美国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不能修复,美国创造金融泡沫的能力就得不到修复,美国就走不出这场由次债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萧条。
有人说美元是硬通货,美国人可以用多发美元的方式来支付进口与清偿债务,就是向世界上所有使用美元的国家多收“铸币税”。这样的观点我不同意。因为,美国维持长期贸易逆差的手段并不是靠“铸币税”。铸币税是流出美国的美元,每年也就几百亿美元,累计也就数千亿美元,而美国在高峰期的年度贸易逆差就已接近1万亿美元,仅新世纪以来的贸易逆差就已高达数万亿美元。所以,美国能长期维持贸易逆差,主要是靠从资本项下向外输出金融商品,使大量流出美国的美元又通过购买美国资产的方式重新流回美国,由此形成资本项下的顺差补经常项下的逆差。而以铸币税形态流出美国的美元是不会再流回美国的。
由于流出美国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商品又回到了美国,所以美国就不用多发美元,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不断拉大贸易逆差,而广义货币规模与美元币值又能长期保持稳定的原因。如果美国破坏了原有的游戏规划,用多发货币的办法支付进口乃至偿还国际债务,而没有能力用美国的金融商品回笼美元,美元返回美国的环流就会中断,货币发行规模很快就会上升,在美国之外流通的美元规模也会很快大幅度增加,离全球性的严重通胀与美元的严重贬值也就不远了。所以,美国如果大量发行美元,就是以美元的货币霸权地位为代价的自杀,不到万不得已,美国是决不会走这条路的。
表面上看,美国似乎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恢复物质产业的竞争能力,使美国经济能够不依赖用金融商品换实物商品也能生存;另一条是搞出一个新的金融商品增长点,让金融机构重新赚钱来填以前的坏帐。从前一条路看,奥巴马目前正在走,但很难走得通。目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生产要素及商品生产成本上的差距仍在20倍左右,这是导致发生新全球化的原因。美国想走回头路,把生产放回国内来消除贸易逆差,生产成本也得上升20倍。按消除5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计算,就得在国内增加10万亿美元的生产成本,还得再加上数十万亿美元的生产投资,这是美国无论如何负担不起的。
从第二条路看,美国目前是想以低碳经济为新的金融增长点,搞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这必须有欧洲、日本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配合。因为,美国是想用低碳金融商品从这些经济体手中换钱。最想让世界气候大会谈成的是美国。可欧盟想借美国的这场危机夺取美元的霸权地位,就不会给美国这个机会,歌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第一天,出现一个所谓“丹麦方案”,让发展中国家有义务而无实惠,最终由于发展中国家不肯签约致使大会无果而终,就是欧洲人的政治手腕。
由于美国直到目前也找不到处理庞大有毒资产的出路,美国的危机就会在明年重来,到2012、2013年趋于严重。由于找不到新的金融增长点又走不了回头路,美国经济就有可能长期走不出去。由于美国的次债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进入虚拟阶段后爆发的第一场危机,这种形态的危机最终将如何收场,目前还只能作出这些判断。
再看欧洲
现在很多人都已看清,只有欧元能够挑战美元,欧元的出现,本身就是欧洲人要挑战美国人的货币霸权地位。次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3次站上兑美元1.5以上的高点,但这3次都不是因为欧元强,而是美元太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与经济受到了一次次的剧烈冲击。前两次欧元从1.5的高位跌下来,都是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周边策动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甚至发展到俄罗斯舰队与北约舰队在黑海的对峙。去年12月4日,当欧元第三次站上兑美元1.51高点时,美国的三大评级公司突然同时宣布对欧元区5国调低信用评级,用打击欧元区信用的方式来压制欧元的强势,由此诱发的欧元危机,直到现在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美国能够从信用角度打击欧元,是因为欧元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只有货币统一而没有财政统一。有许多人指责是德法急功近利地把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欧洲国家拉进欧元区才导致了今天的问题。这很不全面。对于大国来说,由于财政统一,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落后地区支大于收的矛盾。美国、英国与日本由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都要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70%以上,但是欧盟集中的财政收入仅占1%。此外,对欧元区来说,只有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而对欧元区各国来说,却是只有财政政策而没有货币政策。一个政治与经济统一的国家,如果财政入不敷出还可以向央行透支或借款。但欧元区国家由于货币政策被上收,救市只能靠多发国债,由此导致欧元区国家的平均债务从2008年的2%飚升到去年的接近7%。希腊等5国以前的经济发展状态就不好,为了救市国债就发得更多,所以被美国抓到了机会。
欧洲要想挽救欧元就必须严格控制欧元区各国赤字的增长,但欧洲经济会由此陷入严重紧缩,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是严重制约。同时,紧缩赤字所带来的消减工资和福利必然会引起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动荡,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增长,近来在英国和希腊所发生的大罢工就说明了这种情况。欧盟要想彻底解决欧元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欧盟的政治体制,让财政与货币统一起来,这样欧洲就会向一个真正的“国家”迈进,但也可能由于欧盟各国分歧严重导致欧元,欧盟分裂。目前看,欧盟将走向何方还很不明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不论欧盟在这场危机中是向前进还是向后退,都会经历一个较长期的痛苦过程,是一个伴随着需求收缩与社会动荡的较长期低增长时期。
此外,由于美国目前对欧洲的政策就是“我不好你得比我更不好”,即使欧盟国家通过内部协调能够化解危机,甚至是通过推动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统一,杜绝发生欧元危机的缺陷,美国还是会找到打击欧元的新途径。特别是当未来3年美国经济再次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出现二次探底的时候,美国打击欧洲经济与欧元的力度会更大。
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三条结论:
第一,由于美国的庞大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互相拆台,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
第二,由于世界经济可能陷入长期萧条,各国政府就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从长期看,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是低利率、低增长与高通胀并存。
第三,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了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
二、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首先,由于世界经济二次探底与中国的第二轮产能释放都集中在“十二五”中期,所以由“十一五”中期所延续过来的各种内外矛盾可能会在“十二五”中期爆发,而且会比上次爆发得更严重。所以“十二五”的主题不应是大发展,而应是反危机。主要措施就是通过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释放需求,推动增长。
其次,由于中国通过结构调整能够释放出巨大的需求增长空间,当世界经济进入长期低迷时代的时候,只有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较高速增长。世界经济萧条会进一步加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他们在争斗中会彼此削弱,逐步衰落。在这个“我涨彼落”的过程中,中国相对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力增长速度会加快,由此会使世界力量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
200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第一次超过美国,工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也指日可待。今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所以就经济规模而论,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工业“老大”,亚洲的经济“老大”。
物质生产规模全球第一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概念,而是标志着中国国家利益的世界化。展望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出将超过美国而成世界第一;展望未来40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将超过5万美元,总量将超过75万亿美元,将是目前世界总产出的1.5倍,所以越往后看,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与市场越是世界性的。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在当今形势下,中国已经度过了需要“韬光养晦”的时期,到了积极主动地争取中国对外经济利益的时代,而为了主动争取中国的长远国际利益,从现在起就必须用全球视角进行长期的统筹谋划。
第三,未来20年中国还不是争当世界“老大”的时候,但是要当亚洲的“老大”,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美欧争霸无暇东顾,给中国走向亚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时机。以出口导向经济为主的亚洲各经济体,由于美欧在危机与长期经济低迷中都顾不上亚洲,也只能更加倒向中国。中国在此时整合亚洲经济的阻力就会小得多。
中国走向亚洲的第一步应当是走向中南半岛,即与东盟国家加强经济联系与政治合作。要加强经济联系就必须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建设好泛亚公路、铁路和航道。要给人以利益和实惠,换取政治上的合作。所以,中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应放在亚洲,发展投资与贸易也必须从长远着眼。
在走向亚洲的同时,也要同时安排好如何经营非洲与拉美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中国重要的资源来源与出口市场,也是中国的政治盟友。
第四,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期低迷是否有利于中国的金融开放?中国是否应在未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我认为,对这些问题都必须持谨慎态度。至少在未来10年内,将是国际金融与货币关系最为紊乱的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加快中国的金融开放步伐,就很容易使外部的剧烈动荡传导到国内。中国能够躲过亚洲金融风暴和美国次债危机的冲击,其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开放资本市场和让人民币国际化。
第五,在世界经济低迷中应当怎样看待人民币走势。前一阶段美国高调要求人民币升值,但大幅度升值肯定不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因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人民币升值就意味着美国必须为同等数量的进口支付更多美元。所以,美国人一直在重复“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的说法。但美国人也不希望人民币是弱势货币,进一步说,是更不希望中国经济不好。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资本输入国之一,中国的外汇收入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国际热钱,热钱流向中国,一是看好中国经济,二是看好人民币升值的前景。所以,美国绝对不愿看到任何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取强势,但人民币却是个例外,可以把国际资本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美国。如果我们看清了美国对中国物质产品与资本的依赖关系,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不仅对中国有利,也对美国有利。
由于欧洲与日本仍处在向虚拟资本主义形态过渡的阶段,物质生产还占有较大比重,德国和日本仍是世界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他们真心希望人民币升值,以有利于他们与中国的国际竞争。但在未来时期由于美国的经济麻烦大于欧、日,美元对欧元与日元会经常取弱势(虽然美国通过各种经济、军事等手段压制日元、特别是欧元的强势),但总的来说,美元的地位将逐渐衰落。所以,只要人民币坚持相对锁定美元的方针,人民币就不会形成对欧元与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态势。
国际经济政策篇5
一.美国财政部《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
今年4月12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一期针对主要贸易对象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报告表示，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并未操纵货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此次报告和以往一样，指出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但人民币对美元币值仍然“大幅低估”，人民币仍有必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
自1989年起，美国财政部每半年一次提交并公布《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其依据是《1988年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案》。该法案第3004条规定，报告必须考虑各国是否为了“防止实际国际收支状况发生调整，或为了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报告评估上一个半年度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政策，确定其是否存在“汇率操纵”。这份报告涉及的国家包括中国、日本、欧元区、英国、巴西、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它们约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三。
二.何为汇率操纵国？本文由收集整理
汇率操纵国是指人为控制本国汇率，使其故意偏离本国经济正常水平，从而增强本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的国家。一个国家人为地操控本国汇率，使它显得相对地低，令其出口商品价格相对降低，从而促进出口，为本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这就会引起进口贸易伙伴批评它为汇率操纵国。
汇率调整属一国主权范畴，几乎每个国都会或多或少地对本国汇率进行一些干预与管理，以维持汇率的合理和相对稳定。操纵汇率则超出了合理调整的范畴，为本国企业提供了不正当价格竞争优势，违反了国际贸易准则，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贸易组织明确禁止操纵汇率。
三.汇率操纵国的判定
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对于“汇率操纵国”的界定有多方面的严格标准，规定了一系列判断的依据和指标，主要包括6项内容：贸易与经常项目收支情况、持续单边的大规模外汇市场干预、外汇储备的骤然增长、资本项目控制及限制国际支付、本币低估及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本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增长。美国财政部若要将某一国家定为汇率操纵国，技术上来讲，要对比该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外汇储备总额、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化以及国际贸易额在该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等。
四.为何美国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近年来，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从未中断过，对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指责也甚嚣尘上，去年大选前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甚至一度宣称若赢得大选，上任后首月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制造业与国会频频施压，美国许多制造商认为，人民币汇率至少被低估40%；倾向于保护主义的议员，将人民币汇率视为造成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多次敦促财政部指认中国为汇率操纵国。但美国财政部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却一直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声称人民币仍有必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这是为何呢？笔者认为有三个层面的因素。
1.金融因素
此次的半年度报告显示，自中国2010年6月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升值，从2010年6月至2013年4月初，按名义汇率计算，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10%，若计入通胀因素，从2010年6月至2013年2月，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幅度约为16.2%；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幅下降，从2007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2.3%；此外，中国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强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基于这些因素，美国财政部认为中国不符合汇率操纵国的定义。
中国在外汇市场上的改革是有目共睹的。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自2011年第三季度起，中国已显著减少了对外汇市场的官方干预，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放松对资本流动的控制。2012年4月，汇率即期市场交易波动幅度从千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一；同年6月又进行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对于贸易项下的流动性管制也在不断放松，从而加快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制度。
2.经济因素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全球经济金融展望季报指出，发达国家同步实施无限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未带来实质性的复苏。美国由房地产市场和消费复苏拉动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在重复原有的发展模式，增速已不如从前；欧洲的紧缩政策有所松动，但竞争力的缺失无法使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失业率仍在攀升；日本安倍经济政策带来暂时的虚假繁荣，但很快将面临泡沫崩溃的风险。2013年下半年，全球经济仍将是令人失望的慢速增长。
若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它就必须据此对中国实施严厉的贸易制裁，如征收反补贴税，而这很可能招来中国的反制裁，不利于美国经济复苏。届时很可能引发双方的大规模贸易战，并超出两国范围波及全球，给世界经济复苏带来沉重打击。
国际经济政策篇6
因此,如何来看待当前的形势,就成为一个非常富有挑战性的课题。
G20峰会后国际金融领域的最新动向
4月2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在伦敦闭幕。主席应邀出席会议并且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在此次会议上,不同的国家基于自身的利益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和争论,有三个方面的议题是争论的焦点:
短期内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调整不易
从全世界来看,如何进一步抑制金融危机加剧,防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出现恶化状况,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作用,同时在这些国际组织里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是G20峰会争论的焦点。
在G20峰会召开的前夕,副总理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分别发表署名文章,指出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内在缺陷,就是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在这一体系下所导致的金融监管缺失和全球经济失衡。随着国际金融风暴的蔓延和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衰退,这种体制的脆弱性日益显著。
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1944年达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目前依然由西方七国为主导,其中美国占有17%的投票权,同时拥有唯一的否决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利益和责任显然十分不平衡。而全球经济失衡,是因为美国经济的高消费模式产生了过多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及过高的负债率和金融市场杠杆率。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储蓄率过高,全世界外汇储备2008年底为6.9万亿美元,亚洲就占4万多亿美元,中国近2万亿美元。在这种体制和经济格局下,当美国遇到经济危机时,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稀释、缓解其内部的困境。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急剧膨胀了2-3倍,更严重的是其资产方持有的是大量的垃圾资产。由于美元承担着国际货币的职能,美国实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持有美元的国家、企业和个人分担了美国国内金融市场调整的成本。
因此,中国提出应当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美元本位制,是强调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责任,其背景意义很明显,就是如何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机构里的话语权,降低个别国家对这些国际金融机构的的主导和操纵风险。
然而,短期内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格局实行起来并不容易。美元作为国际计价货币,对于巩固美国的金融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直接的,仅从美国向全世界发行美元所获得的巨额铸币税收入来看,它也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国际储备主导货币的地位。如果真像我们说的要依托imF发行非货币,实际份额怎么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呢?最直接的分配方法就是按照GDp占比,这样实际上更强化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现在有17%的投票权,如果按GDp分配的话它占20%以上,而中国的地位仅有轻微的上升,所以即使依托imF发行非货币,可能还是一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货币体系。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只能逐步、渐进地在现有格局下增强话语权。
此次G20峰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imF的资金规模从2500亿增长到7500亿美元,在增加的5000亿美元中中国注资了400亿美元,接下来预计话语权会不断提高。从长期来看,要逐步改变这个体系,需要发展中国家国力的不断增强。
首先,我们当前应该做的是在现有的格局内积极争取增大发言权,并积极发展对中国有利的、降低对美元依赖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近期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4月8日通过的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五个地区试行以人民币计价。对这一措施,目前大家将比较多的注意力放在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等方面,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可以降低对美元计价贸易的依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起步。随着试点的逐步被接受,这将成为未来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其次,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没有被本国的金融市场所吸收,所以导致储蓄流出,这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本土市场的不发达。例如,我国金融资源存在明显的期限错配现象,就我国保险业而言,资金来源长期化,而资金运用却是短期化的。而商业银行大量的资金来源是短期资金,但却出现越来越多的长期运用,这都反映了中国本土融资市场不发达。所以,我国在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金融渠道多样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此,现有国际体系的改进短期内可能有难度,但是应积极增大中国的发言权,同时不能忽视人民币国际化试点的推进,这是中国在当前的国际体制下应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进
此次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放松和经济金融全球化与金融创新下的监管不到位,助推了金融市场泡沫的形成。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离岸金融市场迅速发展,这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各国中央银行的监管。同时,在当前的金融监管体系下,金融衍生品被各国中央银行视为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传统的资本充足率约束等监管手段难以对跨国的衍生品交易进行监管,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地带,进一步助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步伐。在高额利润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盛宴当中,多重因素的助推使市场风险一步步增大。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被信用交易放大的杠杆效应就会迅速扩散。经历了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和动荡,国际上对金融监管方面的反思也相当强烈。
目前有几个趋势需要引起关注:
一、分业经营重新开始成为主流。回顾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演变历程,1929-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后,各界进行了系统反思和总结,其中一个结论就是混业经营使大量的银行资金流入股市,一旦股市大幅下跌,就会直接损伤银行,导致美国有20%以上的银行倒闭。1934年,美国制订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切断了银行和证券之间的资金流动渠道,进行分业经营。随后在分业经营的银行与欧洲多元化的银行的竞争中,美国的银行遇到了挑战。因此又逐步恢复为混业,促进多元化经营,并于1999年制订《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彻底取消了对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限制,使金融衍生品市场迅速发展,包括次贷证券在内的大量衍生品被推向市场。
经历了这一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又重新开始反思,为什么诸多大型银行的运营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的反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混业经营下金融风险的迅速传递,因此为了进行风险隔离、防止风险传染,分业经营可能将重新开始成为主流。
二、跨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成为趋势。许多金融创新跨越了国界和银行、证券、保险等多个领域,金融风险往往在这些领域交叉出现,所以只有跨领域国际合作的综合监管才能及时甄别国际金融市场风险。
三、原本存在监管分歧的领域开始形成共识。例如,美国原本反对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因为大部分对冲基金都是在美国注册,或者是由美国人主导的。而现在相关机构开始加强监管,提高市场准入,调整会计准则等等。因此,随着本轮金融危机的深化,很多监管方面的转变会逐步地显现出来,值得高度关注。
各国经济刺激政策如何进一步实施
关于各国是否要增加新的经济刺激政策,美国和欧洲的分歧是非常大的。美元是世界主要货币,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把国际货币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就是发行美元。但是,由于欧元的国际主导地位有限,欧洲不能大量发行欧元,同时它能使用的财政政策幅度也很有限,因为加入欧盟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因此,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不会相同,加之欧洲历史上就有国有化的传统,欧洲的政策措施就是适度的降息,适度的刺激,加上银行的国有化。
综上所述,这一次G20峰会上,各个国家在这几个重大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议。但是从短期来看,最恐慌的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经济会很快复苏,但是目前这些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方案之前,还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当前中国经济政策重点:应从危机应急转向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综合各种经济数据判断,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应当是这一轮周期的阶段性底部。
随着政府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的到位,以及从2008年11月份以来的高速信贷投放,迅速启动的城市化投资进程,使得2009年很可能即将迎来一个十分强劲的总需求的恢复过程,可能首先是环比的迅速改善,随后是同比的迅速改善。大的政策重点,应当从危机应对为重点的应急政策,转向可持续的复苏,推动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2009年实现GDp增长8%几无悬念
首先,从整体上,与美国、日本相比,我国有较强的负债能力,即“再杠杆化”。
一方面,据测算,2007年美国华尔街主要银行的杠杆比例是88倍,而我国几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0%左右,这意味着资本放大倍数的最大值是10,远低于美国银行的杠杆率。另一方面,美国的政府、企业和居民过度地负债,其非金融部门总负债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高峰时期达350%,而中国的情况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政府角度来说,表面上看,今年我国的赤字预算是9500亿元,创历史上新高,但实际上赤字占GDp的比重在安全线之内,国债占GDp的比重2008年仅18%,2009年也只有22%左右。而美国2008年底大概是60%左右,经过大量地发行美元大约上升到90%左右,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更高达130%。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策空间是非常大的。
从居民角度来讲,2008年中国居民的储蓄规模为21.5万亿元,而所有的住房抵押贷款、汽车按揭等共计3万多亿元。企业也是一样,在东南亚经济危机之后,企业的负债率为70%多,经过10年的发展,2008年底只有59%。
国际经济政策篇7
一、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与刺激政策调整动向
各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采取的刺激政策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急性的“治标”政策。包括高频率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向金融机构大规模注资、央行购买债券、大幅减免税费和发放消费券等超常规举措。一类是长期性的“治本”政策。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科技创新等。正是前一类政策，在较快地稳定国际金融局势的同时，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波动，增加了各国政府财政收支平衡的压力。可以预计，随着经济的好转，这类超常规之举必然会逐步退出。但是，由于经济复苏进展差别较大，2009年下半年以来各国实施退出政策的步调并不相同。具体情况是:
(一)恢复较快的美国已开始为退出刺激政策热身
受工业生产企稳回升和私人投资增长支持，2009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达5.6%，连续两个季度环比正增长。在这一背景下，今年2月美联储上调商业银行贷款贴现率25个基点至0.75%，把基础贷款最长期限从28天缩短至隔夜，把短期资金拍卖工具最低拆进利率从0.25%提高到0.5%，并从3月8日起关闭该渠道。但是，由于中小银行倒闭潮仍在持续，商业地产市场继续恶化，失业状况的改善不明显，美联储今年3月声称，仍需在较长时期内把基准利率维持在0—0.25%的低水平。同时，美国政府还公布了鼓励放贷机构减记还贷者部分或全部次级抵押贷款的新住房救援计划。
(二)复苏迟缓的欧盟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欧盟经济复苏较慢，2009年四季度GDp环比增长0.1%，逊于三季度的0.3%。去年12月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又遭遇了主权债务危机，即由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过高，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和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并暗示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也存在类似问题。对此欧盟应对比较迟缓，到今年3月底才拿出初步解决方案，致使欧盟经济遭到严重冲击，欧元区失业率由1月的9.9%上升到2月的10%。在这一背景下，今年3月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均宣布维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也未调整“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但欧洲各国政府都已宣称要控制财政支出，以便削减政府债务。
(三)陷入通缩的日本实施了新刺激政策
2009年四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长0.9%，好于三季度却逊于二季度。推动日本经济回升的主要动力是对亚洲国家的出口增长，但日本继续面临内需低迷问题。到今年2月，日本核心Cpi已连续12个月下降，陷入通缩的迹象明显。近期丰田等日产汽车的召回事件也可能进一步影响日本经济增长。为此，日本不仅在去年底追加了2009财年预算，用于扩充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促进住房投资、就业保障与环保，今年3月还通过了数字创历史新高的2010财年预算案，大幅增加社保投入。最近，日本央行又宣布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维持原利率水平0.1%不变的同时，把向金融机构提供的紧急贷款金额上调一倍至20万亿日元。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待退出问题态度迥异
受大宗商品需求反弹推动，印度和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经济快速回升，为防范通胀风险，2009年下半年起，两国货币政策均逐渐转向从紧，分别采取了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措施，越南等国也采取了上调基准利率的措施。但由于制造业以及消费需求依然低迷，2009年俄罗斯GDp下降了7.9%，俄罗斯央行今年两次下调基准利率50个基点至历史最低的8.25%。
综合各方面情况，对于世界经济状况和各国宏观政策的下一步调整状况，可以做出四点推断:第一，在主要经济体特别是美欧经济出现持续稳定增长前，不应对世界经济的元气恢复盲目乐观。第二，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不确定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会让各国从实际出发谨慎渐进地实施政策调整，在时机和步骤上很难做到全球协同。第三，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把调控重点转向超常规刺激政策的副作用，采取一定的应对措施。第四，各经济体今后会继续推进长期性经济结构调整，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力争为下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期打好基础。
二、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及各国经济刺激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尽管今年世界经济的恢复性增长有利于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但各经济体的宏观政策调整会不可避免地增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一)退出进程不一对我宏观调控的实施及效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目前我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势头尚待继续巩固，需要继续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在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上不能有效协同，将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影响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对经济平稳运行造成冲击。
(二)各国政策调整可能会导致“热钱”流出冲击我国金融市场
2009年二季度以来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外资看好我国发展前景的同时，境外“热钱”也在加快流入我国股市和房市。今后随着各国央行逐步收缩流动性，可能会导致热钱无序流出，引起我国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剧烈调整。
(三)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使得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强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逐渐好转，今后全球能源资源需求会继续增加，从而推动价格上涨。国际能源署等国际组织预测，今年石油需求将增长1.7%，钢材需求将增长9.2%，铜、铝需求分别增长0.8%和12.3%。另一方面，主要资源出口国如澳大利亚、印度和巴西率先实施的紧缩政策可能促使该国货币兑美元继续升值，该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也将因此难以下降。因此，预计全年大宗商品价格仍有可能高位震荡，我国今年会继续面临一定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使外需的非经济因素制约强化
一些经济体特别是欧盟和日本的“无就业复苏”状态在年内难以改观，必然会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温，我国也可能继续成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夹攻的对象。今年1—3月，美国、欧盟、阿根廷、墨西哥已相继对中国油井钻管、铜版纸、三聚氰胺、服装、高碳锰铁和打汁机等众多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或征收反倾销税;韩国从2月起也对中国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出口的生姜、马铃薯等各类植物实行禁运。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还将继续利用人民币汇率问题、“碳关税”等各种名目向我施压。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将处于贸易摩擦的高发期。
三、应对国际经济环境新变化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大国宏观政策的传导效应日益明显的今天，为有效应对未来各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各类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我们应继续未雨绸缪、做好预案，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一)密切跟踪形势，加强政策协调
高度关注国际经济形势和各国宏观政策变动。敏锐捕捉主要经济体各种经济数据和政策信息的最新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趋势和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深入研究外部环境变化可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应对预案。加强短期跨境资本流动监控。及时跟踪分析美国政策调整带来的汇率和利率变化对世界资金流向的影响，做好防范国际热钱冲击我金融稳定的调控预案，最大限度减少其他国家政策调整“溢出效应”对我的不利影响。灵活机动地搞好国际合作。大力呼吁各国在G20框架下协调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原则和步骤，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平稳渡过后危机时期。
(二)积极应对贸易摩擦，努力稳定和拓展外需
努力化解贸易争端。充分利用国际贸易保护规则，依法实施贸易救济，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继续健全贸易摩擦监测预警和应对机制，积极发挥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驻外机构的作用，及时为企业提供信息通报、应诉指导等服务。积极拓展新兴市场。继续利用对外援助等各种有效方式，努力提升这些经济体在我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例，促进与之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当前特别要加强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经贸人才的培养和国情社情的研究分析工作，做好与其它国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长期战略竞争的准备。妥善处理好汇率相关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国际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合理性；贸易政策应用
中图分类号：F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01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引发多端争议，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假设的不完全竞争市场之上的，所以也有人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众多缺陷和不足还不具备合理性，也无法取代传统竞争理论。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政策介入经济贸易的合理性的理论化概述，也被众多专家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政策不同于传统认识下自由竞争市场为最佳的理论，是对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合理性的论证，在不同的国家这一理论的实践效果大相径庭，所以世界各国对这一政策的合理性和应用都持有不同的态度。而在中国，面对这一理论也是对本国经济政策选择的重新定义，合理应用和适当把握是对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国际经济政策篇9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国际资源贸易总额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断提升，成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相关调查显示，各国国际资源贸易总值不断上涨的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价格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例如，伴随着石油价格的上涨，国际燃料贸易出口额逐步上涨，占整个国际资源贸易总额的很大比重。另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国家的工业化得到较快发展，经济体制开始转型，这也给国际资源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下表1是各区域国家资源贸易出口比重图，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国自然资源比重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各国国际资源贸易出口额存在很大差别。
表1各区域国家资源贸易出口比重
2不同国家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之间的差异
2.1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
发达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其经济发展方向有直接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国家的社会制度，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充足的资源是其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导致资源在集中的过程中，资源贸易理论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发达国家的资源贸易理论主要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超保护贸易学说两大类，前者包含多种经济学说，后者主要涉及国内垄断市场价格的控制和扩大国外市场两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对国家经济技术和制度进行整合。技术整合主要体现在通过经济技术的提升，从而增强国家的整体竞争力，技术整合是国家出台经济政策的基础。制度整合主要是指各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政策合力控制各资源的进出口交易，常见的经济整合政策有经济一体化、贸易环保标准以及技术标准等。
2.2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源贸易理论与政策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分配方式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据。面临着分配方式的转型，发达国家面临着如何整合资源，采用何种资源分配原则等问题。目前，发展中国家生产方式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依据的消费和生产，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发展舞台上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各发展中国家针对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自身的贸易条件。进口替代战略是近几年发展中国家使用的国际资源贸易政策之一，该政策主要目的是通过减少国外制成品的进口量，增加本国产品的使用数量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发展。另外，为了提高本国经济地位，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自然资源贸易机会和经济活动的主动权，试图打破国际资源垄断的现状，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3国际资源贸易政策措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国际资源贸易政策都不受wto的纪律影响，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wto关注各贸易国的进口关税，而各贸易国的贸易政策主要是针对出口关税制定的。另外，由于各国资源分布比例存在较大差异，很多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直接取代了国际资源贸易政策。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从出口税、进出配额和进口关税三方面对国际资源贸易政策措施的经济效益做了简要分析。
3.1出口税
为了控制本国资源的出口数量和生产数量，资源出口国通常会采用出口税对其进行控制，以此来影响资源贸易的价格和改变原有的贸易条件。出口税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出口税政策使资源出口国的国内价格降低，出口国内的生产者数量也随之减少，从而提高了政府的经济效益。但是，如果该国资源出口较小，会存在福利净损失等问题。另外，资源出口国还可以通过出口税政策结合国内贸易现状，改变原有的贸易政策，为本国国际资源贸易提供基础保障。
3.2进出配额
进出配额政策与出口税政策相比，其经济效益更加广泛。进出配额政策不仅可以降低出口国国内的资源价格，提高资源国际价格，改变原有的贸易条件，该政策还可以增强国内经济基础较差的生产商在国际资源贸易舞台上的地位。从资源出口国的角度出发，进出配额的主要作用是把该国在国际资源贸易舞台上交易的资源价格转移，为资源出口国获得更大的效益提供经济保障。
3.3进口关税
进口关税政策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通过阶梯关税政策，从名义上降低自然资源的关税率，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关税政策可以减弱出口产品多元化的能力。另外，进口关税政策重视以邻为壑的发展效应，对资源贸易国来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国际经济政策篇10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出现于二战之后。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成为协调国际事务的常设机构，而经济领域的协调则主要体现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的建立上。
二战结束前夕，一些国家深切感受到：国际经济的动荡乃至战争的爆发，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存在着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除了重建各国国内经济，修复和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也是重建战后经济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因为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仍然以商品交易为主，所以世界贸易的恢复必须排除制度方面的两个障碍：一是各国间的贸易壁垒，二是以邻为壑的汇率制度。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政策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币体系上。
1944年7月，由44国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讨论战后国际货币制度的结构和运行等问题。会议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其实质是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194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成立，它是关于各国汇率制度安排和调整的国际协调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于1946年开始办理业务，其主要任务是对成员组织提供长期贷款和投资，以满足它们战后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资金需求。主要贷款对象最初是受战争创伤较大的欧洲国家，后来贷款重点逐渐转向发展中国家。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是关于降低关税壁垒、商定国际贸易政策的共同准则以及调整各国国际贸易关系的国际多边协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立，在战后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有严格的组织管理机构和明确的宗旨，因而能保证世界经济在这一协调体系下正常运行；二是协调范围明确，可以在具体领域对所出现的问题进行调节；三是制定了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与协调的规则，使成员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出现的暂时的或非根本性的不平衡。
战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框架下运行的，尽管该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更多地代表了发达国家的利益，但它毕竟是多个国家共同协商产生的新型国际经济制度，在战后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在此期间，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发达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以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1973年，美国向全世界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及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的霸权相对削弱。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七国集团：一是七国首脑会议。1975年11月，在法国总统德斯坦的倡议下，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意大利、美国和日本六国首脑在巴黎郊外朗布依埃召开第一次首脑会议，加拿大与欧共体相继于1976、1977年出席。70年代中期以来，七国首脑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讨论世界经济政治的协调问题。二是七国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该部长级会议从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首脑会议以外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是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决策者。很多重要议题都是由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后，再提交首脑会议签字对外的。从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包括：
财政政策协调。在每年一度的七国集团首脑会议和财长会议上，七国首脑和财长就各国的政府预算、税收政策的协调等进行讨论协商并达成一定的协议，以促进各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解决西方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1978年举行的七国集团波恩会议提出“护舰队计划”，共同实行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等措施，标志着七国集团经济政策协调取得首次成功。在此后20多年中，财政政策协调一直是七国集团促进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平衡的主要手段。美国一向把财政政策作为反周期工具，特别支持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往往是美国频繁地推动其他六国实行“协同增长计划”，而德国、日本对财政政策的协调则显得比较被动。
货币政策协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一国货币政策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避免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七国集团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协调，主要是协调利率政策，即通过各国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来协商并确定政策方向，通过各国国内的宏观政策加以实施。如80年代初，七国协调降低利率，以促进经济回升与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又调高利率；而在股市危机和经济不景气时又调低利率。虽然各国从各自利益出发，有时意见不尽一致，但总的说来通过协调，大都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
汇率政策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主要工业国家实行的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外汇市场干预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特别是发达国家中央银行进行汇率调节的主要手段。从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在外汇市场干预方面的最重要特征是联合干预。80年代以来，七国集团为影响汇率的走势曾多次达成协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85年的广场协议、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等。进入90年代以后，西方七国特别是美日德三个最主要的工业发达国家，仍然对外汇市场多次进行联合干预。贸易政策协调。从第一次首脑会议开始，七国集团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对历次多边贸易谈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东京回合谈判期间的四届七国集团首脑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关贸总协定管理下的多边贸易谈判，对达成东京回合谈判的多边贸易协议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后期，几乎每届七国首脑会议都发表宣言，敦促乌拉圭回合取得进展。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接替关贸总协定管理世界贸易体系后，七国集团对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持仍未改变，并积极倡导多哈回合的谈判。但是，近年来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七国集团贸易摩擦不断，在促进多边贸易谈判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随之减弱。
金融危机救助贷款。在历次经济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期限太短，注资太慢，提供的国际贷款往往难以满足危机国的需要，而且其贷款往往附加一些宏观经济约束，经常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作为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七国集团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要形成有效的危机反应机制，面对金融危机充当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以抑制金融及经济恐慌。1987年10月爆发股市危机，七国集团即向世界展示出它有能力担当这一角色。90年生的历次金融危机中，七国集团也都发挥了一定的最后贷款人的功能。
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全球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协调作用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为机构协调。但是，由于它们在运行过程中的缺陷，其协调作用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批评，面临着多方面改革的压力。再如，世界贸易组织也存在着各种制度缺陷，如谈判交易费用因其成员数量增多而不断增加，谈判耗时长、灵活性差，协议生效后的执行成本高、执行难等。近年来，要求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的呼声也不断出现，特别是2003年坎昆会议失败后，这种呼声更加高涨。
第二，七国集团的协调效力趋衰。80年代中后期，七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曾经达到高潮，但是收益不大，没有达到政策制定者预期的效果，甚至还给某些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1998年俄罗斯被正式接纳为会员，七国集团更名为八国集团，但俄罗斯只参加政治议题的讨论，在经济问题上仍保持七国体制。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这些国家之间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协调性降低，近年来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剧了这种趋势。美国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往往是为了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但它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是将本国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外国的经济政策，要求别国进行经济政策的调整。美国的这种做法越来越受到各国的抵制。
第三，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及双边经济政策协调不断发展，区域自由贸易成为新潮流。在不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前提下，区域合作是对多边合作的补充。相对于多边合作，区域或双边合作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往往可以避开世贸组织谈判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世贸组织成员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促使一些地域邻近、经济互补的国家考虑优先采取区域合作的方法。坎昆会议的失败使得区域合作掀起热潮。目前，世界上已经签订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达179个，内部货物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50％以上。
在亚洲，除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外，近年来一些次区域性的国际合作也获得了发展。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地区成立了由东盟10国加上中、日、韩三国的次区域性合作组织，即“10＋3”，确立了首脑定期会晤、财长定期会商和政策对话等机制。目前，东盟10国已着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并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创建一个类似欧盟的经济共同体。东盟已与中国确定于2010年建成自由贸易区，同时也积极同日本、韩国、印度和欧美国家商讨建立自由贸易区。
欧盟各成员国的政策协调是目前较高级别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近年来，欧盟致力于促进欧盟各国向更加健全、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盟过渡。在实施“东扩”计划的同时，欧盟也积极开展跨区域的双边合作，先后与墨西哥、智利、南方共同市场、中东与地中海沿岸国家以及海湾国家协商建立自由贸易区，其中与南非、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议已经生效。
美洲经济贸易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一是北美自由贸易区向南延伸。美国与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四个中美洲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二是拉美自由贸易区取得实质进展。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为南美国家建立统一大市场奠定了基础。三是推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将由北美自由贸易区、安第斯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等联合组成，涵盖除古巴之外的所有34个美洲国家，从而建成世界上最大的南北区域经贸集团，但这一进程并不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