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32:03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1

内容摘要：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其经济与人口流迁的关系轨迹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尽管如此，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迁的关系还是可以给予我国较强的启示。本文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同样也可以通过人口流迁的调控与管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经济结构人口流迁经济发展

起伏不定―德国经济发展轨迹探析

德国经济曾经是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先锋，但近年来却始终徘徊在停滞的边缘，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其中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为第四次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剧回落并步入轻度衰退，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老化；二是外部冲击；三是周期传导。因此，德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张力度，在不突破《马约》标准和财政赤字压力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支出，2000年欧央行的四次减息对德国有较明显刺激作用；实行税改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扩张性政策目标；调整劳资联盟关系，稳定和改善就业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等。

2003年德国经济跌至-0.2%，成为1993年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其难点主要表现在：2002年经济复苏目标已然落空，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规模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

2004年，德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增长率达1.2%，继而经济增长趋于良好，特别是2006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其主要动力则是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同步增长，都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见图1）。而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GDp增速至3.2%，成为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年份。当时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何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将负债率控制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约40%，铜等基本金属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欧元区年度通货膨胀率连续16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2006年德国通胀率达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胀也是德国经济的重要任务（见表1）。

2007年德国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至0.7%，2008年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欧元升值和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减缓为1.3%，特别是2009年德国GDp创近40年最大降幅，为-5%。与此同时，2008年通胀率却不降反增至2.8%，经济形势较为严峻。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通胀率伴随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明显降低（见图2）。

德国联邦经济部在2010年1月22日的“2009年度经济报告”预测2010年德国经济负增长2.25%，是德国史上经济下滑最快的一年。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将出现较大滑坡，分别较2009年下降8.9%和11.9%，失业人数将增加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8.4%。

不规则运动―德国人口流迁状态分析

从人口总量来看，德国总人口在十年间经历了缓慢增加继而缓慢下降的趋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德国人口从2008年的8222万降低到了2009年的8200万，又减少了20万。根据数据分析，尽管联邦政府推出辅助年轻父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09年德国的新生儿数字依然下降。据统计，2009年德国死亡人口数字还是高于新生儿，人口因此减少19万。同时，2009年从德国移出的人口数也高于移入人口。经测定，2030年、2050年，德国人口将分别递减至7720.3万和6874.3万人，仅相当于2010年预期人口规模的94%和84%，下降速度比较迅猛。届时，德国将陷入人口规模绝对短缺的境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或消极影响（陆军，2009）。

20世纪90年代至今，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总的流迁人数不断呈现下降趋势，这一降幅在1998年接近最高，而总迁出人数几乎呈现相当的趋势，变化不大。但净迁移人数同总迁入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1991年至2007年间德国公民在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流迁也呈现明显的特征，总迁入人口不断呈现下降的状态，而总迁出人数却缓慢上升，在2005年间迁出人口总数大于迁入人口总数，而德国种族被遣返迁入的人数与总迁入人数保持几乎平行的状态，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降幅较大（见图3）。

德国向海外移民的趋势上升，成为近年来人口下降的又一个漏出通道。2007年12月31日，在德国停留的外籍居民人数累计为6744.9千人。在来源结构上，较2006年呈现大幅增长的人口来源国包括保加利亚（19.9%）、卢森堡（13.3%）、罗马尼亚（15.3%）、黑山共和国（168%）和塞尔维亚（171%）。但是，德国与国外之间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2006年移民海外的德国人超过返回德国的人数达到6.6万，2007年又有16.1万德国公民移民海外。从德国与国外之间人口流动的连续数据分析，德国跨国净移入人口的差值出现逐年递减的显著趋势。从国际人口迁移净变动的数量看，依靠移入人口弥补国内人口自然增长缺口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

外国公民在德国和外国之间的流迁在1991-2007年间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迁出人数保持大致相当的数量，一直较为平稳，但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持续下降。德国流入人口除了劳工迁移、探亲等外，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也占相当的部分，只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处于困境的人数相对减少，而因为寻求避难而迁入德国的人口也相对下降（见图4、图5）。

德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定量关系分析

人口流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世界各国的流迁趋势也有力的证明，流迁的趋势绝大多数是从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富裕的地区。而且同时比较规律的是，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较好时期，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环境呈现一种繁荣的面貌，此时人口流迁的规模和速度也逐渐增加。德国经济发展与其人口流迁的轨迹也充分的印证了上述论点。

2000年德国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与此同时，人口流迁比率保持较高水平，达1.63%，但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由2000年3.2%降至1.2%，2002年降至0增长，2003年负增长，人口流迁比率也随经济下滑保持较低水平的平缓趋势，2001年为0.804%，2002年为0.65%。2004年虽然增长率不算高仅为1.2%，但在这轮经济周期中仍保持相对较高水平，人口流迁净迁移率也出现一个小高峰达0.957%，几近1%。2005年经济发展缓慢下滑降至0.29%，人口净流迁率也跌至几年来最低水平0.289%，但随着2006年经济增长至2.3%，人口净迁移率也升至1.927%，与经济发展状况保持一致（见图6）。

参考文献：

1.德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2.2003年德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分析.）

3.当前德国经济形势.bjwto.省略/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2084

4.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影响及分析.jxdoftec.省略/swtnews/View.aspx?id=8129）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2

关键词：信用货币制度；内在规律；全球m2/GDp；倒“U”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9)01-0014-05

一、问题的提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截至2007年底，货币供应量(m2)为403401.30亿元，而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246619亿元，m2/GDp的比值为1.64。针对这一现象，学者们对m2/GDp的水平、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它主要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m2/GDp的比值为多少是合适水平以及它的变化趋势：二是导致中国m2/GDp的比值增大的因素有哪些。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m2/GDp的比值究竟为多少是合适的没有定论，m2/GDp的变化趋势也很难预测。罗纳德・麦金农(1993)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过程中，m2/GDp会不断上升，但并没有给出上升的极限。李扬(2001)的观点是m2/GDp的比率相对降低和资本化率相对上升可作为现代化金融制度的一个标志。韩平等人(2005)指出，m2/GDp的演进轨迹将呈现Logistic曲线形状，将经历先加速上升，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最终趋于稳定状态的变化过程。在符合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并且下降速度递减的条件下，中国的m2/GDp上升路径将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2011年至2015年)出现折点，此后增长速度开始递减，并收敛于增长上限(3.4或2.6左右)，开始在一个基本稳定的水平运行；目前中国仍处于m2/GDp加速上升的阶段。

研究第二个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货币供应的角度人手，如易纲(2002)认为，间接融资(银行信贷)太多，直接融资太少，是导致中国m2增速快于GDp增速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从货币需求角度入手，如刘明志(2001)认为，m2/GDp反映的是货币需求的力量而不是货币供给的力量，m2/GDp较高意味着中国的货币需求比较高，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货币供应量过多。

但是，这些解释大多只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的比较，且在m2/GDp的比值为多少是合适水平以及全球该数值变化趋势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难免会有所局限。本文希望通过国家之间的横向比较与分析，理清以下问题：以1971年作为信用货币制度确立的重要时点，比较1971年前后世界平均m2/GDp的水平和趋势；不同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m2/GDp的比较；以两组国家为代表验证在信用货币制度下，是否有国家的m2/GDp呈现倒“U”型趋势。最后，对导致货币规模与经济规模的背离，即m2与GDp的差距日趋扩大的“喇叭口”现象进行更深入探讨，这涉及我们对信用货币制度内在规律的判断。

二、世界各国m2/GDp的水平和趋势(1961-2006)

(一)世界平均m2/GDp趋势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1961-2006年世界平均m2/GDp的情况如图1-1所示(其中1973、1975、1979、1980、1990、1991和1992年的数据缺失)。从图中可以看出，世界平均m2/GDp比率基本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在1999年和2000年超过了100％，2006年该值为96.49％。从图中可以看出，1971年以前，货币规模与经济规模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而1971年后，世界各国m2/GDp开始迅速上扬，居高不下，总体水平持续上升。

数据来源：wDionline

对比历史数据，共有63个国家1961年、1971年、1981年、1991年和2001年的m2/GDp数据齐全，其频数分布如图1-2所示。根据图1-2，各区间内的国家个数依据时间推移，有向m2/GDp高比例方向移动的趋势。在m2/GDp40％的区间内。随时间变化。国家个数基本呈递增趋势。如m2/GDp>i的国家，1961年仅为1个，1971年和1981年为2个，1991年有4个，2001年则达到了7个。由具体数据，可以发现这63个国家m2/GDp的峰值和平均值在不断变大。1961年，m2/GDp的最大值仅为127.79％，1971年为149.75％，1981年为180.83％。1991年上升为233.23％，2001年更是达到了288.06％。同时，其平均值1961年为23.47％，1971年上升为30.29％，1981年和1991年分别为36.83％和41.95％，2001年则达到了53.27％。

(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m2/GDp的变化趋势

进一步细分，对全球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分类，可得到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m2/GDp的变化趋势(见图1-3)，其每年的具体划分情况可参照《世界发展报告》。如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使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按2002年人均国民总收入来划分不同收入组别的国家或地区：低收入为735美元及以下，下中等收入，736美元一2935美元；上中等收入，2936美元―9075美元；高收入为9075美元及以上。

由图1-3可见，低收入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有较大起伏，这与落后地区的政治动荡、经济体制不完善有较大联系，如莫桑比克由于内战在1985年m2/GDp高达2,206.87，且这种异常值在计算平均值时没有进行处理。忽略低收入国家的异常波动，可知这四类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m2/GDp均值都出现上升趋势。

三、m2/GDp“倒U”趋势的实证检验

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从总体上看，通货(包括

硬币和银行券)与国民财富的比例先是上升，然后趋于平稳甚至下降，银行货币(支票存款)的比例也经历过相似的历程，即m2/GDp会随一国经济发展呈现一种“倒U”关系。后来一些学者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82)通过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假说。早期的研究表明，英美等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其货币化指数在1946年出现“折点”，“折点”处的值为0.9，而后便趋缓下降。尽管此后一些国家(如意大利1969―1979年和日本1972以后1的货币化比率有过接近甚至超越0.9或者1的记录。西方主要国家的货币化比率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也经历了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但平均来看，都未曾超过1946年的“折点”值。

从理论上讲，m2/GDp会随一国经济发展呈现一种“倒U”趋势是合乎逻辑的：货币的主要职能在于充当交易和支付的工具，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市场化处于发展中时，货币化程度较低，m2/GDp的比值相对较低；而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达，尤其是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日趋完善时，各种金融票据和资产都极易变为流动性较好的支付工具，从而会减少货币需求量。所以，m2/GDp的比值伴随着经济成长和金融市场的完善，会经历从低到高，然后从高点下降的过程：但是，图1-1表明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m2/GDp的比值实际状况与学理不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证明m2/GDp“倒U”轨迹是不成立的。

首先来验证1946年的“折点值”是否成立。对世界2006年的基本情况进行分析，世界银行数据库(wDionline)共包含了209个国家，128个国家有2006年的m2/GDp数据。其中，有19个国家的m2/GDp比例超过100％(表1-1)，包括了瑞士、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均超过了1946年的“折点”值。同时，对经历了“倒U”过程的英国进行分析，英国国家统计在线(nationalstatisticsonlinkuk)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的m2/GDp也已经大于1，超出了所谓的“折点值”0.9。

其次，如果仅仅考虑信用货币制度下的m2/GDp，是否有国家出现了倒“U”趋势?以两组国家为例，第一组是以加拿大、日本、瑞士、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第二组是以“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分别如图1-4和图1-5所示。根据图形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历了完整发展过程的亚洲四小龙，均没有出现完整的倒“U”曲线。

四、信用货币制度内在规律的探讨

也许不同的国家在货币化进程中，影响m2/GDp上升的原因会有所差异，但是由于信用货币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基本货币制度，并且世界各国普遍呈现m2/GDp持续上升趋势，那中国m2/GDp的变化趋势除了某些特殊因素外。也应该遵从于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我们有必要对影响m2/GDp上升的根本原因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世界平均m2/GDp持续上升的趋势揭示了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货币数量无限增长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货币量相对减少。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货币数量无限增长的原因

1、信用货币的数字化。先前的货币无论是商品货币还是金属货币都具有实实在的物理属性，充当货币的布匹、铁、铜、银和金等，其数量增长都会有一个自然的极限，而信用货币从纸币演变为电子货币，进而成为的数字符号；货币数字化的结果使得信用货币增长具有不可逆性，即数字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符号货币数字一旦降生不会消逝，而不像其他实物货币会随着岁月磨损最终失去价值。紧缩的货币政策通常对金融市场非货币形态的支付工具产生收缩作用，而对已经形成的货币数量不会减少，货币沉淀已经形成；如果从财务报表角度来看，货币资产数量表现为货币当局与商业银行的负债，一旦形成债务，即储户的净存款(社会公众和组织拥有的扣除负债后净货币数量)不会因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减少，覆水难收，其数额伴随着信用货币制度生命的延续而无限增长。

2、信用货币数量的调节功效不对称性。货币当局增加货币供给容易实现，减少货币供给的努力则会大打折扣，其结果对于相同货币乘数，扩张货币数量大于减少货币数量，这是因为中央银行货币调整的扩张弹性大于收缩弹性(新剑桥学派)，即中央银行一般可以轻易达到增加货币供应的目标，但是要收缩货币供应量却未必能实现，原因主要是货币需求旺盛时。银行体系会逃避中央银行控制而主动增加贷款，扩大货币供应，中央银行在货币供应形式、金融机构控制上存有漏洞，无法实行全面有效的管理。扩张性货币政策与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对货币数量增减的不对称性增加了货币数量，为更大的资产泡沫积累动能。从根本上讲，货币当局奉行的货币政策与工具是治标不治本，是一场“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游戏，流动性过剩与流动性短缺交替出现，但流动性过剩是主基调。

3、信用货币的内生性。内生性是指伴随经济运行而自动产生的货币。古典综合派提出了“内生货币供应论”，其主要命题是“货币当局无法对信贷的供应实行完全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已成为一个内生变量”。货币内生性的理由主要基于金融媒介的创新可以动员闲置资金、节约头寸、改变货币流通速度和企业创造非银行形式支付，通过扩大信用规模推动货币供应量增加。信用货币内生性使得货币具备自我繁衍功能。能及时满足经济运行所需，弥补了货币当局货币供给的僵化和迟滞，这也是信用货币制度的长处，但却不受货币当局的控制，无拘无束伴随经济运行而增长。

4、信用货币无“锚”的制约。信用货币制度与先前的货币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对货币供给是否有所制约，即所谓“锚”。在先前的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数量受限于货币材质的制造成本，如金属货币制度下，金属资源的开采、冶炼、提取和加工等需要付出代价。弗里德曼(1994)在分析金属货币制度为何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时认为：不管金属有多“贱”，仍然要耗费某种东西进行生产，这一成本就是对货币数量的一个限制。而在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供给量由货币当局决定，即货币的外生性是信用货币制度下唯一的“锚”，遗憾的是这也是货币滥发的源头之一。货币史表明，自从政府掌管货币发行大权始，发行货币就成为对付各种经济困局最便利的手段，很难指望政府会对货币发行自我约束，即便是具有自律且奉行独立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也很难实施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相一致，把货币供应量(货币存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物价指数与经济指数这两个“锚”来调控利率与货币供应量。时至今日，美联储同样造就了美元全球泛滥。事实证明，政府或央行能够理性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假设过于天真，货币政治化难以避免：“压力团体各有各的企图，赤字财政可用货币供应凑数，通胀可

作为间接抽税，等等，而什么大选在即，增加币量刺激一下经济是司空见惯的。”(张五常2003)。这恰恰证明了唯一能对货币发行起到“锚”的作用的美联储也是无能为力的。全球货币都以世界货币美元为“锚”，而美元这个“锚”却靠不住，可见全球信用货币制度就是一个无“锚”的制度。

(二)经济运行所需货币量相对减少的原因

1、货币流通速度的提升会减少货币需求量。费雪的货币数量方程表明货币数量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采用记账方式和信用卡方式会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全球每时每刻无数笔的交易支付瞬间完成。货币利用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文献验证货币流通速度为常量甚至下降，这与数量方程mV=pt中的货币数量m选取有关，其实m不仅包含了交易所需货币数量，也包括了没有参与实体经济运行的冗余货币量，即货币供应量的相当一部分没有被用于商品和劳务的交易，而是被用于支持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市值)的大规模扩张可能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Dow和Savillo1988)。货币沉淀现象广泛存在于居民储蓄、证券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外汇结余规模、居民收入分配和非组织金融等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杜子芳2005；陈华良2005)。

2、非货币形态对货币形成的“挤出效应”减少了货币需求量。按照美联储对流动性资产的定义――资产能以低交易费用转换为现金来衡量，货币的具体形态分别为m0、m1、m2、m3和L；但从充当交易的中介和支付功能角度来考察，货币就会超出上述范畴，金融和资本市场日趋完善为非货币形态的支付创造了条件，任何一项资产都有可能替代货币充当支付功能，即便是那些没有拥有狭义货币的货币需求者，运用信用方式就能达到交易的目的，而这些交易活动的完成并不涉及存量货币，由此对货币形成了“挤出效应”，减少了货币需求。除此之外，从绝对数量上考察。货币需求数量与经济增长按一定的比例增长，但与毫无约束的货币供给量相比却相对减少。

信用货币制度内在规律反映了信用货币制度与生俱来的矛盾：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货币，充当人类社会相互交换活动中所需的媒介，其数量能满易需要即可，而现实是数额庞大的货币远远超出交易需求。当货币从商品货币、金属货币演化到信用货币阶段，货币也从最基本中介支付功能进化为财富储藏和占有的主要形态，更异化为掠夺资源和财富的权力工具。货币数量超过经济规模的无限增长会直接引发两种结果：一是通货膨胀。使得货币的价值尺度变化不定，吞噬经济增长成果，降低社会公众财富；二是大量冗余货币游离于实体经济活动之外，沉迷于虚拟经济，成为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根源；经济危机的形态也由生产过剩的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流动性过剩将会愈演愈烈，直至信用货币制度的终结。

长时期以来，学者们一直对信用货币制度感到困惑和好奇，“这种货币体系的最终结果如何，还是一个未知数”(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于这一常见的货币泛滥现象，学者们见怪不怪，没有从根本上探究其产生的原因。一生都致力于货币研究的弗里德曼认为：只要奉行固定规则就可治愈通货膨胀：现有货币政策大都从技术层面加以处理，如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等方法。对于货币数量无限增长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货币量相对减少这一现象，本文认为这是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运行的结果，这一结论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信用货币制度：只要是在信用货币制度框架下，经济学家开出的调控货币的政策和工具的药方是有其局限性的。实践证明，各国政府都极力控制货币发行量，但收效甚微，货币泛滥并非仅为美元，全球各国货币都无法摆脱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的束缚。

近年来，美元肆意泛滥引发了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设想，如欧元之父蒙代尔(2008)提出了世界货币的构想：以美元、欧元、日元、英镑、人民币5个主要经济体的货币为基础，构建一个世界货币，并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组为可以发行货币的世界中央银行。对此我们应该持谨慎态度，如果新的货币体系依然是信用货币制度，那该制度就不可能违背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新的世界货币同样会重蹈美元泛滥的覆辙。

四、结论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

1、1971年布雷顿森林制度终结后，世界平均m2/GDp持续上升，居高不下；m2/GDp的比值大于1不只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至少有19个国家的m2/GDp比例超过100％，我们由此预测会有更多的国家出现m2>GDp的现象，且m2与GDp之间的差距会增大，即呈现喇叭口趋势。

2、自1971年信用货币制度确立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m2/GDp呈现完整的“倒U”型，并且“折点值”远远低于信用制度下的m2/GDp值，即使是经济与金融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没有呈现此种趋势。

3、货币数量无限增长与实体经济运行所需货币量相对减少是信用货币制度的内在规律，这一规律是世界平均m2/GDp持续上升的根本原因。

4、“流动性过剩”将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直至信用货币制度终结；“流动性短缺”间或出现只是对“流动性过剩”的短期矫正，不改变“流动性过剩”这一长期主要态势。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3

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日益增大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率持续显著下降的趋势，除石油外各类产品价格都不同程度地下降。据世界银行统计，以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GDpdeflator)计算，世界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年代为，9.0%，80年代和90年代持续降低到5.8%和3.7%，而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2.3%和1.7%。其中，美、欧、日等工业化国家的通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8.7%、4.6%和2.0%，2001年和2002年进一步降至1.5%和1.1%；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通货膨胀率在20世纪70、80和90年代分别为9.5%、4.7%和2.4%，2001和2002年甚至降为-2.0%和-1.2%；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跌趋势。即使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同期上述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下降趋势。

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在世界经济增长陷入低谷、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全球各类商品价格下跌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特别是工业制成品和信息电子类产品的价格普遍大幅下跌，严重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复苏。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在2001年仅上升了1.0%，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2002年美国各类商品价格继续走低，其中企业设备投资价格下跌了1.0%，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价格下跌了2.4%，服装类产品价格下跌了2.2%，个人电脑价格降幅高达20.9%。而且，价格下趺趋势还从制造业蔓延到美国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其中酒店价格下跌了2.1%，飞机机票价格下跌了3.8%，电话服务业的价格指数下趺了4.0%。通货紧缩正成为美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日本的通货紧缩趋势更加严峻，消费价格指数在1999年以来已经连续4年下跌，跌幅依次为-0.3%、-0.8%、-0.7%和-1.0%。其间，虽然日本采取了实施零利率政策、诱导日元贬值和不断增加货币供应量等旨在导入通货膨胀的措施，但通货紧缩趋势至今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虽然由于能源和食品类价格上涨而略高于欧洲中央银行规定的2%的上限，但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需求不足而面临下跌压力。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的通货膨胀率也降至2%以下，在2000-2002年分别仅为1.1%、1.9%和1.1%，并且至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迹象。目前，只有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发生金融动荡的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但即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也趋于稳定和下降。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全球价格指数虽然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但一般价格水平仍维持一定的涨幅，说明至今尚未发生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只有日本的价格水平近两三年来呈下跌态势，美、欧、东亚及其他地区的价格水平仍在温和上涨。但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率已经持续下降到不足2%的很低水平，许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近来普遍呈下跌态势，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通货膨胀率已处于战后历史最低水平，并且几乎不存在任何明显通货膨胀征兆，因此世界经济确实正面临着日益增大的通货紧缩风险，发生全球性通货紧缩的可能性在增大。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首先，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产业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降低生产成本和增加产出供给的同时，必然导致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产业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在世界各国产业构成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由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和产品更新换代快的特点，使其在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的同时不断降低产品价格。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还迅速向其他产业推广普及。传统制造业由于广泛采用信息技术，其产品的研发制造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使厂商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服务业在采用信息、网络和现代通讯技术以后，能够以比以往相对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服务价格也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出现新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得许多产品的价格难以上涨。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新形势，发达国家企业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以腾出空间发展新经济的同时，还将许多高新技术产品的不同生产制造环节，按照成本最低原则尽可能地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则专注于技术开发、品牌经营和营销网络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赢利水平的目的。发展中国家为适应国际产业分工和转移模式的新变化，充分发挥劳动生产成本低的优势大量引进跨国公司投资，不断提高加工制造技术水平和扩充生产能力，力争加入跨国公司的生产营销网络而分享部分利益。其结果是造成全球许多产品的生产能力过剩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产品价格的下降。

再次，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全球贫富差距扩大，加剧了总需求不足的矛盾，是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地位和所分享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控制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品牌和营销网络，因此能够获得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的绝大部分，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赚取少量的产品加工费。不仅如此，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制造工序或采用外包生产方式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内普通就业岗位的竞争，从而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其结果是制约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购买力水平的提高，使得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趋尖锐，一般价格水平涨势放缓，以致形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压力。

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美、欧发达国家实行的这种以反通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对其他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以及中东欧国家面对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也大多采取了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提高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对东亚和拉美发生金融危机国家提供援助贷款时，也要求这些国家采取类似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90年代盛行的以降低通货膨胀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当前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从以上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因素以及当前世界经济的走势看，造成目前全球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必然会导致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通货紧缩。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很小，也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首先，由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生产营销方式改变，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竞争加剧等结构性因素所引起的，建立在生产成本下降基础上的产品价格下降，不仅不会必然导致通货紧缩而妨碍世界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积极意义，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进步的必然表现。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因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生产成本下降而出现价格水平长期下降的阶段，但并未妨碍经济的持续增长。例如，西欧主要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在1874-1895年长达21年的时间内价格水平持续下降，但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美国在1917-1922年间也出现了价格水平持续下跌趋势，同样没有妨碍其经济增长。从当前的情况看，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市场竞争的加剧虽然导致生产成本和价格水平再度出现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并未因此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也不是导致个别国家和地区出现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的根本原因。日本的通货紧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泡沫经济破灭后，传统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应新形势而出现内需长期低迷不振，以及金融系统不良债权激增、信贷收缩等原因所引起的。美国经济的衰退则与新经济泡沫破灭、信息技术产业投资过度，以及恐怖主义袭击等因素有关，东亚和拉美地区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衰退主要是由于金融体系不健全和金融市场动荡所引起的。

其次，因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造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和全球价格水平走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不会必然演变成全球性通货紧缩，可以通过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以改变。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所引起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失衡是导致一般价格水平下降和经济衰退的直接原因。如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而不加干预，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就有可能最终导致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然而无论是在当代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拥有很强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和手段，国际上也已出现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因此，在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时，各国政府往往会相应地采取各种形式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和扩大需求，避免经济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或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产业层次上，经济全球化也为企业加快淘汰过剩生产能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产能力过剩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的持久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近年来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企业大多采取类似的积极措施来预防和减缓可能发生的经济衰退或通货紧缩。例如，布什政府上台后，面对美国经济增速下降和有可能滑向周期性衰退，采取了一系列以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为特征的财政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美联储在确认经济面临的主要威胁是需求不足后，同样毫不犹豫地连续12次大幅度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对减缓美国经济的衰退程度和促使经济迅速走向复苏发挥了巨大作用。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则大多采取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与此同时，世界各国也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通过淘汰、压缩落后的过剩生产能力和不断发展新兴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宏观经济调控和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有效地防止了世界经济进一步滑向衰退或通货紧缩，使得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

再次，现代货币制度是建立在不可兑换的纸币的基础上的，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说具有创造货币和信用供给的无限能力。因此，中央银行完全有能力对经济运行中所需货币流通量进行调控。战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践表明，主要采取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这种以扩张性为主的货币政策往往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而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主义货币政策则以抬高利率水平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要手段，这种以收缩性为主的货币政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4

关键词：瓦格纳法则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瓦格纳法则

19世纪80年代，德国著名财政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phwagner）在考察了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18世纪至19世纪近百年公共部门开支增长情况后，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规律”。他认为，导致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职能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工业化而趋于扩大。

他从三方面分析促成公共支出增长趋势的具体原因：

第一，从政治上看，经济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不断扩大，使经济和市场关系更为复杂，需要建立更为严密和完善的商业法规、司法系统，这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提供治安和法律设施。第二，从经济上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需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更多的资本，政府作为基础产业的投资者，既要考虑经济效益，也要考虑社会效益，需要更大的投入。第三，从社会上看，文、教、科、卫等领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将需要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的出现，也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支出。20世纪70年代初，财政学家伯德（Bird）在解释瓦格纳对财政理论的贡献时，将上述由统计分析得到的结论称之为瓦格纳法则（wagner’sLaw）。

由于瓦格纳并没有明确说明“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是指绝对额不断上升，还是指公共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人们对此法则就产生了不同理解。经济学家大多把瓦格纳法则理解为“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政府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也逐步提高”。

统计资料表明，最近的100年中，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是财政支出的绝对额，还是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都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在此期间，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部门都已经扩大，其中工业化国家在1880年左右开始扩大，发展中国家在1940年以后开始扩大，公共支出占GDp的比重原来多在5%-10%之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上升到平均20%左右，工业化国家为30%左右，有些国家则超过50%。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加强的必然结果，也标志着财政支出政策在全社会及宏观经济全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瓦格纳法则实现形式

瓦格纳法则背后的根本动因是政府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职能的不断扩大，为此，政府首先需要组织财政收入来满足其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入数量决定了财政支出的规模，决定了财政职能实现的程度。

从理论上讲，瓦格纳法则的实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同步增长，预算保持平衡；另一种是政府财政收支非同步增长，预算不平衡。现实中，财政收入的增长受到发展经济的制约。在发达国家，自动累进增长的税赋将阻碍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大幅增税更会给经济带来不利影响。这样，财政收入与支出同步增长的实现形式由于对经济的较多负面影响以及增税在政治上的不受欢迎等原因，几乎未被各国政府所采用。政府财政收支非同步增长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财政收入增长在前、财政支出增长在后和财政支出增长在前、财政收入增长在后。前一种情况，在没有前期赤字的情况下，过多的预算盈余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较多，后一种情况则较好地兼顾了各方面要求。

政府如何在不增税、甚至减税的情况下，做到财政支出继续增长？在发达国家，一定时期、一定比例的调整税种、税目和降低税率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减税空间主要通过发债来满足；在发展中国家，一则减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二则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本来就低，因此，通过发债来增支的手段运用的就多一些。它们共同的表现是当期财政收支呈现一个缺口。

此外，宏观税负的高低与一国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的高低密切相关，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不可能在短期内有较大的起伏；税收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国家不能随时随意地变更税法。因此，财政收入在一定时期就是一个相对既定的量。而财政支出则不同，若不考虑财政收入对它的制约，那将是一个无限的量。伴随着财政支出的增长要求，财政收入应及时跟上。而现实中，财政收入虽然也在增长，但与财政支出增长相比，财政收入未及时跟上或未同步跟上，它们之间的缺口主要由国债来弥补。政府的财政支出在举借国债的条件下得以扩大，财政支出本身所具有的刚性很可能带来国债发行量的逐年上升的后果，从而使国债变临时性收入为经常性收入。结果导致了政府支出增长速度超过政府收入增长速度，使财政赤字持续不断、债务不断累积。

可以认为，不同时期的政府举债及其方式会对财政平衡和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总体说来，政府债务作为一种以偿还和付息为条件的有偿性财政收入形式，只能在财政收入体系中担任配角，即国家公债只能在无偿性财政收入不足以满足财政支出需要条件下才可登台亮相。政府活动的公共财政性质，决定了以税收为代表的无偿性财政收入形式，是财政收入的最佳形式。从长期来看，政府财政赤字不可能无限增加，发展到一定时期，如债务不堪重负时，税收等财政收入的上升是必然的。

现实中，宏观税负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oeCD成员国家20世纪中期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仅在18%左右，1980年则达到34%，1990年上升为37%，1994年上升至38.5%。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财政收入的增长方式上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税入构成中，具有累进性质的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绝大部分，如在oeCD成员国中，1995年主要税种收入占税收收入总量的平均比重依次是：个人所得税28%，社会保障税27%，一般消费税18%，其他商品和劳务税14%，公司所得税8%，财产税5%。累进税有较大的收入弹性，经济持续向好促使财政收入以高于名义GDp的速度增长，这自然有助于瓦格纳法则实现。发展中国家则以比例税为主体，主要通过增税来实现瓦格纳法则。

基于统计数据收集的局限，利用美、日、英、法、德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财政支出的不断上升，财政收入也在相应增长，较晚时期的收入会赶上较早时期的财政支出，在量上是一致的，但时间上不同步。

可见，在瓦格纳法则的实现过程中，世界各国基本上采取的是财政支出增长在前、财政收入增长在后的非平衡预算实现形式，具体实现过程是：政府为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社会协调发展，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在收入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支出出现大的增长或支出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因减税而使收入下降，或二者同时并举；由于政府支出不可能主要用债务来支撑，财政收入（税收）也就必然相应上升。在现代社会中，提高税收只是弥补部分债务缺口，政府财政收支之间的总缺口自出现之后就没有合上过，且呈不断扩大之势。

瓦格纳法则实现的重要推手：结构性赤字

由于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变化，通过发行国债弥补的财政赤字既可能是政府主动调整收支结构的结果（通常称为结构性赤字），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发生了周期性的变化而引起（通常称为周期性赤字）。瓦格纳法则的实现究竟是通过周期性赤字还是通过结构性赤字抑或是二者的合力是本文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里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数据对此问题进行分析（见表1）。

对我国周期性赤字、结构性赤字的估算过程如下：

第一，估算经济增长潜力。借用解三明（2001）等人的方法，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Y=a(t)LαKβμ，建立多项式拟合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潜力进行估算。

第二，将实际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潜力进行对比，算出国民生产总值缺口。

第三，将缺口数额同宏观税率相乘，得出周期性赤字或周期性盈余。这里的宏观税率选择预算内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口径。

第四，将实际赤字（或实际盈余）减去周期性赤字（或加上周期性盈余），即得到结构性赤字（或结构性盈余）。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部分年份政府财政均出现赤字，且呈现逐步递增态势。在赤字规模总体中结构性赤字占了绝大部分，约为78.63%，并呈波动性增加之势，而周期性赤字与周期性盈余规模大体相当,这说明了我国政府在大多数年份实行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不是仅仅在经济紧缩时期才这样。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的结构性赤字成为瓦格纳法则实现的重要推手。与此同时，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我国宏观税负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从降到升的过程。

综上所述，瓦格纳法则的实现是各国政府实现其职能目标的附属表现。为最大限度实现政府职能目标，各国政府采取财政支出增长在前、财政收入增长在后的非平衡预算实现形式，政府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瓦格纳法则实现的一个推动因素，与此同时，宏观税负呈现出一个不断反复、但总体上升的趋势，以适应政府职能不断扩大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赵志耘.论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J].财贸经济，1998（12）

2.卡里・布朗.30年代财政政策：重新评价[J].美国经济评论，1956（12）

3.刘雅丽.我国结构性赤字估算及结果分析[J].商业时代，2011（8）

4.坂入长太郎（日）.欧美财政思想史[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5.刘溶沧、赵志耘.中国财政理论前沿[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6.约瑟夫a・佩契曼.美国税收政策[m].北京出版社，1994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5

精算模型

本文假设职工医保“统账结合”模式为“板块式”,即个人账户支付门诊费用,统筹基金支付住院费用,并假设男女退休年龄均为58岁。[9]统筹基金余额等于各年统筹基金收入与补偿的住院费用之差和利息的加总。假设精算分析的目标期限为2050年,起始时间为2010年,则统筹基金余额的精算表达式为:（式略）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6

关键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失业率，财政悬崖，通货膨胀，美元贬值

一、qe3主要内容

2012年9月13日，美联储通过qe3政策，以每月400亿美元进度购买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并将继续“扭曲操作”，这意味美联储每月将增持850亿美元长期证券。同时美联储还决定维持联邦基金基准利率在0～0.25%的区间不变，并将保持利率至至少2015年。美联储期望通过干预货币供给信用量及利率调控等手段来达到增加就业、抑制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增长等特定的目标。

二、qe3政策实施背景

（一）美国疲态的经济状况

近期美国经济虽温和回升，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尽显疲态。前期经济衰退导致美国国内失去超过约800万个就业岗位，截止去年10月份仍有大半未能恢复。

失业率自2009年2月以来连续3年多高于8%，显著高于衰退前4%～5%的水平，且长期失业人口高达500万。去年以来，就业增量月均13.9万，低于2011年的月均值15.3万。美劳工部12年8月数据显示失业率由8.3%降至8.1%，而美联储政策目标是将失业率降至6%—7%左右，8月份非农就业环比仅增9.6万个，明显低于预期，且更多人放弃求职，8月份美国劳动参与率降至63.5%，创1981年9月以来新低。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数据显示，8月份美国ism制造业指数降至49.6，为连续3个月收缩，创2009年7月以来新低。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贸易赤字同比扩大0.2%至420亿美元，略高于6月创下的18个月新低。欧债危机致使7月份美国对欧盟贸易赤字创2007年10月以来新高，美国对欧盟出口低于上年同期，而欧盟对美国出口则有所增长。

（二）美国不容乐观的财政前景，

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一直在增加。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美国政府2012财年预算赤字突破1万亿美元，达1.16万亿美元，截至2012年9月4日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超16万亿美元，而奥巴马当选时仅约10.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增幅超50%。今年1月1日减税计划到期，政府开始削减财政支出。增税后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未来失业率预计进一步恶化。且削减政府支出直接导致社会总需求下降，社会总产出会被拉低，美国经济状况的重振将会更加困难。

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根源

从2008年起，美国已推出三次量化宽松政策。美如此依赖量化宽松，因历代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90年前的经济衰弱源于货币紧缩政策。

虽然qe家族拯救了08年华尔街危机、消除了10年通货紧缩，但到2010年4月失业率依然在9.6%的高位，且经济增长速度比qe1推出时还要慢，就业市场形势也没有明显好转。此次推出的qe3没设上限，美联储称：“如果就业市场前景没有明显改善，委员会将继续购买机构mbs，实施进一步购买资产措施，并动用其他适当的政策工具，直至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就业市场明显改善。”这虽体现美国政府救市的决绝，更表现出美国经济的衰败。

四、qe3政策的影响

（一）对中国影响

1.短期效应

1.1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1.1.1利于稳定对美国出口

中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中国制造在美国市场中占有较大席位。在美国“财政悬崖”带来削减开支的压力下，qe3的实施有助于稳定美国货币供应和购买力，避免中国对美的出口增长进一步下滑。根据密歇根大学的去年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报告数据显示：初值为83.1，创下近5年最高。对比中国9月国际贸易收支数据：出口1863.5亿美元，增长9.9%，创单月出口规模历史新高。表明qe3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提振美国消费者信心，刺激美国经济需求，稳定我国的出口。

1.1.2人民币贬值，抑制对他国出口。

qe3短期内向市场投放大量美元，美元供给迅速增加，美元贬值严重。作为中国一篮子货币中重要的组成，美元贬值引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人民币升值使出口产品的价格上升，降低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力。

1.2对外汇市场的影响

1.2.1带来新鲜资本流入

中国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显示，2012年3月至5月，外汇资产累计减少640.2亿元，2011年四季度与2012年二季度资本和金融项目逆

差分别为290亿与412亿元，表明中国面临资本净流出导致的流动性偏紧局面。qe3向美国市场投放大量美元，增加美元流动性，提升美元资本对外投资可能性。且美元贬值，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以寻求更为稳健的保值获利机会，利于舒缓我国资金流出压力。

1.2.2威胁外汇储备安全

qe3凭空创造美元供应，降低美元价值，美元贬值及几乎零点的利率，极大程度压低美元汇率，我国三万亿外汇储备的安全因此受到极大威胁。

2.长期影响

qe3的长期影响最主要体现在通胀方面。虽然qe3政策投放的美元短时间内不会完全进入实体流通，不会对通胀带来实质性影响。但美元作为大宗商品交易国际结算货币，其价值与大宗商品价格呈负相关。美元贬值势必带来大宗商品涨价。美元贬值预期，也使更多投资者或机构选择黄金等贵金属来保值，导致有色金属价格上涨。

受目前全球性宽松货币政策趋势的影响，中国央行被迫保持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大通胀风险。然而，通胀时期应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矛盾现象的出现，表现了货币政策在这一时期的有限作用。

目前全球经济都处于脆弱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通胀要素更加敏感，因此不可小视qe3对中国带来的长期通胀威胁。

（二）对美国的影响

美国是个完全消费型社会，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及未来收入预期是美国经济最大支撑力。从上图可知美国失业率在下降，“劳动力市场情况正在改善，但只是缓慢改善。”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7

二、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不同国家和地区出现价格水平持续走低甚至通货紧缩现象的原因不尽相同，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下因素是导致出现全球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

最后，许多国家长期奉行以反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目前全球一般价格水平走势低迷的局面。在20世纪70、80年代，美、欧主要发达国家大多经历过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是滞胀，以致90年代的宏观经济政策普遍以抑制和预防通货膨胀为主。在克林顿政府长达8年的执政时期，美国的财政预算政策始终以减少政府开支、削减预算赤字和最终实现财政盈余为目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也把重点放在预防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死灰复燃上，只要出现经济过热苗头而有可能引起通货膨胀时就采取预防措施提高利率。欧盟在向单一货币过渡的近10年时间里，规定了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要求成员国实行以稳定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力争实现低通胀甚至是无通胀条件下的持续经济增长。其中，财政政策以减少政府开支和削减财政赤字为主基凋，最终将财政赤字降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并力争在中期实现预算平衡和略有盈余；货币政策也以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和降低通货膨胀率为主，促进成员国之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趋同；工资政策则要求名义工资增长不得导致通货膨胀上升，实际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欧洲中央银行成立后，在欧元区实施以稳定价格为首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定欧元区的通货膨胀率不得超过2%的上限，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应保持在45%左右。

三、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陷入通货紧缩陷阱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8

一、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物价上涨的潜在因素正在形成和强化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物价形势的总体判断：尽管中国当前物价回落趋稳，但是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今后一个时期引发物价上涨的潜在因素正在形成和强化，长期通胀风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一）国际影响因素

1.美国第三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引发全球流动性充裕，物价上涨的基础性因素正在形成

在未来两年内，美联储将向市注入超过2万亿美元的基础货币，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货币创造的乘数效应，美国货币与信贷扩张保守估计将超过10万亿美元。充裕的流动性必将在投资者信心恢复的驱使下涌入实体经济领域，通过国际资本流动与贸易渠道，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生产要素和基础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构筑了全球通胀的长期基础。

2.为应对欧盟债务危机下财政紧缩政策对欧洲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压力，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成为必然的选择，进一步夯实和强化了全球通胀的基础

近年来，中国与欧元区经济日渐紧密。2011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总额已达4290亿欧元，连续7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欧盟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地。如此紧密的经贸联系使得欧元政策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趋显著。长期宽松的欧元政策必然成为诱发中国通胀的重要基础因素之一。

3.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不可避免，传导扩散全球通胀

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关键因素是国际大宗商品供需状况、货币因素和投资者风险情绪的变化。整体看，在全球强势货币的宽松政策背景下，受地缘政治和气候因素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投资者避险情绪的影响，粮食、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长期内总体将成上涨趋势，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向全球扩散。

4.宽松货币政策下的全球低息环境成为推动资产价格泡沫的有力因素：财富效应与资产负债表效应将诱发奢侈消费过度膨胀与投机泛滥，助长物价上涨和通胀预期

（二）国内因素影响

1.稳增长下的宽松投资政策将推动信贷投放与财政支出的更快增长

我国当前城镇化率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发展空间巨大。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落实“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决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力度的加强无疑会带动信贷投放与财政支出的更快增长。这些因素都对物价整体上涨形成潜在压力。

2.当前物价结构性通胀格局没有消除，部分产品（新鲜蔬菜与水产品）价格依旧处于高位运行，通胀明显

当前中国物价结构性通胀的格局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价格始终是导致物价水平上涨的主要因素，远高于其他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而食品价格上涨中鲜菜与水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又远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上涨幅度，部分月份已经达到两位数，对食品价格总指数的上涨起着主要的拉动作用。

3.物价回落速度减缓，正在筑底回升，通胀预期已现端倪

在美欧经济体先后抛出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国实施宽松投资政策作用下，对未来经济恢复性增长的预期已经阻止了物价持续紧缩的走势并呈现上扬态势。预期未来通胀的呼声也越来越多，通胀预期端倪已显现。

4.国际热钱流入冲击资产价格，诱发投资品价格上涨，助长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

在连续三轮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之后，中国经济的恢复性增长吸引了全球投资者目光，成为国际投机资本重点配置的区域。未来几年内，持续大规模热钱流入中国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国际投资资本的进入短期内会带来中国房地产、股市、商品现货期货以及民间借贷的投机炒作，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助长中国物价上涨与通胀预期。

5.人口红利下降推动产品成本上升，成本推动通胀压力增大

随着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日益老龄化，这一“人口红利”正在趋于下降。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的是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日趋上升。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建设等体制机制的日益完善，高收入部门对低收入部门的薪酬拉动作用亦日趋显著，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可能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物价上涨的压力也将日趋显著。

6.资源税费改革推动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加剧成本推动通胀压力

在当前物价水平较低时期，开展资源税费改革可能不会带来物价的明显上涨。但是，这种价格机制一旦形成，在经济持续增长和对资源性生产要素需求持续增加的条件下，容易形成加速上升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从这一角度看，资源税费改革完全有可能加速资源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

7.收入分配改革加快了非富裕阶层居民财富的增长带来消费需求长期上升趋势，拉动物价长期上涨

如何促进非富裕阶层居民财富的增长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目标，也是中国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通常高于高收入者，因此，可以预见，随着处于人口多数地位的非富裕阶层居民收入和财富的持续增长，居民消费需求也将呈现长期增长的趋势，对物价上涨形成长期持续拉升力量。

二、近中期国家调控物价的宏观思路与财政政策建议

针对近年来中国物价走势的特征及今后物价形势预测分析，我们认为近中期国家调控物价的基本思路为：密切关注经济形势和物价动向，加强政策之间特别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善于运用积极灵活的价格干预措施，积极构建稳定物价的长效机制，政策的着力点应更多地转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以促进实现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物价保持基本稳定这三重目标。

1.把握总量调节力度，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适度范围

财政赤字和债务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市场经济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从理论上分析，一定时期的赤字和债务政策既应考虑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需要，也需考虑通货膨胀和财政风险。关键是应根据国民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运用这一政策，并将财政赤字和债务控制在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围之内。

一方面，针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从促进经济增长和缓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来看，还需要运用财政赤字和债务政策，而且短期内中国扩大赤字率和债务水平也有空间。另一方面，运用财政赤字和债务政策必须坚持适度的原则，而且从长期来看还应把控制赤字和债务规模作为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

2.发挥财政的结构调整政策功能，缓解高投入增长方式的成本推动通胀压力

从长远角度出发，减少成本推动对物价上涨的作用，根本在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深化改革和实行制度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逐步转向更多依靠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驱动。

在转方式、调结构方面，财政政策大有可为。首先，财政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可以减少经济增长和发展对于能源、原材料等资源性产品的过度依赖，从而可以减轻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推动通胀压力。进一步扩大“营改增”范围，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可以引导企业优化投资和居民合理消费；对部分小型微利企业实施所得税优惠政策，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调整结构的积极性，并增加供给。其次，财政加大对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开发的扶持力度，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使人才结构更好地适应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可以缓解因人口红利下降而带来的成本推动通胀压力。此外，适当完善个人所得税政策也能够激励劳动者增加供给，从而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货膨胀的冲击。

3.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生产和供应支持力度

大力支持农业发展，着力增加粮食和食品供给，从源头上抑制食品价格上涨是财政政策的重点。此外，通过支持建立和完善农副产品储备制度以稳定农产品供应，以及加强对农副产品流通环节的支持以降低农副产品流通成本，也是财政政策抑制食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方式。

4.完善与物价相关的补贴和保障制度

由于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往往很高，以食品涨价引起的物价上涨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大。因此，完善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制度，对于抵御物价上涨带来的危害，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5.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财政政策促进物价稳定还需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需要进一步健全价格预警、调控和监管体系。

一是建立价格分析、监测和预警体系。完备而准确的价格信息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决策的依据，也是做好政府价格总水平调控工作的基础。当务之急，要在整合现有价格监测、分析系统的基础上，抓紧建立全国统一的具有权威性的价格监测、分析、平台。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9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20年的高速增长。1978－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52％。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20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10％左右，过渡到1998－2001年的8％－7％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7％－8％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9％，降至下限6％，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1998－2001年，中国经济一直在7％－8％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9％上下，有的估计，在8％－10％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8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1998年的9174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31302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50．5％，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2001年的21．8％，今年6月底存贷差已达到34007亿元，即目前有1／5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10年至20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7．5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4．35亿的1．73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1997、1998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7％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0．1提高到0．15，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40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

研究与动作，正确解决效率与就业的关系。

效率与就业这一尖锐的矛盾，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用牺牲效率与效益来扩大就业机会，将使中国丧失国家竞争力，永远沦于落后境地。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将使更多的人进入失业行列。那么解决效益与就业的唯一出路，是采取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的政策。中国发展经济的空间和容量是这么大，完全能够一方面有选择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关键产业、骨干企业的资本和技术的密集度，以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时发展以制造业为骨干的传统产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环节，大力发展服务行业，大力发挥民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这当然需要制定和实施一整套协调配套的政策措施。我以为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以上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应该可以并行不悖的，既可以达到效率提高的目标，又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目标，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唯一妥善途径。

把促进就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优先目标，不仅是基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裕不得不作出的决定，也是国际上达成的共识。前不久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就业议程》强调，创造就业机会不再是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而是宏观经济战略和国家政策的总目标。就业不仅是生存手段，还是融入社会、给后代带来希望的手段。就业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何况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保障充分就业与社会公平，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要继续实施并要正名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1998年从过去“适度从紧”的政策开始实现宏观政策的转变时，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都是中国条件下“扩张性”政策或“松动性”政策的一种变换的提法。“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性实质是无疑问的。货币政策只是因为考虑防范金融风险和稳定币值，才赋予“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复杂的内涵。它既包含反对通货紧缩的内容，又包含反对通货膨胀的内容（戴根有）。这样可以操作自如，但是人们的印象是缺乏方向感。

这两项政策已经实行了四年。其成效有目共睹，其问题众说纷纭。宏观调控政策一般是短期政策，这两项政策是要继续坚持下去，还是改弦更张？

拿积极财政政策来说，国债投资对促进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效应，是无疑的。但长期使用这一手段，一方面会增强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作用，与市场化改革目标相悖；政府投资一般效率也比较差，国债投资逐步倾于低收益或无收益项目，出现国债投资效用递差现象；政府工程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发生腐败。随着时间推移，积极财政政策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但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据我看有三个条件。一是国际形势明显好转，外需增长强劲。二是民间投资出现机制性复苏繁荣，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形成自主成长机制。三是财政赤字和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或超过警戒线。目前看来，国际经济形势缓慢回复，但不确定因素仍在。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自主成长机制缓慢形成，但不能替代政府投资的拉动。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尚未达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比重虽逼近警戒线，但赤字警戒线还有伸缩余地。综合上述情况，积极财政政策仍不能完全淡出，其内容应加以调整。国债规模应当控制，但仍应发挥效力，以保证经济运行的基本稳定。

再拿货币政策来说，现在货币供应量并不低。m2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有力地支持了国债投资和大行业、大企业的发展。然而近几年由于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殖的外汇储备持续增长，而国内信用中用于支付政府部分又迅速增大，同时银行贷款总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销等原因，投入实体经济的资金受限（夏斌），企业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感到资金偏紧，也是不争的事实。今年近几月来，各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增长幅度比上年末和今年初计划均有提高，特别m0、m1增速上升，金融运行趋于活跃，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目前，稳健货币政策朝松动方向的这种调整，仍需继续，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好转的势头。货币政策不能仅仅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的需要，而要积极促进现实的经济增长，使之向潜在的经济增长率靠拢（刘国光）。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社会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总需求不足的局面尚未过去，依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为对应此种问题，除在结构、体制方面采取措施，消除长期以外，还得运用宏观调控政策，进行治理。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一般地说，可分三种情况：1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现实的经济增长率高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膨胀趋势时，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2当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的增长率，出现通货紧缩趋势时，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3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相当，现实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差距不大，无明显通胀与通缩趋势的迹象时，就应采取中性的政策。这是经济学的a．B．C，宏观经济政策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10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播特征；优势；发展前景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6-0049-02

20世纪80年代，媒介融合的概念首先被提出，并简单地被定义为将原属于同一类型的媒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此，美国艾·浦尔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传媒经济学》的作者喻国明教授这样理解媒介融合：媒介融合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以信息技术作为中介，将卫星、电缆、计算机技术等作为传输手段，运用数字技术改变了获得数据、现象和语言的时间、空间及成本，并且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了整合，加强了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从而导致媒介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1]。

近几年中，新传播科技与新资讯媒体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并普及，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新媒体对媒介环境乃至社会环境正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媒介融合的发展进程也被大大促进了，并涌现出了众多以媒介融合为基础的传媒集团，通过不同媒体之间的资源重整与优势互补，生产出融合型的信息产品，从而达到了单一媒体无法企及的传播效果。应该看到的是，本世纪初，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经呈现出媒介融合的新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对媒介融合也逐渐开始加强重视。综上所述，研究媒介融合的优劣势以及发展前景是非常必要的。

一、媒介融合的传播特征

当前，媒介融合的表现形式体现为以下两种：一是跨领域的整合与并购。即通过组建大型跨媒介传媒集团，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应对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二是媒介技术的融合。联合新旧媒体技术，从而形成新的传播手段以及全新的媒介形态。以下是媒介融合的主要传播特征：

（一）新闻业务等的资源共享

媒介融合打破了媒体之间的限制，整合了各类不同形式的媒介，并在资源共享的基础上形成全新的新闻采编流程。首先，集中力量采集新闻素材，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将共享的新闻内容制作成文字、图像等，形成风格迥异的新闻产品，以不同的媒体平台相继传播给各自的受众。相同信息根据不同的媒介产品将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有利于资源共享、节约成本、加速传播。既扩大了市场，提升了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时又有利于打造交互媒体的品牌效应。

（二）数字化的新闻载体

媒体发展至今呈现出边缘淡化与相互融合的传播形态，这与数字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随着传媒科技与媒介融合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将成为各个媒体平台共同存在的形式，最终实现“媒介大融合”，出现集多种媒体形式于一体的全新数字媒体平台——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手机等媒体都将数字化并建立在数字技术的基础之上[2]。

二、媒介融合的优势

（一）强大的信息检索功能和更加便携的应用

媒介融合搜索功能中的搜索结果更加清晰和准确，这是由其多媒体特性决定的。搜索的结果将综合运用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方式呈现，并能进行评级分类。

媒介融合的便携功能主要体现在媒介终端上，媒介融合产生和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标是，任何人在任何地点与时刻都可获得任何目标信息，而这依赖于媒介终端向更轻巧便捷改进。

（二）传播结构优化，服务个性化需要

媒介融合的发展使受众从被动接收信息变为主动参与信息传播过程，传播的广泛度提升，受众和媒体之间的没有了清晰的界线，受众更加主动地参与评论、传播、反馈和分享。媒介融合使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习惯，以任意的方式获得想要的信息，不受时间、地域等因素限制，极大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三）传播效果强化

受众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因媒介融合提升，受众的积极参与使得信息的接收和记忆变得更加简单便捷。同时新媒体能够获得更更准确、快速、及时的用户信息，有利于媒介受众定位和传播策略的调整，极大地改善了传播效果。媒介融合的信息传播同时运用文字、图片、音像等多种媒介形式，可以使人们通过不同的媒介渠道在同一时间认识客观界[3]。

（四）实现内容决定形式的优化传播

传统媒介在传播信息的时候，受众是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实，信息本身才是传播过程的主体，而传播信息的内容恰恰受到了传统媒介传播形式的制约。媒介融合不同于传统媒介的地方在于，它充分使信息传播的内容变成了传播活动的主体，实现了内容决定形式的优化传播。媒介融合突破了传播信息内容的境界，使媒介成为为内容服务的真正传播载体[4]。

三、制约媒介融合发展的因素

（一）缺乏政策支持

当前，我国政府并没有放开对传媒产业的管制，传媒产业仍没有统一规划，其市场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竞争机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管理机构不统一。在我国当前的政策体制中，并非所有媒体都有新闻采访报道权，特别是在跨地区、跨媒体的采访时，除少数中央级的媒体外，大部分媒体仍受到诸多政策的限制——网络媒体中的绝大多数没有采访报道权，不可兴办刊物、杂志和电视台；报纸虽然有采访报道权，却不允许办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使得我国新闻媒介融合深入、多样化的发展和探索得到了抑制。

（二）传统媒体管理落后

目前，报纸、电视、电信、广播等传统媒体虽然都形成了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链条，管理体系逐渐完备，但内部管理落后、整合能力缺乏。就我国初步构建的媒介融合的媒体组织来看，多数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媒介融合的基本框架，仅呈现了操作层面的初级融合，而没能实现产权融通，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

（三）缺乏全能型优秀人才

媒介融合对媒介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体新闻采写的“多面手”被更多的需要，这就是说，对同一报道内容，他们要同时为平面媒体、电视广播以及网络媒体提供各种类型的报道。这就要求媒介从业人员在掌握新闻业务知识的同时，熟悉电脑和网络知识并能综合使用文字、图像、视频等传播手段；从业人员在完成采访任务的同时，还需及时进行文字报道以及视频编辑，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但由于没有良好的培养制度，目前极其缺乏能够适应多媒体报道工作的“全能型”新闻人才。

四、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

在我国，尽管媒介融合现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充分体现出特点和优势，我国政策和媒介环境中众多因素仍制约其发展，但纵观全球视域，媒介融合呈积极走向，我们应在积极预测其发展方向和趋势的基础上，改变束缚其发展的消极因素，优化其发展进程。

（一）新旧媒体的内容融合

媒体内容的融合，即分属不同媒体形态的内容生产、交换和消费平台，利用数字和网络终端，逐渐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在信息时代，传统媒体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要掌握大量的信息，然而传统媒体自身却难以对规模化的信息进行充分的生产和传播；作为新媒体的代表，网络技术的先进优势将大规模的内容生产变为可能，但资金的缺乏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内容的高度融合势在必行。

（二）媒介融合趋向于多元化

随着信息产业技术的发展更新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媒介融合将涉及更多相关产业，媒介产业融合形式在信息产业并购和信息产业战略联盟的主导下更加多样化，将进一步打破电信业、计算机业、大众传媒业的技术壁垒，并趋向跨地区的媒介融合。媒介跨媒体、跨地区的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其他产业跨行业的多元化融合，改变了媒介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流程，极大地增强了媒介的影响范围和作用力，使得媒介经济得到有效增长。新型的媒介融合以此为基础，将更加注重开拓新的赢利模式。另外，当媒介发生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融合后，会大大增强垄断势力，媒介集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形成，使得节目创新得到更多资金的支持，节目种类和媒介言论都将更加多元化[5]。

（三）关注低成本运作与人性化服务

媒介融合使媒介尽可能为信息消费者即受众提供“一站购齐”式的服务。这成为媒介融合的动机之一，同样也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信息消费中，现代受众对信息的获取渠道、传播途径以及信息附加值等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受众可以享受到媒介融合所提供的“一站式”信息服务和全方位解决方案，这又极大地降低了信息产品的制作成本，提升了规模效益。媒介融合的趋势从当前来看是“三网合一”——融合现有的电信网络、计算机网络以及广播电视网络，逐渐形成一个包括数据、音频和影像在内的所有业务的、统一的信息通信网络系统，并依赖全数字化网络设施的支持，将电视、电脑及手机有机融合，为受众提供信息人性化服务的“三网合一”，如手机电视、手机报纸等将给受众带来更加快捷、便利、舒适的服务[6]。

参考文献：

[1]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高寒.论新媒介时代的媒介融合[J].才智,2011(28).

[3]张乔吉.新媒体背景下的媒介融合走向[J].新闻爱好者(上半月),2010(3).

[4]周志平.媒介融合时代下的编辑素养研究[J].编辑之友,2010(10).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十篇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1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2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3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4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5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6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7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8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9

数字经济政策呈现的趋势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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