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1
关键词：面板随机效应居民消费财政政策效应空间差异性
问题的提出
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使我国传统的投资性驱动经济增长方式受到挑战，也引发人们的深刻思考，作为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问题备受关注。2009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在全国两会政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在消费需求中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扩大内需，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成为研究热点。虽然当前我国已走出金融危机，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但是扩大内需，将依靠投资增长转变为依靠国内消费增长，将能够有力地抵抗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然而，历史经验表明，完全依靠市场力量来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自发性快速增长比较困难，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措施进行刺激和引导（黄威、从树海，2011）。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和干预经济运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2008年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2010年我国实现财政收入83101.51亿元，财政支出89874.16，比上年分别增长21.3%、17.8%。2011年为巩固4万亿的投资效果，我国在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同时，仍旧实行积极财政政策，2012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
但是，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城乡居民消费特点也不同，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如何？财政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是否相同？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有何不同？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尽管近几年扩大财政支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良好实施效果，但是理论界对此看法一直存在争议。形成的巨额财政资金投向的区域差异性效果，财政政策对城镇和乡村居民消费的非对称性，能否有效刺激居民消费、扩大内需？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因而造成了民间消费和投资需求发展缓慢的理论观点需要得到证实。只有明确我国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才能对我国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作出客观的评价；也只有明确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空间差异性，才能针对促进居民消费制定更加切实有效的财政政策。因此，研究我国政策效应对居民空间消费空间影响的差异性，对客观评价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促进居民消费、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献回顾
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在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国外相关研究有，GoranHjelm（2002）对19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财政紧缩（扩张）则居民消费比较低（高）；athanasiostagkalakis（2008）运用时间序列数据探讨了19个oeCD国家1970-2002年在经济衰退和扩张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紧缩和扩张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在经济衰退时比经济扩张时在刺激私人消费方面更有效。andrewmountford，HaraldUhlig（2009）运用向量自回归的方法对美国1995-2000年财政政策影响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减少赤字财政税对促进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作用；FrancescoGiavazzi，tullioJappelli，marcopagano（2000）使用oeCD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两个数据集研究了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情况。研究发现，这种非线性效应往往与大并且持续的财政刺激相关；JordiGalí，J.DavidLópez-Salido，JavierVallés（2007）扩展了标准新凯恩斯模型允许经验性消费者的存在。并从价格粘性和财政赤字与消费的互动关系方面解释了政府支出的效应。
在国内，谢建国、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胡书东（2002）通过分项目财政支出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入作用；同时也对财政支出结构作了相应的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建设和教科文卫支出对居民消费是挤入的，相反，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则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贺京同、那艺（2009）根据行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通过检验发现，当公共福利支出满足居民心理安全需求的能力下降时，居民的消费增长对收入增长的反应系数显著变小。结果表明，通过对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可以达到提升居民消费意愿、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的目的。储德银、闫伟（2011）对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在正常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表现为凯恩斯效应，但财政收入的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均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就特殊时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而言，财政收入在紧缩和扩张两个特殊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均体现为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在紧缩和扩张时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总效应并不一致。
由上，现有研究或者仅考虑了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短期和长期政策效应差异，但是研究没有分析支出政策差异性和城乡经济的差异性；或者通过支出结构的分类研究政策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但是忽略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或者仅将农村居民或城镇居民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二者的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研究当前我国不同区域城乡居民消费差异性将综合以往研究的优势，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另外，根据以往的研究理论，财政政策通过收入变化影响居民消费，本文以收入变化作为变量研究问题也是一个创新点。
模型设定及变量数据选取
（一）模型设定
a.tagkalakis（2008）构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关系的方程式，该模型与以往的模型相比，突出的创新是把财政政策进行了划分，一是可预测的财政政策，二是不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居民消费的跨期平滑是由可预测的财政政策变化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而导致的，对于可预测政策下引起的居民收入变化，居民是否改变消费策略，进行跨期平滑，主要取决于理想预期和适应性预期的消费者特征，以及是否存在流动性的约束。财政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关系的政策影响方程式如下：
（1）
式（1）中，β0表示截距项，β1、β2、β3为参数项，C表示居民消费变化，Rexpenditure表示外生的财政支出政策冲击，Rincome表示外生的财政收入政策冲击，Rexpenditure和Rincome也可以用来表示不可预测的收入变化，Yprediction表示可预测的收入变化，μ是随机误差项。
将式（1）转化为面板数据模型则为：
（2）
其中Year表示年份，province表示省份，ф表示不同年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θ表示不同省份居民消费增长水平差异，β1、β2、β3分别表示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收入政策和居民预期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状况。
鉴于外生变量Rexp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的非直接可知性，本文构建变量采用辅助回归方程如下：
（3）
（4）
（5）
（6）
其中，表示本期与上一期的差值，r表示短期真实利率。为了排除税收产生的自动稳定器效应，因此，对于εitt需要减去居民可以预测的产出冲击，找εitt的变量εittD，则εittD=εitt-λitεitGDp。本文中λit的值采用了李晓芳等（2005）的测算值1.71，εitGDp是估计的产出冲击。
（二）变量数据选取
本文所有的数据均来自各省历年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研究区域是除和港澳台外的中国的30个省市区。东、中、西部的划分如下：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省市；西部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新疆，贵州、青海、宁夏、陕西等省份，剩下的为中部地区。时间跨度为1995-2010年。
C是居民消费，分别用“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家庭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表示；Y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用“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表示；Rexpenditure表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Rincome表示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分别用财政总支出和总收入除以人口数来表示；GDp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了消除通货的影响，本文Y、Rexpenditure、Rincome、GDp均用相关指数进行了平减。r采用定期存款年利率减去当年通货膨胀率。
实证分析
（一）基本检验
由于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是建立在数据平稳基础上的，数据不平稳可能导致回归结果存在较大偏差。本文借鉴适用于相同根下LLC检验和Breintung检验，适用于不同根下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根据表1，对数据系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在LLC检验形式下，Rexpenditure和Yprediction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另外，Yprediction在pp-Fisher检验形式下，通过了5%的显著水平检验。这说明，此时，Rexp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是平稳的，即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现象，但是这两个变量在Breintung检验和aDF-Fisher检验形势下，均未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并且C和Rincome这两个变量在四检验方法下均不显著，这说明，数据序列在5%显著水平下接受“存在单位根现象”，数据是不平稳的。可以发现，Rexpenditure和Yprediction序列存在检验结果不一致情况，而在检验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下，检验结果应更看重aDF-Fisher检验，因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在aDF-Fisher检验下，均没有通过5%显著水平检验，所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数据序列C、Rexp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接受原假设，即数据序列存在单位根现象。
因此，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做一阶差分处理，再对四个变量的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除了Rexpenditure在Breintung检验形式下没通过10%的显著性水平外，其他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在四种检验形式下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
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可以得出，C、Rexpenditure、Rincome和Yprediction均存在一阶单整，而其数据序列的一阶差分是平稳序列。
如表2所示，继续对面板数据做面板协整检验。经过检验发现，组内统计量panelv、panelrho、panelaDF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但是panelpp在1%显著性水平下接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检验。组间统计量Grouprho在10%显著性水平不支持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pedroni认为每一个统计量都服从标准化的正态分布，且认为panelaDF和GroupaDF检验结果更重要，检验结果要以这两个检验结果为主，Residualvariance和HaCvariance检验结果都通过1%显著水平下检验，panelpp-Statistic的检验结果。所以pedroni协整检验判断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Kao协整检验结果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意味着政策效应和居民消费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以上分析结果，C和Rexpenditure、Rincome、Yprediction之间存在长期且稳定的内生关系。
（二）政策消费效应的东中西部差异分析
本文采用Hausman设定检验来确定模型效应形式的选择，检验结果表明利用随机效应模型研究东中西部地区政策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差异性影响更加准确，根据面板数据模型，即公式（2），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数据结果，模型1-6的adjR2均大于89%，Rexpenditure、Yprediction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Rincome的参数估计值只有在模型6中通过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1.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对比分析。由表3可知，Rexpenditure即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西部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43，这表明西部城镇居民财政支出每增加1%，西部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最大值为对东部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值为0.67，同理东部农村财政支出每增加1%，东部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而Rincom即财政收入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的绝对值最小值为对东部和西部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为0.01，而最大值为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其值也仅为0.2。由此可以看出，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
2.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财政收入政策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均比较小，故本文重点讨论财政支出政策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Rexpenditure对东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7（城镇）、0.67（农村），即东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57%，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67%；对中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为-0.54（城镇）、-0.62（乡村），即中部地区财政支出每增加百分之一，其城镇居民消费减少0.54%，农村居民消费减少0.62%；对西部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0.43（城镇）、-0.53（农村），即西部地区财政支出增加1%，其城镇居民消费增加0.43%，农村居民消费增加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居民和西部城镇居民消费为正影响，而对中部居民和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则为负影响。
财政支出（收入）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分析。由表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57、0.54、0.4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57%、0.54%和0.4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67、0.62、0.5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67%、0.62%和0.53%。可知，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均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财政收入政策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2、0.02、0.03，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02%、0.02%和0.03%；财政支出政策对东、中、西部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0.01、0.2、0.01，即财政支出增加1%，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分别增长0.01%、0.2%和0.01%。可知，财政收入政策对于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财政收入政策对东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大于其对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而其对中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小于其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
综上所述，不论从东中部地区划分来看，还是从城乡方面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要远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的效果。这种情况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财政政策现状的，当前财政收入以间接税为主，因为财政收入表现的较弱的影响效果是有现实依据的；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在东部地区最为明显，并表现出明显的凯恩斯效应，而在中部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均呈现非凯恩斯效应，在西部地区财政支出政策的效果是非对称的，在城镇呈现凯恩斯效应，在农村呈现非凯恩斯效应。从城乡差异来看，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效果较大，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差异较小，这种特点特别表现在财政支出效果上；从东中西部差异来看，财政支出政策对东部地区居民消费表现出更强的凯恩斯效应，对中西部居民消费则呈现更强的非凯恩斯效应，产生这种特征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消费特征的差异。
（三）差异化政策对东中西部城乡居民消费影响分析
我国的财政政策分为两种，一种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种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政策的方向性影响财政实施强度和实施效果，为明确政策的差异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对财政政策进行区分，将模型（2）变为：
（7）
其中，eG用来描述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CG用来描绘紧缩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Rit0表示扩张性财政政策，此时CG=0，eG=1。
根据表4数据结果，模型Ⅰ-Ⅵ的adjR2均大于83%，eGR、CGR和常数项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Dw值均在2左右，总体来说模型估计结果较好。
由表4可知，eGR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7、0.53；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4、-0.55；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2、-0.45。可以看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CGR即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42、0.56；对中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0.46；对西部地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35、-0.60。可以看出，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并不一致。
综上所述，城乡居民间差异化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比较明显，在东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果相对不明显，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却十分显著。对于中部地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抑制效果，抑制系数为0.55，而对城镇居民消费则有促进效果，促进系数为0.34。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正好相反，当紧缩性财政支出变化1个单位时，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会同方向变化0.46个单位，而城镇居民消费则会反向变化0.22个单位。可见，当前中部地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的同时，不利于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政策的效果差异性很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均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每增加1%，则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增长率被挤出0.45%和0.32%，但是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有挤入效应，财政支出增长率降低1个单位，将使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率提高约0.60个单位。可见，紧缩性的财政支出政策虽然降低了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却增加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
结论与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需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但当前又面临物价飞涨的困惑，研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刺激和促进的区域化、差异化作用，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当前财政政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具有空间差异和政策非对称性差异，因此在制定和实施财政政策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增长水平。
第一，优先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研究结果证实，财政支出政策工具的效果不论在地域上还是城乡差别上，都远大于财政收入政策工具效果。因此，要提高居民消费，发挥国内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须优先并重视使用财政支出政策这一工具。
第二，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方式选择。财政政策的实施因地区和政策对象不同，实施的效果不同，政策的非对称性、扩张性和紧缩财政效果的差异要求对于中西部农村，尽量避免运用过多的财政支出政策，这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更容易形成挤出效应，而转变关注农村就业问题、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稳定和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这对更多依赖与预期未来收入变化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发展更为有利。
第三，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研究表明，农村农民消费增长的潜力更大，这是因为农村居民消费收入的弹性大，乡村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敏感度强。因此，政府应该更加关注农村居民消费情况，实施倾斜式的财政政策。
参考文献：
1.黄威，丛树海.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省级城乡面板数据的考察[J].财贸经济，2011（5）
2.GoranHjelm.isprivateconsumptiongrowthhigher（lower）duringperiodsoffiscalcontractions（expansions）？[J].Journalofmacroeconomics，2002，24（1）
3.athanasiostagkalakis.theeffectsoffiscalpolicyonconsumptioninrecessionsandexpansions[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2008，92（5）
4.andrewmountford，HaraldUhlig.whataretheeffectsoffiscalpolicyshocks？[J].Journalofappliedeconometrics，2009，24（6）
5.FrancescoGiavazzi，tullioJappelli，marcopagano.Searchingfornon-lineareffectsoffiscalpolicy：evidencefromindustrialanddevelopingcountries[J].europeaneconomicReview，2000，44（7）
6.JordiGalí，J.DavidLópez-Salido，JavierVallés.UnDeRStanDinGtHeeFFeCtSoFGoVeRnmentSpenDinGonConSUmption[J].Journaloftheeuropeaneconomicassociation，2007，5（1）
7.谢建国，陈漓高.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一个基于跨期替代模型的中国经验分析[J].经济科学，2002（6）
8.胡书东.中国财政支出和民间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2002（6）
9.贺京同，那艺.调整政府支出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意愿—一个财政政策视角的分析[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10.储德银，闫伟.财政政策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非线性效应吗？[J].经营管理，2011，33（10）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2
关键词:东南亚;财政政策;经济增长;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9)12-0045-04
一、引言
本次金融危机对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地区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经济增长萎顿、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进出口大幅下滑、投资消费不景气以及失业率不断攀升,区域内各国政府因此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东南亚各国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同内容和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以维护社会稳定并助推经济复苏。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各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各国经济刺激计划中均有明显的体现。
从国际理论研究和经济增长的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存在差异,因而导致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各不相同。本文把东南亚地区看作一个整体,将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分别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个区域,运用各经济体1990-200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构建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各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经济增长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把东南亚地区看作一个整体使得其财政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对中国而言更具有启示作用。同时,在当前东亚国家继续积极运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的背景下,研究其财政政策的效应和效率,对于我国更好地实施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大部分文献集中在政府支出和收入对产出的乘数效应、财政政策“挤出”与“挤进”效应等方面,而研究财政政策地区差异性的文献较少,特别是对于东南亚地区各国财政政策差异性研究的文献更是如此。一方面,Grier和tullock[1](1989),Barro(1991)[2]等应用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结果却与其研究结果不同,发展中国家财政性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中国社科院课题组(2004)认为,东亚经济群的成功超越经验表明,在经济起飞阶段,由政府动员储蓄,实行倾斜性的产业政策和在促进资本形成的领域实行大量的财政支出将有力地推动经济摆脱贫困陷阱的束缚。处于低发展水平的经济存在的最大障碍是没有最初的推动力,资本缺乏,私人资本积累缺少动力和能力。这时政府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制定特定的产业发展政策和对企业技术给予支持,不仅可以减小了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且能够使当地居民能够快速摆脱贫困。[3]
另外,Fernald(1998)分析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对运输密集行业的影响表明,超过饱和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将大大降低。[4]靳春平(2007)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运用VaR模型分别考察了东、西部地区的政府公共资本支出与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关系,并对东、西部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空间上存在明显差异,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增长效应大大好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5]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东南亚地区各国间财政政策效应的差异性进行检验。在借鉴国外相关文献思想的基础之上,本文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进行研究。传统的经济模型一般需要预先区分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但并不提供充分的理论说明,即外生变量为什么是外生的原因。而Sim(1980)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技术则是将所有要分析的变量都看作是内生变量,并且每个变量都依赖于自己和其他所有变量的滞后值,因而为解决分析系统中变量之间的同时性问题、分离各变量对自身和其他变量冲击的动态反映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6]本文在充分考虑相关变量的背景下,建立如下的VaR(p)模型:
(1)
其中,,,
其中,、、分别代表i国在t时刻的人均GDp、财政支出和通货膨胀率。
由于本文主要是考察东南亚各国的财政政策效应,考虑到样本数据的可获取性和代表性,选取了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6个东南亚国家,所有样本的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各国人均GDp和通货膨胀率数据均来自imF网站(省略/)的数据库;各国财政支出数据来源则分为两部分,其中1990-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Bot数据库,2006-2008年数据库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网站(省略/)。另外,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数据用各国每年Cpi指标代替,且均以2000年为基期。
四、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
由于研究中涉及的都是时间变量,因此须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aDF检验发现,除了印尼的LnGDp、LnFina、LnCpi是一阶单整序列外,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的LnGDp、LnFina、LnCpi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序列的定义,只有多个时间序列都是同阶单整序列,才能证明存在着协整向量。本文考察的东南亚6国中,各国的三个变量均是同阶序列,因此可以通过协整方法对各国的经济变量进行分析。
表1各国序列的aDF检验结果表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和Juselius的多变量系统极大似然迹检验法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首先确定东南亚各国LnGDp、LnFina、LnCpi的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滞后步长,其次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最小化原理,得出最优滞后步长为2,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东南亚各国的LnGDp、LnFina、LnCpi均存在1-2个协整关系。
表2东南亚各国相关变量的协整检验
(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主要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通过对一个变量的冲击直接影响这个变量,并且通过VaR模型的动态结构传导给其他所有的内生变量。为了分析东南亚各国财政政策对本国经济增长和价格机制影响的作用强度和周期,进一步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本文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根据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东南亚国家财政支出对模型中各变量的冲击效果,其结果见图1。
图1东南亚各国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
注: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各变量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部分为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就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应而言,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的刺激效果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效应。其中,马来西亚与印尼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均从第3期开始出现持续的正向响应,说明增加该两国的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能够对本国经济起到持续的刺激作用;菲律宾和泰国分别在第4期和第3期开始产生正的刺激效应,滞后均在-0.1%的上下波动,说明增加这两国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对其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新加坡则从第5期开始出现持续的正向响应,并于第6期达到最高点,说明新加坡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具有相当长的滞后性。而越南的财政刺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且无滞后性,从第1期后开始出现持续快速的正向刺激作用并于第10期达到最高,近年来越南在财政支出的推动下人均收入得到快速增长的事实也验证了这一点。
东南亚国家财政刺激政策对推动各国通货膨胀的效应也存在差异。马来西亚和越南的财政刺激政策直接推动通货膨胀且效果显著,说明增加两国的财政刺激力度将能够引起刺激物价上升的效果,且作用时滞较短。印尼、新加坡、菲律宾的财政刺激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冲击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其中,印尼从第3期开始后出现持续的负向作用,说明在印尼国内财政刺激政策对拉动通货膨胀不明显,另有原因造成印尼近年来的高通胀问题;新加坡则从第2期出现正向作用外,第3、4、5期均是负向作用,第6期开始后出现持续的正向作用,说明财政政策对新加坡的通货膨胀具有推动作用,但作用效果有限;菲律宾除第3期出现正向作用外,从第4期开始出现持续的负向作用,这说明增加财政刺激力度对推高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明显;而泰国的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完全不起推动作用。
五、研究结论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1.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的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从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来看,除越南外,东南亚各国财政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不能在即期显现,而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2.东南亚国家财政刺激的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在实施单一的财政政策背景下,东南亚各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有差异。从长期角度来考虑,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越南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相反,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菲律宾和泰国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不明显。
3.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从长期来看,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推高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的通货膨胀效应十分明显,而对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则较为有限。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上述有关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的结论对于当前我国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助推经济复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1.多种政策措施相配合,共同助推经济复苏。由于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经济刺激计划中必须包含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比如,可以在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辅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转型的产业发展政策和以加大对贫困群体救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政策等。
2.利用财政政策效应的地区差异特性,促进我国东西部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快速复苏。对东南亚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地区差异性的研究为我国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提供了一个思路。由于财政政策效应存在地区上的差异性,在政府财力既定的情况下,旨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财政政策可以适当向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在当前“保增长”、“保就业”的经济背景下,政府财力适当的向西部地区倾斜将有利于经济更为显著的快速复苏。越南财政政策的示范效应为我国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和经验案例。
3.避免由于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所导致的通胀压力。显然财政政策对于推动印尼、菲律宾和泰国通货膨胀的作用较为有限,但是增加单位财政支出对推高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通货膨胀的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在当前我国通胀预期较为明显的情况下,更应关注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所带来的通胀压力。■
参考文献:
[1]Grier,G.andCordontullock,“anempiricalanalysisofGross―nationaleconomicGrowth”.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1989,24.
[2]Barro,Rd.“economicGrowthinaGross-SectionofCountr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991,104.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与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2004,(9).
[4]Fernald,JohnG.“Roadtoprosperity?assessingtheLinkBetweenpublicCapitalandproductiv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1998,Vo189,no.3.
[5]靳春平.财政政策的空间差异性及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7,(7).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3
关键词：稳健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短期效应，政策调整
2004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我国于2005年开始施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一时间引起了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被稳健的财政政策所取代，与稳健的货币政策一道向中性转变。本文通过阐释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分析目前我国调整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实施稳健财政政策的若干对策。
一、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包含两方面基点：一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国家必须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包括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构成彼此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政策是指政府直接使用调节税收或增减政府支出的方法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政策及措施。在现实的宏观调控过程中，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按照“相机抉择”的原理，要适时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政府此次提出用稳健财政政策取代实施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正是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审时度势，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
1.财政政策类型和稳健财政政策的含义。财政学理论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不同功能，将其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类。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以拉动经济增长。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功能则与其正相反。所谓的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产生扩张效应也不产生紧缩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两大主流学派，在宏观经济政策上有不同的主张，凯恩斯主义秉承需求管理思想，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积极干预，而相对来说小有作为的中性政策则不受欣赏。而货币主义认为，对于稳定总需求来说，货币政策方法优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方法，主张实行非干预性的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简单规则，以便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两种政策倾向使得中性财政政策很难纳入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而中性财政政策的说法，实际上是我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实条件要求前期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相对淡出，另一方面又不希望政策调整过猛造成经济起伏，他们所说的“中性”是在政策转型的操作上保持一种“中性”的姿态。
因此，对于当前讨论的稳健财政政策即中性财政政策的含义，我们可以作双重理解：一层意思是以财政理论中的中性财政政策作为政策调整目标，另一层意思是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政策调整应该坚持中性的操作方式。
2.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现阶段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概括为“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随着财政政策由“积极”向“稳健”的转变，财政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将发挥重要的职能作用。主要表现在：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及时主动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由总量调控为主转向结构调控为主，注重解决经济社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不协调等深层次结构问题，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财政政策由主要拉动经济增长转向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财政政策通过大力支持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市场机制，减少体制复归倾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财政政策坚持增量平衡，控制赤字规模，注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防范公共风险。这表明，“稳健”绝非无所作为，而是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
二、中国向稳健财政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4
关键词：振兴东北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一、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无法保持同步，所以在经济政策的战略选择上，应采取整体与区域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又讲求实效、彼此有别的政策取向。
（一）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与宏观的积极财税政策比较
1.实施范围不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仅实施于需要拉动经济增长的特别区域，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而我国以往的积极财税政策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虽然也有优先发展某一区域的特点，但更加注重的是优先发展某一行业领域，如基本建设领域。
2.理论依据不同。由于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是一种财政支持政策，其主要作用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协调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因此，它的理论依据是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认为满足公共需要有两个系统：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市场提供私人物品满足私人需要，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现实障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公共物品的缺乏。在东北地区实施积极的财税支持政策用以满足公共物品的供给，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前提之一。
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完全是财政支持政策。虽然在实施近7年中，它顺应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对这两个区域进行财政支持，但是它实施的初衷却是为了克服通货紧缩，刺激有效需求。因此，以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有效需求理论认为如果经济正处于严重的萧条时期，应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即采取“减收增支”的办法，减收就是减税，增支就是增加政府开支和增加社会福利的办法。我国以往实施的积极财税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而没有大规模地实施减税政策，因而还不能严格认为是扩张性财税政策，只能谓之积极的财税政策。
（二）在东北实施积极财税政策的可行性
1.政策连续性的要求。到目前为止，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仅2年。国家推出的两批振兴东北的项目刚刚起步，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改革也只是初见成效，如果不能继续对东北地区采取财政政策倾斜，可能造成的后果是：（1）在建项目无法顺利完工，造成“半拉子”工程；（2）振兴东北整体战略的搁浅。这将使东北老工业基地不能得到振兴，而且国家前期投资也将付之东流。因此，从政策的连续性考虑，还应该在东北地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税政策。
2.贯彻“有保有控”方针的需要。我国宏观财政政策的转变是向中性财政政策的转变，其基本的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把握“有保有控”的原则。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利、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
3.发展经验和现实财力的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积累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财税宏观调控的宝贵经验。东南沿海地区在20年间成为中国经济的“隆起”地带，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也明显加快。在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国债投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贴息、税收优惠等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财税政策工具的使用日臻成熟。所有这些都是我国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采取积极财税政策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此外，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税收收入的超额增长也为振兴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现实财力空间。
4.消费型增值税制度的示范效应良好。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固定资产更新财力不足问题，是制约经济振兴的关键问题之一。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试点的实行，一方面为试点的行业的固定资产更新补充了资金；另一方面还对全国有示范作用，而且在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向方面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与示范作用。
二、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的制度安排
为了有效地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在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应有所侧重，点面结合。“点”即政策支持的行业领域：“面”即政策支持的地区区域。
（一）扩大财税政策的支持范围
1.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的政策支持力度。从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看，主要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综合性工业城市，如沈阳、哈尔滨、长春等工业城市；二是煤矿、石油城市，如阜新、鸡西、大庆等资源型城市；三是森工林区，如伊春及其他林业局等；四是农村地区。前两类主要是工业城市，后两类主要是农林地区。从国家财政支持的区域来看，近2年来对东北地区的财税政策支持主要倾斜在上述的前两个区域，即综合性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其中以综合性工业城市享受到的优惠最多。资源型城市则由于资源禀赋原因，直到21世纪初还承担着国家计划任务，一直处于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作贡献的地位。据统计仅黑龙江省自1952年以来，由于初级资源品的低价调出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调入，形成的价差贡献多达7000亿元，而国家对该省的预算内投资不足其贡献额度的1／4.又因其；③产业进入壁垒较高，非国有经济进入难度较大，要实现资源型城市的振兴，国家财税政策方面的支持至关重要。
2.应重视对基础产业的政策支持。国家对东北农村地区的支持主要是使用财税政策，即减免农业税；对东北林区的财政支持主要是继续落实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然而，这些政策和资金对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作用远未达到“振兴”的目的。对于今后财税政策支持区域的把握，我们认为应该向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做进一步的倾斜。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是全面的振兴，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城市的振兴。前期支持工业城市的财税政策有利于迅速拉动东北的经济增长，但要使经济向深度发展，财税政策必须惠及森工林区和农村地区，当然也包括资源型城市。
（二）合理安排财税政策的支持重点
已实施的财税支持政策主要是加大了对东北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如首批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100个国债项目中，辽宁省的52个项目都是围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基地两个主题，总投资442亿元；2003年国家还启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60个项目，总投资56亿元，截至2004年底，国家共下达国债项目贴息资金8亿元，安排东北高新技术项目118项。毫无疑问，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都是拉动东北经济的增长点，东北经济的腾飞要靠这些优势项目来带动。但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从长期着眼，还需要解决一些基础的瓶颈问题，以便从根本上全面振兴东北地区。具体来说，新一轮的财税扶持项目应更加侧重以下领域：1.减轻企业与地方的历史包袱。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由于东北地区国有经济的比重高，形成时间长，这种调整需要非常高的体制转型成本，这就需要政府的投入，以帮助企业减轻或甩掉历史包袱。为此，建议国家设立东北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基金，专项用于东北地区衰退产业的退出、接续产业的培育，以保证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渠道。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与企业的历史包袱问题紧密相关，且形势依然严峻。以吉林省为例，到2002年末，全省下岗失业人员累计超过100万人，全省离退休人员105万人，每年养老保险基金收支自然缺口近30亿元，全省城镇纳入动态管理的“低保”对象149.7万人。未来5年城镇约有230万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农村约有200万富余劳动力需向城镇转移。另外，东北地区的失业保险金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需要国家加大对东北地区社会保障政策的支持力度，解决社会保障支出缺口巨大的问题，使社会保障制度成为社会的稳定器，为振兴东北创造良好的环境。
3.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化工业的基地，过去一直没有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产粗放、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大。作为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大平原的黑土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有2／3的耕地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黑土层已由原来的60厘米～70厘米厚减到30厘米左右；在中南部地区，特别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地区，钢铁、冶金、采矿、石油化工等产业集中，长期以来“三废”治理的欠账较大，未经处理或处理未达标的城市和工业废水大量流入农业地区，使一些农业土地受到严重污染；而在约占东北大平原面积1／3的西部，与科尔沁沙地相邻接，生态环境脆弱，分布有总面积达200万公顷的风沙土，320万公顷草场已有80％以上的面积严重退化；还有，因大规模农业开垦，使东北大平原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的生物种类已减少了25％。因此在财税政策上，除了扩大国家财政对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投入规模，还可在东北开征生态税收，以配合财政政策，调整产业布局。
三、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策略
我国实施了近7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对整体国民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因素和潜在风险。在东北实施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时，需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尽量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
（一）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考虑的问题
1.国债资金的投资效率。由于国债资金配置存在严重的计划经济色彩，需防止预算软约束在国债资金的安排使用中可能造成的浪费和低效率现象。如由于国债项目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不能按时开工和竣工而造成国债资金闲置；或者由于国债项目设计、施工出现严重失误，致使工程量大增，拖延工期或形成半拉子工程等失误浪费现象。
2.对民间资本的挤压效应。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缺乏市场活力。据统计，东北地区的国有企业大体上占企业总数的70％左右。前期振兴东北的国债项目主要是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扶持，这就有可能对民间资本产生挤压效应，而民营经济比重过低，会导致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不足。
3.经济结构矛盾。东北地区现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主要有二：其一，收入分配和消费结构性失衡。不同行业、地区间职工的收入差距在拉大。1998年以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没有实质性增长，农村和林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其二，地区经济发展仍不均衡。虽然加大了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但国债项目的安排更多地集中在大城市，使得区域不平衡状况更加严重。
4.国际成功经验的借鉴。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础（辽宁起始于1894年的京沈铁路时期；黑龙江起始于抗美援朝辽宁省北迁项目及“一五”时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吉林起始于“一五”时期国家的9个重点建设项目），主要是以资源为依托形成的重工业格局，其特点与德国的煤炭主产区鲁尔区和法国的铁矿主产区洛林区有相似之处，都是依托自然资源兴起的老工业区。鲁尔与洛林的振兴均借助于国家的政策支持，如法国政府对洛林地区实行3万法郎以上的生产性新设备投资给予30％的补贴、服务性设备给予20％的补贴等，其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二）有效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的策略
为了能够避免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我们总结了两条策略性主张，以求能够更有效地实施振兴东北的区域性积极财税政策。
1.建立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办法均在中央和省一级进行，对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明确规定。东北地区不但整体上较东南沿海地区落后，而且在一个省内也存在较大的地区差距。在这种客观现实条件下，随着公共财政的逐步建立，分税制的不断完善，建立完整的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就显得非常迫切。省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在考虑本省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在财政管理体制目标范围内，尽量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相协调。
2.政府投资引导民间资本。为了更有效地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政府投资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先行，引导民间资本投入落后地区。落后地区的多数基础设施投资只是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不属于纯公共物品。对此，政府投资虽是必要的，但更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项目融资的方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这不但可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还可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3.试行区域性生态税收制度。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计税依据的确定上，均以价值决定理论为基础，没有将资源品开采过程中的生态价值折损纳入计税依据。资源品尤其是初级资源品的销售价格在进入市场时，其价格决定均取决于供需状况。导致资源主产区一方面产品低价外销；另一方面生态状况急剧恶化，又得不到及时弥补。实施区域性财税政策支持，可考虑配合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税收管理体制，在资源品主产区进行生态型税收制度的试点，以现行排污收费制度为基础，按照自然资源的稀缺程度，将生态价值折损量量化计入计税依据，税收收入定向用于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治理。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杨君昌《对我国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若干看法——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在财政政策上的分歧及其启示》，《当代财经》2002年第1期。
（3）安体富、王海勇《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政策取向》，《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5
关键词：公共财政特征稳健财政政策
财政支出结构是财政支出总额中各类支出的组合以及各类支出在支出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它综合反映一国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相适应，财政体制也由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成为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特征
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是政府以社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的公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分配模式。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产建设财政”模式相比，公共财政具有以下特征：
1、着眼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所谓社会公共需要，相对于私人个别需要而言，它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提出的需要。具有突出的特征：一是整体性，它由所有社会成员作为一个整体提出的共同需要，而不是由哪一个或哪一些社会成员单独或分别提出的个体或局部需要。二是集中性，它要由整个社会集中执行和组织。三是强制性，它只能依托政治权力、运用强制性的手段，而不能依托个人意愿、通过市场交换行为来实现。因此，社会公共需要实质上就是不能通过市场得到满足的需要，或者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而必须由政府来提供的需要。
2、立足于非赢利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经济行为主体，其行为的动机是利润最大化，它要通过参与市场竞争实现牟利的目的。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其行为的动机不是也不能是为了取得相应的报偿或盈利，而只能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财政收入的取得要建立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财政支出的安排要始终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宗旨。也就是说，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调节的地方，财政一般不得介入，以免妨碍公平竞争，浪费国家财力；只有在市场机制调节不到或调节不好而影响社会整体利益的地方，财政才有介入的必要。
二、我国要推进稳健的财政政策。
近年来在我国实施稳健财政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十六字方针下，对经济发展中的结构不合理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问题，推动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问题等进行了卓有成效地解决，主要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
1、用于“三农”、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财政部门安排了142亿元资金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6亿多种粮农民享受到实惠。同时，财政部门还加大扶持力度，促进农村义务教育和医疗等事业发展。2006年在西部地区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并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48．88％的县（市、区）。
2、是控制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2006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2950亿元，比2005年预算减少5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将下降到1．5％左右。同时，财政部还适当调整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并且主动配合调整国债项目资金的使用方向，主要用于农业、科教文卫、就业和社会保障、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十一五”规划顺利进行的重点项目建设，并且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有效缓解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
3、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协调。这是自然环境、历史和经济条件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党中央审时度势，统揽全局，适时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部署，在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先后于1999年、2003年和2005年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过10多年来的不懈努力，区域发展格局出现了积极变化。从总体上看，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各地区经济发展加快，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全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三、稳健财政政策注意的几个问题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我国政府推进以“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为主要内容的稳健财政政策。经过两年的发展实践，该财政政策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这就要求我们要科学地推进稳健财政政策，并且科学推进稳健财政政策更要注意好以下几个问题：
1、要严格控制各项政府支出增长和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近年来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就要想方设法控制预算内财政支出的增长，起码不要有超出预算的支出增加，并且在必要时动用行政性手段扩大控制支出增长的范围，将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支出的增长减少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要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工程。通过这些措施的落实，有力地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2、要更注重在财政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调整。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就要求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抑制某些行业或地区投资过快增长的同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调整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和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和结构。
3、稳健财政政策应该大力配合目前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我国货币政策继2008年“从紧”和2009年、2010年“适度宽松”后，再次回归长期实施的“稳健”。“货币超发是推动物价上涨的最根本因素。”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赵涛说，当前物价上涨，反映了“适度宽松”货币供应量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滞后影响已显现。缓解通胀压力，要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逐步把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到合理水平；同时要控制新增贷款规模。
参考文献：
[1]陈媛媛.公共财政体制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研究[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8,(11).
[2]郭卫红.刍议我国稳健的财政政策[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9,(04).
[3]许春霞.浅析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高等教育版),2008,(S2).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6
abstract:ChangedthenorthernJiangsueconomybackwardnesscondition,Jiangsuprovincefinancialpolicyexperiencesthepromotiondevelopment,topromotethenorthernJiangsuandthenorthandsouthsuspensionhookbuildsthreestages.triedusingthefinancialtheorytopromotethenorthernJiangsufinancialpolicytoJiangsuprovincetomaketheappraisal,thepromotionplanchangedthenorthernJiangsueconomybackwardcondition,asaresultoftheregioncompetition'sreason,thenorthernJiangsuandSouthernJiangsu'sdisparityfurtherenlarged,topreventtheappearance“USleftbridge”thephenomenon,neededtofurtherimprovepromotesthenorthernJiangsueconomyfinancialpolicy.
关键词：财政政策振兴苏北竞争
keywords:FinancialpolicypromotesthenorthernJiangsuCompetition
作者简介：肖文圣，1969.11，男，江苏泗洪县人，三江学院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经济创新管理。
自从江苏省1994年确立区域共同发展战略以来，特别是2001年成立了江苏省苏北发展协调小组以来，苏北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热点，苏北面貌也正发生着巨大变化，比如出现了沭阳县花木产业和兴化农副产品产业集聚的良好局面。
一、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概况
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近几年的江苏财政预算政策中。典型的是苏财预[2004]54号文“促进苏北地区加快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苏财预[2005]33号文“关于明确加快苏北振兴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办法的通知”，苏财预[2006]119号文“关于支持南北挂钩共建开发区政策措施的通知”。
振兴苏北经济的地理区域指徐淮盐连宿五个地级市，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经历了促进发展、振兴苏北和南北挂钩共建三个阶段，也是加快发展苏北经济的三个层次，省对苏北振兴的的力度在省政府的人代会中逐步得到体现。比如，在2000年，省委九届十二次全会就提出，“重点加快对宿迁市的扶持力度”；到2006年，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重点加大对宿迁的扶持，下更大力气帮助宿迁实现突破”；之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和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相继提出，“重点帮助宿迁市实现更大突破”；在2008年江苏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写进了“集中力量帮助宿迁实现更大突破”这14个字。
振兴苏北的财政政策主要指扶持苏北各个县的集中工业区。在内容上发生过这样几个变化：2004年实行的财政政策是给予范围内产业集中区500万元直接补助，给予苏南投资者在苏北重点开发区进行成片基础设施开发并且投资总额在3亿元以上的，三年内省每年奖励1000万元；2005年开始实行的调整的财政政策，以2004年为基期，苏北各县新增地方财政收入省集中部分予以全额返还，返还的资金由各地建立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厂房建设、科技招商项目补贴、骨干工商企业和利税大户以及对投资者（苏南投资者）奖励；2006年实行的财政政策是南北挂钩共建的区中园每县只能设一个，并且每个挂钩的区中园每年以奖代补1000万元专项用于区中园内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贷款贴息（对具体落实情况实行实地察看后予以兑现），“十一五”期间，区中园内新增增值税、所得税分成部分，年终结算返还，专项用于区中园滚动发展（省厅会同审计组织抽查，对虚报地区予以取消返还）。
江苏省的发展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其原则和方向是“多予、少取、放活”以及产业、财政、科技、劳动力的“四项转移”。“十五”期间，江苏共安排苏北地区和跨区域涉及苏北地区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67个，总投资4400亿元。具体表现一是返还上交省级部分财政收入，减轻苏北各县财政负担，增加地方发展资金，据2008年统计，五年来江苏省对苏北地区各类转移支付达666亿元，年均递增39.6%；二是鼓励苏南投资者投资，从苏北外部引入发展资金。江苏省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客观反映出财政应该具有的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产业升级换代，产业转移，从而要达到缩小地区差距，提高江苏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的目的。
二、振兴苏北的江苏省财政政策评价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依据客观规律和一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处理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和规范。用人民大学陈共教授的一句简洁的话概括“财政政策是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应用”。
财政政策有三个要素，一个是政策目标，它是政策的核心要素。二是政策手段，它是实现政策目标的途径，它有税收、国债、预算、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等手段。三是政策效应，它是政策的效果。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统一体。
振兴苏北经济的江苏省财政政策总目标就是苏北经济振兴。振兴苏北经济采取的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10年，经济增长力争赶上全省平均速度，GDp总量接近翻一番；第二步是到2020年，区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南北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扭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向基本现代化迈进。
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是转移支付。在2005年《加快苏北振兴的意见》中，在“四项转移”的措施不变、优先发展的导向不变、对口支持的机制不变的前提下，提出了十条政策措施，由以扶持输血为主转向激活内生造血机制为主。采取谁发展，谁得益；快发展，多得益；对苏北发展的增量部分，省里少取，对部分特殊困难的地区省里不取的财政政策。其次是财政补贴手段和预算手段，后来的南北挂钩政策中主要以贴息（区域外投资以融资的贷款利息为标准）、预算资金控制等手段促进区域外资金的投入。
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效应已经表现出苏北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区域外资金投资逐年递增，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人均GDp看（以宿迁为例）：2001年为4377元，2004年为6462元，2007年为10217元，可以计算出2001年至2004年年均增长旅为15.9%，2004年至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19.4%。从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个数看（以宿迁为例）：2001年为423个，2004年为516个，2007年为1133个。2006年，宿迁全市实现民营经济增加值284.9亿元，占全市GDp的62.7%；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工业投入等主要指标增幅位居全省第一，从这些个数据列可以看出发展苏北，江苏省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取得较明显的效果。
但是，从人均GDp看（仍以以宿迁为例）：2001年宿迁为4377元，江苏省为12922元；2004年宿迁为6462元，江苏省20852元；2007年宿迁为10217元，江苏省为33689元。三个时点的数据，宿迁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为：33.87%、30.99%和30.33%。从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个数看（仍以以宿迁为例）：2001年宿迁为423个，江苏省为19684个；2004年宿迁为516个，江苏省27136个；2007年宿迁为1133个，江苏省为41841个，则三个时点数据看，宿迁占全省的比重分别仅为：2.15%、1.90%和2.71%。从GDp数据可以看出苏北与全省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
虽然从GDp绝对数看（仍以宿迁为例）：2001年为223.16亿元，2004年为335.59亿元，2007年为542.00亿元，年均增长率约为20%。可以说苏北地区的经济数据增长比例都比较乐观，达到2010年苏北经济增长赶超省平均速度。但是，从人均GDp看，苏南与苏北的差距却存在加大的危险，到2020年能否扭转差距加大的情况，这一目标按照现在趋势未必能够实现。
造成差距加大的原因显然不是由于财政政策造成的，原因是竞争。张五常曾经把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归结为我国实行区域竞争制度，由于区域竞争制度的存在，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论是发达还是落后地区，确实起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也正是由于区域竞争制度的存在，也促进区域之间扩大经济贸易，发达地区带动了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但是，在一个国家内，区域间不存在贸易壁垒，交易成本降低，区域间是自由竞争，而自由竞争结果是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导致区域间经济竞争实力差距加大，导致地区差距更大。在江苏省实行南北挂钩的财政政策，更加有利于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而苏南进行的产业升级换代，转移到苏北的产业相比较是增加值较小的产业，对江苏省南北差距加大，有较大影响。
苏北经济取得长足发展，特别是GDp的增长率赶超省平均速度，主要得益于省财政政策和像宿迁采取的“以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宿迁市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更加灵活的管理制度、更加灵活的改革举措”的更加灵活大胆的政策。但是，由于苏北工业基础薄弱，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像宿迁市目前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化初始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处于工业化的萌芽状态，劳动力就业处于工业化初期，工业内部结构处于重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如果让苏北真正赶上甚至超过苏南，不是10年2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能够解决的，财政政策中“省集中部分返还”将不能根本解决苏北经济建设资金短缺问题，财政激励的政策在特定时间也将不能起到激励作用。
同时，目前已经出现这样情况：苏北人认识到苏北振兴关键在发展工业，发展工业关键在招商引资；浙商、闽商、粤商以及上海商人和境外投资者都来了，在新一轮投资热潮中，浙商成为赴苏北投资创业的急先锋和主力军，如，截止到2009年5月，在宿迁工作和生活的浙商总人数接近5万人，各类投资项目超过1500个，投资总额约700亿元；邳州人认识到苏北人的目光如果总盯着苏南，就会永远落后，瞄准苏南学苏南永远赶不上苏南，只有跳出江苏学浙江，才能超过苏南；盱眙县也作出了“八不招”的规定：不招低档次的服装、工艺简单的玩具、使用本地原料的木材加工、产能明显过剩的彩钢、订单吃不饱的印刷、没有上规模原料基地的食品加工、有污染的化工和以废旧加工为主的塑料颗粒等八个方面的项目。
苏北经济在振兴计划中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但与苏南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要谨防出现“美左桥诺”效应。意大利南部“美左桥诺”原来农业经济占主导，意大利后来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移中，形成了南北方的巨大收入差距。东德地区曾经也有过比较快的增长，但是后来慢下来了，政府大量转移投资、补贴并没有诱导出吸纳就业的产业，没有导致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所以实行南北挂钩的这种帮扶工作能否有效实现振兴目标，需要对振兴苏北财政政策重新审视，省振兴苏北的财政政策还需要完善与改进。
三、对振兴苏北经济的财政政策建议
苏北地区土地面积超过江苏全省的一半，人口数量接近全省一半，但GDp总量只占全省的1／5，人均GDp仍然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如何让落后的苏北赶上苏南，一方面从外部看需要财政政策扶持，另一方面从内部看需要挖掘苏北自身的潜力。
1、在产业政策方面，坚持发挥传统优势和产业转移两条腿走路的政策。财政政策围绕一方面对传统农业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工业化改造升级，提供政策扶持与资金扶持，另一方面继续实施苏南产业转移，扶持地方龙头企业，逐步形成产业系统转移，让苏北最终能够形成自己特色的产业群聚，防止“美左桥诺”现象发生。
一方面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优先发展，可以实施“飞地”招商政策，借省财政优抚园区集中发展政策，在产业集聚相同时，结合传统的比较优势加强对苏北调整产业结构和改善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把苏北建成苏南的后花园。
2、通过财政政策奖励与培养企业家。生产要素是指进行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时所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它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等内容，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要素一般被划分为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类型，在振兴苏北经济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企业家才能这个重要生产要素。经济落后，归根结底是思想的落后，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缺乏企业家的思想仍然是制约苏北大发展的最大障碍。“冬天晒太阳，夏天乘荫凉，不冷不热打麻将”的积习难改，只有在苏北大地培育出一批企业家，才是真正地激活内生造血机制，才是振兴苏北的“起飞”时刻。
3、加快实施科技和人才战略。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离不开人才。省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对苏北科技创新扶持，对大学毕业生返乡的扶持，奠定苏北经济起飞的人才基础。现有的志愿者服务苏北计划，不足以满足苏北人才需求和长期稳定发展需要，可以加大苏北人才回乡的政策财政优惠政策，以解决长期苏北人才不足问题。
4、积极扩展国内贸易的驱动。在江苏计划将建12条铁路覆盖13个地级市的情况下，将扭转苏北相对闭塞的现状，四通八达的高速干道也让苏北地区踏进了上海4小时辐射圈，但仍需财政政策解决苏北经济发展基础投入与改造，一方面构建盐、淮、宿的出省铁路通道，另一方面构造东部出海通道，为扩大国内贸易和江苏经济辐射省外作为垫脚板，借此取得经济的发展质的飞跃。
5、加强财政监督控制职能。省财政资金的支出不搞一刀切，增加预算支出的可行性、科学性、必要性，对苏北不同县区实行专项财政支出资金，并对支出资金项目的结果进行监督和控制，如江苏省财政厅潘永和厅长强调的，财政干部要不断提高把握大局、应对复杂局面、创新创优三种能力，来增强财政人员的工作素质，从而增强苏北竞争压力和动力。
参考文献：
[1]曲辰，以工业突破为第一方略的宿迁样本――访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n]，经理日报，2008.7.16
[2]孙巡，决不拖建设新江苏的后腿――访宿迁市代表团团长张新实，[n]，新华日报，2008.1.30.
[3]刘晓东，抓住机遇实现“千百万平台”，[n]，江苏经济报，2008.1.26
[4]郁进东、马志春，江苏：南北互动实现共同发展，[n]，经济日报，2007.1.16
[5]苏北振兴进行时，js.省略/xin_wen_zhong_xin/2005-06/03
[6]吴林海,曹炳汝，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评估研究――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J]，学海，2004（02）
[7]黄健，苏北：融入才能赶上，[n]，人民日报，2005.11.08
[8]苏平，两院院士吴良镛南通纵论――振兴苏北要有长三角视野，[n]，华东新闻，2005.11.01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7
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随后]变成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受此风暴的影响，北欧国家冰岛最终国家破产，成为欧洲第一个倒下的国家。2009年初，东欧国家乌克兰也遭到信用评级的降级，更为严重的是，同时期迪拜危机①爆发，重创了欧盟。随后，希腊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财政收支失衡的双重影响下陷入了危机，由此拉开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简称：欧债危机）的序幕。爱尔兰和葡萄牙随即被拖入泥潭，甚至经济实力较强的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也被危机拖累，危机在欧元区内传染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被称为“欧元危机”[1]。
2010年至今，欧洲各国、欧盟以及国际组织采取了一系列救助措施。其中包括以恢复债务持续性为目的的短期救助方案——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以及于2013年6月起替代eFSF，成为永久性救援基金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mechanism，eSm）。就目前而言，在各方的努力之下，危机已经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以改善财政状况为目标的各种中期救援和预防方案也在研究和商讨之中，包括：通过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简称：马约）和《稳定与增长公约》（后简称：稳约）的修改，加紧区内财政约束，加强各国财政政策的协调，建立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mF、建立欧洲经济政府、“缩版”欧元②和欧元体系二元化③等。但是，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的发生，仍然需要落脚到欧债危机的形成根源上，即经济可持续增长性的下降动摇了区内不可逆转之高福利政策的基础，政府不得不大肆举债，最后在金融危机的催化下，引发主权债务危机[2]。归根结底，欧元区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仍应该锁定在经济增长上。基于此，本文拟对欧债危机爆发前后欧元区的需求管理政策搭配进行评价和分析，进而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界的热点——宏观审慎政策的角色和定位进行阐释，以期揭示出其对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补充和加强作用，这对我国“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的“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回顾
以凯恩斯总需求分析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管理政策是指通过调节总需求来达到一定政策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根据宏观经济调控要求进行搭配，从而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关于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在经济学界存在的争论由来已久。凯恩斯主义重视需求管理政策，认为通过对总需求的调节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就能达到既无失业又无通货膨胀的目标。需求管理的基本政策包括实现充分就业政策和保证物价稳定政策两个方面，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措施克服经济萧条、实现充分就业；反之，政府应采取紧缩性的政策措施抑制总需求、避免通货膨胀。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如凯恩斯（maynard.Keynes）和汉森（alvin.Hansen）等偏好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更为直接和有力，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抑制经济过热；而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可见，尽管凯恩斯主义者们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偏好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承认需求管理政策能够稳定物价和促进经济增长。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以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学派（monetarists），只承认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能够影响产量和就业水平，从而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因此其货币政策主张为“单一规则”，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5]。而以卢卡斯（Robert.e.Lucas）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政策无效性命题”，认为总需求管理政策甚至在短期也没有效果[6]。另外，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也是完全漠视的[7]。
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实践来看，二战后为恢复战争创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滞胀”的出现，西方社会又一度抛弃凯恩斯主义转而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8]。后来，西方国家在世纪之交普遍遭遇了通货紧缩，克鲁格曼（paul.Krugman）的代表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随即问世，这实际上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开始复苏[9]。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从理论上看，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实际上是趋同的，至少在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保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上形成了共识；同时，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经济萧条时期的局限性，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而从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主导并受货币主义影响的需求管理政策在二战后至今仍然占据主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旧是目前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政策。
三、欧债危机前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欧元自2002年正式在欧元区流通以来，其争议性就一直存在，特别是区内单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广受诟病[10]。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eCB）统一制定，各成员国分别操作和执行。受货币主义④的影响，其货币政策的目标设定为保持物价稳定、避免通货膨胀以及通货紧缩，而这些目标的顺利实现应该以统一的财政政策为基础[11]。但是欧元区的财政政策却是分散的，尽管在《稳约》中规定各成员国财政有“过度赤字”的约束标准——赤字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3%，以及政府债务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应超过60%。但实际上这两个约束几乎是形同虚设，在法德等核心国家的带头下，几乎所有国家都超过了标准，区内各国财政政策实质上是各行其是的[12]。
欧元区的成立是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但是成立之初的欧元区本身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成立的标准，并且在欧元区发展的十多年里，由于语言、习惯等障碍，也未像乐观研究者们期待的那样出现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反而南欧和北欧、边缘国家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本身有效性就值得商榷。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货币政策的各种非对称性效应进行了大量而又详实的实证研究，基本上证实了欧元区货币政策区域非对称性效应的存在[13-14]。也就是说，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并未趋同的欧元区各国其效果是存在差异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危机的负面影响，各国政府财政支出通常都会大幅度增加。欧元区在2007年全球金融风暴的打击下也不例外，各国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在经济面临衰退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于是自2008年年底，各国纷纷制定了财政刺激计划，用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政府一方面大量出资刺激投资，同时直接注资到困境中的金融机构，以及为它们提供债务担保；另一方面实施税收优惠和减税措施来刺激消费。正是由于这些政策导致各国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经济底子薄的南欧小国更是负债累累，货币政策的不可用使这些国家将过度使用财政政策的道德风险发挥到了极致，最终造成了这几个国家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援助。
总体上讲，欧元区成立到欧债危机发生之前，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未能做到相互支持和搭配，这事实上构成了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一方面，货币政策以保持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却忽略了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经济结构、金融体系、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开放度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缺乏约束而无限扩张的财政政策为边缘国家利用货币联盟营造的稳定货币环境“搭便车”坐享其成提供了可能性。
四、欧元区应对欧债危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评析
当初通过欺骗手法加入欧元区并在此之后大肆扩大财政支出的希腊在其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初，欧盟和欧元区依据《马约》“不救助”条款原则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而要求其自救。由于在区内实行的是统一的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所以希腊不可能通过货币贬值来归还债务，唯一的办法就是紧缩财政。紧缩财政不外乎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增税，二是减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希腊传统产业造船业和旅游业受挫，经济萎靡不振，再加上加入欧元区后一路攀高的福利政策，使这两条途径都遭到民众的强烈反对，国内游行示威不断。最终，随着危机在希腊国内的继续恶化，开始危及欧元信誉，以及危机逐步蔓延到其它多个国家，欧盟不得已开始对希腊等国进行救援。从目前来看，对危机国家的救援和对危机的预防除了通过eFSF（eSm）筹集资金之外，仍然主要通过总需求管理政策框架进行。
1.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以及金融管制
自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危机国采取的紧缩财政政策一再遭到区内各国民众的反对，负面效果越来越明显，欧元区经济出现滞涨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晰。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的GDp在2012年前三个季度连续萎缩，而第四季度的GDp较上一季度下降0.6%，这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消费者信心不足、投资疲软，经济复苏的前景不容乐观。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甚至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也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同时，目前欧盟的公共债务已经达到GDp的90%，而超过这个比例则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陷入长时期停顿。于是，欧盟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如果要想经济恢复增长，必须通过减支减赤把这个比例降下来；但紧缩的财政政策却又使经济雪上加霜。而另一方面，包括巴塞尔协议iii（Baseliii）和SiFi管制在内的金融管制框架的本意在于稳定市场情绪，但实际上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根据2012年国际清算银行（BiS）第一季度的报告，欧洲银行管理局（eBa）提出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在6月之前达到9%的要求进一步增添了市场的恐慌。因此在财政政策效果不佳，金融管制副作用较大的情况下，欧元区货币政策被赋予了重大的任务：抵消紧缩财政和金融管制给市场带来的负面影响。
2.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
实际上，不仅在欧洲，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在推行着紧缩的财政政策和严格的金融管制，为了抵消市场的负面情绪，各经济体实施的货币政策也逐渐延伸到了非常规领域，比如美国在低利率等常规货币政策失效之后，已经连续进行了四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Qe）。欧元区各国政府以及各大商业银行在欧债危机和银行危机两重危机的夹击之下，资产负债状况每况愈下。目前eCB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调低基准利率和强化信贷支持计划。就降低利率而言，政策实施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截止到2013年8月，欧央行公布的主要再融资利率仅为0.5%，隔夜存款和贷款利率也分别低至0.0%和1.0%。更为重要的是，利率的降低固然能够增加银行部门的流动性，但是由于危机的影响，各银行更倾向于将存款便利保留在中央银行，而不愿意拆借，这推高了银行间的融资成本，使资金不能在银行间实现自由流动，从而使eCB的低利率政策很难有效作用于货币市场。正是基于以上原因，eCB推出了包括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担保债权购买计划、扩大再融资操作的参与方法以及抵押资产使用范围等在内的强化信贷支持计划，以此来保证低利率政策能传导到货币市场。
根据eBa的数据，按相同标准核算出欧元区31家主要银行在2011年9月末合计资金缺口为847亿欧元，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eCB推出了LtRo（长期再融资计划）。LtRo与Qe相似，相当于逆回购操作，都是通过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方式释放流动性，化解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帮助其度过再融资困难，避免金融系统风险。但是，与Qe相比，LtRo的效果明显偏弱，不少研究者指出其作用仅仅在于赢得了三年的“缓刑”时间。由于缺乏统一的财政机制来配合类似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与Qe不同，LtRo退出后，欧元区仍然将经历长期痛苦的去杠杆化的过程[15]。更为糟糕的是，与低利率政策一样，LtRo同样会遭遇流动性陷阱，即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同样偏好存回央行，而未将流动性全部投入到货币市场，因而对于刺激实体经济的实际效果令人怀疑。
即使LtRo不具有以上缺陷，欧元区的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也仍然是有限的[16]。首先，对一些债务人来说，除非其债务水平下降到可接受范围，否则即使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他们也不愿扩大消费和投资；而对另一些债务人而言，宽松的货币政策则会降低他们的还款意愿，拖延对其资产负债状况的修复。后面这种情况更有可能会发生在危机国家的政府身上。其次，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从供给面影响经济体整体的生产力，继而对增长潜力产生负面影响。过低的利率可能将投资引向高盈利行业，比如房地产业、金融业等，造成对这些行业的投资过度，使资金配置低效率。再次，极低的利率还会减少金融机构的盈利，进而削弱其作为中间人（借入短期资金，发放长期信贷）的功能，致使资源配置失去效率，继而影响经济体的潜在增长力。最后，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其他经济体还具有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最终仍将会反馈在欧元区本身。欧元汇率的持续走低，虽然有助于欧元区的出口，但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使区内实际购买力下降，从而放缓经济增速。
从上述分析可知，欧元区应对危机的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并不理想，非但未能抵消财政紧缩和金融管制的负面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导了资金向投机性行业过分集中，以致形成“僵尸借贷”（ZombieLending），这对危机救助和实体经济增长都没有积极意义。
3.欧元区宏观需求管理政策亟须反思
欧债危机蔓延至今，在救助框架中我们更多窥见的是宽松货币政策和严格金融管制的身影。政府更偏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紧缩财政政策，原因在于前者不需要民众做出明显的牺牲，后者却触及了民众显而易见的利益。但实际上宽松的货币政策最终仍旧是以通货膨胀的代价间接由广大民众来承担。同样的，在金融危机后，整个市场弥漫着反金融和反银行的情绪，一些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监管措施被利用来迎合这种情绪，即使有些金融监管政策是合理的，也有可能出现监管过度或者时间滞后的情况。况且，还有些所谓的监管措施纯粹是在大选来临之前为赢得选票而草率制定出来的。
综上所述，欧元区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如何解决紧缩财政政策的两难困境，如何规避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作用，如何判断金融监管措施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以及在传统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出现缺陷的时候，如何去弥合这个空缺，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和预防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
五、宏观审慎政策的介入定位
金融危机之后，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policies）开始回归人们的视野。它是与微观审慎政策（microprudentialpolicies）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两者本质上同属金融监管的范畴。1979年宏观审慎首次出现在库克委员会（CookeCommittee，巴塞尔委员会⑤的前身）的会议备忘录里；1986年巴塞尔委员会再次指出需要宏观审慎政策来支持金融体系的整体性以及支付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健性；次年，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肯定了从宏观角度看待银行行为的重要性；2000年，BiS的时任行长首次对宏观审慎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在甄别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阐释了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以及政策含义，自此开启学术界对宏观审慎政策的研究。但是一直以来，这方面相关文献并不丰富，直至2007年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标志微观审慎监管的失效，宏观审慎监管才又重新受到重视。与微观审慎政策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不同，宏观审慎政策强调通过资本要求、杠杆率限制以及动态拨备制度为代表的逆周期政策自上而下的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出现。目前对于宏观审慎监管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尽管可操作的政策框架基本成型，但是指标体系还未最终形成，效果也不甚明朗。无论如何，宏观审慎政策拓宽了政策制定者的视野，通过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财政政策的各种动态搭配，从金融监管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17]。
1.宏观审慎政策提高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传统的货币政策属于总量调节，总量政策往往无暇顾及所有领域的平衡，因此，如前文所述，欧元区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明显，区域之间（各成员国之间）以及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都大量的存在。而在应对和治理危机时，欧元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实际传导过程中，由于其对资产价格波动等结构性问题无能为力，过多的流动性可能被引入高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受到影响，因此，在对经济结构失衡的预防和应对问题上，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发挥其优势，针对顺周期问题、扭曲的薪酬激励以及约束机制进行纠偏。另外，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此前提下也担负着推进成员国经济均衡增长，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但实证研究表明，GDp和Cpi与金融稳定的相关程度极低，也就是说，保持价格稳定不足以实现金融稳定，而金融失衡会导致系统性风险，引发危机，正是由于eCB货币政策的范围不能涵盖金融稳定，才导致了欧债危机的高度传染性[18]。因此，宏观审慎政策必须担当起对金融资产价格指数进行严密监管的职责，加强流动性监管，以及对影子银行体系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同时，完善各项指标，对金融监管各项措施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进行量化分析。
再者，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各国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虽然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但却忽略了财政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由此主观上引发了欧债危机；而在欧债危机引发后，为避免危机的蔓延欧元区又采取了紧缩的财政政策，结果造成了经济萎缩。宏观审慎监管则能够从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对动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危机救助的随意性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在不损害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合理控制财政赤字规模，从而维护财政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2.宏观审慎政策不能替代宏观需求管理政策
从货币政策来看，只有当其能发挥总量调节，防止整体经济金融过热或过冷的前提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有效地发挥结构性调控的功能。同样，也只有在财政赤字可持续的范围内，宏观审慎政策才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欧债危机仍然肆掠欧元区的情势下，一方面货币政策应该避免过于宽松，以降低未来恶性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缩减政府赤字仍然是欧元区各国的核心目标，但应该注意不应过度，防止损害经济增长的潜力。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保证下，宏观审慎政策才可能拥有健康运行的空间。
六、小结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8
关键词：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凯恩斯效应；非凯恩斯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5-0056-08
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指财政政策不仅具有凯恩斯效应，在有的时期或区制内还具有非凯恩斯效应（non-Keynesianeffects）。这是对传统凯恩斯理论的挑战。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的方式非常直接：财政扩张刺激总需求，而财政收缩降低总需求，刺激总需求的程度取决于凯恩斯乘数。在封闭经济中（iS－Lm模型），挤出机制通过提高利率而降低乘数；在开放经济中（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乘数也会随着汇率和收入效应而降低。然而在两种情况下，乘数都将大于零，它们永远不会为负。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消费等）产生了紧缩效果，而紧缩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变量产生了扩张的效果，即财政支出乘数为负。
自Giavazzi等（1990）发现丹麦1982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non-lineareffects）以后，理论界和实务界纷纷展开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检验和研究，相关文献不断涌现。总结这些文献，可以发现：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没有形成一致结论，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是一个实证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情况。明确财政政策效应，特别是非线性效应，对于完善财政理论和指导财政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对我国来讲，更是如此。如果实证检验能够说明我国财政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则可以从一个全新角度来评价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连续多年高位运行的情形下，对于如何保持财政政策稳健性，以及对于财政政策今后调控方向的判断能够提供重要的理论与实证依据。那么，我国财政政策是否存在非线性效应呢？何时具有凯恩斯效应，何时又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呢？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传统的财政政策效应分析方法一直假定价格在财政政策的调整过程中保持不变。事实上，这种假定是否成立依赖于以下两个条件：一是经济必须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二是经济当事人的预期是不完全理性的。就前者而言，Lucas（1973）和Feldstein（1982）认为，当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如果财政政策不能提高潜在产出水平，那么财政政策将会受供给面制约对实际产出没有影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唯一结果就是使经济出现价格水平的普遍上升，这时财政政策就可能因较高的价格被挤出。不仅如此，对财政政策的长期依赖还会造成经济的全面滞胀，其原因在于，通胀扭曲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造成投资不足。同时，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由于商品价格的上升造成了劳动供给者相对购买力的下降，这样，理性预期就会使劳动者持续地要求提高名义工资和更高的失业风险升水，而名义工资的持续上升一方面使生产成本上升，导致生产者投资欲望下降，另一方面通过产品的成本传递到商品市场，造成商品价格的持续攀升。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经济在非充分就业中出现持续通胀。这种情况正是西方经济在经过了30年持续增长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普遍滞胀的重要原因。这种分析表明，在供给约束的经济中，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不仅无效，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波动，即所谓的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
就后者而言，缺乏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一直是凯恩斯财政政策受到攻击和质疑的原因。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使短期内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意外方式对国民产出产生影响，但长期内也会因预期的逐步理性而变得无效。在一个充分就业的经济中，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可以通过通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对产出产生影响，但长期内菲律普斯曲线是垂直的，即通胀与就业之间并不存在替代关系，也即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产出只有名义效应而无实际效应（Lucas，1973）。真实周期学派更进一步认为，市场是持续出清的，面对财政政策的意外冲击，理性预期会使这种政策短期内变得无效，相反，政策的动态不一致只会导致经济波动变得更加不规则（Kydland，etal，1977）。理性预期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价格水平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的影响上，而且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也会体现在未来收入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决策的影响上。
收入预期对私人部门行为影响，进而影响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起源于20世纪末Giavazzi等（1990）的工作。他们在对丹麦1982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经验分析时发现，致力于稳定目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反而导致经济紧缩，这一现象使得传统非负财政乘数的假定遭到了质疑。Blanchard（1990）从税收与经济扭曲的角度提出，这种非凯恩斯效应出现的原因在于，税率存在一个临界水平，这就意味着，政府的债务也有一个临界水平，当现实的或预期的税率超过临界水平时，就意味着产出的下降。这样，在政府预算约束下，如果政府的债务水平接近临界水平时，私人部门就会预期到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调整财政政策，从而避免经济在未来陷入高的扭曲型税收陷阱。Bertola等（1993）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种非凯恩斯效应进行了解释，他们首先假定政府的支出行为表现出带正向漂移的随机游走过程，这样，为了满足预算约束条件，政府可能迫于债务的压力在某个时候采取降低支出的措施。即当政府支出水平接近或达到压力的临界水平时，扩张性公共支出的增加通常会降低私人消费，这是因为具有无限期界的当事人会正确预期到，政府对公共支出进行相机削减是有可能的，但并不一定会发生。如果公共支出已经达到了临界水平，政府并没有削减公共支出，这时私人部门的消费就会相机地出现下降，原因在于当事人修正了他们对自己持久收入的预期。预期结构的变化使得模型的非线性特征表现了出来。Sutherland（1997）对Bertola等的模型进行了扩展，扩展后的模型与原先的模型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但所得出的结论却与原先的模型有很大的区别。Sutherland模型的结论依赖于有限期界当事人假定。为了分析的需要，模型假定在公共支出达到其临界值附近时，政府以较大税收增加的形式实施所谓的限制性财政政策。这意味着，当债务水平越接近于财政风险的临界水平，政府实施财政稳定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大。当财政处于这样一种状况的时候，财政赤字的任何增加都将会使私人消费下降。因为当事人清楚地意识到，在它们的有生之年，政府大幅度地增加税收不可避免，未来收入的损失将大大超过当前的政府转移。
与上述三位学者的分析方法完全不同，perotti（1999）首先假定当事人不是完全同质的，一部分具有理性预期，而另一部分要么受流动性约束，要么是不完全理性的。这种非同质假定使得后一类当事人的消费函数表现为完全的凯恩斯特征。同时，这种假定也隐含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将刺激税前收入，而税收将抑制税前收入的上升。之所以如此，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税收增加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对经济活动产生扭曲。而这种情况又是因为政府没能采取税收平滑政策，从而导致具有理性预期的当事人预期到未来税收将比今天的税收要大得多。而当具有理性预期并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当事人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因政府支出或税收的意外变化发生改变时，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就会产生。同时，作者还指出，公共支出的意外增加对理性当事人的消费产生正向效应还是负向效应依赖于产出增长的强度，这种强度抵消了隐含的未来税收增加对产出造成的扭曲作用。
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证检验
检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定义和划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阶段（potentialperiodsofnon-linearfiscalpolicyeffects）。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采用外生定义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的方法。在该方面，已有的实证文献采用了几个不同的指标：（1）基本结构预算余额（primarystructuralbudgetbalance），主要是为了排除通货膨胀或实际利率变化的影响（Giavazzi，etal，2000）。（2）结构预算余额（structuralbudgetbalance）。部分文献采用结构预算余额而非基本结构预算余额，是因为结构预算余额中包含了国债利息支付的信息。但实践中，在确定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潜在阶段方面，采用结构预算余额和基本结构预算余额没有太大差别。Cour（1996）利用基本结构预算余额对几个oeCD国家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的划分结果与oeCD（1996）利用结构预算余额的划分结果相同。（3）国债或公共消费（perotti，1999）。除了指标的选择有所不同以外，在如何定义财政紧缩或扩张阶段长度方面也有所差异，alesina等（1998）允许财政调整阶段长度只有一年的情况，而Giavazzi（1996）则通过严格的标准降低了只有一年的可能性。Kamps（2001）利用14个eU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显著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对潜在阶段的定义非常敏感。Hoppner（2001）运用了内生地确定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的方法――区制转移模型，没有把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阶段限定于事先定义好的潜在阶段，而是从数据自身生成过程中内生地识别不同的状态。
笔者认为，为了准确地检验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应该采取内生划分非线性效应区制的方法。外生地识别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过于主观，可能导致所定义或划分的阶段数目过多或者忽略了长度为一年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特别是在目前对于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仍不清楚的情况下，外生定义或划分非线性区制的方法更缺乏说服力。鉴于此，笔者采用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mS-VaR）对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
Hamilton（1989）提出了常转移概率的马尔科夫模型（markovSwitching），简称为mS模型。由于mS模型描述了不同阶段、状态或机制下，经济行为所具有的不同特征和性质，所以mS模型又可以称为区制转移模型（RegimeSwitching，简称RS模型）。
假设yt是经济时间序列，此时所建立的p阶回归模型形式为：
其中，不可观测的区制变量St是一个取值区间为{1，…2，K，m}的马尔可夫链，表示经济所处于的m种状态。随机误差满足正态分布，即ε~n（0，σ2）。
但考虑到模型的估计需要，将式（1）写成均值调整形式，如式（2）所示：
其中，u表示yt的期望值。
考虑到时间序列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非线性转移，对每一个状态，研究中的变量分布被假定是正态的且有不同的均值和方差，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移概率通过一阶马尔科夫概率规则刻画出来。
由于St是服从遍历不可约的马尔科夫过程，把状态转移概率假设存在3个状态。简记为：
且∑[DD(;]m[]k=1[DD)]pik=1
该遍历不可约的m状态马尔科夫过程的转移概率矩阵如下：
由于模型中的状态变量St与其前一期状态有关（马尔科夫性）且不可观测，yt也服从于aR过程，因此应用极大似然估计（即最大化对数似然函数）来求解模型的参数。
在本文中，我们将以上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扩展到多变量，即向量形式，将以上单方程模型扩展到多方程模型，从而得到以下区制转移向量自回归模型。
设向量xt＝（GDpt，Gt，tt）。其中，GDpt表示GDp的年变化量，Gt表示政府支出的年变化量，tt表示政府税收的年变化量。变量的选取是根据研究目的而定的。
假定向量xt是根据如下的mS（q）－VaR（p）模型生成：
其中：p是滞后阶数，其数值根据信息准则来判断；εt~n（0，Ω），Ω是正定矩阵。
不可观测的状态变量St服从q状态的遍历不可约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为p（St=jSt-1=i）=pij且对于所有的时间t，i，j=1，2，...，q，满足qj=1pij=1。模型mS（q）－VaR（p）的估计是利用极大似然法（通过em算法实现）进行的。
根据aiC、HQ及SC等信息准则，笔者选取q=2，p=1。笔者采用1979年到2006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本部分所用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国家统计局网（stats.省略）和中经网（cei.省略）。，所有序列已根据Cpi指数（1978年=100）变为实际量。为了使数据适合所采用的模型，分别使用GDp、政府支出和税收的差分序列。利用极大似然法得到本文mS（2）－VaR（1）模型GDpt方程中的常数项和各系数的估计结果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此只给出GDpt方程的常数项和系数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模型的非线性检验LR统计量为21.743，其伴随概率值Chi（12）=［0.016］*、Chi（14）=［0.037］*假设VaR的滞后期为两者中较小的，构造LR统计量，LR服从渐进的χ2分布，其自由度为mk2，其中，m为根据aiC和SC选择的滞后期之差，k为VaR中内生变量个数。可算出LR统计量对应的p值，p值过大则拒绝原假设，否则接受原假设。，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在1979―2006年间显著存在非线性效应。表2给出了区制转移概率矩阵的估计结果。
表3给出了各个区制的样本个数、区制出现的概率和平均持续期，其中在同一区制的持续期D（Si）为：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政策效应明显可分为两个区制。在区制1中，增加政府支出将减少产出，而提高税收反而会使产出增加。但我们注意到，这一区制的财量的系数估计不太显著，说明在区制1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不产生效用或产生紧缩效应，即这一区制的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在区制2中，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即增加政府支出将提高产出，而提高税收将减少产出。但在两个区制中，税收变量的系数与政府支出变量的系数相比不显著，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主要是靠支出政策起作用，税收所起作用相对较小，这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表2中可以看出，两个区制都相对稳定，其转移概率p11=0.885、p22=0.814。表4显示，在1979―2006年间财政政策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区制频率为35.7％，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为35.7％；而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区制频率为64.3％，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为64.3％。
注：[Ht6SS]方括号里的数据表示财政政策发生非凯恩斯效应或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比如［0.921］表示财政政策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为92.1％。
表4给出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的区制划分。从中可以看出，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发生在1996年以前。其中，1979―1982年财政政策都具有非凯恩斯效应，1982年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加快，经济中市场力量有所增强，但计划经济成分仍占据主导地位，经济没有摆脱短缺的状态，从而1987―1990年、1994―1995年两个区制中财政政策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1996年以后，我国经济从短缺经济走到了过剩经济，从而财政政策产生了凯恩斯效应。我国财政政策的效应可以显著地分成两个状态：在1979―1982年、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等区制里，财政政策发生非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1，发生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0；而在1983―1986年、1991―1993年和1996―2006年等区制里，财政政策发生凯恩斯效应的概率接近于1。这充分说明，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效应，这为我国财政政策的评价和操作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当财政政策存在非线性效应时，政府应当识别财政政策发生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的区制，在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区制内，政府不应一味地依靠增加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这样不但可能对经济产生紧缩效应，而且可能造成不可持续的赤字规模或国债规模。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应该减少政府支出，同时提高税收（郭庆旺等，2006）。在财政政策存在凯恩斯效应的区制中，政府刺激经济或总需求的手段应该是增加政府支出，或者降低税收负担。另外，1996年以来财政政策一直位于凯恩斯效应区制内，这充分说明近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是积极有效的，而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是正确的。
国内有学者指出：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经济将逐渐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的状况，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在劳动力转移被限制的情况下，最迟到2009年，全国城市就会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蔡，2005）。在劳动力出现短缺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会产生对私人经济活动的超过100％的挤出，财政政策将转入非凯恩斯效应区制，认识到这一点，对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预期解释的再检验
近年来，国外财政研究除了检验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存在性外，还对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大量探索。总结这些文献，可以发现主要集中在影响个体对未来政策预期发生变化的因素上，具体包括初始财政条件（国债水平、赤字水平）或财政调整幅度（赤字率的变化）两个方面。笔者将根据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实证检验结果对这两方面原因进行再检验，从而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能够有更全面的理解。
（一）初始财政条件的影响
国外研究文献表明，初始财政条件可能改变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假设存在一个国债临界水平d*，如果消费者预期到国债余额将达到临界值d*，稳定或降低国债余额的财政调整就会使经济免入高度扭曲的税收陷阱，因此消费者预期永久收入提高，消费上升，即不好财政时期（badfiscaltimes）的财政调整可能是好消息，提高了消费。Feldstein（1982）认为，在其他情况下，税收政策也会存在非线性效应，比如，假设当前的财政态势（fiscalstance）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作调整，就会扰乱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的运行秩序，此时提高税收降低了国债违约的风险和相关的产出成本，从而人们因为预期收入的提高而增加现时的消费。私人部门的反应依赖于对财政状况好转的信心。如果财政状态转变的可信性提高了，当前税收足够大的变化将转变私人消费和国民储蓄反应的方向。Sutherland（1997）提供了另一个证实预期能引发非线性效应的模型，其假定消费者是有限期界的。Sutherland假设当国债比率超过给定的门限值时，消费者就会期盼财政调整的发生。如果国债比率很低时，税收的上升降低了私人消费，而当国债比率达到门限值时，税收的上升可能提高私人消费，这主要是因为图1我国1982―2006年国债负债率波动路径税收上升延迟了到达门限值的时间，使得财政调整更可能发生在下一代人身上。
下面将利用我国的国债、赤字数据对初始财政条件在引起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方面的作用进行检验。图1和图2分别表示我国国债负债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对国债数据只选择1982―2006年。（国债余额/GDp）和赤字率正数表示赤字，负数表示盈余；数据来源于《新中国50统计资料汇编》和中经网（cei.省略）。（赤字总额/GDp）的波动路径。
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国债负债率是连年升高的，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都发生在国债负债率较低的时间段。而国债负债率较高的近几年中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图2中的赤字率具有同样的现象，即赤字较高的近几年的财政政策并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可见，初始财政条件并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二）财政调整幅度的影响
国外研究文献中将财政扩张或调整的幅度作为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原因，即大幅度财政调整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政策的预期，从而产生非线性效应。借鉴国外文献，笔者采用赤字率的变化幅度作为对财政调整幅度的衡量。图3表示赤字率变化额的波动路径。
图3我国1979―2006年赤字率变化额的波动路径
从图3可以看出，1979―1982年间我国财政赤字率波动较大，似乎印证了财政调整幅度是产生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原因，然而，在发生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1987―1990年、1994―1995年等区制中，赤字率变化极小。同时，在1998―2006年间，赤字率变化比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两区制大很多，但财政政策在该区制内却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可见，财政调整幅度与非凯恩斯效应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
四、基本结论
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是近年来国外财政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对于完善财政理论和指导财政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政策存在显著非线性效应：随着1978年市场经济引入，市场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短缺经济结束之前的1979―1982年、1987―1990年和1994―1995年等区制里，财政政策仍然产生了非凯恩斯效应，即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将使经济紧缩，或者对经济根本不产生影响；1996年以后，短缺经济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从而在1996―2006年这一区制中，财政政策具有显著凯恩斯效应，即增加政府支出或降低税收将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研究结论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重要依据，能够提高政府根据不同区制相机执行财政政策的精确性，另外还提供了评价政府财政政策效果的视角或依据。同时，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经济将逐渐转向劳动力“有限剩余”状况，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会经常出现。面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短缺的来临，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检验显得尤为必要。
另外，国外大量研究认为，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因素能够影响主体对未来政策走向的预期，从而引发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本文利用我国国债和赤字数据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初始条件和财政调整幅度等主体预期因素不是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产生的必然原因。
参考文献：
蔡.2005.劳动力短缺：我们是否应该未雨绸缪［J］.中国人口科学（6）.
郭庆旺,贾俊雪.2006.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J］.中国社会科学（5）.
aLeiSinaa，peRottiR,taVaReSJ.1998.thepoliticaleconomyoffiscaladjustments［R］.Brookingspapersoneconomicactivity,1:197-266.
BeRtoLaG,DRaZena.1993.triggerpointsandbudgetcuts:explainingtheeffectsoffiscalausterity［J］.americaneconomicReview,83：76-84.
BLanCHaRDoJ.1990.Commenton“Canseverefiscalcontractionsbeexpansionary”［G］.nBeRmacroeconomicsannual:111-116.
CoURp,DUBoiSe,maHFoUZS,etal.1996.thecostsoffiscaladjustmentrevisited:howstrongistheevidence［R］.Cepiiworkingpaper:96-16.
FeLDSteinm.1982.Governmentdeficitsandaggregatedemand［J］.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s,9(1):1-20.
GiaVaZZiF,paGanom.1990.Canseverefiscalcontractionsbeexpansionary?talesoftwosmalleuropeancountries［R］.nBeRwp,no.3372.
GiaVaZZiF,paGanom.1996.non-Keynesianeffectsoffiscalpolicychanges:internationalevidenceandtheSwedishexperience［R］.nBeRwp,no.5332.
GiaVaZZiF,paGanom.2000.Canseverefiscalcontractionsbeexpansionary［m］//BLanCHaRDoJ,FiSHeRS（eds.）.nBeRmacroeconomicsannual:75-122.
HamiLtonJD.1989.anewapproachtotheeconomicanalysisofnonstationarytimeseriesandthebusinesscycle［J］.econometrics,57:357-384.
HoeppneRF,aSSnmaCHeR-weSCHeK.2001.non-lineareffectsoffiscalpolicyinGermany:amarkov-Switchingapproach［R］.BonneconDiscussionpapers,no.9.
KampSC.2001.Fiscalcnsolidationineurope:pre-andpost-maastricht［R］.Kielworkingpaperno.1028,Kielinstituteofworldeconomics.
KYDLanDFe,pReSCotteC.1977.Rulesratherthandiscretion:theinconsistencyofoptimalplan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85：473-491.
LUCaSRe,Jr.1973.Someinternationalevidenceonoutput-inflationtradeoffs［J］.americaneconomicReview，63（3）：326-334.
oeCD.1996.theexperiencewithfiscalconsolidationwithoeCDcountries［J］.economicoutlook,59(June):33-41.
peRottiR.1999.Fiscalpolicyingoodtimesandbad［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114(4):1399-1436.
SUtHeRLanDa.1997.Fiscalcisesandaggregatedemand:canhighpublicdebtreversetheeffectsoffiscalpolicy［J］.Journalofpubliceconomics,65:147-162.
thetheoreticandpositiveStudy
ofnonlineareffectofFiscalpolicyinChina
ZHanGmingxi1GaoYiyun2
(1.Schoolofpubliceconomicsandadministration，Shangha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Shanghai200433；
2.Schoolof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
abstract：Fiscalpolicy′snonlineareffectreferstothefactthatfiscalpolicynotonlyhasKeynesianeffect,butalsohasnonKeynesianeffect.thepaperusestheRegimeSwitchingmodeltoexaminefiscalpolicy'snonlineareffect.ResultshowsthateffectsoffiscalpolicyoneconomicgrowthinChinaarenonlinear.intheregimes,suchas1978-1982,1987-1990and1994-1995,theeffectoffiscalpolicyisnonKeynesian；whileintheregime1996-2006,theeffectoffiscalpolicyisKeynesian,whenoureconomyissufferingfrominadequateeffectivedemand.Finally,thepapershowsthatinitialfiscalconditionsandmagnitudeoffiscalconsolidationsarenotnecessarilyrelatedtononlineareffectsoffiscalpolicy.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9
关键词：西部；财政转移支付；税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资
一、西部地区欠发达的财税政策因素分析
1．地区财政支出总量不足、结构欠佳，经济发展的财政基础较为薄弱。
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影响经济。在现行分税制不完善，特别是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亟待改进的情况下，西部地区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制约了其地方财政支出的快速增长；而低水平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其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据资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与华东地区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人均财政支出之比（华东地区：西北西南地区）已由1980年的1∶1．123下滑到1997年的1∶0．82。从两大地区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状况对比看，西部地区在基本建设、城市维护、文教科卫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显偏低，而行政管理费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比重则大大超过全国和东部地区。这种偏低的财政支出总量和不良的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人才培养、技术进步、公共设施的维护与建设，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财政目前更多地体现为吃饭财政。这与地区经济起飞时所要求的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大相径庭。众所周知，按照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支出增长理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公共投资在经济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一般都应较高，因为大量的社会基础设施需要公共部门参与投资，这些公共投资通常被认为是促进经济增长，使其进入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期阶段的必要条件。
显然，由于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在总量与结构方面所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性，已使得地区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投资硬环境得不到起码的改善。仅从铁路密度来看，每万平方公里面积拥有的铁路长度，全国平均为59．8公里，东部高达132公里，西部仅为25．2公里，西部铁路的网间距离达727公里，远远超出了公路运输的有效范围，致使许多地区处于封闭状态。
而为了解决财政支出方面的现实困难，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对企业征收非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不足，从而使得企业的平均税费负担远高于东部地区企业，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地方经济的振兴。据调查，四川省1993－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10．74％，非税负担为21．7％，税费负担合计为32．44％；西安市百户企业调查，1993－1996年平均税收负担为12．91％，非税负担为26．39％，税费负担合计高达39．3％。而东南沿海的广东省，1996年企业平均税收负担为7．61％，非税负担为15．22％，企业税费负担之和则为22．83％，尽管也较高，但与西部地区的企业相比，明显要轻。事实上，由于西部地区资源型产业和国有经济比重较大，1994年的新税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税负的提高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税负提高幅度。
2．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原有财税政策差异明显，严重阻碍了资本的西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基本遵循均衡发展的政策。从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首次列出“地区经济发展计划篇”，提出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少数民族和不发达地区三种不同类型地区各自发展方针起，与“非均衡布局战略”相配套，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以区域优惠为侧重点的鼓励外商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形成了从“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内陆一般地区”由低到高的梯级税率（15％、24％、30％，经济特区部分企业最低为10％）。尽管在有关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财税优惠在影响外资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当基本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项盈利性投资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东部的FDi地理条件比较优越时，从边际角度来看，财税优惠无疑会左右投资。事实上，特别优惠的财税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区的投资回报率的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在东部投资的政策与财务风险。相应降低了在西部投资的经济可行性，进而促使外资、技术在区域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向东部地区快速聚集。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逐渐也因收益差异而逐步东移，从而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发展中国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差异而产生的“回波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东部地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东部地区与非优惠的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
联合国有关投资地区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优惠政策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见表1）。
3．缺乏强而有力的财政政策投融资体系与政策的支持
所谓财政政策投融资，是财政为了强化宏观调控功能，以信用为手段，直接或间接有偿筹集资金和使用资金的活动。其本质是以政府为主体按照信用原则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分配所形成的特定的财政关系。由于其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特殊作用，二次大战以来，倍受一些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日本、韩国的重视。我国的政策性投融资，尽管建国之初就有，并经1979年以来的不断改革，初步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的新格局。但由于投资的重点复又从中西部地区转向沿海地区；建设项目的行政审批制度与多元化投资主体、多种资金来源之间存在矛盾；政策性投融资机构资本金严重不足；各投融资管理机构各自为政，缺乏统筹与协调；再加上资金使用的低效率、政策投融资体制定位的不合理和运行机制不健全；政府金融优惠形式单一等原因，政策性投融资（包括政府直接投融资和金融优惠，特别是金融优惠）在西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开发、先导、引流作用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严重缺位，西部地区的投资硬环境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二、促进西部开发的财税政策的调整与改进
1．规范中央财政对西部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纵横转移支付力度。
要改善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困难状况，扩大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规模，增加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投入，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全局，带动作用较大的重要项目，为西部开发创造良好的条件，逐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规范转移支付形式，增强转移支付机制在均衡地区间财政经济发展差距方面的功能，应是当务之急。众所周知，美国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之所以能在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缩小与发达的东北部和中北部地区的经济差距，除了得益于美国政府60年代初制定各种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促进后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外，联邦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功不可没。仅1975年就有308．49亿美元从东北部和中北部流入西南部。到1984年，在联邦政府财政支出中，各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西部占22．6％，南部占34．5％，东北部占21．6％，中北部占21．3％。财政资金的大量倾斜大大支持了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发展。我国地域辽阔，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由于受历史和现实的条件制约及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方针的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地区财力差距甚大。据资料分析，我国1996年人均财政收入（扣除债务收入）近600元，人均财政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为1976．6元，为贵州的14．2倍。从财力自给能力系数来看，上海为578％，北京为366％，西藏为33％，贵州为40％。这表明我国地区间的财力差距大，涉及范围广，具备进行纵横交叉转移支付的条件和可能。我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在近几年中虽有所修改，但在结构及其功能方面还存在较大问题，主要表现在：财政转移支付规模确定不规范、数量不足，属于补助性质的转移支付种类过多，税收返还政策使得转移地区重点不突出，一般目的的财政转移支付与专项财政转移支付的分工和协调不够，纵向转移支付缺少横向转移支付方式的密切配合等。为确保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有效性，建议今后应运用立法手段确保转移支付机制的严肃性、一贯性和连续性，按照方向性和透明度原则及多种措施综合配套的原则，规范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发展横向转移支付。在现有基础上，逐年缩减税收返还的规模，逐年扩大中央对西部一般性转移支付量，采用因素法科学核定，逐步提高西部居民可享受的基本社会福利或公共服务水平；根据各项基础设施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规模大小、影响范围等因素，科学确定中央财政直接负担的专项转移支付比例水平；积极探索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扶持形式，逐步形成纵向转移支付为主，横向转移为辅，纵横交叉的新型面向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方式。
2．改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预算管理模式，全面推行零基预算。
综观西部地区财政的现状，一方面，由于其财力供给能力较低，财力规模过小，“吃饭财政”的特征较为明显。加上现行财政体制下，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力度有限，且往往都是“戴帽”下达，地方财政的收支压力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也看到，财政“越位”问题也相当严重。一些很少具备行政管理职能的后勤服务部门被划入了行政范围，部分有经营收入的事业单位至今仍列入财政供给范围。于是形成与西部地区财政困难相对应的行政事业单位编制“一胀再胀”，财政供养人员有增无减。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的以财源建设为己任的聚财和理财方式，导致财政在市场领域的相关支出不断上升，财政的基本职能难以有效实现。要逐步改变西部地区财政入不敷出、越位与缺位并存的不合理状况，光依赖中央财政的支持是不现实的，必须同时做好地方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彻底摒弃管理基数法，逐步推行零基预算。西部地区的部分地方近年来试行了零基预算，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基础管理工作没做好等多方面的原因，效果不很明显。从目前来看，推行零基预算的关键是要尽可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较为规范的零基预算信息体系，做好预算管理的基础工作，如定员定额管理，在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基础上，严格确定单位人员编制。按照财政支出项目的轻重缓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当然，零基预算只是预算编制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并不能对控制预算支出起决定性作用。要使零基预算能够真正发挥预期的作用，我认为，关键是要坚持按《预算法》办事，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建立健全支出监督体系；重视对预算内、外资金的统管；彻底改变重收入、轻支出管理的陈旧观念；实行公共财政支出管理。
3．缩小东、西部地区投资的财税优惠差距，公平投资的政策环境。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原有的主要针对沿海地区的以地区倾斜为主、辅之以产业倾斜并交错使用减低税率、定期减免税和再投资退税等多种税收优惠手段的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和发展的需要。调整地区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产业倾斜的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已是大势所趋。今后，为了配合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一方面，国家应在严格控制东西部地区之间税收待遇差异扩大的基础上，按照国税发?1999?172号文件的指示精神，逐步把在东部沿海实施多年且行之有效的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实行，甚至可考虑建设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通道或基地，辐射和带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如在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广西防城港开辟西部保税区。另一方面，也可考虑逐步取消对内资企业的歧视性税负政策，将内资企业的税负减到外资企业的水平，特别是对东部地区来西部投资开发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以吸引来自西部地区外的各种资本为我所用，最大限度地扩大财税优惠政策的引流效应。要借这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指导目录鼓励类项目投资审批权下放的契机，加快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项目审批程序与方式，改串联式审批为并联式审批，努力在西部的投资软环境上做足文章。
4．着力构建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政策性投融资体系与政策框架。
西部开发所需的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启动资金。财政通过增加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项目的直接投资规模，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纵观世界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起飞历程，几乎无一例外不借助集财政性与金融性于一身的政策性投融资。韩国在经济起飞的“一五”计划时期，财政投融资贷款占政府农林水利投资的25．8％，社会公共投资的53．2％；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后，为振兴边远落后地区的发展，先后于1956年和1972年建立了北海道东北开发金融公库和冲绳振兴开发金融公库；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在经济开发区投资且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大约1／3的投资补助；荷兰政府为鼓励工商业扩散到兰斯塔德（RandstadHolland）大城市区以外的地区，对在北部和南部地区扩建的企业提供10％－30％的奖励金，而对新建企业提供15％－35％的奖励金。英国政府则对落后地区实行多种形式的资本补贴。为鼓励外商、国内企业和私人资本到西部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当前很有必要借鉴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鉴于我国现行的财政投融资还很不完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跳出计划经济下财政投融资的基本套路，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与运行机制，积极探索新体制，运用新机制，拓宽融资渠道，着力重塑西部开发所需的财政投融资体系，构建所需之政策框架，无疑将极大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国家要尽快理顺财政与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关系，建立资金委托、资金管理、资金运用三分离而又完全有偿的投融资体系，通过编制集中统一的《政策性投融资计划》来协调财政金融在西部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建立西部开发银行为西部地区的开发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财政投融资的有效方式，充分发挥各种金融优惠如政府投资补助、补贴贷款、政府参股、优惠费率和政府保险等在西部开发中的积极引导作用，同时要注意政府实施的政策性投融资与民间金融的相互配合、补充，以期达到“四两拔千斤”的引资效果。
——————————
参考文献：
?1?“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对策研究”课题组．地方财政支出的实证分析及管理对策?J?．管理世界，1999，（1）．
?2?安体富，岳树民．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分析判断及其调整?J?．经济研究，1999，（3）．
?3?程江，符军．美国政府是如何开发欠发达地区的?J?．经济纵横，2000，（3）．
?4?张守凯．政府间转移支付方式的比较及选择?J?．财贸经济，1999，?1?．
?5?郭信昌．关于我国保税区建设与发展的若干思考?J?．南开经济研究，2000，（1）．
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区别篇10
【关键词】民族经济发展财政税收优惠
【正文】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乎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现象。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一直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点。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国家实行了一系列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经济活动更多地受市场机制调节，民族地区在旧的体制保护下享受的优惠政策受到冲击，许多实行多年、深受民族地区欢迎的优惠政策或被取消，或名存实亡。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事实上拉大了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这是落后民族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必然要面对的一种“阵痛”。改革是大势所趋，民族地区不能沉浸在对旧体制的怀恋中，民族地区同样需要通过改革发展经济。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发展民族经济一定要结合民族地区的特点，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一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和一般地方财政相比，除了享有财政自治权外，其财政管理和资金运行又有自身的特点。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是建立在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落后基础上的财政，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财政的集资能力也低，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来维持。而财政支出中非生产性开支所占比例大，缺乏财力进行生产性投入。民族地区如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须要有国家的大力扶持。因此，国家在不同的财政管理体制下，都给予民族地区相应的政策倾斜。
在“统收统支”时期，中央财政对边境民族地区实行免费医疗，对民族贸易在价格上实行“赔钱补贴”、“以赚补赔”等优惠政策，并规定民族贸易企业自有流动资金的80%由国家财政拨款。为了恢复生产，国家还给民族地区发放救济款、补助款和低息贷款。在“划分收支、分级管理、分类分成”时期，虽然没有针对民族地区另拟预算管理办法，但在编制全国预算草案时对民族地区作了一些特殊规定。国家不仅通过调整固定比例分成收入和中央调剂收入的归属扩大民族地方财政收入的范围，而且拨出多种补助专款，如生产补助费、卫生补助费、教育补助费、社会救济费以及无息贷款等。“二五”期间，“”和化运动使国家财政工作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损失，国家财力困难，社会总财力严重失控，导致实施不久的《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无法贯彻执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暂行办法》是国家第一个以立法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族治地方财政权限的法规。它既体现了国家财政预算“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又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大于一般同级地方的财政收支权和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为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1963年国务院转批了财政部、民委《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报告和关于改进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的规定（草案）》，民族自治地方开始实行“核定收支，总额分成，多余上交，不足补助，一年一变”的办法。这个办法虽然划分了收支范围，但重点是国家在财力上对民族自治地方给予适当的照顾和必要的补助，作为民族地区特殊性开支专款。期间，国家财政危机四伏，财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国务院1963年批准的《草案》不能全面执行。但是在国家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草案》中所规定的财政三项照顾仍然得以落实。据统计，从1964年至1979年，国家共拨出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民族自治地方机动金和预备费照顾三项共34.07亿元，减轻和缓解了民族地区的财政困难[1]。
8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分步骤启动财政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对民族自治地方也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政策和措施。1980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其中规定：民族自治区仍然实行民族自治地区的财政管理体制，除保留原来对民族自治地区财政所作的某些规定外，以1979年收支预计数作为支大于收的基数，确定中央补助额，补助额每年递增10%。这些规定一直执行到1988年。从1980年至1988年中央对8省区的定额财政补助累计为506亿元，拨付民族地区专项补助约60亿元[2]。80年代末期，经济体制改革中掀起的承包热潮开始向财政领域渗透，1988——1990年间实行的财政承包制有6种类型，民族地区属于定额补助这一类型，即按照原来核定的收支基数，支大于收的部分，中央财政进行固定数额补助，各种专项补助根据专款的用途和各地实际情况另行分配，体制补助额每年递增10%的优惠政策因财政承包制的实施而被取消。财政承包制同企业承包制一样属于过度时期的产物，于1994年被分税制代替，并从1995年开始适用《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按照现行体制，中央财政对自治区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另外将8个民族省区和民族省区之外的民族自治州纳入了政策性转移支付的范围，以缓解民族地区财政运行上的突出矛盾。
建国以后我国实行了统一的税收制度，但对民族地区，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定的优惠措施。农牧业是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农业税长期实行“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轻税政策，其中牧区采取了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1950年通过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和畜牧地区农、牧业税征收办法，由各省人民政府拟订，经核准后执行。《关于一九五三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中规定，少数民族聚居而生活困难的地区，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执行“轻灾少减、重灾多减、特重全免”的方针，牧区采取轻于农业区与城市的税收政策，一定时间内减免牧民的赋税。1954年新解放区农业实行累进税时，分别提高了各民族地区的起征点。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生产落后、生活困难的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不便、生产落后和农民生活困难的贫瘠山区，可以减征农业税。这一条例实施至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根据各民族地区不同情况，对其实行税收减免和优惠税率。对边境县和民族自治县的社队企业，免除工商所得税五年；对云南、贵州、、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广西八省（区）基建企业实现的降低成本，在扣除营业外支出和提取的企业基金后，按降低成本额三七分成；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基层供销社减征所得税，并对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对民贸三项照顾县的商业企业的自筹商业设施建设投资，从1985年起免征建筑税三年，对其应缴的能源交通建设资金，由省、自治区人民政府酌情减免；对实行民族贸易三项照顾地区的医药商业比照民贸商业免征建筑税和能源税；对民族用品定点企业生产销售的民族用品，给予减免产品税、增值税及减半征收所得税；对由经贸部批准的边贸公司通过指定口岸进口的商品，除国家限制进口的机电产品和烟、酒、化妆品外，减半征收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边民互市进口商品不超过人民币300元，免征进口关税和产品增值税；在国家确定的“老、少、边、贫”地区新办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后，可减征或者免征所得税3年[3]。
二
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所有的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回顾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的财税政策，不难发现优惠政策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前，国家更多地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倾斜扶持民族经济的启动和发展，税收优惠主要针对农牧业。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分税制的确立，国家和地方之间利益分配逐步制度化，民族地区曾经享受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在新体制下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新的替代措施未能适时出台，所以财政优惠政策受到了相当的冲击，但税收优惠的范围在逐步扩大。
两个时期财政和税收优惠政策的走势总体上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是相适应的。建国初期，民族地区经济极端落后，整个民族地区几乎没有现代工业，传统商业规模小，税收优惠缺乏必要的经济活动作为载体，只能针对民族地区的基础产业农牧业。而财政本身的职能决定了财政优惠政策在这一时期能大显身手。在民族地区财政长期入不敷出的境况下，国家通过财政优惠政策以直接“输血”的方式给予民族地区极大的扶持，对稳定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民族地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具备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和商业规模后，应该相应扩大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加大税收政策的调节力度。相反地，即使没有经济体制的转变，财政的直接“输血”也应该逐步被其他方式的优惠替代。财政体制改革导致的部分财政优惠政策的失效，客观上迎合了这一趋势，但是替代优惠措施滞后。因此，缺憾更多地体现在财政优惠政策上。
首先，财政优惠政策的效应基本上都是短期的，仅仅弥补了民族地区吃饭财政的缺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族地区的依赖性，使民族地区形成了所谓靠“输血”维持的畸形经济机制[4]，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地区自身发展能力的问题。
其次，有些优惠政策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完善，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社科院的温军博士对我国实行的民族优惠政策进行了评估分析，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税收优惠政策的保证执行程度分别为44%和36%[5]。其中，有些执行了的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矿业大多是独立的“小社会”，与民族地区经济缺乏内在联系，这些大企业虽然构成了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但难以真正带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结果是当地群众不能从资源开发中得到利益，企业不能得到当地群众支持，甚至形成对立和摩擦，悖离了国家财政投资的初衷。
再次，大部分优惠政策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让位于市场经济体制时，相当一部分优惠政策与现行体制不适应，而寻找替代政策和制定新政策的工作相对滞后，导致财政体制改革中出现了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情况“一刀切”的现象，影响优惠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处于更加不利和被动的局面。
当然，这些优惠政策对观念的影响是最深远的。长期以来，由于国家的大力宣传，无偿支援民族地区发展的方针已经深入人心，但发达地区对民族地区落后的历史原因缺乏了解，对计划经济时期民族地区通过资源低价外输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认识不够，久而久之潜意识里把这种民族政策导向下的无偿援助看成一种负担。即使是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的扶持，也被认为是多分了其他地区的“一杯羹”。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民族优惠政策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悖离的，民族优惠政策会弱化民族地区自力更生的能力，扶贫政策可以代替民族优惠政策。
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对省级财政的拨款包括体制补助、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和年终结算补助四部分。其中体制补助的标准由基准时期的收支平衡点决定，其关注的焦点是收支差额；税收返还与各省的经济实力挂钩，越富的省，得到的税收返还越多，它将原有的财力不均问题带入了新体制，可以说是中央对东南沿海富省妥协的产物，明显带有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目的；专项补助不仅项目庞杂，数额较大，而且各项补助的分配缺乏科学的依据和制度规范，透明度不高，随机性大，取决于地方的公关能力，难以避免寻租行为。虽然有学者高度评价《过渡期转移支付法》是从“基数法”向“因素法”转变的开始，在规范性和合理性方面有了明显进展，并且针对民族地区安排了政策性转移支付，但过渡期转移支付相对于规模庞大的、“基数法”色彩明显的其他形式转移支付而言，其调节力度极其微弱，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总之，现行财政体制基本没有解决地区间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问题，不能充分体现财政均衡的原则，甚至有扩大地区间差距的可能。
三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露端倪，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力度，加快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五项具体措施，1999年6月17日同志在西安举行的西北地区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对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言，这一切既是难得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任何现实的生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任何地区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原有的基础。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经济发展起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以后各自发展进程的快慢。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会导致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市场的资源配置是不考虑民族、贫富和地区差别的，哪里能赚钱资源就流向哪里，直接的结果就是穷的越穷，富的越富。新时期发展民族经济，首先要走出观念上的误区。从表面上看，很大一部分民族优惠政策是与市场经济遵循的公平竞争规则相矛盾的，但是这些优惠政策又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相一致的；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因在于民族地区自力更生，但是外力的启动仍然很重要，国家政策上的倾斜和物质上的帮助正是通过“输血”方式健全其“造血”机能，增强其自力更生的能力。市场经济下的优惠政策不是鼓励懒汉、保护落后，帮助民族地区是要建设“造血经济”而不是“输血经济”。因此，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离开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是由民族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长期性决定的。但是单靠这种帮助，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的，还必须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要求，找到一种适合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否则，即使钱给得再多，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发展民族经济必须结合民族地区的自然特点、产业特点和民族发展特点，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有关政策措施，借鉴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经验，进行财税制度创新。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创新。为了使转移支付制度能够有效地发挥横向均衡作用，提高财政优惠政策的稳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保障民族地区的财政自治权，可以制定专门的《民族自治地区转移支付暂行条例》，针对民族地区设计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为了保证民族地区财政提供全国平均水平的公共服务的能力，平衡民族地方财政预算。8个民族省区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中央财政无偿拨付，民族省区外的自治州、自治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由所在省级财政参照民族省区的标准拨付；专项转移支付可以保留过去对民族地区的一些特色项目，如边境建设事业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资金、少数民族地区补助费等，在农业、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环保等专项补助资金的分配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同时还应考虑到民族地区内部也存在着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专项转移支付应该主要针对民族地区内的偏远落后地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缩小民族地区内部的差距。在《暂行条例》中应该规范资金分配的原则和程序，完善省区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免除一些专项转移支付要求地方安排的配套资金，建立专项转移支付的事后监督管理制度。简化转移支付的基本形式是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方向，可以在民族地区先行一步。
2、税收优惠制度的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国家曾在特区建设中实施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资、调整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发展民族经济，可以大胆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现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启动，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主要的聚居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西部大开发实际上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这一战略实施的效应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中，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解读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不难发现目前的优惠集中在企业所得税，主要是针对产业的倾斜，地区效应有限，而企业所得税优惠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地方财政收入，西部地区捉襟见肘的财政承受能力会制约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发挥；西部地区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上只是向东部地区“看齐”，适用与东部地区相同的优惠税率，而东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差距，导致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上处于劣势；在现行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中，新办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含金量”较高的，但各地对如何界定、认定“新办企业”有分歧，执行标准、宽严程度不统一，不利于招商引资。总之，现行西部大开发的税收优惠政策框架，不足以构成东部地区当年的税收优势。要使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尽快取得成效，应该切实拿出当年建设特区的魄力。在实行产业倾斜政策的同时，继续加大地区倾斜的力度，将西部现行15％的优惠税率再度下调，其中区位优势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适用差别税率；采取税收返还等政策加大对西部地区部级开发区的支持力度；提高西部地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征收税率，吸引人才投身于西部建设；将生产型增值税过渡到消费型增值税，鼓励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还可适当提高地方财政对增值税的共享比例；将西部地区中央直属企业所得税甚至涉外企业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共享税种，弥补地方财政因所得税优惠政策减少的收入；提高西部资源税的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另一方面，可以遏制低水平的资源开发，保持可持续发展；将兼并收购现有企业的形式统一认定为“新办企业”，兼并收购作为直接投资的替代品，已经成为国际投资的主流形式，应该更新观念，顺应国际潮流，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资西部。
【注释】
[1][2]《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下）[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208-209.
[3]温军：《中国民族经济政策的形成、演变与评价》[J],《民族研究〉〉1998年第6期，第13-26页。
[4]余振、达哇才仁：《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