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1
“非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有四方面：一是“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非典”对就业的影响；三是“非典”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四是“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非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对产业增长的影响；二是对社会总供求的影响。
（1）“非典”对产业的影响
受到“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是：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和金融等产业及其与之相关的产业。
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自从抗“非典”以来，与抗“非典”相关的产业快速增长，它们是：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纺织、物流、电信、部分家电和零售等产业。
（2）“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
“非典”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
“非典”对社会消费需求中的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有不同的影响。第一，个人消费需求有升有降，为了应对“非典”，许多居民取消了旅行计划、减少了购物、参观会展、文化娱乐和聚会活动，因而，个人对家居的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增加，对大宗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下降，对高档消费品需求减少，总体而言，个人消费减少。第二，政府消费需求有增有减，政府不仅增加了对抗“非典”的药品和抗“非典”物资的需求，而且对与抗“非典”相关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从这一方面来说，政府消费需求增加。另一方面，政府精简了许多其他政务活动，由这些政务活动产生的政府消费需求以及由此而派生的许多相关需求都减少了。政府消费需求减少的幅度大于政府消费增加的幅度，因而，政府的消费需求还是下降了。由于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都减少，因而社会消费需求收缩。
“非典”对社会投资需求的影响，包括政府投资和社会投资。第一，政府投资需求增幅平稳，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和新开工的重点项目基本上如期进行，有的项目工期还缩短或提前竣工，同时，政府还增加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及与之相关的投资。第二，社会投资增幅下降，包括国内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一是国内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为了防范“非典”，国内投资者取消了许多商务活动和商务旅行，在市场经济中，资金和物资是随着投资者走的，国内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减少了，有些国内投资项目就被拖延、搁置或取消。二是外商投资增幅较去年同期下降，一些总部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跨国公司已禁止其员工到中国旅行，在华雇员要到总部或总公司在其他国家的分支机构办事，也已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再加上有百余个国家对中国等“非典”国家入境人员要严格检查或采取隔离措施，周边国家还暂时关闭了边境口岸，更减少了外商与我国企业的经济交往和进出口贸易；“非典”还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直接投资的信心，有的跨国公司已经考虑减少中国的定单，分散采购或将有的产品转移到南美洲生产，这必然减少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许多跨国公司在华机构能够正常运营，然而，要使这些跨国公司大幅度地增加投资就比较困难了。所以，社会投资中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三是由于政府投资多年来在社会总投资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社会投资下降必然导致社会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放缓。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投资减少有时间滞后期，投资增长速度放缓不会立即表现出来，而是过一阶段时间后逐渐明显化。广东已经出现“各类企业承接订单大幅减少，招商引资活动遇到较大的困难”的问题，说明非典对内商和外商的投资的滞后影响已经显现。非典对投资的滞后影响在今年下半年会比较明显。
（3）“非典”对总供求的影响
受“非典”影响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的产业的供给大于需求，出现固定资产和人员闲置。受“非典”影响快速发展的产业的供给能力会在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增加。
就总供求而言，由于社会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需求都有所下降，总供给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调整，因而，社会总供给会大于总需求。
2.“非典”对就业的影响
“非典”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增幅下降，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等类型的失业都会增加。
自愿失业增加。自愿失业是工人有就业机会、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水平而造成的失业。一些“非典”流行地区的职工出于对“非典”的不理解而存在恐慌心理，不愿意接受现行的工资以及加班工资，自愿离开工作岗位而形成的失业。据报道，有的大城市已经将医院护工的工资提高到每月4千元，但是，护工们仍然纷纷辞职回家。
摩擦性失业增加。摩擦性失业是正常劳动力流动、季节性工作等出现的暂时失业。有的“非典”流行地区的民工本来就会因为农忙或家中有事需要返乡，加之对“非典”的恐惧，想方设法离开城市现有工作岗位的人员增多，因而摩擦性失业较平常年份增多。
结构性失业增多。结构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工人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失业。受到“非典”影响，有的产业发展加速，有的产业发展缓慢或受到损失。在加速发展的产业中，有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食品业、零售业等），有的是知识密集型产业（如药品业的抗“非典”药品的研究和开发），有的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家电业、高级医疗用品业等），还有的是专业性很强的产业（中医药业等），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熟练程度不同和技术水平差异很大的劳动力。因而，快速发展的产业不仅整合了大量在职人员，让一部分隐形失业者重新就业，而且吸收一部社会失业人员，让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非典”影响发展减速的产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旅游、航空和铁路客运、餐饮、部分商业、文化娱乐、会议展览等产业，从这些产业中游离出来的人员，有的在快速发展产业中重新就业了，但是大部分失业了。这些失业人员主要是非熟练工人，他们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产业的高技术的岗位要求。同时，在抗“非典”期间，各地都严格控制和检查外来人员，这些失业人员也难以跨地区就业，因而，结构性失业会增加。
缺口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也会比较明显。缺口性失业是劳动力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劳动者多，就业机会少形成的失业。周期性失业是经济波动的每个衰退时期出现的失业。我国人口众多，经济欠发达，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矛盾本来就存在，在“非典”流行期间，由于就业岗位的减少，缺口性失业增加得比较多。由于“非典”对全国经济的影响，“非典”时期出现的经济增长型波动而引起的周期性失业也显著地增多。
3.“非典”对物价的影响
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物价水平基本稳定。“非典”流行初期，零售物价水平有过短暂的波动，在消费者曾经大量购物的情况下，有的商家乘机哄抬物价，有的制造假冒防“非典产品”，想发“非典”财。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多管齐下：一是集中力量调运物资，增加市场供应量，平抑物价；二是政府进行价格干预，确定商品的购销差价、市场最高限价，严厉查处商家利用“非典”流行，违反物价当局规定的涨价行为；三是政府还加强了市场监管，查处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打击了利用“非典”发不义之财的厂商，保障了消费者利益，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使得物价水平很快回落，保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稳定，创造了万众齐心抗“非典”的良好环境。但是，食品、工业原材料等产品价格仍然有所上升。
4.“非典”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非典”对这两方面有不同的影响。
“非典”可能使得经常项目出现逆差。经常项目是指一国的产品（含劳务）进口和出口，它包括货物贸易、无形贸易和无偿转让。“非典”对这三个方面有不同的影响：一是货物贸易，由于国际商务交往的减少，货物贸易成交量有所下降，但是，货物贸易的减少不是立即显现出来，有时间滞后性；二是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由于国际运输、旅游、劳务输出的减少，原定在华举办的文化、体育和商业展览会等活动的取消或易地，无形贸易收入大幅度减少；三是无偿转让增加，在抗“非典”战役开始后，世界上许多同中国友好的国家的政府和组织纷纷提供无偿援助，海外华人捐赠和侨汇源源进入国内，无偿转让增幅显著。然而，无偿转让的增加与无形贸易收入的减少相比，无形贸易收入减少的幅度要大得多，再加上货物贸易的减少，经常项目可能出现逆差。
“非典”可能缩减资本项目顺差。资本项目是指一国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资本项目分为两项：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一是长期资本流入速度放缓，“非典”流行后，部分地影响了国际投资者在华扩大投资的信心，许多跨国公司对华商务活动大幅度减少，因而，新的直接投资、证券投资等被拖迟或搁置，虽然国际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等仍然正常流入，然而，长期资本流入总量增幅已经下降；二是短期资本影响较小，在“非典”流行期间，已经签约的合同通过网络和电传等手段可以继续履约，相应地履行这些合同所需要的即期付款、短期银行借款和延期收付款等都正常地进行，因而，“非典”对短期资本市场影响不明显。虽然短期资本市场资本流动比较平稳，然而，由于长期资本流入减少幅度较大，因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可能减少，甚至出现逆差。
“非典”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是：经常项目有逆差后，资本项目顺差可能减小，与加入wto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滞后效应相结合，导致国际收支顺差减少或出现逆差。
二、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化“非典”的消极影响为发展契机
中国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遇到非典这样的突发事件，在开放经济中，仅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足以消除非典对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应对复杂经济形势需要适时、果断、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协调，化“非典”对经济不利影响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协调宏观调控政策应该考虑对政府宏观政策的总体思路进行调整，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逐步转向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这样，不仅可以化解“非典”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增加就业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且可以实现从半封闭经济宏观调控向开放经济宏观调控的转变。
1.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直接增加社会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
应对非典复杂经济形势，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增加政府消费需求和政府投资需求，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提供更多的社会投资机会，增加社会投资。适度扩张性财政政策措施为：
第一，增加今年预算支出总量。为了抗击非典，财政支出结构发生了变化。政府增加了抗非典的支出（如财政提供的非典的医疗费和防疫费等费用）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支出。假如与抗击非典支出相关的产业，如药品、食品、医疗用品、保健品等，将在抗非典胜利后继续高速发展，那么，在预算总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压缩其他的预算支出，仍然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些产业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会重新进入平稳发展期，不再是新的增长点。因而，需要考虑非典对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影响，增加今年财政支出总量，以保证其他预算支出不变或增加，通过预算支出总量增加，达到刺激总需求和增加就业的目的。增加预算支出总量可以保证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项目的投资，扩大政府采购，既保持了适当的支出规模，又可以在国内和国际树立政府的形象，增强国内外企业对政府的信心，有利于推动经济进入较快增长期。至于增加预算支出的来源，既可发行短期国债，也可以将明年预算中一部分用于今年，在经济较快增长后，新增的税收可以弥补预算支出总量增大而形成的财政收支缺口。
第二，扩大减税范围，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对民航、旅游、餐饮、商贸、出租车等受‘非典’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减免行政性收费和适当财税优惠政策等措施。”受非典影响较大的产业减税，可以支持这些产业中的企业摆脱困境，恢复部分就业，然而，难以消除非典对失业造成的影响。抗非典胜利后，由恐惧非典而引起的自愿性失业会减少，社会劳动力流动性障碍取消，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会增加。政府将减税的范围扩大，扶持更多产业的企业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就业，有效地减少非典过后的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非自愿失业。
第三，适时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促进企业发展，扩大就业。“非典”正是政府费改税的契机。“非典”过后，将中央和地方政府现行的少数几个产业的短期收费优惠政策和减少收费措施扩大到多个产业，并将其制度化，可以在财政预算内税收不减少的情况下，以税费改革减轻企业交费的负担，收到实际减轻负担之功效，有利于增加供给，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和投资，培养更多的税源，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持续地增加就业。
第四，增加转移支付支出。此处的转移支出是指公共财政学含义的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在抗“非典”期间适时地增加转移性支付，增强了家庭的购买力和个人消费能力。在抗“非典”胜利后，政府继续增加转移支付，维持或提高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有助于稳定社会和增加消费。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高，这部分人增加收入后，转移支付的乘数作用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增长。
第五，增发公债，提高公债的流动性。政府增发公债，调低公债的发行利率，既增加了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和重点工程建设资金，又可以带动金融市场利率水平下降，以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加就业。公债结构要合理，期限要长短结合，以短期公债为主，以提高公债的流动性。短期公债很快就可以还本付息，不会给财政增加长期负担。同时，增加银行系统持有公债的份额，配合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给量。
第六，通过财政担保或贴息、贷款支持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及中小企业发展，以增加供给，缓解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第七，加强出口退税和关税征管，为了支持出口，财政可以足额退税。由于进口贸易增幅放缓，关税可能减少，需要加强征管。
2.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配合扩张财政政策刺激社会总需求，促进经济较快增长和增加就业
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社会消费和社会投资，激励抗非典期间被抑制的个人消费需求在非典得到有效控制后重新暴发出来，增加社会总需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适度扩张性货币政策措施为：
第一，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利率较低的情况下，调低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为了抵消非典的复杂影响，刺激经济增长，可以启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这一货币政策工具。自1999年中央银行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到6％以后，至今鲜有变化，可以考虑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一到二个百分点，这样，既可以增加银行的贷款资金，又可以使得货币乘数再增加20％到50％，引起货币供应量较大增加，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
第二，在公开市场业务方面，中央银行买进公债，扩大货币供给量，配合财政公债政策。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进有价证券，增加货币供给量，能够刺激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多买进政府债券，可以防止大量短期公债发行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增加社会需求，充分发挥公债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三，在开放金融市场中激活金融市场。根据加入wto的承诺，今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开放金融市场。为了通过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可以考虑提前开放部分金融市场，将原定2004年开放的金融市场提前到2003年内开放。这样，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与更为开放的金融市场相结合，有利于激活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信托市场，以金融市场开放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银行贷款向出口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倾斜，鼓励出口，扩大出口企业生产，增加就业机会。
第五，增加消费信贷，促进有增长潜力的产业迅速地将潜在的需求变为现实的需求。如增加小汽车信贷和住房信贷。在非典流行期间，私家车就成为最为安全的交通工具，因而，抗非典胜利后，私车需求会增加，增加汽车信贷，不仅刺激个人消费需求，也有利于汽车产业发展。房地产业也有些相似的情况，非典使得人们重新审视现有的住房模式，现有的许多楼房，尤其是塔楼，单元面积大、宽敞，但居住小区的人口密度大、通风不良，有的甚至依赖中央空调通风，不利于防止非典，非典过后，人们不仅要住房宽敞而且要通风良好，这种住房新模式，给房地产带来了新的商机，也需要消费信贷的支持。
3.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刺激出口和吸引外资，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就业机会
在抗非典胜利后，为防止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滞后影响，未雨绸缪地采用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有利于增加出口，促进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争取经常项目盈余。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外资重新进入中国，保持资本项目有较大的顺差，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稳中微降的汇率政策措施为：
第一，加大汇率下浮幅度，以促进我国产品出口，减少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幅度一直很小。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尽快复苏作出了贡献。从那时起，人民币在较长时间内都是高估的。为了应对非典对经济造成的复杂影响，特别是对出口增幅下降、外资流向改变对国际收支产生的不利影响，应该加大汇率下浮的幅度。这需要顶住国外声称我国人民币低估、要求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下浮的幅度，让人民币小幅度地贬值，有利于刺激出口，扩大国内需求和刺激外需，通过内需和外需的共同增加，拉动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缩小或消除经常项目逆差，改善国际收支。
第二，减少外汇储备。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3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经常项目支付和部分资本项目支付的需要还有余。这部分余额所对应的外汇储备，会因为外币贬值（如美元的贬值）而受到损失，损失部分实际上最终会由中央财政来负担。为了减低外汇储备损失引起的财政负担，应该适度减少外汇储备。将外汇储备减少到支付三个月到半年的国际收支略有节余，就能够既满足国际支付需要，又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能减少外汇储备的损失。
4.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协调效应
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不仅可以增强政府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维护社会经济稳定，而且可以有效地解除外商恐慌心理、保持招商引资政策稳定性，还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降低社会经济发展成本，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协调的效应。
政府不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体系，处理类似“非典”问题，而且要建立常设的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建立危机预警体系，这样，政府对可预料的危机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政府遇到防不胜防的危机时，可以临危不惧，从容应对。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2
论文摘要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亚洲出现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加快了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亚洲实行货币合作存在充分的可行性，但从目前来看，实行区域货币合作的困难重重。展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如果亚洲各国能相互信任，互助合作，亚洲经济能够相对平稳发展，亚洲区域货币整合仍有巨大的空间。
现在，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又出现了区域汇率协调安排和货币区域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mundell在2000年就曾预言在未来十年内将会出现三大货币区，即欧元区，美元区和亚洲货币合作区。目前欧元区和美元区正发展得如火如荼。亚洲货币合作，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开始启动。亚洲货币合作的直接动因是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7月发生的货币危机起始于泰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扩散到东亚其他国家，最终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有必要加强本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以下从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开始，到货币合作的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分析去论述国际货币合作，之后结合亚洲发展现状分析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前景，最后指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必须加强亚洲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目的
开放经济中所有的宏观经济原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都涉及到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问题。各国要实现国内充分就业，维持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以及国际收支平衡这样一个内外均衡的宏观经济，必须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此外，还要使本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国的经济政策相协调。汇率政策是国际经济协调的核心之一。国际货币合作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稳定汇率。稳定汇率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持与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固定汇率，减少国际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稳定发展，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个目的是政策自主。政策自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拥有自主地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为了能够比较自由地选择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各种组合，为更好的管理国内经济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第三个目的是防止投机。防止投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方便地控制投机性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以防止这种资本流动可能带来的不稳定的经济冲击。
二、国际货币合作形式及成本收益
(一)国际货币合作形式
为了解决以上三者间的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实行国际货币合作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就像麦金农和蒙代尔所建议的那样建立最佳货币区，或者象欧盟那样建立单一的货币联盟或单一货币区。下面就国际货币合作程度的差别，简述货币合作的形式。
1.汇率联盟。汇率联盟要求各个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不可改变的，纯粹的固定汇率，而且不允许做出任何边际调整。这样的国际货币合作显然要求各个成员国对短期资本国际流动进行控制。否则，短期资本流动会使固定汇率难以维持。
2.货币一体化。货币一体化也叫最优货币区，它包括的内容有: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
3.货币单一化。这种货币合作形式有三个要素组成:统一货币，统一储备，统一央行。成员国没有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权，汇率水平以及储备数量由统一的央行来决定。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外汇支付与平衡也由共同的央行来处理;每个成员国的金融当局只能拥有少量的外汇储备用于日常的周转支付。
这些合作形式不能保证成员国同时获得汇率稳定，自主政策和控制的资本流动这三个目的，充其量只能获得其中的两个。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国家还热衷于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呢?这个问题只能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和收益分析中得到答案。货币合作不是最优的政策选择，但确实次优的政策选择。
(二)国际货币合作成本
国际货币合作的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汇率调整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因为参与货币合作要稳定汇率，所以成员国失去调整和选择汇率的权利，参与货币合作的结果将合作前的汇率冲击转化成合作后的贸易冲击。
2.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成员国将因此失去货币政策自主这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成员国不能自主控制货币政策，那就必须面对下列困境之一:要么是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要么承受高于其他国家的失业率。
(三)国际货币合作收益
国际货币合作的收益主要来自四个方面:
1.可以降低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对于国际贸易商来说，不稳定的汇率是它面临的风险之一。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形成相对固定的汇率，那么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就大大降低，就可以促进各国贸易的增加和国民收入的增长。
2.可以减少贸易商货币兑换的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如果没有国际货币合作，各国货币就难以自由兑换，那么贸易商货币对方成本和投资商资本流动的费用就大大增加。通过货币合作可以降低这种交易费用，刺激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带动各国经济增长。
3.可以减少国际货币投机的冲击。一方面成员国之间汇率和货币收益因为货币合作而趋向于拉平，货币差价缩少，减少投机利润;另一方面因为一体化之后货币的绝对规模扩大，国际投机者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实力冲击一体化的货币体系
4.可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益。由于货币合作而导致的货币一体化的结果将稳定汇率和减少国际货币兑换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将大于自由贸易协定或直接跨国投资而产生的效应。也就是说货币合作将进一步放大自由贸易协定或跨国直接投资产生的结构优化和规模经济效应。
三、亚洲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从最优货币区理论来看，具有下列特征的国家适合组成货币合作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劳动力和资本流动性较强，工资价格具有充分的弹性，货币政策目标相似等等。
(一)对外经济开放度。伴随经济一体化的投融资活动的一体化，因此，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不应仅仅以对外贸易占GDp比重来衡量，还应该考虑综合开放程度，以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和的程度。东亚地区的综合开放度比较高，但国别差异较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地区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而中国，日本，韩国综合开放度较低。因此迫切需要稳定汇率，进行货币合作。
(二)工资价格刚性。亚洲地区的工资和价格具有较大的弹性。这是因为亚洲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的工业化刚刚完成，而另一些地区则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工业化过程对劳动力的巨大的需求的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另外，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较弱，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障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
(三)要素市场的灵活性。要素市场越灵活，资本及劳动力的流动性越高，成员国财政转移的程度越大，这些国家越有可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亚洲各国和地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等，这都使亚洲各国的劳动力流动程度很低。其次，亚洲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异。亚洲区域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方的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衡量各国政策目标是否一致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亚洲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很大，为建立货币合作区的政策协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亚洲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有所提高，但是整个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存在差异，货币合作便经常在两国或三国之间进行，以两国或几国签订协议的形式存在，具有双边性。此外，亚洲各国还没有涉及汇率稳定的严格的框架协议，只是进行汇率稳定的尝试性合作，如建立双边或多边的政府货币互换协议，紧急时刻货币援助协议，共同干预市场汇率的行动等等。
四、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要求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货币合作的形式主要有汇率联盟、货币一体化、货币单一化三种形式。亚洲的最优选择应该是第二种演进路径。货币一体化要求:成员国之间相会实行固定汇率，而且不能作边际调整;成员国实行货币一体化，即没有外汇管制，成员国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市场一体化，即资本可以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成员国具有共同的货币政策。与欧洲相比，亚洲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来自政治方面，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在分歧，如领土纠纷，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差异等，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对方为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合作伙伴。其次，货币合作要求各国要让度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这就要求亚洲各国必须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就要做到:第一，协调各国的货币政策，实行相近的通货配置率和失业率;要实现区域货币合作，就要实行共同的货币政策，亚洲国家和地区要显示出愿意放弃货币自主权以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第二，加强亚洲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与合作;交流各自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交流说实行政策对经济形势影响的看法;只有这样，成员国相互间才能增进了解，才有可能最大限度的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亚洲区域货币合作迈出坚实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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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4月20日
我国政府和理论界在通过宏观调控来协调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方面，已经达成共识。从国民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实质就是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下，实现国民收入在区域间的合理分配和使用，促进社会资源在区域间优化配置，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调控为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间接调控为主的转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已经初步建立。但是，当前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机制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宏观调控效果并不明显。如何完善已有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机制，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弥补市场机制在调节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中的缺陷，是国家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宏观调控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般来说，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是初次调节，它着重解决的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效率问题，而宏观调控则是在市场对区域经济初次调节的基础上进行的再次调节，这种调节侧重于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公平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空间资源的配置可由市场自动调节，生产机制在区域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是，仅仅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来完成国家集中资源重点开发某个区域的任务是难以达到的，容易造成区域资源配置的失衡和区域发展差距的拉大，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去考虑各区域之间客观存在的发展差距，片面地追求稀缺资源在空间上的平衡配置，则会降低资源的使用效率和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相反，如果片面追求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效率，而不考虑稀缺资源在空间上的平衡配置，则必进一步拉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导致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因此，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通过市场和政府的双重调节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而达到平衡区域经济发展和追求社会公平的目标，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总之，我国政府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之间的互补关系，共同构筑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体系，既要确保市场对区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要积极发挥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作用，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纠正区域资源的失衡性配置，扭转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从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范式
（一）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对象。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对象是全国之内的经济区域。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后，区域已经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但区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在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中，调控对象就是以行政管理为基础的计划区，最常见的层次就是省级经济区域。这是因为：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多年来形成的由国家行政机关实行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改革演变而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在现行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政府在经济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省级行政区域为单位与实际的经济区域有较高程度的吻合；其次，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使省级政府有了很大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能起到较大的作用；再次，省级经济区域都有一定数量的中心城市、一定的经济腹地和较完善的经济网络，如交通、通讯、资金、信息等，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区域。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与西方宏观调控“一级主体、一级调控”不同的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一级主体，二级调控”的调控方式，即中央政府作为一级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在统一的利益下分别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主体，除中央政府外，还包括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主体间的关系上，中央政府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中央政府在区域宏观调控中的这种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央的财政资金是落后地区的重要资金来源；二是中央政府在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仍居主导；三是在制定协调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方面，中央政府具有其他调控主体所不可比拟的至上性和权威性。当然，地方各级政府虽不占主导，但仍然是区域宏观调控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违背和损害中央政府的区域宏观调控权威前提下，合理分配和调整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赋予地方政府必要的区域调控权力，对增强区域宏观调控的效果也是十分必要的。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现行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目标不尽一致，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曲阻现象时有发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目标的不一致性，使得必须重新考虑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定位，即地方政府有两重身份：地方政府既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主体，同时在现有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作为区域利益的代表，实际上地方政府应成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主体对象。
（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目标。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就是国民经济的最终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但就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来说，它的直接目标是实现区域分工与协作以及区际经济协调发展。一是实现区域分工与协作。建立合理的新型区域分工与协作体系是区域经济、也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区域比较优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选择的主要依据。我国改革以来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区际分工淡化、区域封锁等问题，都影响了各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只有各个区域立足其比较优势，明确在全国地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提高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益，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二是实现区际经济协调发展。区际经济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问题。很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模式，认为区域经济差距拉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威廉姆森认为：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会拉大，之后随着经济成长，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将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趋于缩小，这就是区域经济中的“倒U型”理论。就目前的经济现实来看，我国应该选择旨在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四）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手段。区域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直接和间接两种，即间接的宏观调节和直接的宏观控制。所谓宏观调节，是指宏观调控主体通过经济杠杆的作用影响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并进一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宏观控制是指宏观调控主体直接作用于宏观调控的对象，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通过实施间接的区域财政政策、区域金融政策、区域产业政策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等工具，已逐渐成为我国区域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区域发展规划是区域政策的基础部分，主要任务是对各地区按照其当前社会经济状况和未来可能趋势进行分类，分别制定不同的政策目标，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加以实现，具有战略性、综合性和地域性特点。我国区域发展中所存在的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盲目开发等一系列问题，给统筹区域发展带来诸多障碍。因此，应借鉴发达国家地域空间规划的成功经验，根据区域发展战略要求，系统、全面地分析研究区域自然、经济、社会、技术条件，通过制定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科学地确立经济发展的各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合理地界定经济区域的功能与定位，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使目前按行政区划各自为政的无序发展转变为按经济区划开展良性互动的有序推进。
三、构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
（一）完善区域调控手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构建国家区域规划、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的调控手段体系。各级政府应积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在区域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区域宏观调控水平。宏观调控要充分考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性质，掌握好其在不同经济区域应用的时机与力度。对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着重使用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在这些经济区域的传导会更加迅速，实施效果也不会产生很大的折扣。对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可以主要采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相配合。产业政策对行业、企业的影响更为直接，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手段相配合。还要以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规划为实施宏观调控打好基础。针对聚集核心生产力的经济区域制定国民经济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不仅为宏观调控提供便利，更是为发挥主体功能区的集聚、带动和辐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
（二）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是统筹区域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区域宏观调控职能的体制基础。通过建立和完善包括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互助机制和扶持机制在内的区域协调互动机制，打破地区间的行政分割体制及行政区经济的壁垒，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使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从而实现区域发展资源的优化配置。这种新型协调互动机制，既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有效地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和调控作用。应坚持政府推动和市场导向，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原则，推动跨区域的协调互动，逐步确立东中西部地区互动、优势互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新格局。
（三）建立区域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在区域合作中总有相对的优势和劣势，必然伴随着区域利益从劣势的一方转移向优势的一方问题。这就需要合作中优势的一方给予劣势的一方必要的利益补偿，使合作的各方利益共享，否则，区域合作将难以持续。可见，从调整和协调区域利益关系着手，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总体布局要求，通过建立区域利益共享与补偿机制，有效地引导和安排重点产业向重点区域集中，限制重要生态功能区的部分产业扩张，并确保有关各方能在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区域合作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分享与补偿，有助于打破传统的区域分工体系，形成科学、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格局。
（四）设立全国性的区域管理机构。尽管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已设立了“扶贫办公室”、“西部开发办公室”、“东北振兴办公室”以及“中部崛起办公室”等协调区域发展的管理机构，但各自的职能也仅限于特定范围，相关机构的区域管理和协调作用则难以得到体现。有鉴于我国区域管理与调控职能主要还分散在不同机构和主管部门的现状，根据统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需要，设立全国性的区域管理机构已有必要。该机构应承担起制定和实施国家相关区域规划和区域政策、监控区域差距变化的态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中诸如地区、部门及上下级之间的各种关系等职能。
（五）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制定和完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法律体系是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的大势所趋。20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曾出现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区域合作互动的热潮，但九十年代许多区域合作组织却名存实亡或解散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区域合作活动和区域协调发展中缺乏完善、配套的法律依据、保障和规范。就目前我国统筹区域发展和区域协调互动的要求而言，其所需要的法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国家层面上的法律规范；二是地方性的法律支持。因此，为了保障落后地区发展的相关政策的有效落实，保持区域政策措施的权威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还须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统筹区域协调的相关法律。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泽强.统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5.
[2]陈林生.浅析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机制.经济问题，2000.7.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4
一、共同话语是经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基础
（一）问题：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不一致？有些经济法学者认为，宏观调控在经济法学上的含义与经济学上的含义是不一致的。在这些经济法学者中，也还存在分歧，有的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大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有的则认为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小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外延。分述如下：（1）郑少华、吴晓晖在《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前提及方法》一文（以下简称“郑、吴文”）中指出：“由于‘宏观调控’一词的本源是经济学，而经济法是对经济现象的法律规制，因此，法学对经济学概念应当给予充分的尊重，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要保持一致。但是，由于法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体系，如果保持完全一致，势必打破法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研究路径，因此，在构建一个子部门法体系时，不必拘泥于经济学的严格界定。比如：宏观调控法的体系问题。如果严格按照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宏观调控法体系只应当包含利用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金融政策法和通过财政政策调控的财税政策法。但法学出于研究行为的学术传统，从宏观调控行为的整个流程来考虑，将规划法也纳入其体系之中。从经济学上讲，‘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根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其资源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①，它并不是宏观政策工具或宏观调控针对的直接对象。但是，调控主体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因此，宏观调控法也将‘产业政策法’或‘产业调节法’纳入其中。”②（2）漆思剑在《剔除附庸性：经济学之宏观调控的经济法改造———兼论国家投资经营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区别》（以下简称“漆文”）一文中虽然也同样认为经济法学上宏观调控的含义不同于经济学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对“经济学语境下‘宏观调控’的内涵”有着与“郑、吴文”完全不同的理解，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指国家干预。“经济学之宏观调控明显不同于经济法之宏观调控。经济学的宏观政策是从广义上理解的，其前提是自由经济。因此，大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都是宏观经济政策。对应经济法领域，不仅包括宏观调控法，还包括国家投资经营法，也包括市场规制法。如果把经济学概念照搬到经济法学领域，那经济法也应更名为宏观调控法了。这一点，经济法学界是不可能接受的。在经济法学界看来，宏观调控只是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方式，是与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具有同等地位的概念，是从狭义上理解的。再者，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着眼于提高经济总量，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不仅要提高经济总量，还要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包括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协调、健康发展；经济学之宏观经济政策立足于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目标，而经济法之宏观调控融入了价值判断，引入了社会经济公平，立足于社会经济总体效率和社会经济总体公平。这些差异非常显著。”③以上两种来自经济法学界对宏观调控的解释虽然迥然不同，但却殊途同归，共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含义是不同的。对此，笔者有以下疑问：首先，法律对宏观调控的规制是以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行为为对象的，如依“郑、吴文”所言，规划、产业政策不属于宏观调控，那有什么必要把调整规划、产业政策的法律称为宏观调控法呢？这样不是徒增纷争吗？直接叫规划法、产业政策法不是更好吗？况且，它们既然不属于宏观调控，应当具有区别于宏观调控的特殊规定性，对法律调整也应当有特殊的诉求，由宏观调控法调整也不合适。如依“漆文”所言，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等于国家干预，那么相应地，经济法就是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也就是经济法，两者等同，经济法学界为什么不接受呢？又有什么理由不接受呢？其次，“郑、吴文”指出法学要与经济学上的概念在内涵和运作机制层面上保持一致，当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概念扩展到超出经济学上宏观调控概念的外延时，两者如何能保持一致？最后，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既然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那经济生活中的宏观调控究竟是指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还是指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呢？如果指后者，作为经济法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就变成了无的放矢，如果指前者，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上疑问表明：即使不能就此判断“经济法学上的宏观调控不同于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的观点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说两篇论文对此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有关这一问题的分析还需另辟蹊径。
（二）分析：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要搞清楚“经济法学是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问题，必须从经济与法律、经济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关系说起。关于经济法与经济的关系，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马克思关于法与经济关系的经典论述：“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①经济法也是由经济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其次，我们想到了近年来颇为流行的法经济学，法经济学认为，法律制度的构建反映或者应当反映经济效率的要求。这两个方面确实反映了经济法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但是，这不是专门针对经济法而言，而是所有法律均具有的与经济的密切联系，并没有反映经济法与经济关系的特殊性。两者关系的特殊性主要是由经济法的内容所决定的。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国家要调节经济，必须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国家调节就缺乏科学的依据，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许多经济法的问题，实质上是经济问题，没有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也就难以找到解决经济法问题的钥匙。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成为了经邦济世的显学，在法治社会，经邦济世的技术必须转化为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其价值，经济法就是转化经济学经邦济世技术的法律，不懂经邦济世的经济学，经济法学就难有所为。对此，著名经济法学者漆多俊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深刻地指出：“一个出色的经济法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位够格的经济学家。”②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均以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揭示经济运行的规律以及国家干预经济的绩效、时机和方式；经济法学为国家干预的法治化、保障国家干预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指导和法律制度建构建议。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就其研究的共同对象———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应当有共同话语，否则，两者难以协同推进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
（三）结论：经济法学应与经济学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一类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总称，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共同关注的对象，经济学研究宏观调控的绩效，应该何时、采用何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怎样进行宏观调控的问题；经济法学研究宏观调控中的权力配置、权力行使和监督，保障宏观调控权力的配置并防止其滥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达成宏观调控的目标。离开经济学的研究，经济法学无法进行宏观调控权的配置研究，因为根本不知道应该给谁配置权力、配置多大的权力；离开经济法学的研究，宏观调控行为就失去了法律的保障和制约，必然出现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和腐败，甚至可能沦为利益集团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难以达成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因此，经济法学与经济学只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形成共同话语，两个学科才能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共同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服务。如果两者使用同一个概念，表达的却是不同的含义，就很难产生协同作用。
二、宏观调控的界定
（一）问题：众说纷纭的宏观调控说“一千人心中有一千种对宏观调控的理解”可能有些夸张，但人们对宏观调控的理解确实是千差万别的。综合国内学术界及实践中对“宏观调控”的界定和使用情况，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笔者在此按照其外延的大小，分别用“微”、“小”、“中”、“大”来概括。（1）“微”。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行为。如许小年认为，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①樊纲等人认为：“宏观调控不是指‘经济计划’，也不是指产业政策和收入政策，而是指通过政府支出与货币供给政策，对经济运行的总量关系进行调节。”②吴敬琏也指出：“现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把产业政策等同于宏观调控。这种说法完全混淆了宏观调控的概念。宏观调控是总量的调控，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调解社会总需求，而不是指具体部门的发展、企业的运营。”③（2）“小”。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等经济政策，以及必要的行政措施对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进行调节，促进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宏观调控的主体是政府或国家，客体是国民经济的总量，主要是指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手段是货币、财税等宏观经济政策，不包括产业政策、结构优化标准和环境政策等。④（3）“中”。该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间接调节供给与需求，以及国民经济结构，使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①（4）“大”。该种观点认为，经济学上的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干预，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所采取的一切干预措施。“为了实现所谓的宏观性经济目标，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政策。在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看来，宏观调控相当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这些经济政策不仅包括计划、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经济杠杆，也包括反垄断和国有化等政策。”②“可见，在西方经济学中，宏观政策工具（调控）几乎可与国家干预通用；国家为弥补市场缺陷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的各种措施都可归纳为宏观政策工具，包括反垄断、国家投资、各种宏观经济手段。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经营（国有化）也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宏观政策工具。目前非常流行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教材除了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产业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外，对反垄断、国有化和私有化也都有涉及。”③
（二）分析：不同定义的立足点第一种观点将宏观调控限定在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调节，范围极其狭窄。但这却是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最为契合的界定。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只是一种总量控制，追求和实现的经济平衡属于总量平衡。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宏观经济政策专指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水平，以减缓或消除经济活动水平波动的政策。第二种观点与前一种观点相比，范围有所扩展，认为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需求，也调整总供给；不仅使用经济政策，而且使用行政措施。这种观点也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主张增加有效供给的办法稳定经济。因此，从总体上来说，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简单来说，这两种观点是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前两种观点相比，第三种观点大大扩展了宏观调控的范围：（1）将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2）扩展了对供给与需求的调节范围，将对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间接影响措施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不限于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就结构调整来说，包括城乡结构调整、区域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投资消费结构调整、进出口结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等。就局部供给和局部需求的调整来说，如专门针对证券市场的宏观调控、专门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这是我国实践中理解的宏观调控，见于党政机关的文件和政府官员的讲话，也得到部分经济学者的认同。但是，这显然不是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2004年5月访华时对中国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作出评论：中国出台了这么多措施，没有一项是宏观政策，全部都是微观政策。④那是不是说，该种观点错了呢？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至于第四种观点，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国家干预，定义过于宽泛，与我国的实践也不相吻合，只是有些政府官员为了给直接干预经济提供借口的一种故意混淆行为。学术界很少有此种观点，实践中也受到人们的批判。
（三）深究：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含义，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说起。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宏观调控”这一范畴，“宏观调控”一词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产生的。其最初是为了给扩大企业自提供依据，强调政府不能过多干预企业的微观管理，而只应当从宏观上调控经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首先使用了“宏观调节”概念。1989年1月，中共中央十三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指出：“进一步完善各项改革措施，逐步建立符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原则的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运用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此之后，宏观调控这一概念被广泛使用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文件中。到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党和国家更是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企业的内部事务，实行“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93年，“宏观调控”一词被写入《宪法》，当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当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的任务和手段阐述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宏观调控主要采取经济办法，近期要在财税、金融、投资和计划体制的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建立计划、金融、财政之间相互配合和制约的机制，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综合协调。……”200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体系做了如下表述：“进一步健全国家计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2011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在阐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时指出：“加强财政、货币、投资、产业、土地等各项政策协调配合，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合理调控经济增长速度，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从宏观调控的语源和发展可以看出，尽管中央文件和国家法律法规对宏观调控的内涵并没有做过专门的界定，但以下几点是显而易见的：（1）宏观调控始终是作为与国家对企业的直接干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主要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间接干预，但也包括在特定条件下基于宏观经济需要所采取的必要的直接干预措施。（2）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3）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也包括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经济手段中，既包括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包括计划以及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土地政策等其他政策。由此可见，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划等号，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界定宏观调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而指责学术界和实务界对宏观调控的理解“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原有之意则越来越远”①，显然是犯了将“宏观调控”等同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错误。
（四）结论：对宏观调控的正确界定宏观调控既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土生土长”的一个概念，打上了“中国特色”的烙印，我们就不能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概念去限定它，而应从中国的实际去理解它。上述第三种观点对宏观调控的理解是为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一种理解。我们可以在我国政府的文件中、国家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部门负责人的讲话中看到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宏观调控的概念。从实践中的调控措施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调整总量，也调整结构；不仅“谋全局”，也“谋一域”；不仅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行政手段。当然，这种论证方式可能受到循环论证的指责：先假定了宏观调控调整结构，然后把调整结构的措施纳入到宏观调控中来，并反过来论证宏观调控包括对结构的调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实践中采取了这些措施，且采取这些措施的机构认为这些措施就是宏观调控措施。
不过，第三种观点虽然是中国官方和社会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对宏观调控的界定，但表述并不准确。在法治社会，一切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将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并列并不合适。因此，宏观调控的定义应修正为：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依法调整运用其掌握的某些经济变量（如财政支出、货币供给）和行政权力，来影响市场经济中各种变量的取值，从而影响微观经济行为的政策过程。该定义包括三个要点：
（1）宏观调控既调整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既可能是总量不平衡，也可能是结构不合理；既可能是全局性问题，也可能是局部性问题。因此，宏观调控既调控总量，也调控结构；既调控全局，也调控局部。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5
一、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及其法治化
区域经济，又称地区经济，是在经济结构关系或经济空间的地域分异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地方化特点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或地域生产综合体。一般来讲，区域经济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行业经济不同，区域经济作为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在局部地区的缩影，不论其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都可以按照产业、行业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从所有制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等角度进行划分。因此，区域经济虽然只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局部，但仍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综合性；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是地域分工和区域经济形成的基础，不同的地区，地理条件、资源优势不同，人文传统、制度环境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也不尽相同，事实上，也正是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地区布局，也是国家制定区域经济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依据所在；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性。区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在空间范围内的划分，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方法，亦即区域经济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从大范围来讲，我国可以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带，又可以划分为六大经济区（六大经济区域的划分是指把我国国土大致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中、中南、西北和西南六个部分），还可以具体分为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等等。不同的划分方法形成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所谓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应当理解为国家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和宏观战略出发，对于国民经济影响重大的区域经济活动进行的协调和干预。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国家的宏观决策与战略指导，地方政府的政策传导以及区域内部的发展部署都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区域经济的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当前的改革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特别是由于改革措施缺乏制度化保障这一薄弱环节，改革的效果并不尽人意。作为改革预期目标的中央、地方两级调控体系远不完善。有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难点问题可以概括为区域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淡化，地区封锁和地区垄断，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急剧拉大，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矛盾激化以及公平和效率在区域发展上的两难选择等几个方面，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反映着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明显乏力这一客观现实。实现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治化，就是要把国家在对区域经济实施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普遍地纳入法制轨道，实施法律调整，明确法律责任，实现依法调控的法治化，重在“法治”观念的树立。“法治”是和“人治”相对称的概念，“法治”不等同于法制即法律制度，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法律至上、法律权威高于一切的治国精神。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有法制，但由于政府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的权力无所限制，因此，其仍然逃脱不了“人治”、“政策之治”的根本属性。（2）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政府行为（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规范始终是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危害，因此，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制度设计，要切实转变到规范政府行为的重点上来，法治的目标取向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就是从制度层面上规范政府的行为。（3）我国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重在实现依法调控。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判断政府经济管理工作的两个基本标准。对于政府经济管理行为而言，虽然合理性的取向更为理想，但由于其具有管理操作和评判标准上的难度，故而实践中的政府经济管理工作当倾向于以合法性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政府经济管理首先必须合法，其行为不能越出国家经济法律规范，一切违反法律的政府行为都将得到纠正直至惩罚”。国家对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必须首先注重合法性，强调依法调控，但同时也要注重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以保证宏观调控决策的科学化。
二、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的体系
构成和基本内容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规范的对象主要是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其内容一般涉及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体制性规定，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的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宏观调控中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等等，其目的主要是制约政府宏观调控行为，杜绝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并为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奠定体制基础。这一类法律尽管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中数量不多，但都属于基础性、框架性的规定，起纲领性作用。因此，称之为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是较为适宜的。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主要表现为国家通过经济政策间接影响市场主体行为选择的法律手段”，也就是说，宏观调控法主要是具有法律形式的经济手段。体现在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领域，就表现为由国家区域政策法律化所形成的区域经济政策法。这一类法律占据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绝大多数，其内容因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而各异，如区域开发制度、区域财政制度、区域投资制度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基本法，作为规范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确定区域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法律制度，主要是要建立旨在制约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行为，促进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科学化、适度化的法律机制和调控体制，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调控权限、调控范围、调控原则、调控方式和手段以及调控的法律责任等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主体是对享有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一系列国家机关的总称，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国务院以及国务院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等等。如何在这些机构之间配置宏观调控权限，是一个必须由法律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方针以及重大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决策权，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务院享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制定权，区域发展计划权由计划委员会实施，区域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权等等，分别由国务院及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行使。有学者提出，应当设立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委员会，来综合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权利。笔者认为，设立综合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一行使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和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乃是世界各国发展区域经济的通行做法，对于我国，设立这样的机构必然有利于维护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统一性。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应当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和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1）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国民经济区域布局的优化组合，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以及实现发展目标的措施和步骤进行决定的权利，这种权利可以细分为区域经济发展方针、战略的决定权、区域经济政策的决定权、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决定权等等；（2）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权，应当理解为中央政府为实现各地区的公平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际关系进行协调，推动地区协作和促进横向联合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区域经济发展决策及调控权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权的主要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法作为国家区域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其构成了区域经济宏观调控法的主体内容。区域经济政策，是指政府旨在改善一国范围内经济的空间结构所制定的公共干预的准则及所有的公共干预行为。区域经济政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涉及计划、财政、投资、税收等多个方面，区域经济政策法的内容因区域经济政策的不同而各异。最基本的区域经济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和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等。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的法律化，主要指国家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规划所形成的法律制度。区域经济发展计划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1）战略目标。战略目标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一般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三个方面的内容。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时限性。战略目标不仅是“某一个战略时期的最终目标，而且要规划出在战略期间不同阶段所能达到的程度。”二是综合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不仅包括社会进步目标、人民生活目标和经济增长目标多个内容，而且是全国各个地区发展目标的统一规划。三是可行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应当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上的，能够最终实现。四是号召性。区域发展战略目标应当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能充分调动区域经济建设积极性的。区域开发政策法律制度，是指国家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而对特定区域（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进行开发而制定的综合性政策法律制度。包括：开发区域的确定、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区域开发的组织机构、区域开发的基本原则、区域开发的任务重点等。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是国家区域财政政策的法律化，区域财政政策法律制度按其内容可为分为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制度。包括：区域税收制度、区域财政支出制度等。其他区域政策法律制度。除去区域经济发展计划制度、区域开发法律制度和区域财政法律制度之外，区域政策法还包括区域投资制度、区域金融制度、区际关系协调制度等。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6
［关键词］房地产调控；反思；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0041-02
1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再认识
1.1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概念
房地产宏观调控是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供需总量、供需结构平衡,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从调控体系上可将宏观调控分为政策调控和战略调控。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是从经济角度,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土地政策等措施对市场行为进行经济性约束。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是从法律和行政角度,对房地产市场环境与房地产市场系统全局进行引导和规划。
1.2房地产战略调控与政策调控的主要区别
调控手段差异。政策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等进行经济性约束和惩罚,对市场失误进行纠正,对市场失灵进行补充,对市场失效进行调整。战略调控是对房地产市场行为进行引导、惩罚和制度安排,具有强制性和法律性。
调控目标差异。政策调控旨在对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进行调节,维持市场短期局部的稳定,协调发展房地产投资市场和消费市场。战略调控旨在制订房地产发展规划、房地产市场战略调整,维持房地产市场总供需总量平衡,促进其平稳健康发展；同时优化供需结构,保证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
1.3房地产战略调控的必要性
战略调控有利于调整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发展房地产业主要从总量上加大房地产业投资,由于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国民经济过分依赖于房地产业。而战略调控是从结构上对房地产业进行调整,提高房地产业的增加值,促进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实现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战略调控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不协调,而政策调控仅调控区域性和短期性市场波动。战略调控则是从整个房地产市场出发,制订房地产长期发展规划,实现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战略调控有利于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当前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只是盲目地追求房地产开发,而忽视城市规划,造成城市规划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政策调控只是用经济手段实现资源合理配置,而战略调控则是用法律和行政手段加强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的约束性,从而更好地协调城市规划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2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主要问题及反思
(1)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本身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失灵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性。宏观调控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包括问题的发现、调控政策的制定、实施。而市场的易变性、波动性会使得政策无法执行,形成滞后性。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灵活性较差。宏观经济政策是面向整体市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而房地产市场是区域性较强的市场,易造成部分区域适应性差。即使各地方政府依据中央政策制定地方调控细则,也只是一纸空文。另外,还可能由于政策制定者对市场问题把握不准。其三,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冲突、调控细则歪曲调控政策、政策执行者不作为、政策执行不到位等。二是房地产宏观调控失效问题。其一,宏观调控政策经济约束性失效。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利用土地、货币、财政、税收政策等对违反市场行为者进行经济性惩罚。在实施惩罚过程中,会因“寻租”、“招商引资”政策、经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执行大打折扣,造成投资回报远大于经济性惩罚,致使政策经济性约束性失效。其二,宏观调控政策片面性。综观我国已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皆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或现象。其三,宏观调控政策作用时间短。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后,会在短期内产生一定效果,之后问题会更严重,主要是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仅在短期内影响部分房地产市场主体行为。
(2)房地产宏观调控引发的问题。一是房地产市场环境问题。其一,宏观调控使房地产市场经济环境更加恶劣。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投机回报率增加,投资炒房和囤房盛行,房地产市场俨然是住房投机市场而非消费市场。特别是大量制造业资本或者其他重要实体经济资本投资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使得开发商大建高档住房,而高档住房成交拉动房价,使得中端房价也跟随上升,中端住房出现泡沫。因此,调控使得房价越调越高,住房越来越困难,房地产市场环境变得更加恶劣。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法律环境受到质疑。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效用大减,2006年的国八条和国六条实施后,房价出现短暂回调后又升到较高水平。使得人们质疑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多次调控表明,房地产宏观调控并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向、改变房价走势及保障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权利。二是房地产市场系统问题。其一,房地产市场投机预期高涨。宏观政策调控使得房价不跌反涨,投机者信心高涨。根据消费者行为理论,消费者(投机者)“买涨不买跌”,于是投机者看涨预期形成,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楼市,房价越炒越高。其二,我国房地产市场住房投资功能强于消费功能。目前楼市投机盛行,政府宏观调控不力,使得购买住房主要是为投资而非消费。宏观调控使得购房者购房越来越困难,消费市场逐渐萎缩,投资市场成为主流。其三,投资者与消费者矛盾更加激烈。一方面是开发商与消费者的矛盾,征税增加开发成本,而开发商会将税收纳入房价,将赋税转嫁给了购房者,房价越高,购房越困难,开发商与购房者矛盾僵化。另一方面是投机者与购房者的矛盾,如为抑制投资,提高税率,但同时增加了自住、投机购房者的购买成本,可投机者掌握大量资本,并不受其影响,他们只需投资回报率大于银行或其他投资回报率,就不愿退出房地产投机市场,反而使自住需求减少。结果造成一方面投机者拥有大量空置房,另一方面购房者又买不起房,于是二者矛盾愈演愈烈。
3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新思维
3.1继续改进和完善我国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
(1)弥补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不足。第一,重视对宏观调控效果评价,制定更加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准确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政策失灵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适时、针对性地执行,严格执行制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第二,加大宏观调控政策配套措施,提升宏观调控执行力。执行力关系到效果与目标的差异。要力求避免执行力大打折扣、宏观调控政策执行不作为的现象,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行,努力构建宏观调控政策监督体系。第三,着重分析抑制住房需求的弊端,积极引导住房需求。
(2)完善房地产宏观政策调控机制。第一,完善税收政策调控机制。税收的重要功能是使收入、生产要素再分配。对房地产征税,主要应增加住房投资成本,而不是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目前我国住房税收调控既抑制投机,也增加住房消费成本,由此引发住房难问题。因此,很有必要对住房持有和住房流转交易分别设计征税。只有增大持有投资住房的税收成本,才能抑制投资投机行为,即让投资房地产的收益小于成本,才会抑制投机。第二,完善土地出让机制,最大限度地为保障性住房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我国土地现行的“招拍挂”出让机制,造成了房价的不断提高,建议在操作上可以采取商品房等用地沿用现行的价高者得的招拍挂方式,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出让而采取应价低者得。商品房等用地最高价招拍挂,可以实现土地效率最大化,并且可将这部分资金再投入保障房建设,以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
3.2逐步启动和发展我国房地产宏观战略调控
(1)从战略调控的现实意义上正确引导我国住房需求。一是正确认识住房需求与住房需要,需要且有支付能力才构成需求。因此,购买住房的需要并不等于住房需求。实际上,我国楼市多数住房需要都被错误地理解为住房需求。二是引导中国住房观念,“安居乐业”是指有居住权而非住房所有权。因此,只要能满足居住,租房也能实现“安居乐业”。三是年轻人要认识到购买住房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根据房价收入比4~6倍的国际经验,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大多在10倍以上,再加上Cpi的持续高涨,使得年轻人住房和资金购买力下降。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较低,短期内难以承担高房价。因此,购买住房只是一种奢侈而非必需,只有当改善住房需要变成需求时,住房才由奢侈转为必需。
(2)从战略调控的理论基础上,保障我国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消费权利。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难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由市场解决,社会问题由政府解决。因此,完善住房商品房分配制度,努力满足住房改善需求和住房投资需求的住房消费权利。更要加大保障房建设和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努力建设以消费功能为主,投资功能为辅的房地产市场。并且实行透明、公开和动态的保障房分配制度,设定保障标准和进入退出机制设计,即无购买商品住房能力时,中低收入人群自动进入保障房分配；当有能力购买商品房时,又能主动退出保障房分配。还要扩大舆论影响,即从舆论上严惩不符合保障房人群却购买保障房的行为。
参考文献：
［1］黄烈佳.房地产宏观调控目标分析［J］.产业观察,2006(4).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7
[关键词]国际经济协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75-05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八字方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定宏观调控的重点选择。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启动经济的扩张性政策中，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但在经济增长偏快和过热时，应以货币政策为主，同时财政政策应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总体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不存在固定模式，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在一定的宏观目标下，相互配合与协调。确定合理的政策搭配模式实际上涉及如何看待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其难点不在于特殊时期的处理方式，例如在金融危机、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时期，财政货币政策都要促进经济扩张或者紧缩，因而方向一致，争议不大。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在经济基本平稳运行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合适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组合，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般而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适度稳定，避免给经济带来过度扰动。总结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发现，财政政策并不适合用来进行短期的总量调控，而应当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资源环境等方面发挥作用，应致力于培养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货币政策也应致力于创造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货币环境，在长期中，货币政策应当保持中性。对于短期的经济流动，可以采用货币政策来进行调控，但也需保持谨慎，避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产生不利影响，抑制甚至破坏市场自调节功能。
[注释]
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确保进出口贸易稳定增长坚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人民日报。
③数据来源：《2008年前11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呈现7特点》，中国海关总署网站。
④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年《中国经济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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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rdinatetheapplicationbetweenFiscalpolicyandmonetarypolicy
inChinaundertheinternationaleconomicCooperation
HuShaoyu
（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College，wuhan430079，China）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8
关键词：宏观调控国民经济导向作用对策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的经济波动主要有投资、消费、政府购买三大需求引致，而结合相关的原理、公式及乘数作用，政府可以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匹配不同时期的需求，消除经济波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除此之外，政府还必须根据本国国情，结合世界形势发展需要，制定一些适合本国发展的宏观产业政策，从而有别于他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又好又快发展本国经济。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以及理论依据与产生背景
（一）宏观调控的定义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与产生背景
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划分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经济的运行完全由市场机制，尤其是价格机制来调节,以市场的自由运行来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亚当·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他的结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最好地调节和解决各项经济问题,而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
然而,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客观的、必然的。1929—1933年全球经济出现了大萧条、大危机,使亚当·斯密提出的统治了经济学100多年的自由放任理论受到了质疑。而凯恩斯则认为,市场失灵时,政府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也就是宏观调控。凯恩斯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国家通过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的平衡。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
二、宏观调控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产生的重大作用
（一）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当今的世界经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向世人展现了我国经济独特的活力。2008年的经济大危机表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有序发展，因而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了“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取得明显成效，率先实现了经济的总体回升。
其调控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时效性强，这种快速的、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对市场起到了引导和示范作用，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趋缓局势，恢复了经济稳步增长的信心和决心；第二，灵活性大，货币政策应对新形势的灵活之举符合经济形势迅速变化；第三，针对性强，着眼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与新增中央投资有计划，形成有效的市场需求和有效的经济拉动力。
（二）为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在带来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天然具有其局限性。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前提，第一，宏观调控的手段综合全面，有利于解决全局性问题；第二，通过组织措施来进行，使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的宏观导向作用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的措施。因此，我国的宏观调控既能注重全局又能兼顾局部利益，操作的灵活性更强，措施更具体和有针对性，在实践中也更高效，为转变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大推力。
三、今后宏观调控利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加强立法，规范宏观调控模式
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主要取决于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是，当前我国又处在转型时期，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政治改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我我国政府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凡是符合历史发展，人类进步的措施必将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凡是一切逆行倒失都不可能成功。有关部门应该顺应实力的潮流，通过法律、法规,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基本规则和决策程序,规范协调宏观调控手段和机构的活动。
（二）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
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有关政策的时候必须要广泛听取其他派以及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建议，重视党外人员发出的声音，只有民主决策，群策群力，才会使我国宏观调控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操作上成为符合国际惯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能够根据经济运行的变化及时迅速地调整宏观调控的力度与方向,更好地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充分发挥宏观调控对改善经济运行质量的作用。
（三）加强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国家制定的的产业政策需要需要进一步的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结束语
在面临着新形势、新环境，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应该向着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加强立法建设，进行民主决策，协调财政货币政策，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最终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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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西臣.金融宏观调控行为的经济法分析[J].经济经纬.2007;06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9
关键词：统筹区域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F224.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079（2008）10-0204-01
统筹区域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只有提出切合实际的行之有效的对策并付诸实施，才能够真正做到统筹区域发展，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体来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突出区域优势，缩小区域差距
各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突出自身的优势，同时中央政府要统筹兼顾，形成优势互补，以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各有特色、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局面。
1、加快中部和西部经济发展。
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就是新时期促进中、西部经济发展的伟大工程。第一、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步伐，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第二、促进中部经济崛起，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2、实现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形成协调的区域发展局面。
第一、鼓励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向中、西部合理流动。第二、加强西部地区资源、能源的开发和向东部的输出。实现资源和能源向东部地区的输出，一方面可以缓解东部能源短缺的状况，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为西部带来巨大的收益，从而带动西部经济的发展。第三、实现东、中、西区域合理的区域分工，形成统一市场。
二、加强宏观政策调控
1、宏观调控的原则。
第一、宏观调控要着眼于保持区域经济稳定、较快增长，敏锐把握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增强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发展目标，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有所取舍，有所兼顾，有所平衡，有所替换。在不同的经济增长周期阶段，宏观调控方向应有所不同，调控的力度也应不同。[1]第二、宏观调控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有效性、稳健性。宏观调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有些政策短时期内不能实现或看不出效果，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长期进行，统筹规划。另外，宏观调控必须有效，以区域经济运行的实践经验为标准，对宏观调控的结果进行反思，以期达到调控的最佳效果。第三、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宏观调控的手段。
区第一、经济手段。经济手段是国家经济管理机构通过调节经济变量来影响区域经济行为使之符合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2]经济手段主要包括财政、税收、利率、信贷、工资等经济杠杆。在区域经济运行的实践中，国家可以充分运用上述杠杆对区域经济进行调节。第二、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又一重要手段。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可以通过行政指令确定哪些地区是优先发展的区域，哪些是次发展区域。第三、法律手段。国家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对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要求有健全的法制体系作为经济运行的保障。
3、宏观调控的方向。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国家的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方向的选择又是重中之重。国家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必须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在保持各自区域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差距。第一、运用经济手段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国家要在财政上、税收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同时，在信贷、利率、工资等方面，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工资制度上，对到中、西部地区工作的人才要实行国家给予财政补贴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中、西部的建设中去。第二、运用行政手段统筹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国家行政指令，引导中、西部地区发展。第三、运用法律手段统筹区域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作用的媒介是市场，组织经济的方式主要是靠法律规范。可以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条例、规章等手段，规范区域经济运行，保障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要的法律手段是必须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改革中，“当然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的曲解和滥用。”[3]
三、优化各区域产业结构
东中西部已经形成产业结构的优势互补。东部以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产业为主,中西部以能源重化工业为龙头的产业结构格局基本形成,互补性强,使区域经济可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协调发展。
积极参与区际分工,优化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在区际分工协作中获得比较利益。中、西部地区要充分认识并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与相对发达的东部开展水平分工和协作,把资源优势变成经济优势,积极发展优势产业和产品,以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从而提升中、西部的自我发展能力。
四、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完整地表述科学发展观，是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中，《决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完整表述。科学发展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以人为本。第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第三，运用“五个统筹”来推进发展。从这一角度来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具体讲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把“以人为本”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
发展经济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我国人口多，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水平不一样，人们的需求多种多样，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总是在变化中，党的政策必须全面地反映群众的利益要求。这就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自我发展能力，在加快改革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同时，政府要转变职能，加快观念更新，强化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和依法行政水平。
2、推进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一是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二是要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目标；三是要以科技进步为支撑。同时，加强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为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和后劲。
总之，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实现区域经济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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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篇10
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或称经济稳定增长法，是综合运用各种法律化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法律。由于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的综合运用需要通过蕴含于其中的计划以及外在于其上的计划加以连接和协调，因而经济稳定增长法通常被认为是计划法的一个部门法。
一般说来，正确认识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保障物价的基本稳定和经济的适度增长，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保持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对此，各国殆无异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经济稳定增长法才得以应运而生。
经济稳定增长法作为计划法的重要部门法，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法中居于重要地位。宏观调控法包括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和计划法等几个部门法，而计划法则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宏观经济协调法、产业结构法和经济稳定增长法等，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新经济法理论”的一般观点，也是对中外经济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实然与应然方面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由于计划法是更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法，因而在经济稳定与增长法中体现着法律化的财政、税收、金融与计划手段的协调和综合运用[1].
经济稳定增长法一般包括如下方面的规定：（1）规定把通过法律的调整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和实现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作为立法宗旨，它们同时也是各项经济政策的总方针，是该法的最核心条款。（2）规定协调宏观经济政策和稳定经济发展的重大目标和措施，由此涉及到各类相关计划的衔接以及各种经济手段的综合运用。（3）规定发生大的经济波动或经济衰退时应采取的对策和治理措施，即含有危机对策法或不景气对策法的规范，由此还涉及到经济波动状态的确定等问题。（4）规定关于经济储备制度方面的内容，包括重要物资、资金等方面的储备比重、负责机构，工作程序等。（5）规定法律的执行机构及其职责。（6）规定相关立体的法律责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至为重要的。为了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加强宏观调控，尤其是加强经济稳定增长法的法律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方面，德国的立法及法律实践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故下面拟对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予以简略介绍和述评，以期加深人们对经济稳定增长法的认识，从而推动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
二、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的立法背景
一战以后，作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艾哈德在原联邦德国力倡并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法律的保障，《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便是为了巩固和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作而制定的一个基本法律。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及与之相应的经济立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1948—1958年，是经济恢复和“社会市场经济休制”建立时期；（2）1959——1973年，是实现充分就业，加强宏观调控时期；（3）1974年至今，是结构调整时期。在上述第一阶段，立法侧重子·保护竞争，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恢复和重建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较为重要的有1957年联邦议院颁布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和《反对限制竞争法》。在第二阶段，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滞胀等问题，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大大加强了。1961年联邦议院颁布了《对外贸易法》和《信贷法》，1967年又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立法。这一时期的立法重点是以《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方面的立法，即所谓的国民经济的“总体调节”，而《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是与其他相关的法律的调整分不开的。即它是以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作为前提条件的，其调整必须在上述其他法律共同调整的大背景之下，因为它是更高层次的宏观调控法。
然而，法律的规定又是以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基础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的出台同样也有其具体的原因和背景，现略述如下：
在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二阶段，原联邦德国的失业率一直都控制在3%以下，基本上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是，战后第一次全面的经济危机（1966-1967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西德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国民经济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发展愈加失衡；同时，六十年代“福利国家”政策的推行，使社会福利支出急骤膨胀并超过了同期Gnp的增长速度，从而不仅给国家预算带来了很大压力，而且也导致了社会公共福利税和其他税负的增加，使西德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为此，艾哈德政府于互966年夏制定了一项反通货膨胀政策计划，提出了许多旨在消除经济“过热”的紧缩政策。但由于政府在同年更迭，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和社会（SpD）的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即对上述计划作了较大修改，并由社会党经济部长席勒
鉴于上述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以及国家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认识；联邦议院于1967年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以下简称《稳定增长法》）。该法以实现上述的四大目标为立法宗旨，提出了一系列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调节的设想和措施，如制定中期财政经济计划，执行短期行情调节措施，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强化反危机措施等，这些方面都标志着凯恩斯主义“需求学派”开始对西德产生影响，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开始加强，从而使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成为“宏观调控时期”。
可见，《稳定增长法》作为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核心法律，其问世是有其自身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背景的，同时，经济政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与深化，也是它得以出台的重要原因。了解它的立法背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主要内容，也有助于加以借鉴，为我所用。·
三、德国《稳定增长法》的主要内容
德国的《稳定增长法》由原西德联邦议院于1967年6月8日通过，同年6月13日公布并施行。该法于1975年作最新修订，全文共计32条。该法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在立法宗旨方面，该法开宗明义，规定联邦和各州应当通过各种经济的和财政的措施以达到总体经济的平衡；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促使经济持续地适当地增长，同时保持物价稳定，高度就业和外资平衡。可见，该法是把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作为经济政策的总方针和立法宗旨，这与计划法的宗旨是一致的：同时，该立法宗旨也是该法一切其他条款的核心。
物价水平稳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至为重要的，艾哈德认为，经济繁荣同物价稳定可以并行不悖，物价水平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稳定，通货稳定和物价稳定是社会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因此必须要反对通货膨胀。较高的就业水平在广义上是指生产要素的最充分利用，在狭义上则仅指劳动力的充分就业程度。联邦劳动局认为，充分就业是指所有在国内居住，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参加工作者，都能得到与其愿望和要求相适应的工作。对外贸易平衡是指国际收支各项目的平衡，包括商品、劳务、非贸易收支，转移收支及长，短期资本往来等项目的平衡。上述三项目标的实现，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因而它们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提和基础，所谓经济的适度增长是指经济增长不应“过热”，而应以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为前提。德国的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提高全社会的富裕程度，增加全民福祉，因此从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角度来说，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实现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没有法律加以协调和规制，四大目标便只能是“魔术四角‘，实现甚难。正因如此，经济稳定增长法必须把四大目标的实现作为立法宗旨，以求在法律的保障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在指导方针方面，当出现危及上述立法宗旨的情况时，政府有义务立即制定“指导方针，使各级地方政府、各同业公会以及企业联合会采取同时互相配合的一致行动，以尽快实现立法目的。此外，这种政府的指导方针还应对在特定形势下的整个经济的各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特别说明。可见，指导方针同样具有宏观协调的作用。
3.在财政计划方面，该法要求根据立法宗旨条款中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的需求来安排财政支出的规模和构成以及决定是否准许将某种负担列入下一财政年度作为债务；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超计划的支出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
此外，联邦财政应建立在财政五年计划的基础之上，在计划中应列出预计的各种支出的规模与构成，以及由预计的整个经济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决定的抵偿各种支出的可能性，必要时还应列出选择性的核算方案。另外，财政计划应由财政部长提出并加以说明，计划由联邦政府通过后，还应提交联邦议院与联邦参议院。
4.在投资规划方面，联邦政府应规定各部作出投资规划的范围，各部的部长应提出在该部业务范围内的多年的投资规划作为财政计划的说明材料，连同其他必要的估算材料，一并送交财政部长。投资规划应按急迫程度和年度加以划分，规定在最近数年内应实施的投资行为。在每一年度内应列出应继续实施的和新的投资行为以及分摊到该年度的部分投资额。
5.在贷款计划方面，为了防止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遭受破坏，联邦政府经联邦参议院批准，可以法律性命令，对于联邦，州等政府性质的主体在法定借款权限范围内以信贷方式筹集货币资金的行为加以限制，并可将各部门在一定时期内所取得的贷款限制在一个最高额之内；同时，还可对特定种类或特定数额的贷款，限制其仅能依二定的时间计划或仅能在一定借贷条件下接受，尤其是长期贷款或者债券贷款，更是如此。上述联邦政府的法律性命令的有效期最长为一年，并且，若联邦议院在该命令公布后六周内要求废除之，则该命令应立即废除。
此外，，依该法成立的国家信贷特别小组应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最长以每三个月为期，定期制定时间计划。计划应确定上述法律性命令规定的贷款的顺序和数额，以及贷款的条件等。这种时间计划可因联邦财政部长的宣布而具有拘束力。与此同时，各州应保证自身及其所辖各政府性主体通过贷款方式取得的货币资金保持在依该法规定的限制范围内。
6.在经济储备方面，该法规定在预算中应列入当需求扩大超过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时，由德意志联邦银行补充偿付的债务资金以及设置经济协调储备金的资金。为了防止对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破坏，联邦政府经联邦参议院批准后，可以法律性的命令，指示联邦和各州为它们各自的经济协调储备金提供资金。经济协调储备金由德意志联邦银行（即德国的中央银行）储存。
此外，在执行联邦财政计划方面，如何运用经济协调储备金中的资金，由联邦政府决定；同时，在联邦财政计划中应设立一个备用项目，在此项目下从经济协调储备金所作的支出，必须得到联邦议院的批准；与此相适应，还应再设一个备用项目，以记入经济协调储备金方面的收入。
7.在税收方面，与经济协调储备金的筹集相联系，联邦和各州应提供的储备金总额，在一个财政年度内不得超过联邦和各州在前一个财政年度的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三。同时，为与财政计划相协调，还应兼顾各州之间的财政平衡和平衡分配、平衡负担。此外，如果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依《所得税法》和《法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而提高，则联邦和各州应根据提高后的个人所得税和法人所得税的征税收入，向其各自的经济协调储备金相应地提供补助资金。
8.在外贸方面，如果外贸活动对整体经济的平衡有所干扰，并且仅以国内经济方面的措施不能排除这种干扰，或者虽能排除但却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目标，那么，联邦政府应尽一切可能谋求国际经济方面的协作；如果即使如此仍未能奏效，则联邦政府应采取为维持外贸平衡而可以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上的手段。
9.在经济波动的对策方面，联邦政府可以决定，在全国普遍的经济衰退危及到立法宗旨条款中所规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时，拨出补的支出。为此，应首先从经济协调储备金中拨出必要的资金，联邦财政部长和联邦经济部长亦应提出必要的措施。补的支出仅能用于财改计划中预定的目的，或者作为财政补助，用于各州和各乡镇（县）为防止对整个国民经济平衡的破坏的投资，联邦财政部长为此也有权超出《财政法》所授予的借款权限，依该法可以接受五十亿德国马克以下的贷款。此外，在发生危及宏观经济目标的一般经济衰退时，投资行为亦可作适当提前，以使其在短期内实施。
10.在机构设置方面，该法规定，成立以联邦经济部长为主席的国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其成员包括财政部长、每州代表一人、乡镇与县的代表四人，联邦银行亦有权参加其会议。该委员会按照联邦经济部长制定的《围家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议事规程》定期开会，主要讨论为达到该法的目的所必需的—切经济平衡发展措施以及填补财政上信贷需要的各种办法。此外，该委员会还设立以联邦财政部长为主席的国家信贷特别小组，该小组应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最长每三个月制定一个时间计划，当小组意见不一致时，联邦财政部长也可经联邦参议院批准而自行制定一个时间计划。国家信贷特别小组依据联邦财政部长制定的议事规程进行开会讨论。
11.在法律实施的协调与协助方面，对于法律规定的各项任务，应注意联邦、州与乡镇间责任平等的原则；在履行州的任务与地方任务的同时，对于柏林州、不来梅州和汉堡州特殊情况应予考虑。此外，各州应采取适当的措施，使乡镇和县的财政管理符合于经济平衡发展政策的要求，并保证该州与其所辖乡镇、县和县际临时组合通过贷款方式取得的货币资金保持在依本法规定的限制范围之内。另外，联邦与各州相互之间还应提供为贯彻经济平衡发展的财政管理以及制定各自财政计划所必要的情报；同时，州的高级主管机关在接到要求时，应向联邦财政部长通报关于州，乡镇、县和县际临时组合的信贷需求情况。
除上述保障宏观经济四大目标实现的各方面的措施外，为了进一步保障立法宗旨的实观，该法规定联邦政府每年一月应向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提交年度经济报告，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1）依法对专家委员会的年度意见书提出政府意见；（2）说明联邦政府在本年内要致力争取的经济上和财政上的目标（年度计划），年度计划应采用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核算的方法和形式；（3）对本年内计划中的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以说明。
通过上述对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的主要内容的简略介绍，不难得见，该法规定得是十分全面的，它不仅包括了一般的经济稳定增长法应当包括的内容，而且还依本国情而有所创新。该法的核心是其立法宗旨，即保障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的实现，该法的其他一切条款都是围绕此核心而加以规定的。为了实现立法宗旨，该法全面地规定了计划，财政、税收、金融、投资、外贸等各方面的经济政策及其经济手段的配合；规定了经济协调储备金制度和发生经济波动的对策；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职权，义务和责任；还规定了设立国家的经济平衡发展委员会作为宏观协调机构，以通过该机构对上述各种经济政策及其手段进行综合运用和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从而实现总休经济的平衡，实现宏观经济的目标。这些方面内容的规定所体现的基本精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值得各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立法和法律实践中加以借鉴的。
四、德国《稳定增长法》的现实意义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任何一个国家在其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都需要进行宏观调控，这是从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自然能够得出的结论。其实，即使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也并非都反对一切国家干预。如艾哈德就认为，国家作为掌握着比赛规则的裁判员，其责任仅在于保证比赛规则的遵守；对违反规则的行为，裁判员当然要管。因此他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国家干预，而只是反对包罗万象的国家干预。事实上，在六十年代中期艾哈德离职以前，西德一直实行的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市场经济，在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方面，更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国家干预较少。而在此后至八十年代初的社民党执政时期，则更多地强调宏观调控和“总体调节”，主张制定中期财政计划和经济计划。在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的现阶段，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再度抬头，但即使如此，也并非要排除国家必要的宏观调控。制定于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稳定增长法》体现了加强宏观凋控的思想，强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各种经济政策及其手段的综合运用，这对于保障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德国的《稳定增长法》虽然没能彻底解决德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但这并不能归咎于该法本身；它实际上对德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和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应当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增长的稳定是低层次的，而没有稳定的增长也是不会长久的。为此，必须努力实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均具有重要意义的宏观经济四大目标，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则必须采取各种有益的措施，尤其应注意财政、税收、金融、计划等各种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的综合运用，以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经济波动或曰经济危机、景气变动是极有可能的，为了保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还应建立经济储备制度，并应采取其他反危机措施。但无论是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及其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还是保障反危机措施的有效施行，都需要有一个在更高层次上进行宏观协调的机构，因而还必须设立协调和保障整体经济平衡的机构及专家咨询机构来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而这些内容都需要稳定增长法加以规定。
由此可见，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阶段，通过法律的形式把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及其实现手段确立下来，制定一部《经济稳定增长法》也是十分必要的，它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从而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而在立法方面，德国的《稳定增长法》在许多方面都是可资借鉴的，因而它对于加强中国的经济法制建设和经济法的法学研究，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注释
[1]参见拙文《经济法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第5期；《中国“新经济法理论”要论》，载于《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
[2]参见蔡东兴等主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宏观经济管理》，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7页以下。
[3]参见谢怀轼译，[联邦德国]《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载于《法学译丛》198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