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伦理篇1
关键词：网络恶搞 传播伦理 危机 重建
道德，是一种价值关系，是道德主体与道德客体之间达成某种协调的一种实践活动，是道德主体通过约束规范自身的行为来调节人际关系的实践行为，而对道德主体之间的界定，就是我们所说的伦理关系。传播作为人与人之间信息交流沟通的方式，其伦理属性随着传播技术、传播手段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互联网的兴起和普及，让网络传播具有了传播时间、传播地点的随意性，传播速度的快捷性。传播范围的无限性等特点。这种传播方式和模式的变革，让原有的传播伦理由于道德约束力度的下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而网络恶搞，正是在这样的道德空间滋生并快速蔓延的。其传播范围的广泛。对整体的道德伦理体系正在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所以了解和认识网络恶搞的传播伦理。研究在新技术不断发展的环境中构建网络传播伦理的必要性及具体的措施和办法，对走向现代化的我们构建道德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网络恶搞对传播伦理的挑战
恶搞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日本，并形成一种较为流行的网络文化。它传入我国大约是2000年，这种行为不仅仅表现在对游戏、照片的修改移植，还表现在人们以调侃、讽刺的心态对自己不喜欢的影视文化作品进行二次创作。所以有学者对恶搞做了以下定义：“人们以调侃、讽刺的心态，运用游戏、图片、视频短篇等形式，对他们喜欢或不喜欢的事物(图片、文字、影视作品等)进行的具有幽默、讽喻意味的颠覆性解‘构行为及其创作风格。”由恶搞一词的概念来延伸网络恶搞，则是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各类图片、文字、影视文化作品进行一种解构式的创作行为。这一行为由刚开始的游戏发展成一种流行文化。为越来越多的网民效尤，已经不再是一种玩笑或者是对生活、艺术活动的反思和批判，而是突破了以往的社会道德底线，造成了对他人著作权、肖像权、隐私权等方面的侵害，对已有的伦理产生了极大的挑战。
自2005年胡戈的一部恶搞短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引来网络恶搞的热潮，先是影视作品，如方言版的《猫与老鼠》、恶搞版的《闪闪的红星》、恶搞版的美国电影《蜘蛛侠》等；接着是名人被恶搞，如恶搞短篇《不合时宜的玩笑》，对美国副总统戈尔的恶搞，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假博客恶搞等；再就是音乐名曲、流行歌曲等，如较为流行的《吉祥三宝》，采用颠覆歌词的方法对歌曲进行再创作；以及各类电视节目，甚至涉及普通人。这些恶搞行为除了获得一定的幽默效果，吸引受众眼球外，更多的是对传统的、经典的文化作品进行解构与颠覆，以及对名人或者电视节目的挖苦与讽刺，由此带来的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层出不穷。
网络恶搞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及原因分析
网络恶搞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传播伦理是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法则，这一基本法则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却是人的社会行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它可以对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进行道德判断。从另一个角度说，无论是对群体还是对个体，道德判断都需要有相应的舆论环境，失去了这一环境。道德判断就失去了效力。从目前风行不减的网络恶搞浪潮，分析由此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可以分两点来看。一是原有的基本的传播者应当遵循的法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传播者的道德、道义、责任已经难以影响和约束传播者，于是弄虚作假、搬弄是非、制造谣言、人身攻击、暴力色情等恶搞行为泛滥成灾：二是道德判断所需要的舆论缺失。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藏匿于屏幕之后的个体传播者，对于恶搞行为都缺乏必要的道德识别。于是原本“不应当如此”的行为不断地越过道德红线，人们对其熟视无睹。可以说在这场恶搞浪潮中，原有的传播伦理已不复存在。所以当道德退居幕后，那些受害者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身。
网络恶搞得以盛行的原因。传统的传播方式、传播模式形成的固有的传播主体与受体之间的伦理关系，由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快速性，对其形成了挑战。尤其是网络的虚拟性特征，新的媒体传播形态，如博客、播客、网络论坛、BBS、手机媒体等带来的传播模式的变革，传播由原本的传播主体到受体的单线传播，转而成为交互传播，每一个个体都成了传播者和受众，且不需要任何高深的技术手段，一台电脑、一个鼠标、一个键盘，或者一部手机，即可进入网络世界的交互空间，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与限制。现实中的人们作为个体，进入网络便成了一串符号，或者一组数字。这种传播的便易性、自由性、隐匿性，为网络恶搞提供了土壤。
网络恶搞带来的伦理危机，除了与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土壤有关。与传播群体的心理因素也有密切的关系。网络恶搞的传播主体多具有极强的表现欲，有愤世嫉俗的社会对抗心理，有贪图名利的投机取巧心理，还有发泄报复的怨恨心理。这些心理因素在遇到网络的传播特性时，便对传播伦理产生了强大的破坏。
网络恶搞带来伦理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网络世界的道德自主性、多元性与开放性，由此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对网络恶搞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无论是恶搞的制造者、传播者还是接受者，其行为都会被网络道德消解，而不受现实世界道德体系的干扰。
网络环境下传播伦理重建的措施
由原子组成的世界和由数字组成的世界使得人们拥有了两重性，而如何表现自我，就成了个人的选择问题。网络恶搞的盛行，是当前网络世界“自律”与“他律”的缺失，也使得作为伦理主体的大众无所适从。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和虚拟性。使得国家的法律在数字空间难以充分发挥效用，因此说，网络传播伦理构建中的“他律”――国家法律的进入是困难的，依靠“自律”方式引导网络传播健康发展是传播伦理的正途。
秆业自律构建网络传播伦理新秩序。伦理的形成，是由伦理主体在群体规则约束中，由直接感悟违反伦理事件而形成的内在约束机制，其依靠的是人们在社群冲突中的伦理直觉，是一种开放性的自治行为。其产生的过程为：群体共识一群体规则一伦理冲突一新共识一新伦理规则。当前，原有的传播伦理正在冲突中受到挑战，而新的传播伦理即将形成，作为网络环境主要构建者的互联网行业，在网络传播伦理构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行业的自律规范体系，扩大行业自律的参与，将涉及互联网的各种网站纳入其中，通过行业协会以及各地的分支机构进行自律管理。
作为政府部门，要帮助各地互联网协会成立不同层次的组织机构，完善行业规范，促使整个行业合法经营，形成良好的行业道德氛围。
促进网民自律，构建网络传播伦理。促使伦理主体自律，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自我实现与自我幸福的原则：二是自我反思与自我管理的原则。网民的传播伦理实践，是一个选择－适度－协调－遵从的过程，从而能够获得伦理上的幸福感。在网民传播伦理的实践过程中，传播的环境对其形成伦理自律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强网络环境的建设，发挥国家网站、重点网站、专业网站的作用，对网站传播内容进行规范，提供健康、向上、积极的信息，形成一个大的传播环境：另一方面，就是构建一个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构建一个积极的舆论场。通过对传播内容的交流、协调、组合、扬弃、选择，从而形成传播舆论，促进网络传播伦理的快速形成。
加强网络技术在伦理构建中的运用。“恶搞”的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网络技术的进步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将信息、数据等进行交互传播。因此，由技术带来的问题，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来进行解决，用技术的力量来完善传播载体，是网络传播伦理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网络技术来遏制不良信息，如开发一些绿色软件、不良信息过滤系统，使得不良信息或具有社会危害性较强的传播内容无法广泛传播。
倡导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作为一种工具，只能是为人所用，而不能使其奴役人自身。正确地使用网络。需要网民能够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这样才能抵御网络传播过程中的负面因素，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网络传播伦理篇2
进入21世纪以来，互联网已逐渐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测算，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约为5．13亿人。??网络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模式，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道德体系，但基于网络特殊传播方式的道德规范至今仍未建立。本文试图以互联网的典型形态――网络社区为主要对象，对网络传播的特点、伦理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概括性分析和探讨。
一、网络伦理现状及特点
1．互联网延伸了人类生存空间
从广义上来说，所有有互动行为的网络服务，都可以称为网络社区，如博客(blog)、论坛(BBS)、开心网等社会性网站(SnS)、QQ和mSn等即时通讯软件(im)。值得一提的是，微博客作为2009年“走红”的新兴网络社区，用户数量正以井喷之势激增。据CnniC统计，截至2011年12月，我国微博用户已达2．5亿，网民渗透率达48．7%。??微博已成为当今最为流行的网络应用。
凭借不同于传统的资源共享及信息传播方式，互联网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虚拟社会。网络社区具有跨地域性、去时间性、互为主体性等特点，延伸了人类的生存空间。
2．网络有舆论引导和教育功能
社会学学者黄厚铭认为，网络社区具有舆论引导和教育功能。作为即时、双向沟通的多媒体形式，网络为个人获得和传播信息提供了便利，为用户了解、贴近感兴趣的人、事创造了机会。青年作家韩寒的博客访问量目前已超过5．3亿，单篇博文点击率动辄高达200万。??而各类名博、名微博的转载、转发率之高，覆盖面之广、传播之快更是全面超越了传统媒体，创造了新的舆论引导格局。
在此情况下，网络社区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对网站用户价值观的完善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社区网站重度用户明显集中在低收入、低年龄段及在校学生中，该人群最易接受新想法，也易受外界因素影响。而追随偶像意见和观点、效仿公众明星，更是人之常情。??“童话大王”郑渊洁近年活跃于博客，其不苛责、多鼓励、注重综合素质培养的育儿经，即影响了部分读郑氏童话长大的年轻家长。
3．网络伦理的产生具有自主性
网络社区伦理，简言之是以网络技术为媒介的，调整网络社区领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道德准则。其内涵包括网络行为主体的道德规范，也针对不同层次网络管理者之间的协调。在网上，网民虽然摆脱了角色、身份、职业等种种制约，但仍是网络行为主体，仍应遵守现实社会中的伦理道德规范。??
同时，网络伦理道德的产生又具有自主性。由于缺乏来自外部的道德监督机制，且监管很难全面实现，多数网民都“自己对自己负责”，这就要求网络主体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二、网络伦理失范的表现
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一些虚假和低俗信息在网上不断蔓延，网络欺诈、语言暴力等伦理道德问题日益猖獗，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污染了网络环境。网络传播的匿名性，致使部分网民社会责任感缺失、网络伦理失范不断、社会角色意识极度淡化，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网络传谣
近年来，网络因其交互性强而成为信息汇集的最佳场所。尤其是微博由于传播迅速，往往成为公众查找信息的源地。但大量网络信息没有可靠的来源，其中也掺杂了不少网络谣言，让网民一时真假难辨。
网络谣言的特点是：复制、传递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在瞬时间以几何倍速传播；且不仅前无需经过审查，事后也往往疏于追究。网络谣言更易被追随和放大。它让真相不再宝贵，极易引发公众危机。
网络传谣及负面传播案例不胜枚举。远至2001年“艾滋病患者在大城市用病毒针头扎人”引起公众恐慌，近至“中国体操队总教练黄玉斌赴天津体校公干花费近17万元”招来骂声一片。2010年4月底，江苏泰兴中心幼儿园发生血案，包括29名儿童在内的人员受伤。次日即有各种关于死亡人数的谣言通过微博传出，并有泰兴群众集会抗议的照片在网上热传，事后证实该照片并非在泰兴拍摄。
2．网络诈骗
网络的开放性、跨地域性导致其在安全性方面有很多漏洞，给形形的诈骗犯罪提供了一个低成本、高效率、风险小、收益大的作案平台。网络诈骗行为五花八门，有的骗取网络虚拟财产，如游戏装备、社区数值，间接造成现实财产损失；有的通过不实中奖、买卖、集资等信息，直接骗取现实财产；有的骗取账号、密码等个人资料，造成用户隐私信息泄露；有的甚至直接威胁人身安全。
例如，海南警方2007年6月捣毁了一个网络诈骗团伙。该团成员通过冒充大型游戏网站管理员，对玩家虚假中奖信息，并提供留有电话或QQ号码的虚假网页链接地址，以各种理由多次向取得联系的玩家骗取手续费、邮寄费等。
3．语言暴力
网络语言暴力主要是指，公众通过网络对社会现象、问题等表达态度和意见时，采用的语言具有暴力性因素，损坏当事人形象，对其造成人格上的侵犯。过于尖锐和带有侮辱性的语言，给社会增加了不和谐因素。而部分网民盲目跟风，对某一对象群起而攻之，也加重了语言暴力的程度。
网民发表意见往往伴随着情绪极端化，网络的互动，又避免了面对面的尴尬，更令骂战频爆。不少公众人物尚贪图口舌之快，隐姓埋名的普通网民更是肆无忌惮。此外，网络管理者也存在对暴力语言监管不力的问题，助长了人性中的消极因素，使网络作为传播媒介监督社会舆论、纠正价值取向的作用大打折扣。
4．不良信息
网络是流通性极强的媒介，充斥着各种、非法信息和低俗、恶劣内容，以及有意或无意暴露自己或他人隐私的情况。一些传播者或出于恶意，或出于经济目的，甚或只是觉得好玩。而为追求商业利益，争取话语权和点击率，网络运营商也往往对低俗化的传播内容视而不见，甚至自制类似信息吸引“眼球”。
此外，由于数字信息极易被复制和传播，知识产权在网络发展中也面临危机。
三、网络伦理的建立与完善
如何建立规范有序的网络传播秩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何开展网络伦理建设，探索一条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网络伦理建设之路，已成为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课题。
1．法律强制
建立网络秩序，规范、健全和制定相关法律政策，对缺乏道德意识和自律精神的人实施强制和惩罚十分必要。这一手段具有外在强制性、针对性和权威性，对网民行为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目前我国虽缺乏相关的法律，但各种法规已初具规模。例如2011年12月出台的《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即规定微博注册须实名制，使网民在畅所欲言、追求关注的同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从而不再肆意散布谣言和违法、不良信息。《规定》还规定微博运营网站通过管理和技术防控双管齐下，保障用户信息安全；建立健全的信息内容审核和监管制度，及时揭露虚假信息、公布真相，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强化管理
强化管理制度，人为把关与科技手段并用，也是网络伦理建设的重要手段。网络管理员有义务对不当言论予以识别和控制，摒弃跟风炒作，对受感染人群给予安抚。以网络传谣为例，目前几大微博运营商已全部开设官方辟谣账号，发现可疑信息及时求证，并在第一时间公开澄清，对发谣言者、发动不良情绪的恶意用户采取管理手段。如2010年3月日本地震后，新浪“辟谣小组”成员全天监控网络，有力回击了“抢盐”、“毒雨”、“核辐射扩散示意图”等谣言。
3．引导自律
网民自律，是网络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由于网络缺乏有形有体、可触可感的界限和障碍，很多网民认为网络行为不受约束，越过“界限”也浑然不知；部分公众甚至认为网络行为也是虚拟的，不具现实危害性。因此有关部门有义务在网上帮助网民普及网络法制观念，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意识，树立良好的网络道德意识，逐渐走向自律。
作为上网者，必须时刻将自我行为与社会义务相结合，理性从事网络活动，维护网络秩序；对待原始信息应理智分析，切勿无意传谣、推波助澜。以“全民皆记者”的微博为例，只有真正做到全民皆具备记者的警惕性和责任感，为自己把好关，才有资格承担信息传播的社会职能，令手中的话语权更宝贵。
从实践角度上看，笔者更支持引导自律作为提升网络道德的主要手段。法规制定远赶不上技术更新的速度，如果网民能认识到道德体现自身需要，认识到他人利益、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具有根本一致性，在网络社区中主动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网络空间才能够得以真正净化。
4．信息公开
针对抑制网络谣言，及时、有效处理公共事件，建立健全畅通的信息渠道，减少大众信息盲点十分重要。网络谣言反复出现，通常是由于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疑问没有得到解释，或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某种不满情绪作祟。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郭庆光曾提出，正规传播渠道不畅通或功能减弱时，流言最易传播。信息越不透明，越会给人留下“合理想象”的空间。争议和恶性事件突然发生时，当事人或媒介集体失语或统一简单口径，公众的求知欲望无法满足，才会轻信谣言。及时准确而权威的官方信息，是避免谣言的最佳手段。
而作为传统媒体，更应在采用网络信息时谨慎核实，并对谣言予以揭露和澄清。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注释：
????CnniC《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参见韩寒博客：http：//blog．sina．com．cn/twocold
网络传播伦理篇3
对于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林个人思想道德和党性素养方面的问题，已经长时间成为各方争论和评判的议题，因此笔者无意赘述。本文搁置和越过上述视角，从大众传播伦理和法律出发，深入探讨在“林嘉祥事件”中存在哪些媒介伦理和传播法制上的缺失，同时还有以网络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如何在媒体权力和媒体权限中寻找制衡等问题。
一、监控视频的字幕配加及“无罪推定”
在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全过程中，网络不仅成为公众了解案情进展的重要渠道，也成为网友议论评析的交流平台。网易、新浪等几大门户网站主页的新闻报道更是许多人开始关注事件，并由此形成价值评判标准的依据。各大论坛和网络社区纷纷出现相关的主题讨论帖，一时间“林嘉祥事件”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而正是在这些主流网络新闻媒体上公布的事发现场监控视频，既是大多数人用以还原事件的证据，也成为激起网友“情绪暴动”的触点和关键。
在这里，有一些疑问需要提出，首先，作为酒店安全监控措施的原始录像带应是没有字幕的，也没有现场声音的，但网上公布的视频不仅添加了相应字幕（包括对话内容），且添加的内容已经超越了对镜头的客观描述和呈现，事实上是根据新闻报道叙述的事件经过，“补充”和“增加”了许多要素。一个最简单的验证方法是，如果只看视频材料不看其上的字幕内容，受众直接得到或可以推测的信息仅包括“某酒店餐厅，一小女孩为一男子指路，小女孩匆忙跑回，随后女童父母与该男子有激烈争吵、推搡等”。也就是说，仅凭这一原始录像是无法还原出与新闻叙述一致的完整事件的。在增添了字幕后，受众得到的事件过程的确“丰满”了、“生动”了，但被冠之以“现场监控视频”的证明性材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尽管世界各国立法及国内法律理论界对无罪推定的表述不尽相同，但其内涵和本质无疑具有一致性，即：无罪推定是指犯罪嫌疑人在未经法定程序判决有罪之前，都应当被假定或认定为无罪。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无罪推定原则不仅是一项基本的司法理念，也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保障。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萨雷・贝卡里亚曾说：“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正保护。”①新闻报道在缺乏充足证据或确切的司法认定情况下，“贸然”对原始素材进行“加工”，不仅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公正性、客观性等基本准则，而且从媒体承担大众传播过程中监测社会、传播信息等功能的角度来说，这一做法已经存在“主观引导”和“舆论操纵”的嫌疑，甚至超越了司法程序和司法原则，是一种媒体职权的滥用。
二、“人肉搜索”：“网络正义”还是“网络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未成年少女”一事经媒体披露后，主角的身份认定还只能确定为“自称‘北京来的高官’的中年男子”，由于当事人态度恶劣、出言不逊，叫嚣的“我就是干了，怎么样？”、“我掐了小孩的脖子又怎么样，你们这些人算个屁呀！敢跟我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等言语激起了网民的极大愤怒，网友在第一时间启动了网络“人肉搜索”，通过广泛动员和视像比照等方式最终确定并公布了林“深圳海事局党组书记、纪检组长”的身份②。此后，林的简历、任命通知、车牌号甚至手机号陆续被曝光，众多网友拍手称快的同时，进一步以各种方式持续关注事件进展。出于对事发时与林一同进餐的白衣女子“系其情妇”的猜测，网友又对该女子发起“人肉搜索”，随后，网上要求公布和搜索林家中妻女详细情况的帖子更是“一呼百应”。
“人肉搜索”一词最早来源于虚拟社区猫扑论坛，指的是在一个网络社区里面提出问题，由在线网民参与解答而非搜索引擎通过机器自动算法获得结果的搜索机制，通俗地说即凝聚网友力量，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挤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的问答式搜索。网络互联时代的强大能量令人咋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联合“人”的力量更是爆发出超乎想象的力量。但这种完全自发、自主、仅由网友个人意志控制的行为是否会因为不受任何法律约束而极易“变形”，甚至走向反面？特别是在对于一些公共事件的关注中，是否会因为过度的“好奇心”或者跟风起哄等心态最终丧失基本的道德底线，进而做出侵犯他人利益的举动？就大众传播的公共性而言，“网络正义”还是“网络暴力”，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林案”中，人肉搜索从挖掘真相、揭发高官等意义来说的确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促使主管部门对林及早处理上也起到了加速作用，出于“义愤”，“路见不平”，固然是精神可嘉。但从法理上说，似乎存在僭越和违背之嫌。事件中对林诸多私人信息的挖掘超越了普通公众“知情权”范畴的内容，若从为案件处理提供确凿对象的角度出发，则“人肉搜索”对于隐私的探究和揭露已经明显带有“侦查”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明确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该法第82条进一步解释，“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即除法定侦查机关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进行侦查。道德正义的追求不能与法律相抵触，在开放性和自由度超越了任何一种传统媒体的网络传播时代，这种“情”与“法”的权衡和自律是网络媒体和每个网民都应该遵守的“规则”。
三、媒体权利和隐私权、名誉权等基本人权的维护
“某高官”的身份被确定后，包括林的职务、工作照、任命通知、领奖照、视察照、年龄、籍贯、车牌号、手机号码、工作地点、办公室号码等在内的多项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在网友的合力“搜索围剿”中很快一一“浮现”，并迅速被曝光和流传，网友纷纷拨打电话质问、谴责当事人，各路记者争相“循迹”而去意图采访、了解。而从这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到深圳警方调查后作出认定，新闻报道中关于事件过程、细节的描述都只是以受害者单方面的说法为依据，自始自终缺乏当事人的完整叙述或解释，据此相关报道呈现倾向性和是非判断比较明显的情况也就“理所应当”了。此外，上述已经提及，在“林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被披露后，事发当晚与林一同晚餐的白衣女子也立刻成为关注焦点，网友臆断“高官”、“违法乱纪”、“包‘二奶’”等词的关联性，猜测该女子是林情妇，更有甚者言之凿凿地指出其为林下属的妻子。而最后经过确证的说法是，白衣女子系大连海事大学驻深机构的老师，48岁，并非林的情妇。
媒体权利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筛选和传播信息而得以对受众体现的影响力。③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媒体控制着信息的流动。媒体资源在权利的实施过程中进行“议程设置”，表达、引导和控制舆论，与社会发生非同一般的关系。美国学者约翰・费斯克就曾直接指出“新闻就是一种话语权力”。④而在某种制度缺口和监管盲区的情况下，媒体权利就极易被滥用和误用。媒体在每一单独事件的报道中，应平等地给予当事双方陈述事实的机会，特别是在颇具争议、对社会舆论可能产生导向性作用的报道中，更应该注意秉持“平衡信息源”和“客观公正”的基本态度。事件真相尚未依法经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做出认定之前，肇事者和受害者在法理上都是平等的，均享有隐私权和名誉权等基本人权。在网络这样一个新兴的传播环境中，任何一个权利侵犯的事实都可能在特殊的背景和环境下产生“爆炸性”效果。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权利主体对他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介入自己的私生活，是否向他人公开隐私以及公开的范围与程度等都具有决定权。参考国外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调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之于众”、“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之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其次，事发时与林一起进餐的白衣女子与案件并无直接联系，却被臆测成“林的情妇”，而她的年龄、职业甚至手机号码亦随之遭到公开，除了是对其隐私权的侵害，还关涉到公民名誉权范囿的问题。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第三十八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怀疑、谴责超过必要界限，不仅违背禁止侵害公民人格权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文明社会摒弃“株连”陋制、尊重人权的道德关怀。
结论
网络传播在媒体与受众加强联系和互动方面体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优势，主动性与主体性意识的加强使得媒体和公众在关注各类新闻事件，特别是在易于形成“群体情绪”和“共鸣”的社会性事件中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诚然，网络的兴起和普及有效推动了社会监督的实施，它的匿名性、广泛性和群发性不仅扩大了监督和制约的效果，在及时性和联动性上也显示出比以往上访、举报等方式大得多的能量。信息技术条件下，一些新兴的传播和反馈机制在反映舆情民意、加强干部监管上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但同样地，自由和开放也极易“过度”而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因匿名性等原因，网友个人的传播行为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管理，往往对他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基本人权造成侵害。对媒体而言，更需要大力防范“媒体权利”的滥用和误用，避免先入为主和越俎代庖的“媒体审判”。
在新闻竞争日趋激烈和传播媒介经历变革的背景下，新闻媒体仍然不应该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序对被报道对象作出一种先在性的“审判预设”。从法理角度说，媒体的“审判预设”不仅是新闻媒体的职能错位，有损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形象，更妨碍了司法独立，与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相悖。从传播效果的角度说，媒体在报道中的基本态度，往往影响和带动了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是非判断标准，天然地承担着一种“权威解读”和“舆论引导”的作用。因此，遵循客观、中立、公正等基本准则，谨慎细致地进行独立报道等要求，在网络环境下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注释：
①（意）切萨雷・贝卡里亚著、黄风译：《论犯罪与刑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
②网友人肉搜索出猥亵11岁女童的“北京高官”，红网2008.10.31
网络传播伦理篇4
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恶意传播；网络编辑；伦理道德；监管责任
传播活动的传者、受者和中介三个要素中，在很大程度可以将中介理解成为一种环境，理解为传播品平台，理解为编辑的管理与监督。在信息与网络时代，在网络传播中编辑应具有怎样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一、网络恶意传播的编辑责任
由于网络信息的宽容性、包容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传播过程中编辑的责任，包括道义、伦理、监督以及舆论倾向的责任被显然忽略。类似“文责自负”、“不表示本网站赞同发文者观点”的免责声明，便能轻易地推卸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编辑责任。
例如，近年来网络传播中出现与虚假传播迥异的恶意传播，已经泛滥成为一种网络诋毁文化，而编辑责任的缺位，也是这类恶意传播泛滥的缘由。因此，撇开恶意传播中传者的战略效应、信息者的诋毁目的，本文只通过对此类传播中心理因素的分析，来讨论其中的编辑责任。而这正是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理论讨论中所忽略的。
网络传播的重要特征是互联网信息的匿名性。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由于多数用户在传播中都采取匿名制，一方面，人们在网络环境中有机会表露自己不为人知的或压抑的一面，甚至于多重面貌，在其中，没有社会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一切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恶来进行；另一方面，由于用户以匿名方式在网上进行交流，使得传统媒体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在虚拟环境中发生效用。例如，网络恶意信息的。
相对而言，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只是媒体一种愚弄大众的造假狂欢，有时甚至是媒体和受众间的默契产物。与网络的虚假传播情形不尽相同，很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网络传播中大量出现的恶意倾向传播，则起到一种有意为之战略传播效应。恶意传播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起到恶意传播的战略效应；恶意传播的再一种形式是刻意放大或传播一些不适应传播的事实，达到传播外的某些效应。即将确有其事或部分有其事的信息被有意地发掘并广为传播，使得信息的价值在另外一个区域内被放大和扭曲。这是本文特别关注的一种恶意传播。作一个简单的描述，除了捏造的虚假传播外，在网络传播中，恶意传播通常表现的是“真实的传播”。即往往传播的不是虚假或是谬误的消息，而是确有其事，或者部分真实，或像煞有介事的信息。这类恶意信息传播的手法，如传播学研究者蔡雯指出那样：在报道客体“有时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报道依据，但新闻不反映局部和某些细节，甚至以主观伪造的‘事实’为依据”；报道主旨“以夸大或掩盖客观事实的某些因素，取得轰动效应”；报道原则“不以新闻传播规律所要求的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公正为准则，不以新闻职业道德自律，为媒介之私利不惜损害公众利益”；报道形式“选择能够夸大、渲染事实中某些因素的报道角度、手法和表现形式，形式的运用与内容的报道价值不相统一”。恶意报道的效果是：“受众为某些局部内容所吸引，无法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被媒介所误导。”这些判断也是恶意传播的关键，目的性很强的恶意传播正是如此作祟的。
二、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为何网络环境中的恶意传播比现实环境中的恶意传播势头更迅猛，且泛滥更迅速?笔者以为就是网络环境中编辑责任的缺位。网络管理甚至比平面媒体的编辑更喜欢使用“免责声明”。由于网络普遍接受的宽容度和容错度，或说是习以为常的对恶意传播的“免疫力”，使得网络编辑会明显地降低自己的道德判断、伦理判断。这还不包含编辑在某种程度上的参与造假、传假的恶意。这些，显然是有违编辑的职业伦理的。而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的讨论中，一般会更加关注信息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相反，对于编辑者——在网络上是传播平台的提供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明显地视若无睹。因此，既然网络伦理是信息与网络时代人们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而讨论网络伦理的问题时，也不应该绕过编辑的责任这个话题。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网络伦理理论及实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西方学者在把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应用到计算机信息与网络伦理分析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网络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问题。例如，关于计算机伦理，美国的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制定了一些简明通晓的道德戒律。如著名的“网络伦理十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与过于关注恶意信息的始作俑者的道德或责任不同，西方学者还对计算机“职业”、“职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如韦克特和爱德尼认为，由于计算机技术广泛的社会性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人员或专业人员，他们对社会公众有着特殊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网络编辑的职责。他们倡言：“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准则，具有这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美国计算机协会1992年通过并采用的《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明确规定了“基本的道德规则”，其中包括为社会和人类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其他人、做到诚实可信、敬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机密等。这些，都指出了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编辑的基本职责，以及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即使在“网络免责”前提下，美国新闻界也是很严格地对待网络信息传播的：如《林肯每日星报》(lincolnjournalstar)的守则是：“网上的信息必须经过充分扎实的核实，而且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全部标准。”美国学者斯平内洛在《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计算机网络道德是非判断应当遵守的三条一般规范性原则，其中的无害原则被称为“最低道德标准”，即人们不应该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给他人造成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害。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标准。在伦理学研究者王正平教授提出的网络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中，也提到了“信息技术产品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等问题。由此可见，“公正性”、“无害”、“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等关键词是网络编辑的道德责任的底线。
对于具体网络编辑而言，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问题应该是最直接而且最无可回避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网络信息的责任可以举要如下：网络传播过程中，个人信息自由权利必须与个人的道德义务相一致。如在重视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信息隐私权，应当遵守本国和别国的基本法律和文化习俗。作为编辑，尊重网络作者的自由与责任原则的同时，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给以同样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传播“公正性”的体现。
同时，作为编辑更要注重网络中的无害原则。即要求任何网络行为对他人、网络环境和社会至少是无害的。这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是网络伦理的底线伦理。除了网络病毒、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等严重违反无害原则的行为外，恶意传播就是一种有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传播，是违反了网络伦理的。计算机网络行为主体必须小心谨慎地考虑和把握可能产生的后果，防止传播谣言或有害信息，杜绝任何有害举动，避免伤害他人与社会。
三、网络传播的个性心理分析
现代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赋予个人以巨大力量和自由，由于网络管理立法的滞后，目前网络行为主体的个人行为的善恶是非，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而不是法律。这样，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要求人的道德自律；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越发达，越要求相关联的个人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网络道德素养。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中的个体心理与现实环境中的个体心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从编辑心理学的视角来说，分析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网络与现实环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主体的匿名性，这给网络使用者提供了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在社交匿名的环境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理呈现出明显的去个性化和去抑制性特点。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又叫个性消失，是网络个性心理的一种表现。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和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行动。单就去个性化状态而言，它是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的。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发现，去个性化现象更多的是与反规范的消极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津巴多(p．zimbaodo)认为，一旦去个性化开始并聚集力量，就难以逆转或是停止。
去个性化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评价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因而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都被削弱，从而使压抑行为外露的阈值降低，使人表现出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促使了不道德行为的增加。去个性化产生的环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匿名性。即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所以无所顾忌地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习俗，甚至法律，做出一些自己在非匿名环境中不会做出的行为。二是期望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即责任模糊。当一个人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时，他就会发现，对于群体行动需分担的责任是分散的或模糊的。法不责众，个体无需为群体行为而承担责任，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能够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内疚感降低，以致行为肆无忌惮。更有甚者，会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允许的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仅仅因为群体作为一个统一体参加了这一行动。可见，群体的保护会使其成员可能做出其单独时所不敢做的事情，甚至会违犯他们在社会情景中常常遵守的社会准则，做出失去自我控制的行为。
去抑制性(disinhibition)，则是网络个性心理的另外一种表现。心理学研究中的“抑制”指的是个体行为受到自我意识的约束，对社会情景维持一定的焦虑水平以及在乎他人的评价等。这种抑制作用的解除，表现为自我约束水平降低，自我揭露水平升高，容易说出平时不容易说的话和产生攻击性行为，更容易表露自己的人格特征甚至相应的弱点等。研究表明，个体在网络中的行为极易显示出去抑制的特点。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系统给人们行为带来的作用，在于使网络使用者的心理压力得以缓解。
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主要是一种以文本交流为主的交流，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场景相比大为简化，这样，个体对事物的判断缺乏源于事物本身的感官线索的直接参与，因而可能是歪曲的、感情用事的，就会表现出更少的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个体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被迫接受世俗、规范或准则的约束。正是这种去抑制性影响了传播者的心理反应。人的一些欲望在主流文化中是被压制的，加上巨大的生存压力，个体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就会天然地有着逃避现实、追求娱乐、寻求放松的心理诉求。这种诉求的存在，在去抑制性特点的操控下，个体无视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热衷于爆隐私，满足窥视欲与好奇心，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由上述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可以大致看出网络恶意传播的心理机制。在实际生活中，恶意传播的传者和接受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这或许是恶意传播效应巨大的深层次根源。这一观点，符合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andgratifications)引。
四、网络编辑的监管责任
通过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后，回到网络传播这一虚拟空间的情景来讨论编辑的监管责任。在采用聚合内容技术传播的信息第二代网站时代，由于传播方式多元化，因而易于传播，不易监管。
这也是一些第二代网站游离于网络文化监管之外的技术原因。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将传统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模式，对于传播双方而言，使用与满足产生了极大的对称；网络传播还改变了传播者对传播工具的利用，既有点对面的传播，又有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网络传播成了传播者个性化表演的舞台。但是，也正是传播过程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网络传媒自身的责任性与公信力的降低，产生了恶意传播的现象，传者和接收者身份的模糊，和再传播的情形混杂，编辑的职责还在吗?
通常的说法是，至此，原来的监管(编辑)业已经完全退出，网络上每个者都是话语权的完全拥有者，“他律”已经为“自律”所替代。其实，网络的传播不可或缺的是门户网站提供的平台，这与传统的平面媒体的提供的平台完全是一样的。个体的传播完全是靠公共的话语圈产生传播的效应的。一句话：编辑犹在，监管的责任犹在。因此，网络传播需要呼唤编辑职责的到位；当代传播依然需要传统的职业监管。
与平面媒体一样，网络媒体的监管作为公共信息的守门员，有责任负责网络新闻信息的可信性、客观性。对于传播内容的约束，既有法律的、道德的要求，也有真实性方面的、专业上的、技术上的要求，这些方面，不但需要完善法律体系、道德氛围进行规范，同时还应该提供更多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工具，帮助网络传播者提高其传播内容自身的约束度。
网络恶意传播问题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来解决，也不可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对个性的心理学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批评的声音便提倡“抵制’’、“遏制”、“封杀”之类。但是，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应当因地制宜，允许传播者享有与其约束度相当的传播自由，“一刀切”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便需要有新的编辑智慧来面对。如何阻止恶意传播现象也涉及了多元的因素。因此，在堵绝、遏制、封杀不可能奏效的情况下，应该提倡的是编辑责任的到位，编辑的道德伦理职守的到位。以下，笔者就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接受心理或道德规范提出几点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1．提倡把握道德底线。应该在网络传播中把握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网络传播的这个底线就是：对社会整体的普遍公众或某个具体的个体是否有伤害。上位的传播追求的是有益，低端的传播标准是无害。宁可无益无害，也不能无益且有害。这便是最低限度传播的道德底线。既然以传播的名义，恶意的传播行为就应该收敛或是节制，即使是恶意传播可能成为娱乐大众的狂欢。
2．提倡对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网络恶意传播暴露出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缺位。网络传播者的人格水平、道德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在网络活动中的行为，失控的公众传播在侵犯私人领域时，一旦侵犯者自认为抓住了被侵犯者的某种“把柄”，由于人多势众的“暴民心理”和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完善或适用先例的缺乏，被侵犯者往往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对于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培养其健康人格成为重要的部分。
3．提倡网络的社会责任。上述道德教育还涉及规范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即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恶意传播的人与事。网络经营的商业竞争中，采取各类极端手段去争取受众是正当的，但是，只能在法律规范的限制之内。网络论坛、新媒体如博客等与传统媒体间似乎墨守着“网络免责”惯例。在网络媒体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态势，应该接受网络传播就是媒体传播的事实，网络传播同样应该使用传统新闻的法律法规规范。
4．提倡网络传播的分级管理。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要确立唯一的标准和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在不同的传播情景当中，可以根据传播的影响、范围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比如，对于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的传播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对于那些传播范围不大、影响也较小的传播者，可以实行相应的间接的实名制；至于个人沟通，则是可以放开的。
5．提倡网络分众传播。由于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是一个具有分散性、匿名性、流动性和无组织性的未分化的群体，大众传媒很难满足他们作为组成群体的个体的需求。应该提倡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的转化。分众传播的特点则是信息传递从多点到多点，体现的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公认的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传播伦理篇5
论文摘要：本文从信息伦理的内涵入手，针对当前社会电子政务快速发展背景下档案信息传播中存在的诸多伦理性问题，提出了要因势利导地加强信息伦理建设，保证档案信息流动传播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伴随档案信息化的深人发展，特别是档案信息向网络环境的迁移，档案信息的组织管理、公布、传递、开发利用等活动正在进行着一场迅速而深刻的革命，由此也带来了诸如信息安全、侵权与犯罪、新型的信息伦理等问题。如何保障信息化尤其是电子政务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档案信息活动，引导人们正确利用现代档案技术、规范档案信息传播中的伦理已成为当前档案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信息伦理的内涵
谈到“信息伦理”，就必须先要谈谈“伦理”一词的概念。在中国，“伦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乐记》中“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的本意是指“关系”、“条理”，“理”的本意是治玉，引申为分析精微之意。“伦理”二字合用，即指人们处理相互关系时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u。在西方，"ethics"(伦理)一词源自希腊文“ethos”一词，是指“本质”、“人格”。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是通过社会舆论、个人内心信念和价值观以适当的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也是个人进行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目标。
二、档案信息传播中的伦理失范问题
信息技术尤其是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加快了信息社会前进的步伐，也给社会道德伦理注人了新的活力，促进了社会伦理道德的开放和多元化，然而信息网络技术在促进人与社会全面自由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1信息安全问题。在网络时代，信息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转化为资产，甚至在某些产业中信息可以作为唯一的产品和资产，所以信息安全也成为重中之重，档案信息也不例外。档案信息在流动传播过程中，由于网络的不安全性及信息系统自身的漏洞，给黑客的人侵、病毒传染、信息的非法窃取等提供了可乘之机，使得网络档案信息安全睦极端脆弱，也给国家安全和人民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各种防范措施，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档案信息的安全问题，正如美国计算机软件专家科思所说:“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绝对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团因此，如何保证档案信息传播安全也就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新的信息伦理难题。
2.信息侵权与犯罪问题。网络本身的开放性和网络数字化符号的通用性、网络的快速、便利和虚拟的特点以及网络传播的不可控性等易引起网络信息侵权与诱发犯罪。这里有一组2000年至2005年的统计数字，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受理案件55633件，结案54212件，做出行政处罚47484件，其中，2005年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案件9944件，结案9380件，做出行政处罚7840件。2000年至2005年，各级版权管理部门收缴各类侵权盗版制品457亿件，其中2005年收缴各类侵权盗版制品1.06亿件。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个人隐私被采集和公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也更频繁。伴随着信息侵权，信息犯罪的几率也大大增加，档案网络信息传播中的信息窃取和盗用、信息欺诈和勒索、信息污染和滥用、信息攻击和破坏等，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3.信息服务的社会责任问题。随着现代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技术的进步，各种信息在网上大量传播。同志指出:“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一个新的重要阵地。”作为国家科学文化事业机构，档案馆“不仅肩负科学管理档案的重任，而且致力于社会化的服务工作，在繁荣国家文化事业、促进社会进步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档案馆应当履行其职责，保管好档案信息为社会服务。作为档案信息的传播者与实施者，档案工作人员不仅要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专业技能为利用者提供其所需信息，而且要对提供的档案信息进行控制，对有害的、不健康的信息进行隔离;作为档案信息利用者，要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合法合理利用档案信息。
三、档案信息传播伦理保障的几点思考
档案信息传播的客观本性在于共享，而网络的存在给这一共享提供了条件。互联网发展至今，已经对人类传统道德伦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对新环境下的档案信息传播行为做出伦理上的规范。为此，许多国家和组织都制定了相应的伦理规范，但道德伦理的冲突与失范现象仍不可避免，因此，在网络档案信息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因势利导地加强道德伦理建设，使人们“合理”、“善意”地利用档案信息资源，保证信息传播质量、公众权利与社会健康。
1从法律角度，加强网络法规建设。加强网络档案信息法规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划出一条底线，为网络环境下的伦理决策提供有力的依据。信息伦理是一种软性的社会控制手段，它的实施依赖于人们的自主性与自觉性，因此在针对各类性质严重的信息犯罪时就显得软弱无力，而信息立法是一种硬性的法律手段，它借助于国家强制力的威慑，不仅可以有效地打击信息领域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可以为信息伦理的实施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二者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良性互动才能使信息领域在有序中发展。网络档案信息法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应当充分考虑网络环境下档案信息传播的基本特点，结合网络技术，给出相应的法律概念，对于无法确定的问题，应尽可能的给出上位概念，并在宏观上加以规范;二是应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与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保持很好的兼容性，应从维护网络档案信息资源正常传播与合理使用的角度，维护档案信息所有者、保管者与利用者的正当权益。
2.从技术角度，有效控制和过滤有害及违法信息传播。一方面要加强网络信息控制技术研究，有效防止信息污染与病毒破坏。针对网络病毒的日益猖撅，要加强病毒检测、病毒清除、病毒免疫和病毒预防，增强反病毒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开发网络安全技术，积极保护网络档案信息安全，利用防火墙、人侵报警、路由跟踪等专业软件保护重要的档案信息与数据;加强互联网的国际合作与各国信息技术上的合作，保证档案信息的安全与完整;建立国际性的反黑客组织，维护网络安全，抵御和消灭电脑黑客的行动等。
3加强档案信息伦理规范的可操作性研究，提出和制定行之有效的伦理准则。档案信息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孕育着、蕴涵着复杂的伦理问题，人们必须为档案信息传播构建合理的伦理空间。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制定了各种档案信息伦理规范，我们应当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借鉴国外合理经验的基础上，确立适合我国特点的档案信息伦理准则，提高我国档案管理人员的伦理道德水准。
网络传播伦理篇6
一、当前网络自由主义的现实性考察
（一）传播主体泛众化
在更加注重用户交互作用的网络环境下，用户既是网站内容的浏览者，同时也是网站内容的制造者。基于网络平台表达个人观点与思想的低门槛性，用户可以自由地表达个性化的思想与观点，如用户可以在博客、微博上自由表达、描述个体感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嘴巴，使任何一个人的社会表达都呈现前所未有的空间，人人皆成媒体。
（二）传播内容碎片化
所谓“碎片化”在20世纪80年代末常见于“后现代主义”研究文献中。在网络传播中，“碎片化”就是凸显传播个体的主体性，信息需求的个性化，话语权进一步下放的去中心化。传统媒体传播的内容大多是以线性叙事为主的完整的信息，但在网络上并非如此。一方面，网络上的超文本链接催生了信息大爆炸。另一方面，传播信息的日趋短小也是传播内容碎片化的一个表现。
（三）传播过程互动化
所谓交互，意即参与主体之间的多向交流与互动。交互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信息的再加工和再传播的过程。强大的交互功能意味着参与活动中网民自主性的增强，它使得在传播进程中参与者能交换角色、并对他们的双边话语持有控制力。如在微博转发中，用户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并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则会被更大范围地发表和扩散；而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或很少有人理会，即使自己赞同它，也会保持沉默。
二、当前网络自由主义的学理性分析
（一）无主题催生亚道德行为
自媒体导致意见表达随意化。自媒体（wemedia）是指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网络自媒体的数量庞大，其拥有者也大多为“草根”平民，网络的隐匿性赋予网民“随心所欲”的空间，由此催生的个体化思维，再到个体本位，以致使个人主义被张扬，道德走向相对主义并浸渗到现实生活中，使集体主义精神受到冲击和挑战。
缺乏批判性思维导致模仿的狂欢。批判性地接受信息可以比较有效地避免被假消息所误导，有效克服群体压力对自身观点接受的副作用。然而由于惰性的存在，主体通常不会对网络信息进行考察考据，则出于获得认同、获得关注转发他人信息。如微博上“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象常常将同辈群体整合在一起，在得到群体内认同感后产生盲目的信任与认同，失去自我思考的理性。
（二）碎片化的身份招致角色混乱
人格的双重性导致人际脆弱性。健康的道德人格是个人适应社会环境的重要心理素质。网络生活中多元道德、多元文化的存在，常常使个体处于矛盾的道德选择中，给个体道德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挤压和扭曲。网络交往的实质是人机交往，在这一过程中，网络主体因虚拟的环境造成了彼此的“不在场”感，使得部分网络主体在现实中沉默寡言，在网络上谈笑风生，导致道德人格的冷漠脆弱，造成人格分裂。
网络世界的虚实二重性导致人的存在焦虑。一方面，网络是现实的延伸，这种延伸是现实的人的延伸，也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空间，网络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重塑与再造。另一方面，网络是现实的断裂，在网络虚拟中，网络主体的自我感觉虽然是客观的，但其行为模式及其效果与现实却是有一定断裂的，以致使人难于判定虚拟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哪一个是真实的我，不能很好地实现虚拟与现实中的角色转换，并使之协调一致，造成实际能力缺失，难于在现实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反过来又更热衷在网络虚拟中寻求和确立虚拟的自我价值。
三、规避网络自由主义的建设性路径研究
网络立法的滞后，需要网络伦理建设来规范网络的使用。如何规避网络自由主义的侵犯，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努力，即社会层面的网络规范伦理建设与个体层面的德性伦理和价值观建设。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需要一套公共的伦理规范。规范伦理涉及社会秩序，其中涉及的不仅仅是法律制度，而且需要一套伦理准则。与社会公共的规范伦理相对，同时又是紧密相连的，是个体的德性伦理。伦理规范与其背后的价值信仰是不可分离的。面对网络自由主义的随意性、张狂性，亟待通过柔性的伦理建设对其施以影响并加以矫正。
（一）以规范伦理建设优化网络公共秩序，形成对网络自由主义的示警效应
以社区为单位，构建言论指向。社区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综合基础的群众基础机构，由具有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以社区为单位规避网络自由主义侵扰，核心功用在于做好网络规范伦理的宣传与教育，以社会活动为发展平台，全时性全方位地将国家出台的网络文明规范渗透到社区民众生活中来，印刻在社区民众的思想中来，以塑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网络秩序。
学校家庭组合。家庭和学校是网络道德教育的主要社会场所。一方面，家长要尽可能多地学习网络知识，主动承担起对青少年网络活动的指导与监督的重任，通过同子女一起上网，和子女探讨网络上的合理行为与禁止，在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子女的好奇心与需求，积极正面给予解答。另一方面，学校在网络教学过程中，严格灌输国家网络行为规范与伦理准则，明确告知公民的网络权力与责任，将伦理规范与法律制度相结合，通过正反面教育对学生网络行为起到预示、评价与警示作用。
（二）以德性伦理建设支撑网络公共秩序，形成对网络自由主义的挤出效应
慎独教育，加强网络行为自律。《礼记?中庸》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所谓慎独，即意谓个人独处时也能依照内在的道德信念行事。网络自由主义时代下，由于网络交往中的虚拟性、符号化，在“不在场”的情境下，在“快乐原则”“本我”需求的渴求下，网民要慎乎其行，谨乎其言，主动拒绝网络垃圾的侵扰，自觉审视个体行为，以崇高的理想和生活理念支配网络社交活动。
信念教育，树立坚固的精神屏障。培养和确立网络个体坚定的道德信念是迎击网络自由主义的中心环节。在网络自由主义境遇下，使得各种道德观念、价值准则良莠并存、鱼龙混杂，只有树立牢固的道德信念才有坚固的“精神屏障”，有效避免网络不道德行为的发生，使网络真正成为心理交流和缓解精神压力的平台。
【参考文献】
[1]朱银端.网络伦理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
网络传播伦理篇7
［关键词］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培养路径
作者：李景春1，余仰涛2（1.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湖北咸宁437100；2.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信息化产品在普通老百姓生活中普及，标志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的普及不仅影响了世界经济发展，也改变了人们工作方式、思维方式”[1](p183)。划时代的巨变恰逢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时期、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深远影响，社会新媒体生态正在逐渐形成，“媒体意识与信息素养”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素养。得益于数字信息化时代带来快捷、高效、多样、自由、便利的同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面临诸多挑战。大学生是数字信息化产品使用的重要群体，大数据时代在对大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时，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在理论上就信息伦理、信息道德、信息法律责任等领域树立正确意识、行为上作出正确抉择？如何引导大学生正确掌握与运用“互联网”这柄双刃剑？如何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媒体意识与信息素养”？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对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意识培养的探索，以期在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中提供相关智力支持。
二、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培育的必要性
（一）国内外信息伦理道德教育倍受关注
自第一台计算机在美国诞生开始，注定“美国是信息技术教育开展较早国家之一”[2](p5)的地位，但网络安全问题也成为社会主要问题之一，如黑客入侵、计算机病毒传播、个人隐私被窃、网络暴力等。之后采取相关措施、推出系列标准，将信息技术学习与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相结合。如1998年推出《美国教育技术学生标准》，2001年马萨诸塞州推出《K—12年级教育技术建议标准》，全美图书协会和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在《信息能力：创建学习的伙伴》中制订学生学习信息素养九大标准等[3](p43)，说明对信息伦理道德教育与素养培养非常重视。
（二）自媒体环境下信息伦理道德失范
网络早已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沟通载体，但网络环境中出现信息伦理道德失范现象。据统计，截止2016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以上，手机网民达6.56亿以上，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以上[4]。我国网民人均日上网时长超过4小时，工作中花大量时间运用互联网进行数据处理、沟通、交流。微博、QQ、微信朋友圈等“自媒体”工具对大学生学习、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交往方式或不再“口口相传”、没有“面面俱到”，或“雾里看花”，或“水中望月”，仅凭网络数码传播，以语音、视频作臆断，往往引发诚信危机、道德危机，挑战法律底线之类事件频发。比如，罗尔事件引起人们对微信朋友圈新闻真实性的思考、与《慈善法》相关规定是否有悖；魏则西事件激起人们对百度竞价排名无底线操作的不耻，对莆田系医院资质的质疑，对军区医院科室外包不负责任做法的愤怒；雷洋事件显示自媒体时代“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信息能量影响超乎想象，一条小小“新闻”或能产生网络强震似的蝴蝶效应，“键盘侠”“网络喷子”“贴吧大V”、网络管理员、拥有手机或电脑上网的网民，都可成为“新闻者”，不同程度地影响网络环境走向。以上说明信息伦理失范现象导致网络秩序混乱、网络诚信受损，如何净化网络空间、创建社会新媒体良好的生态环境、引领网络健康发展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培养的困境
（一）大数据环境下信息安全监管困境
信息技术已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方面，但“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监管缺失、管理无序、信息安全严重受到威胁”[5](p66)。“美国情报机构可以直接进入多家美国互联网公司服务器，获取用户数据，对特定目标进行监控”[6]。让人不寒而栗的“棱镜门”事件暴露出发达国家用户数据处于裸奔状态，即使国家层面用户数据也有失窃可能。一是宏观上国家数据安全受到威胁。国家建立大数据库运用体制，运用立体化数据服务社会生活，促进社会发展，但“商业竞争导致的信息资源盗窃、信息攻击、信息污染等诸多问题越演越烈”[5](p68)，所引发的全社会的信息伦理道德建设问题受广泛关注。二是微观上个人隐私外泄、人身与财产安全受威胁。我国曾发生百万QQ用户账号被盗、Q币被盗、个人数据信息被采集、个人身份信息网上倒卖、批量交易、个人著作权和版权被侵占等事件，腾讯公司陷入信任危机，列为网络安全案件被立案侦查等。以上屡屡发生而居然不再属于新闻的事件，暴露我国大数据时代网络监管环节面临困境。
（二）自媒体平台信息安全监管困境
大数据时代到自媒体环境、是信息时代传播内容、途径从宏观到微观演变的过程。在这个你我都是“播放机”“新闻者”[7](p57-60)的自媒体时代，大数据来源通过自媒体平台实现。自媒体平台本身从自由、随性、放飞自我中发展而来，由此伴生自媒体平台的先天不足，导致信息安全监管陷入困境。一是平台的“自我”属性，导致监管陷入困境。当自媒体平台传播自己故事时，受众在公共空间，属公众群体。者或注重表达自身目的，忽略大众接受信息的影响。比如：某公共安全事件，有通过平台不实消息者，谎称自己或亲人是受害者，以博大众同情，或骗慈善捐款，以达敛财目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伤害受众感情，引发慈善危机，其中不乏高校学生的身影或声音。二是平台主体的复杂性，导致监管陷入困境。自媒体载体多样，有微博、微信、朋友圈、QQ说说、网络直播、网店广告、BBS等，已成生活“第二生存空间”[8](p60)。近年网络直播平台成为新自媒体传播方式，各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丰富了自媒体平台传播形式，为大学生所接受并推广，有大学生身陷其中，引发的问题是受众对平台内容真伪无法甄别，合法性受质疑。比如：某网络直播平台没有对直播用户进行有效监管，导致受众接受淫秽内容，触及法律，受到制裁。三是平台传播内容的随意性，导致监管陷入困境。“网络彰显自由精神，自由成为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9](p68-73)，但这种“绝对自由”地传播因其随意性导致管理无序或缺失。比如：某网络销售平台已演变成被消费者接受、无数商家进驻的强大卖方市场，平台宣传产品、提供服务、网络销售、线下交易，但对产品真伪、质量好坏、售后服务等诸环节监管力不从心，经常被消费者投诉销售假货饱受诟病。有大学生选择网络销售平台，投身网销或微商大潮，或存在误导、或监管缺失而走入类似误区，已超出高校道德教育范围，演变成社会问题。四是平台渠道的多样性，导致监管陷入困境。自媒体中的网络空间、微博、微信、朋友圈、QQ说说、网络直播、网店广告、BBS网店等渠道多样，决定其内容、形式多样。有大学生选择渠道发声时，或希望吸引受众接收信息，从中获取自身存在感、满足感、成就感。网络平台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新阵地，教育者虽找到新阵地，却面临对平台是“堵”是“疏”的困惑，找不到“堵与疏”平衡点。比如：某大学生通过网络和虚拟空间发声，代表自己或自我群体提出诉求时，内容是否健康，是否具有煽动性等，应该引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视，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新挑战。
四、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失范的原因
第一，真伪鉴赏能力不强。主要表现为：一是信息来源不明，以讹传讹。有大学生在获取某信息点时，由于猎奇心理，对信息无求真责任感，容易成为谣言传播的、极端分子的工具；二是信息加工不实，随心所欲。有大学生对信息加工主观随意，导致扭曲或误解事实，造成不良影响；三是信息沟通不畅，杯弓蛇影。有大学生传播信息过程中或夸大事实，或信任感大打折扣，导致信息行为中诚信出现危机。
第二，传播速度与认知程度失衡。神话中的“千里眼”“顺风耳”早已被数字信息化产品所取代，随着信息技术迈入高速发展轨道，高效的信息传播速度，短时间内怎样经实践检验？这种矛盾造成大学生在认知上产生困惑，从而造成传播速度与认知程度不一致，导致出现失衡困境。比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魏则西具有较高信息认知水平，然而当他身患重病时，唯一想到的救助居然是“百度搜索”，导致偏听北京某武警医院医生“忽悠”，接受三次手术、四次化疗、四次生物免疫疗法、二十五次放疗、吃几百付中药，最终却没挽回自己年轻生命，弥留之际，在“知乎”论坛上发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质疑与感叹，描述自己对百度竞价搜索从希望、失望到绝望的过程，让世人唏嘘不已。
第三，“可为”与“不可为”相混淆。可为与不可为作为是非观念，却应引发大学生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方面的价值观思考。从多年前危害巨大的“熊猫烧香”到祸害全球的“永恒之蓝”勒索病毒横行等，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信息时代这种可为与不可为、孰对孰错一目了然！在大家深恶痛绝、对黑客行为不齿时，大学生群体中却有不同声音，有大学生居然成为黑客崇拜者或追随者，实在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第四，数据处理能力弱。从目前高校课程设置看，《计算机基础》是大学生的必修课程，计算机等级考试是学生自愿参加的考试。一门基础课的内容不能培养大学生群体较强的数据处理能力，难以提升大学生数据处理水平。大学生数据处理能力弱化，认知能力和鉴赏水平欠缺，必然造成解决问题能力缺失。有大学生思想上容易依赖工具，行为上依赖他人，缺乏独立主见，无益于加强对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的培养。
五、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培养路径
新媒体信息时代下高校对大学生进行信息伦理道德教育，要从时效上跟随时展节奏，从教育对象思想变化中找寻大学生信息时代伦理道德运行的动态规律，才能有效探索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培养的路经。
（一）行为规范路径
“信息行为主体组成主要包括：个体、由个体所组成的团体或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政府”[10](p63)。宏观上管理和规范信息伦理道德行为，需要从国家层面来实现。
第一，国家法律的严格约束。信息时代的信息传播行为模式，遵从“人—机—人”的工程学模式。信息行为的来源主体是人，起点是人发出指令，依赖信息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经过信息主体的创作、加工、改造，依赖技术、借助媒体、通过平台进行传播、受众群体接收信息；个体或群体的受众对接受信息进行再加工、再传播，如此循环往复。这种信息行为的科学模式，要求国家制订相关法律法规时跟上节奏，找准基点，找对良方，查清对象，参考标志性网络安全公共事件，通过立法程序，出台并修订相关法律法规。随着大数据时代到来、网络实名制逐渐全面实施，“网络信息立法，现已向形成完整性、实用性和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体系”[11](p250)方向迈进。
第二，国家政策的正确导向。政府能在信息技术和信息传播领域，特别是信息传播内容、方式和渠道等领域，结合社会信息伦理道德建设现状出台政策，引领社会信息行为沿健康方向发展。通过网络媒体渠道“及时发现公共事件并作出预警，能获足够信息进行分析，作出决策进行干预，最终完善并处置公共事件。”[11](p254)出台相关政策要基于科学预警，借助技术平台，构建干预体系，因为“在平台支持下政府处理公共事件会事半功倍”[11](p254)，让国家用户数据不再裸奔。
第三，道德观念的合理规范。信息时代的信息伦理道德规范是所有身处信息时代的人们包括大学生所要遵循的行为规范与行动准则。道德的作用主要由自律和他律来规范人的行为。“自律的道德规范、具有独立人格和严肃的道德责任感，是现代人实现自由的基本前提”[12](p63)。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更需要自律性作载体。
（二）舆情需求路径
从社会、企业或团体的舆情环境、学校的教育、个体的领悟等各环节中分析其内在联系、把握各环节信息伦理道德教育工作的重点，细化各环节舆情及需求的着力点或工作面，探寻各环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规律。
第一，社会舆情环境的自我澄净。舆情的营造，有知名人物、意见领袖、公众人物等发挥一定导向作用，少不了大学生参与，更多需要发挥社会自身具备的自我过滤与澄净的功能。当社会舆情产生时，对舆情自我过滤与澄净过程依赖社会主体正确的鉴赏力，认知水平。只有对社会舆情风向进行科学预测、辩证分析、冷静对待、正向引导，才能采取相关措施合理解决问题。
第二，社会组织或团体舆情环境的高端方向引领。社会组织或团体是指运用信息技术进行科学研究、依靠信息技术研发新媒体信息产品的社会组织或团体，如：有风向标示范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或企业等，此类社会组织或团体在信息伦理道德建设领域表现出高度自律，树立高端形象，发挥榜样作用，引领本行业本系统信息伦理道德发展的高端方向，能促进社会信息伦理道德沿健康方向发展。或制定形成社会共识的、成熟的、规范性强的行规，或发挥行业联盟的整体示范作用，为大学生提供健康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发展的技术和环境，最终提高大学生群体信息伦理道德意识。
第三，“互联网+”高校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价值诉求。信息技术成为高校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手段和交流媒介，高校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改革提倡“互联网+”技术，将信息伦理道德教育与相关校纪校规相结合，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信息伦理道德观，规范信息行为，在“互联网+”时代潮流中分清“为与不为”的是非界限，逐步产生自觉抵制网络是非、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的免疫力，形成正确的信息价值观。
第四，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和信息行为的规范需求。大学生群体是容易受影响的受众群体，受环境和舆情大方向影响非常明显。如果大学生个体的领悟力、鉴赏力、判断力欠缺，则容易在自由与责任间失去平衡。规范大学生个体信息伦理道德观念和信息行为，将自律教育和他律教育相结合，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正确引导大学生在个体信息伦理道德和信息行为领域产生合法、合理的规范需求。
（三）内容更新路径
参考《大学生网络信息伦理认知与影响因素研究》（南开大学商学院李月琳、李颖、李昂著）数据模型分析结果，科学设置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新内容，从以下五方面对大学生进行正面教育、正确引导。
第一，信息污染的鉴别。信息污染源于网络是非、网络谣言、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等。针对大学生新生事物接收能力强、辨别力弱的特点，设置现实可行的教育目标，安排正确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教学内容，采用操作性强的教学方法，开展互动性强的教育活动，培养大学生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比如：主题鲜明的演讲会、辩论比赛、网络画报制作比赛、网页设计比赛等形式，寓教于乐，锻炼大学生的判断力与鉴赏力，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免疫力。
第二，个人隐私的保护。大多数学生能认识到盗取他人信息是违法行为。个人隐私权危机包括盗取他人信息和自我信息失窃两种情况，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威胁他人人身与财产安全，是污染网络信息空间的恶劣违法行为。明确高校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目标和对象，以加强计算机运用水平和技能教育为重点，正确引导大学生熟练掌握计算机技术，熟悉信息技术领域的运行规律，将他们培养成网络空间卫士，拒绝信息时代黑客，扶正压邪。
第三，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与实践。高校涉及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大多属于学术剽窃或学术造假，是高校知识产权知识教育中需重点把关、正确引导的环节。加强知识产权法知识学习、宣传、教育，要发挥学生创造力、想象力，通过喜闻乐见的法律知识讲座、法律微课、法律伦理剧等形式，激发大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大学生法律意识。
第四，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的学习。将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点，防微杜渐，达到既教书又育人的目的。比如，在有学生刚掌握木马或者流氓软件的种植和设置方法时，如果不及时对其进行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教育，局部范围内的网络平台账号失窃或计算机病毒感染事件就有可能出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严重经济损失时，教育就成了“马后炮”。
第五，高校信息伦理道德评监体系的构建。信息伦理道德评价监督体系将网络技术、网络平台、网络交流、网络道德行为有机结合，打通网络正向传播的通道，对网络信息传播各环节进行合理评价与有效监督，让大学生有合理途径有效发声、正常诉求，使阴暗信息无处遁形，打造网络信息传播的“阳光工程”。
（四）教学效果路径
信息伦理研究的主阵地在高校，“高校一直持续不断地对信息伦理进行系统研究，是信息伦理学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13]。“培养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素养需要现代和传统的教育模式相结合，传统教学模式在培养大学生信息素养方面仍具有‘主力军’和‘先锋队’作用”[14](p143)。传统教学模式依赖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这是对大学生进行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阵地，履行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教育的神圣职责，能较好完成信息伦理道德培养的历史重任。
第一，明确信息伦理道德教育新内容。“在我国，信息素养通常包括信息意识、信息能力和信息品质三个方面的内容”[15](p117)。在新媒体时代，不断探索“媒体意识与信息素养”概念的内涵，高校在变化的时代潮流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时、必须构建新的教育理念、明确新的教育内容、探索新的教育模式、运用新的教学方法，引领大学生在信息领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世界观方法论去认识新问题，辩证分析新问题、探索正确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培养大学生积极健康的信息伦理道德意识。
第二，培养信息伦理道德价值观。尽管大学生“认同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加以约束，或有人依然会做出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16](p14)，明知故犯是违反信息伦理道德的典型表现。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价值观的培养，立足“尊重个体”“个人隐私保护”原则，将培养意识与规范教育寓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技术学习之中，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想道德修养理论与法律知识等的学习、培养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价值观，规范大学生信息伦理道德行为。
网络传播伦理篇8
论文摘要：网络伦理打破了传统的人们的社会伦理，在虚拟的网络空间里，网络伦理有自己独特的伦理特征，本文首先分析了网络伦理不同于社会伦理的新特色，接着从四个方面分析了网络伦理对公民伦理的影响。
随着1nternet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信息社会为人们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只要拥有一台电脑都可以很方便地成为网上一员。网络空间中，几乎可以不受限制的冲浪、翱翔，言论、阐明观点、诉说衷肠、发表作品、公布学术成果。网络伦理，简单地说就是人们通过电子信息网络进行社会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伦理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媒体对象等等之间的关系。
一、网络伦理的特征
网络社会依存于现实社会，网络社会行为是现实社会行为的验身，表层的数字关系所遮蔽的恰洽是深层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人们在超传统地域的网络范围内虽然摆脱了诸如邻里角色、现实直观角色等现实空间中制约人的伦理环境，但人发挥作用的动机并没有变，操作鼠标的人，肯定要受到现实空间的传统伦理与新型网络伦理约束。因此现实社会的伦理规范就应该是构成网络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参照。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网络伦理新特色进行分析：
1.网络伦理完全是一种自主的伦理模式。进入网络空间，只有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只有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每一个网民行为的高度自律成为网络社会对网民的基本伦理要求。网络自主型伦理模式，是一种积极进取的高层次的伦理自律，它要求人们在网络实践中自觉追求高尚的伦理境界，如无私的奉献精神;自觉遵守各个层面的伦理规范，履行自己的伦理责任;并自觉监督其他网民的违规布于为，在人人自律的前提下，形成一种高度自治的理想社会。
2.与传统价值观念较为单一相比，网络伦理是一种多元化的伦理模式。当然，这种多元化并不是指网络社会伦理的混乱无序，而是指它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更广泛的人类利益而言。为了避免社会生活的混乱局面，不同的伦理选择必须制定出一些全体认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使之带有一定的权威性与主导性。目前，网络伦理中，一些公认的伦理规范正在逐步形成，如协作原则、全民原则、自由原则、互惠原则等等。这些原则体现了更广泛的全民利益、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大的包容性，成为多元化、多层面的网络伦理的构成要件。
3.与现实社会伦理的排他性相比，网络伦理是一种自由、平等、张扬个性的伦理模式。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打破了限制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天涯若比邻”，朋友遍天下。从前，、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等不同造成的各种隔阂，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难以理解，更无法交往。而网络传播满足了人们的各种好奇心，填补了知识的各类空白，简便的网络交往手段更提供了相互理解、学习、探讨的渠道。
网络在开放的交往模式之下，一方面，丰富的同类文化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同，另一方面，异质文化的冲突更加尖锐，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之下，合理的、优秀的、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意识得到发扬光大，而陈腐的、非人性的思想意识则遭到淘汰。网络伦理的开放性就是面对各种不同伦理的碰撞，使人类的伦理精华得到丰富与提升。
二、网络伦理对公民伦理的影响
互联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加速各种文化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促使各种文化在广泛传播中得到发展，推动社会伦理的开放性、多元化。多元文化的传播、碰撞和交融，给社会伦理、伦理观念的传播带来极大的便利，促使网络文化成为一种超越国家及民族界限的多元性世界广域文化。在上网的过程中，进步的、符合时展潮流的网络伦理文化会在自觉和不自觉中渗透到每一个网民的思想意识之中，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素质、人生价值、品德标准和政治倾向。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
1.自由与民主意识，网络的核心是自由、开放性。在虚拟网络化社会里，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发言权，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自由地进行选择和取舍，无须他人命令。因此，网络为人的个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自由、民主意识得到了全方位的锤炼和提升，这是伦理主体能动性、创造性获得张扬的重要标志。
2.权利意识和平等意识，因特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网络集合，它将世界上数以万计的计算机、网络互联在一起，既互通信息，共享资源，又相互独立，各自分散管理，它没有中心，没有领导管理机构，没有人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特权，权力、阶级、阶层甚至地理位置、国家、民族在网络中都失去意义，每个网民都可能成为中心，人与人之间趋于平等，不再受等级制度的控制。个体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加强，有利于形成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的个吐，提高伦理主体的创造性。
3.奉献与共享意识，网络是基于资源共享建立起来的，网民遵循的共同原则：所有网的子网可以彼此获得别人的信息，所有的子网和计算机也要为网络提供资源。因此，没有奉献精神，没有信息资源的共享意识，就没有网络，奉献精神是网络社会基本的价值导向。
4.自主与独立意识，因为网络是基于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网民必须自己确定自己干什么、怎么干，“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网络的主人。如果说传统价值观是一种依赖型的价值观，那么网络化的价值观就是一种自主型的价值观。由依赖到自觉的擅变，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潜能得到提升的确证。
参考文献：
[1]段伟文:《网络空间的自我伦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l月版.
[2][美]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等，《媒体伦理学》，华夏出版社，2000年8.
网络传播伦理篇9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伦理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网络道德沦丧”、“网络中是否存在伦理道德”、“网络伦理问题”等等各大标题都可以在网络中检索出很多相关的信息。但是也不难发现主流思想都是批判的，揭示网络伦理所存在的问题，那么网络伦理这个新兴名词，它的概念是什么？它的特征是什么？它能否对大学生伦理道德观产生积极的影响呢？
一、网络伦理的概念
网络伦理，它的英文名称是：internetethics。它在学术文献中的定义有三类：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应该遵守的行为道德准则和规范。所谓网络伦理是指人们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所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的总和。网络伦理是指在网络信息活动中被普遍认同的道德观念和应遵守的道德标准。
二、网络伦理的特征
首先网络伦理它是一种高度自主的伦理模式。在网络中人们的行为由自己决定，只有自己能控制自己行为，自己全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高度自主的伦理模式要求人们具备高度自觉的伦理道德观念。没有细致的条文规定可以做什么，只有约定俗成的可为或不可为。但这种高度自主并不是完全没有规范，只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条文，网络社会存在着奖惩褒贬。它也是一个有是非观念的社会。因为它本身就是个高度舆论化的社会，一旦你的行为违背了伦理道德线，那么大众的口水会无情地“吞噬”你，使你受到舆论的压力。这样一种高度自主的伦理模式是社会发展到后期的理想伦理道德模式，它要求人们自觉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其次相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网络伦理的内涵更丰富，包含的层次更多元化。因为现实的世界是由不同的地域组成的，具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法律，不同的传统，也就是由于这些明文规定，将现实生活的伦理地域化。但是在网络这个无国界的交流平台，伦理道德在一个平台产生，思想观念在向大融合发展。由于网民的跨地域性，网络交流中很多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地域之间的差别。也是由于网络的高度自主的伦理模式，为了避免网络社会的混乱，不同的人们在交流中形成了更加全面的更加和谐的网络伦理。这种网络伦理的形成在网络社会中形成了权威性与主导性，使之引导整个网络社会的主流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体现了更加广泛的人民的意愿、思想和利益。目前，网络伦理中，一些公认的伦理规范正在逐步形成：如协作原则、全民原则、自由原则、互惠原则等等。这些原则正是广泛民意的体现。最后网络伦理是一种自由、平等、充分宣扬个性的伦理模式。“网络社会伦理虽然不等于现实社会伦理，但它亦与现实社会伦理一样，既包涵着值得肯定的价值成分，又不乏某些必须加以否定的价值因素。这就是说，在虚拟的网络社会里的道德伦理并不是虚拟的，而有着确定的价值取向。”与现实的伦理道德相比，它缺少了独断的排他性，因此网络伦理本身就是一种平等的伦理观念。
三、网络伦理对大学生伦理道德的积极意义
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便捷性决定了它能够加快多种文化传播、融合的速度。而各种文化在传播融合的过程中，网络伦理也在向着多元化、多层次化和兼容性发展。同时网络也为多元化伦理道德的传播提供了快捷的传播方式。大学生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会接收到符号数字化了的多元化文化信息。这些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倾向。其中较为突出的影响包括：
（一）自由与平等意识
网络的核心特征是开放性、自由性。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们以独立的个体存在，拥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表自己的看法，检索自己需要的信息，选择自己想做的事，而不受任何人的限制和约束。当然对等的，每个人也都没有权利干涉他人，因此在网络世界的这种规则下，能够培养大学生的自由平等意识。充分尊重大学生的个性发展，同时教育大学生尊重他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这是伦理主体能动性发展的重要标志。
（二）民主意识
在网络这个开放性的虚拟社会中，人们的行为不受他人的制约，个人的自由意识得到充分体现的同时，其社会性的民主意识也得到了充分的提炼。尊重人权，按照多数人的意愿作为，在网络世界中多数人的相同意愿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思想。约定俗成地少数服从多数是网络世界的规则，这也影响着网络使用者树立民主意识。
（三）权利与义务意识
网络社会中，人们的付出与收获是可以达到对等的。网络世界中的其中一项规则就是按劳分配。在网络世界中，人们追求的自由与平等，没有人有特权。你要获得到权力就必须付出。但在网络世界中这种付出可以是时间，可以是情感，可以是技术等等。
（四）奉献与共享精神
“网络传播从根本上打破了限制人际交往的时空障碍。‘天涯若比邻’，朋友遍天下。”同时网络也打破了信息共享的限制。网络上的信息不是由网络自身创造产生的，而是由在世界各地的网民上传共享的。网络的资源共享性要求人们有奉献精神。如果每个人都只抱着享受资源的心态而不共享资源，那么网络就不可能成为现今最大的资源库。正是由于人们的奉献精神，把信息从子网络中传输到网络中心，与大家共享，才有我们现在这么便利的网络资源库。奉献精神是网络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网络以其独有的开放性、平等性、互动性、虚拟性为大学生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门窗，为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补充，同时也加速了伦理学的传播运用。所以本文的观点即坚持网络对于大学生伦理道德发展能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网络传播伦理篇10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告业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广告业在取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广告伦理失范的众多问题。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的驱使，更多的是广告人自身伦理道德的低下所致。因此，对广告人进行伦理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作为未来广告行业的生力军——高校广告学专业学生，其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广告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因此，将广告伦理教育纳入广告教学中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广告教学；广告伦理教育；课程设置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告行业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广告不仅以其特有的经济功能全面渗透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更以其特有的文化张力全面参与社会文化的建构，革新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着社会文化结构，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广告的传播过程就是人们共享社会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和公众接受文化教化的过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要求广告传播正确先进的消费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然而，现实情况是广告伦理失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究其背后的原因，除了经济利益的驱使，更多的是广告人自身伦理道德的低下所致。
一、在广告学中进行广告伦理教育的必要性1当前广告伦理失范现象严重，呼吁广告伦理教育
当前广告迅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众多的广告伦理失范问题。如虚假广告泛滥，广告中很多商家为说服消费者购买产品，不惜夸大产品使用功效与价值，欺骗消费者购买，从而伤害消费者的感情。有些广告主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性暗示广告。如目前在各大电视上热播的“超威”电动车电池广告，为吸引消费者的眼球，用美女做广告，本身无可厚非，但整个广告画面，突出了美女丰腴的胸部，性暗示效果不言而喻。有些商家为加强消费者对广告的记忆与熟知度，采用轰炸式、强迫式传播，大家所熟知的脑白金广告就是这一类型，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生活。同时，随着网络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网络虚拟传播的特点更助长了广告伦理失范行为。这一系列的广告失范行为矛头直指广告创意者，广告人职业道德素质日益低下，所以呼吁广告伦理教育。
2广告学课程设置中对广告伦理教育的忽视，需要广告伦理教育
自1983年厦门大学首设广告学专业以来，中国广告学专业开始飞速发展，各大高校纷纷开设广告学专业，为社会培养了一批批专业的广告学人才。从我国现有广告学专业的高校来看，在设置广告学主干课程方面大多数侧重于广告策划、广告创意、广告制作、广告心理、传播学、市场营销等，很少侧重广告的伦理教育。以笔者所在的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艺术系广告学专业为例：在课程设置方面，主干课程主要侧重广告理论与实务，如广告学概论、广告策划与创意、广告媒体、广告文案写作、广告心理、Ci策略、网络广告、品牌策划与管理、市场营销等，以及设计技术类课程，如photoshop计算机辅助应用、平面广告设计等，而对于广告伦理教育类课程的涉及为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告教育中普遍存在着“重器轻道”的问题，注重广告的技法传授和专业技巧的培训，广告伦理道德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高校广告学专业是培养未来广告人才的重要的阵地，广告行业能否健康长远发展与高校广告学专业学生素质的高低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广告学教学中进行广告伦理教育势在必行。
二、在广告学专业中进行广告伦理教育的建议这里笔者从现有的广告伦理教育情况以及笔者个人在教学过程中的经验出发，提出自己对在广告学专业中进行广告伦理教育的一些建议：
1课程设置方面开设相关的广告伦理教育课程
具体广告伦理教育课程应包括广告伦理、广告媒介伦理、广告创意表现伦理、广告职业道德教育等系列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应该与广告实务课程相对应。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应在课程设置中加入网络广告伦理课程。鉴于网络新媒体传播时代的来临，广告的重心由传统媒体转向了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广告伦理失范的现象在网络新媒体上更加甚嚣尘上。网络的虚拟性使得人们在网络面前更加难以遵守道德的约束。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广告伦理课程了解更多的网络广告伦理问题，培养自身的网络广告素养。另外，有针对性地开设一定比例的人文素养课程，比如美学、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伦理观等课程，从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和人文精神的角度去完善广告教育中的不足，创造一个提倡高尚精神、传承优秀文化思想的教育氛围。
2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广告伦理教育
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者和为人师表的表率者，在广告伦理教育方面担负着重要角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渗透广告伦理教育。一方面，在广告学课堂教学中，对于广告伦理类课程，教师应采用轻松易接受的方式传授，寓教于乐，这样学生能够在欢乐有趣的氛围中接受广告伦理知识的熏陶。除了广告伦理类课程，在专业主干课程的讲授过程中，教师可以将广告伦理的有关问题转化为案例，通过大量的案例评析提高学生的广告审美能力，提高学生对美丑、善恶的判断力，让学生确立适应社会的广告价值标准、广告行为、广告观念。也可以在多种广告课程中渗透传统文化的理念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念，提倡正确的道德伦理观和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提炼与解读。另一方面，教师自身也是一面镜子，在教学过程中，做到为人师表，用个人魅力征服学生，在言传身教中用真善美的品质感染学生、熏陶学生，学生在日后进入广告行业中，也会坚守真善美的原则从事本职工作。
3在广告实践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广告伦理意识
广告是一门对实践性要求很强的学科。学生在学习广告学知识的同时，需要大量的实践机会，广告伦理教育可以渗入这一过程。一方面，在学校的广告实践活动中，如校园广告艺术节、专业技能大赛，广告创意大赛等活动中，从活动的宣传到参与环节，都渗入广告伦理教育内容，比如在比赛内容中宣扬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传播社会正能量等，都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另一方面，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节、学院奖、金犊奖等全国专业性的广告大赛，在参赛过程中，从选题的选取，到选题的制作完成，都会涉及广告伦理方面的问题，教师应该正确进行引导，培养学生正确的广告价值观。
00三、结语总之，广告伦理教育对于高校广告学专业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任重道远。笔者只是初步针对这一重要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对高校广告伦理教育问题提供有建设性意义的参考。
参考文献：
张艳.浅析广告伦理教学的重要性.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