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1
编者按：《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等四部规章的决定》，2015年1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以第77号文予以印发，现予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请认真贯彻执行。
为了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等四部规章进行了修改，现决定：
一、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规章的名称修改为：“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二）删去第二条第二款。
（三）在第四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提供虚假资料或者由于财务、税务部门无法核定等原因致使有关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难以确定的，按照下列办法确定：
（1）主要负责人的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5倍以上10倍以下计算；
（2）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上一年年收入，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1倍以上5倍以下计算。
（四）将第十一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有《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六条、《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不立即组织事故抢救的，处上一年年收入100％的罚款；
（2）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迟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80％的罚款；漏报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40％至60％的罚款；
（3）事故发生单位主要负责人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的，处上一年年收入80％至100％的罚款。”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有《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行为之一的，依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0〕137号）等规定给予罚款。”
（六）将第十四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对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3人以上10人以下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3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负有责任的，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有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且有谎报或者瞒报事故情节的，处50万元的罚款。”
（七）将第十五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造成3人以上6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3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3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万元以上70万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6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30人以上50人以下重伤，或者3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7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对较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且有谎报或者瞒报情节的，处100万元的罚款。”
（八）将第十六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造成10人以上15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7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7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15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7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7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3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对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且有谎报或者瞒报情节的，处500万元的罚款。”
（九）将第十七条修改为：“事故发生单位对特别重大事故发生负有责任的，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1）造成30人以上40人以下死亡，或者100人以上120人以下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1?2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500万元以上1000万元以下的罚款；
（2）造成4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或者120人以上150人以下重伤，或者1?2亿元以上1?5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000万元以上1500万元以下的罚款；
（3）造成50人以上死亡，或者150人以上重伤，或者1?5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处1500万元以上2000万元以下的罚款。
事故发生单位对特别重大事故负有责任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2000万元的罚款：
①谎报特别重大事故的；
②瞒报特别重大事故的；
③未依法取得有关行政审批或者证照擅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4）拒绝、阻碍行政执法的；
（5）拒不执行有关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备或者设施的行政执法指令的；
（6）明知存在事故隐患，仍然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
（7）一年内已经发生2起以上较大事故，或者1起重大以上事故，再次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
（8）地下矿山矿领导没有按照规定带班下井的。”
（十）将第十九条修改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未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下列规定对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以罚款：
（1）发生一般事故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2）发生较大事故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3）发生重大事故的，处10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
（4）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处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1）在第一条中的“依照”后增加“《安全生产法》”。
（2）在第二条中的“有关责任人员”后增加“依照《安全生产法》和《条例》”。
（3）删去第三条第二款：“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厂长、经理、局长、矿长（含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中的“、投资人”。
（4）在第十三条中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有”后增加“《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后增加“下列”。
二、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五条第一款第三项和第二款。
（二）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根据需要，可以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委托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条件的组织或者乡、镇人民政府以及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理机构等地方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实施行政处罚。受委托的单位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
（三）将第十五条修改为：“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在用设施、设备、器材，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照《行政强制法》的规定予以查封或者扣押。查封或者扣押的期限不得超过30日，情况复杂的，经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负责人批准，最多可以延长30日，并在查封或者扣押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
（1）对违法事实清楚、依法应当没收的非法财物予以没收；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销毁的，依法销毁；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解除查封、扣押的，作出解除查封、扣押的决定。
实施查封、扣押，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四）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停止供电措施，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形外，应当提前24小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及时解除前款规定的措施。
（五）将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一条，第六项修改为：“当事人或者他的同住成年家属拒绝接收的，送达人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说明情况，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回执上记明拒收的事由和日期，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也可以把行政处罚决定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并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即视为送达”。
（六）将第三十四条改为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当事人提出听证要求后，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在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15日内举行听证会，并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七）将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包括实际控制人，下同）未依法保证下列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之一，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限期改正，提供必需的资金，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1）提取或者使用安全生产费用；
（2）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的经费；
（3）用于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经费；
（4）国家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投入。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个人经营的投资人有前款违法行为，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依照《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的规定给予处罚。”
（八）将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并可以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生产经营规模较小、未指定兼职应急救援人员的；
（2）未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保证正常运转的。”
（九）将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六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1）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实施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2）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3）受他人胁迫实施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
（4）配合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查处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5）主动投案，向安全监管部门如实交待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6）具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形的。
有从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处罚幅度的中档以下确定行政处罚标准，但不得低于法定处罚幅度的下限。
本条第一款第四项所称的立功表现，是指当事人有揭发他人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并经查证属实；或者提供查处其他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重要线索，并经查证属实；或者阻止他人实施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违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十）将第六十二条改为第六十三条，修改为：“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5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生产的煤炭产品或者采掘设备价值5万元以上、责令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停产停业整顿、吊销有关资格、岗位证书或者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的，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0日内报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十一）将第六十三条改为第六十四条，修改为：“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处以10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生产的煤炭产品或者采掘设备价值10万元以上、责令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停产停业整顿、吊销有关资格、岗位证书或者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的，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0日内报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备案。”
（十二）将第六十四条改为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省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处以50万元以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生产的煤炭产品或者采掘设备价值50万元以上、责令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停产停业整顿、吊销有关资格、岗位证书或者许可证的行政处罚的，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10日内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备案。”
（十三）将第六十七条改为第六十八条，删去第二款。
（十四）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1）将第九条中的“构成犯罪的”修改为“涉嫌犯罪的”。
（2）在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款中的“停止使用”后均增加“相关设施、设备”。
（3）在第二十七条中的“当事人拒绝到场的，可以邀请在场的其他人员作证，并在勘验笔录中注明”后增加“原因并签名”。
（4）将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中的“3万元以上”均修改为“5万元以上”。
（5）将第三十一条中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毕”修改为：“行政处罚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30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6）将第三十二条中的“1万元以上”修改为“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上”修改为“5万元以上”。
（7）在第四十三条中的“导致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依照”后删去“《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增加“《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试行）》”。
（8）在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中的“设施、设备、器材”后增加“、危险物品和作业场所”。删去第七项、第八项和第九项。将第十项改为第七项，修改为“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下达的安全监管监察指令的。”
（9）在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中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后增加“，但不得超过罚款数额”；在第五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一条中的“设施、设备、器材”后均增加“和危险物品”。
三、对《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作出修改
（一）将规章名称修改为：“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规定”。
（二）将第六条第一款修改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依照《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级人民政府、上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规定的安全监管监察职责，根据各自的监管监察权限、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监管监察的生产经营单位状况、技术装备和经费保障等实际情况，制定本部门年度安全监管或者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计划，并按照执法工作计划进行监管监察，发现事故隐患，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三）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各自权限，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履行下列行政审批或者考核职责：
（1）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设计审查；
（2）矿山企业、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
（3）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4）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经营许可；
（5）烟花爆竹经营（批发、零售）许可；
（6）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和金属冶炼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资格认定，特种作业人员（特种设备作业人员除外）操作资格认定；
（7）涉及人身安全、危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安全使用证或者安全标志的核发；
（8）安全生产检测检验、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的认可；
（9）注册助理安全工程师资格、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的考试和注册；
（10）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设定的其他行政审批或者考核职责。”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按照年度安全监管和煤矿安全监察执法工作计划、现场检查方案，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监督检查，重点监督检查下列事项：
（1）依法通过有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的情况；
（2）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情况；
（3）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4）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经费，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5）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6）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情况；
（7）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学生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其教育培训档案的情况；
（8）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以及按规定办理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的情况；
（9）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10）对安全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11）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12）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13）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14）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15）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的情况；
（16）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
（17）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18）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19）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20）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五）在第九条第五项中的“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后增加“相关设备、设施”。
（六）将第十一条修改为：“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的，有权依法采取下列行政强制措施：
（1）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在用设施、设备、器材，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2）扣押相关的证据材料和违法物品，临时查封有关场所；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强制措施。
实施查封、扣押的，应当制作并当场交付查封、扣押决定书和清单。”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二条：“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法对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生产经营单位作出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的决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执行，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有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现实危险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经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可以采取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停止供应民用爆炸物品等措施，强制生产经营单位履行决定。通知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依照前款规定采取停止供电措施，除有危及生产安全的紧急情形外，应当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经营单位依法履行行政决定、采取相应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应当及时解除前款规定的措施。
四、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规章名称修改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
（二）将第七条修改为：“下列建设项目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
（1）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
（2）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项目；
（3）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
（4）金属冶炼建设项目；
（5）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建设项目（属于危险化学品生产的除外，以下简称化工建设项目）；
（6）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建设项目。”
（三）删去第八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
（四）将第十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本办法第七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建设项目，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其安全生产条件和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五）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初步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同时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六）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四条，第四项修改为：“设计内容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规定的。”
（七）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由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审查，形成书面报告备查。”
（八）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组织对安全设施进行竣工验收，并形成书面报告备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和使用。
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方式之一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1）对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按照不少于总数10%的比例进行随机抽查；
（2）在实施有关安全许可时，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进行审查。
抽查和审查以书面方式为主。对竣工验收报告的实质内容存在疑问，需要到现场核查的，安全监管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有关内容进行现场核查。工作人员应当提出现场核查意见，并如实记录在案。”
（九）将第三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生产经营单位对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的；
（2）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的；
（3）施工单位未按照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4）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的。”
（十）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四项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没有安全设施设计的；
（2）安全设施设计未组织审查，并形成书面审查报告的；
（3）施工单位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施工的；
（4）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并形成书面报告的。”
（十一）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一条，修改为：“承担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的机构弄虚作假、出具虚假报告，尚未构成犯罪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在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生产经营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对有前款违法行为的机构，吊销其相应资质。”
（十二）对部分条文作以下修改：
（1）将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国务院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修改为“有关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监督管理”。
（2）将第二章名称修改为“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
（3）在第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中的“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后均增加“和化工建设项目”。
（4）将第十二条中的“建设项目安全专篇”修改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第三项中的“建设项目涉及的危险”修改为“建设项目潜在的危险”，第七项、第八项中的“情况”均修改为“要求”。
（5）在第十三条第一款中的“本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后增加“、第四项”，第一款第四项中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报告及安全专篇”修改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2
关键词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施工执业工程师行使处罚权的探索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a
建设工程的项目管理是一项复杂的过程，其管理过程影响因素多、质量波动大，参与人员多、生产周期长，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建设工程监理作为工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制度，在保证建设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监理工程师作为管理现场的主要管理者，其管理工作涉及质量管理、投资管理、进度管理、安全管理等四大方面。在实际工作中，这四大方面往往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彼此制约，在管理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难度。
尽管如此，在2007年以后，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政策的出台，对服务行业在注册资本、工商登记等方面降低门槛，催生了各行业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和发展。这些年，在我们建设领域，各种专业劳务、机械租赁、技术服务等服务公司纷纷抢占建筑市场。这些技术性、劳务性业务外包的服务企业与日俱增，其直接影响是针对某一个建筑工程，由最早的三到五家合同关系增加为十到二十几家合同关系，在极大的丰富建筑服务业市场的同时，也给从事建设监理管理服务的监理工程师增加了新的难度。
然而，2014年3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中第“5.5安全生产管理的监理工作”，增加并明确了监理单位应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法定职责，给监理工作带来推动力的同时，再次也给监理工程师的工作带来新的压力，带来新的挑战。
本人做为工程管理监理主体方的一名工程师，在现场工作多年，深深体会到在管理过程中监理工程师缺乏相应的权限及对各参建方的制约手段，使管理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监理人员在管理过程中，因质量缺陷、安全隐患等整改问题与施工单位争执起纠纷的情况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在纠正施工单位质量、安全问题时，监理人员遭到施工单位人身攻击的新闻事件也常常见诸报端。
作者认为急需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对现有《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进行补充，或出台一部“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或类似法规，使参与现场管理的执业工程师能象警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一样，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方法，对现场施工活动中的一切违章、违规情况通过警告、处罚相结合的形式，给以教育和纠正，这样才能有效的改变执业工程师管理中缺乏相应的权限的状况，使整个建筑工程整体管理水平有一个质的变化、大的提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从“建筑许可、从业资格、工程的发包、承包、安全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都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的施工管理过程中，违反《建筑法》各规定的情况可以说是不胜枚举。例如某一个工程从建筑许可、从业资格、工程的发包等，上报到政府管理机构的文件或许是全部合格并符合要求的，而在项目实际实施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最基本的从业资格，从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真正按照招投标中要求的从业资格到现场进行管理和操作的人员凤毛麟角。出现这样的情况，监理单位虽然是现场管理监督的主体，但往往只是提醒督促人员到位，相关方的主要管理人员不到位时也无法制约，最后只能向建设方反映，一般也是在建设方的默许下不了了之，而监理方却也无法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进行约束。
又如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违反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的情况常有发生。监理在发现安全隐患时，一般会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督促施工单位整改，而施工方常常一拖再拖，等过了几天或一阵子由于后续工作的进展，隐患不需要进行整改就随工程进展自然排除，这种现象在施工现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施工方尝到不整改节省成本甜头，在更多的时候，也就依照此法方法对付监理方的整改要求。而恰恰由于这样的侥幸心理，极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的发生，到时只能是追悔莫及，并且使监理单位身受牵连。
再如质量控制过程中，冬季施工常常因为温度下降出现混凝土强度达不到拆模要求的强度，而由于后续施工、模板周转、劳务安排（劳务公司绝不会让工人怠工等待）的需要，未等监理方发出不允许拆除的指令时，施工方就已经将模板拆除。这种做法是极其错误和不允许的，它会对建筑主体的质量造成极大的威胁，产生混凝土结构的裂缝或裂纹，导致渗漏水质量隐患，甚至造成较大的工程质量安全事故。
假如有“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或类似法规，监理工程师就能据此制止施工方的不规范行为并给以处罚，以强势的姿态督促施工方完成整改，在排除隐患的保证质量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监理方自身权益的保护。
虽然在实际的工程监理工作中，也有大多数建设单位给监理工程师授权可以对工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安全、质量、进度、投资问题可以行使处罚权力，但在监理工程师根据建设方的授权进行处罚时，常常会因缺少法律的支持而受到施工单位的抵触。对于处罚权行使，严格的说，建设方不是行政执法单位，本来就无权行使对施工方的处罚权，也就谈不上对监理单位授权进行处罚。而从法律角度，这种授权确实也是涉嫌违法，并且没有法律依据的。
此外，《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规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行使处罚权力，但作为主管部门的建设局、质监站、安监站代表政府管理部门，不可能随时掌握某一工程的实际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这种处罚权力只有政府主管部门在进行季节性、阶段性的例行检查中，对施工方违反国家在质量、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或强制性规定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而各种检查往往一年之中只有几次。由于政府主管的工程部门，管辖的范围比较大，项目比较多，针对某一个工程的管理，根本不可能完全的、实际的了解整个工程质量、安全管理情况，这种检查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而大量的质量监督、安全监督工作要靠现场的管理人员去实施；而只有监理方的监督管理贯穿于施工全过程，最有资格和权力对施工过程中违反质量、安全、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行使处罚权力。
假如制定“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或类似法规，规定在施工质量管理活动中，经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建造师、安全工程师都有权行使处罚权，都可对各自管理的施工方（分包单位）进行处罚，对施工过程中发现的分包资质问题、人员问题、质量缺陷、进度问题、投资问题、安全隐患等进行处罚，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提升相应项目的管理，切实加强工程的质量管理活动。
假如制定“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或类似法规，我们可以倡导建筑工程现场管理过程中行使处罚权力的主体为监理工程师、建造师、安全工程师，一方面赋予了这些经过国家注册的执业人员的管理权限，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工程技术执业人员的工作荣誉感，也势必促进整个建筑业的管理水平。
当然，对建设施工过程中处罚权行使，鉴于工程管理涉及安全、质量、特种设备、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方方面面，假如要制定“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处罚条例”或类似法规，应该参照《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使条例能够尽量的完善并具有可操作性。以便在施工管理活动中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惩，切实改变现阶段监理工程师管理活动中的尴尬境遇，使工程监理的管理水平能上一个层次，能在新的《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执行上给以促进和提高。当然，处罚条例的制定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意识,实行人性化管理,紧紧围绕提高工程管理水平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防止处罚的过于苛刻，防止处罚过程中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
古人云“治国无法则乱”，在建设管理中同样如此。在目前处罚权限基本缺失的情况下，建设方在与施工方签订合同时，就应该在合同中约定相关处罚问题，如果在质量、进度、安全上有问题时，如何处罚，处罚权限是多少，进行明确，并保证合同条款约定的处罚有法律的支持。在施工开始时，再将合同约定的处罚条款授权监理方，监理方的处罚才有依据。其次，监理方也可通过工程例会，对质量、安全等事项进行明确要求，并约定达不到要求时如何处罚，形成各方共同签订的会议纪要；同样处罚必须有相关条例、政府文件的支持，才能作为监理方日后处罚的依据。
当然，我们必须强调所有处罚必须有理有据，如建设方边设计、边施工、图纸提供不及时，造成各种质量、安全问题，也应由监理方代表施工方对建设方进行处罚（索赔）；而且建设方的进度款支付必须依照合同按时支付，否则监理方的处罚权力很难付诸实施，甚至会遭到抵制。
参考文献：
[1]《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
[2]中国建设监理协会编写《建设工程监理概论》。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3
一、危化品的定义发生了变化
修订前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旧条例)是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进行定义，而修订后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则从性质和危害方面作了概括的定义，即危险化学品是指具有毒害、腐蚀、爆炸、燃烧、助燃等性质，对人体、设施、环境具有危害的剧毒化学品和其他化学品。概括定义的外延远大于不完全列举，更有利于准确判断和掌握危化品的实质，但执法中判断某化学品是否属于危化品的标准仍然是权威机关公布的危化品目录。
二、新条例依据其他行政法规明确了设立危化品生产企业必须取得的许可种类
由于旧条例是2002年制定的，其第九条规定了申请人在省级经贸部门或设区的市政府批准后持批准书向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同时还规定了设立危化品生产企业，必须向国务院质检部门申请领取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2004年工商部门依据新颁布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在登记时增加了审查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义务，2005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颁布后，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转变为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故旧条例对设立危化品企业应具备哪些许可条件的规定已与现有法律体系和执法实践不相协调。新条例自身并没有对危化品生产企业设定许可条件，但根据法律体系的变化及时明确了危化品生产企业进行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的规定，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其中生产列入国家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的工业产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的企业，应当依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这样调整后，《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就有机地衔接和统一起来。实践中，安全生产许可证为企业设立的前置条件，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为企业设立后从事生产的前置条件。
三、新条例增设了强制措施
旧条例规定工商机关在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行使现场检查、调取有关资料、向有关人员了解情况、向危化品单位提出整改措施和建议等职权。而新条例在此基础上增设了新的强制措施，即可以查封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的场所，扣押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危化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使用、运输危化品的原材料、设备、运输工具。这些新强制措施将有利于工商机关加大对危化品违法经营行为的打击力度。但由于危化品及其生产经营场所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在采取强制措施时应相当慎重，既要考虑必要性，也要考虑保管的专业性和安全性。避免因采取强制措施造成安全事故。
四、新条例增设了安全使用许可
使用危化品，特别是使用危化品从事生产，其危险程度不亚于生产危化品，这方面的事故约占全部危化品事故的四分之一。为从源头上进一步强化使用危化品的安全管理，这次修改中确立了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制度。即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并且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应当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使用危化品作为原料但其产品并不是危化品的生产企业只需取得危化品使用许可；二是原料和产品均为危化品的生产企业，不需要取得危化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只需办理安全生产许可；三是只有使用量达到规定数量的生产型化工企业才要求办理使用许可。根据新条例第三十一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其颁发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情况及时向同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通报”的规定可知，这种安全使用许可不是该生产企业办理营业执照的前置许可，工商部门在登记时不需要审查，监管的职责为安监等部门。
五、新条例明确了危化品经营许可的例外情况
新旧条例均规定了申请人凭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向工商部门办理登记。但新条例作了一个例外规定，即依法设立的危化品生产企业在其厂区范围内销售本企业生产的危化品，不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这与《食品安全法》规定取得食品生产许可的食品生产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其生产的食品，不需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相似。此外，新条例还特别强调了“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经营危险化学品还需要经其他有关部门许可的，申请人向工商部门办理登记时还应当持相应的许可证件。”如经营成品油除须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外还应根据《成品油市场管理办法》提交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因此，工商部门对从事危化品经营的，除审查经营许可外还应当注意该危化品是否有其他法律、法规的专门许可规定。
六、新条例在部分处罚条款上解决了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对于未取得前置条件从事危化品生产的，《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都有相应的处罚，且为同一效力层次。根据法律适用原则，本应适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但由于旧条例第五十七条对此行为直接设定了处罚，所以实践中工商部门一般适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进行处理。而新条例则根据法律适用原则作出了调整，在第七十七条中明确了“对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或者未依法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生产的，分别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的规定处罚”。从此条来看，工商部门对此类违法行为是否有处罚权并不明确，要根据新条例所转用的两个条例来确定。但《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完全没有涉及工商部门，处罚权属于发证机关；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擅自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由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处理。据此，工商部门对无证照从事危化品生产行为无处罚权。
七、新条例中赋予工商部门的处罚权限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4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市行政区域内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蔬菜农药残留，是指在使用化学农药后，残存在蔬菜中的微量农药(包括农药原体及其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
蔬菜农药残留的监测，依照*市无公害蔬菜的地方标准执行。
第四条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农药经营的监督管理、蔬菜生产过程中农药使用的监督管理以及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作，并对蔬菜用地的农药残留程度进行监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用地，应当及时提出调整方案。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有关蔬菜农药残留的标准。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工作。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餐饮业、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送企业等单位在蔬菜采购、加工过程中农药残留的检测监督管理工作。环保、贸易、公安等其他有关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协同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切实加强对蔬菜农药残留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蔬菜农药残留的监督管理。专项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区、县(市)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蔬菜生产者进行职业道德和安全使用农药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技术辅导，指导蔬菜生产者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开展综合防治，确保蔬菜食用安全。
蔬菜生产单位和种植蔬菜的村的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备相应的植保技术人员，负责本单位、本村范围内蔬菜生产中农药使用的技术培训和管理。
第六条各有关部门应当大力推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灭虫灯、防虫网等防治病虫害的技术措施；积极开发无公害、无污染蔬菜。
第七条凡需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营农药的单位，应当遵守《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农药经营单位的销售人员应当具备农药经营和使用的专业知识，并经市、县(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培训合格，持证上岗。
销售人员在销售农药时应当将使用说明书随货附送，并有义务向蔬菜生产者介绍农药的使用范围、防治对象、使用方法和安全间隔期等注意事项。
第八条禁止在全市范围内销售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1605；
(二)依法禁销的其他农药。
第九条蔬菜生产者应当严格遵守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有关规定，按照标签及说明书的内容正确配药、施药，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不得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得增加用药次数，不得提高用药量，防止农药危害人体健康和污染环境。
第十条禁止在蔬菜生产过程中使用下列农药及其混合配剂：
(一)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氧化乐果、甲基1605；
(二)依法禁用的其他农药。
施用过农药的土地，在农药残效期内不得用于种植蔬菜。
第十一条蔬菜生产者应当妥善保管农药并做好标记，不得将其与蔬菜混载混放。
包装农药的箱、瓶、袋应当由销售单位回收，并按有关规定处理。第十二条施用过农药的蔬菜应当在安全间隔期满后采收、出售。
第十三条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对经检测发现有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禁用农药残留的蔬菜，应当予以没收并销毁。
第十四条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不得上市销售。
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位，应当建立蔬菜上市的相应管理制度，配备专用检测设备或工具，确定专门人员负责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不得销售，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五条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及时公布上市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对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市场举办单位或经营者销毁；系本地蔬菜的，由产地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蔬菜生产者暂停同批次蔬菜上市。
第十六条对一年内两次蔬菜农药残留检测不合格的蔬菜经营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清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取消其蔬菜经销资格。被取消蔬菜经销资格的经营者，停业六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经销资格。
第十七条餐饮业经营者、团体伙食单位和蔬菜加工、配送企业应建立健全蔬菜采购管理制度，确定专门人员负责蔬菜采购、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和清洗加工等工作。发现采购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的，应立即报告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并按规定销毁。
第十八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以下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经营单位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违反第七条第三款规定给蔬菜生产者造成损失的，经营单位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县级以上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经营单位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农药及其混合配剂，并可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规定的，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规定，销售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予以销毁，并根据情节轻重，对零售蔬菜的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对批发蔬菜的个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取消其经销资格；
(七)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举办单位和超市等蔬菜经营单位，未履行相应的管理职责，致使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上市销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销毁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并可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违反本条例销售使用农药造成环境污染的，由环保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造成经济损失的，当事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5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管理条例》）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近五年。自《管理条例》施行以来，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得到了显著加强，城乡环境明显改善，生态安全得到维护，促进了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在取得上述可喜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现存问题
自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来，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依法惩处各类违法行为，加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成为行政执法部门开展工作的基本准则与首要任务。
由于生活垃圾不仅涉及到生态环境，更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成为执法领域的重中之重。根据《北京城管96310综合巡查系统》案件统计（见图）：2013年3月1日至今，全市城管执法部门查处“无资质单位和个人擅自收集、运输餐厨垃圾”类案件共计1249起，罚款722.7万元；与之相比，在查处的“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收集、交运、处理餐厨垃圾”类的案件仅有83起，罚款94.59万元。由于上述两类违法行为类似刑法理论中的“对合”关系，因此处罚数据间的较大差距说明了“选择性”执法的存在。这种情况绝非仅存在于某个执法人员或某个基层执法队，而是一n当前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的整体现状。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因素。
一是法律条文语意不清，性质不明。由于《管理条例》对“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收集、交运、处理餐厨垃圾”的违法行为在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责令停业整顿”条款，造成执法部门对该条款的性质产生较大分歧。
二是法律规定过于宽泛，执行中难以把握。虽然执法部门对“责令停业整顿”的性质存在分歧，但是在实践中，全市城管执法部门均将其作为“责令停产停业”一类的行政处罚来实施。由于《管理条例》中并未明确规定“责令停业整顿”的具体时限，由此又给执法部门在处罚裁量方面带来了新的难题。
三是程序制度缺乏配套，实践中难以操作。由于缺失如何实施并监督当事人“停业整顿”的行政程序和具体的配套制度，导致“停业整顿的标准是什么”？“怎么算是完成了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怎样提前解除”？“当事人不停业整顿怎么办”？以及“停业了但整顿不合格又如何处理”等实际操作问题均没有明确答案或依据。
三、性质分析
徒法不足以自行。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治精神、捍卫法律权威是行政执法部门的光荣使命。但是，只有先对法律规定的具体条款学深学透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否则很有可能违背立法初衷，偏离执法方向，甚至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上文提出的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执法不公与执法难，当务之急是先要明确《管理条例》第43条中“责令停业整顿”的性质。
（一）“责令停业整顿”非行政处罚
众所周知，法律解释通常先从文义解释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了“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种类，而“责令停产停业”与“责令停业整顿”的语义又十分相近，因此普遍观点认为“责令停业整顿”应是“责令停产停业”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并且《管理条例》作为北京市的一部地方性法规，是有权对违法行为设定“责令停产停业”类行政处罚的，这也印证了上述观点的可能性。
在其他法规中将“责令停业整顿”作为行政处罚的也不无先例。比如，《公安部法制局关于责令停业整顿属于何种性质问题的批复》（公法〔2010〕484号）中就明确了《娱乐场所管理条例》“法律责任”一章中规定的“责令停业整顿”是行政处罚[1]。但是，将《管理条例》中“责令停业整顿”的规定作为行政处罚时，如果从逻辑解释的角度出发却又违背了“过罚相当”的原则。
通常，“法律责任”的条款是随着违法行为的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而采用处罚力度逐步增加的方式设立。
比如，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的规定中，就采用了先给予罚款、情节严重的再“责令停业整顿”的递进顺序。又比如，在《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46条的规定中，虽然直接规定了给予“责令停业整顿”这一较重的处罚种类，但是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面临“吊销许可证”这一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
相比而言，《管理条例》第64条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却采用了先直接作出一个较重的行为罚，再根据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轻重，选择增加相对较轻的财产罚方式。此外，由于《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第44条与第49条中分别使用了“责令停产停业”和“责令停业整顿”的词语，两者的词义显然有所不同。鉴于施行相对较晚的《管理条例》中并没有使用“责令停产停业”一词，并且在处罚种类的设定上也没有根据违法行为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而采用递进方式。因此，《管理条例》中的“责令停业整顿”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等同于“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
（二）“责令停业整顿”非行政强制措施
除了将“责令停业整顿”视为一种行政处罚外，还有一种观点是将其视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而且这种观点通过历史的解释方法也能得到相应的支持。
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关于修改意见的报告》中有“在草案修改稿第62条中增加了停业整顿、暂扣运输工具和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记载。由此可见，立法者有意赋予执法部门在查处对合违法行为时，针对不同的违法行为人而采取不同方式的行政强制措施权力。但是，假设“停业整顿”真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那么又该将其归为哪一种类的行政强制措施，值得进一步探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以下简称《行政强制法》）第10条规定，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仅能设立“扣押财务”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这两类行政强制措施。显然，“停业整顿”绝不等同于“扣押财务”，那么就只能将其归为“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这一类了。
笔者通过对《行政强制法》权威解读工具书查阅发现，上述可能性是成立的。相关的权威解读工具书认为：法律、法规中除使用“查封”外，还经常用“封存”一词。少数情况下也使用“封闭”、“关闭或者限制使用场所”、“禁止或者限制使用设备、设施”[2]。而“停业整顿”与“关闭或者限制使用场所”的目的比较相近，都是为了制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及避免危害的扩大，因此也可将“停业整顿”视为采取临时性“关闭或者限制使用场所”的又一种表述方式，且认为“停业整顿”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显然比将其作为行政处罚更为充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对于“责令停业整顿”这一词组中文语法的理解。
“责令”是一个使令动词，表示命令的意思，“停业”与“整顿”属于一种表示动作行为的动词。当把“责令停业整顿”作为一个动宾词组来看时，“责令”起支配作用，“停业整顿”则是被支配对象。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采取此类行政强制措施时还需要通过“责令”的方式，让当事人自我实施才可以，这与行政强制措施通常由行政机关自身主动实施的方式不符。因此，笔者认为，将《管理条例》中“责令停业整顿”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的理解也存在不妥之处。
（三）“责令停业整顿”应属行政命令
上文，笔者通过文义解释、逻辑解释与历史解释的方法试论了“责令停业整顿”属于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能性，但是均存在难以立足之处，因此不得不改用系统解释的方法，进一步探寻答案。
除《管理条例》对“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收集、交运、处理餐厨垃圾”的行为有所规范外，在《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和《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中也有所体现，因此选用这两部规范性文件对比分析能够更好地进行系统解释。
在《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第64条中，对餐厨垃圾产生者未按要求设置餐厨垃圾收集、贮存设施或违反清运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罚款”。而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第42条中，对违反《办法》第16条之规定，即对宾馆、饭店、餐馆以及机关、院校等单位未按规定收集、存放、交付餐厨垃圾的行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虽然“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与“责令改正”的表述方式不同，但是不难看出，两者的立意应当是一致的，并且法条中出现的位置均是在“罚款”之前。
因为《行政处罚法》第23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所以“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期改正”肯定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那么，对于“责令改正”与行政处罚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要搞清的新问题。其实，“责令改正是指有权实施行政处罚的行政主体，责令当事人改正违反行政管理秩序行为的行政行为是一种行政命令[3]。
反观《管理条例》第64条第1款中，对于违反《管理条例》第43条第2款“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收集、交运、处理餐厨垃圾”的行为，既未使用“责令改正，并处罚款”一词，也未采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处以罚款”的表述方式，而是更改为“责令停业整顿，并可处罚款”。因此，将“责令停业整顿”视同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或“责令改正”一样的行政命令极具可能性。
此外，从执法实践可得知，“餐饮服务单位未按规定收集、交运、处理餐厨垃圾”造成违法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该单位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餐厨垃圾，另一方面t在于该单位未按规定单独收集餐厨垃圾或未将餐厨垃圾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服务单位收集、运输和处理。而从整改条件考虑，餐饮服务单位通常需要经过查询调研、磋商谈判、签订合同以及采购安装等多个步骤和较长时间才能完成整顿，因此在彻底改正违法行为之前，行政机关有必要先责令其通过停止生产经营活动的方式来预防餐厨垃圾的继续产生，避免造成危害后果的不断扩大。换言之，对于行政机关来讲，在发现违法行为后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责令餐饮服务单位停止营业仅是手段，督促其尽快自觉履行整顿义务才是目的，并且只要餐饮服务单位及时改正违法行为完成整顿便可恢复营业。由此可见，上述理解也与行政命令的非处分性、限权性等特点完全相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管理条例》第43条中“责令停业整顿”的性质判定为是一种行政命令，比认为是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措施更具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四、对策与建议
“责令停业整顿”作为行政命令，如果当事人不遵守，行政机关应当通过何种方式对其实施进一步制裁的问题，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就此尚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践中当事人拒不执行行政命令的类似情况，在立法技术上已经有了新的突破，非常值得借鉴。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23条中，对已被责令改正且拒不改正违法行为的当事人，制定了按日连续处罚的相关规定。
法乃治国之重，良法乃善治之前提。正如本文开篇所述，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管理条例》以来，通过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得到了显著加强，城乡环境明显改善，生态安全得到维护，促进了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但是不可否认，《管理条例》仍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此，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权威立法解释或法律适用意见，进一步明确“责令停业整顿”的性质问题，并及时完善程序性规定和配套实施方案。
参考文献
[1]孙茂利.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3.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6
根据《海关法》、《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海关行政处罚有以下几种:
一、警告
海关警告,是海关向海关行政违法的当事人提出谴责和告诫,使其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以后不再重犯的处罚。警告属于申诫罚,是国家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正式作出的一种否定性评价。警告的影响主要是给当事人形成一定的心里压力,造成名誉的损失,面对不利的社会舆论环境。
警告是所有行政处罚种类种最轻的一种,适用于那些违法行为较轻、危害程度不大的违法行为。在许多违法行为责任的阶梯性设定中,警告是作为最低的一个处罚阶梯。警告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与其他行政处罚种类相配合适用。
警告属于一种无裁量幅度的处罚种类。
二、罚款
海关罚款是指海关强迫违法的当事人缴纳一定的金额,通过使其在经济上受到损失,警示其今后不再发生违法行为。
罚款是海关行政处罚适用中比较普遍,适用频率较高的处罚种类。这也是和海关行政违法行为多涉及经济利益有关,例如,走私一般都是一种牟利行为,剥夺当事人一定的财产权利,正是击中其要害的一种处罚手段,以警士其今后不犯。
罚款属于一种带有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法律、行政法规在设定或规定处罚的同时,一般作出了处罚幅度的规定。对处罚幅度的规定有两种方式:(1)直接规定具体限额范围,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的,没收走私货物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出100万元以下罚款。”此处,就直接设定了100万元的最高处罚限额。(二)与违法行为的危害相关联,例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偷逃应纳税款但未逃避许可证件管理,走私依法应当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偷逃应纳税款3倍以下罚款。”这里罚款的数额与走私分子偷逃的税款相关联,一般偷逃税款越多处罚越重。这种处罚设定较好地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
另外,从罚款处罚本身来讲,它往往也是可以选择的。从海关目前的罚款条款规定来看,一般是作“可以并处……罚款”的规定。所以,罚款经常和其他处罚种类配合使用,海关可以根据具体案情,作出处罚决定或者不处罚决定。
三、没收
没收处罚是海关依法将违法当事人的非法进出境的货物、物品以及违法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收归公有的处罚。没收包括两部分:一是没收走私货物等非法财产;二是没收违法所得。
没收属于一种无自由裁量的处罚种类。凡是查证的非法财产和违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确实无法实现没收的,也要追缴相当于没收财产的等价价款。
海关应予没收的非法财产主要有:走私货物、物品、运输工具,进出境环节查获的侵犯知识产权的货物、物品;当事人非法持有的“红油”、“三无船舶”、“无进口证明的汽车”等。
“违法所得”是指违法行为人实施走私行为、违规行为,以及其他应由海关予以行政处罚的行为所获得的违法收益。它属于违法行为的不当得利。违法者不应当通过违法行为获利,这既是人们的普遍价值观念,也是法律的一种原则。所以,海关对任何违法行为只要有违法所得的,都应当没收。
没收和罚款都属于财产罚的种类,有时他们的客观表现形式是相同的。例如,当海关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在执行中可能和罚款的执行并无区别,都是要求当事人交付一定的货币。但它们在法律上存在两点本质的区别:(1)罚款处罚的对象事人:而没收更针对非法货物和非法财产本身。也就是说,罚款肯定是非法当事人的财产,而没收就不一定。例如,没收走私货物,在很多案件中,走私分子走私他人的财产,这些财产便作为走私货物被没收,而不论此前是否为走私分子所有;再如,没收多次走私的运输工具,有的走私分子多次利用他人的船只进行走私,那么海关有人不论船只的所有人是否为走私分子而对船只予以没收。(2)罚款一般需要由违法分子在其合法财产中进行支付,使剥夺当事人对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而没收的财产带有“非法”性质,所以,一般认为剥夺的是当事人对非法财产的占有。
四、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
暂停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指企业或者自然人经海关允许从事有关业务后,由于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而由海关作出在一定期限内剥夺其从业或者执业权利的处罚。根据《海关法》和《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可以暂停报关企业的报关业务,暂停报关人员的报告执业和暂停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从事有关业务。暂停期限一般是6个月以下。
暂时停止给当事人某项权利,是在保留当事人从业或执业资格前提下,暂时停止其一段时间的从业或执业,使其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促使其进行整改或者反省,以达到惩罚目的。这种处罚属于行为罚的一种,处罚力度往往要大于罚款和没收等财产罚,当事人所承受的经济损失往往更为严重。因为罚款和没收使违法当事人损失的财产价值是一定的,违法当事人可以通过以后的生产、经营来继续积累;而行为法中的责令停产停业使违法当事人在一定时期丧失经营、从业的权利,其业务开展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五、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
该项处罚是指海关依法剥夺当事人从事某项经营活动的权利或者执业资格,也是行为罚的一种。海关一般是撤销海关注册,取消报关从业资格。针对主体也是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经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终止当事人的某项权利时海关行政处罚中最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直接导致企业的破产,报关员失业。所以,只能针对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主要对以下违法行为采取这种措施:
(1)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和海关准予从事海关监管货物的运输、存储、加工、装配、寄售、展示等业务的企业,构成走私犯罪或者1年内有2次以上走私行为的,海关可以撤销其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2)1年内3人次以上被海关暂停执业的;
(3)被海关暂停从事有关业务或执业,恢复从事有关业务或者执业后1年内再次发生《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情形的;
(4)报关企业、报关人员非法他人报关或者超出海关准予的从业范围进行报关活动,情节严重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
(5)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报关人员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撤销其报关注册登记、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注册登记为报关企业或取得报关从业资格。
六、行政拘留
行政拘留,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公安机关)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自然人实施短期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处罚。
根据《海关法》的规定,国家在海关总署设立侦查走私犯罪的公安机构,在全国设立分支机构。在法律、行政法规等的授权范围内,其既可以行使公安机关的部分职权,也可以实施海关的部分职权。
2004年11月1日新实施的《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即赋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的治安处罚权。
《海关行政处罚实施处罚条例》第六条规定:“抗拒、阻碍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法执行职务的,由设在直属海关、隶属海关的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抗拒、阻碍其他海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应当报告地方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可以处15日以下拘留,2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国家授予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该项权利,主要是由于在现实执法中缉私警察遇到抗拒、阻碍执法的情事后,限于过去职权所限,不能对违法人员及时给予制裁,必须请求地方公安机关协助,可能造成执法被动和错失良机。同时,海关侦查走私犯罪公安机构属于公安机构的序列,所以,在执行治安处罚权上不存在执法主体资格的障碍,只是尚未有职权授予。
缉私警察实施行政拘留和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虽然都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但两者有所不同。行政拘留是行政处罚的一种,是对确定的违法行为给予制裁的措施,目的是现实惩罚教育功能;海关扣留走私犯罪嫌疑人时行政强制措施的一种,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目的是排除和防止海关调查可能出现的执法妨碍或者社会危害,例如嫌疑人潜逃、销毁证据,甚至继续实施违法行为,使保障调查顺利进行的手段。
七、收缴
国家授权海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行使收缴的权利。收缴类似于没收,但不属于行政处罚的种类。往往是在作出行政处罚存在障碍,但有关财务又必须收归国有的情况下采取的。
根据《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海关收缴适用以下情况:
(1)不满14周岁或者不予处罚的精神病人,携带、邮寄国家进出境的货物、物品进出境的。这些当事人由于生理的原因,国家法律规定不得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但海关又不能允许违禁品过关,所以就适用收缴。
(2)走私违法事实基本清楚,但无法查清当事人的,海关可以收缴走私货物。此类案件多发生在水上偷运环节,有的走私分子为了逃避惩罚,在海关缉私艇上船检查前就跳船逃跑,海关无法查清走私当事人,但走私事实基本清楚。因为当事人不清,所以难以作出行政处罚。但走私货物必须及时处理,所以,国家授权海关予以收缴。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7
一、对《修正案（八）》中食品安全犯罪规定的梳理
关于食品安全犯罪，我国目前还没有统一、明确的概念。一般认为，食品安全犯罪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食品安全犯罪包括经《修正案（八）》修正的《刑法》143条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两罪，140条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222条的虚假广告罪，225条的非法经营及229条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另外还包括《修正案（八）》第49条新增的食品安全监管罪和食品安全监管罪。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仅指《修正案（八）》修正的《刑法》143条、144条所规定的犯罪。本文以狭义的食品安全犯罪为研究对象，因此，根据我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是指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生产、经营的食品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严重危害社会、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一）《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
《修正案（八）》第24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修正案（八）》第25条规定“将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二）《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正内容
1.罪状上的修正
（1）《修正案（八）》第24条对《刑法》143条罪状的修正。首先是将“食品卫生标准”修正为“食品安全标准”；其次是将“食源性疾患”修正为“食源性疾病”；第三是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增加了选处的“其他严重情节”。
（2）《修正案（八）》第25条对《刑法》144条罪状的修正。首先是删除了对“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规定；其次是在“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后增加了选处的“其他严重情节”；第三是将“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修正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2.法定刑上的修正
（1）《修正案（八）》第24条对《刑法》143条法定刑的修正。主要表现为对罚金刑的修正。首先是在罚金刑的设定方式上，将“并处或者单处”一律修正为“并处罚金”；其次是修正了罚金的数额，由“限额制与比例制”相结合修正为“无限额制”，即将原来的“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一律修正为“并处罚金”。
（2）《修正案（八）》第25条对《刑法》144条法定刑的修正。首先，是删除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行为犯的拘役刑，即删除了“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其次，在对罚金刑的修正上与《修正案（八）》第24条的规定是相同的。以上修正内容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首先是罪状的修改更能彰显食品安全犯罪的特征。食品安全犯罪设立的目的就是要保障人们饮食的安全健康，积极强化民生的刑法保护。而食品卫生标准难以包括食品的营养标准，不符合营养标准同样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安徽阜阳奶粉案就是典型。所以，将143条的“食品卫生标准”修正为“食品安全标准”更加科学、合理、严谨。
其次，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力度使得立法更加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修正案（八）》删除《刑法》144条中的拘役刑、取消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上限等，都表明了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力度的增强，这与食品安全犯罪所带来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结果是相适应的。例如，已然发生的苏丹红案、三聚氰案、皮革奶案等都凸显了食品安全犯罪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加大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是刑法基本原则的重要体现，也是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二、《修正案（八）》在食品安全犯罪规制上的缺憾
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刑法修正案，《修正案（八）》无疑包含了众多牵动全球视野的热点和亮点，例如，13种死刑罪名的取消问题、审判时已满75周岁老年人犯罪免死问题、调整生刑问题、社区矫正纳入刑法问题、危险驾驶行为和恶意欠薪行为入罪问题等等，但是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正却显得不够充分。因此，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现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
（一）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阐述不够周全
1.犯罪主体单一
《刑法》和《食品安全法》均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限定为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然而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环节却是纷繁复杂的，从农田到餐桌，包含了从种植、养殖、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运输、储存等众多的环节，同时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环境污染、药物残留等等。因此仅追究生产者和销售者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显然是有疏漏的。
2.犯罪客观方面要素的规定未能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
首先，在行为方式上，《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1项规定“食品生产和加工(以下称食品生产)，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以下称食品经营)”，表明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行为方式除“生产”外，还包括销售、流通等经营行为；第3条也采用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此外，司法实践中，也有运输、仓储等行为致食品不安全而放任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进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因此，仅用生产、销售这两种行为方式涵盖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行为是不现实的。其次，在规制对象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的规定，除食品外，还包括食品添加剂、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而食品安全犯罪所规制的仅为食品。
（二）法定刑的规定不尽完善
1.主刑规定未能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这是我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众所周知，在“97刑法典”之前，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行为是以《刑法》114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认定处罚的，这就表明食品安全犯罪在性质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但是，食品安全犯罪的法定刑却明显低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刑法》114条的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115条又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而根据《修正案（八）》的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的最低刑为拘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低刑则为6个月的有期徒刑，除此之外的其他刑档也基本上低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即使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但从侵害客体、危害结果来看，食品安全犯罪的主刑规定都未能充分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2.罚金刑的规定不尽合理
由于不同食品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且有时其危害表现难以以财产数额计量，加之罚金刑不具有人身专属的性质，每个犯罪人之间财产状况差异迥然，罚金刑在设置上就存在很大的困难。《修正案（八）》在罚金刑的设定方式上使用“并处罚金”，在数额的设定上也采取了“无限额制”，这一方面是加大了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处罚力度，另一方面就是在尽量避免罚金刑适用上的上述限制。但是，这种设定方式的缺陷依然凸显。主要表现为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明确性的要求，这使得犯罪人可能被判处的罚金数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也使得实践中司法人员对罚金数额无从把握，极有可能带来同罪、同犯罪情节，但罚金刑不同数额的情形，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
3.资格刑缺失
资格刑是与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相对而称的刑法种类，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2]。在我国由于驱逐出境只适用于外国人，剥夺军衔只适用于犯罪的军人，《修正案（八）》所增补规定的“禁止犯罪分子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也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和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均具有单一性，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唯一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法定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但是，剥夺政治权利对于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面对日益猖獗的经济犯罪，资格刑适用还囿于其政治化色彩中“，在现代社会，对一个人的否定如果还侧重停留在政治否定上??????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3]。因此，如果食品安全犯罪的资格刑只局限于剥夺政治权利，就会导致刑罚与罪行不相匹配，缺乏针对性,从而极大地限制其作用的发挥。
（三）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略显粗疏
自1997年新的《刑法典》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又陆续出台了八部刑法修正案。当然“，法律应该要稳定，但却不可僵硬地站在原地不动”[4]，这一经典的法律格言，很好地诠释了法律不断进行修正与完善的原因。但是，近乎一年一部刑法修正案的频率绝不仅仅是社会发展所驱动的，立法只注重对现时危害行为进行规范的“今天只管今天”之指导思想[5]也难辞其咎。《修正案（八）》在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修正时也未能跳出这一怪圈，该入罪的行为并没有入罪，该规制的对象也没有规制。例如，对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的相关产品的行为如何制裁？其危害性并不亚于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而且是不安全食品的诱因，如果仅依赖行政制裁手段显然不能够平衡各行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够有效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三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立法完善的建议“任何一部法律，自公布施行之日起，即必须面临被修正，甚至于被废止之命运。”[6]尽管《修正案（八）》也刚刚颁布施行，但是，由于受立法观念、立法条件等因素限制，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仍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
（一）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完善
“所谓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犯罪的构成特征的描述。”[7]对食品安全犯罪罪状的完善首先是要扩大食品安全犯罪的犯罪主体。根据《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27条的规定，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包括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藏、销售人员，据此，应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扩大为生产者、经营者。其次，是要补充完善食品安全犯罪客观方面的要素，一是用“经营”行为涵盖除“生产”行为之外的一切与危害食品安全有关的加工、包装、运输等行为；二是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等食品相关产品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这样，才能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更好地衔接起来，进一步有效地打击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二）对食品安全犯罪刑罚设置的完善
“我国刑罚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这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8]这在食品安全犯罪中也有明显体现：《修正案（八）》第24条修正的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属于具体危险犯，其主刑最低刑为拘役，而25条修正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最高刑为死刑。此外，食品安全犯罪的无限额罚金刑也有不合理之处，因此，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仍然需要完善。
首先要重置食品安全犯罪的主刑。第一，提高食品安全犯罪的生刑。如前所述，食品安全犯罪在性质上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所以生刑的设置也应当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相当，即将生产、销售不安全食品罪的三个刑档分别调整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第二，废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死刑。刑罚趋轻是世界刑罚发展的大趋势，而我国目前则处于以死刑、自由刑为中心的重刑主义时代，废除死刑也是我国刑法改革的一个方向。现今我国有关死刑的刑事政策是保留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在学界早已成为共识。毕竟对食品安全犯罪适用死刑既不符合刑罚发展趋势，也不符合我国现行刑事政策，更有悖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况且“，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型，而是刑罚的延续性”[9]。
其次，要完善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罚金刑是通过给犯罪人以财产性痛苦，以镇压其犯罪性，并使其下次不能犯罪为目的的刑罚。”[10]也就是说，罚金刑是通过给犯罪人以财产性的惩罚来强化犯罪人的规范意识，起到抑制犯罪的效果。正因为如此，《修正案（八）》以“并处罚金”的方式提高了罚金刑的适用率。但是，笔者认为，应在此基础上，设置罚金刑的最低限额。因为，《食品安全法》对违法者的处罚是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以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为基准处“二千元至五万元、五倍以上十倍以下”不等的罚款，直至吊销营业执照。所以，作为附加刑的罚金刑在处罚额度上应当高于行政罚款的额度，笔者认为，食品安全犯罪的罚金刑应规定为“并处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50%以上的罚金”。
最后，要增设资格刑。资格刑是通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做出某些行为的权利来惩罚犯罪人和预防再次犯罪，具有惩罚、预防的双重功能。我国普遍适用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但是“人可以利用的资格是广泛的。除政治方面的资格之外，还有生产经营权，财物管理权，行医权，从事教育权，驾驶机动车（船）权，居留权等”[11]。由此可见，我国资格刑适用范围过窄。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中，更是缺乏运用资格刑的法律依据，这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限制经营活动”等资格刑。“禁止从事一定职业”是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个人适用的，可以根据具体犯罪情节的不同，予以一定时期或永久性的执业禁止。“限制经营活动”主要是针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即对单位犯食品安全犯罪的，可以禁止其一定时期内从事某方面的营业活动。所谓某方面的营业是指之前的犯罪行为所涉及的方面。这种处罚尽管不会导致该单位完全停产歇业，但却会使该单位的经营基础丧失殆尽。惩治具有针对性，预防犯罪的效果也就很显著。
（三）对食品安全犯罪罪名的增补
1.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
《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从事“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也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因为这些相关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会直接对食品本身的安全带来影响，可能导致食品的不安全，从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造成与食品安全犯罪同等的危害后果。笔者认为，可以在《刑法》第143条后增加一款，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在本罪的设置上，主观方面应为故意；客观方面则表现为，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行为；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
2.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罪”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8
关键词：农药管理;法律法规;存在问题;对策
我国现在农药管理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是国务院1997年5月8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该《条例》对“农药”的定义作了明确的阐述,对农药的登记、生产、经营、使用及其罚则也都作了规定,2001年11月29日又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农业部1999年4月27日出台,并于2002年和2004年2次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但在执法实践中,体会到,农药管理涉及的知识面广、专业性强,而农业部门管理农药所依靠的仅仅是一部《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效力不大,威慑性不强,并且存在农药管理处罚条款设置不严、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在此列举,以资相关人士商榷,促进立法完善。
1农药管理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1.1有关法律法规不能适应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一是《农药管理条例》中对农药经营的某些规定已不符合当前实际[1]。《条例》第十八条写明“下列单位可以经营农药:”这一条款的制定是依据《条例》颁布时的国情,而在颁布后的10多年间,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条款已经不符合社会发展现状。目前,机构改革已经将企事分开,一切经营实体都已经脱离原事业单位,国家财政供给的事业单位已经不能开展经营活动。而供销合作社也早已解散。相反,近年发展起来的农资连锁企业却很多,经营范围则包含了种子、农药和肥料等。《条例》第十九条虽然明确了经营农药要求的几个条件,但是并没有明确由农业部门设置行政许可。因此,相当长一段时间农业部门制定了农药经营资格证(事实上颁发农药经营资格证也多是变通的作法,经营者都是个体工商户),在国家许可法出台后,各地相继取消了这一做法。根据“法无明文禁止的不罚”原则,无法禁止其他单位经营农药。如不允许他人经营农药,则应在条例中明确:禁止《条例》第十八条中规定以外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经营,并规定擅自经营的法律责任(处罚条款)。否则,条例第十八条的规定毫无意义。二是行政处罚法限额规定与目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明显不符。《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罚法》颁布于1996年,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人均收入、工资水平与现在差别都很大,所以那时制定了50元、1000元这一门槛,时隔10多年之后仍用这一标准,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符,给执法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大大增加了执法成本。
1.2《条例》基本条款与罚则条款不呼应,处罚引用条款难
一是对经营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行为,罚则中有明确条款,但无对应的基本条款。法律文书要求规范,逻辑性强,讲究证据确凿、违法明晰、处罚有依,但《条例》中对经营扩大登记范围、乱用名称这类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的违法行为,处罚条款清晰,但却没有对应的基本条款,当事人违反了哪一条却相当难写。《条例》罚则第四十条第三项:经营标签残缺不清或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但在处罚决定中,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却无法写清,很明显,当事人违法了,当事人经营的产品是在生产阶段违反登记相关规定,对经营者,条例中《农药经营》这一章第二十条明确了“禁止收购、销售无登记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无质量标准和产品合格证的农药”,未提及“销售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处罚文书中写当事人违反哪一条就不好写。二是对经营者违法推荐使用导致的药害、损失、事故等罚则中没有作出处罚规定《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农药经营单位应当向使用农药的单位和个人正确说明农药的用途、使用方法、用量、中毒急救措施和注意事项”,但在罚则中却没有对应的条款,导致很多违法推荐使用后出现损失的投诉无法处罚。实践中,很多农药使用者是按照农药经营者的推荐购买和使用农药的,包括用什么农药、用多大剂量一般都是由经营者说了算。由于农药经营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部分经营者唯利是图,导致农药
严重超量使用、超范围使用十分普遍,因此产生的纠纷也是层出不穷。而在处理这类投诉案件时,往往难以对经营当事人处以罚款。除非农药本身有问题,而即使农药有问题,因为导致事故的农药价值可能很小,处罚往往也很轻,没有给违法经营者造成威慑,也不便于保护受害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
1.3《行政处罚法》中“其他经济组织”概念不明,对个体工商户处罚难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但《行政处罚法》并未对“其他组织”作出明确定义。根据行政处罚法,对公民处罚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罚有明显不同。对公民处罚超过50元就不能适用简易程序,超过20元就不宜当场收缴。目前农药经营者多是家庭经营,营业执照多是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依照《条例》,一般违法者经营数额不大,罚款数额也就在数百元不等,如果以公民个人违法论处,显然程序不能采用简易程序,如果以其他组织论处,则又有不同意见,因为“其他经济组织”这一概念还没有明确定义。因此,只得按照一般程序查处,违法现象难以得到及时纠正,行政执法成本明显加大。实践中,国家工商局在对辽宁局的答复(工商个字[2000]第12号)中认为可以引用《劳动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以下统称用人单位)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适用本法”。依据这一规定,个体工商户应属“个体经济组织”。对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当场处罚的个体工商户,应按“其他组织”处罚。但这种做法在农业部门还没有定论,政府的法治机构也不赞同。
1.4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涉及的但需要管理的有关问题
一是经营者将农药与食品混置问题[2]。在市场检查中经常发现农药经营者往往同时经营食品或饲料,但二者或三者往往又摆放在一处,有的是仅没有混放却同处一室相邻而置,有的是虽不在一室却二室相通,不同气味互串,甚至也有混放一处的现象。这些明显不符合安全规定的现象,虽然多次警告,但效果不佳。因为执法人员找不到任何处罚的法律依据。二是农药包装容器的处置问题在农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池塘、沟渠,甚至水井旁,经常看到使用过的农药容器随处乱扔。如此乱相,给人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让人不寒而栗。毕竟农药大多是有毒的物品,农药容器也不可能被使用者清洗得绝对干净,随处拾起一只农药容器总是会闻到刺鼻的气味,给环境安全带来隐患。但是我国法律法规却没有对此作出规定,更没有处罚的条款。
2对策
2.1广泛征求意见,修改《条例》,完善未涉及的内容
《条例》的修改应建立在广泛征求执法者、管理相对人、环保领域、法律界等人士的意见,从加强农药管理对环境保护贡献的角度来看,最好将《条例》上升为“法”。这样可以突破《行政处罚法》对简易程序罚款数额的限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3]。对不负责任将农药与食品或饲料混置的经营者,应处以较大幅度的罚款,以提高其违法成本,促进其责任意识的增强。很多国家农药容器都实行由生产者负责回收的规定,具体要求可由产品经营者负责,对于不按规定回收的可由对其有管辖权的省级农业部门直接处罚生产单位。在法规中须明确违法推荐使用农药的,由管理机关处以高额罚款,对推荐违法使用造成中毒、污染事故等后果的制定出相应更为严厉的罚则。
2.2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威慑力
法律法规应加大对违法经营农药处罚的力度,对违法经营行为应设定较高的处罚底线,提高违法成本,增强法律震慑力。虽然《条例》罚则中对罚款的幅度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执法讲究的是既要合法又要公平,在法规没有最低底线的情况下,不能按照自由裁量权的权限去处以高额罚款。因此,法律必须设置较大的处罚底线,便于处罚而又不利于说情,从而促进经营者自觉守法。如《农药管理条例》第七章(罚则)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产品包装上未附标签、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擅自修改标签内容的农药产品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虽然规定很明确,但现实中往往查得当事人经营的一批农药数量少价值很小,如某人经营出售了10袋擅自修改标签的农药,价值10元,没收违法所得只能是10元,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罚款也就是30元,共计40元。这让管理者相当困难。对于没有销售也即没有违法所得的经营者无法处罚。如果对有销售行为的经营者罚款40元,而对没有违法所得的经营者罚款1000元,显然有悖公平。《农药管理条例》出台12年了,已经不符合现在的社会、经济状况,现在全社会高度重视安全、环保,对于有损环境的一些滥用农药现象应从严打击。建议通过
提案修改《农药管理条例》,将罚则条款中的规定修改并确立这样的条款:凡经营劣质、假冒农药产品、或擅自修改标签扩大使用范围的农药产品的,一经查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2000元以上罚款;违法所得高于2000元的,罚款不得低于1倍违法所得。对于擅自修改标签的罚款不超过违法所得的3倍,违法所得3倍在2000元以下的,罚款不得低于2000元。对于假冒的农药罚款不得超过违法所得的10倍,违法所得10倍低于2000元的,罚款不得低于2000元。
2.3赋予管理部门赔偿裁定权,增设惩罚性处罚条款,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杜绝罚款返还现象
因误导使用导致使用者损失的,是否可先设定赋予管理部门裁定赔偿数额的权力,并设定在当事人不履行的情况下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减轻受害当事人的维权成本[4]。或者设定惩罚性处罚,并将使用者损失纳入罚款,执行后拨付给受损失的使用者。目前执法队伍普遍存在人员不足、硬件设施配备不足等现象,缺乏强有力的执法队伍、必要的统一着装、摄像设备,当事人不配合不签字就难以处罚到位,而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强制执行难度大、成本也大,不利于行政案件的执行。我国行政执法普遍存在罚款返还现象,其原因主要是财政预算不足。要杜绝选择执法、随意执法、为利益执法现象,必须彻底改变罚款返还这一各个地方制定的政策,加大执法经费预算,确保依法行政,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3参考文献
[1]李光英.探析农药执法实践中的若干问题[j].农药科学与管理,2009,30(12):7-11.
[2]孔繁琴.浅谈农药安全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及预防对策[j].农药研究与应用,2009(3):44-45.
[3]赵郁强,于改莲.谈如何在农药执法中正确应用相关法规[j].河北农业,2005(12):30-32.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9
第一条 为了预防、控制和逐步消灭狂犬病，保障公民人身安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预防控制狂犬病，以预防为主，实行犬只综合管理。
对任何犬只都必须进行登记、免疫、检测。
第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预防控制狂犬病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
本条例由卫生厅会同公安、工商、畜牧行政部门，按各自的分工，负责实施和监督执行。
第四条 四川省境内的城乡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本条例，并对违反者有权制止、报告。
第二章 犬只管理
第五条 城市（城镇）、近郊区、工矿区、游览区、港口、码头、车站和机场为犬只限养区。
发生人、畜狂犬病的城市街道、农村居民点及其附近一至三公里范围内，自发生疫情三年内为狂犬病疫点。疫点所在的县（市、区），自发生疫情三年内为狂犬病疫区。与疫区毗邻的非疫区街道、农村，自发生疫情三年内为狂犬病防护带。
第六条 疫点禁止养犬。
农村的疫区、狂犬病防护带养犬，须经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批准；限养区内除警卫犬、军犬、科研犬、观赏犬、演艺犬外，一律禁止饲养其它犬只。限养区饲养的犬只，须经当地县（市、区）公安机关批准。经批准养犬的，由批准机关发给准养证书。
观赏犬的具体种类由省畜牧行政部门会同省公安机关确定、公布。
第七条 饲养犬只，犬主必须带犬到当地畜禽防疫机构进行犬只登记、免疫，领取和拴挂犬只免疫标志，并按规定带其到当地畜禽防疫机构进行定期检测。
兽用狂犬病疫苗由国家批准定点生产，畜禽防疫检疫单位统一经营。禁止其他单位和个人生产、经销。
第八条 犬只管理、免疫和检测，按规定收取费用。
第九条 犬只必须拴养或圈养。拴养犬只的绳链不得超过三米。除司法机关因侦查需要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带犬进入公共场所。在限养区除观赏犬外不得携带犬只进行户外活动。
疫区犬只不准携、运出疫区。
第十条 凡未经审批、免疫、检测的犬只禁止交易。非观赏犬严禁在城市的犬只交易市场交易。
第十一条 出售犬只、犬皮、犬肉的，必须出示家犬免疫、检疫证明。
犬只自然死亡或被捕杀的，养犬单位或个人必须向原发证单位退还家犬免疫证明。
第三章 疫情处理
第十二条 发现人或犬只、其它动物患狂犬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卫生防疫、畜禽防疫检疫单位报告。
第十三条 发现狂犬病疫情后，当地人民政府应建立狂犬病预防控制指挥机构，按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确定疫点和疫区，组织各方面力量迅速捕杀疫点的全部犬只和患狂犬病的其它动物，并将疫情及时通报给毗邻地区。
同疫区毗邻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按本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确定防护带，与疫区密切配合，组织有关部门采取联防措施，避免狂犬病传入。
第十四条 狂犬、疑似狂犬病的犬只以及患狂犬病的其它动物被捕杀或自然死亡的，其尸体必须全部火化，严禁剥皮、食用、出售。
第十五条 被狂犬或疑似患狂犬病的其它动物咬伤的人，应当到医疗防疫单位立即诊治，注射人用狂犬病疫苗。因狂犬病死亡的人，必须强行火化。
人用狂犬病疫苗由国家批准定点生产，卫生防疫单位统一经营，保障供应；禁止其它单位和个人擅自生产、经销。
第十六条 做好狂犬病患者的隔离、监护工作，避免其抓伤或咬伤他人传播狂犬病。
第四章 奖励和处罚
第十七条 对认真执行本条例，在预防控制狂犬病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或有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由县级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凡连续三年经省考核达到基本消灭狂犬病标准的县（市、区），由省人民政府给予表彰。
对未按本条例认真开展预防控制狂犬病工作的县（市、区）等单位，应予批评教育，并责令其限期完成任务。
第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在疫点饲养犬只，或在疫区、狂犬病防护带未经批准饲养犬只，或未按规定拴养或圈养犬只，或非法带犬进入公共场所，在城市（城镇）、工矿区、港口、码头、车站和机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组织捕杀，并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在其它地方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捕杀犬只，并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4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饲养的犬只不按规定登记、免疫和定期检测，责令责任人限期登记、免疫、检测，在规定限期内拒不履行的，处以每只犬20元至100元罚款，并限期办理登记、免疫、检测手续。在城市（城镇）、工矿区、港口、码头、车站和机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罚；在其它地方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处罚。
（三）携带、运输犬只出疫区，非法设置犬只交易市场，或买卖、转让无免疫检疫证明的犬只、犬皮、犬肉的，由当地畜牧、工商行政、公安等部门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四）非法生产、经销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人用狂犬病疫苗和违法所得，可以处相当于出售金额3倍以下的罚款，其中危害严重的，出售金额不满5000元，以5000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非法生产、经销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没收兽用狂犬病疫苗和违法所得，可以处相当于出售金额2倍至3倍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国家工作人员在预防控制狂犬病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六）对检举、揭发不遵守本条例行为的人打击报复的，由责任人所在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或由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
（七）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在预防控制狂犬病工作中依法执行职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由当地公安机关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罚。
（八）以上各款的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
（九）违反本条例的行为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致他人伤亡的，责任人应当负责赔偿、承担医药费或丧葬费和抚恤金。
（十）以上各款中，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省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 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根据本条例的原则和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自治州、自治县预防控制狂犬病的办法，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由省卫生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的决定
（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四川省预防控制狂犬病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八条第（一）项中“由当地公安机关组织捕杀犬只，并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100元至1000元罚款；在其它地方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捕杀，并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40元至500元罚款”修改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组织捕杀，并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在其他地方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组织捕杀，并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对责任人处以每只犬4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二、第十八条第（二）项中“由当地公安机关负责处理，在其它地方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处理”修改为“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罚；在其他地方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处罚”。
三、第十八条第（四）项中“非法生产、经销人用或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由当地卫生、畜牧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责任人停止其非法行为，没收其疫苗和非法所得，并处以非法所得5至10倍罚款”修改为：“非法生产、经销人用狂犬病疫苗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没收人用狂犬疫苗和违法所得，可以处相当于出售金额3倍以下的罚款，其中危害严重的，出售金额不满5000元，以5000元计算；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根据情节给予行政处分。非法生产、经销兽用狂犬病疫苗的，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部门没收兽用狂犬病疫苗和违法所得，可以处相当于出售金额2倍至3倍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处以2000元以下的罚款。”
安全生产处罚条例篇10
1951年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创建了我国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1964年4月1日，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了《劳动保险问题解答》，第一次规定有关职工因交通事故受到意外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但范围较窄。仅限于集体乘坐本单位的车去开会、听报告或者参加行政指派的各种劳动（包括支援农业）时，所乘坐的车出了非本人所应负责任的意外事故，而造成职工负伤、残疾或者死亡的情形。1996年8月原劳动部实施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劳部发〔1996〕266号）。该办法第八条(九)项规定“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应当认定为工伤。12月14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劳社厅函〔〕第150号）指出：无证驾驶车辆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是违法行为。依据《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九条关于违法或犯罪行为造成负伤、致残、死亡不应认定为工伤的规定，对于因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应认定为工伤。至此因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而造成负伤、致残、死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1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第十四条（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去掉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中规定职工因发生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而可以认定为工伤的前置条件——“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经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这样的规定既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无责任补偿原则，同时也扩大了工伤认定的范围，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未出台前，是我国工伤保险制度立法的一大进步。
二、当前关于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引起交通事故造成伤亡是否认定为工伤的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因此造成职工伤亡的不能认定为工伤。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生效于1月1日，《道路安全法》生效于5月1日。《工伤保险条例》实施在前，《道路安全法》实施在后，《工伤保险条例》在立法中规定违反治安管理伤亡的不得认定为工伤时，《道路安全法》还未实施。《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只能是当时唯一规范治安管理行为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规定的违反治安管理的情形。无证驾驶机动车属于该法调整范畴，因此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次，虽然《道路安全法》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中分离出来，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不再将无证驾驶机动车等违反交通管理行为列入治安处罚范畴，但《工伤保险条例》将犯罪、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规定为不能认定为工伤时，仍然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包含了无证驾驶车辆等违反交通管理的行为，只是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被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取代后，这是《工伤保险条例》未及时进行修改的问题，而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不能认定为工伤，国家是持肯定态度的，依据是《关于无证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是否认定工伤问题的复函》。
也有法官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按照《道路安全法》的规定可以并处十五日行政拘留，而已经废止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关于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的最高处罚也是十五日行政拘留，两者处罚幅度的上限是基本适应的，因此认为十五日行政拘留的行政处罚上限幅度作为衡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不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法律责任要素，劳动行政部门据此认定不构成工伤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种观点认为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应依情况而论，部分认定为工伤，部分不能认定为工伤。有法官建议对该问题分情况进行处理。在无证驾驶机动车问题上，如用人单位明知路程较远而强行指派，或者忘记携带有关证照，以及所持有的驾驶证照超过有效期等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而从未取得证照且因自身主观原因而无证驾驶机动车或驾驶无证车辆的情形则不宜认定为工伤。
第三种观点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在《治安管理处罚法》出台以后，无证驾驶机动车行为不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受害人又属于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机动车事故，符合工伤认定的范围，如无排除原因，依法应予认定工伤。
之所以出现以上三种观点的争议，主要原因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行为纳入新的《道路安全法》中，而《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排除工伤认定的条款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排除在工伤认定范围内，由此对职工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产生分歧。三种观点对法律采取了不同的解释，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笔者认为三种观点的解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第一种、第二种观点，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实施时与之配套的法规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调整范畴，《工伤保险条例》将此类行为以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违法行为而排除在工伤认定范畴内。在《道路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制定后，尽管该违法行为从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调整到《道路安全法》中予以规范，但这种调整并非是对该违法行为性质的变更，仅仅是为了法律编撰的系统性而作的立法技术性调整，属于立法技术方面的问题，因此，根据立法目的解释，认为该情形不应认定为工伤。第二种观点还运用价值平衡理论，认为应当将无证驾驶机动车分情况予以处理。第三种观点则运用文义解释的方法，认为既然法律已经将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归入《道路安全法》中予以调整，那么该行为就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因此该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该情形下职工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三、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一）项的中“治安管理”的正确解释
对《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排除条款的解释应当首先进行文义解释。只有在文义解释有歧义的情况下才能寻求其他解释方法予以解决。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在对“治安管理”的行为内涵无歧义的情况下，却运用伦理解释中的目的解释或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平衡原理对“治安管理”的行为进行解释，从而得出无证驾驶行为虽然不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但或因其认定工伤不符合立法目的或因其认定为工伤不符合价值平衡原理，所以不应当认定为工伤或不应当全部认定为工伤的结论。显然这种解释超出了《工伤保险条例》中相关法律条文本身文字的含义，这种解释由于违反了法律解释的一般原则，其不能自圆其说，难以在逻辑上有说服力。第一种观点还从违法行为法律后果的严重性角度，第二种观点则从职工在无证驾驶中的责任角度，为其观点寻求支撑依据。其实，从工伤这一概念的基本精神出发，以上两种观点想从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的角度寻求理论支持，显然与《工伤保险条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其理由也是站不住的。第三种观点直接从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出发，认为无证驾驶机动车违法行为属于《道路安全法》调整范畴，因此该行为不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所以认为该情形下职工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虽然第三种观点使用的解释方法是正确的，但解释的内容却是不正确的。
首先，应从治安管理学专业理论角度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按照治安管理学理论，治安管理是指国家警察机关治安管理部门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而依法从事的行政管理活动。治安管理的范围包含：公共治安秩序管理、危险物品管理、户口管理和居民身份证管理、消防管理、道路交通管理、出入境管理、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等七个方面的管理行为。也有学者将治安管理的范围界定在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户政管理和边防与出入境管理等七个方面的管理行为。显然按照治安管理学中关于治安管理的概念，道路交通管理属于治安管理范畴。无证驾驶行为虽然是在《道路安全法》中而不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予以调整，但其行为仍然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次，从法律规定方面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条用两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和航空器内发生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外，适用本法。”从以上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违反治安管理法律、法规，尚不够刑事处罚的，又无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换言之，有其他法律、法规对某类治安管理行为进行专门立法的，依照该法处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治安管理处罚法》只是将部分治安管理行为纳入其调整范畴，还存在没有被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的其他治安管理行为。这一部分治安管理行为是通过其他法律特别予以规定，如《道路安全法》、《消防法》等。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仍然属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至此，可以看出治安管理立法与治安管理理论在治安管理行为的范畴界定上并不矛盾。现行司法实践中的三种观点将“治安管理行为”仅界定在《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范畴的认识，显然是不妥当的。
道路交通管理行为应当属于治安管理范畴，违反道路交通管理行为的性质即是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两个概念属于种、属概念，理清两个概念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处理由此引起的工伤认定争议是有重要意义的。
四、职工因无证驾驶机动车造成伤亡的是否认定为工伤应以其是否违反治安管理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