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政策篇1
关键词公共偏好区；公益性偏好；组织核；服务型政府
一、公共决策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决策即公共选择是“为非市场决策的，或者简单地定义为把经济学应用于政治”。⑴“是一种研究政府决策方式的经济学或政治学”。⑵公共选择认为，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构成要素，即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以及看作交易的政治。⑶它们把作为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目标，用于分析政治生活领域中人的行为，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两个市场，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是同一个人，“这些人的行动与经济学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动并无不同”，都是利己的经济人，其行为目标都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⑷在本文的分析中，我采用的是个人主义⑸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利己与利他相融合的行为假设，⑹得出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领域与经济生活领域虽然密切联系，但人们生活的政治领域并不是一个市场，而是一个委托——装置，从而得出与公共选择学派不同的结论。
社会的政府是一个公共组织，政府组识的功能就是进行公共决策。政府公共决策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公共权力的维护与应用方面的决策，这部分决策就是要维护公共权的完整性和公共权实施的公平性与效率性。政府公共决策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规范社会、经济环境方面的决策。通过这方面的公共决策为资源的均衡配置，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同时提供一个社会安宁，人与人、人与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第三部分是关于公共财政方面的决策，公共财政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功能。政府这三个部分的决策功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着，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公共权的维护和行使，如果一个社会存在公共权的流失，那么这个社会的各个方面就难以协调，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就难以做到公平。
以公民的权益和社会福利为标准，可以将政府区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政府是掠夺型政府，也就是常驻的匪帮，⑺在掠夺型政府管理的社会是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社会，政府以暴力为手段垄断了全部政治资源，并通过政治权的私有化获取公民的财富，以实现政治集团利益的最大化。第二种类型的政府是交易型政府，交易型政府类似于一个，具有独立的行为目标，交易型政府的职能虽然是提供公共品，但这种公共品首先是作为私人物品的形式而出现的，只是由于购买者是社会，这种产品到了消费领域才有了公共品的属性。但这些产品一旦有私人愿意购买，并且出价比社会更高，那么这些产品首先就卖给私人，这就是政府为利益集团服务。虽然交易型政府是依靠生产公共品满足社会对公共品的需求的政府，但政府的行为目标是政府官员利益的最大化，由于公共品的生产受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制约，因而公共品的供给总是低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允许的最优状态。第三种类型的政府是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按照公民的意愿组织而成的组织，其基本功能是根据公民的委托生产公共品的政治组织，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⑻公民根据服务型政府的需求提供政府正常运作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和资源。
二、公共决策的微观基础
㈠、偏好的个体差异与公共偏好区
偏好是指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主观评价，这里的客观对象可以是生活资料、生产资料、货币等有形的东西，也可以是政策、思想、道德等观念形态。既然偏好是人的一种主观评价，因而不同的人的偏好总是表现出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偏好的个体差异。偏好的个体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而且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以及同一年龄阶段由于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在偏好上都会产生不同的特点。偏好虽然存在个体间的差异，但有的个体间差异可能很大，而另一些个体间的差异可能就少得多，这些人在偏好上存在某些相似性。假如这里有a、B、C三种不同的商品，由U1、U2、U3对这三种不同的商品进行评价，及确立各人的偏好顺序，其结果是：
U1：a＞B＞C
U2：a＞C＞B
U3：B＞a＞C
从以上三人所示的偏好顺序中不难看出，虽然三者的偏好都有不同，但又都显示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例如，U1、U2、U3都认为a＞C，U1、U3认为B＞C，U1、U2认为a＞B。因此个体间偏好的相似性也是一种普遍性，任何人的偏好不仅与他人不同，但人们也总是能够在偏好上找到自己的同类，即一群具有相似偏好的人。由此看来，偏好在个体间的差异性与群体内的相似性是人类偏好的一种基本属性，那种只有个体间的差异性没有群体内的相似性和只有群体内的相似性而没有个体间的差异性的偏好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
我把多个人对同一对象在偏好上相似的地方，称之为这个群体的公共偏好区，在公共偏好区以外的偏好称之为这个群体的非公共偏好区，对于任何一个群体，他们的偏好系统都存在公共偏好区与非公共偏好区两大部分。公共偏好区的存在是不同的个体间可以合作的基础。
㈡、两种重要的偏好：私利性偏好与公益性偏好
前面我们假定，人们的偏好是独立完成的，在偏好的形成过程中，他除了自身的信息外，没有再去考虑他人的信息；同时还假定，局中人的偏好是同时做出的，他们对偏好的确立不存在时间的先后顺序，当然任何个人也就不知道别人的偏好函数是什么。因此，当人们确立自己的偏好时，这一偏好到底是处于某一群体的公共偏好区还是非公共偏好区，偏好的选择者首先并不知道，同时他也不关心这种结果。显然，这些假定并不符合偏好形成的实际，为了使理论更能逼近现实，现在我们将前面的假定予以放宽。在这里我们假定：
甲、人们的偏好是相互的；
乙、人们在确定偏好时，具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
丙、某一偏好是处于公共偏好区还是非公共偏好区，人们事先已掌握了主要的信息。
这是因为在现实中，一个人与其他人总是处于各种各样的联系中，因而人与人之间也总是存在相互影响。人们相互间的联系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对抗或者合作。如果一个人与他人的联系是处于对抗或非合作博弈中，那么这个人的偏好一定是处于非公共偏好区，一方了解另一方的信息其目的是为了击败对方，在群体中最大化个人的利益。合作这种联系形式则是另一种情形，一方利益的增长不是以损害另一方的利益为前提，而是通过合作这种形式实现群体福利的提高。这里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为了避免对抗导致最坏的结果的发生，双方选择了合作，这种合作的前提是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增长，如果合作的结果使一方的利益比采取对抗方式更差时，这种合作也就很难发生，因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宁可选择对抗而不是选择合作。除此以外，合作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只要群体利益能得到改善，利益可以在群体中进行非均衡的分布。例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侣，如果女方首先显示偏好，说她喜欢看戏，男方尽管平时没有这种爱好，他也可能根据女方的偏好显示及时调整自己的偏好，说他也喜欢看戏；如果男方先显示偏好，女方也可能根据男方的偏好显示及时调整自己的偏好。这种情况不仅在夫妻间、亲友间广泛存在，而且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中普遍存在着。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组织中，要使利益在全体人员中实行完全均衡的分布，这是很难达到的。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充满生机的组织，一般会有一些人自觉地根据组织的偏好，根据大多数人的偏好自动调整自己的偏好。我把这种为了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自觉地调整个人的偏好以后所确定的偏好称为公益性偏好。同理，我把直接根据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确定的偏好称之为私利性偏好。而不管这种偏好是在非公共偏好区还是在公共偏好区。
因此，公益性偏好的一般含义是指将他人的偏好拉入自己的偏好体系中，这种偏好的实现不仅能够给自己，而且主要能给他人带来正效用的偏好。这就是说，私利性偏好的实现主要是给自己带来效用的满足感，虽然有时一个人的效用的实现也可能给他人带来效用，但这种情况只是效用的外部性，还不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行为。而公益性偏好恰恰在于能给他人带来效用，它是主体的一种自觉的、希望如此的行为。
公益性偏好的实现能使群体的总效用大于群体内个人效用的总和。
㈢、组织核
虽然公益性偏好与私利性偏好有严格的区别，但这种区别也是相对的，一种偏好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公益性偏好，而在另一条件下就可能是一种私利性偏好了。反之，一种偏好在一定条件下是一种私利性偏好，而在另一种条件下则可能是一种公益性偏好。例如，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向上级行贿，这对小团体来说是一种公益性偏好行为，但这种行为在包括上级在内的更大的组织来说这就是一个私利性偏好。因此，判断一种偏好是公益性的还是私利性的，其标准就在于这种偏好一旦实现他希望产生的外部性是正的还是负的，如果一种偏好的实现在他希望的范围内产生正的外部性，那么这种偏好相对于这一范围而言就是一种公益性偏好，相反，如果一种偏好的实现对于某一群体会产生正的外部性还是负的外部性，我们的行为者并不考虑，那么这种偏好也就是私利性偏好。
由此看来，公益性偏好本身也有高低之分，那些能给更大范围内的人带来利益和只给小范围内的人带来利益的偏好，其公益性偏好一定高得多。为了分析这种现象，我们采用一个新的概念，即公益偏好程度。公益偏好程度是衡量一种偏好公益性大小的标准。公益偏好程度表示同样是公益性偏好，有的偏好公益性程度要高一些，而另一些偏好公益性程度可能要低得多。有的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而另外的人与自己的利益则疏远一些，因此对于利益相关程度大的人相互间产生的偏好其公益性程度相对小一些，而利益相关程度小的人之间产生的公益性偏好这种偏好的公益性程度却相对较高。例如，一个教师不仅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学生，同时也爱邻居的孩子，但这种爱所体现的公益偏好程度却有很大的不同。
公益性偏好是组织的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基石。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属于不同的组织，孤立存在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人们为什么选择组织，这是因为组织行为比个人行为可以节省行动的成本，这就是组织的规模效益。但也不是随便加入一个什么组织都可以给人带来效益，因此究竟参与何种组织，人们首先必须选择，而选择的标准就是尽可能与具有共同偏好即公共偏好高的人结合在一起，这就形成了组织。而组织一旦形成以后，组织的运作也不可能保证给组织成员带来完全相等的利益，有的人的利益可能增进得多些，另一些人的利益可能增进得少些。只要组织的存在比脱离这个组织能给当事人带来更多的利益，人们就会对组织产生一种认同，自觉地把组织的偏好作为自己的偏好，这就是公益性偏好，当这种偏好被这个组织中的多数人所实施时，这个组织就会产生一种群体意识，从而形成组织的稳定结构。这种群体意识对于企业来说就是企业文化，对于国家就是民族精神。由于在组织内由个体的公益偏好所构成的公共偏好区对于组织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把组织内的这个公共偏好区称为组织核。组织核是组织的一种质的规定，是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区别的标志，组织核表示这个组织的存在，同时也规定着这个组织发展和变化的轨迹。
组织核与公共偏好区是一个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差异的概念，组织核一定是一个公共偏好区，但不是人们的所有公共偏好区都能构成组织核。组织核与公共偏好区的区别主要在以下几点
1、公共偏好区是人类的一种自发状态，而组织核则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的形成的。我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有相似的偏好，也就是说，我们之间存在一个公共偏好区，但这个公共偏好区并不构成组织核。
2、公共偏好区的行为主体一般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他的目标函数中并不考虑他人的利益，因而这里的公共偏好只是包含在个性中的共性。而构成组织核中的行为主体则一开始就将组织的共同利益作为自己的行为目标，或根据组织的目标函数适当修正个人的偏好，因此，构成组织核的公共偏好是一种公益性偏好。
3、二者的社会功能也不同。公共偏好区是合作的基础和前提，所谓“臭味相投”就属此类，由于个人偏好的易变性，这种合作也就不可能是稳定的。而组织核则是合作的结果，同时也是深化合作的条件。由于利益的相互依存性，以组织形式存在的合作也就相对稳定。
组织核在组织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他就像细胞核对于细胞，或整个生命有机体一样，它决定着这个组织的性质和基本功能，决定着这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方式。各种不同性质的组织，其区别就在于组织核的不同，构成企业组织的组织核，是由对利润以及与此有关的物质利益有着强列偏好的个人结合而成的统一体，而社会组织的内核，则应由具有社会偏好的人所构成。
不仅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他们之间的公共偏好而形成组织，而且组织与组织之间也是通过公共偏好而联系起来的。组织与组织间的联系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隶属关系，另一种是包含关系。具有隶属关系间的组织间的联系是比较紧密的，如企业间的科层关系。组织的包含关系是指组织间的联系不够紧密，各个组织具有很大的独立空间的联系形式。如政府与企业、家庭间的联系就是如此。从组织联系的角度考察，人的公益性偏好也就有了新的特点，这就是处于上一个层次的人必须把下一个层次的人的偏好函数作为自己偏好确定的因变量，这就是说，上一层次的人员比起其下属机构来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偏好，这样组织间连接的链条才不会断裂。
在组织的包含关系中最典型的是政府，政府与企业、家庭间不是直接用利益联系起来的，政府不是为某一个企业服务的机构，企业也不存在直接向政府提供资源的责任，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向公民提供公共品，而对公共品进行决策即公共决策要求政府组织的人员比起其他组织的人员具有更强的公益性偏好，因为他的偏好的确定，已不是只考虑一部分的偏好，而是要综合全社会所有的个人和组织的偏好，只有具有这样偏好的人所进行的公共决策才能体现全社会的偏好，根据这种决策提供的公共品才能真正做到社会公平、全民共偿，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称之为服务型政府。因此，政府组织的组织核比起其他任何组织来其组成人员的公益性偏好程度都要高。如果政府组织中的人公益偏好不够广泛，而是偏好于某一部分组织、某一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样的政府就不是全民利益的代表，而只是在守护某个集团的利益。由这样的政府所做出的决策也就不是公共决策，而是一种在政府决策掩饰下的私人决策。
㈣、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与政府组织的内核
现在我们以公益偏好程度为标准对我们周围的人进行分类。现以一个人所具有的全部资源，包括物力，财力，智力资源作为一个人确立偏好的物质基础，如果一个人愿意把他的全部资源都用于为公众服务，那么这个人的公益偏好程度为1，如果一个人把他的全部资源都用于谋取个人私利，那么这个人的公益偏好程度为0，如果一个人用其资源的一半为公众谋利益，我们将这种人的公益偏好程度记为1／2。这样我们就可以将社会中的个人分为以下几类：
纯公益偏好者D=1
纯私利偏好者D=0
强公益偏好者D>1/2
强私利偏好者D＜1/2
中性偏好者
D=1/2
政府是一个专门为社会提供公共品，对公共品的生产与分配进行决策的公共决策组织，这样政府组与其他组织比较就有了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政府供给社会的公共品是公平地提供给全体公民消费的，它既不能允许交换，更不能允许将其占为己有。其次，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既是公共决策的结果，同时又是公共决策的条件。例如，公共权力是公共决策的结果，同时又是公共权实施的条件，公民将公共权委托给政府行使，公共权就成了政府进行公共决策的主要资源，政府将税收集中到政府手里取成了公共财产，这些集中起来的公共资源同样成了公共决策的重要条件。然而，公共决策和公共品流通的这些特点同时也就隐藏着违背公共决策性质的可能性，由于公共品的有用性、创利性和向私人物品转化的潜在性，只要条件允许，这些公共品，甚至整个决策过程都可以成为一种私人物品或成为谋取私利的一个条件。
为什么公共品转化为私人物品的可能性能转化为现实性呢？这是因为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与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不同，两个企业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间的关系，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是平等的，而政府与公民间不是两个平等的行为主体，而是一种委托——关系，当公民将公共权委托给政府时，由于委托人过于分散，委托人的搭便车行为，信息的非对称性，监督政府所需要的专有知识等方面的不足，政府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公权私用。同时，当政府掌握了公共权这种资源后，还可以用这些公共权去贿赂一部分委托人，这样不仅使委托人之间产生分化，而且由于政府官员与部分委托人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从而使绝大多数委托人的利益边缘化，泡沫化。如何克服在公共权的使用中委托人被边缘化的，现代社会提出了许多解决的办法，例如，竞选制，任命制，罢免制，监督制等等，虽然这些办法都是必要的，但应用的效果都不十分理想。现在我试图以公益性偏好为理论依据来分析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政府是一个具有很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这在一个国家内具有唯一性，这就要求构成政府的组织核应具有特殊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这个组织核中的人员必须把全体公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确立偏好的因变量，也就是说构成政府组织核中的人应有比其他任何组织中的人具有更高的公益性偏好。我把这些自觉地把公民福利的提高作为自己的效用函数，同时又具有从事公共决策所需的专门知识与专业技能的人称为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有了这一基本认识后，那么公共决策的首要问题就归结为社会对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需求与供给问题，而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形成与配置机制，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公共决策的微观基础。三、人力资本配置与制度均衡
㈠、制度均衡
前面讲到的政府公共决策的三大部分可以概括为一个，即公共制度的制订与实施，或者说，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订公共制度与实施公共制度。这是因为，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委托人生产制度，除了制度以外，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政府的。公共权不是政府的，只有公民才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政府只是受公民的委托行使公共权；政府也不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国家的公共财富属于全体纳税人。因此，政府赖以存在和的条件就是受全体公民的委托提供适宜的制度，并以此从公民手中获得政府公务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组织的运转所必须的物质资料。
那么，在政府与公民的委托——关系中，公民需要什么制度，政府能提供什么制度，这样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就存在一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如果二者之间是相互适应的，我们就说这个的制度结构实现了制度均衡。⑼但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制度均衡与商品市场的均衡进行简单的类比，商品市场的均衡是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资源的配置均衡，是通过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重复博弈实现的，⑽而制度均衡是组织存在的一种状态，是社会生活中委托——装置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相适应的状态，政府的设置，权责的划分都应是委托人意愿的体现，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岗位也不是交易得到的，还是组织内部的一种安排。因此制度生产，不是盲目生产，也不是按需生产，还是根据委托人的意愿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生产。也就是说制度不是生产出来后给公民去挑选，而是根据委托人的意愿制造，在委托人确定的原则范围内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制度均衡是组织内部的一种协调，它不受市场机制的调节，而只受权力结构的约束，如果委托人和人都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委托人的权力没有被侵蚀，实现了委托权的边际权力与公民的边际社会福利的一致，人的岗位有利于实理人的个人偏好，那么这样的组织结构也就具备了实现制度均衡的条件。
㈡、人力资本配置与制度的有效供给
虽然制度的需求与供给是组织内部的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政治领域和商品市场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不管政治而是经济，都是整个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彼此之间又存在着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政治领域所需要的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必须从市场上获得，而政府生产的制度也主要经过公民选择后用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使市场的行为不要偏离公民的利益取向。
我们已经知道，制度均衡，关键是要优化政府组织的组织核，只有政府的组织核全部由有强公益性偏好的人力资本构成时，才能保证公共决策与公共制度的需求相适应。因此，要保证制度的有效供给，首先社会必须存在能适应制度的有效供给所需要的人力资本，也就是公共选择型人力资本，并存在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的调节功能有效地把这些资源配置在公共决策领域。
人力资本的配置均衡包括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共决定型人力资本与非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比例关系，也就是现有人力资本的存量的比例适合制度生产的需求；另一个方面是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配置不要错位，也就是说要能保证将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全部配置到公共决策领域，而公共决策岗位也只能提供给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人力资本市场的第一方面是第二方面能够实现的前提，因为只有社会存在足够的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公共决策才有资源保障。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供给不足一般有这样几种情况：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不足，也就是社会缺少进行公共决策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进入公共决策领域的渠道不畅通，使部分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停留在非公共决策领域；政府组织的筛选功能不强，使一些非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进入了公共决策领域；强制替代，利益集团垄断了人力资本市场，强行将非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当作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使用；公共决策的条件太差，公共决策人才的生活资料不能适应从事公共决策的需要，社会对公共决策人才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声誉，等等。由此，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强化政府的组织核的功能，这种机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强化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的生成机制
这里关键的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公共决策型人才成长的环境。社会应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社会责任感的，重视人文社会的发展，要将教育事业作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各类人才的领地，而不能单纯地强调教育的产业化，通过教育的作用和舆论的引导，重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和民族精神。要给公共决策型人才提供与其能力与贡献相适应的物质待遇，建立一支稳定高效的公共决策型人才队伍。
2、强化委托权的公平性
政府是受全体公民委托进行公共决策，那么每一个公民的委托权应该是平等的，但现代政府往往容易产生只接受一部分公民的委托而另一部分公民的委托权却不能实现的状况，因此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机制，使政府的权能平等地体现全体委托人的意愿。
3、强化监督权的公平性
现代政府之所以能够产生委托权流失，存在难以克服的公共决策人员的腐败问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忽视了监督权的公平性，如果没有监督权的公平性，委托权的公平性就没有制度保障。要实现监督权公平，首先应做到政府的公共信息共偿，为公民的有效监督创造良好的条件。⑾
4、政府组织核净化的强制性
由于人力资本市场的非均衡性和人的偏好的可变性，如果组织核不进行净化，政府的组织核就会由于非决策型人力资本的充斥而使组织核的功能退化，因此及时将组织核中的非公共决策型人力资本调整出去，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条件。
5、正确划分人与委托人的权限
由于在公共决策中委托人的分散性与广泛性，特别是委托人存在的搭便车心理，使有的人超越权限，部分侵犯委托人的权益，使公共决策并不能反映广大公民的意愿。同时，我们也有一些公民超越委托人的界限，自行进行所谓公共决策，地方、部门各行其是，挑战中央的权威，把部分委托人的利益凌驾于全体委托人之上。因此，要准确划分人和委托人的权限，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委托人相互间的关系，创建一条科学有效的委托途径。
⑴（美）丹尼斯.缪勒，转引自方福前著《公共选择》，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⑵（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6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⑶（美）布坎南，转引自方福前著《公共选择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2。
⑷（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89。
⑸（奥）a.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中译本），1991。
⑹周福安：从经济人到公益人：马克思人类行为的动态模型，经济学家网站，2005、10。
⑺曼瑟.奥尔森，独裁、民主和发展，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⑻廖进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光明日报，2003、12、19。
⑼卢现祥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2
关键词：中观；经济；审计；内容
中图分类号：F23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6-0166-03
一、中观审计的界定
（一）建立中观审计的必要性
目前在经济学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宏观经济研究的是国家经济，微观经济研究企业或厂商以及独立生产地居民和农民等个量经济，中观经济则介于两者之间。科学方法论使得经济学重新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中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与此同时必然要求宏观审计、中观审计和微观审计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仅是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时展的需要。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推动着审计学向三维立体结构发展，“哪里有经济活动，哪里就有审计监督”，中观经济的发展必将使得中观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中观审计产生的根本前提是中观经济，中观审计的雏形是行业审计，中观审计是为服务于宏观控制和强化微观控制而存在的。当中观审计建立以后，宏观、中观、微观经济组成了国民经济纵向上的梯形结构，而宏观、中观、微观审计则构成了横向上的平行线结构，他们所组成的整个立体结构覆盖了国家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中观审计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更显而易见了。
以中观经济运行为对象的审计活动就是中观审计。我们也可以把中观审计界定为审计机关依据法律规范，运用系统的程序和方法，监控中观经济行为、运行机制和其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所采用的经济政策、决策，监督其执行结果的行为。
中观审计的建立可以有效地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防止中观经济的运行出现偏差与失控，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协调作用，从而达到提高中观经济效益，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作用。中观审计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保证宏观经济政策、决策和相关信息的传递，防止和减少宏观经济在其传递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同时还能有效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开展，协调宏观经济目标和微观经济目标之间地矛盾；最后中观审计的实施还能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失误、中观经济活动的失控以及中观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问题。
（二）中观审计中的三方关系
1.中观审计的主体
当前理论界对中观经济的研究对象及内容已有了基本的轮廓界定，把中观经济大体分为三个部分：行业经济、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行业经济是同类经济的集合体，如渔业、牧业、煤炭行业等。地区经济是同一地区的集合体，我们通常是按行政区进行划分的，如北京地区、上海地区等。集团经济是企业集团，其经常表现为行业经济和地区经济在同一组织内的集合体，如石化集团等。根据中观经济的界定，我们认为中观审计的审计主体在中观审计刚建立阶段应该是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可以考虑让民间审计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加入。
中观经济的发展对宏观经济政策的传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观审计结果使用最多的应该是政府部门，政府审计机关来开展中观审计能够体现中观审计的权威性。目前中观审计的实施以及其程序方法的确定还都处于一个探索的阶段，还是一个全新的内容，没有相应的准则依据，中观审计的范围还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中观审计的重要作用还没有被广泛认识。在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开展中观审计，如果由政府审计机关及其成员政府审计师首先来开展这项活动，一个方面能体现出国家对中观审计工作的重视，另一个方面能使得中观审计迅速广泛地被社会各界所认识，被审计单位才能够采纳中观审计的审计结果，使公共资源的使用者树立起效率、效益的观念。当中观审计被各方面充分认识、中观审计的准则依据也相应地建立起来、中观审计的实施程序方法也相应地制定起来，这时中观审计的范围增大，业务量增多，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也有能力开展中观审计，可以考虑将中观审计的一些内容让渡给注册会计师和管理咨询师去做，如集团经济的审计完全可以让渡给注册会计师来做。
2.中观审计的客体及授权人
中观经济大体可以划分为：行业经济、集团经济和地区经济，相应的中观审计的客体可以概括为行业、集团和地区的经济活动，其主要包括非收益性投资部分、收益性投资部分、行业集团及地区财政预算、财政支出等。如对地区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社会公众资金是否存在浪费；对行业经济进行审计时，检查其地区经济发展是否很好地传达了宏观管理目的，是否能够为微观经济发展指明方向。
在中观审计发展的初级阶段，中观审计的开展主要是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服务的，如行业审计和地区审计的开展，那么中观审计的授权人应该是国家财政部门。这样可以保证中观审计的权威性，并且能促使中观审计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
二、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及目标
（一）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
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计划、政策、决策以及中观经济管理活动所实施的审计，中观审计的审计对象范围可以概括为：行业、地区（经济区）、集团的发展战略目标、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1.中观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是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和审计对象
基于中观经济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中观审计，其对象范围实际上就是中观经济所研究的内容。当前国内外大部分专家认为，中观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是中观经济战略目标和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中观经济管理、中观经济模型理论、区域（或地区）经济结构、行业经济政策、集团或协会经济发展以及中观经济的横向纵向模式。现代经济学尤其注重经济政策和决策的研究，中观经济政策内容繁多主要有：能源交通政策、农产品价格政策、特区经济政策、开发区经济政策、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等，同时还涉及到能源在各部门之间的配置，自身经济优势增长问题等。中观审计是对中观经济活动的审计，中观经济学要求中观审计应以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为研究对象。
2.服务于宏观控制、强化微观控制是中观审计对象范围应涵盖的内容
微观、中观、宏观自上而下对经济活动进行三个层次的调控，中观控制是整个经济控制系统的一个分系统，中观审计的研究有利于加强中观控制，处于中间层次的中观控制一方面可以服务于宏观控制，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微观控制。促使整个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三个分系统：宏观审计系统监督宏观经济政策、中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传递过程和微观审计系统监督经济政策的执行结果，三者相互牵制、相互协调，才使得审计监督体系严密完整。
中观审计的研究对象范围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以中观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分为行业、地区及集团经济）为对象的中观经济计划、中观经济政策和决策以及相应的中观经济管理活动。
（二）中观审计的目标
中观审计应注重中观主体的效益、效率和效果考察。通过中观审计促使中观经济政策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有效性；衡量标准客观性，制定依据法律性；贯彻原则协调性，经济运行多元性；政策制定可行性，政策执行结果效益性。中观审计以中观经济为基础，中观审计的对象范围具有中观经济的特征：中间性、过渡性、集散性、相对性、区域性和灵便性的特点。
1.保证中观经济自身科学性、传递真实性
宏观经济政策的分解和具体化体现为中观经济政策，起着上传下递的作用。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能通过中观经济政策有效传递到各个地区、部门以及公司、企业领导者手中，或者向具体各部门各地区传递后，不能正确、及时地执行有关政策，或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无疑给微观经济活动带来困扰。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真实、及时地反馈政策的传递机制，防止宏观政策在向部门、地区传递时走样，而中观审计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中观审计通过对中观经济活动、政策、决策的审计来保证中观经济在对宏观经济政策向微观传递时达到自身机制科学性，传递机制真实性。
2.保证中观经济的依据法律性、标准客观性
中观审计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观经济战略、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其执行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范要求。中观经济的发展计划编制、战略目标的制定以及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应依据相关法律来制定并且程序也应该法律化，中观审计可以审查中观经济制定依据是否符合法律要求，同时可以衡量中观经济计划、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是否客观、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就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来适应中观经济发展的要求，比如可以制定特区经济法或者区域经济法、中观信贷法等。国家制定这些法律规范一方面可以促使已经发展起来的中观经济走上科学化、民主化、正常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另一方面可以为中观审计的开展提供依据。
3.保证中观经济的原则相协调性、运行多元性
从宏观层面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系统是一个平衡、稳定、协调的系统，而中观经济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相对来说就处于一个非平衡状态。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平衡，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政策与决策的制定及执行必须贯彻协调性原则，使得中观经济的战略目标与国民经济的总目标相协调，中观经济的政策、决策与宏观经济的政策、决策相协调，中观经济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相协调，从而最终实现中观经济的目标与宏观、微观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保证需求和资源（物质资源或劳动资源）合理分配、有效使用，达到国民经济高速多元发发展。
4.保证中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执行的效益性
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都要以谋求最佳经济效益为目标，同时防止无效益甚至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计划、政策和决策的制定，这就要求不论是宏观经济政策与决策的制定还是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制定都要以充分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为基础。这样中观审计就要审查中观经济政策与决策是否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同时也要审查评估其制定后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否达到了最佳程度，是否存在浪费，是否能带来预期的效益，帮助分析无效益的原因等。
三、中观审计的发展瞻望
中观审计的发展和中观经济管理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而同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可以预见中观审计将会有更深一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中观审计理念和应用的发展
中观审计作为审计理论体系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应该重视起中观审计理论以及实务的研究。中观审计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观审计研究的理论意义是：（1）进一步完善审计理论体系，经济科学的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必然要求审计也相应地建立起宏观、中观、微观审计，这是系统论以及经济学和审计学发展的必然趋势；（2）对中观审计做基本的理论阐释，为以后的审计发展完善奠定基础。实践意义是：（1）监控中观经济行为及其运行机制，有效传递宏观政策、决策和有关信息，防止“政策对头，执行走样”情况的发生；（2）为保证宏观经济总目标的实现，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进行，协调与微观经济目标之间的矛盾；（3）可以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政策或决策偏差和失误的出现；（4）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中观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中观审计深刻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念和应用会迅速的发展，有关其的研究也将会进一步的扩展，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中观审计的理论发展及其应用会越来越广泛，例如已经开展的部分地区审计工作和部门审计工作（属于行业审计的范畴），这些审计工作的开展将会进一步推动中观审计理论研究及实际应用的发展。
（二）中观审计思维进一步深化，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联邦德国埃登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汉斯—鲁道夫·彼得斯博士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中观经济学”概念至今，有关中观经济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已经认识到了中观经济的重要性，如今中观审计概念的提出，以及中观审计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得人们逐渐意识到中观审计的重要性，中观审计的思维理应进一步深化。随着审计事业的发展，人们对中观审计的研究会越来越深入，不再局限于当前只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性内容作研究，将对会中观审计的目标、方法、程序、分析工具等做更深入的研究。
（三）中观审计将注重实务中的应用，并以绩效审计为其发展的方向和核心
中观审计的重要地位使得其相关理论和应用理应被重视，并随着中观审计理论体系的日益完善，中观审计在实务中的应用会日益扩大。比如，通过地区审计和行业审计，对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的综合经济指标或单项经济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地区之间或者行业内部各单位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帮助落后的地区或者单位提高经济效益，同时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采取有力的措施促进地区或者行业的整体发展。当前开展中观审计应以政府审计机关为主，在中观审计中以绩效审计为核心，正是体现了当前中观审计发展阶段的要求，同时绩效审计的开展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可以促进廉洁高效管理机构的建立，可以有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罗玉宏.基于平衡计分卡的企业集团经营绩效评价[J].集团经济研究，2005，（4）：100-101.
[2]易仁萍，王会金，刘国城.基于骨牌理论的中观审计风险预防机制研究[J].审计研究，2006，（2）：22.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3
关键词：异质预期；公众学习；溢出效应
预期理论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得到迅速发展。预期理论主要研究微观主体根据已有信息对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做出判断以及这一判断与实际经济走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蕴含着微观主体利用学习能力进行信息更新的意义［1］。随着学术界对预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接触到了异质预期的概念,异质预期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不同主体在认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信息产生的不同预期。异质预期会随着主体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获取信息的增加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异质预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同主体之间的预期有差异，这就意味着有不同知识和学习背景的主体对同一种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体会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预期，而学习更多是一种交流过程，这就意味着微观主体的异质预期会相互影响，微观主体的学习因此体现为一种公众学习形式。本文首先总结异质预期与公众学习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异质预期的微观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最后以中国实例总结异质预期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一、异质预期的基础理论
1.异质预期的分析基础
程均丽［2-3］系统地介绍了异质预期理论以及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领域的应用。对于异质预期的模型分析有两种形式：（1）预测者选择动态型，可以理解为不同预期主体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设对后期变量的预期取决于对前期经济情况的不同判断方式。以对通货膨胀率e的判断为例，假设人们对et+1的预期来源于两种形式：一是根据et-1的数据推算，我们设这种情形为a；二是根据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周期波动来推算，设为B，那么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总体预期即为et+1=pa+（1-p）B，其中p（0＜p＜1）为选择a的可能性，（1-p）为选择B的可能性。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取决于人们根据经济变化对不同方法的选择。（2）学习收益型，主体了解自己所处的不完全信息环境，因此会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得新的信息收益。这种学习收益会产生收益递增与收益递减两种情况。
以货币政策信息沟通为例，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高，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与实际情况接近，经济主体便不会对新信息表现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断预测货币政策的走向，学习收益较低，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低，经济主体无法凭借经验形成准确预期时，经济主体就会对新信息表现得非常敏感，学习收益较高，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进一步，在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会呈现两个方向的反应，其一是由于主体理性有限，尤其是将自身偏好因素结合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中时难免会出现错误，但是通过持续的学习这些错误会消失，异质预期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但是north［4］认为，学习是一个取决于诸多要素的累加过程，因此学习中产生的预期误差也可能会不断增大，对最终理性预期的形态可能偏离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和williams［5］指出，异质预期可能会延长经济波动的周期，即由于异质预期的不完全信息环境，经济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别能力，需要不断学习，尤其是当经济出现自己预期之外的波动时，会对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以减少自己面对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个渐进过程会导致经济回归到均衡水平的时间被拉长。
2.公众学习与异质预期
徐亚平［1］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识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模型分析，而是从传播中获取。有效的信息沟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鉴别和理解能力。在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学习是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综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识，又要依靠外界资源充实更新知识。Fuka［6］认为，异质预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传递机制，由于不像理性预期那样高度抽象，异质预期所造成的经济变化是隐性的，即无法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来观察异质预期的变化而只能直接观察结果。一个经济中预期的波动取决于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的均衡性，样本空间越大，这种均衡性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
3.异质预期与中央银行预期管理
关于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对存在异质预期影响的公众预期加以引导，程均丽［3］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相机政策”，即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决策模型中利用适应性学习的性质将预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对待，通过平滑引导将异质预期逐渐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国实际来看，货币当局在近几年开始注重微观主体预期的观测，但是对预期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在货币政策信息的获取上，微观主体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权威渠道。中央银行所的信息与微观主体实际接触到的情况并不相符，导致公众对中央银行实际意图信息比较敏感，一有相关消息放出便会引起盲从行为。
二、存在溢出效应的异质预期模型
溢出效应可以理解为人们行为出现相互影响现象。异质预期出现混同，是由于在学习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对自身原有的信息进行改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看做一个含有溢出效应的学习过程。但是在溢出效应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微观主体本身判断能力不强、信息获取渠道又过于混乱的话，信息量的增加反而会使微观主体无所适从，产生盲从效应。我们通过一组公式来阐述这一问题。
按照徐亚平［1］所提出的，公众学习模型可以体现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决定预期的基本变量包括不同权重的经济主体自身对信息的判断kyet1、他人对信息的判断lyet2、经济信息φgt以及随机扰动因素et。我们将该式进行简化，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交流情况。假设个人预期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判断以及与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设一个只包含两个微观主体a与b的学习环境，主体所得到的信息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与外界信息，面对的信息环境相同，但二者禀赋不同，因此采用程均丽［3］提出的不同的经济预测方法，此时我们得到这样一组关系：
从上式可知，溢出效应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观主体所要付出的学习努力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微观主体坚持自身判断的空间也就受到挤压，尤其是当学习成本很高时，微观主体就会放弃自身判断转而屈从一般信息进行经济活动。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用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作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
三、异质预期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
1.对模型的延续思考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的处理与信息的数量拆分考虑，用一个极端的假设来阐明这个想法，即个人本身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断和甄别能力。上文中提到的个人信息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甄别能力从外在信息中筛选吸收作为自己的知识。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明确如下问题：（1）沟通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当人们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时，货币政策就没必要发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证已经的信息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2）当理解和甄别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来源混乱会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鉴别成本，当信息接收方无法承担这种鉴别成本时，就会放弃鉴别产生盲从效应或羊群效应。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急于做出判断时听到的却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内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验证性的信息时，我们会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来跟随自己的直觉或者追随多数人的行为［7］。（3）当多数人的行为引起的经济波动超出货币当局预期时，货币当局就会采取措施将其逐步引导到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中来。经过这样一番循环后，人们对信息的判断鉴别能力由此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人们的学习能力的话，可以看出人们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经历的相关事件不断增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在一个特定的金融体系中，人们对金融信息的判断如何取决于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多少，因此，在公众学习理论中，我们不可忽视国家宏观制度因素在此间扮演的重要角色。
2.对我国实例的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活动的普及性以及市场化程度都处于有待完善的初级阶段，微观主体对于金融行为的理解较浅，缺乏丰富的金融经验，因此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并且这一信息经过商业银行发生延迟或放大时，大多数微观主体并不能理解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只能充当看客［8］，并且对中央银行应该何时采取何种动作进行不断的猜疑，此时多方信息交织杂乱，公众更加无所适从。以我国货币当局既要保增长又要稳物价的政策目标来说，这实质上是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按照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对物价、就业等经济变量的关注与调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微观主体一般只关心短期内自身收益情况（例如公众更愿意关注短期内收入、物价和就业的变动情况，而不是宏观的远期通货膨胀控制计划），而此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不强，短期内公众会对中央银行行为以及独立程度产生质疑。由此微观主体便更倾向于忽视中央银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产生羊群效应，而此时一旦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这一方向相左，本来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反而会出现超出公众预期的情况。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操作为例，。数据主要来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央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意图显然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投资增长逐年增加，信贷投放过快的宏观形势加以控制。从理论上看，中央银行进行利率上调之后，理应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中央银行对存贷利差的调整不够科学，使短期存贷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银行继续投放贷款。同时，由于国内融资环境不健全，就算是贷款利率提高，很多企业也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来进行生产，致使贷款成本增加，进而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而直接观察到价格上涨的公众自然会持续自己的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这一阶段尽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体信息，在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仍然谈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连续政策变动为例，为了警惕房地产市场、基金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的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别就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做出调整，但是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此阶段中国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等问题并不完全与货币发行量有关，商品供求、融资制度等因素相较货币发行量更能解释此阶段的经济波动，2007年猪肉价格上行是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而此时中央银行连续收紧货币政策使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同时大企业的融资过量导致大量富余资金流入股市楼市，使资产泡沫持续膨胀。并且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此时公众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各个方面的信息，面对复杂的原因集合，结合中央银行当前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明朗，公众对信息的判断成本迅速提高，导致跟风投机现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动等经济动荡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
关于微观主体预期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本文认为应明确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体现出的是货币当局对政府利益与微观主体利益，宏观经济长期战略和微观主体短期预期之间的利益协调，并且以或单独、或多重的政策终极目标来体现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观主体预期显示出的信息不一定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关注的最终目标重合，因为中央银行所关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包含所有行业的整体信息，而微观主体进行信息反馈的途径，一定是微观主体本身能够驾驭的途径，可能不会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固定或显著的影响关系，不需要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却可以比较明确地反映出微观主体的预期，是货币政策预期引导过程中必需的信息来源。
第三，中国中央银行在行政决策以及目标设定等方面尚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作为以国务院为核心的诸多主宰转型期经济发展策略的政府部门的人身份出现，受其委托对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加以调控以实现政府意图。因此，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过程中就会出现政出多头的现象，本属于中央银行专有职能的货币政策控制权被分散到对中央银行具有委托关系的各个部门，以至于国务院、发改委、统计局以及其他权威组织成员的言论都会对微观主体理解货币政策信息构成影响。从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国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观主体学习成本过高导致对信息缺乏判断能力，就会放大异质预期产生的预期冲击，导致中央银行对微观主体预期的管理更加困难。
因此，本文认为对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能力的改进，不仅仅要强调货币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应该强调微观主体对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当前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经济政治背景下，强调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沟通效率，要比单纯强调货币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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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orth，D.C.institutionsandeconomictheory［J］.americaneconomist,1992，（spring）:3-6.
［5］orphanides，a.，williams，J.C.imperfectKnowledge，inflationexpectationsandmonetarypolicy［R］.FRBSFworkingpaper，2002.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4
政策，是国家、政党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目标而规定的行为依据和准则。（注：张光忠主编《学科辞典》，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p33；）经济政策是为实现既定的目标，政府制定的在一定时期内组织、调节、控制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注：王士元主编《市场经济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5月版，p447；）一般地，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国民经济中有关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充分利用资源；而微观经济学通过分析与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相应地，经济政策也包括宏观经济政策和微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科学技术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准则等。微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赊购政策、赊销政策、价格政策、股利政策、会计政策等。
经济政策一般主要指宏观经济政策。早期，各国实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信息是完全的，价格可以引导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然而，在正常情况下，大量存在的是垄断与竞争不同程度结合的市场，加之外部效应（如生产引起环境污染）、公共物品（如海上的灯塔、道路、国防与安全等）和不确定性（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人们难以正确预测未来）的存在，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难于引导经济实现帕累托最优，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为纠正市场失灵现象，政府运用经济政策来干预经济生活。
二、会计政策的内涵及渊源
会计政策是企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特定原则、基础、惯例、规则和实务（注：iaSC：iaS1，presentationofFinancialstatements，Revised1997，para.21；），或是“指企业在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以及企业所采纳的具体会计处理”。（注：《企业会计准则——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第3条；）
在学术界，有宏观会计政策和微观会计政策之说，宏观会计政策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会计实务规范的可选择空间，通常体现为有关法规和会计准则；微观会计政策是指与宏观会计政策相对应的，由企业在有关法规和会计准则范围内所选择的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注：曲晓辉：“关于会计政策的几个”，《上海会计》，1999年第11期，p3；）
会计政策一般主要指微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的产生动因是由于财务信息用户与送户的分离，主要是对过剩会计惯例的提纯和过滤（薛云奎，1999）。松散的、放任自流的、不规范的会计实务终于酿成1929年股市的崩溃和1933年股市的萧条，作为规范会计信息生成和传递的会计准则，其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蓬勃和两权的高度分离，其产生的直接导火索是1929年—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其产生的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产生的内在动力是aiCpa、aaa等会计职业团体的壮大（王开田，1996），会计准则规范下的会计信息“相关可靠”“真实公允”，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效率。
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经济生活又充满不确定性，对于相同的交易或事项，会计准则在规定一种基本处理方法的同时，又规定了至少一种备选方法，提高了会计准则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使会计政策选择成为可能。
三、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
前已述及，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宏观会计政策（会计准则），微观经济政策包括微观会计政策。可见，会计政策是经济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其他经济政策手段相互配合，促使经济健康、有序、稳定地发展，理解这一点，要从会计政策的目标与功能入手。
1.会计政策的目标体现经济政策目标。由于会计是整个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会计政策目标当然要从属于经济政策的总目标，或者说会计政策目标是经济政策总目标下的子目标。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使社会福利函数最大化，具体包括：（1）高度充分就业，一般指失业率为3％的就业；（2）价格水平稳定，用物价指数来衡量，年平均2％、3％、不超过4％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3）经济持续地稳定增长，用GDp的平均增长率衡量；（4）国际收支平衡，指汇率稳定，进出口平衡。（注：高鸿业《西方经济理论与学派》，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11月版，p228；）微观经济政策目标在于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关于会计准则的目标，已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一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和稳定（林钟高等，1998），一般用帕累托原则来衡量会计准则的效率，考察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是否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用劳伦斯曲线和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情况，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具有极其深刻的经济意义和经济后果，会计准则的制定要公平合理。会计准则的目标要求会计准则规范的会计信息，必须能够有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有两个目标（又称“双目标论”，薛云奎等，1997）：对适应于国有企业规范的会计准则来说，将其目标定位在政府利益上，集中体现政府对企业财务信息揭示的要求；对适用于公司制企业规范的会计准则来说，将其目标定位在民众利益上，集中体现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要求，突出财务信息揭示的真实与公允。
理论上，会计政策目标应是使交易费用最小化，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陈汉文等，1999），但在实际中，由于经理是经济人，易操纵会计政策选择，建议实行股票期权等方法，加大经营者持股比例，减少成本，使会计政策选择自觉接受经济政策指导，提高社会效益和企业长期利益。
2.会计政策的功能有助于实现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功能在于：（1）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2）对微观经济活动的激励和约束，使企业在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作出符合宏观经济目标的选择。而会计政策的功能在于：（1）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规范和约束会计信息的生成、披露，使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2）会计政策选择决定会计信息的质量，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进而关系到证券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引导社会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3）会计政策选择导致特定的经济后果，决定财富分配或再分配的格局，由此带来各利益集团的冲突。
政策的功能有助于实现政策目标。
四、会计政策选择要服从经济政策
一方面，会计政策选择要能反映对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控制能力的，应关注“一般的经济福利”，会计政策选择要充分反映国家总体经济形势和现实，比如，在物价上涨的时期，存货计价应选择后进先出法（LiFo）而不是先进先出法（FiFo），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加速折旧法而不是直线法。另一方面，会计政策选择应考虑行为性影响和“宏观经济后果”，体现政府宏观经济政策预期目标。正如郝金斯所指出的：“公司报告准则应当能引导个体经济行为与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相一致……会计准则要符合政府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计划。”（注：转引自《会计》，1996年第2期，p22；）
以投资贷项会计为例：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所得税暂行办法》，规定凡在我国境内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均可享受抵免，（注：《财经报》，1999年12月25日，第2版；）这在西方国家一般称为投资贷项。投资贷项会计，西方有三种处理：流尽法、费用扣减法和递延法，其中，流尽法能加大账面的利润，由于投资抵免所得税是政府的经济政策，目的在于促进企业技术进步，扩大内需，政府希望其政策能立竿见影，使企业马上获得纳税减免的好处，建议采用流尽法，从而使会计政策选择服从宏观经济政策。（注：1962年apBopinionno.2，要求投资贷项按“递延法”处理，递延法使减税政策不能在报表上充分体现，美国国会通过SeC向apB施加压力，apBopinionno.4，允许企业在“递延法”和“流尽法”中任选其一，因为流尽法下，企业账面利润较大；）
五、会计政策选择应在具体会计准则给定的范围内合理选择
会计政策选择不是任意操纵会计程序和方法，而应在具体会计准则给定的范围内合理选择。西方会计政策选择实证研究的结论大致有：
1.分红计划假设。若管理人员的报酬计划以收益为基础，则管理人员更有可能使用能增加收益的会计程序，以求个人效用（福利）最大化：（1）将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2）若企业发生亏损，将未来可能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未来收益；（3）若分红计划包括认股权，则选择“拉平”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2.负债对权益比率假设。债权人与债务公司签订债务契约时，常伴有限制性条款，包括防止清算性股利的支付、规定流动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的底限（息税前利润／利息）、以及限制企业增加新的债务等等。研究人员发现：（1）负债权益比率（我国称为产权比率）越高，管理人员越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2）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条款联系紧密，管理人员越可能采用能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3）企业为避免新准则可能导致的技术上违反债务契约的现象，对新准则的制定过程进行游说。
3.规模假设。会计政策选择也与企业规模有关系：（1）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选择能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程序，以减少成本（税收增大和国有化风险）；（2）为降低新准则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院外游说，政治成本越高；（3）为避免引起政治家和管制机构的关注，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愿意采用拉平收益的方法，使政治成本最小化，以避免公众注意。
为正确引导管理当局的会计政策选择，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宣传贯彻《会计法》，提高财务信息质量。，适逢上市公司披露中期报告，中国证监会也要求上市公司应提高所披露财务信息的质量，减小中报风险，因此，上市公司应宣传贯彻新《会计法》，提高财务信息质量，杜绝会计信息失真现象。
2.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由于管理人员与股东的目标相冲突，管理人员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倾向，会损害股东利益，为减少成本。因此，应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一方面，应加大内部产权比重，加大经理阶层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注：江都无线电元件厂厂长严盛喜获公司7％股份奖励，成为该公司最大的个人股，《扬子晚报》，1999年9月4日，第2版。）实施股票期权，使会计政策选择与股东利益相一致，另一方面，还应加大外部产权集中化程度，产权分散化下，由于搭便车现象存在，小股东对企业监督缺乏动力，产权集中化会促使产权比重较大的股东加强对企业的监督，约束经营者，使其会计政策选择向着有利于大股东的方向。而要对会计政策选择进行产权调整，须加大产权重组与产权流动进程，完善产权交易市场。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5
财政学仅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交叉学科？
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 m.h.outline of 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 public finance.new york：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
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 public finances：anintroductory textbook.homewood：richard 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 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 newyork：john 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 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ina 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 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 b. ）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 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 ed：modern public 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london： 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 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 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文革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高潮。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高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6
「关键词公共财政;宏观财政;微观财政;公共经济;公有经济
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以经济学为基础,并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论文百事通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财政学也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在转型的过程中,新的事物不断产生,旧的事物继续存在,新旧事物混杂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转型状态。当前财政学教材版本众多,内容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使教师和学生无所适从。在财政学教学中,对经济转型期财政学属性要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才能走出困境。
一、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但以私人财政为基础
社会经济部门可划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两大部门。私人部门包括个人、家庭和厂商,公共部门主要是指广义的政府。研究私人部门行为的是私人经济,或称私人财政。研究公共部门行为的是公共经济,或称公共财政。我国习惯上将私人财政称之为财务,而将公共财政称之为财政。因此,在我国,财政仅指公共财政或政府财政,不包括公司和家庭等私人财政。因此财政具有公共属性,而不具有私人属性。从辩证法角度看,公共性与私人性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公共”是“私人”的汇总,“公共”建立在“私人”的基础之上[1].
私人财政源于私人商品,公共财政源于公共商品。根据商品的特征不同,可将商品分为私人商品和公共商品,私人商品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而公共商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在私人商品市场上,供求均衡决定商品的最优数量,私人商品的供给曲线来源于所有生产者的边际成本曲线的横向加总,而市场需求曲线是所有消费者的单个需求曲线横向相加得到。与私人商品不同的是,公共商品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公共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是由所有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纵向加总得到的[2].
对于私人商品来说,效率要求每个人的边际替代率相同,且等于边际转换率。只要市场是竞争性的,且运行良好,就能保证这一条件成立。对于公共商品来说,边际替代率之和必须等于边际转换率。因为每个人必须消费相同数量的公共商品,效率要求每个人对所提供的最后一单位的总评价等于社会提供给它的增量成本。当私人商品在竞争市场中交换时,人们对私人商品的评价不会说谎。但是,人们对公共商品可能会隐瞒其真实偏好。这种让别人付钱,自己坐享其成的动机称为免费搭车者问题[3].公共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缺乏效率,同时公共商品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私人商品由私人部门提供更有效率,而公共商品由公共部门提供更有效率。
私人财政是私人部门为提供私人商品,满足私人需求,凭借私人权利,进行私人支出和私人收入的经济活动。与之相对应,公共财政是公共部门为提供公共商品,满足公共需求,凭借公共权力,进行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的经济活动[4].因此,公共财政具有公共属性,不具有私人属性,但公共财政以私人财政为基础,与私人财政对立统一。在财政学教学中,应注意比较公共财政与私人财政的区别与联系,才能使公共财政生动具体,脱离私人财政谈公共财政是抽象生硬的。
二、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
一谈到财政,有人认为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范畴,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微观经济学集中研究构成经济的个体单位———厂商、家庭和个人———的行为,研究这些个体单位的行为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政府同样属于经济的个体单位,而非经济总体,因此专门研究政府的行为也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相反,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作为一个总体的行为,特别是诸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平易这类总量指标的变化[5].
经济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之分,财政也有宏观财政和微观财政之分[6].宏观财政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进行宏观调控,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有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财政宏观调控的手段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共预算,公共支出和公共收入。实现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有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进行需求管理的短期财政政策和进行供给管理的长期财政政策。
微观财政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行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是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该假设不仅适合私人部门,同样也适合公共部门。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是带有不同的具体利益内容同时又抱有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的个人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舞台。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主要由两大市场组成:一是经济市场,二是政治市场。经济市场上的行为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企业(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能给他们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商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他们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规和法律制度[7].政治市场主体包括选民、政治家和行政官员。
微观财政不仅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政府管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性、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及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等问题。政府管制可以分为直接管制与间接管制,直接管制又可分为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间接管制解决的是垄断与不正当竞争问题,社会性管制解决的是外部性问题,而经济性管制则是为了解决自然垄断与信息不对称问题。
因此,财政既具有宏观属性,又具有微观属性,财政是宏观属性与微观属性的统一体。财政既研究政府行为对经济总量的作用,也研究政府作为一个部门的自身行为,还研究政府对私人部门的直接管制。在财政学教学中,既要看到财政的宏观属性,又要看到财政的微观属性,宏观财政具有微观基础,离开微观财政来谈宏观财政是空中楼阁。
三、现代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但有别于公有经济
公共财政的研究范围不局限于政府的收支,而是拓展到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因此,公共财政学也称为公共经济学,或者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现代意义的公共财政等价于公共经济。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是按商品特征划分的,而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是按所有形式划分的。
公有经济的典型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后改为国营企业,现在称国有企业。从规模上看,国有企业可分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我国实行“抓大放小”策略,采取多种方式放活中小国有企业。从类型上看,国有企业既有竞争性国有企业,也有垄断性国有企业。在竞争激烈的行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我国实行“国退民进”战略,政府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垄断性国有企业有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我国垄断性国有企业主要是行政垄断,即采取行政手段,限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入,维持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入wto后,我国对外资的限制减少,但对民营企业的限制仍然较多,造成“一等国民是国企,二等国民是外企,三等国民是民企,四等国民是民众”的现状。相对于竞争而言,垄断不增加社会财富,只是将财富从消费者向垄断厂商的转移,相反,垄断减少一部分消费者剩余,损害社会福利。因此,应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尤其要反对行政垄断,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取消对民营企业的种种歧视和限制,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新晨
一种公共商品的公共提供并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路灯照明,并不一定设立国有企业生产路灯。政府是否出资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取决于效率。如果市场更有效率,政府设立国有企业生产公共商品则不可取。混合商品一般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提供,但政府提供混合商品也不一定意味着也由公共部门生产,比如政府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并不一定要设立公立学校和医院,政府也可以直接补助学生和患者,由学生和患者自行选择学校和医院接受教育和医疗服务。
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一样,以营利为目的,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营利性。国有企业提供的商品一般为私人商品,而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提供公共商品,具有公共性。因此国有企业不属于公共财政或公共经济的范畴,相反,国有企业属于私人财政或私人经济范畴,属于微观财政或微观经济范畴。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活动范围是公共经济,而非公有经济,转型经济要求不断强化公共经济概念,淡化公有经济概念。
因此,现代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等价,而公共经济和公有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分类。在财政学教学中,应将公共财政拓展到公共经济,但要区分公共经济与公有经济。
「参考文献
[1]张馨。公共财政论纲[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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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7
经济学中虽然充满了模型和数学，但还谈不上是一门精密的科学。即使经济学如此不精确，宏观经济政策在应对经济形势的变化时，依旧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例如，当面对总需求不足时，使用财政货币政策进行刺激通常会取得效果；当面对石油涨价等供给冲击时，使用减税等供给面措施也能奏效。一个由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组成的简单宏观经济模型，对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而言，依旧能带来重要启示。
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在零利率附近层出不穷的数量宽松手段，体现的并不是新的经济理论，而只是反映了货币政策本身能克服流动性陷阱，彰显了货币政策能在需求管理政策中大有作为。即使格林斯潘对金融市场失灵和货币政策的失误进行检讨时，也仍没有超越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只是重申了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提醒了对不完全的金融市场进行审慎监管的必要，以及货币政策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的必要。
目前的世界对宏观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经济正面临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双降局面，这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需求刺激是一个标准的政策处方。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财政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货币刺激可能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两者都只会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而不是改善中国经济。该怎么办？
微观上，推动企业去杠杆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措施，但由于企业去杠杆化的时滞效应大，所以短期内的效果不明显。那么宏观上减税会有效吗？当总需求下降时，用减税的办法，确实可以稳定产出增长，但是会加速价格下降，甚至造成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同样是宏观政策的敌人。于是宏观政策捉襟见肘，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宏观政策的时滞效应无法消除，也就是说政策不能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薄弱，容易使同一宏观政策产生的效力相互抵消，反而降低宏观政策的效力。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8
经济分为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对经济的调整通常从这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是国家、政府在国家经济政策、产业、地区经济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是企业微观层面的各类经济活动。中央政府制定和调整全国性的经济政策，地方政府制定和调整本地区的经济政策，各企业制定各自的经营规划，并服从宏观调控。与经济活动的这种宏观微观结构相对应，笔者认为，在环境保护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以及环境保护执法，也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这也是《环保法》第4条所要求的“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实质性含义，以及在现实工作中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国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一、宏观方面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通常被视为国家财富及其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提出来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及经济结构和发展应当完全由市场及价格因素来决定。到后来，凯恩斯提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认为，市场经济应当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实现资源更优化配置，减少社会由于“看不见的手”的滞后作用或者失灵而带来的社会财富浪费。在前人的基础上，大部分当今的经济理论都趋向于采用双重机制来配置资源，“看不见的手”主要体现于微观企业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机制上，而宏观经济调控理论则主要有政府经济政策来实施。
也就是说，政府和市场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两大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营销活动，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然而，市场机制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消极方面，存在滞后性和某些“失灵”的领域。当这些滞后和“失灵”出现时或出现前，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经济法规等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调整产业政策、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实施税收，调节收入以及保护环境资源等，是得整个国民经济高效、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早在1994年3月，国务院通过了体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的《中国21世纪议程》，内容涵盖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保护等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
然而，尽管国家上层建筑一方面重视环境问题、加强环境立法，提倡可持续发展，但这种传统及经济发展根源上的问题却从另一方面继续甚至更加加剧了环境问题的恶化。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者不改善，要么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对于环境保护的不重视，要么反映了宏观调控政策有提倡环境保护，却无法起到良好作用。从现实状况来看，后者应当是主要问题。
第一，中央与地方对经济的调控目的不同，权限不同；中央的经济政策往往是一些全国范围或者经济总量方面的调控，中央的决策也往往只会直接针对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项目。而地方则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决策者和过滤器，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对大部分企业投资有着自主审批权。而地方政府的经济决策通常具有短期性和局部性，缺乏长期观和大局观，如果地方与中央在经济决策和调控方面的价值取向不同，就可能削弱中央关于环境方面宏观政策的真正落实，甚至还会影响《环保法》在当地的有效执行。
第二，经济发展决策与环境保护要求的差异。从我国有关法律如《土地法》、《环保法》的规定，我国现有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所有者为国家，而这一规定有其明显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国家”这一概念在地方通常由各地政府来体现，直接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代表“国家”来利用这些资源，大部分甚至是无偿利用。鉴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往往变成次于经济发展指标的“二线”工作，甚至作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另一方面，由于能够代表环境的资格主体往往只能是当地政府，这就事实上使得《环保法》的执法形同虚设，因为地方政府不可能将自己列为被告来处理这些由于自己经济决策失误而造成的环境问题。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考核制度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在十一五规划前，国家通常将环保和资源利用指标作为参考指标，不作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但可喜的是，从今年的十一五开始，环境和能源已被列为经济发展的强制性指标。
因此，对于环保政策的有力实施，《环保法》的实质性执行，从宏观层面来讲，政府既要作为主体来切实贯彻有关政策和执行有关法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同时政府由要作用有关政策和法律的实施对象或客体，来接受政策和法规的约束。着重要做好以下工作：
1.信息供给和教育。政府应当建立起一套既针对政府也针对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告系统，可以定期有关各地环境问题的信息，或者公布企业的有关排放的情况，甚至可以要求企业对其环境和排放方面的数据进行公布，以给予各级政府和企业明确的压力和监督，形成一种良好的环保监督和教育体系。
2.经济发展一方面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布局方面，既包括对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合理分布与组合，也包括某一特定区域的功能区、企业、事业单位和交通路线的合理配置。全面规划，主要是指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流域规划等，应当对工业、农业、城市、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等方面进行科学预测、统筹兼顾、综合规划。既要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环境效益，以便获得最佳的综合效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减少资源消耗和浪费，这也是我国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
3.法律体系的完善，主要是环境问题诉权的明确归置，以及政府、国有企业作为环境保护法律实施主体和对象，接受多种环境主体的监督和约束。
4.地区和地区的政策协调。现代经济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系统，产业与产业之间形成复杂的产业生态链，地区与地区也是相互影响的关联方形成整个国家的环保整体。为达到地区的协调一致，需要统一有效的宏观政策与监督。
二、微观方面
微观经济主要指的是经济整体重各个个体，主要是经济单位的经济学。单个企业在社会中摄入资源，销毁能源，产出产品，其投入产出决定了自身的经济性。大量的企业利用资源影响环境就构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而政府的经济引导，法律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也作用于这些微观经济主体。
通常来说，企业间的资源调配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活动，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不见的手”，即通过市场价格、竞争机制来完成。但是，由于环境问题的“公共性”，使得市场微观主体在决定自身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不能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为什么有些行业、企业对《环保法》的要求视而不见，对许多造成环境问题的运作行为屡禁不止，尤其微观经济方面的根本原因，因为企业的经营目的永远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在环境资源的利用和保护方面，不能完全利用市场价格机制来自发约制，在对环境和资源进行经济定量交易的同时，还必需依赖法律和各项环保制度的有效实施来对企业的行为进行规制和引导。
对微观主体的环保要求和执法，主要应当着重于两方面：
一、各种环保制度的切实有效推行于微观经济主体，如环评、许可证制度、各项收费、治理制度。从纵向上来讲，应当使这些制度切实实施到位，不能流于形式，横向上在实施这些制度时，应当力求公平，对所有的微观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不论企业性质是国企、民企还是外企，也不论该经济主体规模大小；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只有当每个经济主体都将环境资源作为其经营范畴里的一项有成本的必须投入时，而且这些必须投入直接关乎经济主体的利益甚至生存问题时，经济主体才会真正关注环境，真正以一种主动投入的态度来参加国家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
二、严肃和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法，树立环境法律的权威。从而树立起微观经济主体的守法观念。环境执法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其它依法行使环境监管权的部门贯彻实施环境法的国家执法活动。然而，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环境执法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弊病。“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使不少人丧失了对环境法的信心。环境法律缺乏权威信，这也是造成微观经济主体对于环境保护漠视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一方面有我国环境执法体制方面的原因，环境执法主体与地方政府相重合的体制使得环境执法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某些领导的干预，充满了利益冲突色彩；另一方面也有环境执法人员素质原因，由于传统原因，环保机构一度被视为二线执法机构，人员编制、人事安排方面问题多多，执法能力和技术令人堪忧。
微观经济学政策篇9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行为；企业价值评估；经济政策调控；社会经济公平
引言
立足于大数据时代之下，传统的经济管理理论受到了此起彼伏的质疑与挑战，现代企业的经济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所谓“宏观经济”，即是指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总体状态，其主要包括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展战略阶段、贸易与国际收支状况、经济制度与市场体系、财政预算、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劳动就业水平与失业率等。为此，对其相关面展开分析与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宏观经济政策下微观企业行为的现存问题
企业行为的另一说法，即是企业活动，是企业为实现创造价值和利润等企业目标的经济活动，通过企业行为可体现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将以此作出相应反应。而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对企业的业绩及价值评估上缺乏相关研究。客观而论，每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国家多数都会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危机稳定下来，不同行业经济回稳及业绩改善的先后顺序不同，掌握不同行业在各发展阶段的轮动顺序非常关键，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匮乏。将一个指标量化到企业未来业绩及价值预测上是很困难的，因此难以通过系统分析某个企业的业务特点、经济指标或者行业指标等进行对企业业绩与价值进行评估判断。以“广船国际”事件为例，相关人员对这一船舶制造企业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活动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对造船企业未来业绩有直接的指示作用；而为了预测“广船国际”的未来业绩，则需要对其相关指数的近期波动进行预测；由此，投资商会寻求专业的宏观分析师协助，对指数的波动进行分析，从而预测经济未来走向及对不同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上述并不能说明宏观分析师就拥有投资商需要的全部信息，因为投资商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只会部分性参考到宏观分析结果，且宏观分析结果也难以量化到企业具体业绩评价及每一价值评估当中。而实际上，投资商也更为关注伴随着经济周期而产生的行业轮动问题。
（二）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不明朗。以我国股市为例，央行利息变动对股市的冲击力通常都是“立竿见影”的。通常央行加息政策后的首个交易日，由数以千计上市公司组成的股市股指大多数将会发生下跌现象，因此，央行加息会引起股民的强烈反应，觉得加息是国家降低企业价值的措施，由此对政府做法非常不满。实际上，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朗，也不明确，个中具体原因与影响等仍需进一步研究。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要影响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随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呈持续上升趋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是极为特别的。但是，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与税收收入增长不匹配，税收增长缓慢。因此，国家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开发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藉此提供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分析渠道及管理手段。据2015年5月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都正面临着一场变革，即意味将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新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宏观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等用以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而国家作为宏观政策的主体，其政策制定是有目的的活动，以期通过强制性干预企业行为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基于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密切，且两者相互影响甚深。例如，银行基准利率如进行调整，则势必将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同理，基准利率上升也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由此企业发展战略则将出现缩减融资和投资等决策。简单地说，即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作用的影响，并最终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研究及经营成果。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并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其会以企业微观行为，例如企业将面临的发展环境或是发展状况等作其决策的先决条件。
三、调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构想
（一）切实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率。纵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企业也会同期减少投资，以便在经济紧张时可以灵活应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货币政策效率不高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多方面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也将对企业的资产定价与折现率、投资与筹资产生带来直接的影响，使得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适时做出反应，以迎合经济政策的变动。
（二）严格执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仅靠经济改革已举步维艰，已经难以收到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效果，因此需要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化改革是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保障，现代企业应该将民主政治作为发展自由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南斯拉夫在20世纪后半世纪实施的“工人自治”模式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不允许企业自治与竞争；再如施韦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
（三）确保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间的稳定。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点，即在于有否体现公平思想。对此，应通过制定一系列制度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和谐。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提高经济效益，所以，在保证利益流入的前提下，必须兼顾公平，将效率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社会再次分配上，重视公平原则，以缓解社会层阶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难题。
结语
基于上述可知，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都是变量，宏观经济政策可对企业微观行为产生影响，企业行为也会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而微观企业行为的变化又会引发宏观经济政策新一轮的调整，二者合力共促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作者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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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政策篇10
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