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1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2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3
西方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谓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却是在15世纪-18世纪早期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重商主义思想认为货币即金银是财富的唯一表现形式，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政府采取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积累财富的关税保护政策，重商主义关于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反映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客观要求。18世纪中晚期，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价格是市场调节的看不见的手。19世纪70年代，经济思潮中出现了以“边际革命”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运用边际分析法研究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如何使资源达到最优化的问题，进一步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许多人士都在反思西方现存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并构想未来的经济制度、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资本主义的众多构想和方案。
2近现代西方经济经济思想流派的变迁、原因及其主要观点
从以上的分析中，近现代意义上的西方经济思想和流派的演变主要经历了6个主要阶段，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以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国家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为内容的凯恩斯主义，以货币政策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货币学派，以生产价格为核心和主要内容的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基于理性人假设的理性预期学派，目前受金融危机和后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思潮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趋势是对传统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理论的反思或者对未来进行重新的规划和构想。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是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英国的国际贸易迅速扩大，确立了海上霸权的地位，商品经济得到了充分发展，价值规律在更为广泛的领域发挥了作用，自由竞争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到经济思想领域，就必然要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取代国家干预而成为主导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文中批判了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重商主义思想和其政策主张，从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理论和思想时代。新古典经济体系和思想的提出是源于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批判继承基础上之上的，从理论体系上看，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和发展，但其某些提法已经超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和研究范畴。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瑞士的莱昂•瓦尔拉斯和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几乎同时在不同的国家、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费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和否定。“边际革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期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最终形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居于支配地位，这也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提出其基本背景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大危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和其他相关经济社会问题使得传统经济学理论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面对经济危机，各国政府都抛弃了自由放任的信条，运用行政、经济和其他各种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以国家干预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出现的，并取代了传统自由放任的思潮。1936年英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变革，使西方经济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导致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这也正是“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影响所在。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手段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造成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在经济生活和其他领域引起了严重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于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反思和对于传统自由市场经济的重新回味，凯恩斯主义的有效运行是建立在国家财政支出大量增加以刺激总需求增长基础上的，而国家财政支出增加会引起财政赤字，为刺激投资而降低利率又会导致通货膨胀。基于这种反思，经济思想界出现了几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思潮和观点，即货币学派、生产价格理论以及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50-60年代以美国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者发起了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弗里德曼的理论体系认为，经济体系的不稳定，主要是因为货币因素的扰动造成的，经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货币问题；1960年英国皮罗•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一书，在理论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震动。该书篇幅不长，但思想深刻，在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在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着重强调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他们认为，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具有最大化自己利益的行为和理性预期。因此,对于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他们都会有相应的对策来避免或化解对自己的不利，从而会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
3近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演变特征及新形势下发展趋势分析
从上面对于近现代西方各主要经济思想的演变及其原因分析来看，其经济思想和主张有种环状循环和回归的特征，即大体遵循着一个由自由放任到国家干预再到自由放任这样一个回归循环过程，同时也有螺旋上升的趋势和特征，即无论在单纯经济理论研究还是在国家经济政策手段的实践上也越来越侧重于市场和计划两种手段的融合和综合使用。经济思想理论和及其实践的这种演化导致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和混合经济的出现，特别是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背景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大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想界对于其传统经济的理论、政策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层面上都进行了深度的思考和反思。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不但需要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特点，也需要计划机制的宏观统筹，因而新古典综合经济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一种既重视市场机制调节，又重视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一种理论。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混合经济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战后美国的经济既不同于以前完全的市场经济，又不同于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基于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典型的混合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一方面，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即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和如何生产的问题仍然依靠市场机制那只看不见得手即价格杠杆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和加强，政府广泛地采取各种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以及其他必要的手段越来越频繁地对经济的运行施加影响来纠正经济运行的中的缺点和不足，以宏观政策的调控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结构性调整，从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上来实现国民福利待遇的提高。这种混合经济的基础是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但不同于19世纪的古典市场经济行为。后金融危机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和其他人士对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干预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和构想，从而推动了西方经济思想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发生了并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革，无论从内容主张到具体方法措施，还是其在国家经济管理措施的层面上，这种新的反思和构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海啸中，西方众多经济界学者都严厉地批评了新自由主义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放任无度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当成是这次危机的罪魁祸首，从而提出在经济的发展政策中把自由市场言论作为政策指导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另外，对于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反思中认为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的危险和风险的相关防范机制等的研究，并提出了对于未来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同时，也使经济思想理论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规律的论断给予了重新的关注，也使得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对于传统数学模型的崇拜和迷信中走了出来，更多地从体制和政策等宏观层面上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4
自由主义思想自17世纪兴起以来，历经四百多载，影响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同时，也影响着整个世界的进程。自由主义这一思想理念，自它诞生之时，就备受人们的青睐，无论是风雨飘摇的时代，还是安居乐业的年代，都不乏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为它著书立作。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在不断发展完善中形成了庞大思想体系。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它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政治和经济等社会各方面大行其道。然而，任何思想都并不是完美的，也许是因时势发生变化而未与时俱进，或者也许是自身存在固有缺陷。自由主义也难逃辩证法，它也有自己的兴衰历史。本文将主要从历史视角考察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
【关键词】
自由；古典自由主义；自由放任原则；凯恩斯主义；功利主义
1自由有存在的必要吗
自由有存在的必要吗？回答这样的设问，答案只有一个――当然有必要，而且是理所当然，不需要论证的答案。因为自由于人类社会而言（虽然在自由观念出现前的人类社会，人们没有自由可言，更没有自由观念意识，但它被人类认识后，就会不可避免的一直存续下去），它是不可缺失的因素。
自由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不难找到论证理由。自由主义观念并不是自人类社会产生时就存在的，相反，在人类社会产生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由是被压制的，甚至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自由的意识。从自由主义发展历史看，自由主义观念诞生于14―17世纪欧洲大陆，此时的欧洲各国（17世纪末英国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除外）仍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中世纪的黑暗和痛苦，生存在中世纪后的欧洲人民仍然对此感到十分恐惧。虽然，人们在14世纪就在思想领域展开反封建和反教会的文艺复兴运动，但由于旧势力十分强大，直至17世纪，欧洲欧洲人民才真正地迎来了自由生活。在14世纪前，欧洲人民处于宗教教会和封建统治的控制下，公民在思想上深受宗教思想的愚昧，在政治经济上被残酷森严的封建专制势力压迫，人们根本没有自由可言。但恰恰是这样的局面，酝酿出了人们反封建和反宗教追求自由的斗争。这个伟大的斗争，正是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崇拜个人价值，鼓励个体积极追求和实现个人价值，这势必会与一切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因素势不两立。文艺复兴是以个人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运动，它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头顶上的乌云，使个人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争取自由实现个人价值的冲动，使人们摆脱了种种束缚，开拓出发挥个人价值的自由空间。
因此说，有学者认为自由主义观念是从个人主义思潮中诞生的观点，是完全有道理的。自由主义的起源探究，也正好印证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对自由所作的经典定义：“自由就是给予个体足够的独立空间，凭借个人意志和能力，获得相应资源，实现个人价值，而不受其他外在力量的侵犯。”可以说，自由成为社会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若没有自由，社会将失去活力――社会自发力量和市场经济将难以发挥自身的优越性，进而阻碍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自由有时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冲向灾难的深渊。古典自由主义备受者欣赏，使国家政府情愿做安分的守夜人，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关于古典自由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下面的结构图1有助于我们分析。
当然，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原因很复杂，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及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实践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重要责任。关于古典主义，我会在下文中详细讲述，并对上述结构图作更详细的阐释。英国学者约翰・格雷有经典的评论：“古典主义将自由当做永恒的真理。当古典主义者对于自由社会的最终稳定性深表怀疑的时候，他们仍相信社会有力的进步希望在于发挥社会的自发力量而向新的、没有预料的，有的甚是冲突的方向发展。”这句话也恰好揭示了为什么者如此欣赏古典自由主义，使其大行其道以致国家面临困境和战争灾难。
从社会契约论中，我们也能寻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自由存在的必然性。社会契约论不仅说明了自由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霍布斯认为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狼与狼的关系――属于战争状态下的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存在任何外在的高于他们的意志的规范等的束缚。如是也，人人自由，为所欲为，而人人自危，人人自卫――社会混乱。霍布斯主张的社会契约论，正是承认了在自由存在的前提下，且认为自由不可被消灭――即自由有存在的必要，而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学说。社会契约论，让人们放弃部分天然自由交给一个共同体（大家承认的）――国家或政府来取得契约自由，以此来实现和平秩序。在社会契约论者的眼里，自由并不是社会的最高价值，秩序才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他们认为，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保障人们的自由（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自由），以此实现最大的和平秩序。
2古典自由主义的盛衰
古典自由主义发源于17、18世纪，是一种支持个人先于国家存在的政治哲学，强调个人的权利、私有财产，并主张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仅在于保护每个个体的自由。从自由主义发源年代考究，我们能得到这样的结论：他是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思潮和工业革命与随后的资本主义体制而孕育成熟的一种意识形态。古典自由主义在起初的二百多年里完全迎合了人们摩拳擦掌的脾气和资本主义经济大展宏图的胃口，对当时社会的观念、政治、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到了20世纪，现实的困境引发了人们对自由主义的重新思考。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自由主义的实践不无密切联系。20世纪30代，奥尔特加就预言：“自由将成为人类急于摆脱的负担。”
2.1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的盛衰
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概念――（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之经济发展的最完美的经济体制。古典自由主义德代表人物之一亚当・斯密是在经济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在他看来，自由市场经济自身能够非常完美地调节经济，政府应当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对经济采取自由放任原则。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三大经典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将政府干预排除与经济生活之外，让经济生活自行其是，让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理性的经济人引导经济，此外，还好特别强调个人财产，推行个人至上主义，这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古典主义具有激发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从事实上来讲，古典自由主义确实促进了个体才能的发挥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个体的自由程度和个体的重要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经济人”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经济人排斥共同体――政府制定社会计划等政策来束缚他们自由的经济活动，他们坚信个体自由与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可以实现吻合。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是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典范，正如蒲鲁东的格言：“自由是秩序之母”。
历史上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大放光彩，他曾经一度在经济思想中独领，为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吹响了主旋律，然而，很不幸后来它给国家经济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市场经济陷入崩溃甚至是经济危机。
“自由是秩序之母”吗？我认为恰恰相反――秩序是自由之母。自由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自由。毋论强有力的政府之约束，仅论诸如习俗类的无形体也无时不在影响着个体的自由意志，所以说，个体是不可能实现绝对自由的。因此，可以从反面思考得出这样的认识：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绝对的自由，必将导致秩序的消灭。古典自由主义秉持自由放任原则，在为市场经济点燃熊熊大火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埋下了隐患。没有外在力量调整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经济崩溃――1929-1933年经济危机――差点断送了资本主义统治秩序。自由和秩序于国家而言，究竟孰轻孰重，此刻看来，秩序更应受到国家的保护。按照社会契约论路径，国家形成的过程就是对个体自由的“剥夺”，国家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持一种和平的、安定的、统治阶级需要的秩序，虽然，国家也是为保障公民自由而存在着的，但是国家所保障的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并非绝对自由，并且，这种相对自由的状态是秩序本身已有之意和内在追求。如果说，自由是秩序之母，那为什么最终破坏和毁灭秩序的罪魁祸首却正是自由呢？
古典自由主义，正是没有很好地认识到秩序的意义，而在经济思想领域主张自由放任原则，最终把自己送进了困境中。经济危机的爆发，除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缺陷外，政府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自由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缺陷，然而，古典自由主义在扬其长时，却未提供有效的理论或机制避其短，使政府“严重失职”，未能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秩序。
“如果说自由主义曾经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重创，那么，现在，它已经因为二战寿终正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古典自由主义大行其道，资本主义以惊人的生产力迅速扩大财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形态的出现，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也将国家的侵略扩张欲望推向顶端。为什么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产生侵略扩张欲望，这仍是是根源于经济危机――古典自由主义放任经济政策的恶果。经济危机和战争使人们对古典自由主义丧失了信心，开始了新的思考。凯恩斯主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在之后的经济舞台上大方光芒。凯恩斯主义并不赞成古典自由主义认为的生产创造商品需求的观点，而是强调政府对经济应采取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理论促使政府不断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明白，古典自由主义是排斥社会计划对经济的束缚，很讽刺的是，正是其所深深排斥的东西，却挽救了市场经济的彻底失败，挽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危机。凯恩斯主义的成功实践，使古典自由主义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向我们表明了自由是相对的，对自由的限制，不仅是保障自由，而且更是为了维持一种秩序。
2.2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兴衰
自由观念起源于欧洲封建社会统治时期，并于工业革命中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分别得到确立和巩固。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强调私有财产，注重保障个体最大限度的自由，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即充分尊重个体自由，个体的权利不容政府的干预和侵犯。这些思想和主张对于等级统治森严和公民仅以国家的“客体”身份生存的封建社会而言，古典自由主义犹如阳光洒向了黑暗的世界。古典自由主义发轫于经济领域，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领域也深受其影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这样的，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即最低限度国家，政府应当充分保障每个个体享有独立的空间，政府最好做一个“守夜人”，让人们感觉不到国家的存在。很明显，古典自由主义所要建立的政府是从消极不作为不干预的角度加以创设的。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的在政治上的实践，就是个人自由扩张的过程。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第一次割裂很可能是由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米里・边沁及其门徒詹姆斯・密尔导致的。在许多方面边沁是且始终是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但是边沁的功利主义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为许多非自由主义的干预政策提供了正当理由。[]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每个个体的行为动机都是以痛苦和快乐为标准，提倡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因此，政府的目的当然是促进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有学者称之为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观点，笔者并不赞同。十分明显，功利主义是注重结果的，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也就是允许牺牲少数人的自由和利益以促成大多数人的幸福，明显存在反自由因子。它对政府的要求同古典自由主义是不同的，功利主义提倡政府积极的有为――支持政府对社会生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致力于把政府建立成为福利性的政府。古典自由主义却是刚好相反，致力于把政府建立成为“管得越少越好的守夜人”。从功利主义兴起到现在，世界各国几乎无不不断发展社会福利保障事业。因此，我认为功利主义标志着古典自由主义政治仕途的没落。
3结语
自由观念是一种关于政治权利的原则，它让每个个体从以往不自由之身脱胎换骨而出，使人们发现自我个人的价值。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政府乖乖地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放任原则的指导下，实现了社会财富的急剧增加。然而，它也给人们带来了经济危机和战争等。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应运而生帮助古典主义走出了困境，为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可以说，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反自由主义（绝对的放任主义）的，但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是赞成自由理念的，但是反对将自由理念绝对化。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一次修正，是对自由理念科学的全面的认识。
古典自由主义虽然受到凯恩斯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冲击，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减小，但是古典自由主义缔造的自由理念，却一直深入人心，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他的影子。因为我们可以修正古典自由主义甚至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思想取而代之，但是我们绝对不可能抛弃自由理念――是人类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始终追求价值理念。
在法治社会下，法的价值追求之一正是自由。法律通过设定权利（权力）和义务调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不是限制和约束自由，而是保障和发展自由。无论是法律制度的设计，还是具体到法律条文规定，都渗透着对自由的保障。如体制，程序规范，都旨在规范和防止公权力，从而保障公民自由；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设定，保证每个个体在社会交往中享有合理的自由空间；对犯罪的打击，保护每个个体所依赖的和平稳定自由的秩序，切实保障个体能够排除他人非法干涉使其所享有自由得以实现。
虽然，古典自由主义的兴与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同时也影响着法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诠释，但是人类社会以及法律对自由的理念和价值的追求却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人类社会是追求自由的社会，法治社会下的法律是保障自由的法律。
【参考文献】
[1][英]约翰・格雷，《自由主义》，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1.
[2][英]亚当・斯密（adamSmith）《国富论》，孙善春、李春长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9.
[3][英]凯恩斯（Keynes，t.m.）《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张皓、窦新顺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8.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5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6
宏观经济主要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一）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三）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率、通货膨胀率等，这些宏观经济变量的长期和短期的决定因素是不同的。在分析重要宏观经济变量时，需要考察“这些变量的短期变化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些变量长期作何变化并由什么决定？”“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时间角度来考察每个重要变量：当期、短期和长期，并运用不同模型分析长期问题和短期问题。”
（四）产出的决定因素
在长期，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它们可以充分调整到使劳动市场达到充分就业，无论价格如何变化，产出总处于潜在水平，总供给曲线为一条垂直线。例如，当价格提高时，名义工资和价格保持同比例增长，实际工资不变，劳动市场总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产量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或潜在的产出水平（也称自然产量率）。因此，长期产出水平与物价水平并不相关，它是由经济供给产品与服务的能力决定的，这种能力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供给数量、制度因素以及可获得的技术水平。经济增长模型用于研究长期产出的决定因素及变动趋势，解释各国居民生活水平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试图提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在短期，由于工资具有粘性，当物价水平上升时，货币工资不会立即对此做出反应，随着实际工资的下降，企业将雇佣更多的工人，并增加供给量。菜单成本等原因的存在使一些物品与劳务的价格对经济状况变动的调整也是缓慢的（即“价格粘性”），当物价水平提高时，一些企业保持其价格不变，这种低价格吸引了消费者，从而引起这些企业增加就业和生产。工资和价格在短期的粘性特征使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企业对新投资项目盈利性的估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变动等会引起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产出将达到新的均衡水平。特别地，在极短时期内，价格水平是固定的，总供给曲线为一条水平线，无论产出的需求如何变化，企业都会提供与之相等的产出，此时的产出仅取决于总需求。由此可见，影响总需求因素的变动会影响短期的产出水平。由于潜在产出反映了经济社会的生产能力，受总需求影响的实际产出将围绕潜在产出水平上下波动。大多数经济学家使用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来分析宏观经济诸如繁荣与衰退的短期波动，并考察经济从短期转向长期的内在调整过程。
（五）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
货币量是物价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决定因素。传统货币数量论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大体稳定，长期中的潜在产出水平由要素供给和技术水平决定，而与货币无关，货币数量增加只会导致物价水平上升和高通货膨胀率。“古典二分法”和“货币中性”以及货币主义关于通货膨胀总是货币现象的观点揭示了货币与通货膨胀的长期关系。凯恩斯也认为，一旦对应于充分就业的产量得以实现，古典理论就会再次盛行起来，货币扩张将产生“真正的通货膨胀”。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是短期通货膨胀的原因，其主要类别有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总需求不同组成部分的增加都可能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如消费需求的扩大、投资超速增长、政府赤字过大以及净出口增长都会直接拉动总需求，结果在短期引起整体物价水平上升。成本是决定价格的最重要部分，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能源价格上升或者工人和企业预期物价水平上升而达成高水平名义工资合同并在合同期保持不变，企业成本将上升，除一些企业迫于竞争压力而通过提高效率来降低成本外，其他企业通常有提高价格的动机和倾向，从供给方面引入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史表明，石油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上升是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的长期和短期分析视角并非绝对矛盾，需求和供给的变动、人们预期变化等都与货币数量变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需求、供给、制度及预期等不同角度剖析货币数量增加的原因，对于认识和治理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并且与通货膨胀“永远而且到处”是货币现象的论断并不相悖。
（六）失业的决定因素
长期经济中趋近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是长期中不会自行消失的失业，也是充分就业状态下潜在产出得以实现的失业率。“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对应的失业率即为自然失业率。决定长期失业率的因素主要有人口组成、部门差异、工会的力量、最低工资制度等。许多公共政策如能有效实施，则可以通过减少摩擦性失业来降低自然失业率，如政府就业机构及时传播工作空位信息，可以使工作岗位和工人更有效地匹配；公共筹资的再培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训计划能使工人更容易从衰落行业转到新兴行业。短期失业问题与经济短期波动密切相关，通常是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失业。在宏观经济运行的繁荣与高涨时期，经济中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上升，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也上升，因而失业率较低；相反，在经济运行衰退和萧条阶段，对产品和服务的总需求减少，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下降，失业率比较高。由于难以避免的原因，经济中总存在失业，实际失业率将随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动，在自然失业率水平上下波动。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
宏观经济短期波动主要源于总需求冲击，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以熨平经济波动。然而，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上，不同流派对总需求管理在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效果却存在分歧。凯恩斯主义认为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需要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来控制总需求，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变动范围，以减少波动；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为政策选择提供了菜单，决策者可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降低通货膨胀率，也能以通胀率上升为代价来降低失业率。现代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人们的消费取决于恒久性收入而不是短暂性收入，所以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中的减税政策或者增税政策可能是无效的。在短期内，实际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预期通货膨胀率，企业收入增长率将高于名义工资增长率（即成本增长率），企业增加产量和就业是有利可图的，从而使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但由于人们适应性预期的作用，实际通货膨胀率最终将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仅在短期存在，在长期不存在，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最多只能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必然无效，从长期来看，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货币主义还认为，由于政策时滞的存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反而会加剧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该学派认为货币是影响产量、就业和物价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主张实行“单一规则”或“固定规则”的货币政策，为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环境。对于凯恩斯主义积极的宏观政策，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会引起经济的混乱，政府所使用的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是造成经济波动的原因。如果政策事先被人们合理预期到，政策对产量的变动就会无效。人们的理性预期使得实际通货膨胀率将总是与预期通货膨胀率相一致。所以，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都不存在交替关系，菲利普斯曲线总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因而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货币政策在短期和长期都无效。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稳定的政策规则比政策本身更重要，政府应按稳定的政策规则行事，而不是采取积极行动主义政策。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继续坚持原凯恩斯主义的信条，同时吸收其他流派的理论观点，采用新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原凯恩斯主义，形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学派认为，当经济中出现需求或供给冲击后，工资和价格的粘性使市场不能出清，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即经济周期波动和存在非自愿失业，即使有理性预期的存在，由于经济自动恢复均衡是一个较缓慢的痛苦过程，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仍然有积极作用。
三、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的分离与融合
（一）古典经济学侧重经济的长期问题
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试图解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的核心思想是：经济增长产生在资本积累及劳动分工的基础上，资本积累促进了生产的专业化并推动了劳动分工的发展，而劳动分工使得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提高社会总产出，进一步增加了资本积累。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经济自身能够迅速实现均衡，使得供给量等于需求量，他们接受了供给本身会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逻辑：经济社会一般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此政府不需要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可见，古典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具有伸缩性的假设使短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并不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考虑范围内，长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
(二）凯恩斯侧重短期经济波动问题
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大规模失业和收入的大幅度下降，这次危机的影响在历史上是最为严重、最持久和最广泛的。古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解释，根据这种理论，国民收入取决于要素供给和可获得的技术，而在1929～1933年间，这些条件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动。在大萧条爆发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需要一个新模型来解释这种大规模与突发性的经济衰退，并提出可以减轻众人所面临的经济困难的政策。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这是针对古典经济学的“从长远看，市场最终会达到均衡”。他认为长期的观点无法指导当务之急，“古典学派的假设条件只适用于特殊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实际生活中通常的情况……如果我们企图把古典理论应用于来自经验中的事实的话，它的教诲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3]凯恩斯否定了萨伊定律，认为总需求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有效需求不足将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和产能过剩，经济在短期内并不能迅速实现供求的均衡，主张政府采取财政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以克服经济萧条和大规模失业。凯恩斯使宏观经济学关注的重点由古典长期增长问题转向短期的经济波动问题，并开启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此后，总需求方面的短期问题成为当时宏观经济研究的前沿，而古典主义侧重的供给方面的长期问题则处于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综合派将长期问题与短期问题进行综合
二战后，随着经济分析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对凯恩斯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提出批判和质疑。新古典综合派为了弥补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理论之间的分歧，使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综合了各种经济波动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该学派实际上是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综合起来，主张采取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节，以避免经济波动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而当经济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就可以适用，并且能够持续维持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四）“东亚奇迹”吸引经济学家将目光逐步转向长期增长问题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处于“滞胀”之中，凯恩斯主义既无法予以解释，也不能提出合理的政策主张。与此同时，东亚却正在创造着经济奇迹。日本在20世纪60～70年代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经济也在此期间增长迅速。东亚的奇迹与非洲国家地区相对落后贫穷的经济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来思考研究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东亚奇迹让人们感受到长期的经济增长比短期的稳定重要得多，虽然短期经济波动会影响人们的福利水平，但是长期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它是一国国民经济福利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如果我们能使政府的政策选择对长期经济增长哪怕只有很小的影响，那么较之于逆周期政策和微调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全部历史，我们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贡献也要大得多。经济增长是宏观经济学中真正至关重要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和批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人均产出增长取决于外生给定的技术进步，经济的自发运行使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经济政策不会对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因而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内生增长理论则将技术进步因素视为内生变量，在经济系统内部讨论技术进步的来源与演进，以及技术进步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该理论把经济体系中的教育和研究开发活动视为技术进步的源泉，认为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生产的溢出效应即外部性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进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鼓励研究开发和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五)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长期与短期问题的融合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主要是由意料之外的实际经济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宏观经济经常会受到一些实际因素的冲击，比如石油危机和农业歉收，还有战争、人口变化、技术革新等。该理论认为技术冲击是最常见、最值得分析的造成经济周期的实际因素，并把技术冲击作为经济波动的根源。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试图将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研究统一在同一个模型之中，并且认为决定经济波动的因素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相同的，既有总供给又有总需求，可以归结为供给特别是技术方面的冲击，因而不存在短期和长期之间的区分。经济周范小仲：宏观经济学中的长期与短期期不是短期经济对长期趋势的偏离，即不是国内生产总值对潜在的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偏离，经济周期是经济趋势本身的变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四、结语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7
关键词：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政策主张；启示
一、凯恩斯学派形成的背景
1.经济背景。1929年～1933年，以纽约证券交易所突发股市风波为标志，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急剧下降，工业和商业企业大批破产，银行纷纷倒闭，失业激增，工资猛降，对外贸易锐减，物价惨跌。据统计，1932年美国工业生产比正常时期下降47%，1933年初失业人数从1930年10月463.9万人上升到1300万人，工资总额在大萧条前四年下降1/2以上，农民总收入下降57%，对外贸易下降69.6%。危机期间破产企业达到14万家以上，倒闭银行达到6000家以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了37.2%，失业人数高达3000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后，国家秩序和经济建设迅速好转，影响迅速扩大，并没有收到“大萧条”的严重影响。面对上述情形，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的困境。但是传统的、新古典的经济理论一筹莫展，既无法从理论上给予合理解释，也无法从政策方面提出解决困境的方法。面对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不再信奉传统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可能性的观点，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这种经济理论要承认危机和失业，并且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防治危机和失业，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凯恩斯经济学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
2.学术背景。凯恩斯学派诞生以前，以马歇尔、庇古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占统治地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包括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通过经济个体的最优化决策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一部分被称为价格理论；（2）研究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机制如何实现充分就业的就业理论。
庇古认为，在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价格和工资可以随供给和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即在产品市场上价格不存在刚性，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也不存在刚性。因此，工资的灵活调整可以保证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求平衡状态。即使存在失业，那也只是因工作调整造成的摩擦性失业和不愿接受现行工资造成的自愿失业。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需求，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大萧条”猛烈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凯恩斯提出，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继承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学说、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学说、孟德维尔高消费促进繁荣学说以及霍布森过度储蓄导致失业和经济萧条学说。凯恩斯的革命性在于摒弃了赞成自由放任的假定，后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
二、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1.凯恩斯《通论》的就业理论与政策主张。1936年，凯恩斯《通论》的发表首先在理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提供了支持。凯恩斯经济政策观点的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的原因，要应对危机造成的大量失业，就必须刺激有效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因此主张扩大政府职能，通过需求管理的方式，刺激消费和投资，从而刺激有效需求。
消费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的下降会造成有效需求的下降。因此，要刺激消费倾向，特别是平均消费倾向，就必须对消费倾向施加导向性影响。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对消费和储蓄施加影响，如通过税收影响消费倾向，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都与消费和储蓄有密切关系。货币政策方面，凯恩斯认为消费倾向也会随着利率的变化在长期产生重大变动。但是，利率短期的变动在短期对消费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可以通过金融部门产生间接影响。如利率的变动会影响证券和其他资产的报酬能力，从而影响消费和储蓄的决策。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消费倾向，反对节俭，有利于有效需求的提高。
投资方面，凯恩斯的主张有两个方面：（1）国家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资本边际效率，增加投资的边际报酬，刺激私人投资的积极性；（2）通过投资社会化，由国家组织直接投资。运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投资需求的上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使利率降低，从而降低投资成本，提高私人投资的积极性。但是资本边际效率的估计值的波动远大于利率的小幅波动，因此仅仅利用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凯恩斯强调扩大政府职能，即加强政府对投资。国家更多的承担直接投资的责任，设法提高并补充投资。凯恩斯认为这是获得接近充分就业的唯一办法。
在以上政策中，凯恩斯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实行需求管理政策：（1）通过社会控制投资率的方式，增加投资；（2）通过提高消费倾向的方式，增加消费。同时凯恩斯认为，在采取相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需要摒弃两个观点：（1）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家预算平衡的观点，适度的财政赤字是有益的。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是结果却可以是社会致富。（2）不同意传统经济学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观点，温和的通货膨胀是无害的。温和的通货膨胀具有降低实际工资的作用和效果，使企业增加利润。同时也可以降低投资的实际利率刺激投资，增加就业。因此，采取温和通货膨胀手段可以防止甚至缓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2.新古典综合派宏观就业稳定政策。新古典综合派继承并重新阐释了凯恩斯《通论》中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的思想，该理论为战后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依据。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的目标主要有四个：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其经济政策就是为了达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政府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决定采取什么措施，不存在一成不变的需求管理方式，应该把各种政策相互搭配使用，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1）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刺激总需求的增长。（2）紧缩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收缩总需求。（3）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可以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不会通货膨胀率的升高产生严重影响。（4）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结合，既通过降低利率增加投资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又可以减少政府支出、稳定物价。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1）改变政府购买水平。在总支出不足、失业增加时，为了刺激经济快速从衰退走向复苏，提高政府购买水平，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长；反之，如果经济过热，可以降低政府购买水平，减少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从而降低总需求。（2）改变政府转移支付水平。当社会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增加社会福利费用提高失业补助和救济金等政府支出水平，增加社会需求；反之则降低转移支付水平，减少社会福利费用，降低失业补助和救济金，减少总需求。（3）改变税率。在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时，政府可以通过采取减税的形式，使公众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反之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减少公众可支配收入，抑制总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所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1）公开市场业务。在萧条时期，总需求不足，失业增加，中央银行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投资，增加总需求。在需求过度，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卖出债券，减少货币供应量，投资减少，收缩总需求。（2）贴现率政策。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的利率。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贴现率的高低来控制货币供应量，实现对有效需求的管理。（3）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在银行存款既定的情况下，法定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引起银行贷款总额根据货币创造乘数成若干倍的增长。
3.后凯恩斯学派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政策。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失业率的上升是同时进行的，失业和通货膨胀的这种关系被称为“滞胀”。这种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适应造成的，因此具体的解决失业措施也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做法。他们认为，刺激总需求只能解决就业水平问题，而不能解决就业内容和就业结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要同时实现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是不可能的。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1）收入政策。政府采取措施限制工资和物价的上升，以缓和通货膨胀（2）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政策。首先，政府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通常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对劳动力重新训练与再教育；二是通过对非熟练工人的培训使其成为熟练工人。即把结构性失业的工人通过培训的方式，减少工人现有技能和工作职位之间的不适，从而满足企业生产的需要实现工人就业，以缓和资本主义经济中因劳工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造成的失业问题。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修改失业补助金制度。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补助金制度缺乏灵活性，从而起不到刺激失业者去加紧寻找工作的作用或者只能助长失业者对职业的挑选。在总失业超过某一界限时，完全有理由根据情况决定是发放还是停止发放联邦失业津贴补助。这种方法，除了帮助稳定总需求外，还可使菲利浦斯曲线的情况得到一些改善。在大量失业人口是自愿寻找工作的人时，失业补助费给予扩大寻找工作的刺激便会削弱。因此，运用人力政策只是有助于解决由于劳动力市场技术结构不相适应而引起的就业问题，它们还不足以消除自愿失业，为此就有必要采取某种办法修改福利措施（包括失业补助措施）。
4.新凯恩斯主义工资就业政策。新凯恩斯主义也承认市场失灵，这一点与传统凯恩斯主义没有太大的区别，认为采取宏观的就业稳定政策对于缓解失业具有积极的作用，并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学说进行了重新表述。在就业政策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主要理论来源主要有两个：（1）局内人―局外人理论；（2）交错劳动合同理论。新凯恩斯主义根据这两个劳动工资理论，从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角度阐明了工资粘性和失业之间的关系，并依据劳动工资理论提出了关于工资就业的政策措施。
局内人―局外人理论认为，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市场能力不同，局内人是指当前在职的人员以及被临时解雇的人员，这些临时被解雇的人员与在职人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局外人相比局内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就业机会并不会因局外人愿意接受更低现行工资的妥协而使局外人恢复就业，失业问题就会长期存在并继续。政府在制定就业政策时，对于长期失业的局外人应当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
交错劳动合同理论认为，劳动合同是企业在不同时期雇用工人签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长期存在重叠和时间错开的现象。劳动合同调整时间的不同会造成工资总水平呈粘性变化，因此，工资水平只能部分调整，而不能随着总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这样经济中就会存在失业现象。交错劳动合同理论建议，政府降低工资粘性可以通过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方式制定就业政策，其中货币政策会使得工资有更大的弹性，降低失业率。
上述理论和政策表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提出的就业政策重点在于增加工资弹性，减少失业。局内-局外人理论强调政府应该多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通过对长期失业者的政策倾斜，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失业问题具有缓解作用。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长期失业的人员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因为即使他们愿意接受比现行更低的工资也很难寻觅到一份工作。使非自愿失业者就业有助于实现西方国家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政府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以及干预劳动工资合同的政策会促使工资总水平更有弹性，从而有利于降低失业率。在工资水平可以随着劳动的引致需求进行灵活调整的时候，失业率的变化也会比较小，劳动力市场过剩的供给也会逐步缩小，实现就业水平的稳定。
三、凯恩斯学派就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从中国目前就业形势来看，凯恩斯学派的就业理论和政策对于我国现阶段有效需求不足与就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中国政府应当继续立足于扩大内需，主要从三方面入手：（1）理顺收入分配关系。近10年来，中国的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在国内生产总值（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最终消费、企业利润和城乡居民收入等指标中，城乡居民收入与最终消费增长最慢，虽然上述指标都有了很大的增长，但是增长最慢的是城乡居民收入。这说明在社会总体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很大一部分财富要么以利润的形式流向了企业部门，要么以税收的形式流向了财政部门。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加上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居民倾向于更多的储蓄，导致消费需求低迷。应当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政府政策应当向中低收入居民方向倾斜，重点在于提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在设计政策的时候，应当以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为目标，保障低收入群体，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重，调节过高收入群体，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低下的原因在于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坚强的后盾。由于对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保障性问题的担忧，大大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支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比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更加重要。因此，扩大内需必须同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加居民消费热情，从而达到刺激居民消费的目的。（3）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的市场行为和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扩大内需的保障，如果市场秩序一片混乱，产品质量得不到保障，消费就会受到抑制。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自由竞争的体制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应当采取正当手段，必须在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因此，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创造良好市场环境是保证扩大内需的重要条件。
在采取相关政策的时候必须注意长期与短期相结合，既要从现实经济条件出发解决目前的经济困境，也要时刻注意政策长期带来的不良经济后果，及时防范违背目标的结果出现。在短期，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短期的替代关系。因此短期内政府实行夸大需求的政策，虽然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是却会增加产出，降低失业率。在长期，政府连续实行夸大需求的政策，会使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差距越来越小，此时若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并不能提高产出和降低失业率，只能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因此，可以通过提高供给的能力或者可以通过提高潜在产出的能力，刺激总需求，产生积极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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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因素共体相生的经济增长理论”（项目号：08BJL014）。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8
【关键词】新剑桥学派；学术主张；政策评价
0导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逐渐由英国转向美国，作为凯恩斯的追随者，以萨缪尔森（p.a.Samuelson）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把马歇尔（alfredmarshall）的学说改造成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学说发展成为宏观经济学，建立起一个以微观、宏观理论为基础和基本结构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在战后几十年中在经济学领域占据着支配地位。面对这套被称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英国一批以罗宾逊（J.Robinson）、斯拉法（p.Sraffa）为代表的自称为正统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增长理论、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方面同新古典综合派展开了争论，形成了所谓的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又叫做“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左派”、“英国凯恩斯主义”。它是现代凯恩斯主义在英国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于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的剑桥大学任教，其理论又是背离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特征的，所以叫做“新剑桥学派”。
1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主张
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琼・罗宾逊、尼古拉斯・卡尔多、皮埃罗・斯拉法、卢伊季・帕西内蒂等。他们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其中琼・罗宾逊和尼古拉斯・卡尔多是这个学派的实际领袖。
1.1琼・罗宾逊和她的政策主张
琼・罗宾逊（1903-1983）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惟一女性，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她是新剑桥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和实际领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向马克思学习”。著作甚多，除《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外，还有《就业理论引论》，《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论文集》、《资本积累论》、《经济学的异端》和《现代经济学导论》等书。
琼・罗宾逊主张采用历史分析方法作为研究方法，认为凯恩斯革命的本质是以“历史概念”代替“均衡概念”。如果采用历史分析方法，那么制度因素的作用是重要的。
此外，她于1956年在《资本积累》一书中，提出了“黄金时代”的概念和经济增长模型。她的“黄金时代”是指劳动充分就业和资本充分利用的均衡状态。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即资本与劳动比例不变，当劳动量增长率与资本量增长率相等时，就实现了“黄金时代”。她的一般增长模型如下：
利润率=经济增长率/资本家的储蓄倾向
模型表明，利润率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资本家消费愈多，从而储蓄倾向愈低，利润率就愈高；在资本家储蓄倾向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与利润率存在相互制约的关系：即一定利润率产生一定积累率，在技术系数不变的条件下，随着积累率以及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利润率就会提高。
1.2尼古拉斯・卡尔多和他的理论主张
尼古拉斯・卡尔多（1908-1986）是当代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作为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与经济增长论相溶合的收入分配论和建议以消费税代替个人所得税。卡尔多的经济研究领域很广，从厂商理论到福利经济学，从资本理论、国民收入分配理论到经济周期、经济增长理论，从国际贸易理论到货币政策、税收政策。
卡尔多在30年代的论文尚未跳出传统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的框框，但被认为在那时已显出他在理论上的“创见性”。其中有他所命名的“蛛网理论”，即用供求弹性的相对差异分析市场稳定条件的理论（1933）；有在福利经济学中称为“卡尔多补偿测验”的“补偿原理”。后者是卡尔多在《经济学的福利主张与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1939）一文中提出的一个判别社会福利是否提高的标准。新福利经济学在V.帕累托的“最佳状况”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判断一种经济变化是否使社会福利有所改善的标准是：在一部分人状况得到改善的同时，没有任何人蒙受损失。但实际上，采取一项政策，在一般情况下，总会使一些人得到改善，另一些人受到损失。
斯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基础，从宏观入手，结合经济增长来说明国民收入的分配。
他把国民收入Y分为利润（或财产收入p）和工资（或劳动收入w）两大部分；认为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份额p/Y取决于投资率（投资对国民收入的比率i/Y）和利润的储蓄倾向（利润中的储蓄比率sp）与工资的储蓄倾向（工资中的储蓄比率sw）之差。在通常情况下，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即sw=0，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就取决于投资率和利润的储蓄倾向。投资率愈高，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大。利润的储蓄倾向愈高，则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就愈低。如果利润全部用于储蓄，则利润的相对份额将与投资率一致。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确定了，余下的即为工资的份额。这个分析是对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分配的传统理论的否定。卡尔多以后提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分析方法上和他的宏观的收入分配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按照卡尔多的模式，若工资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利润的储蓄倾向小于1（即不全用于储蓄），则经济增长率必须保持同利润率的利润和储蓄比率之乘积相等，才能使经济不断地稳定增长。
1.3皮埃罗・斯拉法和他的理论主张
皮埃罗・斯拉法（1898～1983）是英籍意大利经济学家。出生于意大利都灵。斯拉法1924年开始他的学术生涯，在佩鲁贾大学法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26年转到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大学任教授。由于法西斯统治的日益强化，他于1927年夏移居英国，接受凯恩斯为他提供的剑桥大学讲师的职位。
斯拉法在研究方法上复兴了古典学派的思想，常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者。他试图找到“不变的价值尺度”，提出“标准合成商品”以分析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并确定工资和利润的比例。他的理论同20世纪以来西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相对立，被认为在资本理论、劳动价值理论、生产价格理论以及工资与利润分割模式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的著作对20世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过两次重大突破。斯拉法于1925年发表了《成本与产量之间的关系》的长篇论文，1926年发表了《竞争条件下的收益规律》。在这两篇论文中，斯拉法指出，a.马歇尔的价值理论是难成立的，因为其最基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完全竞争概念和利用相交的供求曲线来决定价格与产量）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他对于要在单位成本与产量之间确立一种函数关系进行了批评。他揭露了传统经济学所普遍使用的完全竞争模式的突出弱点。斯拉法的这些观点体现了不完全竞争理论的线索。
经过30多年的准备和琢磨，斯拉法于1960年出版了《用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理论批判绪论》一书。
斯拉法证明了如何有可能解决李嘉图终生困惑而未找出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他规定一种“标准合成商品”，或简称“标准商品”，即经济体系中所生产的合成商品本身配合的比例，必须等于参加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资料总量的比例。当收入分配发生变动时，用标准商品来计量的相对价格就未变动，除非有了技术的变革。斯拉法还论证了在实际工资为已知和特定的技术条件下，利润率和相对价格就被决定。如果实际工资是用标准商品来测定的，那么整个经济体系的实际工资和利润率之间的一种线性关系就能被确立，如下式：
r=R*（1-w）
式中R为纯产品对生产资料的比率，即最大利润率；r为利润率；w为纯产品中支付工资的比率部分。斯拉法的理论结构中，生产价格的决定所根据的均衡条件仅仅在于每个部门的利润率的均等，这个假说同为获得一定的生产量所必需的生产资料数量的考察一起，就足以决定分配变量（利润率和工资）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研究方法是根据客观材料，而与建立在消费者“偏好”的基础上的边际主义理论是完全对立的。
1.4卢伊季・帕西内蒂和他的理论主张
卢伊季・帕西内蒂（1930―）是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等。帕西内蒂他出生在意大利的贝加莫，并在米兰读完大学，接着去英国和美国，先后在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接受教育，1962年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他是国际经济学协会成员和执委会委员，经济计量学会成员，并因为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而多次获奖。主要著作有《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等。
帕西内蒂的贡献被认为是在卡尔多理论的基础上，扩充了卡尔多模型，对收入分配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丰富了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他认为在稳定状态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收益率成正比例地取决于劳动增长率，成反比例地取决于利润获得者的储蓄倾向。即在技术不变和保持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条件下，如果工人的储蓄为零，则资本的收益率（利润率）与劳动增长率成正比，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成反比。即资本家消费愈多，则利润率愈高；劳动增长率愈高，从而经济增长率高，利润率也愈高。
1.5结论
新剑桥学派既反对美国“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也反对“现代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被实践证明是无效的，而“现代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主张则是一种倒退。他们也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自由放任，但是，干预的方向主要不是直接或间接去增加总需求，而是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新剑桥学派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病症”的根源。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两极分化在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又反过来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问题。
剑桥学派主张通过实行福利政策和增加税收等措施来进行收入的再分配，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情况。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征收累进所得税、高额（没收性的）遗产税和赠与税，抑制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加，将这些税收用于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改进卫生、教育服务）和改善低收入贫困阶层的状况。
第二，实行“福利政策”缓解“富裕中的贫困现象”。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形式向失业者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给低收入家庭以一定的补贴、对失业者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使其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从事更高技术水平和更高收入的工作，以便实现“长期充分就业”。
第三，对投资进行全面的社会管制，制定适应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政策，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根据经济增长率来确定实际工资增长率，以改变劳动者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份额向不利方向变化的趋势，从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逐步扭转分配的不合理情况。
第四，实行进出口管制政策，利用国内资源的优势，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以便为国内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降低失业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第五，政府运用财政预算中的盈余来购买私人公司的股票，把一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以减少食利者阶层的收入，增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第六，关于对付“滞胀”的政策。
新剑桥学派根据它对“滞胀”原因的分析，主张首先需要加强初级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增长之间的调节机制。这就要求各国政府（或各国际团体），单独地或协同一致地持有比私人厂商凭期自己力量愿意持有的更多的初级产品储蓄，并随时以稳定价格为目的干涉市场。即当农矿产品过剩时通过积累储备阻止农矿产品价格跌落，当农矿产品供给不足时，则通过出售农矿产品，减少储备来抑制价格上涨。
2简要评述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9
关键词：新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积极；消极
自由主义发端于启蒙时代，如今自由主义一词已经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政治思想，发展成许多派别。其中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其建立背景凯恩斯主义使经济陷入滞胀局面，全球化趋势迅速蔓延，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低潮期。新古典自由主义固守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张恢复古典学派提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注重个人自由，反对公有制。
一、新古典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的积极作用
无论是哪一派的自由主义学说观点，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强调个人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利，鼓励政府放权，甚至认为政府增加权力会引来祸端，强调个性自由发展，新古典自由主义也是如此。我国曾经实行集中的计划经济，政府之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领域，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打击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计划经济之路走不通，客观上要求我们缩小政府权力规模，走与计划经济不同的市场经济的道路。新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对于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向市场经济转变起了重要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第一，促使了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从内容上说包括经济职能、政治职能、文化职能等。而经济职能是政府作为管理者的一个突出职能之一，政府在发展经济中该扮演什么角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进步与发展。①新古典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没有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主导下的政府定位中走出来，所以对企业统的过多过死，严重打击了企业的积极性。此外面对我国的政府机构过于臃肿，行政人员过度的增长的状况，迫使我国在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借鉴新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主动放权，将“服务型政府”作为改革目标。可以说，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政府职能转变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力的打击了抵对势力，为政治体制改革减轻了障碍。
第二，促进了对人权的重视
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是新古典自由主义观非常重视的，认为政府的主要功能和重要目标就是防止公民的自由和权利遭到侵犯。这一观点对于人权观念不是很强烈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如今尊重和保障人权已经写入宪法之中。同时随着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公民的自主意识、人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消极作用
首先，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体，主张实行私有制，反对国家干预和计划调节。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行不通的，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实行完全的私有制意味着我们抛弃了公有制的主体，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对虎视中国的西方国家来说是有利的，但对于我们自身却是灭顶之灾。我们可以从上个世纪的东欧找到教训，正是西方“和平演变”推行私有化，才加速了社会主义的大面积消亡。因此我们一定要警惕新古典自由主义的本质，防止“和平演变”政策重蹈覆辙。
其次，新古典自由主义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对我国传统的集体主义观念造成了很大冲击。集体主义是我国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我们奉行的准则。新古典自由主义宣扬以“个人价值为核心”，这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认可，但是过度的个人本位意识是错误的，不少人相信应当把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人利益置于最高地位，从而导致我国自私自利之风盛行，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今频频出现的道德滑坡现象也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政治方面，则是一些政府官员受这种错误意识的影响，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权钱交易，不正当的权力寻租也扰乱了公平的市场秩序，使得官员腐败现象频频发生，不利于提高政府在民众中的地位。盲目的追求个人主义不但不利于集体，也不利于个人的发展。个人不可能脱离集体而存在，只有在集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才能得到更好地发展。政府官员尤其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不能将官位与谋私结合，真正履行自己的职责。
三、一分为二的看待新古典自由主义
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际运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或多或少也影响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是有关新古典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误区运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这一思想本身的错误性，而是我们在受其影响时盲目照搬，不加选择的吸收。
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篇10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魏克塞尔；凯恩斯；现代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
［中图分类号］F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2）02-0090-03
近年来，我国央行不断紧缩银根，货币供应量大幅减少，但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的有效控制和预期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从理论上来讲，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及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对总需求会产生影响，我国央行仅仅通过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节，从而调整GDp的变化时，货币流通速度的顺周期性会反方向抵消货币供给量变动的预期效果，最终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造成影响。所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领域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20世纪开始，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相关理论不断出现，各个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为了更全面、准确地分析和制定我国的货币政策，有必要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具体理论入手，了解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本文将对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加以归纳和阐述，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
一、魏克塞尔关于货币政策的研究
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魏克塞尔的金融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魏克塞尔提出其观点之前，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把经济体看作一种实物经济，并不承认货币对经济有着实质性的影响。而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中，投放市场的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物价水平的同幅上涨，而对就业、产出等实体经济变量并不会造成影响，政府干预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魏克塞尔认为传统货币数量理论有两大缺陷:首先是对货币流通速度设定了不变的假设；其次是夸大了纸币和硬币在交换中的作用，而低估甚至忽略了信用票据的效能。在魏克塞尔发表的《利息与价格》一书中，他对流通速度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特别是在现代信用经济和银行制度方面，魏克塞尔指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极富有弹性的变量，但由于受到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政府有关部门很难把握这一变量。
同时，魏克塞尔以货币均衡理论为依托，首先提出了应该使用宏观金融手段来对经济运行加以调控的政策思路。同时他认为，货币的均衡体现了金融运行的重要性。假如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一致，那么货币就是均衡的，因此，货币因素就不会对实体经济活动造成影响，通过货币均衡的作用，宏观经济就能达到经济均衡。但是在经济的实际运行中，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并不能总是保持一致，这也是造成经济累积性波动的最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货币均衡，政府部门必须主动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经济政策，使得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向一致的方向靠拢。除此以外，他还认为，物价水平的变动是考查货币利率和自然利率是否一致的标识，由此建议采取盯住物价的利率政策。
正如魏克塞尔所指出的，由于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晰，该如何对此加以区分以及加以规定，即便从理论的角度来说也有着较大的困难。作为该理论框架的中心环节，由于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这两个重要概念难以准确进行界定，因而其理论的实际价值也是有限的。
二、凯恩斯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观点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深刻反思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出清假设的基础上，否定了市场经济能够自发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充分就业状态的自然均衡理论，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新范畴，分析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减少宏观经济波动。
从理论上说，凯恩斯的整套宏观经济理论都是围绕货币金融运行而建立起来的。他从扩大总需求以及刺激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认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首先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从而对利率水平造成影响，利率的变化改变了经济中的投资规模，最终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收入等变量。如果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会导致利率下降，进而投资增加，那么总需求和总收入就得以扩大。所以货币政策调控的效用，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和投资支出的利率弹性以及货币乘数等因素。
尽管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是第一位的，但他同时也指出，财政政策必须与货币政策相配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凯恩斯始终认为，货币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货币供应量调节的责任，引导物价稳定和经济发展。他认为，由于工资和价格的弹性不足，经济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的均衡一般都出现在非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有未被利用的资源存在，总需求的增加就会造成产出增加，最终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对影响总需求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是有效的。
但是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当利率降低到一定水平而无法再下降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接近于无穷大，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此时的货币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新增任何数量的货币供给，都会因为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被抵消，货币的持续投放对实体经济就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那么，这时的货币政策就是无效的。
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分为三种动机需求，即交易动机需求、预防动机需求以及投机动机需求。交易动机需求和预防动机需求的划分承袭了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投机性货币需求的提出则成为凯恩斯的重要理论贡献。凯恩斯认为，投机动机是货币需求三大动机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一个，它是人们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持有投机性的货币进而从中获利的动机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作为货币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共同决定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利率水平的下降能否扩大投资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的利率弹性即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央行通过货币的扩张实现了利率的下降，如果资本的边际效率同时也下降，而且资本的边际效率下降的速度更快时，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是无效的。所以，凯恩斯认为仅靠货币政策是无法挽救经济衰退的。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认为，当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的紧缩行为却非常有效，减少投放的货币供应量能够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当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冲减市场中流通的货币以及减少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时，市场投放的资金就会迅速受到遏制，经济中流通的货币也明显下降。但如前文所说，在进行货币扩张的货币政策时，银行却能持有更多的银行准备金而使得货币政策调控失败。
三、现代凯恩斯主义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凯恩斯之后，凯恩斯主义的两大经济学派，即新剑桥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对凯恩斯的理论加以发展。新剑桥学派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新古典综合派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最终目标以及中介目标等角度对凯恩斯理论加以发展。
凯恩斯认为，货币是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产物，是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受经济运行的影响，但本身又不受经济因素的制约。利率在货币政策的实施和传导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利率变动的控制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最终效果。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供应量投放的控制来改变利率，除非货币需求的“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资本边际效率出现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才有可能失效。
新剑桥学派则认为，中央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能力有限，就算是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也不是完全有效的。虽然从表面上看，货币供应由中央银行决定的，但发行量多少却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决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对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当人们对经济前景看好时，银行贷款增加，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相应增加；反之，投放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就会减少。所以，中央银行支配基础货币的投放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并不能直接控制或者支配居民和企业银行的支出。所以货币供应量是具内生性的，至少也是一个外生性和内生性共同存在的混合经济变量，它是由经济运行本身所决定的。央行无法完全自主地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多少，只能够被动地按照经济的需要来形成货币供应量，不可能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的无限制增加来刺激投资、降低利率、提高就业量和增加有效需求。
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思想加以发展，把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思想融入到实际条件的变化中，最终形成了一整套新古典综合派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此学派主张将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到了20世纪50年代，学派的代表人物汉森提出了反经济周期的主张，即稳定中求发展，倡导实施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做法是和经济周期反方向操作，采用扩张与紧缩交替的财政与货币政策。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持续落后于日本和西欧，在此背景下，托宾等人对此提出了增长型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他们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必须推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复苏时期，只要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大于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应当实行扩张型的财政货币政策，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潜在的水平。
虽然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结合各国货币政策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大大发展了凯恩斯的货币政策理论，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在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微观角度上缺乏系统深入的分析，对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的缺陷以及对“相机抉择”原则的负作用也缺乏研究，这都为货币学派攻击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并受到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提供了可能。
四、货币主义的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