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与食品安全篇1
一、讲述全面，结构明了
该书就内容而言，共分为五个章节，其中第一章以市场经济转型为视角，重点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例如食品安全现状、原因及不安全食品对社会的危害性；第二章以城镇家庭市场为视角，通过实际案例（四川雅安市）分析了畜禽产品消费者行为和市场需求；第三章深入分析了农业营销的模式，例如奶制品以建立维度模型为主，再通过广告的方式为消费者建立品牌意识和开展品牌联想；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农业物流发展现状、特点及现存和潜在的问题，随后站在企业和政府的视角下提出了改进对策；第五章深入研究了龙头企业和农业的关系，通过深究现存问题的根本原因，提出合理建议；第六章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分析了茶业产业链，例如生产、流通、销售三者之间的问题，以便找到影响销售绩效的主要因素，基于此学习国内外关于茶业产业链管理先进经验，再因地制宜地提出针对性建议。本书就结构而言，具有层次分明、完整、有条理等特点，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展开书本知识，能够让读者阅读时将内容了然于心，此外，在内容选择上遵守了难易结合的写作手法，有利于帮助读者循序渐进地掌握书本知识。
二、理论丰富，观点新颖
作者指出：食品安全问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为“食品原材料受到污染”，由农药和化肥的不正确使用、新科学技术应用、工业化污染等因素造成；其二为“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引发的问题”，由卫生条件不达标、食品添加剂、应用劣质原料及假冒伪劣食品等因素造成；其三为“食品流通环节引发的问题”，由食品监管力度弱、销售劣质食品、销售过期食品和三无食品、食品流通过程中卫生状况差等因素造成。针对以上问题的发生，应积极寻找对策，即在城市加大对不安全食品的监管，当然农村也不例外，否则会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因为农村居民食品安全卫生意识相对较低，加上受购买能力差、不安全食品价格低因素的影响，在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该食品会成为他们的首选，所以规划农村市场刻不容缓。此外，不安全食品也会影响生态环境，食品的原材料来源于农产品，部分商家受利益的诱惑，会在生产农产品过程中采取违背自然和科学的方法，例如过度使用化肥和各种激素，长期的使用能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甚至影响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由此可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三、见解独到，总结性强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2
1.食品安全的概念及内涵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iSo22000-2005中对食品安全的定义是这样规定的，食品安全（foodsafety）是指食品在按照预期用途进行制备和（或）食用时不会伤害消费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食品安全是“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5，6］其内涵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5-6］食品数量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食品数量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生产本民族基本生存所需要的膳食数量。要保证食品数量安全就要求人民必须既可以买得到又能够买得起维持其生存生活所需要的基本食品。食品质量安全主要指所提供的食品在营养，卫生等方面能够满足和保障人们的健康需要，食品质量安全涉及到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是否有毒，以及添加剂是否违规和超标、标签使用是否符合规范等问题。食品可持续安全问题主要是从发展角度要求食品获取需要注重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食品安全的成因
对于食品安全的成因及影响因素，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诸多研究。如美国农业经济学家Kinsey教授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总体上可以分类为以下六个方面：［5-10］土壤、水和空气等农业环境资源的污染；农副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化肥和生长激素等，致使有害化学物质在农副产品中残留；农副产品加工、贮藏和运输过程中违规或超量使用添加剂（防腐剂）；新原料、新技术等带来的食品安全风险（如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微生物污染引起的食源性疾病；科技进步对食品安全控制带来新的挑战。我国的部分学者也从食品生产、加工到销售供给链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如柏振忠、王红玲等研究认为导致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中的食品不安全因素，以及生产经营者在食品中掺杂使假和包装容器对食品造成污染等几个方面。陈兴乐等从政府规章、管理制度等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对影响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认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政府监管投入成本过高、部分监管人员责任心不强、监管体制与机制不到位、监管信息不畅通以及监测与预警机制失灵等几方面。孟菲、段玉峰等从生产角度分析，认为农药、兽药是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环境因子。王婷等认为食品安全必须要加强对农副产品源头的控制。王志刚、周洁红通过对不同特征的个体消费者对食品安全认知程度以及消费行为特点等进行分析，认为“收入、对绿色食品的了解程度、消费者对安全的忧虑度以及对健康信息的关注度”等是影响消费者选择食品安全信息管制方式的重要因素。徐晓新认为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因素是食品生产过程和流通环节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食品加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不完善所致。刘为军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表征因素、过程控制因素、制度因素三个方面。综上可知，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复杂多样，从田间到餐桌，食品安全受到生产、加工、储运等各个环节的影响。首先，在生产环节会受到土壤和水源污染导致的种植业、养殖业的污染，以及在种植和养殖过程中大量滥用植物生长调节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等等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其次，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也会受到生物性、化学性污染以及滥用添加剂等而引发食品安全隐患。对于诸多影响食品安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加工、流通过程中的安全问题以及食品安全标准和监管等问题，可以通过提高行业门槛、加强产品标准制定以及完善立法和监管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真正解决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重点还在于追根溯源。食品安全不从源头保障，一切都是徒劳。笔者认为，这个源头在于农副产品的生产环节，包括最上游的生产环境（土壤、水、空气等）和农副产品的种植、养殖环节。因此，为农副产品生产的源头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监管条件，既是有效改善食品安全的当务之急，也是有效控制食品安全的长远之计。
二、食品安全与农地适度规模经营
1.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食品安全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其通过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形式，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10，11］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大力推进，可以促使各种生产要素向高效益的农业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流动与集聚，从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与调整。因此，从本质上讲，农业产业化经营与我国农业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打破了原有利益主体相互分隔的格局，促使其演变成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联结体，从而形成了从食品源头的生产（种植、养殖）、储运、加工到销售全过程的相互促进机制，进而推动我国农业向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和现代化的转变，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了最基础和最有效的保障，对保障我国食品安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业标准化生产的前提
从农副产品生产环节来看，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小”与“散”制约了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副产品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对于保证食品安全具有决定性作用。实践表明，我国以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为典型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的我国农业的迅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提高和粮食安全的保障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我国农地资源的稀缺和人口众多的人地矛盾，均田承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造成了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这种超小规模化的生产状态不仅加大了农业生产和收割的难度，减低了农地的利用效率，制约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农业专业化和精细化生产的发展，而且可能造成同一品种在不同人家种植、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质量不一样，严重制约了农副产品标准化的推行，增加了农副产品安全生产风险。而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业标准化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表明，农业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保证，从而可以有效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3.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为农副产品生产的安全监管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主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分散小规模生产，使得农民对农副产品生产与企业对食品加工的环节相分离，非常不利于政府食品安全的全程跟踪监管，从而导致了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成本过高。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广大农村生产的原始食物产品，容易导致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的多头监管与协调矛盾等诸多问题。虽然在一些地区推行了“公司+农户”的模式后，食品加工企业与广大农户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比较松散，并非完全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企业也难以将产品质量标准延伸到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政府管理部门而言，一方面，质检部门负责监督和处罚企业加工环节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但却没有权力去直接监管农户的生产环节中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容易造成对食品安全问题责任的相互推诿。另一方面，农业管理部门对分散的农户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却又不到位，最终造成无法实现食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有效监管，同样增加了食品安全生产风险。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标准化生产，这就要求在农业生产工程中使用统一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农副产品具有统一的质量标准，为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提供了有利条件，有效降低了农副产品安全风险。
4．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构建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一个能够连接生产、检验、监管和消费各个环节综合系统。［10］消费者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可以了解符合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的生产和流通过程，提高消费者放心程度。监管部门可以通过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追溯问题食品的来源及出现问题的具体环节。因此，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确保食品安全的有效办法。然而，我国农地使用的过度细碎化和农地经营的超小规模化使得农副产品的追根溯源非常困难。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的企业化，从而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有利条件，进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了有效屏障。由此可见，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是提升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首先，农地适度规模经营促使农业生产经营走向企业化和标准化，从而使每个生产企业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直接对象，这就为食品安全追溯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由企业把关食物产品，对生产环节进行严格的标准化规定，起到了直接筛选的功能。再次，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有效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化，进而促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械化作业在农业生产中得以广泛应用，最终从产品源头上减少了因滥用农药化肥以及饲料添加剂等带来的农副产品受污染的安全风险。第三，农业生产的集约化既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又能够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从而可以有效减少农业生产者出于生产利润压力进而违反食品安全法规事件的发生。另外，农副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其进入现代化物流、贸易和销售市场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其生产的农副产品的品质也就必然有了相应的保证。
三、农地流转与适度规模经营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农村中分家习俗造成了
我国农地经营的细碎化，阻碍了适度规模经营的实施由于我国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为公平起见，一般会根据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远近等分为不同的类别，采取好坏、远近搭配的方式使每个家庭分配到不同类别土地。在我国农村分家时，原来家庭的土地也会依照土地的肥瘦、距离居住地的远近等标准被分成多个部分，分开的每个子辈家庭将分到不同类别的土地。这样就导致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本就细碎化程度较高的农地进一步细碎化，每个单一地块面积较小，使得农地过于分散，从而形成普遍的“超小型”的土地经营格局，土地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使本已高度稀缺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规模化种植、机械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限制了劳动生产率、土地的产出率和农业整体效益的提高，从而严重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已成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践表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固有局限性已逐渐暴露出来，是阻碍我国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和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11-13］
2．农地流转是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和基础
要实现农地规模经营，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地，因此，要实现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应从解决农地流转为切入点，从而引导和实现农地的适度集中。即通过农地流转，使分散、零星的地块逐步集中形成一定规模，促进农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为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和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创造了良好条件。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把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诸环节有机衔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从而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社会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绿色、生态、有机、安全、高效农业和特色农业，建立规模化生产基地，促进农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促进农业产业化生产和标准化经营，从而提升农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四、结语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3
【关键词】农村食品安全问题原因对策
一、青海省农村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食品安全是指农村食品（食物）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销售和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标准和要求，不存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以导致消费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农村食品安全既包括生产安全，也包括经营安全；既包括结果安全，也包括过程安全；既包括现实安全，也包括未来安全。经调查，青海省农村食品安全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农村生产者的生产环境恶劣，卫生条件不合格
由于农村的销售商大多是当地居民，许多生产者没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大多在小作坊进行食品的生产加工活动，卫生条件很差。
2、缺乏关键检测技术与设备
由于农村经济水平落后，农村有些监管部门连基本的检测设备都没有，不少监管人员仅凭肉眼对市场流通的食品进行检查。关键检测技术与设备的缺乏，使得监管成为一种形式，从而使农村成为劣质食品的倾销地。
3、食源性疾病仍是农村食品安全领域的重要问题
由于受到受教育水平、饮食习惯及信息不发达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居民缺乏卫生意识，从而导致很多食源性疾病。如饭前不洗手、直接食用未经加工的肉类、直接饮用生水或受农药污染的水而引发疾病。
4、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薄弱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在人口结构、产业类型等方面有了较大的变化，一些文化基础较好、适应能力较强的农民纷纷弃农务工或从事其他产业。而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其识别能力、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较弱，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同时，农村地区的管理措施相对滞后，检测设备也比较落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监督管理职能，这些都为违法经营者提供了可乘之机。还有的村民碍于同乡邻里的情面，不愿主张自己的权益，也使得假冒伪劣食品能在乡村占据市场。
5、食品添加剂、农药残留超标
受到自身技术水平、知识水平和生产条件的限制，农村的生产者为了让生产出的食品美观、好吃，并吸引更多的人购买，在食品中加入了大量色素、甜味剂等添加剂。
6、大量过期、变质食品流入农村市场
农村的商品经营者大多是本地农民，缺乏必要的法律常识及守法经营的观念。个别经营者往往只追求经济利益而不管商品质量，更不会考虑人们食用不合格食品所造成的后果。
二、青海省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原因
1、当地政府和群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力量单薄且意识淡薄，只有为数极少的专业人员，手段也只限于行政监管，缺少市场诚信、社会中介、行业自律等多种途径和手段。同时，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缺乏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够。青海省的食品监管部门主要有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牵涉的部门较多，这种多头管理的形式常造成管理机构之间职责不明确，业务上相互推诿，从而弱化了监管力度。
2、当地的经济水平较低，食品加工检验技术及设备较落后
近年政府虽然加大了对农村补贴与扶持的力度，但由于农村地区远离城市，经济、交通水平等相对落后，农村食品检测、生产和消毒设备依然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有的农村监管部门连基本的检测设备都没有，不少监管人员仅凭肉眼对市场流通的食品进行检查，监管效果大打折扣。
3、农村居民受传统饮食观念的影响颇深
受消费水平及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村市场假冒伪劣商品较为普遍，劣质食品大量存在，一些“三无”食品、过期食品、不合格食品以及被城市市场拒之门外的食品大量流入农村市场。受知识水平的限制，一些农村居民对于卫生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在购买食品时注重口味而不注重营养，仍旧沿袭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习惯。
三、解决青海省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对策措施
1、食品行业应加强行业自律，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控制生产和销售环节
在食品安全信用体系中，道德约束和法律建设是一对互补关系。道德在食品安全方面的覆盖领域要比法律广泛得多，可以弥补法律规范的不足。道德主要通过社会舆论呼唤人的良知、抨击丑恶现象，以群体的力量指引和迫使人们规范自己的行为，真正做到自律。政府应在食品行业大力开展道德宣传，进行社会舆论引导，进一步提高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标准，把对食品行业的道德评判纳入食品安全征信范围中。
2、依托基础教育和各种宣传手段让居民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在基础教育中开设食品安全课程，同时大力宣传法律法规，对公众进行食品科普教育；利用村镇广播、发放宣传单和张贴宣传画等形式，在农村广泛、深入地宣传食品安全的重要意义，宣传食品安全监管的制度及投诉途径。这不仅可以让消费者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且让经营者了解违法经营将受到何种惩罚。同时，引导村民树立健康的消费理念，提高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及识假辨假的能力；强化经营者的守法观念，使食品安全的观念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
3、政府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规范整合流通领域的经营秩序，积极引导、扶持正规的超市、连锁店进入农村。二是实施食品经营户分级分类监管制度。三是强化不合格食品退市机制，并注重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四是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执法效能。五是建立健全消费维权网点建设，充分发挥投诉效应。
4、建立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体系
目前，青海省在对食品的安全监管中尚未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制度。从现实来看，一旦发生了食品安全事故，监管部门往往仓促应对，相关部门匆匆召开联席会议，确定彼此的职责、分工和工作步骤。这种事后的应急处理方式已经不能及时控制起因日趋复杂的食品安全事故，也不能满足公众对政府高效处理此等事故的期望，更可能导致部门之间的互相推诿以及信息沟通的迟缓与不力。建立并不断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处理机制，不仅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加强食品安全执法部门的队伍建设。
5、提高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的推动作用
从近年来青海省所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中可以发现，食品行业协会对食品安全的推动作用并不理想。只要食品行业内发生一起食品安全问题，就可能给整个行业带来巨大的危害。一些小食品企业掺杂、掺假，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往往会影响到行业内其他守法企业的声誉和经济利益，甚至有可能使整个行业遭到毁灭性打击。因此，青海省的各类食品行业协会应当肩负起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任。行业协会是社会生产专业分工和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维护着行业的整体利益。食品行业协会应加强对行业成员的食品安全教育、树立行业荣誉感；组织会员进行业务培训，使其正确掌握确保食品卫生质量的先进方法；树立先进、批评落后，促使成员不断提高食品安全工作水平；保持与政府部门的联系，提供业内信息数据、获得最新政策；应对行业内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时，加强与政府的沟通，消除不良影响，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与其他组织进行有关食品安全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同时，研究机构应发挥其在食品安全方面的专业研究特长，推动食品安全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完善。研究机构可以进行食品安全的基础研究。比如：研究食品发展趋势，探讨各类食品安全加工新工艺；进行相关数据分析，把食品安全工作经验和存在的不足上升到理论高度。研究机构可以承接政府部门或企业委托的食品安全研究课题，为政府重大食品安全工作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和建议；和省内外研究机构联合开展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各项交流活动。
6、政府应加大对农村食品市场的资金投入，提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
政府应该积极发展各种层次的安全食品生产基地，切实抓好生产基地农药、兽药、饲料等生产投入品的监管，从源头上保证农畜产品的质量安全。应广泛推广无公害生产技术，在产品生产基地加大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力度，努力提高安全食品的质量水平。在实行从农田到餐桌管理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中，检测工作务必随标准的修订不断完善。检测工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加工过程、运输以及市场销售等环节中内部自我监控和外部监督检查的重要手段，直接决定食品的质量和安全。食品安全卫生指标限量值的逐步降低对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检验检测应向高技术化、速测化、便携化以及信息共享迈进。应设置系统的食品检测机构并使之逐步社会化、建立科学的检测质量保证体系以及加强检测技术储备和人员储备，是从总体上提高青海省食品检测能力的重要举措。政府还应进一步加大对食品安全检测检验的研究投入，特别是对于快速检测技术研究的投入，并尽快将研究成果转化成具体应用。
7、政府应加大力度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基础，强大的经济实力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前提和保障。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了，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以价格因素为核心的购买决策心理，转向更多地关注商品的质量和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同时，农村经济的发展也为农村基础教育的普及提供了契机，为农村科学文化事业的振兴提供了可能，这些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并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农民的消费观念。因此，从长远来看，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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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食品安全篇4
关键词：食品安全；“四位一体”；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R1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4）06-04-0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当温饱不再是人们对粮食的唯一追求，品质与安全越来越受关注。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品产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各种新型食品层出不穷。而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食品安全检测机制和监管体制以及消费者保护制度等各方面发展均相对滞后，而又因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步伐持续加快，导致人们对食品安全意识的不断提高和食品安全事故频繁曝光之间的矛盾激化，引人担忧。
梅州是广东的农业大市，粮食播种面积达20万hm2，总产120万t，水果、优质粮食、高品质茶叶、高山茶油等产业初具规模，是全省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然而，受“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限制，梅州农业生产的物理分割程度较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耕地的条块分割较多，经营主体主要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小型农户，连片的基地少，生产规模小，生产种类五花八门，农资配套不规范，集约化、产业化、标准化程度不高，这种大市场小农户的现象不便于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监督与管理。虽然，近年来我市大宗农（水）产品农（渔）药残留的抽检合格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随着梅州精致高效农业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传统农业不断向城郊农业、休闲农业、品牌农业延伸，产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农产品和特色旅游产品供应需求增加，而梅州现有的食品安全监控检测技术与监管水平仍然较低，食品安全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不利于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提升食品安全水平，“舌尖上的安全”再一次成为热议的话题。可见，食品安全问题已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当前形势下，梅州必须变被动为主动，因地制宜探索出当地的食品安全保障机制，以适应精致高效农业的发展。
加大食品安全监管，落实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治标之法，而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动食品产业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建设，通过产业化组织把分散农户带进大市场则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治本之策。针对梅州的现状，应搭建一个“政府+科研+企业+社会”四位一体资源共享平台，以走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新路。
1政府引导，提供上中下游全程配套服务
保障食品安全需要政府积极作为，正向引导。一是要科学规划优势产业布局，打造“梅州三宝”品牌。通过集中发展梅州金柚、平远慈橙、嘉应茗茶等优势产业，引导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便于统一监督管理，从而稳定生产品质。二是要全程积极引导，提供生产配套服务。通过上游抓种苗、农资监管和配套体系、农业机械化，中游抓产业标准化、病虫害防治体系、技术服务体系，下游抓仓储和初级加工、品牌管理、市场推介等工作，建立起我市特色农产品“品种+品质+品牌”的三品规范运营体系，促进农产品生产标准化、规范化，保障食品生产安全。
2科技支撑，提高食品安全检测监管水平
在现代化进程中，保障食品安全需要依托科技进步，以提高食品安全检测和监管水平。一方面，要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应与相关通信运营商有机融合，共同搭建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为农业生产管理提供便利。一是利用移动飞信平台向经营主体提供即时有效的政策、技术和市场信息等，有助于把握农业产业方向；二是与联通共建溯源体系和智慧物流，实现“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为农产品提供身份证明；三是与电信共建乡土人才远程教育培育平台，以提升基层农技人员的业务水平以及普通农户的种植管理水平，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要积极加强对外合作，充分整合省内外科研院校的科技、人才、平台等优势资源，这样有利于规范梅州农产品生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3企业主导，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破解大市场小农户经营分散的局面。在梅州，应构建“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合作联社”的六位一体金字塔经营主体培育模式，这样能有效促进农户制逐渐向农场制转变。家庭农场、合作社、企业层层升级，有利于集中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也就便于统一监管，以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一是要搭建合作平台，即“组织+技术+培训+市场+流通+支撑”六位一体的“家庭农场”培育和机制探索大平台。由妇联和团委负责人员和、农业局负责良种良法和技术配套，讲师团进行培训和宣传动员，供销社提供市场对接和服务，邮政局负责产品流通，金融局、人民银行和移动、联通提供金融服务和信息支撑。
二是要探索发展模式，即“131”模式。“1”：搭建一个平台―成立土地资金合作社（市场行为），承担区域内闲散土地集中、抵押、融资、流转等功能。“3”：土地3种流向―一是将集约后的土地由家族组织“家庭农场”予以实体运营，集中起来的土地又可以抵押贷款予以融资；二是没有运营能力，且不愿土地流转的家族把土地集中后，交到土地资金合作社入股分红；三是没有运营能力，但愿意把土地进行市场流转的家族，把土地集中后，暂存土地资金合作社待价而沽、寻求流转。“1”：家庭农场培育流程，政府重点扶育以上3种土地去向中的“家庭农场”运行，将采取“组织+技术+培训+市场+流通+支撑”六位一体模式予以支撑和培育。
4社会共治，积极营造良好食品安全氛围
要提升全民的消费安全意识，树立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的科学理念。一是要积极开展农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应根据政府关于“建设市场监管体系”的总体部署，积极探索我市农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有效途径和方法，扎实推进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农资市场监管体系建设。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5
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一方面，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食品生产、流通和消费都极为分散，导致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点多线长，量大面广，较之于城市，监管任务的挑战和难度更大；另一方面，在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架构下，行政监管和执法力量往往是越往基层越薄弱，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力量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加之广大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特别是一些相对偏远和闭塞的农村地区，刚刚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不强，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渠道狭窄，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依法维权意识都较为缺乏，为一些“三无”食品、过期食品和假冒伪劣食品大量流入农村市场提供了空间，导致农村食品安全形势更为严峻。由此，在我国短期内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难以取得实质性改变的现实国情背景下，农村食品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现阶段我国农村食品市场高度分散的结构性特征，以及农村食品安全行政监管力量薄弱的现实，均使得单纯依靠政府监管难以在短期内确保广大农村地区食品安全。鉴于此，应对农村食品安全复杂现实的挑战，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战略目标，必须具备综合的社会“协同治理”观念，即在推进政府行政监管体系和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的同时，应积极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由传统的单纯依赖政府行政监管向重视社会性力量转移，这也是当达国家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具体到农村食品安全治理而言，农村地区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的态度、认知与行为倾向等，都会对政府及企业的食品安全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作为食品产业链条生产和终端消费环节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农村社会公众积极、主动和理性的参与，是对各类食品生产者经营主体最直接、最有效的制衡，也是推动政府不断健全完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的不竭之源，是农村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力量。为实现推进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目标，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伦理认知、相关科学知识素养以及依法维权能力的普遍提高，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和基础。从我国农村实际来看，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长期落后，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普遍不强，食品安全知识匮乏，法律和维权意识与能力不足，导致其在参与意愿、参与能力以及参与的效能感等方面均面临着突出困难，从而大大制约了农村社会公众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对此，“天津农村食品安全实证调查与监管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通过对天津农村地区开展的食品安全状况的实证调研也印证了上述分析。从调研反馈的结果来看，在当前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和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断曝光的现实背景下，天津农村居民对食品安全认知和关注程度均有一定程度提高。但总体而言，天津农村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质量意识仍较为薄弱。调查结果显示，虽然近年来天津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一些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价格优先”策略仍然是多数农村居民的主要消费导向；天津农村群众在食品安全方面的知识较为匮乏，对所购食品是否为正规企业的合格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强制性标准、是否过量使用色素、防腐剂等，往往并不重视或不知如何有效识别，其自我保护能力和依法维权观念也都有待提高。调研样本中，表示能够积极关注、识别和发现问题食品并能积极检举、揭发和有效维权的比例不足三成。基于上述分析，借鉴国际食品安全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以教育推动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的社会公众树立现代食品安全意识和参与意识，提升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依法维权能力，是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的基本途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参与食品安全治理中起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是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基础性工程，也是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加快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其现实意义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提高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推动构建新型农村食品安全文化。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绝大多数，农民既是最大的食品消费群体，又是初级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处于食品产业链的源头，其食品安全意识和伦理认知对保障农村乃至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因此，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首先，要通过宣传和普及现代食品安全理念和知识，推动农村居民在思维和观念上更加关注和重视食品安全，引导农村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树立正确的生态文明理念和食品安全伦理观，提高其食品安全守法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有效控制农产品源头污染；其次，要提高农村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引导其树立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和消费观，推动构建新型的农村食品安全文化，这是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基础目标。
2．普及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法律知识，提高农村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
农民是最大的食品消费群体，通过食品安全教育，向作为消费者的广大农村居民普及食品安全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提升其风险防范意识、专业辨识能力以及依法维权能力；同时农民作为食品产业链源头的农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通过食品安全教育，可以提升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其在种养殖生产环节过程中，尽量选择安全、环保、节能的产品，正确、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从源头上控制和防范污染发生，传递食品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现代食品安全治理理念。
3．加强农村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意识，有效弥补政府行政监管力量之不足。
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农村地区基层食品监管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设备和技术等方面，均与城市地区有较大差距。笔者对天津农村地区的调研结果进行了综合分析，显示现有的行政监管力量难以完全覆盖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与监管力量薄弱的矛盾十分突出。鉴于此，通过积极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来推动广大农村群众树立现代食品安全的风险意识、防范意识、道德意识和伦理认知，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科学知识和维权监督能力，引导其树立关注社会公共事务的现代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让农民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维权和监管，“这既有利于提高公众自身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又有利于促进公众对于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的参与，而这种积极的参与又会成为政府与社会改进食品安全风险的直接动力。”由此，通过充分挖掘广大农村群众在食品安全方面自我保护的内在动力，充分发挥其对食品安全的制衡作用，可以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
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面临的困境
当代食品安全治理以预防为主，基本原则为源头治理，食品安全教育作为食品安全防御环节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对于实现食品安全的长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支撑地位。但就我国实践来看，受传统治理思维、治理模式和和体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影响，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基础性战略地位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不完善，且在发展中面临一些突出问题。结合课题组对天津农村地区食品安全展开的实证调研，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认识不到位，一些基层政府及相关部门对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重视程度不够
长期以来，受传统治理模式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对于农村食品安全监管，部分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习惯于突击检查、专项整治和事后惩治，对于作为先导性防御环节的食品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基础性地位认识不到位。特别是作为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农村食品安全教育难以在短时间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且很多地方尚未将其纳入食品安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致使一些农村地区基层政府和职能部门，并未真正把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没有将其列为重要职责内容。由此，相关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形式化、仪式化问题比较突出，“虚化”和“弱化”现象较为普遍。抽样调查显示，样本中高达31．6％的受访群众表示没有关注和并不知晓当地政府部门是否开展过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另有22．3％的受访群众则明确表示没有听说过此类活动。
（二）缺少专门性立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缺乏相关法律体系支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相关司法解释及各类规范性文件多达近千部，我国食品安全法治进程取得长足进步。但遗憾的是，针对食品安全教育的专门立法仍属空白，尚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予以明确规范。由于缺少从我国城乡差别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针对食品安全教育的立法，导致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第一线的农村地区食品安全教育开展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指导，给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尽管《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部分法律法规对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有所涉及，但并没有对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食品安全教育职责予以明确，且相关内容多为原则性规定，较为含混笼统，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下位法或地方性法规及相关政策体系支撑，使得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开展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依据，管理机构不明确，权责归属也不够明晰，影响和制约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有效开展。
（三）主体不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缺乏主导性管理机构
在我国食品安全多部门监管体制框架下，虽然从相关法律原则而言，食品安全相关职能部门均负有一定的开展食品安全教育之责任，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负责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主导机构并不明确。多部门分别独立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往往各自为政，标准不一，缺少有效的协调和配合，没有形成有效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的合力。调研同时显示，分散的、非制度和非常态化的农村食品教育难活动效果并不明显，访谈样本中高达68．9％的农村群众对本地曾开展的各类食品安全教育活动不关注或认为对自己影响不大，政府开展的食品安全教育活动也并未成为农村群众获取食品安全知识的主渠道。部分对食品安全知识真正有需求的群众，并不真正知晓从何途径、以何种方式能方便、快捷、有效地从政府部门获取相关的教育资料，而往往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自行从电视、网络等途径寻找食品安全教育资料信息。访谈样本中亦有相当比例的农村群众（占比27．3％）明确表示，其食品安全知识主要来源于传统习俗、惯例或亲朋好友的经验介绍。
（四）内涵被窄化，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不健全
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内涵丰富，就教育对象而言，应涵盖农村食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各类人群；就内容来看，则不仅应包括对作为消费者的农村居民食品安全意识养成和食品安全知识普及，也应包括对作为生产者的农村种养殖户的食品安全伦理教育以及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化肥、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及动植物生长激素等各类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知识的宣传普及；还应包括对农村各类食品经营主体的法律和质量安全管理教育以及各类食品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观念和法律意识的养成教育等。但从当前我国各地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实践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尚不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往往被简化为各种非制度化、非常态化、“仪式性”的各类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多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主体理解成狭义的消费者，而忽视了食品产业链条上其他环节和人员的教育培训；内容上也主要围绕消费者教育展开，形式上则较为单一，以不定期的、面对面的各类宣传活动为主，受众面较小，目标群体不够突出，效果不明显且实践中易于流于形式。
（五）理念认知存在偏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运动式治理”思维痕迹较重
受长期以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运动式治理”模式的影响，我国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制度化、常态化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带有典型的“运动式”治理思维的痕迹。一种情况是在某一典型食品安全案件曝光或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部门便开展各类专项整治，集中地、突击性地开展食品安全教育活动；另一种情况是集中在主要节庆假日以及诸如“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食品安全宣传日”“食品安全周”等时间节点，不定期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和教育活动，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体系和机制建设亟待加强。
三、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加快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是保障农村食品安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为实现农村食品安全长效治理的目标，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政府监管的同时，应积极转变观念，秉持预防为主、源头治理的现代食品安全治理原则，通过推进现代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公众广泛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努力构建农村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形成有效监管的合力。
（一）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战略地位
当代风险社会条件下的食品安全治理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保障农村食品安全，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监管，同样也离不开农村社会公众食品安全素养的提高，离不开农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因此，从当代食品安全协同治理的理念出发，要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提升到食品安全治理基础性地位的战略高度，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纳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目标，明确机构，明确责任，将其列入各基层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对县乡政府食品安全工作的重点考核范围，强化和落实食品安全教育责任。
（二）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立法，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构建提供法制保障
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必须将其纳入法制化轨道。要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教育专门立法，健全我国食品安全教育法律体系，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开展提供明确法律依据，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食品安全教育立法应充分考虑到我国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农村实际展开针对性的立法，通过立法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机构、内容、目标、责任、途径、形式、手段和步骤等相关内容，依法强化相关主体食品安全教育责任，确保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有法可依，为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提供坚实的法制基础和制度保障。
（三）确立食品安全教育政府主导原则，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
为有效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亟需调整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下多个部门各自独立、缺少协作和责任不明的“碎片化”工作模式和机制。应通过食品安全教育立法，确立食品安全教育中政府主导的基本原则，同时明确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中政府相关部门的基本职能和目标责任，对推进食品安全教育的主导机构及其法定权责做出明确规定，并将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对地方政府食品安全治理的综合绩效考评体系，以此来克服和解决当前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相当程度上被“虚化”和“弱化”的尴尬地位。从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置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在中央及地方各级食品安全委员会之下，组建专门的食品安全教育指导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和统筹推进各地食品安全教育工作，组织制定结合本地实际的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方案，督促有关政府职能部门依法履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职责，协调相关食品行业协会、学会以及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成员单位协作参与食品安全教育，研究制定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计划，组织开发相关教育资源，落实推进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责任制和追究制。在此基础上，依法理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关系，进一步明确机构，明确职责，建立稳定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机构体系，形成一体化、广覆盖、专业化和高效率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职能体系。
（四）完善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丰富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食品安全教育不是在纯粹的教育学的语境下使用‘教育’一词的”，食品安全涉及‘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因此食品安全教育中，食品安全教育的参与者除了食品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主要当事人外，还应包括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关食品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新闻媒体。”基于此，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也应构建涵盖从农村消费者教育到生产者、经营者和相关从业人员以及监管人员在内的全面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要进一步健全农村食品安全教育体系，在内容上，要突破过去将食品安全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消费者教育，加快构建食品安全全民教育体系。从我国农村实际情况出发，这一体系应涵盖以下几个层面：（1）以向农村群众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相关法制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食品安全社会教育体系；（2）以农村食品产业链相关生产者、经营者和从业者为主要对象、以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商业伦理和道德诚信以及食品安全技能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3）以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为主要对象，以强化其服务意识、勤政廉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人员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同时，开展农村食品安全教育要注重教育形式和途径的多样化，除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以及食品安全橱窗、海报、漫画和公益讲座等传统途径和形式外，还应积极探索构建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的社会化合作网络体系，引导相关食品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各类专业性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可结合“三下乡”、志愿者服务活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关高校的专业实践活动以及企业公益活动，在进行科学调研的基础上，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针对各地农村饮食与消费习惯、生产生活特点及当地农村居民的关注点，以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针对不同的人群，针对性地设计食品安全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将普法教育与普及食品安全知识教育相结合，提高农村群众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以食品安全教育推动构建农村社会公众共同关注和参与农村食品安全治理、群防群治的新格局。
（五）拓展教育渠道和途径，将农村食品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6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随着食品自然生产方式减少，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增加，食品被人为污染的机会逐渐增多，主要表现在：食品中新的生物性和化学性污染物对健康的直接与潜在威胁日益增大；转基因食品、酶制剂等食品新技术和新型食品包装材料的应用给食品安全带来新的隐患；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许多环节掺杂使假。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1年~2003年的一项调查统计：全国有10.6万多家食品企业，其中70%是10人以下的家庭作坊式企业，超过10%的企业无营业执照，1/5属无标生产，2/3不具备食品检验能力，近一半食品出厂不检验，1/5对进厂原料不进行任何把关，60%不具备基本生产条件。这一系列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当前食品行业的现状。国外多是工业化大生产，而中国则多是小作坊式生产。一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很多都是产自一些“三无”小厂，不干不净、乱添乱加、不明不白，难以保证食品质量安全。公众近年来遭遇的含毒掺假食品已经难以列举，这个名单几乎可以囊括所有种类的食品：奶粉可以做假、肉类可以兑水、调料可以掺假、蔬菜全是农药、水果可以用药物催熟⋯⋯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的水、米、油、盐、酱、醋、茶也都接二连三地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虽屡经工商质监卫生部门查获并严处，屡经媒体曝光或批评，却像按下葫芦浮起瓢，这些表明我国整体食物安全水平还处于较低状态，产品质量状况实在令人勘忧，因此食品质量安全工作需要严阵以待，依法治食，刻不容缓。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1农业生产环境受到污染
工业的发展让农村环境受到污染，工业三废、城市废弃物的大量排放，造成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渗入土壤中，饮用水中含菌量高、重金属含量高。由于污染，很多地方的粮食、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等农产品的质量受到影响。而农民喷洒化学农药等被认为现代农业必不可少的手段也大大降低了农产品消费安全性。如今，既使是家禽家畜排泄的“有机肥”，与我们先辈时代的有机肥营养成分相比也早已大相径庭。有数据显示，每万头猪每年排泄物中就含有机砷类残留物3吨，这些有毒的“有机肥”常常是未经任何处理，就被用以施肥或排入溪流，造成污染。
2加工工艺存在问题
目前国内的农业生产工艺落后，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农业还是小农经济的模式，农业设备极其落后，生产工艺非常粗糙。许多农民不能科学使用先进设备进行种植、加工，只能是在现有条件下，生产出他们自认为没有问题的农产品，忽视了质量安全，甚至根本没有质量安全的概念。主要表现在：一是食品加工企业未能按照工艺要求操作。二是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甚至使用非法添加物而引起食品安全问题。三是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原料带来的问题。如转基因技术、现代生物技术、益生菌和酶制剂等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等。
3政府部门监管不力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在农产品质量出了大问题或造成事故之后，政府主管部门才介入调查。这种“亡羊补牢”的方式根本不可能消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而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包括有工商、质检、卫生、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各部门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执法力度不到位，个别机关中长期存在的推诿扯皮作风，使食品监管工作缺乏有效沟通和协作，监管能力薄弱。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打假不力、假打、暗地里默许甚至公开支持制假售假，这些成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一大隐患。
4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食品法规存在许多盲区，尚未出台系统的食品安全管理法规，现有法规分散、零乱，且标准过少。如农药残留问题，我国只规定了62种农药在食品中的最高残留量，而美国规定了115种，日本、加拿大分别有96种。由于法规不完善，对于农产品农药残留造成的人体伤害，尚无法追究法律责任。
5企业由于利益驱使带来的信用缺失问题。
生产和销售企业的信用缺失是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最直接原因。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个别人把勤劳和智慧发挥到了不该发挥的地方，惟利是图的人层出不穷，尽干伤天害理的缺德事。他们何以敢冒险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制假、造假、售假的风险成本太低，往往是遇到问题交点罚款就可以平安无事。有时我们的监管部门与生产企业之间好象是处于猫鼠同眠的状况，监管部门需要生产企业交罚款以完成任务指标；生产企业交了罚款就可以继续生产谋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食品问题自然屡禁不止。
食品安全问题的整治措施完善法制，严格执法
加强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建设，是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据了解，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散装食品卫生管理法》等法规，并正在加紧制订《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超市经营环境卫生标准》等多部与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安全流程有关的法规。但是按照我国现有《食品卫生法》的相关规定，对违法者处罚相对过轻，基本上是以罚款来处理，而违法者又不怕被罚。因此，首先是要对现行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协调、修订，加重对违法人的处罚强度，“治乱世用重典”，涉及食品安全方面的处罚必须是一棍子打死，让他坐牢，让他倾家荡产，使违法的成本极高、代价极大，人们也就都遵纪守法了。其次是组建联合执法网，加强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领导，明确各级政府和部门的职责，加强各部门的沟通和协调，通力合作，各司其职，严格依法行政，形成一个工作高效、监管到位、老百姓信得过的食品安全监管网，切实形成合力。此外，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改善行政效率，加强监管力度，改革现行体制，从根本上堵住问题食品的源头。要求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切实增强做好食品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依法严打不法商人，严厉查处制售假劣有毒有害食品案件；一定要做到治标治本并重，扎扎实实落实好食品管理方案、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方案，做到协调、统一、高效。
2强化对食品源头污染的治理
首先，保障农产品消费安全，除了开展检测、把好入市关口外，更主要的是要从源头上控制，从根本上治理；切实改善和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建设好安全优质和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农产品在干净清洁的环境中生产，从根本上杜绝有毒有害物质对农产品的污染。其次，推进和完善农产品质量认证认定制度，为市场准入提供“通行
证”，变流通入口为关口。认证认定是质量评价的基本手段，是对达到一定标准水平的产品发放标志、给予认可，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目前在农产品质量认证上，主要有无公害农产品认定、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食品认证。再次，规范农药、兽药、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管理和使用，限制、禁止高毒、高残留农业投入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对明令禁用、限用的投入品加强监管和抽查，对违规者予以处罚，切实把住农产品质量安全源头。
3加快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政府应加快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加快检验检疫、农、兽药残留限量、食品卫生、食品添加剂等方面的食品质量安全卫生标准的制修订步伐，包括与国际标准、国家标准以及行业标准相配套的地方标准体系建设，使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分别达到市场准入标准、进入超市专卖标准，并向广大农民、产业化龙头企业推荐和介绍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加快食品质量安全立法进程，健全食品质量安全执法体系，制定《国家食品安全法》，可以提高食品企业准入市场门槛，为预防食品安全隐患增加最重要的一道关口。为此，合法食品经营者和消费者都急切盼望《食品安全法》出台，以从法律上保证食品生产的安全。
4加强舆论监督，提高食品安全意识
一定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的作用，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氛围。对那些恶意造假坑害百姓的不法分子，要坚决揭露予以曝光，必要时要动用法律的手段换回百姓盘中餐的“清白”。注意引导消费，保护和宣传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做好食品安全信息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健全群众监督网，做好食品安全科普知识宣传，让消费者掌握正确的食品安全消费知识，加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参与食品安全管理，最终使假冒伪劣产品失去消费市场。
5各级政府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管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从监管的角度，完善食品安全法制和构筑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新的监管体制，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和治本之策。对监管不力的部门和官员应及时追究其责任，应将问责制深入贯彻到包括食品监管部门在内的各政府职能部门中去，并将问责制引入《食品安全法》中，把食品安全问题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挂起钩来。同时应修订现有食品管理的法规，加大对食品违法的处罚力度，改变对违法者惩戒力度不够、难以形成震慑、致使不法者见利忘义铤而走险的现状。建议有关部门分门别类地制订出食品行业具体的准入门槛，作为从事该行业的前提条件，而且门槛一定要设得高一些。对于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这就需要农业、卫生、工商等多个部门构建一个强有力的控制体系，严格食品生产经营的许可审批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同时也需要加强对农村食品生产和消费的宣传、教育和指导，让其了解《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引导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严格按照质量标准从事生产经营，自觉守法，诚信经营，创造良好的食品安全环境和市场秩序。
6尽快完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结构
2004年12月24日国家标准委、国家发改委、农业部、卫生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了《关于加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的意见》，这是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中“尽快清理与食品安全有关的产品和卫生标准，构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要求制定的。七部委在《意见》中确定了近期工作的重点，即全面清理现行食品标准，以食品安全标准为重点调整食品标准体系结构，重点安排食品卫生、食品生产安全控制等一批重要标准的修订工作。这说明国家十分重视完善食品质量标准体系、推进食品安全标准化进程的工作。
在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诸多因素中，标准是质量的依据，食品安全标准对食品的质量安全起着重要的基础作用，食品安全标准的水平决定了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因此，对无国家产品质量标准的食品应尽快制定地方标准加以规范，对蔬菜、果品、水产品等从生产基地到餐桌的监督检验进行地方立法，对现行的有关食品安全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也要尽快修订完善，且要以国际标准、指南、建议为基础，制定我国的食品安全卫生限量指标——食品卫生系列标准。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7
关键词：食药安全行政成本基金财政支出绩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药安全问题直接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瘦肉精”、“三鹿奶粉”、“毒大米”、“染色馒头”、“西瓜膨大剂”等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出现，食药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亟待改变。
一、治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措施的局限性
我国食药安全管理机构涉及食药监管局、工商、质检、卫生、农业、商务、公安、城管等13个部门，机构分散、职能不统一。如此“分段管理、分类管理”的方式导致各部分互相扯皮或重复执法，执法监督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多部门共同管理本身还消耗大量的财政资金，“巨大的”行政成本与“低绩效”的管理效果形成巨大反差。反映着治理食药安全问题措施的诸多局限性。
一是加工质量、安全水平难以得到保证。当前近50万个食品生产企业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其中相当大的比例由于条件差、工艺落后、操作不规范导致食品微生物、重金属污染严重，各执法监督部门人财物有限，也难以对全部企业的食品生产各环节实行全程系统监管。
二是危害食药安全的方式不断创新、手段更趋隐蔽，案件性质认定难度越来越大。比如，聘请个别无良专家提供配方，添加可以钻空子的有毒有害物质，规避质检；通过网络销售逃避传统的监管；食药滥用添加剂问题扩展至原材料和成品的生产、流通、贮存等各个环节，全程系统监管难度大；食药安全犯罪的团伙性、链条性特征明显，逃避刑事追究意识强，共同犯罪的比例较高，成员之间分工负责、责任明确，在生产、运输、贮存、销售等各个环节互相配合又相对独立，跨地区作案明显增多，查证难；药品行业高开高返、走票过票、佣金返现等洗钱洗税、大量提现的营销歪风突出。
二、探索以最少行政成本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建议
（一）以区分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类型为突破口，实施重点领域执法监督
食品安全危害类型主要有四种。一是生物性危害，即细菌、病毒、寄生虫以及霉菌；二是化学性危害，即重金属、自然毒素、农用化学药物、洗涤剂及其它化学性危害；三是物理性危害；四是转基因食品危害广受争议，转基因技术的创新性和不确定性让机遇与风险并存。
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等行为的性质，应明确界定食品安全范围；重视具有“高度危险”的一些典型情形并予以类型化，从而集中执法力量，突出执法任务的不同特点，打击要害。
（二）构建科学有效的食品药品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绩效
危害食药安全涉及范围越来越广，危害程度越来越深，手段已出现多样化、组织化、高技术化的特点。法律法规、食药安全标准不健全，监测评估、检验检测体系不完善以及生产经营者诚信缺失是主要原因。因此，构建科学有效的食药安全防控体系成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当务之急。
首先，发挥当期战术措施的控制作用。一是重点针对具有“高度危险”的典型代表类型，制定点面结合的长效机制解决方案。结合落实食药安全监管责任，重点区分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和政府的监管责任。二是健全食药安全监管体制。优化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特别是针对危害食药安全问题的方式不断翻新、手段更趋隐蔽问题，重点加强组织领导与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从被动执法转向主动执法。三是同时从调动本省所有社会资源进行长效机制协调配合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入手，把实施保障食药安全问题作为全市公民的义务。四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与强化群众自我安全意识相结合。宣传危害食药安全源生产、运输、贮存、销售的违法企业产品特点及渠道方式，大力培育发展和树立宣传本地区农业科技相关龙头企业的产品品牌，使违法企业在市场上无生存空间。
其次，稳步推进长期战略步骤的发展。根本解决保障食品安全的长效监管机制，是一个长期不断升级的战略系统工程，要长期推动农业科技与资本结合，培育和发展本地区与农业科技相关的龙头企业，才能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取得最大的、可持续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议认清我国农业科技市场发展空间和政策，农业科技市场与保障食品安全的辩证关系；大力培育和发展适应本省高产、优质、生态的农业龙头科技企业，保障安全的市场食品供应体系。
最后，注重把握当期战术措施和长期战略步骤的有效配比机制。很多专家学者从多方面提出加强保障食品安全的执法监督管理和完善法律等建议，但成效并不明显，主要在于误认为加强执法监督管理和完善法律是保障食品安全的“万能手段”，某种程度上还误导政府每年大幅度增加财政支出来解决食药安全问题。
一是解决当前危害食品安全问题时，在具体实施行政成本支出和选择难易程度上，应当“优先当期战术措施力度，后重长期战略步骤”（包括当期战术措施比重高于长期战略步骤比重），而在政策总体方向布局上坚持着眼“优先长期战略步骤，后重当期战术措施”。
二是当实施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程度已遏制到有逐年下降趋势时，在继续实施行政成本支出和选择难易程度上，应当转为“优先长期战略步骤，后重战术措施比重”（包括提高长期战略步骤比重，降低当期战术措施比重），在政策总体方向布局上，继续坚持着眼“优先长期战略步骤，后重当期战术措施”。
三是当发展和培育本省农业龙头科技企业所保障食品安全的市场食品供应体系有效果时，应逐年减少行政成本支出，重点发挥全社会资源功能。只有农业龙头科技企业品牌数量逐步超过中小微型企业数量，实现降低食品生产企业总数量的条件下，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危害食品安全企业的源头。同时农业龙头科技企业做大做强又能吸纳原来危害食品安全企业就业者重新就业。
四是应清醒看到保障食药安全的财政收入来源稀缺性（一些地方财政收入来源中，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比例较高）。若不从长期战略高度推动农业科技与资本结合，以及培育和发展本省与农业科技相关的龙头企业等问题，保障食品安全的财政收入来源若再增，就要用部分土地收入来解决监督管理行政支出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农业科技相关的龙头企业若做强做大就相应多缴税，且危害食品安全的源头企业数量减少，就避免其偷税漏税。这种增税效果同时也保障了保障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行政支出的可持续性。
（三）积极发展产业基金，努力培育食品市场供应体系
首先，发挥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成果与产业基金相结合的促新优势。该院作为农业科研的顶级机构及农业“十二五”规划参与者，每年都为农业产业经济带来数百亿以上规模的新增收益。2011年7月由该院发起设立中农科产业发展基金（简称中农基金）立足于支持我国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切实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管理等问题，促进科技与资本的融合，有效推动全国农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进程，服务“三农”和现代农业发展。中农基金到广东落地，有利于打造该院科技与地方政府资源和科技企业资源对接的多赢局面平台。更重要的是，不仅有利于以最少的财政支出提升本省保障食品安全质量与效果，还促进本省龙头农业科技企业科技整体质量水平提高。
其次，积极构建市场食品供应体系。一是狠抓“菜篮子”，保障食品安全供给。加快推进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种养，提升“菜篮子”产品整体供给保障能力和质量安全水平。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继续开展园艺作物标准园、畜禽水产示范场建设，启动本省农业标准化整体推进示范县建设。实施本省蔬菜产业发展规划，支持优势区域加强菜地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本省农业产业化龙头科技企业在“菜篮子”产品生产和流通中的积极作用。强化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综合协调，加强检验检测体系和追溯体系建设，开展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大力推广高效安全肥料、低毒低残留农药，严格规范使用食品和饲料添加剂。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充分发挥都市农业应急保障功能，大中城市要坚持保有一定的蔬菜等生鲜食品自给能力。
二是依靠科技创新驱动，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建设。突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性、公益性科技研究。大力加强农业基础研究，在农业生物基因调控及分子育种、农林动植物抗逆机理、农田资源高效利用、农林生态修复、有害生物控制、生物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等方面突破一批重大基础理论和方法。加快推进前沿技术研究，在农业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精准农业技术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成果，抢占现代农业科技制高点。着力突破农业技术瓶颈，在良种培育、节本降耗、节水灌溉、农机装备、新型肥料、疫病防控、加工贮运、循环农业、海洋农业、农村民生等方面取得一批重大实用技术成果。
三是完善农业科技创新机制。按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深化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健全现代院所制度，扩大院所自，努力营造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的政策环境。完善农业科研立项机制，实行定向委托和自主选题相结合、稳定支持和适度竞争相结合。落实税收减免、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优惠等政策，支持企业加强技术研发和升级，鼓励企业承担国家各类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8
[关键词]食品安全；农民利益；社会治理；生态农业；消费机制
食品安全不只是制度问题，而是社会管理问题，需要将食品安全制度建设与影响食品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才能打造食品安全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几个“结合”。
一、保障食品安全应当与农民利益保护相结合
保障食品安全，首先要保证农产品安全，因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食物，都直接或间接的来源于农产品。而保证农产品安全，必须规范农民的生产经营行为，主要是规范农民在种植养殖活动中农药、化肥、兽药、地膜及其他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这些本是食品安全的应有之意，然而，如何使用农药、化肥、兽药、地膜及其他农业投入品，同样涉及到农民的利益。一般而言，安全农产品的生产要求使用低毒、低残留农业投入品，按照规定的技术规范生产，这必然造成农民生产成本增加，因为低毒、低残留的农业投入品，价格往往高于高毒、高残留投入品。可在现实生活中，农业生产属于微利行业，特别是种植业中，投入高的农产品未必能够卖高价，而这些成本要农民自己承担，这就存在着一个食品安全与农民成本收益的矛盾。以农药使用为例，农业部从2007年1月1日开始在全国全面禁止甲胺磷等5种高毒农药使用，并推荐了50个替代药剂。但农民对高毒农药十分怀念，因为高毒农药不仅杀虫快、药效长、杀虫种类多，最重要的是高毒农药便宜而替代产品成本太高。如一亩水稻用甲胺磷杀虫只需50-60毫升，折算亩成本约1.5元，但甲胺磷的替代产品，如用2%阿维菌素喷施一亩水稻，成本在15-20元，一次喷施农药成本就是原来的10倍。并且，替代农药易产生抗药性，必须增加用药量和喷施次数，这又变相增加了成本投入[1]。成本问题不仅存在于农药中，而且存在于喷药工具中。要达到药效，就须使用新型喷雾器，而新型喷雾器的价格要比旧式喷雾器高一半。其他农业投入品使用同样存在成本收益问题。
在我国，农民整体上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人均收入不足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一半，加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住房、看病、结婚、子女上学等必要消费迫使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必然考虑成本问题。因而，农民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在进行农业生产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成本收益而不可能是农产品安全。有关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农业部农产品质量管理司有关人员曾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农户对农产品价格和销路的关注度分别为53%和51%,对农产品安全的关注度是27%，并且大部分农户对投入品使用的国家规定不很清楚，仅有8%的农户知道全部的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67%的农户知道一部分，25%的农户甚至完全不知道[2]。保障食品安全，农民是主体，大部分食品安全措施最终需要农民落实，如果食品安全措施和制度不考虑农民利益和感受，仅仅把农民作为管理对象，强调农民的义务，则种种看似严格的制度和政策就不能在实践中落实，各种制度和措施最终难以避免流于形式的命运。因此，保障食品安全，一要降低低毒、低残留农业投入品的价格，二要农民高投入高收益，成本投入大，安全农产品的价格也应当提高。这又涉及到了消费问题。
二、保障食品安全应当注重安全食品生产与消费机制培育相结合
食品安全不仅是生产者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消费者责任。如前所述，安全食品对化肥、农药、兽药等投入品使用有严格要求，因而，投入成本相对要高，加上需要认证等程序，价格当然也贵。以笔者所在城市为例，一斤普通鸡蛋4元左右，而无公害鸡蛋售价一般在普通鸡蛋售价的一倍以上；一斤散装大米是2元，而标有无公害标志的袋装大米每斤在5元以上，有机大米则在10元以上；一斤普通散装苹果市场销售价在3.5元左右，而一斤可追溯散装苹果售价是普通苹果3倍，如果是盒装的话，售价最低要5倍于普通苹果。由于价格较高，现在市场上安全农产品一般作为礼品，或者用于高端消费者消费，大部分普通消费者很少消费该类产品。也就是说，尽管消费者安全意识很强，十分关注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有害物质添加等问题，但对大多数消费者而言，安全意识尚没有转化成购买力，人们消费时主要考虑价格因素，绝大多数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是在同等价格或略高价格条件下的安全性。有关调查也证明这一点，“虽然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愿意为可追溯农产品支付高于普通农产品价格，但愿意支付的被调查者中，仅有30%的人愿意支付高于10%的价格”[3]。如果价格上涨100%或者更高，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愿意为安全食品买单。看看超市里普通鸡蛋柜台前的人头攒动和无公害鸡蛋柜台前的冷落寂寥，就知道当前安全食品的消费困境。这其实是又一种生产和消费矛盾。生产目的是为了消费，如果消费不能启动，必然无法带动生产。消费者不接受质优价亦优产品，则必然“劣币驱逐良币”，安全食品生产就不能扩大，甚至趋于萎缩。因此，保障食品安全应当理顺生产和消费矛盾。
理顺安全食品生产和消费矛盾，重在培养消费者安全食品消费习惯，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首先应加大宣传力度，使食品安全更加深入人心。其次，理顺农业生产中投入风险分担问题。我国农业生产现实情况是生产和消费分开，生产者承担全部风险，这非常不利于安全农产品生产。一来从生产成本角度考虑，他们不愿意使用高价低毒农药等农业投入品，更倾向于使用低价高毒农业投入品；二来他们也要考虑风险，使用高成本低毒农业投入品生产的安全农产品卖不了高价，没有利润甚至亏本怎么办？何况鲜活农产品保值期很短，卖不了就得亏本。这样风险是农民不愿意也不能够承受的。解决食品安全就必须理顺这个风险承担机制。这就应当发挥消费者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作用。消费者协会把消费者组织起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二者直接见面协商安全食品生产消费问题，形成“订单农业”生产形式。消费者协会预先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支付给农民一部分生产费用作为定金，并对生产过程监督，农民生产安全农产品通过“订单”直接供应消费者。这样，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产品价格，又理顺了生产风险机制，消除了农民顾虑。第三，政府应鼓励安全食品消费，在市场环节减免一定税费，以降低安全食品价格。第四，规范超市等销售场所行为。超市本来是安全农产品销售的最佳渠道。因为与农贸市场相比，超市经营者固定，信誉度高。但一些超市滥用其在销售渠道方面的优势地位，向供货商收取名目繁多、数额巨大的各种费用，将自身经营成本转嫁给供货商，变相索要商业贿赂，供货商不堪重负，只得将这部分高昂费用摊加到产品上，造成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对安全食品而言，本身种植养殖成本高，价格相应要贵；超市高昂收费又要摊加到产品价格中；再加上鲜活产品耗损较大，故超市安全食品价格明显畸高。这必然影响消费。为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约束超市不正当行为，同时鼓励安全农产品形成供应链。只有将生产消费综合考虑，理顺二者关系，形成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才能保障食品安全真正落实。
三、保障食品安全应注重政府监管与行业组织自律的结合
目前的食品安全管理，十分注重政府监管。但监管不是万能的，并且监管必然带来一定副作用。其一，监管不可能覆盖食品生产每个角落。以养猪为例，农户散养在养猪业中占相当比例，产业集中度很低。这种分散化的饲养格局导致饲料及兽药等产品的销售只能主要依靠当地的经销商。这些经销商大多是散兵游勇，很难监管。另外，这种养殖模式必然导致流通环节存在经纪人、猪贩等中间商存在。这些中间商流动性强，导致猪肉产品的源头难以找到、生产过程难以追溯。必须指出的是，这样的散养方式在我国还将长期存在，从农民就业和增收角度考虑，不能消灭小规模养殖方式。此外，农户种植养殖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农户往往根据自己的时间和农业生产的需要施肥喷药，奶农半夜要喂牛喂猪、农民天不亮就下地喷药施肥，凌晨杀猪宰羊，要想监督所有这些活动客观上根本不可能。不仅在农业生产中，在食品加工、销售中监管同样不能面面俱到。如食品监管依据是生产标准，但很多产品无法定标准。如我国有很多小吃，风味、口感各异正好彰显了其特性，如果同一划标准就失去了其本质属性；又有很多祖传手艺的食品，如果整齐划一也就失去其特性。若果真如此，食品安全未必得以保障，丰富多彩的人民生活肯定会单调又乏味。再者，我国的食品加工个体户不计其数，随便往那个菜市场转一转，都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景象，这就意味着食品加工同样存在监管困难。而且，个体户经营也是民生问题，平民百姓要靠这些养家糊口，总不能为了监管方便把个体经营都取缔了吧！因而，在食品安全中，监管不可能包揽一切。其二，监管同样存在政府失灵问题。其主要表现是：一是社会成本过高。政府监管必然要设置相应的机构配置相应人员，自然造成政府机构的庞大，社会成本提高，人民负担加重。二是效率低下。僵化的办事程序，以及有意无意的行政不作为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三是腐败和渎职。过度监管为监管部门及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腐败，谋求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提供了机会。它们很可能为了个人利益放弃监管职责，或钓鱼执法，养鱼执法，任由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双汇瘦肉精事件中，每头猪花两元钱就能买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和五号病非疫区证明三大证明，无需检测“瘦肉精”，每头猪交10元钱就能得到一张“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不难看出，监管成了某些部门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证实，“危害食品安全恶性事件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交织在一起。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超越职权，，为不合格食品出具合格证，对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不移交，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甚至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仅在2011年前5个月立案侦查的39人中，罪22人，占56.4%”[4]。其实，多年的教训早已证明过重的权力必然存在腐败，而监管范围越大，腐败机会就越多，瘦肉精事件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而已。
行业自律是指同行业生产者、销售者的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同行业生产者、经营者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利益相关者。例如他们都面临共同的经营环境，市场准入、税费高低、技术标准、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并非针对某一个体生产者、经营者，而是针对全体生产者、经营者的。更为重要的是，同一行业的经营者都要承担行业连带责任的风险。经济学研究表明，某一行业的发展有赖于买卖双方长期的博弈，在长期博弈中，卖方始终处于信息优势地位，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在每一次买卖博弈中，卖方都存在利用优势信息欺瞒买方的机会。例如，消费者购买食品，主要看外观标示，至于食品中的成分和添加剂，外观标示内容是否与实际符合，消费者很难弄清楚，生产者自己最清楚。生产者完全可以以与外观标示不符的假冒伪劣产品欺瞒消费者。但这样的欺瞒只能是暂时性的，一旦消费者认识到这种欺瞒，不只对与之直接交易的生产者产生不信任，而且对生产者所处整个行业产生不信任，拒绝购买该行业所有经营者的产品，这就是连带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连带责任广泛存在，任何经营者的不道德行为必然株连其他经营者。并且，由于现代社会信息高度发达，特别是互联网存在，任何对行业不利消息都会迅速放大性传遍整个世界，行业内少数经营者的不道德以及违法行为不仅给行业带来灭顶之灾，甚至波及相关行业。“三鹿事件”就是典型事例。当奶粉掺加三聚氰胺被揭露出来时，先是奶粉、液态奶、其他奶制品，随后是以牛奶为原料的其他食品，然后是养殖业、饲料行业无不受到严重冲击。“双汇瘦肉精事件”再一次提供了佐证，当某些养猪户使用瘦肉精被揭发出来时，从来没有使用过瘦肉精的养猪户同样受到株连，不但生猪收购价降低，而且根本卖不出去，全国养猪行业一周损失就在3亿元以上[5]。如果生产者或经营者能够组织起来，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实行行业自律，这些株连完全可以避免。因为行业内任何不道德行为和违法行为，以及行业潜规则，从业人员最先知道，其危害性也最为清楚，如果他们必须为别人的不道德或违法行为承担责任，他们就会主动地揭露害群之马，惩罚害群之马，主动维护行业正常秩序。试想，一个村庄的养牛户组成一个专业合作社，用组织名义销售鲜奶，如果一户养牛户的鲜奶中被检测出添加了有害物品，则整个组织所有的鲜奶都可能被拒收，其他养牛户能对添加者不理不睬、听之任之吗？他们之间能不互相监督吗？处于人情世故、生活环境、自身处境的考虑，添加者还敢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吗？同样，如果一个村庄养猪户组成一个专业合作社，用一个组织名义销售产品，任何成员因使用瘦肉精而连及整个合作社的生猪都被拒收，这个养猪户就无法在村庄立足，也就不敢胆大妄为使用瘦肉精。如是，养牛户就能自觉维护食品安全。
其实，行业自律在中国有深厚传统，传统中国并没有西方那样严密细致的民法典，更没有数量繁多的监管部门，却存在名目繁多的行会、会馆等商人组织。行会、会馆依据行会规约对商户自我管理，这些规约涉及生产和经营上的各个环节，从生产组织的形式和规模、原料的获得和分配、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业务的承接、销售的范围、度量衡的标准、货物的价格、结帐的日期到同行之人的行为、福利和相互关系等等无所不包。如光绪三十四年湖南宁乡摊店鱼行行规：“出货均用正十六两称，斛用靖斛，斗用靖斗，尺用省垣铜尺，如有短少情弊，公同议罚，不服禀究。”[6]又如常熟县米业公所丰庆堂，每到新谷上市前，由公所派专人检验斛具，遇有铁皮宽松等情况，须校准后加盖烙印方可使用。光绪年间，有行户使用无烙印斛具，将引木大小互换甚或私自撬去，引起同人不满，公所“改换定制”，每斛只准一只，并编有字号，作为斛米专用[7]。没有法律调整、没有政府直接管理却能保证市场秩序稳定，无疑说明了行业自律社会管理的成功。另外，行业自律不须花费高昂社会成本，是一个成本低效果好的社会管理方式。
监管并不能完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只有将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结合起来，才能达致最佳食品安全管理效果。如何将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结合起来？第一，政府应鼓励组建行业组织，支持行业组织行使职能。如指导本地区符合条件的行业组建行业协会，为行业协会组建给予政策支持；第二，政府应支持行业组织实行“业必归会”，所有的经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律加入行业协会，不入会者不得进入经营活动，政府部门在从业证照办理中要体现这一做法。食品行业是关系人们生命健康的产业，必须实行“业必归会”原则，这种做法似乎体现了政府强制，但惟有如此才能保证行业组织社会治理效用。试想一下，经营户可以加入行业组织，也可以不加入行业组织，行业组织能不能组成就是问题，即使组建了也不具有全行业代表性，何谈行业自律？第三，行业协会组织全体经营者制定行业规范，对违反行业规范、危害行业整体利益行为，任何经营者都有义务规劝和举报，对发现的制造、销售不安全食品的经营者，行业协会有权根据行业协会章程和行业规范进行处罚，对情节严重的，交由政府有关部门处理。第四，如发现有人生产、销售不安全的食品，或者其它危害行业整体发展行为，由行业组织出面举报。这是因为，个人向监管部门举报，监管部门不作为的，个人基本上无计可施。虽然举报人可以按规定向上级主管部门举报，但实践中举报人要考虑举报成本，上级主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往往也通过下级部门解决，举报人或将面临被打击报复风险。以行业组织出面举报，份量自然重于个人，也没有打击报复考虑，即使监管部门不作为或不严格执法的，行业组织向上级领导和上级部门反映，效果要好于个人举报。行业组织的存在，解决了正常经营的商户对不法商户危害行业行为无计可施，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的无奈，清除了害群之马，使行业诚信建设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使食品安全同样具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总之，行业组织弥补了政府监管之不足，是政府执法的最佳依托，二者通过良好互动机制、有效监督机制、问责机制，共同保障食品安全长效机制。
四、保障食品安全必须与发展生态农业相结合
造成目前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环境污染严重，农业生产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地膜、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以及集约化养殖带来的畜禽粪便污染。化肥、农药、地膜过量使用和畜禽粪便污染直接导致土壤污染和水体污染，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并造成危害，形成不可逆转的食品安全问题。
解决上述问题最佳模式是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其实，中国传统的农业就是生态农业的简单形式。过去城乡居民的粪便、垃圾、秸秆、绿肥和沼液都是农田宝贵的肥源，农家的畜禽、鱼、桑、蚕、蚯蚓、沼气和菜地、农田、鱼塘、树林、村落构成和谐的农村生态系统，轮作、间作、湿地净化和生物降解等被充分利用，这些都属于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可惜的是，这种农业生产模式在我国正在衰减，取而代之的是所谓现代化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激素、塑料薄膜等农业投入品，大搞工厂化集约化的养殖，最终酿成大规模农业环境污染，形成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现在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已经探索出多种生态农业生产模式，典型的有三种：北方“四位一体”生态农业模式、南方“猪－沼－果”生态农业模式、西北“五配套”生态农业模式。无论那种生态农业模式，都将生产、生活结合起来，养殖、种植结合起来，形成小型循环经济模式。这不仅改善了农村环境问题，而且大大降低了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从根本上保证了食品安全。
总而言之，食品安全不只是制度建设问题。在食品安全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注意将保障食品安全与农民利益保护结合起来，将安全食品生产与消费机制培育结合起来，将政府监管与行业组织自律结合起来，将保障食品安全与发展生态农业结合起来。这是打造食品安全长效机制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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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与食品安全篇9
关键词食品安全农村监管体系
一、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现状和问题
我国农村食品监管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城乡二元体制的职责不明晰导致农村的食品安全监管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执法过程中易出现各个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的现象。再加上农村食品安全监管任务繁重，监管力量薄弱，一些无证无照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流动食品小贩，往往成为监管空白。农民的低食品安全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假冒伪劣食品在农村的销售。
二、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1、食品安全监管的法律依据不明确。目前我国《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农村食品监管的法规部全面，同时有关法律法规相互之间有交叉和矛盾，造成监管部门职能重叠。
2、食品药品监管工作重视不够。由于农村经济本身就不发达，许多部门和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历来对食品药品监管抱应付态度，而乡（镇）村一级经费本来就很紧缺，设施设备投入不足。这些原因直接导致食品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对食品药品的监管不够重视。
3、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素质较低。农村大多数人文化素质较低，食品药品行业从业人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食品药品安全知识、法律法规意识、卫生知识缺乏，辨别伪劣食品药品的能力较差。
4、群众法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差。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成立时间短、人员少、经费不足等原因，深入农村宣传食品药品法律法规少，加之群众素质低，农村地区的食品药品供应网络不健全，人民群众饮食用药难以保障。
三、构建农村多元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实必要性
构建农村多元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是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必然要求，农村食品安全是关系到农村群众、乃至整个国家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头等大事，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有利于及时发现农村食品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并揭发食品安全违法和犯罪行为，最大限度地保证食品在源头上和过程中能达到安全标准。同时，在公民权利逐渐得到保障、公民社会不断成长的形势下，政府行政合法性的来源转而更多的依靠社会管理的质量。
四、提高农村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效能的措施
1、建立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对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是多个部门共同承担的责任，需要科学统筹、统一调控、形成合力。各相关部门应完善软硬件建设，建立顺畅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平台，在网上及时食品安全监管信息，定期公布检测结果，实现信息共享。县和乡（镇）应建立分级、分线、分项食品质量安全负责制，明确各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和村的职责。加强对农村食品安全监督员、协管员、信息员的管理和培训，解决好他们的工作报酬，并建立奖惩机制，改善检测条件和检测手段，加大食品抽检力度，并定期向社会公布食品检验结果。
2、狠抓薄弱环节，加强对散装食品监管力度，消除安全隐患，加大审批力度，规范食品经营主体准入加强依法审批、依法登记注册相关制度，严格把好农村食品市场经营主体准入关。加强日常监管，坚决取缔无照经营行为，查处超范围经营行为。加强不合格食品的退市监管，依法责令企业停止销售和追回不合格食品，完善相关的处置措施。
3、建立农村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网络，做好维权工作在目前监管部门监管力量和监管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动员社会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农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建立农村食品安全社会监督网络。
4、建立农村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加强对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知识宣传，增强农民的食品安全意识、维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运用农村广播、电视和黑板报等宣传途径引导农村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改变过去只重价格不重质量的消费观念和消费取向。
五、结束语
为了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持续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应切实增强政府扶持力度，增加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食品卫生知识宣传，提高全社会对食品安全的认识，以构筑政府重视，行业自律，维权方便，全民参与的农村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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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万亮，张涌.农村食品安全应立足于监督网建设[j].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08（8）.
农业与食品安全篇10
欧盟《通用食品法》(eC178/2002)的定义是指在生产、加工及销售的各个环节中，对食品、饲料、食用性禽畜及有可能成为食品或饲料组成成分的所有物质的追溯或追踪能力［3］。《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iSo22005:2007)中将“可追溯性”定义为:跟踪饲料或食品在整个生产、加工和分销的特定阶段流动的能力［13］。在我国，《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GB/t6582-1994)将可追溯性界定为:追溯所考虑对象的历史、应用情况或所处场所的能力［3］。中国良好农业规范(ChinaGap)中对可追溯性的要求是:通过记录证明来追溯产品的历史、使用和所在位置的能力(即材料和成分的来源、产品的加工历史、产品交货后的销售和安排等)［8］。可追溯体系流程(见图1)。图1可追溯体系示意图可追溯体系是可追溯性概念在产品安全管理方面的理论表述。欧盟《通用食品法》(eC178/2002)认为是追踪食品从生产到流通全过程的信息系统，目的在于食品质量控制和出现问题时召回［3］。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Codex)将可追溯体系定义表述为食品市场各个阶段的信息流的连续性保障体系［7］。美国农业部第830号农经调查报告首次将食品可追溯体系按照“深度、宽度和精确度”三个标准进行评价，其中宽度指系统所包含的信息范围，深度指可以向前或向后追溯信息的距离，精确度指可以确定问题源头或产品某种特性的能力［9］。中国物品编码中心从技术角度解释了食品可追溯体系，即采用ean/UCC系统对食品原料的生产、加工、储藏及零售等供应链各个环节上的管理对象进行标识，通过条码和人工可读方式记录信息，一旦食品出现卫生安全问题，可以通过这些标识追溯到问题食品的源头［9］。
国内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概况
自英国出现首例疯牛病以来，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纷纷采取措施防止相关问题再次出现。目前，全世界己有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专门机构，并实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追溯体系，对农产品和食品质量安全生产过程进行严格地监控、跟踪与追溯。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欧洲疯牛病的爆发，最初主要针对牛肉等畜产品［2］。1985年4月英国肯特郡出现第一例记录，科学家检验追查出疯牛病感染源可能是养牛饲料［10］。1990年英国政府成立“疯牛病研究调查专门委员会”，追溯调查研究引发疯牛病病源，进而产生肉牛生产履历制度雏形［10］。1991年欧盟颁布《欧洲有机法案》，要求为每一地块建立农药、肥料等的使用情况，以监控有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3］。2000年1月，欧盟了食品安全白皮书，首次引入了从“农场到餐桌”的概念［11］。同年7月，欧盟制定了(eC)no1760/2000法令《关于建立牛科动物检验和登记系统、牛肉及牛肉制品标签问题》，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提出牛肉产品可追溯性要求，并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建立牛肉产品溯源系统［3］。在这个基础上，2002年欧盟又颁布了(eC)no178/2002法规《食品法规的一般原则和要求》，进一步把追溯的范围扩大到全部食品，并明确提出禁止进口非追溯产品［11］。2006年初，开始实施《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突出强调了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控制管理和可追溯性［11］。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为确保消费者食品安全，建立了新的可追溯性的国际化食品标准iSo22005。此标准在iSo22000基础上添加了食品管理体系，其中iSo22005∶2007为策划和执行食品可追溯系统建立了统一的原则和要求，对食品供给链的每一步包括原料的流通途经，产品的追踪以及供货商等信息提供都作了规定［12］。为了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快速应用于生产实际，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相继出版了《牛肉产品追溯指南》、《生鲜农产品追溯指南》、《鱼类产品追溯指南》、《香蕉供应链追溯指南》、《葡萄酒供应链追溯指南》、《GS1可追溯性实施指南》以及《GS1可追溯性标准》等可追溯性应用指南和标准［13］。美国于2002年通过生物反恐法案，即《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恐怖准备与反应行为》，将食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提出“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风险管理”，要求企业必须建立食品可追溯制度［5］。2003年5月，美国《食品安全跟踪条例》，要求所有涉及食品运输、配送和进口的企业要建立并保全相关食品流通的全过程记录［11］。2009年，美国相继通过《2009年食品安全加强法》和《FDa食品安全促进法》，加强对食品加工厂商的检查与监督，提高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权限，包括赋予该机构制定农场初级原料生产标准和召回追溯系统、强制召回受污染食品、扣留不安全食品、限制或禁止来自某个地区的不安全食品流通以及就可能违规情况索取相关数据等［3］。日本引入欧盟所推动的“食品可追溯制度”，于2001年建立了肉牛可追溯系统［5］。2002年5月，日本制定了牛肉身份证制度，并逐步延伸至大米、牡蛎等产业。消费者通过大米包装上的电子标签可以了解大米的产地、生产者、生产过程中使用农药和化肥以及加工等具体信息［11］。2005年底，建立了粮农产品认证制度，对进入日本市场的农产品实施身份编码识别制度，要求提地、生产者、化肥及农药使用等详细信息，方便消费者查询［14］。2008年12月，日本农林水产省wto/tBt通报，拟建立大米的可追溯体系［15］。到目前为止，日本对所有农产品实施可追溯管理模式已逐渐建立起来，在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的应用方面，日本不仅制定了相应的法规，而且在零售终端，大部分超市已经安装了产品可追溯终端，供消费者查询产品信息［16］。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加拿大2001年开始实施“食品召回计划”，2004年建立了国家食品追溯体系［5］，并制定《食品追溯数据标准第一版》和《食品追溯良好规范》，以保证绝大部分国产食品从原料到零售终端都能够实现追溯［17］。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畜牧业大国，于2001年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牲畜标识计划，并成立配套的管理机构［18］。韩国于2005年6月对农产品质量控制法令进行了补充修订，引入了全方位的农产品追溯程序，并于2006年1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执行。2007年12月公布了牛与牛肉可追溯性法案［19］。印度于2006年出台的《食品安全及标准法案》明确了食品安全追溯制度，要求食品生产者提供食品生产过程信息，提供原材料的企业信息，必须贴上追溯标签，以确保食品的可追溯性［3］。越南朔庄省2010年表示将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以打造全球最主要的水产品供应商［3］。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开发出很多成功应用于实际生产的农产品追溯系统，在追溯体系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英国率先建设了基于互联网的牲畜跟踪系统(CtS)，实现了牲畜整个生命周期的情况记录［20］。欧盟各国普遍采用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ean)推出的“ean•UCC系统来开展质量安全追溯［21］，旨在对农产品供应链生产过程进行有效标识，建立起对各个环节信息的管理、传递和交换，实现对农产品有效的追溯［22］。美国于2009年推出naiS项目，以保证牛肉的可追溯性［23］。荷兰建立了禽蛋商品理事会的综合质量系统(iKB)，旨在保证生产链中所有重要活动都在受控情况下进行［24］。澳大利亚于2001年在国家层面上建立国家牲畜标识计划(nLiS)，即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采用由nLiS认证的瘤胃标识球或耳标对牛、羊进行标识，来实现对牲畜的标识和追溯［3］。我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仍然处于研究和起步阶段，但近年来我国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积极探索，在追溯管理和体系建设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家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关于加快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指导意见》等纲领文件，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农产品产地安全管理办法》、《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等规章制度。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食品追溯体系技术规范的建设，逐步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农产品食品追溯体系技术规范，以保证追溯系统的有效实施。在借鉴欧盟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的通用原则和基本要求》、《饲料和食品链的可追溯性体系设计与实施指南》、《农产品追溯编码导则》、《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通则》、《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水果》、《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茶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操作规程畜肉》、《奥运会食品安全食品追溯编码规则》、《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生产单位代码规范》、《果品质量安全追溯产地编码技术规范》、《亚运会食品安全食品追溯编码规则》、《食品可追溯性通用规范》、《食品追溯信息编码与标识规范》等相关指南和标准，旨在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和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强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监管［3，14，25-27］。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在借鉴了欧盟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牛肉制品溯源指南》、《水果、蔬菜跟踪与追溯指南》、《我国农产品质量快速溯源过程中电子标签应用指南》以及《食品安全追溯应用案例集》、《牛肉质量跟踪与溯源系统实用方案》等规范和应用指南［3］。这些技术规范的实施，切实有效推动了我国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的顺利展开。近几年，随着国家加大对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严肃查处制假造假事件，逐步建立农产品产业链追溯体系。各省、市政府也将保证农产品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在龙头企业和部分农产品纷纷构建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以便实施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过程”安全控制和可追溯性，确保了农产品食品的质量安全和消费安全。国家质检总局于2003年启动了“中国条码推进工程”。在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积极开展食品跟踪与追溯的情况下，国内部分畜产品、粮食、果蔬、中药材等开始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证［21］。农业部实施“城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试点工作”，重点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28］。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7部委确定肉类行业作为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试点行业，启动肉类食品追溯制度和系统建设项目等［1］。国家条码推进工程办公室在山东省寿光市田苑蔬菜基地和洛城蔬菜基地实施蔬菜安全可追溯性信息系统研究及应用示范工程［29］。北京市农业局与河北省农业厅建设完成的北京市农产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对农产食品质量安全的管理横跨生产、包装、加工及零售等各个环节，并覆盖蔬菜、水果、畜禽和水产等多个领域［27］。北京市2008年全面启用奥运食品安全监控和追溯系统，实施奥运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实现奥运食品从生产基地到最终消费地的全程监控［1，28］。上海市建立“上海食用农副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平台”，于2007年基本建成全覆盖的农产品身份网上查询系统［27］。天津市在全国率先实施猪肉和无公害蔬菜安全追溯制度，推出网上无公害蔬菜订菜服务［30］。江苏南京市建立以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站为监管平台，全面启动农产品质量iC卡管理体系。海南、福建等省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积极推动ean-UCC系统在农副产品跟踪与追溯方面的应用，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7，30］。此外，国内一些大型的农副产品企业也积极采用RFiD技术建设内部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如北京市京裕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五肉联厂及上海五丰上食食品有限公司等［21］。其中典型性农产品追溯系统有中国产品电子监管网(/websiteserv/web/index.jsp)、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北京市农业局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中国肉牛全程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系统()、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流通安全追溯系统()和食品安全监管、追溯与召回公共服务平台(/)［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