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政策管理政策调节抑商政策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所谓中国古代政府的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就是指中国古代的中央政府常常采用的在一个领域、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内靠抓紧一部分政策而放松另一部分政策；或对某一政策实施力度上的一抓一放、抓抓放放的办法，对国家政策实行的一张一弛、一收一放的有序管理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使中国古代政策的运行轨迹呈现出波浪式起伏的特点。古代政府正是通过这种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使国家政策能够有效、灵活地适应各种实际情况的变动，实现政府对中国巨大版图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动态管理和控制。
一、以政策管理为特点的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与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就没有法律，比如在战国时期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典》，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只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完整性和作用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能够成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在古代中国，对形成和建立社会秩序起基础作用的是作为国家正统政治文化的儒家学说以及中国古代政府颁布的对人们行为进行强制性正式约束的政策。所谓政策，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谋略或规定。中国古代国家的政策就是国家为表现皇帝和中央政府的意志和要求，以权威形式规定的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古代政府所颁布的政策，是由一系列方案、措施、策略所组成的完整的体系。它规定了政府管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意向。它不仅仅是一种条文规定，而且包含整个实施过程。
在古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制定正确的政策和以“抓”和“放”两种手段对政策进行调节和管理。政策在政府管理中的这种重要作用，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模式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在古代中国，政策的作用既是实施管理的向导和目标，也是实施管理的依据和手段。政策手段在管理中的作用是其他手段不可代替的。古代国家对财政、税赋、土地等等的行政管理，都是遵循相关政策实施的。
政策的作用可以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强盛中看得很清楚。秦国执行的以发展农业和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农战”政策，使得秦国在国内建立起强大的农业，形成强大的国力，对外靠其强悍的军事力量，兼并了各诸侯国，终于建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那些没有实行这一政策，或实行这一政策不力的诸侯国都一一被打败了。然而得政策之利的秦国，在统一六国十几年后迅速失败，也是因为其没有将“得天下”的政策及时转变成“治天下”的政策。同样汉初政权之所以能够在多重矛盾中生存和巩固下来，根本上来看，也是因为汉高祖把“得天下”的政策改为“治天下”的政策，与民“休养生息”的结果。这些都反映了政策在中国古代政府管理中的巨大作用。
政策对国家生活的这种重要指导作用，是其他政府管理办法所不能比拟的。在古代中国，一项好的政策，能激起亿万人民的热情，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同样一项不好的，甚至是错误的政策，必然给社会带来苦难和悲剧。政策对中国历史发展如此重要的作用，以致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也就是政策管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的一大特点。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诸多的矛盾需要中国古代政府去进行调节。而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矛盾中，中国社会获得了平衡的发展，其中中国古代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管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种抓抓放放之间，中国古代政府给各种因素留下了生存的余地，并限制它们只能在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生存和发展。转贴于
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的抓放式调节机制，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人文、地理和历史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在自然、地域、经济、民族和风俗上的千差万别，决定了皇帝和中央政府对国家的管理只能是一体化发展方向上的管理和基本原则指导下的政策性管理。
其次，从思想根源看中国古代政府对政策进行抓放式的调节，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翕辟成变的原理和轻重论的经济指导思想，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思想，并自然而然地习惯以一张一弛的办法，来平衡政策的实施力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得以避免偏颇和失衡，并在这种一张一弛之中，一步一步地向既定目标推进。
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政策往往会处于一对矛盾的斗争状态之中。一是保证皇帝及其官僚的租金最大化，也就是皇帝和官僚能从他们的政策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个要降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也就是要应用最小的国家开支达到全社会总产出的最大化，从而可以在皇帝和官僚得到最大利益的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以达到国家税赋最大化和社会平衡。大一统政府对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就是对这一对矛盾进行及时调整的平衡机制。
因此，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抓一放的态势并不是盲目出现的，这是中国古代政府根据当时当地的各种情况，为了实现自己的治国目标，对政府和百姓在利益分配中的矛盾和其他阻碍社会继续发展的矛盾，所自觉采取的一种以政策控制为主要手段的，以对政策的抓和放为调节机制的管理方法的表现，它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政府的管理特点。
二、中国古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抓放式调节机制
当我们对中国古代政府的政策进行分类时，可以看到这里面包括了政治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等。所谓经济政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经济领域方面所规定的政策。经济政策是调整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活动的规范和准则。在一个社会中，人们的经济活动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几乎涉及人们的全部生活，因此经济政策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政策之一，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决定着国家的兴衰。中国古代国家就是通过经济政策，正确地处理了经济生活的各种矛盾，在古代有限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尽量实现了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中国古代农业经济获得了持续的发展。
经济政策也是古代国家实现其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主要方式。政府按照国强民富的经济政策总目标，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各负其责的财政、生产、专卖(榷)、市场等管理机构，在全国范围内配置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有序地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协调各种关系，发展农业经济，稳定和巩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政策的内容来看，它包括国家管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考察，经济政策是一个社会经济目标和各项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系。从中观上看，国家经济政策又可以分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财税、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的政策。在每一项产业政策下面，又可分为若干微观政策。如农业政策，又可分为种植业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渔业政策和农副产品加工政策等等。手工业政策，下面也可分为采矿、冶炼、陶瓷、制盐、纺织、铸币、兵器、食品政策等等。
本文探讨的经济政策的抓放式调节机制，主要是指对那些管理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属于稳态型的经济政策的调节。一些地方政府制定的和在一些具体领域中执行的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政策，不作为本文探讨的对象，尽管这些政策也有一个抓放式调节的问题，但它们的变化会更快一些，从而在政策调节中，有关制定新政策和革新旧政策等问题将更为明显，这与作为基本国策的政策调节管理是不同的。
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表明，在中国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意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皇帝和中央政府的集权式领导，在制定、贯彻、监督、检查、调整各项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使全国经济向着同一个方向有效地运行着。其中，从政策管理的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围绕着地方对中央政策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往往用更严格或更松懈的补充政策，对前一阶段地方执行政策的情况进行调整。而从微观层次上看，对政策如何执行，也往往得由地方政权自行制定补充政策来贯彻中央政府的精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对地方的管理是通过政策的一张一弛而进行的一种趋势管理和原则管理来保证中央对地方集权化管理的。而对于地方来说，除了极少数地方官员不执行或违反了中央政策以外，绝大多数的问题也都属于执行政策不力的。而且这种抓放式的政策管理办法，往往还打上了皇帝和重臣们个人风格的烙印。
三、抓放式政策调节机制效率的实证分析——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与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抑商政策主要包括二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禁止人们从商或用重税来对付从商的人们；二是加强对从商者的惩处力度。抑商政策对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中国古代政府通过对抑商政策的抓抓放放，实现了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有序化发展。其主要的调节原则是：当商品经济的发展威胁到政府对全国政治经济控制能力的时候，政府就会以“收”的政策，对商人和商品经济采取压制或限制的态度。但是当经济活力减少，经济出现萧条时，政府就又会采取“放”的政策，竭力鼓励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国古代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一张一弛的轨迹。
春秋之前政府不抑商
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起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商业和手工业都是基于农业而发展起来。从人口的就业分布看，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农民，这非但使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得到了劳动力的保证，而且为古代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生产力的基础。早在春秋以前，出于生产条件的限制，人们自然十分重视农业，却并不因此抑制或轻视工商业。《周礼》把“百工饬化八材”和“商贾阜通财贿”与“三农生九谷”等农业活动并列为“任万民”选择的“九职”。《史记》曾引用《周书》，说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也”。①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经商传统和习惯的。如古代商朝人就具有明显的经商传统。商先公王亥曾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有易氏经商，被有易氏杀害。这说明商部落首领已经参与和控制商品交换的活动了。商朝建立后，随着商王朝的强大，商王室和奴隶主贵族就在更大规模和程度上参与商业活动了。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商业或交换提供的产品就越来越多了。这时取得了国家权力的商王和奴隶主贵族，也已不像以往的部落首领那样亲自参与交换活动了，他们将交易交给了奴隶管家和诸如“小臣”之类的官员具体负责。从这种情况看，似乎中国古代的商品交易从一开始就具有“官商”即官府买卖的性质了。
尤其在商朝后期，商品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六韬》上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这里的所谓市指的是官府设立的特定的交易市场。据说姜太公吕尚就曾在肉肆、酒肆上做过买卖。当时人们对经商的重视和普遍，还可从《尚书·酒诰》上看到，上面记载周初的统治者教育卫国的殷民，要专心种植黍稷，勤勉地侍奉父辈，农事完后，要牵牛赶车，到远处的地方去从事贸易。这说明农耕和到外地去从事贸易，都是殷民经常从事的事业。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商业的特点是经商权控制在奴隶制国家各级官府和奴隶主贵族手中。主要的商业活动是在商王朝与各诸侯国之间、奴隶主与奴隶主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的大宗商品是奴隶主国家和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商品。平民之间彼此出售一些剩余产品，在商业交换中占不了多大比重。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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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商业的这种特点主要是由当时尚处于典型的自然经济的奴隶制时代决定的。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上的西周贵族领地，具有内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性质，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实体。当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体私人工商业，但工商业都是直接为奴隶主掌握并为他们直接服务的。直至西周末年以后，私人工商业才真正发展起来，商业活动也才跟民众有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春秋时代各个诸侯国家的君主，非但不会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反而实行“通商惠工”、“轻关易道、通商利器”的政策，以便坐收物资流通的便利，加快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事实也证明，那些商业发展较快的国家，的确强盛得比其他诸侯国更快一些。而且当时的许多工商业大户就是在国家重商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经济转变时期的就业失衡与出现抑商政策的历史背景
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为了鼓励农奴的生产积极性，纷纷通过变法，加速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这使得许多奴隶变成拥有自己私人土地的农民，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各诸侯国的君主开始在自己统治的地域上建立起领地制经济。这是一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经济形态。自耕农在经营土地过程中，形成了新的贫富分化，围绕着地权交易，土地自由买卖已然势不可挡。地主制经济由此得到巨大发展并日渐成熟起来。
然而，从事农业劳动和商业活动所取得的不同报酬，却使社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需要不相适应的情况。一般在领主制经济下，农民(准确地说是农奴)不能随意迁徙，对领主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被束缚在份地上，不能改变职业。于是在领地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中的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感到已经没有必要世代为农了，一批农民开始流向工商业领域。这批进入经商或手工业领域的农民，在流通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社会上也由此出现了经商、做工和务农这几种社会职业在报酬上的严重差距。人们普遍认识到，“农桑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利厚”，司马迁将这种共识在《史记》中概括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文不如倚市门”。①
这种投入与产出比率上的巨大差别，使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弃农就商的热潮。这种就业趋势对于当时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社会经济生活，是一次严重的危机。这一情况非但造成社会就业结构上的不平衡，更重要的是由农业经济的不稳定而加剧了社会政治的动荡。比如，原先那些取得了份地的农民是国家赋役的基本来源，现在这些人中的一小部分人因利益驱使转向了工商业，这首先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带来了影响。另外，商人常常用其在经商中获得的利润，来吞并和购买另一些仍留在份地上务农的人们的土地，这部分丧失了土地的自耕农，被迫沦为私家地主豪富的佃客或奴仆，这就从另一个方面严重影响了政府的赋人与兵源。以往对经商毫无约束的政策已经开始危及到国家的赋役收入及其存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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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商鞅的重农抑商政策
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仍处于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情况下的古代中国，大人人口的弃农，造成了普遍的粮荒和贫穷，尤其那些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劳动力，更经不起战争和灾荒的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流离失所，生活无着的流民。这时，对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控制职能的国家政府不能不认真考虑商业的自由发展问题了。适应这种统治需要，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开始考虑和研究如何在新的地主制经济条件下，保证广大人民生活的稳定，使国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以实现国强民富目标的问题。秦国改革家商鞅说道，“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①这里的居者是指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商鞅在这里已经把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明智地找到了就业结构的症结上来了。转贴于
他开始明确认识到，在当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就业结构和劳动力流动，必须从属于农业生产的客观需要。据此，他把是否能够把农业生产作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否能够把农业人口和其他职业人口的比例，限制到适当的范围内，提到了国家君主能否王天下，国家能否强盛的高度来认识。商鞅的认识是符合当时社会实际情况的。由于当时农业生产率水平还很低下，因此社会上有所谓“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②的说法，可见要保证农业生产的水平和向社会提供必要物质条件的话，就一定要有绝大多数的人从事农业劳动。这种把农业生产作为当时社会财富的基本来源，是富国强兵之本的思想，与后来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农学派理论的基础思想是吻合的。
那么如何调节劳动力的流向，使之保持合理的比例呢?这个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君主政权的身上。为了维持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商鞅等一批具有重农思想的政治家，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政策。他们的目的是，“驱民归农”，使广大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来，以解决工商业与农业争民的问题。他们在论述重农抑商的政策时，经常有过份贬低工商的言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苛求古人了，任何时代的政策都不免会带上时代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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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子》卷一《农战第三》。
②《汉书》卷七二《贡禹传》。
从以上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经济学家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认识到：一个社会能有多少人从事工商业活动，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满足其自身消费外，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只有遵循这种比例关系，农业社会的各个经济部门才能协调发展。这也说明我们的祖先当时已经开始具有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就业结构理论的思想萌芽了。以这些思想为基础，重农抑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很长时期内起主导作用的一种政策。
汉代对抑商政策的抓放式调节
继承了秦朝大一统制度的汉朝政府，在政策上也继承了秦朝政权重农抑商的政策。从此以后，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中贯彻始终，成为最基本的国策；但又因为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离不开工商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得依靠工商业，因此各朝各代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总得对抑商政策的执行力度采取抓抓放放的调节措施，使得工商业不至因抓得过死而失却生命。而这种抓放式的调节机制，又严格遵循着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无商不活，商过又乱的规律，一张一弛地发挥着调节作用，以便使古代中国社会中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结构能始终处在一个合理的比例之中。
汉朝政府对抑商政策的抓和放，就是为了寻求这种合理结构和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而采取的。在汉朝初，政府采取了放松的抑商政策，以工商业的自由发展来帮助国民经济的恢复。不过，汉高祖虽然允许人们经营工商业，但对商人加倍增收其人头税，并禁止商人穿丝织服装和乘坐马车。不过总的来看，这段时间政府的抑商政策还是以放为其主要倾向的。此后，汉初因工商业太过自由，又导致原来的奴隶主贵族利用对工商业的控制来与国争利，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财政力量，出现了商过又乱的局面。《汉书·食货志上》记载大臣晁错上疏皇帝，大声疾呼“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于是，政府又以盐铁官营政策，严重打击了民间工商业。作为抑商政策组成部分的官营政策的执行，说明西汉政府抑商政策从以放为主向以抓为主转变了。
此后，西汉政府的抑商政策虽然实现了抑商的目的，但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社会生活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和大臣卜式等都撰文反对这种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与民争利”，使社会上的商品流通阻塞，产品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主张“盐铁皆归于民”。桑弘羊和董仲舒等人在抑商政策抓放力度上的分歧，导致了政府内部关于是否继续严格执行盐铁官营的抑商政策的辩论，最后国家不得不对抑商政策进行调整。政府先放弃了榷酤政策，接着又停止了盐铁官营。需要说明的是，西汉政府对官营政策的停止执行，不等于停止执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只是这时政府对抑商政策采取了放的管理而已。
唐代抑商政策的抓放相济
唐代总结了西汉抑商思想和政策的成败得失，看到了抑商政策的两重性并采取了两重措施：在政治上，禁止商人力量过分强大和禁止其进入政界，确保工商业掌握在朝廷手中，以利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便利人民的日常生活。为此，唐代在立国之初，就颁布法令，规定工商业者是社会中的低等人群，不得参加国家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宋朝才被取消。在经济上，唐朝统治者也看到，唐代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它与社会经济和封建财政的密切关系，是封建体制必须要利用和可以利用的力量。为此，唐朝采取了在法律上贱商人，在实际上容许商人富起来的政策。也就是采取一方面禁止工商人士当官，另一方面准许工商业者经营工商业，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政策。
由此可见，唐朝统治者从其对工商业意义的认识出发，在政治与经济两个层面上对工商业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这标志着中国古代政府的抑商思想和传统政策向放松方向的转变。当然这种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大一统政府内部时时会因此产生分歧意见，在政策上也时时会出现抓抓放放的局面。比如，在唐朝的各个时期中，对很多重要的财经问题，如税权、币制、市场规范、盐业与茶业产销体制等等，一些主要官员在政策的制定中都曾出现过许多争议，表现了旧的抑商思想与新的重商思想的对立。诸如崔融、刘晏、韩愈、白居易等政治家、理财家和思想家，都在这些争论中担任了主角，竭力主张采取重视工商业的政策，他们的意见大多也被朝廷所采纳了。
唐朝政权对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使他们对抑商政策进行了改进，将这一政策分别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上进行抓放相济的措施。在政治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限制是严重的，是一种从政治上对工商业进行限制的抓的抑商政策；在经济上，他们对工商业人士的社会作用却是肯定的，采取了给予工商业较大自由发展空间的放的抑商政策。唐代政府这种抓放相济的经济政策，为唐代的强盛提供了政策保证。
宋朝以后国家抑商政策的松懈
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到了明代，中国商人群体已经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历史上抑商政策在这时也日渐松懈了。这时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件事情是反映了明代商人社会地位明显变化的新四民论。在历史上，四民的排序是士农工商。新四民论的特点是把农和商排在并列的位置上。万历初的内阁首辅政治家张居正认为农与商是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开的：农业生产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商业则使财物得以流通，“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哲学家王阳明则提出了“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理论。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这说明，当农业商品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时，农和商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了。而历代政府对民间商业的抑制政策，这时也被迫走向了松懈，这是中国历史的进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商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以地域为特点的商帮，并在清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由于经商可致富而且具有与其他几个民相同的地位，因此明中后期一些地方上出现了士、商互流的趋势，即一方面，一些科举无望的科子进入了商人的队伍；另一方面，一些商人子弟，科举中了榜，成了国家官僚。以徽商为例，明代徽州有进士392人，举人298人，其中大部分是商人的子弟。在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政治待遇有所改观，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做官，而且商人自身也可以捐资买官。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对商人封闭的仕途大门彻底打开了。而且商人的奢侈生活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这就严重地影响了明中后期人们的消费观念，使得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股商品经济的浪潮，冲击着封建制度的统治，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萌芽的发展。
从中国传统的抑商政策来看，经历了漫长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时已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出现了全面的松懈。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抑商政策的松懈并没有使国家放弃对工商业专卖。传统抑商政策中国家专卖的政策，一直为历代的政府所沿袭。
古代经济政策篇2
摘要:理性预期理论极大地丰富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建立在理性预期、市场连续出清和自然率假设上的新古典经济学,从货币和实际因素中探寻经济波动的原因,并提出独到的理论以解释当时出现的滞涨状况,得出货币政策无效的命题,因而主张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介绍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产生的背景、用理性预期观点解释的“政策无效”命题,以及主要经济政策主张。
关键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政策无效;自由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09101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背景、理论主张的简介
发展到现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已经经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提出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货币冲击对经济周期的作用,提出了货币与产出的相互作用中货币作为诱因的理论,并认为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它并不能影响总产量的变化,而只有未被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才能真正影响到实际总产量。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小罗伯特•卢卡斯,托马斯•沙金特,尼尔•华莱士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第二代则对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反对意见,从实际因素方面寻找经济波动的根源,提出了完全信息下真实均衡的变动,强调了技术冲击和货币的内在性等理论,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主张。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芬•基德兰德,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罗切斯特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
具体来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一般都接受以下四个命题:
(1)私人经济是可以自身稳定的;
(2)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
(3)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
(4)凯恩斯主义积极干预的经济政策是有害的。
第三个命题意味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这是货币主义Ⅰ与货币主义Ⅱ的主要区别。
目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一起并列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派中的两大流派。
2“政策无效”的命题、主张以其意义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即使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因为在理性预期条件下人们已经估计到货币供应量增长后可能发生的实际后果,从而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比如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这样,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加,就只能导致物价的上升,产生通货膨胀的变化,而不能使工资和利息率下降。所以,政策的变化连暂时的产量增加和失业率下降的目的都达不到。赫尔姆特•费里希对此说到:“理性预期导致十分不同的意义。由于经济当事人了解这个模型的各个参数,所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任何变化不仅引起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且也引起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变化,从而不会对这一体系的实际变量产生影响”。在理性预期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在货币政策的反馈规则之间做出选择对于具有合理预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中失业率的随机变化是无关的。
根据这样的观点,理性预期学派推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即是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该命题认为,货币供给中的可预期部分对就业、产量或其他的实际变量均无影响,其中不能被预期的部分或货币供应量意外的不规则的变动,虽然能够对上述变量产生一定量的影响,但其作用只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与波动。因此,政府的经济政策,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是无效,其结果都是引起通货膨胀。下面用aD-aS模型加以分析。
aD代表总需求曲线,aS代表总供给曲线,Yn代表与自然失业率相对应的就业率水平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假定最初aD与aS相交于初始均衡点e。如果政府认为该国民收入水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决定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需求。那么,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总需求将会从aD相右上方平移,产量和物价都会上升,失业会相应减少。现代货币主义者认为,短期内货币政策将会产生效果,但是,在长期中,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失业率会回到自然率的水平,而通货膨胀率将更加严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对价格水平的预期并非固定不变或者仅仅依据过去的经验得出,而是会考虑到未来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处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经济活动的主体会充分利用目前所得到的一切相关信息,较为准确的预期到货币政策的变化而造成的物价上升。于是,工资、利率等名义变量都会立即向上调整。结果,总供给曲线和总需求曲线分别从初始状态向左上方平移和右上方平移,新的均衡点仍然处在原来与自然失业率相一致的就业率水平上,只是价格水平因为货币政策的变化(增加货币供给量)而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上。
根据政策无效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即便在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是一条位于“自然失业率”水平上的垂直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关系。对此,卢卡斯说“当扩张的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就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任何刺激作用。预期得到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政策主张
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经济如果不反复遭受政府的冲击,就会基本上是稳定的。所以,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干预经济生活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够生效的暗含前提是:政府可以出其不意的实行某种政策以影响经济生活。但是,政府要取得社会的支持,就不能在经济政策上对社会搞突然袭击,而要按照既定的规则和程序办事,这样,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是无效的了。
对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宏观政策”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三种批评看法:
(1)他们认为,日益增多的经验和理论证据表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产量、就业或其他经济总量方面不会取得成效。即便在某些场合,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经济生活,但他们不可能克服经济周期。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经济学家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应该明确的告诉人们经济政策的后果。政策的结果确定性越小,实施政策就要越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项错误的政策都会将事情弄得很糟。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大部分就是不确定的。因此,政策的制定就需要从容不迫,加倍小心,决不能用那些曾经使用过的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措施去刺激经济。
(3)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对于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即使知道他们的结果,也仍然无法判断这种结果是不是符合公众的意愿。根据凯恩斯主义方法来制定经济政策的人,无法让经济中的个人去选择自己认为有良好结果的政策。他们是被迫选择这些政策的。其结果是,除非人们的偏好恰好和政策制定者的规定相配合,否则,这些经济政策很有可能是人们的处境普遍的变得更糟。
参考文献
[1]戴维•罗默著,王根蓓译.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3.
[2]江晴著.解读后货币经济[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古代经济政策篇3
他在经济学中的许多贡献无疑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丰碑，对于这一点现在可以盖棺定论了。
人过九十而逝，中国人称为“喜丧”，但当萨缪尔森以94岁的高龄离世时，全世界经济学界仍沉浸在无限悲哀中。
对于各代经济学人而言，萨缪尔森是他们的宗师。是萨缪尔森的教科书《经济学》，把他们领进了经济学大厦。中国77级以后的经济学学子也是从这本书中领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风采，投入到了伟大的改革开放之中。所以，说到萨缪尔森的贡献，就必须从这本教科书开始。
战后经济学第一人
萨缪尔森当学生时，美国的大学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教科书，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课堂上讲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那一套。当时，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美国政府实施“罗斯福新政”，凯恩斯的《通论》也传人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汉森是美国最早接受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他在课下带领萨缪尔森他们这些学生读凯恩斯的《通论》，讨论凯恩斯的理论。萨缪尔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领域，他为经济学的创新而兴奋，并很快接受了这一套新学说。毕业之后，他到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考虑如何培养新一代的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清楚地认识到，战后的经济已经不是原来的私人资本主义，而成了私人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的“混合经济”。适应经济的这种变化，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变化。
私人资本主义仍是经济的主体，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过时。但在“混合经济”中，政府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必须引入凯恩斯主义。基于这种认识，他把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综合起来，在1948年推出了《经济学》第一版。这本书很快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学教育，并影响到世界各地。到现在为止，这本书已出版19版，被译为20多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成为迄今为止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大的教科书。这本书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综合为一体的体系沿用至今。这本教科书奠定了萨缪尔森在当代经济学中“宗师”的地位。
当然，这本教科书的意义决不仅仅在于教学，更在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继承凯恩斯主义而又有重大突破的新古典综合派。这个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国家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学理论上，这个学派的萨缪尔森、克莱因、莫迪利安尼、托宾、索洛等对战后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经济学里程中的一块丰碑。在经济政策上，它主导了美国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前的经济政策，为战后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萨缪尔森作为这个学流的创立者和灵魂，称为“战后经济学第一人”并不为过。
作为一代宗师，萨缪尔森的贡献决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和构建新古典综合派的框架。他对经济学理论与方法都有独特而影响深远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于1947年出版的《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这本书是他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书以边际法为核心，用数学工具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它赋予新古典经济学更新的内容，丰富、发展甚至可以说最终完成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这本著作在理论上全面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以及福利经济学理论，在方法上把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归纳为求极大值或极小值的问题，从而运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经济问题，这些贡献对当代经济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
最后一位“通才”
萨缪尔森对动态理论和稳定性分析、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消费理论及相关的指数理论等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萨缪尔森被称为经济学中的最后一位“通才”。当他在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诺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是“提高了经济科学的整体分析和方法论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的当代经济学家”。
萨缪尔森决不是一位“象牙之塔”中的学者。尽管他为了保持学者的独立人格，谢绝了肯尼迪总统请他出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但他关注经济政策，并对此作出了贡献。
新古典综合派就是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在经济政策上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且比凯恩斯主义更进了一步。凯恩斯本人实际上是把国家干预作为经济危机时的一种应急措施，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则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的调节经济手段，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在繁荣时期采用紧缩性政策抑制经济，以求让经济平稳发展。实际操作中，他们更重视用扩张性政策刺激经济。此外，凯恩斯本人重视财政政策，被称为“财政主义者”，而新古典综合派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并重，以对经济的刺激更为有力。
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全面采用了由新古典综合派的托宾和海勒制定的刺激经济政策，并实现了经济繁荣。但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这一政策受到广泛的质疑，并引发了新古典综合派的全面危机，到现在“国家是否应该干预经济”仍然是一个众说纷纭，争论不止的话题。
古代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新古典综合派
一、我国当前经济背景
现阶段，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加速升值、美国经济萎缩，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经济增长偏快、国际收支失衡等多重问题。
2008年，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政府提出下一阶段的重点是突出保持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增长、积极扩大国内需求、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深化改革开放和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六个方面。特别要着力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盲目扩张，加强重要商品的市场供求调节，防止物价水平过快上涨。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指出，在今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着力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并加强与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把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和促平衡有机结合起来，努力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促进经济既快又好地发展。
二、新古典综合派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它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构造一个和谐统一的新经济学殿堂。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来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
在财政政策上，它主张政府通过调整总收入和支出的变动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手段为改变政府购买、转移支付及税率。新古典综合派认为，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也应有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汉森等提出补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前期，托宾、海勒等人提出增长性财政货币政策;60年代后期以后进入政策多样化时期。
三、当前财政政策评析
1.政策目标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需求管理”思想。政府实施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稳健财政政策的目标“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符合新古典综合派的诉求，对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打破正统的平衡预算原则，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应该建立在“潜在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的基础上。经济政策不能仅仅以经济是否扩张为标准，而应该以经济是否达到了充分就业、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为标准。对任何经济社会而言，保持充分就业状态的宏观经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事情，政府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行财政政策以稳定宏观经济为基本目标――保持国民经济处于稳定的物价水平和充分就业状态。
2.政策手段
补偿性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增加社会总需求；繁荣时期形成的财政盈余可以补偿萧条时期的财政赤字。
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不足、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经济问题。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审慎地交替使用扩张性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来对商业周期进行人为的补偿。当前我国的经济处于繁荣时期，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减轻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
3.组合方式
在面对“滞胀”时，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宏观政策的“松紧搭配”和微观化，以保持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抑制通货膨胀。“松紧搭配”的方式是指以“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以“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宏观政策微观化是针对单个市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制定区别对待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经验说明，两种政策不同程度的结合使用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政府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可以减少单一政策运用给国民经济带来的负作用。当前我国的经济状况虽然不同于美国上个世纪经历的“滞胀”，但是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抑制物价上涨已经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同时，美国经济的衰退和人民币升值给中国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我国的出口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同时，流动性过剩依然不减，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利率，人民币升值加速等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的效果却是有限的。所以，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来配合从紧的货币政策，可以达到搭配的效果，避免一味使用货币政策而造成“边际效用递减”。这样，一方面抑制国内的流动性过剩，缓解通胀压力，另一方面巩固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避免从紧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促进经济的继续发展。
4.具体措施
预算报告显示，今年的稳健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五大措施：一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和国债资金规模。在财政收支方面，稳健的财政政策收缩财政开支，以减轻当前的经济过热，避免资产泡沫化。二是积极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仍然具有问题。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加强产业结构的升级至关重要，加强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鼓励企业走出去，完成从贸易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三是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还将依法实施企业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管，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四是发挥财税政策稳定物价的作用；运用财税杠杆，支持粮、油、肉等农产品生产，保障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促进市场供求平衡和物价基本稳定。五是大力推进依法理财，抓好增收节支，引导居民理财，避免股市过热，规范市场，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古代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中国的反倾销和对欧盟产品的限制则具有非常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
但是这种对峙的态势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使得各国政策明显倾向于新凯恩斯主义，华尔街陷入了危机，各国纷纷采取干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而随着国际贸易额的急速下降新自由主义的扩张态势受到了遏制。不过，随着2010年宏观经济的复苏，新自由主义抓紧了契机继续大力倡导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与金融开放，但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发达国家干预政策依然谨慎。
五、评价与总结
自由主义演进和发展到今天，经历过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同的载体，历经了自由主义的形成、发展、辉煌、没落与复兴多个阶段，实现了从原有的倡导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扩展到国家国际自由贸易，减少关税壁垒含义的扩大、实现了价格机制与竞争机制形成的市场均衡机制的资源配置到倡导全球一体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促使的国际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的拓展，经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洗礼，借鉴了国家干预主义对于市场失灵和失业的理论，使得自身的理论体系也不断得到完善。
但是，我们也同时看到，自由主义的发展与辉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自由贸易、全球销售商品减少关税和国家干预下实现的，是资产阶级实现资本自由竞争的体现；当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自由主义的政策就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自由竞争和反垄断阻碍了垄断资本的积聚与扩展。自由主义政策与垄断资本的矛盾最终导致了经济危机，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恰恰符合垄断资本需要借助国家之手干预经济的要求，满足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挽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凯恩斯自己所说：“由于使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相互协调而引起的政府职能的扩大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但我要为这种扩大辩护……它不但是避免现在的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之道，而且也是个人动力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④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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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知识教学；有效实施；梳理
新课标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②第一单元内容为“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包含4课：第1课“发达的古代农业”，第2课“古代手工业的进步”，第3课“古代商业的发展”，第4课“古代的经济政策”。虽然看起来仅是一个单元4课内容，但是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内容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简史。从教材涉及史实的时间来看，涵盖从原始社会到明清时期的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从涉及内容而言，囊括中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及资本主义萌芽等各行业经济发展历史；涉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土地制度、朝贡贸易、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等等诸多历史概念或现象。
本单元教学内容复杂，史实密集，头绪多，史与论混合，教学难度颇大。对于学生来说，初中阶段中国古代史基础知识相对薄弱，加之经济史内容相对枯燥乏味，因此教学难度更大。倘若教学中完全依赖教材叙述，按部就班、一点一滴地施教和学习，其结果学生仍是学得一塌糊涂，很难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那么，如何做才能有效地实现本单元知识教学目标呢？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进行了反复思考和探究，以课程标准中对本单元知识目标要求为纲领，以教材内容为依托，采取优化教学内容，细化知识要点的措施，宏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及其特点，微观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概念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在此加以论述，以期与同仁们共同探讨。
一、列表归纳，系统直观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知道古代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经济发展概貌”是课标的基本要求之一。虽然教材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发展分别做了大篇幅叙述，但教材叙述较分散，学生难以系统把握和对比性地掌握。因此，笔者在教学中采用列表归纳的方式，横向突出要点，纵向进行比较，系统直观地梳理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概貌。
1.古代中国农业发展概貌
2.古代中国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概貌
二、由此及彼，多角度全方位梳理古代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
“了解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发展特点”是课标的另一基本要求，目的在于让学生对古代中国三大行业经济的起源、生产组织、经营方式、技术水平、行业门类、世界地位等方面有宏观认识和整体把握。教材对这部分知识没有具体文字，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概括总结，从而解决问题，并训练能力。
（1）古代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特点。①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地之一，培育和种植的农作物种类繁多，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②古代中国农业独立发展，自成体系。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相结合，种植业为主，家畜饲养业为辅。③古代中国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为铁犁牛耕，实行精耕细作的耕作方法，不断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④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点。①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晚期，手工业脱离农业，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②夏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春秋战国时期，逐步形成官营手工业、民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三种经营形态。③手工业部门不断增加，手工业技术不断进步，劳动分工不断细密。④手工业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明朝中后期，民营手工业中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手工工场。⑤手工业地域分布广泛，随着经济重心南移，地域分布重心也发生相应变化。⑥中国古代手工业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产品远销亚、欧、非地区，广受赞誉。
（3）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①我国商业起源早，逐步发展繁荣。古代商业产生于先秦时期，初步发展于秦汉时期，隋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到宋元时期商业经济达到空前繁荣。②中国古代商业是在历代政府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商人社会政治地位低下，商业作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③国内贸易、边境贸易和对外贸易等全面发展。商业发展促使都市、城镇大量兴起。④古代金融发达，类似于银行的柜房、类似于汇票的飞钱和纸币很早就出现。⑤古代对外贸易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⑥古代商人组织历经宗族亲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到地缘组织的发展变化，明清时期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出现。
三、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剖析重要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
本单元涉及许多重大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例如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等等。这些知识不仅是教学的重点难点问题，而且也是高考命题的热点问题，因此教学意义重大。对于这些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的教学，应从原因、内容、实质和影响等方面由表及里、全面准确地剖析，最好选择典型例题强化训练。
关于小农经济。①全面分析形成原因：根本原因——生产力的发展（铁犁牛耕的出现）；直接原因——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②从生产单位、生产结构、生产目的等角度掌握其特点。③强调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④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个体农民处境等角度对其进行认识、评价。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①分析出现的原因。②知道出现的时间、地点、部门、标志。③重点剖析缓慢发展的原因：根本原因——腐朽的专制制度，自然经济的封闭性。其他原因：农民贫困，国内市场狭小；重农抑商政策、闭关锁国等政策的阻碍和影响等。
关于土地兼并现象。①分析根源——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制度。②了解表现，分析影响。③知道北魏至唐朝前期、明朝等时期政府抑制土地兼并的典型措施。④本质上认识：土地兼并是我国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封建国家在不触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土地兼并。
关于“重农抑商”政策。①知道其含义、原因、目的及商鞅最早提出。②掌握西汉武帝、明清时期重农抑商的措施，并触类旁通，概括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基本措施。③运用两点论，从封建社会的早晚期以及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等方法全面剖析其影响。
关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①全面剖析实施原因：根本原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决定，客观原因——西方殖民者向东方殖民扩张，直接原因——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主观原因——“天朝上国”思想。②准确把握含义：严格限制海外贸易，并不是禁绝海外贸易。③运用两点论全面分析其影响。
古代经济政策篇7
站在新的起点上，内蒙古未来的发展备受各界关注。2013年3月7日，人民大会堂内蒙古厅内，镁光灯频频闪动，来自海内外60多家媒体的80余名记者汇集在这里，旁听内蒙古区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君在审议时指出，要找准发展定位，明确目标任务，狠抓工作落实，把党的十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落到实处，努力把内蒙古建设得更加繁荣富裕、和谐美好。
着力建设“五个基地”、“两个屏障”、“一个桥头堡”
内蒙古幅员辽阔，区位重要，资源优势突出，产业特点鲜明，近5年来综合经济实力飞速提升。全区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6423.2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6万亿元，增加近万亿元，年均增长15.1%。人均生产总值由3300美元提高到10189美元，进入全国前列；地方财政总收入由835.5亿元增加到2497.3亿元，增长2倍，年均增长24.5%。人均一般预算收入和人均财政支出水平进入全国前列；固定资产投资由4405亿元增加到1.3万亿元，翻了一番多，年均增长24.1%。五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6万亿元，占自治区成立以来投资总量的72%。
新的起点上如何实现新的跨越？去年年底刚刚到内蒙古履新的王君没有贸然作答。这位在山西有着“民生省长”之称的新当家人，通过调研、座谈和调阅材料等多个途径，对内蒙古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王君认为，内蒙古自治区作为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源地，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资源大区，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党中央高度重视内蒙古的工作，十分关心内蒙古人民，对内蒙古改革发展稳定寄予了殷切期望。当前，新的历史起点上，内蒙古的发展定位，既要充分体现中央对内蒙古发展的新要求，又要统筹考虑内蒙古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发展条件、发展优势。
在这一理论决策的基础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又对内蒙古的发展定位进行了充分研究，科学确定要加快建设“五个基地”，巩固和发展“两个屏障”，打造“一个桥头堡和沿边经济带”。
“五个基地”即：一是要充分发挥内蒙古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高水平火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和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全力抓好能源外送通道建设，把内蒙古建成保障首都、服务华北、面向全国的清洁能源输出基地。二是要立足煤炭资源优势，不断完善现有示范技术装备，大力推进国家示范工程产业化，把内蒙古建成全国重要的现代煤化工生产示范基地。三是要大力发展汽车制造、工程机械、风电设备、化工机械等现代装备制造业以及云计算、电子制造、生物制药和林沙草产业，把内蒙古建成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和现代装备制造等新型产业基地。四是要依托良好的农牧业资源，大力发展现代农牧业，提高乳、肉、绒、粮油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把内蒙古建成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五是要加强对草原、森林、沙漠、地质奇观等重点旅游景区的保护和开发，把内蒙古建成体现草原文化、独具北疆特色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基地。
“两个屏障”即：一是坚持“美丽与发展双赢”理念，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二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扎实做好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切实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把内蒙古建成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
“一个桥头堡和沿边经济带”即：大力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积极推进中俄蒙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国际通道、对外窗口及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和沿边开发开放经济带。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近年来，内蒙古发展势头一直呈上升趋势。但从发展主体看，从2000年到2011年这十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多数超过或接近50%，非公有制经济发育还不够充分。
王君强调，当前和今后时期，内蒙古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改革发展、富民强区的战略任务来抓，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政策扶持、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要进一步挖掘民营经济的潜力，释放民营经济的能量，加快形成各类企业竞相发展的格局，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他建议：一是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下决心破除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等体制障碍，凡是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领域都要对民营企业开放，尤其是公路、铁路、市政以及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要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二是进一步强化政策扶持，全面落实中央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并从各地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全面清理各种歧视性规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三是把软环境建设作为硬任务，加强服务平台建设，积极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好融资、人才、技术等实际问题，努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吸引各类企业来投资兴业。
全力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今后五年，是内蒙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在2013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加强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全面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奋力开创内蒙古自治区科学发展、富民强区新局面，为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具体到实践，王君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做好“七项重点工作”。一是发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协调拉动作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构建传统产业新型化、新兴产业规模化、支柱产业多元化的产业发展新格局；三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四是抓好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发展保障能力；五是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持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六是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发展的活力动力；七是加强社会管理和创新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内蒙古介绍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由东北向西南斜伸，呈狭长形，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区。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2.3%，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名列第三位。东南西与8省区毗邻，北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国境线长4200公里。
内蒙古蓝图
今后五年，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加强资源节约、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科学发展、富民强区新局面。
古代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越南老挝古巴社会主义改革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2-0016-02
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来看，剧变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急需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迫切的现实性。分析和研究各国社会主义改革状况以及同中国的异同，有利于把握究竟什么是“特色社会主义”，寻找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
一、越南革新开放概况以及与中国改革的对比
（一）越南革新开放概况
1986年12月，在中国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几年之后，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革新”路线，越南进入革新开放的新时代。导入市场经济，施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了越南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越南的大门向世界开放，越南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同时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际上的形象有所改善。
越南革新开放涉及多个方面。经济上，推进和完善农村承包制，鼓励并支持农村庄园经济的发展；积极扶持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同时，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重点经济区发展战略，实行全方位改革开放战略，加强国内国际经贸合作，加快融入世界的步伐，提升越南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政治体制上，打破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取得了成功。对党的领导人的年龄做了明确规定，并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中央吸取黎笋时期个人集权的经验教训，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委的监督作用，以遏制腐败行为。越南结合自身实际，在不断努力下，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步，党内民主扩大了，社会的民主气氛增强了。
理论成果方面，越南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路不存在统一模式，越南结合国情，确立胡志明思想作为越共的指导思想，确立越共的奋斗目标及党的性质，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
（二）越南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对比
中国和越南同处亚洲，两国历史文化相近。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都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是国家执政党，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反对多党制，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或国会制度，以确保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
经济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选择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越南同属渐进式改革，以农业为经济改革的突破点，调整农业政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试点，并逐步推向全国。越南的改革都是从外部引用，在内部进行利用，不同于苏联的剧烈“休克疗法”。
政治上，两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分别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名称不同但都确保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反腐败斗争都是近年来两国的重点。越南国会通过立法形式反对贪污受贿；中国从严治党，频出重拳，打击“老虎”和“苍蝇”。
思想文化上，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越南坚持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警惕西方“分化”战略。中国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提出要求，用核心价值观来凝聚力量、鼓舞斗志、指明方向。
总结来说，两国的发展战略都遵循实事求是原则，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也离不开邓小平、胡志明这两位改革家度高度的政治胆识和智慧、壮士扼腕的执行力与改革魄力。
二、老挝全面革新概况以及与中国改革的对比
（一）老挝全面革新概况
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革命党领导老挝人民在这个被称为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的内陆小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86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四大，提出革新开放政策，从此老挝进入全面革新的战略时期。其后，又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经济上，自1986年实行革新开放政策后，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农村的不少农业合作社相继解散，家庭承包制迅速铺开。所有制方面，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同时，进行国营企业改革，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合作，深化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
政治上革新官僚集中的政治体制，加强党建工作，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加强监督制约机制建设。外交政策上，以“多交友，少树敌”的方针为指导，推行以谋求经济援助和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全方位务实外交，并取得根本性突破。民族与宗教政策上，改变工作方式，在肯定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说服山地民族迁移和放弃破坏性的耕作方式。20世纪80年代后，强调宗教自由，确立佛教的主流宗教地位，重视佛教组织，把佛教融入政治方针、路线之中。
（二）老挝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对比
老挝的变化离不开中国的帮助。经济上，与中国相似，老挝实行家庭承包制，颁布《土地法》，确认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转让权，从而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老挝允许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而中国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两国都出现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但目前存在的所有制形式不同。此外，老挝认为各种经济成分要在国家的指导和监督下发展，中国否认过去那种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经济。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老挝发展国家管理的市场经济，而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上，两国的政治革新理念是相同的。老挝党认为不革新官僚集中的政治体制是没有出路的，并且改革政治体制不是用其他制度来取而代之，而是在巩固人民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和能力。中国的做法类似，大力开展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提高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把党建成纯洁、强大和稳健的政党。两国在反腐倡廉这一方面都进行了法律的确认和打击力度的提高。但老挝弱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一些重要提法采取模糊手段，比如在宪法中没有明确采用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提法，而只提到“民主集中制”“老挝人民革命党的领导”。这一点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中国高举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旗帜鲜明、不模糊。
在对外关系上，两国都实行对外开放，都改革外贸体制，积极发展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但重点有所不同，老挝“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是引进外资，而中国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在宗教政策上，两国区别较大。老挝与中国的国情不同，是一个有广泛的国家。为了加强佛教的主体地位，国家甚至引导原无的百姓信奉佛教。老挝将佛教教义融入党的方针政策中，而中国保障公民自由，并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三、古巴“稳步改革开放”概况以及与中国改革的对比
（一）古巴“稳步改革开放”概况
剧变后，古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古巴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抵挡住了国际情势的冲击，稳住了国内局势。在纪念攻打“蒙卡达”兵营四十六周年的会议中，时任领导人宣布采取几项重大经济改革措施，来挽救革命和社会主义，这标志着古巴改革正式开始。回顾十几年来古巴建设和改革的历程，其主要措施有：在经济方面，适应全方位的发展需求，实行改革开放，重点是财税改革和工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恢复与发展；在政治方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全国人民代表政权制度建设；外交上推行全方位的外交政策，积极顺应世界多极化，推动建立民主、公正、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党的建设方面，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精简党政机构，提高党政机关工作效率，重视党的廉政建设；在理论认识方面，古巴深刻意识到普遍原理与国家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走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照搬、照抄外国模式。总体说来，古巴推行的稳步改革开放政策适应了古巴国情的需求，有利于古巴社会主义建设。
（二）古巴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对比
古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对改革的独特认识。与中国不同的是，古巴所做出的改革措施，是困难时期被迫的调整或开放，是暂时的“让步”，应急的措施较多，带有较强的临时性，且多集中在经济领域。
古巴领导人从古巴特殊国情和国内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改革不可“操之过急”，要稳步推进，系统的调整与修正是必要的，但任何改革都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制度、危及党的领导、违背社会公正的原则，这是不能僭越的底线。古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有否定态度，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违背，容易滋生金钱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价值观念。这一点与中国相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并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评判标准。中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重中之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深化改革。除此之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古巴的改革也只能根据本国的现实情况逐步缓慢推进，不可能接受或实施中国或越南那样的全面和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模式。
冷战结束后，越南、老挝、古巴三国都在建设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进行新的探索。由于三国国情、党情都有所不同，改革的方针和进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取得的成就也有所区别。可以说，当今越南、老挝、古巴三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继十九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形成、二十世纪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兴衰之后，二十一世纪党领导人民对社会主义认识第三次飞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或缺的经验。
古代经济政策篇9
一、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对劳动就业的认识
在西方早期经济学思想中，学者们对就业的认知和理解主要是劳动就业能够创造财富以及如何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产生更多财富。十五世纪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重商主义逐步兴起且影响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中叶，他们以增加货币财富积累为目的，主张强大的中央政府干预经济活动，鼓励增加人口和对劳动力的投入。重商主义者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在于商品充斥与货币稀少并存，政府需要采取各种保护政策和宏观调控手段，为穷人提供就业岗位。受重商主义影响，当时的政府通过行政管理手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以保障就业水平。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和公共舆论为确保就业，往往会向雇主施加压力，使其不得解雇工人。如，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为防止失业的发生，雇主在不赢利情况下也会被迫开工营业，甚至还要支付高额工资。但这一时期的就业政策是出于增加统治者财富的目的而制定的。
二、古典经济学对就业保障制度的影响
十七至十八世纪，以威廉配第为代表的早期古典经济学思想逐渐兴起，古典经济学者强调自利的经济行为。配第是宏观经济学的开拓者，主张政府尽量少地干预经济。他在《赋税论》中最早提出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原理，还认识到教育和训练会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配第认为，应该雇用那些失业的人来修路、挖河道、种树、造桥、采矿和制造各种商品。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第是提倡在公共服务领域雇用劳动者，从而减少结构性、周期性失业的经济学先驱。
十八世纪下半叶，随着亚当.斯密揭示了市场经济可以通过自行调节的市场机制运行的规律后，经济学界在此后的两百年间开始了自由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干预之间的争论，两种思潮的争论围绕如何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失业问题、实现充分就业而展开。亚当.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的政府干预理论，并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经济人恩想，认为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使整个社会获得最大利益;而将国家定位于守夜人角色，负责巩固国防，健全司法体系和建设公共事业。在生产劳动方面，斯密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国民财富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取决于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同时，斯密并不完全否认国家针对特定领域和情形进行有限干预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如，国家设计和管理税收体制，为公共支出提供资金或减少不平等，包括对弱势成员的保护等。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因此，他对失业、生产过剩问题都未做出具体考虑。
斯密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先后得到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的推崇和继承。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李嘉图批判地继承了斯密理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主张废除《济贫法》，倡导通过个人努力摆脱贫困状态。李嘉图认为，市场机制的作用能使劳动供求达到平衡，价格制度会自动产生充分就业，而不会发生由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充分的生产和就业是常态化的，过剩仅是暂时现象。早期效用学派的代表人物、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供给和需求经常趋向平衡，只会产生局部失业，而不会有大规模失业，并提出萨伊定律，即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
马歇尔把古典经济学供给分析和边际效用学派的需求分析加以综合，创立了新古典学派，形成一个以生产成本分析为中心的供给理论和以边际成本分析为中心的需求理论相结合的新经济学体系，同时提出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一个没有资源被闲置或被浪费的、均衡的市场，就会是一个充分就业的市场，所以要解决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私人职业中介组织相继出现，此后许多国家开始建立免费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促进雇主与求职者的联系，填补岗位空缺。
三、凯恩斯学派国家干预理论促进就业保障制度的发展
十九世纪末，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失业和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越来越严重，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解决当时社会的现实问题，使人们对这些理论产生怀疑。先是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从需求不足角度出发，对单纯依靠市场解决经济问题提出质疑。马尔萨斯将失业和贫困归结为人口过度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马尔萨斯认为，增加非生产性消费可以增加有效需求，并建议政府增加用于公共事业的支出。他指出:在目前我们致力于帮助工人阶层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知道雇用工人从事修路及其他公共事业劳动等是一个好的办法。西斯蒙第虽然同为古典经济学的继承者，但他倡导政府干预，否定市场能自发达到均衡的理论。西斯蒙第看到经济危机下失业严重的英国，认为造成失业的原因是单纯的市场竞争只重视经济效率而没有兼顾公平，倡导由政府干预失业。
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发生，积累的巨额财富迅速消失，社会中充斥着失业者，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理论上否定萨伊定律，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的宏观经济理论，提出由政府通过税收、利率、政府投资等手段对经济实行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社会的就业总量决定于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价格之间的变化，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将导致非自愿性失业。凯恩斯将国家经济干预和调节的范围扩大到再分配领域，主张用累进税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从维持再生产的连续性角度提出国家应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及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以实现充分就业，这为政府促进就业和提供就业保障奠定了理论基础。凯恩斯在承认存在马歇尔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的同时，提出还存在第三种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认为只要消灭非自愿性失业，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在凯恩斯看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社会，不仅无法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并创造出最大化的商品和劳务，而且失业人口自尊心的丧失和饥饿足以威肋、到社会的存在，所以社会改良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失业。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实施干预经济的新政以期摆脱危机，其中包括通过大规模实施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机会。1944年，也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英国政府发表嫩业政策白皮书》，提出政府承担维持高度和稳定的就业水平为其主要目标和责任。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瑞典等国家宣布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战后施政的主要目标。
由于凯恩斯理论中存在不可回避的缺陷，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继承、补充和完善他的经济思想，其中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后改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理论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结合，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因此失业与岗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是现达国家常见的现象，其原因归结于产业结构的剧变、就业市场供给与需求的信息不对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为此，解决失业问题不仅要采取宏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必须依托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a]如，通过发展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业务，帮助失业者及时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供求双方信息对接;政府投入公共财政资金对失业者进行再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使其能够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制定促进劳动力在不同区域流动的相关政策，等等。
四、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促进就业的政策主张
上世纪六十年代，二战中经济遭到重创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速度远远大于劳动、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的耗费速度。为破解这一难题，以舒尔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投资在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资本类型，它的价值是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即劳动者的知识程度、技术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健康状况来体现和计算。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现代经济增长水平，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土地，而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他据此提出的政策主张包括:政府应承担人力资本投资的大部分费用，特别是资助农业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增加对劳动者的教育、培训及与此相关领域的投资，尤其重视低收入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防止人力资本的闲置和老化。舒尔茨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理论促使劳动力市场政策由消极转向积极，从而使政策由保障失业者生活为目标转变为以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为目标，最终解决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的结构性失业的矛盾。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纷纷陷入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质疑与批评，供给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流派开始倡导福利的市场化供给，反对政府干预。供给学派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主张通过减税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来促进就业，里根推行的经济复兴计划主要依据的就是供给学派的论点。货币学派的奠基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弗里德曼继承和发展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结构性失业理论，提出自然失业率概念，所谓自然失业率指在没有货币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时应有的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也可以说是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这种失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和繁荣时期都会存在，它包括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货币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水平应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一般条件，而不是政府的就业措施，政府对失业的治理政策只是暂时的，而不具有长期效果。但政府也不是对解决失业无能为力，政府可以通过使用劳动力供给管理政策改善劳动力市场，减少自然失业率。他们提出的具体就业政策包括:建立和完善就业培训、咨询和指导机构，为失业人员提供及时而准确的就业信息，加强就业的咨询和指导;对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进行岗位培训，以提高其再就业的能力;用减税的办法鼓励企业为就业工人进行再培训;改进和进一步完善失业救济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政府对失业率高的地区提供工资补助，对环境差、工资低的就业部门和岗位给予特殊津贴，以减少不愿从事艰苦和低工资工作所产生的自愿失业等。这一阶段，各国促进就业的政策呈现出从宏观向微观转变的特征，更加侧重于劳动力供给。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对凯恩斯学说的攻击，埃德蒙费尔普斯、斯蒂格利茨、曼昆等经济学家坚持不完全竞争和价格、工资刚性等凯恩斯主义的核心理论观点，同时借鉴微观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缺陷，在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形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者发展了效率工资、隐含合同和局内人局外人等多种模型，进而研究了各类市场，着重解释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粘性及其引发的失业等非均衡现象。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具有稳定经济的积极作用，政府采用相应的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同时，也应更多地考虑长期失业者的利益，利用社会政策手段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避免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而引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失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利用多种政策手段，增加政府开支，减缓经济衰退，为企业和雇员提供岗位补贴和社保补贴，以稳定就业。
五、结语
古代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观；急功近利；短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1-05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然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资本家必须以追求利润为目的进行生产和交换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只关注其经济活动的直接结果。因此，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服务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面对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应对理论和对策，但是受其理论服务对象和研究目的的制约，西方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对经济问题还是对自然条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问题，必然表现出其狭隘的视野。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关注眼前的利润，其发展观是急功近利的，缺少长期的目标和对策。
一、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都没有摆脱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土地稀缺程度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影响。重农学派强调土地和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土地和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最早提出社会经济发展会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等条件的绝对限制这一观点。斯密认为，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与土地的年产物的全部商品。因此，当一国所获得的财富已经达到其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时，将没有再进步的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劳动工资低落到仅够维持现状，资本达到饱和程度，利润非常低。然而，斯密是在讨论资本利润时顺便谈到这一点，而且认为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斯密之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资本是否能够和如何获得最大利润，几乎没有人去特别关注如何节约自然资源，以使自然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虽然马尔萨斯首次提出了人口增长与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之间存在矛盾，提出了环境负荷问题，认为持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制约；李嘉图提出资源报酬递减规律，认为它是制约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给予自然资源极大的重视。但是，他们的研究视野仍然仅仅局限于经济增长问题。而且李嘉图、马尔萨斯等提出的人类发展在土地资源制约下前景不容乐观，但是经济增长最大制约等观点，也没有受到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视。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人们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最终使交易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使他人境况变坏的同时使自己的情况变得更好，那么这种状态就达到了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即达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由于市场本身的不完备，特别是市场交易信息不充分，使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往往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需要对其进行调整。如果对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进行调整的结果，是使一些人的境况得到改善，而其他人的状况至少不变坏，那么符合这一性质的调整便被称为帕累托改进。如果现存的资源配置状态存在改进的空间，则意味着社会存在由于资源配置不合理而产生浪费。此时，通过帕累托改进，就能提高经济效率。由于这种经济效率的提高并没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帕累托改进也是相对公平的，即帕累托最优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
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所提出的帕累托最优只是在抽象地讨论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机制，其关注的是可利用的资源怎样有效率地使用，并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在帕累托最优和帕累托改进中，效率并不包含生态效率，公平并不包含环境和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公平。
由于市场配置的资源并不包括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因此，当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能把其归为市场失灵，即“看不见的手”的调节虽然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却不能避免环境污染这一外部性问题。可持续发展观念提出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又把当代社会无法在代际间公平配置环境和自然资源也归结为市场失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用市场的内在机制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寄希望于从市场机制外部的干预和调整来激励或者约束企业的行为。
但“新古典传统重点强调的是自由放任，只给政府有限的经济干预作用。这反映在他们尽管简短，然而确实有所研究的涉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著述中。”如，马歇尔（1890）首次提出了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为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方法，但马歇尔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外部性利益问题。
卡普（1950）对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提出了重要论述，认为经济增长对环境具有深远的逆向后果。卡普讨论了来自生产过程而被传递到外部的社会成本，如，对冰和空气的污染会损害人体健康，减少农业产量，加速物质腐化，使水生动植物灭绝，并威胁饮用水源等。
巴特尔（1958）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它们大规模出现的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这使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这些为许多人共有的资源。通过在所有经济活动领域制定严格定义的、可传递的、市场化的产权，这种市场失灵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就是说，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未能全面地应用资本主义制度方法。
科斯（1960）进一步提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各方自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科斯反对政府建立统一标准、依靠税收和补贴等进行干预，认为在一个有明确产权规定的自由市场环境中，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定能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实践中，科斯的方法在涉及的谈判者数量很少、影响范围明确时，可以获得比较满意的效果，如，解决某一地区工厂排放的烟尘对该地区的危害。但科斯的观点也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认为其有较高的谈判成本，而且对于环境污染的外部影响散布较广的地理区域，以及代际间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利用问题，运用谈判达成协议几乎是不可能的。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关注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但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有一个重要特点：“他们用由需求决定的边际效用概念取代由供给决定的价值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将焦点放在供给不同，新古典著述家强调需求在决定商品和服务价值方面的重要性。有一定数量收入的个体，将能够对市场上可获得的种类繁多的商品和服务做出选择。如果个体是效用最大化者，他们就必定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为据，那么他们就以诸如此类的方式配置他们的金钱，以使得最后一镑花在恰好可以满足他们需要的东西上，而不是花到其他任何东西上。”所以，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在资源稀缺或资源数量一定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配置资源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使得资源稀缺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中被降低了。因此，虽然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资源使用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经济分析方法，指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表现，其原因是缺乏市场化的产权，使得一些个体可以滥用许多人共有的资源；认为如果产权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便不需要政府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经济主体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或者产权交易，即可把污染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并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把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都充分有效地利用起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利润。在能否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稀缺资源的价格上升，从而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
历史发展实践表明，市场机制并没有解决自然条件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自然条件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制约日益严重。而且当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自然条件质量下降问题时，西方经济学家们不仅没有兴趣去研究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态改善紧密相关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极力主张通过所谓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并且极力为这种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和相关政策主张。
发达国家获得的环境改善的成果许多都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资源滥用基础上的。然而，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这种掠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资源，把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以邻为壑”的做法终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环境污染、资源紧张、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主张结出的恶果。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之所以能够畅行无阻，是因为它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没有长期目标和对策的发展观
凯恩斯主义理论是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其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这一目标不包括环境保护的内容。在凯恩斯主义指导下，以激励资本投资为核心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还带来了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使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
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经济学不关注生态问题，因而其政策主张无法解决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凯恩斯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而盛极一时。根据凯恩斯本人的理论和他的追随者们对这一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而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被看成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成就。凯恩斯主义试图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增强经济实力，并在理论和实践中掀起“经济增长热”，也的确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繁荣背后酝酿着更难以克服的生态和经济双重危机，因为从凯恩斯主义主张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实践中完全看不到有助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因素。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短期经济增长，而实现这个目标不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因此，在鼓励国民高投资、高消费的促进经济短期增长的理论和政策体系推动下，必然会埋下阻碍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关键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离开了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建设都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同时，发展的可持续性要求发展既要考虑当前的发展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发展强调社会进步和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如果经济不能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或者经济增长以自然资源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那么经济增长的结果只能是促进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经济增长不是经济发展，更不是可持续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短期波动问题，致力于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调节经济短期波动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者采取的态度是，“那些环境问题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现在是不可能钻研得了的，因而不属于他们的真正课题；在凯恩斯的理论架构中，重点是且应当是短期问题。”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研究目的和视野使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以来不能把可持续发展纳入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总之，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发展观并不包含长期目标和对策。
后凯恩斯主义（也称新古典综合派）在保留凯恩斯主义理论要点基础上，对滞胀、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源不足从而是否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等问题，做了理论上的解释，并提出解决办法。如，索洛在其新古典增长理论基础上提出，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可以解决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消耗日益增加的问题。索洛认为，同技术进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一样，每单位自然资源的边际产出率呈上升趋势，所以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枯竭的假设缺乏技术上的依据。索洛指出，《增长的极限》提出的零增长是把零技术进步当做出发点，零技术进步下的零增长不能缓解资源供给危机，反而会加速资源枯竭，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资源开采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依靠有助于节约使用现有自然资源和有助于发展替代品的技术进步。
后凯恩斯主义提出，国家干预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微观财政支出政策（部门优先发展政策）和微观财政收入政策（税收结构政策）影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见，后凯恩斯主义对资源供给问题虽有所关注，但其关注点还是在经济增长上，目的是要证明经济增长和稳定增长的概念没有过时，而没有对资源环境问题做系统研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相关对策。
三、庇古关注经济福利的国家干预发展观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庇古的国家干预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发展观独树一帜，因此有必要单独进行概述。庇古提出，外部性是双刃剑，既包含利益，也包含成本支出。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总是有效运行的，因此存在很大的空间，供政府为推进经济福利的提升而进行干预。据此，庇古提出，政府既应当保护现代人的利益，也应当保护后代人的利益，杜绝过度和非理性的贴现现象。政府既是当代人的受托人，也是未来人的受托人。因此，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需要依据法律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避免本国可耗竭资源的过度开发。庇古提出了政府应该实施的三条政策措施：国家补贴、税收、立法。其中，庇古税被认为是使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使企业自动解决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但在理论探讨上，由于税收涉及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所以争议很大。在实践中，庇古提出的三条政策措施被许多国家所采纳，特别是大多数国家都在逐步扩大环境保护立法的范围。
四、结语
虽然近几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针对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等问题提出了经济外部性理论、产权理论以及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立法等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催生新技术和新产品，从而通过企业的自主行为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问题；提出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解决贫困问题，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试图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内生化，以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导思想还是强调，只有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和自由贸易）中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才能以更高的经济效率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古典、新古典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虽然对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问题有所关注，但是大多纠缠在资本的获利和经济增长问题上，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没有实质性推进。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在现实世界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特别是一些贫困国家之间展开自由的市场竞争，那些急功近利的资本所有者来到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较低的不发达国家，廉价使用自然资源。这虽然可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但把自然环境的恶化留给了不发达国家；把廉价使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变为发达国家维持高消耗、高消费生活的重要来源；当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依赖其投资和向其出口产品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不发达国家必然遭受沉重的打击；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不发达国家并没有消除贫困，而是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进而加剧了支配生产力发展的不公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实践结果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共同和可持续三个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市场机制和快速的经济增长来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可持续发展的主张是天方夜谭，因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和由此决定的急功近利的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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