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经济篇1
一、城乡二元体制拉动城市迅速扩张——低水平的土地资本化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规定了城市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属性和农村土地的生产资料属性。在此背景下，征用农村土地成为成本低廉的快速城市化手段，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如图1所示，通过以一个较低的成本将低层次用途的农村集体土地转化为高层次用途的城市国有土地，土地的初级资本化得以实现，所释放出的市场价值成为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主要资金来源。1980年，深圳特区开始以每亩3000元的价格整村征地，启动了低成本的土地非农化，这是深圳的第一次城市化浪潮。然而，长时间以来，人口的城市化远滞后于土地城市化，原村居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无从谈起。直到1992年，第二次城市化浪潮才大量转换了这部分村民、村组织的身份，同时，迅速推进关外宝安、龙岗两区的城市化。然而，第一、二轮城市化浪潮均以粗放式城市外延扩大为特点，追求速度的代价是留下了大量城中村和违章建筑的历史遗留问题。到2004年，深圳已经无农地可征，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红利已释放到尽头。
二、高度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事实产权还是法律产权
在粗放式的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深圳市为节约成本和简化谈判程序所采取的一系列权宜办法，如留用地、转地等，制造了大量产权模糊的地带。《南方周末》曾刊发文章指出：“尽管在规划中已将原村集体土地征为国有，但是大量土地并没有完成相应的补偿返还手续，因此实质上依然属于村集体及股份公司所有，而随着城市化过程中土地价值的不断提升，（深圳）政府也越来越难以支付这笔数额巨大的补偿。”简而言之，深圳的问题正是事实产权与法律产权产生矛盾后的结果：名义上的法律产权在政府，而事实产权在村集体和农民。更由于这种法律产权的形成过程采取了种种“权宜”的办法，即使不受法律保护，事实产权也难以撼动。而且，这些模糊地带经过近20年的生长和交易后，事实产权主体几经更换，权益的划分已实难理清。深圳的混乱正验证了巴泽尔说的那句话。“离开了清楚界定的产权和良好执行的产权制度，人们必定争相攫取稀缺的经济资源和机会”。
粗放式城市化带来的后果令深圳政府愈发难以承受。一方面，失去了廉价土地来源，政府急需为城市经济增长寻找下一个依托；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违章建筑和违法用地与政府持续争夺城市化利益。自1999年开始，深圳市的应对态度是，在法律产权与事实产权产生冲突时，用立法手段否定事实产权而捍卫法律产权。自此，艰难的立法查违建历程开始了。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数部法令颁布的后果却是原住民的疯狂抢建。据统计，1999年至2002年，几部法规出台实施以来，深圳全市增加了约10余万栋新的违法私房及大量的违法厂房，违法建筑总量增加了近1倍。10余年的查违建历程几乎没能阻挡违法建筑的“生长”：2010年深圳市土地变更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土地总面积1991.71平方公里，其中农用地916.17平方公里，建设用地917.77平方公里，未利用地157.77平方公里。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占用约390平方公里建设土地，占全市建设用地42%，而其中仅有1/4（95平方公里）为合法用地。自1999年至今的“立法查违建”思路以失败告终。这不仅仅是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问题，更为关键的是，执政者需要重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面对法律产权和事实产权产生剧烈冲突时，应当如何选择？从过去10余年的经验来看，彻底否认事实产权的思路是行不通的。
城市化经济篇2
城市绿化建设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由于近年来国家大力建设绿色城市的带动，城市绿化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环境产业。在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控下，城市绿化与经济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互为基础的态势。在绿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绿地系统的结构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应注意加强维护城市绿地的可持续发展，调整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协调城市园林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制定可行的发展规划，引导市场规范运行，把城市园林绿化的经营管理活动纳入国际法规和国际惯例的轨道之中。
1. 我国城市绿化现状
由于我国绿化工程开展的起步较晚，导致其基础建设环节相对较薄弱，存在着绿化面积不足，地域发展不平衡、绿化建设水平不高、绿化建设与植物保护不和谐，绿地管护效能不强等问题。一些发展中城市，由于没有成立统一的监管部门，在自管自制的绿化管理之下，很难对绿地的养护管理起到实时的监控，仅栽种却不管理的现象比比皆是。即使在发达城市，也同样存在绿地长期无人管护的重规划、轻养护管理的不良现象。高温干旱的天气绿化植物得不到水分的补给、寒风凛冽中植物得不到有效的抗寒防护，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城市绿化管理建设的恶性循环，以为不养护就可以节省投入建设费用的片面思想制约了绿化建设的持续发展，通常后期对绿地进行的大面积重建投入要比及时养护产生的费用大出数倍。
最近年来，我国城市绿地面积增长迅速，城市绿地系统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数据显示，在我国城市绿地中，公共绿地占15.8%～16.95%，公园占9.8%～10.1%，属于园林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专业部门以外的占61.19%～62.82%。苗圃占城市绿地的3.67%，其中属于园林专业部门以外的占40.58%～59.16%。
2. 城市绿化与经济学的关系
城市绿化兼具美化环境、净化空气、滋养水源、平衡气候等综合功能，是对社会环境资本的投入，其经济回报是多方面的。城市对绿化的需求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基础设施；二是作为休闲设施。前者应当由市政部门作为公共产品供给全体市民，后者则可以由法人实体作为法人产品提供给部分市民。
绿化建设所投入的绿化材料，在合理的养护下，将不断增加物质量，为社会积累财富。绿化的环境功能，是潜在的生产力，融合在社会生产的全过程中，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资本，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条件之一。许多城市和社区出现了以绿引资的连锁反应，因环境改善、景观美化，而招来投资者、旅游者，繁荣了经济。有的城市计算建设投入与产出之比达到1∶5的高值。一次投资长期受益，走上了环境与经济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道路。绿化渗透在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
结合城市建设工程进行绿化建设，以及在人口稠密、建筑拥挤的地区进行“拆房建绿”，对国家和建设单位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投入。但是绿化建设所形成的经济动力，涉及许多经济领域。首先是提高了环境质量，提升了地区的物业价值，改善了居住条件，造福人民；拉动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装潢市场、建材市场、劳动力市场等。除了投资者直接受益以外，对社会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很大的，只要进行综合核算，其经济效益将大大超过投资额。
城市绿化所形成的环境效益，不受疆域的约束，无论投资者还是非投资者，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自然空间里均衡地得到享受，由此形成了环境效益普遍性的特点。市民作为纳税者，享受绿化的环境效益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当某些经济实体因城市的绿化环境使他在经济活动中受益时，他不需要通过市场付出代价，又形成了绿化经济效益外部性的特点。把外部化的经济成本转向内部化，才能从利益驱动的角度，调动其绿化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
城市绿化可持续发展是基于经济学思想分析的重要方面。城市绿化可持续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园林绿化不仅可对城市原有的自然环境部分进行合理维护与提高，还可通过人工重建生态系统等措施在城市这个人工环境中对自然环境再创造。显然，城市园林绿化作为城市主要的自然空间，其能否可持续发展将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潜力和未来。
城市化经济篇3
一、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中的判定
（一）在“城”中的判定
在这一部分中，需要考虑到城市水源状况、交通状况、建筑比例、通讯覆盖率、废物处理能力、能源供给能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判断非农人口生活用地以及非农业生产用地这部分土地状况。“城”在经济运行状态上主要包括两点，即市政经济以及土地经济。市政经济是由政府来维护，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生活、生产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属于市场经济差异发展下的必然结果。土地经济指的是土地价格的多样化，当土地受到垄断地租、极差地租以及绝对地租影响时，土地价格会随着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在不同城市中呈现价格上的差异性产生波动，受到市场主体对土地使用内容、选择倾向以及竞争程度影响，对“城”的发展产生干预作用。
在对“城”的需求分析中，城市产出以及城市地租均会衍生出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这两种增函数，同时产生投机性需求这种减函数。相对而言，对“城”的各项供给可看作政府所提供的土地资源以及土地承担的负载物数量、质量等共同形成的供给物。当增函数与减函数处于相等状态时，“城”的经济运行便倾向于均衡态。
（二）在“市”中的判定
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市”指的是一定的市场交易中心或是买卖场所，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交易结构、经济主体、经济流量以及经济流动方向；二是经济政策、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两者共同作用下，“市”更多能够反映出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状态、方位。在宏观表现上，“市”的经济运行表现可分为以下几方面阐述：
1、市场利益主体
市场利益主体体现在城市生产者的生产投资活动、消费者储蓄能力、个人投资行为与消费行为、政府部门的投资与消费行为以及转移支付。
2、经济流量
经济流量类别主要为国民财富（这里指的是目标城市所创造的城市财富）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居民收入变化形态与运动轨迹、社会资金的投入使用以及循环周转。
3、城市市场结构
城市市场结构主要表现为消费品市场（这里更倾向于农产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以金融市场为主）、产权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
在需求方面，“市”的需求是对不属于“城”状态下所产生的需求欲望，同时能够在这种欲望下产生的可支付货币量，包含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城市中的产品购买消费以及投资行为。“市”所产生的供给主要在于城市市场中意愿出售的非“城”的商品价格量（包含要素投入带来的价值提升以及中间投入带来的价值转化），通常表现为收入、储蓄、利润等货币形式。当增加价值与转化价值处于相等状态时，“市”的经济运行便倾向于均衡态。
二、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经济的作用
理论上，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经济在运行上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由于金融属于社会性市场资源，其能够优化城市化经济中经济体制关系以及各变量内部联系，将现代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金融经济力。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的作用
城市土地是“城”的中心点，当城市土地被逐渐资产化，地租由此产生，成为了利息的典型代表。在市场利率变动影响因素方面，除了城市区位不同造成的富集度、竞争力度以及区位差异外，地租程度的其它决定因素与利率呈正相关。换言之，利率是金融经济力对“城”产生影响作用的施力点。另外，金融对“城”的影响还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居民收入
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环境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居民对收入的进一步分配。当金融状况较稳定时，可能催生一部分投资者。若投资渠道便利，极可能产生投资热潮，促进城市居民个人的投机性需求。同时，贷款利率可能在此环境下有所下滑，融资渠道拓宽，企业的投资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可得以满足。
2、房地产交易
房地产交易对“城”的投机性需求以及生产生活均会产生影响。金融市场以及其名下的子市场发展状态均会影响到“城”的需求状况，成为重要影响变量。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的作用
当供求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时，城市化经济在发展上便会处于相对容易、稳定阶段，这是实现城市化经济均衡运行的保障。金融经济力对“市”的调节属于短期调节，通过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让其运行更倾向于均衡化，将非均衡条件下的影响因素纠正。
将城市看作封闭状态，“市”及经济运行状态便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力较大。若想要从非均衡达到均衡，其需要依靠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内部供求的影响。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的利用策略
（一）促进金融体系更具包容性
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更能够让城市化经济倾向于均衡发展，其需要让各项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让弱势融资群体同样能够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在这一环境下，金融经济力可借助金融分配效率等因素消除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机会不均以及贫困现象，满足城市化本质需求。
（二）调节城市地租
作为城市化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稳定、均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城市地组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的首要力量。在金融经济力控制下，土地市场的自由流转机制应不算完善，在建立健全相关政策背景下优化多样化投资工具与投资品种，让其始终处于对城市化经济均衡发展起到推动的地位。例如可加大对城市的市政服务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发型不同期限的市政债券等，达到对城市地租的调节功能。另外，还应充分发挥宏观级差地租的调节功能，充分了解不同区位下土地的价格、利用情况以及利用率，为城市化经济的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城市化经济篇4
关键词：城市化协调度测算模型
一、引言
城市化是指第二次社会分工后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随着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进展，手工业逐步发展成为机器大工业并且在空间上相对聚集从而对人口，能源，信息，资本的吸引所经历的漫长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对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城市化经济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和出发点，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在2011年人口城市化比率首次超过50%，上海更是接近90%（见图1、图2），城市经济在我国区域经济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日益凸显，大中小城市如雨后春笋般在我国各地出现，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以非农产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城市化的过程理应分为“量”与“质”两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味地追求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城市面积扩展所导致的“被动市民化”和外出务工途径所形成的“主动市民化”进入到城市人口核算体系中，但是城市化内涵中所包含的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二三产业的向城市聚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的完善、居民生活的城市化等元素在我国的城市化中远远滞后于人口的城市化，经济的城市化和社会生活的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不相匹配的现象是造成我国当前大型城市转型升级阵痛，中等城市经济发同质化严重，小型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根本矛盾所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对于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问题，国内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注意到了这点，并且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例如周向红等（2000）探讨了知识经济时代产业特点对城市化的影响；黄雪丽（2004）利用上海人口城市化资料和经济指标资料得出了上海过度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并利用时间序列对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国家城调总队福建省城调队课题组（2005）采用城市化核心载体和区域载体两个部分来构建城市化质量评价体系；党兴华（2005）利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关中地区的不同阶段的城市化及其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王西秦等（2005）采用城市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协调度的概念，建立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指标体系以及两者协调度测度模型；贺韶伶（2005）从社会学和民主法制的角度考察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生活城市化的问题，得到城市化必须要与民主化过程相辅相成；刘静等（2010）利用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城市集群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钰（2011）从城市化本质和内涵出发，借用spss软件构建城市化综合评价体系并对长三角各城市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关评估。
尽管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已经有所成就，但是对于之前的研究分析当中我们发现了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第一：对于城市化质量问题的研究时间短，任务复杂，很多城市综合评价体系指标的设立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学者一般按照自己的理解将各种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别，然后就不同的指标进行打分，这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带有自己的主观性，对研究结果造成偏差。
第二：完全意义的城市化包括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方面，但是之前的学者多将研究聚集于某个单方面的研究，得出其中一个方面的结论，从而无法从整体上比较三个方面的发展状况和协调度以及三个因素与整体的协调性。
第三：有学者使用协调度测度模型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并没有将此用于城市化内涵的三个因素之间关系研究，并且其使用的模型仅适用于两因素之间的协调度测算，无法推及到三个因素的协调性研究。
在总结上述不足的基础上，本文转变思路，以上海市为例，从城市化的内涵出发将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分别设置其指标并且借鉴系统动力学中的多因素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建立peS模型对其单独协调度和系统的整体协调度进行分析，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市的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对未来推进城市化的工作提出相关建议。
三、peS模型的建立与指标设置
1、系统协调度定义
设peS系统分别由人口子系统（S1）、经济子系统（S2）和社会生活子系统（S3）构成，各子系统的发展状况由F1，F2，F3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标的函数表示，而peS系统的总体发展状况用F*表示，则单个系统协调度Hi的的定义为：
则peS系统整体协调度为：
表示子系统的发展速度，表示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通过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判定出某个单因素比较整体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状况，并且根据定义Ht（0，1），并且当时达到最大值1。
2、指标体系的建立
用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于人口城市化选取了非农业人口比例、非农就业占总体就业的比例和人口密度；经济城市化选取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非农产值比例、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和人均消费额；社会生活城市化选取了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万人实有道路长度、万人人均公共绿地和万人拥有公共医疗床位数，并分别委以相应的权重。（见表1）
3、指标标准化
在多个指标用于测度时，为了避免指标间的覆盖效应，因此将各指标的数值标准化，采用极差法进行，原理如下：
（3）当xi>min（x1，x2......）时
（4）当xi
4、指标值的测算
人口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的计算公式为：
f2，f3可以按照此公式以此类推得到，则
根据时间序列的数据，可以计算出三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速度，分别求出其导数，其公式如下：
四、实例分析——以上海为例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和上海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对上海市城市化过程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和整体发展状况进行相关分析，先利用公式3将所获得各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然后按照公式4和5得到各个子系统和系统整体的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
根据公式6分别计算其发展速度并取绝对值，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的数据，运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得到上海市城市化各组成部分的协调度和系统整体的协调度，结果如表4所示：
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综合测算指标走势图如图3所示：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市199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社会生活城市化水平都在稳步提高；而就发展速度而言，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越于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而且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也远远落后于综合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通过对子系统和整体系统协调度的测算可以得到，经济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好，人口城市化子系统其次，社会生活城市化子系统的协调度最低，可以看出上海市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比较缓慢，城市社会保障体制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不适应于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和要求，人口城市化的协调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上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从事较为低端的行业，使得城市化推进过程中人口密度的指标超越于就业的指标。
五、结论与建议
一方面，上海市的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快速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系统的快速增长，但是社会生活城市化的增长却略显疲惫，近些年来上海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非农产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也随之大幅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也在高位持续增长，三次产业中的二三产业增加值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设施的建设，居民生活保障体制的完善，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资源生态环境的改善步伐却滞后于人口和产业的增长所提出的要求。
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城市化进程的缓慢发展，使得上海整体的城市化进程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城市化进程的系统协调度大幅下降，在2006年以后由于世博的原因，才有了回升，但是由于世博因素所进行的突击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非常态化的社会管理持续性能很低，可以预见到在未来几年内，若没有相关长期政策的激励和支持，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将再次进入下滑轨道，将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
据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优化人口结构，控制人口数量，通过激励机制吸引素质较高的人口迁入，通过淘汰机制将部分无法适应经济结构转型的人员使其自身作出迁出的抉择，完成人口城市化由单纯的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城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第二，积极实行产业结构转变升级，虽然当前上海市经济城市化的协调度在三个指标中最高，但是其发展速度已经呈现出令人担忧的下滑，中心城市要努力实现三次产业比例的调整，完成三二一产业比例次序的布局；同时大力扩展城市中与市民自身素质匹配的就业岗位，从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刺激消费；在稳定投资总额的基础上提高投资效率，将更多的资金引向民生，教育，环保等长期性事业中来。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和居民生活的改善刻不容缓，无论从发展现状还是发展速度来说，社会生活城市化都处于三个指标的落后位置，政府应该由“经济型政府”向“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将过去进行经济建设所得出的经验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运用于社会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管理体系的完善；加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的保障水平，增强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建立长效社会治安管理体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为人口城市化和经济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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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显洲.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动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9
城市化经济篇5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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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城市化经济篇6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开放经济增长动态面板
一、引言
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政府主导的经济刺激计划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我国原有的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要想继续维持快速增长，就必须探寻新的增长引擎。当前学术界的观点指出，除了深化对外开放和进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之外，城市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探讨城市化与经济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外开展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钱纳里（1988）通过对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指出在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分配结构基础上，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Ciccone（2002）分析了欧洲国家的数据，指出城市化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Henderson（2003）发现城市化进程及城市集中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近年来，国内相关研究有：王小鲁（1999）利用面板模型，分析指出未来城市化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沈坤荣（2008）利用VaR模型分析指出城市化通过加快物质和知识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增长。闫晓红（2011）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检验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王智勇（2014）运用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分析指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于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研究。赖明勇和包群（2003）指出外贸依存度指标较好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一致性关系。詹崇鹤（2013）运用VaR模型分析指出对外贸易是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张远军（2015）利用面板工具变量法分析了城市化、贸易开放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城市化、贸易开放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空间差异性特征。
已有文献从不同分析视角，通过运用不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并得出了关于城市化、经济开放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许多研究结果，但大都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大部分研究只是对城市化水平或经济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进行静态分析，且没有将两者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加以考虑。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把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共同纳入本文的分析模型中，分析它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实证分析框架
本文主要在省级层面上分析城市化与贸易开放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变量，解释变量为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开放程度。与此同时，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来控制遗漏变量所带来的偏误和内生性问题。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在构建计量经济模型之前，首先对本文涉及的相关变量进行简要说明。
1.被解释变量（pGDp）。现有文献一般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增长。本文选择pGDp，以1990年为基期，利用GDp平减指数对名义pGDp缩减得到实际pGDp。
2.解释变量
（1）城市化水平（URB）。按照常用方法，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表示城市化水平。
（2）经济开放度（open）。采用外贸依存度来衡量各省的经济开放度。按当年美元与人民币中间价折算出的进出口总额与GDp比值来测算。
3.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HR）：用每万人中在校大学生的数量来近似估算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StR）：用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之和占GDp的比重来表示；交通便利程度（tRan）：用各省的公路和铁路里程密度之和来表示。市场化程度（maRKet）：用非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职工总数比重来表示。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9个省份1990年―2013年共696个观测数据，由于数据缺失较多，重庆市直辖市设立时间晚，因此样本中不包括和重庆并入四川省。其中非农业人口、总人口数据和受教育人口数据来自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剩余的其他数据均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最后，为对数据的波动性进行平滑，降低异方差性和共线性，分析过程中将对pGDp、URB和open等关键变量的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动态建模的方法，加入pGDp的滞后一期项，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这样做的好处是考虑了经济结构变动的路径依赖和消除模型的内生性，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1）
下标i和t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Xit包括所有控制变量；α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
（2）计量方法
现有许多文献都指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向因果关系，且模型（1）的解释变量含有一个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这会导致模型出现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使得oLS估计有偏误。因此，本文选择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Gmm估计的一致性取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通常需要进行下面两个识别检验：arellano-Bond检验和Sargan＼Hansen检验。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回归（4）为Sys-Gmm方法估计结果。基于稳健性考虑，在表2中回归（1）（2）（3）还列出oLS、固定效应（Fe）和差分Gmm（Dif-Gmm）估计结果。
表2模型估计结果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的值是white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置信水平上显著。
arellano-Bond检验和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建立Gmm模型是合理的。综合比较回归（1）、（2）的结果，观察滞后项的系数，发现Sys-Gmm估计中滞后项系数介于0LS估计值和Fe估计值之间，证实Sys-Gmm估计结果是稳健的。下面以Sys―Gmm估计结果为基础，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详细分析：
1、模型（1）中的滞后项的估计系数为正，弹性为0.0281，表明经济增长的变化显著受上一期经济状况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这也表明建立动态模型的合理性。
2、城市化水平（LnURB）和经济开放度（Lnopen）对经济增长（LnpGDp）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城市化或经济开放可以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开放通过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产生的溢出效应，及城市化产生的资源集聚效应，有效提高了中国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最终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推动效应。
3、其他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LnpGDp）的影响也都为正，这与之前的理论分析保持一致。不过，人力资本水平（HR）和市场化程度（maRKet）仅在10%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都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使得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而各省（区）的市场化程度差异较大，导致市场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明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经济开放、城市化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采用运用Sys-Gmm方法对1990―2013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贸易开放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城市化进程中，主要通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便利程度来促进经济增长。不过，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溢出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作用还有待提升。
在世界经济形势日趋严峻及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的形势下，导致我国原有的投资驱动和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应从优化城市化水平、深化对外开放和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等方面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努力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社会差距，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是湖南科技学院校级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2XKYtB001）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远军.城市化与中国省际经济增长：1987～2012――基于贸易开放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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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其淋.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1，1.
城市化经济篇7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相关性；对策
一、引言
城市化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过程，是各种要素由农村向城镇不断聚集的过程，是在一定的空间体系下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是涉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共同优化的进程。
建国初期，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8%，而当时世界平均水平是30%，发达地区平均水平已经达到55%。但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迈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率超过50%，城市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然而，美国、日本于1970年就已基本完成城市化，城市化率也在70%到80%之间。相比之下，中国还有很大差距。
本文结合2013年山东省17个城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了解山东省在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对如何加快城市化进程和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进行深入探讨。
二、山东省经济发展现状
山东全省受经济、社会、自然、历史、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地域分布呈现东密西疏的现象，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东部明显快于西部。
表12013年山东各地区城市人口比重
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地区城市人口比重（%）全省总计53.75泰安市53.76济南市66.00威海市60.32青岛市67.72日照市51.31淄博市65.31莱芜市55.18枣庄市50.43临沂市50.36东营市63.19德州市47.74烟台市57.85聊城市42.05潍坊市51.76滨州市51.20济宁市48.33菏泽市41.61数据来源：2014年《山东省统计年鉴》。
表22013年山东省各地区人均GDp单位：元
地区人均GDp地区人均GDp全省总计56323泰安市50296济南市74994威海市91010青岛市89797日照市52778淄博市82889莱芜市49390枣庄市48346临沂市32902东营市156356德州市43542烟台市80357聊城市40084潍坊市47943滨州市56771济宁市42796菏泽市24542数据来源：2014年《山东省统计年鉴》。
近年来，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都有很大提高，其中青岛市2013年底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7.72%。青岛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其所在的山东半岛经济区经济总量高达2.6万亿，仅次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唐经济区，居全国第四位。
相比之下，省内中西部地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率明显慢于东部。中部的东营和泰安在山东经济排名中也是相对靠前的。东营是胜利油田所在地，使东营走上重工业发展的道路。而泰安则因泰山的存在促进了全市的旅游业发展。西部地区包括滨州、德州、聊城、菏泽、济宁、枣庄六个地区。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六个地市的经济发展很慢。
三、山东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情况总结及对策分析
（一）山东省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情况总结
1.山东省各地区城市化发展不平衡
青岛等地的城市化率已达到65%，而内陆地区如聊城、菏泽等地的城市化率相比国家平均水平50%还有很大差距。
2.经济发达城市带动作用不明显
新世纪初期，党中央提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应率先实现现代化，而后带动整个国家实现现代化。青岛、烟台等地无疑在带动山东经济发展问题上被寄予厚望。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青岛、烟台的发展速度很快，城市化水平提高迅速。但是山东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不甚理想。
3.城市基础设施普遍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严格控制大城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合理发展小城镇”方针。这一方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优势，而中小城市发展受到抑制。
（二）对策
1.政府合理规划，统筹安排
对济南、青岛内部经济结构进行科学调整，使其发挥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加强威海烟台等沿海城市与内陆的城市联系。建立起以济南、青岛为省内两大中心，形成胶济城镇连绵带和五条城镇发展轴，即聊城一济南一青岛一烟台一威海轴、德枣轴、日菏轴、京九轴和沿海轴的空间格局。
2.各地区利用自身优势，谋求发展
全省各地区、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发挥自身优势，合理利用交通、技术、文物、特产、人才等资源，确定主导产业，积极增强自身竞争实力，不过分依赖中心城市，形成独立产业竞争模式。
3.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化质量
借助国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和机遇，积极完善各地区的交通、建筑、文化等设施的质量，深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提高市民生活水平，有利于引导市民积极投身城市建设，为农民工进城提供良好环境，提高地区形象，有利于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城市化经济篇8
JeanGottmann首先提到城市连绵带,国内一般都将其译作城市群,是指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密切交互联系并连成一体的城市共同组成的巨大的都市空间形态,其核心内涵是城市化、都市化和区域内部的一体化[1],而随着城市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紧密,城市群逐渐会发展成一个区域联合体。区域经济对城市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区域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区域经济发展使区域中心城市实力增强、城市数量增多以及城市体系逐渐完善[2]。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基本上反映了整个区域的主要经济联系,因此通过研究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能够明确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间经济联系更为活跃,相关的空间经济联系与地域组织优化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3],之后赖利(w.Reily)的“零售引力定律”、康弗斯(p.D.Converse)的“断裂点模型”、齐普夫(G.K.Zips)的“引力模型”等为定量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测度提供了基础。国内学者对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研究主要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包括对经济联系方法的研究[4-5]、对城市与区域经济联系以及空间相互作用与整合的研究[6-7]和对城市空间结构[8-11]的研究等方面。但是大多数研究主要针对长三江、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群的研究较少。本文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引力模型,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皖江城市带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联系网络,提出其空间经济联系的优化方向,以期为各城市的定位提供新的分析视角和依据,也为同类区域空间经济联系的研究提供参考。1研究方法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分析方法。它采用图论工具、代数模型技术描述关系模式,并探究这些关系模式对结构中的成员或整体的影响,适用于研究群体的互动关系与群体结构。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在于从“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结构,其中社会结构既可以是行为结构、政治结构,也可以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12]。
故早期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情报学等领域,探索人际关系网络、学术研究领域内的合作、引文引用以及知识共享等[13-15]。近些年,部分学者尝试将该方法应用到城市空间经济联系等领域中,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1)密度,指的是网络中各个成员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其高低代表群体成员平均互动程度的多寡,从中可以看出成员的互动管道和程度,是网络分析中测定的重点指标,其公式为式中:D为网络密度,k为节点(企业)数量。D值越大,节点之间的联系就越多。当D=1,说明网络节点之间都有联系;当D=0时,则节点之间都没有联系。(2)中心性分析中心性分为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间中心性三种形式。点度中心性是测量网络中单个节点结构位置的指标,如果一个点与其他许多点直接相连,则该点就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其公式为强度。接近中心度则是以距离为概念来计算一个节点的中心程度,与别人越近者则中心性越高,反之则越低,但是接近中心度要求网络必须是完全相连图形,才能计算,故较少采用。中间中心度测量一个人作为媒介者的能力,也就是占据在其他两人快捷方式上重要位置的人,其公式为是行动者i到达行动者k的捷径数。(3)凝聚子群“凝聚子群是满足如下条件的一个节点子集合,即在此集合中的节点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者积极的关系”[17]。凝聚子群密度主要用来衡量一个大的网络中小团体现象是否十分严重,可以从关系的互惠性、子群成员之间的接近性或可达性、子群内部成员之间关系的频次、子群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密度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度量。(4)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根据网络中节点之间联系紧密程度,将网络中的节点分为两个区域,即核心和边缘区域,处于核心区域的节点在网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2研究区域概况及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概况2010年1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以下简称皖江城市带),规划范围为安徽省长江流域,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巢湖、滁州、宣城九市全境和六安市金安区、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形成“一轴双核两翼”的发展空间格局。作为我国承接产业转移的“先行先试区”,皖江城市带必将依托自身优势和政策扶持,成为承接我国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皖江城市带是中西部地区面向长三角经济合作的桥头堡、出海大通道的咽喉和门户,是沟通中国中西部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廊道,区域水上运输便利,铁路、公路交通网密集。紧邻长三角经济圈,能够接受长三角经济发展的辐射,实现与长三角地区产业分工互补,是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杠杆和桥梁。
2.2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皖江城市带内的9个中心地级市,不包括六安市的金安区和舒城县。根据国务院的批复,2011年8月22日地级巢湖市撤销,为便于统计分析,仍沿用原地级巢湖市数据。原始数据采用安徽省统计局编制的《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力求反映最新的皖江城市带城市群经济联系状况。
3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借助描述区域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引力模型[18],计算出皖江城市带各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值(表2)。根据表2中皖江城市带城市间的空间经济联系值,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绘制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结构图(图1),同时进行密度、中心度和中心势、凝聚子群和核心-边缘结构分析。
3.1网络密度分析密度值大表明城市间经济联系渠道和合作越多,能够从其他城市获得联系的途径越多。通过计算,发现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为0.9306,网络中存在的关系数目为67,这表明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很高,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紧密,处于一种较强经济联结状态。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增强了皖江城市带区域经济实力,促使城市功能定位得到优化,有助于推动经济一体化的发展。3.2网络中心度和中心势分析
3.2.1点度中心度由点出度分析可知:合肥的点出度最大,反映了合肥处于皖江城市带中的核心地位,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功能远大于皖江城市带内的其他城市;点出度次于合肥的依次是巢湖、安庆、芜湖。这四个城市的点出度之和占皖江城市带城市点出度总量的65.1%,表明这四个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空间经济辐射功能较大,对其他城市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但滁州、马鞍山、宣城、池州、铜陵点出度较小,可能是滁州和马鞍山这两个城市靠近南京,近年来较好地融入了南京都市圈的发展,而宣城、池州、铜陵可能是受空间距离以及自身实力的影响,受到中心城市经济辐射作用相对较弱,发展速度和程度相对其他地区明显要慢。由点入度分析可知:合肥、安庆、芜湖、巢湖点入度值都较高,这些城市属于经济发展较快速城市,它们与皖江城市带其他城市积极地建立联系,对外部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利用;合肥、芜湖的点入度明显高于点出度,说明合肥、芜湖对周边城市的接纳作用大于自身对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影响,不断的整合利用外部资源,与其他城市积极建立并加强经济联系。
3.2.2接近中心度合肥、芜湖、安庆、宣城、巢湖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分别排在前五位,皖江城市带点出度和点入度都比较大,其差别不大,说明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的通达性良好,经济联系也最为紧密。其他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较小,说明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的通达性一般,经济联系也较为一般。
3.2.3中间中心度由中间中心度可知,合肥、芜湖、安庆、巢湖、宣城的中间中心度最高,均为1.548,表明五者在皖江城市带中处于核心圈层,空间经济联系较强;马鞍山、铜陵的中间中心度分别为0.893、0.298;池州、滁州均为0,说明这些城市处于皖江城市带的边缘位置,空间经济联系较弱。
3.2.4中心势整个网络的标准化点入度中心势和点出度中心势分值越接近1,网络集中趋势越明显。可以通过计算得出用点度中心度来衡量的点入度和点出度中心势分别是32.039%和8.336%,网络的点出度中心势相对较大,说明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网络关系中存在着较大的不均衡性,也就是较少城市在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而相当多的其他城市处于边缘地位。以接近中心度衡量的点入度和点出度中心势分别是13.69%和14.29%,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对整个网络的标准化点入度中心势比较发现,皖江城市带中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不对称和不均衡现象。以中间中心度衡量的中心势结果是0.63%,说明网络的中心度较低,表明处于中间位置控制资源的城市数量较少,中心城市的核心地位较低,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对外影响。综上可知,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及中心势分析与经济联系网络中心性的测度结果相互吻合,都表明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存在不均衡性,网络中具有明显的分层结构。
3.2.5中心度统计指标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经济往来的网络内部不均衡性在表4的统计指标中得以体现。在该网络中,点度中心度的点出度和点入度的平均值为155;接近中心度点出度和点入度的平均值分别为94.074、94.321,这4个中心度指标的平均值说明皖江城市带9个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往来的整体性较强,内部凝聚力较强。另外,点度中心度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平均值均为155,但它们的方差却分别为5275.778和29388.89;点度中心度的点出度最小值为63,最大值却达到为270;点度中心度的点入度最小值为24,最大值却达到597。而且中间中心度的最小值和最大值之间差距很大。中间中心度的统计数值也反映了各个城市间的不均衡,存在分层现象。这些都说明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的分布不均衡,有相当多的经济来往是通过一部分核心城市开展的,这种倾向导致形成网络的核心区域。
3.3凝聚子群皖江城市带中的凝聚子群是研究哪些城市间存在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经济联系。本文采用Ucinet软件中的ConCoR进行聚类分析。如果空间经济联系网络内的子群较多,不利于整个网络成员之间的直接广泛交往,即子群内部之间交流比较密切,而与外部子群之间的交流较少,这样的网络结构不利于整体网络的发展。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中存在4个子群:第1子群成员为合肥;第2子群成员有池州、铜陵;第3子群成员有宣城、马鞍山;第4子群成员有芜湖、安庆、滁州、巢湖。子群间的密度系数如表5所示。表5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子群间密度系数整体来看,对凝聚子群内部及相互间的密度比较发现凝聚子群间的密度系数较高,说明皖江城市带内城市空间经济联系较强。第1子群对第3、第4子群城市经济联系的密度系数分别8.5、61.75,说明合肥对皖江城市带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紧密,第1子群对第2子群城市经济联系的密度系数为3,表明合肥对池州、铜陵的经济联系较为一般;第2子群对第1、第4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大,而对第3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小,表明池州、铜陵对合肥、芜湖、安庆、滁州、巢湖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而对宣城、马鞍山的经济联系较为一般;第3子群对第1、第4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大,而对第2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小,表明宣城、马鞍山对合肥、芜湖、安庆、滁州、巢湖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而对池州、铜陵的经济联系较为一般;第4子群对第1、第3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大,最为显着的是对第1子群的影响达到130.5,而对第2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小,表明芜湖、安庆、滁州、巢湖对合肥、宣城、马鞍山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而对池州、铜陵的经济联系较为一般。第1子群合肥作为皖江城市带区域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的经济影响较大,作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的核心,其极化效应还小于扩散效应,吸引着其他城市的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合肥集聚。第2子群、第3子群内部的城市经济联系较弱,对第1、第2子群的经济影响也非常小,说明这些城市在皖江城市带中处于一种弱边缘地位,主要接受其他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第4个子群的密度系数最大,达到10.917,第4子群对第1、第3子群城市经济联系较大,表明这个子群城市内部之间来往密切,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远高于皖江城市带其他子群的经济联系,在经济联系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对其他中心城市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每个凝聚子群的中心城市要积极带动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克服行政的不对称,打破各自为政、市场分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不良局面,加速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加强区域间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有效促进区域的整体协调发展。
3.4核心—边缘结构核心—边缘模型分析的目的是研究网络中哪些节点处于核心地位,哪些节点处于边缘地位。通过对空间经济联系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分析发现,皖江城市带核心区为合肥、芜湖、安庆,其他城市属于边缘区,这与中心性分析的结果正好相吻合。从网络联结密度来看,核心区成员的联结密度达24.167,而边缘区成员的联结密度仅为1.333,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联结密度为3.333。说明核心区成员之间的经济联系最为紧密,边缘区城市内部的经济联系较少,核心区与边缘区相互之间的紧密程度一般,表明皖江城市带城市空间经济联系网络中存在明显的分层状况。4结论与探讨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对皖江城市带经济一体化进行分析,总体看来,目前皖江城市带区域空间经济联系程度较高,向经济一体化方向发展。主要表现为:皖江城市带经济关系网络整体密度为0.9306,处于很高水平;就点度中心度来说,合肥的点出度和点入度最大;由接近中心度可知,合肥、芜湖、安庆与其他城市的通达性良好,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由中间中心度可知,皖江城市带城市空间经济联系网络关系中存在着不均衡,合肥、芜湖、安庆的核心地位较高;从凝聚子群分析来看,皖江城市带空间经济联系网络中存在4个子群,其中芜湖、安庆、滁州、巢湖与合肥的经济来往较大,其余子群城市都与合肥的联系较为密切,而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较少,网络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层;从核心-边缘模型角度,合肥、芜湖、安庆为核心区,其他城市为边缘区。为了更好提升皖江城市带的区域空间经济联系,促进一体化进程,提出以下对策:
(1)内部与外部联系优化在皖江城市带内部空间经济联系方向优化的基础上,结合经济联系网络变化趋势,强化与外部相关城市的经济联系,使之全面融入长三角地区。进行内部优化,培育空间经济联系的重要节点城市合肥、芜湖和安庆,发挥其强劲的辐射作用,增强与城市带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化合—巢—芜—宣轴线、马—芜—铜—池—安轴线、安—合—滁轴线;对外部城市进行拓展,加强南京、杭州、武汉、南昌等外部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
(2)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解决“行政区经济”现象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存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矛盾和冲突,因行政区划分割而形成的行政壁垒对区域经济形成了一种刚性约束,产生“行政区经济”现象。解决“行政区经济”问题的根本对策就是实现政府职能的适应性转变,加强区域内各地政府层面的合作。需要建立区域政策协调框架及机制,增强区域政策的协调能力,政府加强区域公共政策的协调,共建协调立法机制,并使协调机制制度化、常规化,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制度保障。区域政府合作必须要有跨行政区的制度性的组织协调机构,构建区域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协调机制,跨区域性的交通运输、通讯信息、江河整治、能源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等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跨区域建设综合公共设施网络,促进城市群内外生产要素流动,带动地区分工与合作,引导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城市化经济篇9
城市信息化建设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把城市经济发展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城市的传统特色经济，以工业化和传统经济来促进和支撑信息化，使城市经济发展与信息化互为依托、整体推进，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信息化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软件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一个城市信息产业发展的水平会促进本地信息化水平的提高，而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会为本地的信息产业创造巨大的市场空间，促进本地信息产业的发展，并且提升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促进工业化。
城市信息化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城市经济的发展过去通常取决于当地资源、规模效应和营运成本等要素，但这种传统经济模式越来越显示其不能适用社会信息化发展的需要。一个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涉及到它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公众的人文素质与生活质量，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综合实力。运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城市内部传统制造业的水平，对经济落后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虽然开展信息化将增加30％的投资，但可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改善生产环境、降低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从而增加85％的经济效益。
信息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信息化以新的价值观、社会观、经济观冲击着传统的思想观念，带来了社会的深刻变化。首先在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上，不再是单纯的、短期的经济利益驱动，而表现为全面的、长期的、持续的知识利益驱动。其次，信息化是城市与全球沟通的桥梁，是贸易、投资、资本和人才流动、技术转移以及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将给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活模式、社会发展方式等社会构架带来全面变化。再次，信息化将极大地促进城市对信息的产生、交流、释放和传递的有序化、高效化，带动了城市经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提高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综合竞争能力，这对于消除城市内的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信息化对于城市特色产业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化强化了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科技、市场、动态经济信息等的传播和交流，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与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生产要素不再仅仅是资本、规模、劳动力、自然资源和原材料，而是知识。城市经济的增长方式将逐步依赖于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的生产要素。知识密集型的第三产业不再是社会经济的辅因素，而是带动城市特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它改变了城市传统经济中对资本注入的依赖，可以缓解资金紧缺的矛盾；同时，它确立了人才和知识在城市的新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可以促使大批高素质人才向新经济结构的城市汇聚，迅速改变城市的人才和生产者结构，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信息化对工业化的渗透可以为夕阳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跃升为朝阳产业，并且推动城市传统特色经济不断升级换代。
信息化与城市经济的紧密结合增加了城市与外界的交流，把城市特色经济融入全球性经济构架之中，促进城市经济的社会的发展。
信息化加强了城市内的协调作用，通过各种专业网络平台将众多的中小企业联成网络、整合市场，一方面发挥了整合后的规模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拥有小企业机动灵活的运行机制，从而使城市特色经济劣势在信息化的作用下转化成为竞争优势。这样既提升和加强了传统特色经济产业，又将城市特色经济与整体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城市的特色经济在信息化过程中能够生存并得到快速发展。
制造有形产品的整个环节包括研发、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从规模经济的角度看，当企业扩大到一定规模后，企业将进入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而软件产品属于无形产品，其研发成果就是开发出一套产品，生产过程实际上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软件企业的规模是指营销规模，而营销成本和售后服务的边际成本是递减的。信息化能为软件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并把市场空间拓展到周边城市，从而达到共推进城市经济发展的作用。
信息产业作为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龙头，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但表现在信息产业本身，还表现在信息产业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从而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
信息化加快了城市内知识积累的速度。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而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根本是知识的积累。因此，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和城市内知识积累的速度成正比的。
信息化会促进政府、企业等的体制改革，减少交易成本，为经济发展营造出一个创新的空间。
城市化经济篇10
[关键词]大都市经济圈；同城化；辽宁中部城市群；沈抚铁本同城化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8-0089-03
[作者简介]高秀艳，沈阳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王海波，沈阳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辽宁沈阳110041)
一、国内外大都市经济圈的理论与实践
1.国外大都市经济圈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大都市经济圈，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概念。人们往往联想到大都市带、城市群、城市带、都市连绵区等概念。一般认为，大都市经济圈是由核心城市及其周边腹地组成的、内部合理分工又有机联系的、高度一体化的城市地域。最早注意到该现象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42年，他在美国东北部考察时，发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许多大城市发展迅速，并不断向地区扩展延伸。1957年，他故地重游时，以往相间布局的大城市已经聚合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城市地域。为形象地描述这一特殊的地域空间组织，戈特曼借用古希腊传说中的“megalopolis”来命名这个巨型的城市群体。
日本对都市圈的研究最为深入。1951年，木内信藏在对日本城市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地带学说”，成为日本都市圈研究的开端。最初的研究主要局限于由单个中心城市及其周围腹地所构成的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城市地域，如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都市圈等。其研究核心思想被应用到日本政府1960年提出的“大都市圈”概念之中。“大都市圈”由若干个都市圈构成，并且中心城市为中央指定市或人口规模在100万人以上且邻近有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地区到中心城市的通勤人口不低于本身人口的15%，都市圈之间的货物运输量不得超过总运输量的25%。
1987年，加拿大学者麦吉(meGeetG)在东南亚国家进行考察时，发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核心区域出现类似西方大都市带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他先后提出“Desakota”和“megaurbanRegion”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另外，在1988年美国夏威夷召开的以麦吉的论文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各国学者根据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一系列与都市圈近似的概念，如扩展大都市区(extendedmetropolitan，em)、分散大都市区(Dis-persedmetropolis，Dm)、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interlockingRegion，miR)等。不过，目前国际上谈及都市圈，metropolitan一词更为常用。
2.国内大都市经济圈相关理论探讨
1983年，于洪俊等人在《城市地理概论》一书中首次以“巨大都市带”的译名介绍了戈特曼的思想，此后关于都市圈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1986年，周一星提出与megalopolis对应的中国概念――都市连绵区，即以都市区为基本单元，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并与周围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经济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其后，姚士谋等从区域空间布局的角度出发，提出城市群的概念，并将其内涵表述为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二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在此基础上，陈立人等对城市群体演进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指出城市密集带与大都市连绵区是城市群体向高级化发展的二个不同阶段，并认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正处于这二个阶段的过渡时期，尚属准都市连绵区，最终将迈向大都市连绵区阶段。宗传宏认为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带是二个不同却又相互关联的概念，大都市圈是单个特大城市集聚作用的结果，大都市带则是若干个大都市圈相互扩散、对接、重叠、整合作用的结果。徐琴认为城市带主要强调城市密度及空间组合，可以由若干中小城市组合而成，并不一定有特别突出的中心城市，可视作都市圈发展的早期阶段。近年来，随着国内都市圈研究进一步走向微观与实证，“一小时经济圈”的概念浮出水面，即在高速公路为主体的快速交通条件下，从中心城市到地1小时车程、100km左右地理半径的地域范围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西安经济圈、南京都市圈、兰州大城市圈等。
3.国内外都市圈的实践
荷兰的兰塔斯德地区是都市圈建设成功的范例之一。1960年，荷兰为了解决大城市的拥挤问题，开始了新城建设运动，他们先后规划了15座新城，其中13座分布在著名的兰塔斯德地区。兰塔斯德地区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中小城市体系健全、城市间具备有机的分工和协作的都市圈。但是，新城的成功建设也使核心城市开始衰落，到1970年末，荷兰几个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共流失了大约50万人口，丧失了10万个就业机会，大片的旧城和老工业区被废弃。此外，东京都市圈和汉城都市圈也有一些经验和教训。
尽管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人口和城市密集地区，已经或正在形成一些都市连绵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大陆有12个城市密集地区已经具备或即将成长为比较典型的都市连绵区，它们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辽中南地区、山东半岛、闽东南沿海、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湘中地区、中原地区、关中地区、松嫩平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已经非常清晰地出现了都市连绵区的基本特征。
综上，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虽然尚无统一定论，但是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以及国内外大都市经济圈建设的实践，笔者认为，大都市经济圈可以理解为以大城市为中心，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协调发展。
二、“同城化”问题的提出与界定
1.“同城化”问题的提出
我国未来有不少城市群可望发展成为大都市圈，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都市圈、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都市圈、京津唐地区的大都市圈、胶东半岛的大都市圈、沈(阳)大(连)大都市圈等。在中国，具有“重心区”和“增长极”意义的大都市经济圈，通常认为有三个，即长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环渤海都市经济圈。然而，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以致都市圈内因利益导向而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融合。为此，在经济圈建设过程中，众多城市提出了“同城化”或相近的概念。如“深港同城”等。
2.“同城化”问题的界定
“同城化”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打破传统的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限制，促进区域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以达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提高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一种发展战略。包括：第一、发挥城市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把城市规划纳入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中，旨在整合城市之间的资源和市场，发挥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带动作用，建立大都市经济圈，促进区域产业优势的形成。第二、借鉴发达国家区域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的经验，结合本地区的经济条件、区位特点、产业优势，提出长期发展战略。第三、打破传统的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和保护主义限制，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实现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促进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科技服务一体化，以实现资源共享，统筹协作。第四、逐步形成区域自主创新机制和自主创新生态，确立区域整体竞争优势。
三、大都市经济圈建设与“同城化”问题分析
基于以上对大都市经济圈与“同城化”的认识，笔者主要以沈阳、抚顺、铁岭和本溪四城市的“同城化”进程，以及建设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大都市经济圈)为对象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1.“同城化”建设是大都市经济圈建设的关键性起步阶段
大都市圈的开发建设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产物，是具有人为开发建设和阶梯自然形成的两重性，即人为的“点”的开发建设和“面”的自然扩散的突出特征。以辽宁中部城市群建设为例，沈阳不仅是东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金融和商业中心，是辽宁省省会，而且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全国重要的重工业城市和全国著名的旅游城市。它还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在沈阳周围还聚集着粮煤之城铁岭、煤炭之城抚顺等城市，沈阳、抚顺、铁岭、本溪、营口、辽阳、鞍山等城市共同构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经济联系紧密、市场容量巨大、发展前途广阔的辽宁中部城市群体。辽宁在发展辽宁中部城市群的战略构想基础上提出了“同城化”的设想，沈抚两市计划重点建设“沈抚同城南部合作区”，即以抚顺经济区和沈阳浑南新区、汪家组团为支撑，建设专业园区，发展新型工业，建设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装备制造、高新技术和现代物流产业，建设“沈阳工业经济带”。沈阳和抚顺同城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将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建设奠定良好基础。
2.“同城化”建设有利于主次分明、循序渐进地开发建设大都市经济圈
在辽宁中部城市群中，抚顺、铁岭与沈阳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更高于其它城市，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大都市经济圈，必须首先实现沈阳、抚顺和铁岭的经济一体化。沈阳、抚顺两市山同脉、水同源，边界相邻。两市中心区相距仅45公里，抚顺经济开发区与沈阳浑南新区仅一水之隔。两市虽然同是老工业基地的重工业城市，但产业结构有较大差别，具备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基础条件。抚顺石化工业有较雄厚的基础，已确定并初步形成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精深加工”，集“油、化、纤、塑、洗”为一体的产业格局，在围绕催化剂、表面活性剂等重点产品向生物化工、医药和医药中间体等延伸做长石化产业链的同时，也可为沈阳提供数量可观的成品油和化工原料。沈阳既稳定对抚顺的原油供应，又可借助其石化产业延伸下游产业链。抚顺可以在电力、煤、煤气、钢材、铝材等能源原材料方面做沈阳的供应基地，沈阳则可以在这些方面向抚顺投资，以扩大向沈阳的供气规模。沈阳建设装备制造业基地，可以充分利用抚顺机械工业的基础条件向抚顺进行产业转移，抚顺在石油机械、工程机械、高压电瓷、压力容器等方面则可以补充沈阳的空白，并在其他机械加工方面与沈阳装备制造业配套发展，在沈抚区域内形成庞大的机械加工企业群，形成集聚效应。铁岭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藏，且有“辽北粮仓”之称，它可以为几个城市的发展提供更有力的原料支持，并带动周边城市经济复苏。可见，沈抚铁同城化目标的顺利实现，将推动辽宁中部城市群建设的进程。
3.“同城化”建设中的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建设，是开发建设大都市经济圈的前提和保障
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促进同城化的建设，而同城化不断发展又必然推动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沈阳与抚顺、沈阳与铁岭在年内将开通城际公交；沈抚、沈本(溪)城际铁路建设今年启动，根据中远期规划，到2010年，沈阳与铁岭、辽阳、鞍山、营口也将开通城际铁路；今年还将实施桃仙机场高速公路改建扩建工程，并建设3条高速连接线，使辽宁中部城市进入沈阳桃仙机场更方便快捷等。沈阳棋盘山开发区和抚顺高湾经济区将作为同城化起步区，到2008年，“沈抚同城起步区”将重点建设西起沈阳三环路、东至高湾开发区东部边界、北起集锡高速公路、南至浑河这一区域。该区域面积约为65平方公里，重点打造浑河景观带、滨河景观地产带、文化创意生态科技产业带、区域服务中心，建设“高端生态新城”。到今年9月份，9.3公里的沈通路将改造完毕，路宽23米、双向6车道。这条路将与城市轻轨、高速公路、铁路、水路等共同构建沈抚“半小时交通圈”。据规划，2015年至2025年，辽宁省将形成沈铁、沈本经济带，与沈抚共同完成“四城市同城化”。上述目标的实现，将成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建设的良好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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