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1
何谓“全球协调”和“当地适应”
外企业6610家，协议投资总额123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84亿美元。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境外直接投资额仅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0.15%，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的比例为1：0.09，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1.1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如果采用创建和独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可主动地独立地掌控投资经营事宜，较易进行全球协调。如果采用并购和合资经营的投资方式，我国企业受东道国政府和伙伴企业的约束较多，因而要进行“当地适应”。
东道国与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2
上海模式更具可行性
“重庆模式”和“上海模式”的根本区别是征税范围不同，重庆对增量房和存量房征税，而上海只对增量房征税。相对而言，重庆的税率较高，且集中于富裕阶层，工作量非常大，不能做到对症下药，且一些政策的实施难度大，外地投资者很容易就可以避税，不具备可操作性；而上海模式对增量房进行征收，主要是针对投资者，税率降低，引起的社会成本较小，易于操作，效果也更加明显。
房产税推出时机渐趋成熟
物权法的推出，对不动产登记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使得房产税具备了法律基础；结合首批试点对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情况以及税务征管部门方案设计进展情况进行评估，扩大试点应该说合乎情理。
房产税类似个人所得税，是一种直接对个人征收的税种。很多人总是把房产税与打压房价划上等号，这也算是中国特色吧！国外的房产税并不直接具备打压房价的功能，打压房价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打压房价的目的是为了房地产市场长期、健康地繁荣下去；而房产税则是关系国家税制改革、国富民强的长远大计，打压房价仅仅是一段时期内的，而房产税作为一项直接税种，则是长期的。我国推出房产税，主要是为了引导合理需求，增加房地产的投资成本，降低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可谓一举几得。
怎么收？怎么用？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征收，以及如何使用的问题。从如何征收来看，上海目前采取仅对增量房进行征税，主要是为了短期抑制房价，同时也避免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但是从长远来看，肯定是对存量及增量房都进行征收，这是房产税改革试点的真正难点。
此外，房产税的征收合理性，不应该规避土地财政的问题，从抑制房价来看，矛盾相抵，并不能降低房价，因为土地财政本身才是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的重要原因，要实施房产税，必然就要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两者间只能得其一；同时在估价阶段，则要避免滋生贪污与腐败，如何保证对估价不服的房产所有者，通过何种渠道进行申诉的权利，这也是制度设计应该考虑的范畴。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3
【关键词】国际投资;间接征收;识别
一、引言
上个世界末之前对于直接征收的探讨是理论界的热点所在，尤其是关于征收的补偿问题，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学者们讨论的阵地似乎慢慢地从直接征收转向了间接征收，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呢？“国家不情愿通过严厉公然的措施公开征收外国人财产而使本国投资环境陷入险境。通过官方剥夺外国人财产权利会带来负面舆论效应，并可能对国家吸引外资方面造成永久损害”。[1]由此不难看出，学者们的讨论是紧跟现实情况的转变的。由于国家考虑到现实的国家利益以及国与国的关系等而使得国家在直接征收问题上慢慢地把手缩了回去，但是缩回了左手，却又伸出了右手，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东道国在伸出右手的时候“变得聪明了”，不再像以前伸出左手的时候那么裸、那么直接了，而是变得委婉起来了，从一个直爽的大汉变成了一个娇羞的姑娘，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国家伸手行为的本质是不变的，即都是征收行为。然而学者们的讨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往往将间接征收作为一种与直接征收相对立的征收形式来对待并研究，殊不知，此种征收只是改头换面了而已，其实质并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确定了这一点，就会进一步发现，学者们将间接征收的范围定义的过于宽泛了。
二、间接征收与直接征收关系探讨
征收是什么呢？从权利/权力义务的视角来看，发现征收其实是一种权力。是什么样的一种权力呢？是私人所能拥有的吗？显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出发我们都难得出它是一种私人权利的结论。那么它是一种国家权力？国家为何能有这种权力呢？“因为国家不可能依靠自愿捐献或交易以获得自身运作所需要的资源，所以，国家为公用而征收的权力就出现了”。[2]谈到征收，有一个概念需要与之区分，那就是“国有化”，二者什么关系呢？国际法学会（institutdeDroitinternational）在1952年的会议上曾采取了如下定义：“国有化是通过立法行为和为了公共利益，将某种财产或私有权利转移给国家，目的在于由国家利用或控制它们，或由国家将它们用于新的目的”。[3]如果讨论的语境是针对外资的，称为“国有化”完全没问题。但国有化的内涵显然不止于此，它还应包括对私人或集体所有的财产等的征收等，因而，我们这里讨论的“征收”的概念其实应作狭义解释，应该局限在对外资的征收上。确定了“征收”的含义后，我们接下来看看什么是直接征收？在寻找“直接征收”的含义时，笔者发现很少有学者对直接征收给出明确的、比较清晰的定义，有的学者直接就将直接征收等于“国有化”，比如：“国际投资法中，征收（expropriation）和国有化（nationalization）是两个相联系的概念，是指东道国政府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部分或全部资产实行征用，收归国家所有。”[4]当然也有学者对于直接征收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比如“直接征收，指东道国政府公开地、一次性地将外资收归国有”。[5]但是这种定义是不是很准确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什么叫“公开地”？什么叫“一次性的”？在笔者看来，由于外资去东道国是为了谋求高额利润的，或者说是谋求利润的，根据外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逐利的本性，直接征收的定义中至少应包括三个要素：（1）征收发生时外资的状况是否比起外资进入东道国之时的状况更加处于不利的状况或者说原初状态受到破坏;（2）就这一起投资而言，外资在东道国追求利润的机会是否永久丧失;（3）紧接着第二点，如果就某一起具体的投资而言，虽然外资在东道国追求利润的机会没有永久丧失，但是显然低于外资合理的预期。此处所谓“合理的预期”指的是，比起外资在其本国投资有更大的收益可能性或者更高的收益，同时如果外资投入到与东道国同一发展水平的其它国家的话不会受到此种待遇。只要东道国的管理行为满足了（1）+（2）或者（1）+（3），那么我们就能够合理地认为东道国对于外资存在直接征收的行为。明确了直接征收的实质以后，间接征收就简单了，否则离开直接征收单纯地谈论间接征收是本末倒置的，也是不会讨论出什么有价值的结论的。那么接下来什么是间接征收呢？“间接征收”的提法散见于一些条约、公约草案、Bits等文件，1994年《能源条约》第13条第（1）款规定：“缔约方的投资者在任何其他缔约方境内的投资不能被国有化、征用或遭受与国有化或征收有相同效果的措施，……”。1992年naFta第1110条第1款、2008年《德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第4条第（2）款、2005年《英国双边投资协定范本》第5条第（1）款、1992年《世界银行外国直接投资待遇指南》、1961年《关于国家侵害外国人的国际责任哈佛公约草案》、1967年《关于外国财产保护的经合组织公约草案》、1998年oeCD《跨国投资协议（草案）》、联合国《跨国公司行为准则（草案）》、《法国双边投资条约范本》等文件也可见到有关征收的表述。
三、现存的识别标准理论探讨
关于间接征收的识别，传统上西方学者比较认同的是三个基本的判断标准：“纯粹效果标准、目的标准及效果与目的兼顾标准”。[6]另外，散见于学者讨论中的还有投资者合理期待、措施的有效期等判断标准存在。现在我们需要讨论的是这些现存的识别标准是否能够准确地识别间接征收，如果不能该怎样改进？改良还是改革？
1、纯粹效果标准
“根据该学说，区分管制措施与征收措施时应该完全根据特定政府措施的效果，尤其是对投资的干预程度。该学说认为，为行使‘治安权’而合法制定的法律不会对财产权产生充分限制性的效果（asufficientlyrestrictiveeffect）;相反，如果一项或一系列政府措施具有此类效果，则当然地构成间接征收。”[7]
纯粹效果标准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它考虑的是东道国监管措施的实质层面，即只有东道国的监管措施对外资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或剥夺才会涉及到征收的问题，这种标准应该说是最接近征收的本质的。但是这种标准也是存在问题的：首先，“特定政府措施的效果”是一个太抽象的太一般的概念，这种效果到底是什么效果？这种效果如何来衡量？由谁来衡量？其次，所谓“充分限制性的效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外资限制到何种程度算是限制？何种程度算是征收？它们之间有无明确的界限。最后，这种标准其实是非常有利于东道国的，即只要东道国对这种效果作最严格的解释――主张其监管措施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限制的效果，那么外资是很难主张这是征收的，而且这对于东道国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做到的事。
2、目的标准
“根据该学说，某些情形下，具备正当的公共目的本身即足以认为政府措施正常地行使‘治安权’，并且不构成征收，因而不管对投资产生的效果多么巨大，政府均无须给予补偿。不过，主张目的标准说的西方学者也认为，也应当权衡特定政府措施的效果。”[8]
目的标准也许是意识到了纯粹效果标准的问题，因而希望从主观上制约一下它，然而目的标准的意图能否实现也是存疑的。首先，效果标准是一种客观的标准，要对这种客观的标准具体化，也只能是通过客观的标准来实现，而不是一种主观的标准。其次，目的标准只要求东道国政府监管措施具备“正当的目的”就能够主张非征收，然而到底什么是才是“正当的”目的？目的标准的主张者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同时，即使东道国提出了所谓的正当的目的，是不是只要东道国说其监管措施是有正当目的，外资就无申辩的余地了呢？目的标准的主张者也没有给出答案。再次，目的标准自身其实也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强调了正当目的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即只要东道国政府主张其监管措施符合正当的公共目的，那么不管监管措施给外资产生的效果多么大，效果都要让位于正当的公共目的。另一方面，目的标准说又认为单单考虑正当的公共目的本身是不足够的，在考虑正当的公共目的的时候，也应权衡特定政府措施的效果。
3、效果与目的兼顾标准
“根据该学说，在认定有关管理措施是否构成间接征收时，应该综合考虑各种情况，换言之，特定管制措施的效果与采取该措施的目的都会影响司法认定。”[9]
这种兼顾说的观点，似乎认为自己很中庸，自己一定没有什么毛病了。其实不然，这种简单的“综合”一方面并没有消除效果标准和目的标准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它又产生了自身的问题：即效果和目的在判断政府监管措施是否构成征收的时候，它们的比例到底如何？有无先后顺序？两者相冲突的时候谁优先？等等都是兼顾论者没有考虑到的。
关于投资者的合理期待标准，由于投资者的期待不可能是一种简单的期待，而应当是一种基于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合理的期待，是一种理性人的期待。所以，这种期待能否作为一个标准？东道国的监管行为如果不符合这种期待是否一定就构成征收？再者，让仲裁庭作为对投资者合理期待的判断者是否合适？
另外，关于措施的有效期标准，不管你是所谓“暂时的”限制，还是“永久地”的限制外资，只要外资仍然认为在此东道国存在有利可图并且确实这种机会没有被完全剥夺就不能算是征收。所以这一标准并不科学。
四、已有仲裁案件能否为此种识别提供指引
在学者们关于间接征收的讨论中，有一种很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试图通过对已有仲裁案件的分析，从中归纳出间接征收表现形式。其实，笔者认为，这种归纳完全是没有道理的。首先，已有有关征收的仲裁案件本来就不多，即使它很多，也是有限的，从这种有限的案例中不完全归纳，显然不能得出间接征收的完整内涵。其次，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目前对征收案件做出裁决的仲裁庭仲裁过的案件是否有像普通法中的判例一样起到先例的作用？笔者认为是不能的。一方面，仲裁庭仲裁的案件一般是来自于愿意受其管辖的任何国家的，在这些国家中法律传统有大陆法系的，也有普通法系的，判例法一般只存在于普通法系中，那么显然遵循先例并不能成为仲裁员的一项义务。另一方面，仲裁系统并不像一个普通法国家的司法系统那样地系统，世界各地仲裁庭的数量虽然不像一个国家法院的数量那样多，但是仲裁庭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每个仲裁庭一般都有自己专门的仲裁规则，在这些仲裁规则中很难见到有这样的规定：本庭的仲裁员必须受以前本仲裁庭的裁决案例的约束。而且这些规则中几乎没有明确要求仲裁员参考其它仲裁庭仲裁过的案件的规定。所以，已有的仲裁案件并不能为间接征收的识别提供明确的指引。
五、结论
如今中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那么在资本输出的过程中，如何避免本国资本在东道国遭到征收，保护本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就显得日益重要了。与此同时，中国作为重要的资本输入国的身份仍未改变。所以，明确间接征收的界限，无论是对作为双重身份的中国，甚至对于其它国家，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德）鲁道夫・多尔查（奥）克里斯托弗・朔伊尔.祁欢、施进译.国际投资法原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02-103.
[2]（美）理查德・a・艾珀斯坦.李昊、刘刚、翟小波译.征收―私人财产和征用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4.
[3]余劲松，周成新.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13.
[4]梁咏.间接征收与中国海外投资利益保障―以厄瓜多尔征收99%石油特别收益金为视角[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9.106.143.
[5]徐崇利.利益平衡与外资间接征收的认定及补偿[J].环球法律评论，2008.6.28.
[6][7][8][9]蔡从燕.效果标准与目的标准之争：间接征收认定的新发展[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6.85.86.86.86.
【参考文献】
[1]王月鹏.间接征收中的合理期待[J].法制与社会，2008（12中）207.
[2]http：///link？url=7JpK6--deUZafFyFbfFmqHp4i1fR_KinC2XZtGwCdaD77puVS37Vjwk8R_kradkdbegl_iepFtrh7mS9e3e9lQ26h93FyB-wn4xkuF1qgpu.
[3]陈安、曾华群.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52.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套利；汇率；利率平价；购买力平价
一、从利率平价学说看市场套利行为
（一）利率评价学说
无论是购买力平价学说，还是利率平价学说，都可以称为一价原理或无套利原则，其实质就是等价交换。问题在于究竟能否找到评价。利率平价学说必须给与一个前提条件：1.市场是自由的，开放的；2.不考虑市场的交易费用。
假设St表示即期汇率，Ft+1表示预期或远期汇率，i表示本国利率，i*表示外国利率。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将本国货币兑换成外国货币后，预期或远期获利情况如下，
=（1+i*）·Ft+1／St-（1+i）=[（Ft+1-St）+（Ft+1·i*-St·i）]/St（1）
通过 的正负号来判断获利情况，正号为获利；负号为不获利，也恰好是反过来投资本币获利；而等式为零说明无获利，也恰好是无套利的情况。正负号的判断可以转换为，
'=（Ft+1-St）+（Ft+1·i*-St·i）（2）
当预期或远期合约汇率大于即期汇率，也就是预期或远期本币贴水（贬值）时候，投资外币是否一定获利呢？
Ft+1>St等价Ft+1-St>0， 且Ft+1>St等价Ft+1/St>1；同理，Ft+1·i*-St·i>0等价Ft+1／St>i/i*，
因此，当Ft+1>St，i
但是，当本国利率高于外国利率的时候，投资哪国货币会获利呢？这就需要看式子Ft+1·i*-St·i的绝对值与Ft+1-St的大小比较。如果前项绝对值没有后项大，则投资外国货币仍获利；如果前项绝对值大于后项，则投资本币获利。这也就是说，在本币预期贴水（或贬值）的前提下，本国利率高低并非是决定是否投资外币的绝对条件，还需要看利率的变动幅度与汇率的变动幅度比较来决定。当本国利率低于外币利率的时候，投资外币一定是获利的；但当本国利率高于外币利率的时候，要根据汇率和利率变动的幅度来判断，若汇率变动幅度大于利率变动幅度，则投资于外币获利；若汇率变动幅度小于利率变动幅度，则还需要通过具体计算比较来判断。
同理，在本币预期或远期升水（升值）的时候，利率的变化对套利的影响，得出结论：本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投资本币获利；当本币利率低于外币利率的时候，若汇率变动幅度小于利率变动幅度，则投资本币本币获利，若汇率变动幅度大于利率变动幅度，则还需要通过具体计算比较来判断。
当等于零的时候，便是无利可套，也可以解释为无套利公式，即所谓的利率评价学说。
=（1+i*）·Ft+1／St-（1+i）=[（Ft+1-St）+（Ft+1·i*-St·i）]/St
=（Ft+1-St）/ St+（Ft+1·i*）/ St-i-i*+i*=（Ft+1-St）/ St+（Ft+1-St）·i*/ St+i*-i
略去（Ft+1-St）·i*/ St一项，得，≈（Ft+1-St）/ St+i*-i，即i-i*≈（Ft+1-St）/ St
即可以解释成两国利率之差等于汇率的变动率，利率高货币远期贴水，利率低货币远期升水。
利用该变型的公式可以解释套利情况如下：
本币预期或远期贴水（贬值）时候，本币利率低于外币利率，投资外币获利；本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也要比较汇率变动比率与利率差的绝对值大小，若汇率变动比率大于利率差的绝对值，则投资外币获利，否则，投资本币获利。
同理，当本币预期或远期升水（升值）的时候，本币利率高于外币利率，投资本币获利；本币利率低于外币利率的时候，也要比较汇率变动比率的绝对值与利差的大小，若汇率变动比率的绝对值大于利差，则投资本币获利，否则，则投资外币获利。
注意：（1）上述分析没有考虑市场交易费用问题，如果设市场交易费用（成本）为c， 则只要将上述公式中的外国利率换成i*+c即可。（2）假设市场是自由、开放的。但是，实际上市场并非是对所有国家的货币是完全自由开放的。
（二）套利行为
从上述的公式（1）可以看出，时间t是任意的。公式中并没有设定利率与时间的关系，这也就是说与时间变量没有关系，即=（1+i*）·Ft+1／St-（1+i）[设%r= Ft+1／St 则，=（1+i*）·Ft+1／St-（1+i）= %r（1+i*）-（1+i）]
这就是说，市场的套利行为并非是由汇率变动的原因引起，而是利率的不同造成并引起汇率的变动。同时可看到，当利率确定情况下，获利大小完全取决于汇率变动幅度的大小。因此，只要两国利率之差没有消除，那么套利行为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这完全是一个死循环。从而，可以得出结论：只要预期某种货币升值（汇率比率大于利率差），就可以套利；只要利率差存在，对高利率货币就可以套利。所以，利率平价学说根本无法消除套利行为而实现无套利原则。因为在市场利率差存在的情况下，汇率变动无法彻底实现平衡（无套利）；同样道理，在市场预期某种货币升值的情况下，利率差的变动也很难实现平衡（无套利）。平衡是暂时的，套利是永恒的。
另外，还可以看到，利率的变动是一个相对比较的长期行为，而汇率的变动是一个瞬息变化的过程，两者的变动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短期内无法满足利率平价学说的公式平衡。在利率平价公式里，仅仅是利率或汇率的差或相对值的比较，而没有一个比较的标准基数，这是一个动态公式。
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按照套利原则的实际操作是现实的，只要存在预期，就存在套利，而套利的结果一定会引起汇率的变动，而这种汇率变动并非可以消除市场的不平衡，甚至，反而会产生死循环，即某国汇率的单边升值情况。例如，日元、人民币单边升值等。
因此，利用利率平价学说去套利，存在很大的欺骗性。比如，某国可以利用超低利率政策，通过市场套利的规则实现货币扩张，造成他国货币升值，达到财富掠夺的目的。
二、汇率决定论与购买力平价学说
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利率平价学说很难解释汇率决定的本质，只是反映了一个动态的关系，并且汇率的瞬息万变与利率政策的相对稳定，使得利率平价学说对汇率变动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然而，市场利用套利原则的实际操作却是现实的，虽然这种操作难以说明汇率变动的真正原因，但的确可以影响汇率的变动，正所谓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只要这个套利的规则存在，那么汇率的变动就不可能离开市场的决定。那么，理论上，汇率到底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一）固定汇率制度下与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决定论
在金本位制度下，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显然，黄金是汇率平价的标准。从而，各国货币的地位是等同的，可以直接与黄金比价来计算汇率。黄金输送点的存在，使得各国汇率只能在微小的范围内波动，并相对保持稳定。国际贸易完全可以由黄金补充平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是，任何纸币制度下的各国汇率都失去了以黄金作为平价的标准，所谓的购买力平价在各个国家的情况都不是一致的。好在美元与黄金挂钩，但是美国的黄金储备也不是取自不尽的。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汇率是以美元为中心自由浮动，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从而各国货币完全彻底地丧失了平价标准。
黄金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是财富的象征。因此，用黄金等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平价标准是任何其他商品无法替代的。所以，各国货币直接与黄金挂钩，货币的地位自然是平等的。国际间直接使用黄金结算也是公平合理的。一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脱钩，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失去了价值评价的标准，所谓的购买力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同样的道理，世界货币体系采用纸币制度的情况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比较也完全失去了平价标准，采用购买力学说来计算汇率也是不准确的。特别是以美元为中心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的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比如说，国际结算使用美元，石油价格以美元标价等，美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在这样的不公平的货币体系中，硬货币与软货币地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早已经失去了平价标准，完全是由外汇市场来决定的。而对于市场没有完全开放的国家，其货币的汇率应该由各国政府自主决定。
（二）购买力平价学说
所谓购买力平价学说，即一价定律或无套利原理。利率平价学说也是其演变的结果，理论上讲，就是等价交换原理。假设本国某可贸易商品以本国货币计价为p， 如果有利可套，运往国外并以外国货币计价为p*， 那么有：p=e.p*， e表示直接标价的汇率。不考虑运输成本，不考虑成本过高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
其实，就是相当于用某种商品来替代黄金的平价标准作用，或者讲同样商品的价值是相等的，即所谓的等价交换原则。而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首先任何一种商品都无法替代黄金，其次，各国的商品需求是不一样的，各国的经济情况和消费情况也是不同的，再次，很多商品是不可以贸易的。实践证明，购买力平价学说不具有一般实用意义。
至于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不过是其变型。但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更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其公式为：e=%a·p/p*或e1/e0=（p1/p0）/（p*1/p*0）
实际上，所谓相对购买力平价完全可以看成不同时期的汇率相对变化。汇率上升即为本国货币贬值，而本币贬值必然是通胀的结果，反过来，物价上升也必然导致本币贬值。这是一个等价关系，因此，这个相对购买力平价学说等于没有说出什么。价格的相对比较等于货币的相对比较，就等于汇率自身的相对比较。
由购买力平价理论衍变而来的计量模型以及利用内外均衡理论建立的计量模型都纯属于估计和市场预测以及动态分析。
（三）国际贸易决定汇率之说
在金本位制度下，一般理解国际贸易引起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当一国出口大于进口，出现贸易顺差，外国对本国货币的需求增加，本国外汇供给增加，导致本币升值；反之，当一国进口大于出口，出现贸易逆差，本国对外汇需求增加，外国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导致本币贬值。从等价的角度可以理解为：当对外出口增加的时候，商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下降，必然导致外币收入减少，从而本币贬值；当进口增加的时候，商品在国内市场的价格下降，必然导致本币收入减少，从而本币升值。因此，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来。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汇率是由市场的双边货币供给关系决定的；但国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套利的原则，而套利的引发是因为价格的不同，并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调节，结果必然导致价格的变动。因此，可以看出，即使在金本位制度下，汇率的变动，即所谓的黄金输送点的存在，或者在微小的范围内引发的所谓的货币升值或贬值，完全是因为市场对双边货币的供求关系的表现，并非是因为货币内在的价值变动而造成的升值或者贬值。而对于某些国家某些产品必须依靠进口来说，将无法实现贸易平衡；而对于某些国家某些产品必须依靠出口来说，也将无法实现贸易平衡。
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例如，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因为贸易而引起的，也不是因为汇率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元的地位特殊、石油以美元标价、对外军备开支过大造成的。石油产出国也成为美元的好去处，使美元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些国家。这一切必然造成贸易逆差和顺差。目前，美国实行零利率政策，同时，还有Qe不断，这只能加速美元的扩张，逼迫各国本币升值。
国际收支平衡之说，显然存在极大的欺骗性。之所以说存在欺骗性是因为汇率并非完全是由国际贸易决定的，但是，反过来，利用国际贸易决定汇率的理论来调整或者逼迫某国汇率的改变，必将对国际贸易产生直接的影响。
各国在世界贸易中，并非是交易同等商品，而是根据各国的需求不同选择性地进出口。如果贸易上存在障碍，那么就不可能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所以，用国际收支平衡的理论来决定汇率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即便是在金本位制度下，国际收支平衡也完全可以由黄金来补充。而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只有美元等硬货币可以充当国际结算货币，而其他软货币根本就起不到国际结算的作用。反过来，汇率的变动可以实现国际贸易的平衡。如果一个国家追求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当然可以利用汇率的手段来实现。但是，问题在于采取这样的做法对谁有利呢？如果双方的确都在追求贸易平衡，这将是双赢的办法；但如果一方无法通过这样的办法达到贸易平衡，而仅仅是为了限制对方的进口，那么，就不是双赢的办法。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5
3月28日，由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调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企业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300亿元。
眼下，各地为了发展经济大都热衷于招商引资，一大批外资企业应运而生。然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引人关注：国有、集体、股份和私营企业利润都在增长，唯有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不但没增长，反而出现下降。据统计，在2005年以前全国甚至有55%的外商投资企业年报亏损。
只不过，我们一边听到外企大喊亏损，一边却看到大量外资仍然不断涌入国内市场。近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超过500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国之一。这说明，许多外企亏损是假,逃税是真。为了配合这样的“亏损论”，一些外企通过减收增支、转移商品定价、虚报成本等种种手段，来达到实现逃税的目的。
在华外企在国外纳税情况都很好，为什么到了我国逃税现象却这么严重，到底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这几年来，我国国家的财政收入可谓超常增长。但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外企的税收增幅却并非引人注目，2004年甚至出现“零增长”。外企避税，在中国已是公开的秘密。许多外资企业，不但会聘请会计事务所参与决策，甚至还有专门的避税机构。按照一般的常识，外企如果亏损频繁，就会停止投资或改变经营方向。可是，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许多外企的亏损额越来越大，投资热情却越来越高。外企“长亏不倒”，可谓当今业界的一大奇观了。
一般来说，跨国企业“避税”的主要手段有两种，一是通过境外关联企业“转移定价”，二是利用资本弱化避税。可是，在我看来，这只是表象，关键的问题是，外企凭什么能在税务部门的眼皮底下轻而易举地完成一系列避税行为？企业避税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存在，何以在我国如此明目张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税务稽查人员较少，不能对所有的外企进行稽查；即使对这些外企查处，很多时候也是很表面化的，没有真正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是一些地方把引进外资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忽视经济效益，因而对外企一般都较为放纵。在这种形势下，外企就得寸进尺，在税收上，能逃则逃，能避则避，能漏则漏。
而在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反避税规则非常细致。比如，针对企业“转移定价”，美国就总结出了3种反避税方法：比较价格法、比较利润法和预约定价法；从具体审查、利润比较和定价申报3方面下手，将不同价格调整到市场正常价格。而且，对于企业避税，除如数追缴外，还处以巨额罚款。
事实上，外企逃税花招并不神秘，它们逃避的主要手段是利用关联交易，采取转让定价的形式。据统计，这种手段占到逃税金额的60%以上。采取转让定价就是通常说的“高进低出”，这样外企很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利润则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而对与外商进行合资或合作的中方来说，转让定价将直接侵犯自己的利益。
如果不合理避税行为还可以通过法制来杜绝的话，那么另外一种“避税”则显得更具顽性。在“筑巢引凤”的口号下，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在地价、厂房租售价格、税收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地方性优惠政策。比如，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五免五减半”的优惠政策，可一到某些地方或开发区，就变成了“两免六减半”、“七免七减半”。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6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在生存在面前，亲密的友情，也可能面临你死我活的博弈。同时，也说明，想要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就一定要让自己具有超过他人的实力和对现实情况冷静客观地认识。
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个方面的竞争。而证券市场作为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所产生的高度社会化的人类行为，其对竞争有着更深刻的诠释。
做过股票交易的投资者都会知道，在股市当中，有一些所谓的“主力”存在，他们借助资金优势以及信息优势，在市场中垄断、操控，叱咤风云。很多投资者，由于善于分析“主力”的动向，敏感地把握市场波动，因而获利颇丰；也有些人借助与主力的密切关系，提前入场低价布局，而赚得盆满钵满。也有人在主力对市场的影响下，分不清方向一头雾水；更有大量散户投资者，被主力诱导，步步走入挖好的陷阱当中，蒙受大幅的亏损。
主力对于普通投资者，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证券市场始终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市场，不存在双赢，至少在股市当中，如果不考虑股息和分红，仅仅是将收益着眼在交易的差价上，就是一个标准的零和博弈。在零和博弈中，任何一个交易者都是为了获得收益，而获得收益的过程，是建立在对另外投资者利益产生损害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理论上任何一个其他的交易者，都可以看作是自己的对手，而所谓的“主力”，则是一个有着非凡实力的对手。
很多人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但对其认识却并不充分。至少，目前国内a股市场的单向交易，不利于投资者认清市场的实质，形成正确的交易思维。有些人认为，市场一定是要上涨，大家才可以赚钱的，那么在绝大多数时候，主力和普通投资者利益是一致的。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因为在股市当中，如果不考虑股息和分红，收益就仅仅在资本利得上面，也即通俗理解的买卖差价上。而a股市场的分红机制，一向被外界所诟病，从而无论主力还是普通投资者，都不可能将收益的预期，寄托在不确定或是极其微薄的分红和股息上面。那么想要获得收益，只有通过实现买卖价差这一单一的途径。
也就是说，如果持有的是股票，在没有将股票卖出变现之前，所有的账面收益都是无效的，只有在适合的价格买入，在扣除交易手续费之后，在高于此价格的点位卖出，才是盈利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普通投资者和主力之间有着最根本的利益分歧。
可能说到这里，有些读者还不理解，我们可以这样来想一下。假设主力和普通投资者不存在利益分歧，那前提条件是双方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要想赚到钱，就要都可以在较低的价格买入，在较高的价格卖出。但这时就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低位有人卖，才有人能买到，高位要有人买，才能够卖出。低位会有人卖，这种情况容易理解，因为人们会担心价格跌到更低，但多数在低位卖出的交易者，都是因为蒙受了一定幅度的亏损。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高位卖出，绝大多数投资者的心理，都是在盈利的时候，想盈利更多，这是正常的，也是合理的，所以如果股价一直上涨，那么很少有人会选择卖出，往往都是因为市场在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调，才会有人卖出，那么这个时候，在更高位置介入市场的投资者，还是会处在亏损的状态。
可能有些读者会认为，有人是不贪婪的，即便是股票一直上涨，从不回调，也会在上涨的过程中卖出，因为这个投资者已经赚到让自己满意的幅度了。即使这种不切合投资者心理的假设是成立的，但如果股票价格一直上涨，从不出现回调，那么这种上涨也是没有可能持续的，因为如果股票价格一直上涨，那么新的投资者就要支付比此前买入股票的投资者更多的金额，才可以买到股票。那么在上涨的过程中，股票的数量是不变的，股价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支撑这个价格，但市场当中的资金不可能无穷无尽，那么总有资金不足以支撑股价继续上涨的时候，所以，寄希望于股价一直上涨，从而统一主力与普通投资者之间的利益，这种思路，也是不可取的。
这个道理，对于主力来说，再明白不过，所以几乎所有主力都会尽可能不让普通投资者在低位介入，并让更多的普通投资者在高位接盘。通常低位的时候，主力资金发现存在介入的机会，但由于和普通投资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不可能留给普通投资者更多低位入场的机会，所以这时虽然已经是低位，位主力资金往往仍然促使市场过度波动，以使普通投资者在相对低位时，不敢入场，即使入场也不敢继续持有头寸。而在持有足够的筹码之后，主力资金开始拉升股票，这时往往想尽一切办法，诱使普通投资者的介入，同时逐渐在拉高的过程中，将获利之后的头寸转移至普通投资者的手中。这个过程中，股价整体上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走势当中的，在这个过程中相对低位入场，相对高位离场的普通投资者，就是在市场中，可以通过技术分析赢得收益的那些人。而多数投资者这时还仍然会处在场内，当然主力资金在市场上还存在足够资金支撑时，也未必会及时考虑离场。但正如前面所说，市场总会出现回调，无论是基于市场的理性回归，还是基于资金面的压力。这时的回调，对于主力和普通投资者来说，都无疑是个坏消息，就像在森林中所遇到的老虎。这时，应该做的就是逃跑，在这个问题上，主力相对于普通投资者，表现得肯定更为理性，见到老虎，一定会穿上运动鞋，以求牺牲普通投资者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全身而退。
作为普通投资者，在投资时一定要理性，且不可认为有所谓的“主力”资金与自己共进同退。而且，由于主力通常入场较早，成本也较低，在市场下跌之前，又已经出手部分头寸，所以在下跌之时，主力已获得充分的利润，对于主力来说，此时离场的成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使手上的头寸全部离场变为更安全的现金。所以，常常会在下跌的过程中，用较小的成本制造反弹的假象，并且在普通投资者受到诱导入场时，大举抛售。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将下跌时交易量大，反弹时交易量小，作为对市场存在继续下跌空间判断的主要依据。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7
诱编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是指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管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证券、期货市场正常的交易管理秩序和其他投资者的利益。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所谓提供，是指将虚假的有关证券发行，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故意传播或扩散。既可以提供给个人，又可以提供给单位；既可以是当面口头提供，又可以不面对他人而采用书面、影视、计算机等方式提供；既可以单个地提供，又可以成群成批地提供。但无论其方式如何，其所提供的必须与证券发行，证券、期货交易相关且必为虚假的信息。如果与证券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无关或者所提供的不是虚假的信息，则不构成本罪。至于虚假信息的来源，既可以是自己编造的，又可以是他人编造的，但来源如何都不会影响本罪成立。
所谓伪造，在这里是指按照证券、期货交易记录的特征包括形式特征如式样、格式、形状等内容特征，采用印刷、复印、描绘、拓印、石印等各种方法，制作假交易记录冒充真交易记录的行为。所谓变造，是指在真实交易记录的基础上，通过涂改、剪接、挖补、拼凑等加工方法，从而使原交易记录改变其内容的行为。所谓销毁，是指将证券、期货交易记录采用诸如撕裂、火烧、水浸、丢弃等各种方法予以毁灭。所谓诱骗，是指采取提供虚假的信息或将交易记录加以销毁的方式，以对投资者进行欺骗、引诱、误导，从而骗取投资者信任使投资者买卖读证券、期货合约的行为。
本罪为结果犯，只有因行为人的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的行为造成了实际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本罪。否则，即使有上述行为，但没有造成实际损害后果或者虽有实际损害后果但不是严重的后果，都不能构成本罪。
（三）主体要件
本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者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及单位，才能构成本罪。非上述人员、单位不能构成本罪而成为本罪主体。
（四）主观要件
本罪在主观方面必须出于故意，即明知为虚假信息而故意提供或者明知是证券、期货交易记录仍决意伪造、变造或者销毁，并且具有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的目的。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二、认定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属于结果犯，即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必须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才构成本罪，否则，即使行为人实施了前述行为，也只能按一般违法行为处理，依据情况追究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此外，司法实践中也必须将本罪与预测错误区分开来。
（二）本罪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的界限
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与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都包含着提供虚假信息的内容，同时都有可能诱使相关投资者在不知真相的情况下进行证券、期货交易，从而遭受经济损失，并且两者都是有关妨害证券、期货信息真实公开的行为，两罪的区别在于：（1）主体不同，前者是特殊主体，仅限于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证券期货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后者是一般主体，即只要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贡任能力的人都可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客观方面不同，前者表现为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的行为，后者表现为编造并传播影响证券、期货交易的虚假信息，扰乱证券、期货交易市场的行为。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的从业人员编造并且传播虚假信息，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结果扰乱了证券、期货市场，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该行为宜定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罪。
（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的从业人员、证券业协会、期货业协会或证券期货监督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之所以会提供虚假信息或者伪造、变造、销毁交易记录，往往是因为收受他人贿赂，或者为了贪污、挪用、侵占、盗窃单位或有关投资人的资金。在这些情况下，行为人的行为往往构成数罪。因此，我们在认定本罪时，还应查清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前因后果，以便一并予以惩处其他相关犯罪行为。
三、处罚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8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二、对“农业资源权”的设计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资引入的影响
讨论植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外商投资是否会受到影响及其程度，与我国设立“农业资源权”的具体操作有很大的关系。
“农业资源权”在国际法层面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我国无论是以CBD等国际条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员身份而承担的义务，还是以主要遗传资源国的立场，都要在立法上贯彻该权利。到目前为止它还只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为能够更有效地参与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享，学者们对其权利主体和权利内容形成以下的认识：
首先，对于其权利主体。按照农业资源权的定义，其主体是农民，而这种农民群体数以万计，将带来具体操作上的困难。对此，有人提出区分事实上的主体和法律上的主体。上述农民群体是农业资源权事实上的主体，而其所属国家是其法律上的主体。国家作为农业资源权事实主体的代表在法律上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
其次，在“农业资源权”框架下，国家作为法律上的主体，通过立法或协议的方式，凭其对开发利用者享有事先知情同意权，惠益分享权。作为遗传资源的长期种植者，其权利应包括事先知情同意权、利益补偿及获得其他支持的请求权。
按照上述“农业资源权”的制度设计，使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的跨国公司，相应的承担了以下的义务：(1)在对其选中的某植物遗传资源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之前，必须要取得国家和相应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事先同意，而不仅仅是通知；(2)若进行专利申请，在其申报材料中必须包含一份所用植物遗传资源的来源的说明。这在我国第三次专利法修改中已经有所体现；(3)与相应资源提供者分享开发利用所带来的惠益，这种惠益既包括允许我国参与产品开发、对我国技术人员进行遗传资源有关的培训、转让相应植物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我国共有知识产权等，并必然包括经济利益的共享。
这些义务的承担意味着其对我国所进行的相关投资成本的增加，既得利益的可能减损。而这是否会影响我国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既定政策目标的实现，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明显下降？
第一，我国的事先知情同意权及与我国分享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益方面。以CBD为核心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法律框架已将“遗传资源提供国对遗传资源享有”确定为公约原则。根据“尊重他国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得在没有经过国家同意的情况下获取和利用该国遗传资源。基于，遗传资源国也就相应的享有了事先知情同意权。对外国跨国公司利用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生惠益之分享权。这是国际社会成员需承担的国际义务。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农业资源权，国家不作为广大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法律代表，这些都是外商在正当获取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时需要承担的，除非其选择非正当手段获得。而因为农业资源权区分事实主体和法律主体，跨国公司并不需要与农业资源权的法律主体产生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跨国公司还可通过其擅长的缔结协议的谈判来保障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二，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原因分析。根据邓宁提出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的三优势组合论，跨国公司经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的严密分析后，在对外直接投资、商品出口和无形资产转让三种主要的对外投资方式中进行选择，若三种优势同时具备则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开发利用东道国的植物遗传资源即属直接投资形式。构成其对外投资原因的三种优势中，区位优势是与东道国的资源拥有量和制度有关的。首先，我国相应政策制度对其投资的影响。针对专利法修改中提出的申请专利时披露遗传资源来源的规定，很多人认为是知识产权保护的弱化。因此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其次，我国丰富的植物遗传资源是吸引外资的主要力量。开发我国植物遗传资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足以使这些跨国公司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放在其对我国投资理由的第二位。
因此，对我国来说，设立农业资源权，不会阻碍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领域外商投资的长期和整体利益，而且可以维护农业资源权主体的的正当权益。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参考文献：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9
空气代替汽油
祥天公司研发基地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外环路上的“春晖公棚”——一个被当地出租车司机称为“养鸽子的地方”。据知情人透露，厂房里摆放着几台涂成绿色的机器，祥天公司的人员会给参观者讲述空气变动力的原理：通过机器把自然状态下的空气压缩入容器，把空气压缩成液体直至固体，然后通过稳压器，让固态气体慢慢释放膨胀，用空气推动发电机进行发电，用电力能带动机器转动，形成动力。最为关键的是，排放出的还是空气，并且这些空气的温度极低，对环境毫无危害。
通过机械能转化为空气能，空气能再转化为电能——空气动力发动机的工作原理，听上去似乎很有点道理。不过，很多人忽略了一点，有专家指出，空气动力发动机往往需要空气压缩机配套，而压缩空气又需要一定的电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用电力？
事实上，国外早有人研发空气动力汽车技术，但是遭到了很多工程学家的质疑。譬如美国西北大学化学和生物工程学专家哈罗德就认为，空气压缩本身就是高能耗，“空气压缩机是转化电能效率最低的机器之一。为什么不像电动汽车一样直接使用电能？”这比直接使用电能还多了一道压缩的工序，其中经济得失，是否如祥天公司所说比燃油更划算？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面对这样的质疑，周登荣本人曾以“任何一个事情，任何新的东西出来，有质疑是很正常的”作为回应，又说，“我们的技术是有保障的，都是得到专利保护的。”
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以“周登荣”为专利申请人进行了专利检索，的确显示出有11项专利，包括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7项。但是，检索这11项专利申请号的法律状态发现，7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得到授权，但4项发明专利都未得到授权。其中，“利用机动车自身重力收集压缩空气的装置”和“一种用于空气混合动力机动车上的气体加热装置”的法律状态类型都是“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驳回”，“空气动力发动机总成”的则是“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的视为撤回”，也就是说，这3条发明都未被授予发明专利权。而“空气混合动力机动车”这一专利申请的法律状态则处在审查的第二步“实质审查的生效”——该专利申请时间是2008年1月，公开日期是2009年5月，如今已经过去了三四年，能否获得授权尚不可知。
对此，有专家表示，“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度相比发明专利差得太远，我们课题总结汇报都用不了，更何况用于工业生产。”这一点可以从《专利法》中对这两者的区分看出，“发明，是指对产品、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相对发明专利的申请需要反复审查，实用新型专利并不需要太高的创新度，通常情况下一两年就可以申请下来。
如果祥天公司果真研发出不需要电力压缩空气的空气发动机，其核心专利申请为什么要么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驳回，要么事隔三四年仍处于审查阶段?
扑朔迷离的合作
事实上，有无能让人信服的核心专利只是一方面，“因为专利可以说明某项技术新不新，却不能说明其成熟与否”，有专家透露，要看祥天公司这项专利技术能否应用于批量生产，最为关键的还是有无国家认证的汽车检验部门对其空气动力汽车产品的检测报告以及性能可靠性的报告。
祥天公司采取的办法是：“自己做发动机，另买一家整车生产企业，把其发动机技术与该公司整车对接”，周登荣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已经洽谈且有意向的企业是山西中信机电车桥有限公司和陕西汉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但调查中，山西中信机电车桥有限公司经济管理部负责人表示从没听说过祥天科立泰这一公司，中信车桥和该公司也没有任何的洽谈和合作关系。而陕西通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原陕西汉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则表示，“我们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合作关系。”
不仅如此，祥天公司所谓的纳斯达克股票代码38021R105根本不存在。面对质疑，祥天公司市场总监蔡总解释说，“正在办‘借壳上市’的手续，现在投资者只能选择投风塔项目。”
所谓风塔项目，全名“综合自然能源风塔发电站”，据宣传册介绍，该项目北京中关村已经建成。但中关村发展集团重大项目部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并未听说过“祥天”这样的公司或“风塔发电站”的项目。不仅如此，宣传册上还写道，中国科学院弱电力机电研究院、中国航天研究九院、北京科技大学等8家科研院所、高校与其有合作研究项目。而实际上，中国科学院下设的直属单位中并不存在弱电力机电研究院，而中国航天研究九院（应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九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公司）也回应没有听说过该公司和其项目。对此，公司负责人解释说，“那些……其实不是合作，只是友好科研单位，书上印错了。”此外，公司所谓的与山东平度、天津滨海新区的合作项目均不存在。
疑似传销
位于河北燕郊的祥天科立泰研发中心，每天来回4趟班车，每趟一辆大巴一辆小巴，也有一些考察项目的人自己开小轿车来的。每天的来访者能有二三十人，多来自河北、山东、辽宁、北京等地，年龄50岁以上的女性居多。
吸引前来考察的“投资者”的，不仅是这样一个高科技且有发展前景的项目，更是祥天公司市场部开出的月息3%，如果仅按照单息来算，年利率即36%。还有更“诱人”的。按照研发基地孙讲师的公开说法，“只要出资10500元，就可以买500股。你们现在购买的是原始股，公司一旦上市，你们的原始股就能抛售，就可以获得成倍的利润……”
按孙讲师的说法，“散户”想投资就必须“在省级机构签订委托书代办手续，办理财务手续，签订入伙投资协议”。“如果你投的是大额，超过了100万元，就可以直接和祥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周登荣，其儿子周剑是祥天科立泰的法人代表）签，但如果小于这个数目，就只能和省代签了。”
按照股权投资的有关管理办法，单个投资者对股权投资基金的投资额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自称祥天公司市场部的吴总毫不避讳地对投资者说，“这么做(和省代签)，就是规避法律风险，不然怎么让你们这些几万元的小户赚大钱？”
在一份祥天科立泰股权资格的表格上可以看到，该公司股东会员分为8级，以1.05万元起，每一级翻一倍，直到第7级67.6万元，分别称为一星股东、二星股东、三星股东、四星股东、五星股东、钻石股东和董事股东，最高一级是合伙人股东，其相应的投资金额是109.2万元，这一级股东才有资格担任省代。
这8级股东所获的月息都是3%，此外，从五星股东到合伙人股东，这4级每个月还有一份以全国融资总额为基准的分红，从1%起步，每高一级增加0.5%，每一级股东均分相应的份额，换言之，哪一级的会员越多，所分到的越少。
按吴总的说法，自项目融资启动3个月以来，目前已确定4个省市的省代，分别为浙江、上海、广东、山东，江西的省代尚在洽谈中。不过，按照祥天公司和省代签订的《投资咨询合作协议》规定，合格投资人的定义是“单个投资人的投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散户”还是无法和省代签。这又带出了一个“挂单中心”。所谓“挂单中心”，实际上就是单个投资者和省代之间的一个过渡，“合伙凑100万元给省代，100万元是一笔，省代再交给祥天。”
吴总表示，“利息、分红，这些都是静态的，但是动态的最高可以赚到100多万元。”这个“动态收益”，是指公司对介绍新投资者的金钱奖励，用他们的专业说法，就是，“上下层级内部财富的再分配机制，拿后投资的钱填先投资的腰包。”这种收益包括两方面：其一是组织奖，即通过直接介绍新投资者而获取的奖励，但是介绍一个投资者不给提成，介绍两个及以上才给;其二是服务费。由a介绍的新投资者即为1代下线，当1代下线再发展2代下线时，a便可获得5%的服务费（也被称为管理费或领导奖励）。由于服务费有代数的限制，所以按照投资级别领取服务费的范围分别限定在2—5代内，超过这个范围就不可再坐收提成。
何谓对外直接投资篇10
麦克蒂格喜欢动脑筋，他设计的一款投资软件，成为美国金融业的流行软件；他成立的麦克蒂格奖学金，也协助无数年轻人掌握了高超的金融投资技巧。
麦克蒂格有着丰富的经历，在他接触了大量投资人与生意人后，发现太多的人抱着错误的理念，最终与致富的目标背道而驰。麦克蒂格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投资人或创业者总是要用血淋淋的事实来换取教训？为什么那么多一生勤奋的人，最终却无法颐养天年？他总结十几年来的工作经验与心得，仔细检视那些在金钱游戏中摸爬滚打的经纪人与投资者所犯下的种种错误，找出投资老手亦不能幸免的投资盲点；他对500多位一无所有、但最终积累了成百上千万财富的投资人进行调查，分析他们的致富之道，最终归纳出以下的致富法则。
由近及远
行事若有计划，一切自有依据；反之则不免流于冲动
在麦克蒂格看来，设定财富目标，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一旦设定目标，便必须以坚定的行动配合。同时，目标的设定，绝不能好高骛远，而是要按部就班地从实际开始。目标的设定可以由近期目标、现实目标开始，一步步地享受每次达成目标的成就感，然后再去展望下一个目标。麦克蒂格在16岁时就分享过制定目标所带来的成就。在一位成功人士的影响下，他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目标：第一，是要将自己一贯拿C的课程，全部变成a，因为这个成绩能将他带入好的大学；第二个目标是作为学校队成员，他努力想成为州际巡回赛的代表之一；第三，他想将祖父给他的老旧福特车，换成高档跑车。经过不懈的努力，麦克蒂格逐步实现了目标。但是，麦克蒂格认为设定目标并不等于达成目标，虽然并不是每个目标都能心想事成，但是目标的设定确实能让自己离成功不断靠近。麦克蒂格认为，任何目标的设定，必须预留失败的空间以供回旋。
构造整个“财富创造”的重要基石是设定财务目标。停止无谓浪费，设立一套相应的储蓄计划是第一步。例如有计划地存款以备不时之需；买张长期年缴的寿险保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设立紧急周转用的基金。那么，怎样的财务计划才可以成功而行？麦克蒂格认为，这种计划应该是可以提供给你基本生活保障的计划：每月房贷或租金、水电费、食物费、保险费、交通费与各种财产税款。当然，额外的馈赠、旅游或外出娱乐费用等，并不包括在内。这样，经年累月、持之以恒地执行财务计划，日后将品尝到甜美的果实。
总而言之，设定目标时，并没有所谓的“成功与失败”，有的只是结果不同而已。
富由俭生
俭如穷人的富者愈富；奢如富者的穷人愈穷
所谓的“俭朴”，就是力行中庸之道―知所节制、朴实无华与量入为出，但并不意味着卑贱乞怜和吝啬寒酸。简而言之：生活简单，花费更简单。俭朴意味着必须“赚多花少”，以便达到致富的目标。麦克蒂格认为“简朴”之道的成功关键在于：你的牺牲应该也有所得。也就是说，若你有意放弃追求某些事物，就必须让自己有这种定力，可把省下的钱转为投资。否则，一味的俭朴只是留下可供挥霍的钱罢了。
麦克蒂格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富有的程度取决于他的支出，而非他的收入。相对而言，化储蓄为投资是我们暂时牺牲某些享受的最佳奖励，而投资又是一种生财之道。麦克蒂格建议，为了找出各种可能省钱的方法，你必须追踪所有支出的去处。其次，逐笔记账的用意在于找出与收入不成比例的支出。在众多的支出项目中，某些支出即使大幅削减也不致影响原有的生活品质。
麦克蒂格从参加他的研讨会的学员中信手拈来一些例子：
以前经常在外面吃饭，现在则每周只定一天为“外食日”
只在大甩卖时添购服饰，不一味地追求最新款式。毕竟，它们很快就会过时的
出外旅游时，不再讲究旅馆是否豪华，取而代之的是中低价位的旅馆
与其上电影院一睹为快，不如在家观赏随后上市的录像带
不会一下子就大肆装潢整幢房子，而会视手头松紧，一部分、一部分地装潢
观看了这些例子，我们都能找出生活中的相似处吧，也许在反思了消费习性后，我们将发现有数以百计的方法，可以省去不少的“金钱”，而非“生活品质”。
谨而慎之
生命中充满晦暗难明的事物，但你的投资必须除外
成功的投资，绝非侥幸、运气或命运使然。投资致富需要完善规划、小心谨慎、思绪敏锐、眼光独到以及适度的风险承担。麦克蒂格说，投资必然伴随风险，不管你再怎么小心，都不可能毫发无损，就算你把钱藏在床垫下边，也未必就可以高枕无忧。投资中，如果过于保守，守成应无问题，但也仅止于守成而已。更有甚者，若扣除税款与通货膨胀，很可能已经处于亏损状态。
麦克蒂格认为，投资与是不同的。很可能是你赌得越久输得越多；而投资越久，则赚得越多。纵使某些“投资”和有相似之处，麦克蒂格还是很忌讳这种投资，他认为这种似的投资应该浅尝辄止。因此，麦克蒂格建议谨慎的投资人应尽量避免从事高风险的投资，尽量避免采取扩张信用及所谓的“一夕致富”的无聊策略。避免扩张信用，也就是说避免向证券商借钱买进更多的证券。而“一夕致富”是一种投资陷阱，这经常出现在那些极尽夸大之能事的促销用的投资简讯中。另外，麦克蒂格认为将小部分的资金押注在高风险的投资上是没问题的，只不过是一般建议所持比例降低至5%以下。在麦克蒂格看来，某些投资工具的风险经常高过其提供的报酬，应该尽量避开它们；若真想投资，也应该把它们限制在整个投资组合的5%以下。
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的投资人要的是充满耐心，得到的自然会是细水长流的投资回报。
风险底线
对待风险的态度过于保守，也会侵蚀你的投资报酬
如何在风险与报酬间求得平衡，将决定你所选择的投资组合可能产生的报酬率大小。麦克蒂格建议，首先要设法了解自己的风险偏好，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投资计划，且确实执行下去。纵然“风险”一直是最难理清的投资观念，却有必要彻底了解。麦克蒂格提出了有关投资的六大基本风险以供参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通货膨胀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以及情绪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