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1
【关键词】地摊经济；供求关系；博弈；第三产业
一、“地摊经济”的由来及催生的原因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由于其非合法性存在而被视为城市里的边缘经济形式。人类发展“地摊经济”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地摊经济催生的原因很多，比如供求原因，失业问题等等，但是其中最为重要、起决定性的便是供求原因。
根据调查所得，下沙大学生用于饮食和衣服的费用月占65%，基础消费是最大部分。地摊经济大多为餐饮业和服装业，我们调查显示餐饮业和服装业占整个地摊经济的94.23%。据现有数据研究，假设一个人一个月买一件衣服，一个月的基本饮食需求是93顿饭，下沙现有18万大学生，则一个月需要18万件衣服，基本饮食需求1674万顿，而下沙现有的餐饮店家、服装店家，勉强能够应对这些需求。此外，由于店家分布呈集中状，位于商贸城、奥特莱斯广场等，距离和时间的问题，导致学生消费呈现比较困难的现状。
再者下沙大学城附近有工业城，大量民工和其家庭居住附近，为了谋生或者增加家庭收入，看到如此境况，设摊买卖，小本薄利，地摊经济便应运而生。
二、地摊经济的外部性分析
（一）地摊经济的正外部性
1.地摊经济能缓解就业压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国庆指出：“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人员流入城市谋生是不可避免的，而城市人群也需要城市提供不同层次、不同时间、多元化的服务。更重的要是，从小商贩和外来人员的角度，到城市劳动谋生是他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在大学城区，我们发现摆地摊的人大多是失业人群。许多失业的人群没有一定的资本租赁店铺，也没有资金力量运转，对于他们而言，在街边摆地摊是最为简便和最具收益的。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地摊经济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道路，也为很多创业的人群提供模拟的平台。
2.地摊经济满足了低水平消费及物质较为匮乏地区的人们的消费需求和娱乐需求。地摊上的商品与店铺中的商品相比，地摊商品因为成本比较低而比较廉价，低水平消费者往往偏好地摊商品，如果地摊经济消失，他们不得不面临着购物的新选择。这种选择的成本往往是比较大的。与此同时，地摊虽然零零散散的出现，但是在夜晚，他们常常会成群的出现，从而形成一条地摊小街。低水平消费者不但能够获取所需求的商品，也能够在选择中获得逛街的乐趣。除了低水平消费者之外，物质较为匮乏地区会有这种情况，比如，下沙大学城。
3.地摊经济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下沙大学城地摊经济为大学生提供了创业的平台。他们可以通过地摊经济来积累资金，也能更好地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当他们的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不会满足于流动的摊位，为了扩大经营，会选择租赁店铺，或者直接开始创办公司。
（二）地摊经济的负外部性
1.影响市容，造成环境污染。下沙的地摊往往就设在街道的两边，会占据人行道，摊点的随意摆设影响到了行人的安全，也会影响到城市的整体市容。摆地摊的过程中也会给环境造成污染，果皮、塑料袋随地丢弃；烧烤浓烟四溢；小商贩的吆喝叫卖声嘈杂无章。这都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洁和美观。
2.威胁社会治安。地摊摊点的管理责任现在都没有法规明确界定，小商贩因为利益而使地摊管理陷入混乱状态。有的小商贩为了占据有利位置相互竞争吵架甚至大打出手，自己受伤的同时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给社会治安工作带来麻烦与困难。地摊多由闲散人员组成，客流量大，缺乏有效管理，时有失窃行为发生，这也使学生与摊主的财产安全受到威胁。
3.偷税漏税现象时有发生。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调节社会经济、监管社会经济活动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小商贩们法律意识淡薄，缺乏依法纳税的意识，这不但给国家财政造成一定的损失，还损坏了社会公平。小商贩们大多数都处在低收入阶层，可以相应的少缴一部分税收，但是绝不能偷税漏税。
三、地摊经济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政府、社会大众以及流动地摊主的利益互相影响，也存在着利益博弈，因此我们将对地摊经济进行博弈过程的分析，探究原因并得出最优策略。
首先，对于地摊主来说，最优策略是摆摊。原因如下：假设博弈双方为地摊主a和B，策略集为摆摊和不摆摊。由于地摊主的收益一般较少且互相影响小，因此假设摆摊收益为固定R，不摆摊的收益为0，无论地摊主B采取怎样的策略，地摊主a均会选择“摆摊”。同理，地摊主B均会选择“摆摊”。因此当（摆摊，摆摊）即地摊主a、B都选择摆摊的时候，其收益最大（R,R），达到纳什均衡。推而广之，对于n个地摊主而言，当n个人都选择摆摊时，其收益最大，达到纳什均衡。
其次，在地摊主和政府的博弈中，假设各博弈方完全理性，并有获得完全信息的能力。基于这样的假设，地摊主的策略集为“摆摊”和“不摆摊”，政府的策略集为“管理”和“不管理”。
假设地摊的固定净收入为R1元/天，由于政府管理对地摊主造成的损失为C1（x）元/天（0
当R1-C1（x）>0且R2（x）-C2（x）
当R1-C1（x）
当R1-C1（x）0，即地摊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临亏损，且政府的管理收益大于管理成本，有较大可能性进行管理，因此此时双方的策略为（不摆摊，管理）。达到纳什均衡。社会净福利取决于地摊主的得益是否足够弥补政府的损失，当地摊主的得益大于政府的损失，则社会净福利为正，有利于社会发展；当地摊主得益小于政府损失，则社会净福利为负，不利于社会发展。
综上所述，只有当政府管理力度较大（R1-C1（x）0）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不摆摊，管理）的局面，即政府管理收益高于成本，且地摊主在政府的管理下面临亏损，放弃摆摊。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政府管理的要求较高，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摆摊，管理）的情况才是地摊主与政府重复博弈中的均衡点，也很好证实了现实生活中政府管理下地摊屡禁不止的现象。
对于地摊主来说，为获取最大利益，摆摊是最优策略。对于政府来说，由于现实中管理存在种种困难，更倾向于不管理。其原因大致如下：
1．管理成本往往高于管理收益。政府在地摊整治上的投入有限，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进行地摊的整治和管理；
2．政府打击难度大。违法的地摊往往是在某个时间段出现，而且地摊流动性强，容易躲避管理，政府很难彻底将违法的地摊扫除，打击效果不好
3．制度缺陷。一味的取缔地摊难以真正地从根源上解决地摊问题，完善制度及管理才是根治之道。
基于上述原因，地摊主和政府一直处于游击战的状态，进行长期的重复博弈。
四、数据分析
我们团队以问卷调查为主要调查方式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对象是消费者，其中以学生为主。我们共发放问卷356份，其中收回有效问卷300份。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一）关于消费群体构成调查
本次调查中，男性消费者的比例占总体的35%，女性消费者比例占总体的65%，相比男性消费者，女性消费者多占了总体的30%。由此可知，女性消费者在一定程度上更青睐地摊。我们团队的课题以下沙大学城为主要研究对象，因此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是消费的主要群体。针对每月生活费的问题，7%的消费者月生活费不足800元，而68%的消费者月生活费在800-1200元之间，月生活费达到1200元以上的消费者只占了总数的25%。
高校周边的地摊在未实行管制前经营时间主要在15:00至22：00，是学生往返的高峰期。经过调查分析可知，未在地摊上消费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13%，而偶然在地摊上消费的消费者占调查总人数的79%，只有8%的消费者经常在地摊消费。可见，地摊只是便利消费者的一项途径，是消费者的选择之一。
（二）关于市场执法监管满意度调查
在未实行管制前，地摊存在众多问题。如环境脏乱、缺乏管理，秩序混乱、影响周边学生生活、与同行业租店面者形成不正当竞争，影响公平等。
在问及消费者对下次城管的执法满意度时，53%的消费者对此表示一般，不满意程度超过了满意度，甚至占调查人数的42%的人表示城管管理态度恶劣，而认识城管管理态度很恶劣的人数达到了调查人数的34%。城管对地摊实行直接管理，利益关乎消费者、地摊主和政府有关机构。因此，合理规范城管的执法力度，提高城管管理的满意度势在必行。
城管的管理自然会引起城管和地摊主之间的矛盾。对此，不同消费者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占调查总体的57%的人认为城管的执法力度过大；而33%的人认为地摊是违法的，城管应该对其实行管理，剩下10%的则觉得无所谓，采取观望态度。
（三）关于地摊的存在形式及合理性调查
地摊经济是否应该支持，其对社会的作用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调查过程中，51%的人对地摊经济表示支持，而反对地摊经济的人数也占了15%，其余34%的人对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否表示无所谓。而我们则认为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否，将取决于多方矛盾是否能够找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地摊是一种移动的形式，会占有一定的空间和土地面积，对占地费用的收取，占调查人数49%的人认为应该，和其余51%的人表示反对。费用的收取和费用分配的问题也是关乎多方的矛盾之一，亟待解决。
在我们的调查期间内，政府有关机构对地摊加大了管理力度。地摊逐渐被清理，对此，我们对地摊消失对周边人群生活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地摊的看法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占被调查人数的15%的人认为，地摊的消失使其生活极其不方便，62%的人认为地摊的消失对其生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影响，其余23%的则表示没影响。占调查总人数的62%的人表示不应该取消地摊，只有极少数的人认为应该取消地摊，29%的人对是否应该取消地摊表示无所谓。
五、规范地摊经济的对策
（一）现有政府政策
1.城管管理与打击。在2010-2012两年间，城管强制管理，铁硬手腕，将地摊驱赶至没有为止。
2.白杨商亭的设置。政府于2011年下半年，取缔地摊后，在大学附近设置了白杨商亭，混炒等比较受欢迎的饮食再次开业。
（二）现有政策问题
1.完全的打击和强制铁硬驱赶减低就业，减少了闲散人员的收入，同时使闲散人员失业，造成一部分的流动人员，导致了社会治安等问题
2.白杨商亭三三两两，而且开营时间并不固定。
（三）主要对策
1.给地摊经济划定区域，限制经营时间。地摊经济的区域需要得到合理的规范，不能影响交通，要集中化，便于管理。时间段应该划分为早上中午晚上三段，三段要有时间规定。调研显示，仅有13.2%的流动商贩是全天制摆摊的，大部分的流动商贩都是选择上下学人流量高峰期出来摆摊，这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妨碍公共秩序，所以有必要对流动商贩的摆摊时间进行限制。
2.地摊主之间互相进行卫生与服务监督。同业之间的监督往往是最为严格的，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和勾结，政府可以进行抽号配对或者电脑随机配对。对于调查后发现恶性竞争的可以进行惩罚性措施，例如罚款或者停业一段时间。
3.设置摊位费。地摊经济与店铺经济的最大区别在于其成本，店铺因为租金、水电等费用，商品的价格一般较之要高一些，但是地摊的成本比较低，所以商品价格也比较低，这是其巨大的优势。收取合理的摊位费，可以使地摊经济和店铺经济良性竞争。
参考文献
[1]许浩.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J].中国经济周刊，2007，（12）.
[2]赵英军、黄华侨，地摊背后的博弈[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0，（10）.
[3]许浩.大城市容得下“地摊经济”吗?[J].中国经济周刊,2007,(12)[4]朱孟进,淦玲莉.经济时评:穷人经济学视角下的城市地摊经济[J].宁波通讯,2007,(05).
[5]张广辉.给予城市“地摊经济”生存的空间[J].辽宁经济,2007,(09).
项目编号：2011YJX67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2
一、地摊经济存在的缘由及其理想意义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但凡符合理性的东西都是理想的，但凡理想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地摊经济之所以持久存在、屡禁不止是有其理想缘由的。
1、劳动力充裕，就业形势严峻
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城市化进程加快等缘由，下岗失业人员不时增加，农民大量涌入城市，他们大多数文化水平低，没技术，没资本，成为生活在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些人为了在城市获得一席之地，取得必要的生存空问和经济来源，不得不选择起点低，获利相对较大的地摊作为其生存方式。依据我们的调查，摊贩中，有42％是无业下岗或待业人员，28％是属于本地农民自产自销。
2、社会保证制度不完善
依据我们的调查，有62％的被调查者表示摆地摊实为无法之举，本人没有工作，享用的社会保证和福利很少以至基本就享用不到，只能靠摆地摊来维持生计。这也是无以计数的摊贩存在的社会缘由。当前的中国，社会保证制度依然不是很完善，所存在的保证制度也仅仅只能维持极低的生活需求，摊贩即便享用到也只是一点补助，远远不能满足其需求，只能来摆地摊，过这种日晒雨淋，“摆”无定所，东躲的生活。能够这么推理，只需国度有健全的社会保证制度，并且这种制度惠及绝大局部国民，摊贩中的大多数还是不会选择这种生活的。
3、地摊买卖本钱低，利润空间大
众所周知，摆地摊所投入的本钱并不大，只需求找个人流大的空地，拿一块布或者几张报纸做铺垫，假如是晚上还需求一个照明灯，必要时在拿上一个小凳子，简单几件东西，再拿上少量资金进点货就能够开端停业了。相比于固定店铺，正轨商店，摆地摊不用置办固定资产，不用交房租，运输费用和簿记费用也十分少，本人给本人干活，不用雇佣劳动力，而且由于我国针对摊贩管理的政策和法规缺失，招致监管不力，致使很多摊贩能够偷税漏税。由此可见，摆地摊近乎没有时机本钱，所需的少量活动资金很多人也可以拿出来，本钱低，挣得的钱根本全都归为己有，利润空间很大。总之摆地摊是起点低，又有利可图，这样自但是然就吸收了很多没有工作的下岗或待业人员，以至上班族或大学生在闲暇时间摆摊。这也是各大城市地摊买卖屡禁不止的主要缘由。
4、便当快捷，可以满足局部消费者的需求
地摊多设在街道，居民区或人流多的路口，广场等中央，关于消费者能够说是触手司及，而且由于摆地摊灵敏性强，能够依据人动数量的几或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气来自在的调整销售时段，最大水平的便当消费者。他们能够在晨练完毕或下班时以较低的价钱顺道买回蔬菜、瓜果、粮油以及其它各种小商品。既廉价又便当。而且由于经济加速开展，收入的不均衡带来了贫富差距，城市中有相当局部低收入群体存在，他们对商品的价钱需求弹性较小，买东西时对价钱锱铢必较，更希望买到廉价又适用的东西，地摊商品则以相对较低的价钱正好顺应了他们的请求。另外，低收入群体相对收入较低，购置力也低，只能多消费低层次商品，这也是地摊生意红火的一个重要缘由。
5、传播地域文化，展示城市人文景色
固然当前小摊小贩是城管的严令制止对象，但是地摊的历史不可谓不长久。早在北宋时期就有一幅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当时商铺林立，摊贩众多的盛况，可见地摊现象也是渊源悠长，几年下来，它己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曾经成为一种文化的意味，代表着各地的习俗，特征，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当地人的生活的解读，也成为当地人一种带着故土情结的记忆。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主任杨雄也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过“一座城市中存在小商贩能够使它更有神韵，在一些国度的生活区、旅游景点，小摊点是很重要的文化方式，但凡有底蕴、有文化的城市，他们的‘地摊’经济都是很兴旺的。比方在伦敦到了周末在一些固定的场所就会呈现小商贩云集的跳蚤市场，这不但是商品市场，同时也是一道人文景色。”
所以由此看来，地摊经济的存在有着十分重要的理想意义，它不只满足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便当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而且反映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传播了城市文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地摊是弱势群体的饭碗”，地摊经济紧紧维系着民生，所以引导好、管理好、开展好地摊经济是关系到民生建立和社会调和开展的重要问题。
二、地摊经济存在的消极影响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圆满的，都有两面性，地摊经济也不例外，固然地摊经济紧系民生，但是它的一些负面影响也是不容无视的。
1、障碍交通，影响交通平安。地摊摆放的主要地点在人流量大的繁华街段、学校门口、小区门口，并且摆放的时间又是车流、人流顶峰期，因而很容易障碍交通，使交通愈加拥堵，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2、污染环境，影响市容。摊贩的文化素质普通比拟低，不留意坚持地摊周边的环境卫生，塑料袋、包装纸随处可见，特别是瓜果蔬菜的果皮、烂菜叶遍地狼籍，严重污染了环境，影响了市容。
3、商质量量没有保证，食品类商品存在安康隐患。地摊上的商品固然价钱廉价，但常常是一些质量低劣的商品，特别是出卖的食品常常未经检疫，从业人员没有安康证，卫生没有保证，为疾病的传播提供了最佳途径，对市民的身体安康极为不利。
4、扰乱正常的经济次序。活动摊贩不交税、无停业执照，所售商品常常是“三无”商品，严重扰乱了合法运营单位和个人的利益，为冒充伪劣提供了市场，扰乱了正常的经济次序。
三、对地摊经济管理提出的几条倡议
地摊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市容”问题，而另一方面则是更重要的“民生”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对摊贩停止一味的打击制止，剥夺他们的营生手腕，而应该努力于民生建立，坚持“以人为本”，对地摊经济停止合理规划、科学引导，使地摊经济的正面效应得到最大水平的发挥，负面效应得以整治，从而促进地摊经济有序开展。
1、对地摊市场停止合理规划
地摊障碍交通、污染环境、影响市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缘由就是地摊的随意摆放，因而假如我们对地摊市场停止统一的规划，划出“地摊区”，并且规则摆摊时问段，那么将有效的处理这个问题。经过调查显现86％的摊主支持这种做法。至于“地摊区”和运营时段确实定笔者以为应该到达以下三个请求：能给摊主带来经济效益；便当居民生活；不影响城市交通。
基于以上准绳我们对地摊市场的规划如下：
(1)空间规划
经过调查，摊主都愿意选择人流量大的中央摆摊，例如：各种文娱休闲场所以及商场的门前街道、大学以及住宅区左近等，所以我们应该留意这些场所，依据上述准绳肯定“地摊区”。“地摊区”肯定好之后，再在此根底上依据地摊运营的商品类型划定不同的商品区例如“水果区”“小吃区”“饰品区”“蔬菜区”等。并且还要依据周边的环境调整地摊区中运营商品的类型，例如在住宅区左近就应该主要开设“水果区”“蔬菜区”等。
(2)时间规划
至于对地摊的摆放时间的规则，我们要依据其所运营的商品的类型而肯定，例如住宅区左近的“蔬菜区”“早餐区”开放时间能够肯定为：早上7：00～9：00，“夜宵区”开放时间为晚7：00到10：00，这样既能够保证摊主的经济效益，便当居民生活，又能够避开～卜下班顶峰朗，保证交通畅通；而在大学或者商场左近的摊区由于主要运营的是饰品或者服装类商品，所以这些摊区的开放时问要定在人流量比拟大的时间段例如上午10：00到晚上10：00，总之要经过时问的规则确保摊土在规则的时间段里集中运营，既保证摊主收益又便当城管部门管理。
2、成立地摊协会
在目前的中国，小摊贩作为一个为数不少的社会群体，有其特有的“生存规律”和利益请求。长期以来，城市管理部门对其严加管制，地摊仍足遍地开花，城管和摊贩之间的矛盾也从未消减，所以单纯经过政府组织来管理地摊足不够的，成立地摊协会，增强摊贩的自我管理，构建政府和摊贩的沟通平台，完成外部管理和自我管理相分离，将是完成地摊有序管理的重要措施。在我们的调查过程中88％的摊贩反映假如本人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没有合法的程序和渠道停止申述，所以摊贩们电需这样一个组织求反映问题，维护本人的合法利益。此外西安市社科院研讨员张永春经过《西安摊贩生存情况调查》也呼吁西安成立摊贩协会，树立政府与摊贩的定期沟通平台。
笔者以为地摊协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1)与城市管理部门积极沟通，反映摊贩的意见和请求，与政府部门协商地摊运营规则，并且辅佐城管部门贯彻落实。例如监视摊贩能否在指定区域和时间段内停止运营，监视摊贩保证地摊周边卫生等等。
(2)维护摊贩合法利益，假如摊贩在运营过程中遭到城管部门或者别人的不合理看待，地摊协会担任积极谐和，假如谐和无效，要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协助摊贩排忧解难。
(3)增强摊贩自我教育，进步摊贩素质，进步效劳质量：定期对其停止地摊运营培训，贯彻先进的运营理念，鼓舞摊贩以地摊运营为契机停止创业，开展民营经济，把地摊做强做大。
3、坚持“以人为本”，改善城管执法
摊贩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其存在很大水平上在于生存的需求，理应给予一定的社会同情。但是经过我们对摊贩的调查访谈，超越三分之二的摊贩以为城管在执法的过程中行为很不和蔼以至粗暴。当然城管为了维护市容，增强管理，需求一些强硬措施支持，但是事实曾经证明这样的执法方式的确也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所以在这个呼吁“以人为本”的社会环境下，我们的城管执法亟需改善。
笔者以为改善城管执法的措施如下：
(1)严把城管执法人员准入关。对现有的和行将进入城管工作的执法人员停止严厉的考核，只要品德良好，为人清正廉洁并且有一定的专业素质的人员才干进入，对不契合条件者一概肃清出局。
(2)增强宣传教育和业务培训。要定期对城管执法人员经行宣传教育，深化其思想观念认识，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开展观和城市开展的正确的政绩观。另外还要对其停止业务培训，改善执法态度，完善执法方式。
(3)增强监视。不只要增强自我监视，还要将城管的执法行为置于大众和媒体的监视之下，设立投诉电话，并且关于城管的违规执法行为要严肃处置。
(4)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到顿城管执法体制，明白城管部门的职责范围，谐和好与工商、卫生、交警等部门之间的关系。
4、鼎力开展社会消费力，完善社会保证制度
在调查访谈过程中我们理解到，很多摊贩摆地摊实属无法之举，由于没有工作，没有根本的生活保证，他们只要从事地摊运营，以此来赚取生活。由此可见，我们只要鼎力开展社会消费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证制度，才干从基本上处理地摊经济。
(1)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妥善安顿下岗人员。城市下岗职工普通文化程度比拟低，所以我们应该拓展一些社区效劳行业例如家政效劳、早点效劳、公用电话、自行车管理、打扫队、送报纸等等。经过这些岗位的设置，使劳动就业与开展社区效劳相分离，妥善安顿下岗人员。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3
【关键词】摊贩经济；民生；博弈；规制；法律地位；治安综合治理
一、流动商贩现状及面临问题
流动商贩是指没有固定经营场所从事简单商品交易的小规模经营者。他们未履行任何商事登记，没有缴纳任何税费，亦没有取得营业执照。但是我国2011年的《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自然人要从事商事经营活动必须先进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如果未经登记就属于非法经营，其后果就是予以取缔。
笔者对武汉地区多处流动商贩进行调查发现，一方面，进行登记、办理营业执照所带来的各种税费以及高昂的店面租金，会使得这些本小利微的流动商贩望而却步。流动商贩中，大部分人为本地周边地区居住的农民或者赋闲无工作人员，大多流动商贩具有谋生的性质，他们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仅靠从事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买卖维持生计。因此尽管现行法律法规、武汉市的相关管理条例并没有对他们的经营活动予以支持，甚至是明令禁止，但他们为了生存仍然继续经营。
纵观流动摊贩的发展历史、经济意义以及治理模式，政府对流动摊贩的态度由排斥、驱逐逐渐转变为了认同、疏导。究其原因在于摊贩经济虽然是一种临时性经济活动，但在一定程度上却是对正规经济的补充，它降低了部分群体的生活成本，为其在城市正式就业制度壁垒的限制条件下创造了一个替代性劳动就业市场，为社会挫折群体生存提供了经济流动的潜在功能。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也正是因为摊贩不必支付昂贵的店面租金，同时也不需要承担其产生的负的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使他们贩售的商品与其他合法经营的商户所销售的同类商品相比占据成本优势，在市场竞争上，摊贩可凭借更为低廉的售价吸引更多的顾客群。而这种无偿占用公共资源竞争的不正当竞争若不加以控制便产生错误的导向作用，极易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
二、城管规制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
（一）流动商贩问题本质是民生问题，存在有其必然
摊贩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是必然的。其运行也遵循着市场经济规律，社会需求的产生会直接导致相应市场的形成。如今饮食文化的多元趋势渐显，饮食种类的多元也逐渐改变着人们的饮食结构。而流动商贩能够满足坐商无法穷尽多样的饮食单元，由此摊贩经济应运而生。笔者对中南财大学生在流动摊贩消费的频率做了简单的调查得到以下数据：
由上表可以得出结论，摊贩经济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原有市场的空缺与不足。对于摊贩与学生消费者而言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因此其存在在市场层面上而言是合理并且必然的。
摊贩经济成为了就业与失业之间的缓冲地带，使底层人民获得了生存喘息的空间，其存在具有民生层面上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流动商贩的规制问题也是一个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政府治理行为的伦理指向应维护公众最起码的生存发展权利。
因此，在治理流动摊贩问题上，我们必须正视流动摊贩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对摊贩经济因势利导而非一味取缔。政府的设摊禁制是城市管理决策者以城市秩序作为立法的单一价值取向，妄图打造“无摊城市”却使城市陷入更为无序的尴尬境地。具体而言，应当以包容的态度正视、引导这类群体，首先则是取消设摊的绝对禁制，赋予流动摊贩合法身份，只有职业合法，才有管控的可能。其次，我国迫切需要一个具体的释放机制和综合治理机制，保障流动商贩乃至弱势群体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和公共福利。
（二）城管-摊贩之间的博弈分析
在承认了流动摊贩的合理与必然后，政府需要做的便是监管与引导。目前我国城管作为政府与摊贩之间的桥梁，由城管出面征收管理费进行监管，对摊贩收取管理费是维持摊贩经营稳定、市场运行公平的保证。但由于管理费将使摊贩本就微薄的利益部分流出，因此，他们为了保留自己的利益往往采取逃避管理费的态度。同时，政府在征收费用时极易将原本合理的行为转变为寻租行为，摊贩更加不愿意配合，两者由合作走向对立。由于摊贩和政府为两个不同的主体并代表不用的利益，因此对于管理费的征收笔者试图用博弈论进行分析。
首先对于摊贩，他们拥有政府难以获知的私人信息，在信息不完全和非对称的情况下，摊贩拥有信息优势。而政府虽然无法确定对摊贩的缴费能力，但拥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即便摊贩在信息非对称方面占优但仍然得服从于政府制定的规则。政府虽然无法在信息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博弈双方规则非对称上极具优势。由此，政府对摊贩实行管理费的征收是一种长期的监督博弈。其中的博弈主体为：摊贩、政府部门（城管）。目标分别为：自身利益最大化、尽可能普及管理费征收以示公正。博弈策略分别为：配合缴费和逃避缴费、监查和不监查。设定管理费为G，摊贩逃避缴费时损失收益L，逃避被发现的罚款为F，城管的监查成本为C。由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新闻文献与逻辑推理可认为，由于摊贩的流动性使得城管大面积监查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C最大；被发现时的罚款F第二；由于考虑摊贩整体的经济能力，政府设定的管理费G其实并不多，因而逃避损失的收益L多于管理费G，但小于V。由此可得到以下关系：C>F>L>G且F+G>C。
（三）流动商贩的商法规制
在前述中，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流动商贩是无法取得个体经营证的，所以，要将流动商贩融入市场经济中，不能仅靠政府的管制与扶持，那么就需要对流动商贩进行商法规制。
首先，需要确认流动商贩的商法主体地位。大部分流动商贩以此经营为生，其经营范围具有相对确定性，经营活动具有连续性。我国法律并不禁止自然人偶然实施的商品交易活动，对此将纳入民事主体交易的规范范畴，流动商贩具有连续实施以营利为目的的交易活动，具备商事主体的实质要求，可成为商事主体。由于流动商贩的交易是面对面的原始交易，经营能力是公开的，不需要专门建立公示制度，因此，对流动商贩的商事主体资格的取得可以建立登记豁免制度，但兼顾对交易安全的保障，需要对其进行备案，记录其基本身份信息。
其次，需要确认流动商贩取得商事主体资格后的权力与义务。流动商贩偶尔从事小商品经营的不能成为商事主体，只能享有合同法上的权利义务。因此需要持续性从事小商品经营的流动商贩才能成为商事主体，即可享有相应的商事权利，例如营业权、商业秘密权、商号权、商誉权等，同时，还应履行商法中相关的义务。
最后，商法规制要结合政府部门的政策管理，对流动商贩的经营活动时间、经营许可地点以及经营许可范围等进行规制，订立合适的管理费收取制度，并且着重对设摊产生的负的外部性进行管控，尽量实现相关外部性的内部化。在此层面上，达到既便于管理，保障交易安全，又可保障流动商贩自主选择权利的最终目标。
（四）确立城管主体地位，改变城管执法方式，完善城管监督机制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因此，要从法律上充分确认城管的执法主体地位，保障执法的实施。在目前很多地区，城管部门仍非“行政机关”，有些是事业单位，有些甚至是临时机构，因此，要从法律上确认城市管理局的主体地位，赋予其城市管理执法权，才能将相关法律法规、城市管理条例贯彻实施。
城管在执法方式上要有所创新，长期以来，城管执法总处于“尴尬”境地，采用柔和的执法效果不佳，执法强硬又容易导致矛盾爆发。在广州市天河区车陂街首创的以“公安+城管”为主的“天河车陂综合执法模式”，将公安部门和城管部门形成合力，短短时间，执法效果立竿见影。城管执法手段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最有效、最恰当、最合理的方式，同时也要做好防范流动商贩的“复生”，不定期的巡视、电子监控等。
（五）商贩治理应在政府和市场结合中寻求出路
要解决流动商贩的管理问题，需要权力部门将其限定在维护城市秩序的合理范围内。但是在城市管理权力的构建和巩固中会滋生扩张，产生强制执法、违法执法，甚至于暴力执法，造成恶性事件，形成多方利益冲突，从而表现为政府失灵，产生严重负面影响。流动商贩的治安综合治理，表面上是对城市环境的规范治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实质上是对大批流动商贩的民生权利、政府部门权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复杂关系的处理。单纯依靠政府，会造成大量人力资源的臃肿、浪费，形成一种畸形的社会风气，因此，对流动商贩的城管规制问题，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市场调节的问题。政府部门是一个宏观调控的主导者，而将流动商贩融入市场调节才能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寻求长久生存。通过建立流动商贩与市场的某种合理的“交易”方式，对流动商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摊贩应当对环境的改善享有“剩余索取权”，以此激励摊贩对市场秩序与周边环境维护的主动性和自发性。
（六）组建摊贩协会实现摊贩行业自治
虽然市场与政府相结合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商贩的治理，但是由于市场与政府也存在自身的局限性而可能出现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问题。因此第三部门的补充显得尤为重要。适当的权力下放与行业自治的开展可为商贩治理提供一条有效途径。
因此，建立摊贩行业自治组织，将原本分散的、流动的摊贩个体统一归于该组织下，并由该组织负责，城管执法可通过对自治组织的管控进而达到对流动摊贩个体管理的目的。此外，流动摊贩个体也可借由自治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方面，自治组织可以对摊贩的诉求作出合理与不合理、合法与非合法的判定，也可及时了解摊贩的经济状况使城管-摊贩博弈达到信息对称，在一定意义上维护了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赋予摊贩协会实质性的自治权节约了政府对摊贩民意调查的信息调查成本，同时将城管从管理末端中摘除了出来，节约了警力资源，也有利于城管形象的重塑。
在摊贩协会与城管部门职能设定上，应明确划定各自权限，避免“越位”与“缺位”。笔者认为，对流动摊贩合法化后的申请营业许可的程序、标准、程序以及经营性活动等日常事务可由行业协会负责管理，对摊点分布、所售食物等其他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由城管部门与行业协会及群众代表共同协定。同时，城管部门应不定期对流动摊贩进行抽检，达到对摊贩协会的监管。同时行业协会也可举报城管部门存在的违法乱纪行为。
（七）由宏观到微观的立体治理体系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4
【关键词】流动摊贩；生存；发展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小城市也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骆家塘由原本的水库移民村发展到现在的商业繁荣地段，它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繁荣的摊贩贸易。这些流动摊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他们的生存方式、现状以及未来发展，对于市容市貌产生可大可小影响，也对骆家塘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与城管、政府之间需要加强联系，与之规模化、规范化以及合法化。
一、流动摊贩的生存原生态
骆家塘地处浙江金华郊区，在浙江师范大学前大门占尽商机，瞄准了浙江师范大学师生们的一切需求，这是骆家塘人发达的开始，也是流动摊贩萌芽的开始。从区域上来看，流动摊贩出现在学校周围，商店附近以及马路等人流量较大的敏感地带，相同种类流动摊贩一般在同一区域。其中像早点铺等小吃摊，主要分布在各个主要路口。从人员构成来看，流动摊贩人员主要有四类：下岗工人、外来务工人员、自产自销的农民、待就业人员。从销售品种来看，流动摊贩经营品种以果蔬、小吃、熟食及服装类为主。从摆摊时间来看，流动摊贩一般出现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从经营时间上看，很多的摊贩每天的经营时间保持在10个小时以上，甚至有些摊贩晚上根本就不收摊。为了可以多做点生意，有的摊主就睡在摊点。
二、流动摊贩的特征分析
（一）流动摊贩主体多为社会性弱势群体。流动摊贩们的年龄普遍分布在40～60岁，受教育大多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水平，大多是至少有2个孩子的多生育家庭。他们要在一段时间内大幅度改善生活状况是很难实现的。
（二）流动经营收入是摊贩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生活压力较大，负担沉重。流动摊贩的流动经营是其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一来源需要负担多项家庭支出，日常开销、子女教育及疾病医疗为主要的三大块。
（三）流动摊贩对城市管理的满意程度较高。流动摊贩成本低，管理费用低。对于城管的执法力度、方式，流动摊贩们还是可以理解的，并无存在过强、过硬的执法，对目前的经营情况也是比较满意的。
（四）流动摊贩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方便、经济的服务。骆家塘流动摊贩种类多样，而且商品价位较低，能基本满足居民的一般需求。而且，摊点靠近人流量大的地段，对于居民出行购买，甚是方便。另外，流动摊贩对于市场的需求变化有极强的应变能力，能很快根据市场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以迎合消费者的需要。
三、流动摊贩现存问题
（一）流动摊贩自身问题。流动摊贩一般以农民、下岗、待业、外来务工人员为主，流动摊贩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一般未经过就业培训，道德素质偏低，诚信度不高，也没有一定的法律和食品安全的知识，对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也缺乏一定的了解。
（二）流动摊贩间的问题。流动摊贩之间存在着恶劣的商场竞争，他们一般会统一价格，而在流动摊贩之间，还存在排他性保护主义观念，一旦有同类的摊贩注入，以前形成的摊贩群体会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一起，抵触新“势力”。
（三）流动摊贩与城管间的问题。骆家塘的流动摊贩有禁止设摊、规范设摊和限制设摊三种。有些流动摊贩一年缴纳数千甚至上万的管理费用才可在规定的区域设摊经营。有些流动摊贩则掌握城管执法队员的巡查规律（周一至周五以及双休日的下午可以摆摊），与城管执法人员打游击战，发现一次罚5元。
（四）流动摊贩与消费市场间的问题。流动摊贩可以逃避了各种税费、店面费，商品价格普遍低于商店商品，而大多消费者喜欢购买价格更为便宜的商品，而正常的市场商户在租金、税费等费用的压力之下，退出市场，变身流动摊贩，使我们正常的经济秩序被扰乱。
四、流动摊贩发展途径
（一）从流动摊贩个人角度而言：1、建立流动摊贩人员的就业培训机构，培养他们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2、加强流动摊贩法律法规、食品安全知识以及城市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的了解。3、向流动摊贩宣传为商之人的诚信意识的和公民意识的重要性。
（二）从城管角度而言：1、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与其他部门协调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合法性不足的问题。2、无论是城管还是执法部门，都应该在尊重“人”的前提下进行管理规划，应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鼓励流动摊贩建立自治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并与城管部门之间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3、城管执法应该因地、因时制宜规范执法，采取“疏诸结合”方式。4、建立科学合理的政绩评价体系。将民生问题纳入政绩考核；改变城管内部考核制度，以激励为主的考核方式。
（三）从消费市场角度而言：1、管理和引导双管齐下：采取统一化管理；开辟“绿色市场”来引导，这些场所应尽可能避开住宅区和交通主干道，且政府不能随意取缔挪用。2、注入传统文化和创意文化开辟流动摊贩的市场，提升流动摊贩的档次；将社区内的摊点按有关管理规定统一调整布点。3、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流动摊贩的基本生活。4、建立健全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网络；坚持管理与服务并举，变管理为服务；专业队伍管理与群众参与互动，激发群众参与“市貌管理”的积极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真正做到流动摊贩得以较快发展，需求突破，仍需要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努力。坏的摊贩经济导致脏乱差，而好的摊贩经济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美好。
参考文献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5
关键词：摊贩；城管；外部性；交易成本
中图分类号：F2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1
一、引言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也不乏一系列社会矛盾的凸显。当今社会，人们更注重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使得遍布于各大城市的摊贩治理问题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如何解决好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问题，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环节。
二、城市摊贩经营的现状
城市摊贩，大多是外来的流动人口，以无业、待业或下岗人员居多，其中也不乏一些退休人员，甚至有些农民为了养家户口也来到城市摆起了小摊。他们一般会选择人口较为密集、人流比较多的道路和广场、学校、医院的周围，甚至有些摊贩直接在公共道路两旁占地经营。他们的经营品种也非常丰富，可谓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但基本上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多以生活用品、水果、蔬菜、早点、熟食、油炸食品等为主。他们大多会选择投资较少、风险较小但收效快的项目进行经营，并且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能随时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调整自己的经营内容，这也是他们能够在当今城市立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与目前城市的市场规划、建设和管理尚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有直接原因，目前还没有找到针对城市流动摊贩治理问题的长期有效的解决办法。
三、基于产权视角的制度分析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提出要解决城市摊贩这一治理难题，关键在于解决摊贩经济带来负的外部性。
那些不具备任何排他性消费的物品所有权属于公有产权。公有产权由公众共同行使财产的权利，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权力选择对公共资源的行使方式，同时也不能排斥其他人对该资源行使同等权利的自由。例如，张三到公海里选择以某种方式捕鱼是自由的，与其他人在此海捕鱼的权利是同等的。公有产权的存在，使得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但如果不加限制地允许每一个人自由进入，平等的分享，就会出现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而没有人愿意承担相应的成本，进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同样也摆脱不了这一“公共牧地”的悲剧。这里所涉及的公共财产主要是道路和空气，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外来摊贩，他们每一个人都享有使用道路和呼吸新鲜空气的自由，但一般情况下，居民正常使用道路和呼吸空气，不会影响其他人享用该资源的权力，可现在的问题是，小摊贩占据城市的道路进行摆摊，不仅影响城市的美观，也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对公共道路和环境产生了负的外部性。换句话说，小摊贩经济的存在影响了其他人使用该公共资源权力的自由。摊贩经济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摊贩经营所产生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这个负的外部性没人承担相应成本；其次，由于摊贩经营不是那么规范，难免会出现缺斤短两的情况，而且物品的质量和卫生也难以保证；最后，由于摊贩经营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这使得一次购买的消费者即便权益被侵犯了也无处伸冤，由此带来的外部性也没有进入摊贩的成本中。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他人经济利益造成的影响。经济主体如果不是产权所有者，他就用不着为那些给他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外部性”买单。由于摊贩经营所带来的对环境的污染和道路的破坏，就是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正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才使得这种“外部性”能持续存在。产权界定不仅仅代表利益，它实际上是一种使利益和责任保持平衡的机制。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质量，使自己的劳动更有效率，即在同样付出的时候得到更多的回报，那就需要界定产权。可见，产权界定是否清晰就成了能否消除外部性的关键。
四、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要想解决城市摊贩治理这一难题，不应该只靠政府的力量来规制，而应该从制度层面上解决好摊贩经济所产生的外部性。针对我国的现状，可以分区域进行管理：对于那些会造成通行不便的摊位，或是严重影响市容的地方，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就会相当大，因此应该绝对禁止在该区域摆摊，这种地方的管理应该有市政府来进行；而对于那些妨碍行人和影响市容较少的地方，其产生的负的外部性的波及范围相对较小，应该结合区政府的管理，对摊位的规模、经营时间和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限制；而对于那些像住宅区、社区等其外部性主要影响本辖区的居民的地方，可以把权力交给给社区，由社区和摊贩进行协商，把所产生的外部性内部化。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由于产权界定不清晰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也解决了摊贩经济的流动性问题，使得摊贩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场所进行经营，能够减少由于对消费者损害等带来的外部性。同时，城市管理者也要相应进行调整，要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角色，做人民的好公仆，强行执法将仅仅针对少数不遵法守纪的个别行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管与摊贩之间的矛盾。
参考文献：
[1]王洛忠.城市街头摊贩：非正规就业与公共政策回应[J].新视野,2006(02):66-68.
[2]刘华.城管执法的失灵与重构――以小商贩治理为例[J].云南大学学报,2009(01):95-99.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6
关键词：摊贩经济；必要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F29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046—03
一、我国城市“摊贩经济”存在的必要性
（一）摊贩经济是一种历史现象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画《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当时繁华的市井，各种各样的商业小贩云集街道口，形成繁华的集市，图中反映的是封建时期典型的摊贩经济形式。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有限，因此，作为城乡商品交换的重要形式，摊贩经济仍然在城市经济生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的摊贩是当时商业经济的主要形式。解放初期，各大中城市的小商小贩在城市商品经济中承担着商品供应的重要任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统治末期武汉汉口经济几乎全面崩溃，整个城市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由于失业人数众多，以摆摊为生的摊贩人数大增。这一方面增加了就业，另一方面方便了城市居民对生活用品的需求。随着商业的发展，现代化商业占据了主导地位，摊贩经济成为一种非主流经济形式，因此，一些城市的管理者和学者曾设想逐渐取缔摊贩经济。然而，摊贩的作用始终是主流经济无法替代的。时期，一种流动摊贩的典型形式——“拨郎鼓”，走街串巷、走村串寨，为城乡居民送去了他们需要的小商品，为百姓群众提供了方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在大政方针上逐步取消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因此，各种形式的摊贩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大街小巷。尤其是我国国有企业战略改组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的一部分就是摆摊维生的，其中有很多从流动摊贩到固定摊贩，不仅解决了生存问题，而且一部分人还通过摊贩经营发了小财。尤其是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进驻城市，摊贩的数量激增。可见，摊贩作为一种非主流经济形式，无论是古代，还是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20世纪70年代，乃至今天，虽然一些城市借“摊贩”影响城市市容为由而横加打击和取缔，但摊贩经济都紧跟着历史的脚步，生生不息。因此，“摊贩经济”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应正视“摊贩经济”的存在，不能简单的横加责难。
（二）摊贩市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存在是必然的
市场经济行为本身具有自发性、趋利性，而我国古代早期的城市摊贩市场正是在城市居民原发的供求状态下形成的，因此，可以说，摊贩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雏形。另一方面，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摊贩，摊贩市场具有很强的聚集功能，通过摊贩市场简单的商品交易活跃，人口逐渐积聚，人口的积聚推进了城市的发展。现代城市是市场经济的主要载体，而现代城市仍然离不开摊贩市场。一直以来，我国各地大中小城市，一些城管部门以维护城市的环境为由，提出并制定相关的政策，试图取缔摊贩经营行为，然而，摊贩市场非但没有因个别部门横加指责和刁难而消失，反而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摊贩经济变得异常活跃。
（三）摊贩经营是解决我国城市居民生存问题与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
首先，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来看，发展中国家必然保留相当的传统经济形式，而摊贩经营是市民社会低层一种低级的、简单的、也是传统的维生手段。无论处于任何历史时期，人们的生存是第一位的。政府最应当关注的事情是市民的就业问题。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比发达国家低，势必有大量的城市失业者依靠摆摊维生。其次，从我国的国情来看，市场化改革中，尤其是国有企业改组战略中，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后，有相当一部分文化层次低、技能较差、缺少投资资金，只能选择摊贩经营。第三，从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的现状来看，大量农民进驻城市，政府很难安置就业，因此，他们以最低的生活成本租赁廉价的出租房，摆摊做点小本生意，以解决家庭生活开支和昂贵的子女教育费用等。总之，城市个体摊贩不仅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解决了家庭的生存问题，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可见，摊贩经营作为一种快速而简便的就业途径，对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生存问题，缓解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就业压力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
（四）摊贩经济有利于完善城市功能
一是流动摊贩能够满足城市低收入群体对廉价商品的需求。从西方经济学的供求规律来看，城市低收入群体廉价商品必不可少，摊贩经济的存在与社会公众的需求具有必然的联系，在假设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条件下，既然有公众对摊贩的商品或服务有需求，必然有摊贩提供相应的供给。由于我国大中城市居民中还存在大量的低收入者（包括摊贩经营者自己），他们进不了大商场，买不起高档商品，摊贩便是他们最理想的零售商。二是夜市摊能满足市民夜间的需求。如很多夜宵摊几乎通宵营业，方便了市民夜间的需求，也丰富了城市的夜生活，给城市注入了活力。可见，摊贩适应性强、灵活度大，能在不同时段将服务输送到各个街道角落，因此，摊贩对完善城市商业布局、弥补大商业的功能缺陷具有重要的作用。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曾指出，“一些不入流的经济形式，却是多姿多彩的经济马赛克。”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7
论文关键词：服务型政府,地摊,合法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促进人民福祉最大化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服务理念，提升服务水平，通过切实有效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创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
就当前看，要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运行机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管理与服务方式向以人为本、便民高效、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根本转变。就长远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同时，不断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不断回应公民和社会的需求，从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文要谈的，正是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地摊合法化的形式。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地摊合法化。
1.占道经营的概念
占道经营是指经营者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盈利性买卖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其特征之一是经营者从事的行为具有盈利性，二是经营者行为必须有一定的过程，即买卖行为的发生，三是占用和利用城市公共道路资源，具有一定的利己性，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占道经营的现状
2.1国内现状
我国内地从事摊贩职业的人口总数，至今没有官方或学术数据。据台湾的调查，截至2003年8月底，台湾地区摊贩从业人口计443797人，占总就业人口的4.6%。参照这一比例粗略测算，内地摊贩就业人口约为2553万人。
就北京来说，《北京市2003年外来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公报》显示，2003年北京市409.5万流动人口中，摊点经营人员占6.78%。依此数字推算，当时北京有近30万名游商。
2008年3月南京“三项整治”的时候，统计出江南8区共有长期占道摊点5000多个，其中“街道认可的无证摊点”4000多个。
2.2西安的占道经营情况
西安市游商主要集中地区：骡马市（后改建）、小寨好又多天桥、小寨百盛至小寨十字过街天桥、小寨军区服务社、纬二街雁塔文化新天地、八里村村口、师大路等；各学校门口（食品）
3.占道经营为市场经济带来的正负外部性
在一条很多地摊的街上，有个小摊人气旺到看不到摊位了，而且一直持续到收摊为止，那就是一种文化推动，很快，类似的商品就会充斥这条街，甚至从地摊布满店铺，这种只有文化才具有的推动力，也可以靠地摊来实现，这就是地摊文化，因为她照顾到了需要她的客户群，并且创造了也培养了客户群。占道经营的好处是很显然易见的，民众购买商品选择性大，方便，实惠；为大学生自主就业、创业提供机会，解决就业压力；增加城市活力等。
但是就对整个城市环境及社会治安等也有一定的影响，如城市变得脏、乱、差；对城市的交通造成负担，影响人们出行；市场无序经营，不利于社会经济的繁荣与稳定。尤其城市容貌管理者、执法者与摊贩的矛盾日益激烈，已经对社会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这些执法者在人民心中也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人们产生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负面的情绪。
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地摊是游走于法律之外的一种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既得不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又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如何使这些是求生求存的人或者自主创业的人得到保护与指导，政府需担负起很大的责任。
4.地摊合法化——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在他的《城市有限放开流动摊贩经营的建议》中提出，中国可借鉴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实践经验。比如，让小摊贩合法化，划定区域和时段，让其有序经营。各城市可根据城市规划、市民需求，划出一定区域，限定时间、地点经营。“比如，对卖早餐的，可考虑在早上7时半前结束，不影响市民上下班，对交通不造堵；而一些卖小商品的，可允许在晚上7时半后经营，晚上12时前结束。”
对于解放摊贩后，城市的市容、交通、卫生等方面会带来的问题，张育彪认为，现在城管执法人员对摊贩实行强行驱赶或取缔，反而会遇到激烈的反抗。解禁摊贩是在不影响群众生活、保证城市管理效果的基础上的，国家应该变“堵”为“疏”。
目前已有少数几个地方进行了“摊贩合法化“的试点，效果都很好。比如，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启动“民主自治”试点。八位摊主一致同意无记名投票选出正副小组长，通过抽签进行摊位排序。商定自路口向北20米内摆放摊位，按序号定时轮流交换位置，正副组长监督协调。试点一个月，大家都规规矩矩，既用不着起大早抢位子，也不用跟城管队员吹胡子瞪眼。秩序规范了，市容整洁了，关系和谐了。城管的工作模式发生质的变化，从执法为主转变成协调为主。江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日通过《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南京市市容管理条例>的决定》。这部条例明确提出摊点合法化，用“马路经济”缓解就业难题。
镇江：尝试马路摊贩自我管理。镇江市义士路的马路摊贩曾经因为抢占摊位三天两头吵架，时不时打得头破血流，义士路一度成为镇江市脏乱差的典型。2007年年初，镇江市城管局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先后召开三次协调会，最后于2月6日正式启动“民主自治”试点。
2007年4月12日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宣布《上海城市设摊导则》将于5月1日前公布试行，申城将率先对城市摊点不再一律封杀。据粗略估计，申城无证摊贩不低于5万，禁了数十年。试点开始后，上海已组织了25个街道（镇）开展设摊管理疏导试点，全市中心城区共设置室内疏导点35处，室内集中疏导点28处，约安置了5100个摊位。而且，通过疏堵结合的管理模式，城市乱设摊蔓延现象得到有效控制。上海在尝试给马路设摊“解禁”，引起全国强烈关注。然而，马路设摊“解禁”一年间，改革措施却推进缓慢，原定2007年5月公布的《上海城市设摊导则》至今尚未面世。
2007年4月份，南昌市湾里区在全市率先试点解禁马路摊贩。所有摊贩可在部分人行道上摆摊，规定经营的时间为每天18时至23时。
通过这些试点城市我们可以看到对摊贩的合理整治在城市建设和城市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有重要影响，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是什么样的政府，我们的政府怎么做。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时期，我们的政府对地摊的问题如何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服务品质。西安的政府如何去治理西安的占道经营，摊贩，也是体现了西安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我们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真正使城市管理变“堵”为“疏”，即能大力推进我们西安市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张向宏，服务型政府与政府网站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孙选中，服务型政府及其服务行政机制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3]杜振华，公共经济学[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8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9
关键词：城市化;流动摊贩;治理矛盾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3-0058-03
一、城市流动摊贩治理过程中矛盾冲突的主要特征
（一）缘于流动摊贩生存的矛盾
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达到劳动年龄的大部分都会统一安排工作，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好歹有个职业，因此，那时从事摊贩经营的很少，只有极少数的流动摊贩，“货郎担”是当时流通摊贩的典型形式。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居民中一些大龄妇孺开始摆摊做点小本生意，随之而来是“吃不饱，饿不死”的城市青壮年，他们也纷纷加入摆摊谋生的行列并探寻发财之路。他（她）们发挥自己的特长，运用自己的智慧，通过勤奋的劳动逐渐摆脱了贫穷，有的甚至发点小财。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放开，更多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摆摊设点，他（她）们一传十，十传百，利用老乡朋友关系，进入各个城市，经营流动摊贩，逐渐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些成为城市流动摊贩的农民，大多文化水平低、家庭经济基础薄弱，选择经营流动摊贩，是选择一种劳动力价值更高一点的方式来解决生存问题。而流动摊主的劳动方式，无论在经营时间上还是经营地点的选择上，都具有较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因此，容易衍生出流动摊贩的生存与城市管理的矛盾。
（二）流动摊贩的经营活动带来城市环境的压力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流动摊贩数量激增。他们最本能的愿望就是摆摊挣钱养家糊口。他们最简单、最直接的行为方式是寻找一个人群密集的街道或小区摆设摊点，以获得理想的营业额。把密集的人群与自己的生意联系起来是他们思考的主要问题，至于如何在经营中爱护城市环境、维护交通秩序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在中国户籍制度环境下，有城市户口与没有城市户口的界线是分明的。因此，虽然他们与城市人群同居一个城市，但他们很清楚，自己终究是“乡里人”。作为城市的“编外人员”，他们没有城市“主人翁”的意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乡里人”与“城里人”始终存在一张无形的心理隔膜。在这种隔膜的隔离下，尽管他们羡慕“城里人”的生活，但很难想象自己与“城里人”能融为一体。此外，他们不了解“城里人”的城管制度之类的“规矩”，因此，在他们看来，什么交通秩序、环境卫生之类的事情跟他们毫不相干。总之，朴素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自利行为以及缺乏爱护城市环境卫生、维护交通秩序的意识，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三）野蛮执法导致流动摊贩与城管部门的对立
对于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在这个习惯于行政管制的年代，如同衙门的地方政府自然就会用行政管束的办法来对待流动摊贩的方式加以解决。尤其是严重缺乏法治观念年代，对流动摊贩的处置方式必然简单粗暴。常见的情况是城管人员一旦认为流动摊主违规，首先就把摊主带到城管部门办公室进行处罚，训斥甚至殴打，然后勒令其缴纳罚款，交不起罚款的就没收经营工具和经营货物。而作为弱势群体的流动摊贩，绝大多数只能忍气吞声。个别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斗胆与城管发生冲突，轻则与城管争辩，重则与他们对打起来，最后吃亏的自然是摊主，他们有理无处申，只能吃哑巴亏。有的为了不让城管抢去自己赖以生存经营工具，选择逃跑。长此以往，城管部门执法人员与个体摊贩逐渐形成了对立局面，在行为上甚至是敌对关系。如今全国各个城市几乎都存在“‘敌’（城管人员）进我（摊主）退，‘敌’退我进”的“猫鼠游戏”的状况，使治理工作陷于“整治―回潮―再整治―再回潮”的怪圈。更严重的是执法人员暴力执法与个体摊贩暴力抗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全国范围内曾经发生过多起城管与流动摊主对立而酿成的血案。
二、流动摊贩治理矛盾的深层透视
（一）“民生”理念的缺失是导致矛盾冲突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自我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各地方政府在对待流动摊贩的管理上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就目前城市流动摊贩治理来看，其现状仍然令人堪忧。其根本原因不在城管部门的执法行为上，而是在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上。而造成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缺陷的深层原因是文化价值观的问题。因为在政策取向和制度设计上都把他们（摊主）假设为“脏乱差”的化身，理所当然地将他们列为被管束、被限制或被处罚的对象，因此，在管理上更多的是采用限制、处罚或取缔的手段。这完全不符合法权思想，也很不合民意。总之，无论是制度的设计、政策制定还是管理方式上都缺乏“民生”理念。
（二）执法层面缺乏法治意识
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形成了比较严谨的法律体系。如果在执法环节上能真正依法执法，情况要比现在好得多。从地方城管法规来看，通过不断的修订，从法理逻辑上看也日臻完善，同时也逐渐注入了人性化思想。如长沙市自2005年9月至2011年1月，经过历届人代会会议对长沙市城管法规的修改，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城管法规，为支持城市管理、治理流动摊贩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文件。因此，问题主要出现在执法层面上。一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出现的群体谋生现象没有引起地方政府及城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执法过程中仍然保留了过重的行政色彩。二是严重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城市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如根本没有供农民自产自销的蔬菜等农副产品的小型市场，导致他们散布街头，摊担（人）饱受日晒雨淋，同时影响市容和秩序。三是聘用协管衍生执法违法现象。据调查，由于聘用的大量协管人员没有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在执法过程中难免偶尔出现暴力执法。无论暴力执法或暴力抗法，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与城管部门法治意识不强紧密相关。
（三）流动摊贩自身生存压力导致底层生存权利的抗争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进城摆摊，只是换一种生存方式罢了，但仍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他（她）们的直接目的就是维持生计，内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如何多挣点钱过活或养家，其经营行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也就是狭隘的利己主义。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巨大成就，城市居民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与生存观也会随着国家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当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景象呈现在这些地摊一族眼前的时候，他们的生存标准无形中提高了。由于这个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低，无论是对城市公用环境的意识上还是在知识的认知上都处在懵懂状态，所以，良好的公共秩序和环境似乎离他们很远。因此，当遭到城管人员野蛮的、粗暴的执法行为时，便斗胆为自己据理争辩，甚至以武力对抗。因此，前面述及到的暴力事件就成为一种必然。
三、树立民生理念，化解流动摊贩治理矛盾
城市化进程中，既要追求城市的现代化，又要兼顾人性化。城市化的核心是人，无论是原居的“城里人”还是后来者“乡里人”，都应给予同等的人文关怀。流动摊贩大多是“乡里人”，如何让他（她）们与“城里人”共处，继而形成共生共荣的局面，是一个值得深思并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
（一）树立以民生为目标的治理理念
党中央非常重视民生问题，在十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根据中央鼓励自主就业的精神，作为流动摊贩这样一种简单低级的自主就业形式，应该引起高度的关注和重视。因此，我们的地方政府对城市的治理，首先应该树立应以民生为目标的治理理念。对城市流动摊贩这一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应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解除民难。
（二）对流动摊贩群体引导与教育的理念
十报告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流动摊贩绝大部分文化水平低，不懂法律以及城市的相关规定，同时，出于狭隘的生存观，更多的是想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想理会城管的那些什么“规矩”。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弱势群体，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社会各界以及每个城市的居民，都应该怀着一颗宽容的心，对他们少一分指责，多一分关爱和帮助。我们要做的是尊重个体摊贩的人格，耐心的引导，包括向他们宣传地方相关的法规，从关心他们自身安全的角度出发，告诫他们应遵循哪些安全规则，如何遵守交通秩序、爱护公共环境等。通过宣传、教育、引导，由此及彼，让他们逐渐懂得尊重别人就是爱护自己的道理。通过耳濡目染，让他们逐渐了解城市，懂得爱护环境也是为自己生存创造条件，方便自己的生活。最后，让他们自觉地遵守相关的规则和秩序，自觉地讲卫生，爱护公共环境。
（三）对流动摊贩依法治理的理念
首先，生存权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理应得到法律上的保护。因此，地方政府应从民生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修订、健全城市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法规文件中应包含对流动摊贩治理的相关内容。保证对流动摊贩的治理有法可依，保证既有利于确保个体摊贩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地约束流动摊贩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和对城市交通秩序的影响。其次，摊主应有知情权。据调查，在摊主被处罚的过程中，作为生活在最底层的摊主绝大部分不知道自己具体违背了什么规定，为何被处罚。可见，我们普法的宣传和教育远远没有到位。因此，相关城管部门应依据地方现行法规，广泛地向流动摊贩进行宣传，告诉他们应遵守哪些规则，如安全规则、交通规则等;应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如爱护公共设施、讲究卫生等。告诫他们，不要违规。如果违规，要坦率地接受处罚。如果能对流动摊贩进行善意地宣传教育，进行和谐执法，从短期来看，可以平衡城管与摊主之间的矛盾，达到城市和谐治理的目的。从长期来看，可为营造法治环境做铺垫。第三，规范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严令禁止城管人员对摊主的“野蛮执法”和“暴力执法”，彻底根除“猫鼠游戏”的怪象。
四、为流动摊贩的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
从城市化的长期阶段来看，流动摊贩也将成为城市的常住人口，成为正式的城市居民。因此，既然城市是开放的，就应该热情地接纳他们，让他们安居乐业。而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是帮助他们安居乐业的重要环节。
（一）规划流动摊贩的经营用地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城市市民对便利生活的追求都是永恒的。因此，作为为市民提供便利生活的流动摊贩，应该拥有起码的服务场地。因此，笔者认为，各地方政府应该在城市规划中科学地配置城市土地，既能为流动摊贩提供基本的经营用地，又能很好地维护公共秩序和优化城市环境。为流动摊贩提供的场地应能让摊贩便于摆放经营工具和停留小型交通工具，如自行车、摩托车。较宽敞的地方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应该允许三轮车、小型货车进入。
（二）增添城市的公共设施，惠及摊贩和城市居民
从现代城市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应该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分享到城市生活的利益。现代健全的城市管理，强调任何人，无论男女老幼，均不得被剥夺取得城市生活必要条件的机会。从增进城市福利的角度来看，城市的公共生活设施也是体现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形成了现代化的厕所文化。而我国的城市居民在城市街道上经常碰到上厕所难的问题。摊贩经营者也是城市居民，无论是经营还是生活，同样需要基本的生活设施。除此之外，还应给流动摊贩增设相关的公共设施，包括交通设施、遮雨遮阳棚等，以及护栏、隔离栅栏等，以便在流动摊贩经营时不至于影响交通秩序。
（三）依法对流动摊贩进行有效地公共管制与管理
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管制”并不等于“取缔”，如果简单地用“取缔”来解决问题，就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了。“管制”有绝对管制和相对管制。绝对管制即禁止，也就是说有些特殊的单位和部门内部及其周围场地任何时间都严禁摆摊设点。如军事管制区、公安、消防、大桥桥面等都应属于绝对管制区域。相对管制是指在相对的时间范围内经城管部门允许可以摆摊，未经允许的时间段不能摆摊。其次，应明确哪些该管制并必须进行绝对管制，哪些不应该管制。笔者认为，对影响公共安全和严重污染环境的流动摊贩经营行为进行绝对管制或相对管制。如应禁止流动摊贩经营鞭炮;对爆米花的流动摊贩应规定其爆机与液化气罐的安全距离等。
五、提高社会宽容度，拓宽流动摊贩的就业空间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方面，他们的主观愿望是多挣钱，以后能移居城市“做个城里人”;另一方面，他们在城市务工，为城市居民提供生产和服务劳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指出的“他们（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因此，城市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为他们开辟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来自于农村的摊贩业主，其社会身份地位始终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需要社会的宽容、城市的接纳、政府的关怀和帮助。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通过增加社会宽容空间、有效地激发各阶层彼此交流、交往的进取精神，可以给社会注入新活力，也增加社会的自由、平等机会。”因此，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应建立在人性化关怀的基础上，一是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二是避免其利己经营行为影响公共环境与秩序。
参考文献：
[1]雷・布鲁利，刘易斯・芒.对街头商贩的观察与评论[J].城市发展研究，1996，（5）：2.
[2]赵俊臣.摊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J].中国改革论坛，2009，4（6）.
[3]肖伟.基本权利视域下城市摊贩经济的治理[J].现代经济信息，2009，（2）：400-429.
[4]汪地彻.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法制化思考[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17）.
[5]朱建辉.城市摊贩治理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底层抗争与权利交换[D].杭州：浙江大学，2009，（4）：1-3.
thedeepcontradictionofvendormanagementperspectiveintheprocessofurbanization
LiYue-ge
（HunanCommercecollege，Changsha410205，China）
城管地摊经济管理篇10
研究“占道经营”首先要界定什么是占道经营。不难发现，在政府部门的公告，电视、报纸的新闻报导中，“占道经营”一词几乎总是与“集中整治”、“治理”、“取缔”等词语同时出现。城市管理部门清理整治的占道经营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沿街店铺利用门前空地或道路进行店外经营的行为(城管部门通常称之为“伸舌头”)；二是街头摊贩利用路边空地或广场等公共空间从事简单的商品交易的行为。本文主要将第二种情况，即小商小贩在城市街头的贩卖活动（即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公共利益辨析，其原因有三：一是根据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发生的占道经营情况中，90%以上为小商小贩的街头贩卖活动；二是占道经营治理中所积累的矛盾和出现的暴力抗法等问题也主要来自于对街头摊贩的取缔行动中；三是街头摊贩主要由下岗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丧失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等无法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弱势群体构成，关注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对其所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进行研究，对于在城市管理中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明确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其选择原因的基础上，本文给出“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定义：城市无稳定职业者为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利用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所从事的小规模的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和保护的商品经营活动。
这一定义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业人员：实施占道经营的街头摊贩来自于“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按户籍属性区分，这一群体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以下岗失业职工为主的具有城市户籍的无稳定职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二）从业动机：街头摊贩限于自身条件，迫于生计而实施占道经营行为，其动机是“获得经济收入以满足自身或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在主观上并不存在破坏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的故意，其在客观上弥补了城市商业网点覆盖能力的不足，方便了市民生活。
（三）经营地点：城市路边空地、广场、绿地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这是本文所研究的占道经营问题在空间上的规定性：一是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城市；二是占道经营的实施地点为城市中开放的公共空间。而如何发挥城市公共空间除通行能力之外的多种用途，从而彰显城市特色、增添城市魅力、增加就业机会、恢复城市活力正日益为城市管理研究者所重视。
（四）行业特点：“小规模的”“商品经营”活动。街头摊贩在学历、年龄、劳动技能等方面大多处于劣势，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所以其从事的占道经营活动具有技术要求低、投入少、规模小、见效快的行业特点，而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为缓解就业压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五）政府态度：街头摊贩的占道经营活动“未得到政府主管部门认可保护”，属于违法行为，因而受到城市管理部门反复的清理取缔。在政府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对占道经营取缔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摊贩之间积累了一定的矛盾。
从“街头摊贩占道经营”定义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摊贩实施占道经营是在自身生存能力和就业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一种“自我救济”方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的行为，但本身并不存在“违法”的故意。而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容环境等公共利益，对其反复加以取缔，致使以弱势群体为主的摊贩群体在难以找到其他生活出路的情况下，与政府部门维护市容环境的执法权之间产生了矛盾，并且发生了一些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从而使占道经营治理问题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社会问题。
二、运用公共管理理念分析街头摊贩占道经营活动
从城市管理部门的角度出发，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应该是符合大多数市民的公共利益的，而市民却对城管执法人员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执法行为颇多指责，对被查处的街头摊贩则抱有深切的同情。城市管理部门认为，他们代表的是广大市民的利益，数以百万计的市民与一个城市中存在的数以万计的街头摊贩来比，自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部门的“取缔占道经营”行动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可为什么依法行事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执法行为却陷入令“多数人”和“少数人”都不满意的境地呢？其实，仅仅将占道经营视为一种违法行为还远远不够，该问题的边界已远远超越了违法和执法简单认识，我们还要从这种行为实施者的生存状况，摊贩经济的存在对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的作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角度重新审视占道经营问题。本文将分别运用“需求层次理论”、“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外部性分析”来论述：维护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城市驱逐摊贩的理由。
（一）摊贩从事占道经营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潜藏着从低到高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这五种需要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一般来说，某一层次的需要相对满足了，才会向高一层次发展，追求更高一层次的需要就成为驱使行为的动力。那么，街头摊贩处于需求层次理论所给出的哪一个需要层次，他们就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对占道经营从业者即街头摊贩的在社会生活中所处阶层和生存状况进行分析。根据中国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分析，将当前中国社会划分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分别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占道经营从业者群体显然属于十大阶层的最底一层，城市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是城市中最贫困的群体。该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四低”：低学历、低劳动技能、低收入、低社会保障（或者根本不享受任何社会保障）。他们明显处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所描述的最低层，即生理需要层面，他们成为街头摊贩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就是因为占道经营几乎无进入门槛和技能要求，成本低、见效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要。我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曾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要求商贩在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尚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为保证市容市貌来放弃为自己提供生活来源的“霍布森选择”是并不现实的。
（二）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帕累托改进”原则
城市管理者取缔占道经营并不是为一己之私，他们也是在维护公共利益。那么，我们在这里需要辨析一下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在以保护多数人利益的名义下变得无足轻重呢？关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并没有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在以下几个方面上是被普遍认同的：一是公共利益并非仅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也是公共利益的组成部分；当少数人的利益因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受到损失的时候，需要对受损一方进行必要的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来实现或者说接近达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
目前城市中的摊贩群体主要由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转移劳力构成，他们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受益者。改革是世界和历史潮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想获得永续发展，只有坚持继续深化改革。改革使国力迅速增强，经济迅猛发展，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在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得以提升的同时，有些人成为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他们并未在改革中获益，而是加入了无稳定职业群体的行列。根据帕累托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原则，他们理应得到相应的补偿，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维持正常的生活。但目前尚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覆盖率低，大部分城市非正规就业者还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因此，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上街头，成为摊贩，以这种“自我救济”的方式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
社会中的一部分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提升的同时，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理应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得到相应的补偿，在这种补偿尚不到位的情况下，“帕累托改进”原则并未得以实现，如果政府和社会对于他们的“自我救济”行为给予宽容、理解和引导，允许摊贩通过自食其力解决生存危机，我们可以将这种解决办法作为目前无法真正实现利益补偿情况下的一种补救措施，从而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趋近于“帕累托改进原则”，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三）街头摊贩占道经营的外部性分析
占道经营对城市市容环境和交通秩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是这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消除这一负外部性正是城市管理部门取缔摊贩的理由。多年以来，城市管理部门以运动的方式对占道经营行为采取了一轮又一轮的取缔行动，每一轮集中整治，城市管理部门都力图通过“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消除这一“城市顽症”。但是，城市政府部门忽略了这一“占道经营”本身的正外部性。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困难群体和城市化进程中流入城市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城市中无稳定职业的困难群体，而由于我国近年的高经济增长并未带来高就业增长，这一群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保持一定的规模。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对这一群体的覆盖率非常低，他们在难以进入正规部门就业的同时，无法靠社会保障体系中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城市无稳定职业群体中就业一部分具有劳动能力者选择进入非正规就业领域以实现“自营就业”，在非正规就业的方式选择上，成为街头摊贩的进入门限最低，见效最快，几乎是就业能力较低的困难群体的最可能做出的选择。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调查，成为街头摊贩是进行非正规就业的主要方式。而这种“自我救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减轻政府负担、保持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这正是占道经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的“正外部性”。本文认为，这一正外部性远远大于其负外部性，而城市管理部门恰恰是忽略了或者说低估了街头摊贩存在的巨大的正外部性，而试图以行政强制手段彻底铲除占道经营现象的行为以消除其负面影响。但是，强制取缔的措施在使城市市容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却迫使众多以“占道经营”来实现自我救济的摊贩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谋生方式。摊贩群体在无法实现自我救济又难以得到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其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本文认为，街头摊贩在合理范围内存在其正外部性是明显的，而城市管理部门在退路进厅没有真正到位的情况下，采取行政强制手段取缔摊贩是在进行一场损失大于收益的“负和博弈”，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因此，政府部门在制定占道经营治理政策时，应重新认识街头摊贩的存在对于社会生活的积极意义，通过规范、引导摊贩的经营活动，体现城市治理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使摊贩经济为方便市民生活、保障摊贩的基本生存需要而发挥积极作用。
三、政府部门在占道经营治理中的作用
城市治理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便民而不是治民，这一指导思想在占道经营治理中尤为重要。这里的“民”是包括生活在某一区域内的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这一城市中的街头摊贩。摊贩群体与生活在同一城市中的其他人一样，也需要生存，也有老人需要照顾，也有孩子需要上学，也有喜怒哀乐，也有生老病死。但他们又与城市中的很多人不同，他们来自于城市中生活最贫困的群体，他们夏天头顶烈日，冬天冒着严寒，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辛苦、最没有保障的工作。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为市民带来了生活的方便，同时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微薄收入，他们属于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来自全社会的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关怀和帮助。
城市治理要体现便民原则，城市管理领域中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占道经营治理更是如此。在占道经营治理中，要切实以“便民”而不是“治民”为指导思想，在方便城市居民生活和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对摊贩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管理，而不是以行政强制手段而进行取缔，这样才能在城市管理、占道经营治理当中真正体现“便民”原则，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