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1
关键词：信息技术；小学语文；学科整合
中图分类号：G6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5-0167-01
一、信息技术可以优化语文教学
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语文教学，语文教学的各种资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别出心裁的搭配，这有利于充分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教师把多媒体手段引入课堂，使抽象的化为形象，静态的变为动态，使“黑白”世界变得有声有色。尤其是语文课堂，学习内容情景交融，授课老师妙语连珠，加上多种媒体出奇制胜，使得教学变得生动活泼，多姿多彩，课堂气氛空前活跃，教学效果得以明显提高。
如在教授古诗《小池》时，我选取了一段泉水叮咚的音乐渲染气氛，让学生闭上眼睛听场景的描绘：初夏的早晨，阳光灿烂。我们来到一个幽静的小池边，只见水池中已经长出了一些嫩绿的荷叶，有的荷叶还没有完全展开，只是露出尖尖的小角，池里的泉眼正在悄悄地流出泉水，池水非常清澈，倒映出浓密的树荫。这时候飞来了几只蜻蜓，有一只飞累了，停在尖尖的荷叶上休息。配乐描绘，相信每个孩子的心里都有一幅属于自己的夏荷图。这时给文本配上合适的声音和图像会令意境全出，在美的氛围中更能体味文本的内涵和美。这是一种惬意的诗化的教学境界，在这种境界之中，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就会日渐提高。
二、信息技术是服务教学而不是取代
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使学生有一定的文化积累，又需要使学生在积累过程之中受到思想、精神、人格、信念、审美等方面的渐染和熏陶。多媒体和网络给学生积累文化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要使这些文化内化为学生的一种人文素质，一定要有一个声情并茂的或“无声胜有声”的“悟”的过程，这是现代信息技术永远代替不了的；因为它终究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代替不了人的心灵交流和情感体验。所以看一节语文课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好不好，不是看这节课的课件多么具有动感、具有色彩，多么热闹，而是看它所用的声像等媒体是否恰到好处地展示了文本，是不是让学生身临其境产生丰富的联想、产生强烈的共鸣。依据教学内容和教学对象，我觉得无论是什么课怎样的形式，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运用多媒体手段，可以让学生观察到无法亲临其境的风景，丰富其记忆库中的感性材料。语文的主要凭借是文字，而文字是实际生活的反映，所以注意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将文字与具体的事物进行转换，更能显示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激活学生的思维。如一种秋天的思绪，马致远用“枯藤老树昏鸦”等文字来表达；那么多媒体可用一支乐曲、一幅图画等来表现。但是，如果过多和随便使用多媒体，过分追求形象性，会取代学生的思考和相信。如果不论什么课都用多媒体，呈现设计花哨、与课文无关的大量图像；播放与课文脱节的声音动画，使课堂教学出现喧宾夺主的现象。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的整合是借助现代化手段，加强我们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丰富学生的想象力，不是让多媒体取代传统阅读的文化功能，遏制学生的想象力，这种滥用多媒体的结果是放弃对语言文字的学习，这样的课就不是语文课，而可能是影视课或美术欣赏课了。
所以说信息技术在语文课堂教学中始终处于辅助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地位，绝不能僭越教育主体——人。
三、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适当应用
信息技术与语文学科整合，需要在语文教学中广泛地运用信息技术；但是，并不是用了网络和计算机就是整合。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2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辨析科学技术哲学多元化格局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
1二者同一关系
目前有一种这样的说法：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属于不同的学科。这种说法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历史事实，二者属于同一的关系，这是我国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根据时代的发展做出的符合时势的决定，其改动有着明确的理由。
首先，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得到了发展进步，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得到了人民的广泛认同，邓小平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并且进一步的我国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些变化都表示着我国对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我国的人民群众正确的认识科学技术，并且能够对这些科学技术进行很好地掌握。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大量的哲学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一部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得到答案。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者往往对于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他们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好地适应能力吗，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地更加重视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并且进行了哲学性的反思，更加关注科学技术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因此，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是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的体现。
同时，二者之间的同一关系也是学科自身的一种需要。从学理上来说，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在研究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其科学性，恩格斯明确地提出要以自然科学作为研究的中介，他认为人类的行为是难以超越自然科学的，因此人类应该顺应自然，应该在这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从而避免陷入到直觉或者纯粹的思辨的死路中去、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自然辩证法中对于自然科学的哲学思想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事实证明，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如果想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势必需要将自然技术哲学作为其重要的科学依据，因此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同一关系是学科的一种内在关系。
第三，这也是在国际的学术界之间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实际需求。在国际上，除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很多的国家是没有自然辩证法这个哲学范畴的，他们称之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而二者的本质上存在着很大的联系。我国将自然辩证法改名为科学哲学技术，其本身的立场以及所持有的观点都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变，二者内在的同一关系是一定的，但是通过改名之后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与其他的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
2学科性质统一
有一些认为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应该当做两门学科的学者认为，科学技术哲学是一门单独的学科，它本身具有哲学的性质，与自然辩证法不同。但是吴国盛提出，一个理论是难以构成一个学科的，一个理论充其量只能是一门学科中的某一个方向的内容，将一个理论当做是一门学科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一个事业也和一门学科不同，一个事业能够同时支持好几门学科，就算是只是单独支持这一门学科，那它的性质与直接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也是不一样的。自然辩证法有一部分是作为理论的自然辨证法，有一部分是作为学科的自然辩证法，但是不能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看待，也不能将其作为一门事业来看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自然辩证法虽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其并不是一门哲学类的学科，因此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作为一谈是不科学的。但是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是将哲学与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的一门学科，其自身就拥有着哲学、社会学的性质。自然辩证法这一门学科本身虽然不完全属于哲学的范畴，但是具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两门性质，它涉及了很多领域，具有开放的内容并且得到了不断地发展，为了表明其历史的源远以及其本身具有的特色，将其称为科学技术哲学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将自然辩证法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以后，能够给其发展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使其有着新的内容以及表达的方式。
3思想一致性
有一些对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统一存在疑问的人，他们致力于将其进行分割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经过这样的统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西化将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使得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与西方的哲学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虽然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与西方的科学哲学都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科学进行研究的，而哲学本身是开放的，不拘泥于只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表面看起来没有什么差别。而在实际上二者在原则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的。首先，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把自然观当做最重要的一部分，而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尤其是经验批判主义等，他们对于研究自然界持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通过对自然地研究得出来的结论往往是建立在研究者本人的基础上的，有着很大的经验主义成分在内，难以真实的反映自然界的真实性，因此对其十分排斥。同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主要的要义，而西方的很多流派对其是持抵触态度的并且中国对于哲学的研究与自然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我国的哲学的源头所在，因此我国的科学技术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具有一体性，与西方的科学技术哲学是十分不同的。可以这么说，恩格斯那个时代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哲学，而如今的科学技术哲学就是那个时代的自然辩证法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顺势发展的现代形态。因此对于目前的我国而言，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哲学是统一的，是和徐芳的科学哲学相对应而存在的，因此将二者名称合一统一来看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
4二者分割不可行
将自然辩证法改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是我国的政府的行为，并且是通过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也得到了广大的自然辩证法的工作者的认可，相关的科研人员一直秉持着二者是一件事的原则进行研究的。否认二者的统一性，否认科学技术哲学就是自然辩证法，这不仅是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而且与整个科学技术哲学界的情感是违背的，因此会导致很多想象不到的尴尬的后果，并产生一些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我们假设，如果在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之外还有自然辨证法这一门学科，那么该如何对这一门学科进行定位呢？是将其定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支吗？那么如何将二者进行明确地划分呢？在相关的教材中，怎么对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和科学技术哲学的内容进行划分呢？这是根本上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二者本身就是同一性的关系，无法进行本质上的划分，如果强行对二者进行划分，会带来很多难以想到的负面后果。
假设说存在自然辩证法这一门学科，那么无法将二者进行很好的分割，将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取消会怎样呢？假如这样做了，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之间的关联是不是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我国经过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科学技术哲学的相关研究，其进展将以何种形式展现出来？
事实上，自然辩证法是一门十分宽泛的领域，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提出来的所有理论都是可以进一步进行扩展的，这些理论都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一个开端，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做出适合时代改变的。面对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通过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来对自然辩证法这门学科进行发展，是符合时代的要求与社会的需求的，也符合提出这门学科的作家的本来思想。如果强行的将这两者有着统一的思想的学科分割开来，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5保持多元化格局
目前来看，科技哲学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其中一个层次就是科学技术这虚的教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包括着《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体系，这是属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主要课程是面对研究生开放的，目的是使得当代的研究生能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技术关有着深层次的了解，并且了解科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通过掌握到的科技更好的服务于社会。除此之外，其教学体系还包括其他的命名的教材，如《科学技术哲学》这样的教材，这一类教材的开设课程的范围会相对较宽，在本科硕士或者博士中都可以开设，并且是一个选修的课程，在授课的形式与模式上与《自然辩证法》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教材的编写则有着更大的改动空间。
而另一个层次主要指的就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系统，在这个层次上有着很多的研究领域，其中包括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科学哲学的研究有一个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特色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主要需要做的就是，将所有的研究者号召起来，使他们能够坚实的站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此同时在我国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建设，从而使其发扬光大。
在这样的一个处于两层楼的结构下的多元化格局下，科学技术哲学，或者可以说是自然辩证法这个还处于比较年轻的学科是十分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的。因此没有必要将二者进行分割开来，二者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把《自然辩证法》作为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体系中的一个重点内容进行特殊的对待就可以了，在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下这是一个很好地选择。
6结论
本文首先表明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直接不可分割的关系，然后分析了二者本质上的一致性特点，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二者不能分割开来的主要原因。将二者结合起来是符合时展与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于如果将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分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于现在的科学技术哲学所具有的格局进行了分析。可以这样说，科学技术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结合是符合历史的发展的，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趋势，二者的统一性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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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3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宪法学怎么办，宪法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措施来防止科技的异化，使科技真正造福于人类，其基本选择就是让科技的发展回归到宪法价值体系内，使科技既有可限性的基础。用宪法价值保护科技积极的功能，限制和控制消极的功能，使人类在现代科技发展环境中，获得幸福生活的基础。我想这是大家普遍的看法，现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第一，科技发展和宪法冲突是必然的，人类是不能回避的。科技本身具有双重性，怕科技的消极性，就不能发展科技，那么我们宪法本身也不能得到发展。随着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权与社会权等权利、人的自由空间会越来越广泛，跟政府对抗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积极地看待，冲突是正常的，客观上的冲突应该怎么办，要确立宪法基本思考方式。首先科技发展从宪法体制上、宪法价值上进行考虑，如果科技发展失去影响本人尊严与价值的后果时，你必须用宪法价值约束它，控制它，这样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性、目的性、自由性。还有一个基因问题，对基因大家是比较关注。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1997年作了调查，调查了1000多人，67%的人认为由于基因问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85%的人认为应该禁止过度公民得到基因的信息。入保险的时候由于基因得不到平等保护的例子是相当相当多的。目前中国基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大家看一下，入保险的时候不平等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大家很关注它，但是要从基因技术本身价值来看，比如有人找工作，公司让他提供基因方面的材料。基因是属于个人的，不能轻易公开，完全属于你的权利。在英国，基因方面有缺陷的人入保险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权利问题的问题。有个朋友说这不是保险法的问题。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而保险法公平来源于宪法中平等的原则，当保险的规则、保险法律规则的制订，违背这个原则的时候，在英国就是宪法的问题。隐私权很重要，但是现在技术上完全可以不进你的住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你的隐私。所以科技对科技调控，我们判断是正常的冲突，但是正常的冲突也要从宪法角度来思考，另外有这样几个方面来思考，就是科学研究自由，在宪法中限制和保障。第二，如何对科学研究自由、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限制。宪法使命是保护人的尊严，那么为了实现这样尊严，对科学价值、科学研究的自由，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作必要的限制是符合宪法价值观的，并不影响学术自由。科学家研究的经费当然来自于国家，你分配项目的时候，也有合理应用的问题，另外一个任何科技政策，也有基本道德的要求，就是你只能造福人类，不能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违背人权。即使某一个技术对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研究或者存在会危害人权，而宪法发展和法律发展，不能建立一种控制力量的时候，宁可放弃这个技术，不能危害人权。一些国家，技术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今天用这个技术，过几天用另外一个技术，除了战略考虑之外，很重要是与国内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相一致，它必须有一个控制力量才能推出新的科技成果。当然，现在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按照联合国基本要求，克隆人在任何情况下是不能研究的，你不能申请研究这个方面的经费。另外对进行科研的手段进行限制。对科研技术的限制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政府是科技发展的组织者和推动者，由他来提出科技的标准。要想有效限制它，只有通过法律来限定科技研究的基本标准，这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当然，对研究的实例也非常重要，研究的程序等等也重要。我们国家提出科技发展的规划，整个国家科技发展中缺乏人权保障的理念，怎样用科技发展来保护我们的人权，这是很重要的判断。15年以后，我们科技发展，按照我们现在规划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的科技大国，但是法制发展水平与人权保障，会不会达到与之相适应的阶段。按现在发展来看，明显表现出科技和法律发展不平衡，所以未来15年科技发展和整个法制发展，我觉得应该有相互的对应性，否则会出现我们前面分析的科技异化现象。所以，科技发展政策是公共政策，受宪法价值约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思考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然，我们思考的方式是多视角的，多样化的，科技的问题涉及任何权利问题时，不要光从科技角度来思考。比如平等，你要分析理论上的平等权价值，了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你也要分析科技发展对现代生活可能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隐私权也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宪法学者，应关注21世纪科技的发展，研究科技发展进程中宪法和法律问题，这对我们思考宪法和法的最前沿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不从科技发展背景上谈一些权利，有些宪法问题是谈不清楚的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4
第一，科技发展和宪法冲突是必然的，人类是不能回避的。科技本身具有双重性，怕科技的消极性，就不能发展科技，那么我们宪法本身也不能得到发展。随着人类享有更多的自由权与社会权等权利、人的自由空间会越来越广泛，跟政府对抗的能力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们不能以过于消极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积极地看待，冲突是正常的，客观上的冲突应该怎么办，要确立宪法基本思考方式。首先科技发展从宪法体制上、宪法价值上进行考虑，如果科技发展失去影响本人尊严与价值的后果时，你必须用宪法价值约束它，控制它，这样才能维护人类的尊严性、目的性、自由性。
还有一个基因问题，对基因大家是比较关注。有一个统计数字，美国1997年作了调查，调查了1000多人，67%的人认为由于基因问题受到不平等的待遇，85%的人认为应该禁止过度公民得到基因的信息。入保险的时候由于基因得不到平等保护的例子是相当相当多的。目前中国基因技术发展很快，但是大家看一下，入保险的时候不平等已经成为很大的问题。表面上看大家很关注它，但是要从基因技术本身价值来看，比如有人找工作，公司让他提供基因方面的材料。基因是属于个人的，不能轻易公开，完全属于你的权利。在英国，基因方面有缺陷的人入保险的时候，会遇到许多权利问题的问题。有个朋友说这不是保险法的问题。保险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而保险法公平来源于宪法中平等的原则，当保险的规则、保险法律规则的制订，违背这个原则的时候，在英国就是宪法的问题。隐私权很重要，但是现在技术上完全可以不进你的住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你的隐私。所以科技对科技调控，我们判断是正常的冲突，但是正常的冲突也要从宪法角度来思考，另外有这样几个方面来思考，就是科学研究自由，在宪法中限制和保障。
第二，如何对科学研究自由、学术研究进行必要的限制。宪法使命是保护人的尊严，那么为了实现这样尊严，对科学价值、科学研究的自由，哪些可以研究、哪些不能研究，作必要的限制是符合宪法价值观的，并不影响学术自由。科学家研究的经费当然来自于国家，你分配项目的时候，也有合理应用的问题，另外一个任何科技政策，也有基本道德的要求，就是你只能造福人类，不能危害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违背人权。即使某一个技术对国家非常重要，但是它的研究或者存在会危害人权，而宪法发展和法律发展，不能建立一种控制力量的时候，宁可放弃这个技术，不能危害人权。一些国家，技术很发达，但是为什么今天用这个技术，过几天用另外一个技术，除了战略考虑之外，很重要是与国内整个社会的发展环境相一致，它必须有一个控制力量才能推出新的科技成果。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5
关键词:技术;过程;技术论;技术史
abstract:whathappendedfirstwhenstudyingthehistoryoftechnologyishowtounderstandtechnology.abasicviewpointoftechnologyisindispensabletostudyingitshistory,andthebasicviewpointincombinationwiththeexplorationoftheessenceoftechnologyformedthetheoryoftechnology.technologyitselfalwaystendstodevelop,aswellastheconceptoftechnology.technologywasunderstoodinsofaraswiththechangeinitsform,variouscomponentellementsandsocialfunctions.so,aviewpointthattechnologyisalwaysdevelopingshouldbeappliedtoth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technologyinthestudyonthehistoryoftechnology.technologyisanindependententitywhichcombinestheobjectivemeanswithsubjectivecapability,i.e.,adynamicprocesscombiningthesubjectwithobject.itmeansthatnoprocess,notechnology.insuchathinkingwayamoredefinitethoughtasguide-linewillbeprovidedtothestudyonhistoryoftechnologywiththeobjectandscopebothclarified.moreover,thestudyonthehistoryoftechnologywillthusnotbelimitedtotheexternalsoftechnologicaldevelopmentbutpenetrateitsconnotationcoveringthesystemandstructureoftechnology.
keywords:technology;process;theoryoftechnology;historyoftechnology
如何理解技术,这是技术史研究中首先碰到的问题。对于技术的不同理解,就有不同的技术史。把技术看做天才人物的创造,因而就会把技术史看做讴歌天才发明家的业绩的,也就有人物编年式的技术史;把技术看做工具的发明和创造,因而发明成了技术史上的明珠,也就把技术史变成了这些明珠的串联;把技术看做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因而便有了技术体系学与技术社会学的分野,又有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各种综合技术史。这大概就是技术史研究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所表明的正是在技术史的研究中,人们总是先有一个对技术的基本看法对技术的基本看法及其本质的探讨被称之为技术论。难怪有人说,有多少种技术论,就有多少个技术概念,就有多少种技术［1］339。
一、什么是技术
技术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人们已经明确但实际上却又十分糊涂的问题。比如,眼前有一台新发明的机器,它是技术吗?有人说,它是技术;也有人说,它不是技术,它只是一种技术的结果,或者是某种技术的手段或要素。
这样提出问题似乎是把一个复杂的问题过于简单化了。然而,现代人们关于技术本身的不同理解就是这样。人们对技术的基本看法或者定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科学家、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科技史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加以定义。如,“技术是劳动手段的总和”、“技术是行为的方式”、“技术是行动的理念”［1］343,“技术是人类为了自己而对自然的利用”［2］。阿根廷人赫里拉则指出,几十年前被定义为“工业与技艺的科学”的技术,已经成为“满足整个公共需要的物质工具、知识和技能的集合”。赫里拉还从技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来理解,把技术看做是“传递社会密码的遗传物质”［3］。如此等等。
苏联和东欧国家则主要是把技术看做是生产手段或活动手段。如舒哈尔金所说:大多数苏联研究人员认为,技术是“人类创造的人们活动手段的总和”［4］。民主德国的鲍恩则认为技术是人类“在自己的一切生活领域中使用着的物质手段和方法的体系”。然而,日本人对技术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他们从二战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直围绕技术的本质问题展开着激烈的争论,概括起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理解。
一是把技术看做是纯客观的物质因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相川春喜为代表提出了“体系说”,认为技术就是劳动手段的体系,战后由中村静治又发展了体系说,甚至援引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劳动手段体系说是最正确的。
二是把技术看做是一个实践概念,以物理学家武谷三男为代表提出了“适用说”,认为技术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在生产实践中的有意识地运用。星野芳郎支持这种观点,并认为技术既然是个实践概念,那就离不开实践的主体人,提出了技术的主体性问题,由此则有了客体技术论与主体技术论的分野。但星野并不是把技术看做主观的东西,而是说技术应该包括人的因素,因此提出了客观的技术、主观的技能的说法。
三是把技术看做是一种主观所具有的能力,以村田技术论为代表。村田富二郎认为,技术是人通过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固有的能力［5］,1981年,日本的《金属》杂志第51卷第1期连载了村田富二郎的技术论观点。
上述种种关于技术概念的规定,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技术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尽管现在还没有一个人人都可接受的概念规定,但是这些不同的观点对促进人们对技术的本质的认识都是有意义的。技术本身是发展的,那么技术概念也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人们对技术的理解是随着技术形态、组成技术的各种要素、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变化而变化的。
技术的原意是指经过熟练而获得的经验、技艺和技能。不仅古代技术是和艺术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到达·芬奇时代也是如此。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工业革命的兴起,使人们日益发现技术在生产中的决定作用,工具则是技术的集中体现。工业革命也是由工具机的革命引起的。尽管在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代表狄德罗曾把技术定义为“工具和规律相结合的体系”,但是更多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则还是偏重于把技术看做劳动资料,即从技术和生产的关系上来理解技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一是新技术的出现主要不是经验的结果,而是科学指导的产物,技术成了科学的应用,科学成了技术的先导,因此,人们又多从技术同科学的关系上来理解技术,出现了所谓技术是科学的物化或技术是物化了的科学知识等说法。据此,有人把技术区分为以经验为基础的和以科学为基础的两类。二是原来人们所理解的技术手段,是指物质手段,即硬件;现代技术的发展,则将统一的技术手段分化为硬件和软件。工具、设备等硬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利用工具和设备使其发挥最佳效果的软件也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古代技术中,技术的软件还包含在经验和技能之中,是一种主观的东西,如耕作技术当然需要犁铧,但何时下种、何时铲耥还主要靠经验来掌握。但是现在不同了,技术的软件已从纯主观的因素变成了客观的因素。特别是当机器体系从三环节(工具机、传动机、动力机)变为四环节(增加了控制机)之后,软件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技术手段而同硬件相分离,没有软件则硬件便失去作用,再凭经验来利用硬件已经不行了。正因为如此,使得人们对技术的物质手段的认识改变了。三是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使得技术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即技术的对象不仅仅是原始的自然(或称第一自然),而是包括经人改造的自然(即第二自然),由此使得加工技术在整个技术中占有突出地位。同时,由于以研究第二自然为对象的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得以发展,使得技术同科学的界限模糊起来。这样便出现了把技术看做应用科学的观点。
毫不奇怪,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并不是学者之间的无聊的争论,而是技术发展在现代条件下的反映。技术史研究工作者应该从技术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同时应该认识,对技术的不同理解,就有不同的技术史研究方向和方法。因此,如何理解技术也就成了技术史研究的首要课题。
二、技术是一个过程
什么是技术,这本来是技术史研究的结果,但同时又是技术史研究的出发点,技术史研究的最终结果就是了解技术及其本质和发展的规律性;但为了获得这个结果,又必须先有对技术的初步理解,这样才有可能确定研究的范围、内容和目标,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研究方法。既是结果,又是出发点,这似乎是矛盾的。抛开原始人不说,现代人的任何研究工作都莫不如此。
那么,技术史的研究应该对技术有一个什么样的基本看法呢?笔者认为,至少应该考虑下面三点。
第一,应该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存在。既不能仅仅从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来定义技术(如劳动手段体系说),也不能仅仅把技术看做科学的某种职能(如认为技术是科学的物化)。
第二,应该把技术看做一个客观的手段(包括硬件和软件)同主观的能力(包括人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相结合的产物。技术手段无疑是组成技术的重要因素,但纯粹的手段并不能组成技术。任何技术都离不开技术手段,但手段并不是技术本身。因此,决不能离开技术的主体人来理解技术。另一方面,人所具有的知识、经验和技能又是在同一定的手段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没有离开一定手段的能力,就像没有离开一定能力的手段一样。技术中的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是不能分开的,因此,技术并不是一枝任人采摘的花朵。
第三,技术往往被理解为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实际上技术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个实践概念,而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动态过程。没有过程便无所谓技术。
下面,让我们来具体地讨论一下技术到底是一个什么过程。为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将科学和技术加以区别。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江崎曾作了如下的区别,他说:“通过对自然的探索和认识,以揭明对自然的好奇,这就是科学;而怀着明确的目的,利用自然科学知识,对自然进行控制,这就是技术”。对自然的科学理解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人和自然关系的协调正是这两个过程的统一,是这两个过程的循环上升过程。从客观的自然到主观的认识这是科学的任务,从主观的认识到对客观自然的控制和改造这就是技术的任务。如果说某一科学概念、规则、定理、定律及理论体系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然这一总的过程的一个个节点的话,那么科学则是由这些节点组成的连续序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科学史学家才把科学看做科学的历史本身。同样对技术的理解也应该如此。如果说技术原理、技术手段、技术工艺的新发明就是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这一总过程的节点的话,那么,技术就是由这些节点组成的连续序列。
把整个技术及其发展理解为人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的过程的进步,是较为容易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连续过程的节点。即每一项发明本身是否也是一个具体过程呢?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是人对电进行控制过程的一个节点。但是这个过程的节点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数学点,而是一个有结构和系统的具体的点。电报与电话的电能转化方式不同,与电视机、收音机的转化方式也不同。深入分析,它们也都是由复杂的过程组成的系统。例如电话是一种声能与电能相互转化的技术,一台电话所显示的技术,正是人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利用一定的原理,实现从声能转化为电能再转化为声能的过程。我们还可以把这一过程再分析下去,它也是由一系列的节点组成的。分析的结果,将会发现,一台电话乃是由一个复杂的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组成的,电话只是技术的结果,是技术的外在体现,技术的内容则是人们为了一个特定目的而对自然实行控制和改造的过程。当把电话加入到通讯的过程中,电话又成了一种技术手段。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一项技术乃是人们为了一个特定目的,根据已有的知识和经验所形成的原理,利用一定的手段和方法,对自然实行控制和改造过程的总和。这种过程不仅是人所创造的,而且又是由人来操作和控制而实现的。
同样,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是人类为实现一定目的而对自然进行控制和改造的最佳化过程。这种最佳化的过程,可能是由于技术原理的变化,引起了人类利用物质手段和工艺、操作方式的整个变化;也可能是依据原有的原理,而其中的某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因而引起了控制与改造自然过程的变化。但是,不论哪个因素的变化,最终都表现在控制与改造自然过程的变化。因此,不能仅仅用单一因素来说明技术的进步,而只能用这些因素所形成的过程来表明技术的进步。
由此,也可以明白,技术的原理、技术的手段、技术的工艺、技术的操作,只是组成技术的要素,而不是技术的整体。只有当这些因素组成一个特定的控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时,才可称之为一种技术。
有人可能会提出,既然技术是一个控制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是和生产划不清界限了吗?的确,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
由于技术是生产中的决定因素,它与生产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但是技术并不等于生产,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
首先,技术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尽管它是决定性的因素,但不是生产过程的全体。
其次,生产离开技术便不能进行,但技术离开生产却可以存在。因此技术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它可以加入到生产过程之中,作为生产手段借以实现生产的目的,它也可以用来作为认识的手段,实现认识自然与社会的目的。
第三,技术本身只是一个人所创造的控制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并不是一个经济过程,而生产本身就是一个经济过程。技术的应用当然要涉及资金、市场等问题,然而这只是在把技术运用于生产中才显现出来的问题。技术的社会功能并不是技术本身。
三、技术与技术史
把技术理解为是人所创造的控制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的总和,把技术理解为一个既区别于科学又有别于生产的独立存在,将给技术史的研究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思想。
首先,把技术看做特定的控制与改造自然过程的总和,给技术史研究明确了对象和范围。如果说科学史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那么技术史就是通过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研究人类控制并改造自然的历史,虽然科学需要技术作为手段,特别是实验技术手段,但是科学的任务乃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和认识。相反,技术的发展当然需要科学的指导,但技术的任务最终还是为了创造一个改造自然与控制自然的过程。因此,技术史研究的中心课题,就是人类为了特定的目的所创造的改造与控制自然过程的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日益密切,新兴技术往往是在科学的基础上产生的。特别是由于以人所控制和改造的自然第二自然为对象的技术科学与工程科学(也叫应用科学)的产生和兴起,使得科学与技术的界限模糊了,以至于人们常把原子能科学与原子能技术统称为原子能科学技术,又如激光科学技术、电子计算机科学技术等。尽管如此,原子能科学与原子能技术、激光科学与激光技术还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的目的、过程和方法都是不同的。以激光科学和激光技术的发展为例,所谓激光技术就是人所创造的一种受激辐射的光放大过程。受激辐射理论是激光技术产生的科学前提,但技术史所要研究的则是如何将受激辐射理论变为激光技术的原理,为实现产生激光的目的,人们又是怎样利用一定的光源、激光材料、激光装置谐振腔,最终创造了一个受激辐射的光放大过程。这一过程的出现标志着激光技术的形成,其外在表现就是激光器的诞生。为使激光技术完善化和实用化,激光科学如激光物理学、激光化学、激光医学甚至以激光器作为研究对象的激光器理论都迅速发展。对于技术史来说,这些科学成果只是作为促进激光技术发展的因素而被加以研究的。也就是说,技术史所要研究的仍然是如何应用这些成果,促进了受激辐射的光放大过程的完善化和实用化。
总之,现代技术的发展确实同科学特别是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把现代技术史变成了技术科学史或工程科学史。
其次,把技术看做一个人所改造与控制自然的过程,有可能使技术史的研究不仅限于技术发展的外在形式,而且可以深入到技术发展的内容。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如果仅仅限于研究技术的物质手段的发展,这只是研究了技术发展的外在形式,实际上技术的发展要比外在形式的发展更生动、更复杂得多。无论是一个新的技术原理的出现,还是一个新的控制自然方式的出现,或者是把一项新技术运用于生产使其发挥作用,都是技术的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结果。这就是技术发展的内容,技术史不仅仅在于记载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发明了一种什么技术,而且应该着重研究人们是怎样发明了这样一种技术;不仅要阐明一种技术在加入到生产之后产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结果、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同时应该研究一项技术是怎样加入到生产过程之中的。否则,只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就有可能把技术史变成了按年代顺序编写的专业技术教科书,或者是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经济史教材。
技术既然是人所创造的一种自然过程,技术史就应注意对人的创造活动的研究。有人曾把一项技术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发轫期、形成期、成熟期。如果按这三个时期来分析,所谓发轫期就是技术目的提出和技术原理的形成时期。技术目的可能是由于现行技术能力同生产发展的新要求不相适应而提出来的,也可能是由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而提出来的。前者是现实的要求,后者是幻想式的预测。但是不管哪一种,把生产的要求和科学幻想式的预测转变为一个技术目的和课题,都是人的创造活动。特别是根据一定技术目的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经验转化成为一个实现目的的技术原理,更是如此。技术原理的提出,还只是技术的主观形式,即在人的头脑中先形成一个新的控制自然的方式。现代技术的原理是在科学指导下形成的,但是经验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技术原理的形成是一个创造过程,它和科学创造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两者又是一个相反的过程,技术史的研究如能充分注意这一特点,将为技术方法论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历史经验。但是非常遗憾,技术史的研究对此却似乎注意得不够,以致很少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当然,由于发明家也同科学家一样,都只公布其研究结果,而不公布其创造过程,给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造成了困难。不过科学史和技术史的研究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这个被隐匿了的踪迹。
所谓技术的形成期就是技术原理的实际化、客观化的过程。也就是依据一定的技术原理,并利用一定的手段,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控制自然的过程,把技术的主观形式变为客观形式。这一过程既需要物质因素的准备,也需要新的知识、经验和技能,更需要两者的结合。这种结合的形式就是技术的试验。技术试验的结果,也就是人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也就是一项新技术的形成。
新技术的形成期,并不是技术发展过程的结束,它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良,才能加入到生产过程之中,才能发挥技术的效果,然后才使一项技术进入成熟期。从形成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同客观的自然条件、物质手段、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更为具体地结合的过程,否则便不能保证一项新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技术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新技术有多大作用,发挥多大效果,而忽视对新技术在最初被运用时的过程的分析。由于这是把一个受人控制的自然过程,加入到社会的生产过程之中,便发生了技术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密切联系,技术史上曾经发生的火车与马车的竞赛、贝尔在街头的电话表演、原子弹最初制造时的争论,都反映着新技术在最初被运用时的社会影响。新技术的最初运用,不仅要引起其他技术的重新配置,而且会引起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变革。技术史的研究应该全面地分析各种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影响,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揭示技术发展的规律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技术史的研究中,应该引进技术体系这样一个概念。如前所述,技术既然是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总是和其他过程相联系而存在的。任何一项技术如果不和其他过程相联系便不会存在。一项技术不仅是一个单过程的序列,而且存在于多个过程的连续序列之中。研究单项技术或整个技术的发展,或研究一个国家的技术发展,应用技术体系这样一个概念来分析问题都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技术史家星野芳郎曾以航空技术、燃气涡轮机、蒸汽涡轮机技术为例说明了一项技术同其他技术的相互关系,并将整个工业技术划分为三个技术体系,说明技术的变革就是技术体系的变革［6］。这种技术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完全概括技术发展的历史另当别论,但技术体系的概念对于技术史的研究却是十分必要的。不仅一项技术是有结构的,一类技术是有结构的,整个技术更是有结构的。一项技术是在一定的技术体系结构下产生的;一项新技术的应用又必然影响技术体系和结构的变化。技术体系和结构的概念,对于研究一项或一类甚至一个国家技术发展的历史都是很重要的,它将从一个侧面揭示技术的产生、发展和衰落的原因。
由于水平和所阅读的资料有限,上面提出的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是胡说八道。但是由于一个人的胡说八道,而引起了对于技术与技术史研究关系的讨论,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参考文献:
［1］星野芳郎.现代技术史学的方法［m］.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956.
［2］九山益辉.从科学技术论看金属工学［c］∥科学技术结构研究资料:2.沈阳:东北工学院,1981:62－64.
［3］赫里拉.技术的新作用［j］.科学与哲学,1980(5):71－77.
［4］舒哈尔金cb.技术与技术史［j］.科学与哲学,1980(5):161－169.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6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影响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现代科学越发展、越复杂，它的方法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分析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艺术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理学”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科技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现代西方对这个问题研究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理论，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科技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工业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哲学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发展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历史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影响。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内容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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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7
关键词：心理技术；心理学；社会服务
心理技术这一名词最早由德国学者斯腾（L.w.Stern）于1903年提出，随后，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münsterberg）出版了《心理技术学原理》一书，这些事件可被视为心理技术学的开端。20世纪20年代以后，心理技术学在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衍生出众多的分支学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心理技术这一概念提出已久，但是对于什么是心理技术，学者并没有取得共识[1，2]。在我看来，心理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来讲，心理技术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心理学研究方法，体现在各类心理学研究中，包含各种心理测量、评估、实验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技术，如fmRi技术等；二是由心理学理论到应用的中间环节，即基于心理学理论，以提高个体各种心理品质为目的的应用设计，例如基于智力和教学理论进行教学设计，以提高学生的智力和思维品质等；三是指在心理健康领域各种具体的心理辅导、咨询和治疗技术，如箱庭疗法、催眠技术等。而狭义的心理技术主要是指上述的第三个方面。
从对心理技术概念（我在这里更多地从心理技术广义的概念上来讲）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心理技术既与心理学理论研究有密切关系，又与心理学理论的实践应用紧密联系，是一套科学的集心理研究、评价和应用为一体的方法体系。同时不难看出，心理技术理应在心理学的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要促进心理技术的发展，必须考虑到心理学学科整体的发展趋势与要求，事实上，心理技术的发展与我国心理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和要求也是相一致的。
2010年，我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心理学会第十三届学术大会致辞时曾经谈到，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心理学应该在三个方面寻求更大突破。第一，实现以“学科”为导向的研究模式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模式的转变。要围绕特定的研究或现实问题，整合使用不同的研究范式、方法和技术，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协作研究以解决问题。第二，进一步加强研究方法的现代化，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研究技术设备平台的建设，掌握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第三，着重加强应用，提高心理学科为社会服务，尤其是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的能力。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即心理学要立足于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现实问题。无论是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模式，或是加强研究方法的现代化，都要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的目标和指导原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求心理学自身的大发展，而心理学的发展又是与包括心理技术在内的各种方法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依赖于科学范式的革命，而范式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方法的进步[3]。也就是说，研究方法对推动学科发展具有极重要的影响，甚至是根本性的作用。回顾心理学一百多年的历史，不难看出，每一次心理学的大发展都离不开研究方法的突破[4]。1879年，科学心理学的诞生直接得益于心理物理学和生物学方法的应用，正是由于心理学使用客观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心理学才得以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此后，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每一次进步都有力地推动了心理学自身的发展，尤其是以实验法为代表的研究方法更是极大地推动了心理学研究与理论建构的深化，提高了心理学服务社会的能力。智力测验、人格测验等测量和评估技术的发展源自于选拔人才的需要；心理咨询和治疗领域中的各种疗法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心理咨询理论的发展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提高；近几十年，得益于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心理学能够直接研究人类认知活动等的生物机制，为心理学理论提供了更加客观的证据。
由于心理技术是一套集心理学研究、评估和应用为一体的方法体系，既联系理论，又连接应用，因此心理技术必须同样重视学科自身的发展，重视先进心理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第一，要重视开发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例如eRp、fmRi等脑成像技术的应用。不仅要引入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而且要注重系统科学理论（如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等）对研究的指导作用，始终围绕以“问题”为中心，在开发和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同时还要警惕，以避免陷入唯技术论的囹圄。第二，加强心理学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心理技术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连接理论与应用，基于理论来进行机制设计，以提高个体心理品质。在强调社会和谐和心理和谐的今天，尤其要重视心理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第三，加强心理评估、咨询和治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历来是心理学中最具应用价值的方面，这也是狭义的心理技术所指的内容。对心理和谐和健康的重视，要求我们用更专业和先进的评估和咨询技术来展开教育和咨询实践，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家庭治疗等问题上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和独特的文化。
在我们努力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心理和谐的今天，心理学工作者必然会也必须要更多地参与解决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心理学研究要“顶天立地”[5]。“顶天”指的是要广泛开展与国际心理学的交流与合作，逐步踏上国际前沿，解决科学领域中的基本问题；“立地”则是要面向中国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这个说法与我对心理学要在三个方面取得突破的观点是一致的。由于心理技术在心理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是联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的中间环节，因此，围绕心理技术的研究更要把握心理学的发展需要，立足国际前沿与国内实际，促进心理学自身的发展与心理学服务社会能力的提高。这也是一个学科发展最大的动力来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进步”[6]。
这里谈了我对心理技术的看法，也谈了我对心理技术和心理学发展的一点期望，希望《心理技术与应用》这本杂志作为一个平台，能够促进我国心理技术的发展，提高心理学服务社会的能力。
[1]罗杰，陈庆良，卿素兰[J].论建构中国心理技术学体系.贵州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0（1）：110-113.
[2]杨鑫辉.略论现代心理技术学的体系建构[J].心理科学，1999，（5）：455-456.
[3]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8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医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在保持和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有效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现代中医学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提高中医药医疗卫生保健的能力和水平，促进现代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医学在科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层面有着一定的优势，而在技术层面的弱势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近几十年来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中医现代研究过程中，没有充分按照中医学理论观念去发展中医现代技术，使得目前中医临床诊疗技术存在着要么几乎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要么脱离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等，没能有效地促进中医学术进步和中医诊疗的能力及水平的发展，导致中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十分缓慢，这也是制约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1技术在中医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从社会发展上看，所有关于发展的理论都承认技术变革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如何评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是个十分复杂的工作。有学者认为，“技术是社会过程之一；它一方面是技术发展，另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问题，好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或过程。社会由技术变革定形，反过来，技术变革又受社会影响。有人设想……(技术)只是在人不想控制它时才失去人的控制。从这一意义上讲，社会既由那些它决意优先应用和发展的技术来决定，也由那些它所创造的技术来确定”(萨洛蒙，1981年)。
从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看，科学是反映客观事实和规律的知识与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事业；而技术是为达到某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法、各种工具和规则体系。由此，技术包含了手段、方法、工具和应用规则几个方面。有人也将技术划分为软技术和硬技术。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人类在判断科学和技术进步时，往往以所运用的生产技术的物质手段为依据，即以硬技术为依据。换言之，就是以物质手段为依托的技术往往是判断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对于具体学科而言，有的学科长期没有进展，其根本原因是技术上的创新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门学科、一个领域，抑或是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大趋势下，注重在中医科学原理下，融合现代适用技术，发展中医现代技术，是中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选择，更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从医学发展的角度看，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学技术是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赖以实现社会职能的物质手段。医学技术具有常规技术所不具备的优势和特点，它的研究、发明、应用与推广是医学科学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标志。医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和水平，对医学发展和医疗实践的能力和水平具有直接和重要的影响。人们一般将医学技术硬件看成是医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对于医疗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的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在医学技术的价值导向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技术的发展更加迅速，现代医学也因此从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深刻的层次上，从客观与微观、静态与动态、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上，认识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疾病诊断、治疗及预防的规律，寻求更为精确、便捷、有效的诊疗手段。从中医学历史发展上看，中医学的产生并不是从理论开始的，而是从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治疗手段开始逐渐积累、总结、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祖先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历经数千年演变与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医独具特色的诊疗技术与方法。从砭石到九针，从神农尝百草到丸散膏丹汤饮酒露的制剂技术，从推拿正骨手法到小夹板的应用，从三部九候到独取寸口的诊脉方法，都是时代的创造，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条件下的医学领域的领先技术。几千年来，直至18世纪现代医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学就是依靠这些技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些独具特色的中医诊疗技术与方法，中医的理论观念就无法在医疗实践中体现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中医学的优势是通过中医技术来体现，也将通过中医技术发扬光大。
2影响中医技术发展的因素分析
近50年来，中医行业和相关领域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中医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特别是在脉象诊断技术、舌象诊断、经络诊疗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甚至有些技术的研发被列为国家的科技计划项目。经过近50年的努力，取得了20余项中医技术成果，到目前为止，已注册专利的中医技术与仪器共100余项。但目前在中医临床所应用的诊疗技术几乎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所研究开发的现代中医诊疗技术没有被行业认可并得到推广，大多数只能停留在单纯成果或专利的状态而束之高阁；没有攻克一批对中医现代化发展带动性大、覆盖面广、关联度高的关键技术及其配套集成技术，影响了中医学术的创新和发展，影响了中医优势和特色的发挥，影响中医实践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影响了中医在中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中作用的发挥。分析其历史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2.1尊古尚古的传统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人立论的习惯是言必称尧舜，言必称三代，法古、崇古、尊古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素养。在这种传统的熏陶下，中医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言必称岐黄，法必尊仲景；加之传统的“师承授受”教育模式，导致中医从业者在尊崇传统的社会心理基础上，更加崇拜和维护“恩师”的技艺水平，并以能达到恩师的境界水平为追求的目标。这种尚古思想和习惯本无可厚非，但正是这种极端尊重传统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创新和发展欲望的萌生，影响了技术的发展。
2.2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视技术的观念影响了中医技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学”与“术”不分和轻技术的观念十分严重，主要表现在：①中国古代“学”与“术”没有明确的分工是十分明显的。凡是读过四书五经的人，便什么理财司法都可作得，但凭你个人的心思手腕去对付就是了。②中国古代有辉煌的技术，如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但是这些技术都是经验技术，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发明的，而不是基于科学理论或原理而发明的技术。而且，无论是打铁、炼钢、做火药、做木活、做石活、建筑房屋、桥梁，以及种种的制作工程，都是靠工匠心心传授的“手艺”。换言之，技术(手艺)源于经验的积累，传授也靠口授和弟子们在实践中的经验再积累。③自古以来，人们在观念上是轻视技术的，是“奇技淫巧”。因此，便使其学术思想在工商科技发展上驻足不前，而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的形态上。在这种环境下，中医的诊疗技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是可以理解的。
2.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较强的实用性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从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本身特点看，虽然理论性不强，但偏重实用，而且大多技术具有以不变应万变、一专多能的特征，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能够应对实际中的任何问题，不需要有新的替代技术产品。如起源于周代，一直很让中国人骄傲，并将其视作先进象征的筷子(箸)，如此简单的两根东西，却是高妙绝伦地运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筷子是人类手指的延伸，手指能做的事它几乎都能做，而且不怕高温与寒冷。但从科学发展角度来看，筷子是一种极端原始的、天然的工具，不含任何复杂的工艺技术。可这种虽然简单、原始的筷子，直至今日仍然是能够胜任国人饮食所需的主要工具。
中医的诊疗技术也是这样，无论舌诊还是脉诊，无论针灸还是推拿，几乎亘古未变，仍然是中医医疗实践中的主要而且是有效手段。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这种较强的实用性和以不变应万变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医疗实践的需要，但客观上也影响了中医技术升级。
2.4软技术的特性限制了中医诊疗技术向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方向发展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把技术区分为“获得术”和“制造术”两大类。获得术包括学习术、知识获得术、利润获得术以及斗争术和狩猎术；制造术包括农耕术、医疗术、建筑术以及生产工具和艺术品的制作术。近来，有学者提出应该“回到柏拉图的技术原点”来认识和发展技术，并依此将柏拉图的两类技术归结为硬技术和软技术。对于自然物和人造物的操作被归结为硬技术，而对于人类之行为和心理的操作被归结为软技术。软、硬技术如同计算机的软硬件：一方面，硬件配置相同的计算机由于软件配置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能力；另一方面，高效能的软件在硬件配置低的计算机上运行会受到很大限制的。
一般说来，硬技术是以“物质”为载体，而软技术是以“人的心理和人的行为”为载体。软技术作为技术属性，首先必须是“操作”性的知识体系，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工具、程序和规则体系，是以实践为目的，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提供“服务”。其次，软技术的操作知识根植于人的内在的操作意识活动；其操作领域包括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被心理活动(感性、情感、价值观等)所支配而体现出来的行为，因而“技术参数”是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参数；软技术提供服务的方式，除产品外，更多的是以服务、过程、规则、制度等无形的形式；各种软技术的内容、功能和特征，根据人类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根据内在的心理活动和社会环境得以表现、塑造或改变。因此，软技术是围绕人的思维、思想、情感、价值观、世界观以及人和组织的行为、人类社会进行创造和创新的智力技术。
在很大程度上，中医的技术是属于软技术范畴。首先，中医通过四诊获取人的健康状态的信息后进行辨证、立法、处方的过程，是通过感知和理性思辨认识疾病、确立治疗方案的过程。其次，从操作对象和思维方式看，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其基本的思维形式是区别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具象思维，即通过感官获得对事物的具体感知，是医生的主观感知病人的客观。数千年来，中医注重的是内在的、个体化的洞察力、感应技术和思辨技术。第三，从技术参数上看，基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中医将人看作是自然、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因此，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等都是中医技术的重要参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自然也就成为中医诊疗实践中的重要原则了。
鉴于此，在几千年中医发展的历史中，历代医家更注重卓越的思辨能力和体验技术，并且这些能力和技术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中医临床实践的需要，因而就影响了以“物质”为载体的硬技术的发展。
3结语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9
[关键词]旅游信息科学；旅游系统；研究框架；体系；展望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6-0072-08
1 引言
自从20世纪60年代机票预订系统发展以来，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旅游的各个方面，给现代旅游带来了全方位的影响。旅游业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影响，且已深入到旅游产业和旅游研究层面。实践中，各国都非常重视旅游信息化工作，中国国家旅游局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展旅游信息化的工作，于2003年启动“金旅工程”。从研究来看，莎达(sharda)在其著作《旅游信息科学》中从旅行推荐系统、社区和用户界面设计3个方面对旅游信息科学进行阐述。国内也在20世纪80年代初步探讨旅游信息的内容、旅游信息搜集以及旅游信息在旅游促销中的应用，并就旅游信息的地位和作用、旅游信息开发，以及旅游信息的科研服务、信息标准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也有部分学者从旅游信息的技术层面进行探索。但是从国内外多年的研究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信息化(尤其是旅游信息系统建设)、etourism、虚拟旅游、数字旅游、旅游网络营销等方面，研究亦涉及信息的传播、感知、组织、采集和分析等方面，由于研究者的背景不同，旅游信息的研究相对零散，缺乏从系统和综合的角度深入研究旅游信息的本质特征及其相关理论，尤其是关于旅游信息本质以及旅游信息科学的构建方面思考较少。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其广泛应用于科学研究以及经济、管理、生产、社会等诸多方面，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应用的推动，信息理论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信息科学，信息科学和技术已深入各学科领域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并且形成了较多的分支学科，这些分支学科中有些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如生物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社会信息学等，这些部门信息学的发展为旅游信息科学的成功提供了借鉴。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信息科学也迎来了又一次腾飞的机遇。旅游信息化的不断深入和一些新的技术的不断引入，如云计算、物联网、泛在网等，这些都为旅游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但是，如果不从基础层面去研究旅游信息的本质特征、旅游信息的分类编码体系等基础理论和方法，就会直接影响旅游信息化的发展。因此，应紧紧抓住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机遇，积极推进旅游信息的研究，创建旅游信息科学。
信息发展和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1948年，维纳(wiener)指出，“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而香农(shannon)将信息定义为用来减少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隆哥(Longo)认为，信息是反映事物的形式、关系和差别的东西，包含在事物的差异之中，而不在事物本身。钟义信将信息通过本体论和主体论两方面进行说明，从主体角度来看，信息是指主体所感知(或所表述)的关于该事物的运动状态及变化方式，包括这种状态／方式的形式、含义和效用。罗时进则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探讨，狭义的信息是指能反映事物存在和运动差异的、能为某种目的带来有用的、可以被理解的消息、情况等。广义的信息是指客观世界中各种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王彦峰认为，旅游信息包括旅游者、旅游资源以及连接两者的组织三方面的信息。龚玉明按照系统论的观点，认为旅游信息属于社会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有经济信息的属性。其实，从国内外学者对信息的理解来看，学者们对于信息的本质理解基本一致，只是在细节的表述方面和信息的宽度方面有所不同。根据“信息”的基本概念，本文可以给旅游信息做如下的描述：旅游信息是旅游活动中旅游主体、客体和介体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的属性。
旅游信息是信息的一种，它具备信息的基本特点，但是旅游活动的特殊性，旅游信息又具备其自身的特性，主要表现在：(1)泛在性。旅游活动涉及面广，涉及与旅游相关的各种信息，有自然信息、社会经济信息、旅游者信息、旅游企业信息等。如目的地自然特征信息，包括自然旅游资源、气候等相关信息；旅游者相关的信息，如旅游者的人口学特征、旅游流以及其他信息等，这样就使表征它们的信息产生多元性和多层次性的泛在和海量特征，导致旅游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困难重重。(2)时空性。旅游活动的开展离不开空间区域的依托，而且旅游活动又有历时性的时间特征，时空性是旅游信息的重要特征之一。(3)可共享性。旅游信息的共享性是基于信息的非消耗性而存在的。它不像物质那样被某个客体占有以后，其他客体无法再占有。信息是任何一个客体都不会因为其他客体也占有这个信息而会从此失去。(4)不对称性。在旅游市场交易中，旅游产品的拥有方和游客对产品的质量、性能等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通常产品的拥有方对自己所生产或提供的产品拥有更多的信息，而游客对所要购买的产品的信息知之甚少。(5)增值性。人类对旅游活动的认识就是通过对旅游信息的加工处理而获得的，由于旅游系统是一个整体，而每个旅游要素或现象及其信息运动规律都是旅游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基于不同目的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从而得到其运动规律，应用于实践之中，信息得到升值。
从旅游信息的种类来看，以主体(如旅游者、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等)的认识能力和观察过程为依据，则可将认识论意义上的旅游信息进一步分为先验信息(认识主体具有的记忆能力)、实得信息(认识主体具有的学习能力)和实在信息(在理想观察条件下认识主体所获得的关于事物的全部信息)；从旅游活动过程来看，有旅游需求信息、旅游产品信息、旅游行为信息、旅游环境信息等；从信息的传播来看，有信息的形式、信息的传递(渠道)、信息的反馈等；从管理和决策的角度来看，有信息的采集、信息的存储、信息的处理与分析、决策和反馈等。
2 旅游系统与旅游信息科学
2.1旅游系统中的信息观
众多的学者从空间、供需等角度对旅游系统进行了描述，冈恩(Gunn)在2002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旅游功能系统模型。在甘恩提出的旅游系统模型中，供给和需求两个最基本要素之间的相互匹配构成了旅游系统的基本结构。在供给子系统里，吸引物、促销、交通、信息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它们共同作用，提供符合旅游市场需求的旅游产品。依据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系统的研究，旅游系统应该包括目的地系统、客源地系统、营销系统、旅行系统和支持保障系统，旅游系统是在外部的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自然环境)影响下，各子系统相互联系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之间的联系除了能量流动和物质交换之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联系，那就是旅游信息的传递。旅游系统各部分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旅游信息完成的，信息是旅游系统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通过信息可以把旅游系统内部以及系统和外部之间的信息传递给对方，从而能够在客观上保持系统的平衡性，促进系统的不断的调整和优化。具体见图1。
从系统论、控制论、认识论和传输论(旅行信息传输过程和方法)的角度来看，在旅游系统之中，信息无处不在，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之中。从系统论来看，有系统的存在就有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不论是在系统内部，还是在系统的外部，都有信息的存在。在系统内部，信息在目的地系统――营销系统――客源地系统――旅行系统――支持保障系统之间传递和反馈，各个系统都有各自的信息。系统外部环境可以对系统输入信息，系统也输出和反馈信息，系统本身的信息和输出信息经过加工处理以后，形成新的决策管理依据又输入系统，对系统再次产生新的影响。在旅游系统内外部一直有信息流的出现和连接，就必须用信息论来研究旅游系统中的信息和信息流的问题，研究信息的获取、传输、管理、分析和决策，消除人们对于旅游系统中不确定因素的度量，从旅游者、管理者、经营者或是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认识信息(认识论，信息可从物理、生物和符号3个层次认识)、传输信息(尤其是旅游营销信息)，最终实现决策以利于系统的优化，因此掌握的旅游信息越多，对旅游系统中旅游信息的运动规律、传播机理的把握越多，就对旅游系统的认识越深刻，越有利于对旅游系统的控制和优化。
总体来看，信息在旅游系统中可以这样去认识：(1)信息是研究旅游系统的钥匙。信息是旅游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以及旅游系统内外部联系的纽带，是研究旅游系统的切入点。(2)信息自成系统。在旅游系统中信息通过传播、反馈和循环自成体系。旅游主体(游客)获取信息以保证自己旅游的质量，同时反馈信息给旅游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目的地系统、营销系统、客源地系统、旅行系统和支持保障系统)，促进系统优化。(3)信息是旅游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获取信息、发现知识使自己在竞争和合作中保持市场地位。(4)外部信息(政策、文化、技术、自然等)的输入对旅游系统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
2.2信息科学与旅游系统
现在，信息科学及其技术已深入各学科领域和社会各方面，并已经形成了生物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等较多的分支科学，这些分支学科已经成为推动学科发展和实际应用的重要力量。信息技术不断创新，信息产业持续发展，信息网络广泛普及，信息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生产力，信息科学也迎来了腾飞的机遇。香农把侠义信息论的立足点转移到统计数学基础上。然而狭义信息论只考虑信息的语法方面，同时仅考虑了随机型的不定性，没有考虑其他类型(如模糊型、偶发型)的不定性。为了弥补香农的不足，使其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如模式识别、决策理论、控制理论、系统理论等，因此产生了广义信息论。广义信息论是利用一般信息论的观点来研究所有与信息有关领域的问题，研究人类如何获取、存贮、变化、处理、传递和控制信息，掌握其中的一般规律。广义信息论即通常的信息科学，在狭义信息论向信息科学转变的过程中，人们的研究转向生物、人类、社会以及某些“聪明的”机器这样一些高等范畴内事物运动规律，传统的物质观念、能量观念和科学方法论已不足以解决信息问题，而信息、关系、目的、智能、功能等却成为研究复杂事物机制的重要途径。
信息科学是多学科综合的学科，最早的信息科学主要关注信息的收集，分类、操作、保存、信息检索和分发。最近的信息科学，研究注意力已经指向人一机界面、组件、语义网、有价值的敏感设计、迭代设计过程和人们产生、利用和发现信息的路线。因此，信息科学不应该受到信息理论(即只研究信息的数学概念)、图书馆科学和情报学的困惑。
信息科学是研究信息运动规律的，在旅游系统中信息贯穿于整个系统的发展之中，信息是各个子系统联系的纽带，要研究旅游系统发展的内在规律，必须要探明信息的产生、传输，信息的作用机制、信息反馈与决策等众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能够系统解决和全面研究旅游系统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方法支撑则是旅游信息科学。基于旅游信息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能够更加深入地揭示旅游信息运动、旅游系统发展的规律，也能够丰富信息科学和旅游学的理论和实践。综上，笔者认为，旅游信息科学(tourisminformationScience，tiS)是以旅游信息(本质和运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Ct)研究旅游系统中的信息获取、管理、分析、传递、利用，探索旅游信息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科学。从学科属性来看，旅游信息科学是综合信息科学、数学、旅游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旅游系统中信息运动规律的典型交叉学科，而且也是一门横断学科。
3 旅游信息科学体系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并且按照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建立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旅游信息科学的发展和构建要有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要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也需要现代技术和方法论的保障。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完善旅游系统理论，才能对旅游系统(包括旅游现象和旅游活动)进行实际的应用指导。因此，完善的学科体系构建则应从理论、方法、技术和应用4个层面着手。
3.1理论支撑体系
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实践是认识的先导，但认识对实践有能动反作用，作为认识的高级形式的理论则对实践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旅游学科实践超前、理论滞后的情况下，理论研究至关重要，深厚、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旅游信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旅游信息科学作为信息科学的分支学科，必然要依靠信息科学、旅游学和其他学科理论的支撑，主要的理论支撑必然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传输论和识别论。信息论主要研究旅游信息的产生、获取、变换、传输、存贮、处理识别、信息传输技术，信息特征的抽取、分类和识别的模式、识别理论和方法等；控制论是研究旅游信息流程、旅游系统的反馈机制和控制原理；系统论从旅游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认识旅游系统的特点和规律，利用这些特点和规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旅游系统，调整和优化旅游系统结构。同时，由于旅游信息的特殊性，旅游信息的传输和认识必然受到重视，因此传输论(旅游信息传输过程和方法)和识别论也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
在系统论、控制论、认识论和传输论的指导下，还需要旅游学、计算机科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市场学等诸多学科的学科理论支撑，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研究、管理和实践之中。
3.2方法论支撑
从方法论来看，方法论可以分为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旅游信息科学需要有信息科学的具体方法论支撑，还要依赖哲学方法论和一般科学方法论。综上，旅游信息科学的方法论主要包括信息系统综合分析方法(认识复杂事物的方法)，从旅游系统的角度出发，运用信息综合分析方法研究旅游系统的组成、结构、功能和调控；信息系统综合方法(综合复杂系统的方法)，基于复杂系统的思想，在不断探索和改善旅游系统的原则下，如何利用人工系统、计算实验、平行系统等新方法和理论，寻求信息与旅游系统中一些复杂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建立旅游系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研究体系和方法；信息系统进化方法(变革复杂系统的方法)，利用广义系统进化的观点，从信息系统的角度研究旅游系统不同组成部分和不同层级之间的进化过程、模式和机制。另外一些是一般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实验、归纳、数学模型和演绎方法，以及旅游学的具体研究方法等是旅游信息方法论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具体的学科方法包括文献调查法、抽样方法、问卷调查法、实验法、观察法、数理统计法、数学模型法、系统模拟法、黑箱方法、预测方法、评价方法等。
3.3技术支撑体系
旅游信息科学是一门以系统观点、数学方法和计算机应用为基础的综合学科，技术支持对其至关重要。从旅游信息科学来看，知识管理和知识发现是其研究的主线，信息传输则是信息流通的主要保障，因此，支撑学科发展的技术主要从知识(信息)管理、知识(信息)发现和信息传输三个方面来考虑。
信息管理技术。信息管理是旅游信息科学的基础，主要包括信息的组织、管理、存储等主要功能。完成这些功能则主要依赖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通信技术和微电子技术等。计算机技术是信息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旅游信息数据的处理、存储、分析都要借助于计算机来完成。数据库能以系统全局的观点集中统一组织、管理数据，以满足用户的需求，是旅游信息管理的基础，包括信息采集技术、信息管理技术、信息储存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全球定位技术(GpS)和遥感技术(RS)等。
信息发现与决策技术。信息发现与决策是面向研究和应用的研究核心，其技术主要包括数据挖掘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模拟、复杂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可视化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是知识发现的最主要体现，主要的方法有基于算法的方法和基于可视化的方法，主要包括数学模型、数据挖掘、数据同化、数据驱动。研究者可以从各种形式表示的信息中，根据不同的需求获得(挖掘、发现)知识。知识发现的目的是在梳理原始数据的细节过程中，从杂乱的原始数据中提炼出有意义的、简洁的知识(发现规律)。而复杂决策支持系统则主要面向复杂旅游系统应用，通过决策支持技术，提供科学决策。
信息传播技术。信息传输技术是信息传播的保障。信息传播主要依赖媒体进行，信息的传播技术则主要包括多媒体信息传输技术、无线传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
4 旅游信息科学的研究框架
旅游信息科学是交叉贯穿于多个领域的横断学科，其研究应该包含4个层面：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目标。旅游信息科学以旅游系统和信息为研究对象，通过知识发现和知识管理两条研究主线、技术导向性和需求导向性应用两条应用主线，深入而全面地展开旅游信息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技术研究及应用研究，最终揭示旅游信息的本质、特征和运行规律，创建全面完善的旅游信息科学，促进(调控)旅游系统的全面优化。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旅游信息科学的研究现状，笔者构建了旅游信息科学的oDtG研究框架(图2)。
4.1研究对象和任务
从研究对象上看，旅游信息科学关注旅游系统以及贯穿于其中与旅游有关的实体资源以及生产要素资源等的相关信息。研究对象更应该是旅游系统中的信息，探索信息在旅游系统中的作用，全面研究信息的作用、功能、本质、特点和运动规律等。
4.2研究主线与领域
旅游新科学的研究主线则是以知识发现和知识管理为主的研究主线和以技术导向型和需求导向性为主的应用研究主线。从学科的框架来看旅游信息的管理，也是知识管理的内容，包括旅游信息的获取、组织(包括信息的分类及其标准化)、管理、传输的主要功能，因此信息的管理涉及概念研究、技术研究等内容。有了良好的管理，才可能进行旅游信息的挖掘(知识发现)，这里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数学模型、数据挖掘、数据同化、数据驱动、数据模拟等，涉及旅游信息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及应用4个层面。不论是面向需求导向还是技术导向，在知识管理和知识发现的层面之上，才能建立良好的应用体系。这几个方面共同组织、共同研究、相互协调才能促进旅游信息科学的不断发展，实现旅游系统最终优化的目的。从框架体系来看，旅游信息科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围绕主题展开，具体包括理论体系、方法体系、技术体系和应用体系4个方面。
4.3研究的主题与创新
4.3.1理论研究
旅游信息科学要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传输论和识别论等基本理论指导下，深入探索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信息理论，包括旅游信息产生的机理、传播方式、旅游信息分类、旅游信息标准(化)；旅游信息流理论，包括旅游信息的形成、采集、存储、管理的理论；旅游信息挖掘理论，对于旅游信息的分析，探讨旅游信息挖掘方式和理论支撑；旅游信息共享的理论，旅游信息共享平台、标准、规范等；旅游信息流调控理论，探索旅游信息流对于旅游客流、旅游资金流等的导引和调控；以及旅游信息融合理论、信息资源集成理论等。
4.3.2方法研究
信息科学拥有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信息科学在旅游中的具体应用就产生了旅游信息科学方法论。首先，把旅游活动看成复杂旅游系统，在系统的内外部交流变化中，考虑信息的复杂性及其重要作用，把复杂的旅游系统的过程抽象成信息的发生、传递、转换、控制和反馈的过程，从而控制系统内外部的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传递和交换，把研究的角度更多的转向了信息的流动及其变化。其次，通过对信息的研究、分析，探讨信息的发生、传递、作用规律，从而认识旅游系统的规律性，探索独具特色的旅游信息科学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为旅游系统(旅游发展、旅游活动)提供有效地优化措施。
4.3.3技术研究
旅游信息科学是关于旅游信息的科学，因而信息科学的技术支撑是其发展的关键，需要旅游信息管理技术、旅游信息发现和决策技术以及信息传播技术。根据旅游信息的特殊性，旅游信息科学技术包括：旅游信息采集技术(包括RS)、旅游信息管理(信息组织、信息存储)技术、旅游信息网络技术、旅游信息定位技术(包括GpS)、旅游空间数据管理技术(包括GiS)、旅游信息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资源信息可视化技术、旅游信息模拟技术、旅游信息传播技术、旅游信息技术(包括网络，webGiS)、旅游信息人工智能、旅游信息挖掘技术和旅游决策支持技术等。
4.3.4应用研究
旅游信息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最重要的应用是促进旅游学各领域的知识创新，实现旅游学研究和旅游业的现代化，促进旅游研究、旅游管理方法和手段的变革。从旅游信息科学的具体应用来看，旅游信息应用领域广阔，对旅游产业促进作用明显，主要包括：(1)需求导向性应用。知识、规律的探索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旅游信息科学的研究也不例外。应从实用的角度，研究旅游信息的规律及功能，以及旅游信息对旅游经营者、旅游者、游客的效益和功能。从政府需求的角度，可以利用旅游信息科学发现知识，为政府旅游开发提供决策依据，亦可以建设政府旅游网站，开展网上旅游行政管理，建立旅游办公系统，提高了旅游行政单位的协调能力、办事效率，使旅游行政管理更加方便、快捷；从旅游企业的角度，利用旅游信息科学可以构建高效的管理经营体制，提高旅游收益；从旅游者的角度，应用旅游信息科学可以制订旅游者计划，定制满足自己个性化需求的旅游产品；从旅游从业者的角度，可以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开发导游信息系统、旅游从业者审核系统及旅游网上培训系统，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工作能力。(2)技术导向性应用。以传统技术为基础构建中国旅游信息共享平台，开展旅游网上交易业务即旅游电子商务；以智能技术为基础，开发景区虚拟软件，制作动态宣传片；以新型技术为基础，开发旅游监督智能系统及旅游规划模拟系统，形成旅游资源定位系统，最终实现旅游业的全面信息化。
4.4研究的目标与展望
从学科的发展来看，获取知识已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而更侧重于知识的社会化功能。管理者、决策者、经营者和旅游者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知识，而并不用了解“知识”本身。旅游信息科学的研究要从创建旅游信息科学的全局出发，深入探讨旅游信息科学若干理论、方法和技术问题，通过实际应用，总结经验和提高水平，不断充实完善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创旅游信息科学的大好局面。当然从目前来看，旅游信息科学研究的碎片化，导致我国在此方面积累少，缺乏系统和全面性，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应加强研究，尤其是在旅游信息的产生和传播机理、旅游信息分类及其标准、旅游信息共享、旅游信息挖掘、旅游决策支持与旅游系统模拟、旅游信息采集技术、旅游信息(数据)可视化以及旅游信息技术集成研究等方面应强化和深入。
5 结语
对科学技术的看法篇10
一、日本在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产学研互动合作体系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采取措施积极推动官、产、学、研的合作创新。特别是，在实现技术的跨越过程中，为有效提高后发国家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日本非常重视产业内的合作。合作研究计划也是技术跨越者加强产业内合作经常采用的方式，在面对某些高投资壁垒的技术开发中，合作研究联合开发可以降低成本减少风险。例如，1961年颁布的《矿业和制造业工业技术研究联盟法》。工矿技术研究组合是在1961年制定的工矿业技术研究组合法下创设的一项制度。企业就特定的研究课题共同提供研究人员和资金，结成非营利性的研究组合，进行共同研究开发。对于加入组合的企业，其支出金可实行特别折旧。此外，组合在税制上也可优惠待遇。在1961―1987年间，有87家研究联盟成立。在1983年，44家研究联盟中的38家获得了330亿日元的津贴，或者说约为它们总研发支出的一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已成为世界经济和技术大国，随着日本创新政策和模式的演进，官产学研的合作仍是日本企业、大学、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1981年，日本科技厅和通产省正式确定了产、学、官三位一体的以人才流动为中心的科研体制。同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如产学教育制度、新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特定共同研究制度、新技术委托开发制度以及《研究交流促进法》等相关法律，用于指导和推进协作研究活动的顺利开展。1998年，日本国会通过《大学技术转移促进法》，鼓励大学设立科技成果转化机构（tLo），不仅废除了禁止学术机构接受企业基金的限令，而且还采取多种优惠政策，积极促进企业或个人向大学、公共研究机构提供科研经费。tLo法给大学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将其专利实施由“非正式”或“绕道”方式转向高度正式化，即将产学合作由“看不见的”个人交易转换为“看得见的”组织合作。2002年的《产学官合作促进税制》在税收上为“产学官”合作项目提供优惠，极大调动了合作各方的积极性。
此外，为打破科研组织的封闭性和僵硬性，激发研究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还实行了“流动性研究开发制度”。在引进外部科研人才方面，日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选择地聘用外国年轻优秀科学家，并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法律允许国内大学教授和国立科研机构科学家的相互流动，大学聘请民间企业的科学家做教员，大学教授到民间企业兼职。日本政府还设立了大量信息机构以进行信息收集和加工，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科技信息网络，为官、产、学、研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时至今日，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形势，日本政府依然在不断推动官、产、学、研间的合作。通过官产学研之间的相互配合、协同，促进引进技术与本国技术能力相结合，推动技术创新成果向产业界的转移，以提高产业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二、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并实施“竞争性资金”制度
不断增加科技投入是战后日本的一贯方针。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后，日本政府更是加大了对科技投入的力度。1960年，日本的科研经费总额为1844亿日元；1970年增加到1.1953万亿日元，是1960年的6.5倍；1980年增加到4.6838万亿日元，为1960年的25.4倍；1990年增加到12.896万亿日元，为1960年的65.6倍；2000年增加到16.1万亿日元，为1960年的87.3倍；2010年增加到17.1万亿日元，为1960年的92.8倍。日本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1960年为1.11%，1970年度1.59%，1980年为1.91%，1990年为2.78%，2000年为3.00%，到2009年，更是达到3.26%。
“竞争性资金制度”是政府资助科研的主渠道。为以公开招标时选定的课题提供的研究经费，在日本称为“竞争性资金”。日本的竞争性研究资金主要由部科学省、经济产业省、总务省、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环境省、国土交通省以及内阁府八个省府来支配。其中，部科学省掌管的竞争性研究资金占绝大多数。为使用和管理好这些经费，部科学省将经费划分为数个类别，资助不同研究领域的研究项目，并制定了“竞争性资金制度”，用申报、审批、评估等手段，保证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目前，日本的竞争性研究制度大致可分成四类。其中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的资金规模最大，约占整个竞争性研究资金的50%，其后依次为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计划、厚生劳动科学研究费和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等。四者总和约占竞争性研究资金的80%。
三、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真正发挥“创新主体”的作用
战后的日本企业普遍重视研发投入，从技术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到自主创新，企业一直是研发投入的主体。日本的研究开发体制与欧美相比一直属于民间主导型，因此，日本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对于日本的技术创新能力乃至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方面，从日本全国的科技研究经费负担看，民间企业一直保持着较高比例。例如，在1980年代末，日本民间企业负担80%，政府仅负担20%；而美国、原西德、法国、英国的民间企业和政府负担比例分别为52%对48%、62.3%对37.7%、47.1%对52.9%、61.5%对38.5%。日本民间企业在研究经费中负担的比例约为美欧国家的1.3―1.7倍，而日本政府负担的比例仅为美欧国家的一半左右。从日本研究经费中民间负担比例的变化看，平均总水平接近80%；到2009年，日本民间企业负担比例也依然高达79.3%。另一方面，从日本科研人员的分布情况看，尽管战后初期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于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但从1960年起，研究人员则主要分布在产业当中。1960年占52.4%，1999年增加到67.2%，近几年的占比虽然有所降低，但平均水平仍保持在58%以上。
此外，从研究机构的分布情况看，企业研究机构的科研主体地位十分明确。从绝对数量看，企业研究所的数量明显占优。1998年，企业研究所为20720所，分别是政府研究所和大学及附属研究所的18倍和19倍。2009年，企业研究机构数比大学研究机构数多出14997所，是大学研究机构数的3.92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是在大企业间进行，大型企业是日本技术创新的主力军，特别是寡头垄断组织，从长期的发展战略出发，投入大量研究经费建立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到技术开发的技术发展体系，以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而且，日本在实施从明治维新起的模仿战略到后来的科技立国战略的过程中，绝大多数创新成果都是由松下、三菱、本田、丰田、索尼、日立等大企业完成的。
四、依靠完备的政策法律和组织保障体系促进自主创新
1946年，日本《宪法》规定：“国家应奖励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对科学技术的促进应在国民发展事业中占优先地位。”这在法律上确保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与促进作用。之后，日本又分别在1955年编制了《经济自立5年计划》，在1960年出台了《今后10年科学技术振兴的基本方针》，在1966年出台了《科学技术振兴的综合基本方针》，1971年出台《20世纪70年代综合科学技术政策》等长期的科技政策规划。
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表《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第一次正式提出“技术立国”战略构想；同年10月，日本科学技术厅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对“技术立国”战略进行了补充、修正，并正式提出了“科技立国”发展战略。自“科技立国”战略后，日本政府分别于1986年、1995年公布了《科学技术政策大纲》和《科学技术基本法》。特别是《科学技术基本法》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根本大法，提出了“科技创新立国”的理念，其核心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也被称为日本实施21世纪科技战略的总体纲领。1996年、2000年、2005年和2011年则分别出台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同时，1959年设立“科学技术会议”，到2001年改组前的41年当中，共完成了25项有关的审议和听证，对日本科技政策的决定和实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由于“科学技术会议”每年只开一两次会，对科技政策的计划、立案、实施等过程缺乏有效的控制机制。因此，2001年，取消原来的“科学技术会议”，在内阁新设“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并赋予更大权力。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议长由内阁总理担任，其他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等14名综合科学技术官，分别由有关省厅官员和专家、学者担任，不仅扩大了管辖的部门和领域，而且还配置了专门的组织机构且加强了成员的构成职能。
五、基于日本自主创新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适时做出调整
依靠科技政策促进创新，并以此来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是日本科技政策的一个鲜明特点。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通过政策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实施赶超结合，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并在战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创新强国。总体而言，日本的科技政策和创新能力经历了从技术引进的科技发展战略到自主开发实现科技创新的历程。应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技术引进都是日本创新的主旋律和突出特征。1854年锁国主义的结束以及1868年明治维新后非封建中心政府的开始，日本的领导者才开始认识到他们在诸多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国家，自然地，推动着日本政府和公众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以及在经济和军事上对西方国家的追赶。通常来讲，科学和技术从一国（或一些国家）向其他国家的扩散可以通过书面信息（如书籍、论和绘画）、人（如雇佣外国人和选派日本人去外国学习）、商品（如引进机器和工厂）和资本（如外商直接投资）等的转移来完成。所有这些手段都应用在了明治时期的日本。特别是二战后，日本意识到它的重新落后，因此，抓住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美国的扶持下，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并促进国内技术基础，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据统计，从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4.2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仅花170亿美元，形成了日本以引进技术为主、自主开发为辅的传统。
直至19世纪70年代，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日本已经成为除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并完成了早期的技术模仿积累；另一方面，日本的科技原创能力受到西方国家怀疑和指责甚至受到外国技术禁运。特别是到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已大为缩短的技术差距再度拉大，并遭遇韩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挑战。因此，可以说，在全球经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原有的技术引进模式所能获得的收益已达极限，且对日本未来的科技创新乃至经济发展都已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日本开始提出“技术立国”以替代之前的“贸易立国”，并在90年代出台《科学技术基本法》后，标志着日本开始由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由应用研究向基础研究、由追赶型战略向引领型战略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