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1
【关键词】土地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一、土地生态资源保护中的弊端
1.水土流失
在水土流失中表现出来的土地退化、地力消退的重要原因。在土地管理中我国的土地主要表现在滥砍滥伐、过渡垦植是导致水土流失的重要的人为原因，这样在应对水土流失中我国的水土流失的主要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6.8%，建国以来，我国为水土流失的应对策略也提出了一定的调整和控制，造成经济损失严重。
2.土地污染
在积极推进的地质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的同时，由于设备不齐全，环保意识差，对于工程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控制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因此，在完善矿产资源生态建设上，不能真正的针对整体的情况进行分析，这样造成了有长矿区的地方的土体污染的情况存在。
3.可持续发展缓慢
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由于对环保工作做得不够充分，在整体的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着对生态建设发展的不足，这样对整体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是不利的，因此，在发展的同时，针对整体的情况进行综合性调控中的缓慢问题，将整体的情况进行综合性控制，这样整体的进行综合性调控，阻碍了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二、对土地资源的保护中的思考
1.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调整经济的增长模式，对于产业化政策的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并把整体的产业结构进行综合性控制，最终调整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的布局政策的控制，这样在三大产业调整中，一般都是加强整体的控制上进行综合性控制，推行产业调整的政策与产业的布局政策的都应向资源的调控，向集约的产业转化，并从整体的技术结构进行调控并鼓励各地区集约的技术与项目。
2.在土地利用中提高土地集约化水平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受到了土地资源的约束，在整体的城市化进程中主要提供一定的主体性控制，来确保土地征用的问题的解决。在土地利用中主要是着眼于现有的土地管理中存在整体性问题进行分析，这样在加强土地利用中的其他的土地管理控制记性合理的安排，最终将整体的资源调控进行合理的安排。因此，不仅要考虑当地的发展的需要，还要对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处于主导地位。
（1）控制建设用地，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合理的安排劳动力，将投入的劳动以及资金技术等进行合理的调控，这样将整体的资源进行相应的调配，最终保障资金的合理控制性。因此，在土地利用稳定的基础上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率，最终将整体的资源进行相应的调控，达到对城市化水平中的耕地数量压力的缓解，这样在科学规划土地资源的利用上，不仅将整体的资源进行再控制，还能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从根本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保证高度的内涵以及外延式的控制工作，保证整体的建设用地的调整工作，最终从整体上提高土地的集约化水平。
（2）依据土地的开发，挖掘城市土地潜力。在土地的开发中发展以内涵为主体的土地资源管理，发挥其城市土地的利用潜力，将整体的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性控制，这样在城市的利用中的土地的机构控制进行综合性的调整，并最终完善土地的开发利用工作。
3.加强对土地使用方式的管理，保护耕地资源的数量稳定
（1）加强耕地的平衡性建设。在耕地利用上实施耕地的利用状况的调整工作，加强国家的粮食安全的管理，这样不仅能够维护我国要求的“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一直以来，对于各地的数量保护的要求比较模糊，更没有考虑到区域人地的调整工作，加强人地协调，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政策的实施效果。在土地的利用的基础上，不仅需要调控整体的资源平衡性，还需要加强整体的资源控制，这样在调整资源利用上进行综合性控制，保障资源的相应的控制与调整工作。
（2）严把用地审批关。对土地的利用上不仅要保证对土地的耕地加强后的监督工作，保障土地的纠正的各种违规土地的项目用地工作，将整体的城市中的建设用地进行再次的复核工作，并将备案进行的检查工作落实到位，建立整体的资源控制中存在的一些其他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沟通与管理，最终保证土地利用中的信息评价的机制。
（3）全面实施国土资源管理听证制度。对整体的拟定的整体的基准的造价调整，对整体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总体的规划控制，对有些地域的调整分析进行综合的实施方案，保证农田水利的实施方案，在实施中举行听证会的建设，这样从整体中进行的国土资源管理中存在得出问题践行，保证依法进行综合性调整工作，这样在加强整体的土地管理实施工作中，不仅需要控制整体的政府职能，还能依据一定的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转变进行听证权利，全面推进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完善性发展的整体过程要求。
4.加强对土地资源质量保护
（1）实行土地保护策略，保护土地质量。在土地利用中不仅要保护整体的土地利用，加强以耕地为基准的土地的质量保护，减少水土流失，保障整体的水土流失中的土地控制，这样在整体中的水土流失的建设中，不仅能够维护粮食建设，还能从根本上进行综合性调控，提高经济作物的实用能力，保证农田的整体的控制措施，最终要求退耕还林、退耕还草、休耕，达到长远控制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并最终进行综合性调整工作，保证生态环境的建设。
（2）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我国的耕地处于明显的下滑趋势，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要，在整体的生态退耕建设中，集约利用土地，提高耕地的生产水平，这样加大农田的生产建设，提高高质量农田的比例，进行投入使用。改造那些低的农田质量，挖掘土地的生产能力，并将耕地的再使用以及废弃的土地的合理开发等进行综合性的调整工作。
5.加大环境保护力度
农药以及化学药品是对整体农业发展的破坏，在看到农药使用中，带来巨大的生产效益的同时，还要改善农田的生产水平，保证农田利用中的生态环境平衡。对于杀虫剂的大剂量使用，也使得害虫也具有了抗药性，造成了农药的破坏性污染，这对天然的生态系统也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土地管理不仅仅是要调整整体的土地集约的利用现状，还需要调整土地保护策略，加强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将经济的发展与农村耕地的利用进行综合性调整，保证对土地的合理化利用。
参考文献
[1]余星涤,探索土地管理生态效益的实现路径[n].中国国土资源报,2010(06).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2
关键词：环境保护；发展；历程
abstract:alongwiththeinternation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formchange,China'senvironmentalprotectionindustryhasmadegreatachievements.Fromthefoundingofthestateenvironmentalprotectiondepartmenttosetup,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policy,administrativesystem,lawsandregulationsandsooncontinuousimprovementandprogress,andobtainedajoyresultsformorethanthirtyyears,thedevelopmentofthecauseofenvironmentalprotectionforChina'ssocialandeconomicsustainabledevelopmenthaslaidasolidfoundation,butalsofortheworldenvironmentalprotectiontomakeitsowncontribution.
Keywords:environmentalprotection;Development;course.
中图分类号：[tU984.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中国环境保护的萌芽和起步阶段（1970年至1978年）
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共有113个国家和一些国际机构的13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根据总理的指示，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对推动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和影响。
我国于1973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32字方针”；通过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后经国务院以“国发〔1973〕158号”文批转全国；这次会议虽然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但它却标志着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端，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1974年10月25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国家计委、工业、农业、交通、水利、卫生等有关部委领导人组成，余秋里任组长，谷牧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负责处理日常工作，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环境保护工作职能部门。
二、中国环境保护的奠基和成长阶段（1979年至1991年）
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使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使环境保护工作步入法制轨道。
1982年，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里设立了环境保护局。曲格平任第一任局长。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一次跳跃。
1983年12月31日至1984年1月7日，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成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会议提出了“环境保护是我国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的战略方针（即“三同步、三统一”）；确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环境保护政策。以“预防为主”的政策思想指导环境保护，要求环境保护必须与经济建设和城乡建设同步进行，而不是建设之后再去补救；以“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原则实施环境保护，要求污染者必须承担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治理责任和治理费用，而不是把负担转嫁给社会；以“强化政府管理”的政策措施推进环境保护，要求凭借强有力的管理手段监管和控制环境问题，而不是被动地致力于尾部治理。
1988年，一直隶属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领导的环境保护局独立出来，成为国务院直属局，正式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二次跳跃。
1989年4月底至5月初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是一次开拓创新的会议，总结了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以来的强化环境管理经验，在已有的、行之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的基础上，确定了八项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管理制度，并综合运用、逐步形成合理的运行机制（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环保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源限期治理制度，污染物集中控制制度）。这个制度系统使环境保护由行政命令走向制度约束，使环境管理由定性管理走向定量管理。这些制度的创造，使中国式的环境管理，具有了世界影响。
三、中国环境保护的发展和壮大阶段（1992年至2002年）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继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举行的讨论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一次国际会议，也是人类环境与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一次盛会。总理作为国家首脑出席了里约热内卢世界最高峰会议。
1992年8月，联合国环发大会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应采取的十大对策，明确指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当代中国以及未来的必然选择。
1994年3月，我国政府批准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的具体国情出发，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确定了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重点，加大了执法力度，积极稳步推行各项环保管理制度和措施，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大战略，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实施。
1996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对于部署落实跨世纪的环境保护目标和任务，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控制人口和保护环境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两项基本国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把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摆在重要位置。
1999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新布署，表明了中央领导解决好中国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决心。会议为可持续发展时代的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指明了方向。
2002年1月，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做好这项工作，把环境保护工作摆到同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位置。
1998年，在削减中央机构的大背景下，将原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大大提升了环保部门社会职能地位。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三次跳跃。
四、2002年至今，环境保护工作的科学发展阶段
2002年8月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会议。签署了“约翰内斯堡政治宣言”。提出了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等一系列重要举措。
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并把它的基本内涵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2006年4月，在北京召开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会议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努力做到不欠新帐，多还旧帐，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破坏的状况。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自觉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提高环境保护工作水平。
2008年3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揭牌成立。实现环境职能部门第四次跳跃。通过标准化建设，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面对严峻的环境危机，环保部的任务艰巨而神圣，公众参与也为环保发展提供有效补充。环保部的成立使环保部门由国务院直属单位变为国务院的组成部分，过去只能列席国务院会议的环保部门，如今对国务院内部决定有了发言权。这有利于国家重要决策时充分考虑其环境影响，有利于环保部协调其它政府部门对环境进行治理，这是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新成立的环保部必将在重大政策制定和战略决策、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等方面发挥更为有效的权威作用。也将对国民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五、贯彻十精神，坚持环保优先
于2012年11月8日举行的十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十报告中单独在环保方面设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篇章，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环境保护职能部门成功实现四级跳跃，我国环保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没有的进步，环境法律、法规也日趋完善，随着环保部的成立，及未来环保系统的直属，环保工作不仅得到得到法制的保障和制度的保证，还将得到体制上的保证。
参考文献：
[1]曲格平.从斯德哥尔摩到约翰内斯堡的道路——人类环境保护史上的三个路标.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3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
今年全国两会上，环境保护话题成为最热门话题之一，代表和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强烈而迫切。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同党的十报告一脉相承。“生态文明”也成为2013年全国两会热词。
安徽代表团在《关于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的议案》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既要有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更要有试点经验和板块突破，建议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据介绍，滁州是安徽的东大门，西接中西部地区，东邻长三角，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地理和生态环境兼具多样性和典型性特点。
在安徽代表团小组审议中，六安市市长毕小彬代表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代表建议制定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扶持政策。池州市市长赵馨群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建议国家出台差别化政策，对于生态建设领域和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上的优惠，“用利益导向推动生态建设，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这一话题也在贵州代表团引发热议。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代表建议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治理石漠化、沙漠化，同时强化环境执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代表针对贵州生态脆弱的实际，建议中央预算安排考虑贵州的情况，加大支持力度。
在河北代表团分组审议中，承德市市长赵风楼代表说，应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加强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代表建议，加强对京津冀地区生态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来自广东团的王如松代表希望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写入宪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优化国土空间、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从长远来看，要让享有美好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让保护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还是有必要将相关内容写入宪法。”今年65岁的王如松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已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数十年。在他看来，入宪是转变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治理生态恶化的需要，“在一些地方，口号是生态，行动是经济。干部考核主要看经济成绩”。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王如松认为，环境权是公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是免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权写入宪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在他看来，环境权入宪是国家保障人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包含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有助于受害者维权，有利于单行法中对环境权进一步细化，使公民正当环境权益得到维护，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以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王如松表示，在他领衔、陈敏等代表附议的《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议案》中，建议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到3月11日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议案401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393件，监督方面的5件，其他方面的3件。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提案成一大热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吴青早在当广东省人大代表时，便对土壤污染问题作过深入调研。她向记者列举了近日互联网上被关注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来说明土壤污染的危害。“环保公益人士制作的图表中，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这说明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何等严重。”吴青解释说，各种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积累后，被植物或者动物、禽类吸收，间接被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在议案调研中，吴青遇到很多困难：相关土壤污染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土壤污染产生的危害情况无法了解得更详细、深入。她从环保部的《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务院印发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等文件中感受到环保现状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在于，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分散而不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吴青认为，宪法、侵权责任法、刑法、农业法、环保法、土地管理法等主要保护的是农业用土壤污染防治，均未全面覆盖各类用地保护，特别是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显不足。
据悉，环保部已于2012年初启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规的起草工作。在议案中，吴青等代表建议建立土壤污染标准、污染风险评估、污染检测、污染治理与修复、公众参与等制度，明确土壤污染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治理大气污染刻不容缓
农工党中央的提案指出，目前我国“污染减排手段”与“空气质量改善”严重脱节，建议各级政府建立pm2.5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具体规范，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
我国污染物防治目前实行的是属地控制，但现在出现的综合性污染、复合型污染则是由区域共同作用形成的，按行政区防控大气污染的方式不尽理想。3月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加强pm2.5监测和信息，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开展区域联防联控。
如何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建议，由国家大气污染治理主要责任部门牵头，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市共同参与，明确责任主体，通盘研究、规划。同时，对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所有方面与预期目标作出全面安排，其中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调整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内容要有刚性的量化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教授俞光岩在这次两会上也重点关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他建议，由环保部、卫生部、科技部共同设立空气污染与人口健康专项科研项目，研究城乡空气质量与相关疾病的关系，提高与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谢晓尧认为，防治大气污染，应大力推进完善相关立法工作。
谢晓尧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适度超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委员建议，将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绩效评定的重要依据，严格实行空气污染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龙认为，在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刻不容缓。徐龙说，1987年制定、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改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存在6方面不足：立法理念上，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缺乏从源头、全过程控制大气污染的理念；重要制度及标准缺失，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建立环境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缺乏问责条款；机动车污染监管不够得力；法律责任部分多为刑事责任，过于单一、僵化，实施效果不理想；信息化治污有待加强。徐龙认为，现行大气污染法缺乏治污信息公开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信息监测及公布手段单一、渠道狭窄、僵化，无法有效借助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记者看到，徐龙等代表在《关于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后附上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共8章137条，而现行大气污染法仅7章66条。该议案主要修改内容为：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完善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建立政府环境问责机制、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建议：将水利、环保、国土资源中涉及环保的相关职能合并在一起，赋予大环保部更多职能与权限；之后，实现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让相关政策真正落地。
有评论认为，虽然环保部门一路从环保局升格到环保总局，直到环保部，但一直以来，环保部门是缺乏强硬执法手段的“软衙门”，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变，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有必要授予环保部门强制执法权，让环保部门成为对污染企业拿得出强力反制手段的“硬衙门”。环保部门的确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应该发挥公众监督污染、监督监督者的作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应该“松绑”，让民间力量通过诉讼、索赔，对污染企业形成有效的震慑。
联防联控跨省水污染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4
关键词：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变革
一、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十七大已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建设良性循环的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我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村镇环境保护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经历了起步阶段到停滞阶段，再到恢复和发展阶段，然后是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最后是快速发展阶段。生态农业建设、环境保护和绿色食品生产得到了重视和加强，促使我国农业经济继续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
二、我国村镇生态环保政策和制度的变革
（一）起步阶段（1949年至“文革”初期）
我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有了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有了较大提高。与此同时，国家在保护和改善村镇生态环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虽然在法规建设方面还没有提出专门的村镇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但在国家的一些重要文献中做出了相关规定。如1957年国务院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护暂行纲要》中，就包含了一些村镇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推动了村镇生态环境方面的建设，在农村兴修水利、道路建设、植树造林、防治水土流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村镇居民身体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
（二）停滞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该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给村镇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在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对经济发展改变了原来稳步发展的战略，实行一种急于求成的冒进战略。如大炼钢铁，滥挖滥采矿产资源，严重破坏了村镇生态环境。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一段时期，关于村镇等领域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规章制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和否定。农业生产方面，在当时极左的思想引导下，推行“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全国各地大规模开垦荒地，大片毁林、毁草开荒造田，我国森林和草原生态状况急剧恶化，破坏了农业生产生态系统，导致了生态环境恶性循环。
以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主张以及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给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折点。1973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这次会议拉开了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环境保护工作的序幕。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重点讨论、研究了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问题，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防治环境污染和破坏的10条措施，同时，国务院制定并公布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若干规定》。随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一系列条例、规定和标准。1974年，国务院及大多数省市分别成立了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环保机构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1974-1976年，在污染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全国在工业污染防治、城市环境整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同时，也为全国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恢复和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
该时期，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基本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许多相关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出台。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了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为今后我国环境保护和环境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
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明确了环境保护的对象和任务，将农村列为法律保护的环境要素。1983年12月3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了城乡建设、环境建设要同步发展，并提出到20世纪末乡村环境和城市环境一起达到清洁、优美、安静的目的。为此，国家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1983年1月11日，国务院决定停产六六六、滴滴涕的生产和使用。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带来的污染问题，1983年6月召开了全国县（区）环境保护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出选择无污染、低污染工业的工业产品结构，注意合理布局，制止污染转移和对有污染工业实行“三同时”规定等经验。根据这些经验，国务院及时做出了《关于加强乡镇街道企业环境管理的决定》，将乡镇企业环境管理正式列入国家工作。1984年5月，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各级环境保护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积极推广生态农业，防止农业环境的污染和破坏”。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山区25度以上的坡耕地要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牧，以发挥地利优势。口粮不足的，由国家销售或赊销”。
1989年12月26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止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溃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素”。此外，国务院还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保护村镇生态环境的法规。如《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村镇规划原则〔试行〕》、《农药登记规定》、《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水土保护工作条例》、《渔业法》等，村镇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及合理开发利用有了明确的政策法规依据，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进入到恢复和发展阶段。
（四）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20世纪末10年）
20世纪末，我国村镇生态环保进入到了工程化和国际化阶段。1991年6月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是全国八大自然资源保护法规之一，用法律形式将水土保持工作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颁布后14个月，国务院颁布了《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同时，各省也先后制定并出台了配套法规，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贯彻执行进入到可操作阶段。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为我国的村镇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法律保障。
1993年国家环保局公布了《乡镇企业污染重点控制行为和重点区域名单》，将18个行业列为重点控制的污染行业，并根据污染轻重和危害大小，分为禁止从事生产的行业、严格限制的行业、重点控制的行业，437个县市区镇被列为重点污染区域，其中特重点地区有159个。1994年，农业部决定在全国4亿公顷草牧场上推广内蒙古阿鲁科乐沁旗有偿使用草场的经验，有25个省区约7200万公顷草地范围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草地有偿承包责任制。
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水和沙尘暴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加上由于粮食的连年丰产等因素，促使国家最终启动了退耕还林工程。2000年中央2号文件将退耕还林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要点之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退耕还林还草试点示范工作方案》实施。其中规定2000年在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14个省、区、市以及兵团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同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退耕工作要明确责任，完善政策，健全种苗供应机制，严格检查监督，确保质量。
这一时期，国务院办公厅批准并下发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农村经济司的《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一文，对我国农村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我国世纪优先发展项目计划也将涉及改善生态环境的项目放于首位，如特别重视工业、农业发展及能源建设中的环境无害化技术与示范项目，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控制、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方面的重大项目。期间，我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村镇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如五大生态工程、灭荒工程、治沙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草地建设、小流域治理等。
（五）快速发展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21世纪，我国村镇生态环保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十五”期间，先后印发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和《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把加强村镇生态保护和建设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自然生态恢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村镇生态保护监管与执法工作得到加强。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107个地区开展了生态环境监察试点工作，印发了《关于加强资源开发生态环境保护与监管工作的意见》，加大了对村镇的生态监管与执法检查力度，村镇环境污染防治得到重视。国家环保总局先后印发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规模化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联合建设部颁布了《小城镇环境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制定了《有机食品技术规范》和《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考核管理规定（试行）》，会同商务部等11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有机食品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命名了一批国家有机食品生产基地。
“十一五”期间，我国大力开展村镇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强化农产品产地环境监管，综合防治土壤污染，防治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实施“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巩固推进生态示范创建工作。计划到2010年，基本摸清全国土壤环境污染状况，初步解决农村“脏、乱、差”问题，重点区域农村面源污染、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措施得到有效落实；省、市、县、乡镇和村相应级别的生态示范创建活动深入开展，资源开发活动的生态保护监管能力进一步加强，公众生态保护意识得到提高，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为人们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提供坚实的生态安全保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村镇环境保护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村镇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后，我国将继续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城乡统筹、以农村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着力推进环境友好型的农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环境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R].国家环保总局，2007-11-26.
2、吴雪.我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初探[J].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5
一、环境法历史转型的类型的选择
根据环境科学的一般原理，环境问题包括由自然原因引起的所谓原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一环境问题）和由人为原因引起的所谓次生环境问题（或称第二环境问题）两大类；次生环境问题又可分为环境污染问题和环境破坏问题，前者主要指各种污染要素对各种环境要素的污染，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海洋污染等。传统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法学主要解决次生环境问题，特别是其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世界各国早期的环境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污染防治法的基础上，日本早期的环境法尤为突出污染防治法的优先性。我国环境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长期以来环境立法基本上囿于环境保护法的范畴，而理论界一直有所谓大环境法与小环境法之说。“大环境法观点其名称一般叫环境法，小环境法观点一般称环境保护法，其区别在于广义还是狭义的环境保护的划分。把资源保护、城市建设、环境卫生包括在环境保护里面的属大环境法观点。反之则为小环境法观点。我国立法、管理部门采取小环境法观点，而理论、教学部门则倾向大环境法观点，两种观点并存产生种种矛盾。”[2]而事实上，所谓大环境法，也基本上不涉及生态环境建设问题。
由小环境法向大环境法的发展，表现为环境法的历史转型，目前，世界上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均以不同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环境法的历史转型，其作法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法国模式。作为大陆法代表的法国，其环境法的转型可形容为两条腿走路。法国的环境法渊源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于1960年至1980年期间制定的各单行公害防治法规；二是源于民法（如所有权、相邻权、地役权、损害赔偿等），并由此派生出农业、森林、渔业、矿业等自然资源专业法规，如国有土地法、都市计划法、海港法等，而且刑法的相关条文可直接纳入准用，这两类并行的法律规范统称为环境法。其中民法的有关规定产生较早，但自然资源专业法规的产生和发展要迟一些，直到1976年法国将这类规定整合为《自然保育法》，而公害防治法的产生较早但并未实现整合，且没有将二者编纂为环境法典。德国的作法与法国类似；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环境法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模式，一般是将污染防治法与自然资源保护法合称为自然保护法。
第二种类型是以日本模式。日本环境立法采取先公害防治、后自然保育的作法。这种现象源于日本环境法产生时公害剧烈的特殊历史背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早期对公害没有警觉而任其发展，战后的日本专心致力于追求经济的高度成长，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环境遭到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在日趋严重的环境危机压力下，1970年日本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强调环境优先，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立法的唯一目的。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必须以健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构筑为宗旨，并且以充实的科学知识防止环境保全上的妨害于未然为宗旨，实现将因社会经济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造成对环境的负荷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他有着环境保全的行动由每个人在公平的分配负担下自主且积极地实行，既维持健全丰惠的环境，又减少对环境的负荷。”现阶段，日本已将环境保护的政策由控制公害转变到对整个国土环境的保全，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整体化的架构，形成了以综合性的环境基本法为中心，其他相关部门法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及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第三种类型是以美国模式。美国于1969年制定了《国家环境政策法》为基本法，作为美国联邦及各州环境的宪法，立法工程浩大，内容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保育及污染防治外，也包括社会性的种类环境侵害（社区特征之改变，环境空间之拥塞、经济关系之受影响，休闲、美感上之破坏，人口稠密、交通大众运输系统之过度负荷、犯罪及可能形成犯罪，或影响社区安宁之计划或措置，核能及核废料运输所引起之恐惧感）。环境基本法的制订使美国环境法的转型带有突变的特色，内容十分广泛，且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美国的环境基本法是在对以往的环境立法进行整合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制定的。《国家环境政策法》出台后，美国在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上实现了从治理为主到预防为主的转变，对环境实行综合性保护，大量制定和修改了单行法规，扩大了环境法的领域，是美国环境法转型的标志。
上述各国环境法的历史转型虽然途径不同，但基本内容是一致的，这就是环境法的调整范围由污染防治为主，逐步扩大到污染防治与自然资源保护并重，进而扩大到对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并且，当代许多国家的环境法已发展成为拥有自己的法理基础和调整对象、结构严谨、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了以宪法关于环境保护规定为基础、以综合性环境基本法为核心，其他相关部门法有关环境保护规定为补充，包括污染防治、自然保护、环境纠纷处理、损害救济、环境管理组织等内容的环境法律、法规、制度和环境标准组成的完备体系。
我国环境保护法颁布二十多年来，法律的调整范围基本上未发生重大变化，环境法在立法上并未转型，依然是以环境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传统型环境法体系。在体制上，国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职责范围依然限于污染防治，至于自然资源保护，则主要由相关的经济管理部门负责。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正面临着如何避免重蹈一些国家生态环境先破坏后恢复的覆辙、如何在促进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一些新课题。从我国环境保护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国外环境法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现阶段正在进入环境法的历史转型时期，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的污染防治法体系转变为包括污染防治在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论证这一历史转型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法制建设道路至关重要，是当今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紧迫任务。
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法立法较多地借鉴了日本的经验，但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立法的转型，亦没有像法国那样在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中充实和完善自然保育法方面的内容，更没有达到美国环境基本法那样的覆盖程度。虽然我国环境基本法第2条、第7条和第三章都有广义环境保护的内容，但缺乏操作性规范，只相当于一种宣示，最多属于“软法性”规范。环境法调整范围的局限性和环保部门职责的局限性是我国目前自然资源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总的说来，我国环境法体系的形成过程采取了先污染防治后自然资源保护的途径，法律规范中法典化特征明显。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和展望，我国的环境立法具有跨越式发展的特点，表现为一方面大量引进国外先进的立法，通过超前性立法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不受国外立法的局限，跨越国外已过时的立法，使立法符合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国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污染防治立法的跨越式发展，可称为第一步跨越；目前正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立法的跨越式发展阶段，可称为第二步跨越。我国环境法的跨越式发展目标是：第一步跨越是防止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第二步跨越的目标应确定为防止经济开发建设导致的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
我国这两个跨越式立法阶段的结合表现为我国环境立法的历史转型。笔者认为，我国环境法要实现第二步跨越式转型，需突破两个瓶颈问题：一是突破传统的污染防治法瓶颈，向生态环境法方向的转变。国家环保总局负责人在谈到西部环保工作时强调，“一定要按照江总书记‘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要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建设与生态保护并举、城镇污染治理与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重、统筹兼顾综合决策的方针，力争实现西部环境事业的跨越式发展。”[3]二是突破行政管理法的瓶颈，向管理法与财产法相结合的方向转变。
我国转型后的环境法应定位为生态环境法，应由污染防治法与生态保护建设法（亦可称为生态保育法）两大部分组成，前者包括现行的各污染要素防治的立法，也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和臭氧层保护立法（此二者亦与生态保育的规定相交叉）。生态保育法包括生态保护法和生态建设法两部分，前者可分为生物资源保护法、非生物资源保护法和人文生态环境保护法三部分；后者包括水土保持、植树造林、生态区域建设、国土整治、流域治理、气象和自然灾害防治等方面的立法。然而，是否需要在这两部分之上制定一部作为该两部分“母法”的环境基本法？笔者认为，因为我们已有环境法律规范较多的带有类似日本法的“基因”，考虑到历史的前后承接和立法资源的节约，新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为名副其实的环境基本法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②]
二、环境基本法的立法（修改）原则
制定一部环境基本法或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为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基本法的造法活动必须遵守事先确定的立法（修改）原则，立法（修改）的原则是立法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是立法（修改）实体内容取舍、编排的依据。笔者认为，此次环境基本法立法（修改）的原则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生态安全与公民生态环境生存权相结合，坚决保障基本人权。
“生态安全是指一国生态环境在确保国民身体健康、为国家经济提供良好的支撑和保障能力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内在要素包括：充足的资源和能源、稳定与发达的生物种群、健康的环境因素和食品。”[4]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包括：“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自然因素和人工因素的环境系统。它由包括各种自然物质、能量和外部空间等生物生存条件组合成的自然环境和经过人类活动改造过的人工环境共同构成。”[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将《宪法》第三十三条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第三款。环境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属于我国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已含涉的应有之意，与国家生态安全相对应，我们必须同时注重公民生态生存权的保护。
2、环保与经济建设相结合，坚持和发展二元论。
举与我国环境法制较为类似的日本法为例，日本环境法的目的，经历了从“经济优先”（1967年《公害对策基本法》）到“环境优先”（1970年《公害对策基本法》）的发展。1970年修订后的《公害对策基本法》将“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护其生活环境”作为其唯一目的，是典型的一元论目的。但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确认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原则，对日本环境法的目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于1993年制定的《环境基本法》，将其立法目的规定为二元论（祥见前文论述）。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明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其中包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笔者建议：应当坚持环境基本法立法目的的二元论，但同时应发展的确立当环境资源保护与经济建设相冲突时，环境资源保护优先于经济发展的法律目的先后序位。
3、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决定》指出我们应当：“完善社会领域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环境法应当包括调整有关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法律规范。笔者建议：把将来的环境基本法定位为一部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建设相结合的，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统领环境法治工作的全局的法律。
4、国家干预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反对把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独立化的倾向。
公众参与原则，亦称环境保护的民主原则。这项原则是指，环境法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事业，保护他们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的权利。这项原则最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环境法的民主与法治要求，是环境法制建设的重要保证。在环境问题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当中，公众的环境利益是最容易受到侵害的，而公众相对于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部门处于弱者地位，如果没有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就必然失去发展的动力，就会流于形式，也根本无法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在我国，与公众参与原则紧密联系、相辅相承的是国家干预制度。环境法中的国家干预是指国家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资格（并非仅以国有资源所有者的资格），依法对各种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直接进行管理的政府行为。近一个世纪以来，在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干预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尽管有很大争议，但在国家对环境问题的直接干预方面，总的趋势是不断加强，并日益与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相一致。这是由于环境污染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损害了全社会的利益，因而国家出面干预已是势在必行。但笔者同时也反对单一地依靠非政府组织、“第三条道路”来解决一切环境问题的异想天开。
笔者的以上思考主要关于此次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所应当遵循的决定该法基本定位、取舍实体内容等方面的原则。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确立以下立法技术方面的原则，即环境基本应从立法上致力于解决以下问题：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预防—管制—整治与救济”相结合的全面有序的体系；确立环境法中核心法律概念的定义和范围；整合现行环境污染防治与资源保育领域相关法律的共通原理原则和措施制度；确立环境资源保护中各类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确立环境资源主管机关的权限划定标准等。
三、环境基本法的框架构建
如何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关环境基本法的先进立法体例，是此处制定（修改）环境基本法中另一个中心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此笔者将主要介绍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已有的或新近的有关环境基本法的立法框架，以供比较借鉴。
（一）日本的《环境基本法》（1993年）[③]
该法由三章共46条和一条附则组成，其基本框架为：第一章“总则”，规定了：法律目的、主要核心概念的定义、环境资源的享受与继承、构筑对环境负荷影响最少的可持续发展社会、通过国际协调积极推进全球环境保护、国家的职责、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责、企业的职责、国民的职责、环境日、法制上的措施、年度报告、防止放射性物质引起的污染等内容。第二章“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具体分为第一节“有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方针”、第二节“环境基本规划”、第三节“环境标准”、第四节“特定地区的公害防治”（分为公害防治计划的制定与推进公害防治计划的完成两条）、第五节“国家为保护环境应当采的措施”（分为国家在制定政策时的考虑、环境影响评价的推进、为了防止发生环境污染国家应当采取的控制措施、旨在防止环境污染的经济措施、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配备及其他事业的推进、促进对有助于降低环境负荷制品的利用、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学习、促进民间团体等的自发活动的措施、情报提供、调查的实施、检视等体制的健全、科学技术的振兴和公害纠纷的处理与救济被害者等十三条）、第六节“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分为有关全球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有关观测等的国际联合、旨在促进地方公共团体或民间团体发起的活动与对实施国际合作的关照等四条）、第七节“地方公共团体的政策”、第八节“费用负担与财政措施”（分为原因者负担、受益者负担地方公共团体的财政措施与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合作等四条）。第三章“环境审议会议等”，具体分为第一节“环境审议会”（分为中央环境审议会、中央环境审议会的组织、都、道、府、县环境审议会与市、镇、村环境审议会等四条）、第二节“公害对策会议”（分为设立和所掌管的事务与组织两条）。附则规定了法律的施行时间。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6
一、基本情况
XX年3月，我县提出了建设生态县的目标：争取到2020年，把仙居建设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高效、人居环境优美、社会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目标。XX年6月，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县政府关于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并提出审议意见。近年来，按照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要求，县政府加强组织领导，积极制订和实施规划，大力发展生态经济，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整治，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一)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县政府把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xx”规划，在建立工作机构、召开动员会议、与各相关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工作职责，制订生态建设资金管理办法，并建立健全考核机制;组织编制了《仙居生态县建设规划》，经县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制订了《仙居生态县建设规划实施细则》，生态乡镇规划编制已作了相应部署;开展生态环保宣传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生态环保知识，提高全社会的生态环保意识，树立生态环保理念。
(二)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优化生态环境。各有关方面按照生态县建设的要求，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加强自然生态资源保护管理。一是实施城乡绿化一体化战略。大力实施封山育林、人工造林和退耕还林，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强化森林保护。五年来，完成封山育林75万亩，绿化造林12万亩。二是实施百万亩生态公益林建设。建设生态公益林113万亩，其中省级73万亩，县级40万亩，全面实行省级重点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三是扎实推进自然保护区建设。建立了省级自然保护小区4个，面积1.9万亩。四是开展生态乡镇、村和绿色创建活动。创建了横溪、白塔等2个生态乡镇和高迁下屋、上麻等8个市级生态示范村;建成绿色学校23所，其中省级5所、市级10所。
(三)发挥自然生态优势，生态经济发展初见成效。一是生态农业稳步发展。已初步形成了杨梅、三黄鸡、高山蔬菜、优质米、淡水养殖等为主的种养殖业，建成各类无公害农产品基地34个，面积14万亩，绿色食品基地和有机食品基地1万亩，53只农产品获得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全国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其中杨梅种植面积达10万多亩，XX年产量3.5万吨，产值3.2亿元。二是培育发展生态工业。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工业产业布局和结构，加快现代、永安等工业集聚区建设进程，初步形成“一城四园”的格局;重视引进高科技项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加强医化等行业的技术改造，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全县已有4家企业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成省级绿色企业2家，市级绿色企业2家。三是生态旅游蓬勃发展。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杨梅观光体验、“农家乐”等生态旅游。已建成25个农家乐休闲旅游村(点)，XX年共接待游客35万人次，其中杨梅果园观光游人数达6.5万人次，门票收入超过60万元。
(四)有重点地实施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一是重视医化行业污染整治，促进医化行业改造提升。对上规模企业要求加快环保设施投入改造，实现“三废”达标排放，对规模小、设备工艺落后、难以治理的小化工企业实施关停。实行排污申报许可制度，禁止无证排放，努力控制排污总量。规范项目审批程序，严把项目审批关，相关项目实行环保前置，坚持执行“三同时”验收制度，加强项目后续管理，控制污染源头。二是加强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优化畜禽养殖业布局，重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出台了《仙居县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推广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生物农药和有机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三是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改厕改水、清理垃圾、清理河道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实施“十百”工程，完成示范村7个，整治村100个;实施“百村饮水工程”，完成了291个村514个自然村饮用水工程建设，解困和改善饮水条件人口17.96万人;开展百里清水河道整治工程，完成整治123公里;已有6个乡镇建立垃圾中转站，295个行政村建有保洁队伍，全县去年清理垃圾数量达3300吨;消灭露天粪坑6022座，建造公厕195个。
(五)生态环境管理能力有了提高。一是建立环境事件预防和应急体系。制定环境突发性污染应急预案，落实环保应急措施，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理了一些环境突发事件，缓解社会恐慌，维护社会稳定。二是加强环境监察巡查。对一些环境影响大、群众反响强烈的污染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对市控重点污染源实行“月巡查”，一般污染源做到“季巡查”。三是严厉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事件。针对一些“三废银”冶炼、非法炼油等突出环境违法行为，加大执法力度，予以重点查处。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由于我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又地处灵江流域上游，加上以医化行业为主的传统产业布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存在一定矛盾，生态县建设一些经济指标完成难度较大，环境保护压力较重。
(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还没有形成全社会共识。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涉及20多个部门和所有乡镇、街道，但少数成员单位重视程度还不够，配合意识还不强，面上工作进展不平衡，部门之间、城乡之间还未有效形成整体合力;生态环保宣传的深度广度还不够，有关政策精神未能得以及时贯彻落实;一些环境污染主体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保问题较为突出;广大群众对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缺乏理性认识，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动性、自觉性不强，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不浓。
(二)环保基础设施落后。环境控制性工程未建成投入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工程正在建设之中，生活垃圾处理工程进展艰难;城市环保基础设施落后，污水收集管网、排污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集镇环保设施严重缺乏，农村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城区供水管道老化，部分城区、城郊及多数集镇没有自来水设施，饮用水安全问题较为突出;一些涉污企业污染处理设施落后，“三废银”等废金属集中冶炼设施尚未建成。
(三)重点生态区域保护形势严峻。一是永安溪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河道采砂点多面广，影响了永安溪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一些拦河工程影响鱼类生存繁殖环境;部分土地整理项目影响了沿溪湿地保护和防护林体系建设。二是沿溪沿线森林景观档次不高。森林结构不合理，林分质量不高，观赏性不强。三是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省级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较低，县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尚未落实，生态公益林保护与林农生产生活需求存在矛盾。
(四)环境污染点多面广，污染事件时有发生。一是医化、工艺、废金属回收等行业污染面广量大，部分医化企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存在治污投入不足、排污设施运行不正常、超标排放和偷排、漏排等现象，少数限期治理企业进度缓慢，违法排污现象时有发生，局部污染问题严重。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存在忽视生态环境保护而盲目引进高污染项目的问题。以“三废银”为主的废金属回收冶炼遍及城关及周边地区，并有向边远乡村蔓延之势，导致空气和地下水污染扩散。二是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较为突出，滥用农药、化肥现象仍然存在;畜禽生产总体上还处于粗放、落后的经营状态，污染物缺乏有效治理;城镇、农村生活污水直排，水环境污染状况令人担忧，农村生活垃圾乱丢乱倒，环境脏乱差现象随处可见。三是跨区域污染问题呈上升趋势，治理协调难度较大。
(五)城南化工区整治达标任务艰巨。城南化工区被列为市重点监管区，要求今年10底前整治达标，如果不能按期完成整治任务，将给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制约。根据目前情况，城南30多家医化企业，大部分污染处理设施设备落后简陋，有的甚至没有处理设施，各项污染物排放指标要达市验收控制目标，难度很大，压力很重。
(六)生态环境支持保障和管理能力较为薄弱。生态县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多元化投融资机制还未形成，生态补偿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共建共享氛围未真正形成。生态环保管理力量不足，执法条件较差，设施设备落后，难以适应生态环保形势发展要求。
三、几点建议
生态环境是承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一步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一思想认识，营造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深刻认识生态县建设的科学内涵，认真研究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作为当前和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贯穿于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生态县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切实担负起决策、指导、协调、监督等各项职能，各成员单位和乡镇、街道要紧密合作，主动参与，进一步明确责任，形成政府统一领导、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良好局面。要利用各种媒体，采用多种方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提高全社会的思想认识，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参与生态县建设和环境保护，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加大县城排污管网建设力度，力争早日实现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全部入管网集中处理;重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研究处理好县垃圾处理工程的一些实际问题，力争如期建成使用。要研究建立符合我县实际的城镇、乡村垃圾处理运作机制，积极探索垃圾减量化产生、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理的有效模式。重视城区供水管道改造及部分城区、城郊和集镇的自来水设施建设，切实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督促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改进环保治理设施，提高污染处理能力。支持尽快建成贵金属集中回收冶炼设施。
(三)加强重点生态区域环境保护。一是切实加强永安溪生态环境管理。对永安溪采砂，要科学安排、严格审批、从严监管，确保合理有序开采，严禁在鱼类繁殖期采砂，防止过度滥采而影响永安溪生态环境、资源保护和行洪安全;重视解决好拦河设施建设带来的鱼类生存繁殖环境破坏问题;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加强永安溪沿岸防护林体系建设和湿地自然环境保护;妥善处理好土地整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加强景观林建设。在高速公路、省道等主要通道两侧山体和风景名胜区，实施林相改造，发展阔叶林或针阔混交林，增强生态功能，改善景观效果，提高观赏品位。三是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研究设立县级专项生态补偿基金，落实40万亩县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并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管护，研究解决林农的生产生活实际问题。
(四)加强环境综合整治，优化生态环境。一是大力发展生态循环经济。以绿色农产品作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大力推广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生产，发展生态农业;以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导向，积极推进现有企业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发展低消耗、低污染、高科技、循环型的生态工业，要严防产业转移中的高污染项目转入;利用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发展生态旅游并促进和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二是切实加强污染治理。深入实施“811”环境整治行动，继续推进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整治;要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加强监察、督查和巡查，努力遏制环境污染。要重点抓好医化行业的整治，重视解决工艺企业的污染问题，限制废金属回收业的无序发展，要采取有力措施加快推进白银等贵金属集中回收冶炼进程，实行污染集中治理，规范冶炼行为。要重视跨区域环保协作，防止跨区域环境污染问题。三是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改善城乡生态环境。全面推进以村庄整理、旧村改造、下山脱贫、生态移民为主要内容的城乡一体化进程，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实施“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加快农村改水改厕进程，减少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加强农业投入品监管，优化养殖业布局，推行生态养殖模式，切实解决种、养业的污染问题。要继续重视研究秦州养殖场的处置问题。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7
倡议书
广大市民朋友们：
20xx年6月5日是第44个世界环境日。今年世界环境日主题为可持续消费和生产，为呼应这一主题，世界环境日中国主题为践行绿色生活。该主题旨在向全社会传播生活方式绿色化的理念，增强全民环境意识、节约意识、生态意识，选择低碳、节俭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新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和群众基础。
吉安市委吉安市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近年来，在吉安市上下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市民的热心参与下，我们大力实施生态立市，绿色发展战略，以保护环境促进科学发展，以升级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以优化环境打造和谐秀美的生态宜居城市，城市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吉安市民生态文明意识明显增强，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提升，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为吉安市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文明型社会，赢得新一轮城市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吉安市环保工作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污染减排压力有增无减，经济发展方式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工作依然任重道远。对此，我们必须站在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在发展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同时，大力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努力解决环保方面的突出问题，不断提高环境保护的质量和水平。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8
绿色发展，既是一种崭新理念，也是一次深刻变革，更是一套完整制度。绿色发展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制度保障。文章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体系建设的大背景下，深入分析当前环境管理制度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识别出的问题提出未来面向绿色发展的环境管理制度创新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绿色发展环境；管理制度；创新；政策建议
党的十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五位一体”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绿色发展同创新、协调、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起引领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绿色发展，不仅是一种崭新的理念，也是一场深刻的变革。绿色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制度作为保障。新《环保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制度的实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制保障。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关于绿色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清晰明确，既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评价，也包括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划定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保护国土空间开发；通过横向及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来强化激励性补偿；建立以市县级行政区为单元的空间治理体系，包括空间规划、用途管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差异化绩效考核等；实行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等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强化约束性指标管理；不断完善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开展环保督察巡视，严格环保执法。这一系列完备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大力开展环境保护与建设生态文明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效地破除了制约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实现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体系建设
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中提出，要蹄疾步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总体方案指出了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总体框架，包括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以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覆盖全面、科学规范、管理严格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自然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以改善环境质量为导向，监管统一、执法严明、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更多运用经济杠杆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市场体系；充分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的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要完成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合理的制度作为根本保障。
二、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存在问题
（一）环境管理制度转变落后
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环保实践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政策转型相比通常滞后几年甚至几十年。现阶段环境保护工作仍在遵循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模式，而不是可能更加适合中国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新模式。目前的环境管理转型正经历着由“总量控制”向“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转变、由“单环境要素控制”向“多环境要素协同控制”转变、由“行政管控为主”向“法律、行政、经济措施共同发力、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努力”转变的初级阶段，很多政策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尚处在摸索阶段。尽管现任领导提出和推行的明确举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但环境管理制度转变落后于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
（二）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不足
长期以来，唯GDp的政绩考核机制普遍存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中环境保护占比重过低。在这种观念和制度导向下，一些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意识较差，对污染环境的行为遮掩庇护甚至行政干预环境执法。反映在体制安排上，则是环保部门的授权及能力有限，环保部门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受地方政府和其他权力部门干预，很难形成独立的监管体制机制，进而影响监管。
（三）中央与地方之间管理职责不清
中央和地方环境保护责任划分不明确，使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缺乏强有力的环境监督。过去几年，为了督促地方政府落实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环境政策，中央相关部委采取了设置区域督察机构、加强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职能、实施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等多项措施。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制度难以真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环保部门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依赖于对当地政府，使其缺乏独立的环境管理能力，因此地方环境质量与当地政府的环保意识有很大关系。
（四）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部门存在职能交叉
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能的横向配置不合理，存在职能分散、交叉、缺位和责权不清等问题，缺乏统一协调能力。现行体制导致了按照要素分割的部门之间职责交叉、效率低下，在各方利益的冲突下严重削弱了环保部门的统一监管力度。
（五）环境保护制度实施过程缺乏有效管理
一些污染防治环境保护制度未经实践检验，需要采取适应性的管理手段，避免采用僵硬的手段导致走入死胡同。所有正在制定和将要制定的行动计划和保护制度都会为将来开创先例，因此必须针对实施效果进行密切的跟踪监测。如果计划的实施滞后于严重、快速的环境恶化，就可能进一步导致大范围、复杂的累积影响，例如，土壤污染以及地下水的污染和过度开采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六）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良好分工的机制缺位
虽然各方面逐步认识到了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开始使用排污收费、排污权有偿使用等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但是能够体现生态服务和自然资源价值的市场机制尚待构建，针对环境行为者的激励机制不足，资源低价、环境廉价甚至无价的现状需要很长一段时期才能扭转。随着群众环境维权意识增强，一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损害人民健康和环境的事件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一方面，公众要求行使环境权利、参与环境决策；而另一方面，现有的法律并没有体现公众的环境权益与义务。公众参与已纳入治理模式一段时期，但是社会公众与政府、企业的沟通和协商渠道尚未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的机制有待完善。
三、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创新政策建议
（一）正确认识并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通过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减法”，助推效益提升的“加法”，是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加减法”。尽管部分环境保护措施阻碍了经济增长，但从整体来看这种抑制作用只是局限在钢铁、火电、水泥等“两高一资”行业，而对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行业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因此，需要理性看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改革资源环境产品价格政策，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大幅度提高违法行为的罚款额度，引导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化；建立促进生态环保的财税政策，加快环境税改革，完善绿色信贷政策，建立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推动产业发展政策与节约环保政策的一体化。
（二）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体系及评估考核机制
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指标纳入地方领导干部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反映资源能源消耗、生态环境质量、生态资产变化、环境效益指标作为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因子。强化各级政府的领导责任，实施有力的责任制和追责制。完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充分体现地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评价考核机制。
（三）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环境管理权责划分
建立各平行部门的协调管理、上下级部门的垂直管理机制，统一环保部门的财权与事权，增设环保部门的人事编制。国家环保部门内部需要建立统一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完善环保大数据管理。在中央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对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在地方层面加强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物资保障，强化环境执法，使中央环境政策得到有效落实。
（四）建立不同部门间环境保护的统一协调机制
在法律中明确不同部门的环境保护权责，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部门间协调机制。在各项行政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切实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政府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与规划时，应将环境要素纳入到综合考虑范围之内。
（五）加强环境法治，完善环境立法与执法
加强全国人大环境立法与监督职能，树立人大立法与监督的权威性及问责制；提高环境法律工作者的环保素质，推动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高环境处罚标准，加强环境执法力度。
（六）培育调动市场和公众力量，形成多元共治格局
在市场机制方面，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保护自然资源、控制环境污染。运用污染者付费、排污权交易、征收环境税等市场化手段提高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和效率，让企业在市场运行机制中自觉履行环境责任。在公众参与方面，政府应加强信息公开、畅通沟通渠道。积极向公众提供参与环境决策的机构与服务，建立环境咨询机构。加强环境舆论宣传，倡导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着力培养环境保护等社会公益组织，推动环境保护社会治理。注重政府的环境治理，特别加强政府项目决策前的环境保护社会风险评估，完善与公众的沟通和化解机制。
参考文献：
[1]张永亮,俞海.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改革思路与方向：国际社会的观察和建议[J].中国环境管理,2015(01).
[2]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概念理解和经验借鉴[R].2014.
[3]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创新研究[R].2014.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9
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市数量急剧增加。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0年的47.5%，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达到6.6亿人，占人口总数的49.27%。城镇化已经成为我国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市地区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53.5%以上，中国城镇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环境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了保障城市健康发展和环境安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研究编制城市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因此，研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内涵与基本特征、理顺城市环境规划体系、明确试点思路与方式就成为当前环境保护规划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城市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发展及问题城市环境保护取得积极进展，但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经过30年尤其是“十一五”期间的大力投入，城市环境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到2010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77%以上，比2005年提高了25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72.06%，比2005年提高了12.35个百分点。环境质量也有所改善。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城市比例为83.9%，比2005年提高27.7个百分点；但城市空气中的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浓度依然处于较高水平，流经城市河段水质较差，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城市环境问题发生重大转变一是基于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城市发展定位与区域流域环境功能要求不协调，产业和城镇布局缺乏对环境健康安全的全面考虑，高危企业布局性环境风险十分突出，2006年开展的大排查行动结果显示，7555个化学工业与石油化工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沿海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其中45%项目为重大风险源。“十一五”期间47起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有11起属于布局不合理造成。二是城乡建设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不匹配，生态重要区与敏感点（带）处于被动、补救性的保护之中，被挤占破坏现象普遍。三是城市建设布局、规模与经济发展目标、模式未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缺乏基于资源环境的约束性控制。四是城市发展的环境质量控制目标较少，反映生态系统、人居环境健康的指标更为缺乏。五是城市环境保护要求缺乏强有力的保障机制，与城市建设、土地利用、经济发展等相关规划缺乏充分衔接等。城市环境规划制度滞后于城市发展城市环境保护规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系列规划制度，如“创模”规划、生态市建设规划、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城市五年环境保护规划等，对城市环境保护开展有重大作用，但总体上偏重于环境保护本身任务设计，滞后于城市发展。首先，城市环境保护规划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项专项规划，被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编制，难以从区域或者流域范围内，合理确立城市环境的功能定位；难以从区域生态环境格局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角度，预先确立城市发展的“红线”，合理调控城市发展规模与格局。其次，环境保护规划的对象覆盖水、土壤、大气等要素，实施部门除环保部门外还涉及到农、林、水利、城建、海洋等部门。目前城市环境保护规划重点在于污染防治和环境治理，对环境实施被动保护和补救修复。各环境要素之间分割隔离，难以对城市环境系统保护与优化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考虑，也难以协调和应对复合型、交叉型的环境问题。再次，现行环境保护规划期限短、范围小，难以对全市域长远发展提供环境保障。城市建设、土地利用、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工业园区建设等开发建设规划期限一般都在10～20年以上，从中长期角度对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活动做出安排，但现行的城市环境保护规划期限一般只有5～10年，难以对中长期开发建设活动提出长远的、系统的控制引导要求，规划缺乏长远战略，导致城市环境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外，与其他具有类似基础性作用的规划相比，我国城市环境规划在规划效力、规划体系、规划实施力度方面还相对薄弱。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基本特征与核心要求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是城市人民政府维护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环境安全，保障生态系统健康，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安排，是实现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是环境参与城市发展综合决策的平台，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同属城市基础性规划，从不同角度对城市发展规模、布局、方式、产业等发挥调控和引导作用，优化城市发展、提供宜居环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与其他基础性规划在编制实施中要相互协调衔接，应在同一级别审批，确保城市发展与环境功能、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基本特征基础性地位体现在先导性、约束性、长期性、基础性方面。先导性是从维护环境安全与生态系统健康的角度，提出城市环境战略定位，环境保护总体布局、环境质量要求，从环境的角度提前对城市定位、建设规模与布局、经济发展方式等做出引导性要求。约束性一是强调城市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应该在人口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对城市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排放量提出分阶段控制要求；二是根据区域和城市生态环境结构特征，制定环境功能区划，实行分区指导，分类控制，有序开发，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红线”区域，实行严格保护，建立规划的硬约束指标。长期性是强调规划立足于城市未来中长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国家、流域、区域环境保护战略要求，系统制定城市环境保护中长期方案。基础性是指规划强调从环境、资源、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维度，尤其是资源环境的角度确立规划定位与基本思路，作为衔接协调经济规划、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等基础规划的平台，同时对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生态恢复、资源保护等专项规划提出维护和改善要求，需要各个部门联动，采取综合措施实现规划目标。提高规划审批行政层级，建立法规保障机制，提高规划的公定力、确定力、约束力和执行力。#p#分页标题#e#核心任务要求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是以保障城市健康发展为目的，以人口与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环境功能区划和环境质量目标为核心，以污染减排、质量改善、风险防范、健康维护、生态恢复为手段，对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进行科学引导、合理约束，促进城市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规划的范围包括城市和乡村在内的全部市域范围，规划期应着眼中长期，至少与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保持一致。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确立以城市健康发展为核心的目标指标体系。立足于城市环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根据城市环境系统特征，建立分阶段环境目标指标体系，重点是环境质量、环境健康和环境安全指标。二是建立与区域环境系统协调的环境功能区划体系。与国家、区域、流域环境保护战略相协调，明确城市环境战略定位。制定城市环境功能区划，制定分区环境质量与环境管理目标指标，作为引导城市发展、人口布局的基础。三是界定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安全的“红线”空间。基于城市环境系统敏感性、重要性评估，划定城市生态“红线”，不容逾越，保护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四是明确基于人口、环境承载力的城市发展阈值。基于城市资源承载力、环境容量和规划期内社会经济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合理确定城市人口、经济发展规模，提出优化调整要求。五是制定重点领域重点区块的环境保护总体要求。从污染减排、环境治理、生态恢复等重点领域以及河流水系、重要产业聚集区、人口聚集区、生态功能区等重点区块，制定环境保护的总体要求，指导专项资源环境保护行为。六是建立内外兼顾主动防控的环境安全保障机制。树立牢固的环境安全意识，辨析区域环境影响与污染物传输模式，识别城市建设与产业发展的环境风险，积极主动防范区域性环境事件和城市内部突发性环境事件。七是完善引导和约束相结合的规划实施保障体系。建立完善规划实施机制与政策体系，落实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导性要求，明确城市环境质量目标的法制保障。明确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评估修订机制、相关规划的协调衔接机制等要求。与相关规划的关系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是环境规划体系的关键环节，起着承上启下、左右衔接的作用。一是落实部级、省级五年环保规划、重点区域、流域环境保护规划的落脚点，在宏观尺度上落实国家和区域环境战略要求，在时间尺度上落实五年规划要求，在中长期尺度上长远谋划、主动调控、分阶段评估修订的基本思路。二是协调城市规划、土地规划的平台，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与属于同一层级的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各负其责、分工协作，从环境安全、生态系统健康角度，发挥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三是指导环保专项规划、治理规划的纲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对下一层级的污染防治、生态保护、资源保护等专项规划发挥宏观引导、综合统筹、指导约束的作用。推进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建议选择典型城市推进试点工作试点城市选取应突出代表性和全面性，区域上应覆盖东中西部，城市规模以大中城市为主，应覆盖不同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沿海和内陆城市兼顾。对试点城市，建议考虑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在能力建设和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投放、环境保护相关工作技术指导等方面进行适度倾斜，以激励机制形成示范效应。制定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技术指南建议制定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技术指南，建立规划编制技术流程，明确规划范围、规划期限、规划目标指标、重点任务、政策机制等部分的具体内容和技术要求，明确规划文本说明和图集的技术要求。技术指南还应针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和规模的城市，编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提出差异化的技术要求等。逐步建立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法律保障和管理规范建议在修订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确立编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的法律要求，规定“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的人民政府，应组织编制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明确规划编制与报批制度，规定“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通过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后，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国务院审批”。明确规划的衔接要求，规定“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的制定和实施，应与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并确定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与任务”等。建议制定出台“开展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开展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试点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规划编制管理要求等。制定“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实施管理办法（试行）”，细化规划编制、报批、实施、评估、修订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同时，建议国家环保重点城市的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由环境保护部或国务院审批。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篇10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系统回顾总结五年来《决议》的执行情况，根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安排，城建环保工委在常委会分管副主任的带领下，先后到市环保局、住建局、经信局、城管局、国土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局、民政局、卫生局和部分镇，听取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和部分人大代表、村级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同时，市人大代表各中心组通过视察、调研等形式组织代表开展检查活动;11月14日，市人大常委会又组织市人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视察了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决议》执行情况
五年来，市政府根据《决议》提出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采取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职责、制定实施规划、细化目标任务、出台相关政策、强化督查考核等一系列工作措施，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二、《决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对照《决议》要求，我市的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实际工作进展与《决议》提出的要求尚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环保工作保障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涉及多个部门和所有镇、街道，一些职能部门和部分镇、街道责任不清、监管不到位、协调配合意识缺乏等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整体合力还需加强。由于环保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投资较大且见效较慢的工程，造成就事论事抓环境的多、一如既往抓环境的少，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还有待提高。市、镇(街道)环保机构人员不足，制约着环境现场执法的快速反应和现场处置能力。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村级组织由于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等因素主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保护的积极性还不够高，亟需政府财政的有效扶持。
(二)水环境整治工作任重道远。饮用水源地监管难度大，无证无照餐饮、禁养区畜禽养殖、非法开采滥挖矿山资源及乱搭乱建房屋等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水质安全受周围环境和气候因素影响较大，特别是湖库富营养化已成为饮用水源水质的主要问题。基层反映饮用水源上游村庄因规划控制，村民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创造经济来源的要求十分迫切。市域污水治理工程配套收集管线网络尚未完全建成，各镇生活污水治理施工难度大、成本高、推进速度不快，部分已纳管企业雨污分流不彻底，部分地段管道沉降脱节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污水厂处理设施运行负荷率仅达到设计规模的52%，工程日常运行管理机制尚需完善，市域污水治理工程的长效管理机制亟待建立。中心城区河道漾面宽度不一，河道贯通性和流动性差，河网水系普遍存在富营养化和蓝藻现象，偏黑偏臭现象在局部河道还有发生。村庄内部家庭作坊式企业直排现象还普遍存在，部分村级公厕和户厕污水处理设施达不到技术要求且改造推进速度不快，严重污染当地土质和河道水质。
(三)淘汰提升落后产能任务艰巨。七小产能属于传统产业，是当前淘汰提升落后产能工作的重要内容，但由于其地域特征明显，从业人员众多，且往往与当地产业结构相配套，大量小产能业主淘汰后的出路问题及市场需求、产业配套等因素阻碍着淘汰提升落后产能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同时，由于近期银行信贷紧缩，融资难度大，设备淘汰成本高，部分企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主动参与淘汰提升落后产能的积极性不高。
(四)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有待全面加强。桥头、观海卫等地的废塑料加工行业仍面临着反弹的压力，横河轴承行业油污处理任务繁重。有些企业受经济利益驱动，污染处理设施不完善或运转不正常，偷排、漏排、不达标排放等现象还有发生。城区污染源面广量大，污染源综合整治工作仍面临较大压力。城镇人均绿化面积增幅较慢，城区公厕、城区渣土中转站等基础环保设施落地困难。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机制还不完善，餐厨垃圾处理工作进展缓慢。区域性农业污染仍较严重，超标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仍然存在。
(五)全社会环保意识亟待增强。市民环境意识还有待提高，一些居民乱倒乱扔垃圾、随地吐痰、踩踏绿地、随地便溺等不文明的陋习依然司空见惯，工业垃圾乱焚烧、建筑垃圾乱倾倒等现象仍比较突出。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方式方法还比较缺乏，宣传力度不够，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还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足够关注和自觉参与，氛围营造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三、意见和建议
生态环境治理保护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也是一项关系区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工程。要做好这项工作，切实解决《决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决定提出的十二五主要目标任务，采取更积极、更务实、更有效的工作措施，进一步推进我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努力把慈溪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业乐居的一流幸福家园。为此提出如下意见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一是建立环保综合协调机制。增强对环保工作的调控协调能力，突破单一的职能部门权责限制，理顺各级各部门工作关系，合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工作。对需要多方联合执法的整治行动，要整合执法力量，强化部门联动，提高执法效果。二是强化考核指导和行政监管。要提高对各镇(街道)的环境保护目标管理考核分值，严格落实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环境污染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镇、村环保工作的指导和督促，切实提高各地各部门的工作水平。加强政府监察执法能力建设，建立一支业务精、作风硬、公正廉洁的环境执法队伍。依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强对排污企业尤其是重点污染企业的监管，严格执行环保提前介入和一票否决制度，坚决杜绝引进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的项目，从源头上控制新污染源的产生。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进一步推进排污总量审批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行。坚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保执法专项行动，加强检查、督查和巡查。三是加强资金保障。进一步加大市级财政投入力度，推进治污纳污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特别是增加水源地保护区居民的补助额度。减轻镇级区域性整治及村级环境整治、公厕户厕改建等带来的资金压力，夯实环保工作基层基础。关于龙山、观海卫、周巷财政体制调整后的实际情况，建议统筹考虑生态资金安排。
(二)继续突出抓好水环境整治，确保工程项目效益的有效发挥。一是高度重视饮用水源保护工作。切实加强饮水水源地保护，规范企业生产经营和旅游业发展行为，加大对饮用水水源周围无证无照餐饮、禁养区畜禽养殖及乱搭乱建房屋等行为的取缔打击力度。加强对水库水质的日常监测，采取有效举措努力遏制水质富营养化趋势。加强对外引饮用水源突发事件的研究，保障市民饮用水安全。二是继续大力开展截污纳管和污水治理工程建设。加快支管网建设，提高管网覆盖率。加快推进污水接纳工作，强化镇、街道工作职责，加强对企业等用户纳管的技术指导，提高污水处理率。科学评估市域污水治理一期工程建设效果，强化对市域污水治理工程的管理，健全工程运行管理机制，明确运行管理方式，提高应急处理能力，及时解决处理好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管网沉降破裂、主管支管衔接困难等问题，持续推进工程环境经济效益的有效发挥。及时总结非纳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经验，优化工艺流程，制定后续管理养护政策措施，提高实际使用效果。全面摸清当前全市公厕现状，列出具体改造时间表，加快推进公厕改造，努力消除公厕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三是有序推进城河治理。加快推进大塘江入口整治工程、漾山路江综合整治工程、水生态修复工程和中心城区引水环通工程建设，充分运用外引水加快推进城区水体流动，提高城河自净能力。健全城河管理工作机制，提高综合管理能力。四是全面推进河道和水资源开发保护工程建设。继续大力实施三横十一纵骨干河道建设，持续推进镇村生态河道建设，增加河道自净、排涝能力，优化河道周边生态环境。切实抓好和推广河长制的成功做法，努力提高全市河道水质。推进郑徐水库和慈西水库建设，切实发挥好外引工程效用，进一步提高水资源保障能力。
(三)有序开展淘汰提升落后产能工作，扎实推进节能减排。加强服务指导，正确处理好淘汰落后和规范提升的关系，帮助各地解决落后产能认定、落后产能淘汰举措等相关实际难题，摸准、摸细全市淘汰提升落后产能情况。强化要素调控，规范企业行为，提高落后产能企业(项目)的经营成本。优化财政政策补助方式方法，切实发挥好政策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和绿色企业创建活动，推广节能技术，培养节能产业，加快节能改造。加强统筹谋划，通过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等措施，科学务实推进减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