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贡献篇1
[关键词]耶律楚材；“以儒治国”；贡献
耶律楚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时期，当时的蒙古正开始崛起强大，金政权已经腐朽不堪。耶律楚材为了尽最大努力协助蒙古建立统一国家的目标，摆脱了狭隘民族意识和传统忠君观念的限制，形成了“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加大对汉法的推行力度，最大程度的降低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危害，实现对人民生民和财产的有效保护，从而最终实现“经世治国”的理想。可见，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的思想在我国蒙元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笔者将通过对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思想的深入研究，大力挖掘“以儒治国”思想的价值和贡献，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弘扬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一、耶律楚材提出“以儒治国”的原因
耶律楚材是契丹皇族的后裔，从小接受了系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对儒家思想形成了初步认识，长大之后的耶律楚材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在金政权灭亡之后，耶律楚材响应号召走入仕途，并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过程中，为“以儒治国”政治思想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耶律楚材真正受到重用是在窝阔台继位之后，官拜中书令，参与国家政策方针的制定得到了推行“以儒治国”政治思想的机会，主要从经济、政治和文教方面开展“以儒治国”政治思想，借助儒家思想实现对国家的治理，为建立蒙元统一局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内容
1、主张仁义治国
在蒙元时期，当时的蒙古社会主要采取军政合一的千户制，但是伴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扩张，千户制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在占领中原地区以后千户制已经完全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现状，这是因为中原地区长期实行中央集权制已经形成了先进的国家政权形式，而千户制的割据形式不利于维护中原的稳定。因此，耶律楚材不断向当时的蒙古帝国统治者提出“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其中仁义治国是“以儒治国”的核心。
2、主张儒士治国
耶律楚材知道依靠蒙古将领是无法推行“仁政”的，只有依靠精通儒家文化的儒士才能将“仁政”顺利推广。但在蒙元初期统治者过分重视武将，导致出现了严重的重武轻文的现象。虽然在建立新政权的初期有必要重武轻文但是不可长期发展下去，国家的治理还是需要文官。因此，当耶律楚材对蒙古统治者进行极力劝谏，使儒士得到有利保护的同时引荐有名的儒士为国家的治理出谋划策。
三、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贡献分析
1、促进了中原文化经济的恢复发展
耶律楚材在推行“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时，不仅注重对汉族文化的发展，还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中原地区的经济恢复。耶律楚材认为中原地区的繁荣昌盛可以国家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但是蒙古人在攻入中原之后盲目的进行杀戮和跑马圈地，将大片农田变为牧场对中原地区的文化和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不利于蒙古统治者的统治。为此，耶律楚材向统治者极力劝谏要注重对中原地区文化和经济的恢复发展，减少中原地区的无业游民，为实现蒙古帝国的长治久安做出了重要贡献。另外，耶律楚材还提出创建税收管理机构和制定税收制度的建议，从而避免了对中原人民的杀戮，赢得中原人民的认可和归顺。
2、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借鉴
在蒙古占领中原的初期主要采取的统治方式是简单的抢夺，造成中原地区出现严重人口减少和土地荒废的现象，对蒙古帝国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在窝阔台占领黄河两岸后，中原地区的出现严重混乱不堪的局面。为此，耶律楚材劝谏窝阔台颁布法令的同时建立相应的制度，避免利用武力争夺财富的现象再次出现。正是耶律楚材的建议使中原地区的人民得到了恢复的机会，稳固了蒙古国的统治地位。另外，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加快了各民族的融合与解放。
3、为儒学和汉法的推行做出了示范
在战乱结束以后，蒙古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中原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的恢复，而恢复中原地区的文化的实质就是实现儒家文化的传承，而恢复和发展儒家文化的根本是实现儒家文化基础的建设。为此，耶律楚材多次向窝阔台进言争取修建孔庙的同意，并最终实现了孔庙的建设和恢复。另外，耶律楚材还促进了太极书院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耶律楚材还聘请学识渊博的儒家学士对蒙古贵族进行儒学的讲解。正是耶律楚材的不断努力和奋斗，实现了儒家文化在非汉族统治时期的元朝延续下来，并让蒙古统治者最后接受了儒家思想，推动了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结语
经过耶律楚材的不断努力将儒家思想融入到了蒙古统治制度之中，实现了蒙古国统治的迅速稳定，实现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对中原地区的部分百姓进行了有效保护。可以说，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国”政治思想对维护蒙古国的统治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迅速恢复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该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苏日雅；耶律楚材“以儒治国”政治思想研究[J]；内蒙古大学；2013-06-01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2
［关键词］犹太文化中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53/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063－01
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历史悠久的民族，这两个民族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虽然受到美国文化的一些影响，但其固有的文化特点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它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在中华文化地位根深蒂固，然而在21世纪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毋庸置疑的是这两个民族都特别重视教育，然而他们的教育思想既有共性也有差别，下面就两个民族在教育思想上的相同点与差异进行比较。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相同点
（一）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都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展示了丰富的民族性，显示出了犹太民族精神的独特性。犹太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又具有多重性，这主要受犹太教教义的影响。犹太教育铸造了犹太人，培育了犹太民族性和犹太人的民族精神。尽管犹太文化与美国文化不断进行融合，然而犹太文化却不失其民族性。
中国文化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文化特征。孔子的教育理念几乎垄断了中国教育，传统文化教育思想中儒家因素波及整个民族，这也为儒家思想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因此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民族色彩主要体现在儒化思想这方面。
（二）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重视教育
犹太文学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之所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于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犹太人崇尚知识、尊师爱教的观念深深地扎根于犹太民众之中，成为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教师在犹太人中享有极高的地位，在他们心目中，教师是一个神圣的职业。犹太人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拉比。在希伯来语中拉比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老师。这与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相一致。在中国从古至今教育备受关注，老师在中国也被称为“圣人”“先生”。从这些称呼上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教师的尊重，更有谚语“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由此可见，这两个民族都尊师重教育。
（三）犹太民族和中华民族都为世界科学史作出巨大的贡献
犹太文学不仅为当代美国文学及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世界文学、科学史作出了巨大贡献。犹太人人数不多，但在知识界、文化界和科学界的地位举足轻重。据统计，在诺贝尔获奖者中，犹太人就占据了15%，有利地证明了犹太民族对全世界科学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也同样为世界文化和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到如今华人在各个知识和科技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都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二、犹太文化的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不同点
（一）宗教对教育影响不同
犹太教是犹太教育的基本点和统帅，因此重视教育是犹太教的支撑点。犹太教育中深深地弥漫着犹太教思想，因此犹太教经典的传授成为犹太教育的主要内容。而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思想主要受儒家、法家、道家三个主要教学流派的影响，其中尤以儒家思想为重。儒家教育理念主要以君子的榜样为学习典范，德育优于智育，以圣人人格为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成人的教育理念。
（二）教育普及程度不同
12世纪的犹太哲学家迈蒙民德说：“每个以色列人，不管年轻还是年老，强健还是羸弱，都必须专研《托拉》。甚至一个靠施舍度日和不得不沿街乞讨的叫花子，一个养家糊口的人，也必须挤出一段时间来钻研。”而在中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才重视教育，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可见，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只有树立普及全民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一个民族才能发展和取得进步。
（三）教学重点的不同
犹太人更注重谋生手段的培养，职业教育是犹太人教育的基本内容。教育不是一味地教授书本的知识，而是当做生活中的一种训练，通过实践达到教育的目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教学方式只侧重书本知识的学习，严重地忽视了实践环节，由此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重理论而轻实践。
犹太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在世界文明长河中源远流长，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对教育的重视。正是开放性的教育铸造了两种文化的熔炉，形成这两种文化精神。两个民族重视教育的传统及其所取得的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陈来.论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3
【关键词】儒家；校园；诚信文化；诚信思想
“诚信”思想是儒家思想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成分。即使在道家思想和韩非子的思想中也涉及到了有关的诚信问题，但与儒家思想相比，在道家和韩非子的思想中对于诚信思想的讲述还不够完整细致。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宣传下以及儒家思想本身拥有的巨大生命力，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地也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远的影响。学校是为祖国培养人才的地方，要积极投身到诚信文化的建设中来，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学生树立诚信意识，建设诚信校园，发扬优良中国传统文化，为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慢慢深入，学校也不再只是关注学生们的成绩，也渐渐的重视起学生们的诚信教育。为了全面的提升学生的诚信意识，更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为祖国培养优秀的人才，学校应当把教育重点慢慢放到诚信的实效和时效性教育中来，把诚信教育落到实处。而在实际进行诚信教育时，学校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学校的做法，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与发展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策略，深刻地理解儒家思想，发掘其中的精华成分，还要把努力这些东西很好地融入到现代教学中来，积极地建设诚信校园。
一、帮助学生们建立以诚信为本的人生观
诚实守信在人际的交往中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原则，拥有了良好的诚信意识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人际关系。有些学生还没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了不让他们误入歧途，学校对于诚信教育的工作不能松懈，帮助学门们树立诚实守信的正确价值观，还要在实践中锻炼约束学生们，培养他们的诚信意识。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认为：“信”就是遵守诺言、讲诚信，即使在严重匮乏衣服和食物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轻易背信，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知道古人对于诚信的重视了。之后的人们也是对诚信十分看重，“亚圣”孟子就认为“信”在人际交往中是不能忽视的，并且他还把“信”在以社会关系为基础上细分为五个层次。在我国传统道德观念中，就提出“信为立身之重，诚为处世之本”的观点，从中可见诚信的重要性。作为当代学生，不仅要努力学习课本知识，，更要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部分，更好的做人，以诚立身，以信为友。在生活中，我们自己不光要遵守承诺，守信用。更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带动他人，让人人都守诚信，注重自身修养，不断反省提升自我，建良好的诚实守信校园氛围。
二、帮助学生树立勤奋求实的求学理念
儒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非常高，为了端正求学者的学习态度，提高学生们的学习效率，儒家提出了学生们应当树立勤奋求实的求学理念，这就在学习领域当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为了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勤奋求实理念要求人们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不能出尔反尔，表里不一。在校园诚实守信文化的建设中，学校要积极的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将这种严谨的，诚实的求学精神运用到教学上来，努力做好教学工作，为这些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这些正确的观念也将会大大地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学校也不能只是注重学生的学习教育而忽视了对学生的生活教育，在生活上也要让学生们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在生活和学习上双管齐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让学生们养成诚实守信的良好品质，成为具有优良品质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三、为学生树立以诚信为本的义利观
在儒家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关于“义”和“信”的研究和阐述，古人们也提出了一些对“信”的看法：孔子就提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的观点，孟子也说到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也不是每一件都到位，只要合乎道义就行了。在儒家思想中，尊重君子而鄙视那些小人，而儒家把义和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志，小人追求崇尚利益而忽视其他，君子追求看重仁义。在生活中，我们不是要一味的放弃对利的追求，正确的思想是我们要像孟子说得那样，为人处世只要合乎道义就行了，我们可以接受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取利益。儒家思想是追求一个完美的境界，然而当现实因素约束着我们时，我们不可能达到义、利、信的完美统一，而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思想要求我们舍信取义，舍利取义。通过这些儒家思想，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到其中义与利的关系，这种理念也对思想道德教育具有积极意义。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帮学生成人成材，帮助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学习各种技能，为祖国培养大量的人才，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当今社会，各种不同的因素影响着人们，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可能会不同，部分人可能误入歧途，背义取利，学校应当坚定不移地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地价值观，让学生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四、结语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要积极学习优秀地民族文化积淀。在古代，儒家就已经知道了诚信的重要性，积极的帮助百姓的树立诚信意识，而这些诚信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道德和文化建设中一笔重要财富，学校要在深刻学习了解儒家诚信的基础上，将诚信思想融入到教学中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校还要与时俱进深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学习创新使其保持活力，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祖国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芦坤，武丹.论儒家诚信思想与当代校园诚信文化建设[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7）.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4
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建设；综合国力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279-02
一、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时代，文化已经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的竞争。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对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均有促进作用，文化是软实力，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结晶，其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主体，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有很深刻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文化建设既需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也需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而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以当代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吸收借鉴儒家文化的理论精华。
二、儒家文化的理论精华
1.仁。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春秋时期，人们把仁作为美德，中国儒家创始人孔子对仁的解说是爱人。仁，就是爱人。如何爱人？孔子提出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自己想成功首先使别人也能成功，自己想被人理解首先要理解别人；自己不希望的他人对待自己的言行，自己也不要以那种言行对待他人。凡事都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这是爱别人的重要思路。现在的说法，叫做换位思考，不为别人考虑的人，就不会产生仁的观念，有了仁才爱之心，才会有社会责任感，才能完成其社会责任和义务，仁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
2.义。义者宜也。宜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儒家在讲义利关系时，主张重义轻利。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强调要拿合理的利，不合理的不应该拿。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见利思义”，出自《论语·宪问》，是说见到财利，要以“义”为标准，去衡量取舍：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不取。其宗旨在于，强调“以义制利”，引导人们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讲，在利益面前是否严格按义去做，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对待义利的态度不同，就表现出了道德的高低。因此，义利之辩，成为后代判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
3.礼。礼是五常之一，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我国古代一贯重视“礼仪”教育。孔子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是说，恭敬而无相应的礼节，则会导致徒劳；谨慎而无相应的礼节，则会显得拘谨；勇敢而无相应的礼貌，则会造成动乱；直言而无相应的礼貌，则会出语伤人。可见，“礼”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子贡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子贡看来，“礼”是处理好人与人关系的关键一环，主体一旦能做到对人“敬而无失，恭而有礼”，那就可让四海之内的人都成为自己的“兄弟”。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与人交往之间，成为人行为规范的准则。
4.智。智者，知道日常的东西也。把平时生活中的东西琢磨透了，就叫智。在儒家伦理思想中，智，主要是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正确的道德认识是正确的道德行为的前提与保证，子曰：“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意思是说，聪明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智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因此他多次以仁智并举，并将智、仁、勇三者统一起来，作为志士仁人的基本品德。智者，处事果断周密，能够细心观察，无时无刻不用理智与智慧指引自己的行动。观一叶而知秋，道不远即为此。孟子把智看成是判别是非善恶的一种能力和观念，提出“是非之心，智也”的命题。智在“五常”之中有着非常特别的地位。作为道德认识，智的基本功能就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
5.信。诚实守信是儒家大力倡导的传统美德。诚者，真实无欺之谓也；信者，守信而不食其言之谓也。“诚信”合起来，就是要求人们在相互交往中，做到真诚实在，不失信誉。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曰：“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中庸》曰：“君子诚之为贵。”《大学》更明确指出“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把“诚”作为修身的起点。“诚信者，天下之结。”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品质，这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准则。
三、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1.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产生过无比巨大的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大力发掘，好好继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大潮的到来，人类文明正向世界范围推进，儒学正处于复兴的黄金时代，我们应当通过继承与弘扬儒家优秀成果，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其走向世界，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贡献。
2.有利于提升公民道德修养。儒家经典历来是中国人文教育和素质教育最好的教材。特别是儒家学者所大力倡导的一些优秀道德精神，如“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大众精神、“以义制利”的取之有道精神等等，都集中表达了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精神追求。对于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培育国民的美好品行，具有重要意义。
3.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与人、人与社会、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和谐的资源最为丰富。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尤其注重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儒家的社会理想在《礼记·礼运》中作了描绘，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儒家认为，每个人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遵循应该遵循的行为规范，社会便能够安定和谐。
参考文献：
[1]毕京京.十七届六中全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2]周贵钿.中国儒学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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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钦善.论语注译[m].成都：巴蜀书社，1991：1.
[5]邵龙宝，李晓菲.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教育体系的构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8.
thevalueoftheConfuciancultureessenceinthecontemporaryculturalconstruction.
DUJuan
（DepartmentofsocialscienceofJiamusiUniversity，HeilongjiangJiamusi154007，China）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5
荀子把“义”作为区分人与其他万物的标准,这个“义”不仅指正义这层道德意义,也是指群体利益、整体利益、国家利益。《荀子·王制》云:“(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透过这句话,荀子指出,了人们要想征服自然,最重要的是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即所谓的“群”。那么,人类何以能群呢?荀子认为原因在于人有“分”,即一定的社会分工和差别。“分”又为什么能实行呢?因为有“义”,即一定的政治、法律、道德约束。根据“义”实行“分”,就能使人们团结一心,从而产生巨大的力量,达到胜物的目的。与之相反,如果无群、无分、无义,就会产生争夺、混乱、离心离德的现象,非但不能胜物,还会被物所胜。
正因为群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儒家伦理文化从它产生的时代起就注重团结的作用,强调以和为贵。一个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即使是杰出的人,如果离开了群体,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一种音符,一种音调,决不会构成美妙的音乐,这就需要和,需要团结。团结就是同心、同德、同志、同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因此,只有众人的力量,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力不如人和”,人和比天时地利都更为重要,这与所谓的“众心成城,众口铄金”说的都是一个意思。儒家伦理文化意义上的“和”也并不与原则性相分裂,团结如果不与原则性相结合,就会随波逐流,成为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因此,团结应当建立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大多数人认为,团结就是从众,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众是无原则的随波逐流,而君子所谓的团结是和义紧密相连的。
儒家文化对群的价值的看法,也是体现了对公私关系的处理,即对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看法。儒家强调公而忘私,这种群体主义具有一定的绝对性、片面性和超现实性,但站在今天的时代基点上来看,群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本质是有一致性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存在着不少追求物质利益,讲究个人主义的现象,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儒家文化的缺失。儒家的理想就是要修己安民,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整个社会成为理想的社会,所有的百姓都能安居乐业,过上很好的生活。这里我们就看到儒家的理想不仅在个人的修身,而且要通过修身、通过弘道努力促进一个理想社会的实现。这就反映了儒家在处理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时,不是单纯孤立追求个人的发展,而是把个人置于社会群体之中,在对群体的贡献中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儒家的这种群体主义精神,贯穿于历代爱国主义传统之中,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早在商朝就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之说,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有“天下兴旺,匹夫有责”,林则徐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与这些志士仁人相比,相信有不少腐败官员或黑心产商等流都会自惭形秽吧,先且不论他们能对国家做出什么贡献,对社会有何回馈,恐怕就连“修己”这点都有问题。“三鹿牛奶”事件,山西黑煤窑事件等等,无不体现出了部分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这其实跟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很大的关联,很多传统文化的精华因此被淡化,因此,重拾儒家文化是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从水生火热中解放出来,正是由爱国主义精神支撑的,而儒家文化中的群体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爱国精神的基础和积淀,丧失了传统文化,而奉行个人利益至上的原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将会是一个无根的民族。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产商就要完全牺牲个人利益,而是要懂得追求经济利益之外的东西,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要学会感恩,回报社会,比如西方社会的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今年邀请美国最富有的人和家庭承诺捐出半数财产,用于慈善事业,当不少美国富豪群起响应时,中国内地的富豪新贵却鲜有回应,这当中固然有人存在吝财的思想,但我相信有不少人还是乐善好施的,造成这样的局面,社会条件的缺乏负有想当的责任,慈善机构能否透明操作,善款使用的合理与否,以及大众媒体的调查等等都是不少富豪不肯付诸行动的心理障碍。从如此种种的当代社会现状中,我们应该更加意识到树立群体意识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是个人层面的,更是社会层面的问题。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6
【关键词】新儒家新儒学中国文化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希望看到中国的文化可以在世界学术舞台上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了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一支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单纯从“新儒家”的字面上很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就是在参与中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因为找不出自己文化的核心力量，不得不去故纸堆里把我们已经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孔孟之道又给搬了出来的感觉。这是一部分不做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不涉及文化建设层面的中国人所误解的地方。因此，对当代新儒家有一个恰当的、合理的认识和理解是本文论述的目的所在。
一、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当代新儒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方向，它融汇了中西思想。它是以人类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为根本宗旨，用现代的意识和视角来看待传统的儒学和现代文明的需求，从不同的方面对中国当代的文化建设奉献一份力量的思想流派。当代中国新儒家也是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自我的。如果说最初当代新儒家是以自觉继承儒家的“道统”，以儒家价值为终极皈依，以儒家为中国文化的本位，在儒家文化本位和主位性的基础上探求回应西方、重建儒学的话，那么现在作为一个文化越来越多元，越来越需要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有所回应的时代，新儒家的思想也开始有所转变。新儒家们开始更多地以文化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的文化观，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西方文化在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并以全局的意识来积极地传播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二、“新儒学”和“新儒家”的区别
正确理解当代新儒家，就有必要对“新儒学”和“新儒家”做概念性的区分。“‘新儒学’与‘新儒家’相比，前者以批判的理性为方法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而后者则以内在体验来裁决真实性与现实性。前者力求在客体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后者则力求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前者力求在知识研讨的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也以知识为条件重建逻辑或价值，后者则仅先行肯定价值判断，是否再寻求知识的手段或工具以实现价值理想或目标则因人而异。”可以看出，“新儒学”和“新儒家”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是实质内涵还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现代新儒家是可以有不同的学术立场、不同的研究视角、不同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学者的统称，是以人的实践性和价值体验为依据的一群人，也是对当代中国新儒家文化和中国文化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的肯定称谓。而新儒学则是以儒家的知识体系为依据来认识当代文化、挖掘当代文化的价值，其更侧重于对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理解。
三、当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
当代新儒家思想变化的发展历程是对新儒家概念的最好诠释，通过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形成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儒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也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的精神内涵所在。
1.以文化救亡为己任的第一代新儒家
在中国文化被禁锢、思想被奴役、民族被侵略的年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打开了一扇大门。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先生，以民族的文化建设为己任，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哲学为中所用，确立了第一代新儒家的精神特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换位思考本土的儒家文化，从而找出儒家文化的特质，来发展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同时，现代新儒家也会理性地借鉴西方文化融合中国文化。他们也会用西方的学术思潮来解释传统的儒学，宣扬传统儒学的现代意义，关注现实生活。梁漱溟先生在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时，借鉴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对当时西方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的思想。虽然两者的哲学都主张从生命的视角解释世界，但是梁漱溟先生更多地是在用柏格森的观点印证、诠释儒学。此时，儒学是“体”，而柏格森的哲学不过是“用”。同时，他也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于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精神和中国文化尊严的“维护”之情。
2.以“返本开新”为目的的第二代新儒家
牟宗三作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超越了上一代新儒家仅对西方哲学的借鉴意义，更本质地认识到了中国的哲学发展、文化建设的进程已经无法绕开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这一特征。不过面对西方哲学的冲击，继续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延续性甚至“主位性”，是现代新儒家从未改变的崇高使命和基本信念。牟宗三继承了熊十力的心性哲学理念，并且借用了康德的哲学体系来融会贯通儒道佛的思想，建立了两层存有论，形成了一个新型的道德形上学体系。牟宗三致力于本体论意义上来建构儒家思想，希望能够形成一个打通中与西、内与外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他运用西方的哲学体系，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和本体性作了充分的论证，为中国哲学向西方的传播，以及与西方文化建立对话的路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牟宗三也坚持中国文化的“一本性”立场，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体系下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坚持“一本性”，就预示着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借鉴，必须依心性之学内在的“道德主体”加以吸收融会。牟宗三运用“良知自我坎陷”的学说指出知性的形成，必须有良知的坎陷为前提，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解释道德理性的作用，从而达到他的“道德的形上学”本体论表述。其中在解释中国没有科学和民主的时候，他认为中国的现状是“超过”的不能，而不是“不及”的不能。由此可见，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的自信。牟宗三作为这个时期的新儒家的代表，体现了一种浓重的本位文化的信念，不管是对西学的借鉴还是对儒学的肯定，都是一种“返本开新”的意识体现。
3.面向世界的、多元的第三代新儒家
如今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基本上是以海外新儒家为主，以成中英、杜维明为代表的新儒家更多开始从世界的、多元的、面向客观世界的立场出发，来思考和重建儒学，更多地符合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儒学回应现代生活的特性。第三代新儒家把儒学传统从极端的传统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中摆脱出来，面向客观现实，面向生活实体。
成中英把新儒学从主体世界带向了整体世界，更客观、更理性地对待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不仅使新儒家有更强的生命力，也使新儒家更接近客观的现实生活，也更有利于新儒家思想的传播。他的本体学是整体本体、过程本体，严格的说是具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过程本体。“所谓本体，是整体的一个函数，所谓方法论，是另外一种函数。……我提的本体是一个整体化得观点。……因为人就是一个整体，人就是一个本体。也可以说宇宙就是个本体。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存在。”他用西方诠释学的观点来构建自己的本体论。他对现代新儒家重建儒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首先，儒学的重建必须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基础上进行的，不必把儒学定为至高无尚的地位；其次，新儒家要正面面现代生活中个体的人性需要这些问题，而不能只关注内心；最后，新儒家不能脱离现代社会生活这个实体，不能脱离现实的结构和文明状态来讲儒学，要肩负起解决社会的、精神的现实文化问题的责任。
杜维明作为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他的观点更接近于创立一个文明对话的平台，让儒学可以有机会接触世界，被世界了解。杜维明从人学的立场出发，虽然也关注个人的心性问题，但与前人区别的是他不再强调儒家心性学的本位性和本体性，而是提供一种人文关怀的视角来让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世界。通过强调人的立场来突出儒学的精神性价值，这也带给儒学一个新的启示。这一代的海外新儒家的特点是本身对传统儒学的了解深入透彻，海外的经历又使得他们对西方的哲学观点也有深层的理解，这样就使得他们可以立足于一种世界文化的视野来对待思考传统儒学的复兴问题。
通过对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新儒家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价值。他们更多的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化。无论他们的观点、表述，甚至本体论等等有多么的不一致，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想要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都想要确立中国本土文化的意识。因此，对于儒家“道统”文化的自觉继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和儒学重建目标的一致性是新儒家共同的本质特征。
四、当代新儒家的积极意义
通过对新儒家本质特征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意识到新儒家对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积极意义。首先，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其次，现代新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清醒的批判精神，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警示作用都凸显了儒学的人本优势。最后，新儒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对现代自我意识丧失和道德沦丧的时代，带来了文化的新指向，也带来了文明建设的新途径。总之，对于当代新儒家的正确理解和认识，不仅对于新儒家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有效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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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贡献篇7
1、孟子，名叫孟轲。鲁国邹，今山东省邹城市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
2、曾子，即曾参，字子舆，中国春秋末年鲁国南武城，现山东省平邑县人；
3、孔伋，字子思，孔子的孙子；
儒家思想的贡献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当代经济管理；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1
一、儒家思想强韧的影响力
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流派，儒家学说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在这么长时期历史的绵延中，儒家思想体系历经无数朝代更迭，被当权者及文人志士不停的更新、扩充、变革，以适应统治者的需要。自汉武帝时期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华夏文化的固有价值系统。可以说，儒家思想因其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成为中国古代整个封建时期的主流意识。
经过这么多历史的年轮，儒家思想被弘扬过、被打压过、甚至曾遭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灭顶之灾，然而，其坚韧的生命力使得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中为数不多的一直对整个中国古代封建时期产生强大影响力的学说。自19世纪初，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着清朝的结束而轰然倒塌，新的民主时期创设至今也不外百余年。虽然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再一次借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的白话文运动更是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然而就算如此，儒家思想对中国各个层面的影响仍然根深蒂固，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管理至今仍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究竟儒家学说有何魅力？儒家学说中和当代经济管理相关的论述又有哪些呢？
二、儒家思想中有关经济管理的论述
儒家有着自己的一套经济思想，并在历代变革中成就了我国古代的经济理论。
（一）义利之辩
儒家在阐述自己的经济理论时，总是将义与利联系起来。其推行仁义之道，以礼义之分，要求人们安贫乐道。孔子在表述其财富观念时说：“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有一个得意门生，叫做子贡，他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被后世商界所推崇，成为历代儒商的杰出代表。
（二）以民为本的自由经济思想
孔子关于规划国计民生的目标，首要主张便是富民，认为民富而后才能达到富国，论语中有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更是认为国家应该推行仁政“则民可使富”，荀子也明确提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的理论。在西汉盐铁会议，儒、法两家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争论中也主张“工商在民”，给农民留下市场选择的余地。
（三）均衡经济思想
《中庸》有言：“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孔子向来以人道为本，以人事为末，然而他并没有忽视工商的引进，“四民均则王道兴而百姓宁”，这里的“四民”指的是“士、农、工、商”，把商放在后面，并没有尊崇贬抑或者“重农抑商”的意思，“四民均”便是给予相等重视之意。
三、儒家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的负面影响
（一）重情意轻利益
儒家思想历来在追求利益的前提下要求保证“义”的合乎道德性。虽然在孔子的年代并没有抑制人们对利益的合法追求，然而在后续统治阶层的变动下，儒家思想渐渐的变的重义轻利。后期的儒家学说认为，“君子喻义小人喻利”，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遭人鄙视的。而对当代经济管理来说，利益的追求肯定是第一性的，生产力的发展直观的表现出来便是利益的增加，不寻求利益的贸易必然是不成功的，若是在当代经济管理中仍然尊奉重情意轻利益的原则，我国当代经济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了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重人情轻法制
与法家推行严苛的法律相比，儒家一向推行仁政，主张“泛爱众”、“仁者无不爱”。然而，“人治”与“法治”相比，其局限性相当明显。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一味的推行仁政和“人治”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我国的经济正快速发展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更是对国内经济管理提出了挑战，想要促进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必须消除“人治”的干扰，“人治”不仅可能会滋生腐败现象，导致“权大于法”等不公平丑恶现象的产生，还可能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让市场经济无从发展。
（三）中庸之道抑制良性竞争
现代企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良性竞争的基础上的，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企业员工之间的良性竞争都会促使企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当代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充满了竞争力的时代，没有竞争，就缺乏了前进的动力。而儒家推崇的“中庸之道”立足于调和社会矛盾，反对“争”，要求人们在处理矛盾时应该“与人为善”，“一切以中庸为原则”，提倡“君子无所争”、“和为贵”。这种态度在处理日常生活关系时尚可和谐邻里关系，但是若运用在当代经济管理中就显得不合适了。
（四）官本位价值观
“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提倡的做学问的正确之道，儒家反复强调“为仕”的概念，提倡“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鼓励知识分子积极追求为官之路，为统治者服务。儒家的这种观念极大的影响着一代代文人志士，在社会化发展如此丰富的今天，仍有不少学习优者把考上公务员、事业单位当作自己的唯一目标。这种官本位价值观使得我国古代的大部分知识分子终其一生，寒窗苦读，只为求得一官半职，而不注重“实学”的研究和发展，致使我们这个产生了“四大文明”的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后来的工业革命中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而在当代经济管理中，更加需要重视科技的研究与实学的发展，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仍然秉持着官本位价值观去求得个人仕途发展，不仅不利于企业的发展，更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四、结语
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仍渗透着国人的心理和思想，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精神的精华，更要降低其对当代中国经济管理的负面影响，全面利用各种优秀学说，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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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贡献篇9
关键词：科举制度；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圈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33-02
“儒家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区域的统称。它具体指的是在文化上相近、历史上曾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的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且曾经共同使用文言文作为书面语，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领域。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以及受到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主要用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工具，从中国历朝历代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且发展出相似的文化观和价值观。文化史的研究表明中国是四大古国之一，由于地理、历史和民族的诸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所说的儒家文化圈实际上就是包括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本文仅就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稳定的影响作简要梳理与探究。
一、科举制度和儒家文化的关系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儒学历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儒家的教育就基于本源和属性而言，乃是一种以人格养成为目的，以儒家经典为范本的教育从隋朝科举制的产生以来，科举选士制度就与儒家经典传授相结合。正是由于科举制的发展，儒家文化才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也正是由于科举制儒家文化才在历史上有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也有很大的影响。汉武帝元光元年“举孝廉”科的实施，意味着以儒家作为取士标准的开端，经过不断的改革，到隋唐就行成了比较完备的科举制度。从隋朝科举制的产生以来，科举选士制度就与儒家经典传授相结合。虽然唐宋明清时期科举的内容时有变化，但是在制度设置上科举制度的基本原则一直没有改变。儒学在自汉代以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两千余年间，之所以能够一直作为文化主流，独占鳌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科举制度的支持。
科举制度促进了传统的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其对于国内民族文化融合、社会整合以及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推动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科举对民俗文化也有重大影响，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甚至转化为民俗。
二、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圈”的影响
“儒家文化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需要汉字、儒学、制度等因素，这些是形成儒家文化圈的牢固基础。科举制度为“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科举制度一开始产生于中国，但其声望及其影响已经发展到了世界范围。从科举制度在中国诞生之日开始，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外国学子来到中国进行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科举制度很好的沟通了各国之间的文化、教育，为中国及东亚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相互了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儒家文化圈”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科举制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发展的，所以科举制度是“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稳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科举制度不但从教育上、文化上影响了外国人，而且还从政治制度上影响到各国。
1.科举制度从教育上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影响
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和教育发展越来越紧密了，为应科举而兴学重教成为了一种社会现实。唐宋时期都要求各州、县均设立州学、县学，尤其是宋代，不仅学校的种类与规模都远超前代，而且学校教育制度也不断更新。科举制度通过以科举为正途、以儒家学说为考试内容的做法，把封建国家政权的世俗性与儒家的意识形态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科举制度从教育上对外国有了很大的影响。
早在唐代就有很多来自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国的外国人来参加中国的进士考试，在这些人中朝鲜人占的人数比较多。唐后期还专门为外国来的举子设置了一项专门的考试科目——宾贡科，应举者单独进行考试，登科者可以附名进士科榜尾。朝鲜有很多人来中国参加科举及第，光是姓名可考的就有53人。在当时入唐求学的新罗学子非常多，光是公元840年一年之内，从唐朝回国的留学生就已经达到了105人。新罗人从9世纪到10世纪期间在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及第的将近百人，新罗留学生当中的不少人及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带回了许多中国的知识和文化，这又对传播中国的科举文化以及两国文化的交流起了很重要作用。在唐一代，日本派遣了12次遣唐使团到中国学习，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日本还陆续派遣隋使、留学生和学问僧来中国，直接学习和探求中国文教制度，学成后带回了大量儒家典籍并广为传播。
各国通过对于中国科举制的学习以及模仿，增加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使得各国的教育可以得到更好的沟通与发展。这对于“儒家文化圈”的性成与稳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科举制度从制度上对“儒家文化圈”形成的影响
说道科举制度对各国的影响，对于不同地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主要讨论对东亚文化圈国家的封建社会的影响，这之中受中国科举制度影响最大并形成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则是三个国家，他们分别是日本、朝鲜和越南。东亚各国在历史上都或长或短的实行过一段时间的科举制，通过对科举制的吸收和借鉴，东亚各国的文化和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其影响甚至在现在还可以多或少的表现出来。
日本最早仿形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唐代时期日本受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公元7世纪和8世纪之间（公元701年），日本参照了唐朝的科举制度，从而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贡举制度，也就是科举制度，它和唐朝的科举制度基本相同。从当时人们的一些诗作中，亦可看出当时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影子。例如《日本世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从这些诗中都可以看出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
朝鲜历史上的科举是在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的、最完备的科举。新罗在公元788年，模仿唐朝科举制度，实行以儒学为标准的科举考试制度。高丽朝的科举是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调整和改变。公元958年，高丽国首次进行科举取士，此后交趾也相继实行科举制度。由于甲午战争的开始，朝鲜才不得已在1894年中止了科举制度的实施。此外高丽朝实行的科举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中国的科举制度，也设有制述业（即进士科）、明经、明法、明书、明算业等科，其中以制述业为重。制述业与明经业的考试内容与中国的考试内容非常相似，也是诗赋经文之类，而且高丽所用的教材和考试的形式也与中国相类似。就拿算科为例，在太学中设立了算学博士，从而学习和研究中国的算学著作。与此同时高丽朝在科举中还设有医科，置医科博士，并不断从中国搜购医书、药品。这些均说明了中国科举制度对朝鲜的深远影响。
越南也吸收和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它在1075年李朝时才引进了科举考试制度，前后大约延续了800年，在阮朝时还仿照中国建立了规制严整的试场。是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越南科举开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但是李朝科举仅举行过四次，影响不大。到陈朝建立以后，陈太宗设立了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陈睿宗于隆庆二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阮朝更是于明命十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被东亚三国所模仿，各国对科举制度加以吸收和借鉴，有利于各国教育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启示和思考
在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科举考试制度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科举制度不但对古代社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当今世界也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一些学者还认为科举制度是中国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第五大发明”，可见学者们对科举制度评价之高。
科举制度对文化思想的凝聚整合起着重大的作用，由于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文化才能在几千年间未曾中断的持续下来，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古代文明所没有作到的，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大体稳定的维持着疆域广大的统一形态。周边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中国科举文化的深刻影响，它们的科举制度是在吸收或者借鉴中国科举制度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但并不是直接照搬的，他们通过派学子到中国学习，都在中国科举制度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改革。科举制度从教育，文化以及制度上对东亚各国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中华文化主要对“儒家文化圈”中朝鲜、日本、越南三国及后属日本的琉球地区诸国起着主导性影响，直到19世纪中下叶才日渐衰败。科举制传播了儒家文化，使儒家思想几千年绵延不断，对各国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说，科举制被各国所模仿，各国纷纷通过科举制度对教育、文化以及制度进行改革，使得各国的教育、文化以及制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中国的科举制度被各国广为借鉴和传播，儒家文化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科举制度对“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和稳定起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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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贡献篇10
【关键词】先秦儒家仁道践行
一、先秦儒家对于“仁”“道”的把握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以上引文出自《论语?里仁》篇。我们在对这里的文字进行解读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道”的内涵的问题。
在先秦儒者那里,仁是个人修养。仁作为身、心的双重维度,专属于个体的人。因此孔子的仁是完全在乎个人修养的,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关怀。“仁远乎哉,吾欲仁,斯仁致矣。”,当子如是曰的时候,表明了人的内在追求才是求仁的永恒的主题词,客观原因在这一品质中则是不能够站到主导的火车头上的。而道则不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的实行需要能力、机遇。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的达遇之意。道这一命题蕴涵了儒家的入世情怀,即道不是所谓孤立的个体,它试图展示给我们的实质上是人对于群体的意义。“道”是儒家的功利观,或者说成是功业观,是人对天下应当担负的积极责任,同时作为个体的人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的最高手段而存在。我们一般可认为道是儒家在社会层面上的最高理想。
《易》上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某些学者很喜欢用形而上来表达道。其实,道形而上的一面的提法,本身是值得思索的。“形而上”被用来翻译遥远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tophilosophytometa”的时候,已经自觉或非自觉中披上了古希腊的理性精神的外衣。换言之,中国人所谓的“形而上学”在指代这一实质之时,已经是彻彻底底意义上的哲学,爱智慧之学,而非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道”。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传统意义上的“道”究竟是什么?很显然这个道跟我们现在所说的道是有些差异的,而惟有关注差异的部分,才能够对先秦儒者做出真正贴切的解读。因为这样的历史文本才是最具备真实性的儒家的思想,而非二手材料。
让我们往上追溯,这里,存在着这样一个划分,“形而下”的是器,包括“鼎”“爵”“尊”“彝”,是用来做“礼”的器物。“礼”最初作为是一种仪式,代表的是上层贵族的特权,举行仪式和收藏礼器的行为,象征着浓厚的宗教和世俗权力。这即是所谓“形而上”所拥有的“道”。道乃是根本的关键性存在,所谓的三代之道,具体地说来,是那一套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虽然三代更替,但这个共同的道,还是大差不差的。所做的局部或微观的调整,则体现在夏、商、周“礼”的损益上面。孔子所说的合于一,这个一,就是道。就是第一性的存在,然后衍出一整套的体系。由这一套体系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有序运作。
于是我们注意到,子贡成“器”——瑚琏。子贡很高兴,但在孔子那里,还是君子不器的。一方面,君子在孔子的心境中,是高度理想化的人格特征的载体,是全面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基石。另一面,孔子心目中的道不在此间的社会现实中,他的理想目标是恢复、找回这个“三代之道”。孔子自负承担这种责任,理想的人格的载体在于“弘道”,因而安于器的子贡的思想状况是不能让孔子十分认可的。
二、儒者的价值取向和其成人气质
儒家的价值追求最终指向理想的人格境界,正是“成人——人格的完善”这一路线。它构成了儒家的价值目标:自在的人走向自为的人,使本然的我转化为理想的我。儒家的人格理想在总体上表现为普遍“仁”、“道”的具体化,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最后统一于人格境界。它既以诚为内在特征,又外化于道德实践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仁道思想的阐发与衍变
笔者观点认为《伪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提法是有错误的,我们手头的先秦儒家史料中并没有提到“道心”这一范畴。其命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儒家的“道”主体化,容易陷入思维的深泥潭中。“道心”这一概念实际上直接引导了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这一形而上倾向明显的提法,使得后人在阐发先秦儒者精义时,过于进入到人的精神实在中提出要求,从而陷入纯粹的建构理论的欲望中,玩起了精致的理论游戏,忽略了儒者人生实践的一面。人生实践,恰恰是儒家社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孟子和荀子思想的差异性。也可以从这一侧面予以阐发。孟子吸收更多的是儒家的成人气质,强调个人修养的方法,涵养浩然之气,使得儒家在精神上树立了道德意义和终极关怀。从此,儒家不用再以“知其不可而为之”而困惑,因为有了理想人格的追求可以当作目标。关于此点,程颐说甚是有许多趣味:“颜子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而荀子则接受了儒家中人的作为和人格外发的一面,大加推崇。所谓人定胜天,所表达的不光是一个单纯的命题,实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觉和肯定。人在荀子那里被赋予了“超人”的力量,成为第一信仰。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简直是个人本主义者。
仁的核心是爱人,这似乎成为后儒及其它学派都认可的不刊之至论,但我们同时注意到有学者关注到“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里的仁后面的文字,仍然不能算做(视做)下定义,而只能当成先验事实的诠释。我们对它的解读应当是“仁者是怎样”而非“什么是仁”。倘若只是爱人,尚不足以彰显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言行准则。于是有孔子有“子路受人以劝德,子贡谦让而止善”的道德评价标准。孔子认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这里牵涉到一个实行的问题——在孔子那里,注重言论的同时,更关注人生践行。
参考文献:
[1]候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
[2]张岱年.中国哲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