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重要思想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文化建设
企业能否顺利、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其中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文化建设。企业文化的形成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还能提高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不仅需要结合当前自身的实际情况，还需要适当地借鉴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思想，从中吸取教训。其中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企业需要积极以儒家的科学思想为导向，进行文化的相关建设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身文化建设向着更快更好地方向发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儒家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并且对我国当代企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会有不太合理的一面，这些缺乏合理性的思想则会对现代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学习借鉴传统儒家思想时，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盲目学习，否则会给企业文化的建设带来严重的恶果。
一、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意义
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分别是精神层、物质层以及制度层，每一层次包含的内容不同，从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构成企业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具体包括约束功能、激励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以及辐射功能等。所以基于企业文化的这些功能，企业文化对企业会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以下对企业文化对企业所产生的各方面重要意义的具体分析。
1.有利于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当今社会，企业品牌的建设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则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品牌建设。因为正确合理的企业文化代表着企业的经营理念、服务宗旨等，所以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名片，同时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促使企业在市场占用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企业文化的充分建设不但代表着企业的财富与智慧，而且还可以通过企业自身文化来吸引社会优秀人才的加入。此外，企业文化还能够促进对优秀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企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在当前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可以说充分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就等于为自身企业的有力的竞争增加了砝码。
2.有利于使企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得到增强企业文化是推进企业顺利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可以促使企业员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能够帮助企业在相关决策上尽快达成共识。此外，企业的优秀文化还可以培养企业上下员工的职业道德，能够引导各工作人员在企业深化改革、调整利益关系时，正确处理自身与企业的关系，从而保证企业全体上下关系的和谐、稳定，进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除此之外，企业通过自身文化的建设来实现对员工思想道德情操的界定，使员工的工作行为不断得到规范，还能够培养与增强他们的敬业精神，激励他们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内部向心力与凝聚力。
3.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管理经营理论与管理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企业对原有企业理论的总结与创新。因此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企业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倾斜与保护来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定要正视目前的严峻挑战。因为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进步的内部动力与必备要素，而企业的成功往往与自身优秀文化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企业必须要准备好企业文化这一把利器，借助企业文化这一重要工具来推进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以及企业自身未来的健康发展。
4.有利于促进企业育才型领导的形成与培养企业领导类型分为好几种，其中包括权威型的、师傅型的以及育才型的。前两种的领导类型具有高度集中的指挥权与领导权，责任与权力集中于一身。过于集中性的领导类型往往凭借自身来进行相关决策的制定，而不考虑下级员工的创造性与其他意见，只是一味的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几乎从不关心下属，或者很少顾及到下属的感受与想法。而育才型的领导与前两种恰恰相反，这一领导类型比较倾向于进行分权管理，自己与员工共同承担责任与风险，并且对下属也时常有很多体贴与关心。因此，育才型的领导类型能实现对员工的充分尊重以及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现代社会中育才型的领导会比较受欢迎，因为这一领导类型更能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在同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一般认为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以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人在企业所有资源要素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关心与尊重企业员工，有利于充分体现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并保证企业全心全意为内部员工服务的良好宗旨。总之，通过企业文化的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对员工的重视，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只有真正做到人本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他们为企业未来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通过企业内部的团结一致来共同推动企业的进步，铸造企业美好的未来。
二、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几乎是每个企业的必备工作内容之一，虽然企业文化的建立有着多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现代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仍存在很多不足，所以企业文化还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以下是社会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诚信缺失
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往往缺少诚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企业经常对内部员工以及鼓励仅仅重于承诺而忽视落实。企业对员工不诚信，主要表现在企业很少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行不一，关于某些问题不能真诚地向员工解释，而是一味地隐瞒，这就不利于培养员工对自身企业的信任感。关于顾客，企业缺乏诚信主要体现在向顾客进行大肆的广告宣传与保证，但是却不能真正保证产品的质量，甚至很多时候产品质量或服务出现问题，并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这些行为很难使顾客信任以及喜欢企业的产品，更不能培养顾客的忠诚度。企业文化建设中忠诚度的缺失，会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据企业联合会，我国企业由于缺少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近6000亿元。因此，企业诚信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顾企业的充分重视。
2.企业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人是企业一些工作的重心，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但是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往往并不能做到以人为本，这就很难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很难促进他们最高价值的发挥。企业不能落实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员工待遇方面缺乏公平。我国企业的决策一般会集中在企业领导与管理层身上，而且普通员工与企业管理者间的待遇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此外，在很多私营企业中还存在不尊重企业员工权利的问题，这就导致企业员工对企业产生一种厌恶甚至仇恨的情绪，员工会与企业相关决策对立，不支持也不遵守企业的相关规定。以上这一问题则造成企业员工严重缺乏工作动力、有些员工甚至会选择辞职，这就使企业发展缺少向前发展的动力，最终阻碍企业的顺利发展。其次，很难满足员工的发展需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包含对制度层文化的建设，这就涉及到了企业员工参与机制以及创新机制、晋升机制的建立。但是目前企业文化建设中经常缺乏对以上这些机制的正确建立，这就很难实现工作人员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此外，企业要想发展则离不开高素质高技能水平的工作人员。但是很多企业面对不够优秀的员工只是在抱怨，而从不给他们提供创造学习深造的机会。员工学习、提高的机会不够，则直接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提高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此外，员工的自我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造成人才的流失。最后，企业管理者对待员工方面有待改善。目前企业很多管理者过多地将重点放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但是常常对员工缺乏关心、尊重以及信任。他们只是关心这些员工为企业带来多少创利，但是很少用心与员工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困境。要想成为有人格魅力的领导必须要以关心员工为前提，通过与员工真诚地沟通交流，用心去关心体贴他们才能真正得到员工对自己以及企业的认可，才能为企业不断努力。
3.违背持续发展的理念
随着我国前几年粗放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环境也受到了很严重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缺少经济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环境生态的不断破坏，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环境，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仍有很多企业为了谋取私利肆无忌惮地去破坏环境，这体现了企业文化建设中持续发展观念的缺失。这一问题导致企业不择手段的谋取私利，最终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三、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意义
经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却存在多种问题，因此，加强传统儒家思想的运用，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第二则是可以让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总之企业借鉴、学习传统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将对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主要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1.可以帮助企业树立以及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
“重民”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一直是我国进行国家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爱人”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个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民”，因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以人为本思想是指无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企业领导都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与出发点，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国家治理，如此才能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爱戴，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想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在其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前面已经提到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建立与落实，这严重阻碍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保证企业内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做好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当代企业要继承学习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并通过各项措施使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实。例如通过建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晋升制度，为员工增加培训机会，增进与员工的沟通，尊重与关心员工等措施来使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落实，最终给企业自身的进步创造无限的发展动力。
2.帮助企业树立及落实诚信理念
诚信的缺失是当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造成企业员工的流失，很难吸引更多的顾客，也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诚信的缺失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必须要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企业只有认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正确看待诚信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改进自己，才能通过诚信来使员工服从，使顾客信任，从而实现企业的顺利发展。传统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成为一个高品质、高修养人的必备条件，同时诚信也体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儒家思想还把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立国的根本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武装的丰富，而是人们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同样，儒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信誉可以看作是人的第二个生命，如果缺乏个人信誉，那么这个人就很难在社会立足，可见儒家思想将诚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时刻遵守诚信原则，从而给自身的发展提供保证。例如企业在面对顾客时要做到童叟无欺，在面对员工时要信守承诺，在面对合作伙伴时要按照合同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3.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生态化发展
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当今社会，企业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摒弃之前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而是要树立生态发展观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视对生态的保护，例如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与天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万物之灵”，认为人类不可以违背生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应该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来进行生产，从而保证自身的盈利。例如企业可以通过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或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来指导自身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样有利于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有利于企业仁义精神的培养
儒家传统思想中比较倡导“仁者爱人”，这一思想认为人只有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才可以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所以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体现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一个企业，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利益。此外，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在面对“利”与“义”的取舍问题，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向来推崇“以义取利”，所以企业在借鉴儒家这一思想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具有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意识，决不能通过恶性竞争来对其他企业造成不利。其次，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话需要顾及社会整体的利益。企业仁义精神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竞争的工作环境，还有利于行业有序竞争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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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重要思想篇2
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phu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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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重要思想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体育，体育思想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众多的思想体系和哲学流派，其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经其终生倡导历代儒家的发展，使中国儒家学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主流意识，作为中国人的指导思想逾两千余年。我国现代体育精神与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儒家思想的核心思想是是“仁”，历来主张修身养性，重视人、自然、环境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它将修身养性、治国齐家、强身健体等各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体育文化思想融入在其底蕴深厚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中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内外兼修、文武兼备以及保健养生的观念对我国体育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儒家思想在传统体育思想文化中的体现
1.1重“仁”、“礼”的体育道德观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孔子的基本观念之一，其核心内容为仁爱、爱人、人与人相亲。“礼”是儒家的一种行为道德规范和基本的生活准则，是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贵贱、长幼、尊卑的一种秩序。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形态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传统的体育文化。儒家的体育教育思想也是追仁循礼的。孔子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也是“扬礼”的，教育学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遵守礼，就是大不敬，儒家思想中类似言语和行为准则还有很多。
1.2德、智、体的全面发展思想
《论语・述而》曾记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人，游于艺。”意思是说，君子立志在道，根据仁德而游学欲于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中。六艺当中的射和御就很明显的属于体育教学的内容。如颜元所倡导的“文武相济”、“兵学合一”思想，希望教育的人才德智体全面发展。儒家教育着眼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类似于如今素质教育所提倡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
1.3仁者寿、内外兼修的养生观
“养生”，一直就是我国传统体育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仁者寿"的养生观点不仅在中国古代的养生思想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成为儒学体育思想的重要亮点。孔子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按照“仁”的标准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就能够实现长寿。[1]儒家思想注重修身养性，把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神与形看做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些思想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活动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通过身体上的锻炼活动，促进人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调身养息，“坦荡豁达”保持健康的心态、达到锻炼意志的目的。
2儒家思想在现代体育思想中的体现
2.1“自强不息”与“奋斗拼搏”的体育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1]，这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正因这种奋发向上，拼搏，反抗精神，对民族的凝集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融入了现代体育运动中，奥林匹克精神已慢慢渗入在现代体育思想意识中，如儒家思想倡导的身心和谐全面发展，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超越、进取、公平、团结作为一种竞赛原则，乃至一种竞赛精神。
2.2“正己”与“至诚”的体育道德思想
为了实现儒学中“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要培B出坚强的人格意志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提倡了以射习礼。孔孟认为射箭必须先要“正己”，就像射箭一样先有个“瞄准”的过程，尽管射者瞄准了目标，但仍有不中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不要怨天尤人，应从自身找原因这个过程也就是“至诚之道”。在孟儒家学说里，体育的道德意义是自我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代运动员们遵守严格的科学训练和在比赛后的心态调整一样，都需要正己和自省。
2.3“团结互助”与“共同进步”的体育思想
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礼”与“仁”，现代体育传承了儒家思想体系中强调整体性，团结互助和友爱的思想，注重集体利益，顾全大局。比如现在的很多体育项目就十分注重团队的整体利益，在比赛过程中各位队员团结协作，更需要一种大局观念和团结互助的精神，体育参与者们能形成比较和谐的团结合作精神，为集体考虑，然后共同进步，这样的配合与协作在集体对抗性项目中显得极其重要。
2.4“大同世界”与“和平友爱”的体育思想
儒家理想社会的目标是“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大同理想的提出，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追求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和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儒家所倡导的大同世界蓝图与现代体育思想密切相连，前者通过个体的努力，共同实现大同世界的和谐社会，这与奥林匹克精神中追求世界和平与民族团结的核心内涵所属一致。儒家思想中有具体的实践措施：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等，与现代奥林匹克精神中以文明的道德行为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比赛的精神不谋而合。反之，面对体育界滥用禁药，斗殴，贿赂等违反体育道德的不良行为，极力克制。正确借鉴儒家优秀的德育成果，培养人们的“仁爱、礼仪、诚信”等良好的道德素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结语
儒家思想中的体育思想观念仍然有着突出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我们在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保健养生等体育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过程中，都能够或多或少地寻找到儒家思想的存在，为中华民族的现代体育发展提供着丰富的精神营养。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养生保健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养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他派别的养生保健思想以及我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均有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促进现代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起着有利的促进作用。在当今的各种体育现象中，我们需要对经典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体现并利用儒家的经典思想，并赋予其新时代的精神内涵，使其在现代体育思想文化中得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才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京龙.从《论语》看孔子的体育思想观念[J].体育科学，2012，32（1）：77-80.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4
吴霞（1989.08-），女，中国重庆，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专业：职业技术教育学。
摘要：自古以来，道德教育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备受重视，在丰富的德育思想遗产中，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亲亲”“尊尊”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思想体系，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促进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初步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容、目标、价值进行简要阐述，并从德育主体、德育客体两个方面探讨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学校德育的现代意义，为解决我国当前的学校德育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内容；目标；价值；现代意义
前言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引导我国文化前进方向，是我国道德教化的优秀范本，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封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在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曾一度强调塑造中华民族的国民性、铸就中华儿女的民族魂，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时刻警醒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先秦时期作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期”，其道德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德育思想提供了摹本。
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概述
1.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相关概念界定
1.1.1儒家思想的含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居十家之首，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狭义上讲，儒家思想是由孔子确立其基本思想格局，经由孟子、荀子改造发展而渐为成熟的思想体系；从广义上讲，儒家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儒家学派的思想，纵观中国历史，从西汉至清朝，无论是国家的正统理论，还是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都是儒家思想占据着首要位置，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可见其影响之大，生命力之强，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等思想。
1.1.2先秦儒家思想的含义
孔子于春秋战国时期创立了先秦儒学，后经由孟子、荀子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先秦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以伦理思想为内核，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高扬人本主义精神，是显赫一时的学说，经久不衰，至今都有深刻影响。孔子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根本出发点，坚持以“仁”为核心，不断完善其思想体系；孟子继承并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建立了以“民贵君轻”、“行王道”“制民恒产”为基本内容的“仁政”说，推动儒家文化继续向前发展；荀子是先秦时期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言性恶，主张理天下以礼为本，礼法结合，形成了“隆礼尚法”的政治学说，他综合百家，改造儒学，丰富儒学。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
1.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德”的思想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德”的观念。“在原始时代的早期和中期，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德’的观念，甚至连美丑善恶的德行观念也是不存在的。”[1]周公是先秦思想史上公认的，明确提出政治之“德”的第一人，此后，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说，对“德”的观念发展有着深刻影响，王能统治天下，被认为是“以德配天”，体现了对“天命说”的进步，不仅在宗法观念中闪耀着“德”的光芒，在政治观念中也强调了实施“德治”的重要性，第一次真正地实现了将“德”从天和祖先的意志中解放出来，用人性论来论证政治的合理性，从而将“德”的观念植入到人心。在先秦儒学德育思想中，道德作为一种精神性力量，其基本目标是维护统治秩序，主要体现出对自身的动物性本能和欲望的理性对待及规制上。
1.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逻辑基础――“人性”思想
雅斯贝尔斯是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在历史哲学中提出了著名的“轴心时代”说，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诞生和精神的存在都与此息息相关。[2]孔孟荀都是从人性观出发对道德进行论述的，孔子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习惯是后天形成的，大多数人的天赋素质都是差不多的，由于人们后天所受的环境、教育和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因此，实施道德教育是可能的，它对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仁”的外在表现即“爱人”，不管是“亲亲”之爱还是“泛爱众”，作为爱的形式，都是善的表现，由此，我们也可以讲，孔子所讲的性是一种趋于善的性；[3]孟子认为人性的善就如自然之水往下流一样，是与生俱来的，只要努力，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也是“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依据，他以人性本善的视角讨论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在人性问题上坚持两个观点，即人性恶和化性起伪，区别于孔孟的人性善观点，他从性恶的角度阐述了实施德育的必要性。清代学者戴震曾就荀子的人性说提出，荀子的人性说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可以通过学习而得以改善，而如果顺其自然就会成为恶。[4]
孔孟荀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共同追求的内质是性善，虽然孟荀由善恶各为一端而言性，但最后在两者的契合点――善进行交互汇合，由此可见，善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基础，同时，先秦儒家注重自我教育，他们认为实施自我教育的基点是内在的善性，道德教育必须依托于伦理善，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还是荀子的性恶，都从不同的层面论证了实施道德教育的必要性。
1.2.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基础――“礼”的思想
儒家的“圣人制礼作乐”的说法，认为“礼事起于遂皇，礼名起于皇帝”；“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5]儒家将“礼”归于圣人之作，更多意义上应该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孔子将仁的思想融进礼的发展，正式提出以“仁”作为礼的精神实质；孟子继承并发展其思想，充分尊重礼，并将礼提升到人生之道的层面；荀子从礼的起源、功能和本质等方面，全面阐述了礼的思想，他坚持“以礼治国”为本位，“隆礼”成为荀子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在孟子和荀子的完善下，中国礼文化的雏形得以丰富和发展。“如果说周礼主要体现为一整套模式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行为规范，孔子的礼论则是在这一政治制度和行为规范日趋瓦解的历史境况中，挖掘和增强了礼的内在精神价值，将礼的制度典章提升到思想学术层面，实现了礼的理论化、意识形态化。”[6]
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之特质
2.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重新全面的梳理其基本思想，把握儒家思想的脉络，能够更好的再现儒家德育思想智慧的光芒，为我国德育现代化奠定基础。
2.1.1“仁”为内核的德育思想
先秦儒家围绕“仁”的思想，以不同视角和层面，对“仁”的内涵进行了剖析，形成了以“仁”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丰富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泛爱众，而亲仁。”[7]先秦儒家的道德楷模是圣人，现实社会的道德模范是仁人，“仁”的根本出发点是指人必须有真性情，并且要通过道德范畴来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礼”的实施是“仁”的要求；其次，“忠”、“恕”是“仁”的体现；最后，“恭、宽、信、敏、惠”是“仁”的内在要求。
2.1.2以“隆礼”为特征的德育思想
《荀子・大略》载：“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8]意思是，君者所以能为王，主要在于隆礼尊贤，荀子对礼的发挥在先秦儒家中处于极高的位置，他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角度论礼，还直接提出礼是一个国家存亡的关键，“礼”是先秦儒家重要的道德内容，也是“仁”的外在表现形式，“礼”强调的是整体的社会秩序对个体和社会的意义，故而“礼”的基本精神首先应当是秩序精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与“仁”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礼”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仁”的范本；“仁”是“礼”的核心，是“礼”的灵魂。
2.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价值
先秦儒家把道德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认为道德教育是一种统治手段，它和政治、法律处于同等地位，道德教育的成败决定了政治上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道德建设是政治上清明、天下大治的前提，因此，孔子提出了“德治”学说，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国君如果采用道德教化的办法治理国家，他就会安于自己的位置，臣民就会像众星拥戴北极星一样去拥戴他。孟子认为道德对社会生产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德育是“保社稷”、“保四海”、“保四体”的基础，道德教育是与国家存亡、个人安危紧密相连的，其它任何东西都无法与社会价值相比拟，进一步对孔子的道德政治价值论进行了升华。荀子认为法家虽能攻伐天下，兼并天下，却无法治理天下，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是以道德教育为根本大计，道德教化是巩固国家、维护统治的利器。
3.儒家德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封建意识形态，稍显陈腐老套，与现代社会追求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但是，儒家德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主流思想，它从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中华民族在生产生活、道德实践中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包含不少真理性的颗粒，我们在寻求发展时，应批判性地继承和创设式吸收这些精华成份，这对有效解决当今的学校德育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主体的意义
3.1.1继承德育至上思想
先秦儒家特别重视道德教育，认为德育是天下大治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兴衰，因此，他们都坚持以德育为根本，这个优良传统为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学校德育工作并不乐观，其面临着就业压力、升学压力、社会需要等多方面原因，各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课堂教学轻社会实践的现象屡禁不止，地方和部门的领导没有真正担负责任，对德育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放任其发展，使德育工作总是流于形式，受到了巨大的牵制。为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中都要渗透德育思想，坚持德育至上。
3.1.2弘扬儒家仁爱精神
教师的基本道德要求是教书育人、热爱学生，先秦儒家十分推崇孔子的“仁爱”精神，指出这种仁爱精神更应该体现在一名合格的教师身上，他才能给予学生更多的关怀和爱，帮助学生更好的发展。现代社会“一个好教师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他是这样的人，他热爱孩子……相信每个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解孩子的心灵。”[9]弘扬儒家“仁爱”精神，体现在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上，主要有以下几点：“有教无类”，“当仁不让于师”，“诲人不倦”。
3.2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德育客体的意义
3.2.1塑造现代社会理想人格
历代文人墨客都努力探寻儒家理想人格，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奠定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基本格局，蕴含在儒家理想人格中的精神价值，以其超越性深深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走向，儒家理想是东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不仅是一种做人的标准，更是一种人生的目标，儒家理想人格为我们确立现代社会理想人格提供了现实价值，首先，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再次，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最后，现代社会理想人格应具备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今天，我们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当代学校德育教育中，更应大力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把握其思想内涵，具有坚韧的人格。
3.2.2指导青少年加强自我教育
所谓自我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自我意识的基础上，以社会发展及教育者的规范、要求为出发点，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通过自我选择、自我内化、自我调控等一系列主体性思想转化活动，以提高自我品质，形成符合社会规范的道德品质。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即积极发挥自己的能动作用，不断进取，就能达到既定的道德目标，实现既定的道德理想，因此，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自我修养是提高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主要有以下两种指导方法：首先，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高度重视学生的自我教育，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说：“一切成长、一切学识、一切发展都来自内部，教育的作用在于对这种发展进行引导和指导，使其有所成效。”[10]一切教育活动都离不开教育对象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否则任何教育都不能顺利展开，都会流于形式；其次，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主动性，提高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观评价自己的能力，以减少盲目性；最后，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反思也是必不可少的，学生要学会勇于直面自己的缺点、错误，虚心接受他人的批评，提高道德修养。
结论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德育实践任重道远，德育现代化面临着不断地冲击和挑战，德育内容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推陈出新，捕捉德育发展最佳时机，通过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进一步的剖析理解，批判地加以吸收与借鉴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中优秀的德育文化资源，将对于有效解决德育问题、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作者单位：1.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2.重庆师范大学职教师资学院）
参考文献：
[1]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5页.
[2]雅斯贝尔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2页、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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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自慧：《礼文化的价值与反思》[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7]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北京大学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5
历史上，日本曾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儒商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儒商思想成为日本加速经济增长、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意识形态。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有针对性地借鉴和学习原本产生于中国而被改造了的日本儒商思想，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产生于中国的儒商及儒商思想
儒商的形成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作为正统统治思想而存在，其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即使在今天，儒家思想仍然渗透到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及文化信仰等意识之中。儒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儒商与一般商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经济行为导向，在商业经营中贯彻儒家所倡行的“仁、义、礼、智、信”社会伦理道德。从这一点上来说，所谓的“儒商”应是指那些以儒家思想作为商业活动的指导理论，既贯彻体现儒家社会伦理和优秀传统品德，同时又在商业经济方面卓有建树的人才，属于“儒”与“商”的有机统一。儒商从事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富民强国、奉献于社会为己任，自觉承担对民族、对国家的应尽责任。现代社会中的儒商仍是以追求人格美德的完善作为其立身之本，在创新经营的商业基础上，尊奉经济利益与道德素养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实行以自己的产业报效国家、回馈社会的企业经营模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传统的经济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儒商思想。在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中，儒商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儒商按照儒家思想中“礼之用，和为贵”①的和谐思想，主张在商业经营中营造和睦氛围，反对强买强卖的经营行为，强调通过合法、平和的营销策略，达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互惠。第二，儒商以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作为经商之本，主张在发展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要做到对顾客公平合理，“童叟无欺”，绝不搞欺诈经营，追求商业道德与社会信誉。第三，儒商尊奉儒学思想的“义利”观念，既注重物质经济利益，又兼顾精神层面的“义”，以“义利”双收为最高境界；贯彻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②。经商之道，不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取财富，提倡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做使国家和他人蒙受损失的事情，注重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儒商思想体现
儒家思想最早传入日本，是在405年（百济阿辛王14年），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携带《论语》10卷东渡日本③，由此开始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儒家思想在传播到日本后，与本土固有文化相结合，属于一种本土化的文化重构，具有日本的本土化特色。
随着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中的儒商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摆脱了因战败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日本基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④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日本型儒商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相结合，构成了日本近现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该时期日本儒商思想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日本儒商思想强调企业整体的和谐性。在儒学“礼之用，和为贵”⑤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内部，倡导上级和下级之间、员工之间人格平等，和谐相处，营造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氛围。企业为了自身的壮大发展，防止企业自身因内讧而造成消耗，注重通过会员大会等形式，充分注意听取企业成员的建议和意见，而企业员工由于得到尊重，就会增强当家做主的意识，敬业乐群，努力为企业献计献策，从而促进整个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其次，日本儒商思想十分注重保障企业员工的个人利益。受儒学核心思想“仁者爱人”⑥观念的影响，为了使员工树立终身为企业发展服务、以企业为家的意识，日本企业资本家与员工签订确定终身雇佣合同，关心员工的衣食住行，并在员工的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如此一来，员工没有后顾之忧，人心稳定，于是勤于工作，奉献自己的所能，从而使企业产生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再次，日本儒商思想注重企业领导阶层的言传身教，强调领导者“为政以德”⑦，提倡“修己安人”⑧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日本企业的管理建设中，管理者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他们意识到，只有严格自律，身正为范，在各方面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表率，才能树立权威意识，才能上行下效，使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之间等级有序，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行。
最后，日本儒商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日本企业信奉“达则兼济天下”⑨的经商理念，他们认为社会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只有以社会的公平为前提，努力为社会服务，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才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应有的姿态”⑩，因而企业大多热心公益事业，注重对社会的奉献。
日本儒商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日本儒商思想中具有重视人才的意识，注重人才培养方法，加强团队建设，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学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折期，要加快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其中人才因素是关键要素，因此要首先认识到杰出人才的价值，注意发挥企业优秀领导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同时还要重视由多人组成的经济建设团队的整体贡献。为此，要创造条件，为个人才能的发挥潜能创造空间，同时注重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使个体的人与团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培育出为企业、为国家的经济决策出谋划策的精英集团。
日本运用儒商思想的和谐理念，在有效处理企业内部发展与外部竞争共存问题上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建设有极好的启迪意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内部建设，领导者发挥榜样作用，在企业内部营造上下级之间和谐、人人平等参与的良好氛围，以增强企业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企业要在社会上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以造福于员工，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与同行企业的竞争。这种情况似乎就对追求“和气生财”的企业经营者带来了难题，但是日本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并不是靠诋毁同类企业形象来达到提升自己品牌的手段，而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团队，开发更多更好的新产品，以产品质量求生存，形成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中国在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借鉴日本企业的做法，引导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日本对儒商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兼收并蓄给予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启示。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既借鉴、效仿中国的儒商思想精华，同时注重吸收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思想，从而创造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日本型经济运作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弘扬本国儒商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要注重学习其他国家的现代经济思想。因为中国的儒商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也暴露了其自身的诸多弊端；要想使中国传统的儒商思想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继续彰显突出地位，就应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东亚国家应加强本地区的经济联合，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的步伐，以形成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为此，东亚的中、日、韩等国应相互借鉴对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以促进本国经济速度的提升。如何寻找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结合的契合点是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通过积极吸收包括中国儒商思想并加以改造，已在经济建设领域走在东亚国家的前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体现出儒商思想的社会价值。由于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儒学文化圈，学习、参考日本如何运用儒商思想的做法，具有现实启迪意义。同时，中日两国共同弘扬儒商思想文化，可以增进两国的相互信任，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从而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儒商思想在东亚各国的体现”与2012年度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学术合作研究项目（academyofKoreanStudiesFellowshipprogram）的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52ww1105，aKS-12-F03）
【注释】
①⑤⑥《论语·学而》。
②《战国策·赵策》。
③[日]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卷4·荻生徂徕）。
④杜冰：“试析儒家文化对日韩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界》，2009年第8期。
⑦《论语·为政》。
⑧《论语·宪问》。
⑨《孟子·尽心》。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6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7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淼恼逯饕逅嘉笄呷胍桓鏊降摹叭谭创持饕濉钡木车亍5浞度宋锞褪浅露佬恪⒙逞浮⒑省＃?］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
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对于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勾画，实际上可以说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历史既有结构的一个恢复工作。除非在双旋结构的勾画中，儒家伦理就不能够得到完整的理解与把握。否则就会陷入以往讨论儒家伦理的要么美化、要么丑化的悖谬境地之中。但是，在“现代”情景中讨论儒家伦理，凸显它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理论结构，和伦理与政治双管齐下的二元紧张又和谐的双旋功能结构，又并不等于将构成为儒家伦理的两个思想链－－定位于梳解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与定位于诠释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两者，等量齐观。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于儒家伦理加以“现代”的关注，就是因为儒家伦理思想中具有现代性的成分。而这种现代性成分蕴涵的多少，就儒家伦理双旋结构的两个构成面来讲，显然是具有差别的。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8
关键词：儒家文化；汉代；政治发展
“文化”的概念极为广泛，儒家文化就某种意义而言是政治文化。首先，儒家文化为政治服务。汉初，由于长年的战乱导致生产力不足，统治者采取了修养生息的政治策略，推行黄老无为而治。待生产力恢复，为了巩固政权即开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陆贾代表的汉初儒学家力谏刘邦“仁义为本”，陆贾在其著作《新语》中提出：“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席仁而坐，杖义而强。”，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注重仁义道德，这是施政之本。其次，儒家文化也是从政文化。儒家文化发展至西汉汉武帝时期达到顶峰。其他各家学说或被分流或被融合，如此，从政做官必须要学儒学，正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
早在汉高祖刘邦起义不久，就网罗了一大批忠实的儒生，以协助其秦朝，建立新的王朝。儒生也因此开始进入政治领域，不断为新的王朝长治久安提供相应的策略。如陆贾，对汉朝政治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陆贾建议刘邦“行仁义，法先圣”，“握道而治，据德而立”，即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则，彻底改变“秦以刑罚为务”的重大失误，以防“覆巢破卵之患”。他强调，真正足以担当重建社会秩序之任，弥补思想空缺的只有儒学，只有儒家思想和儒家伦理才是治世良药。由此看来，陆贾对西汉王朝未来发展的对策性思考便主要是基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并由此得出抑法尊儒的原则性结论。这样的政策建议，对于饱受秦朝的严刑厉法摧残的百姓来说，极具安抚作用。在当时，儒家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迎合了新生的统治阶级的想法。对于重建社会意识形态有极大地积极作用。而在当时，由于经过长年的战乱，社会动荡，民心不稳，在后期发展之中，由于黄老之术深得封建统治的意愿，因而，得到兴盛发展。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下，儒家思想虽没有占据一定的政治地位，却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之下，儒家思想吸收其长处，“仁”亦在统治阶级的政治策略上有所展现。从汉高祖到窦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而是任其发展壮大。
随着汉朝的兴盛发展，原来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而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经过战后的一系列恢复政策，在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逐渐在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得到迅速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用以稳定社会。在这样的政治以及社会背景之下，董仲舒顺应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以儒学为主体和外壳，杂糅各家思想，以阴阳五行学为哲学原理建立起具有神学色彩的新儒学体系，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三纲五常”、“春秋大一统”等观点，将君主统治影射到天道上，天不变道亦不变，为帝王的统治提供了理论根据。这些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各国家的巩固，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此，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的大洗劫以后，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西汉时期，董仲舒自举贤良政策踏上政治道路，儒家思想在董仲舒的改造之下，顺应汉朝的发展需求。首先，其“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主张，在对策中向汉武帝阐述以《春秋》正统王道的思想：“臣谨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尔”。这段话意思是要求皇帝秉承天意，以王道治理天下，这样人顺王意，王顺天意，天人合一，成为王道的起点。从根本上确立了皇权至上，巩固了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将皇权与神的存在相结合，说明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性以及不可动摇性。这样的主张，在当时，对由于汉初实行的分封制而导致的中央权力的分散有很好的集中作用。在信奉神灵的封建统治之下的社会，不管是普通百姓还是皇亲贵戚，都对神灵怀有畏惧感。董仲舒结合儒学思想，解释皇权顺应天命，因而至高无上，从而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与此同时，又以“天”来限制皇帝的个人私欲，用“天人感应”这一理念制约皇权，将秦朝亡国的教训变成皇帝的精神枷锁，来限制皇帝的权力。为整个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意义是深远的。
其次，其“春秋大一统”思想，董仲舒的这一理论继承了孔子关于“大一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制的基础之上”的思想理念。汉朝在景帝时代曾出现吴楚七国之乱，统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董仲舒从儒学经传中寻找统一的理由，他从《公羊春秋》中找到了“大一统”。董仲舒就根据《公羊春秋》的记载，提出了“大一统”论。他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既然是宇宙间最一般的法则，那么封建王朝当然要遵循。汉武帝雄才大略，安内攘外并举。在西汉达到鼎盛时期时，一步步从匈奴手中夺回领土，使汉朝摆脱匈奴的牵制。“大一统”的思想为汉武帝的军事策略提供了必要的后盾力量。根据这一理念，董仲舒认为只有思想的统一才有法度的统一，进而才有政治的真正的统一。用统一的思想来构筑统一的政治。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思想界树立起儒学的权威。再者，其“三纲五常”思想。董仲舒的“五常”与“三纲”统一排斥对伦理必然和道德原则的理性认识，对孔孟的继承同时否定了前人的“仁德”至上和“仁德”理性形式地认识，他的理论具有明显地实践形式性和实践片面性特征，如果讲孔孟的直接理论中还有诲人不倦和谆谆善导让人们知道仁与礼为何物，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就是要让仁与礼通过对君、父、夫的意志服从中得到绝对体现。
最后，儒家思想之中的“以德治国”在董仲舒的提倡之下，为汉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汉时期，封建统治阶级虽然信奉黄老的“无为而治”，但仍然不可避免地沿袭了秦朝严刑峻法，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为了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董仲舒认为要缩小贫富差别，协调各种社会矛盾，.提出“调均”的主张。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董仲舒主张“更化”思想。就是以儒家的礼义仁德来限制对人民剥削，维持和巩固汉王朝统治阶级。他提出：行礼义，施仁政，以德治为主，重视“教化”，主张用仁德代替严刑。他视“德治”主张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基本治国原则。（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m].290.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9
关键词：徐复观德治民主
一、徐复观的儒家德治思想
（一）徐复观的德治观的理论前提
儒学一直是和封建专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学说，被视为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进行控制的思想武器。而徐复观却将儒家与封建专制割裂开来，大力提倡儒学与民主的相通性，其儒家德治思想首先就要以理清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的关系。
首先，徐复观彻底批判了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将两千多年的专制视为中国一切灾祸的根源。1他将封建专制统治比喻为巨大的机器，认为两千年来的有志之士想要突破专制机器来补偏救弊便会成为专制的牺牲品，一切人民只能环绕这副机器生活否则就会被机器扎死。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超出机器便只能被毁灭。2其次，虽然徐复观批判封建专制，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方面,他反对儒家思想是封建专制的护身符的论断，极力为儒家学说的封建性辩护，认为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一切学术思想不做某种程度的适应即将归于消灭。3儒学产生的开端是好的，但是在专制制度的压迫下，儒学被扭曲，才使得儒学中的合理因素特别是民主思想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为了撇清儒学与专制的关系，他甚至是将儒家思想与封建思想对立起来，认为正是因为有儒家思想的德治主义和民本主义的存在，才使得专制主义的弊端得到限制。
（二）徐复观的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容
既然儒家思想与专制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徐复观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补充和发扬来开创出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局面。
首先，徐复观强调德治的重要性，“德乃人之所以为人的共同根据，人人能各尽其德，即系人人相与相忘于人为共同的根据之中，以各养生而遂性，这正是政治的目的，亦正是政治的极致。”4儒家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而儒家文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最高准则就是“德治主义”，而其努力实现的对象则是“民本主义”。强调的是治者首先尽其德，做好自己内圣的功夫，然后“由内圣以至外王，只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推’的作用，亦即是扩而充之的作用”5。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比西方的文化精神高出一筹，也就是西方民主政治只有落实到儒家德治思想的层面，才能为人类开出文化新生命。从每个人的内在之德出发来与人相处，而不是以权力和法律来维系人们之间的关系。
其次，徐复观也看到了儒家传统德治思想的弊端。传统德治思想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来来为统治者解决问题，所以局限于君道，臣道，士大夫出处之道，不曾将其客观化出来，以成真正政治学。“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只是一中理论上的设想，将一人之道德，客观化于社会，还有一大曲折。中国的德治思想，却省略这段曲折。知识分子的精力都放在做官上，而放弃了对社会应承担的责任感。6
二、徐复观德治思想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徐复观认为中国儒家学说特别是德治思想是与民主政治制度是相通的。虽然传统的儒学没能构建出民主政治制度，但他从儒家典籍中找到民贵君轻等论断，力求说明儒学思想中存在民本思想，以此来证明儒学思想同现代民主政治是并不矛盾的。因此他寄希望于儒家德治主义与西方民主主义想融合，将传统儒家中与民主政治相沟通的东西疏导出来，使其为当代民主建设服务。
首先，他比较了西方民主政治和中国民主政治的不同之处，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通过对统治者斗争而取得的，是通过争而成其不争，并不是出自于道德而自觉形成的。而儒家则是将民主主义视为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内在精神就是儒家的“忠恕”之道，通过道德的自觉性使得民主主义产生真正的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明确的指出：“民主政治，今后只有进一步接受儒家思想，民主政治才能生稳跟，才能发挥其最高价值。”7
其次，既然德治思想对于中国的民主政治那么重要，他便从儒家德治思想出发，主张通过对儒家德治思想的宣扬和补正来开创出民主政治的新局面。第一，他认为“只有把对于政治‘德’，客观化出来，以凝结为人人可行的制度。8由“民本”翻转为“民主”，才能实现最终实现民主。民主不能靠统治者的恩赐，而是要靠人民自己争取而来。第二，知识分子要改变以往帝王门生的观点，要有为国为民的社会责任感。第三，主张先有个体的独立，再归于超越个体的共立。先要有基于权利观念的限定，再归于超权利的礼的陶治。9他主张以儒家精神来提升民主政治，现行的民主制度必须靠儒家精神的提升才能超越权力观念的限制，达到“个体的共立”和“超权利的礼的陶治”。
总之，徐复观主张“民主政治，可因儒家精神的复活而取得其更高的依据；而儒家思想，亦可因民主政治的建立而得完成其真正客观的构造。”10
三、对徐复观德治思想的疑问
徐复观强调德治思想对于民主法治的重要性，认为德治是与民主和法治是相通的，甚至是民主与法治发展的一个高级形态，进过“倒转”就可以实现民主。然而笔者对于其的德治观中的某些观点还是存在疑惑的。
儒家的重要思想篇10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当代价值；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整个华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仪、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口号无一不相吻合，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和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思想源泉。
1儒家思想的当代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价值体现。“仁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仁”的基本规定即为爱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周语下》曰：“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来，“以和为贵”是管理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标准。“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方面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则用来调节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总之，“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更凸显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饱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内涵。
“诚信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中所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明“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在谈到为政之时强调具备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2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价值体现
2.1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当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作为事物发展的主体，人具有主动能动性，在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能积极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2.2继承“诚信为本”，充分树立企业商业信誉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以“诚信为本”，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论语？卫灵公》中讲“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一个企业想做大或者立于长久不败之地，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营利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2.3发扬“以和为贵”，建立企业长期合作关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曾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义已然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还成为考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标准，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3.1为当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提供理论依据
当代企业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尽忠职守”无疑是对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华，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3.2促进当代企业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对公司员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关怀”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走不长远。尊重人、肯定人在当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参考文献
[1]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m].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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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