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1
一、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的研究背景
(一)参加社会性学习对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小学生主要是以学习间接经验为主，但又必须将知识的学习与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因此，学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来发展自己的社会性，主要途径是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如社区公益、志愿服务、实际操作、学生教育活动等。[2]通过社会性学习可以促进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人生观以及获得自身个性的健康发展，有助于素质教育目标的实现。例如，姜朝晖认为，作为社会性学习活动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志愿服务，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培养团结精神和实践能力[3]。沃德斯坦(F.a.waldstein)和赖尔(t.C.Reiher)对美国6所高中501名学生进行了2年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服务学习和志愿活动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参与性，使学生更加自信，自尊心更强，更能容忍社会的多样性；也更加尊重他人，更愿意参加各种社会活动。[4]
(二)新课改规定的社会性学习内容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要求
新一轮课程改革倡导课程结构多元化，围绕学生的社会性发展设置了社会实践课，并在小学开设“品德与社会”、在初中开设“历史与社会”课程，旨在促进学生良好品德的形成和社会性发展，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奠定基础。[1]但是，新课改提出的中小学生社会性学习内容，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社会性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内容越来越多，但教材、课程容量有限且要保持相对稳定，社会性学习内容不可能都进入学校课堂和教材；况且，大量的社会性学习内容不需要通过课堂教学来进行，可在活动中以生动直观的方式来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多举措、多途径大力开展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
二、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的现状调查
全国免费开放的博物馆、纪念馆有1000多家。据统计，年观众量达1.2亿人次，但其中青少年只有3500万人次。按在校大中小学生2.3亿计算，人均才0.15次，与学生在暑期踊跃参加各类旅游和培训班等活动形成了鲜明反差[5]。殷世东在中国期刊网中检索1981-2010年间关于中小学社会实践的研究发现：相关研究成果数量不多且发在重点期刊上更少。[6]基于此，笔者及课题组编制了“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活动调查问卷”，采用方便抽样法，在我国华东、华北、华南和西部地区的60所中小学校发出调查问卷15550份，收回问卷15084份，其中有效问卷11380份，分析并探讨了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的现状与问题。
(一)中小学生参加社会性学习的频次低、时间少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中小学生很少参加社会实践，参加公益性活动更少。分别统计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的频次和每次活动花费的时间，结果发现：从参加的频次来看，高达36.4%的中小学生从未参加社会性学习，另有50%以上的学生也只是偶尔参加，而频次越高则参与人数越少；从参加时间来看，用时1小时以内的学生最多，达37.2%，另有35.3%的学生甚至没有花任何时间参加社会性学习，而花费的时间越多则参与人数越少，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社会性发展。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的情况，笔者对中小学生参加课外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的频次和每次花费的时间进行了分类调查和统计，先统计中小学生平时是否参加课外社会实践或课外公益性活动，再进一步统计选择“是”的中小学生参加社会性学习的频次和每次参与的时间。
从结果可知，从未参加课外社会实践的中小学生比例达53%，而从未参加课外公益性活动的中小学生比例更高，达63.3%；经常参加课外社会实践的中小学生比例仅有8.9%，而经常参加课外公益性活动的中小学生更少，只有7.2%。从每次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性活动的时间来看，50%以上的学生没花任何时间，其中没花任何时间参加公益活动的学生比例更高，达64.9%；每次花费1小时以内的学生分别占1/5左右；每次花费1小时以上的学生比例更低。相对而言，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比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花费的时间更少。
(二)中小学生参加社会性学习活动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
调查发现：高中生经常参加社会实践的比例最低，小学生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的比例最低。分别统计不同年级段学生(小学、初中和高中)参加课外社会实践、公益性活动的频次和时间(详见表1、2)，结果发现：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参加课外社会实践的频次存在显著差异，即高中生偶尔参加的比例最高，但经常参加的比例最低，这与高中生的课业负担重有关；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在参与课外公益性活动上也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小学生偶尔参加的比例最高，但经常参加最低，这是由于公益性活动对参与者的要求要高于社会实践，而小学生囿于身体、知识、意识方面的限制参加较少。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参加课外社会实践或课外公益性活动所花费的时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即小学生花费1小时之内的比例均高于初中生和高中生；而小学生花费1～3小时的比例均低于初中生和高中生。
(三)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单一、内容贫乏
笔者曾专门在三所学校调查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结果发现：中学生的志愿者服务活动种类单一，参与次数最多且人数最多的内容是辅导成绩较差或者低年级的同学；在不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原因调查中发现，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志愿服务枯燥。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多是组织参观一些场馆(如博物馆等)和到社区拔草或捡垃圾，也有在重阳节组织学生到敬老院看望老人的。由于社会实践内容单调，难以发挥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作用。
笔者进一步深入社区观察和访谈发现：很多社区并无开展专门针对学生的课外社会实践学习活动，有时开展一些活动仅是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但没有实质性内容。以学生的暑期社会实践作业为例，大多数社区只是草草组织学生开展一些活动，敷衍了事；学生自身也只是为了完成“盖章作业”，并不是真正地为了参加社区的实践活动。正如《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2月23日报道中采访的一位王先生说道：“社区为孩子准备的社会实践活动种类其实非常单一，比如过年前要求小学生上街去劝说邻里少放烟花爆竹，或者到孤寡老人家去‘送温暖’、贴对联。我感觉这些活动都很老套，不能激发小孩子的兴趣，都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走过场’，孩子不可能有什么收获。”
(四)中小学生自身意愿是影响其参加社会性学习活动的主要原因
通过对中小学生参加或不参加社会性学习活动原因进行统计(见图1、2)，发现大多数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是自己意愿的结果，与父母和学校老师的要求也相关。因自己意愿而参加公益性活动的比例要高于参加社会实践的比例，而在父母要求下参加社会实践的比例要高于参加公益性活动的比例。在中小学生不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性活动的原因中，属于自己没意愿的占多数；同时也有缺乏场所、时间和精力的问题，因为家长反对而没有参加的中小学生只占极少数。
图1中小学生参加课外社会性活动的原因
图2中小学生不参加课外社会性活动的原因
三、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的难题破解
(一)社会性学习活动次数与时间严重不足
社会性学习是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然而，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中小学生的学业负担很重，接触社会的机会减少，社会性学习活动的次数和时间严重不足，影响了中小学生的社会化。本次调查表明，高达36.4%的中小学生从未参加社会实践与公益性活动，偶尔参加的最多，占53.2%；即使参加，所花费的时间在1小时内的最多，达37.2%。个案观察和实际访谈证实，现今中小学生基本未接触过课外社会性学习活动；即便是中学生，对于课外社会性学习的认识也不清晰。不少学生的社会实践甚至沦为“盖章实践”，如《今晚报》2013年8月6日报道：“为给‘社会实践’作业盖章学生参加义工走过场”；《新华每日电讯》2011年2月23日报道：“中小学生社会实践作业几成‘盖章作业’”，《中国教育报》2011年10月12日报道：“中教观察：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怎能成‘盖章实践’”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一是受应试教育影响，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忙于参与课外补习，以致社会实践与公益性活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好好学习顺利通过中考、高考被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情，因而学生的课外时间很大一部分都用于补习功课，仅有的一点闲余时间连玩耍都不够，因此造成学生参加的社会实践严重不足。二是在当前教育环境下，安全问题被过分夸大，一旦学生在课外社会性活动中出现问题，无论是不是教师或学校的责任，矛头都被直接指向教师和学校，使学校和教师深感压力重大，无奈之下只能尽可能减少甚至不让学生外出参加社会性活动。
(二)社会性学习活动内容单调
根据笔者在三所学校和相关社区的调查发现，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类型单一、内容贫乏。例如，中学生的志愿者服务活动主要是辅导成绩较差或低年级的同学、到敬老院看望和服务老人；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则多是组织参观一些场馆(如博物馆等)或到社区拔草、捡垃圾。由于社会性学习活动内容单调，难以发挥促进学生社会性发展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社区方面而言，并不是社区负责人不愿意认真组织学生的课外社会实践活动，而是无论人力或物力都缺乏相应的支持，政府部门并未给予实质性的帮助。从学生方面而言，这与学生本身缺乏相关技能有关。现在的学生都是在学校学习课本上的知识，缺少实际应用，因而在实践过程中感到无从下手。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也与学校教育有关，学校的升学压力大，其目标主要是通过文化学习提高升学率，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只是被看作一种可有可无的课外学习形式，甚至认为开展社会性学习活动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三)部分学生存在好逸恶劳、怕苦惧难思想
调查表明，在中小学生不参加社会性学习活动的原因中，属于自己不愿参加的占40%。不愿参加的原因多种多样，除了可能没有兴趣以及时间和精力不够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一部分学生好逸恶劳、怕苦惧难。现代社会科技发达、物质丰富，学生享受着现代化发展的便利，许多学生从小就没有或者很少参加劳动；加上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是家里的宝贝从小不做任何家务，更容易养成“好逸恶劳、怕苦惧难”习惯，对参加实践活动有畏难心态。正如《中国教育报》采访家长时所报道的：“我认为是好事，可孩子不这样认为啊，她不愿意到社区去，我也没办法”，这位家长说，“孩子上高一，不爱劳动，也不大愿意与人接触，假期没有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此外，学生因学习负担重，如有课外时间，更愿意用于看电视、上网等消遣性强的活动，而不愿意外出参加社会实践或公益活动。
(四)不同年龄特征也影响到学生的社会性学习
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不同年级段的学习负担影响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小学生之所以经常参加公益活动的人数少，是因为各类公益活动，不仅需要爱心，还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有学校在校园设有“开心农场”生态园，组织志愿者浇水、拔草、施肥等；也有学校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去社区参加义务劳动(如植树等)或去敬老院参加敬老爱老活动等。一方面小学生由于年龄小、有关知识和服务技能不足，不可能经常参加这些公益性活动，主要是以体验为主，培养其公益活动观念和道德意识；另一方面，虽然社会实践非常重要，有助于学生培养生活自理能力、学会助人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及公民意识，但高中生之所以经常参加社会实践的人数少，是由于高考的压力，高中生学习任务重、学习负荷大，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功课学习上，甚至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是浪费时间；加上有些家长对社会实践持反对态度，担心孩子耽误学习或上当受骗，因而想让高中生经常参加社会实践是困难的。
(五)社会性学习资源缺乏
2011年《教育部关于联合相关部委利用社会资源开展中小学社会实践的通知》发出后，全国各地确立了一批实践基地，但远远没有满足中小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需求。本次调查表明，在中小学生不参加社会实践与公益性活动的原因中，想参加但缺乏场所的占33%。首先，受课程体系和文化氛围的制约，社会实践基地的选择与建设一直困扰着中小学校，在区域内可供中小学生参观、学习和锻炼的实践基地严重不足；其次，实践基地与中小学校可以开展的合作项目非常少。由于社会实践资源缺乏，严重制约了中小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
四、中小学生课外社会性学习的推进策略
(一)征得大众认同，获全社会理解与支持
由于中小学社会性学习内容涉及面很广，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产活动等方面的内容都有可能进入中小学社会性学习范畴，需要相关的部门支持与配合。[7]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中小学生开展社会性学习的认识不深，没有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促进学生道德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增强心理健康素质等方面认识社会性学习对学生身心发展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宣传，使大众认同社会性学习的作用。例如，可利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快、覆盖面广、传播成本低、形式生动活泼等优势，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形成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支持学生参加校外社会性活动的良好育人环境。
(二)建立安全分担制度，保障活动的安全性
安全问题是中小学生开展社会性学习的阻碍因素之一。对于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政府、学校和家庭所承担的责任不均衡。长期以来，政府和家庭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而学校则承担了本不该承担以及无法承担的责任。这就需要制订政府、学校和家庭相应的责任分担机制，明晰各自的责任。[8]学校、家庭要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教导他们防范意外的应对策略。教育行政部门则要协调社会实践基地切实保证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的安全性，配备必要的安全保护人员，向学生讲清与社会性学习活动内容相关的操作程序和安全制度，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学校组织学生开展课外社会性学习活动时，须由导游带队、教师跟队管理，相关基地、场馆人员积极配合，确保学生在社会性学习活动中的安全。[9]同时，要建立中小学生社会性学习活动意外伤害事件的保险机制。
(三)建立考核激励机制，使社会性学习常规化
很多学校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记录与考核不够重视，往往在假期结束时要求学生上交盖章的社会实践记录册就算完成任务。为了保障和激励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逐步完善开展社会实践的体制机制；教育行政部门要把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成效纳入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学校应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成效作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并对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情况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志愿服务活动是美好的道德行为和重要的道德实践，但很多学校同样缺乏对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考核和激励措施。因此，学校应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并对志愿服务活动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估，褒扬和嘉奖优秀志愿者。同时，要建立志愿服务回馈制度，如允许志愿者利用志愿服务的工时换取一定的社区服务，并在就学、就业、就医等方面享受一定的优惠或优待等。
(四)针对年龄特征，开展社会性学习活动
为了有效开展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我们需要根据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分阶段推进。例如，郑州市把中小学生的社会性学习活动分为四个阶段：小学3～4年级为认识阶段，活动内容为在校内观察；小学5～6年级活动内容为集体体验，了解为主；初中1～2年级以参加集体活动、启发想象能力、增强好奇心、培养探究精神等活动内容为主，通过集体协作，教师引导，扩大活动范围，增加活动时间，强化实践活动效果；高中1～2年级可设置个人小组、班级年级活动，开展个体思考、集体协作、集思广益、人生感悟等活动，以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10]
另外，中小学生是志愿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着不同于成人志愿者的特点和规律。因此，在中小学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应以校内志愿服务活动为主，最好能与平时开展的各类活动结合起来。同时，必须根据中小学生的年龄特征，建立不同于社会志愿者组织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小学生志愿服务的重点应该是学习与体验，让学生从体验中汲取知识，学习他人的经验，感悟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目标应该是培养未来具有奉献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志愿服务精神的人。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2
1调查对象与方法
此次调查是以南充市川北医学院各院系同学为调查对象开展的问卷调查活动，自行设计的《关于高校公益文化建设情况问卷调查》作为调查工具。问卷包括十二道单选和三道多选，着重调查同学们参加公益活动情况、男女比例、主要原因等，并得出结论。700位同学独立完成问卷，并回收有效问卷680份，回收率达97%，符合统计学标准。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川北医学院大学生参与公益活动情况调查
由图一分析可见，有5%的同学做过交通协管员，13%的同学做过义卖和支教活动，19%的同学献过血，20%的同学义务植过树，29%的同学宣传过公益理念，44%的同学慰问过老人、残疾人，49%的同学打扫过社区街道，53%的同学捐过款物；而捐款捐物是仅有过半数的同学参加过的公益活动。
经调查数据显示，在校园里，仅有12%的同学在空余是想去做公益活动。经统计同学们参与公益活动的次数得出以下结论：6%的同学一周参加一次公益活动，9%的同学一个月参加一次公益活动，37%的同学一学期参加公益活动2-3次，35%的同学一年参加公益活动一次，13%的同学表示从没参加过公益活动。这样的数据并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公益文化的领域里，大学生是个庞大的志愿者群体，但数据显示还有充分的人力资源并没有被公益文化吸纳。有44%的同学甚至认为自己不算是公益爱好者，近半数的人从思想上并没有收到公益文化的鼓舞，我认为，在大学这样的教育殿堂里有必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同学们宣传公益文化，推动公益文化的建设，为社会做贡献。
2.2大学生感兴趣的公益设施
由图二的数据分析可得：有约49%的同学喜欢公益图书馆，45%的同学喜欢去福利院看望小孩，41%的同学喜欢去敬老院关心老人，美术馆，博物馆，40%的同学喜欢参观科技馆。要想调动起大学生热爱公益的积极性，须得投其所好，这样的公益设施能帮助大学生们加深对公益的了解和对公益带来的社会福利感同身受。
2.3大学生接触公益的途径调查
由图三看出：有61%同学通过公益标语了解到公益，有59%的同学通过参与志愿活动更了解公益，54%的同学通过平时看到的宣传海报接触到公益文化，31%的同学通过课余时的校园广播了解到公益的讯息，有15%的同学通过关注明星商业公益活动对公益有所了解，将这些途径由人数多到少排序为：公益标语、志愿活动、宣传海报、校园广播、明星商业公益活动。
由统计数据分析可得：有26%的同学知道校园公益活动或设施，仅有3%的同学比较清楚了解其相关情况，有71%的同学不了解，可见我校对公益活动的推广宣传还不够到位；仅有不到半数（40%）的同学对我校公益活动感到满意，有25%的同学感到不满意，35%的同学不清楚校园有哪些公益活动；综合同学们给出的意见，有14%的同学认为校园公益活动与社会焦点并不吻合呼应，略微有些脱节，24%的同学认为校园公益活动太少，且商业广告太多，28%的同学认为学校的公益活动主题缺乏创意不吸引人，34%的同学认为校园内公益活动的宣传也不新颖。因此，我们面向同学们对校园公益文化的改进进行意见征集，得出以下结论：13%的同学认为可以在文字上进行创新，17%的同学认为校园的公益活动可以增加学生们的互动交流，以期有意想不到的点子产生，13%的同学认为校园公益活动可以在宣传方式上有所改变，47%的同学认为校园的公益文化可以有效的组织多一点的活动来加深同学们对公益文化的印象。
3调查结果小结
通过综合分析可得：大多数同学并不了解校园的公益文化，且有不少人对学校内开展的公益活动并不满意，原因如下：校园公益的主题与社会焦点脱节且不够新颖，其活动太少，植入商业广告太多，校园公益文化的宣传方式也没有创意，因此，同学们给出以下建议：文字上尽量创新，增加学生们的互动交流，宣传环节可以更有创意，学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各种公益活动，提高同学们的积极性，增加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4可行性建议
由以上调查可知校园公益存在一些问题，经系统的统计分析，我们在此从两方面提出一下建议来鼓励大学生多投身于公益事业中，为社会做贡献。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3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基本原则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
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在网络时代，发生在网络空间，目标指向现实社会政治体系，并以网络为载体和途径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一切行为，特指利用互联网进行网络选举、网络对话和讨论，与政党、政界人士和政府进行政治接触以及网络政治动员等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①网络时代的每个公民都依法享有网络政治参与权，而要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就必需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进行法治化，这涉及到政治参与法治化建设的必然性与原则、具体措施等诸多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
广泛的公民政治参与体现了参与式民主的要求，可以促使公务人员按照民意约束自己的行为，有助于保证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此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与基础。要实现公民政治参与，就要在法律上赋予公民政治参与权。公民参与权是公民一项基本人权，是指公民通过国家创造的各种合法途径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公民参与权是一类权利的总称，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担任公职权、参加听证、参与民意调查、提出意见、建议权等等。②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有必要对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即公民的网络参政权作出规范与保障。保障公民网络参与权的必要性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体现了人民的宪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的行使，就是维护落实人民的宪法原则。二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意。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而现代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包括了公民广泛、自觉的政治参与。民主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政治参与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在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历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在网民激增与公民意识觉醒的今天，网络政治参与权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权的新形式必然要受到高度重视。
为加强对公民网络参政的保护，应完善公民政治参与权法律法规保障的不足之处。现行法律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不足之处较多，如宪法并没有集中、明确地规定参与权，在有关政治参与的条文明确性方面，宪法的规定尚显不足：
《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该条没有明确公民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时间是在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行为实施之前、之中还是之后，因为这种批评、建议若仅在行为实施之后提出，就仅仅起到事后监督作用，不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
又如对公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缺乏刚性规定。当前有很多法律法规规定了各种公众参与的形式，但是其规定普遍缺乏强制性，因此公众参与往往被作为制度创新大力宣传，却难于以制度化形式存在。拿听证来说，《立法法》等仅规定有关机关作出决议、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等形式，而对上述形式缺少硬性规定，因此立法应补充规定听证会代表如何遴选、听证意见如何处理等操作规程、不进行听证的法律责任，否则听证程序将成为随意取舍的环节。
上述有关公民政治参与权保障的法律法规规定不足之处说明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需要从各方面完善立法，不仅要针对有关公民网络参政的各种问题进行专门立法，而且也应完善其他法律中有关公民政治参与的规定。
网络言论自由原则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在网上发表言论，而言论自由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自由发表言论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有效形式，因此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所谓言论自由是公民通过各种语言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言论自由原则有利于推动社会观念的发展进步。目前网络上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现象比较严重，这使人们认识到对于网络上言论自由原则的运用必须有所限制，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网络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划定一个合理边界。在我国，确定言论自由合理界限的基本依据是《宪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公民进行网络政治参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其他公民与组织的合法民事权利。由于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国家机关利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词语的具体含义不清晰、有争议的特点，以“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等名义进行损害公民合法利益的行为，因此公民网络参政立法需要对“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这两个较有弹性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划定网络言论自由权利行使的合理边界，防止国家机关滥用“国家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名义侵害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权利。
近年来，有一些不法分子出于各种目的在网上散布各种谣言。网络谣言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的谣言，传播快，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网络谣言自然不属于网络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完善对其的司法惩处措施非常必要。2013年9月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处理网络谣言上升到刑法层面，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犯罪行为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了明确细化的规定，例如对相关犯罪情节轻重作出区分，提出明确的量化标准;提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标准，从而为用刑罚手段惩治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标尺。根据《解释》等刑法相关规定的反面解释可知，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转发，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损害，也不构成犯罪。如此则《解释》有助于厘清公民信息网络言论自由的法律边界，有效保障了公民的表达权和监督权。
总之，《解释》的颁布实施有利于规范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也有利于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最终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进步。《解释》的不足之处在于：《解释》目前尚属于司法解释层面，立法层次较低，立法机关可根据《解释》适用的实际情况，择时将相关规定上升到法律层面，以增强相关规定的权威性。同时未来立法也应针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非法政治参与而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以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
依法参与原则
依法参与原则是指公民在网上进行政治参与活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人们在网络上的一切行为均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公民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不得违法侵害法律保护的利益。
完善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是公民依法参与网络政治的前提。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网络新事物如微博、博客等不断出现，依托网络技术发展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与规模也日新月异，而我国关于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这使得我国网络和网络政治参与的立法明显滞后于技术发展和时代进步。由于缺失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公民的网络政治参与一直处于无序的发展状态，网民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加快建立健全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是我国立法机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落实公民依法进行网络政治参与原则的前提。
拟制定的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应是符合网络空间特点的一部专门网络法律。立法应与网络经营方式、管理方式的特点相适应，应适应网络政治参与现状，适时调整各类法律关系，最终为网络民主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要加强网络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必须立法规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内容、范围、渠道、方法等内容。根据政治学相关原理，网络政治参与内容可主要包括决策参与、立法参与、执法参与、争议裁决参与、监督参与等内容;在政治参与的渠道、方式上，网络政治参与法律可建立网络投票、网络政治辩论等新型的政治参与形式;立法亦应完善相关的司法救济程序，尤其要针对网络自身特点创设符合网络空间环境特点的、具有现实操作性的司法救济措施。应注意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既要规范网络秩序，更要注意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自由，要在规范网络秩序与保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点。
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
对网络政治参与的媒介―网络媒体的政府管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管制有害信息。有害信息是指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违背精神文明建设要求、违背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以及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各类信息，包括文字、音频、视频等形式。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利益的政治参与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新型土壤，导致一些试图损害国家利益、破坏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违法分子散播的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网络有害信息传播危害了网络社会中相当一部分网络政治参与者的实际利益，扰乱了网络社会正常秩序，因此有必要对有害信息等进行网络管制以禁止其传播。
禁止有害信息传播原则与网络言论自由原则并不冲突。任何国家均没有绝对的网络言论自由，其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均受到法律限制。因此，网络政治参与立法既要注意保护网络政治参与者的言论自由，同时也要对有害的网络政治参与信息加以限制或禁止传播。但是对网络政治参与有害信息的内涵界定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大，就会损害网络言论自由原则，而如果界定的范围过小，就会使禁止有害信息传播的立法目的落空，因此立法要慎重地合理划定有害信息与无害信息的界限。
适度管制原则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一些负面的行为，如在网上煽动分裂祖国、散播政治谣言等违法行为也随之而来，它们让人们感受到了网络民主带来的负面影响。为减少网络民主的负作用，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网络政治参与行为实施适度管制。
第一，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性、非理性等消极特点决定了有必要对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有序而适度的公民政治参与是网络民主发展的基本目标，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在网络社会中，公民可以选择多种政治参与方式，再加上网络控制的难度较大，极易可能使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要求超越当前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水平，对政治体系稳定形成新的挑战。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加上网络政治参与人数多、网络结构复杂决定了对网络的管理困难。由于网络信息的交流和传递是在自由和缺少管制下进行的，任何人都可追逐极端的个人自由，随心所欲任意发表言论、进行活动，因此网络政治参与中容易出现网民大量的“非理性”参与行为。上述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无序且非理性特点容易导致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危机，易引发社会动乱，破坏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有必要对民众网络政治参与实施科学而合理的管制。
第二，需要通过适度管制消除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的不平等分配带来的负面影响。网络空间信息资源在不同网络政治参与主体间是不平等分配的，能够左右网络信息资源分配获取的“信息强者”往往侵害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网民的信息权利，此种现状决定了有必要在网络空间中实施管制。通过管制规范“信息强者”的行为，使其网络行为能合法合理，注意保护“信息弱者”的利益，实现网民政治参与权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嬗变，从而最大限度实现网民间平等的观点交流，实现对话平等，促进网络民主的发展。
对网络的管制不能“为管制而管制”，网络需要适度而有效的管制，而不是过度的管制。网络管制需要标准和限度，需要遵循适度原则，把握好管制力度。网络管制过弱会使网络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损害社会利益，而网络管制过强会压制网民参与政治的活力与热情，同样也会损害国家与社会利益。因此，进行网络管制时必须平衡国家、集体与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把握好网络管制的尺度、力度与具体措施，应以既可防止网络违法行为、又不至于侵害网民政治参与权利为标准。在国家干预适度原则中，“适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弹性的标准，需要立法者高度重视与谨慎界定。
结语
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原则、网络言论自由原则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各个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首先需要贯彻的原则，因为在我国这样一个民主制度尚在完善之中的国家，市民社会不发达而政治国家很强大，政治国家侵害公民权利的事件屡屡发生。为了促进公民网络政治参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是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保障法，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必须首先依法保障公民网络参政权与言论自由权。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平衡的需要，在保障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同时，需要贯彻依法参与原则、禁止传播有害信息原则，从而依法加强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行使的合理限制与依法规范，但对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权利的种种限制也必须适度，以防止对公民正当行使网络政治参与权利造成妨害，因此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过程中必须贯彻适度管制原则。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各个基本原则互相联系、制约，立法者必须注意如何在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立法中平衡各个基本原则的关系。
（作者分别为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法治化路径研究”和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基金项目“侵权法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11Jk0200、XaGDXJJ0928）
【注释】
①李祥：“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对策”，《行政论坛》，2009年第1期。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4
【关键词】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对策
学生公益素养培养是高校工作的基础环节，也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内容。当前大学生公益素质的提升正通过各种载体发挥着重要作用，公益劳动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我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研究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调查，调查涉及对公益的了解、参与情况及对公益事业的期望和建议等。同时提出对发展95后大学生公益事业的措施与建议。
一、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现状
从总体上看，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现状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于完善、国内外交流日趋频繁、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大众传播手段的广泛应用，这些变化都猛烈地撞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对95后大学生的公益素养发展产生极大地影响这就使得95后大学生在适应时代变革、主流积极健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乐观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对公益精神的理解。在95后大学生的身上具有时代特点，他们是在网络时代成长的，他们的人际交往、沟通、思考方式都与以前不一样，这就使得他们没能深刻理解公益精神。在95后大学生所认识和参与的活动中，公益活动大概就是捐钱捐物、无偿献血、当活动志愿者，参加这些活动就算有公益精神。但是，公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其实并不遥远，公益就在我们身边，你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微笑，都可以称作为公益。
（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但功利色彩鲜明。95后大学生的主流公益精神还是积极健康的，他们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但是，有些95后大学生在参加公益事业时，真实原因并不是在于公益精神，而是由于自身的利益。目前95后大学生中部分学生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个人价值的实现，注重物质享受和现实世俗生活。因为有的学校将学生参加公益活动作为评奖评优的硬性条件，有的学校将公益活动的学分当做必修学分的部分。如果参加公益活动对自己没有好处，甚至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参加的积极性恐怕很有可能会打折，真正做到无私奉献的同学很少。
（三）想法很丰富，但实践的能力有待提高。部分95后大学生对公益更多还是停留在想法层面而很少付之行动。当看到那些弱势群体，会在心里感叹，然后就这样走过，却再也没有下文，不想因此而使自己付出，如财务、劳动等。即使愿意提供帮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该做些什么。
二、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现状成因的分析
（一）95后大学生缺乏公益教育。大学生的公益思想化为公益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素养值得关注，我国的公益事业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初级阶段，为了促进公益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应当提高公益行为主体的公益素养。具备公益素养是构建和谐社会对公民的基本要求，而95后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主要建设者和公益行为的重要群体，是未来公民社会发展的骨干力量，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但由于种种原因，当代大学生公益素养还不够。
（二）党团组织对学生公益素养提高的重视不够。各级党团组织重视不够，没有把公益活动当成团组织对外的窗口和向外延伸的有力拳头，没有把公益活动作为实施跨世纪青年工程的有效手段，这主要表现在缺乏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很多工作流于形式，缺乏一定的保障机制，缺乏发展机制，因此出现了学生公益素养不够的现象。因此，我们认为，高校应该在兼顾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同时还是要注重提高学生的公益素养。
（三）各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正在冲击校园。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随着大学生和社会的接触面越来越来广。了解逐渐深入，许多不良风气和思想正侵袭着学生的精神世界，一些学生的“另类”价值观和消极人生观也因此形成。改革开放使我国在文化等方面都融入全世界，但同时也刺激着一部分学生的精神思想，使部分95后大学生将公益精神抛之脑后。
三、对提高95后大学生公益素养的对策
（一）学生方面。95后大学生需要增强自身的公益意识，积极主动关心公益事业的发展。当然大学生进行公益的方式也有许多，不止捐钱捐物这种方式，可以关注经济落后地区孩子们的教育情况，尽量带给山区孩子们新的知识，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关爱；也可以一起关注身边环保，我志愿，我环保，环保每一周，健康每一天，宣传环保等等，这些都是每个95后大学生可以做到的非常便捷可行的公益方式。大学生可以在平时生活中多多关注旁边社区的孤寡老人，每月定期去看望老人给老人捶捶背唠唠嗑。95后大学生应积极参加公益活动，以提高个人道德素养，尽早背负社会责任。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5
"内容提要派系是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它具有独立性、利益性、自愿性、易变性等主要特点，是一种有别于宗族等传统农村组织的特殊功能组织。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如下主要功能：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派系组织在当今中国农村凸现是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农村组织重构的结果。关键词派系农村基层政治组织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转型期。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分化，过去那种均质同构的农村社会逐渐为异质性社会所取代。随着农村社会异质性的增强，中国农村基层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新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非正式组织——“派系”。不同派系的农民相互竞争和博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这种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目前尚未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国家法律和制度对其运作没有做相应规定，学术界也未曾给予充分研究。但是，派系组织正以其自身的行为逻辑演绎着一场场农村政治生活的戏剧，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的特点、功能及形成原因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一所谓派系是指人们通过特定关系联结起来的，具有共同利益和现实功能的非正式组织。在当代中国农村，联结派系的纽带可以是血缘、地缘等传统性因素，也可以是利益、文化、业缘等现代性因素，甚至可能源于性格和兴趣等个体人格性因素。各种因素在派系形成、发展和运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客观上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当前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经济导向型农村社会中，利益无疑是派系的最终诉求和终极定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派系，具有自身的鲜明特征：第一，独立性。这首先表现为派系组织成员具有相对独立性。与主要由农村精英分子组成的正式组织不同，派系成员中普通村民占很大成分，他们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独立表达自身意愿，行使自己的权利。其次，表现为派系组织的功能发挥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农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作为功能组织的派系往往通过自身功能的独立发挥，来维护和扩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实现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国家在构建乡政村治农村基层治理体制的过程中，没有借助制度手段把派系这一新型农村功能组织纳入村民自治的体制框架，这就进一步突出了派系作为农村非正式组织所具有的相对独立于体制之外的特性。第二，利益性。随着理性(利益)原则全面渗入农村社会关系中，派系成员间的结盟虽然有可能出于人性的关怀、亲情的关照、道义的责任等，但是，在导致派系结盟的因素中，利益因素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获利成为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正如新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的那样，“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机。虽然人们从事政治活动时，除了个人的利益欲外，还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动机，但是这些动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作用方向是非常不确定的，唯有增进利益这种动机比其他动机更直接、更稳定、更具一致性。”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首先被人们用来满足其利益获得，成为人们实现地位、利益的手段和工具。利益交换关系成为派系成员的行为准则。当派系作为整体进行运作时，其内部成员已经意识到利益的一致性，形成了组织认同，并外化为参与中的一致行为。由此可见，无论是派系的结盟，还是派系的竞争行为，都具有明显的利益驱动特征。第三，自愿性。人们加入派系这一非正式组织是自愿的，是村民自己的自主抉择。已经加入派系的成员如若想要退出派系，也是自由的。派系作为其结盟成员的利益载体，建立在其成员自愿参与的基础上。自愿加入的成员自然会形成对派系的认同，这种认同感正是派系组织对其成员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基础。当然，这种自愿的原则还表现为派系成员退出派系的自由。当派系成员发现自身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而无法获利时，有权决定自己的去留。成员出入的自由，是维持派系活力的条件。第四，易变性。派系是一种松散的非正式组织，组织化程度较低，变动性大。首先，组织的聚合边界不清晰。很多派系成员对派系只存在意向性倾向，并没有强烈的派系认同和公开的行为反应，这其中也包括一些“搭便车”的投机分子。当参与的成本大于收益时，这些边缘人群就会四散逃逸。其次，派系成员的结盟基础不稳固。虽然派系在交往和行动中会培养出一定的群体心理和价值规范体系，但这尚未强大到足以维护派系的永久结盟。在农村社会转型时期，急剧的经济社会变迁所带来的利益关系变化和利益多元化，导致村民个体间缺乏永久结盟的利益基础。唯其如此，派系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是村民群众基于某种利益的随机组合，其离散和重组的机率较高。可见，现阶段中国农村新出现的派系组织，是一种新型的非正式组织类型，它与传统的农村宗族组织存在极大的差别：(1)从发生学分析，宗族是将由生育构成的血亲群体和由婚姻构成的姻亲群体同时包容进来而以前者为主干的一类社会群体。派系则不单单以血缘和亲缘为基础。如前所述，其联结纽带是复杂的。尽管其中包含着血缘和亲缘等传统因素，但利益因素在派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随着村民主体寻求个体利益的诉求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合法化而日益凸显出来。(2)从结构上分析，宗族有着明显的支房结构，并且通过宗族的习俗和礼仪形成了稳定的关系模式。派系则是一种基于利益的随机聚合，虽然根据与派系领导和核心人士利益相关的紧密度，以及对派系竞争的介入程度，可以将派系成员大致分为派系精英、中坚人士及普通成员等，但这种划分边界是相对模糊的，且相互间没有稳定的关系模式。(3)从运作机制上分析，宗族制度更多地基于相关主体对该规范的普遍认可，靠情感的心理认同和价值取向的共同性，以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在某种意义上说，宗族组织主要是依靠情感和道义运作的。派系组织的运作则更多的是根据理性判断、利益权衡基础上的决策，是一种理性选择行动。据此，我们把派系定性为一种有别于宗族的农村非正式组织，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特殊功能组织。二组织的功能，简单地说是某种组织的属性和作用。据现有的实证资料分析，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派系，具有如下主要功能：1.利益的表达和保护。派系首先是一个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农村功能组织，表达和保护派系及其成员的利益，无疑是派系组织最基本的功能。如前所述，派系的形成以利益为主要纽带，派系的存在及其运作是其成员实现利益表达的手段和工具。其一，表达派系成员的需求。村民主要受利益驱动加入特定派系组织，目的是寻求利益获得的途径。作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派系采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其成员的意愿和利益需求。比如，通过在村庄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的派系成员，在公共决策和管理过程中表达本派系成员的意愿；通过派系领袖或其中的精英人士向村庄公共权力组织表达派系及其成员的需求；号召派系成员配合和支持有利于本派系的公共决策，以积极的行为方式表达自己的认同；组织本派系成员集体抵制有损本派系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对抗的形式表达派系要求，等等。其二，引导和整合派系成员的需求。随着农村社会的分化，村民的利益日益多元化。无论是村民个体还是村民家庭，都不再是单一利益主体，而是多元利益的复合主体。具有多重利益来源的村民，势必会有多种利益需求，因而需要在社会行动中做出倾向于何种利益的行为抉择。面对这些拥有多种利益要求，且可以自由进出的派系成员，派系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引导和整合需求。即把派系成员的各种需求汇集起来，整合成派系的综合需求，并以这种综合需求号召其组织成员，引导派系成员的利益追求和社会行为，从而使派系形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据我们调查，派系成员正是主要基于对这种综合需求的利益认同而自愿地加入派系组织的。其三，保护和实现派系成员的利益。获利是人们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的最重要目的。派系组织常常通过派系竞争等方式保护或扩大其成员的利益。派系借助集团力量构建了成本疏散机制，通过协调其成员的行动增强了利益博弈的能力，从而使减损或增收成为可能。
"2.公共参与的动员和组织。公共参与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参与，是指村民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影响村庄公共权力运作的行为。它是村民与村庄政治系统发生直接的行为联系的过程，是村民表达自己意愿于村庄政治体系之中的显性行为①。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参与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形成的派系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动员和组织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功能。第一，派系精英借助多种资源实施参与动员。在当前的农村基层政治生活中，派系精英常常是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动员力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精英们会使出浑身解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动员村民追随其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谋取更多权力和利益。(1)利益动员，即派系精英以共同利益要求和共同目标为号召，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2)派性动员，即派系精英以派性为号召，动员普通村民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这种组织方式在村委会选举中特别常见，它构成了普通村民参与选举的一个重要诱因。(3)关系动员，即派系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动员普通村民参与村庄公共生活。诸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友缘关系、宗族关系、业缘关系等，都可以成为精英实施公共参与动员的资源。第二，派系参与的示范动员。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原来的全能型政治宣告结束。但是，在农村社会组织重构过程中，一时未能将广大农民群众重新有效地组织起来，相当部分的村民游离在村庄公共生活的边缘，表现出政治上的无力感。而派系参与在有较高政治素质的派系精英的协调组织下，实现了其成员的有机整合，使原子化的村民聚合为一个整体，凭借自身的组织、资源优势，提高了参与公共生活的能量。同时，派系构建的集团防范机制和成本疏散机制，能够有效地提高公共参与的效益。因此，派系通过自身的参与行为诠释了民主理念，并向村民证明了众多个体能够高质量地介入基层政治生活。这无疑发挥着引导村民公共参与的示范作用，激发了村民的参与欲望，从而使民主、参与、竞争等原本抽象、空洞的概念转变为具体、现实的行为，以前所未有的形式为村民所感受，吸引广大村民投入到村庄公共生活之中。3.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中，派系往往以反叛角色进入社区公共生活，向公共权威提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及其运作，构建了一种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首先，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务管理机构——村民委员会由村民群众民主选举。派系的介入，使村庄民主选举更具有竞争性。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村委会选举逐渐形成了类似于多党制下的议会选举和总统竞选的制衡机制。为了能够让更多本派系支持的人当选，在选举中实现有利于本派系的结果，各派系总是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在派系精英的动员和领导下，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关系和资源积极地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则严密监督竞争派系的选举行为，以防范对立派系通过违规行为争取选举中的主动，导致自己的损失。一旦发现对立派系在选举过程中有违规行为，派系精英有可能组织派系成员并动员其他村民采取激烈的抗议行为，抵制不公正选举。在过去的村委会选举中，为此而中止选举或推翻选举结果的事件并不少见。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性监督中，村委会选举逐渐走向了公正、公平、公开、有序。其次，在社区公共权力的日常运作中，各派系基于维护本派系利益的目的，必然要求社区公共权力对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符合公平原则，同时密切关注和监督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对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决策和管理施加影响，并及时纠正公共权力运作中的错误行为。同时，在派系竞争的背景下，竞争派系总是尽可能地发现和揭露主政派系的不当行为和公共权力运作中的失误，以便为自己在下一轮的村委会选举中争取更有利的地位，有的甚至直接号召和动员村民启动罢免程序。三派系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兴起绝非偶然，它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1.农村调控模式转换的产物。转型时期国家对农村调控模式的转换为派系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契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使人民公社制度这一政治调控模式失去了其经济基础。为了改变人民公社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为了获得农民更多的政治支持，降低调控成本，国家顺应农民的变革要求，国家行政权力从村落调控体系中撤出，并启动“乡政村治”新体制的构建。这种体制的转换意味着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在宏观上实现了从行政性分配向竞争性分配的转变。以行政性分配为特色的传统的农村社会调控体系，使村民个体权利的让渡、社区公共权力的产生及传承具有深厚的行政色彩，限制了社区公共权力在不同的治理精英之间的流转。现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民拥有自主选择村民自治组织干部的权利，三年一度的村委会换届选举成为社区公共权力资源的直接配置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公平、公开、公正特性的村委会民主选举，为多元的派系势力竞争社区公共权力提供了新的“游戏规则”和演绎空间。与此同时，体制的转换也扩大了农村自由政治空间。现行的农村基层政治体系一定程度上容忍了正式权力中心与多个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于同一社区的现象，也默认了村民个体间基于某种利益或价值取向一致基础上的结盟。正是转型时期这种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派系提供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表现。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成员分化为派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和重要标志，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所谓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社会成员的多样化。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中国农村是一个均质同构性社会，农村社会成员的差异不明显，几乎都是在乡村集体组织内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社会成员，具有一致的身份和地位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逐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农村社会成员在单位之间、产业之间、社区之间出现了急剧的流动，由此实现身份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上的差异，导致了身份转换的非同步和不一致，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分化。具体表现为：(1)农村社会成员的等级化和阶层化。农村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旨在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流动过程中，不同的农村社会成员实际获得的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有所差异，因此造成了农村社会成员的垂直分化，农村社会成员被分化为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占有不等的多个阶层和等级。(2)农村社会成员的分枝化和群体化。农村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来源、扮演了多样化的社会角色、获得了多重性的身份，因此导致了农村社会成员的水平分化。过去均质性的农村社会成员逐渐分枝化，形成了多种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倾向、类似地位特征的社会群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派系就是农村社会成员分枝化和群体化的产物，也是农村社会成员分化的具体表现。3.农村社会组织重构的结果。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中国农村社会开始了组织重构。现阶段中国农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农村社会组织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正处在新旧农村组织体系的转换过程中，这为派系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凸现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其一，派系是原有农村社会组织的替代组织。在人民公社时期，广大农民被整合在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组织体系之中。实践证明，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体制扼杀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发展自由，但是，它使农民具有组织归属感。在长期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号令下生活的农民，逐渐形成了一种组织依附心理，降低甚至于失去了自主发展的能力。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的重构过程中，一方面，人民公社组织体系的解构，使农民失去了原来的组织依靠；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行，实现了农村经济组织的重组，要求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这样在其他相应的农村公共服务组织尚未建立和健全的情况下，失去原有组织依靠的农民群众转而寻求新的组织“依靠”途径和方式，以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宗族等传统组织资源因受到长期的政治冲击，尽管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有所恢复，但毕竟无法再取代和承担原人民公社组织的功能。正是在此种组织重构过程和特殊背景下，派系这一非正式功能组织在农村社会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村社会组织体系转换过程中出现的组织空缺，发挥了表达和保护村民利益的部分功能。"其二，派系是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补充组织。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是政府主动推动的一项制度创新。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村民自治，其正常运作有赖于建立一个完善的组织体系。然而，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政府主要强调了村委会组织的建设，其他相应的配套组织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造成了村民民主参与的障碍。由于农村社会的自组织不够发育，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等民意代表结构不健全，组织运行失灵，致使法律赋予村民的民主参与权利因缺少坚强的组织依托而难以充分兑现，法律权利无法变成事实权利。一方面，面对强大的公共权力，村民在以个体形式寻求对社区公共权力影响的过程中，其参与效能明显较弱；另一方面，在村民自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常常越权侵害村民的民主权利。如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控制候选人提名，任意变动选举结果，垄断法律解释权，随意摊派，低价强征农民土地和房屋，等等。面对政府的违法和侵权行为，村民个人抵制的能力较弱且付费较高。因此，村民往往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寻求一种新的整合。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入派系、参与派系竞争是村民在利益寻求过程中，逐步意识到个人追求的目标不能以独立的方式得以实现时，转向寻求集团力量的一种路径选择。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6
关键词：社区参与；城市；治理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5-0029-02
社区参与是社区发展与社区治理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深入，居民利益诉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传统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现代社区的需求，迫切需要现代治理理念与治理方式的介入。尤其是随着住房商品化，物业公司等经济组织进入社区，社区主体渐趋多元化。在这种背景下，社区成为各种利益与矛盾的聚合点。为了适应现代社区治理的需求，迫切需要调动居民的积极性，让居民自主、自发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居民的社区参与既是现代社区治理体系建构的基础，也是构建基层共同体、增强社区凝聚力的现实保障。在目前的社区治理中，城市社区普遍存在着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这给基层社区的发展带来诸多障碍。因此探讨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问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当前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具体呈现
1.1参与意识有限、参与形式单一化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责任意识是社区参与的基础。在当前的城市社区，社会成员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成为社区居民。经由一定的社区生活，逐渐对社区产生了一定的归属感。但是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惯性以及居民的传统思维与行为惯习，在城市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与权益意识。反映在社区治理方面，很多居民虽然对社区有一定的归属感，但是缺乏对社区治理与社区建设的参与意识与责任意识。没有意识到作为社区居民应该从自己的能力与生活实际出发，为社区发展尽一份责任与力量。更没有意识到居民具有参与社区事务、监督居委会工作的权利。一些居民甚至认为，社区发展是政府的责任，社区公共决策也是社区组织的事务。在缺乏社区参与意识的情况下，居民即使参与到社区的事务中，也是通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动员、劝诱、说服而参与（更确切的说是执行）社区组织机构已形成决定的事项，比如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类活动等。这种参与既不能对本社区内的事务进行决策，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的监督，属于被动的动员式参与，其参与的效果有限、参与程度不高。
1.2参与内容表面化，大多停留在文体性娱乐活动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少
从社区参与的内容来看，居民社区参与应是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事务的过程，在参与过程中，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人，不仅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而且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运用社区居民的各种能力与资源，为社区治理以及社区发展贡献力量。但是从目前的调查来看，目前社区居民的参与内容呈表面化的状态。居民的参与内容主要局限在一些文体娱乐活动。例如，基于居民锻炼身体的需要，一些居民自发的组织起来，共同跳广场舞、下棋、打球等等。在一些社区，一般都建有一些公共活动的场所，有些小区建有较大的广场，居民为了锻炼身体，在一起共同活动。有的社区居委会也会组织一些趣味运动会、看电影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居民参与也比较多。社区参与呈表面化的样态，对于事关社区发展与治理的公共事务，社区居民参与非常少。在涉及居民利益的事务中，如小区保洁、物业收费等等，一些居民也关注，但是缺乏真正实质性的参与。一些公共决策大多是由居委会或物业公司做出，随着物业公司承接小区的一些服务项目，侵犯居民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居民对小区的保洁、治安、物业收费、停车位问题等有一定的看法，从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也希望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居民缺乏与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沟通、交流的渠道，缺乏有效的社区参与内容。
1.3参与人员弱势化
在调查中发现，在很多社区举办的活动中，参与的居民大多是赋闲在家的老年人或妇女。这部分群体掌握的社会资源非常有限，无论在决策能力和掌控资源方面，都属于社区居民中的弱势群体。从参与目的来看，这部分群体参与社区活动的目的是休闲或打发时间，参与社区的活动项目大多是娱乐性的活动。老年人或赋闲在家的全职太太时间比较充裕，社区是他们的主要社会活动场所，他们对社区事务也显示出一定的关心，加之老年人和妇女的自主意识比较弱，更容易服从居委会或物业公司的安排。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等社区组织也愿意让老年人或妇女参与社区的活动，如安排一些老年人担任楼长等社区职务。从社区参与人员来看，居民中的精英群体参与社区事务较少，他们一般能力也较突出，在社会中运用社会资源的能力也比较强，有的在工作单位属于骨干力量，具有较高的社区参与能力。但是由于这部分精英群体在工作中比较繁忙，正值事业发展黄金时期，参与社区事务较少，这一部分群体时间、精力主要投入在工作上，下班时间才回到社区。在社区事务中由于缺乏社区精英群体的关注与参与，因此在参与效果上非常有限。
2社区参与不足的多重原因
2.1参与机制的制约
居民的社区参与需要健全的参与机制与体系保障，多年以来，社区建设一直是由政府在倡导，缺乏畅通的居民参与机制。尤其在社区治理体制中，居民表达意见的渠道非常有限，缺乏与社区管理组织的对话、沟通的平台。在一些社区调查中发现，随着近年来物业进驻社区，居民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冲突逐渐增多，社区居民中的一部分群体对于关切居民利益的小区收费、车位问题、公共设施维修等问题表现出对物业公司的不满，希望维护自身的利益，愿意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决策。但是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发现，社区的公共决策一般由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组织做出，让居民真正参与社区决策的机会很少，居民参与的公共决策的渠道不畅通，缺乏保障机制。很多居民对社区事务停留在私下议论的阶段，缺乏同物业公司、居委会交流的正式组织平台。居民的意见不能同物业公司、居委会正式交流。目前的社区参与往往是居民的被动式参与，一些参与活动并不是根据居民的需要而组织，居民参与更多是为了完成上级要求的参与任务。社区居民的参与采用的是动员式的凑人数的原则，谁来都行。社区组织认为需要居民了，就动员居民来开会、走过场，居民无法表达自身的意愿，而是作为“被参与”的工具，为了工作需要。即便是成立了居民代表大会，但什么时候开、讨论什么主题也都是由社区管理机构决定，居民只有“听”的份。缺乏详细、规范、操作性强的程序或规定作支撑的居民参与制度。其直接后果是居民参与的实效性差、社会效益低。在应付完上级的检查评比和外来的观摩考察后，对社区居民生活的改善和社区的发展并无实际意义。
2.2现代公民参与意识的缺乏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变化，“单位人”转化为“社会人”，社区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与社会联系的重要基础。由于多年计划经济的惯性，居民的“等、靠”的依赖思想比较严重，权利意识、参与意识非常有限。有参与的需求，但是不知道如何去积极参与，缺乏现代公民的合作意识、原子化状态明显，不会主动谋求参与的方式。社区参与中的责任意识淡漠，缺乏现代公民的对公共利益的奉献精神与主人翁精神。很多居民认为社区建设是政府的事情，居民要服从政府与社区组织的安排。对于跟自身利益不直接关联的事情，不去积极主动去关心、关注，缺乏公共意识与参与意识。
3以多种方式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
随着社会的转型，社区居民利益与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现代社区治理尤其要发挥多元主体的参与作用。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提高居民的现代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要通过多种形式塑造与强化居民的责任意识，改变居民的原子化状态，整合居民的利益诉求，加强居民的组织能力。运用多种媒体加强现代公民意识宣传、提高居民的参与素养与责任意识。同时要构建居民社区参与的平台，为居民参与提供现实保障。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建立公共事务交流平台，建立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负责人参与其中的社区公共论坛，以论坛为载体，居民可以同物业公司、居委会交流互动，发表对社区发展的意见与建议。根据居民的需要可以约定物业公司经理、居委会主任联合接待居民的时间、地点，使居民与社区组织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与沟通。面对社区居民多元的利益需求，必须要加强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与居民的双向互动，变革与强化社区组织与居民的沟通方式。在公共事务决策方面，要吸引居民积极参与决策、动员居民参与决策。在关系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公共设施维护等重要决策中，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加强决策的民主程序。当前在城市社区中，物业公司与居民存在多元利益冲突，原因就在于在社区公共决策中，居民的利益需求被忽视，物业公司缺乏与居民的合理沟通，导致社区矛盾凸显，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与社区的和谐稳定。因此在当前时期，需整合居民的利益诉求，给予居民参与公共决策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与平台，化解基层矛盾，提高社区治理的效果与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7
广州市于2007年元旦开始http://实施的《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是我国首部规范公众参与地方行政立法的规范性文件，开启了公众参与机制对地方行政立法产生影响的新阶段。作为地方性的行政立法，其本身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和特点，这也使得在立法过程中，公众参与机制的不可或缺成为一种必然。
一、地方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法理基础
（一）平等原则
平等的价值观念在当下早已深入人心，而大多数人能平等的参与到社会管理活动中，正是法治社会重要表象之一。所以，针对地方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应当是实现法治的手段之一，平等原则是指导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的首要原则。前文说过，地方行政立法主要是有权的地方行政机关作为主体的立法活动，因为是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所以地方行政立法的主体相对于其他立法活动是特殊的，地方行政立法更偏重体现的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更强调的是效率优先。地方行政立法的优点在于立法程序简单，灵活高效，但这也是它的缺点。因为立法主体的特殊和立法程序的简便，使得公众更多的只能通过单方接受的形式了解立法成果，对整个立法程序难以行使平等参与的权利。立法活动平等参与应当是一个法治社会赋予公众的政治自由和权利，那么，只有完善公众参与机制才能更好的维护平等的人权价值。
（二）民主原则
民主原则与前述的平等的价值观念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在平等自由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www.133229.com从社会契约论的角度出发，民众为了便利社会管理，寻求安定的社会秩序和实现最大的生存利益，将手中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去，从而成为国家，成立政府。那么，政府的出发点应当是服务民众，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当是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使公众很好的参与到立法程序当中，而地方行政立法的内容往往同社会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影响最为直接，如果公众很难参与到立法程序当中，很难保证所立之法维护的是谁的利益，事实表明大量的地方行政立法由于缺少必要的民意参与其中，出现了部门利益化的趋向，地方行政立法成为部门攫取利益的工具和手段。那么，《立法法》的第五条也规定了民主原则应当作为公众参与地方行政立法的基础性原则之一。由于立法是利益的博弈，我们很难相信行政机关会在不与公众广泛探讨的前提下自觉、先觉、完整的表达公众真实意愿，所以，只能由程序入手，采取完善的公众参与机制最大限度的化解多方利益间的矛盾。
（三）程序正当原则
想要达到通过程序化解立法中的利益博弈，意味着追求程序正当的原则成为完善地方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另一个法理基础。毋庸置疑，立法的目的在于追求良法，而良法的特性在于其内容的正当性，至少如边沁所说的那样应当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良法的产生必然是通过正当的立法程序达成的。前文述过，地方行政立法的程序相对其他立法活动比较简单，主体又相对特殊，因此亟需通过在立法过程中加入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来调和各方利益的衡平，保证程序的正当性。这实际上就是利益最大化问题下寻求分配正义与分配效率兼顾的一种途径。公正与效率二者的兼顾才能确保立法成果的正当，如果片面追求立法程序的民主性，会降低立法效率，使得非必要因素对立法活动介入过深。而片面追求立法程序的效率性，则难以避免出现缺乏民意参与和民意监督的暗箱操作。所以程序的正当要求我们以兼顾公正和效率为目的的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二、地方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现存的缺陷及完善
（一）地方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现存缺陷
首先，参与地方行政立法主体范围过窄，根据《规章规定制定程序条例》规定，规章的直接相关利益人，法律专家等以及其他相关组织并不在申请立项主体之中。其次，行政机关信息公开力度有限，针对
转贴于http://
地方行政立法的信息公开多限于立法文本，而对于立法过程中包括规划、立项、审议会议内容则并不属于公开范围。公众对立法背景和立法过程中的利益权衡知之甚少。最后，现有地方行政立法听证程序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缺少具体操作性。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8
关键词: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主体职能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227-02
一、公共治理是古村落旅游开发与控制的有效手段
1.治理与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与公共部门实现公共管理的社会活动①。而“公共性”是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并贯穿于公共管理的全过程。治理的原意是控制、引导或操纵。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报告中对“治理”的定义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西方公共管理者主张用治理取代统治,是因为治理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管理协调过程中某些不足,即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因而成为当代公共管理的新思想。政府治理的本质在于强调公民参与,共同与政府对公共生活合作管理,形成一种社会公民资源合作和对公共权威自觉认同基础上的公共管理机制,是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和公共物品有效提供的基本保障。
2.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的目标与任务。治理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协调与合作。古村落是一种不可移动和复制的遗产资源,是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延续,并继续为现代人类服务的公共资源,其中,公私交错的产权结构和原住民利益维护是保证公共资源有效配置和持续享用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治理的首要目标。古村落旅游发展涉及到开发商、游客、地方政府、原住民等诸多利益主体,一方面,各利益主体在某些方面存在利益冲突,需要通过公共管理来协调和约束,满足古村落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各利益相关者作为旅游公共管理的多元主体影响并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的整个过程,也是政府公共治理决策科学化、管理多元化的必然要求。
政府治理是一个协调不同利益的过程,目的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据此,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的目标任务可归纳为发展与协调。其中,古村落原住民享受现代文明和村落自身的“现代化”良性演进是古村落旅游地公共管理的首要目标,也是古村落保护性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古村落旅游发展的基础;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是古村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也是古村落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协调是发展的基础,协调古村落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是规避旅游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见图1)。
二、古村落旅游地的公共治理主体及其职能
与传统的单一行政主体统治模式相比,公共治理的主体不仅仅是单一的政府,而是由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私人机构等组成的多级主体。对古村落旅游地而言,公共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商(企业)以及社会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机构)。其中,政府作为行政主体肩负着管理为主的职能,包括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协调各利益主体、规范并制约开发经营活动,公共资源保护和合理配置,实现原居民利益和古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监督主体存在的社会公益组织,主要对政府政策、开发商经营以及原住民生产生活等进行监督、检查,并适当参与古村落的保护和部分开发经营中;开发商作为古村落旅游经营主体,主要实施古村落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其保护(图2)。
(一)政府主体及其主要职能
1.政府的管理者职能。管理是政府作为公共治理主体的最主要职能,包括制度安排、政策制定、规范并协调各方利益等内容。其中,制定政策法规,完善制度管理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责。在我国体制下,古村落的所有权在垂直上具有重叠性,村委会、乡镇、县市乃至省、国家等各级政府均有管理使用权,在横向上如文物、旅游、城乡规划、土地等各职能部门的相关政策法规也具有一定的交叉性,上下左右矛盾重重,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制约着古村落旅游管理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如古村落民居的使用维修上,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谁使用,谁维修”,维修“必须不改变文物现状”,“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但民居为村民私有,而且在旅游中往往同时被开发商或政府“共同”使用,谁来支付较高的维修费用?如果村民不对老房维修必然导致其“自然消失”,若不按原状维修,文物保护法不允许;如果村民离开老房重建新房,按照《土地法》规定,将不能得到新的宅基地;有些古村落采取集体搬迁另建新村的办法,解决了村民住房与古建保护的矛盾,但却不符合《土地法》中关于农民宅基地使用的规定,况且这种“空巢”式古村落并不一定符合村民的利益和古村落保护的要求等,可见,相关法律政策的缺失使古村落旅游地管理陷入困境,古村落旅游发展中的“公地悲剧”现象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缺失的表现。所以,古村落旅游发展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的制定,是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通过政策引导、约束、规范旅游开发保护中各参与方的行为,既是行政管理的内容,也是协调各方利益,体现公共性为目标的公共治理的重要途径。
2.政府的开拓者职能。政府在旅游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除了规范者与协调者以外,在旅游发展初期阶段,最重要的角色是开拓者③,这在古村落旅游地的公共管理中尤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古村落大多地处偏僻,经济相对落后,路、水、电、暖、邮电、通讯、以及卫生、教育等公益性设施不足,政府应肩负起古村落脱贫致富,原住民享受现代文明的重任;二是古村落旅游意识、市场竞争意识较弱,旅游环境差,政府应在优化旅游发展环境中扮演先行者角色,对道路交通、购物、餐饮食宿等硬件设施和旅游教育、人力资源培训、宣传促销等软环境进行适当先期开发;三是做好古村落旅游的科学规划以及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开发利用,有选择适当介入古村落旅游项目开发,这在古村落旅游开发前期尤为重要。
3.政府的保障者职能。古村落旅游地政府治理的保障作用主要是通过政策倾斜、财政投入和制度规范等途径,首先是对古村落公共资源维护和对旅游开发中“公地悲剧”的规避;其次是对原住民在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以及维修房屋、参与旅游决策等方面利益诉求的保护,主动承担起保护为主与实现经济收益的双重责任,关注古村落整体利益的发展,从而实现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第三是对旅游企业创造宽松的创业获利环境,为旅游者旅游受益创设良好旅游体验氛围,以实现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公益组织及其主要职能
该组织一般由私人机构、民间组织、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等组成,在古村落旅游的公共治理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监督、保护与开发作用。
1.社会公益组织的监督主体职能。社会公益组织一般以非盈利为目的,因而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监督主体的职能。如对政府组织在政策制定及其执行过程中的越权行为、资源配置失灵等方面的监督;对旅游企业不正当竞争行为、旅游开发中破坏行为以及各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下的短期行为的监督;对参与旅游活动者的行为监督,有效预防“公地悲剧”或公共危机的发生等。同时,该组织是古村落旅游宣传、规划、开发保护等各个环节的始终参与者,如从古村落资源挖掘保护、旅游规划方案设计与实施、旅游招商引资、开发模式,到旅游开发项目实施与旅游活动进行等,都能有效促使政府、开发商、社区居民、旅游者等各利益主体规范自身行为。因而,对古村落旅游地有效治理起着重要的外部监督、支持和舆论导向的作用。
2.兼顾保护与开发的职能。私人机构、社区居民、社会公众等既有享用社会公共资源的权力,也有维护公共资源的责任,首先是古村落民居及其传统文化的保护,原住民与政府部门具有相同保护愿望;其次随着古村落旅游的发展,原居民、社会公众和旅游者的环境、文化保护意识逐步加强,保护古村落的良性发展自发的成了他们的一种社会责任。因而,原住民、专家学者等社会公益组织也被认为是古村落保护开发的核心主体④。同时,社会公益组织往往也是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参与者。比如古村落民居建筑属于原居民的私有财产,原居民拥有民居建筑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原居民还可以作为古村落核心主体的角色,通过选举村干部作为其代表,自筹资金对古村落实施旅游开发管理,这就是典型的所有者自主经营方式;有些民间机构或组织还可与村委会签订合同,从而获得古村落旅游部分项目的经营权等。
(三)旅游企业及其主要职能
1.企业的经营主体职能。公共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不应是治理的唯一主体,同时,公共物品的供给可以是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也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互相合作。旅游企业是经政府授权或批准,将古村落旅游资源转变为旅游产品的主要践行主体,其经营主体的作用体现在企业在取得经营权后,企业应承担古村落旅游开发的相关项目如景点建设、景区环境治理、景区设施(部分)建设等投资开发,以及古村落旅游的日常经营活动和利益返还的责任。政府和社会公益组织主要负责对其行政监管和监督。
2.兼顾保护的职能。旅游企业经营获利是以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各利益者协调合作为基础的,在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诉求,这决定了企业在旅游经营中的保护职能。因而,企业旅游经营活动首先应以可持续旅游为目标而自律,即对古村落资源的保护性开发,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的发生;同时,作为旅游公共治理的利益体,必须以增进公共利益为基点,即兼顾其它利益主体受益,尤其是作为核心利益体的原住民受益,并将盈利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源维护和社区环境改善,这是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的基本要求,更是企业长远获利的基础。
三、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的对策建议
1.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公共治理机制。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机制选择的实质就是对古村落旅游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古村落“生活着”的特性决定了政府作为管理主导的唯一性,政府主导更适宜于公共产品的配置和公共利益的实现;同时,政府是遗产资源维护及其旅游开发的最终受益者,而旅游企业和游客只是旅游的直接受益者,即使在企业主导的古村落旅游模式中,古村落旅游开发和保护均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与财政资助。所以,古村落旅游地有效治理首先应当是一种政府治理的行为和过程。但是,就现阶段的古村落发展而言,政府往往肩负着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双重责任,既要保护古村遗风,又要改善原住民的生活居住环境,政府面临极大的压力,服务型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垄断或包揽公共产品,这使企业、民间机构、社会公益组织等管理主体介入成为必然。有效治理与政府行政“统治”的最大区别在于强调公民的参与和合作,多元主体通过参与或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监督实施,形成对公共权威的自觉认同与合作,是一种有效地善治。
2.加强各主体间的协调合作。由上分析可知,古村落旅游公共治理主体在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维护、以及旅游开发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交叉性,而这些领域或环节也正是古村落旅游地开发管理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所以,对古村落旅游地的有效治理,一方面,要明确古村落旅游地公共治理的主体职能与核心任务,在处理古村落旅游需要和村落自身发展关系上,优先考虑古村落自身发展需要;在处理旅游经济效益和原住民收益关系上,优先考虑原住民利益要求;在处理古村落旅游发展与保护关系上,优先古村落文化的保护,以此为目标各司其职,严格自律。在履行自身职能的同时,在共同关注的利益空间加强合作,政府由传统的行政“统治”管理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不越权不包办;企业要在制度约束和兼顾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社会组织力行其纽带和监督作用,通过舆论等手段,加强监督和社会公益意识的宣传,减少旅游开发管理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通过互补合作,实现古村落旅游的有效治理。
3.因地制宜实施有效治理。由于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不同、旅游发展程度不一,导致古村落旅游地面临的问题各异,因而需要实施针对性“治理”。比如,在旅游起步晚,保护意识弱,发展相对落后的古村落,主要应实施立法保护、建立健全开发保护机构,加强公共设施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原住民生活状态,优化旅游环境等方面的公共管理;针对旅游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理顺管理体制,规避“公地悲剧”。对于政府主导的古村落旅游开发模式,应加强激励机制的建设,通过制度引导实现村民品牌意识、市场经营意识,协调旅游管理机构与村委会、居民之间的关系,实现约束与激励均衡,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共存;对于地方自主的开发模式,政府要加强规划管理和市场引导,严格控制旅游企业的数量、质量,实现政府、居民、市场三者良性互动;对于外来企业租赁经营模式,政府应当是社区及其居民的代言人,通过政策手段规范旅游企业经营行为,规避“公地悲剧”现象,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做好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旅游开发商与原居民利益的协调。
[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规划项目《古村落旅游地的旅游开发与公共管理问题研究》(09taBG019);山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山西省古村落旅游空间分布及其开发路径研究》(2008041013-03)。]
参考文献:
1.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J].政治学研究,2001(3)
2.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m].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
3.马聪.政府主导型战略与建立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
4.陈庚.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的古村落保护与开发――基于婺源李坑村的实证调查分析[J].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5)
5.樊勇明.公共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6.邵秀英.关于山西省古村落旅游旅游开发保护问题的探讨[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
注释:
①王乐夫.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内涵及其他.政治学研究,2001(3):78-84页
②张朝枝.旅游与遗产保护,政府治理视角的理论与实证.中国旅游出版社,2006年:30-38页
③马聪,政府主导型战略与建立有效的旅游管理体制,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4):46-48页
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9
关键词：检察机……
一、问题缘起与归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出庭检察人员在法庭上的称谓、席位及职责等诉讼地位问题却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如关于出庭检察人员有的地方称为检察员，有的地方称为监诉人，有的地方称为抗诉人，甚至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抗诉后根本就不出庭或无法出庭，或者名为出庭实为旁听。如我院审查的申诉人贾某因返还财产纠纷不服法院生效判决向我院提出申诉一案，经我院审查后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经与原审法院联系后，我院派员出席了再审法庭，笔者有幸参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以旁听者的身份居于旁听席来出席再审法庭。检察两家对检察机关出庭的称谓和席位问题也始终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称谓和席位问题的争论，但实质上却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问题的争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是使检察机关长期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并阻碍民事检察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略陈管见，以期对民事检察立法及民事检察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需要指出，诉讼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诉讼地位也是一种法律地位，但法律地位不限于诉讼地位。法律地位除了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外，还包括实体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本文所指的法律地位是指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法律地位，既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身份，又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但不包括检察机关纯粹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实体活动时因发生纠纷而参与民事诉讼的情形。
二、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争议
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当中法律地位问题，是民事检察理论研究者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国家监诉人说，该说认为无论检察机关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处于法律监督机关代表人的法律地位，但需要赋予诉讼的性质。该说还进一步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这种独立而特殊的地位使得检察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并且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特定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第二、国家公益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执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公益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民事诉讼中只能始终处于国家公益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诉讼当事人说。该说认为民事诉讼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平等地对抗另一方当事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仅间接地体现在民事诉讼当中，直接体现的是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第四、国家诉讼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地位是由检察机关所承担的双重任务所决定的。一方面，无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观点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代表者这一法律地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承担着对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任务，具有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地位，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称为“国家诉讼人”。
第五、民事公诉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出追究民事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请求，与被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能处于民事公诉人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当事人。
第六、检察长、检察员说。这是近年来学者提出的最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把检察机关出庭人员称为“检察长”、“检察员”，可以避免用传统的诉讼法术语来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身份的不足，而且更简洁、直接合乎法律。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处于“第三人”或“诉讼人”的地位。但这些观点未形成主流，在此不作过多介绍。
上述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所中法律地位的界定从不同角度考察，都不乏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乏片面之嫌。如：“检察长、检察员说”只是从形式意义上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不能揭示其实质地位，显然欠妥；“公益代表人说”虽突出了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目的，但却忽视法律术语的使用，“公益代表人”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界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更是尤为不妥；“国家监诉人说”和“国家诉讼人说”对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不作区分，而对其地位统一定位，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参诉方式下，职责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也难以配置，因此，这种定位也不可取；“国家公诉人说”虽在实质意义上给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总是赋予其特殊权利，使其保持双重身份，因此，有破坏诉讼结构的不平衡之嫌，不宜采纳；“当事人说”虽是实质上的定位，但似乎又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不相符，也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此种语境下，“当事人说”也难以立足。上述争论使得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到底如何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应首先从以下几方面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有全面的认识：
第一、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是相对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而言的，即指能够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角色和身份，并揭示其应享有的权利义务范围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包括两种含义，即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两者既不相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在前
述学说中，就有学者忽略了这种不同，并将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混为一谈，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定位为“检察长、检察员”，这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称谓，并不能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法律地位，更不能揭示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范围，因此，这种只能言其名而不能言其实的定位是不准确的。我们所说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二、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仅仅是处于抽象的静态的法律规定层次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可称为“法规监督权”，只有检察机关将这种监督权运作到被监督的对象或监督的领域，这种“法规监督权”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监督权”。这种现实的监督权对享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来才真正具有价值。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法律监督者本身不具有诉讼意义，需要进一步转换。只有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才使其具有诉讼上的身份和相应地位，才享受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是法律监督者，就是没有注意把这种抽象意义的监督权向现实意义的监督权转换，因而以这种非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不准确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当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不应是其他别的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三、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
随着检察机关职能的日益丰富和完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益代表人，其参与民事诉讼不仅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履行维护公益的职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维护社会公益，这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将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参与民事诉讼，其参与诉讼方式也随之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参诉方式下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其法律地位也就因此而不同。因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最终决定于他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参与诉讼的目的和任务。所以，我们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但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时，却对其参诉方式却不加区分，而概括地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无一例外地强调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监督地位，使得在理论上无法区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现实上也无法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并打破了诉讼参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其不足之处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法律监督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给诉讼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方式下的法律地位。
第四、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制约的法律地位。有学者精辟的提出：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笔者以为，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规定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的范围。检察机关因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对此，笔者在下文予以详述。
三、与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虽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却只允许检察机关以提起抗诉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因此，很不全面，而且存在着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为全面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场”中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对以下相关问题作一重新认识：
（1）关于理论重构问题
理论是构建制度的基础，梁惠星教授曾指出“理论既然是人提出的，当然应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予以修正”。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作简要探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是“公益原则”，即检察机关仅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其法律地位是“当事人或联合当事人”。如法国1976年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或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其法律地位问题一般不存在争议。而以前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以“干预原则”作为理论依据的，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时，同时还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对其法律地位得的争议较多。如前苏联对此就有三种争议观点：（1）认为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是当然的原告；（2）认为检察长在民事诉讼根本不可能是原告，而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人；（3）认为检察长在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是程序的原告，同时负有法律监督的任务。
我国则是以“监督权原则”作为检察机关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的法理依据。也正是在这种“监督权原则”理论的绝对信仰，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功能陷入无法明确的困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对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狭隘认识的结果。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9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法律地位是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理论设定的。就民事领域而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一方面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和诉讼参与人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诉讼监督，另一方面有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实体活动进行一般监督。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都是检察权应有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时，却往往只强调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监督者的一面，否认或忽视其作为一般法律监督者的一面，从而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同于诉讼监督或审判监督。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前述学者所依据的“监督权说”称为“狭义的监督权说”，正是基于这种对监督权狭隘的认识，民事诉讼法第12条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即将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中的全部监督内容仅界定为“审判监督”。使得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能得以全面确立。因此，有必要重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理论基础。
有学者主张以“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原则”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因为，这种理论直接反映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力来源，即直接源自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应是广义上的监督，即包括对民事实体法律秩序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法律的监督。当民事主体在对民事实体权力进行处分时危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其实现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之一。其次、该理论能较好地体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目的和范围，即检察机关只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且其范围也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第三、根据该理论检察机关不仅可以维护公益的目的提起民事诉讼，还可出于对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而参与民事诉讼，能全面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身份以及法律地位等问题，克服了“狭义监督说”对检察机关职能和监督职能无法区分的缺陷。
因此，“公益说和广义监督说相结合原则”能够为全面构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进而为全面、准确地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的身份问题
在认识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时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作为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上文已述，基于“监督权说”很多学者只强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而否认其国家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只强调行为层面的干预和监督，而忽视目的层面的公益维护，或将两者等同起来。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和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只有承认检察机关的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把它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区别开来，才能正确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诉的目的和参诉任务。并由参诉目的和参诉任务进一步决定检察机关的参诉方式，从而才能全面、准确界定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能否成为公益代表人？笔者认为：在我国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适宜的公益代表人，但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领域存在着一种误区，即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就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当事人只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能提讼。然而，我国大量实体法的颁布表明关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规定在法律中是非常普遍的，这说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立法者的重要目的，但相对于对私益的保护而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着诉讼机制的欠缺和诉讼主体缺位，表现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就是只规定有保护私益的诉讼主体，而没有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只有保护私益的诉讼机制，而无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这不得不说是民事诉讼法在对公权益保护与私权益保护方面的失衡。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但公共社会不是一个实在的主体，其利益必须由一个实在的主体予以代表和维护。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公益代表人这一诉讼主体，而在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为适宜的主体；其次、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当事人必须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排除了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随着现代诉权和诉之利益理论的发展，认为通常情况下，诉权主体即民事实体争议的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也可明确规定，第三人为了维护实体争议的实体权益而成为诉权主体，在诉讼中第三人则为形式的诉讼当事人，这种情况不构成对他人诉权的侵犯。即诉权可以独立于实体权益主体而赋予他人。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维护者是适格的当事人。诉权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上文已述，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然而这只是抽象意义和规定层面上的身份，但当法律监督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介入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则享有不同的身份，就好比一个自然人在不同的群体中有不同的身份一样。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正是法律监督者在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中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其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同时，笔者还认为：当检察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以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为目的介入民事诉讼时两者的身份不能相互混淆，否则，就势必陷入职责、地位不清的困境；第四、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惯例。自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产生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机关无一例外地是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参与民事诉讼，绝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被视为“最高法律秩序的代表”和“社会公益的维护者”，并在法律上被冠以“公益代表人身份”。因此，法律赋予我国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立法潮流。此外，在我国主张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权的众多观点中，也无例外地坚持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其“公益代表人”身份，使其名符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不仅成为立法上的可能，更成为立法上的当务之急。同时，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也为准确规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主体身份上的条件，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主体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主张法律明确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并非是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界定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因为“公益代表人”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难以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更无法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笔者只是为了说明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人，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其具有诉的利益、享有诉权是适格当事人而已。
（三）民事诉讼结构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制约问题
上文已述，如果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那么，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范围，也体现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关系。检察机关因不同的目的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
民事诉讼结构是指法院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在民事诉讼结构中以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为基本结构，在其中不仅允许法院作为与原告、被告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者的角色，并且要求法官作为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中立者，从而使民事诉讼结构在原告、被告、法院这三个角色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人们常把这种结构称为“等要三角形”的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必须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诉讼职能，即原告方的控告职能、被告方的抗辩职能以及法院居中裁判的职能。这种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的稳固性要求，即不能缺损其中的某项诉讼职能，也不能以其他某种职能取代其中的某项职能。同时，这种诉讼结构中，只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法院审判权力和原、被告双方的各自享有的诉权。任何主体参加诉讼都只能服从或附属于这种诉讼结构，而不能动摇或改变这种诉讼结构。否则就会破坏这种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
如何使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不致对这种诉讼结构造成冲击和破坏呢？这恐怕只能通过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及其诉讼权利来实现。这也正是笔者所说的民事诉讼结构对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制约。
从民事诉讼结构的权利构成分析，在诉讼结构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审判权和诉权，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但这种监督权在民事诉讼结构中无论如何是不能，也无法取代审判权的根本地位的，否则民事诉讼将失去其基本性质和特征。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只能依据另一种权利即行使诉权的方式介入民事诉讼，通过对前述问题的论述，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检察机关可以，也完全有必要以行使诉权的方式进入民事诉讼。从维护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角度分析，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维护诉讼秩序负有天然的职责，其通过行使诉讼监督权对审判权和诉权形成监督与制约，使诉讼结构保持其固有的稳定与平衡。因此，检察机关亦可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介入民事诉讼，对诉讼活动实施法律监督，其中包括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和对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的监督。也就是说，基于民事诉讼结构的要求，检察机关要么以诉讼当事人身份参加民事诉讼，要么以维护诉讼结构完整和平衡的诉讼监督者身份介入民事诉讼，但两者不得兼任，否则，必将造诉讼基本结构新的失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反对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处于特殊当事人地位，并享有特殊的权利的任何观点和主张。
综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界定应以不打破“原有诉讼结构的和谐”为原则，这是民事诉讼结构的固有性质对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当中法律地位提出的要求。而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充当的两种基本角色应当是诉讼当事人和诉讼监督者，两者不得兼任，是民事诉讼结构要求的结果。
三、检察机关在具体参与方式下的法律地位。
对于检察机关的参诉方式，从当前学术界和实务的观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五种即（1）提起民事诉讼；（2）参加民事诉讼；（3）支持；（4）抗诉；（5）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但从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民事诉讼结构的要求分析，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参诉可以归纳为两种身份和三种基本方式，两种身份是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和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三种基本参诉方式即提起民事诉讼、参与民事诉讼和提起抗诉。
(一)原告当事人---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诉讼时基本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对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只能处于原告当事人的法律地位。这是因为：第一、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具体目的和任务是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纠正和制裁民事违法行为，即主要是对民事实体行为进行的监督。第二、在民事诉讼结构中，检察机关无论在有无实体权利主体参加下提起民事诉讼，都直接与对方当事人产生直接的对抗关系，为保证民事诉讼平等对抗的基本结构的稳定性，检察机关只能处于原告当事人的法律地位。第三、由于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因而成为公益代表人，根据现代诉权理论的发展，其享有诉权，具有诉的利益是适格的当事人。按照我国民事诉讼理论传统观点，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是指引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并受法院裁判拘束的直接利害关系人。这一传统的当事人概念已不能反映当今的现实，应代之以新的表述，即：民事诉讼当事人，是指因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旨在保护民事权益，并引起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人。因此，当事人应具备以下特征：（1）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2）旨在保护民事权益，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为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当事人是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二是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他们是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进行诉讼是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3）能使民事诉讼程序发生、变更和消灭，而成为民事诉讼主体。
所以，原告当事人是我国检察机关在提起民事诉讼时的基本法律地位，并享有原告的权利义务。值得说明的是：
第一、检察机关与实体原告的关系问题
检察机关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诉讼必然存在与实体原告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这也是理论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多数人主张，检察机关只能是程序原告，在其提讼后，由享有实体权利的原告按检察机关的通知参加诉讼，由实体原告享有并实施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等处分权利，检察机关退居于诉讼监督者的地位。但问题是如果享有实体权利的原告不参加诉讼，或虽参加诉讼却滥用处分权，则检察机关就无法将诉讼进行下去。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诉权的行使要受享有实体权利的原告的限制。因此，上述主张不足为取。对如何处理检察机关与实体原告的关系问题，笔者以为，任何民事主体当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时，都享有诉权并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但当其所受到的侵害不仅限于个人利益，而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基于法定的诉讼信托，法律应明确规定赋予检察机关享有职务上或公益上的诉权。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诉权不等于剥夺实体原告的诉权，实体权利主体仍然享有诉权，但因涉及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实体原告诉权的行使应依附于检察机关的诉权行使。作为救济手段，只有在检察机关怠于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实体原告才可自己行使诉权，这与刑事诉讼极为类似。从这个意义上讲，实体原告是否参加诉讼，都不影响检察机关行使包括申请撤诉、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承认对方的诉讼主张、进行和解等处分权利在内的各项诉讼权利。在实体原告参加诉讼的情况下其也只能对检察机关的诉讼起支持或辅助作用，并且作为实体法律关系主体的实体原告还应全面承担判决结果。
第二、检察机关是否享有特殊权利的问题
对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只能是原告当事人的身份，这一诉讼主体身份和地位是建立在“公益说和广义监督说相结合原则”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因此，在其提起民事诉讼时已完全剔除其诉讼监督者的身份，此时，检察机关与一般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并无本质的不同，其在诉讼中享有与原告相同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同的诉讼义务，因而不应享有任何其他监督意义上的特殊权利。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享有不预交诉讼费，被告不得反诉等特殊权利，笔者以为，这并非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当事人而享有的特殊权利，只是法律针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因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特殊性而做出的特殊规定罢了。
此外，有学者主张在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最准确的称谓是“民事公诉人”，笔者以为，仅从检察机关的公益代表人身份和其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性质方面考虑当然是可行的，但也只能限于在这种意义上才可称为“民事公诉人”。因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原告当事人是其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其在法庭上处于原告席位。
(二)监诉人---检察机关在参与民事诉讼和提起抗诉时的基本法律地位。
诉讼主体的诉讼地位最决定于他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参与诉讼的目的和任务。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和提起抗诉，其主要目的为了对民事诉讼活动包括法院的审判活动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保证国家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因此，这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参与民事诉讼和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只能处于法律监督者的法律地位。
对此，学术界并无争议，但此对检察机关的称谓和席位等问题的争议却无休止，本文的缘起就是这种争议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反映，笔者以为，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参与民事诉讼，与其监督者身份相适应的称谓莫过于王桂五先生提出的“国家监诉人”。首先、这一称谓能够直接反映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和任务，也能直接反映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地位。其次、这一称谓充分地体现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性质，是法律监督者参与民事诉讼时的诉讼意义上的称谓。第三、这一称谓还反映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超然地位，即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独立于法院和双方当事人，是独立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因此，这一称谓最能反映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法律地位。
一定的法律地位需要一定的权利来保障，作为监诉人，这种法律地位决定了检察机关应享有监督职责范围内的所有诉讼权利，主要包括以下权利：（1）有提出抗诉的权利，抗诉包括按上诉程序的抗诉和按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但不包括检察机关作为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而提出的抗诉，因为，这种意义上的抗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诉权的延伸，而非基于法律监督权，此处不予论述；（2）有调查取证的权利，无论检察机关在任何诉讼阶段参与诉讼，都有调查取证的权利，以发挥其法律监督作用；（3）有从法院取得必要的法律文书和调取案件卷宗的权利；（4）有获得参诉通知的权利，法院就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及其他需要检察机关出庭进行监督的案件应通知检察机关出庭；（5）检察机关有权根据需要随时主动参加诉讼；（6）参加法庭审理的权利，检察机关有权派员参加法庭审理的过程，参加法庭调查，听取双方的辩论；（7）有权对法庭的违法情形提出检察建议和纠正意见的权利。（8）在法庭结束前有权发表出庭意见。同时，检察机关在参与民事诉讼过程中还应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主要是遵守法庭纪律、尊重法官的诉讼主导地位、服从法院诉讼指挥等义务。
检察机关作为监诉人出席法庭，在法庭中的席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法庭上应居于审判席的右前方，具体可借鉴法国民事诉讼中大审法院诉讼程序中检察人员出庭时的座次安排，（详见图表）。
法官
监诉人书记官
原告被告
笔者以为，这一席位较好地反映了作为监诉人的检察机关在法庭中独立于其他诉讼主体的特殊主体的法律地位，同时也维护了原有诉讼结构的稳定性，值得在实践中采纳。
上述称谓和出庭席位以及权利义务，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实现参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所应当具备的，也是检察机关在通常参诉方式下最基本的法律地位。
对确有错误的生效判决和裁定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是现行民事诉讼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唯一的法定方式。对检察机关所提起的抗诉，有学者认为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诉讼，因此，检察机关应是再审诉讼的一方诉讼主体，应称为抗诉人，并在法庭上设立抗诉人席。笔者不予苟同，因为，检察机关提起抗诉建议法院撤销或变更原判决的请求，并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因此，检察机关的抗诉也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诉讼。同时，再审之诉的诉讼标的是原审之诉的诉讼标的，再审之诉的当事人是原审之诉的当事人，并非其他人，再审之诉只是一事不再理的例外，这些都说明再审与原审的案件是同一案件，因此，提起抗诉也不是诉权的再次行使，而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行使。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既是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行使监督权的结果，又是检察机关参与法院再审，对再审活动进行诉讼监督的具体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提起抗诉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参与诉讼的特殊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法律监督者仍是其基本的法律地位。为此，检察机关在出席再审法庭时的称谓和席位应与上述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称谓、席位保持一致，这既有利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者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的统一，也有利于消除当前由于立法的欠缺给司法实践带来的对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称谓、席位的纷争。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既是对法院生效判决或裁定进行监督的结果，又是其参与再审诉讼的特殊方式，这就决定了作为监诉人在再审法庭的主要职责有两项即支持抗诉和监督再审诉讼。为完成上述两项职责，最高检察院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
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45条规定：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有权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发现审判活动违法的，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但笔者以为，说明抗诉的理由及依据，一定程度上参与法庭调查，经法庭允许向当事人发问等都应当是作为监诉人的检察人员在再审法庭上应有的权能。对此，需要立法或两高联合的司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规定，才能使检察机关从根本上摆脱司法实践中尴尬的境地。
四、立法建议
在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中，未能全面确立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基于上述对检察机关法律地位的认识和论述，笔者建议，在未来民事诉讼立法中，专设“检察院”一章，并在这一章中规定以下内容：
第一、规定在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损害时，检察机关可以或应当作为当事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第二、以概括式方式规定检察机关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
第三、规定检察机关作为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时可免交诉讼费。
第四、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时，应当要求实体原告参加诉讼，并对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诉讼支持和辅助作用，实体原告不参加诉讼诉讼的，不影响诉讼进行。但实体原告有义务承担裁判结果。
第五、规定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不服的，可按上诉程序提起抗诉。
第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进行法律监督，并有权参加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法院的通知参加民事诉讼活动，检察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主动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七、规定检察机关在参与民事诉讼活动中享有抗诉权、调查权、参与庭审权、有检察建议和违法纠正权、有调阅法院卷宗和取得法院裁判文书的权利、有发表出庭意见的权利等。
第八、规定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审级，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职责即支持抗诉和进行诉讼监督。
第九、规定出席再审法庭的检察人员的诉讼权利即宣读抗诉书、说明抗诉理由和意见，参与法庭调查，听取双方当事人的辩论，对庭审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以上是笔者对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的一点粗浅看法以及相关建议，诚然，现行立法尚未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和参与民事诉讼的职权，但未赋予并不等于我们就不需要，现实的需要正是我们研究和探讨的意义所在，也是立法的基础和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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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公益活动的原因篇10
关键词：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公众参与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青藏高原腹地，位于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地区，总面积36.3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多米，被誉为“中华水塔”。据科学家初步计算，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和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来自这一地区。此次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的鄂陵湖、扎陵湖湿地均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的核心区，是黄河源区的第一、第二大淡水湖，面积分别为65907公顷和64920公顷。两块湿地都是高原多种珍稀鱼类和水禽的理想栖息场所，湖区沼泽和环湖半岛以及水域是鸥类、雁鸭类和黑颈鹤等水涉禽的重要栖息地，对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维护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与三江源国际公园保管理局、地方人民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举行座谈会和通过对村委会负责人、当地农牧民、转湖群众、养蜂人、各类商贩、游客等的深入访谈，就三江源国家公园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情况、特点及面临的困境等问题进行了相关调研。
一、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情况
（一）当地民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较为强烈
普遍觉醒的环保意识是公众参与环保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心理基础，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只有公民具备了生态意识和观念，把制度安排贯彻到行动中，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风险。不仅是因为公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反思，或通过长期学习与实践活动提高自我规范的能力，而且保护生态环境是公民的基本责任，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使治理活动可持续运转。
（二）政府重视发挥当地民众在环保中的作用
越来越多的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意识到当地群众在环保上有天然优势，也越来越重视发挥当地群众在环保中的作用。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和发展了一支由43名当地牧民组成的协管员队伍。这些协管员年龄在25-55岁之间，他们当中有牧民、有牧场的牧工等。经过培训，劳作之余，参与天鹅、藏羚羊等多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
（三）企业治理在生态环境保护中作用显著
企业治理即工商企业为控制污染、减少排放、节约资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其优势主要是，企业通过技术发明、革新改造，不断减少和降低对资源的消耗依赖，动员广大企业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通过企业的资金、人才和市场优势扩大生态治理的影响力，企业能够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市场机制降低生态治理成本。
企业应该把生态观念融入组织的文化和发展当中，通过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企业形象提升，并且立足于生态效益优先，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优化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淘汰能耗污染严重的技术设备，加强排放监督治理。
（四）环保志愿者和环保公益组织日益活跃
1.环保志愿者。当地环保志愿者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不可忽视的重要文化因素和力量。大部分农牧民都在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或者自发地从事环保志愿工作，既使没有任何报酬，也能全身心投入其中，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些志愿者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是我的家”。同时也带动越来越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赴三江源国家公园捡拾垃圾和进行垃圾问题的调研，使得垃圾问题得以被更多人重视。同时也加大投入生态环境技术监测，比如：制作鸟类监测表格，记录湿地鸟类数量、活动情况以及栖息地变化，并将这些数据提供给管理局，以此来保护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
2.环境保护公益组织。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新角色，环保公益组织广泛参与三江源国家公园环保领域的社会活动。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与当地村民组成自愿者协会：向村民和游客开展环保宣传；清理村庄、学校的周边环境；清理水源、森林、公路沿边的垃圾；防止乱砍乱伐等。
二、三江源生态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公民参与体制存在障碍
首先，是观念上的障碍。当我们向行政机关了解环保公益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的情况时，有部门负责人这样表示：环保公益组织只会惹麻烦，不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往往喜欢小题大做。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人对公益组织参与环保在观念上存在障碍，并且也不认可公益组织的工作。
其次，就是经费上的障碍。有些群众都是自发进行垃圾清理，他们没有报酬，相关费用也都是由他们自行承担，这将环保成本和负担转嫁给当地群众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
最后，是法律障碍。由于缺乏相应法律观念，当地群众在参与环保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违法”行为。例如，自主强行没收、扣押或者销毁偷捕者、盗猎者的交通工具、渔具等；随意进行罚款；拘禁或殴打偷捕者、盗猎者等。当执法机关指出这些行为违法或者对违法行为进行制止和处罚时，群众会认为执法机关没有为他们主持公道，偏袒偷捕者和盗猎者，执法不公正，而对执法机关产生种种误解。
（二）以政府为主导的公众参与模式
生态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仍然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模式，政府与民众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环保互动机制。政府在整个过程中占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民众只是被动配合，民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不仅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从他们的感受来讲，这种活动也仅仅是对政府管理的服从，体现不出来无偿且自愿。
（三）公众参与信息不对称
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特别是在政府组织和社会公众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政府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获得管理主动权和对公众的支配权，这将会导致政府和民众在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不对等。公众参与机制实际上要求改变以往政府为主导的环保模式，发挥公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强化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互动与合作。但是，如果政府和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不到解决，公众参与也只能流于形式。
三、完善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对策
（一）树立“公众参与机制”下的新型生态环境治理理念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依法公开环境信息、完善公众参与程序，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提供便利。”据此，参与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公众的一项法定权利和政府的法定义务。因此，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树立公众参与的新型理念意义重大，因为它能够为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涉及到的各方利益相关者提供对话平台。
（二）建立“当地人保护为主”的生态环境保护模式
加强本地民众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参与，我们认为主要应该从两方面入手：1.通过相关机制，吸收更多的当地民众成为环保志愿者，发放志愿者标志，提供必要设备，做好相关岗前培训，给予适当报酬。这样既可以有效缓解政府执法人员不足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帮助民众增加一定的经济收入，让他们分享生态旅游带来的利益。2.大力发展本土民间环保组织。鼓励以村或合作社为单位组织成立类似于玛多县那样的本土民间环保组织。民间环保组织，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民间性和独立性，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是政府部门与民众加强联系、增强沟通的一个重要桥梁和渠道。而本地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本地民间环保组织相比较，有很多优势，包括更加适应高原气候、能够长期持续跟进环保工作等。
（三）出台“有特色、符合当地实际”公众参与相关规定
根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自治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就本自治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制订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自治机关的立法权内容不仅仅体现在制订自治条例执行国家法律方面，还可以变通国家法中不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和实际情况的规定。作出符合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治理实际情况的公众参与机制具体规定，同时也更应关注环保信息的公开和透明，促进公众参与“依法、有序、规范”。
四、结论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只有在政府和社会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在各种环境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相互支持、信任和协作，才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才能尽最大可能地规避环境危机。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和治理的有效方法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并作为一项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环境管理的实践。政府应当重视在环境治理中引导公众参与，这是环保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降低政府管理环境成本的需要，也是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落实民主政治、追求公共利益及实现公民资格的必要手段。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其效果势必产生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发挥公众监督作用、维护社会稳定、克服政府和市场失灵、提高行政效率及实现公民环境权的效果。
然而生态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依然存在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正确引导公民的积极参与，在运行机制方面，论证会制度以及征求意见和民意调查制度等而保障机制则是重点建设的，这是推进和完善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关键，包括完善我国环境法律立法，积极实现环境信息公开化，确立公众环境公益诉讼，继续完善政治机制和优化社会机制，以及大力发展环保组织和提高收入、教育水平和强化政府环境管理机制等，以此来逐步建立政府、社会与公众互动的环境治理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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