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1
关键词：食品安全意识；食品安全知识；食品安全监督
一、调研区域概况及调研对象
1.区域概况
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是一个食品重镇，有着悠久的食品生产的历史。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庵埠凭其强烈的市场意识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创新精神，积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发展集团化规模化生产，使食品工业不断焕发生机和活力，成为潮安经济的支柱行业之一。
2.调研对象
本次调研采取的方式是问卷调查法，选择安埠镇居民社区，随机抽取400民居民进行调查，问卷当场回收。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0-75岁之间的当地常住居民。且精神状况良好，沟通无障碍，并获得知情同意者。并将调查对象年龄组成分为四组：少年组（10-20）共47份、青年组（20岁到35岁）、中年组（35岁到55岁）、老年组（55-75岁）。
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1.居民食品安全意识不容乐观
日常购买食品时，居民所关注的问题中主要以食品是否过期变质以及药物残留超标为主，但对转基因食品安全以及非法添加等问题关注度不高。并且，对一些过时观念仍有所保留，过半的居民存在并认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种观念，其中主要以中老年人居多。当地日常的生活饮食习惯有着比较大的关联，这种观念会造成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忽视，容易引发食品安全问题，对自身对家人造成损害。同时，少年组还存在喜欢在街边流动摊贩购买小食品的情况，这些食品易受各种污染，如生物性污染（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化学危害（重金属）；物理危害（灰尘、头发）等，长期食用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2.食品安全知识了解度不尽人意
调查包括了对QS标志的含义了解、绿色食品概念的了解对转基因食品的了解等。大部分居民表示在购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并不会过多的去关注这些细节，最多只是注意生产日期保质期，看食品有没有过期，而不会关注带有专业性的标识，多数甚至居民表示价格才是他们最关注的重点。接受调查的大部分人表示仅对QS食品质量安全标识有过印象，且均为青年中年人，并且有过一定的相关工作经历。少年组及老年组均表示对于这些知识并不是很了解。少部分部分的人表示了解这些食品安全标识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也不会去关注它。更有人提出，由于监管层面的原因，即使食品包装上有这些标识也不一定让人放心。
3.消费者自身维权态度消极
居民对于当地的食品监督的完善还是拥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在处理方面，却大多选择忍气吞声，而不是积极举报。同时居民反映出“自己贪图东西便宜，后果就当是买个教训”这样的消极心理。这不仅使消费者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同时助长了不合格生产商、经销商的恶气，使不法行为钻空子，为所欲为。消费者不仅是各类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服务和消费对象，同时也是食品安全防范的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消费者消费之后的体验对于发现假冒伪劣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值得欣慰的是，部分消费者会选择找消费者协会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申述，但大部分人表示选择这种方式不靠谱，会浪费大量的时间而得到的回报并不多。还有少部分人表示会去找商家理论赔偿。
4.保障食品安全途径有待提高
在进一步的询问中，不难发现当地居民参与监督的途径非常少，大部分人遇到问题想投诉不知道应该怎么进行，只能找商家解决或者忍气吞声。让消费者参与进食品安全监督这一环节，能提高居民对食品安全的意识，同时增强有关部门的责任感。居民普遍认为，要保障食品安全首先企业方面要自律，不生产将假冒伪劣食品，从源头把关，杜绝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第二点是政府的方面，监督部门要加强对于食品安全的检测把关，要及时公布假冒伪劣食品的相关信息，加强对有关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同时消费者自己也要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三、相关建议
在对以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灵活运用媒体，提高社会食品安全关心度
食品卫生习惯的不科学和膳食结构的不合理会导致很多疾病，特别是与慢性病的发病及死亡关系密切。营养不良可以导致各种急性营养缺乏病。此外，不合理的饮食卫生习惯还可导致肥胖、高血压、心血管病、糖尿病等。良好的卫生饮食习惯可以根除因饮食习惯不良而导致的疾病。
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平台，大力宣传食品安全相关报道，如食品安全重大事件、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健康饮食方法等，不要让居民成为食品安全方面的文盲。通过媒体宣传，人们得以了解、接受现时更科学的观点，从而摒弃旧时错误的带有误导性的一些观念，有效避免这些问题毒害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因饮食习惯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同时，各学校应以讲座、课程等形式，从少年入手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2.增加维法途径，提高居民维法意识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地居民参与监督的途径非常少，解决此问题可通过提高民众参与度的方法，如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渠道，使食品监督的体系之中可以有民众的一个位子，让他们能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这一环节中，使全民参与监督。同时，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大透明度，努力使食品监测数据更加公开、透明，避免影响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如今我国虽然也有一些针对消费者的举动，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过于强调政府和食品相关企业的职责。
食品安全是一个基本的公共卫生问题，与每个人有休戚的利害p系，保障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群众，应增强维法意识，做到能够识别、拒绝消费、积极举报、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作用，把好“从田间到餐桌”的最后一关。
参考文献：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2
[关键词]食品安全；态度；行为
[中图分类号]R719.3；F272.9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9701（2014）09-0123-03
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民生，直接影响人们的生命安全。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尤其重要。从事食品加工和销售管理的餐饮从业人员对食品的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人员对食品安全的重视以及在进行食品制作管理的过程中是否融入食品安全的理念，直接与消费者的安全相关。为准确掌握该类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态度和行为，本文进行了相关研究，为积极寻求相关干预依据和管理办法提供现实数据。具体结果报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2011年7月～2012年8月在宜宾市翠屏区从事餐饮工作的从业人员。根据具体餐饮单位的规模，在大、中、小型饭店以及单位食堂等分别抽取研究对象。其中随机选择大、中型饭店各200家；小型饭店、单位食堂各180家。研究单位一共760家。在所有研究单位中随机选择两名从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制作具有针对性的调查问卷共1520份，在研究对象填写后回收。共收回有效问卷1440份，回收率94.74%。
1.2研究方法
项目组根据有关资料[1-6]自行编制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具体包括引言、调查对象情况、食品安全知识知晓情况、对食品安全的态度以及具体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为等内容。调查对象情况主要包括对象单位、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工龄、岗位等；食品安全知识知晓情况主要由20道经过优化的选择题构成，均为单选题，其内容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掌握的知识以及应该掌握的知识、日常工作中常见的影响食品安全的有关情况等；对食品安全的态度以及具体食品安全工作中的行为则为10道单选题。所抽调的从事调查的人员主要为宜宾市翠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宜宾市翠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宜宾市翠屏区质监局相关工作人员，在宜宾市翠屏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调查。
1.3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百分数表示，采用χ2检验，p
2结果
2.1调查对象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2.1.1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率情况比较调查对象对于食品安全有关知识知晓率为60.76%。对于餐饮从业人员定期进行健康体检的具体时间、进行工商登记所需要的证件、何种疾病允许接触直接入口食物、工作服定期更换要求等知识掌握较好，均为85%以上；而对餐具卫生的“五关”内容、存放2h以上食物的处理方式、吊销许可证的限制从业时间等相关知识掌握较差，在30%以下。见表1。
表11440名调查对象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率情况比较
2.1.2不同单位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差异在所有调查对象中，大中型饭店从业者食品安全相关知识知晓率为61.15%、小饭店为59.15%，单位食堂为61.75%。两两比较，χ2=2.04、0.11、.020，p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3不同文化程度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小学及以下知晓率为49.58%，初中为59.20%，高中/高职/中专为61.45%，大学则高达63.29%，研究生及以上则为70.00%。提示从业者文化程度越高，其知晓率越高。见表2。
表2不同文化程度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
2.1.4不同专业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所有调查对象中，烹饪者804人、旅游服务90人、基础学习174人、其他372人，知晓率分别为65.02%、62.20%、54.20%、54.28%。其中，烹饪者、旅游服务者知晓率均高于基础学习和其他专业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3不同专业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
2.1.5从业工龄不同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从业工龄不同，知晓率不同。工龄越长，知晓率越上升。其中，10年以上者与7～9年者比较，χ2=046，p>0.05；与1年以下、1～3年、4～6年工龄者比较，χ2范围为10.15～308.9，p
表4从业工龄不同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
2.1.6不同岗位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不同岗位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接近，不具有显著差异（p>0.05）。见表5。
表5不同岗位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
2.1.7不同培训次数从业者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比较未培训者知晓率为39.1%，培训一次者知晓率为56.80%、培训二次者知晓率为64.00%，培训三次及以上者知晓率为68.00%。培训次数和知晓率呈正比例关系。
2.2调查对象对食品安全的态度
有98.80%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接受定期体检、教育培训、遵循工作规范进行操作。无所谓者占0.70%，不愿意者占0.50%。愿意接受者与无所谓、不愿意者比较，χ2=2771.67、2783.05，p均
2.3调查对象从事食品安全的具体行为
有89.7%的调查对象遵循食品安全规范进行操作；偶尔遵循者为4.40%，从不遵循者为5.90%，遵循者与其他两种情况者比较，χ2=2002.83、2026.39，p
3讨论
民以食为天，说明了食物的重要性；病从口入，说明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熟食品的安全是“从农田到餐桌”的食物链中最终也是最重要的一环[7]。餐饮从业者直接接触食品，是食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8]。这些人员的安全知识掌握水平、对待食品安全的具体态度、从事食品制作和管理的具体行为等，均直接影响食品的安全性[9，10]。本研究表明，宜宾市翠屏区餐饮从业者的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只有60.76%。这一数据表明其比例尚小，相关培训工作还有待加强，具有极大的提升空间。对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其食品安全知识还相对匮乏，指导具体操作的理论基础尚不扎实，还需加大业务知识培训力度。
本调查涉及到从业者的文化水平。数据表明，文化水平和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呈正比例关系。文化水平愈高，相关知识的掌握就越多。目前我区的基层餐饮从业者多数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整体文化层次偏低，对于食品安全的态度及常识均有较大改善空间。根据这一数据结论，建议餐饮单位在招聘和选择人员时，不但要考虑应聘者的文化水平情况，在进行培训时，还要针对文化水平低者适当加大力度和范围，将其作为培训教育的重点群体。本调查还涉及到从业者的专业背景。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从业者安全知识知晓率较高，这提示在招聘和选择人员时，要考虑相关专业背景，尽量选择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除了部分中大型餐饮企业的部分管理人员及旅游服务人员具有食品安全或酒店管理等专业背景外，整体而言具有专业背景的从业者的比例非常低，在这一情况短时间难以根本性改变的当下，对从业者后天进行系统的专业安全知识的培训就显得极其重要。本研究还发现工龄越长者，其知晓率越高，一方面说明从业资历的重要性，也从侧面反映了对从业者进行后天安全知识培训的有效性，表明了培训次数以及相关工作经历对于知晓率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有必要提醒餐饮单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对新老员工的食品安全教育培训要区别进行，以便取得更好的效果[11]。
本研究涉及到关于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已经养成良好习惯的比例为89.70%。虽然占据绝大多数，但还有一少部分未得以全部实施，这是安全隐患所在。这表明在进行培训时，必须加强在工作重点执行，差异性地看待和对待培训对象，根据不同情况开展针对性地培训，确保将相关知识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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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童瑶.长沙市餐饮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信行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D].中南大学，2012.
[10]钱艳.餐饮业员工食品安全知识、态度调查与培训研究[D].天津商学院，2006.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3
（一)制度视角
制度视角关注于消费习惯和食品制度，并且说明了对食品的信任和制度表现是如何联系的。购买食物是消费者与食品供给系统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方式，也是与食品专家、信息提供者、监管部门等之间的间接联系方式。在食品信任中，消费者更加信任食品供应系统和系统中的人员，而不是食品本身。因此，制度视角的支持者认为对食品的信任应该理解为嵌入的制度化关系。这一观点认为信任取决于消费者对制度绩效的评价。制度绩效好就产生信任，相反，制度绩效不好就会产生怀疑和不信任。poppeandKjrnes对欧洲六国(丹麦、德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和英国)食品信任的研究说明食品制度可以较好地解释国家之间存在的食品信任的系统性差异。以前对一个特定国家(地区)的研究同样支持这一观点，例如，Chen发现当台湾的消费者对食品供应链中的参与人员和食品制度更加信任时，他们对食品安全更加信任。总之，将信任与相应的制度表现联系起来，制度视角为食品中的信任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解释。但是，制度视角对在相同制度环境下，个体之间存在的信任水平差异没有作出解释。因此，整合认知视角和制度视角的观点将有助于进一步理解食品信任的来源。
(二)两种视角的整合
本研究认为认知视角和制度视角都有助于解释食品安全中的信任，但是将他们结合在一起，会对信任来源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认知视角主要关注个体对风险感知的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解释。但是不能很好解释信任的系统性差异。制度视角认为信任是嵌入于制度关系中的。它可以解释系统间的差异，但不能解释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差异。因此，两个视角对认识食品安全中的信任提供了相互补充的解释。
二、研究假设
显示了将检验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模型。根据模型，对食品安全信任的测量分成两种维度:一种是消费者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另一种是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它们与五组变量相关，分别是知识、经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以及潜在惩罚力量。前三组变量是从认知视角中得来的，主要反映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后两组变量是基于制度视角，主要反映制度方面的因素。
(一)知识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知识是指一个人拥有的食品安全相关知识水平。根据知识缺失模型，缺少充足的知识会使消费者不能正确评价食品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风险，从而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不确定性的感受增加。当消费者拥有足够的知识时，他们将能准确地评价相关风险并采取措施回避风险。这就是说，知识使人们更加了解将要发生的事情，从而降低不确定性。以前的经验研究也证明知识与信任呈正相关。
(二)经验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经验是指消费者之前购买不安全食品的经历。以前的研究表明，人的感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如果人们遭受了不安全食品带来的负面后果，那么将会对食物的来源和正确准备方式更加注意，并且对可能的风险更加敏感。通常，人们对人为错误或疏忽导致的风险的忍受程度低于由于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研究食品安全风险的学者发现，食物中毒经历与消费者感知的食品安全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联系，这为经验与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间接证据。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假设2:消费者购买不安全食品的经历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三)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除了消费者的知识和经验，我们认为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同样会对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产生影响。根据社会角色理论，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社交场合下会有不同的表现，扮演不同的角色。女性更关注家庭，通常感知到的风险是对家人的威胁(例如健康风险和死亡风险)，然而男性更加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例如失业风险、经济问题。因为女性更倾向于关注食品风险，如果女性消费者符合内在的性别角色，那么女性消费者会比男性消费者更加不信任食品安全。先前的研究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加，信息处理能力下降。如上文所述，缺少充足的知识总会使消费者不能正确评价食品风险并采取措施减少风险，从而使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不确定性的感受增加。由于老年人信息处理能力有限，所以他们更可能对食品安全拥有较低的信任。研究表明，拥有更高可支配收入的人有更好的机会了解并遵循推荐的食品安全措施，具有更高教育水平的人对食品安全问题和保护措施更加了解。此外，可以获得更多财富和教育资源的人往往可以容忍更高的风险，而一般情况下，收入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对多数危险情况的风险容忍度较低。因此，预期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会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较低。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下面假设:假设3:相比于女性，男性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4:消费者年龄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5:消费者的教育程度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6:消费者的家庭收入水平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四)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如前所述，制度视角的一个关键假设是信任是嵌入于制度化关系中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消费者对出售的食品的质量无法控制，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选择相信还是不相信某个人而不是某种商品。因此，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程度部分依赖于监管制度和生产者来保护自身利益，同样也依赖于这些行为主体提供的食品风险信息。在信任文献中，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之间的正向关系也有充分的论述。例如，研究者发现，感知到的机构特征影响会对信任产生影响，如“胜任”、“专业”、“公开”、“诚实”、“关心”、“谨慎”和“公平”。同样，DeJonge和同事发现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与对不同制度执行者的信任之间存在正向联系，不同制度执行者包括政府、农民、零售商和制造商。根据之前对相关主体信任的研究，在食品安全信任的整合模型中提出以下假设:假设7:消费者对政府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8:消费者对零售商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假设9:消费者对生产商的信任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五)潜在惩罚力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除了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消费者感知到的潜在惩罚力量，也会对他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惩罚力量是指通过经济手段或刑事手段惩罚非法个人和机构的能力。就像信任文献所说，信任建立在受信人害怕违背信任人的期望之上。例如，受信人违背了信任人会遭受经济惩罚。基于威慑机制的信任支持这一观点。所谓威慑基础的信任是指“愿意去信任那些合作失败时有可靠威胁来惩罚的信念”，或者说是“在惩罚的威胁下，人们的行为会保持一致性”。因此，那些感受到更大惩罚力量的人会对食品安全更加信任。虽然已有理论支持潜在惩罚力量和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之间存在联系，但是我们没有发现有关经验研究对这一命题进行实证检验。假设10:消费者感知到的潜在惩罚力量和(a)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b)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呈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和样本
2010年6月到8月，在北京市的超市进行了消费者调查。样本总体来自位于北京五个地区的十个大众化的超市，五个地区分别是中心地区(东城区)、西北地区(海淀区)、东部地区(朝阳区)、西南郊区(房山区)和西北郊区(怀柔区)。在正式开始调查之前，先对15名消费者进行预调查，他们对措辞和一些部分定义的一致性提出了建议。基于他们的建议，我们对一些项目进行了改进，确保调查问卷的逻辑性，并确保其中内容可以被理解。调查员向购物者解释调查目的并邀请他们参与。当获得购物者的同意之后，向购物者提供调查问卷。调查员会当场解释在填写问卷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当问卷填写完成后，调查员会立即回收问卷并检查是否所有的问题都被回答。为了激励购物者参与，在调查结束后会赠送一个价值10元左右的小礼物。调查共访问了1300个购物者，除去含有不完整信息的问卷，共有1165份可用问卷。表4－2显示了样本人口统计特征的描述。1165个调查对象中，43．9%是男性，56．3%的年龄是在20到29岁之间，50．7%的教育程度是大学或以上。如表所示，与北京总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相比，样本中女性、年轻的和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较多。此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之前多个对中国超市购买者的调查相一致，即中国消费者中的女性、年轻的和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是超市购买者的主要来源。
(二)测量
1．对食品安全信任如前面所述，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有两个维度:(1)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和(2)对加工食品的信任。根据poppeandKjaernes和Chen的研究，测量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是通过询问消费者对市场中提供的某一特定食品的信任来进行的。选取中国消费者日常主要营养消费中的七种食品，其中四种食品用来测量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三种食品用来测量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对每一种食品，受访者被问“是否可安全食用”，可能的回答范围是从1“不安全”，到5“非常安全”。使用最大方差旋转法对七种食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呈现出两个因子。出了七种食品的因子载荷。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的可靠性系数是0．81，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的可靠性系数是0．73。
2．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使用3个变量测量，分别是对政府信任、对零售商信任和对生产商信任。为了能够对信任进行测量，这里引用被若干学者使用的信任定义，即信任是认为受信人有能力(在一些特定领域具有影响力)、仁慈(所作所为是为了信任人的最佳利益)和诚实(不撒谎或歪曲陈述)。测量方法来自Jonge等的研究，并根据本研究进行了轻微修改。使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对政府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62，对零售商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35，对生产商信任的克隆巴赫系数是0．891。克隆巴赫系数的值显示，所有的变量都具有高内在一致性。这一量表的具体项目。
3．潜在惩罚力量根据以前研究，我们用两个项目来测量潜在惩罚力量:
(1)您认为目前政府对食品的失信企业和个人的法律惩罚力度如何?
(2)您认为目前政府对食品的失信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惩罚力度如何?使用5分制Likert量表(1=无所作为，5=非常大)。
4．知识使用17个项目来测量食品安全知识。前10个题目是一系列关于食品安全事件的陈述，例如:“2003年，安徽阜阳假奶粉事件(大头奶粉)”，如果受访者回答知道，则得一分，若回答不知道，则得零分。另外7个项目测量消费者对食品认证和标签系统的了解程度(包括:绿色食品、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无公害食品、有机食品和质量安全认证)。对于每个问题，受访者回答“熟悉”或“非常熟悉”被赋值为2，受访者回答“一般”被赋值为1，受访者回答“不熟悉”或“非常不熟悉”被赋值为0。17个项目的平均值(系数=0．81)用来代表知识指数。
5．经验经验的测量方法是询问受访者“你是否曾经购买过不安全食品(例如过期食品、腐烂食品)?”从来没有购买到过不安全食品则取值1，有时购买到和经常购买到不安全食品的分别取值2、3。6．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是由受访者自己报告。其中，性别是虚拟变量，“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分为6个组别:小于20岁、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组别: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或职业教育、大学和研究生。家庭收入分为五个组别，取值范围是从1(“低于5000元”)到5(“20000元及更高”)。
四、分析和结果
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检验理论模型，因为Sem可以对含有潜变量的多变量路径关系做出估计。借鉴andersonandGerbing的方法，本研究使用两步建模方法。第一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模型来对观测数据进行匹配。第二步是估计结构模型检验提出的假设。利用amos17．0计算机程序包分析协方差矩阵对测量和结构方程进行估计。
(一)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拟合指数的数值显示测量模型具有充分的拟合度(χ2［303］=557．31，p≤0．001，nFi=0．959，CFi=0．976，tLi=0．972，GFi=0．960，RmSea=0．034，RmR=0．029)。他们为合理进行结构模型的进一步检验提供了支撑。尽管卡方检验是统计上显著的，但这一统计数值与样本量高度相关，因此在大样本评估模型拟合上是存在问题的。为了评估每个构念的收敛效度，我们检验了各构念的因子载荷的符号、大小和显著性。我们计算了组合信度指数和平均提取方差值，来评估构念指标对每个构念的测量程度。每个标准因子载荷都具有正向的符号并且高度显著。所有构念的收敛效度都在0．7以上。从平均提取方差值来看，只有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aVe=0．47)略低于0．50水平;其他都超过了建议水平。因此，本章所采用的构念的收敛效度基本可以接受。在区别效度方面，我们检验了各变量间的两两相关性。表4总结了均值、标准差和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没有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大于0．65建议水平的，这为区别效度提供了初步证据。同时，结果显示，每个潜变量的平均提取方差值都比它与其他潜在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平方大。因此，所有构念之间也具有区别效度。
(二)结构模型
结构模型结果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2［346］=812．71，p≤0．001，nFi=0．943，nFi=0．943，CFi=0．969，tLi=0．958，GFi=0．954，RmSea=0．034，RmR=0．034)。研究模型分别解释了消费者对生鲜食品安全的信任19%的方差和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44%的方差。表6报告了模型的标准结构回归系数。假设1a到6b用来检验消费者的个人因素是否与他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相关。假设1a和1b认为知识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1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1b)正相关。从知识到对加工食品信任的路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b=0．08，p＜0．01)，但是，知识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的路径系数不显著。因此，结果支持假设H1b，但不支持假设H1a。假设2a和2b认为经验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2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2b)负相关。结果支持假设2a(b=－0．08，p＜0．05)和2b(b=－0．07，p＜0．05)。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与性别相关的假设(3a和3b)都没有得到统计上的支持。假设4a和4b认为年龄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4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4b)负相关。路径系数的显著性(分别为b=－0．08，p＜0．05和b=－0．11，p＜0．001)表明假设4a和4b得到支持。假设5a和5b认为教育程度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5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5b)正相关，但没有得到支持。最后，结果支持假设6b，即收入与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正相关(b=0．14，p＜0．001)，但是，假设6a没有得到支持。制度影响因素方面，模型的标准路径系数表示，8个假设中的7个假设关系是显著的，并且符合预期方向。具体来说，假设7a和7b认为对政府信任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7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7b)正相关。路径系数统计上显著(分别为b=0．11，p＜0．05和b=0．14，p＜0．01)支持假设7a和7b。假设8a和8b认为对零售商信任与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8a)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8b)正相关。结果支持假设8b(b=0．32，p＜0．001)，但不支持假设8a。假设9a和9b得到支持，对生产商信任和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b=0．19)，以及对生产商信任和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之间的路径系数(b=0．20)都在0．00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10a和10b也得到支持，感受到更大的潜在惩罚力量的受访者，对生鲜食品安全和加工食品安全的信任越多，这两个路径系数都在统计上显著并为正值(分别是，b=0．14，p＜0．001和b=0．08，p＜0．05)。总体上来说，将制度因素与食品安全相联系的假设得到了支持。
五、讨论
整合认知视角和制度视角，提出一个整合性理论模型来解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信任，即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受到消费者个人特征(知识、经验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制度因素(对食品链相关主体的信任、潜在惩罚力量)共同作用。我们利用北京市1165个消费者的调查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为这一整合性模型提供了支持。制度视角中，对政府信任、对生产商信任和感知到的潜在惩罚力量对消费者的生鲜食品安全信任和消费者的加工食品信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对零售商信任影响消费者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但不影响消费者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消费者认为政府和生产商需要为生鲜食品的质量安全负首要责任。个人特性方面的检验结果则相对复杂。在个人特性假说中，消费者经验和年龄对消费者的生鲜食品安全信任和消费者的加工食品信任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这一结论与之前的研究相一致。两个变量(知识和收入)对消费者的生鲜食品安全信任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在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中却有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生鲜食品的购买是一个低涉入性活动，购买决策更可能是基于过去经历和个人习惯。与生鲜食品相比，购买加工食品具有更高的涉入性。因此，当进行加工食品的购买决策和风险判断时，获取与加工食品相关的信息就更加重要。由此，知识和收入对加工食品安全信任产生影响，但不对生鲜食品安全信任产生影响。结果对其他一些假设也没有形成支持。首先，教育程度作为食品安全信任的一个影响因素并不显著。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样本中并没有足够的低教育程度消费者。如前面所述，1165个受访者样本中只有9．6%拥有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这降低了检验效度。进一步研究需要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对这一可能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此外，性别也与对食品安全信任不相关。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4
一、调研过程的主要做法
为了深入开展本次调研，全面了解我区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委多次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分局（以下简称区食药监局）等部门进行工作沟通，商讨调研方案，确定视察点，整个调研过程历时一个半月，先后有60多名代表参加视察调研活动。本次调研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组建小组，制定方案。常委会组建了由常委会副主任带队、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专业代表参加的专项调研小组。在充分听取小组成员和有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认真制定了调研实施方案。第二阶段：上下联动，专题座谈。为了提高调研质量，教科文卫工委参加了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培训和座谈。4月，常委会召开了区食药监局、区经委、区工商局、区质监局等相关部门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了解基本情况。第三阶段：集体视察，听取汇报。4月中旬，教科文卫工委参加了区政府有关加强食品安全工作书面意见和提案办理工作专题会，并视察乐山菜场、新路达农副产品市场；5月11日，常委会组织部分市、区人大代表集中视察了本区域内的绍兴饭店和马哥孛罗食品有限公司。代表们当场进行座谈。第四阶段：集中研讨，梳理总结。调研视察结束后，教科文卫工委召开了调研小组成员、专业人士、区食药监局负责人座谈会，汇总梳理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形成调研报告。
二、我区食品安全监管基本情况
调研中，代表们对区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为保障我区食品安全，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所做的大量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代表们认为，自从食品药品监管职能调整重组以来的两年间，有关职能部门做到了工作不乱不散，保持工作延续性，还注重在实践中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我区的食品安全情况总体处于动态可控的良好状况。
1、逐步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初步形成广覆盖的监管网络。自监管职能调整后，区政府组建了由23个成员单位参加的区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工作平台，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食药监局。联席会议按照综合监管的功能要求，协调各方，形成合力。全区13个街道（镇）也都成立了由街道（镇）领导牵头的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构。全区建立了专业执法人员、食品安全协管员、居委干部信息员等三支队伍，对应形成了专业监督网、社会协管网、信息宣传网等三级网络，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
2、加强制度建设，促成条条联手、条块结合的合作机制。区食品安全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成员单位领导会议、联络员会议，及时沟通信息，研究监管工作，明确各自责任，共同推进工作。联席会议还制定了《区处置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和《区食品安全综合评价工作方案》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制定每年度的食品安全工作计划，以推动工作规范有序的开展。
3、增强监管合力，综合监管成效日趋显现。各职能部门注意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在做好日常监管的同时，大力开展联合执法和专项整治等活动，确保了重大活动和节日市场的食品安全，我区的集体性食物中毒也得到有效控制，食品抽检合格率有所提升。
4、加强宣传教育，促进企业诚信自律。各职能部门注重发挥各自专业特长，深入社区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生动活泼的食品安全宣传，进一步提高市民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及科学素养。各职能部门还积极开拓思路，勇于探索，对农贸市场实行“五个一”的管理、对散装食品实行实时监控和错时监管。通过行业协会树立企业优化管理的规范（如饭店行业的“六t”实务管理），促进了企业诚信、自律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尽管我区目前的食品安全情况总体处在动态可控状态，但是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还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急待解决。通过调研，代表们指出了食品安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1、相关法律法规亟待完善。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1995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现阶段食品安全所面临的复杂局面。部分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执法人员在处置违法行为时无法可依，比如，为了保证散装熟食的安全，有必要对隔夜散装熟食进行销毁，但没有法律依据。此外，由于处罚设定的上限较低，导致对已经查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大，违法成本较低，有些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2、食品安全的长效监管机制有待健全。由于食品安全涉及面广，在生产——加工——销售等领域，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有着不同的职责分工，容易造成执法盲区，联合执法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全国率先试行新的管理体制以来，强调“属地化管理”，而街道只是区政府派出机构，不是执法主体，也没设类似工商所、环卫所等专门从事食品安全监管的延伸机构，“属地化管理”很难落实。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因受种种条件限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统一指挥、协调各方、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3、部分食品卫生标准不统一，相互存在矛盾。由于一些重要指标不统一，比如食品中的微生物指标缺乏国家统一标准，致使食品卫生监督单位无法全面有效地进行监测和评判。
4、人、财、物的投入仍显不足。自食品安全监管职能调整后，相对日益繁重的监管任务，食品安全监督执法队伍、执法设备和经费也显不足。
四、意见和建议
1、加快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保障食品安全监管有法可依。建议向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呼吁，针对目前食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适当提高对违反食品安全行为的处罚标准，起到惩戒作用，防止问题食品屡禁不止。同时要加快制定统一、规范的食品生产——加工——销售的检测标准，使执法人员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便于监管掌控食品市场。
2、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企业和全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多渠道、多形式的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食品安全知识，增强市民的防范意识。要加强对从事经营食品的从业人员的培训，组织开展先进经验交流和典型事例通报活动，增强企业对保障社会食品安全的责任意识。要完善食品安全信息机制，动员全社会参与日常监督，使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舆论媒体等监督结合起来，努力营造人人关心、重视、支持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5
HaCCp体系在中国逐渐被企业采用，自然也离不开相关部门的推动及相关知识的普及。本期，本刊记者来到了国家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进一步了解HaCCp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以及他们为推动HaCCp体系在中国发展所做的工作。
HaCCp——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国家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应用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食品安全HaCCp应用研究中心）成立于2006年，隶属于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其主要职责是开展HaCCp基础理论、应用技术、政策法规、标准规范的系统研究，解决HaCCp体系建立、实施、验证、审核和监督管理中遇到的各类技术性、政策性和方向性问题，促进HaCCp的普遍认知和广泛应用，为保证政府HaCCp验证监管和企业HaCCp应用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规范性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为突破或建立国际贸易中与HaCCp相关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扩大中国在HaCCp领域的国际影响提供和实施相关技术措施。“国家食品安全HaCCp应用研究中心是伴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增加而成立的，在之前因出口量小可以做到批批检测以保证安全，可伴随着进出口的增加无法或者很难再做到批批检测，必须以一种机制去保证企业生产产品的安全性，毕竟安全的食品不是检测出来的，HaCCp正是作为一种风险管理措施去保证食品安全。”国家食品安全HaCCp应用研究中心罗祎副所长说道。
“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作为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是将食品的安全与质量管理前移，而不是都放在对终产品的检测上，美国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也要求推行全过程管理，其管理理念是完全一样的。所谓过程管理，也就是要从源头开始，从饲料和食品加工原材料等环节就开始进行严格把关，重点关注生产加工环节，尤其是其最容易出现产品安全问题的环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关键控制点，HaCCp理念还推广到整个食品链中，对其最薄弱的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以保证最终到消费者手中食品的安全风险在可接受的范围内。”罗所长补充道。
研讨会、培训——多种措施推动HaCCp发展
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引进HaCCp管理理念，最初HaCCp体系的应用和认证是在进口国的要求下在出口企业实施。1997年美国FDa的水产品HaCCp法规实施后，中国输美水产品加工企业率先实施HaCCp体系。2002年国家质检总局颁布20号令，将罐头等6类高风险出口食品的生产企业自愿建立HaCCp体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强制性要求，并实施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检验检疫强制性验证。目前，在检验检疫部门管理下的6类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全部建立实施了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随着HaCCp应用推广力度的加大和效果的体现，越来越多的中国食品生产企业开始自愿建立实施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并陆续通过第三方认证。“目前，中国的HaCCp应用已从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扩展到内销食品生产企业和餐饮业及动物饲料加工企业，并经历了从HaCCp体系向HaCCp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转变，随着HaCCp在我国国内企业的大力推行和认证，HaCCp的认证制度也在逐渐的调整和改变，目前正在将HaCCp认证从体系认证过渡为产品认证，其认证结果将逐渐被国家各级政府监管所采信。这也将大大降低各级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罗祎副所长说道。
“为帮助、指导食品生产企业建立与实施HaCCp管理体系，解决HaCCp应用中存在的各种技术问题，国家HaCCp研究中心从2002年开始连续承办了十一届全国性的HaCCp应用与认证研讨会，受到业内外的广泛关注。此外，我们针对出口企业做了大量关于HaCCp体系的培训工作，随着国内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我们的工作也将由出口企业转向国内中小型企业，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将组织一些国内中小型企业免费为他们进行HaCCp体系培训和咨询服务，以推动HaCCp体系在中国企业的实施，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企业参加。”国家食品安全HaCCp应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杨倩介绍道。
食品级剂——一项长远的重要项目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6
主持词
（2007年4月 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经县政府研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04年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任务。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同志有：县委
，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县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各位副主任和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分管副镇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今天的会议的主要日程有三项：一是传达全省、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二是县政府与各乡镇签定食品安全责任书；三是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讲话。
这次会议时间紧、任务重，请同志们严格遵守会场纪律，注意维持会场秩序，聚精会神地把会议开好。
现在，我们开会。
会议进行第一项：
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县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同志传达全省、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进行第二项：
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定2007年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
现在继续开会；
会议进行第三项：
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作重要讲话，请大家欢迎。
同志们：
以上传达学习了省、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定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赵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总结工作实事求是，任务安排措施具体，是今年全县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结合本系统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同时县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2007年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印发了《沂南县食品药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工作规章制度、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与会的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抓好落实。
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将这次会议精神抓紧向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研究贯彻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和措施，准确把握当前形势，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牢记使命，全力以赴做好今年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二、要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紧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强化工作措施，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注重实效，切忌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和规范化建设工程，大力整顿和规范食品市场秩序，依法查办大案要案，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放心，推进全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三、各乡镇政府、县直各单位要根据赵书记讲话要求，抓紧研究落实具体实施方案，脚踏实地，抓好落实，确保今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各单位要将这次会议贯彻落实情况于4月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7
这次会议是经县政府研究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省、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回顾总结20__年全县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研究部署今年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任务。
出席今天会议的领导同志有：县委
，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县
。参加今天会议的有：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各位副主任和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各乡镇分管副镇长，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今天的会议的主要日程有三项：一是传达全省、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二是县政府与各乡镇签定食品安全责任书；三是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讲话。
这次会议时间紧、任务重，请同志们严格遵守会场纪律，注意维持会场秩序，聚精会神地把会议开好。
现在，我们开会。
会议进行第一项：
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副主任、县食品药品管理局局长同志传达全省、全市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会议精神；
会议进行第二项：
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定20__年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
现在继续开会；
会议进行第三项：
请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同志作重要讲话，请大家欢迎。
同志们：
以上传达学习了省、市食品药品安全工作会议精神，县政府与各乡镇政府签定了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书，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主任、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赵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内涵深刻，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总结工作实事求是，任务安排措施具体，是今年全县抓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重要的指导性文件。我们要深刻学习领会，结合本系统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同时县政府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20__年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县食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印发了《沂南县食品药品安全协调委员会工作制度、成员单位工作职责》，与会的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抓好落实。
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学习贯彻，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将这次会议精神抓紧向各乡镇主要负责同志汇报，研究贯彻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今年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和措施，准确把握当前形势，深刻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牢记使命，全力以赴做好今年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
二、要以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紧扣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社会关注、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强化工作措施，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转变工作作风，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注重实效，切忌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进一步深化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基础条件、基础设施建设，认真实施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和规范化建设工程，大力整顿和规范食品市场秩序，依法查办大案要案，确保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放心，推进全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
三、各乡镇政府、县直各单位要根据赵书记讲话要求，抓紧研究落实具体实施方案，脚踏实地，抓好落实，确保今年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8
本研究样本数据来自于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对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省会城市所进行的调查，调查对象为18周岁及以上、知晓网络舆情并具有一定互联网使用经验的城市居民，即网民。之所以选择这三个城市，是因为它们分别处于华东与华北地区，人口较多且经济较发达，网络普及率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中合肥的“牛肉膏”事件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在研究的过程中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2011年12月，在江苏省无锡市区展开预备性调研，并对调查问卷进行完善。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网民的个体特征、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民众参与、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政府反应的满意状况评价三个部分，并在2012年2月至3月完成了对合肥、福州、石家庄三市网民的调查。调查人员为江苏省食品安全研究基地的研究人员与江南大学的在校大学生，他们具有丰富的问卷调查经验且经过专门的训练；在实际的调研过程中，主要选择超市、大型书店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方，且随机地选择符合条件的居民，并采取面对面访谈的方式来完成问卷。本次调查在合肥、福州、石家庄三市各随机完成200份问卷，累计完成问卷600份，其中有效问卷592份，有效问卷率为98．67％。有效问卷的网民相关统计特征：（1）受访者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分别为5152％和4848％，且未婚者占多数，为总体的6216％；（2）在年龄层次方面，18～35岁的受访者占绝大多数，所占比例为7568％，他们是主流的网民群体，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比较关注；（3）在家庭结构方面，三口之家占多数，为总体的4797％；（4）在学历方面，本科学历的受访者占主体，为总体的4966％，而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占总体的8513％，可见本次调查受访者的学历层次较高；（5）在个人年收入方面，1万元及以下者占多数，为总体的4088％，而处于1～2万元、2～3万元、3～5万元、5万元以上4个区间的受访者人数比例较为均衡，分别为1284％、1689％、1318％、1621％，可见受访者在个人收入方面差异较大。
二、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与态度
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态度等问题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基础。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对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真实性，有4764％的受访者选择“有所相信”，1723％的受访者选择“比较相信”，而选择“比较怀疑”和“十分怀疑”的受访者分别为2770％和642％，只有101％的受访者选择“从不怀疑”，可见，大多数人比较相信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真实性；对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能够反映现阶段食品安全的真实状况”这一说法，有5371％的受访者选择“认同”与“非常认同”，说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对社会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态度，当出现食品安全负面报道时，有4493％的受访者表示能够理性分析，不仅积极关注，还会与周围人讨论；当自己的观点与网络中大多数网民的观点不一致时，有449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有3095％的受访者表示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见，网民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问题上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能够通过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通过问卷调查探讨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网民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较为准确地把握网民的行为特征。
三、网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将网民的参与行为（如果第i个网民选择发帖、回帖、转贴等方式参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Yi＝1；否则Yi＝0）定义为因变量。在自变量中，主要考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认知态度（对负面报道的态度、其他人参与言论的影响）、对政府反应的满意状况评价（对政府回应批评言论、公布工作内容、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等行为的评价）以及个体的统计特征（学历、收入、职业）。式（1）中，Yi为因变量参与行为，p为因变量为1的概率，B0为常数项，Bij为回归系数，Xij为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εi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利用SpSS19对问卷数据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其中，在各自变量中，以第一个选项为参照项，所得估计结果见表2。从表2中列出的综合性检验的各项数值来看，模型整体检验结果比较显著，且自变量的符号也与预期基本相符。在显著化水平较高（5％）的自变量中，网民对负面报道的态度（nea）、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inp）、对“政府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tRe）、对“政府及时处罚责任人的行为”的评价（tpU）、其他网民言论的影响（inF）、对“政府公布工作内容的行为”的评价（awB）、对“政府利用意见领袖进行引导”行为的评价（oLG）等因素对其参与行为都有所影响。而学历（eDU）、个人年收入（Yin）、职业（VoC）等其他自变量与网民的参与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
四、结果分析与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所得出的初步分析结果是：第一，网民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关注度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各评价选项中，“比较关注”和“非常关注”两个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前者在小于5％的水平上、后者在小于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以“对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极少关注”为参照项的情况下，对负面报道的关注度是影响他们参与行为的正面因素。这是因为，食品安全危机爆发后，网民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急于获取有关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信息。而食品安全事件的负面报道将加强网民的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释放。参加食品安全网络舆情讨论，有助于宣泄内心的不满与焦虑，以获得情绪上的解放［13］。因此，越是关注食品安全事件负面报道的网民，就更具有参与舆情讨论的意愿。第二，网民对“政府快速调查网民质疑的行为”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在各项评价选项中，“一般”和“非常好”两个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前者在小于1％的水平上、后者在小于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那些“认为政府在快速调查网民质疑方面做的非常不好”的受访者相比，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的“一般”和做的“非常好”的受访者更愿意参与舆情讨论。这可能因为网民将食品安全网络舆情作为了解食品安全状况，参与食品安全管理的平台，当他们的质疑得到重视并通过政府的调查及时获得解答时，网民对食品安全网络舆情的信心将得到加强，其参与舆情讨论的热情也将有所提高。第三，网民对“政府及时回应行为”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从回归分析结果看，选项“非常好”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那些“认为政府在食品安全危机出现后的及时回应或表态解释方面做的非常不好”的受访者相比，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的“非常好”的受访者参与舆情讨论的愿意更低。这是因为食品安全事件会引发网民的焦虑情绪，而政府的及时回应或表态解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网民的焦虑情绪，从而降低其通过网络宣泄不满的可能性。第四，网民对“政府及时处罚责任人的行为”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在各项评价选项中，“比较好”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与那些“认为政府在及时处罚责任人（如对失职且民愤较大的官员就地免职）”方面做的非常不好的受访者相比，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做的“比较好”的受访者参与舆情讨论的意愿更低。这是因为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如地沟油、染色馒头、三鹿奶粉等大都是由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的故意违法违规行为所致，更容易激起民愤，而网络上严罚、重罚相关责任人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因此，如果政府能够及时处罚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责任人，那么将有助于平息民愤，从而降低网民通过网络表达愤怒情绪的意愿。第五，“其他网民言论的影响”以及网民对“政府公布工作内容的行为”、对“政府利用意见领袖进行引导”的行为等方面的评价对其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看，上述三个方面在整体上与舆情参与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关系，且分别在1％、1％、5％的水平上显著，但影响关系比较复杂，无法确定影响的正负向关系。上述结果分析所涵盖的政策含义为：（1）基于负面信息对网民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参与行为的影响，加强对新闻媒体的监督与引导，杜绝为吸引眼球而深挖社会黑暗面的行为，避免片面、夸大、失实报道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为公众塑造健康、积极、和谐、向上的舆论环境。（2）完善与发挥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通过引入合适的议题引导网民的注意与思考，使网民在思考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科学的思维模式，以提高其在原则性问题上的判断能力；与此同时，培育立场正确与知识丰富的网络意见领袖，引导网民理性地参与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并充分发挥相关职能部门以及专业检测机构的信息与知识优势，为网民提供较为权威与准确的信息，打破“信息不对称”状态。（3）加强政府食品安全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建设，建立食品安全事件快速回应机制，拓宽信息的渠道，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及时缓解公众的焦虑情绪；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快速处罚机制，如为了尽快解决食品安全危机或避免危机的进一步扩大，政府能够不按照法定程序对严重失职的官员就地免职，以平息民愤。本文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五、结语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9
中图分类号：F426.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001-03
1.引言
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食品的自然生产方式在不断地减少。目前，大规模的工业化制造食品充斥着我国的市场，使得我国的食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目前，国内对于食品安全方面虽然投入了很多精力，但是对于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仍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食品安全科技创新方面的研究对于我国的食品安全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保障了一国食品之安全，才能够使得我国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2.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发展现状
2.1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机构分析
中国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促使了中国在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发展上的关注和对于发展力度投入的加大。目前来说，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发展的现状还是比较令人担忧的。
中国食品安全体制在整个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从卫生部门统一主管食品安全阶段到食品安全多部门共同主管体制阶段以及现在的一个部门协调、多个部门具体监管阶段。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以前由单一的部门统管到现在由多部门有针对性的监管，体制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但是，中国食品安全体制中也存在着分工不明确、监管和督查部门管理混乱的情况。对比与美国，其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在世界上都有着优越于其他国家的优势。美国的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最大的优点是：各个部门之间分工明确、多部门之间职责清楚。美国联邦及各州政府具有食品安全管理职能的机构有二十个之多，但是各个机构之间所负责的方向明确，职能清楚。在处理和预防以及监管上，都有着很强的执行力度。而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发展。
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机构主要有以下几个：
2.1.1各个科研院所
科研院所在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领域占着极大的比重。中国的食品安全科研院所往往都有着明确的研究方向和任务。在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中，有着一定水平，并且也有着一定数目的高水平研究人员。同时也具有有开展研究工作的基本条件。可以长期有组织地从事研究与开发某一类的研究课题。这些机构，大多都有政府在人员和资金上的支持。科研设备上也有着一定的优势。
2.1.2各级高校
中国的各级高校除了在教育上有着突出贡献之外，在科研创新上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很多高校都有部级的实验室，并且这些实验室每年都有较为先进的科技创新成果。各级高校有着充足的人才储备，往往通过吸纳社会资金支持，在科技创新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力。
2.1.3各级监管机构
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主要由政府某些部门担任。在食品监管方面采用分段管理的模式。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监管食品生产环节，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监督食品流通环节，由食品药品监管局监督食堂、餐饮消费环节。此外，各级政府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协调各部门。
2.1.4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企业在整个食品安全体系内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食品生产企业的经营和变动必须符合相关的国家规定，在质量安全体制中处于主体地位，因此建立企业的管理制度对中国食品安全体制至关重要。
2.2中国食品安全科技创新情况分析
说道食品安全科技创新，就不得不说一下有关食品安全专利的注册情况，下图显示了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专利申请量的地区分布情况
由上图可以看出，美国和日本在食品安全监测领域所拥有的专利申请量最大，同时这两个国家的技术最为成熟；国际上每个国家以及总体上的申请数量较大，这就表示了一个道理，即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在国际认证方面具有一定的产业价值；同时，另一方面中国专利申请量的数额也比较多，表示了中国政府对于食品安全检测这一块其实是十分看重的。
在食品安全监测技术上的专利申请数他国家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但是，美国或者日本对于食品安全科技创新的体制上是与中国不同的。中国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大部分是国家的研究机构，每年有着固定的经费支撑。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以及需求是很小的，所以这导致了在技术上的落后和不进取。美国以及日本的食品安全检测机构大部分是公司式的企业，为了盈利以及配合社会需要，在技术以及监管体制上是在不断创新和改进的。
中国每年在食品安全检测技术上的专利申请数量是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的，虽然我国的食品安全科技创新体制还有很多方面需要改进，但是，随着国家和社会对于此方面的关注，出台了一系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和鼓励政策，推动了国内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我国技术人员对知识产权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更加注重对科研成果的专利保护，近些年来，我国的专利申请量的势头一直良好，也就是说一直在增长。
3.中国食品安全科技体制创新对策分析
3.1建立统一和明确的食品安全体制以改变分段式管理
从上文分析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现状来看，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主要采用的是分段式的体制形势，而从美国，日本，韩国等相关的发达国家来看，其相同点都是拥有较为完整和统一调控的监管体制，并且通过立法使其具有强制力，因此，必须首先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协调性和统一性。
3.2建立和完善权责明确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第一，探索多种管理模式，使“品种”管理和“划段”管理相结合，做好信息沟通和共享，明确边界和衔接的方法方式，避免职能上的交叉。
第二，加大对执法部门的监督力度，老话说得好，法律不是制定出来的，而是执行出来的，我国的食品监管体系采取平级部门的模式，是权责无法明确，责任和义务落实不到位，即使再严密和再完善的法律，都不能发挥它的作用，只有各级政府明确职责，才能保证体系发挥它的强大作用。日本和韩国都对政府部门的权责划分明确，才会是食品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与进步。
第三，充分发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和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从日本经验的发展来看，日本安全委员会在食品质量监管中就发挥了主导和领头羊的作用，集权和分权的结合使各部门以及内阁政府都发挥了其本身的相关职能，因此，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应当在实际工作中更加有效地协调食品安全管理的相关部门，改变目前相关行政部门协调不力，各自为政，执法软弱，重复管理的局面。
3.3逐步完善食品安全信用体制
我国食品安全信用体制不健全才会导致各种假冒伪劣现象层出不穷，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同时也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和无形资产。信用不仅仅是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也要政府在信用体系方面加大建设力度，通过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相结合，塑造公平的市场氛围。
3.4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网络体制
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信息的透明度和公开度是其中的重要特点，在我国，目前的信息现状却令人担忧，不仅不同部门的信息不一致，甚至同一部门的信息也会出现差错，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的食品安全信息大多是各部门自行公布的，因此，尽快建立协调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获取，检测，通报和的网络运行体制，是保证食品安全监管工作顺利实施的重要前提之一。
4.结语
从近些年的重大安全事故我们可以看到，对食品安全的逐步重视是在付出了无比沉重的生命安全与社会成本代价之后才得来的，作为消费者，我们所希望的就是可以安安心心的使用各类食品，而不会陷入到“停杯投箸不能食”的惶恐中。法制的健全是食品安全卫生的保障，国家只有不断健全法律，群众热情参与监管，食品安全问题才能得到有效地遏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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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天津科委战略规划项目“中国食品安全科技体制创新与综合改革研究”（14ZLZLZF00069）
作者简介：张婷婷（1978-），女，天津市人，规制经济学博士，副教授，从事社会性规制的研究。
关于食品安全的调研篇10
一、国外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研究现状
对于食品安全特性的研究一直是国外食品安全研究的重点。由于食品质量安全特性不同于其他产品质量特性，食品市场买卖双方都可能面临对安全食品信息了解的不完全性，美国学者antle(1995)据此将食品信息分为不对称不完全信息和对称不完全信息。尼尔逊则按消费者获得商品信息的途径，将商品分为三类：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对于经验品，格罗斯曼Grossman(1981)认为，虽然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前缺乏良好的质量信息，但可通过信誉机制形成一个独特的高质量高价格市场均衡，同样可以取得与市场信息充分状态下一样的结果，而不需要通过政府来解决食品的质量安全。沙皮罗Shapiro(1983)认为如果能够确保维持高质量而带来的未来收益，企业就不愿意榨取其声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市场机制下食品安全管理政策效能的高低关键取决于合适的信息制度。
食品安全相关利益主体的研究，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行为研究。食品安全的消费者行为研究，国外研究以tiglitz(1989)为代表。他认为在具有完全信息的竞争市场和不完全信息但企业非常信用的市场，市场能为知识性消费者提供高效安全的产品。而且，在不同消费者风险意愿情况下，即使一部分消费者缺乏知识，但市场仍然是高效的，因为知识性消费者完全能断定产品的安全。美国的SwinnenJ.F.m.等人则主要分析了信息市场的结构与含义，阐述了安全食品与新闻媒体和信息市场之间的相互关系；食品安全的生产者行为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不同企业不同产品提供安全特性的成本是不同的，安全特性成本对市场均衡结果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如企业对安全产品供给动机的研究：Shavell(1987)认为企业对安全产品的供给动机会受到其规模、组织及其市场结构的影响；annandale(2000)认为，企业对安全产品的供给动机受企业管理、战略的影响。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主体行为研究，19世纪中叶以前，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通过法庭诉讼来解决食品市场失灵问题，19世纪末期以后，规制取代法庭诉讼成为西方国家校正市场的主要方式。对于这种变革，哈佛大学教授艾德华，L.格莱泽和安德烈，施莱弗认为：诉讼和规制之间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它们在面对潜在违法者进行破坏时所表现得易受影响性。由于诉讼体制需要投入很多而有效几率较小，所以这类体制较引入监管更易受到事后破坏的攻击，尤其是在那些缺少法律和秩序的国家。在此情势下，引入规制比事后诉讼更有效。当然，由于监管也存在失灵，故要防止政府被俘获的可能。食品安全监管便是在政府监管的大框架下展开的。
学者从各个角度对食品安全规制进行研究。供给需求理论认为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前无法判断它是否安全，在消费后引起生病时，成本从消费者本人延伸到社会，社会也希望消费者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保证食品是安全的，以避免额外的社会成本。而市场本身无法提供完整数量的食品安全，监管是增加市场提供食品安全的一种努力。社会均衡理论则基于“社会均衡”这一概念展开，即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的变化在于食品安全水平上是相等时就达到社会均衡。成本与效益理论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德姆塞提出，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兴起改进监管的效率、效果和透明度的趋势。这种趋势逐渐发展成为公共决策方面的法规效果评估(Ria)。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食品市场买卖双方面临食品安全信息的不完全性，食品市场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市场供应的食品水平只能限于消费者观察到的而不是所需要的。市场在提供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的失败，将导致减少某类食品销售，从而造成产业的萎缩。anfle(1996)和Caswell(1996)等认为市场机制条件下市场监管效能的高低取决于合适的信息制度。
国外学者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研究是在西方政府干预理论的大框架进行的，其前提是完善发达的市场经济，较强的企业自律。但是学者又表现出对监管的忧虑，因为监管者存在被俘获，寻找不同于监管的方式已经表现出来，比如对增强教育培训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尝试。
二、国内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研究现状
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食品安全研究起步较晚，专业技术人员匮乏，基础性研究也比较薄弱，我国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才开始有极少数人在做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研究经费和手段也极为有限，国家较大规模投入资金和人力开展相应的研究还是近几年的事情，特别是2002年以来连续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后。引起政府和专家的高度重视。从已有的学术成果来看，对食品安全监管纯理论研究较少。
食品是维持人体生命存在的基础，对于消费者而言，保证食品的安全是最重要的，由于食品的特殊性普通消费者难以从外观上判断其质量，这时需要政府出面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管制。支持政府对食品市场进行管制的理论则为食品及食品业的特殊性、公共利益理论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政府管制是克服食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性和非均衡性以及市场缺位等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手段，通过政府管制来调整配置食品市场的资源配置。林闽钢从规制理论的角度，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我国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和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政府规制失灵所加剧的食品安全问题，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成功的政府规制，提出了重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政府规制的对策建议。有学者认为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应该在比较政府主导型规制模式、社会主体型规制模式和市场基础型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相应的制度性保障机制、社会性约束机制、经济性激励机制和国家化协调机制，并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张涛认为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理论研究要从不同的学科视角透视。从经济学上看，食品安全是一种公共产品，存在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政治学上看，食品安全影响消费者的利益保护，关系到人权保障，食品安全问题能否得到有效监管影响到一国执政能力，经济安全，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其他理论还包括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福利、动物伦理、生态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在确立政府作为最重要的监管主体后，学者们又对如何监管作出研究。史贤明是我国较早关注食品安全的专家，他认为，目前我国的迫切任务是要借用国际一流的管理与控制模式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与控制体系，用现代的理论和技术装备我国的食品安全科技与管理队伍。周德翼等人认为，食物危险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在不对称信息辩护下食品经营管理者“有法不依”，食品安全保证是在政府管理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下企业加强管理的结果，政府的监管是食品质量安全保证的关键。秦富等人认为，应该发挥政府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在食品安全中占据重要位置和起到关键作用，政府是管理者，代表国家来执行立法和监督管理。而且政府管理部门要明确责任和分工。按照国家授权的原则。监督生产和市场，也就是说，从生产到流通，直至消费的整个过程中的产品安全，都要有政府部门来管理。政府必须在立法方面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依法保证食品安全。政府还要就消费者食品卫生安全教育培训、食品安全的设施建设，执法标准，国际合作与协调，质量投诉机制及其风险沟通等问题上发挥应有作用。唐晓纯从多视角分析了逻辑预警、系统科学预警、风险分析预警和信号预警。分析了系统工程预警的思想、系统的耗散和协调预警的理念以及信号控制预警方法，并结合实际应用对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初步形成了食品安全预警的理论体系。
三、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研究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研究很多，为我国食品安全的规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总结。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食品安全研究往往停留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很难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理念、价值、机制、制度和模式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目前，关于食品安全的国内研究，主要是应用性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探讨和基础理论的探索，形成的“科研成果”也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为食品安全规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其实食品安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和探索，力求找出食品安全规制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与技术体系在理论上契合点和支撑点，为其持续有效规制提供理论保障。
第二，学科视角比较单一。研究主要集中在工程、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缺乏对食品安全规制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尤其是在社会科学基础理沦方面，研究的缺陷更为突出，因为食品安全的研究难度很大，要具有食品安全技术知识，又要有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多种学科知识结构，所以导致食品安全的研究缺乏理念、价值、理论的支撑。甚至很多人认为食品安全只是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人有学界的、也有政府机构的，而从2003年席卷全球的“非典”事件到2008年震惊世界的“三聚氰胺”事件，都说明了食品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还是严重、严肃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法律问题，涉及到消费者和每个公民个基本人权，还很可能危机社会稳定以及执政党的声誉。
第三，规制主体缺失。食品安全规制所调整的对象是食品安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一是国家(政府)进行食品安全宏观规制所产生的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内部的食品安全管理关系；其三是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食品安全协作关系；其四是食品企业行会与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其五是政府与食品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与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之间的食品安全监管关系。由于利益形成纵横交错、上下互动、内外结合多维度、多向度的利益关系、结构与格局，促使利益关系突破了传统民法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规范，出现了国家主体、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与消费者对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过程的多元规制关系，形成食品安全经济法规制的理论支点。而全国现在的研究往往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强调政府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责任，没有重视社会中间主体、市场主体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的作用，更没有意识到公众参与对食品安全规制的社会性意义，所以，我们倡导在全国特殊的国情下。要建立行政性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和社会性规制模式，强化政府、市场、行会组织、消费者和社会媒体的综合监督。
第四，缺乏对地区差异的考量。研究的参照系多是依据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导致研究结论的模式化太强，研究结论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甚至在饮食文化存在很多差异和特色。比如，在城市上，我国有上海、北京等国际化大都市，有东南沿海率先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市。也有中西部一些中小城市；在区域上，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差异；更突出和严重的是城乡差异。城市与农村在食品安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农村又可以分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以农为主的传统农村社区和城郊农村社区，他们都在食品安全防控上有着特殊的需求和特点。更不要说我国饮食文化南北、东中西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而当前的研究，面上的研究较多，点上的研究较少。常规性的研究较多，特色化的研究不足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研究希望能够凸显我国区域、城乡之间的差异，有针对性的研究，提高食品安全规制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
四、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研究的创新
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以多元主体为载体，形成了行政性规制模式、经济性规制模式和社会性规制模式的多元规制模式，它是以政府规制为主导，第三部门规制为基础，市场规制为主体，合理配置食品安全规制的权力，建构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该模式在研究上突出主体创新、价值创新、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力求使研究突破食品安全规制一维价值、一元主体，考量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社会主体多元的基础上，整合政府、社会第三部门组织、市场主体和消费者公众的参与，形成多元主体的互动共促。
第一。主体创新。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社会利益格局、利益结构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使得社会结构、制度建构和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转变，为新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构建提出了要求和赋予了可能。市场失灵为现代政府管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食品这种典型的经验性消费品，解决市场失灵的根本措施是通过制定相关的食品安全卫生标准等法律手段，增加食品卫生等有关信息的透明度，尽可能降低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那么，究竟是由市场还是由政府来提供食品安全管制?相对于市场来说，政府提供食品安全管制的成本更低，尽管可能受到
政府失灵的制约。政府规制主体重在行使制度设计、标准制定、法律体系的架构、市场管理、法律责任追究等宏观和中观的权力行为。
社会中间层是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和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具有辅助政府管理的作用。在食品安全规制中社会中间层发挥协管功能，重在为政府规制提供服务、干预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协调市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冲突等中观和微观权利行为。食品安全事关社会中的每个人，政府与社会中间层履行的规制职责以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依据，而依据的制定是公共意志的体现，具有公共理性，因此消费者有权利监督政府行为和社会中间层行为，在其权益受到侵害之后可以通过投诉或诉讼等方式启动公力救济，配合国家机关的规制，社会舆论也可以通过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曝光，使得食品生产过程“阳光化”。我们知道无论是政府、社会中间层还是社会公众都无法成为食品安全规制单独的、单一的力量。只有通过政府的主导、社会中间层的整合、市场主体的自律、社会公众参与以及社会媒体的监督，构建“政府－企业－社会中间层－公众－社会媒体”五位一体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第二，价值创新。法律的安全价值是指法律能为主体提供一定的法律秩序，应对主体的行为有预先确定的模式，并应对行为法律后果加以明确宣示。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见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避免招致不测风险，从而使行为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延续下去。法律安全价值特征为预见性、确定性和稳定性。安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对安全的渴望是人们的一种本能反映，人们要求在生命、身体、财产和自由等方面得到保护，而且这种需要会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一直以某种形式伴随着他。
从安全价值的主体来看，安全价值包括微观安全、中观安全和宏观安全。微观安全是指社会成员的人身、财产、健康、生命等免于受到外界侵害的现实可能：中观安全则是指社会组织能够保持健康、持续、协调的运行，而不受自然的、人为的或社会的干扰和影响；宏观安全指国家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系统不受来自外界压力而发生畸形或崩溃。食品安全对于个人、组织和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就微观而言，食品安全与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息息相关紧密相连，“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当前我国频发的食品安全事故给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造成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食品对于消费者的健康有着潜伏性、累积性和突发性的影响。就中观而言，食品安全是食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命脉，如果食品生产企业不能保证其产品的质量安全。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会给企业自身带来安全风险即企业将不能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发展，显然这一点并非每一个企业都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就宏观而言，食品作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食品安全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形象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食品安全小而言之对经济发展造成冲击，大而言之则可影响到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从安全价值的内容来看，安全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环境安全、军事安全、食品安全等。食品安全是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军事安全等安全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在重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的同时忽视了食品安全，主要因为食品安全没有前者的表现那么突出和明显。但近年来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在一国范围之内所发生的食品安全给世人敲响了警钟，食品安全不仅重要，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比前者更具有深远影响，食品安全的价值取向由一维价值发展为公共安全、经济发展、政治合法与社会和谐的多维价值取向。
第三，方法创新。因为食品安全的复杂性，我们综合运用了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
其一，凸显了社会学的方法，主要体现社会结构与功能理论与社会流动理论的结合。传统社会契约论基础上构建的“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两元社会结构下出现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社会呼唤新的社会组织、力量和主体参与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动态社会契约论构建了从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到政府、第三种力量、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且形成了三元互动协调结构下多元权利形态社会动态理论的确立，从自然法、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第三种力量作为我国食品安全社会性规制主体存在的理论基础，而社会流动理论更凸显了食品安全规制的重要性。
其二，综合了经济学的方法。经济人假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可以用来分析人类行为的基本方面。食品安全规制过程中的主体，不可避免的受到经济人假设的影响，规制者在监管的过程中，自利性决定了其必定是追求自认为是最大的价值目标。受规制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可能穷尽一切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可能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还可能出现消费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主要是通过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判断决策或行动的效率与效益。采用成本与收益方法的分析规制模式中各主体的利益得失，衡量规制模式的最优选择和建构。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双方拥有的相关信息不对称，其中一方比另一方拥有更多信息，而且双方都知道这种不对称信息的分布状况。所谓的“柠檬市场”，这种现象在食品市场上的表现就是消费者对食品的不信任和劣质食品通过低价行为驱逐合格食品，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消费的非排他性，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只能南政府承担。
其三，强化了法学的方法。法学的分析方法除了规范分析，更重要的是运用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范式进行分析。食品安全规制就是对消费者权利、利益的保护，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对企业责任的追究，并上升到对消费者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护。生存权作为法律概念不仅指每一个生命得以延续的权利，即人作为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物质保障的权利，也指人的生命不受非法剥夺的权利以及人有尊严地活着的权利。发展权的基本要求在于在满足生存的基础上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平等、自由、充分的开发自己的能力和发展自己的个性。但就发展权而言，我国城乡、区域之间的公民发展尚未达到公平、自由和充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差距悬殊。不同个人不同群体之间因经济条件、生存环境、制度政策等差异而在食品消费上有所不同。在食品结构和质量上，强势群体所消费的食品结构多样，质量上乘，食品安全相对高于弱势群体。在我国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严重于城市，强势群体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率
要低于弱势群体。食品安全监管应立足于保障个人生存权基础之上，以促进发展权的实现为取向。
第四，观点创新。根据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基于动态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支撑和社会管理模式的变迁发展，食品安全规制的主体也由两元主体向三元主体变迁发展。由政府、个人的二元社会主体结构发展为政府、第三部门、个人三元社会主体结构，并形成了三元互动结构下权利(权力)形态，于是我们提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多元规制模式，它是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第三部门规制为基础，市场规制为主体，合理配置食品安全规制的权力，建构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基于政府、第三部门、市场主体、消费者多元主体形成的行政性规制模式、社会性规制模式和经济性规制模式。行政性规制模式是指政府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法律和行政管理手段来对食品安全进行规制的机制、体制和模式的总称，主要通过制定行政规制体制、颁布规制法律、法规和执行法律法规并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和制裁。经济性规制模式主要是指食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等通过市场经济手段来实现对食品安全的规制，它主要通过市场价格、信誉、信用、产权、信息和消费者购买指数等经济手段进行规制，具有规制的动力强、规制的效果持久、规制成本低等特点。社会性规制模式是指通过食品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自治组织等第三部门组织来促进食品安全制度形成时的利益参与、制度创新、社会约束，建构社会力量实现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它具有规制成本低、规制效力强和规制方式灵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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