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汉语的概念篇1
关键词：概念结构；对比研究；英汉动词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指人的大脑对语法结构的认识，而概念能力指的是人脑对概念结构的认识，即用概念结构处理语言的能力。具体来说，人的大脑中储存有本族语的概念结构，人们使用这种概念结构进行思考和分析，从而正确的接收、解释和生成语言信息。因此，对概念结构进行比较性研究，特别是汉英语言概念结构的对比研究，对于帮助中国学生正确理解和使用这门语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概念结构的定义
所谓的概念结构，概括来说就是指人大脑中储存的语言知识和非语言知识的总和，由包括语言知识、逻辑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等整合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由于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原因的影响，世界上的每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语言之间存在着概念结构系统的差异，每个不同的概念系统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和特点。因此，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正确的识别源语和目标语在概念结构上的不同，是掌握一门外语以及实现两种语言顺利转换的关键。
二、概念结构的内涵
很多中国的英语学习者在进行汉英语言转换的时候，很难摆脱母语的影响，都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常规思维模式，即机械地追求词性、词序和词义的对应。比如：我们需要在各方面深化改革。对于这个句子，相当一部分英语学习者会翻译成：weneedtodeepenreforminallfieldsofendeavour.这是一种盲目的对号入座的行为，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即英汉两种语言是有着最基本的差异的，完全的对应和对等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这就是在把一种语言的概念结构强加在另外一种根本不同的语言的概念结构之上，其结果就是出现语法和词义表面上没有问题，但形式和意义并不匹配。对两种语言的概念结构进行对比研究，目的就是在于从根本上纠正这个错误，为中国的英语学习者提供帮助和指导。
三、英汉语言中以动词为中心的概念结构对比
无论英语还是汉语，两种语言中的动词和动词词组在信息处理和表达的过程中都是最活跃的元素，其概念结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差异。
1.动词+介词
英语的动词与介词的搭配使用与汉语区别很大。在英语语言中，介词的使用受动词的志愿，而在汉语的概念结构中，动词和介词之间却没有明显的制约或决定的关系。
比如“charge”这个动词，在表达“控告”这个含义时必须与“with”连用，而汉语里却没有这个限制，例如“tochargewithmurder”对应的汉语结构为“指控某人谋杀”。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
topraiseforsth因……表扬（某人）
toregardassth把……认作……
toowesthtosb（sth）把……归功（因）于……
todeprivesb（sht）ofsth剥夺（某人）的……
2.动词+小品词
英语中动词与小品词的搭配也很特殊。比如，动词加副词或介词能够组合成习语性的概念结构，在语义上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其意义无法根据组合成分的的意义推测出来。
例如，“thereisnowaytoblackoutthenews”这句话中，动词“black”和小品词“out”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语义概念作“封锁”解。
再如，“ifhegoesondrinkinglikethat，hewillhavetospendmonthsinaspeialhospital，dryingout”一句中，“dryout”本来的意思是“使干透”，而在这个句子里的意思是“使戒酒”。类似的搭配还包括putoff，fallbackon，getroundto等，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3.动词+非限定性动词
英语中的动词可细分为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后者主要指动词的不定式、分词、动名词等非限定动词形式，而动词的这种区分在汉语中是不存在的。比如说：
ishouldprefernottogoout.（我宁愿不出去。）
Remembertoposttheletter.（别忘了寄信。）
peterhasatoothloose.（彼得有颗牙松动了。）
Heenjoysplayingtennis.（他喜欢打网球。）
isuggesttakingthechildrentothepark.（我建议把孩子们带到公园去。）
i’mnotcontemplatingretiring.（我尚未考虑退休问题。）
pleasegettheclockgoing.（请把钟上一上弦。）
参考文献：
[1]董燕萍，梁君英.走进构式语法[J].现代外语，2002，（02）.
[2]魏志成.英汉语比较导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2
关键词：时间隐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
一、引言
用隐喻表征时间概念是一种语言现象，源于人们的思维、认知方式。汉英在时间概念上不同的表征模式和偏好是不同文化、社会背景和思维、认知方式的反映。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汉英时间概念的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探讨时间隐喻在两种语言使用中的异同及其产生的原因。这有助于揭示认知、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关系以及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提高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二、汉英时间隐喻的差异及其原因
时间隐喻是指将非时间概念结构投射到时间概念结构上的隐喻。因为人类不具有能感知时间的器官，所以时间必须凭借其他具体的概念来表述，如：事物、运动、空间等，这是时间隐喻形成的生理基础。人们在认知世界时所采取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受到生存环境，生活经历等因素影响，因此，不同语言的民族在文化方面的经验存在着相似点和不同点。人们从不同的来源理解时间，并形成不同的时间隐喻方式，这是时间隐喻形成的现实基础。
时间隐喻分为三类: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
1.空间隐喻。空间隐喻是参照空间方位特性而产生的隐喻方式。空间方位在人类认知中占据中心地位，人类总是在感知空间的基础上感知其它更为复杂的概念。从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顺序来看，对空间的认知先于时间、状态、运动、联系等较为抽象范畴的认知。人们常将前后、上下、深浅、里外等具体空间概念投射到情绪、心理状态，身体状况和社会地位等具有相似特性的抽象概念上，从而产生用空间概念表达抽象概念的词语。
首先，汉语和英语都借用空间概念的隐喻来表示时间关系，如：“前/后”。在汉语中“前”主要表示过去或较早:前科学、前奏、史无前例；“后”主要用于代表将来或较晚:后福、后生、后记。而在英语里，表示“前/后”的词既可以表示过去，如：“thedaybeforeyesterday，thetimebehindusnow”；也可以表示将来，如“thetimeaheadofus，thedayaftertomorrow”。汉语中表时间的“前”和表空间的“前面”的“前”没什么区别，而在英语里表时间的“before/after”和表空间的“ahead/behind”是有区别的。可见，汉英两种语言对时间认知是不同的。
其次，英语时间隐喻倾向于用“自己在动”的比喻。因为时间空间的运动具有客观性，而认知本身是主观性活动。在西方思维方式中主体性概念根深蒂固,强调主体对客体的认知与把握，即：个人能动性在外部世界的发挥。而这种主体能动性在东方文化中并未得到重视和强调。东方人受道教、佛教的影响，满足于被动等待真理的自我展现。面对复杂局面,他们往往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汉语是把时间设想为迎面而来，即“时间在动”：走在前面的便是过去的，走在后面的则是未来的。
最后，汉语中用“上/下”这一纵向空间概念来喻指时间。如时间较早被称为“上月、上周”；时间较迟被称为“下月、下周”。而在英语句子如“Uptonow,iamthefirstonetodoit.”和“Uptoherageof18,helivedwithhisparents.”，我们可以看出英美民族在长期的自身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万物的发展是从小到大，从低到高的过程。他们将这种认识扩展到时间范畴。“上”方位代表终点，代表未来，而“下”方位代表起点，代表过去。
2.实体隐喻。实体隐喻指人们将较为抽象、难于理解的源喻映射到较为具体，易于理解的目标域，作为一种同类的、可分离的物质来看待，对它们进行谈论、量化并识别其特征和原因。实体隐喻为时间隐喻提供了基础。如：“时间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将时间隐喻为人；“时间如白驹过隙”将时间看作一运动实体。实体隐喻的本质源于时间与实体在某种属性上的相似性。如：
⑴时间会把懒人心愿偷个精光。
⑵timeandtidewaitfornoman.
这里将时间隐喻为人，源于时间与人所具有的相似性，“偷”“wait”这些人类的动作与时间造成的结果具有共性，这些共性成为汉英时间隐喻的共同基础。将时间比做实体的隐喻在汉英两种语言同时存在且极其相似的现象并非出于偶然，它来源于人类认识，改造自然共同的认知物质基础。
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生活环境导致了汉英不同的时间隐喻表达。如：汉语“光阴似箭”将时间喻作“箭”，而英语“Howtimeflies”把时间比作“鸟”。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处于大陆，远离大海，地理位置、社会环境与英语国家不同，因此，汉语中没有类似的隐喻。汉语根据对昼夜更替，季节轮换，农业生长周期等自然周期观察归纳出汉文化中时间自身循环的观念，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人的活动、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等。英语国家大多濒临大海，捕鱼业比较发达，人们常常以体形庞大的鲸鱼用来形容数量多的东西，如：“awhaleoftime”一类的隐喻。
3.结构隐喻。结构隐喻指将一种概念的各个方面映射于另一种概念，使两种概念相叠，用隐喻源域中具体或比较熟悉的概念去类比目标域中抽象或比较陌生的概念，同时保持源范畴中的认知结构，两个映射定义域中的构成成分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
将时间比作金钱或一稀缺性资源是人们常用的结构隐喻。在商品经济兴起以后，由于人们通过劳动来创造价值，用商品中的劳动含量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标准。而在生产率一定时，商品中的劳动含量与时间成正比，时间就成了商品价值，时间和金钱的联系更紧密了,如：
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
⑵timeismoney.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不大，因而形成一种固守本土，安定四夷的大陆文化。在汉语文化中，轻视商业行为的价值观影响着汉民族的思维。他们认为许多东西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如：“寸金难买寸光阴”。英语更倾向于强调个人在面对时间时发挥主观能动性，物质享乐主义价值观使美国人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目标，获得财富。时间自然也就成为格外珍惜和尽力争取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对进步的追求和对变化的积极态度决定了美国社会的未来时间取向。
三、总结
通过对比分析汉英时间隐喻在空间隐喻，实体隐喻，结构隐喻中的异同，由于人类的认知活动源于日常的身体经验，而各民族在这方面的体验又是相同的，因此不同民族的隐喻概念应该具有共通性。另一方面，由于身体经验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社会，不同文化的时间隐喻系统在语言体现上又可能不尽相同。研究汉英时间隐喻的不同及其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揭示认知、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关系以及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提高不同民族间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参考文献:
[1]陈家旭：《英汉隐喻认知对比研究》，学林出版社，2007。
[2]黄维东：《汉语时间隐喻的认知分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3]蓝纯：《从认知角度看汉语的空间隐喻》，《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5。
[4]束定芳：《隐喻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5]张建理、骆蓉：《汉英空间-时间隐喻的深层对比研究》，《外语学刊》，2007.2。
[6]张捷、曾翠萍：《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看英汉有关时间的隐语表达》，《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7。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3
[关键词]英汉；方位词；“上下”；空间隐喻；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155-02
隐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十分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就像理查德所说的那样，人们所说的三句话中就会出现一个隐喻。但是，长期以来隐喻仅仅被认为是修辞手法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一观点在学术领域延续了长达两千余年的时间。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兴起隐喻热，并且在1980年由约翰逊和莱考夫提出了有关隐喻的定义与内涵，即指出隐喻不但是语言现象之一，还是人类的独特认知方式，且语言与认知相互促进、密不可分，人类认知是人类语言的重要基础与前提，人类的语言记录则能够推动人类认知的进步与发展。其中，隐喻是根据已有语言认知的映射而产生的全新语言认知的重要认知模式之一；空间方位则属于人类最基本、最初的认知，如上与下、深与浅、前与后、部分与整体、左与右等，人类把这一系列具体概念映射到数量、情绪、原因、实践、状态等抽象概念领域，就构成了所谓的空间隐喻。本文则以英汉方位词“上下”为主，对其空间隐喻的对比进行深入研究。
一、空间隐喻的基本概念
空间作为人类较早形成的一种概念，是人类在直接体验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能够被大家直接理解，且促使诸多抽象概念也都是以空间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空间隐喻，是人类社会其他认知活动的前提。认知语言学广泛认为，一切隐喻中所蕴含的空间隐喻都对人类社会的概念形成有着特殊意义，因而大部分抽象概念都以空间隐喻形式进行表达。从某种程度上讲，空间隐喻属于意象图式隐喻的一种，其把始源域的一些空间概念向抽象目标域上进行投射，并将空间意象以及其逻辑内涵保留下来，这样人们就可以根据空间概念对非空间概念进行谈论、思考与理解。
人类身体的直接体验作为空间隐喻的核心来源。人类社会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不断地和外界进行互动，在这种亲身体验与理解世界的过程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能够用最为直接的空间概念对比较抽象的状态、地位、数量、健康等一系列抽象概念进行描述，空间隐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与此同时，在人们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空间隐喻实例，譬如人们将空间域概念向情感域概念中的投射形成了SaDiSDown和HappYiSUp；将空间域概念向数量域概念中的投射形成了LeSSiSDown和moReiSUp；将空间域概念向健康域概念中的投射形成了DeatHanDSiCKneSSaReDown和HeaLtHanDLiFeaReUp。
二、英汉空间隐喻之间的关系
（一）对应隐喻关系
英汉空间隐喻之间的对应关系指的是汉语与英语两种语言的隐喻用法、隐喻意义大致相同，在文化形象与语义方面呈F出一一对应的关系。这是由于人类本身所赖以生存的所有外部条件，如气候变化、地理环境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文化背景等都存在着共性。而这一系列共性促使人类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有诸多共识，如汉语与英语中都有“老狐狸”（oldfox）这一词汇，且都是用来比喻老奸巨猾的一类人。当然类似地词汇还有很多，如汉语与英语中都常用“羊”（sheep）喻指温顺、和蔼，用“钢铁”（steel）喻指坚强、坚韧，用“狼”（wolf）喻指贪婪、凶恶等等。
（二）非对应隐喻关系
由于汉语与英语根植于完全不同的语言土壤中，所处的文化背景也截然不同，因而完全对应的隐喻关系十分罕见，多数文化特征都不存在对应，进而形成了所谓的非对应隐喻关系。具体来讲，非对应的隐喻关系主要分为两类：一是隐喻体不相对应，隐喻义相互对应。中国与英语使用国因各自民族差异，使得其对同一事物的理解视角不尽相同，进而也会产生不同的喻义。因此，在汉语语言与英语语言中经常出现喻体不同，但喻义却基本一致的现象，也即英汉的非对应隐喻关系。比如，汉语语言中常用“热锅上的蚂蚁”比喻一个人坐立不安或者心中焦急，英语中却用“acatonthebircks”来喻指同样的含义等等。二是隐喻体相对应，隐喻意不相对应。诸如中国语言文化中的“孔雀”是美丽、吉祥的象征，汉语语言中常用“孔雀”来比喻人，意指人的体态美丽轻盈；英语语言文化中虽然也有“孔雀”这一词汇，但在比喻人的时候，意指该人爱炫耀、狂妄等。
三、英汉方位词“上下”空间隐喻的对比内容
（一）状态域对比
人类属于直立行走类的动物，头部在上面，脚在下面；人类属于哺乳动物，醒时站立，睡时躺下；人类属于情感动物，高兴时昂首挺胸，沮丧时双肩下垂等。由此可见，人类理想状态下的空间改变是整体向上走的运动，不理想状态下的空间改变是整体向下走的运动。以这种共同体验为基，无论是汉语语言还是英语语言，人们都惯于用方位词“上下”来表示人类状态域中的不同状态，即“上”（up）表示状态较好，“下”（down）表示状态较差。诸如，汉语语言中经常使用的“质量上升与质量下滑”、“上任与下岗”、“喜上眉梢与情绪低落”等。由于“上下”（up、down）的明显空间位置关系，因此英汉语言中常用方位词“上下”（up、down）来映射人们的身体或者情绪状态，如sadislow，happyisup；feddown，cheerup等。
（二）数量域对比
英汉中的方位词“上下”（up、down）的空间隐喻概念都可以喻指数量的多少。根据人们身体的相似经验，现实空间中的上下位置与数量多少有着直接关系，如著名学者Lakoff在1980年所提到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隐喻都来源于类似经验。譬如，在一堆物品上添加东西，数量就会增多，相应的高度也会不断增加；但从一堆物品上取走东西，数量就会减少，相应的高度也会随之下降。在汉语语言中，数量多少不但可以用数字来表示，而且可以用方位词“上下”的空间隐喻进行表示，如汉语中常说的“房价上涨”、“故事行情下滑”等。在英语语言中，数量多少的表示方法与汉语语言比较相近，即“up”表示数量较多，“down”表示数量较少，如“Grainoutputincreasedby15per-centthisyear”，“thetotalpopulationisdown”。从中可以看出，不管是汉语语言还是英语语言，在数量表达方面都是以“上”（up）喻指增多或上升的意思，以“下”（down）喻指减少或者下降的意思。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4
【关键词】框架语义学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探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世界影响力逐渐增加，以及在世界组织中众多角色的扮演，汉语成为一股热潮，正走向世界各地。为了与中国接轨，培养汉语人才，开设汉语课程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教学任务。正因为如此，我国需要提供大量的汉语教师到世界各地，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同其他语言一样，汉语由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等要素共同构成。词汇是语言的基础，英国语言学家D.awilkins曾说：“没有语法，表达甚微；没有词汇，表达为零（withoutgrammar，verylittlecanbeconveyed；withoutvocabulary，nothingcanbeconveyed）.”由此可见，词汇在语言学习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很多学者忽视了词汇教学的深入研究，没有找到高效，明晰的理论框架进行词汇教学指导，教学效果有待提高，因此，本文试图从框架语义学理论出发，探究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有效途径，希望为国内的相关研究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二、框架语义学概论
框架语义学（FrameSemantics）是上世纪70年代末，由美国著名语言学家Fillmore（菲尔默）提出来的语义理论。它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旨在为人们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解与描写词项意义及语法句式的方法。郜丽娜和高鸿雁在框架语义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中指出：“当第一次引入这个概念时，Fillmore把它定义为能与场景的原型实例建立联系的语言选择的任何系统；”1985年，他认为框架是“知识的特定统一框架，或经验有机的系统化；后来，Fillmore从认知视角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把它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认知结构方式，不再只是语言构式。”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认为，为了理解语言中每个词的意义，第一步是要在大脑中有一个关于词汇的概念结构，这个概念结构为词汇在语言及言语中的存在和使用提供基础和动因，此概念结构就是语义框架（Johnsonetal2001）。框架可以是任意的概念体系，其体系中，各个概念彼此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影响。当谈起一个概念时，其相关联的概念都会被激活。
三、框架语义学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框架语义学概念进入到中国学术领域时间比较晚，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学者张建理。在其后，关于框架语义学的介绍和研究逐渐增加，为后来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这个过程不仅对框架语义学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还开拓了该理论的应用研究，其中包括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的应用。
1.词汇的语义框架。框架语义学认为，任何词汇的习得都与其相关的框架密不可分，不可能有脱离一定框架的词汇。在进行汉语词汇教学时，我们不仅要解释其含义与固定搭配，更重要的是需与其相关的框架联系起来，这样不仅解释了这个词汇，还达到了触类旁通的效果。例如你想要了解“学生、老师”这些词汇的概念，你首先要了解“学校”这个概念，因为这些词语都包含在“学校”这个概念的框架之中。这种框架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通过此框架认知理解更多概念。当“学校”这个概念被激活后，该框架内的其他概念也被激活，如教室、黑板、书桌、椅子、教科书、钢笔、尺子等名词；学习、提问、书写、回答、做操等动词；“优”“良”“可”“了”等形容词。继续拓展到更宽的领域，教育以及学术等一系列词汇一一呈现。再如，当我们提到“汽车”的概念时，运用框架理论，我们会联想到轮胎，方向盘，喇叭，后车镜，车灯等汽车构成部件，除此之外，还会联想到汽车驱动材料，如汽油，电能等。运用框架语义学增加了学习的条理性，从词语的“家族”中学习，不仅有助于学生词汇的有效习得，也增加了学生们的词汇量。
2.视角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运用框架语义学的理论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还涉及到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视角。视角，顾名思义，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在同一语义框架内，当人们的视角发生改变时，问题的角度也随之变化。“接收“和”给予“的视角不同，“接收”是从受动者的视角出发，“给予”是从主动方的的视角出发，例如：（1）张三收到了一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笔。（2）我从美国给张三带回来一支笔。句子（1）是从张三，接收者的角度来说明主题，突出受动者的表达，句子（2）是从我，给予者的角度来说明句子主题，突出主动方的表达。再如：“进口”和“出口”这两个框架表达不同地域，国度间进行贸易的术语，只有在跨国间才会使用的词汇。二者表达的视角不同，“出口”框架是以出口方为视角，“进口”框架是以进口方为视角。由于视角选择的不同，在句法上，“进口”框架常以进口方为主语，“出口”框架常以出口方为主语。不同的视角选择辨析，有效地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词汇辨析的理解。
除此之外，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每讲解一个句子或者一段话，都会涉及到具体的词汇，不同的词汇往往也反映出不同的视角，为了更好地理解句子中的词汇，要与具体的语境结合着进行理解，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难点。下面是生活中的实际例子，小明早上说：爸爸你真帅。在没有任何语境的情况下，我们会从小明的视角简单理解问题，可能是“爸爸今天穿的很帅气”；然而，有了语境就不一样了，如爸爸给小明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同样是从小明的视角理解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爸爸的行为感动了小明，小明发出了赞扬的声音”。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时，要把具体的语义视角和语境结合起来进行理解，这样对于词汇的讲解会更到位。
3.词汇的句法框架。语言学家Fillmore（菲尔默）认为，特定的动词有其自己所特有的格环境。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时，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从纵向来理解语义，也要从横向进行词汇的解读。如：alicerantotheclassroom（爱丽丝跑进教室）中出现run一词，表达的是爱丽丝进教室的动作“跑”，在英语中与“run”相关联的动态词语有come（来）、go（到）、climb（爬）等词。进行汉语词汇教学时，我们也可以汲取英语中的横向词汇学习方法，如：“走进礼堂”中的“走”字可以拓展到“跑”“奔”“飞”等词，这样可以增加学习者学习一类词汇的敏感度。不仅动词如此，形容词，副词等也同样适用。因此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时，可以把拥有相同语义句法结构的词汇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这样学生不仅掌握了词汇的语义结构，也很容易地掌握一类词的句法结构。
四、结束语
本文从语义框架，视角框架，句法框架等方面分析了框架语义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是一种有效的汉语词汇教学方法，可见，框架语义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价值。当然，这只是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框架语义学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可行性，在实践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教师应该结合教学的实际，在框架语义学的指导下，运用更多的实例，从多角度，全方位继续探讨更深层次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策略，这样不仅有利于扩大学生的词汇量，也有助于在一定框架内，有规律地学习汉语，优化学习效率。总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合理地运用框架语义学的理论，探索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新途径，使学习者在其中受益，这将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郜丽娜，高鸿雁.框架语义学对大学英语教学的启示[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
[2]李果.框架语义学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J].语言与翻译，2012.
[3]马洪海，马思鸣.基于框架语义理论的汉语词汇教学研究[J].现代教育，2015.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5
认知语言学建立“体验哲学”基础上，G.Lakoff、m.Johnson、R.Langacker等学者建立了系统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它从人类的认知能力出发，解释了范畴化（categorization）、原型理论（prototype）、隐喻（metaphor）、意象图式（imageschema）等认知概念与语言的关系，对于对外汉语教学很有借鉴意义。然而，从中国期刊网（CnKi）来看，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的引进和综述方面，而“认知与教学”方面的论文不足20%。
一、范畴理论启示
范畴化概念是认知语言学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是人类对世界上的事物分门别类、使之概念化的能力。
Berlin提出了原型理论，说明范畴内各成员之间具有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
范畴会因为不同的民族、文化等因素而不同，第二语言习得需要了解另外一种语言的范畴化。如：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学习汉语量词有困难，经常会出现“一个天”、“一个年”这类的偏误，这是因为学习者母语中没有该语法范畴。
（一）要重视基本层次范畴语言点的习得
Brown等学者把范畴分为三个主要层次，分别是：上位层次范畴、基本层次范畴、下位层次范畴。其中基本层次范畴具有心理上的易辩性，人们能最快识别。
如：第二语言习得者先学会说“香蕉、苹果”等具体名词，然后才学会“水果”这一上位层次范畴词；先学会“猫、狗”等词，然后学习上位范畴词“哺乳动物”和下位范畴词“波斯猫、狮子狗”。
第二语言习得者以基本层次范畴语言点为切入点，向上扩展为上位范畴，向下扩展为下位范畴，并能通过概念隐喻和转喻发展出其他抽象的范畴，从而能很好地理解目的语中的抽象概念。
如第二语言学习者首先学会表示深浅的“深”，后来才能读懂诗句“城春草木深”、“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深”。
（二）以原型意义为中心
原型是概念范畴中最典型的成员，教师要利用原型来引导学生去认知新语言点。
如“美好”一词，与“美丽”、“优美”等共有“美”这个语素，它们的意义也都基于“美”这一原型延伸开来。
教师在讲解词汇时，可同时列举几个形近的常用词，教学生辨析它们的语义联系、语义差异，指出它们的共同语素，减轻了记忆负担。
（三）比较目的语和母语范畴
两民族对范畴的认知方式不同，因此，两种语言中的词汇还有许多差异，常见的如：
Brother――汉语的哥哥、弟弟
Uncle――舅舅、伯伯、叔叔等
以上现象称为“词汇空缺”（lexicalgap），两语言运用范畴字词来构词时差异有时会很大，如：汉语中的：鱼带鱼鲨鱼，对应英语是：fishhairtailshark。这个例子说明汉语大多采用定中构词法（如x鱼），因此“鱼”这个基本层次的词就会经常被用到，认识到这个规律，对外汉语教师教课时，就可以先安排学生学习像“鱼”这类的基本层次范畴的词，再教授“定中”这一语法，然后就可以构成一系列不同的词语了，这样大大提高了习得的效率。
二、概念转喻、概念隐喻理论的启示
概念范畴是由语言符号来体现的，但是有限的语言符号怎样才能表达无限的新概念？这就需要借助概念隐喻、转喻。隐喻、转喻不只局限于修辞学，而是人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我们依赖熟悉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把源域（sourcedomain）投射到目标域（targetdomain），于是就构成了隐喻、转喻。
（一）注意目的语与母语的隐喻文化差异
隐喻具有普遍性，可以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汉语、英语中有很多相似的隐喻，如：
1、“时间就是金钱”（timeismoney）
2、“生命是旅行”（lifeisajourney）
转喻涉及“凸显”和“接近”关系，通常用事物容易被理解和感知的部分去代替事物本身，如：
1、水手（hands）
2、Heart――sweetheart、心――甜心、心肝
这些是对外汉语教学要利用的资源，孙德金（2006）指出“属于共知范畴的不教”，采取“零教学”策略。
对于汉语不同于其母语的部分，学习者会不自觉用母语的成分去替代第二语言相近的成分，这时要避免“负迁移”的发生。
英汉语言中都有用动物隐喻的例子，但是却存在差异，如：汉语中“龙”是高贵吉祥的象征，“龙凤呈祥”、“龙的传人”等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则认为“dragon”是邪恶的化身，如“realdragonshrew”（泼妇）；汉语中“猫头鹰”是不吉利的象征，而英语学习者则多把“owl”看作是聪明者的代表，因此第二语言学习者熟悉目的语的隐喻机制很重要。
（二）隐喻能力的培养
以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侧重的是语言的交际能力，而对“隐喻能力”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生通常是死记硬背，效果差强人意。因此，现在需要从认知的角度解释语言现象、了解隐喻和转喻、了解第二语言的认知过程。
在第二语言习得的中高级阶段会学习更高层次、抽象的语言范畴，要理解抽象的概念域，隐喻、转喻是很好的认知方式。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培养学生隐喻能力：
1、多读诗歌
诗歌的生命是隐喻，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第二语言习得者要通过多读中文诗歌及文学作品，对隐喻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
2、教师运用隐喻解释多义词
汉语里多义词大多通过隐喻机制形成，对外汉语教学中留学生提的问题，我们认为很好理解，但是却解释不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这时就可以借助隐喻理论。
如“松花江”与“松花蛋”中的“松花”的解释，“八宝山”和“八宝粥”中的“八宝”怎么解释，“拦路虎”可以解释为“拦+路虎”，也可以理解为惯用语“拦路+虎”。
三、象似性启示
语言的“象似性”是说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对应，并非巧合，有着非任意的、理据性的一面。象似性是对索绪尔“任意性”的革命，它认为语法是对人类认识过程、思维的真实模拟。在对外国人的教学中，英美国家的学生总会将地点状语、时间状语放在句尾，这是受到本族语言顺序的干扰，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泛化，如：
“我把饺子吃在五道口”
还有不同语言之间存在不同的文化规约拟象原则：英语是rightandleft，以右为尊；中文则是“左右”，以左为尊。
四、意象图式启示
Johnson在《心中之身》中提出了意象图式，图式来自人本身与外界互动的感觉、体验。常见的有容器、路径、连接、上―下、前―后、部分―整体、中心―边缘。
意象图式概括了不同物体、事件的特点，有助于理解抽象概念。如“人脸”这一意象，千人千面，但是其意象图式是由代表脸、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几条线组成，比较简单。
意象图式理论的作用，主要有：说明语义发展、量词教学、解释同义句式。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6
【关键词】英汉对比；认知；时间隐喻
1.时间与空间
时间经常作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出现。在自然科学当中，时间、空间是最基本的两个概念，许多重要的概念都是对空间和时间进行描述后才得以建立的。哲学家对于时间的定义各有不同。康德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内心的形式，是先于天地而存在的；费尔巴哈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是所有物体的存在形式。在研究不同语言的时间名词和副词后有人认为，时间大多是由表示空间视觉概念的词引申而来。空间定义自身，时间借助空间隐喻才可定义。
例：（1）在“时间在动”这个类型中，观察者是静止的，时间则是向观察者移动的物体，即“时间向我们走来”
Howthetimehaspassed！时间过得真快！
timeflies.时光飞逝。
（2）在“观察者在动”一类中，时间是静止的，观察者则朝未来移动，即“人从过去走来”
wearecominguponchristmas.我们走向圣诞节。
Hepassedthetimehappily.他愉快地度过时光。
2.时间、实体与价值
人们的基本经验是隐喻的基础。早期人类思维基于“身体活动”，可以说成是人类把自身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比如，人类先认识了自己的眼睛eye，然后再用来代指其他物体的相似部位，例如针眼eyeofaneedle。然后再进一步用来指代抽象概念，像是“心灵之窗”eyeofasoul。此类隐喻符合人们以自身为认知中心，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与此相同，人们将抽象的无形的时间看作实体，这种思维模式在汉英两种语言中是相通的。
如：timeunderminesus.岁月催人老。
timenotstaysthefool’sleisure.时间不等闲逛的愚人。
英汉语时间词汇的差异
1.时间词汇形态差异
虽然汉语和英语中的时间隐喻实质上都属于空间，但却使用不同表面词汇进行表达。在汉语中，表示现在的时间除了“现在”、“当前”外，还常用“身体部位词+方位词”这种方式来表达，比如“眼下”、“目前”。由此引申的隐喻表达还有“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等。
如：before/by/until5o’clock五点前
threeyearslater三年后
afterthedeath死后
2.英汉趋向词时间隐喻比较
汉语界学者关于趋向动词的研究较早地将“趋向”这一概念引到语言研究中。在英语本文中，“趋向”概念只用来表示位移及变化，并不是单独的词类，也不仅仅局限于动词一类。
如：thehotdayscamelatethisyear.
oneyearisalreadygone.
与汉语不同的是，介词和副词也可以作为英语的趋向词，它们既能够单独构成表达方式也能够与动词搭配。它们虽然在词性方面有所不同，但都明显地带有“指向”和“位移”的意义。
如：Yourthoughtsarebehindthetimes.
Lookbackonwhenwefirstmet.
在西方文化观念当中，万事万物是自低到高、自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西方人将这种观念扩展到时间领域，认为时间的运动也是自低到高的过程，因此形成了“未来在上，过去在下”的隐喻概念，这与中国的文化观念刚好相反。空间范畴里的上下方位在汉语中同样也被用来表达时间范畴，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上为尊。因此，汉语在使用上下方位描述时间范畴时，形成了“过去在上，未来在下”的隐喻概念。
3.时间的拟人、物化与借代
事实上，人类的时间心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同基础，英语和汉语的时间隐喻也因此具有共性，如两者都运用拟人的手法来描述时间。即将时间当作空间中的人，把人类的特性特点加在时间之中，从而使时间具有人格化。
如：timewaitsfornoman.时不我待
thetimeslippedby.时间悄悄的流走
汉英时间隐喻概念的文化根源
1.产生不同时间隐喻概念的文化根源
汉英语在时间隐喻概念上的不同表达方式和偏向是文化背景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的反映。首先，西方人和东方人在对待哲学主体性层面是不同的。其次，东西方在认识时间方面有差异。
2.产生相同隐喻概念的文化根源
英汉语当中的时间隐喻虽然受不同的历史传统、信仰、价值观念、习俗等因素影响，分别有不同的概念隐喻，它们在概念上仍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中英两种文化观念当中的时间隐喻概念都有“时间是动体、时间是有价物、时间是效应、时间是易逝物”等维度。这种相似现象说明，人们的时间心理经历与大多数普遍的人类经历相同，拥有或从属于整个人类的经历，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正因为时间是看不见、摸不到的抽象概念，所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知必定要借助于其他一些具体的、被人们所熟知的经验范畴来完成。此类经验范畴在人与自然、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里广泛存在，是人类最早形成的一些基本的范畴，所以在英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不约而同地使用这些基本范畴来表达时间。因此可以说，正是人类拥有共有的生理特征，相似的思维认知能力，才使得人们对于时间的经历和知觉具有相似性，因而在汉语和英语语言中才会产生相似的时间隐喻概念。
结语
综上可知，隐喻是人类认知与思考的表现方式，时间隐喻不仅展现了人类认知的共性特征，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文中对于汉英时间隐喻的比较能够证实英、汉语言在上述文化因素方面存在着相差异与相似。汉英时间隐喻大同小异，这再次证实了隐喻是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方式。然而今后还需从更多维度和方位加以研究，以便能更全面地展现汉英时间隐喻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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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汉语的概念篇7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输入的汉语词，被称作日语“外来语”，这里也借用这种称谓。在“外来语”上加上引号，是为了与直接来自西方的外来语（如沙发、咖啡、逻辑等）相区别。因为这二者毕竟有些不同。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这个问题近几年也不时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便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雷颐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气谈到日语对汉语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汉字的圈套》一文，则在与雷颐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绍后，不无遗憾地写道：
这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同样一个西方科学术语，到了中国和日本，就被译成两种味道相去甚远的词，最后却是以中译失败，日译胜利而告终，这是为什么？或者换一种不太合理的问法：严复、梁启超们为什么没有想到采用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那种比较自由和通俗的意译法？同样，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为什么没有像二十年之后的大陆学者那样，采用那种引经据典式的译法？这里把梁启超与严复相提并论有些不妥，但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思索的。汪丁丁先生的《“经济”原考》一文，是对“经济”二字的汉语原意进行追溯，实际上也同样涉及到日语“外来语”问题，因为“经济”也是众多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而考古学家陈星灿先生的《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一文，倡议中国的考古学“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因为“所谓的国家、文明、私有制等等概念都是从国外输入的”，它们用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情形或许并不很合适。陈先生所说的这些概念，虽然源自西方，但毕竟是日本人把它们译成现在这样的汉语词的。对这些概念的反思，也必然引发对翻译过程的追问。
以上是我近年偶然见到的涉及到日语“外来语”的文章中的几篇。这些文章，也引发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二
语言中的词汇，有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数种区分。现代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语”，基本属名词类。但名词本身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可见可感可触的很具体的事物、场景的命名，如桌、椅、草、木、山、川、日、月等等；一类则表示一种抽象的意义，也就是所谓术语、概念，如政治、经济、民主、自由、科学、文化等等。前者可称之为具象名词，后者可称之为抽象名词。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具象名词本身也许并不值得多谈，我感兴趣的是抽象名词。但具象名词与抽象名词之间，有时并无明确的界限。有些名词，在古汉语中本不具有抽象的意义，传入日本后，则被抽象化。
在与汉字遭遇之前，大和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却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在原有的日语中，具象名词很丰富，对种种具体事物都有很精确的命名，但抽象名词却极不发达。这也并不奇怪。当一个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时，是不可能有发达的抽象思维的，因而也就不会有大量的概念产生。只是在与汉语接触后，汉语中众多的抽象名词才进入日本原有的语言中。汉语中的种种具象名词，例如山、川、草、木、日、月、云、雾，等等，虽也传入日本，但日本人可按照自己原有的发音来读这些汉字，但像汉语中的自然、道德、政治、经济、风流、文学这类抽象名词，因日语中原本就没有相应的词与之匹配，便只能模仿汉语的发音来读这些词。在大和民族与汉语相遇时，汉语中的抽象名词，在音、形、意三方面对他们都是陌生的。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三
对日本近代学人用汉语词译西文概念的过程，我一直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有种种权衡、取舍，有迟迟找不到一个合适译语的苦恼，也有绞尽脑汁后终于“吟安”一个译话的欣喜，当然，也可能有不得不姑且用一个并不很合适的译语时的遗憾。由于资料的限制，对这个过程，我尚不能知道得很多。但可以断定的是，日本近代学人在译西文概念时，大体有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仍是向中国学习。从时序上说，中国接触西方文化远比日本早。早在7世纪的时候，就有基督教僧侣来中国传教。此后，13世纪的马可·波罗，16世纪的利玛窦，是广为人知的西方文化在古代的使者。在利玛窦的时候，西方汉译的工作已开始。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是人所共知的。1870年，新教传教士莫里逊来到中国。他把《新约》译成汉语，全版《新约》于1814年出版。更重要的是，他还编了一本汉英词典，词典第一卷于1817年印行，整部词典四开本，共六卷，4595页，于1823年出齐。传教士与中国合作者所从事的西方汉译的工作，尤其是汉英词典的编纂，为近代日本学人翻译西文概念提供了借鉴。他们也许并没有过多地袭用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的译法，但他们无疑会从这类西文东译的先行者那里得到不少启发。日本现代学者在论及本国近代的翻译工作时，往往不忘提及利玛窦、徐光启。莫里逊这些先行者所提供的参考。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有些名词、术语，正是当初在中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合作者共同创造的译法。对这类译语进行全面的列举是一件难事，但据日本学者考证，至少“数学”、“理论”、“银行”、“保险”、“批评”、“电气”这数例，属日本近代学人对中国已有译法的袭用。在人们谈到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时，这些往往也被包括在内，这是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式，是对汉语词的原意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作西文概念的译语。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译语很多。例如革命、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阶级、国家、演说、民主、自由、经济、社会，等等，都属这一类。上文说到，有些汉语词输入日本后，意义已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例如“经济”、“社会”等。日本学人在选定这种汉语词来译“economy”、“society”等相应的西文概念时，该不会有过多的犹豫。而更多的时候，日本学人必须对汉语词的原意进行有意识的加工，才能为某个西文概念选定一个大体合适的译语。将汉语词的语意抽象化，是日本学人改造汉语词意的一种途径。例如“阶级”一词，汉语原意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的等级，不具多少抽象的意义，当日本学人把“阶级”作为西文“class”的译语后，便将这个词大大抽象化另一种途径则是将汉语词的原意缩小，即取其原意中的一部分，来译西文概念。例如“文学”这个词，汉语原意十分宽泛，一切文字形态的书籍文献，都属“文学”之列，在汉唐，“文学”还是一种官职。而当日本学人用“文学”来译西文的“literature”时，只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含义。还有一种途径，便是对汉语词仅仅假其字而完全不取其义，甚至赋予一种与汉语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例如“民主”这个词，汉语原意指“庶民之主宰”，而当日本学人用以译西文的“democracy”时，便令其表达了一种与汉语原意截然对立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新造汉语词。面对西文概念，在现有汉语词汇中实在找不到相应的词可作译语时，日本学人便利用汉字组成新的词。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西文译语也颇不少。在具象名词中，上文所说的“电话”便属这种类型。在抽象名词中，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等等，都属日本学人生造的汉语词。例如“哲学”一词，为在西文东译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西周所造，用以译西文的“philosophy”；“美学”则为有“东洋卢梭”之誉的中江兆民所造，用以译西文的“aesthetics”。
以上几种方式，日本现代学者都曾提到。但我还发现另一种情形，即被日本近代学人从汉籍中选取用作西文译语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并不构成一个词。例如“主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并不存在。日本现代学者在考证“主义”语源时，却说“主义”一词原为汉籍中所有，并举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的“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一语为证，意谓日本近代学人仍是从汉籍中找到“主义”这个现存的同去译英文的词尾“ism”。但太史公这句话中的“主”指主上，也就是汉文帝，全句本意是说敢于犯颜强谏，致皇上于义。所谓“达主义”，不是说自己要坚持实现某种信念，而是说使主上抵达义的境界。在这句话中，“主义”根本不构成一个独立的语言成分。有趣的是，日本出版的《大汉和词典》中，也举《太史公自序》中的这句话为“主义”一词的汉文出典。日本近代学人有可能是将汉籍中的“主义”误读成一个词，并作了望文生义的理解，再以译西文的“ism”。不过，日本近代学人汉文程度都很高，也可能他们根本没有误解汉文，“主义”不过是他们新造的一个词，与“以达主义”这种汉文中的“主义”无关。而误解误读的，只是后来的考证者。
值得一说的是，今天在中日两国被广泛使用的那些作为西文译语的名词、概念，也并非一开始便在日本被普遍承认的。在日本近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著作的时候，往往同一个西文名词、概念，有数种译法，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数种译法并存，而最终站住了脚的那种译法，也是在与其他译法的争斗中才存活下来的。例如，“literature”这个西文词，一开始在日本至少有“文章学”和“文学”两种译法，最后“文章学”被淘汰，“文学”被普遍认可。但直到本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冈崎义惠还对“文学”这一译名表示疑义，他认为“文学”这一概念包含着诗文和诗文之学两种意思，词义暧昧不明，建议将“文学”这一说法废弃，分别用“文艺”来指称诗文，用“文艺学”来指称诗文之学。当然，这种疑义大概已不可能动摇“文学”这个概念的地位。再如“art”这个概念，一开始有“艺术”、“美术”、“文学技艺”等数种译语并行，直到本世纪初年，“艺术”才最终战胜其他译法而取得牢固地位。有的译语的产生、定型，所经历的过程十分艰难曲折。例如“个人”这个概念，今天在中日两国被使用的频率都很高。这是西文“individual”的译语。汉语中原没有“个人”这个词，据日本现代学者考证，“个人”这个译语的选取，本是对汉语“一个人”的省略。在一开始，也曾直接用“一个人”来译“individual”，而且在很长时期内，这个西文概念在日本有多种译法并存，“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等译语都曾被使用，“个人”这种译法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但却最终获胜。
四
1898年秋，失败后的梁启超，潜入日本军舰大岛号，亡命东瀛。海上的时光是漫长而无聊的。为打发无聊，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借来了一本日本作家东海散士所作的小说《佳人之奇遇》，翻开一看，除了一些日文格助词外，竟满纸都是汉字，甚至颇多“之乎者也”，令梁启超能看懂个大概，并且能看起兴趣来，同时也让梁启超悟到，用小说启发民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是一种极好的方式。想到这一点，梁启超一定很兴奋。在横滨住下后，他创办了面向国内读者的《清议报》，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在这篇宣言式的文章后面，是《佳人之奇遇》的汉译连载；《佳人之奇遇》连载完之后，紧接着又开始连载日本作家野龙溪的小说《经国美谈》的汉译。—两部小说的译文，都出自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之手。
这个时候，大量的西方名词、术语已进入日语中，被称作“政治小说”的《佳人之奇遇》和《经国美谈》中，自然也不乏这类译语。而并不通日文的梁启超，在他的译文中，对这些日本人的译语，当然也就只能原样照搬了，——而这，便是所谓日语“外来语”进入中国的开端。梁启超在这样做时，也许并没有过多的疑虑，他很轻易地就把诸如民主、科学、政治、经济、自由、法律、哲学、美学一类词汇介绍给了中国读者。这也就意味着，日语“外来语”被引进中国，是在一种不得已、不自觉的情形下开始的。
不过，梁启超向国内译介日本政治小说的同时，也就开始了雷颐先生《“黄金十年”》一文中所说的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已被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也在这时期被转译成汉语，甚至日本的中级教科书都被翻译过来，用作教材。鲁迅留日归来，在师范任教时，就亲自动手做过翻译日本教科书和日籍教员讲义的工作。构成现代汉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所谓日语“外来语”，也就是在这时候大规模地进入了中国。
本来，洋务运动是要向西方学习，懂得西方，翻译西方著作便显得很必要。但一转向以日本为师，人们学习西文的势头也就顿减。向日本学习，无非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间接地学习西方。那时朝野普遍认为，这样做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但对这股向日本学习的热潮，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发表于《外交报》上的《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写道：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而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己而遂信之。分之所为，何以异此。
严复强调要深切了解西方思想学术，须直接读原著。借助翻译已是万不得已，借助翻译的翻译，就隔尘更多，去真更远他认为日本对西方概念的翻译，多不准确，因此也不能无条件地借用，而往往坚持自己的译法。例如，他反对“经济”这个日本译语，而代之以“计学”，并在《原富》卷首的“译事例言”中说明了理由：“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放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求必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他认为“经济”一语，原意比西文“economy”宽泛，因此不宜作译语。再例如，他拒绝借用日文译语“社会”，而坚持把西文的“society”译作“群”，将“社会学”译作“群学”。此外，“capital”日译“资本”，严译“母财”；“evolution”日译“进化”，严译“天演”；“philosophy”日译“哲学”，严译“理学”；“metaphysics”日译“形而上学”，严译“玄学”……
但严复对日本译语，也并非一概拒绝。在他自己的著述中，使用日本译语的例子像是也不鲜见。对有的日本译语，他也很首肯。例如，将西文的“liberty”和“freedom”译作“自由”，严复就毫无异义，并且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无成，殆无以易。”
在当时，还有一种很有影响的翻译观点，即主张对西方术语进行音译，章士钊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实际上，有些西方术语，也曾以音译的方式广为流行，如“德谟克拉西”（民主）与“赛因斯”（科学）。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上，西方术语多用音译。就是严复，也有过音译西方术语的成功尝试，如将“LogiC”音译成“逻辑”，据说便出自严复之手。“逻辑”二字，在音、形、意三方面都选择得绝妙，所以能站住脚。对“Logic”，日本也有意译和音译两种译法，意译作“论理”，但后来还是音译更流行，而且“逻辑”这个汉语词，也传入了日本，在现代日本著作中，这两个字也常出现，但注“logic”的日语译音。在日本，“逻辑”一词，是中、日、西三种文化的混血儿，即中国的字，日本的音，西方的意。这当然很耐人寻味，但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逻辑”这个音译术语，似乎是严译术语中最有生命力的，——这其中，一定有着某种值得探究的“逻辑”。
严复和日本学人都是用汉语译西文。论西文水平，严复决不逊于那些日本近代学人。至于汉文，日本学人虽也都堪称精通，但这毕竟是严复的母语，严复的汉文造诣，无疑远在日本学人之上，但严复却败给了日本人。我想原因之一，就正在于汉语是严复的母语。因为是母语，所以对其语意有精细的体察和深切的理解，而这也就成为一种束缚，翻译起来便被汉语原意牢牢限制。而对于日本学人来说，汉语再精通，也毕竟只是一种外语，对汉语他们决不会怀有严复那般的感情，因此也就能自由地驱遣汉语。日本学人可以大胆地改造汉语原意，可以根据需要而赋予汉语新义，可以利用汉字生造新词，甚至可以让一个汉语词来传达与原意完全相反的意义。玩味那些日本学人的译语，感到他们对汉字汉语真是挥洒自如，而严复却难以达到他们这种程度。
严译在与日本译语的“生存竞争”中被淘汰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指出的过于古雅。“信、达、雅”是严复对译文的三点要求。雅虽然放在最后，但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对译文之美的重视却并不在信与达之下。他要求自己的译文必须是绝对的美文，读起来和谐且铿锵，富于节奏感，而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习用单字，也正是译文本身语感的需要。在翻译西文术语时，严复也是呕心沥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但由于严复是用先秦文体来翻译的，在用汉语为西文术语“立名”时，就不能只考虑准确，还要兼顾文气，要尽可能古雅，这就使严复的工作比日本学人要艰难得多。严复那些用古雅的单字译出的西文术语，不能说都未能传达原意，只是把原意传达得很模糊。朦胧，不易让人把握。而日本学人由于毋须考虑什么文气，也不追求用语的古雅，自由度就大得多。为了尽可能准确全面地传达原意，他们可以用双字或双字以上的词组，而且在选择译语时也并不在意什么雅与俗，这样也就使译语更明快更直白，让人一见就懂，而且不知不觉地就用了起来，遇上这样的竞争者，严复的译语自然就只能被冷落，被遗弃。
严复着力追求译文之美，刻意讲究“立名”之雅，是有着良苦用心的。当时，梁启超也对严译文体提出质疑，说严译“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并且说：“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翻译西文，既然意在启蒙，就应该使译文能为尽可能多的人阅读，这样，就应该努力追求译文的通俗、流畅，易于领会，而不是像严复那样做得恰恰相反。面对这种诘难，严复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原来，严复根本就没有把学童一类浅学之人当作自己的读者，他的译文是给那些饱学的士大夫读的。严复认为，改造那些饱读古书而往往又顽固守旧者的思想，是最关键的事。这批人的思想改造过来了，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发生变化。而中国的读书人都很讲究文笔之美，严复要让他们读自己的书，首先就必须以一种美文来征服他们，对于那种本厌恶、排斥西学的人，则是给他们送上一枚糖衣炮弹。
严译术语虽然败给了日本人的译语，但并不意味着严译在整体上是失败的，也不能说严复对译文之美的追求是没有道理的。今年，是严译《天演论》出版100周年。100年前，当《大演论》问世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场地震。人们奔走相告，争相诵读。许多人将其当作枕边书，一读再读，爱不释手。这首先也是与严复译笔的优美分不开的。人们争读严复译作，半是寻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学的守旧者，也禁不住将严译当作美文来欣赏。由于中国的情形与日本不同，严复对译文与日本学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启超翻译日本小说《佳人之奇遇》当作日语“外来语”输入中国的开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周年。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每当我想到我们用以思考、演说、写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营造时，我就寻思起这样的问题：这一事实100年来对中国人的思维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换句话说，假设当初没有日本这样一个近邻，那也许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只能使用严译概念，而通过严译概念来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国问题，与通过日译概念是否有差异？即便没有日译概念的输入，严译也许仍会被淘汰，会有人重新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适的译语，但这与我们今天使用的日本译语肯定绝大多数都会不同，而如果是这样，这100年来中国人思考和谈论问题的方式是否也会不同？最终，这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否会与已有的完全一致？具体地说，当“政治”、“经济”、“文化”、“革命”、“阶级”、“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概念换一种方式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感受、理解，是否会随着变化？
可以说，日语“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对100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对100年来的中国文化，对100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肯定产生了影响。但用现代汉语在整体上思考这种影响，却又很困难。因为在思考日语“外来语”的影响时，必须运用日语“外来语”，这便像是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这应该是摆在西方汉学家面前的一个极好的课题。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界有所谓“丑学”一说。“丑学”是相对“美学”而言的。“美学”是日本人中江兆民对西文“aesthetics”的翻译。但“aestnetics”的原意是“感性学”，倘若一开始就没有“美学”这种译法，而译成别种模样，例如译成“感性学”，那所谓“丑学”是否还能成立？
我们今天将短至数百字长至数百万字的虚构性作品都称为小说，只是有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之分。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这种命名，只是指出了篇幅的差别，此外什么也没有说明。于是，有所谓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在审美的意义上是否有本质性差异的研究和争论，有人说二者意味着不同的审美方式，有人则说二者的差别仅仅在字数上。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小说”这一概念，是日本近代作家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英文“novel”的翻译，而英文“novel”本意就指较长篇幅的作品，至于短小的作品，则用“shortstory”来表示。两种不同的命名，就已经强调了二者并非一类。应该说，用“小说”来译“novel”，未能全面地传达出原意。如果我们不是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都称作“小说”，而是分别有不同的称谓，那我们对二者的认识是否会一开始就有所不同？而关于长篇与短篇的争议，是否还会发生？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8
关键词：爱情概念隐喻投射范围英汉对比
?一、引言
情感作为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构成了人类经验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情感与认知之间相互影响，因而对情感的研究历来被当作认知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当代隐喻认知理论认为，隐喻是我们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利的认知工具（Ungerer&Schmid，1996：114）。情感正是一种抽象概念，因此，为了生动形象地描述人类的抽象情感，人们常常把它们隐喻化，比如：“满怀欣喜，充满恐惧，火冒三丈”等等。
一般来说，人类具有五大基本情感：“喜、怒、哀、惧、爱情”。本文以五种基本情感中的“爱情”的隐喻表达作为研究对象，对英汉日常语言中有关“爱情”的概念隐喻进行收集、归纳和整理。从英汉对比的角度，具体考察英汉语言中“爱情”概念隐喻的投射范围、共性、个性以及投射背后的理据，并指出“对待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概念的能力，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赵艳芳，2000：50）对于情感隐喻同样适用。
本次研究的语料主要来自theBritishnationalCorpus、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以及权威的英汉语工具书（Cambridge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english（1995）、《牛津高阶英汉语双解词典》（2002）、《现代汉语词典》（2002））。为了节省篇幅，文中用例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二、“爱情”概念隐喻的研究现状
国内外均有学者对“爱情”概念隐喻进行过研究。国外学者K?vecses（1986）总结了“爱情”隐喻的概念体系，并提出采用典型性理论分析和研究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因素的观点。国内学者中，张辉（2000）分别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分析了汉语中“爱情”与其余四种情感隐喻的异同；袁红梅（2009）运用概念整合理论阐释新奇爱情隐喻解读的认知机制。以上学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对“爱情”隐喻进行了研究，但是并没有系统地从英汉对比角度对“爱情”隐喻的投射范围、异同以及抽象概念具体化进行全面讨论。本文通过全面分析，探讨“爱情”概念隐喻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共性和差异性。
三、英汉语言中“爱情”概念隐喻的对比分析
（一）英汉语言中“爱情”隐喻的共性
1.以战争喻爱情
爱情是一场战争，这是传统的比喻。情场如战场，恋爱双方可攻可守，一方追求另一方如同攻打堡垒；爱得不能自拔，如同被打败的一方成为了“俘虏”；争抢共同的心仪的对象，对手就叫作“情敌”。
（1）Shehasconqueredtheheartsofmanymen.
（2）Shefoughtforhim，buthismistresswonout.
（3）thentheladytoldherbrotherthatthelittletailorhadrescuedherfromhersleepandwonherhandinmarriage.
（4）她被彻底征服了。
（5）他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6）大千世界，情场高手很多。
（7）她出落得亭亭玉立，完全是个上流社会的大小姐样，身边有一大群追求者包围着。
2.以旅程喻爱情
英语中一个重要的“爱情”概念隐喻是“爱情是旅程”。旅程是源域，爱情是目标域，抽象的爱情概念可以通过旅程中的各种具体概念来理解。在爱情的“旅程”中，爱情双方是旅程中的同行者，他们有着共同的目的地，即共同的生活目标，在爱情路上的争吵和甜蜜分别是旅程中的坎坷与喜悦。
（8）thecourseoftruelovedidn’trun.
（9）Youhavealongwaytogotowinherback.
（10）idon’tthinktherelationshipisgoinganywhere.
（11）走向人生辉煌顶峰的得力助手，也是真正能白首偕老、金石同心的人生伴侣。
（12）当我们走过爱情的旅程，会终究庆幸没有放弃过。
（13）再像十八九岁时那么个海枯石烂的爱法，我们恐怕早就分道扬镳了。
3.以液体喻爱情
英汉语中都有将爱情比作液体的比喻。有时，爱情充斥在身体这一“容器”中，可以“溢出”，流露和表达自己的爱情，也可以“装载”，隐藏自己的爱情情感。
（14）theyfallinlovewitheachother.
（15）Filledwithlove，shelongedtoruntowardshim，butcontrolledtheimpulse.
（16）Hepouredouthisaffectionsonher.
（17）他很快又一次坠入爱河，并且爱得如此深切。
（18）有关这对老人风雨相伴、情深似海的故事，他们的孙女姚卉曾有过精彩的描述。
4.以植物喻爱情
爱情如同植物，需要精心的呵护和培养，它是有生命力的，可以像植物一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只有细心地呵护它，保护它，它才能顺利地茁壮成长，并且结出爱情的“果实”。
（19）myloveislikeared，redrose.
（20）myloveforhimisdead.
（21）鲜花失去了，果实比它更好，爱情凋谢了，怀念却更鼓舞人。
（22）爱情的花朵需要用心来浇灌，让我们的爱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吧。
5.以心喻爱情
身体器官作为源域的隐喻很多。心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是人的情感所在。在东西方民族的语言表达中，心常常用来表达情感，心与心的沟通才是情感的最好表达方式。
（23）Frankly，itwon’tbreakmyheartifwedon’tseeyouall.
（24）ilostmyheartandmycommonsensewhenifirstsawher.
（25）小伙子潇洒大方，彬彬有礼，令刚失恋的方姑娘一见倾心。
（26）那里有他的心上人在等他。
（二）英汉语中“爱情”隐喻的个性
1.英语中“爱情”隐喻的特有之处
1）以甜食喻爱情
西方人喜欢吃甜食，甜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因此，常常用甜食来表达爱情。他们向往爱情能够像甜食一样甜蜜无比，令人回味无穷。
（27）whatdoyouwant，sweetheart？
（28）everywordthatdropsfromyourlipsissweetashoney.
2）以太阳喻爱情
西方人奔放直率，情感外露，多用“太阳”等词语来表达爱情，展示给人们“骄阳似火”的情感，产生了“爱情是太阳”的概念隐喻。
（29）Youaremysunshine.
（30）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r’sday？
2.汉语中“爱情”隐喻的特有之处
1）以姻缘喻爱情
在汉语中，爱情是一种缘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受到佛教的影响，认为人能够相遇，并且最终相伴一生就是一种缘分。
（31）千里姻缘一线牵。
（32）十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2）以农产品喻爱情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古以来就以农业为主业，由于农业的生产方式，汉语中人们常常用农产品来隐喻爱情。
（33）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34）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3）以偶居双栖的动物喻爱情
汉语中经常用成双成对的动物来比喻爱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鸳鸯、龙凤、比翼鸟”等偶居双栖的动物终身成对，人们希望爱情像这些动物一样，从一而终，幸福美满。
（35）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6）得成比目何辞死，只羡鸳鸯不羡仙。
四、结语
“爱情”在英汉语言中共有十种隐喻投射，其中五种投射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即：1.以战争喻爱情；2.以旅程喻爱情；3.以液体喻爱情；4.以植物喻爱情；5.以心喻爱情。两种是英语所特有的，即：6.以甜食喻爱情；7.以太阳喻爱情。三种是汉语所特有的，即：8.以姻缘喻爱情；9.以农产品喻爱情；10.以偶居双栖动物喻爱情。这些隐喻投射都是从爱情给人的感觉――即人对爱情的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汉英两种语言中关于“爱情”隐喻之所以有很多共性，原因在于情感的概念化均以人的身体经验为基础，而东西方人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和感觉器官，因此，英汉两种语言中有着诸多相同的隐喻投射。但是，不同民族对该隐喻投射又有各自的特点，这可以通过概念化背后的文化背景加以解释。
以爱情为目标域，其源域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域：实体域和抽象域。实体域包括：战争、旅程、液体、植物、心、甜食、太阳、偶居双栖动物、农产品；抽象域包括：姻缘。可见，“爱情”作为目标域，其源域主要是实体域，即具体的事物。这一研究成果说明了隐喻的物质基础是具体的有形的事物，而且该理论对情感隐喻同样适用。按照人类社会和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规律，人类最初认识的事物往往是有形的、具体的物体。当认知进入高级阶段，它就获得了参照已知的、具体事物的概念认识、经历，对待无形的、抽象的、难以定义的概念的能力，于是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形成了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的隐喻语言（赵艳芳，2000：50）。应该指出的是，情感隐喻不仅局限于由具体的源域向抽象的目标域的投射，还存在着由抽象的源域向抽象的目标域的投射，比如领域由“姻缘”向目标域“爱情”的投射。
参考文献：
[1]UngererF.&H.J.Schmid.anintroductiontoCognitive
Linguistics[m].London：advisionwesleyLongmanGroupLtd，1996.
[2]Lakoff，G.&m.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1.
[3]K?vecses，Z.metaphorsofanger，prideandLove：aLexical
approachtotheStructureofConcepts[m].amsterdam：JohnBenjaminspublishingCompany，1990.
[4]Cambridge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english[Z].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6]张辉.汉英情感概念形成和表达的对比研究[J].外国语，2000，
（5）.
[7]袁红梅.从概念整合理论看新奇爱情隐喻[J].齐齐哈尔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8]岳好平.英汉隐喻的认知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9]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9
作者简介：殷燕（1971-），女，湖北武汉人，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武汉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武汉430081）
摘要：网络飞速发展，一时间冒出来许多新鲜的译名，由此而引发的“译名是否要整齐划一化”的争论却不容忽视。“译文的整齐划一化”促进的到底是“对原语的理解”还是“汉语规范化”？在对翻译的形象化与概念化这两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后，本文认为网络新词的“一词二译”虽然风格迥异，但可以并存通行，不过要视原文的风格和语境而定，选用形象化音译可保留时代流行语言的特色，另一方面，采用概念化意译可保留表意准确性语言的特色。
关键词：形象化；概念化；音译；意译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语
时代飞速发展，汉语中外来新词不断涌现，令人应接不暇。一时间突地冒出来许多新鲜的译名。大家对“一词多译”现象也是见怪不怪。近一个时期来，“粉丝（fans）”、“秀(show)”、“伊妹儿(e-mail)”、“酷(cool)”等词在互联网及报刊等新闻传媒上频频出现，十分活跃，从而也引出了一些对网络、报刊用词是选用形象化音译好还是选用概念化意译标准的争议。比如，有的译者认为“e-mail”一词是“electronicmail”的缩略形式，意译“电子函件”保留了原词表意性特点，如果音译为“伊妹儿”，就使词面与概念之间完全失去了意义的联系[1]。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学者以为，“汉语在借用外来词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先将它们音译过来，然后再进行符合汉民族心理习惯的加工，音译“伊妹儿”，细细品味一下，这个翻译还真好，有一点对自己的东西倍加喜欢、呵护、欣赏的味道”（《中青在线-生活》）。事实上，在追求时尚的上网人群中，音译“伊妹儿”已被广为认同，所以如今说“发个‘伊妹儿’”就如同问你“吃了吗”一样的稀松平常。翻译中的方法没有优等和劣等之分，采用那种方法应视情况而定，要根据目标语的文体风格，以及目标语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加以综合考虑，然后选用各种译法中更能表达我们思想方式的一种译法。下文拟从翻译中的形象化与概念化这两个方面来谈谈网络新词的译名取舍问题：网络新词的“一词二译”能否并存通用？
二、选用形象化音译可保留时代流行语言的特色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新词辈出的时代，“粉丝”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词是英文“fans”的戏谑音译，意指“崇拜或崇拜者”。我第一次接触“粉丝”这种形象化音译名，还是在2001年10月30日《楚天都市报》上：“据说，在这个年代，没有‘粉丝’的人是失败的，不做人家‘粉丝’的人，注定孤独”。从此以后，我便不时会见到该译名见诸报端或网页，一个标题为“让孩子成为你的粉丝”的文章原载于《江南时报》2004年10月15日，后又经南方网教育频道、人民网以及新华网转载；台湾联合报上也曾用过一个“返台定居琦君有粉丝围绕”的标题；至于像“贝克汉姆的天空!喜欢他的粉丝都来顶啊!”之类的闲聊灌水帖子上用到“粉丝”这个译名的不胜枚举；就连最近热映的美国迪斯尼动画大片“theincredibles”的中译台词中也选用的是“粉丝”一词：“你是……粉丝俱乐部的男孩！！（YouaretheboyintheFansClub!!）”；同时2004年十大网络流行语征集榜上fans的音译“粉丝”位居第十，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一些网络新词的形象化音译正在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并传播，而不是像有些学者所抨击的那样：“（fans的音译‘粉丝’是）令人困惑的词汇……奇怪的外来词汇的翻译，或莫名其妙的表答方式，让人看了难以理解，更无法接受这种不正统的中文”[2]。为什么有人能接受clone的音译“克隆”、show的音译“秀”,Hacker的音译“黑客”以及modem的音译“猫”，却偏偏不愿接受“粉丝”呢？一般而言，将原语言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表达的概念，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这是翻译过程的第一步，但翻译并不只是概念的正确转换，还必须涉及译语的使用环境，译语使用者的写作意图和写作风格[3]。而记者或主持人等媒体工作者的用语意图和言语风格，受流行语所存在的语言环境的影响极大。因此，对流行语的翻译还必须考虑时代流行语所使用的真实环境以及其语用意义。反映时代流行语言特色的文体或娱乐信息，如报刊的娱乐新闻、娱乐栏目主持人的口语表现形式、电影对白以及网络语言等，通常表达手段丰富、逼真、自然、随意,既充满了生活气息又能传递微妙感觉，同时紧跟时代流行趋势，更多地体现新事物和新概念。受媒体语言环境的影响，时下流行语经常运用摹声音译兼比喻的修辞方式，这种形象化音译创造出了既生动又形象的新义词语，如时下正兴的音译词“秀”以及“作秀”的“曝光率”就相当频繁，常见的就有“宝宝秀、作家秀、家庭秀、生活秀等等……”。此种翻译方法考虑更多的是翻译的形象化而不是概念化，反之，便会多了一点严肃，而少了一点诙谐，不太符合具有时代流行语言特色的文体风格。简而言之，采用摹声音译兼比喻的修辞方式是一种形象化的音译，此译法更能表达流行语使用者的思想方式和言语意图，也更能体现译语使用者的个性和风格。在“具有时代流行语言特色的文体”中，使用者选用极富有创意的外来词音译，使其语言更别具一格、更前卫、更贴近生活和真实语言，因为其“目标群体”就爱这么说、就爱这么用。这些译语的使用者就能直接对其读者或听众的感情产生影响，从而引起共鸣使其栏目更受欢迎。对新词采用语音转译一直是翻译中一个主要手段，而且有很多成功的例证，有的音译词由来已久，几乎无人不晓,如“拷贝”(copy)，“麦克风”(microphone)，“罗曼司”(romance)，“引擎”(engine)等，选用形象化音译词来传达实时性娱乐信息更能有别于传统而体现流行时语的特色。
三、采用概念化意译可保留表意准确性语言的特色
翻译方法的择定与所译的文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译语语码的概念意义能充分表达原语语码的概念意义以及语境效果，“被单义化的概念化语言”则成为的信息的主要载体。一般而言，在目标语言中若有对等概念，则自然成为理想的翻译转换单位。这种将原语言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所表达的概念的过程，就是翻译的概念化过程。那些从本质上能够被单义化的信息族，比如科技信息、工业信息、商业信息等，要求所指同一化、术语规范化、概念准确（逻辑）化以及方法科学化，这时候，按照概念框架来设定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理解―翻译”观最适合翻译这种存在信息和知识理念。近来科技和网络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汇，由于信息膨胀，外来词大量涌入，汉语不得不仓促地借用了许多的外来词的原形，致使汉语中出现大量的字母词（如SaRS，CpU，e-mail，BLoG〈博客〉等），但是由于汉字是善于以形达意的，当外来词汇进入时，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构词方式的特殊性，受汉语词汇系统的约束，概念化意译总是力图将外来词改造成符合汉语习惯的形式：比如对“show”的翻译，在较为正式的商业信息中媒体通常就选用“show”的概念化意译词“展示会”，而非音译词“秀”：例如“施华洛世奇在上海梅龙镇广场首层大堂举行《水晶世界》展示会；好莱坞群星闪耀通用汽车慈善展示会（3rdannualtenFashionShow)；图书馆举办新版图书展示会”，等等。至于e-mail的译名在技术性信息中最好还是选用概念化意译名“电子邮件”，如“金笛邮件系统(第四版)JDmailv40”是基于Java的大容量电子邮件系统。
在技术性信息中，为了保证技术准确性，意译比音译更容易理解，并且歧义很少，不易导致读者误解。一个好的科技新词的译名应具有“表意性”和“统一性”的特点。所谓“表意性”，即要求保留原词的概念意义，大多数科技新词都是通过复合构词或利用词根构词而产生的，这些词在意义上具有可分析性，翻译时需将原语言所表达的概念转换成目标语言所表达的概念，这样有助于规范科技新词的译名，形成统一的译名，这就是我所提到的第二个特点：“统一性”特点。一旦一个科技新词的译名为大家所接受并通晓，翻译者应尽量使用已存在的推荐译名，而不必另创新名，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为了使科技新词的译名兼具“表意性”和“统一性”的特点，力求保留表意准确性语言的特色，概念化意译是首选。
四、结语
有论者尖锐指出，“虽然译界一再强调的是翻译规范化，但整齐划一的翻译促进的到底是‘对原语的理解’还是‘汉语规范化’？‘汉语的简化’和‘译文的规范化’加深的到底是我们对自己的文献和其他文化的文献的理解，还是使之贫乏？”[4]诚然，只要不影响对原语的理解和诠释，同一新词的译名在不同语境中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法，译者也可以采用适合语境风格的独特表达法来诠释原语。因此，网络新词的“一词二译”虽然风格迥异，但可以并存通行，不过要视原文的风格和语境而定，选用形象化音译可保留时代流行语言的特色，因为在使用网络的人群当中，懂英语的人占绝大多数，大家对一外来词的首次出现，在没有规范译名的前提下，总是习惯于用原音来称呼，这一强大的人文基础使音译译名在网上通行无阻，再加上网上传递信息便捷迅速，最能体现信息的“即时性”特点。于是用形象化音译词来传达实时性娱乐信息更能有别于传统而体现流行时语的特色；另一方面，采用概念化意译可保留表意准确性语言的特色，于是用概念化意译词来准确表达那些能够从本质上被单义化的技术信息。这样才会出现“秀与展示会（show）”、“伊妹儿和电子邮件(e-mail)”、“博客与网络记录（Blog）”、“粉丝与迷（fans）”瓜分天下，各有市场的局面。因为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并不排斥同义词的多样化，相反这正是汉语词汇丰富的表现。至于会不会出现其中一种译名占上风情况还有待于时间去检验。经过这一番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同一个外来词存在纯音译词和概念化意译词这两种译名通行并存的现实状况，这与普通词汇学的理论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网络新词的“一词二译”是能并存通行的。
参考文献
[1]张军，彭项民.科技翻译中术语和行业表达的处理［J］.上海科技翻译，1998,(3).
[2]康霞.我们应该多使用“精致”的语言［J］.（台湾）海军军官学校学报，2004，(3).
对外汉语的概念篇10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摘要：本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具有不同的实验任务：实验一在两个阶段均进行概念判断任务，结果显示，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实验二在两个阶段均进行词汇判定任务，结果显示，不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实验结果表明，在跨语言重复启动范式下，非熟练汉维双语者的语义表征的特征为概念表征共享、词汇表征分离。
关键词：双语语义表征；概念表征；词汇表征；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
中图分类号：H2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6—0125—03
本研究得到新疆师范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项目（XJnU201304）的资助。
收稿日期：2014—02—20
作者简介：陈佳昕（1986—），女，新疆昌吉人。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助教，研究方向：跨文化认知与人格发展。
通讯作者：闻素霞（1965—），女，新疆奎屯人。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跨文化认知与人格发展。
一、前言
目前，双语认知研究领域的热点及焦点在于：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系统在大脑中的表征方式如何？大部分研究表明，双语者的双语表征并非只有一个层级，而是包括概念表征和词汇表征两个部分。概念表征是指语言的本质概念特征，是语言的本质含义。而词汇表征是指语言的表层信息特征，分为语音特征和词形特征。研究的分歧即在于这两种层级的表征是如何存贮的。一种观点认为，双语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是独立存贮，概念表征是共同存贮。［1］另一种观点认为，双语者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的词汇表征和概念表征属于独立存储。［2］［3］
目前，我国有大量对双语者的语义表征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汉英双语者，甚少有关于少数民族语言双语者的研究。在新疆，对维吾尔语的研究也集中在母语为维吾尔语、第二语言为汉语的维吾尔族人身上。闻素霞、热比古丽对熟练的维汉双语者进行实验研究，考察他们的第二语言汉语的语义表征是共同存储的还是独立存储的，结果表明，被试的第二语言汉语的概念表征是同第一语言维语的概念表征共同存储的，支持了共同存储理论。［4］同时，对于维汉双语者第三语言英语的语义表征也有研究者进行考察，热比古丽·白克力等人对维汉双语者的实验结果表明，对于维汉双语者来说，不仅是第二语言汉语和第一语言维语的概念表征共同存储，其第三语言英语的语义概念表征，也和维语的概念表征共同存储。［5］
然而，由于新疆的特殊环境，新疆的经济发展也迫切需要学习维语的汉族人，这部分汉族人是掌握维吾尔语的双语者。那么，对于学习维吾尔语的汉族双语者来说，是否也存在着词汇表征分开存储，概念表征共同存储的现象呢？本研究将采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范式，对汉维双语者的语义表征特征进行探讨。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
（一）实验一
1.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两因素混合设计。被试内变量为学习条件，分为两种水平：学习过和未学过。被试间变量为语言状况，分为两种水平：同语言和跨语言。该实验一共有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在同语言水平下，汉语字词在两个阶段都出现；在跨语言水平下，维语单词出现在学习阶段，与维语相对应的汉语同等词出现在测验阶段。在测验阶段，被试对汉语字词判断的反应时间与错误率是因变量。
2.被试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系维语专业大二、大四学生71名，所有被试母语为汉语，维语获得年龄为18～20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维语），学习维语的时间为2~4年，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随机将被试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同语言和跨语言实验任务。
3.实验材料
从新疆大学出版的维语教材《维吾尔语基础》中选择词汇，之后，请36个新疆师范大学维语专业大二学生对这些词进行5分等级评定（1—非常不熟悉，5—非常熟悉），根据熟悉度的评定分数选出48对熟悉度高的词作为正式实验材料和补充材料，正式实验材料包括24对维汉翻译同等词。其中，12对生物词，12对非生物词，匹配为两组。在学习阶段，只出现第一组；在测验阶段，第一组和第二组都要出现，其中，12个为学过的，12个为没有学过的。补充实验材料包括24对维汉翻译对等词。在学习阶段，除了正式材料的第一组外，还有12对维汉翻译对等词补充材料出现，其中，6对生物词，6对非生物词。在测验阶段，除了正式材料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外，还包括在学习阶段出现的12对补充材料以及未在学习阶段出现过的另12对补充材料。也就是说，在学习阶段一共出现24个字词，而在测验阶段一共出现48个字词。在同语言条件下，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的目标词和补充词均为汉语字词；而在跨语言条件下，学习阶段的目标词和补充词为维语单词，测验阶段的目标词和补充词为汉语字词，且是学习阶段维语单词的翻译同等词。汉语材料包括单字词和双字词，维语材料包括一音节和二音节，在正式材料和补充材料的分组中均进行了匹配。
4.实验仪器
计算机，实验程序采用inquisit编制。
5.实验程序
屏幕上先出现一串“*”号，持续500ms，然后，出现单个单词，实验任务为判断出现的词是否是生物词或生物体的一部分，按“Q”键代表“是”，按“p”键代表“否”，被试的反应时间和错误率由计算机自动记录。实验开始前会向被试仔细讲解实验要求，并提供一组练习让被试熟悉程序。事先告知被试，在实验过程中会记录他们的反应时间，因此，他们需要尽快做出正确判断，整个实验做完大约需要12分钟。
6.结果和分析
统计结果时，只计算正式实验材料，统计测验阶段每种条件下被试正确回答的反应时和错误率数据，而补充材料的数据不计算。首先，进行极端数据删选，删除了两名被试和2.6%的数据。然后，对剩余数据进行以被试为随机变量（F1）和以实验材料为随机变量（F2）的两种统计处理，表1为被试在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习条件主效应显著，没学过单词的反应时显著低于学过单词的反应时。F1（1，67）=22.572，p=.000，F2（1，23）=13.31，p=.000。而语言状况的主效应检显著，F1（1，67）=12.248，p=.001，F2（1，23）=42.813，p=.000。学习条件与语言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67）=.222，p=.639，F2（1，23）=1.854，p=.187。结果表明，在语言条件的两种水平下，都存在长时重复启动效应。
对错误率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学习条件主效应显著，没学过单词的反应错误率显著高于学过单词的反应错误率。F1（1，67）=16.974，p=0.000，F2（1，23）=9.452，p=0.024。语言状况的主效应不显著，F1（1，67）=1.780，p=0.054，F2（1，23）=0.839，p=0.359。学习条件与语言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67）=2.378，p=0.732，F2（1，23）=1.254，p=0.262。这一结果说明，反应时方面没有出现速度准确率权衡效应。
实验一的结果说明：当学习和测验阶段均为概念任务时，既存在同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也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这个结果表明，与目前流行的双语语义表征理论关于概念共享的观点相一致，对于非熟练汉维双语者来说，他们的两种语言（汉语和维语）的概念表征在头脑中是共同存储的。
（二）实验二
1.实验设计
同实验一。
2.被试
新疆师范大学语言系维语专业大二、大四学生56名，所有被试母语为汉语，维语获得年龄为18～20岁（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维语），学习维语的时间为2~4年，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随机将被试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同语言和跨语言实验任务。
3.实验材料
正式实验材料与实验一一致，但学习阶段的补充材料加入了12个字词和24个非字，测验阶段的补充材料加入了24个字词和48个非词。维语非词是改变现存词的一个或两个字母而成的。中文非词没有任何意义，是由一个真字和非字组成的双字词，非字不符合中文构字法规则。这些补充词在实验中只出现一次。
4.实验仪器
同实验一。
5.实验程序
同实验一，只是实验任务变为判断出现的词是否是真词。
6.结果与分析
统计结果时，同实验一。表2为被试不同条件下的平均反应时和错误率。
对反应时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习条件主效应显著，F1（1，52）=6.723，p=0.026，F2（1，23）=9.645，p=.016，语言状况的主效应被试检验不显著，F1（1，52）=1.598，p=0.783，项目检验显著，F2（1，23）=18.946，p=0.001，学习条件与语言状况的交互作用检验显著，F1（1，52）=6.38，p=.025，F2（1，23）=6.359，p=0.029，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同语言条件下学习条件主效应显著，t1（26）=1.568，p=.013，t2（23）=5.342，p=.027，没学过字词的反应时间显著低于学过字词的反应时间；跨语言条件下学习条件的主效应不显著，t1（26）=.369，p=.821，t2（22）=.965，p=.689。说明在同语言条件下存在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但在跨语言条件下不存在长时重复启动效应。
对错误率进行两因素的方差分析，结果发现，学习条件主效应显著，F1（1，52）=4.974，p=0.043，F2（1，23）=6.029，p=0.024，语言状况的主效应不显著，F1（1，52）=1.590，p=0.064，F2（1，23）=0.873，p=0.327，学习条件与语言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52）=2.964，p=0.842，F2（1，23）=1.294，p=0.273。
实验二结果表明，不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存在同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此结果说明，非熟练汉维双语者的语义表征中，词汇表征分开存储，进一步支持了双语语义表征理论中关于词汇分离表征的观点。
三、讨论
基于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教育事业，汉族人掌握维语逐渐成为一个大趋势，从而对汉族人学习维语进行研究就成了必然的趋势。因此，需要对汉维双语者的双语表征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对汉族人学习维语有理论上的帮助，同时，对于维语的研究，也是对众多外语的一个补充。那么，对于学习维吾尔语的汉族双语者来说，是否跟其他外语如英语的众多研究一致，也是属于概念共同存储，词汇分开存储的呢？在实验一中，要求被试在两个阶段（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进行生物判定任务，结果表明，当两个阶段都是概念判定任务时，同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和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都存在。该结果说明，非熟练汉维双语者，其两种语言（汉语和维语）的概念表征共享。实验二考察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是否不需要概念表征为中介，而有直接的联系，即词汇表征是否也共享。在实验二中，要求被试在两个阶段（学习和测验阶段）都进行词汇判定任务，结果表明，不存在跨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但存在同语言长时重复启动效应。此结果说明，非熟练汉维双语者的语义表征中，词汇表征是分离的。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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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eatleyCw，SpinksJa，DeGrlderB.asymmetricalcross-languageprimingeffects［J］.memoryandCognition，19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