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专业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人才；培养
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需加强
在我国文化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已经成为亮点。它不仅说明了我国当代对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和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也标志着我们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认知的根本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已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七年，七年里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抢救、挖掘、搜集、整理和保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国家亦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针，即“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使用、传承发展”。
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仍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急剧改变，资源流失状况严重；人们缺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非遗”的保护机制与政策、措施不够完备等等。这些问题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被时代的变迁和如潮水般涌入的异文化消解。康玉岩教授说：“历史进程中，没人能苛求非遗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传统文化资源的流失在所难免。一方面，某些风俗习惯或是生活习俗已经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而影响越来越小，使更多反映历史人文精神脉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被大众所认知。另一方面，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屡见不鲜。为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对“非遗”进行大肆的篡改，使一些具有极高文化艺术价值的民间艺术形式面目全非。与此同时，颁布的保护政策在执行中欠缺力度，以至相关政策、措施下达时不能做到行之有效，许多宝贵的民间技艺没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抢救、挖掘失去了传承。
除上述问题外，笔者认为最应引起关注的就是对“非遗”保护专业人才的培养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延续，是传统文化中较脆弱的部分。而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正是这些民间传统文化最有力的挖掘、整理和保护者。他们的工作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更清晰、更完整、更生动的展现在世人眼前。因此，对专业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便是“非遗”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二、专业人才的培养才是“非遗”保护的关键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尤为重要。因为技艺是以人为载体，通过口传心授的形式将濒临消亡的民间技艺、传统仪式、生活习俗传授给下一代，让历史活化使技艺得以延续。所以“人”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立之本。除传承人外，文化馆、传习馆等专业人员的参与对“非遗”保护而言也极为重要。他们不仅是田野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者，同时也是为大众提供传统文化交流平台的传播者。通过广泛的宣传让人们知道“非遗”不仅是人类信息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的有价值的资料，更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依据。
（一）文化馆专业人才队伍现状
随着人们对无形文化资产认识的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从一个陌生的词汇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几年间“非遗“保护工作风生水起，成绩斐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在实践过程中仍会现出一些问题，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解决。
1.工作人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文化馆的工作是充分的挖掘和抢救当地的传统文化技艺。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工作。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然而，许多文化馆、站的人员以初、高中学历居多，本科生寥寥无几，在研究中很容易造成对一些问题的误解误读，长此以往会严重制约“非遗”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2.专业人才队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
文化艺术专职人员青黄不接，队伍老龄化，是目前人才建设中存在的较为严重的问题。时代的进步让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走出大山，民族代代承袭的传统技艺成了无人问津的“下等品”。学的人少了，懂的人也就自然少了，愿意去研究的人必然更少。如今一些偏远地区的文化馆、站已经形成了老一代即将退休而年轻一代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因此，着力培养新一代骨干力量，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是文化馆人才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3.相关部门的重视程度偏低，对文化馆工作财力支持不足
自2006年以来，随着政府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程度的提高，保护经费的投入亦呈逐年增长的态势。但与我国丰富且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比，经费的投入显得“杯水车薪”。经费投入的不足，使不少文化馆、站技术装备不完善，一些濒临湮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能得到有效的记录和整理，甚至一些已经记录和整理的“非遗”资料，面临损毁和再次流失的危险。
（二）文化馆专业人才队伍的选拔与培养
上述情况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需要一支具备高素质的青年队伍来扛起抢救传统文化的这面大旗。他们不仅要具有全面、完备知识还要有一颗热爱民族文化的心。笔者认为，对这样一支队伍的选拔与培养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
对保护的非文化物质遗产的意识也不够深入，很容易造成对民间文化的误读和误解。所以提高专业人才的思想素质、理论素质、文化素质及业务素质是极为重要的。首先，思想意识的升华是认知“非遗”的基础，只有清醒的认识它，才可能科学合理的进行保护。其次，稳扎的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文化专业素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基石。再次，一些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知识的涉猎也有助于对民俗事项中某些文化现象的解读。对于“非遗”工作的保护者们来说，触类旁通的学习，大量的理论知识和田野经验的累积，对民族艺术的挚爱都是必要的，是他们获得良好素质的体现。
2.建立专业人才队伍培训机制
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专业人才，是做好“非遗”保护工作的关键。第一，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在保护非物质文化事业中的作用。让优秀的地方文化资源进入课堂，设立与“非遗”相关的课程，对学生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承担起弘扬民族民间文化的责任和义务。第二，要加强机构建设，在地方机构改革过程中，建立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如科研院所、培训基地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专业人才。第三，有计划地对现有文化馆在职人员进行培训，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形成一支专兼职的保护队伍。第四，要多与兄弟单位交流保护经验，使工作人员能更加全面、高效的开展保护工作。
3.加大资金投入，设立相应的人才保障制度
有了可靠的保障，才有切实的保护。因此，政府应在加大资金投入和健全人才保障机制上多下功夫。首先，政府要加大对人才的重视程度，尽早落实好人才的优惠政策和资金保障，以便充分调动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人才竞争、激励和选择机制。选拔人才不能论资排辈，要不拘一格，用人所长。采用不同的收入分配机制，克服事实上存在的平均主义。再次，要鼓励企业或个人参与投资，呼吁社会各界去了解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大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为“非遗”的保护营造一个更好的氛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积淀与传统，它是相对恒定的，有着自身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自然传承。但对于一些几乎失去了存在空间濒临消亡的民间技艺来说，专业人才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是能够将它保存下来的最佳方式。同时，“非遗”也亟须政府的进一步重视和了解，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在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得到良性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因为它是历史的、是民族的，它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礼俗、宗教等具有社会功利性的仪式，并在特定的文化空间内自然传承。但当它的语境发生变迁时，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把它从消亡的边缘挽救回来，靠博物馆和档案馆来保护，这是时代的无奈。然而，是鱼儿终要回归大海，是猛兽终要放归山林，我坚信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终将回到生养它的民间，为人们忙碌而单调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刘晋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版
[3]向云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文物保护专业篇2
论文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体育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二)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国外立法
1．美国 美国早在1930年就出台了美国植物专利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以专利形式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它只是美国专利法的一个部分．但与其它专利法的授予条件和权利范围都不一样。美国植物专利法的保护限制在无性繁殖的植物新品种．而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是有性繁殖的品种，所以其作用是有限的。1970年，美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法(pVpa)出台了，填补了农业生产中有性繁殖的空缺。美国是少数既利用专门法又利用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家。尽管都是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但获取保护的途径却不一样。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专门法)的管理机构是农业部，而植物专利法管理机构则是专利局与商标局，可见美国是通过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和保护。后来又通过法院和行政机关确立了实用专利保护制度，从而实现了植物专利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和实用专利法三重保护，在最大程度上对植物育种者进行了知识产权的保护。
2．德国 德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从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早的。1934年，德国专利局就开始授予植物品种专利．授予专利的标准为利用不同性状的亲代交配而得到的具有新颖性状植物育成的植物新品种。1968年，又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修正了专利法的相关规定，凡受植物品种保护法所保护的植物新品种，不授予专利。后来德国又根据1991年国际植物新品种联盟对公约的调整，于1998年另行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
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现状
我国的植物新品种保护相对来说起步较晚。在1997年以前，我国对农林领域内的发明创造主要还是实施专利保护，但按照专利法相关规定，对动植物品种不授予专利权．而仅对起非生物学培育方法授予专利权，也就是专利法只能保护育种过程，而不能保护品种本身，这就使植物品种本身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导致育种者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合理有力的保护1997年3月20日，我国颁布《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拉开了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序幕，也明确了中国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保护知识产权协议》一致的原则，通过专门法承认植物新品种并给予其有效的法律保护。我国于1999年加入公约1978文本，成为第3个会员国。
从我国现状来看，形成的以专利法保护其生产方法，通过《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取得植物新品种权的模式来保护植物新品种，笔者以为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如果采用发达国家的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护育种者的权利，激励创新，但从对立面来看，专利制度就是相对技术的高度垄断，而对于一个人口大国和很多资源都较为稀缺的国家来说这是不利于农业、牧业和林业发展的，同时对本国的农业从业者，以及以农业产业为生的人来说大多也不能承当数额巨大的专利许可使用费。所以，盲目地和发达国家靠近是不理智的做法，也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植物新品种的保护上也应该有更新更好的认识和发展。
三、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的选择及立法探索体育
(一)保护模式的选择
1．专利保护 专利保护是一种比较灵活的保护方式。如果不将植物新品种作为一个整体来申请专利，那么，可就某一部分植物品种申请专利．也可就这种培育方法申请专利。专利权的内容是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人获得在申请国范围内排除他人制造、使用、销售此项发明或者把此项发明进口到申请国的独占性权利。专利权有专利期限的限制，超过专利期限以后，专利权即行终止。在专利法的保护模式下，对育种者的保护是较强的，但其他利益主体的保护如何在专利法的模式中体现却是一个难题。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模式立法，植物新品种就是名副其实的“育种者权保护”了。
2．专门保护 专门立法模式在审查标准上不同于专利，现在各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法基本上采用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模式。1991年《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的标准》确定了新颖性、稳定性、一致性、特异性几个标准，其中新颖性条件我们可以视为一个法律要件，而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要件我们可以认为是技术要件。专门保护的审查标准要宽于专利保护的专利性条件，因此，专门保护在内容上要弱于专利保护。从植物新品种专门保护的审查内容来看．是就新品种的可复制和可繁殖材料享有排他性权利，可以控制这种材料的生产、繁殖、销售、进口和储存，但是，这种排他性权利不利于新品种本身。而且在专门的保护模式下，很多专利保护利益主体没有得到呈现。专利法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权利限制制度，但却不可能如此严格地限制权利人的利益。
(二)制度的选择
从国外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和我国的现状来看，各国对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方法都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种法律制度：一种是双轨制，即通过专利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予以保护；第二种是单轨制，即仅以专门植物新品种法对农业植物新品种提供保护，或者以单一专利制度提供保护。我国虽然对植物新品种保护采用双轨制，但在实践中，也多采用单一制保护制度(另一制相对弱化)，所以，我国目前的保护制度更接近于欧洲．但无论和欧洲还是美国相比都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专利法》明确规定：动植物新品种不能被授予专利。
因此，对于植物新品种，我国的育种者只能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获得品种权的保护。而随着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仅仅依靠《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颁布的《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是当前我国主要的保护植物新品种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品种权的申请和受理以及审查与批准的具体内容，要求申请人必须向审批机关提出书面申请．审批机关进行实质审查．主要依据也是申请文件和其他有关方面的材料来进行。但这些都停留在条例这个层面上，它和法律比起来力度相对较弱，所以法律保护升级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保护内容上，我国《植物新品种条例》第十、十一条规定，在以下情况使用授权品种的可不向其支付使用费：(1)利用授权品种进行育种和其他科研活动；(2)农民自繁自用授权品种材料，为了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审批机关可以作出实施植物新品种的强制许可决定。而美国法律没有这样的强制许可。虽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在由发展向发达过度的过程中．更应该注重对知识产权的重点保护，这种强制不应该再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衣。在我国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发展道路上，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立法上应该废除专利法不能授予动植物专利的规定。植物新品种本身并不缺乏专利性．它具有专利法构成要件的新颖性、实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有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
(三)立法探索
虽然我国目前植物新品种的保护是符合国情的，但从长远发展的要求以及法律高度来看，还是远远不够的。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一定的生物技术实力。有l3亿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关系重大，首先要保证粮食自给自足，保证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是最大的人权问题．同时又不能因此限制植物品种的发展，做到和谐才是关键。
立法机关应以法律的形式对品种权进行规定．协调专利法与专门法的关系，尽快制定统一的司法评判标准，修改刑法不足的地方，加大对侵犯品种权行为的制裁力度，继续完善植物新品种保护的专门立法。
立法的重点要以加强中国农业植物品种竞争优势为出发点，从保障国家经济利益出发，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利弊影响，考虑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研发能力的差别，以及植物品种资源在不同国家分布的不平衡，最大限度地通过立法来控制发达国家借助品种权利保护制度强化既得利益，从而为植物新品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法律保障。体育
文物保护专业篇3
【关键词】转基因植物;知识产权;品种权;专利权
近年来，世界范围关于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及产业化种植均产生了飞速的进展，其中我国在转基因棉花、水稻等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相关的法律保护问题也愈显重要，本文将介绍我国及美国、欧洲对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并进行比较分析。
1我国实行的转基因植物保护政策
为了对转基因植物进行有效保护，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国际公约，即《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以下简称“UpoV公约”）。经过多次的修订之后，现UpoV公约的生效文本为1978年和1991年修定的文本，其中1991年修订文本维护育种者权益的力度比1978年文本的大。在目前加入该公约的七十多个成员国中，发达国家多选用1991年文本，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多选用1978年文本。
我国在1997年依据UpoV公约制定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后由农业部和原林业部分别制定了关于农业部分和林业部分的实施细则，并由两部门分别负责植物新品种权的审批管理工作。我国于1999年正式加入了UpoV公约，依据1978年的文本，确定了品种权作为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模式。《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并未对转基因植物与传统育种植物进行区分，其农业部分的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了，申请涉及转基因品种的，必须将属于生产性试验阶段具体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审批书》或者《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生产应用）》的复印件附加到申请中，该规定明确了转基因植物也属于可获得品种权的范围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性的限定。
我国专利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不能授予专利权，但该条款规定动物和植物品种的生产方法可以授予专利权。当前，由于我国对植物品种的解释中已经将转基因植物纳入其范畴，所以，转基因植物也就不能被授予专利权，但根据《专利审查指南》的解释，转基因植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非繁殖材料）、基因、转化载体及转基因方法等均属于可以授予专利权的客体，如果通过对其申请专利保护，能够间接实现对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
2美国的相关制度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转基因技术，其主要通过三种有效模式来实现对转基因植物的保护，保护效果力求全方位和高力度。美国于1930年制定了《植物专利法》，对无性繁殖的植物进行保护;此外，美国于1970年通过了《植物品种保护法》，对有性繁殖的植物予以保护[1];由于当时转基因技术才刚刚起步，上述两种法律中并未对转基因植物进行特殊的规定。除此以外，实用专利并未将植物品种排除在外，只要符合相关的规定，转基因植物也可以获得专利权[2]。上述三种模式，即专利与专门法相互配合的方式，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保护体系。
3欧洲的相关制度
在UpoV公约的基础上，欧盟为保护新的植物品种制定了《欧盟植物新品种权条约》，该条约并未将转基因植物品种与传统育种方法产生的植物品种进行区分。《欧洲专利公约》中虽规定“动植物品种”不是专利法保护的对象，但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欧盟委员会在1998年颁布了《关于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的指令》，规定“关于植物和动物的发明，如果在技术可行性上不局限于特定的植物品种，则具有可专利性”，上述规定对“植物”和“植物品种”进行了重新的解释，通常转基因技术都并不局限于一种特定的植物品种，只要要求保护的转基因植物包括两种或更多的品种，便可以被授予专利权[3]。
4专利权与植物新品种权的差异
不同的国家分别通过品种权和/或专利权的方式对转基因植物进行保护，那么这两者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4.1授权条件
品种权对植物品种的要求是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专利权的授权条件为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这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创造性与特异性，专利法中对创造性的要求是“同申请日以前已有的技术相比，该发明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显著的进步”，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所称的特异性是指“申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应当明显区别于在递交申请以前已知的植物品种”，因此创造性的要求明显比特异性的要求更为严格。而相比专利权，品种权对关于农业的转基因植物还有额外的安全性的要求，由于目前科学界对转基因植物对生态环境及作为食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还没有定论，对可能会被大面积种植、食用的农业转基因植物而言，对其进行安全性的要求虽然增加了育种人获得品种权保护的难度，但对生态、粮食安全来说则是很有必要的。
4.2保护范围
品种权对植物的保护范围较狭窄，保护内容为品种繁殖材料及其本身，保护对象不包括我国植物品种保护名录外的植物，只对名录列举的种或属实行保护。而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则很广，还包括植物组织及相关的转基因方法、基因、质粒等，也并无名录限制。因此，专利权与品种权相比对育种人权利的保护更加全面。
4.3保护力度
品种权赋予了育种者独占的权利，《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中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品种权所有人许可，不得进行与此相关的商业活动或对其繁殖材料进行销售，不得将其繁殖材料多次使用于生产另一品种的繁殖材料”，同时该条例还明确标明了科研与农民的免责制度，这主要是为了利益的平衡。而专利权保护的范围包括涉及生产经营的制造、使用、销售、许诺销售、进口。由此可见专利权比品种权的保护力度更大，专利权中虽然也有科研免责条款，但并没有针对农民的权益制定特殊的免责条款，如果采用专利权对转基因植物进行保护，则可能有损农民的利益。
与欧美这些发达国家采用专利制度及其他专门法保护转基因植物的做法相比，我国采用的植物新品种权的保护方法更为谨慎，这是与我国目前的生物技术发展及国家的经济、农业发展相适应的一种保护形式。鉴于目前发达国家对转基因技术的垄断，采用相对保护力度偏低的形式，将更有利于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及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权益，但随着我国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对转基因植物的保护形式也有可能随之改变。
【参考文献】
[1]王宇红.转基因植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5）.
文物保护专业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专业人才；文化产业人才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114-02
一、我县“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取得的成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世世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文化生态环境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致使一些珍贵的资源濒临灭绝。中国也是如此，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2005年1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出了系列规定，这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次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权威指导意见，该“规定”明确指出了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指出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2006年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里程牌。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518项，举办了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牌成立。
在国家对“非遗”保护高度重视下，各级政府积极行动起来，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战之中。湖南省隆回县县委、县政府也不甘落人之后，先后组织数百人马对隆回县的民间文学、滩头年画、花瑶文化等进行普查、整理、建档。目前，我县共调查整理出非物质文化遗产650项，挖掘出了一大批社会影响大、文化价值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除了整理出大量翔实的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也成绩斐然。2006年在国务院公布的我国第一批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隆回县就占了2项，即花瑶挑花和滩头年画。2008年，花瑶呜哇山歌被列入我国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截止目前，我县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花瑶讨僚皈、七江炭花舞2项，另有市级11项，县级12项（其中9项是今年刚刚入选的）。隆回县成为我省拥有最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县之一，占邵阳市的一半。隆回县的“非遗”资源虽然很丰富，但是有些一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笔者认为，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与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的方式延续，是传统文化中较脆弱的部分。①因此，对人才的培养与开发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我县“非遗”人才的培养与开发现状
（一）采取的措施
1、“非遗”传承人的评定与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活态性，它以人为载体，世代相传。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他们掌握并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精湛技艺，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归根到底是传承人的保护。②根据县政府办公室公布的《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评定奖励办法》的规定，2007年3月我县启动了首批传承人的评定工作，共评定传承人11名。同时，县人民政府为杰出传承人发放传承补贴。这是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一大靓点，国家文化部、省文化厅认为我县的做法开了先河，并在全国推广。2009年我县对传承人的管理上又有新的举措，一是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修订出台了《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评定奖励办法》，提高了杰出传承人的补贴标准，部级项目传承人传承补贴由每人每月800元提高到1000元，省级项目传承人传承补贴由每人每月600元提高到800元，市县级项目传承人传承补贴由每人每月400元提高到600元。二是强化了传承人的跟踪管理，严格实行目标管理考核，奖罚兑现。对原已公布并享受传承补贴的11位传承人进行了全面的现场考核，对未能全面履行传承职责的传承人分别扣减了传承补贴，此举在传承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刺激了他们增强传承工作责任心。三是开展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工作。2009年9月，我县开始聘请专家对12个县级项目的36名传承人进行了评审。直至2011年新评出22名县级项目的杰出传承人。至此，隆回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队伍更加壮大。
2、专业队伍的成立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过程来说，除传承人外，文化馆等专业队伍的建设也极为重要。他们不仅承担着文化遗产资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工作，而且承担着为大众提供传统文化交流平台的传播工作。这些专业人员通过组织广泛的宣传活动让普通老百姓知道“非遗”不仅是人类信息的一种存在形式，也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生产活动的有价值的资料，更是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重要依据。2010年，隆回县在省内率先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它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抢救、挖掘、整理、申报和传承、保护、管理的工作；负责对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申报、评定和管理、考核工作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现配备了10名专业技术人员，本科学历5人，大专学历5人，他们都是多年从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专家。这一专门机构的成立表明了县委领导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使我县“非遗”工作如虎添翼。为了激发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热情，县政府实行了奖惩制度，对取得优异成绩的人员予以奖励。
（二）存在的问题
1、工作人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
从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学历分布表[见表1]来看，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小学，大专以上学历寥寥无几。文化程度较低影响了文化传承的质量，更加谈不上对“非遗”的创新与发展。“非遗”的传承从而只能在原地踏步，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时，文化馆等专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也有待提高，虽然经过几次选拔招聘，专业人员已经得到充实，但是要发展壮大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仍显不足。
2、专业人才队伍出现断层，青黄不接
目前，我县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与创作人员出现队伍老龄化，青黄不接的现象（见表2）。时代的进步使“非遗”存在的人文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老一代的手艺、技巧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大多数年轻人受到时代的感召、大城市现代生活的诱惑，纷纷走出大山，远离了世世代代承袭的传统技艺。愿意学习传统技艺的人少了，懂的人也就自然少了，致力于研究这些“老东西”的人必然更少。最终导致了我县的文化馆、文化站出现了老一代专业人才即将退休而年轻一代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因此，着力培养新一代骨干力量，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是文化馆人才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
3、研究人员力量不足
通过对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实际情况来看,研究人员的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三多”现象。“三多”主要指,一是散兵游勇多,有的研究者只是凭一时兴趣涉猎非遗研究,并没有从事专门此项研究知识储备。二是兼职现象多,有的研究者身份多变,身兼数职,影响了研究工作的深入。三是短期研究多,有些非遗工作者只是为了眼前功利性目的而做些临时性研究,没有职业意识和长远目标。同时，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工作与高等院校没有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致使“非遗”保护看似精彩，实则后劲不足。
4、缺乏文化产业化的管理人才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用发展的眼光，既要保护又要发展，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发展“非遗”，最有效的方式是使之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三个关键是政策、科技和人才。政策扶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前提条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赋予文化遗产新的生命力，是其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重要的是以产业的意识看文化、以产业的意识发展文化，树立经营管理观念，培养管理人才，以人才促产业。对于我县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人才并不稀缺，缺少的是对非物质传统文化感兴趣、懂经营、有科技水平、会管理、有现代眼光的复合型人才。
三、加强我县“非遗”人才的培养与开发
（一）提高“非遗”人才的综合素质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面极其广泛，如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够深入，很容易造成对民间文化的误读和误解。所以提高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就显得极为重要。综合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专业知识素质等。其一，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是认知“非遗”的基础，“非遗”专业人才只有真正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真正热爱本地的文化遗产，才能全身心地投入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之中。其二，扎实的专业知识素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的基石。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内容复杂多元，不但涉及到文化艺术的方方面面，如音乐、美术、建筑等等，而且还涉及一些相关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等，从而对专业人员的知识储备提出很高要求。举个例子，我县虎形山花瑶民族乡保存着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花瑶挑花。专业人才既要储备有关美术、纺织方面的知识，又要储备有关花瑶历史、民俗方面的知识，才能对挑花技艺进行全面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保护好这门技艺。
（二）建立“非遗”人才的培训机制
大力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是做好“非遗”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关键。第一，实行文化机构改革，建设专门的“非遗”研究机构，如科研院所、培训基地等，定期安排学者专家对现有从业人员进行培训，创新其工作方式，提高其业务水平，从而成长为一支强有力的保护队伍。第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主要的是培养接班人。学校教育是培养接班人的主要阵地。学校教育分为中小学教育与高校教育。首先，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从娃娃抓起的意识，让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使学生从小就能认识到传承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并且掌握一些基础的技巧。其次，高校与中小学相比，科研队伍庞大，专业性更强，研究更深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充分发挥高校人才培养职能、文化创新职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添砖加瓦。第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与周边城市“非遗”保护单位的交流，学习他们的经验，改正他们的不足，使我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发扬光大。
（三）建立“非遗”人才的保障制度
保障制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坚强后盾。首先，政府要设立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工作，提高专业人员的待遇，对突出贡献的有功之臣在给予精神奖励的同时，要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以便充分调动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其次，坚持公开、竞争、择优为导向，建立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选拔任用机制。选拔人才要打破条条框框的限制和论资排辈等思维定势的束缚，不拘一格选人才。同时，要公正评价每一位工作人员，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只要有一技之长，在本职工作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努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事业发展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就都是有用之才。
（四）开发“非遗”文化产业人才
人才的因素在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总理在谈“实施人才兴国战略”时讲了三点：“积极培养、大力引进、合理使用。”这对我们培养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人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县政府相关部门要创新形式，采取技术与资金联姻的方法，传承人以技术入股与企业合作，开发文化遗产产业化产品及培养复合型管理人才，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意识，以商业眼光去开拓国内乃至国际文化市场。同时，也要积极吸引科技人才，充分发挥人才、技术、信息方面的整合作用，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其产业化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最终实现以保护带动开发，以开发促进保护的可喜局面。
作者单位：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县委党校
作者简介：肖菲（1980-），女，硕士研究生，2010年毕业于湖南省师范大学，现就职于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县委党校，中级职称。
参考文献：
文物保护专业篇5
关键词：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植物保护；
作者简介：侯明生(1952-)，男，华中农业大学教授，从事植物病理学教学与研究。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农业院校植物保护专业及农科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但由于相关院校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目标不尽相同，因此，不存在统一性质的植物保护人才培养体系。本研究依据华中农业大学的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目标，对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进行了深入探索，研究认为，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是指那些政治思想过硬、敢于肩负时代使命，立足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勇于探索和解决植物保护相关的科学问题、实践问题和社会问题的高素质创新人才，并据此建立了一套植物保护专业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主要包括植物保护核心课程、植物保护实践认知、创新能力培养、科学人文关怀体系建设四个方面。
一、植物保护专业核心课程建设
(一)精炼教学内容，跟踪专业科学前沿
宽厚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人才培养的原动力。培养体系重点对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和植物检疫学等主干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将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昆虫学、植物化学保护和植物检疫学等课程的学时分别压缩至48学时、40学时、48学时、40学时、48学时和40学时，大力倡导学生课外自学。强化了夯实基础知识、注重教学重点与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科传统经典理论与学科前沿进展相结合，反映学科发展动态，注重以现代生物学及相关学科的进展解释传统植物保护学问题。例如，利用分子植物病理学研究进展阐述植物症状形成机理、将分子诊断技术引入普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将微卫星标记技术引入迁飞性害虫的教学和结合雷达监测技术讲解迁飞害虫的迁飞机制等。
(二)重视专业教材建设，注重精品课程建设
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的教师团队承担了国家精品教材、“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等编写工作，担任主编《普通昆虫学(第二版)》(雷朝亮、荣秀兰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农业植物病理学(第二版)》(侯明生、黄俊斌主编，科学出版社，印刷中)、《植物害虫检疫学》(杨长举、张宏宇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植物病害检疫学》(洪霓、高必达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城市昆虫学》(张宏宇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食用菌栽培学》(吕作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昆虫生态学与害虫预测预报》(张国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2)等，担任副主编的教材有《普通植物病理学(第二版)》(谢联辉主编，科学出版社，印刷中)、《植物病理学原理》(宗兆锋、康振生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园艺植物病理学(第二版)》(李怀方等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和《昆虫学研究方法》(赵惠燕等主编，科学出版社，2010)等教材。同时，加强主干课程的网络化教学建设，其中普通昆虫学课程和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为国家精品课程，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和植物检疫学课程为湖北省精品课程，以这些优秀教材为核心构建的精品课程不仅证明了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也为广大学生的专业学习扩充了广阔的自学空间。
(三)优化专业师资队伍，强化年轻教师培养
自2007年以来，植物保护专业先后新进教师26人，其中教授两人；学院面对海外聘请了“楚天学者”讲座教授五人。普通植物病理学、农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和农业昆虫学等主干课程组建了优秀的教学团队，每门课程均有三名以上的主讲教师，并至少有一位教授担任主讲，原则上允许专业学生自主选择喜欢的主讲专业教师。如普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团队由姜道宏、李国庆、程家森、谢甲涛和张静等五位教师组成，农业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团队由侯明生、黄俊斌、罗朝喜、蔡丽和郑露等五位教师组成，普通昆虫学的教学团队由雷朝亮、牛长缨、周兴苗、付新华、朱芬、朱智慧和杨凤连等六位教师组成，农业昆虫学由张宏宇、王小平、华红霞和吴刚等四位教师组成。在青年教师培养方面，实行了导师制，如姜道宏教授和李国庆教授分别负责指导谢甲涛博士和张静博士的教学工作，侯明生教授和黄俊斌教授分别指导蔡丽博士和郑露博士，青年教师随堂听课、观摩。青年教师必须参与实践课程教学、课程实习、生产实习等，并将青年教师是否参与实践活动作为年终考核及职称评定的一个重要指标。
二、植物保护实践认知体系建设
(一)建立作物生产实习课程体系
该课程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己种植稻、麦、棉和油菜等重要农作物，调查病虫害发生，获得了解农作物生长发育及病虫害发生流行规律的实践机会。作物生产实习课程教学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为期一年的耕种实践，安排在大学二年级进行，贯穿普通植物病理学、普通昆虫学、农业病理学和农业昆虫学及其实验课程的整个教学过程。课题组组建了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立和探索了田间教学方法，如现场指导、评比、邀请知名教授现场教学等。课程要求紧扣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实时关注国家农业生产，根据病虫害发生动态和气象因子等对作物的影响，阐述植物保护专业及农业科学的重要性，增强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及学习植物保护专业的自豪感。2009年王小平等就该课程建设及运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9]。
(二)重视强化实验课程体系建设
将普通植物病理学实验、普通昆虫学实验、农业病理学实验和农业昆虫学实验等实验课程设立为独立的必修课程，加强了学生对理论课程教学中基本概念和知识难点的理解和掌握。在专业理论基础课及其实验课结束后，教学安排长达三周的野外条件下的植物保护专业基础实习课程，为学生提供独立、完整的时间进行实践。该课程在湖北省大别山区进行，对当地常见昆虫及病害进行考察，并采集、制作和鉴定标本，培养了学生连续实验和观察能力，加强和巩固了学生的植物保护专业的基本理论，同时也培养了其独立工作和团队协作的能力。
(三)改验证性实验为探索性实验
植物保护专业的大学生科研活动与专业教学紧密相关，而课程教学是大学生接受知识、掌握科学方法的主渠道，可为学生科研能力培养提供理论支撑和应用指导。在课程讲授过程中，植物保护专业教师经常会结合经典实例阐述重要的科学发现，在锻炼学生科研思维的同时也加深了学生对植物保护专业科学研究的真实印象。结合理论课程的教学，植物保护专业配备了充足的实验课程和完善的实验条件，保证学生能独立地完成一些基本试验，如在普通植物病理学课程教学中的柯赫氏法则，学生需要完成病害标本采集、病原菌分离纯化、接种观察病害症状和病原菌再分离纯化的整个流程，既加深了学生对病理学基本理论的认识，也锻炼了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动手能力；学生通过形态观察和itS序列测定等技术鉴定病原真菌，不仅涵盖了传统植物病理学研究方法，也引入基础性分子生物学技术。通过这些课程教学及其科研活动，改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培养了学生的科研兴趣，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和思路，为他们今后从事更多的科研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四)坚持和重视校外生产实习
为了加强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教学建立并长期坚持毕业生为期两个月的生产实习制度，完善实习内容和过程，规定每位学生必须坚持深入基层的工作制度。在学生实习方式上，按照专业特点和学生个人特点的发展进行实习单位的分配；在实习单位的选择上，采取自主选择实习单位实习和集中安排实习工作的管理方法；建立了一支由多学科、多技能、责任心强的教师组成的校内教学导师队伍，并聘任了一批植物保护技术人员、科研院所专家、企业家等做校外指导教师，明确了学生实习单位及校外指导教师的责任。同时，华中农业大学加强各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充分保障专业实习的教学质量和校外生产实习的顺利进行。从1972年开始，植物保护专业坚持让学生下基层实习，40年来从不间断。植物保护专业这种生产实习的模式在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的农学专业和植物科学技术专业得到了大力推广，对学校其他专业的大学生实践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将对我国农业高等院校的实践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建设
(一)建立高端人才培养新模式
“硕彦计划”是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设立的一种旨在培养植物类科技高层次拔尖人才的探索性培养模式。该计划根据学生自主报名的原则，从一年级本科生中选拔一批对科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且具有良好学术潜质的学生进入教师的实验室提前接受学术科研的思维和技能训练；大学三年级结束时进行最后一次考核，合格的学生根据意愿于大学四年级第一学期进入研究生阶段学习。通过实施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贯通培养方式，不断优化办学资源的育人效能，强化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着力培养植物保护专业创新型高端人才。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那些参加“硕彦计划”的学生在创新欲望、能力和自信力等方面均有显著的提高。2010年以来共有两个学生团队获得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资助，主持校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项目28项；反映学生综合素质的荣誉和奖励主要有校级三好学生标兵两人，十佳大学生两人，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达95%，研究生录取比例为45%。
(二)鼓励本科生申请创新性科研项目
培养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和实践操作能力一直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培养体系中的重点之一。华中农业大学高度重视开发性实验教学工作，出台了多项重要举措，如制定了“华中农业大学各类实验室对本科生开放管理办法”，要求各级各类实验室应根据“资源共享、对外开放”的要求，在保证完成教学、科研及研究生培养等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面向本科生开放，充分发挥实验室的使用效益，积极为培养优秀人才服务。植物保护专业教学也针对本科生提供了多种类型的机会进入相关实验室从事科研活动。如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给了大学生一个实践与科研的机会，申请者根据个人的兴趣及爱好，成立科研兴趣小组，在相关教师的指导下，查阅文献，撰写申请报告，并通过答辩和专家评审进行立项。立项后，学生独立自主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所有项目都必须进行中期检查和结题检查。SRF项目是植物保护专业本科生开发性实验教学的重要措施，2011年和2012年植物保护系SRF立项分别达到12项和20项。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成果显著，获全国“挑战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银奖一项，“湖北省杯”课外学术作品竞赛一、二等奖各一项，湖北省创业计划竞赛二等奖一项，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奖一项。
(三)加强毕业论文研究过程管理
一般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始于第四学年，现已将选题时间提前到大学第二学年结束至第三学年开始。为了使学生能更加系统地体验科学研究过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植物保护专业对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要求严格，每位学生必须在大三阶段进入教师的实验室。在选题时向学生公布指导教师的研究方向及拟定的课题名称，供学生自由选题。学生与指导教师联系、沟通后确定研究方向，自主查阅相关文献，确定研究题目、内容和研究方案，进行预备性试验等，进入开题阶段后，学生将在教师或高年级研究生指导下进行毕业论文研究，直至撰写研究论文和进行毕业论文答辩。导师对毕业论文撰写规范进行指导。答辩时成立答辩委员会，严格要求毕业论文答辩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能真正体验到科学研究的过程，并且在实践中锻炼了自己克服困难的意志，培养敢于创新的科研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养成了良好的科研习惯。自首届湖北省优秀学士学位论文评选以来华中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学生有七篇优秀论文获一等奖、六篇获二等奖、12篇获三等奖、九篇获优秀奖；此外，2005年至今，共有17篇论文获湖北省毕业论文创新奖。
四、科学人文关怀体系建设
(一)搭建“教授接待日”活动，指点学生奋斗目标
学院创建了“问学斋———教授接待日活动”，突出“问学”与“导学”两个方面，倡导师生平等对话、自由畅谈，共同探讨感兴趣的话题。教师帮助大学生启迪智慧、开阔思维、广博知识、提升内涵。通过专业教师与学生的问学交流，一方面学生可以了解到植物保护专业领域最新的科研动态、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等。另一方面教师在科研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与人生经历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培养学生学术热情和科研兴趣起到了较大促进作用，“问学斋活动”从2008年开展至今，举行了22期植物保护专业相关的教授接待日活动，植物保护专业16名教授，两名外聘“楚天学者”，以及一批副教授和讲师走进“问学斋”，面对面地与本科生谈科学、话学风和谈人生等。有的教师多次参加活动，参与活动学生近2000余人次。“问学斋”为师生互动开辟了新的途径，在校内已有良好的示范作用，多次被《湖北日报》《人民网》《凤凰网》和《楚天金报》等媒体重点报道。
(二)创办“三农讲坛”学术报告活动，开拓大学生国际视野
为提高大学生培养质量，增强大学生科技创新意识，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学院启动“三农讲坛”大学生学术报告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和企业家等来学院面对本科生讲学，讲述学科前沿研究进展、讲授自我成长历程，为学生提供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有效补充传统课堂内容的不足，提升大学生整体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全面实现学术育人。一方面，积极邀请学界专家和岗位科学家开展前沿讲座和特邀报告、推荐优秀博士生开设“博士讲坛”、联络杰出校友来校开展“校友讲坛”等，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三农讲坛”的形式与内容。近两年以来，“三农讲坛”共举办与植物保护相关的学术报告49场，邀请到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韩国等近百余名国内外知名学者，邀请国外专家开设了全英文讲授的暑期分子植物病理学课程，为超过三千人次的学生奉献了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这些讲坛活动拓宽了学生的专业视野、为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提供了重要参考，提升了他们对未来发展的向往，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得到了广大学生的普遍认同和大力支持。
(三)师生共建植物保护协会，积极开辟第二课堂
植物保护协会的宗旨是“以趣味让会员愉快，以知识让会员认可，以实践让会员成长”。除植物保护专业学生外，教师也是该协会的重要会员，为学生提供经费支持和专业知识支撑。植物保护协会关注农业科学，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思维，锻炼大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大学生的实践意识，服务“三农”。协会积极开展内容多样、形式丰富的植物保护实践活动，如开展走进实验室、走近科学家、走进科学活动，不定期邀请院系知名专家学者和优秀研究生座谈；举办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如“狮山行，标本集”和“小型书签”制作等活动；走进校外的农业部门、农资企业以及周边农村服务“三农”开展科普活动；参与解决植物保护的实际问题，这些活动协会将科技创新和学术活动紧密结合，积极开辟“第二课堂”，为广大学生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拓展大学生植物保护方面的知识体系，提升大学生自主思考科学问题、自主学习和勤于实践的能力，推动植物保护专业创新人才培养进程。
(四)注重“以人为本”，建立人才管理保障体系
文物保护专业篇6
对此，当地文保部门回应称，此次长城修缮工程的申报由省和国家相关部门审批，工程合乎相关规定。然而，网友在面对“最美野长城”如今的“惨状”时却直呼：“这种修缮不如不修。”并将矛头直指当前并不完备的文物修缮机制。更有网友认为，对于这种“破坏式修缮”行为，必须严查相关责任人，给公众一个交代。
“破坏式修缮”该谁担责
一段原汁原味、野性十足的古长城，被文物保护部门修缮成一条僵硬、呆板的水泥路，拙劣的创意和强烈的反差，让人哭笑不得而不忍复睹。人们首先想知道的是，小河口长城修缮是否按规定办理了申请、报批、立项等手续？修缮过程中是否按规定进行了招标投标？设计单位、施工单位是否具有相应的资质？是否存在腐败交易并因此导致胡乱决策、野蛮作业？当地文物保护部门的回应，不但矢口否认了上述质疑，而且坚称修缮采用的是“专家制定的唯一的方案”，“是目前看来最适合的保护方式”。
即便在小河口长城修缮从报批到施工的全过程中，程序上不存在明显的问题，但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对此也应有深刻反思。文物保护包括其中的文物修缮工作，应当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非专业人员和公众无权参与和监督，不意味着公众不能给文物修缮的结果打分。在普遍追求经济效益、开发效率的当下，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破坏文物的新闻不绝于耳，文物保护工作面临着巨大困难。文物被破坏、损毁于开发商、施工队之手，已让人怒不可遏忍无可忍；而文物如果被破坏、损毁于“自家人”――文物保护部门及专业人员之手，无疑更让人痛心疾首怅恨难平。长城保护不能搞成“破坏性修缮”，“自家人”不能变成“败家子”，这个惨痛的教训必须认真记取。
“最美野长城”被砂浆抹平，拷问文物修缮机制
文物修复尤其是室外、野外文物建筑、遗迹的修缮，不仅有严格的规定，即业内术语“修旧如旧”，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基础上进行维修，而且还面临着很多的难点和瓶颈，除了资金之外，还有技术、材料等等。这些都决定了像长城这样的文物建筑修复，需要极强的专业性，受到人才、材料等限制，即便是财力充分具备的前提下，都不可能大面积有效修缮与恢复。
文物保护专业篇7
我所在的“苏州市苏绣艺术创新中心”是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亲自倡导、并亲临指导建立的。李政道先生十分重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对刺绣艺术真诚投入，让人为之动容。
苏州刺绣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苏绣艺术赖以产生和繁荣的江南水乡，历来文人墨客辈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滋养了苏绣艺术，使苏绣在文化内涵、工艺特色、色彩取向上形成了浓郁的人文气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此，苏绣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实践、钻研苏绣技艺数十年的专业人员，如何学习、继承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如何在刺绣文化领域里跟上时代的节奏，将有关保护与发展、研究与创新的思考与探索，化作思维、实践的元素，并融合到每一针、每一线中去，将刺绣事业推向新的时代高峰，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事业。
近年来，在文化部领导的高度重视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出台了多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具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整体框架中，积极引导、指导基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体现了部级专业工作机构的敏锐眼光和责任意识。作为来自基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切身感受到：近年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全新的思维定位，举办了多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览、展演，以及论坛和学术研讨会。这些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一直有我们传承人的参与，我们在展示技艺的同时，也参与了学术研讨交流。这对我们而言，既开阔了视野，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我们认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发挥出一个部级专业工作机构的专业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这次活动，令我们更加受到鼓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了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首次在全国命名并授牌建立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我们“苏州市苏绣艺术创新中心”很荣幸名列其中。我们作为保护研究基地，可以更为直接地得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专业指导，促使我们传承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保护研究更好地结合。我们相信，在今后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会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取得更大的成果。
今后，“苏州市苏绣艺术创新中心”将着手系统梳理苏绣的技艺要素。我们的的刺绣语言是通过技法、针法来表达的。传统的传承方式都是口授身教，这往往会在传承过程中造成技艺的缺失或偏差。我们准备组织专业人员系统地归纳整理，综合梳理各种针法，形成刺绣实样范本，并针对各种针法的演绎过程，加以文字阐述，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将保护和研究落到实处。
文物保护专业篇8
关键词：文物；保护与管理；改进
对文物实施保护与管理是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基本职能，文物管理部门要恪尽职守，制止和防止人为的与自然力对文物的破坏与损害，确保管辖区域内文物遗存的保护、管理、考古、发掘和馆藏文物的安全保卫、陈列研究及宣传的顺利开展。但是，也要看到，近年来文物保护与经建设的矛盾逐渐显现，文物保护与管理面临考验，因此，文物管理部门必须予以正视，采取针对性举措确保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1制约文管工作的瓶颈因素
制约文物管理与保护工作的瓶颈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1专业素养不厚实
文物保护与管理需要专业素养厚实的专业化队伍。事实是，不少基层文管部门人员结构复杂，专业程度不一，致使对文管工作使命认识不足，完成工作能力不足。同时由于长期缺乏文物专业知识培训、学习，专业知识学习和业务素质提升缺少自觉性，难以适应文管工作新形势。
1.2体制不健全
需要强调的是，文管部门工作任务繁重，担负着区域内文物调查、资料整理、文物保护法规执行、田野文物安全保护、地下文物钻探、建设工程中文物遗址抢救性发掘、馆（库）藏文物安全保卫等众多职能，工作庞杂，人员紧张。加之，文物保管工作大部分在野外，依靠交通后勤支持，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事实上，地方政府在经费投入、人员编制等方面并未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政策执行，文物工作受到一定影响和制约。
1.3经费短缺
受制约管理体制，文物管理经费由地方政府财政投入，而政府大多注重经济建设，对文物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下拨的文物保护经费仅满足人员工资支付，可以说，经费短缺一直困扰基层文物管理保护工作。情况也表明，经费短缺致使许多文物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保护措施不能落实，有的只能任其损坏；经费短缺致使许多业余保护人员经费难以落实，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不利于文物的有效保护；经费短缺使民间流散的文物不能及时回收，许多有价值的文物不能及时调查上报或保护，造成文物流失；没有必要的经费保证，缺少畅通的通讯工具和交通工具，没有相对安全的库藏条件和安全预防设施，导致文物安全隐患无法及时排除，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1.4宣传不力
地方政府投入不足、重视不够致使基层文物管理部门工作难以全面展开，特别是宣传工作不足。在《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方面力度不够，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重视，难以形成群防群治网络；宣传力度不够致使一些单位不经过文物保护和勘探调查就擅自开工建设，文物保护范围被侵占破坏，司法部门难以有效配合打击文物犯罪行为。
1.5开发与保护失调
文物开发利用是体现文物价值的重要内容，部分地方政府热衷于文物场所的开发旅游，这也给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造成新问题。而地方政府对文物管理部门的工作往往行政干预，致使文物保护为开发和经济建设让道，文物法规难以有效实施，文物保护难以有效落实，管理工作造成失控。
2科学加强文物保护管理
基于以上所述，文物管理部门要正视文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针对性措施，加强文物保护与管理。
2.1强化领导，提高认识
提高领导者对文物工作的认识，加强领导是搞好基层文物管理工作的关键；要想方设法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加大对《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的宣传和贯彻力度，提高人民群众对文物及重要性认识，切实夯实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基础；文物工作者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加强对自身业务水平和素质的提高，增强责任感，培养敬业精神。同时，要面对新形势将文物保护管理与经济建设的合理开发利用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之能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2.2强化管理职能
文物管理部门要强化执法管理职能建设，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根据区域内实际情况，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法规，采取相应的措施，树立《文物保护法》的权威性，加强业务管理，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保护职责及有关管理措施。真正把文物保护纳入科学、正规的管理体系中，使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2.3协调好开发与保护关系
对文物保护管理要坚持“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文管部门要结合实际协调好开发与保护关系，二者兼得，走出适合当地发展与文物管理相结合的新路子。工作中要贯彻“重点开发，全面保护”的原则，先以一个或几个点为突破口，不断探索经验，循序渐进，以点带面，促进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开展。
2.4厘清管理体制
业界早有建议，基于基层文物工作现状差异，应对文物工作实行垂直管理，进行上划管理，这是科学合理的认识。上划管理集中了行政管理、人事管理，财权物管理，有利于推行统一的政策标准和规范管理，有利于专业技术人员的统一调配，免受地方政令干扰；使基层文物工作放开手脚，统一思想，发展有序，有利于文物事业整体健康发展。
总之，基层文物部门要正视文物保护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认识，强化管理，协调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不断探索、总结，确保文物保护与管理工作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文物保护专业篇9
关键词：基层文物保护；现状；对策
历史文物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无论价值高低都理应对其进行合理保护。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因此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目前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存在着问题。尤其是基层文物保护的工作面临着各种难题，例如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活动资金以及专业人员不足、体制的制约等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
一、基层文物保护面临的问题
（一）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工作的开展，法律法规的制定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成果。文物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有0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但是这部法律对于具体工作的指导性不强，属于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操作性不强。这使得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在执行中力量较为薄弱，只能在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公安部门的帮助下完成工作。除此之外，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还影响到文物市场管理的工作，使得文物市场管理工作执法依据缺乏，导致文物保护不力。举例来说，文物经营依据相关法律必须得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才可以经营，否则便可归为违法行为。而实际上文物经营多是在充满假冒、伪造品的自发性文物市场中进行，文物倒卖通常暗地进行，使得经营属性不明，基层文物部门也难以进行管理。
（二）文物保护体制不科学，经费不足
文物保护工作需要相应的合理体制来保证，然而在基层文物保护工作中机构的设置以及工作人员的配置都有着一定问题，体制不科学。文物保护机构在基层县市属于文化部门中的二级单位，上级文化管理的相关部门拥有管理权和决定权，但是这些部门并不具体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因而在文物保护时，文物保护部门需要向对文物保护工作并不熟悉的上级部门汇报，这样的情况往往造成文物保护工作不及时。这样的机构设置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形成了严重制约。另外，在工作人员的配置方面，由于基层文物单位属于事业单位，体制落后，编制不足影响了人才吸收，而冗余人员过多影响工作效率。目前基层文物保护单位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和专业素质方面的差别极大，而且存在部分专业不对口，而且没有受过文物管理培训的人员。另外经费投入方面也有问题，一般情况下都是由当地的政府财政部门来提供基层文物保护的经费。但是地方政府的经费有限，对基层文物保护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这使得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举步维艰。
（三）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不足
由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复杂性，只依靠相关部门的工作只能保护极其有限的一部分文物，更多的需要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帮助。然而目前，由于文物保护的相关宣传活动不到位，我国公众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严重不足，甚至根本没有文物保护的意识。在接触到具体文物时不能对其进行保护，反而试图在其中谋取利益，导致文物的流失和损毁。
（四）经济开发与文物保护工作的矛盾
近年来，由于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因此对其它方面的工作有所忽略。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由于经济建设工作需要利用和开发土地，就使得很多的古宅古屋面临着毁坏的命运，这样的情况下文物保护工作往往让步于经济发展。文物保护机构没有权力以及相应的能力去进行文物保护。
二、改进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策略
（一）完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
由于文物保护法规的不完善而对文物保护工作造成的困境十分明显。因此，应该努力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有法可依。文物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的创建在新形势下极具意义，是文物保护法制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所以，立法部门与文物部门应该共同努力，探讨协作，尽可能快的完成与文物保护法相匹配的各项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改进法律法规的内容，使之与实际工作相适应，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划，对其进行合理安排，充分落实具体的文物保护工作。
（二）改进管理体制，加大经费的投入
文物管理保护部门的体制应该进行改革，精简机构，遣散专业素质低下的工作人员，把工作岗位留给真正能在文物保护中发挥作用的专业人才。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对工作人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有着一定要求，因此除了选拔专业人才补充到文物保护部门之外，还要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培训，为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准备专业的人才队伍。除此之外，还应该给予文物管理部门在文物保护工作上的决策权和相应的执法权力，以便落实文物保护的工作。同时在经费投入方面，地方财政部门要认识到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从而加大对文物保护的财政支出，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充足的活动经费，保证工作的有效开展，并利用这些资金改善相关工作者的办公设备和条件。
（三）开展宣传活动，提高社会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文物保护，人人有责。做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帮助和支持。要想让社会公众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帮助，就必须开展相关的文物保护宣传活动来提高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文物保护的宣传活动要从政府部门内部到社会各层全面开展，广泛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宣传。可以通过举办展览、演出等活动来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利用新闻报道、网络等手段进一步提高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
（四）正确处理经济开发与文物保护的关系
文物的保护，是为了让其价值最大化，实质上也是一种开发行为。因此，文物保护工作不能单纯的进行保护，要结合具体实际，对其进行适度的经济开发，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努力达到有效保护文物、合理利用文物以及加强文物管理的工作目标。三、结语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各方条件的配合，解决阻碍文物保护的各项难题。无论是法律法规的制定、管理体制革新，还是开展宣传等活动都会对文物保护工作产生促进效果，只有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才能将基层文物保护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王瑞林.试谈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困境及对策[J].菏泽学院学报,2013(1).
[2]贾国民.浅谈基层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现状与对策[J].经营管理者,2012(20).
文物保护专业篇10
1、认真普查，摸清家底
普查摸底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复杂工作。从2011年开始，利用一年多的时间，深入农村，走街串户，问情况，挖线索，搞调查，走遍了全县的农村、街道。工作中，普查人员严格按照普查的工作要求，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户、不漏种类，并从中筛选出有代表性的项目，突出重点，由专门的工作人员重新进行走访调查，完整记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及相关的数据。通过文献调查、实地调查和录音、拍摄照片、录像等多种方法并举，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
2、筛选项目，认真申报
3、加强宣传，积极保护
宣传是非遗保护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颁布，我们召开了座谈会，印制宣传标语和材料，广泛宣传非遗保护的重要性，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我们利用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全民健身日、民间乡艺汇演等，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演、展示。并制作展牌块，用文字和图片进行详细的介绍，让更多的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对文化遗产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共识，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人心，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传承的行列。
4、争取资金，传承保护
资金争取是非遗保护的先决条件。没有资金，就谈不上有效保护。对此，我们积极开展争跑工作，加大资金申报力度。2010年来，先后争取非遗保护资金145万元，全部用于非遗的保护工作。今年，又开展了尧山文化、南鱼龙灯保护经费的申报。随着资金争取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县的非遗保护得到有效开展。
5、加强培训，提高水平
培训提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对此我们主要做了三项工作：一是举办培训班。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下乡，掌握和发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另一方面，通过举办培训班，培训了一批基层文化工作骨干和民间艺术的传承人，为非遗的传承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通过以会代训形式，共举办培训班3期，培训专业人员220多人。二是加强行业协会建设。先后组织成立了隆尧秧歌戏协会、XX招子鼓协会、泽畔抬阁协会，积极开展研究交流工作，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三是开展专题培训。聘请省、市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对XX秧歌戏、XX招子鼓、XX泽畔抬阁进行了辅导、排练、提高。为XX秧歌戏和XX招子鼓队购置了部分演出服装和道具，对招子鼓的鼓点套路、表演形式进行了修改提高，使招子鼓更新了形式，更上了一个台阶。
6、交流演出，创树品牌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