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儒家；文化
目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总量已雄居世界第三位。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领域也出现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征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要进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路径
起于人类历史轴心时期的儒家思想历经春秋战国，但是在汉初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文、景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走向主流，固然有其维护大一统迎合了汉朝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心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朝的儒家思想已经博采众长融合了其他思想的精华。董仲舒时期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是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基础。二是儒家思想的弘扬与一批儒生即当时的文化精英的贡献分不开的。三是儒家思想从细微之处入手，逐渐深入人心。四是儒家的道德审判让人明辨是非。
二、儒家思想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混乱都是他们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不足，丧失了信仰，进而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信仰和理想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儒家学派的子贡问孔老夫子：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安定、政治平稳？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是说，国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保障安全，要让老百姓能够吃饱，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孔子认为在这几条中间，信仰是最重要的，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而信仰的力量则可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广大青少年的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出了以下的借鉴。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始终以道德为标准，扎根于周礼，形成了一套理论规范，以此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行为，为整个社会运行指引方向，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发展，儒家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在朝代的更迭中，始终围绕这一标准进行事物的评判，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价值观的评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重要的方面之一，我们要建立好一个评判的标准，确立好事物的属性定义，从而在事物的不断地发展中确立好事物发展的方向，在国民教育中进行贯彻落实。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对行为的评判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据这些具体的评判标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有了行为规范，就有了参考标准，衡量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衡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及时规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方向，及时进行自我的调整。只有依照必要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在实践落实中更好的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据价值体系的性质和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包括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理论教育、社会思潮引领、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文化熏陶和实践体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的责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有效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要通过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的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青年学生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2
摘要：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其中的精髓和核心，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最原始的形成和其自身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它不仅为古代中国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也对当代社会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儒家；道德；主体性
纵观中国历史文化思想，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核心。就现今看来，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也已经渗入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而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所以，对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研究，将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和生活。
一、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涵义
要研究儒家的道德主体性思想，首先我们应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道德主体性。道德主体性是指从道德理性层面提升、尊崇、高扬人的主体自觉与意义，并对人的本性、本质的探索。那么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在儒家思想中以道德为基础的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
二、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形成及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孔子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提出了“仁”的思想核心，成为了以后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道德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学说都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条件下，去提高人主体性的地位，提出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重要性。可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正逐渐形成，步入正轨。
（2）汉代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汉代时期，儒家思想达到了顶峰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时期儒家学说发展的真实写照，这一思想的提出，使得整个儒家学说一跃成为主流学说，而这一思想的提出者董仲舒也成为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为儒家的伦理学说奠定了基础。董仲舒种种思想的提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是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进一步的加精，使之成为正统。但是在我看来，他却忽略了人的主体能动性，把人的主体能动性都归结为天命的思想，而且把道德的作用，大部分发挥在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地方，使道德成为了君主统治一切的工具。所以说，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这一时期其实只是一种隐藏在权力背后的工具。
（3）宋明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在汉代以后，由于道教和佛教的兴起，打破了儒学的“正主”地位，所以到了北宋时期，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这其中以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他们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理”是世界的本原。可是，通过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宋明理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他的思想是和实践脱节的，所以这一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虽然为道德的主体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内在思想材料，但是其终究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并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发展。
（4）明清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的大发展，人们思想进步，西方文化思想的入侵，儒家的思想学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学者认为应该有更符合时代变化的思想学说来提升人们的思想，所以对传统儒学批判的声音此起彼伏。许多开明进步的学者站在客观的立场，在传统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添加了更多符合时代的东西，比如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要求我们到实践中求真知。王夫之的唯物思想，改变了宋明理学以唯心主义为主要观点的思想。从这一时期看来，在道德主体方面，更多的体现的是对以往思想的检讨，思考，找到了一个适合儒家思想更合理发展的新途径。所以明清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求新，是舍弃不合理迎接新发展的转折时期，为以后的思想发展更符合社会和个人找到了新的方向。
三、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地位
在儒家伦理学说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道德主体性思想应该都算是处在核心的领袖者地位，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也相应地发挥着自己的功能，积极地推进正确的、合理的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创始阶段，其道德主体性思想便也随之出现，因为作为以“仁”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传统伦理思想，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最佳体现，也是道德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来源，我们可以说儒家伦理学说的出现，使道德这一社会意识形态找到了一个更加合理，更加合适的存在，于是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产生是必要的，必须的。就儒家伦理学说而言，我认为最主要的思想目的其实就是对人思想的提升和帮助，使之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有善心，有良知的人，也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而道德主体性思想就是达到这一切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道德主体性思想，儒家的伦理学思想可以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发展。所以，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在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至关重要的存在。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1）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的本性的探索，提出人的本性是善的，应该使这种善的本性成为一种道德自觉性。这种道德自觉性在现代社会中，使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合理融洽，为社会更好的实施道德教育，社会安定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2）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通过对人格的完善，使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明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们在道德主体性思想的强化下，越来越好的去完善自己的人格魅力，从而使个人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责任，使个人在现在社会中的发展更加完备。
不管历史如何的变化，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都会在这一长河中保存着优秀的传统思想并合理的变化发展，稳定地发挥着自身作用。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3
[关键词]丧葬思想节葬厚葬
[中图分类号]B222；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3）10-0032-01
“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丧葬——作为人生大事，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历史积淀。作为中国丧葬文化主流思想争斗两千年从未停歇。本文将从儒墨两家核心思想说起，深度剖析导致儒家厚葬观和墨家节葬论巨大差异的理论根源。
一、儒墨核心思想差别
儒墨核心思想的三个主要差别。
对“义利”的不同解读。儒家“罕言利”而墨家“交相利”，儒家“重义轻利”墨家“贵利兴义”，二者对利截然不同的态度，源自于对义利概念界定的不同。儒家的利常指的是私利，义是君父之义，是儒家伦理框架下与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相一致的道义。墨家的利是公利和私利的结合体，期望用私利调动人们行动积极性成就公利，这样就成就了义，墨子认为天下之利就是最大的义。义就是利，利就是义，相互统一，墨家追求的天下之利，恰恰否定了儒家倡导的血缘亲情、宗法秩序。
奢与俭的对立。不能说儒家提倡奢侈浪费，但是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确实是导致后世一些奢侈习惯的重要原因。繁复的礼仪、贵族奢靡的生活、厚葬之风，为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正是墨子坚决反对的。他节约社会财富，把是否促进社会生产作为衡量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志。
名实观的对立，“正名”与“取实于名”。儒家主张“正名”，是要按照周礼的等级名分来确立“名”“实”关系，其着重点是“名”，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强调名实相符；墨家则主张“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如果只会念诵事物的名称而对于实际事物不能正确选取，那是没有价值的，“取实为名”，其着重点是“实”。
二、儒墨核心思想影响下的丧葬观
儒墨基本观点的对立直接导致了两家丧葬文化的截然不同。
丧葬观的不同。儒家的丧葬文化是厚葬，提倡“厚葬久丧”，其原因有二。首先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以孝为本，父子之孝是撑起整个儒家伦理框架下血缘亲情、宗法秩序的基础。那么孝道是如何体现以及评判的呢？儒家把目光投向了丧葬。“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孟子·离娄下》）。很明显，在最能体现孝道的两个方面中，选择了“送死”。其次，儒家重礼重乐的思想，导致丧葬仪式的隆重与繁复，花费不菲，劳民伤财。
墨家反对厚葬，主张节葬。厚葬之风为人民的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墨子从国家民生的角度出发，提倡节葬，并指出厚葬久丧的危害：“使面目陷陬，颜色黧黑，耳目不聪明，手足不强劲，不可用也。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
隐藏在薄厚葬思想差异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儒墨义利观和名实观的不同。从义利观看，风光的葬礼成全了孝悌的名，在儒家看来孝就是义的核心部分。而墨家的节葬节约了人力物力，成就了有利于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之大义。从名实观看，与儒家通过外在的“厚葬久丧”表达孝义的，而墨子提倡“心丧”，名是形式，实时内核，墨家不在乎形式，更注重发自内心的孝义之情。
鬼神观的不同。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攀迟问什么是聪明，孔子说：“务必使百姓趋向于义，敬奉鬼神而远离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说是聪明了。”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并不是鬼神论的倡导者，但也没有明确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模糊立场，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然而，虽然模糊，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孔子反对有神论的本质态度。孔子这种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其原因笔者认为，儒家理论统治社会的工具是以孝为核心的一套宗法秩序，与鬼神之说无关，所以没有必要和有神论这者正面交锋，给自己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
与孔子回避态度相反，墨子是绝对的有神论者，并专门创作大量篇幅来竭力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用三表法论鬼神的存在：“以昔者三代圣王为法”“先王之书为证”“以众之耳目之实”来证明鬼神的存在。墨子之所以坚持有神论，是因为他认为鬼神可以监督着世人，替天赏善罚恶，希望利用人们对鬼神的敬畏之心，来约束自身行为，从而达到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目的。
三、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
儒墨两家对丧葬仪式的具体要求是儒墨奢俭思想的直接体现。这种死仪式，儒家典籍中更是有详细的礼仪规定。“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陈其簋而哀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孝经·丧章亲》墨家提倡薄葬短丧，“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亦。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4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家政治伦理要素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浓缩和升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征程的起点。民主、和谐、公正等核心概念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伦理价值，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呈现儒家政治伦理与马列主义相互融通的生成逻辑并实现内在超越。笔者从政治制度、组织、个体伦理三维视角剖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家政治伦理要素，基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可行性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伦理逻辑
理论背景：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伦理的双向涵摄。新世纪以来，关于马列主义儒家化或儒家马列主义化的争论不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理论交锋中凝练生成。以新儒家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阵营主张以新儒学代替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以郭建宁为代表的儒家马列主义化阵营则强调儒家的从属地位，否认儒家对马列主义的同化。值得注意的是，新儒家提出以新儒学政治代替马列主义，而新儒学政治又不可避免的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发生融合，即“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大致沿着以下三个方向转化与重构：儒家新王道政治论、儒家社会主义论、儒家民主政治论”②。以金观涛、甘阳为代表人物的新儒家便分别从西方自由主义和左派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汲取儒家价值资源的现实。郭齐勇和汤一介则从传统政治伦理出发论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儒家文化的土壤上进行的”③。然而，正如刘东超所言，“儒学作为思想资源曾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消极作用当然也有），今后这一作用还可能有所加强，但这些作用不宜被称为‘儒家化’”④。如果运用新儒家的思维逻辑解释近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兴起，则实难得出儒家内部自然生成马列主义的结论。目前，学界普遍认同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伦理相互融通，两者之间不存在决定性作用。在此理论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显然吸收了二者理论资源，又超越了马列主义与儒家政治的意识形态之争，在新的起点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治伦理观。
现实关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伦理际遇。党的十后，在不同场合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其中以“中国梦”的提出最为典型。“‘中国梦’是一个民族梦，一个社会梦，同时也是我们在现阶段的一个政治梦。”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便是备受战争欺凌的中国人民的集体诉求，是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追求。诚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家经济总量总体水平跃居世界前列，国家地位显著提升，但文化软肋仍然制约着国家发展，其中政治文化的发展困境尤为突出。当前，社会中的风险因素不断酝酿，暴力恐怖事件和频发，这些都给当代中国政治伦理提出了现实挑战。显然，我国政治伦理结构中存在诸多矛盾且亟需改革。从政治伦理制度到官德建设，从政治行为规范到公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构筑了连结桥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中，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维度整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资源，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理想凝聚全民族力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分析
“所谓政治伦理，即社会政治共同体（主要是指国家，亦包括诸社会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生活，包括其基本政治结构、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理想的基本伦理规范及道德意义。”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素体现了儒家政治伦理在政治制度伦理、政治组织伦理以及政治个人伦理维度上的历史流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制度伦理维度。从“民贵君轻”到“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民主”一词在儒学著作中早已有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道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大学》）、“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程颐《代吕晦叔应诏疏》）。在封建主义的古代，“民贵君轻”的思想难能可贵，它以朴素的人道主义告诫君权的滥用，希望统治者关心民众疾苦。但是，正如列宁指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⑦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民主”是“民之主”，而非“民主之”，“民贵君轻”只是“低势位”民众的道德诉求，而并未作为国家政治制度。在科学发展观中提出“以人为本”，将“民主”的理念贯彻到社会发展领域，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将“以人为本”上升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高度。“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人本主义观念，承认人在自然世界和社会领域中的根本权益性，由此而肯定与维护人性、人道和人权的根本态度和实践方法。”⑧
从“天人合一”到“和谐社会”。古代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不论是积极入世的儒家，还是超然洒脱的道家，都将“天人合一”作为国家治理和内省修身的重要价值追求。如“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以天作为政治合法性的根据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社会领域的唯物史观，“天人合一”显然已不适应政治合法性的论证，而必须要以社会发展规律来探求政治秩序的应然层面，“天人合一”观念的嬗变继承了儒家政治伦理关注政治秩序的传统，又超越了“天人合一”的唯心哲学根源。“和谐社会”作为社会的内在旨归业已成为国家的制度内容，并延伸到国际政治秩序构建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组织伦理维度。从“天下为公”到“立党为公”。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孙中山“三民主义”将“天下为公”作为执政要求，但由于阶级性的束缚，其对“天下为公”的理解显然逃离不了为统治利益集团辩护的藩篱。而封建主义时代民众寄希望于“清官”的思想也正是受“天下为公”假象的遮蔽。正如马克思所言：“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一个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超越了阶级的概念，将“公正”观念辐射到最广大人民中去。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⑩
从“德主刑辅”到“依法治国”。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强调德治，法律则处于依附地位，“盖三纲五常，天理民彝之大节，而治道之本根也”（《朱子大全・延和礼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传统政治伦理中法律虽地位不及道德，但古代法典较为丰富，尤以刑法体系最为完备，其中乱世用重典的思维仍被广泛接受。近代以来，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不断加快，民法体系迅速发展成熟。“法治”在经历了漫长的“法制”过程后成为政治组织伦理的规范，民众不仅逐渐习惯在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中自觉遵守法律，而且学会在法律中保障个人权利，极力抵制以法律名义严重侵犯人权的非人类行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个体伦理维度。从“忠君爱国”到“爱社会主义”。“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春秋繁露・五行对》）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中，“爱国”与“忠君”紧密结合，“孝”依照家庭到国家的推演顺序，下对父母尽孝，上对君主尽忠。封建制度的瓦解宣告君主的终结，“爱国”便从爱个人到爱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价值是对集体主义的热爱，是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民族国家的兴起的一大特征便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将对君主的狭隘的“忠”上升为对民族国家的信仰。
从“仁爱”到“博爱”。中华民族历来热情友善，这有其“仁爱”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提倡对人要有仁爱之心，而仁爱之心的根本就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因此充满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仁爱”是有差别的爱，对不同阶级，爱的程度和范围均有差异，表现在政治参与中，官僚对普通民众鲜有“仁爱”之心，仁政的施行只不过是自身价值实现的手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友善”则要求民众之间形成良性的政治竞争氛围，官员则要对民众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体现人民公仆的博爱胸怀。
儒家政治伦理视野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选择
前提批判：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统摄儒家科学性转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针对新儒家的意识形态攻势，马列主义在学理层面和实践层面必须进行有效批判，以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正确处理马列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笔者认同方克立提出的“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理论架构，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厘清儒家政治伦理的现代性边界，提出政治设计原则，从而推进新型政治伦理观的建设。首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运用唯物史观剖析价值观生成发展过程，设计科学的政治价值互动模型；其次，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政治伦理，批判封建糟粕，增强儒家政治伦理内容的科学性；再次，顺应时代潮流，吸收西方优秀政治价值，实现政治观念现代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否定之否定中生成，马克思主义对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批判是其发展的前提和依据。
问题回应：以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促成儒家实践性转向。新儒家提出“心性儒学”向“政治儒学”的转化，其中内含的重要维度便是工具理性的重新定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儒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游离，儒家政治伦理成为无根浮萍，更多从纯理论思辨角度参与政治设计，“经世致用”长时间遭到遗弃。党的十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无疑体现伦理道德精神，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政治伦理精神的现代化。“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政治伦理精神的教化则通过制度性渠道表征出来，“制度的伦理功能远远大于个体道德。与个人行为相比，制度的力量和影响是更为强大和深远的。”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中不乏实践性内容，但制度性资源匮乏，这与儒家政治伦理中的人治传统密不可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儒家政治伦理的实践性提出以下要求：第一，以现代政治价值观设计国家治理目标，凸显公平正义；第二，以内省修身提升国家治理主体德性，采取激励手段促成国家治理的道德践履；第三，以人文精神贯彻国家治理制度，在伦理关照下真正实现“经世致用”。同时，还要避免儒学政治伦理“过度”功利化的现象，保持在工具理性的合理范围内。
主体转换：以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推进儒家公民性转向。正如上文提到的“民主”价值观念嬗变，即从“民之主”到“民主之”，儒家传统政治伦理体现着政治主体的二重性。儒家传统政治伦理将人民和君主置于不同的位阶，在政治理想层面表现为“民贵君轻”，但在政治现实层面却是君主至高无上，这显然是个悖论。现代政治价值强调“人民”，而新儒家在儒家传统政治伦理转向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治理主体的不平衡性，主张儒家政治伦理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向。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注重发挥群众的智慧，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推进儒家公民性转向要发挥群众的力量，首先，必须在理论层面批判儒家政治伦理中的“愚民”倾向，树立群众史观；其次，鼓励儒学政治精英参与政治，强化事功价值；最后，政府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催化儒家社会组织的成熟，使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树立并宣传公民意识。
（作者单位：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合肥工业大学现代科技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招标项目“web2.0时代大学生道德情操养成机理与培养模式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2014a082）
【注释】
①：《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②孙邦金：“论当代中国政治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0～65页。
③郭齐勇：“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第56～62页。
④刘东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儒家化吗―兼与金观涛、郭齐勇、汤一介三位先生商榷”，《学术研究》，2011年第7期，第38～42页。
⑤肖思寒，邓名瑛：“‘中国梦’的政治伦理意义”，《伦理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79～83页。
⑥万俊人：“政治伦理及其两个基本向度”，《伦理学研究》，2005年第1期，第5～10页。
⑦《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⑧阎钢：《政治伦理学要论》，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
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蔡德贵：“儒家‘仁爱’思想的三个层次”，《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60～64页。
方克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第27～29页。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6～19页。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5
一、百年儒学的命运
自新加坡会议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当年在会议上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教授对近百年儒学的命运有点悲哀，一再用“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这几个词来形容当时儒学的处境，而今天我的看法是“百年儒学，衰极而兴”。
百年儒学的命运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观察。第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贬孔废经，批儒崇西”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专制的主流应该肯定，但“五四健将”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须知传统的礼教固然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传统儒学与礼教又有“养人”的一面，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培养，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儒学都有很大的功劳。第二个阶段基本是从二十年代的 “科玄大论战”开始，实际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批主张西学的学者和一批主张传统儒学的学者进行论战。当时西学派的人叫主张儒学的这些人为玄学鬼，所以叫“科玄大论战”。从“科玄大论战”到五十年代，一些新儒家学者也开始反思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开始考虑如何引进西学、重接儒学的问题。后来出现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以马一浮、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进行着孤军奋战式的理论创新活动，儒学在衰落中开始转型，其特点是在坚持儒学道统立场的同时吸收或涵盖西学的普世价值，形成了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学理论形态。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6年“”结束，是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尊法反儒，打倒孔孟”的时代，而在“”中发展到全盘反传统思潮的登峰造极地步。当时的口号是“怀疑一切”“两个决裂”“批儒批孔”，对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精神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儒家与儒学沦落到极端卑微的地步，只有几朵花果飘零在港台与海外。第四个阶段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形势，儒学进入了“拨乱反正，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这是我对百年儒学命运的基本概括。
二、儒学在当代的复兴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是持积极态度的，我曾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述，并概括儒学复兴的十大表现：举行国内外会议，创立儒学团体，建立研究机构，兴办孔子学院，塑孔子铜像，定期举行祭孔、祭儒活动，建立孔庙书院，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八十年代以前政府对儒学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拨乱反正”以后政府对儒学的态度有从容忍、观望到参与、积极支持这样的一个转变。比如，我在浙江省办了一个浙江省儒学学会，这完全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是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学会拨经费，提供会场、办公室等，这是政府态度的一个变化。政府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渗透很多儒家元素，比如“实事求是”就是从儒家来的，汉代就已经有了，此外还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等。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学复兴并不是说要儒学包打天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在提升民族的道德人文素质、推动民主仁政方面，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和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将起到主导性作用，但它与其他文化形态是兼容并蓄、共存并进的，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形态而独尊儒学。我们不能要求儒学在一切领域都包打天下。如在市场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竞争求存等不是儒家所长，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经济。又比如说，在法治社会领域，儒家历来讲礼治，在法制方面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健全，西方的法治有许多优点，我们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礼法共治。
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面我们提到，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及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儒学的核心价值，儒学与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社群在长期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价值既是历久弥新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核心的观念是“仁”，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精神。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本礼用”或“仁义礼智根于心”，汉代至明清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和敬、温良恭俭让为基本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
近百年来，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有三类核心价值，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和、敬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其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科学等，本质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人权主义价值观。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民主、平等、正义、公正、尚群、均富等，本质上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公权主义价值观。我们今天讨论核心价值观，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思想传承创新过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例如，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忠、仁、智、勤、义、信、礼、廉、耻”的现代版。十政治报告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共二十四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有十六个字来自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八个字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有六个字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即平等、公正、民主。可见，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四、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
在座有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接下来就着重谈一下我们应如何推广儒学教育。我认为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过去“贬孔废经”，给我们的教育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用知识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第二是用科学教育抹杀了人文教育。我们可能培养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奥数可以得第一，但没有道德，对父母亲不敬不孝，这样就造成了教育的缺失。
推广儒学教育可以说是在弘道，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行动。刚才我们说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六经”是最重要的经典。马一浮是我们公认的国学大师，他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他所谓“六艺”就是“六经”，那么国学就是“六经”之学，“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说。在他看来，《乐经》虽然没有传下来，“六经”变成了“五经”，但“乐”的文化精神仍然保存在“五经”中，尤其是在《礼记》中。马一浮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为大家念一念，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国学教育的重点就是吃透“六经”的精神与义理。现在学校教育的一大缺失，就是缺乏国学经典教育。经典教育不能推展，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无从了解，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就无法在人民心里扎根。所以必须恢复儒学与国学的经典教育，特别是“六经”教育。但“六经”毕竟是两千年前的经典，读起来很难，理解也不容易，而且许多内容今天已经过时。因此开展经典教育就得有选择，有重点。把握其精神，方法上要先易后难。比如“四书五经”，应该先读“四书”，再读“五经”。“四书”以《论语》为重点，“五经”以《周易》《礼记》为重点，兼及其他。在高等教育阶段要读“四书五经”，中学教育可以重点读《论语》《孟子》，小学教育阶段只要读经典普及性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加上《论语选读》即可，不必全读。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6
关键词：《论语》“仁”三维转换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2-0025-01
一、《论语》核心思想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与思想，代表着中国古典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的结晶。《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具有灵魂性意义，使其成为儒家道德伦理的一个重要体系，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价值观；这不仅是中华儒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亦是炎黄子孙思想传统的一扇窗。《论语》核心思想“仁”在英文三译本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理雅各是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经典的学者第一人，其分析了孔子《论语》的核心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巨大影响，使西方世界了解了中华人民的传统及思想核心价值观。亚瑟・韦利是理雅各之后一位伟大的汉学家，其译著多次再版，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哲学家安乐哲和罗思文掀起第三波译儒家《论语》经典狂潮，其1998年出版的theanalectsofConfucius：aphilosophicaltranslation槲鞣降姆译展现出新的维度，向读者们展示《论语》核心思想体系及“兼容并蓄”的哲学思想。
二、生态翻译学理论下《论语》核心思想“仁”的体现
生态翻译学理论中指出翻译是原文、读者、作者、委托者、译者背景等因素互联互动的整体，是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论语》作为代表中国儒家学说典籍，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事迹和对话，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和道德伦理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三译本《论语》核心思想“仁”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nosoonerdoidesireitthanitishere”。其次，《论语》核心思想“仁”的情感基础――“孝悌”和社会价值观得以展现。例如：“thepeoplewillbefraternaltotheirbrothers”。总之，生态翻译理论视角下《论语》三译本在多方面充分体现了“仁”的核心思想，为翻译学及西方文化思想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三、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论语》核心思想“三维”适应性转换
（一）《论语》核心思想“仁”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乃儒家之经典，集孔子思想之大成。例如：《论语・雍也》中“觚不觚，觚哉！觚哉！”经典语句。译文：Confuciuswasonceheardtoexclaim，“agobletisnoglobular――whycallitagoblet；whycallitagoblet？”译文中运用了两个十分巧妙的词汇globular和goblet，其中采用“头韵”的修辞手法，译者运用了疑问句语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孔子的感慨与无奈。此例说明译本对核心思想及文化底蕴在语言维转换的完整性。例如：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译文：themastersay：“asuperiormanaimshigh，whileanordinarymandirectsdownward”。此例中经典文言句的语言维的适应性转换，完全能够运用汉语语言表达习惯，深刻地解释了汉语文言句的深刻内涵及其哲理性，不仅做到适应源语与目的语的特点及不同之处，更体现出《论语》中“仁”的核心思想。可以说：在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中不仅体现了《论语》核心思想，更以崭新的视角赋予译本语言的生命力。
（二）《论语》核心思想“仁”文化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是中国儒学经典代表，其大量词汇覆盖了丰富的中华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内涵。例如：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译文：themastersaid：“themoralinfluenceofthesuperiorislikethewindwhilethemoralinclinationoftheinferiorislikegrass.whenthewindblows，thegrasswillbend”。此句在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运用上较为适当，不仅表现了儒家经典《论语》对“君子”道德和责任感的赞赏，也体现了中华文化意味深长的价值观念。
（三）《论语》核心思想“仁”交际维的适应性转换
《论语》三译本在交际维适应的转换中充分核心思想“仁”。例如：子曰：“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译文：ifhelovescredibility，thepeoplecannotbutshowsincerity.ifhelovesrighteousness，thepeoplecannotbutshowtheirsubmission.ifthemonarchlovestherulesofpropriety，thepeoplecannotbutshowrespect。可见，在交际维视角中，句子采用归化性的翻译方法，使西方读者易于理解。
综上所述：《论语》核心思想“仁”在生态翻译视角下，三译本通过“三维”理论转换采取了不同翻译策略对源语信息进行处理，使中华儒家文化的精髓被世界读者深刻理解，并向世界传递中华民族儒家文化的哲理和寓意，对读者了解、喜欢、传递中国文化具有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胡庚生.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2]胡庚生.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创业精神；积极影响；大学生
中图分类号：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1-0116-04
近几年，随着世界性经济低迷，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创业成为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创业和创业精神的研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胡友旺等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发表了题为《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及其对策》（以下简称《对策》）的文章，分析了儒家思想的特点及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策略，给人以启发。儒学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地位开始下降，中华民国成立后逐渐淡出主流学校课程，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退出了课程领域，而且成为被批判打倒的“过街老鼠”，虽然改革开放以后的语文教材中也出现了部分儒学选文，但数量有限、未成系统。如果从文化学角度保守地将每15年算作一代人，那么新中国成立至今已经有四代人未接受系统的儒家教育，只是民间口耳相传一些零星的儒家观念。现在真正将儒家思想作为终身信仰的恐怕寥寥无几，即使是中文、历史、政治等专业的大学生也很少有人通读过“四书五经”等儒家原典，更何况以理工科大学生为主的自主创业者。因此，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消极影响就极为有限。《对策》文中关于儒家思想及其影响的立论观点值得商榷。如果循着作者的思路，儒家文化依然应当被打倒、批判。实际上，创业包含6个要素，“即创业者、商业机会、组织、资源、价值和创业精神”，而创业精神在创业的决策期、准备期、启动期、经营期都对创业者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如果说儒学能够真正影响到创业精神的话，那么积极作用远大于消极影响。
一、误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痛
《对策》一文只笼统地提到了“仁学”、“中庸”、“重义轻利”、“礼治、德治、人治”、“学而优则仕”等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学术流派、时代变迁、深刻内涵则没有涉及，尤其是近现代新儒家思想及其影响机制未能阐发。这使人感觉儒家思想好像自孔子以来只有几条干巴巴的、毫无时代感的“语录”条，许多人对儒家思想有着同样的误解。这种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与敌视、近代儒学未能完成转型、中国尚未形成公认的普世的核心文化价值观，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痛苦的根源，也是它现代化转型的契机。其实，儒家思想不仅内涵丰富、哲理深刻，而且流派繁多、顺应时变，否则怎么会成为两千年专制帝国的核心统治理念呢？
1.儒学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经受了三次危机的挑战
孔子确立的原始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对策》一文认为：“在我国几千年文明历史中，儒家思想是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孔子确立儒家学说是在春秋末期，此前夏、商、西周、春秋约1500余年的文明时代并没有系统的儒家思想。而且，儒家思想真正上升为统治思想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至清末约两千年历史。秦汉时期儒学进入第二个阶段。战国末期到秦朝，儒学在法家“焚书坑儒”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政治重压下，出现了第一次危机。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改造了原始儒家思想，形成了适应君主专制统治需要的全新儒学，被武帝赏识而获得“独尊”，通过成功转型战胜了政治危机。魏晋南北朝以后儒学发展到第三个阶段，佛教、道教、玄学在战乱中逐渐兴盛起来，从思想文化上挑战儒家思想，儒学出现了第二次危机，经过了唐宋时期“三教合一”，形成了宋明理学。最后一个阶段是清末以来，儒学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不能适应时展需要，“新文化运动”和“”中受到猛烈批判，出现了第三次危机，一些新儒家如近代的熊十力、牟宗三、钱穆等，当代的杜维明、成中英、蒋庆等，试图实现儒学的第三次转型以摆脱危机。
2.儒家思想是丰富而多元的，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学派
孔子去世后，儒学分了八个学派；汉代有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之争，也有师学与家学的传承；宋朝时，除了正统儒学外，还有理学、心学等流派，尤其是以王安石、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主张“为天下国家之用”（王安石语）；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以至清朝后期出现儒商、官商，等等。可见，儒家思想并不是像《对策》一文所说“出仕做官、辅佐君王”，而且主张学以致用，关注现实，知行合一。
3.儒家思想是适应古代社会发展的，不仅是古代文化思想的核心，而且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具有重要影响
儒学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修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紧密联系起来，正体现了它关心实务、报效君国的人生理想。它既具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豁达，也具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祝福避趋之”（林则徐语）的情怀，更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的崇高理想。儒家这种以国家民族为念的精神鼓舞着历代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国的脊梁”（鲁迅语），书写着中华民族可歌可泣的历史。儒家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行政官员与学术研究相结合，隋朝以后发展成为科举选士制度，提升官员的文化层次以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也使知识分子有了发挥自己才智的人生舞台，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有益的，明清时期逐渐僵化则另当别论。儒学通过不断地与时俱进，契合了中国古代的社会实际，形成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来苛求古人，批评儒学未能倡导革命、建立民主制度，或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需要。
4.近代“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之急务，儒学不由分说地被批判打倒，未能获得向现代转型的宽容与机会
儒学的前三次转型都是自觉地适应时展需要、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近代儒学的转型则被西方工业文明阻止了，没有完成自身的蜕变，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近代以来新儒家努力传承儒家学统和道统，乃至政统，尝试改造儒学以适应工业文明和知识经济的需要，取得一定的进展。因此，主张将儒学应用到现代企业创业和管理中，并不意味着保守与落伍，近代儒商的成功、新加坡的儒学治国、日本企业中的儒家文化等都证明这一点，如果儒家思想进行适应时代的改造，完全可以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
儒家思想成为泱泱两千年的核心意识形态，自然有它的合理内核和普世价值。我们应该从儒学原典出发，以历史的眼光来正确评价儒学的合理内涵、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否则，依然沿用“”思维，人云亦云地进行批判，这不符合学术研究的理性精神，更不利于重塑我们的民族精神。当然，儒家思想和其他学说一样，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发展需要就是其致命弱点，但我们不能因此抛弃中国的本土思想，不顾实际国情，盲目地照搬照抄西方学说。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兼收并蓄，将中西方各学说融会贯通，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的核心精神。
二、假设：儒学滋养创业精神
研究者认为“文化是区域创业精神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文化心理是影响创业胜任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创业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儒学普遍传承已经断裂，只剩下某些专业机构在进行学术研究，对大学生的实际影响极为有限。如果重视儒学研究与传承，尤其是正确引导大学生理解儒学的合理内涵，那么儒家思想对大学生创业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思想并不是最好的创业理论或管理思想，但它经过两千多年的淬砺，是最符合中国文化心理、人际关系、社会现状的理论。如台湾著名“中国式管理之父”曾仕强就运用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来创立现代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取得了成功。创业精神在西方多指创立企业之精神（entrepreneurial spiri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资本主义创业繁荣时期，但其含义一直在不断演化。《对策》一文转引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创业精神定义，即“追求商机的精神”，这实际上只是创业的一种商业上的表现，而非全部。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认为“创业精神决不仅局限于经济型机构”。《对策》中认为“创业是开拓一个新事业、新领域的过程”，对于创业者自己来说，所创之业可能是新事业、新领域，而对于社会来说则不一定。
儒家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诸多文化智慧，尤其是“知行合一”思想促使大学生积极地进行创业实践。
1.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精神动力
儒家思想具有进取精神，只是它主要表现在学术研究和政治追求上，我们可以借鉴用在创业中。儒家思想主张君子应该博学多闻、择善而从。“修齐治平”思想有助于大学生培养自己素质，从小事做起，循序渐进地为创业做好准备，并且树立远大创业理想，通过创业来成就人生使命。“忧乐天下”使大学生创业与国家民族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具有更加高远的意境。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思想，让大学生做好“动心忍性”的心理准备，有助于培养直面挫折、百折不挠的精神。儒家善于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尤其注重“反求诸己”的内部归因，从而激发自身创业潜能。儒学修养能够造就创业者的儒雅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坡语），也可以将创业者个体的创业精神扩大到整个创业团队，影响到每一个团队成员。
2.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创业智慧
儒家思想对创业者来说是极其丰富的智慧源泉，儒家的创业故事可以直接成为创业的经典案例。“仁者爱人”思想使大学生创业中注重人的因素，管理企业注意“以人为本”，给员工以必要的尊重和人文关怀，使他们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能够看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创业机会，才能真正调动广大员工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得到不断地发展。“知行合一”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克服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的毛病，使他们明白创业要量力、量财而行，创业过程要循序渐进，把日常的点滴工作做好是创业成功的基础。“中庸”思想可以避免大学生创业急功近利、过犹不及，甚至为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做人做事要刚柔相济。提醒创业者儒家的权变思想更是创业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能够及时捕捉信息、审时度势、顺应时变、与时俱进，不断调整经营战略。儒学可以促使企业形成独特的、和谐的、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增强凝聚力和竞争力，提高创业成功的机率。
3.儒家思想给大学生创业提供道德基础
创业精神包含着职业道德，而职业道德又是创业成功、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当今中国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些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无所不用其极，对企业职工欺压蒙骗，毫不顾及职工利益诉求，企业人心涣散；对客户则虚假承诺、掺杂使假、隐瞒事实；为获得项目投标或股票上市，进行虚假宣传，甚至不惜使用贿赂等手段。这种企业虽然可能一时得意，但最终必然不能长久。儒家倡导的道德原则对当前浮躁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啻为一剂良药。因此，大学生创业应该重视儒家的职业道德教育，当然要去除忠君等糟粕。儒学虽然主张“重义轻利”，但并不是不要“利”，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见利思义”，提倡通过自己努力来获得正当的利益，反对谋取不义之财。这样，所“创”之“业”才能长久，创业者才能避免沦为赚钱工具，而成长为强国富民的民族企业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对策：儒学进入创业教育
国际高等教育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鼓励自主创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创业成功的因素主要包括外部条件如创业环境、条件、机遇等，内部条件如自身能力、心理素养、创业精神等。因此，大学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创业教育，将儒学融入其中，不仅对大学生创业具有积极意义，对从事其他职业也是有益的。
1.加强青少年的儒家思想教育
目前，青少年只是在语文、历史等教材中零星接触到儒家思想，了解有限，不成体系，更不会构成其文化心理的主体。虽然有一些中小学开设了“读经”课，但教材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等初级读物，而且不是国家法定课程，读物本身未能经过现代解读，引起了一些争论和非议。国内一些大学已经在通识教育中尝试引入儒学内容。实际上，无论是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认识国情角度，还是从青少年健康成长角度，都应该加强儒学教育。这需要国家将其上升为国家课程，进行符合现代社会的改造和引导，使儒学成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精神源泉。
2.引导学生认识儒家思想的积极意义，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应该接受一定的通识教育，其中包括儒学教育。儒家思想中有一些古老观念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如忠君、歧视妇女等，但也不必过于惧怕，试想即使背诵了“四书五经”难道还要建立君主专制吗？相反，可以引领学生正确理解、评价儒学的历史价值，合理分析儒学的文化内涵。如屡受批判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讲清这是古老的社会观念，不能照搬，但其中有遵循规则、尊重家长、夫妻家庭分工等合理成分，而忠君可以引申为报效国家。最好能够结合现实问题和学生自己的人生困惑讲解儒学的现实意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出的“于丹讲论语”等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热烈的响应，虽然在学术界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但这可以作为一种儒学大众化的尝试，不甚完美却是一种突破。大学具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可以开展更深入、更丰富的儒学教育，如组织讨论会、讲座、论坛等，并可以结合大学生创业进行专题讲座。
3.完成儒家的现代化转型，加强大学生的创业教育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8
关键词：休闲理念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300-02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构成整个中华华夏文化的核心体系。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主要是儒家、道家和佛家，其中又以儒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深入渗透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是我们民族存在的象征以及精神的寄托和延伸影响我们现代的休闲理念以及休闲方式。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休闲的概念
中国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是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休”从人、从木，《说文》解释为“人依木而歇”，可见休是人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辞海》中解释“休”为吉庆、欢乐；《五经文字》中提到“休，象人息木阴”。而“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指栅栏，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大德不逾闲”，此处又有约束、限制之意；但是“闲”通常同“娴”，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表现了一种心境的平和和宁静。所以休闲组合起来，就可知身体摆脱日常强制性的活动而获得的一种平静的精神愉悦状态。从上述阐述不难发现，古时休闲的定义与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一种精神的愉悦状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主要休闲理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仁、智、勇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当然，其中蕴含的休闲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三个方面中，古代的休闲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将其主要休闲理念概括为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和以“静”为主。
三、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
儒道思想体系虽然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但是两者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主张不同而造成的。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人人世，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儒家想构建积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休闲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儒家所谓的“天”是指一种社会大同的秩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要达到的休闲的状态，必须是与“天”相互融合，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大同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生活状态，正因为如此儒家将休闲与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进而达到建功立业，建立大同社会的真正休闲状态。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是与大同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了一种束缚和限制。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中核心思想是“仁”，并且极为重视“礼”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并告诫弟子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远游是对父母的不孝，远游就设置在了一系列社会之“礼”的限制之下，也即只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天，才能够达到自由的情景，享受休闲的状态。但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包含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孔子也曾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思想，虽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为己任，但是在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会选择暂时的隐逸，回归大自然，这是的天人合一的“天”与道家的思想又有些许的相似。
道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也即以老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强调自我的超脱，其所谓的天人合一即指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修养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心境的超脱物外的状态。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表现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而为之。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尚境界。这样人便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休闲状态，获得心性思想的提高和升华。虽然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的“天”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两家思想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达到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不同是儒家要求要在一定社会秩序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休闲；而道家则是达到个人思想和修养的整体升华。
四、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单从休闲二字的表面意思来看，休是一种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而闲则是代表着内心的娴静和平和，侧重是人的感觉和思想的纯洁安宁。这个字的组合表现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休闲是通过身体的放松，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平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中人，内心也一定是无法得到平静祥和的，所以古人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认为劳作与休息都不可偏废，要中和为度。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至理名言都包含有一种中和为度的中庸思想，例如《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极为准确的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理念。中国古人不仅强调动静兼修，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作用。所以和西方的休闲不同，中国传统中休闲向往的一种“神的境界”，故多趋向于“静”。中国古人倾向于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在静谧遐想的过程中得到思想的解放和升华。但是诚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表述的那样，“静”往往以“动”为前提，“动”为“静”提供遐想的先决条件。
作为与“忙碌”相对应一种生活的状态，“闲”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静”。在这方面儒道两家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思想也追求一种“静”的状态，这种“静”仍然离不开儒家核心思想的影响，是一种“仁者静”，是一种处于自身情感，但是又在“礼”的限制之下的道德与情感的调和的状态。孔孟都要求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坚决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不因外界的得失变化而或喜或悲，最终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恬静平和。道家追求的“静”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他强调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净，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超然于物外，保持内心的绝对宁静、平和。所以儒道两家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虽然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这更表明了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追求内心的宁静，超然物外的休闲理念，它们不重视物质的享乐，只在意内心世界的真正平和安宁。
这种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在古人所从事的休闲活动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中国古人在欣赏美景之时是用创造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诗歌创作便是文人墨士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数不清的游记诗歌，文人们欣赏山水之时，总是静思遐想，寄情山水进而创作出不朽的诗篇。除诗歌创作之外，琴棋书画也是古人休闲的主要活动，通过从事这些安静的、怡情养性的活动，暂时脱离现实的世界，达到释放自己的感情，升华精神世界的目的休闲目的。另外赏花、品茗、饮酒等都是古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在平和的状态的中达到内心的安静祥和。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9
关键词：形成；发展；评价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6-0043-01
中国儒家学说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出现过不同的理论形态。大体上看，先秦是儒学的创立期，汉至唐代是儒学的发展期，宋明是儒学的重建与再扩大期。在不同的阶段，儒家伦理思想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先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一）对人价值和本质的肯定。
作为儒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孔子思想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个体主体的构建，高扬人的主体性价值。这一特点首先就表现为尊天命、轻鬼神、重人事。强调人生有为，不语“怪、力、乱、神”，宣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观念。他还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可以看作为一个主体人生规律的建构过程。在人与物的价值上，孔子认为人比物更重要，在价值取向上还是倾向于人的生命。
（二）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
孔子不仅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高扬了人的主体性,而且也肯定了人的道德能动性。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而且，孟子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进一步突出了道德的主体性意识。孟子提出性善论，人性，即仁、义、礼、智“四心”是道德的本原，认为“四心”是人所固有的天赋本性，是“命”。仁义礼智道德，“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就是说，道德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获得的，所以“君子不谓命也”。孟子人性可得的规定，对于道德修养论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使其在道德选择的问题上肯定了道德实践上的主观能动性。荀子认为人的主体能动性不是对天道必然性的简单遵循，而是积极利用天道的客观必然性为人类自身服务，使人成为万物的主人而获得了自由。
（三）“仁”“礼”统一的理想人格。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孔子主张互相尊重和友爱并肯定了个人的独立意志和道德人格，创立了一个以“仁”为主的“仁”、“礼”结合的“仁学”伦理思想体系。“孔子贵仁”同时又主张“复礼”，两者统一，密不可分，体现了孔子思想的根本特征，构成了孔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孔子提出“仁”“礼”统一的思想，就是要塑造和培养理想的人格。“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不仁，如乐何？”“仁”是“礼”的心理基础，没有“仁”这一发自内心的道德意识，就不能遵守礼制。“礼”是贯穿其中的道德主体精神，在于“仁”，在于道德主体性意识的自觉与确立。因此，“仁”“礼”统一，就将“礼”提升为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二、两汉时期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学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董仲舒。他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推行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又综合阴阳家、法家和黄老学说，对先秦儒学有所改造和发展，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了新的特色，创立了一个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阴阳五行“天人合类”为宇宙基础的神学伦理思想体系。它不仅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理论特点，而且神化了儒家伦理思想。从此，儒家伦理思想作为封建“名教”的意识形态而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正统。作为神学目的论者，他指出人就应如“奉顺于天者”一样遵循封建的道德纲常，这不仅是应当的，而且也是绝对的必然，不允许有选择的自由，从而使道德选择的问题陷入了宿命论。董仲舒的道德宿命论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修正，并影响了以后的正统儒学。但是，在遵奉道德原则的范围内，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提出了“经”、“权”之说。这是它对道德宿命论的修补，承认“在可以然之域”对道德原则的灵活运用。它揭示了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道德实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些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三、宋明理学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理学”的主体内容就是它的伦理思想。其继承孔孟“道统”，汲取佛、道思想成分，提出以“天理”为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以往儒家的人性论、义利观、修养论等思想作了总结和发展，进一步把道德观和本体论、认识论融为一体，使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获得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和新的特点，达到了最高的发展阶段。它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从而使儒学以新的形态重新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在宋明理学中，主要的派别有以程颐、朱熹为主要代表的“理本派”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主要代表的“心本派”，二者都主张道德主体是宇宙的中心。宋明理学重建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将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纲常抽象化，论证了封建道德的永恒性和合理性，重建了形而上学的体系。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道德修养和道德实践的关系，就是“知”与“行”的关系。宋明理学主张“知先行后”的先验论观点，突出了道德认识对道德实践的指导作用，强调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要求。虽然“理本派”和“心本派”所说“知”的“理”各有不同，但其指的都是封建道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践行封建道德纲常。这样，人的主体能动性就被描述为对天理的把握与复归，同时也是主体心性的肯定与提升，表现了主体自觉的内在追求。把人的道德自觉和本性完善同宇宙的伦理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利于提升人的主体能动性和道德自觉性。
四、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的评价
儒家从道德主体出发,从古典儒家到汉唐儒家再到宋明理学，儒家伦理思想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逐步推演出它完整的道德体系，并逐步完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存在延续性但又有差异，不同时期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在儒家传统的道德精神中，强烈的道德自觉是其重要的核心内容，正是这种道德直觉和道德主体的内驱力促成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及不断发展。儒家重视道德主体的个人，认为个人道德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主体的自觉程度。因此，围绕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儒家提出了其思想的核心概念“仁”，这既是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也是道德主体性的基础。儒家在弘扬人的主体性方面，对于人的价值、地位、能力等所作的充分肯定，显示出儒家的人文精神。它推崇人的独立意志，既是对人主体能动性的肯定，更是对人的道德理想价值的确认，显示了儒家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四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
[2]崔种雷.论语.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0（2）。
[3]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4。
[4]安小兰.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12。
作者简介：
1.杜晶（1987-），女，汉族，河北藁城人，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现代化。
儒家中心思想的核心篇10
2016年第10期山东青年总第513期
思政论坛
基于思政视域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初探
关键词：儒家文化；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优秀文化得以秉续传承的关键环节，是提升大学生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素质修养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不断审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思想体系，继承其先进思想，克服其负面影响，对推进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作用。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根源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我国文化积淀、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中华文明的基础；从文化传承上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来优秀人才的精神结晶，是一脉相承的文化体系；从文化影响来看，对引导青少年学生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于青年学生，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思想引领作用，对帮助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人生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近年来，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给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社会转型、网络文化及西方思潮冲击等都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形式上要敢于创新，在内容上要积极吸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教育性和实效性。
在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16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要求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发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要对当代大学生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强调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14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因此，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其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是国家人才培养、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思想基础，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价值基础，对大学生的日常管理，学生价值观的引导，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应扎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从中吸取营养。这不仅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传承优秀文化的重要途径。
思想政治教育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互推互进，不仅有利于改善大学生知识结构，丰富和提升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进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有利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有效地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对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关系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面对高校大学生这一研究群体，置身于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之下，正确界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对大学生的引导，从而达到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因评价标准、研究对象、理解的含混和分歧等，产生了诸多的观点分歧。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绚烂的文化体系。这些由前人创造、形成并一直对后人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我们称之为传统文化[1]。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的不同，尤其是历史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产生的经济基础、社会制度、学者思想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等原因，并不完全适应于当今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仍然具有很多普世性的思想精髓，其合理精神超越时空的界限亘古长青，很多物质文化遗产依然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实践意义，这部分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文化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浩如烟海，从广义上来说，它包含诸多物质遗产、风俗乡规以及各类文化学说。而从狭义方面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体系是儒家文化，即儒学。儒家思想中在当今社会依然有其生命力，可以和当代社会产生共鸣的部分，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首先，儒家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进步，其作为统治阶级的御用工具，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次，儒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各派学说的精髓，尤其是到封建社会后期儒释道三家合流，逐渐新城以儒家文化为主，佛道文化为辅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儒家文化承载、延续着个体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成为国家民族发展根基与动力。这些都使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思想体系。第三，儒家思想作为几千年来我国文人阶层阶层的主流文化体系，很多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精髓，在当今社会依然有着独特的生命力。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也是近年来学界的重要内容，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能量的体现。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推互进，也可以看做是儒家文化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儒家文化可以丰富思想教育的内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思想基础。一方面，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不仅传承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组织保证。
三、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是不可估量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价值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就是精神形态，或说理论形态，或说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教化功能[2]。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看儒家文化的价值构建，找寻符合现代价值观的的思想精髓，使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从而对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第一、推崇“仁爱”思想，树立正确三观
儒家思想的核心功能在于教化，从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说，儒家认为人是有道德的。人之初，性本善。“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具体表现为仁爱、宽容、和谐，自强不息、奋发有为。
“仁”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克已复礼等都说明儒家文化在在人和人的相处中，更多的设身处地地为对方考虑[3]。当今思想政治教育将“仁爱”的思想融入到工作中去，以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校在思想引领的作用，将日常思想教育通过活动等方式渗透到被教育者的内心深处，启示他们要尊重自我、关心他人，维护集体利益，进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第二、以人为本，和谐发展，培养新型人才
《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合是儒学对人的生存、意义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动[4]，是儒家文化核心的处世哲学，它是儒学所普遍认同的理念，并纵贯儒学演变的全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因材施教，以和谐发展的理念，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同学。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一成不变，要在和谐的基础上，敢于学习教育观念、形式等应与时俱进，在学生为本的前提下，追求大学生的和谐发展，双管齐下，进而培养新型人才。
第三、诚实守信、言行一致，加强道德教育
诚实守信是儒家文化的传统美德，孔子指出：“与朋友交，言则有信。”、“信则人任焉。”诚信更是支撑人类社会正常运转的道德支柱，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的诚信缺失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严重影响大学生自身整体素质。因此，我们应该从儒家文化中吸取诚信、言行一致的传统伦理道德，把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倡导言行一致、恪守诚信的思想，贯穿在现代的道德教育中，使当前的道德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更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接受。
第四、忠孝节义、济世关怀，树立爱国意识
忠孝节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忠、孝是中国古代社会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做人应坚守的“节”，与人类应遵循之行为标准“义”一起[5]，成为主流社会观念文化，由此所引申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重要的思想财富。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大学生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要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孝敬父母，言行符合社会的规则，不忘国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发展，自觉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符合社会的需要，为了整体利益而团结一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第五、自强不息、投身实践，促进成长成才
《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精神是儒家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自强不息所代表的儒学入世品格和刚健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给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知与行的力量。当今大学生，通过积极的引导和鼓励，利用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抵腐朽思想的侵蚀，以思想引领行动，自强不息，融入社会、投身实践、在追求真知中不断探索新世界。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染力和雄厚的思想根据，面对当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诸多现状，我们可以吸取优秀传统文化的果实，在文化层面，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文化渗透，让更多的大学生增加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进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在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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