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篇1
一、一分为三的哲学观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www.133229.com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
三、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祗。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祗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皅。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祗，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里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
中国古代文学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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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论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意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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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篇3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着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着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着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着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篇4
我国是文学大国，从《诗经》到《论语》，从汉代乐府到南北朝诗歌，从李杜文章到元朝杂剧再到明清小说，文学作品的类型以及数量浩如烟海;上至言官大夫，下至歌姬弄臣，都为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而这种文学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对于文学来说，文学理论是基于对以往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而归纳出来的一系列能够描述文学作品的内涵、解释文学讨论中的问题的理论建构存在。无论是古代的文学还是现代的文学，其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发展的高度概括，而文学理论中的区别和同一性的研究，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理解文化发展方向，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1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1.1以文兴邦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用文学作品来讽刺当时的证据，并且以文章作为对君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的提建议之法。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主持编撰的《资治通鉴》等史书，被古代历代君王当做治世之道而研读和学习;同时，在国家昌盛的时代，君主也会鼓励文学家们撰写文章，发扬其统治时期的文化以及统治理念。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对文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方式，就是是否能够对政局的发展产生影响。
1.2以文言志
文学作品是文学家对自己的生活及情感的抒发，是通过对社会观察所得到的领悟和感触，这是文学理论中关于文学来源的研究结果。古代文学家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时，对文学作品的来源表达极为明确，显示出了颇具特征性的以文言志的理论风格。屈原在《楚辞》中言明了自己对国家和对君王的热爱，曹操在《观沧海》中言明了自己的宏图伟业，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表达了自己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仕大夫情操。
1.3以文载道
道在古代文人的思想中即代表了对国家和对社会的责任，也代表了文学家们对自身修为发展的要求。虽然不同时代的文学家对道的定义不同，但纵观我国古代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对个人思想以及社会、家国精神的表达。文不能载道，文学家的思想以及精神就不能得到传承，因此，在古代文学理论中，研究文学作品背后的精神价值，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
2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主要研究内容
2.1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
探讨不同文学理论的文艺价值，始终是文学理论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在网络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工具之一的今天，文学理论研究对网络文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价值方面的评论和分析，在上世纪80年代由于对网络和非主流事物的抵触而造成的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已经转为目前对网络文学发展的客观评价。并且，有研究者也指出:网络文学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文化层面上的阐述。国学的进一步兴起是对古代文化的追溯，而网络文学的发展是对现代文化的白描。
2.2自我批评性质的反思
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开展了反思性的研究。这主要表现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历史、发展模式、流派、学科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等基础性问题进行了较深人的探讨。同时，产生了一些相关著作，如《文学元素学:文学理论的超学科视域》(郭昭第)、《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范畴》(马建辉)等。有些论文也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如《试论文学的系统本质》《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等;此外，文学理论研究者们还对文学理论研究的产出以及社会学意义进行了反思。
2.3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文学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并高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则来源于社会生活。因此，探讨文学理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现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之一，这其中被讨论的最激烈的，就是文学理论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理论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文学理论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生存哲学意义。有研究者对文化政治这一新概念和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阐析;还有研究者致力于探讨文学理论教材的发展，而生态文学则成为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前沿。
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区别
3.1文与人之间的区别
提及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无论是专业的文学理论研究者还是文学爱好者，对文学理论的概念都建立在某个文学大家的学说和作品上，例如，屈原的《九歌》和《离骚》所承载的爱国和忠君的君子哲学曹植《洛神赋》所承载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唐代李白诗歌中对这种浪漫主义情怀的继承;南北朝时期陶渊明、谢灵运等人的出世的清高士大夫思想等。古代文学理论是复杂的，但是古代文学理论的代表者却是十分明显的，提到某个文学理论，我们总能想到这些文学理论的创造者和承载者，这是因为，古代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如现代这样普及，而能够成为文学家的人屈指可数，因此，古代文学理论偏重于某家之言，也就是以人为划分文学理论范畴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力发展教育，涌现出的文学创作者多如星辰，而且由于言论自由以及文化的交流和沟通，文学理论发展显示出了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景象。如今，对我国文学理论进行范畴划分，决不能以文学家为标准，而是必须以文学理论流派的实际价值和意义为标准。
3.2文学的服务对象不同
古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具有高度的集成性，这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息息相关，文学作为对社会文明高度综合和升华的产物，在其思想表达方面也具有极为明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意义。无论古代文学理论是偏重于对文学家对自身和内心的内省，还是偏重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批判，亦或是对自然万物、山川河流的赞美，对人类美好情感的抒发，都少不了对当时统治者的评价或者对当时政治局势的影射。以唐代两大著名诗人的文学思想中体现的理论观点来看，李白在作品中展示的理论观点与盛唐时期的统治是十分契合的，其文华丽而浪漫，正显示了盛唐的政治和文化风貌;杜甫是在寂寂无名中去世的，他的诗赋在半个世纪后才被世人所称颂，而杜甫的文章，则多是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底层平民生活的写照。对于现代文学理论来说，文学的实际作用在于服务于群众，因此文学理论多是对群众精神文明发展的探讨，是基于大众的，而并非直接与政府和统治相关的。
4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4.1文学理论的社会价值相同
文学发展具有其独特的社会职能，这是文学作为社会上层建筑内容对社会发展的推力。文学理论的社会职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教育发展的指导意义，即文学理论发展促进对社会青年教育的发展，而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理论研究的蓬勃开展，因此，文学理论研究使文学对教育的促进作用越来越强;这一点，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是现代文学理论，都显露得十分明显。孔子的三千弟子，无一不是从孔子的文学思想中继承了修身和治世等观念，而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则对高校文学教育的影响巨大，体现为教材的变革以及研究热点的变革等方面;另一个是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人权呼吁等元素通过文学理论研究被独立出来，这是文学理论对文学作品的精神意义进行再加工的过程。通过这种再加工，文学作品的时代价值被进一步升华和凝结，更容易被大众所认识到，文学作品对社会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更加明显。
4.2古代文学热点与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相符合
文学所具何种精神意义，是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和每种文学思潮发展最终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文学发展的最终使命。通常情况下，一种文学思潮即是当时社会最尖锐的社会问题的影射，而目前全球最尖锐的问题究其根本，都可以用生态两个字来概括。发源于美国的生态文学，其研究已经逐渐从文学作品研究上升到文学理论研究层面，随着世界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发展，未来的生态文学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生态精神的代表，人们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自然、能够对自身的行为进行彻底地反思、能够将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视为生态环境发展的一部分，这是未来生态文学所要表达的思想，也是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到顶峰时期所具有的精神意义。目前我国文学理论中的生态文学思潮发源于美国，但是考量生态文学的文学作品形式以及思想，却不难发现，现代的生态文学理论与我国古代多数描写自然之美，以景抒情的文学作品中包含的对山川热爱的思想是十分一致的，无论是落霞与孤鹜齐飞还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亦或是霜叶红于二月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都是对自然景观包含着欣赏、敬畏、赞叹的表达，这些表达与现代生态文学对自然的客观认识以及对自然景观中包含的自然哲学理论的反思是一致的。
4.3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
很多研究者都认为，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在表面上看起来产品丰富，但实际上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文学理论思想却比较少。这是文学理论研究的批判思想之一，也是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性对文学理论发展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之一。有研究者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已经高度体制化了的学术环境密切相关，并且提出与体制保持距离，将是理论自身良性发展的必经之途。这就意味着，对文学理论继续进行自我批判，从自我批判中寻找文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开放以及创新，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之一。在目前文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寻找创新的可能性，使文学理论即与生活实际交融，又能够展示出其作为文化发展指导理论的独特性，这是现代文学理论中的批判思想发展的目标;无独有偶，古代文学理论中也包含了很多批判思想，文学家们在表达这些批判思想的同时，也在寻求通过批判进行创新以及促进文学自身的发展明清时期对元代以及之前的戏曲、杂剧进行的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再创作，使宋元戏曲和杂剧演变成小说以及杂文，即是在文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这是值得现代文学理论研究进行发展和学习的。
中国古代文学篇5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
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
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
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
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它所注重的不再是对社会有多大的教化作用，而是注重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与娱乐价值，这就使文学从政治上剥离出来。展现出一种单纯的艺术样式。这种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现象，也许正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的松懈、糜烂的上层生活，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才会产生这种新的审美需求。但也正是这种对文学艺术美的追求，对审美价值的追求，才会对后来的文学观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物的描写细致及扩大文词的丰富性
从后梁的宫廷诗到以后的谢眺，王融他们在内容上不再是对家国社稷的关心，而是转移到了，或是宫廷、或是美女、或是山水园林上来，要不就是抒发自己个人的离情别意上来，这与重质轻文理念下的“家国”的内容为主要表现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质”的内容上的局限，也必然促使着他们对所描写事物更加细致入微，想出那些“重质轻文”下不可能出现对物的细致描写的词语，这使得词语的丰富性得到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作品的新鲜性。对那些曾不能用言词形容的物品，出现了新的词语对其形容，这样描写事物的复杂性也得到了解决。
而对这种山水或器物，宫廷美女的描写，也促使他们对美进行了重新的价值评判，追求一种全新的审美方式，他们把这种美的景色与其音韵相结合，促进了四声音律的出现，有助于语言的发展。对后代文学的言语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它们还是相互依存的。梁朝的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提及道“文”与“质”：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有皮，而色资丹漆，质褥、文也。这些都是刘勰运用比喻，指出了文艺作品中的这种关系。同时中国古典文学也正是在“重质轻文”和“重文轻质”的影响下出现了不同时期下的不同文学样式。
三、中古文学与西方古典时期文学中“文”与“质”比较
但从整个古代的中国文学来看，还是更强调“质”这种内容上的教化作用，这种对内容上的凸显，使得形式上受到过一定的影响，即使在一些时期和流派，“文”的形式被加以重视，但“文”始终没有占主体地位。而相对于古代的西方来说，在“文”与“质”，这种内容与形式来说，形式的重视更成为了一个主要方面，对在艺术方面的成为其主要特点，从《伊利亚特》和《奥德休斯》到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底浦斯王》和欧利比德斯的《特洛伊妇女》，都是运用着写作的形式，艺术的方式，来取胜的。这些作品在人物的刻画和语言的运用都体现着“人”的性格而不是“神”的性格，而对人的教化作用确是没有显现出来。正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写的那样，把一切诗人与艺术家赶出理想国，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亵渎神灵，丑化英雄人物，并且使谎言夹杂其中，而这种对“人”的描写，更会滋养人的，使人心灵中低劣的部分显现出来。
中国古代文学篇6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中国古代文学篇7
关键词：文学作品司法文化法理人情
中国古代的小说、戏剧和评书流传甚广。虽然都是文学作品，但是从法治的视角和古代的司法文化可以进行结合研究。本文将以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司法案例为研究对象，对此方面进行探讨，研究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特点。
一、判案不拘泥于律条：重“人情”轻“法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徐梦龙：《醒世恒言》第八卷）是一起典型的民事和刑事结合的案件，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司法审判的重“人情”轻“法理”的特点。故事的大概是：北宋年间，医学世家刘秉义之子病重，刘妻希望娶孙寡妇家的女儿冲喜。孙寡妇得知刘家儿子病重，无奈之中让儿子玉郎男扮女装嫁进刘家。然而玉郎已经与徐家的女儿定亲。洞房花烛之夜，刘妻让自己的女儿慧娘陪伴自己所谓的“嫂嫂”，二人一见钟情，私定终身。刘家儿子病愈后，慧娘和玉郎的事情败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家的邻居李家又将慧娘的事情告诉了聘定慧娘的亲家――裴家，于是，几家状告到官府。
中国古语曾云“理法处于人情”，又言：“人情大于王法”。中国古法都规定法官依法断案，量刑定罪。汉代律令规定：“监缶部主，见知故纵”，法官对犯罪不严厉惩罚就为私纵犯罪者，人犯罪难免人情有所在。唐律有言：“诸鞫狱者，皆须以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在唐律中规定审判案件的法官不得超出诉求人诉状所控诉范围。在《唐律疏议》中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即审判者可以送给顺水人情，给予减轻刑罚，不必刻意追求符合法律条款的规定。宋代的郑克也提出了：“夫所谓严明者，谨持法理.深察人情也。”在中国的古代婚姻制度中，只要男女双方订婚，婚姻即生效。所以玉郎和慧娘构成了和奸，触犯了宋代的刑律。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意思为通奸的人，男女各服徒刑一年半，有丈夫的妇女则服徒刑两年。《大清律例》中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者，杖九十。”慧娘因为和玉郎私定终身，这段感情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裴九老要求官府严惩慧娘和玉郎。在当值太守问明事情发生原委后，依照当时律例慧娘本应嫁到裴家，但是因为其行为上的不洁，所以让玉郎退还了裴家的聘礼。太守重新对几位年轻人进行了搭配，裴家最后改聘徐氏，使三对夫妻重新组合完婚。这个故事符合当时的法律，是最为合理的判决。中国古代的法律本来就建立在礼法的基础之上。这段看似违背当今法律道德的判决在当时的法律环境下是最为合理的。这是中国古代礼法相结合的体现，审判者可以根据法律规范自由行使裁量权。在我国另一部古代小说《初刻拍案惊奇》中也出现过此类情形。书中一则故事讲的是在唐宪宗年间在豫章郡的富商谢全一家在浔阳江运货的过程中遭遇到了劫匪，家破人亡。谢全的独生女儿谢小娥通过破解诗谜得知了当年劫匪的名字，从此踏上复仇之路。经过重重阻碍，谢小娥女扮男装混入申家商号并且取得了仇人申兰的信任，终于趁仇人酒醉之时手刃仇人为父亲报了仇。最后投案自首，审判者查明了事情的原委后，将当年的劫匪统统下狱，但是并没有追究谢小娥的刑事责任，免除了死罪。这个故事也是法理与人情相结合的体现，不是刻意地执行律例律条，还要体察人情。在唐朝的时候，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案例，这两个案例都和复仇有关。第一个是一个名叫张绣的人杀死了诬陷自己父亲造反的仇人，并且获得了社会舆论的支持。但是裴耀卿和李林甫却认为法律不能纵容人们复仇，要对张绣进行法律制裁。张九龄认为这是“孝烈“的表现，当时的统治者唐玄宗却支持裴耀卿和李林甫的意见，告诉张九龄：“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杀之成复仇之志，赦之亏格律之条。”认为这复仇的行为虽然为礼法所准许，但是还是违背了国家的法律，张理和张绣虽然值得同情，但是其罪行不能被赦免。从此可以看出，唐玄宗反对以任何理由来进行私自复仇的行为。第二个著名的案例是在唐宪宗年间，富平县有一个人叫梁悦，杀死杀父仇人后投案自首。审判者认为梁悦的行为虽然杀人违背了当时的法律，但是为父报仇的行为符合礼数和情理，而且犯罪后主动投案自首，所以进行了从轻发落。这两个案例在当时的社会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虽都发生在唐朝时期，但是处理结果不同。《唐律疏议》中对复仇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谢小娥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重“人情”而轻“法理”的审判特点。
二、司法人员非专业化，经常徇私枉法
衙役和差役是中国古代的司法、审判机构的直接执行者，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喜欢把这两类人进行恶魔化，把他们描写成为欺压百姓、强取豪夺、滥杀无辜的形象。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桥段即在《水浒传》中林冲误入白虎堂，遭到高俅陷害被流放的描写。起因是因为林冲与高太尉的儿子高衙内结仇后，高太尉用计骗林冲持刀进入白虎节堂，判定林冲腰悬利刃，意图不轨。把林冲发配到了沧州。在押送的路上，两名押差因为收受了高太尉的贿赂，在押送的途中百般虐待林冲意图结果林冲的性命，还要在野猪林害死林冲。其原因不光是由于收受了高太尉的钱财，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审判者权高势大，使两名差役不得不枉纵执法。《水浒传》中还有一个著名的章节，宋江得知晁盖因为劫取了蔡太师的生辰纲被官府通缉，在官府正要对晁盖捉拿之时，宋江为晁盖通风报信，使晁盖成功逃脱官府的缉拿。事后由于事情败露，阎婆惜以此为要挟宋江，宋江一怒之下杀死阎婆惜，宋江的好友差役朱仝为了朋友情分帮助宋江逃跑，最后宋江被官府缉拿后说自己是在酒后误将阎婆惜杀死。虽然知县和差役都知道事情的实情，但是并没有依法惩治宋江，只是做出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的决定，可见在当时的社会中，私情远远大于国家法律的权威。还有一段著名的案例，在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章中，贾雨村审判冯薛两家因为买卖纠纷而致使薛蟠打死人命。由于当时的四大家族势力强大，薛蟠为四大家族薛家的子弟，所以贾雨村不顾法律的正义，徇私枉法免除了薛蟠的刑罚，只是对薛蟠处以罚金了结了此案。《红楼梦》中为徇情而违背法律的判决还不止这一处，在“判冤决狱平儿行权”一章中，贾府中的王夫人丢了玫瑰露，有人故意栽赃柳家媳妇和五儿，王熙凤的通房丫头平儿调查原委，最后为柳家洗刷冤屈。在“尤二姐事件”中，凤姐让张华告贾琏“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倚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而且花钱打点，让都察院传唤贾蓉，贾蓉又花银子打点。都察院贪赃受贿，并且可以随意地徇私枉法。在中国古代仵作也是诉讼制度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份相当于今天法医的角色。往往决定了案件的性质和结果。但是事实上古代的仵作一般技术低下，专业化程度不高，仵作也可以收受贿赂来决定案件审理的方向。《水浒传》中武大郎被西门庆和潘金莲合伙毒死后西门庆买通仵作，验尸结果为病亡就很能反映这个问题。可见衙役的贪腐和当时的社会及司法制度的黑暗是密不可分的。
摘要：钟华华的小说从人性的角度，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关键词：钟华华小说乡村苦难人性视角
钟华华的小说关注变革时期的乡村社会，表现古朴乡村在变革中的阵痛。他从人性的角度，以儿童的视角，表现乡村孩子的苦难，乡村妇女遭受的，乡村男人的霸权地位，展示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诉说着乡村在世纪交替时期，也是社会转型期经历的苦难。
一、儿童视角：苦难的心灵烙印
钟华华小说的叙述角度主要是儿童视角。儿童视角应当是以童真为底色或背景，应当是清纯的、天真的角度。但是，作者的经历和作品主人公的生活背景都使作品的叙述清纯不起来，天真不起来。作者从小体弱多病，还在母亲的怀抱里，就感受到生命的艰难和生活的苦难，养成多愁善感、悲天悯人的个性。作者笔下的儿童，都没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心：或者如六指，父亲早逝，母亲外出打工，相依为命的老祖去世，他孤苦伶仃，连寄身的教堂也遭到拆毁的命运（《乌鸦停在黑瓦上》）；或者如《狗年月》中的“我”，母亲不堪父亲的折磨离家出走，我像狗一样低声下气地过日子；或者如心智不健全的“马大傻”，人们肆无忌惮地欺侮他，拿他作开心的材料（《一个傻瓜的悲剧》）。儿童是弱小的，没有人护佑的儿童是可怜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儿童是看不到希望的，受到的儿童是悲惨的。多重灾难的叠加构成作者笔下儿童叙事的苦难角度。他们以渺小的身躯沦落于滚滚红尘，以无助的眼光打量着鱼目混珠的社会，以稚嫩的肩膀承受着大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以受伤的心灵去适应瞬息万变的世界。
儿童视角给我们展示出五光十色的乡村生活镜像，展示出他们繁复而坚韧的心地。由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也由于文化的准备不足，他们很难溶入快速发展的社会。于是，为了生存，他们采取了坚守的姿态：坚守童心，坚守家园，坚守心中的净地。这是无奈的固守，螳臂挡车式的挣扎。老祖去世，六指只有退守教堂。但是，土地开发涉及到教堂，神父选择了离去，修女小树选择了新的也是堕落的生活方式。而弱小的六指却选择了坚守，坚守到教堂轰毁的最后一刻。教堂是宗教的殿堂，代表着神圣，象征着信仰。因此，六指的坚守和教堂的轰毁有了象征的意味（《乌鸦停在黑瓦上》）。教堂坍塌了，高楼林立了，乡村城镇化了，生态失衡了，人们的心态呢，也浮动躁动了。修女小树顺应潮流的肤浅方式固然不可取，而六指顽强的坚守是否是通往心灵家园的唯一道路，也值得探究。这是一个作者无法破解的难题，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会遭遇的阵痛。
《一个傻瓜的悲剧》提出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历尽劫难的孩童马大傻突然具有了特异功能，在他无尽的咒骂声中，欺负他的人遭到报应，躲雨镇的人们患上了忧郁症。当人们躁动不安，想寻求生路而找不到方向之时，在神父的指示下，马大傻担当起为大家指路的重任。仿佛是大智若愚，或者是与神界心有灵犀，马大傻为各色人等指路，居然能各得其所，各安其位。马大傻担任了作品的叙述者，这是一个奇特的由傻子充当叙述者的叙述角度。这一独特的视角仿佛一个变形的透镜，世间的一切变得光怪陆离，本真地再现了扭曲的人性和荒唐的社会现实。
二、乡村女性：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
作者笔下的女性个个美貌如玉，聪明伶俐，具有敢爱敢恨的鲜明个性。但是，在价值取向迷失、道德理念混乱、心灵骚动不安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些乖巧的女性却与作品中的孩童一样，有着悲剧的命运，成为男性霸权和乡村变迁过程中的牺牲品。
春桃（《身背十字架的女人》）义无反顾地离开嗜赌如命的丈夫，与汪石匠私奔到躲雨镇之后，春桃就成为汪石匠实现物欲的工具。汪石匠雕琢了堆积如山的十字架，春桃默默地把它们背到墓地，沉重的十字架压垮了春桃，将俊俏的春桃送到了飘渺的天国。春桃为了追求幸福来到躲雨镇，她想象着新的生活会拯救她，会赋予她新的生命。然而，她背负着的具有苦难意味也有拯救意义的十字架，却耗尽了她年轻的生命。于是，背负着十字架的春桃也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雕花木箱》写了乡村几代女人的一个美妙而残忍的梦。木匠高山毛能用上等的红豆杉做出精致的雕花木箱，能够拥有他做的雕花木箱成为乡里女人的梦想。然而，高山毛的妻子却没有雕花木箱，并因此上吊自杀；瓦兰的母亲不能与高山毛共结良缘，留下的愿望就是要一口雕花木箱；瓦兰为了雕花木箱受尽野蛮丈夫的折磨和柳翠翠的羞辱，为寻找雕花木箱而在躲雨镇消失。于是，雕花木箱成为乡村女人所追求的卑微而美丽的理想。理想是美丽的，但是是不能实现的，而乡村的女人们为了这个微不足道的理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作者给我们描述的美丽而沉重的乡村现实。
《七月满尘》中的女主人公云朵的确如云朵般美丽、纯洁。在物欲横流的桐花岭，云朵我行我素地生活在色狼群中，以灵巧与机智将随时可能发生的化险为夷。她也在坚守，坚守传统的生活方式，坚守爱情，坚守忠贞。坚守的同时，她在抗争，与物欲抗争，与强权抗争，与、抗争。可是，在强权和暴力面前，云朵像任人宰割的羔羊，被粗鄙下流的勘探队长徐二胖粗鲁地、。
背负着沉重十字架的春桃，期盼着雕花木箱的瓦兰，努力坚守心灵圣地的云朵，以其坚韧、坚强，表现出强大的人性力量。但是，她们或者成为男性物欲的工具，或者成为的发泄对象，或者怀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而消逝。她们的坚韧和坚强，她们身上浸透的人性力量，在强权与暴力的面前不堪一击，以她们灿烂的美丽点燃悲剧之光。另如沉沦的修女小树，“山里妹桶桶澡堂”（《七月满尘》）、“世界歌舞团”（《远去的唢呐调》）中的风尘女子，为满足男人的欲望而放弃了自我，仿佛是为乡村的现代化进程奉献着自我的牺牲。受伤的总是女人，承受苦难灾难的总是她们！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古代文学篇8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改革教学模式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有着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独创的艺术风格,形成了繁花似锦、色彩绚丽的艺术园地,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核心课程,一般高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安排四个学期完成,学分16分,我校也是这样安排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材版本非常多,比较知名的有游国恩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褚斌杰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袁行沛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等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新著》,等等。还有很多简明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任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与发展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及其繁荣发展的情况和艺术规律,说明重要作家作品和当时社会的关系,以及其在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介绍、评价历史代表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分析代表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目的要求:通过本门课程的教授使学生获得有关我国古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基本认识。对我国古代文学伟大成就和基本发展线索、规律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并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科学评价,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阅读、分析、评价我国古代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和文化素养,提高民族自豪感和爱国情操,以及审美素质,为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般教材都是按照历史阶段将整个中国文学史分为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辽金文学,以及元、明、清、近代文学等几大部分。
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该课程的教学,我们认为有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教学思想观念
1.转变承继性教育思想,树立创新教育观念。
2.转变以专业对口的教育思想,树立加强全面素质培养的教育观念。
3.转变以学科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树立整体化知识的教育观念。
4.由注重共性教育向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全面因材施教观念的转变。
5.树立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的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
二、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立足一个“改”字,以改促教
1.在教材的选定上立足稳中求变。
2.课堂教学坚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起点和归宿。
三、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由单向灌输变为双向沟通的模式
1.打破传统的“传授式”教学法,请学生上讲台。上讲台的方式有四种:学生教学生,讨论会,即兴发言,师生问答,这种活动每学期至少三次。教改活动是逐年增多趋势,体现一种从被动到主动自觉的发展过程。通过有意识的教改活动,我们认为:最佳的讲述方式是师生问答式,它要求教学双向互为主体,互相促进,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它表现了教与学是一种平等的、友好的、和谐的交流。它能使学生在单位时间进行全方位的能力展示,是学生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积极思维的最佳形式。
2.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相结合,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巩固课堂教学效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为学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而又扎实的学习氛围。
3.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调查。鼓励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了解社会,是加强大学生素质培养的重要方面,也为大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处理解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4.要进一步完善教学手段,采用深入浅出、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目前的教学手段基本上还是一块黑板,一枝粉笔。而古代文学的信息量大,许多知识学生陌生,教师需要大量板书,而且要作比较细致的阐释,这就耗费了相当多的不必要的课堂时间。要提高教学效率,就必须借助于投影仪、录音、教学课件等教学工具,减少板书内容和不必要的知识阐释,从而节约一些有效的教学时间。特别是在诗词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春江花月夜》、《锦瑟》等。有时利用背景音乐,虽然不及画面直观,但可辅助对诗歌意象或意境的理解。
5.要注意在教学中把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作为传统文化课教学的主导思想。要在教学中贯穿这样一条红线,即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弘扬,具体说有这样几点:一是爱国主义的传统。例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追求真理的奋斗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以及信、义、诚、达、仁、礼等优秀的人格层面,如能通过教师的讲解,让学生辩证地加以继承,无疑会极大地提高年轻一代的思想道德水平,而且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能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二是团结统一的博怀。我们民族的精神一贯是团结统一的,这从古代文学、古代文化的研究中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是热爱和平的高尚情怀。四是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五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这两句话是《周易》《象传》里边的,原话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古人看到天体永远在不停地运行,比如太阳东升西落,很刚健,所以古人有感于此,认为人生也应该自强不息;又看见大地是很深厚的,可以承载万物,所以想到人也应该“厚德载物”。教师要有博大的胸怀,能够承载各种各样的事物。清华大学把这两句话作为他们的校训,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我一直认为,应当让学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首先学会做人,然后去做事,再去做官。假如连做人都没有做好,要去做事,事也做不好;要去做官,那官也做不好。现在的一些腐败现象也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郑板桥说:“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这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我们教学生,也要让学生首先做个好人,而不是首先要求他去做官。此外,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如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法、地理、交通、建筑、工艺制造、医药,以及音乐、歌舞、书法、绘画、衣食住行等方面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如能有选择地在课堂上加以介绍,则不但能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而且能补充他们平时所学知识的不足,从而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和文化修养得到提高。对目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重智轻德、强调分科而忽视整体联系的倾向,传统文化课的教学也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而只要年轻一代的文化素质提高了,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承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自然就有了保障。
四、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如果仅强调我们是教学型的大学,忽视科研工作,那么我校的地位注定是三流学校。若没有科研成果,不仅老师自己会不自信,而且学生也会看不起。因此,学校在抓教学的同时,应该而且必须加大对科研的投入。中国古代文学虽然研究上很难突破,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它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九江地区古代文学),取得一定的成绩。
五、未来的设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认为课程建设的确势在必行,学科建设的基础就是课程建设,没有课程建设,根本谈不上学科建设,当然它涉及到许多方面,教材、教学、科研、教师的知识更新、能力更新,无不和它有关,因此,这决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件长期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
今后我们可以开展以下工作。
1.加强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培训。提高现代化教学手段实际效果,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兴趣。
2.加强古代文学教学模式的探讨,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理论研究的深度。
3.科研立足江西,加强赣文化研究的理论深度,形成地方特色。
4.注意和省内外的古代文学界同仁的交流和沟通与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方向保持同步,提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水平。
5.还可以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校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扩大学生的视野。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篇9
论文摘要:本文作者主要讲述了自己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些体会和探索:一是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二是以解读培养学生感受作品的能力;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四是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文学遗产,是珍贵的民族文化精品。学科内容综合性强,知识覆盖面广,教学难度极大。然而,在教授这门课时,不少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乃至教学模式基本还是因袭传统。课堂上,教师凭借一块黑板、一支粉笔、一本书、一张嘴,唱着“独角戏”,从文学史到作品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滔滔不绝,学生只是被动接受,久而生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学中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底蕴、深厚的文化内涵。当下,涵盖了汉赋、六朝骈文、唐宋诗词、元曲与明清小说的国学复兴热再次兴起,对文学遗产中思想底蕴的发掘和继承使学生有了学习古代文学的浓厚兴趣。如何利用好学生的“古代文学情结”,调动其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并使之产生持久的动力,是我们应该积极探索的。我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工作的几年间,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和现代技术结合起来,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一、注重学生对作品的诵读,培养其对作品的感悟能力
每学期开始,我都规定一些阅读和背诵的篇目,认真地抽查学生的完成情况,并将其作为考核学生平时成绩的内容之一。诵读,可以加深对文学意象的感悟,有利于学生想象力的培养,进而较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情感内涵。在古典诗歌的教学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它可以将学生“带回”千百年前,让他们的现代生活、情感与理念与古人的生活、情感与理念相融合,与作品的意境和作者的体验产生共鸣,进而获得美的享受。如讲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让学生通过诵读,体味“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这些意象所渲染出的深秋傍晚的荒凉气氛,体味天涯沦落人的孤寂愁苦之情,让学生对当时沉闷的时代气氛有深刻的感悟。诵读,可以充分体悟诗歌的语言美。优秀的文学作品都蕴含美的情感,通过朗读活动,可以使之渗透于学生的心灵。吟咏朗读除了可以感悟文章的真谛,还可以使人在不经意之间对朗读时那抑扬顿挫的语音、错落有致的节奏与奇特严谨的结构拥有深切的体验。对学生来说,言语内容美与形式美对他们的思维活动的影响是不容易被察觉的,但却是帮助他们理解文章的强大力量。因而,在让学生感知言语内容美与体悟言语形式美的过程中,要尽力诱发其审美情感,提高其朗读的感染力,使其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同时,诵读还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陶冶他们高尚的情操,丰富他们多彩的生活。
二、以创造性的解读,培养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
文本解读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一个审美的过程。好的解读,有助于学生对作品的欣赏,能使其体会到作者对生命的感悟,并与作者进行对话,从而逐渐养成感受作品、感受自己、感受生命的能力,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如讲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在欣赏这支曲子的情景下,我让学生讨论:苏轼的这首词千百年后为什么还会令我们感动不已?是表达了苏轼思想的苦闷,还是反映了他出世和入世的人生矛盾,抑或表现了苏轼对人间生活的热爱?通过讨论,学生明白,这些说法自有其道理,但仅仅这样理解显然是不够的。它的动人之处在于,一是揭示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困境:人生的缺陷(痛苦、不如意)是绝对的,我们不能指望人生和世界完美无缺,只能在绝对的缺陷中寻求相对的完满;二是苏轼以博大的胸怀对人们发出深情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与人之间更需要互相关怀和抚慰。因此,苏轼这一美好的祝福,才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这样的解读,诠释了作品的内在价值,拉近了古代作品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从而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共鸣,取得了育化心灵的效果,提高了学生对作品的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所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解读过程中,启发学生把心沉到古代文学的文化背景中去,触摸作家思想感情的脉搏,使学生初步掌握从文化背景角度切入去鉴赏诗文,同时引发学生对文化现象的思索。这是非常重要的。讲陶渊明,我告诉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逸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人类的进步,这种文化现象几乎已经消失,但作为一种人格,后人对陶渊明又非常推崇;作为一种观念,它还或多或少地影响我们现代人,你将怎样看待陶渊明的隐逸呢?有的学生认为,陶渊明抛弃做官而归隐田园,表明他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价值取向,这种人格是高尚的。有的则认为,陶渊明的这种隐逸人格不值得歌颂,这种人格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面对黑暗和邪恶都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将会是什么样子呢?还有的说,陶渊明在归隐中心灵得到了安顿,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这对与我们现代人来说,应该有所启示。假日之际,人们总想离开城市的喧嚣,到野外感受山水之美,让浮躁的心灵得到净化,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越来越糟糕。尽管观点不一,但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把作品的阐释、作家的评析与现代生活联系在一起,拉近了学生与古人的距离,提高了他们的鉴赏水平。
三、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和个性发展,忽视了学生的创新精神。鉴于此,我开始尝试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改革,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改变以课本为本位、以教师为中心、以强硬灌输为手段的传统教学模式,借鉴一些先进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
辩论法。经常拿出一些在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让学生们自己讨论。在正式讨论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预备工作:事先布置好讨论的题目,让他们围绕自己的观点去查资料,并选出各自的代表发言人,非常类似于现在的辩论赛;我也要尽可能多收集资料,猜测学生会运用哪些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并模拟他们争论的情景,以便作必要的调解和补充。每学期我搞两三次这样的讨论。如在讲“先秦文学”中诸子思想时,涉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性”问题,孟子主张“人性善”,而另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则认为“人性恶”。讨论之前,大家都做了充分的准备,从多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有理有据。事后学生自己说,这次讨论逼着他们看了很多理论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思辩能力。
比较法。古代文学中很多问题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将诸家之说介绍给学生,并组织他们对多种答案及多种思路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激活他们的思维,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例如,学习王维的山水诗,要求学生搜集、整理唐以前,以及初唐、盛唐时期有关知识分子对山水的关注的资料,从比较分析中鉴赏王维对中国山水诗的贡献。又如在讲到“楚汉之争”这段历史时,我要求大家对导致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要人物——刘邦和项羽进行详细比较,刘邦作为一个无赖何以夺得天下,项羽既然是一个英雄为何却走向末路?学生通过激烈的讨论来总结两人的得与失,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这段历史。还可以通过古典文学的现代改编问题,思考古代文学的经典性所在。如搜集一些根据古诗词改编的流行歌曲,像《别亦难》、《新鸳鸯蝴蝶梦》、《在水一方》、《寂寞沙洲冷》等在课堂上欣赏,让学生去寻找原文,从而思考古典文学历久弥新的原因,激发他们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四、积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古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传统的教学模式,但长此以往,教学难免单调,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进行调节。在种种探索性改革中,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无疑是实施起来最方便快捷,且行之有效的办法。
音响媒体方面,可以运用便于携带的mp3加小音箱。课堂上通过欣赏相关的音乐,加强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理解,如在讲授李煜的《浪淘沙》一词时,先让学生欣赏邓丽君的歌曲《虞美人》,把他们带进一个哀伤、凄凉的意境,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从而使他们对这首词表现的李煜思乡之情、亡国之恨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在讲解《史记·项羽本纪》时,可以让学生欣赏琵琶曲《十面埋伏》,使学生对楚汉战争的形势、人物个性有更直观、丰富的了解。
声像媒体方面,包括对电视、DVD、电脑、投影仪等的运用。如在讲授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时,可以组织学生观看古典名着改编的影视作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内容更加引人入胜。
将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多媒体课件运用于古典文学教学中,不但节省了课堂板书的时间,而且增加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深度,给教和学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教师可以在课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资料,诸如作者家世、生平、思想、学术研究动态等,并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在诗词教学中,将讲读篇目演示在屏幕上,再配以音乐、画面、朗读、前人的评论等,教师再加上一些疏通与点拨,便会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古代文学永远不会像今日的某些时尚潮流一样红极一时,但也不会像昨日的某些流行概念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如果教师在教学中真正引导学生进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殿堂,使他们体味到古典文学的永恒馨香,将是对学生精神完善的莫大帮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学生对局部知识的掌握。
参考文献:
[1]阎续瑞.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J].煤炭高等教育,2000,(2).
中国古代文学篇10
中国古代文学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门核心基础课程。这门课程涉及领域极为广泛，内容异常丰富，可以看作是一门有关文学、历史及哲学的综合学科。又因其年代久远，集中了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这门课，不光能加强学生对中国文学史的知识体系的掌握，还可培养学生的解读文本、鉴赏文学及审美能力，同时还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修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课也曾经在大学校园得到学生的推崇，尤其是许多学生都受到古代文人高洁品格和人格魅力的本文由收集整理感染。然而，近些年，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新思潮及一些新观念的入侵，导致中国古代文学这门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学科受到严重挑战，教学现状不甚乐观。许多同学尤其是中文系的一些非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普遍认为这门课程的内容距离现在久远，学习它，犹如在考古，没有任何的现实价值和实际意义。同时再加上，今天的教学模式依然停留在以往的照本宣科，教师按照从作家时代背景、生平思想到代表作写作特色再到其在文学史中影响的单调模式讲，学生在下面被动听，这也将直接影响了古代文学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听课效果。因此，作为一名高校古代文学教师，有责任积极探索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新思路及新方法，使这门传统学科的教学能与社会时代之音相呼应，力争改变古代文学教学的现状。
一、改进方法，引领学生走入课堂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一门传统学科，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导。这样有利于教师系统性、逻辑性地展示自己渊博的学识与才情，按时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但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新时期大学阶段育人的需要。新时代的教育需要把落脚点放在培养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及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迎接时代的挑战，更好地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另外，忽略学生在课堂中的积极能动作用，不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导致课堂气氛沉闷，学生精力不集中。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比如可在课堂上设置一些讨论题，如在讲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的时候，可以让学生去思考《琵琶行》的主题思想？学生在解决问题之前，肯定需要去查阅资料，对作者及其时代进行了解，同时还要阅读作品。在讨论中他们从不同角度来谈谈自己的看法，多半女同学会认为是反映爱情主题的，男同学持不同意见认为是反映讽喻思想的，但也有同学会认为是二重主题说。大家打开思想的火花，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课堂气氛活跃，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教师要对学生的回答及努力及时给予鼓励，促使他们积极参与下次的讨论。因为大学课堂没有固定的教科书，学术研究的知识，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流动变化着。教师不能固步自封，要与时俱进地辩证接受新观点。
在平常的授课中，教师要经常走下讲台，多听听学生的心声和建议。新的教学模式下，要求学生是课堂的主体，因此教师要注意让学生走进课堂。现在的大学生，容易接受新事物，思维活跃。教师要善于让他们思考问题，不能认为自己是老师，自己储备的知识丰厚，高高在上，不屑于听取学生意见。在一次讲述《三国志通俗演义》主题的课当中，一位男同学站起来根据小说中人物的出身提到士与庶之间的斗争这一主题的看法，这就是我没有思考到的，但学生的思考不是没有道理，在讨论中完成了教学相长。
二、发挥多媒体的积极作用
孔子曾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目前，在现代化高科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形势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手段也受到冲击，传统的以口述和粉笔的单一手段显得呆板，枯燥，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及时代的需要。教师需要积极更新教学手段，与时俱进，把新的现代教学技术引入到课堂。大的屏幕、音响及视频，能让学生们更直观形象地感受古代文学的巨大魅力，同时也增加了课堂的生机，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课件的制作能够促进教师更好地完成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虽然是教师在原有的教学教案基础上对教学过程的诠释，但教师都会思考如何创立更好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去感受古代文人及作品的独特魅力。比如我们再学习南渡著名女词人李清照时，可以选择她的《一剪梅》视频歌曲进行导入。学生在曲中能够体会到李清照作为婉约派词宗的温婉与哀怨，屏幕上的视频闯入学生视野里的是李清照词中优美及缠绵的意境，学生听后能够真切地把握到词的感情基调，忧愁中带有清新，哀而不伤。这种导入能激发学生兴趣，加深学生对作品的感知，取得极好的教学效果。同时面对网络丰富的资源，可以促使教师拓宽学术视野、增大知识信息量，弥补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教师可以通过自己搜集的资料创造性地阐释激活作品，让学生从中感受到真、善、美的熏陶。
三、重视人文修养的培养
胡锦涛总书记曾在200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指出：“全程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大学阶段是人生的关键时期，人文一词最早见于“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也就是说人文素质的培养有利于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通过知识的传授、环境的熏陶以及自身的实践，影响个人的人生理想信念、思想情操、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心灵成长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视为灵魂的发育期，个人人生观、价值观、理想信念的形成期。然而，随着这些年社会经济网络的膨胀发展及大学生就业率的下降，当代大学生在校园里呈现精神空虚，人格缺失等现象，部分学生过分追求金钱和物质的享受，丧失了对理想及信念的追求。古代文学经典作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为我们记载了历代文人的人生信念，彰显了他们不屈不饶的意志与人格魅力。因此，有必要通过古代文学课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教师在授课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引导学生在对历史文人及作品的解读过程中体会他们的伟大人格与个人魅力。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一生经历可谓“一波三折”，历尽人生坎坷磨难，但其作品带给读者的是他旷达的积极人生态度。尤其是他的许多千古名篇皆是在他人生最低谷时完成的，教师在讲述其作品时要大量搜集背景资料，设置好教学情境，让学生去感受文人士大夫身处逆境时疏放、洒脱的人生境界与哲理人生，苏轼的人格魅力正是在这当中得到彰显。然后教师在从苏轼引导大家对人生进行思索，帮学生们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念，培养他们坚韧的意志，以更好地去面对人生中的种种挫折与困境。据了解相一部分成功人士，他们都受古代文人的影响，古代文学史他们成功路上的良师益友。因此教师要去挖掘作家的情操与作品渗透的精神，它将会成为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渗入学生的灵魂深处，帮助他们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树立起高尚的人格。
四、强调作品，回归原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