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2
关键词近代中国科学观演变器物层次制度次层思想层次
从1840年（道光20年）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今天的100多年间，中国社会对科学的认识理解和学习经历了从科学的器物（技术）层次到科学的制度（社会）层次再到科学的思想（文化）层次的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及国民科学观之演变，剖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各派系人物的相关思想、观点及其背后的政治、社会、经济乃至文化背景，对于考察百年来的中国思想史、中国科学史，乃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从洋务运动到甲午战争：科学的器物层次
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唤起国人自强图存的民族主义情感的同时，中国社会最先的反应便是激切地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先进技术即被自己曾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这成了当时社会各派人物为振兴中华的一致和唯一选择。早些时候的林则徐就曾主张学洋人之“船坚炮利”，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是继承了林、魏等早期改良派的有识之见，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国内外的现实压力。当时所谓的“洋务”可以说是包括了对外交往的一切事务，除外交、契约外，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洋科学、购置西洋枪炮机器、开矿办厂、雇洋人按照其法训练军队等，均无一不属于洋务的范围。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是奕xīn＠①、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
洋务派提出“自强新政”以期实现富国强兵，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便是军事技术的洋化。面对另外一个强盛文明的武力威慑，在器物技术层面上优先产生认同是最自然不过的。李鸿章就曾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他主张“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习机器，制轮船”〔2〕。因此，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便是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采矿、冶炼和运输业，包括学习洋文、提倡某些“西学”、派人出洋留学等均是围绕军事。曾国藩曾说：“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3〕可以说，在洋务派眼中，学习西方科学的最大功效便是能建立一支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而“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4〕。
但无论如何，洋务派毕竟把科学视作富国强兵的重要手段，并付诸行动，使国人领略了“格致科学”的巨大力量。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微积分、代数、几何、概率论到物理、化学、天文、生物、从蒸汽机、织布机到炼钢炉，从轮船、火车到电报、电话等，相继传入中国。
虽然洋务派遭到了保守派的激烈抨击，后者指出“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未有专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5〕，但这两派思想并没有原则上的对立，洋务派中的曾、李、左及张之洞等代表人物都是传统的卫道士，他们只是在“用”的层面上来提倡西学，目的仍是为了保“体”。李鸿章说过：“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6〕与其说洋务派不忍割弃与传统的感情纽带，更毋宁说他们对西方文明及西学的认识仍局限在器物技术层次，他们在思想深处感到孔孟之道乃治国之本，亘古未变。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曾说：“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可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倒是少数有先进思想的人物反成了孤独者，郭嵩焘以其对“洋患”的深入研究，提出办洋务必先“通其情、达其理”，在具体措施上，郭提出应扶植中国的商贾，反对洋务派当时垄断工业的做法，并比较了两种方式利弊，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并说，“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已经超越了当时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成为士大夫阶层中主张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驱，并为维新派思想开了先路。〔7〕冯桂芬在《校bìn＠②庐抗议》中提倡“以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后来又提出改革内政等要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对西学的认识层次上也有一定的高度，除技术工艺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朝野各阶层中是很难产生共鸣和得到欣赏的，并且这些人本身也仍认为技术、工艺乃至社会政治制度只是拿来便可用的“器”，至于维护中国自身生存的“道”和“本”，则还是传统的纲常名教，即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所说的“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8〕。
洋务派乃至当时中国社会的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对西学认识之偏执和缺陷，更意识不到中国当时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构成了学习西方真理的根本，在此意义上讲，洋务运动的流产几乎是必然的，而洋务派则成了西学传入中国后的一个畸形产物。
甲午海战（1894年，光绪20年）的失败再次警醒国人：技术工艺制造只是西学之皮毛，真正富国强兵之路在于制度变革。甲午海战，中国并非败于西方列强，而是败于几乎与中国同时学习西方的日本。尚比洋务运动稍晚的明治维新运动（1868年）提出了“和魂洋才”、“求知于全世界”等主张，并实行了一系列旨在长远的制度改革，取得了惊人的奇迹，在海战中，日军以并不优于清军的实力，几乎覆灭了北洋舰队。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社会政治制度的呼声日渐高涨，对科学的认识、理解与学习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科学的制度层次
洋务运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而甲午战争又使中国社会清醒：没有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作保障，科学是不可能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奕xīn＠①曾评价洋务运动说，人人有自强之心，人人有自强之言，迄今而仍无自强之实。中国人开始明白，纵使船坚炮利，兵器精良，也挽救不了一个行将腐朽的社会政治制度。变革社会、改革政治，学习西学之根本成为甲午后中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科学在中国，已不仅仅是器物制造之学，它有了自己更进一步的内涵。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曾亲游欧洲的康有为在上奏光绪的万言书中就明言“变法成天下之治”，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度”已经完全腐朽败坏。郭嵩焘等人早已看出“政教”为西方富强之本，认为舍本逐末去办一点洋务，学一点技艺制造，并不能挽救亡国，但他并未看到本朝“法度”即政治早已腐败，也不敢提出从根本上变法和效法西方的主张。历史的担子就落在了维新派的肩上。
康有为上书中大讲变法新政，其内容一部分是洋务派早已提出的，如机器、铁路、轮船、矿山、军队等，但他认为根本不在乎此而在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康氏的变法新政带有狂热的政治雄心，他认为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争取皇帝的赞同和官僚集团的支持，从而实际参与政权，这实为传统的“圣君贤相”〔9〕主义。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后期思想的落伍。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的变法内容更具体，他在《变法通议》中明确指出同治以来讲洋务学西学三十余年，而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变法不知本原”，而这本原并不在于“坚船利炮”，相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维新派在一开始就明确借诸自己的报刊宣传思想，左右社会舆论，影响群众，这是与洋务派大不相同的。通过自己的报刊，维新派将西方的进化、演变、改良、适者生存等进步思想逐步引入中国社会，为自己的变法纲领提供了思想养料和群众舆论基础。在维新派与洋务派的论争中，虽然维新派激烈抨击洋务派之变法是“小变”，是“变事”，是“弥补”，而“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但是维新派自己的思想体系里面，体用的内涵，国家的概念，民权的含义等仍是模糊和矛盾的，这一点连对西方有精深认识的严复也不例外，其晚年思想的复古便说明了这一批思想者的悲剧性。
戊戌年（1898年，光绪24年）的百日维新最终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但在中国社会里，变的观念毕竟已深入人心。维新派对西学之认识深度和广度比洋务派有了大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为了有效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必须改造中国社会，变革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制度，使社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10〕
购置枪炮船舰，不如培育优秀人才，而欲此，就须变科举、改官制、开议院……这是维新派之思路，亦是其高明、进步之处。维新派的功绩之一便是以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并创设了京师大学堂，使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与此同时，全国上下出现了学会热、学堂热、报馆书局热、报刊热等。
就连慈禧朝廷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于1901年宣布“新政”：提倡和鼓励私人资本办工业；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选派出国留学生；改革军制。甚至在1905年开始同意考虑立宪。
洋务派的主体是传统的士大夫贵族，维新派的主体是具有新思想、有革命性的激进知识者，这批知识者是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者，他们后来成了与孙命派对立的立宪派之主体。虽然在具体的措施落实上，维新派并没有超越洋务派多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者更情绪化、更感性化，后者更注重现实社会的可行性〔11〕，但维新派之科学观及对中国社会之思想认识毕竟进了一步，他们本应扮演的理性、启蒙之角色，为后来纷乱的中国政治所抑制，对这一点，维新派自己是无能为力的。
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其纲领基本都是政治性的。辛亥革命也只是赶走一个皇帝而已，帝制，专制仍然存在。孙文的思路似乎是先救国，后治国，但革命派与立宪派都没有真正认清中国社会之特性、中国民众之特性，因而在救国与治国、革命与建设、民主与民权等理论问题上并没有谁说服谁，只是在内忧外患的严峻现实形势下，“大变则大通”的观念更吸引民众。
在辛亥以后中国社会的畸形发展中，伴随着政治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各种方案的失败以及仁人志士的思索探求，一场真正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之科学观又进入了更深入更内在的层次。
三、从到七七抗日：科学的思想层次
思救亡，先启蒙，启民心，开民智，重塑国民素质，这是五四时期的思想先驱和文化领袖们的一致认识，他们感觉找到了何以近百年来中华屡次为列强欺侮，何以科学技术不能真正发挥作用，何以国家腐败无能至此的内在原因。
洋务运动提出的自强口号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戊戌维新提出的变法主张也没有实现国泰民安，相反，中国社会愈加混乱。在这两个历史过程中，西学对于中国国民来讲，是迫不得已“逼”来的东西。然而1915年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学子回国，这批人在西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耳濡目染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拿到了西方科学的博士，沐浴了美雨欧风，是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这批人回国后开始办杂志，办社团，在国民中传播科学，也传播民主，中国老百姓开始懂得，科学可以创造发明，科学可以变革社会，科学还有自己的思想精神内涵；学习科学，首先要学习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自由、平等、理性、怀疑，这些科学的价值内涵和观念开始渗入中国社会、中国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之中。
以《新青年》为标志的这场思想革命、文化创新和民众启蒙的，无论其规模声势，还是文化拓展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五四前后，中国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发生了内在的变化，外来的文化观念、思想方法正在取代传统的地位。新观念的启迪、新领域的开拓、新学科的创造、新方法的运用，使中国文化正突破原有格局，酝酿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结构。〔12〕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对以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的认识更为深入，并随着对中国国民性、对传统孔儒思想的激烈的批判，一时间，来自西方学术领域的各种主义思潮、各种名词概念、各派人物名士纷纷在中国土壤上登场和传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早掀起科学思潮的是留美学生创办的《科学》月刊，《科学》不仅刊登介绍科学知识的文章，并着意宣扬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方法，以启蒙中国国民。它指出，西方的强大是建立于整个科学文明之上，而“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科学之功用，非仅在富国强兵及物质上幸福之增进而已，而在知识界精神界尤有重要之关系”。《科学》上经常讨论的问题涉及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与道德、科学与人生观等。
早些时候，严复就曾指出，中国没有民主胚胎，“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13〕，梁启超也指出，中国思想界固有的病症，至少有两千多年了，我们应甘心抛弃文化国民的头衔，否则，长此下去，何以图存？“想救这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14〕而则明确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并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15〕，蔡元培更是疾呼“欲求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并力倡科学“可以资美育”、“可以养道德”、“可以导世界观”。
紧随五四的“科学论战”已不仅仅是先驱思想者们在器物、制度层次上的冲突，更关键的是着重争论科学对于人生、信仰、道德、情感的意义。丁文江曾指出：“真正科学的精神是最好的处世之身的教育，是最高尚的人生观，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能够真正知道生活的乐趣。”〔16〕这位科学派的主将有一个基本结论：“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而在他的方法。”胡适亦指出：“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17〕
中国社会从鸦片战争后接触西学，到五四时期才真正开始对科学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于是，这以后有了中国的科学化运动，有了全社会上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教育的推广，科学人才的培养，科学机构、杂志的创设，并完成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过程，在各专门领域出现了一批有思想的大师级学者，取得了世界同行认可和欣赏的科学成果。自此至抗战前的十几年，被誉为中国科学事业的黄金时代〔18〕，甚至于在抗战时期，中国学者的出色工作也仍令中国人为之骄傲。
三四十年代的国内外战争再次使中国面临一个内忧外患的局面，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使中国科学短暂的鼎盛时期停滞，正在进行之中的科学之思想启蒙运动也自然中断。
30年代开始，日寇的入侵再次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励下，不同的政治力量开始联合，知识分子也找到与政府合作的可能与途径，“科学为了抗战”，这是战时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共同认识，保家卫国，一致对外，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是民族自信心的高扬和凝聚力，当然也少不了人才、技术、设备、资源。在随后的岁月里，科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特定的现象，即学者参政运动。如果说20年代的《努力》所呼唤的好人政治仍是源于传统的道德治国，那么30年代开始的学者参政则是现代意义下的专家治国〔19〕，这是特定历史时期学者与政治合作的一种尝试。
于是，一批批拥有欧美大学博士文凭的名流学者和科技精英，开始相继进入政府，担任要职，直接涉政，指点江山，纵横捭阖。中国社会此时对所谓科技官僚及学者内阁普遍寄予厚望，以期能开创中国社会之新局面。〔20〕这表明中国社会的工具理性观在膨胀，一种激进的、实用主义的心态浮现。虽然，真正了解科学的学者们不断提醒民众不要狭隘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并指出，为了中国长期的富强繁荣，有待于科学的现代化，而这又有赖于科学的方法论和相关的政治、社会条件，但对这一点仍是中国民众所未能充分理解的。〔21〕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不可能提供各方面条件来允许学者们发挥其理想化的“科学救国”的计划，这一点，学者们自己也在不断探讨，以至于最终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股社会民潮中去。直至1949年以后，在海峡两岸，这种激进的、实用主义工具理性观仍在持续，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两岸的科学观演变及科学与社会政治之关系又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之科学观演变的线索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在中国经历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由浅入深地认识、理解和接受科学，科学又是如何对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影响。直至今天，后70余年的今天，我们不是仍在呼唤科学吗？呼唤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呼唤提高全中华民族的科学意识、科学观念。在又一个新的百年来到之际，我们该如何以更进步的科学观引导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引导中华民族走向昌盛？历史是一面镜子。
注：
〔1〕《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2〕《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五。
〔3〕《李文忠公译署函稿》卷一。
〔4〕《李文忠朋僚函稿》卷三。
〔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卷。
〔6〕《同治夷务》卷二十五。
〔7〕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87。
〔9〕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人民出版社，1981。
〔10〕孙小礼、张祖贵：《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发展概论》，广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11〕吴向红：《维新思潮中的科学理性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3。
〔12〕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
〔13〕《严复集》（二），中华书局，1986。
〔14〕梁启超：《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晨报》，1922年8月26日。
〔15〕徐辉：《五四科学思潮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no.2。
〔16〕丁文江；《玄学与科学》，《努力周报》no.54—55，1923。
〔17〕《胡适的日记》（1922年3月25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
〔18〕林文照：《20世纪前半期中国科学研究体制化的社会因素》，《自然科学史研究》，1994，no.2。
〔19〕王骏：《英雄与名士——翁文灏与中日近代的学者参政运动》，《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no.1。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民国史研究由险学逐步发展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显学。在新的起点下，如何进一步推动民国史研究的发展，成为近代史研究所不断思考的重点。民国史研究要有所创新，首先要不断发掘新史料，并全面开放给学界研究利用。而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学术机构都保留有大量近代中国的历史文献。最大限度地将其复制，并向学界开放使用，是近代史研究所的职责。十年前，本所开始利用有限的科研经费，进行海外文献的复制工作。近年来，本所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近代中国海外珍稀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专项资助，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复制海外文献。
一 与台湾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交换 台湾学术机构收藏有大量近代中国珍稀档案文献，这对研究工作非常重要。但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包括经费)，很难以简单方式购买。而本所也收藏有大量珍稀史料，同样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十年前，我们开始探索与台湾研究机构通过资料交换的方式扩充文献收藏的规模与质量，初步获得成功。我们进行的资料交换工作可分为两类：一是将各自机构保存的唯一原始档案(不包括有特殊规定的档案)完成数字化后，互相交换电子档案，分别在各自研究所内对学术界开放;二是以各自保存的近代以来出版的珍稀报刊文献电子版互换。
第一类情况，我们已经实施了与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交换各自保存的胡适档案。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抗战胜利后一度成为北大校长胡适的居所和北大文学研究所。1950年由本所前身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接收。本所保存有胡适档案3000余卷，其中照片145卷2600余幅，另有大量胡适手稿、日记和6000余函往来信札以及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和抗战时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形成的英文档案500余卷，总数超过11万页。台北近史所胡适纪念馆保存有1949年以后胡适的全部档案。北京、台北两所在分别完成电子扫描后，相互交换电子文档，合成统一完整的胡适档案数据库，分别由两所共同向学术界开放。
第二类情况，本所2008年曾花费数百万日元从日本购买了一套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微缩胶卷，直接寄至台北近史所，委托他们完成数字化后转交本所。这不仅能满足两所科研人员分别在各自单位电子阅览室多人使用(可不限于单独的微缩胶卷阅览器)，同时本所还以该胶卷电子版与台北近史所交换了两套在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且从未影印出版过的报纸电子版。根据以上两种不同模式，本所不断尝试与海外多家学术机构交换各自收藏但不重复的电子档案。这不仅可以节省大量资金，而且大大扩充了本所的资料收藏。
2.制作国民党党史馆档案目录数据库并复制国共关系档案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是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文献的宝库，其中藏有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在前后两次国共合作期间的珍贵历史文献，且大都是原件，仅目录即达22万多条，中共中央档案馆均无复本。自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由于该馆经费无着，读者仍要依靠翻阅卡片来调阅档案。多年前，本所首先出资制作了该馆可供检索的全部档案目录数据库，供国民党党史馆和本所开放检索。在建立初步互信的基础上，我们同党史馆探讨复制该馆馆藏涉及国共关系的档案资料。目前已完成百万页的档案复制工作，其中包括五部档汉口档特种档等多个全宗档案以及部分环龙路档吴稚晖档和国防最高委员会档的档案。这批文献已全部入藏本所，供学界研究使用。中山大学历史系在编辑《孙中山年谱》时，曾派多人到本所摘抄、引用大量国民党党史馆档案，而不必再赴台北查阅。
3.复制严家淦档案 根据台湾相关法律，总统副总统文物档案均需入藏台北国史馆。机缘巧合，我们得知曾任台湾总统严家淦的后人保存有大量严氏档案，经友好协商，由本所出资复制了全部14万页档案。严氏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抗战爆发后任战时生产局采办处处长，负责办理美国租借法案及中英、中加借款，后调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财政厅厅长。抗战胜利后赴台湾筹建财政金融制度，先后任台湾银行董事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协助陈诚主持币制改革1963年接替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后任副总统1975年继蒋介石之后出任总统，三年后卸任，让位于蒋经国。严家淦档案内容丰富，涵盖他从政各时期。全部档案复制后，严氏后人承允本所为大陆唯一拥有和开放严氏档案的学术机构。
4.复制民进党影像资料 台湾民进党成立于1986年。台湾开放党禁后，已两次获得台湾执政权。在其30年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下许多影像文献。本所为加强台湾史研究，复制了民进党1994-2008年间各类政治活动的影像资料300余部，约500小时左右，主要包括民进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民进党公职人员竞选专辑、政见发表会、记者会、辩论会、立法院问政纪实、个人资料专辑、募款纪实、竞选总部成立纪实、总统就职典礼纪实等影像文献。
二 与美国学术机构建立资料互换、复制机制
1.复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 据本所初步调研，除台湾地区外，海外收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最多的机构，当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手稿图书馆。其中顾维钧档案是最大的一项个人全宗。顾维钧生前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以其保存的档案、日记为线索，完成口述回忆一万余页，并先后两次将其保存的档案捐赠给哥大。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本所所长刘大年与顾维钧协商，翻译他的口述回忆录，并得到顾氏授权出版13卷本《顾维钧回忆录》。此后本所与顾氏及家属建立长达30余年的友谊。2013年，经顾氏家属协助，本所与哥伦比亚大学达成合作协议，全面复制顾维钧档案。哥大副校长James G.neal在双方合作协议达成后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曾盛赞此举：这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珍本手稿图书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项目;世界上其他机构若有意寻求使那些对其有重要意义的史料重返故国，那么这一项目也许可以为日后的类似合作提供先例。
顾维钧捐赠的第一批档案共200余盒，涉及内容从1906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开始，至1965年关于联合国西南非洲问题文件结束，历经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至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此部分档案目录由Larry n.L.Shyu整理，于1964年正式开放。但真正系统利用这一档案的研究成果不多，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以下两点值得重视：一是现有编目不够准确，内容与标题有较大出入，卷宗标题往往不能涵盖卷宗的全部内容;二是哥伦比亚大学远处美国纽约，中国学者使用非常不便。而第二批捐赠的档案近百盒，因尚未整理编目，从未对外开放。本所于2013年派学者初步整理过第二批档案，内容形成大多集中于20世纪30-50年代。除少部分一般外交事务外，主要有两大特色：一是保存有20世纪两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文件;二是保存有顾维钧大量的私人信函。其中联合国档案最具特色：从初创到20世纪50年代的历次大会、常会及分会纪录、各国代表提案和发言记录。这些文件详细地记录了联合国初创时期各国政府对不同议题的意见，反映了联合国各项宗旨和原则确立的过程。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各种文件亦有完整保存。二战胜利后，顾维钧不仅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还于1949-1956年任台湾驻美大使，顾氏档案中存有大量国民政府外交部(包括国民党退台后外事部门)与他往来电文原件、发电底稿等。其中关于战后美台关系的电文尤其珍贵。内容涉及战后美国军事援助台湾的具体细节，包括武器购买、国防动员以及预备兵役制的实施细节等。这些档案，对于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冷战格局的形成、美台关系，甚至新中国外交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材料。目前，本所已完成第一期的复制工作，共扫描完成17万余页档案。并与哥大开始协商第二期合作计划。
2.抄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复制中共文献 2006年9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界开放由蒋氏后人暂存于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本所在第一时间派出专业人员前往阅览、抄录蒋氏日记，前后近三年陆续十余人次，抄件全部录入打印后，再赴美重新校补，大体完整抄录了1917-1952年间的蒋介石日记。复制胡佛研究所藏中共文献。胡佛研究所是美国著名智库，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革命与战争，特别注重收集20世纪中国、苏联及东欧等国的革命文献。早在1948年供职于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的芮玛丽(mary Clalaugh wright，美国著名汉学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系费正清学生)在上海滩购买到一批胡宗南闪击延安时缴获的各类中共文献，其中包括延安时代的出版物、内部印刷品、中共各级党政部门进行土改等各类调查报告，总量超过3000余卷。这批文献长期保存于胡佛研究所，虽有详细编目，但基本不对外开放。2013年，本所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对这批文献进行数字扫描，并由本所完成数据库制作，再交由两所对学界开放。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中。此外，我们还同美国华盛顿大学共同合作复制该校东亚图书馆藏伍宪子档案。伍宪子是清末保皇党的重要人物，全部档案20余箱，收藏有伍氏与康有为等保皇派的往来信函以及他同各方人士往来通电的密电码等原始档案。
3.复制美国国家档案馆及私人收藏的历史照片 当前，影像史学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一张令人震撼的历史照片，有时远远胜过千言万语的文字叙述。影像史料不仅是珍贵的历史档案，更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2010年前后，大陆民间学者章东磐等曾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了抗战时期美军摄影记者拍摄的战时照片，特别是中印缅战场的照片2.3万张。此后，由本所资助他们再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战地记者拍摄的3万张照片，并获赠他们此前复制的抗战照片。这批照片不仅清晰度高，且每张照片都有完整的文字说明，极具历史研究价值。
2014年，顾维钧外孙钱英英向本所捐赠了400余幅顾维钧保留的个人照片，其中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孔祥熙等签名赠送顾氏的照片。此外，本所还复制有史迪威家族收藏的2000余幅老照片，除反映二战时史迪威与中国战场的照片外，更多的则是20世纪20年代史迪威作为驻华使馆武官，第一次来华拍摄的北洋时代的照片，其中既有反映在北京胡同里的家庭生活照，也有他出席北京、天津各类外交活动和反映当时社会风土人情的照片。这批照片大多未曾公开展现过。
三 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复制档案
1.复制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藏赫德档案 赫德，控制近代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近半个世纪。他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毕业于该市女王大学。赫德从中国返回故乡后，将其个人全部档案包括日记等捐给母校女王大学。赫德档案不仅对了解近代中国海关、邮政系统的建立和运行至关重要，同时对于了解英国与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所正在与女王大学合作复制、整理、编目这批档案。
2.复制比利时修道院藏陆征祥档案 陆征祥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后任国务总理。1918年，陆征祥作为中国首席代表率团出席巴黎和会。由于列强的不公，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会后，政治失意的陆征祥脱离政界，赴比利时某修道院出家当神父。但他此后仍与中国许多政要如蔡元培、汪精卫等保持联系，形成一批重要档案。本所在国际友人的协助下，已将这批档案20 000余页全部复制完成，现正在编目中。
3.复制俄罗斯各级档案馆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 2013年本所所长、中国史学会秘书长王建朗一行赴俄罗斯访问，拜会了俄罗斯史学会会长(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担任)，商讨两国史学会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活动。出席会谈的还有俄罗斯国家档案局长、各相关学术机构首长。双方还就两国共同合作复制前苏联各级档案、学术机构收藏的有关中共与共产国际、苏共关系档案达成共识。目前，该项目正在有序进行。
四 民国政要日记专项收藏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4
一、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社会学研究转变
近代以来，科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和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其中不应该有科学家个人因素的影响以及社会因素的参与。直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要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的主张，打破了科学知识免受社会学质疑的权威地位。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引起了科学哲学界以及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产生开始就已经将对科学研究的案例研究作为其重要的论证手段（如爱丁堡学派开创的“争论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就是科学史的案例研究），这些成果引起科学社会学家的广泛重视。今天的科学哲学研究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研究方法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具体而言，就是倡导多元学科的方法，以适应历史研究范围扩大、着眼点细化等方面的需求。
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引进，无疑有利于在新观念指导下的科学哲学实践。科学哲学研究者认为历史研究应该融汇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科学社会学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起步较晚而研究对象又较为特殊的分支，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对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探讨，而且包括分析和反思科学社会学学科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即研究其建制化和理论纲领的形成、发展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立场，分析和借鉴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纲领，对于促进科学社会学科的发展来说极为重要。
二、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史研究转变
尽管科学社会学研究下的建构主义进路开展地轰轰烈烈，但在科学史领域中，由于当时大多数科学史家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科学观的影响，并未将这一研究进路引入科学史研究中。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夏平就曾在其论文《科学史及其社会学重构》中对科学史家忽视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史意义表示不满。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的科学史研究已有相当影响，1993年，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曹天予指出：“近年来，社会建构论在对科学作研究的专业中已变得十分流行。虽然说社会建构论已控制了这个领域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对一个科学史家来说，在学术著作或通俗文章中要不遇到带有社会建构论倾向的论述是很困难的。”在已有建构主义相关研究中，随处可见建构主义者对历史学家研究成果的应用，甚至自己动手研究科学史。这与以前的哲学或社会学研究力图为科学史的研究构建一个理论研究框架的做法有所不同。这种对科学史“本末倒置”的态度一方面突出了建构主义研究对历史的重视，另一方面，对于科学史学家来说，建构主义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很多启示，包括建构主义的立场为学史研究开启的新的研究主题；建构主义为科学史提供的理论资源；以及建构主义者视角对历史提出的新问题，等等。
三、建构主义进路下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
即使在传统的科学史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研究进路也为其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课题。1931年，前苏联科学史家在第二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发表了题为《牛顿的社会经济根源》的论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特有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出现。
正是在这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之间的彼此借鉴与交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由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文化研究等构成的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多样的研究领域――科学技术元勘（SciencetechnologyStudies）研究领域。StS领域的研究者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将科学技术理解为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参与的事业，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描述了一幅具体而生动的科学图景，以及参与科学研究的各领域研究者的不同路径。在这幅研究图景中，建构主义进路在其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促进了科学史的研究有助于整个StS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理论主张间的沟通，而且对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和StS研究的合流做出重大的贡献。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5
1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建筑学是一门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学科，其中的建筑史论研究也是一个需要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专业，是从建筑的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服务于人类与社会的发展。在人文社会建设过程中，建筑史论研究更应以人文关怀为前提，结合地理、环境、生态、哲学、艺术、民俗、历史、土木、心理、社会、经济与交通等多学科知识与研究方法，形成一个开放的研究系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
1.1建筑史论研究生涉及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是两个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群。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人类学研究，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主要来自于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两门学科与建筑学研究最为紧密。如前文所述，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西方社会中分属人文与社会两个学科类型，但在我国，二者关系紧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式互有借鉴。一般来说，人类学以定性研究为主，社会学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主要应用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分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类。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应用的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为调查问卷，研究过程包括问卷设计、方法与数据统计等。问卷调查首先要做问卷设计，针对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对问卷的内容、用词做合理的布置，并进行信度与效度的考证。散发问卷可以是随机抽样，也可以做全样本的调查，可根据研究条件做具体调整。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进行统计，剔除不可信的问卷结果，最后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总结研究结论。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定性研究包括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与田野笔记等，这是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一般程序。这一研究工作开始于“进入田野”，它不只是指进入所要研究的场地之中，而且需要与当地社区建立起良好的社会关系，从而进行进一步的考察。参与观察强调与当地社区处于相同的情境下，参与到他们的活动当中，在活动之中观察建筑与人的关系，多用于对建筑文化的研究。深度访谈是对参与观察的补充与深化，对个别的、重要的社区人物进行访谈，挖掘研究对象（一般为历史建筑或建筑遗产）的历史及其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多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之中。田野笔记分为速记、日记、日志和笔记四种类型，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建筑速写、草图也是笔记重要的组成部分。
1.2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的应用
建筑史论研究中时常需要应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对特定建筑历史、聚落建成史、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的研究等。总结如下：建筑与城市的历史发展研究。对相关社区人群的走访，更广泛地掌握历史信息，尤其在缺乏文献资料的地区，如少数民族地区。这种研究方式在民居研究中应用最多，通过居民访谈了解民居的发展历程、各部分功能用途，推测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建筑与城市的文化表达研究。通过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理解文化内部人群对建筑、城市空间的理解，对他们的文化阐释进行二次阐释。也可应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地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居民行为与观念有一个定量的数据统计，支撑研究论证。建筑与城市遗产价值阐释与保护对策研究。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通过田野考察与问卷调查，更广泛地理解不同遗产社区对遗产价值的理解，分析遗产发展趋势与保护策略。通过广泛接触，了解居民对于遗产发展的需求，制定适当的遗产保护、管理与遗产地发展策略。
2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必要性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建筑史论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手段，在建筑史论教学中，尤其是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之中，讲授这些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2.1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
我国高等教育日益走向普及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与专业研究并重。建筑史论研究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组成部分，更需要具备多科学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向综合研究的方向发展，满足我国目前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建筑史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教学环节中需要加强对这些研究方法的传达。
2.2建筑史论研究生的学科背景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生大多具备建筑学本科的学历与知识体系，具备基本的建筑设计、建筑表现与建筑技术等建筑学基本能力，研究生阶段主要着重培养他们在独立研究方面的能力，研究方法是教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均以综合性大学为主，但不少建筑院校仍以工学学科为主，在人文、社会、艺术、历史等学科建设方面有所欠缺，相应的，建筑学本科毕业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很难满足研究生阶段综合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研究生基础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十分必要。
2.3综合性大学建设的需求
建筑学本身即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历史、艺术、社会、技术等不同的学科专业，将建筑院校建设为综合性大学也是顺应学科发展与满足社会需求的途径。尤其在以理工科为主的高等院校中，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在现阶段难以满足建筑学，尤其是建筑史论研究的培养需要。那么在没有相应的人文、社会院系的条件下，在建筑学学科内部设置相应的教学内容，成为弥补这一缺憾的手段。在建筑史论课程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的现实需求。
3建筑史论教学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从现实条件来看，在建筑史论教学环节中讲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备基本的教学基础，同时研究选题多样、学生实践便利，因此具有很高的可行性。
3.1满足基本教学条件
建筑史论研究工作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相关教师具备应用这些研究手段的能力，能够很好地在教学中传授这些研究方法，指导学生从事相关研究。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内外发展较为成熟，已有很多基础的教学参考书目与教材，能够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与一些涉及新技术的教学内容相比，对基础研究方法的讲授不涉及教学设备问题，现有教学条件能够满足讲授、学习需求。
3.2研究选题多样
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内容广泛，与人文、社会科学联系密切。因此在课程选题与研究生论文选题中，或多或少均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内容，应用这些研究方法。在课程教学环节中学习到的研究方法能够迅速、及时而有效地应用于科学研究与专业实践之中，具有教研联系密切、理论结合实际的特征。
3.3学生实践便利
任何建筑必然存在与特定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之中，因此任何建筑实践必然与社会人文环境发生关系。学生在教学环节中习得的研究方法能够很好地应用于专业实践中，如城市社会调查、建筑遗产考察、建筑修复设计、旧城区改造等，有很多便利的实践方式。
4结语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6
作者简介：高自龙（1965－），山东诸城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期刊管理、成果评价；刘峰（1981－），河南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成果评价、数字资源管理。
摘要：合理的分类是科学评价的前提。目前在科研成果评价的研究与实践中基本有四种分类方案，这些方案也适用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设计，但各具不同的被认同度，需要在确定优化原则后构建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被认同度；优化原则
中图分类号：C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008-005
学术论文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对其水平进行评估是科研管理与科研创新的重大课题。“以刊评文”、“文以刊贵”的间接、粗放评价方式已不适应我国科研成果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的需要。但是，面对数量浩繁、形式多样的科研成果，倘若不分类或缺乏恰当而简明的分类标准，势必会抹煞不同成果类型的特质，亦将影响评价、鉴定以及量化等项工作的实施[1]。因此，没有合理的分类，就没有科学的评价。本文试解析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的各种分类方案，并进行优化建构。
一、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基本类型
现有相关文献关于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分类方案主要有四种：一是按所属学科分类，二是按载体形式分类，三是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四是按研究性质分类。
1.按所属学科分类：部分学者认为[2]，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与社会科学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甚至超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应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两类分别评价。如蔡曙山[3]将科研成果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艺术人文、社会科学4部共11门类；业界更为常用的是按一级学科进行学科分类，如CSSCi来源核心期刊目录等，在评价期刊时，首先以论文所属的一级学科为基本依据，再根据实际评价需求适度调整学科，进而形成评价分类方案。
2.按载体形式分类：依照成果不同的载体形式，将成果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暂行办法》[4]规定参评成果包括专著、论文、研究咨询报告、译著、考古发掘报告、工具书、古籍整理、软件、音像制品等。而与该办法相比，沙似鹏[5]、刘大椿[6]、叶蓬[7]等又提出了不同的调整意见并重新做了成果归类。
3.按智力投入程度分类：依据成果智力加工程度的不同，区分各类成果的类型。如卜卫[8]等将社科成果分为三类：研究类、普及类和资料类；杨育华[9]将社科成果分为数据资料类、实践类、理论性成果和综合性成果；罗平安[10]将成果分为最高成果（概念类）、重要成果（模型类）、次要成果（实验与理论计算数据类）、一般成果（积累基本数据类）四类等等。
4.按研究性质分类：借鉴国际自然科学领域将科技成果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分类办法，一般将人文社科成果分为理论研究成果和应用研究成果。如《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指标体系》[11]、《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办法实施细则》[12]、《黑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办法实施细则》[13]等。
将上述科研成果评价分类方案应用到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可归纳演化为表1。
表1四种论文评价分类方案的比较
方案编号分类标准分类结果差异性相关实践案例
方案一学科大类
人文学科论文以精神世界为主要研究对象。
社会科学论文以社会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
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14]
方案二论述体裁
研究论文着重学术创新并提供新知识。
综述文章着重评述分析并做出新概括。
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对论文等科研成果分类管理的办法[15]
方案三研究性质
基础理论研究论文注重学术价值，追求理论创新。
应用实证研究论文注重社会价值，追求应用效益。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评奖办法（修订试行版）》[16]，《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17]
方案四一级学科哲学、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论文充分凸显各学科之间及领域知识的差异性。《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奖励办法》[18]
二、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调查分析
为深入分析上述四种分类方案的被认同程度及优势和不足，我们采用了如下两种研究方法：（1）问卷调查：着重选取了人文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学术编辑和科研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共形成有效问卷386份。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文社科各学科领域的实际情况，发放问卷时还对受访对象进行了学科比例控制。（2）专家访谈：重点选取了20余位学术评价领域的理论学者和科研管理部门的实践专家，以面访、邮件、电话方式进行了访谈和书面反馈。
（一）分类方案的被认同度分析
1.绝大多数受访者赞同“分类评价、同类比较”的评价思路（约占98.25%）。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在所属学科、论述体裁和研究性质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产生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学术论文本身特质存在着差异性（主要由学科背景不同造成），并表现、要求、作用于诸多评价要素上，如评价主体要多元化、评价标准要多维性和评价目标要多向性等。二是因为评价体系的构建机理有着内在的逻辑性，如果没有科学的分类，指标设置、权重分配就无针对性，评价结果也难以成立。因此，必须针对学术论文间的差异性来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且同时要把握和处理好分类颗粒度的粗细问题，较粗略的分类评价不利于区分和凸显评价对象的差异性，较精细的分类评价不利于评价实施的可操作性。
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比例有明显差异（如表2）。总体来看，方案一和方案四的认同度较高，这两种分类方案都遵循按学科分类方式，只是方案四比方案一的分类颗粒度更精细一些。相比之下，方案二和方案三得到赞同的比例较低。此外，不同学科的受访者在选择分类方案时，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如马克思主义学科受访者中无人选择方案二、方案三；教育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四的约为74.23%，只有不到7%的人选择了方案二和方案三；历史学和艺术学学科受访者中选择方案一的在60%以上。从上述受访者对分类方案选择的倾向看，大多赞成按学科分类评价。
表2受访者赞同各分类方案的人数和比例分布
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
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人数比例
148人38.53%48人12.39%64人16.51%126人32.57%
3.大多数受访者建议应综合考虑和吸纳各种分类方案的优势（约占76.82%），即在权衡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前提下，综合考虑多种分类方案的优势。受访者针对分类方案提出了100余条优化建议，按照优化设计的不同思路，可概括为三种优化模式：（1）横向扩展模式，即在某一种分类方案的范围内，平行增加相应类别。（2）纵向扩展模式，即在同一分类思路的指导下，垂直细分某一分类方案的相应类别。（3）综合扩展模式，即综合考虑两种或两种以上分类方案的优势，分层次、较全面细致地划分类别。如大多数受访者指出，单一分类方案很难获取准确的评价数据，应综合考虑论文多个维度属性的特征进行多维分类。其中，将按一级学科和按论述体裁结合进行综合扩展分类，被多数受访者认为是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应采取的相对科学、合理、可行的分类方案。
（二）分类方案的优劣分析
我们认为，上述四种分类方案各有优缺点：
方案一：分类成熟、认同度高，便于读者查阅和利用。人文学科论文和社会科学论文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机理、表现形式等特征上均明显不同，人文学科更注重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社会科学更注重社会现象的客观探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是，各自所属下位类学科之间区别不大，虽可比性较强但可行性较差，因为部分学术论文可能介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学科归属、学科界线较为模糊，不易明确分类或区分，成本较高。
方案二：涵盖丰富，包融性好，适用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便于研究者准确获取前沿信息或综合成果。研究论文和综述文章在研究范式、研究深度、创新程度、学术规范等方面有明显差异，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不能认为是学术论文，所以这种分类较利于针对论文的创新价值进行水平评估。此方案的不足是对“研究论文”的学科差异性没有关注。
方案三：基础理论研究论文和应用实证研究论文在研究目的、难易程度、作用功能等方面各有侧重，各具可比性，能有效反映各自论文内容的基本属性。前者注重评价其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后者注重评价其社会价值和应用效益。但两者科研性质较难区分，若将其区别分类评价，则不利于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方案四：学科是研究的出发点，易于形成同行评价的学术共同体意志，能较好地兼顾不同学科的特殊性与相近学科的同质性，因为不同学科在研究内容、成熟程度、行文特点等方面差异较大，而相近学科差异较小，且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如国家《学科分类与代码（GBt13745-2009）》、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等，分类细致，认同度较高，有助于增加评价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方便读者根据所在学科发现、评价和利用相关研究领域的优秀成果。
三、人文社科论文评价中分类方案的优化构建
（一）分类方案的优化原则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借鉴并优化已有研究成果，建构出更为合理可行的论文评价分类方案。我们认为，从评价需求、评价过程、评价结果和评价持续等维度看，应关注以下几个原则：
1.满足需求原则，即分类方案要满足现实的评价需求。一方面，由于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质量或价值的显现周期较长，不论在任何时空点上对其进行评价，都无法取得“完全准确”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研究活动是一个不间断的、从已知探索未知的过程，对其评价只能在“科学探究的终极目标”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寻求平衡。因此，其评价的分类方案应首先满足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实践需要。
2.可操作性原则，即分类方案在评价过程中要具有可操作性。分类不能过于复杂，分类颗粒度切分要恰当，以保证分类框架清晰简明，并在最大程度上能够与评价主体的常识判断保持基本一致，使评价主体较容易把握，从而提高评价操作的效率和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3.可比性原则，即分类方案的评价结果要具有可比性。只有同类比较才可以实现同一指标下的度量，评价结果也才具可比性、可信度，这就要求分类标准明确和界线清晰。
4.可扩展性原则，即分类方案要具有一定的扩展张力。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日益交融和加速推进，专业学科也随之细分、交叉、融合。因此，保持评价分类体系具有较广的范围适应性和较强的功能扩展性，有利于评价结果的持续性比较和评价工作的一致性开展。
（二）分类方案的构建探析
依据上述调研结果和优化原则，我们提出以下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如图1所示。
图1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分类方案
1.分类方案的构建思路
分类是按照某种标准把一个属概念划分为若干种概念，因此就必然会关系到选择哪种分类标准及为什么要选择此分类标准的问题[19]。在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中，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是多维的，按单一差异性因素进行分类一般不能够满足评价活动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影响论文差异性的因素在实践中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只能选取其中较为显著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因素作为其关键的分类标准。
与其他分类标准相比，综合应用按论述体裁和按一级学科这两种分类标准开展人文社科论文评价，具有相对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理由是：
一是这两种分类标准能较为贴切和显著地吻合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区分。我们认为，人文社科学术论文本质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内容属性和学科属性的不同上。内容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创新内容角度的不同上。例如，研究论文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学说、理论、观点、问题等，或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有的）方法、视角等，或发现新的资料、史料、证据、数据等，其基本特征是学术性、创新性和理论性；综述文章的创新内容角度在于对已有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析，其基本特征是资料性、综合性和概括性。学科属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学科指标权重设置的不同上，而非指标的设置上。当然，各学科的指标权重有些可以是共同的，有些则需根据学科特点分别设置；综述文章更多依赖于写作形式上的学术规范，其价值和质量在各学科之间的差异体现并不明显，可以采用同一指标权重[20]。内容属性的恰当切分是实施论文直接评价的核心环节，学科属性的归类细分是开展论文深度评价的逻辑起点。因此，按论述体裁进行分类能更明确地区分论文内容属性之间的差异，按所属学科进行一级学科划分能更好地凸显学科属性之间的差异。
二是这两种分类标准在论文评价实践中具有现实可操作性。首先，综述文章与研究论文相比，具有明显特殊的行文结构和性质特点，能够较容易从论文成果中区分开来，可明确地分为两种类型：“作为过程的文献回顾”和“作为结果的文献回顾”。其次，一级学科的划分除了有现成的学科分类标准可参照外，从评价主体上看，按一级学科细分利于形成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便于评价主体在同一学科下针对论文具体研究内容的价值（含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进行深度评价。从评价客体上看，同一学科论文有其共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等，其评价结果具有可比性，能够更好地实现论文质量评价的目的和要求。
2.分类方案的特殊问题处置
（1）关于特殊文体和译文的分类评价问题。特殊文体，如政策解析、标准技术规范解析，书评、理论学习、社会实践札记，时事、政治、思想评论，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等，在确定是否归为评价对象（学术论文）时，应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三个角度同时来进行判别。若以探讨一般规律为研究目的、以专业研究人员为读者对象、研究内容有明确的研究过程并有所创新，则为学术论文；若以介绍、宣传或推介为研究目的、以普通大众为阅读对象，内容未经过研究过程且无创新性，则不是学术论文。译文的核心内容是原文作者研究贡献的成果，而译者只是通过另一种语言工具对其做了直译或意译，进行学术质量评价时，是对原文作者的成果内容进行直接评价，而非对译者的水平进行评价。
（2）跨学科、交叉论文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跨学科论文是指论文的研究内容涉及一个以上的一级学科，在评价过程中，应按照是否存在主次学科区别对待、分别处理――若是围绕某一主要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开展研究，但借鉴了其他学科方法和理论，可分为主次学科并在主要学科中进行评价。交叉学科研究论文若同时涉及一个以上学科的理论、方法或问题，学科归属不明晰，不存在主次学科，应同时在不同学科中进行独立评价。
（3）同一级学科内部不同二级学科间的学科差异问题，如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学科差异，需要在二级学科内部对各自所属论文开展有针对性的细分评价，然后通过学科的上下类位关联，汇聚至一级学科进行较全面的同类比较。
总之，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论文评价的分类方案，还必须与指标遴选、权重赋值及评价流程等变量因素进行逻辑关系的考量，这就需要综合权衡评价体系的完备性与可行性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众多矛盾，经过反复的论证总结、实践检验和修正完善，才能逐步接近构建科学、合理、可行分类方案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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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www.133229.Com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构论者在考察社会知识是如何得来时，认为科学活动是被各种因素促动、制约和构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触对科学活动具体操作、描述和说明的科学家，从对日常生活言谈和论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结论，从而打破了当代社会最有权威、最神秘的科学知识的秘密，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系统来考虑，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摆正了科学与社会的正确位置。建构主义还为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8
关键词：文科研究生；创新；瓶颈
中图分类号：G40-03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119-02
文科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是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对各类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深入诠释和创造性解析，提出有实用价值的方案措施，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与创新活动参与。由于文科研究生有着不同于理工科研究生的科研特点，而理工科院校在学术氛围、科研环境、教学组织等方面又与综合性院校或文科院校有所区别，因此其在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存在诸多问题。如何突破瓶颈，寻求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突破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创新的内涵及文科研究生创新的特点
创新来自于实践，创新是长期实践积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思维领域的突破。可见，创新是一个过程行为，有其现实基础，不会一蹴而就；同时，创新是人类在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的过程中，一种不断地“从积累到突破，从突破到创新”循环往复的活动，创新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对创新内涵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可以发现，文科研究生的创新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争在理论或实践上有所前进，因此这种创新具有显著的继承性，不仅需要有敢于怀疑、突破现状的思想，还要有宽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意识，能够在吸收以往人类文明的同时加以批判。
第二，人文和社会科学有价值的成果的取得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人们认识水平、认识角度等等的不同，导致一些理论成果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不畏艰难、勇于前进的意志是文科创新人才所必备的品质。[1]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创新向多学科、交叉学科发展。随着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科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特点。在此背景下，各高校日益注重对复合型人才的培育，文科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时，越来越多地采用理工科的实验方法和策略。
二、理工科院校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瓶颈
值得关注的是，同综合性或文科类院校相比，理工科院校在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第一，教育管理模式单一。理工科院校往往存在文科研究生边缘化的情况，这些院校一般采取全校统一的教育管理模式，而不是针对文科研究生的特点制定特殊的培养策略。这使文科研究生的科研热情及条件受到限制，极大地影响了创新能力的形成；广泛阅读是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重要条件，然而一些院校的文科实验室和图书资料不健全，不能满足研究和创新的需求。
第二，文科研究生的课程安排缺乏针对性。一些理工科院校在课程安排上仍然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没有设置科研方法方面的专门训练课，无法帮助学生树立创新意识、培育创新思维；文科实验课和实践教学环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理论创新缺乏实践基础。
第三，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氛围不强。良好的学术氛围能够促使研究生积极投入科研创新，但是一些理工科院校较少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学术研讨等活动，校园缺乏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环境。
三、提高文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既然与综合型大学和文科院校相比，理工科院校的文科研究生培养存在着上文所述诸多问题，因此，必须积极寻求解决对策。
第一，重视对文科研究生科研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基础教育设施建设。文科研究生科研创新的前提是广泛掌握基础知识和前沿理论，这需要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使研究生尽可能多地收集各种文献资料、及时获取最新资讯。理工科院校要尽量增加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资料，特别是理论前沿的期刊杂志。还应当建立文科实验室，改变理工科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实验室资源匮乏、形式单一的现状，让学生的理论研究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实现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
第二，根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进行教学改革，专门设置关于科研创新的课程，转换现有的教学模式。传统的文科研究生科研方法的学习只是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由学生自己根据导师的意见去摸索，这无法满足科研创新的需要，应当开设文科科研方法课。课程内容针对研究生学习和科研的流程确定，如在公共基础理论学习阶段，进行基础科研方法的训练，在专业理论和方向理论学习阶段，则安排社会调查、抽样等专业研究方法的学习；[2]还可以借鉴欧美研究生教育的成功经验，使研究生教学应从课堂讲授向“研讨课”模式转换。研讨课分为主题讲授和研讨两部分，这种教学方式实现了学生与教师的良好互动，能够促使研究生在准备研讨资料和课堂研讨中发现问题、主动思考、并提炼观点；[3]此外，可以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通过批判思维的训练，能够鼓励学生大胆怀疑，独立思考，敢于理论创新，[4]使之在理论批判与重构过程中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三，促进学术交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宽松而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助于文科研究生产生创新的灵感，拓展科研的思维领域。学术交流是营造良好学术氛围的主要手段，应该让研究生广泛参加学术讲座，学校定期邀请在不同研究领域提出创新性和革命性学说的专家、学者讲学，并开展论坛、辩论、演讲、知识竞赛等多种交流活动，构筑良好的研究氛围。应当注意的是，对待学术研究，要允许研究生发表不同意见，鼓励和保护学生科研创新的积极性，可以建立激励机制，通过奖励和表彰等形式，使学生更加热情地投身科学研究。
第四，加强文科研究生实践基地建设，强化实践能力。社会实践可以突破文科研究生的传统思维模式，同时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创新意识，从而不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实践能力是文科研究生形成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这就要求学校能够为文科研究生设计符合学科特点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如建立专门的社会实践基地，组织学生积极参加有关社会问题的调查、服务和科研工作；还应当加强学校与地方、政府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联系，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人文学科不再重理论、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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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9
论文摘要: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是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人文社会科学，具有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的渊源可追溯到彝族毕摩经，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及民族文化学的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目前，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整体的学科建设，以推进彝族文化学学科的整体进程。相形之下，彝族文化学的微观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影响尤大，而彝族文化学宏观方面的理论体系和方法研究则稍显不足。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关系到整个学科的走向和进程，关系到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色和学科地位。钟敬文先生在论述民俗学学科建设时，曾指出:“民俗学的所谓‘学’的含义，主要就是这种理性的认识”这对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及其相关的理论问题，应该是彝族文化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本文就这个方面谈谈个人的一些浅见。
一、什么是彝族文化学
谈到彝族文化学，就涉及到了彝族文化学学科的定义问题。那什么是彝族文化学呢?彝族文化学的定义包含了研究对象和范围两个方面的内容。什么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呢?彝族文化学作为狭义的民族学学科，民族学的学科范围界定，对彝族文化学不无启示。一般来说，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在早期占主要地位，把民族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民族。在1950年代以来学术发展延续性的影响下，人们将民族学定义为“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说来，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科学。如说得更具体点，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4]第二种观点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逐渐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认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认识。“民族学并不是一门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也不是专门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民族学是世界各民族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与文化的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各民族文化，从事于记录和比较的学问。”“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化，而不仅仅是民族，民族不过是文化的载体之一。因此，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实际上是文化而非民族。”[7]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彝族文化学的研究顾名思义即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学科。如何界定彝族和彝族文化?宏观上来说，二者同为一体，就如物质与精神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统一。先有民族实体———彝族，再产生精神状态———彝族文化。正因为有这个民族实体的存在、发展，才有了相应的彝族文化。这里有个产生的时间逻辑关系。但二者从辩证的关系来看，则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彝族的形成，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的产生，尤其是属于文化范畴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又是形成民族的重要标志和内在动力。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现在把彝族文化学定义为:彝族文化学是一门研究彝族及其彝族文化，以揭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人文社会科学。
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为三个概念层次:一是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彝族及其文化;二是研究目的或最终指向———提示彝族的本质和彝族社会发展规律;三是学科类别性质———人文社会科学。第一个概念层次已在前边作了阐述。第二个概念层次与第三个概念层次有着内在联系，研究的目的决定了研究学科的性质。彝族文化学从科学分类上，既属于人文科学，又属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类社会的组织与结构、体制与关系、功能与效率、秩序与规范的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社会之有序、高效运作提供知识、理论与管理手段的科学。”“人文科学，则是指那些主要以人的精神世界、价值体系与心灵情感为研究对象，并为人类理解把握存在意义、生命本质、生活目的等终极性问题提供价值理性、知识、思想、理论的科学。”[8]二者同是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只是研究的角度、层次、领域不同而已。人文科学着重于人的本质属性，如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社会科学则侧重于社会文化的系统，如社会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突出表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上。彝族文化学属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科学，是人文社会科学。
二、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特征主要包括学科的科学性、民族性、复合性等三个方面。
1、科学性
彝族文化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因而具有科学性的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彝族文化学研究是一个对彝族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彝族及其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简单到复杂，局部到整体的过程，这个认识过程是与彝族及其文化的发展是相对应的。一方面，彝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同时也在改造自己本身，在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时，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思维逻辑也得到了发展，这是彝族作为民族主体对自己及其文化的认识过程。另一方面，彝族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其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在彝族各种文化事象上表现出来自己的民族意识、性格、风格，如毕摩经、彝族服饰、民居、歌舞、民间文学等等。因其文化的独特个性，具有自身的研究价值，从而引起国外研究主体的关注、参与、深入研究、认识。这个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外在表现到内在本质的客观认识过程，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过程决定了彝族及其文化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决定着彝族文化学的学科价值。
其二，彝族文化学是一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知识体系的学科。前述彝族文化学之“学”，是一种理性认识，是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一门学科是否真正成熟，在社会实践中是否有作用，其理论体系是否健全、完善，有发展演化性是根本的判断标准。这个标准的科学性主要包含两个发展过程，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认识发展过程;二是从理性认识在客观现实中检验丰富、完善的理论发展过程。相对说来当前的彝族文化学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某些彝族及其文化事象的层面上，热衷于对这些文化事象的搜集、罗列、阐述，虽然一些濒危的文化事象，如毕摩经的抢救、搜集，传统文化生态传承保护是必要的，但庸无讳言，彝族文化学的这种微观研究过热，宏观研究不足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势必影响彝族文化学的整体进程。这种过份注重微观，单一的彝族文化事象的研究，使彝族文化学的独立品性面临边缘化的危机。虽然现今彝族文化研究表面很热闹，但不少彝族文化事象是被当作其他门类学科输送、提供材料的资讯库。一门学科的第一阶段是明确研究对象，然后进行研究对象、材料的搜集、整理、抢救、保护工作。第二阶段是在此基础上挖掘整体文化的深层内涵，探索内在逻辑关系，并进行自身的理论构建，在多学科的交汇与融合中凸显自身的学科特色，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使之成为其他学科不可替代的独立学科。从这个意义上讲，彝族文化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成熟的学科，其学科的理论性构建仍任重道远，但这是不可忽视的。
其三，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创造性、实践性的社会活动。科学性表现在客观性、创造性和实践性三个方面。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从客观实际出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认识利用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创造性是重要的内在因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真理也是有相对性的一面，理论来自实践。理论要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活动，其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尤显重要。同样，彝族文化学的学科建设是一种具有实践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活动。彝族文化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实际。彝族文化学要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以适应、促进彝族及其文化的全面发展、进步，其理论方法的创新是关键。如何创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来的过程是认识升华为理论的过程，去的过程则是理论检查、丰富、发展的过程。彝族文化学现在面临着两个历史性机遇，一是国内现代化和国际全球化的生存大背景;二是新兴学科层出不穷，学术环境、氛围大为改善的学术背景。如何在这两个历史性机遇中，以创新的姿态面对彝族文化学新形势，更新学术理念，调整学术方式，构建有自己特色的彝族文化学理论体系，自觉地建立彝族人文传统的文化品格与时代特征的国际彝族文化学，成为彝族文化学研究主体所面临的一大课题。
2、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彝族文化学作为研究彝族及其文化的一门学科，具有较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的研究对象
从内容上看，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文化渗透着其自身存在的民族中，而构成民族及其文化的诸要素和它们的各子要素及其历史演化过程本身就属于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对象、范围，诸如彝族的语言、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历史、文学、伦理道德等。
(2)学科的理论构成
彝族文化学的学科理论源于对彝族及其文化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本身的民族性决定了其理论构成的过程，不能离开这个特定的民族性，使研究主体的价值取向渗透着民族性。例如要把彝族毕摩经中的《吾查买查》翻译成不同民族语言的研究文本，其过程由于不同民族语言本身的差异性，作品的原生态性会出现脱落、异化的情况。这是研究对象决定的客观差异性。没有深入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先入为主的以主体自居，视研究对象为“原始”、“化石”、“愚昧”的支配之物，然后以先验理论来分解、包装、组合、炮制，这样的学术理论构成必然是空间失败的。只有承认民族性的前提下，改变以往“主———客”关系，虚怀以待，还原客体同样的主体身份，变成“主———主”关系，相互倾听、交流、对话，达到文化的沟通、理解，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一个民族的精神层次，这样的理论构成才是有生命力的。有些研究者通过学习研究对象的民族语言，以平等、虚心的姿态切入研究领域，他们的研究成果、理论构成也最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个过程是双向的。一方面，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这个民族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向研究者渗透;另一方面，这种渗透又通过其研究文本或理论构成表现出来，又因为研究者自身拥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精神产生碰撞、融合的良性运动，其理论构成更具有文化参考价值。
(3)学科的表达形式
彝族文化学具有的民族特征还表现在其表述的文体形式上。彝族文化学的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吸纳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吸纳的过程也是民主化的过程，原本属于异民族、异文化的理论、方法，要吸纳、融合到本民族的学科理论中，必须要考虑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审美标准、历史状况，尤其是表述文体，这样才能使外来理论有机地融入本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实现理论的民族化、本土化，成为具有彝族文化学特色学科理论。彝族文化学也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实现科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从而得到发展、宏大。
3、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的复合性是历史发展情况和学科发展要求决定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由于受不同时代背景、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地理环境的制约影响，形成了研究对象的多层次、多形式的复合性特点。此外由于彝族文化学本身的发展规律要求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地域的研究主体的参与，所以又形成了研究主体的复合性特点。
(1)研究对象的复合性
彝族及其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尤其是彝族文化是多种文化因素、文化层面互化和整合的结果。彝族的历史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其经历到的地域有北方草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接触交往过的民族有早期的华夏族，后期的汉族，还有古羌及其分支民族，如藏族、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独龙族、拉祜族等;碰撞、融合过的文化圈有草原文化圈、华夏文化圈、中原文化圈、雪域文化圈、山地农耕文化圈、建国前保留着母系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等多层次社会形态。这种由历史性形成的多元文化融合到彝族文化中，使其具有了复合性的特点。从彝族的毕教来看，有着自然崇拜、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因素，也存有藏传佛教的因子，也融合了汉族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道教的“五行说”、“三界六道”说等等外来文化因素。彝族民居、土司衙门也融合了彝、汉、白族等建筑艺术的文化因子。
(2)研究主体的复合性
彝族文化学最早兴起于国内，逐步向国际型学科发展。彝族文化学的产生、发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学者、专家共同合力的结果。如早期的杜达尔·特拉格来、安邮德、拉波特、儒贝尔、托雷尔、奥尔良、沙尔雅、享利·科尔迪埃、侏禄维亚等;中期的杨成志、丁文江、高华年、马学良、马长寿、余学良、傅懋勣、林耀华、方国瑜、罗国义、刘尧汉、施学生、果吉宁哈、冯元慰等;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彝族及汉族中青年学者。这些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研究主体群一方面给彝族文化学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他们的学术理念、理论方法使彝族文化学的研究别开生面，为学科建设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同时推动彝族文化学与国内外学术发展方向、发展潮流进一步融合、接轨，彝族文化学进一步实现了学科国际化的目标，把彝族文化学纳入国内、国际的学科建设平台上，使彝族文化学的发展空间趋于广大。
社会科学研究论文篇10
本文作者：银浩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在西方19世纪中后期，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1832~1917）提出了宽泛的“文化”定义。在他的影响下，人类学家弗雷泽（1854~1941）完成了长篇巨著《金枝》，使人类学对文学的研究得到了很大推进。接下来，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以神话为主要对象的人类学文学研究，缔造了一套影响深远的结构主义哲学。在文学方面，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对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文学人类学”为题的学术研究不断面世。1978年美国学者伊瑟尔出版了题为《从读者反应到文学人类学》的文集，明确号召“走向文学人类学”。
从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也经历了自“西学东渐”到逐步本土化的过程。在早期的萌芽阶段中，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茅盾、闻一多等借鉴西方的图腾和神话理论，对中国神话、图腾、仪式进行研究，建构著名的“龙图腾”等理论。由周作人、朱自清等倡导的“歌谣运动”开始了对中国口承传统的研究。林耀华的人类学报告《金翼》则开创了中国的“小说体民族志”。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明确以“文学人类学”为标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原型批评和文学的人类学批评成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潮流，并由此引发了寻根文学热。21世纪，中国文学人类学有了令人振奋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诸如萧兵、方可强、叶舒宪、徐新建、彭兆荣等为代表的致力于中西对话的优秀学人，使该学科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和重要的历史新阶段。随着学科发展的不断推进，传统的文学概念受到了新的挑战，文学研究的眼光也从原有的文字文本，扩展到文字之外的广阔世界，研究对象也从书写文本转向了民间的活态文本、口头传统、仪式展演等人类文化层面，这为人类学在文学中的“合理进入”提供了有利的契机。从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的代表发言中，笔者发现了两大转向：第一，研究对象的转向。传统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拘泥，他们很少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世界，造成了一种眼光的缺失。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其社会文化背景有着紧密联系，如果不关注文字文本之外的文化世界，那么任何一种文本的解读都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本次论坛的代表发言中，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们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了文本之外的文化。从重庆文理学院教师王先胜对中国古代纹饰的历史解码，到四川大学梁昭老师对民族志小说的文本解读，研究的“触角”都已伸向了传统文学之外，他们将人类学的视野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为既有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第二，研究方法的转向。研究对象的拓宽，势必带来研究方法的延展。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在资料的获取及整合方面，偏重于“务虚”。而人类学方法的进入，则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失。人类学作为一门“务实”的学科，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将个案研究与具体史实相结合，把田野考察作为获取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手段。因此，不论是厦门大学博士生张馨凌对鼓浪屿家庭旅馆的人类学阐释，还是四川大学博士生杨骊谈考古学方法论的启示等等，都自觉地将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引入具体的个案研究中，从不同角度颠覆了传统文学研究的窠臼，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学科联合起来所释放出来的理论魅力。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非偶然，它是学术发展历程中“破学科”探索的理论诉求，这一转变将对未来的学科发展带来划时代意义。其次，“人文社会科学怎么向人类学转向？”笔者认为这是两个向度的问题，即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维度的，两者不是孤立的对象，从学科发展史上看，两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人文社会科学在借鉴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对旧有理论进行补充的同时，也会将自身学科研究中的优秀方法提供给人类学，充实人类学的理论基础［2］。
在与会代表的发言中，笔者感受最深的是人类学方法论对文学研究的启示。从文学研究上升到文化研究开始，学者研究的对象势必要从书斋走向田野，接触的材料也从文本文字变成口头文本、古迹碑刻、仪式展演等等来自民间的活态资料。如何将纷繁复杂的文化事项收集整合起来，这是传统文学研究无法突破的瓶颈。但人类学方法的进入，使这类问题迎刃而解。结合笔者的田野经历，田野调查前的文献田野固然重要，但是田野调查中遇到情况是无法通过前期的文字准备所能预知的，这时就必须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论进行指导。比如研究一个民族的神话，与之相关的民族文化背景、民族生活环境、民族社会的构成等等都是一个研究者必须关注的。说到细微处，假如我们对某一个碑刻进行文化解读，除了要对碑刻中的文字进行破译外，还需要保持碑刻原有的存在状态，通过考证其所处环境、风水朝向、实际用途、树碑年代等，还原一个“真实的存在”①，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学研究无法处理的。因此，正如水涨船高的道理一样，随着文学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文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创新，需要人类学方法论的进入，为学界提供新的思维方式。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单向度的，人类学的方法论同样需要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优秀传统。本次中国文学人类学青年学术论坛还讨论了一个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的问题。人类学作为西方世界的“舶来品”，有着悠久的学术发展史，其学科范式自成体系。当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处理中国具体的个案时，贴标签式的研究是行不通的。特别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任何一个文化事项，都有其固有的言说方式。而两套不同话语的碰撞，必然无法回避学术研究的“落地”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脱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支持，也无法为现实的社会所接受。在追求效率和功利的今天，尽管人类学是一门强调田野考察、实证的科学，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结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是一纸空文。人类学的学科史上，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为何被奉为经典，除了著作本身对日本民族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示外，更重要是这本书受益于美国军方的支持，为战后美国管理日本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指标”，仅凭这一点，我们能分清其中人类学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吗？“在地化”②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在此形容人文社会科学向人类学靠拢的过程再贴切不过。人文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的理论补充，用以处理具体的文化事项，人类学同样需要尊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地方性叙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一个单纯的过程，它包含了两者不断融合、不断互动的历史。
综上所述，所谓“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并不是单一的过程。首先，人文社会科学与人类学不是两个孤立的存在，两者是交集关系。其次，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不是要废除某个学科的研究范式，教条地将某种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之上，而是充分地运用各学科在各自领域上的理论优势，完成既定学术目标。因此，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种“破学科”的张力。学术研究不能拘泥于学科间的限制，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在尊重既有学科范型的基础上，打破成规，合理地将人文社会科学和人类学并置起来，才能找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正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