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1
近段时间以来，媒体集中报道了社会中的许多道德失范现象，其中涉及企业道德、职业道德、公民道德等诸方面。以“小悦悦事件”为焦点，媒体就社会道德失范问题的报道似乎达到了一个顶峰，也由此引发了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然而，在媒体铺天盖地进行道德追问的时候，我们也隐约发现了报道的情绪性、片面性乃至游离于既有法律之外的“道德审判”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此时刻，再次审视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发掘媒体新闻报道中将二者混同的问题，并提出实践中可以采取的具体解决方法，对在道德与法律之间纠结的媒体报道来说，定会有益无害。
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并非想当然地清晰
“道德”一词在希腊文、拉丁文中都包含着风俗、习惯的意思。在中国古代，道指“道路”，人们认识了道，内得于己，外施于人，便称为“德”。道德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文明与野蛮的观点、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它是依靠社会舆论、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保证遵守和实行的行为规则体系。
在我国，一般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道德与法既有一致性，也存在区别。
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具有一致性，即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辅相成。二者有许多共同点，比如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同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都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法与统治阶级道德基本内容是一致的，是相互渗透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社会规范，都具有规范性、概括性、可预测性和强制性（只是强制的方式与手段不同）；它们体现了相同的阶级意志和历史使命。
当然，法与道德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这也是本文特别要强调的。二者的区别表现在：
第一，法与道德属于不同的范畴。法律属于制度范畴，而道德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第二，两者产生的条件不同。法的产生有统治阶级“自觉性”的特点，而道德规范则一般具有人们逐渐养成的“自发性”特点。
第三，两者表现的形式不同。法主要表现为国家机关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一般是明确的、具体的，而道德则存在于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之中，往往比较概括、笼统和抽象。
第四，两种规范的内容也有所不同。法律规定了主体的对应性的权利和义务，而道德则主要侧重于个人对社会、对他人履行的义务。道德对人们的要求比法律要高，它要追究人们行为的动机是否善良。道德要求人们忠诚坦白，不允许欺骗，而法律则只追究诈骗、诬告、伪证等严重的欺骗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都有相应的制裁措施，而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则没有具体的制裁措施。道德必须通过行为主体的内心赞同与否才能发挥作用，而法律只讲必须，行为主体违法，不论是否赞同，法律都会予以制裁。
第五，两者调整的范围有所不同。法所调整的是那些对统治阶级关系着根本、重要利益且需要用国家权力干预、保证的社会关系，而道德调整的范围比法的调整范围要广泛得多。然而，有些社会关系却只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而不属于道德调整的范围，例如国家机构的组成、诉讼程序、刑事侦查手段、法医鉴定技术等，在这些领域，道德规范是无能为力的。
第六，两者实现的方式和手段不同。法的实施要依靠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对违法者要给予法律制裁；而道德的实现主要靠社会舆论和教育的力量，依靠人们的觉悟，依靠社会团体、社会组织的提倡和维护，最终发生效力，还要靠行为人的内心自我强制。
上述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阐述，虽然看似比较清晰，但真正准确把握二者的关系，仍然十分不易。特别是，那种将二者关系简化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的说法，虽貌似简洁明了但显然是不完备的。即使从此种说法所依据的“调整范围”角度来说，如上文所述，二者也不是标准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实际上，二者是一种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的“部分重叠”关系。
“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媒体报道中道德与法律的混同问题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大众传播具有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舆论是社会公众共同的、强烈的、持久的意见、态度与信念的总汇。从一定程度上说，舆论在代表着民意。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代表着一种强烈的倾向、愿望和要求。舆论可以自发形成，也受到外力的引导。大众媒介是一种能引导受众的有力工具，这种引导体现在两个方面：设定舆论的议程；引领舆论的方向。
如上文所述，道德的实现，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而媒体的大众传播报道又具有引导舆论的重要功能，因此，媒体新闻报道对于社会中道德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事情总有两面性，如果媒体在引导舆论时的行为不尽妥当，就会造成负面后果。就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来说，就是有可能导致“道德法律化”，混淆二者的关系。当前，尤为体现为将二者的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加以混同。
以“小悦悦事件”的报道为例，自事件发生后，全国数十家媒体蜂拥而入，纷纷用大量时段、版面设定议程，以18个见死不救的路人为批判对象，仅凭一段监控视频所拍摄的录像这一素材，展开了猛烈的“道德沦丧”的指控。而对于造成小悦悦悲剧的全面原因（比如父母的监护责任、肇事司机的责任、市场管理混乱的因素等），则少有媒体提及。可以说，媒体报道的议程设置是片面的，将一个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悲剧事件完全设置为一个路人见死不救的道德问题。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及其他研究表明，大众媒介对某些问题的着重强调和这些议题在受众中被重视的程度成正比。我们也确实看到，大多数人在谈论“小悦悦事件”时，都是满口的道德指责――针对那18个路人。再看媒体引导舆论方向的方面，多家媒体引经据典，提出要设立“见死不救罪”，以至于不少法学专家纷纷质疑并加以解释说明，甚至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人士也出面澄清“我国有关法律中已有部分相关规定”。媒体引导舆论的力量之大，可见一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引导却引错了方向，将至少是现阶段本应由道德调整的问题想当然地归入法律调整范围，试图借助法律强制力来解决“见死不救”的道德问题，将道德问题法律化。
在媒体报道的“道德法律化”之外，也存在着“法律道德化”问题。如上文所述，法律一般具有明确的规范性规定，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其执行。大众媒体应当在法律规范范围内进行报道，而不应追寻社会热点不当设置议程，并迎合某种社会心态而错误引导舆论方向，以“道德”自居而凌驾于法律之上，将法律“道德化”，以致出现违法的后果。
以媒体在“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的报道为例，也是短时间内集中设置议程，并将舆论引导至“官二代”飞扬跋扈的“通病”这一方面。笔者并非否定媒体对所谓“官二代”所存问题的批评，而要指出的是，在报道过程中不能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此事件中，李双江之子尚未年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因此，媒体在进行报道时，至少不能将李某的全名、未作处理的照片、图像公布于众。然而，多数媒体出于对“官二代”理所应当的“道德责难”感，以所谓涉及公共利益为由，无视法律对未成年人权益给予特别保护的明文规定，将法律赋予了“道德”性，使法律被人为地“道德化”。
区分道德与法律的简易处理：以法律条文规定为基准
对于上述媒体新闻报道中出现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问题，一般来说，解决办法自然是厘清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各自边界，所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然而，如上文所述，实践中许多问题并非如圣经中那块银钱上的头像和名号一般清晰，道德和法律的区分并非如此简单。
不过，笔者认为，对于从事新闻报道的媒体来说，倒不必将过多精力放在理论上的界定方面，只要以法律条文规定为基准进行报道即可。具体来说，就是对所报道的对象用法律条文规定来对照，看其是否属于条文所规定的内容，如果条文有规定，则此问题可视为法律问题，应按其规定为报道确定基准；如果没有找到相关条文，则可以视为非法律问题，可以尝试从道德方面进行评判。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2
论文关键词法治法律调整契约论高尚道德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富勒曾把法律和法治界定为“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之治的事业”，简而言之，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应有功效不仅体现在遇到重大问题上，而且那些生活中的琐事同样离不开法律的规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即便法律不是万能的，但也同样与我们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行为息息相关。站在这个层面来分析法律功能，可以看出，其与我国古代法家所倡导的“一断于法”具有相同的功效。虽然，我国古代法家的“刑治论”遭到大多数人唾弃和质疑，但若转换一下表达方式，把法家思想理解为更为广泛的主体交往的社会行为准则，即一切社会管理必须依法进行，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其应有的功效了。然而，目前的中国，法律难以完全实现对社会管理的规制，因此，找到法律调整理论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合理相接的实践方式仍是任重而道远。
一、法律调整仍难以全面实现社会管理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实践证明，法治理念是应对复杂社会管理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下的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法治发展，仍是面临十分尴尬的境地，大多数人都一再地质疑法治对社会管理的应有功效。一方面，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渲染中，重大决策和大政方针的决定上，无不淡化法律对社会管理的功能，导致强化其他社会规范，形成权力至上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法律在实施过程中不尽人意，官僚腐败、钱权交易、公权泛滥，特别是被奉为至高无上的法治出现司法腐败时，普通公众早已对法治失去了原有的尊重和信任。当前我国笃信金钱，忽视道德；笃信权力，无视法治。中国的法治在当下正遭遇着空前的信任危机。
纵观历史长河，首要原因在于法治的贯彻实施并不够彻底。法治虽然是治理国家的善良工具，但也是约束统治阶级的必要手段。对每一位社会交往主体来说，法治都有作茧自缚的弊端，但对当权者而言，此种弊端更是切中要害。众所周知，法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控制公权力，让公权力在法律的规范中运行。只要有法律，就是对恣意的否定和制约。所以，法学家叔向就反对子产制定成文法，其原因就在于此。由此可见，制法必致百姓“刀锥之末，尽将争之”。当公众从当权者的行为中看不到推行法治、依法为之时，他们自然也会用尽心机、无所不用其极，只为谋求社会交往行为中利益的最大化。
法治遭遇的尴尬，多多少少与公民意识的欠缺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就会谈到庄公的“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由此，那种公民与当权者互相对立的意识，绝对不可能把公民与当权者很好地纳入到法律秩序中，使得管理与被管理、统治与被统治的生硬角色越演越烈。虽然公民对这种身份依赖关系是深恶痛绝，但并未把公民与当权者放在契约——法律的框架下进行考量。从而，法律在人民心中只不过是当权者管理社会的一项工具而已，那就是说，当权者无处不在，公民无所自由。这种公民意识的欠缺以及对法治意识淡漠的恶性循环，无不直接促使公民的内心萌生对法治的反感和规避情态。
法治贯彻实施不畅，意味着法律调整在社会管理中难显其应有功效，法律调整仍难以全面实现社会管理。学者王天木认为，中国的法治在过去一直是以公权力为主导，公权干预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强调公权力的法律观，虽为法律调整和运行做出了强有力的权威性保障，也为法律的专门化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属于当权者的法律调整基本弊端在于仅把法律作为一种外在力量，而没有将其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一种规范体系。因此，法治理所当然被认为是公民社会交往的外在物，而且这种带有国家主义和强制主义特色的法律调整，无法在公民心中树立完整的法治理念，那么，法律调整则无法完全作用于社会管理，其应取得的社会功效自然无法实现。反思法律调整为何面临如此艰难与尴尬的境地，笔者认为，谢晖教授的观点是可取的，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背景的需要以及构建法治化国家的理想，应该重视一种社会契约论的法律观，并且通过社会契约论寻找合理的法律调整理论。
二、社会契约论的法律理念与调整
众所周知，社会契约论为近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近代以来，格劳秀斯、霍布斯、卢梭、孟德斯鸠等欧洲思想家所倡导的民主思想，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解放运动，并推动了英美世界运动的发展。社会契约和在民、三权分立、代议政治，成为现代民主的基础。在这种法治观念下，被奉为国家至高无上的瑰宝，其也被视为一种契约文本，从而开启了一个明显视法律为契约的伟大时代。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国古籍中梳理出一些类似社会契约的理论。例如，孟轲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是中国古代表达君臣之间契约互换关系的典型例子。再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同样表达了君臣之间的某种契约性质。而到了明清之际，经过了一系列的变法革新，人们开始慢慢地接触社会契约观念。
对以上社会契约论的论述，是为了引出一种观念，法律就是社会契约，即公民与当权者所达成的契约文本。法律调整则是公民严格按照法律契约的规定进行社会交往。将法律看成社会契约，因其与近代以来民主的实践息息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代议制模式。它虽不是最完美的民主模式，但其为实现民主，限制专权，表达民意，建言献策提供了一种渠道。有了代议制民主，才使得近代以来法治国家通过议会辩论、民主表决，制定国家和社会共同遵守的契约文本。其二为全民公决制模式。例如，苏格兰进行全民公投，投票决定是否独立于英格兰，这种让全民公投成为举世瞩目的民主实现的新模式，进一步深化和强化有关法律，即为选民之约。社会与国家之约，选民与政府之约，充分体现了法律为社会契约的文本。那么，将法律当做契约，对于法律调整理论，有何影响？笔者认为，主要说明法律是公民社会交往行为的契约文本，表明法律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的规范性结构模式。若公民受到法治的约束是因为公民接受了法治的理念。那么，现代的以代议制模式或全民公投模式所产生的法律，就更具契约文本的特征和本质了。现代法律调整将社会交往主体的行为统一纳入到法律规范预设的秩序中。这种模式使得社会交往的主体相互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同时也互相付出了成本的代价。换句话说，现有的社会关系其实是对原始社会关系的一种异化现象，经过原初的异化，社会关系变成了法律关系，社会交往也会受到法治的种种引导。法律是相互性的，既是我给你的法律，也是你给我的法律。综上所述，法律调整具有了社会契约性质，因而才深入人心，深入到社会主体交往的方方面面。
三、法律对“高级道德”的调整与规范
富勒曾经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简单地说，就是把人类的道德分为“高级道德”与“低级道德”。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人们总是认为“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即法律对道德的调整仅仅限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这种观点一直左右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交往。它也旗帜鲜明地将“高级道德”排除在法律调整的范围内。笔者认为，强调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律不但要调整低级道德，也要调整高级道德。因为，如果单纯将法律调整看作是带有指令性与强制性的实践工具，毋庸置疑，法律调整将失去其原有的本意。若法律能够通过强制手段来规范高级道德，那么，法律将不再是控制公权，捍卫私权的正义之法，而是当权者的暴政与专制。然而，虽说法律不能通过强制力量（指令或制裁）来推行高级道德，但是并不说明其就不能通过奖励性的方式来调整高级道德。一般来说，法律奖励所针对的主要是在权利的选择中，选择舍己为人的行为。通常情况下，社会主体遵循法律义务（道德底线），即便做得再优秀，也不能获得法律奖励。当然，笔者认为，即使做到模范执法，也未必获得法律奖励。法律奖励作为一种调整方式，其主要包含以下的内容：
首先，对累积的道德模范标兵进行法律奖励。也就是说，法律奖励有利于引导社会形成一种高尚的道德氛围，促使公民将个人的选择导向为对公共的示范，从而使社会大众去实现高级道德。法律对这种高级道德进行了奖励，意味着法律肯定了这种行为在社会的价值和作用。然而，对这一类的模范道德进行奖励也非日常化，由于这种行为并非短时间内能呈现出来，需要时间去考量和观察。为此，法律往往只是选择性地对此类高级道德行为进行奖励，而不是盲目地、随意性地对所有的高级道德行为做出奖励。
其次，对突出的模范道德行为进行法律奖励。区分两者的不同是格外重要的，我们必须看到累积的模范道德行为同样具有“突出”的特征，但是这种“突出”，仅限于某个时间段，某一过程当中，其他时间是没有意义的。简单地说，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指在长期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高级道德，后者则是基于一次事件、一种行为而形成的高级道德。最大的区别在于形成的时间点不同。对于类似见义勇为的人，他们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或者健康来换取他人的安危，既让受害者获益，也让全社会获益。法律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见义勇为者一定的奖励，从而弘扬这种高级道德。相反，正如发生违法行为时，法律同样要实施制裁。由于这类违法行为发生在一个时间点上，具有强烈的道德冲击性，必须进行严惩才能获得良好效应。所以，笔者认为，要想通过法律奖励对高级道德进行导向和示范，必须将法律奖励措施日常化、程序化和经常化。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3
关键词：新闻自律；媒介批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19.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11-0014-02
新闻自律是新闻职业主义的制度化，新闻职业主义的内在要求决定新闻媒体必须实行自我约束。新闻自律迫切需要的基础条件是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新闻自律的制度基础，新闻自律只有在新闻自由的社会体制之下才能运行[1]。新闻自律的理论建构源于普利策和李普曼。1904年普利策在《新闻学院》中强调新闻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在强调职业化理想的同时，提出了报业服务公众利益的社会责任思想。李普曼在1929年的《道德前言》将职业化与新闻道德结合起来，提出要注重职业良心。
一、建立新闻自律的监督机制
新闻自律是指新闻界的自我约束，自律的提出，主要开始于上世纪未．那时，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新闻自由原则全面确立，报业由社会舆论机关，逐渐演变为纯营利的商业机构，新闻自由成了报纸发行人营利的自由．一些商业报纸诲淫诲盗，大肆渲染色情凶杀；为了发掘社会新闻，不破坏社会公德，诽谤他人名誉；为了抢独家新闻，时常泄露国家机密，影响国家安全等等，招致了大量的批评．面对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新闻媒介自身认为应在新闻报道内容方面建立较严格的专业标准。
事实上，新闻界自律是源于社会对新闻界的批评，如此的话，新闻自律的主体－－新闻机构（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是在屈从于外部压力的情况下，被迫为之的．而在一般的情况下，新闻自律又被称为新闻道德约束或新闻伦理规范，在理论上，道德或伦理约束完全应该是个人的事情，是属于个人理性自觉领域，是内在于人心之中的，需要依赖个人的认同而自觉体现于行动之中的．这种被迫和自觉的冲突，当然会削弱自律的有效性．所以有人在论及新闻自律的价值意义时，认为＂强调道德准则，具有暂进安抚社会心理的作用．
二、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
媒介批评，是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分析媒介现象、评价报道得失、匡衡新闻观念、约束从业行为、促进新闻自律的一种手段。国外媒介批评机制施行的现状呈多样化：
1.从法律上约束
新闻媒体及从业者的新闻活动必须在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西方一些如瑞典、丹麦、葡萄牙、德国等国，已专门制订颁布了新闻法。许多未制订新闻法的国家，也通过专门法案和有关法律条文，对媒体从业者在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近一二十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与媒体激烈对抗的时代已经过去，进入了法律规范、批评约束的时代。他们通过参与建立媒介批评和自律机制等，达到了规制新闻媒体的目的。
2.成立媒介评议和自律组织
新闻评议制度自从1916年在瑞典建立后，目前全世界约有30多个国家建立了此类组织。
这些组织是媒体及从业者按照新闻职业道德规范，进行自我批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的职业社团组织。其主要职责是协调媒体及从业者因新闻活动所引起的纠纷，处罚违反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其中有对新闻活动的评议、更正，对从业者违规行为申斥、处罚等。从人员构成上，大多数国家的新闻评议组织由新闻界与其他各界代表共同组成，也有仅为新闻界代表或仅有社会各界代表。[2]
3.制订媒体评议和自律准则
日本新闻协会制订了一套完整的规范，如《新闻道德纲领》、《报纸销售伦理纲领》、《广告伦理纲领》，约束媒体和从业者的职业行为，对其实行严格有效的批评、监督。新闻协会对违反职业规范的会员处罚非常严厉，凡违反规定的会员，均可提请常务理事会予以讨论。理事会认为情节较轻的，就请有关会员注意或给予警告，并以备忘录的形式递交各相关单位。对情节严重的会员单位，常务理事会有权做出开除会籍的严厉处分。
在新闻报道、报纸发行、刊登广告等活动中，对有关规范能够严格遵守，自警自律。
4.新闻协会评议和媒体内部阅评相结合
通过新闻协会和媒体内部机构对报道进行两级评议，是日本新闻业评议和自律的显著特点。[3]新闻协会下设立审查室，每天对其成员和非成员单位报纸版面、内容进行审查。如有发现违反法规和新闻道德纲领的问题，立即报告编委会和理事会，视情节轻重，向该报社提出警告、劝告，甚至采取退会等措施，有时还将审查结果在协会报纸上予以公布。广播电视台则在内部设审议委员会，负责节目内容的审查。对非会员单位的广播电视机构，则设立广告节目审方机构。
从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新闻自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始终离不开与之相伴的媒介批评因素,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在历史维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联系。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既有彼此的矛盾与对峙,亦有相互的拓展和延伸,但在实践层面,往往又带有明显的共融和妥协的象征意义。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这种象征意义主要表现为,它是构筑新闻专业权威的一项重要策略。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既有利于新闻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境。这为开展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
[1]商娜红.制度视野中的媒介伦理―职业主义与英美新闻自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p103.
[2]裘正义,黄瑚.欧美各国的新闻评议制度与新闻自律[J].新闻战线,1996年第1期.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4
[关键词]宪政内在道德合法性
前言：宪政不可无德
宪政，不仅是一个政治学、宪法学上的概念，而且也应当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宪政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之上。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实行宪政要有‘宪德’”，所谓“宪德”，即“实行宪政（或宪法）所应有的政治道德、民主法治观念和人权意识”，其核心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观念、民主精神和刚正品质”〔1〕（381页）。在别处，该学者将“宪德”简述为，“实施宪法和法律所应具的政治道德”〔2〕（序一）。依笔者理解，这里的“宪德”应是宪政或宪法实施主体所应具有的道德品格。本文所谓“宪政的德性”，不排斥上述“宪德”的涵义，但它还包含更为重要的内容，它主要指称宪政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品格。宪政自身的道德品格与其实施主体的道德品格是两个截然有别的概念。宪政自身的道德品格之所以更为重要，是因为，一方面它意指宪政的内在规定性，宪政之为宪政的特质隐寓其中，它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评判宪政自身的基本尺度；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宪政的普适性价值，近现代各国宪政的确立是对这种普适性价值的全面认同。虽然各宪政国家对宪政实施主体的道德品格，也有一些大致相同或相近的要求，宪政实施主体道德品格状况也会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宪政实施的效果，但它只是一种外在因素。实施宪政，不仅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础，需要适宜的道德环境，而且关键在于宪政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内在道德。
1．人的不完善性：宪政的伦理预设
对宪政的认识可从两个层次进行，一是价值层次，一是事实层次。传统宪政理论对价值与事实多不作区分，一般都以弘扬价值为核心，缺少对宪政的客观、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对宪政事实层次即实然性的研究应成为当今宪法学的重要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学说可以成为一门“科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宪政所依赖的基础相当脆弱，并不能获得“科学”的验证。这个基础就是作为宪政根据的人性假定，即“宪政主义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有自私和滥用权力的倾向”〔3〕。
人性本是一个纯粹的伦理学范畴，但对人性的预设构成了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出发点。任何制度都是针对人设定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性假定基础上的。对人性的不同假定可能导致不同的政治路径。对性善论的坚持，理论上可导致柏拉图“哲学王”的统治，孟子的仁政，人治即是以性善论为根据的；而实践中则往往导致专制与暴政。宪政不相信人是完美的，也不相信人是善的。休谟认为，“政治作家们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4〕（27－2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休谟的“无赖”假定（“无赖”是人性不完善的表现形式），不是究诘人性的真相，而是从规范的意义上为宪政给定一个出发点。它体现了人类的睿智与策略：先设定一种最坏的情形即每个人都是无赖，然后在这个前提下求其防堵，求其疏导，求其化弥。宪政主义者是要警告人们不要盲目相信政治家，而要使他们受制于宪法和公民的宪法权利，以降低政治风险〔3〕。经验证明，从最坏处着眼设计的防范与对策措施往往是最有效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也认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5〕（264页）这导出了人性预设与宪政的逻辑联系：“宪政就是被设计用来弥补人的缺陷的”〔6〕（106页），每一种政治制度都是针对某些恶而设计的。宪政的存在这一事实即表明了人性的不完善。
对人的不完善性假定，使宪政理论建立在道德观念之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政对人的不完善性的价值认同。宪政对人的不完善性预设，实际上是从强烈的道德感出发的，是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缺陷的正视和反省，体现了宪政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价值上，宪政对人性中的不完善或缺陷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它根本不承认“人性不完善，要求人负起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没有根据”或“人的恶行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之类的逻辑。
2．若干准则：宪政的道德底线
能够真正称得上宪政的东西，应含有一个最基本的统一的尺度，应具备一些共同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舍此便无宪政。这些共同标准构成了宪政的内在品德。它既是宪政之为宪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判断宪政自身的依据。这些准则可概括为以下十项：
（1）存在宪法。
“没有宪法的存在是谈不上宪政的”〔7〕（90页），“宪政以宪法为起点”，“宪法是宪政的前提”〔8〕（180页）。同时，宪法是宪政的规范表现形式，宪政是宪法规范在实践中的实现。作为宪政前提和表现形式的宪法，第一，必须真实。这要求宪法必须与事实上实行的宪政存在同质性，宪法规定的内容就是实际运行的宪政的内容，因为“宪法只能表现、保障和在某种限度内指导宪政而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宪政”〔9〕（158页）。第二，必须有实效。“法律实效意思是人们实际上就像根据法律规范规定的应当那样行为而行为，规范实际上被适用和服从”，它是“人们实际行为的一种特性”〔10〕（42页）。宪法必须具有实效而不仅仅是抽象的效力，是宪法作为法律的本质要求，也是从有宪法到有宪政的关键环节。宪法须有实效，可进一步推导出宪法的内容要具有科学性、正当性和可操作性，既要为全社会所普遍遵从，又要在实践中得到实际执行。第三，必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其变化关系着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因此宪法不应轻易改变，有人认为，“宪法不变是宪法是重要的原则”〔7〕（298页）。宪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可进一步导出宪法文字应简约从而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还要充分地建立、完善和运用宪法的弹性机制〔11〕。但宪政并不要求宪法一定是成文的，根据国外政治科学家们在“更为宽广的意义上”的界定，“宪法是一套规则和习惯，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法定的或超法的，政府要据此处理事务”〔12〕（51页）。根据历史经验，有宪法未必有宪政，这说明实行宪政除了需要宪法之外，还须满足其他的一些条件。
（2）确立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否确立，是判断有无宪政或者宪政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道德根据之一。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主权在民原则，它集中地表达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归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政治理念〔13〕。确立人民主权原则的关键意义在于，它为解决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这一宪政基本矛盾提供了一种指导思想和逻辑方法。人民主权原则应包含三项内容：第一，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按早期社会契约论，这也可以描述为国家权力来自于公民权利的让渡。“一切管理国家的权力必定有个开端。它不是授予的就是僭取的。此外别无来源。一切授予的权力都是委托，一切僭取的权力都是篡夺”〔14〕（250页）。假定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既是人民主权原则的要义所在，也是宪政理论逻辑的基本前提。第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所有。但不一定由人民直接行使，相反，在宪政国家中国家的权力一般都是由人民定期选举的代表和机关来行使的。第三，人民对国家权力能进行有效监控。国家权力须依人民的意志行使，并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对国家权力的非法行使能进行有效的“抵抗”。总之，“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是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15〕（64页）。人民主权原则意味着，宪政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可视为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进行了严格的界分，并认定国家权力从属于公民权利而且是公民权利的产物。公民权利是目的，国家权力是手段，即国家权力存在的全部理由在于对公民权利实施有效保障。
（3）实行代议民主制
就人民主权的实现而言，似乎直接民主是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民主。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直接统治自己，不须假手中介或代表，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对于管理国家的事务享有同等的发言权。但卢梭早就发现了实行直接民主的苛刻条件，“首先，要有一个很小的国家，使人民很容易集会并使每个公民都很容易认识所有其他公民。其次，要有极其淳朴的风尚，以免发生种种繁剧的事务和棘手的争论。然后，要有地位上与财产上的高度平等，否则权利上和权威上的平等便无法长期维持。最后，还要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奢侈”〔16〕（88－89页）。正因为条件苛严，他断言，“真正的民主制（即直接民主制－－引者注）从来就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16〕（88页）。直接民主制不仅面临条件难题，而且蕴含暴政倾向。亚里土多德早在《政治学》中就指出，纯粹的直接民主与暴君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英国思想家柏克更是从法国大革命中发现了直接民主的诉求与暴政之间的内在关联：法国大革命声称要追求一种纯粹的民主制，但却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变成一种灾难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17〕（3页）。萨托利将直接民主视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并认为，“以个人参与为基础的民主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存在，那么代议制民主就是唯一可能的形式”〔18〕（286－287页）。作为间接民主实现形式的代议制成了宪政的基本制度选择。代议制一经确立，便被认为它具有功能上的优越性，“它使政府始终处于成熟状态”，而且“代议制一经推行，立刻就能在那么广大的国土上和利害圈子里奏效，再要设计出一种像它那样的政府体制是不可能的”〔14〕（246页）。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过头，但不可置疑的是，代议制已经成为现代宪政的基本标志之一。宪政下的代议制意味着：第一，由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在议行合一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议行分立体制下，代议机关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主要行使国家立法权。第二，代议机关组成人员由有选举权的人民定期的、直接或间接地选举产生。选举是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行使的国家权力获得人民定期确认的程序手段，同时，“选举是任何法律和公共政策取得合法性和道德约束力的先决条件和程序”，“法律和公共政策唯有是人民授权的权威的产品，才能得到合法性”〔3〕。第三，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有确定的任期，到时就必须重新选举，组成新的代议机关。第四，代议机关拥有的国家权力，通过举行的各种会议来行使。至于代议机关的组成人员则通过享有议员或代表法定的权利来实现对国家权力的行使。第五，代议机关及其组成人员从权力获得到权力实现都由明确的法律规定来保障。这些规定应当主要是程序的，而程序应当是本位的。
（4）确立法治原则
“法治与宪政有着天然的联系”〔19〕（147页），现代宪政国家一定是法治国家，现代法治国家也一定是宪政国家。法治意味着法律应当统治，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须在正义的法律框架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逾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分离与对立，既是宪政产生的重要缘由，也是宪政为实现其根本目标而采取的因应策略，它使宪政对权力与权利持不同态度：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宪政对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虽然态度殊异，但其达到目标的途径却是同一的，即通过法治。法治关注权力与权利的配置，其基本功能是保障最低限度的人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宪政不仅为法治确立了价值目标，而且要求法治应具有如下要素：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权威、司法公正〔20〕。
（5）宪法具有最高权威
宪法具有最高权威，一般也称之为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21〕。宪法至上还可进一步分为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上的至上。宪法形式上的至上“是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22〕（52页），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因此对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法有强烈的愿望，人民的这种强烈的意识和愿望是宪法得到实施的有力的保障”，“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宪法至上的核心”〔22〕（53页）。依笔者之见，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除了人民有宪法至上的观念和意识之外，还应包括宪法规范在实践中的落实和宪法最高法律效力的实现，也可以说，实质意义上的宪法至上意味着宪法必须具有实效。“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23〕（6页）。宪法不能至上，则宪政的双重目标均不能实现：国家权力不会服膺于法律，公民权利与自由的保障难以实现。
（6）政府有限
路易斯·亨金认为，宪政“意味着一种有限政府，即政府只享有人民同意授予它的权力并只为了人民同意的目的，而这一切又受制于法治”〔24〕（11页）。这里的政府主要指行政机关。政府有限要求：第一，政府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授予的唯一合法方式是直接或间接的选举。第二，政府权力的实现须最终得到人民的同意，政府要直接或间接向人民负责。第三，政府权力的直接依据是宪法或法律，因此，政府拥有权力的范围和实现权力的手段都由宪法或法律明文规定，权力行使遵循“越权无效”的原则。第四，政府的任期有确定的期限并有届数的限制。有限政府是直接针对人性的制度设计，是“最适合人的本性的政府”，“它能够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6〕（103页）。
（7）以保障人权为目标
保障人权是宪政的终极价值〔25〕，宪政在根本上是一种人权保障制度。宪政主要通过如下方式实现对人权的保障：第一，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与自由；第二，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使权力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第三，建立宪法保障制度，促进宪法充分、全面实施；第四，法律法规的执行〔25〕。保障人权是宪政存在的最终根据，是否以保障人权为目标是衡量真假宪政的道德标准，能否保障人权是判断宪政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志。
（8）权力制约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26〕（154页）。保障人权的目标确定之后，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划分并相互制约，就成为宪政的首要任务。宪政意味着权力的分立以避免权力集中和专制的危险〔24〕（11页）。对国家权力的横向划分有两种典型形式，即三权分立制与议行合一制。前者强调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各自的独立性及相互制衡，其缺陷是国家权力缺乏统一性，易形成各自为阵的格局。后者克服了前者的局限，强调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均由人民代表机关统一行使，体现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统一性。同时，议行合一制对国家权力进行了合理划分，也实现了权力相互之间的有效制约。宪政国家还对国家权力进行了纵向划分。最典型的联邦制，它对联邦的权力与州的权力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以美国为例，宪法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联邦的权力，凡联邦未拥有的权力都归州行使，称为“保留的权力”。即使在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不完全是等级节制性的，尽管中央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也有平衡机制在起作用。根基坚实的地方自治可以利用其政治平衡力量限制非理性的中央集权”〔27〕（86页）。总之，权力制约已经成为宪政制度的一项普遍原则。权力制约原则是对权力进行的制度控制，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专制与权力腐败，也不能绝对保障公民权利。但若不实行权力制约原则，则专制和权力腐败会更加严重，公民权利更没有保障。
（9）建立违宪审查制
建立违宪审查制是宪法具有最高权威的逻辑结论。既然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那么法律和行政行为都不得同宪法条文相违背。“宪法原则至上的思想”“只有存在独立于政治权威的机构的保障，并且政治权威的行为还得接受审查的时候才是真实的”〔28〕（30页）。违宪审查的意义在于，第一，保证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人民或其代表意志的体现；第二，保持一国的法律在宪法之下的统一性。违宪审查目前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违宪审查存在于整个司法体系，它与一般司法管理并无显著分别。法院的审查，只能得到原则上只对本案有效的判决〔28〕（31页）。另一种是欧洲模式，宪法问题由专门为此而设的法院裁决，并且该法院对宪法诉讼享有垄断性的管辖权。“若一个欧洲宪法法官宣布某一法令违宪，就等于废除了该法令，或使之从法律秩序中消失，该法令从此无效，不再对任何人产生法律效力”〔28〕（32页）。无论是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实际上都可称之为司法审查，因为，这种审查都是由法院进行的。即使是法国，虽然并未设立宪法法院，但近来有学者认为，法国宪法委员会事实上是法国的宪法法院〔29〕（71页），法国绝大部分学者也认为宪法委员会具有司法性质〔29〕（71页）。为保证违宪审查的效力，违宪审查机构必须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这也可称之为司法独立。在理论上，司法审查权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赞同者认为，司法机关是分立的三权中最弱的一个，司法机关如果没有司法审查权，不仅招致其他两权的侵犯和威胁，而且让违宪的法律生效，会产生代表的地位高于其所代表的主体、仆役高于主人、代表高于人民的结果〔30〕（76－77页）。反对者认为，洛克认为立法权最高，但有限制，即不能转让，不能废除财产权，并没有谈到应受司法限制；孟德斯鸠谈过司法权最小，但没有主张通过司法审查提高司法权。司法权和立法权是平等的，司法审查构成否定的立法，构成高于立法的权威，司法审查是对分权原则的明显侵犯〔30〕（77页）。理论上的论争或许还会继续，但实践中，违宪审查制早已成为宪政制度的基石，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必须得有宪法至上和违宪审查的内容”〔28〕（54页）。在美国，司法审查的理论已经成为“宪法拱门上的拱顶石”〔31〕（39页），司法审查已经成为“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31〕（41页）。
（10）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宪政不仅确立了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目标，还为公民权利设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标准，即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美国宪法对这一原则的经典表述是，“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五条、第十四条修正案）在英国，这一原则表现为两条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32〕（55页）。程序在宪政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程序的稳定性被认为是立宪政体的主要特征之一〔33〕（201页）。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已经成为现代宪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无正当法律程序，则无所谓宪政。
3．合法性供给：宪政的伦理意义
在政治学、宪法学中，合法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合法性概念一开始便是同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承认是正确的合理的要求对自身要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是承认一个政治制度的尊严性”〔34〕（128页，着重号为原文所加）。韦伯认为，“所有经验都充分表明，在任何情况下，统治都不会自动地使自己局限于诉诸物质的或情感的动机，以此作为自身生存的基础。相反，任何一种统治都试图唤醒和培养人们对其合法性的信念。”“一切权力，甚至包括生活机会，都要求为自身辩护”〔35〕（128页）。合法性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合法性含有若干道德意味，满足了合法性，似乎意味着满足了在道德上很重要的价值”〔36〕（119页）。前述宪政的十项准则，构成了宪政的内在道德，解决了宪政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即“政府正式赋予权威性，例如政府正式使某项规则产生效力，某项规则就成为合法”〔36〕（119页）。这实际上揭示的是合法性的来源问题，但政府正式赋予的权威性并非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在宪政国家，在解决了宪政本身的合法性问题之后，宪政便成为一切合法性的源泉，宪政是一切正规制度、规范化行为的合法性的供给者。
首先，宪政表征一系列价值原则，并为整个社会确立一套与之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宪政的基本价值包括：人权的切实保障，权力的合理配置，秩序的严格维护，利益的有效协调〔25〕。宪政价值的核心是对人的尊严的维护和对人权的保障。而平等、自由与人权正是宪政下道德的基本诉求。在真正的宪政国家，宪政所体现的价值与社会的主流道德规范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宪政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道德规范的价值，或者是道德规范的评价指标。宪政与道德秩序密切相关，正如国外有学者所说，“哪里有宪法，哪里就必然有宪法理论；而宪法理论必定植根于这样的看法：宪政国家是或者希望是一种道德秩序”〔37〕（217页）。其次，宪政为一切正式政治制度提供合法性。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政治制度才拥有或者才可能失去合法性；只有它才需要合法性”〔34〕（262页）。笔者认为，将合法性与政治制度进行单线联系，似乎并不可取，合法性应当具有更宽泛的含义。但不可否认，以宪政为根据的一切正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不限于该制度以宪政的规范形态（即宪法）为依据，更意味着这种制度获得了人民的同意和认可，为人民所接受。于是，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又可置换为信任问题，“即相信一个国家的结构、活动、活动方式、决断、政策，以及一个国家的官吏和政治领导人都具有正确性、合理性、善良道德的素质；并且相信由于这种素质而应该得到承认”〔34〕（287页）。再次，宪政为公民提供了普遍的行为指导。宪政通过宪法宣示的一套正式的、规范的行为模式，为公民的行为提供了一种权威的指引。成熟的宪政社会，必然要求这套正式的、规范的行为模式成为公民的实际行为，因此，宪政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西方宪政学者，一般都认为，宪政意味着一种生活方式。早在亚里土多德就曾把宪法同一种生活方式相联系〔38〕。在我国，著名学者胡适也曾把宪政定义为“有共同遵守的规则的政治生活”〔38〕（169页）。宪政而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方面表明了宪政本身的一种合法性，因此宪政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尊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民的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
参考文献：
〔1〕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7．
〔2〕黄稻．社会主义法治意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张文显、信春鹰．民主＋宪政=理想的政制〔j〕．比较法研究，1990（1）．
〔4〕（美）斯蒂芬·c·埃尔金等．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m〕．周叶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6〕刘军宁．保守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莫纪宏．政府与公民宪法必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8〕周叶中．宪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张友渔．张友渔文选（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10〕（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11〕吴家清、杜承铭．论宪法的弹性机制〔a〕．载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编．宪法与国家机构改革〔c〕．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
〔12〕（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m〕．林震等译．北京：华厦出版社，2000．
〔13〕黄基泉．论宪法的人民主权原则〔j〕．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2001年硕士论文．
〔14〕（美）托马斯·潘恩．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6〕（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7〕张贤明．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18〕（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19〕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20〕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与价值〔a〕．载夏勇编．公法（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1〕周叶中．宪法至上：中国法治之路的灵魂〔j〕．法学评论，1995（6）．
〔22〕朱福惠．宪法至上－－法治之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3〕王磊．宪法的司法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4〕（美）路易斯·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5〕谢维雁．宪政基本价值论〔j〕．社会科学研究，1998（6）．
〔26〕（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7〕董礼胜．欧盟成员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28〕路易·法沃勒．欧洲的违宪审查〔a〕．载（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c〕．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9〕张丽．试论法国宪法委员会的司法性〔a〕．载赵海峰主编．欧洲法通讯（第1辑）〔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0〕许崇德主编．宪法学（外国部分）〔m〕．北京：高等学校教育出版社，1996．
〔31〕（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王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
〔32〕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33〕（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m〕．邓正来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3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郭官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6〕（美）周天玮．法治理想国－－苏格拉底与孟子的虚拟对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7〕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m〕．周叶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5
关键词：法律解释；文学解释；解释性概念；法律之链；整体性法律观
中图分类号：D9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2-0055-07
theUniqueFeatureofDworkin’stheoryofLaw-as-interpretation：aLegalperspectiveBasedonLiterature
Fanana，Fanwen-Yuanb
（a.FacultyofLaw，Kunm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b.Facultyofmanagementandeconomics，Kunm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Kunming650093，Yunnan，China）
abstract：LiteratureistheinspirationsourceforDworkin’stheoryofLaw-as-interpretation.accordingtohisinsight，bothlawandliteraturebelongtothecategoryofinterpretiveconcept，andbetweenthemthereisahighsimilarity.throughtheanalogybetweenlawandchainnovel，hedevelopedtheconceptualinstrument，chainoflaw.theconceptualinstrumentoffersusamethodtoanalyzethewayhowjudgestreatlegalhistory，andletpeopleseewhyjudgeshavetomakethedecisionsfornewcasescoherenttothoseforformerones.itvisualizeswhytheinterpretationoflawisnecessaryandpoint-orientated.throughit，Dworkinmanagestoillustratehowthetwodimensions，fitnessandjustificationmutuallycombinedinpracticesoflegalinterpretation.However，itistheanalogybetweenlawandchainnovelthatisqueriedbymanycritics.
Keywords：legalinterpretation；literaryinterpretation；interpretativeconcept；chainoflaw；law-as-integrity
在与分析法律实证主义的论战中，德沃金最著名的批判性论断便是声称分析法律实证主义是一个被语义学之刺蛰中的思想流派。他提出一套独特的法律解释理论，这也是他开给分析法律实证主义的一剂解毒针。而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独到之处则在于其理论灵感来源于连环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正是看到法律及其发展方式在根本上与连环小说的创作方式如出一辙，德沃金才洞见到法律的根本属性。本文旨在通过凸显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这一特点，从而实现对其理论的深度解读。
一、连环小说与法律之链：德沃金理论的灵感来源
在建构其法律解释理论时，德沃金主张只有通过将法律解释与其他学科中的解释，尤其是文学解释相比较，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法律解释，因为文学解释中解释者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就是法律解释者所要解决的问题利科敏锐地指出，与文学作品的文本固有的含义和作者意图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断裂相仿，同类的断裂也出现在法律的含义与法律实证主义确认为法律渊源的决定之间。参见[法]保罗・利科：《论公正》，程春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在连环小说（Chainnovel）的创作过程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德沃金所说的连环小说，需要作出两点前提代：一是假设每位连环小说作者都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二是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要合作创作的是“一部单一而统一的小说（asingle，unifiednovel），而不是比如说，去创作一系列相互独立的同名短篇故事”[1]193。除第一位连环小说作者之外，其他作者都身兼两职，既是解释者又是创作者。在开始创作之前，他们必须首先通读并解释已经完成的那部分小说。通过解释，他们要回答以下问题，“他（她）必须决定这些角色在‘实际上’像什么；何种动机事实上指引着他们；从这部发展中的小说里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或者主题是什么；在何种程度上使用文学上的手段或者描述会达致这些目的的实现；为了促使这部小说向着特定方向而非其他方向发展，它是否应该被扩展、提炼、修改或者省略”[1]192-193。
在德沃金看来，裁判疑难案件十分类似于创作连环小说。就像为了给业已完成的一部分连环小说加上新的一环的那些作者，由于既无法从制定法中得到指引，又无法就以往判决依据的是哪些法律规则或原则这一问题达成一致，裁判疑难案件的法官也要给业已完成的那部分法律添上新的一环。也就是说，他们处在建构法律之链（chainoflaw）这一事业之中。他们必须阅读以前法官的司法意见。在这样做时，他们不是想去发现某个或某些法官自己的言辞或当时的心理状态，而是想从整体上去理解这些法官的所思所言，就好比后来的连环小说作者想通过解释对由所有以前的作者业已完成的那部分小说形成一个总体看法。法律之链的历史部分由数不胜数的判决、结构、惯例以及实践构成。建构法律之链是一项“复杂的连环事业（complexchainenterprise）”，其目的是要让上述历史得以延续。裁判疑难案件的法官必须将自己视为这一事业的参与者，他的工作就是解释先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必须根据自己的判断去弄清楚当被视为一个整体时，以往判决意欲实现何种目的。与法官相类似，不同时期的立法机关也是位于法律之链中的不同环节，身兼解释者和创作者双职，力求继续该法律之链。
文学离不开文学解释，而法律解释则必然伴随着法律。文学解释与法律解释两者同属于创造性解释（creativeinterpretation），此种解释在本质上关涉的是目的而非纯粹的因果关系[2]。他进一步指出，创造性解释是建构性的，亦可称为建构性解释（constructiveinterpretation）德沃金指出，“创造性解释是建构性的”这一论断必须面对两个异议：第一，创造性解释永远都是对话性解释；第二，创造性解释不可能是客观的。他对第一种异议的反驳，参见RonaldDworkin.Law's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53-65。他对第二种异议的反驳，参见RonaldDworkin，Law's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pp.76-86。。“大体而言，建构性解释是将目的强加于一个对象或惯例之上，此种强加（imposing）旨在使该对象或惯例成为被解释者所归入的特定种类或体裁之中可能存在的最佳范例。……从其建构性来看，创造性解释是一种有关目的和对象间之互动的问题。”[3]52据此，论者们常常也直接将德沃金的法律解释方法称为“建构性解释”。也有学者将这种解释方式称为“最佳展示（thebestlight）”理论[4]。
理解建构性解释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解释与目的的关系。此处之目的并非原作者或原立法者之目的而是解释者之目的。通过解释，解释者使解释对象具有了一种反映自己的目的（purpose）的本旨（point）德沃金对解释与目的之关系的关注显然得益于富勒。参见[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页。也请参见LonL.Fuller.HumanpurposeandnaturalLaw.theJournalofphilosophy，1956，53（22）.。第二，解释与对象的关系。德沃金的解释更关注解释者的目的，但这并不表明他认为解释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随意地赋予解释对象以本旨。例如，一个极度推崇平等的人并不能为了追求自己所认为的那种平等而如此这般解释礼貌这一概念，即认为礼貌实际上要求共享财富。“因为实践或对象的历史或特征限制了可能得到的解释。”[3]52
二、同属解释性概念的文学与法律：德沃金理论的核心理念
为什么文学与法律会如此这般相似？德沃金致力于寻求更深层的答案。他找到的答案就是法律与文学二者同属解释性概念。
（一）什么是解释性概念
德沃金在《身披法袍的正义》一书中，对于解释性概念给予了直接阐述：
解释性概念鼓励我们去反思并且争论，我们已经构建出来的某些实践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要求。拳击界的人共享着赢得一轮比赛的概念，即便他们常常对谁赢得了特定的某一轮，或者对应当用何种具体的标准来裁定这个疑问，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懂得，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取决于对拳击的规则、惯例、预期和其他现象所作的最佳解释，取决于对某个特定场合中所有这些因素在做出裁决时最好如何发挥作用所作的最佳解释。……政治道德与个人道德的诸核心概念――正义、自由、平等、正确、错误、残忍以及冷漠等概念――对我们来说，发挥的也是解释性概念的功能。人们分享着正义这个概念，即便在关于辨别非正义的标准方面和关于哪些制度是不正义的问题上都存在尖锐的分歧。……解释性概念也要求人们共享一种实践：他们必须在实际上共同把这种概念当作解释性的来对待。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他们对‘如何应用这种概念’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是趋同的。人们能够共享这类概念，即便在他们对它的实例持有强烈不同意见的时候也如此。所以，一种有效的关于解释性概念的理论――一种正义理论，或者一种有关赢得一轮拳击比赛的理论――不能仅仅报道一下人们用来识别实例的标准，或者仅仅把人们大体上都认同的实例的深层结构发掘出来。一种关于某个解释性概念的有效的理论，必须本身就是一种极有可能产生争议的解释，一种对这个概念在其中发挥功能的实践所作的解释[5]11-13。
理解“解释性概念”这一概念至少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涉及解释性概念的实质。张琪指出，上述引文标示出了德沃金为了替代传统语义学思路――通过假定概念本身蕴涵某种既定标准并以此为基础解释相关主体在说明活动中的争议现象而提出的另外一种思路。这种思路认为，解释性概念的实质在于它的价值负载性。也就是说，主体自身的价值与目的成为此类概念得以成立及正常运作的重要因素之一[6]。格斯特也指出，德沃金的立场就是法律这种事物是有本旨（point）的，因此他的解释观的一个核心就是要赋予现存法律体系以本旨，尽管赋予何种本旨是可以争辩的。德沃金法律解释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它为攻克在理解法律的过程中由“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一对理念所引发的诸种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进路。客观性理念主张将法律视为一种可以用经验观察加以描述的简单事实，认为在无需关注特定法律之本旨的情形下，亦可进行描述工作，或者认为特定法律之本旨亦可以像一种客观存在之物一样被中立地描述。而主观性理念则更热衷于提出法律在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规范性建议，而不认为既有法律有某种一贯的本旨或者疏于赋予其目的。“德沃金的结论可以被表述为关于这两种理念的合题，因为解释显然涵括了每一者之中的一些因素。”[7]19第二个方面，解释性概念这一概念本身也是解释性的。也就是说，“以与本旨有关的问题为例，撇开关于一种‘事物’的本旨是什么的考虑不论，它是否有本旨这个问题也是开放的”[7]21。因此，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是邀请论辩的。
（二）分析解释性概念必需解释性方法
分析解释性概念时，分析者必须“超越‘这是一个解释性概念’这种空洞的陈述，不能仅限于对该概念在其中起到作用的实践做高度一般性的说明”，“必须进入到它希望阐明的处在冲突中的问题里”，而“不能是中立的”[5]250。德沃金将分析解释性概念所必需的方法称为解释性方法。它是分析法律的必需方法。下文将讨论解释性方法的组成要素。
1解释性态度[3]46-47。在试图说明类似于法律这样的解释性概念时，首先应当采取解释性态度。解释性态度是“一种清教徒式的态度。它使每位公民都有责任去想象其社会对于原则的公共承诺，以及在新的环境中，这些承诺要求些什么”[3]413。解释性态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被争议的实践具有目的富勒也曾专门讨论了人类实践之目的性与对人类实践的描述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他在人类实践必然具有目的性这一点上跟德沃金的观点是一致的。inLonL.Fuller.HumanpurposeandnaturalLaw.theJournalofphilosophy，1956，53（22）.，亦即一种不用叙述构成该实践的那些规则就能够加以表述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表述该实践的目的或价值时，我们不是以构成该实践的规则为根据的。第二，该实践所要求的行为或判断容易随着其目的的变化而改变。因此，构成该实践的规则有何种要求，这要依据实践的目的去解释。解释性制度的参与者应该试图辨明特定实践的目的，并试图使该实践的形式最适合其目的。
2概念、范例与观念。德沃金认为，他的解释理论可以说明即使不同的解释者使用了不同的标准和正当理由，也会实现真正的沟通，因为这些相互竞争的解释针对的是相同的解释对象。为了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即使在就标准存在争议的情形下也能够进行真正的沟通，他提出“一般性概念（generalconcept）”和“范例（paradigm）”这两个术语。一般性概念和范例通常都是无争议的。
共同体中的成员往往会就某种实践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命题达成一致，这些命题构成了该实践的概念，成为一种可供开展进一步思考和论辩的平台。概念要足够抽象以使人们没有争议，又要足够具体以使人们能够进行对话。在德沃金看来，法律实践的核心本旨就是“通过以下方式引导与约束政府的权力。法律坚持关于‘集体力量何时正当’的先前政治决定产生了个人的权利与义务。除非得到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许可或要求，否则国家不应该行使其权力或者不应该被赋予权力，无论这对所期待之目的会多么有帮助，无论这些目的多么有益或高贵。”[3]93或者说，法律旨在“在过去的政治决定与现在的强制之间建立起正当联系”[3]98。据此，他将法律的概念归结为“某一共同体的法律就是能满足上述复杂标准之权利与责任的体系”[3]93。他认为，此一法律的概念足够抽象并基本无争议。虽然有些法律理论表面上没有提出这样一种法律的概念（conceptoflaw），但实际上它们是在预设这一法律的概念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法律的观念（conceptionoflaw）。
特定实践的范例体现着该实践的各种特性和要件。一个实践会具有多个范例。范例的作用是对关于实践的解释进行初步测试。任何一个合理的解释都必须在合理限度内与范例相符合。在存在争议的情形下寻求沟通，以期更好地理解与延续特定实践，范例甚至要比就概念所达成的抽象共识更重要。一般而言，范例是无争议的，并因此具有了概念的韵味。但是，德沃金指出，当某个范例被一个很好地符合了其它范例的新解释宣布为错误时，该范例也可能被修正或否弃。这就是范例与概念的最大不同。对德沃金而言，确认法律范例并无难处，因为一般而言，我们在宪法、制定法和判例法等方面有着相当程度的共识，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法律体系。比如，在美国，人们肯定会承认《宪法》是法律；在大部分国家，人们也肯定会承认税法是法律，虽然有人会认为税法是不正义的法律。
在概念和范例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不同的解释者提出针对这一概念的更具体的观念，亦即对被解释实践的特定解释，这样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沟通。针对同一概念提出的不同观念之间通过相互竞争和论辩，通过符合与证成这两个维度的测试，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最佳的观念，而这个观念就是对被解释实践的最佳解释。当我们试图继续该实践时，会参照这个最佳解释去修改实践中某些与该解释不符而被视为错误的规则。德沃金将概念与观念之间的关系形象地描述为一种树状结构。那些在人们中间达成共识的对于特定实践的最普遍与抽象的命题，亦即概念就是树干，而对于这些抽象命题的更具体的细节问题的不同观点，亦即观念，就是树枝。概念与观念之间的差异取决于在对特定实践的解释进行研究时所处的不同层面，不同的研究层面的抽象程度有所不同。
在界定法律的概念之后，德沃金试图以这个概念所引出的三个问题来比较三种法律的观念，即法律惯例主义、法律实用主义此处的法律实用主义遵循的是德沃金的解读，而作为法律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波斯纳并不赞同。以二人对法律实用主义裁判方法的界定为例。在德沃金看来，“实用主义者认为法官们在此情况下应尽其可能为未来着想，无须尊重或保证与其他官员已经作出或将要作出的行为在原则上保持一致”。参见[美]罗纳德・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页。而在波斯纳眼中，“实用主义法官总是为了目前和未来尽可能做最好的事，不受任何在原则上同其他官员的行为保持一致的义务所约束”。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波斯纳指出，实用主义法官并非德沃金错误地认为的那样不会去考虑过去的政治决定、制定法以及先例，只是会优先考虑最有利于未来之结果的最好方法。对德沃金与波斯纳之争的全面梳理和评析，参见徐品飞：《波斯纳与德沃金之争：跨世纪的法理学案》，2008年7月21日，http：///fzllt/web/content.asp？cid=850909314&id=851312891，2012年3月16日访问。
与整体性法律观。他认为，这三者都会接受他所提出的那种法律的概念。笔者试图通过下图来形象地展示德沃金所做的这一比较（见表1）。
法律与正当强制之间究竟有无必然联系出于何种目的，要求这二者间有必然联系为了实现前述目的，如何理解“与以往决定具有一致性”这一要件
法律惯例主义有追求可预测性与程序公平权利与责任明显地存在于以往决定中，或能通过整个法律职业界的惯常方法或技艺而被明确识别出来
法律实用主义无
整体性法律观有首先是为了确保公民间的平等，其次才是为了可预测性与程序公平除了法律惯例主义的上述理解外，这一要件还应被理解为“权利与责任能够从对以往的明示决定的证成所预设的个人与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出”
3解释的三个阶段[3]65-68。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可以把解释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德沃金假设，在解释的三个阶段中，共同体成员都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即便往往也会存在些许分歧。之所以能够达成共识，是因为共同体成员共享着同一种文化、历史或生活方式。共享着特定文化、历史或生活方式的人们在利益与信念方面的相似性需要达至这样一种程度，“它必须足以允许真正的分歧，但又不能高到不可能产生争议”[3]64。具体而言，每个阶段所需的共识程度又有所不同。
第一，前解释阶段：识别解释对象；辨别何者可以被归属为特定实践，以便确定解释的原材料。这些工作可以被视为探究概念和识别范例。该阶段需要很高程度的共识，例如就“哪些东西能被算做实践的一部分？”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解释性态度具有好的成效德沃金将文化作为共识的来源，而哈特将承认规则作为共识的来源。哈特指出了这两种共识之间的重大差别，即“一种是独立信念的共识，其中和别人保持一致并非达成共识的每个成员认同的原因；另一种是惯例共识，其中和别人保持一致是成员认同该共识的原因”。但哈特同时指出，“就其实质而言，他（指德沃金）对于法律渊源的司法识别的说明与自己的说明是相同的”。而马得华博士则敏锐地指出，正是对“社会规则是源于独立信念的共识，还是源于惯例共识”这问题的不同看法，导致了德沃金对哈特承认规则的批判。参见马得华：《德沃金与法律的解释理论》，中国政法大学2008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页。。
第二，解释阶段：对该实践进行一般性证成（justification），该证成表明为何该实践值得遵循，亦即其目的为何。尽管不用对所有原材料都加以说明，该证成必须至少在合理限度内与前解释阶段的实践相符合。因此，该阶段需要说明为了区分对原有实践的解释与对新实践的创造，前述那种符合的最低限度是什么？德沃金认为，我们能够从共同体的历史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一阶段，特定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就符合的最低限度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该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提出一种观念。
第三，后解释阶段：以最有利于在第二阶段被接受的证成的方式去改造解释对象。改造解释对象的方案取决于解释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实质信念，即何种证成真正会将被解释的实践以最佳方式展现出来。共同体中对于这种实质性信念的共识程度不需要像前两阶段所需的那种共识程度那么高。该阶段的工作是依循最佳的解释，亦即那个胜出的观念，来改进与调适特定实践。
德沃金将这三个阶段的关系概括如下：“解释力求在对某一实践的前解释说明与适当证成这二者间确立一种平衡状态”[3]424。需要注意的是，德沃金指出他所谓的平衡与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理论存在两点重大差异：第一，他关注的是对特定实践的证成与后解释阶段该实践的要件之间的平衡，而罗尔斯关注的是关于正义的“直觉”与联结这些直觉的正式理论之间的平衡[3]424；第二，他认为哲学家必须寻求的平衡并不像罗尔斯认为的那样受限于政治性的宪法要素（constitutionalessentialsofpolitics），而是包含了罗尔斯所谓的包括个人道德和伦理在内的综合理论[5]185。亚历山大和克雷斯也指出旨在解决道德原则之建构的罗尔斯的反思平衡理论与旨在解决法律原则之建构的德沃金的平衡理论之间存有重大差异，学界在这二者间进行的类比极具误导性[8]。
相应地，我们也可把法律解释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以司法中的解释为例，在前解释阶段，法官先尝试着找出那些与手头案件相关的法律标准。在解释阶段，法官要提出一套隐含于前一阶段所识别出的那些法律标准之中并可以证成这些标准的一般理论。在后解释阶段，法官用在解释阶段所提出的那套一般理论来证成自己对手头案件的裁判意见。
4解释的评价标准。人们可以从符合与证成这两个维度来评价一种解释的优劣安泰是一个传说中的大力士，地神之子，只要不离开他的母亲大地，他就不可战胜。。第一，在符合维度，我们要看有待评价的特定解释与既定制度事实的符合程度是否达到合理限度；第二，在证成维度，我们要从同时满足了符合维度的多个解释（假如有多个此种解释的话）中挑出那个最具道德吸引力的解释，而它就是最佳解释。
三、文学如何帮助德沃金看穿法律
通过与连环小说的类比，德沃金提出法律之链这个关键的概念工具。在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中，法律之链这个概念工具有着三方面作用。第一，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方法去分析法官如何处理法律史，使我们看到法官在裁判新案件时为何必须保持与过去相一致[9]。第二，它形象地阐述了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和目的导向性。面对疑难案件，法官别无选择，必须进行裁判，而不可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拒绝做出判决。然而为了进行裁判，他必须解释先前的法律。整体性法律观要求法官在断案时把自己视为普通法之链的作者。虽然他清楚其他法官以前处理过的一些相关案件与自己手头的案件并非完全相同。但是，他必须把他们的判决当成自己必须去解释和必须去续写的一个连环小说的一部分。在解释和续写这个连环小说时，他必须凭借自己对“如何使这个发展中的故事尽其可能地好”这个问题的回答。第三，它使德沃金得以说明符合维度的诸种约束和证成维度的一些对于实体价值的看法是如何在法律解释活动中相互结合的。德沃金用它来形象地表述该如何进行法律解释。
四、对德沃金有关法律与文学的类比的质疑
虽然通过与文学领域的连环小说的类比，德沃金提出法律之链这个概念工具，非常形象地阐述了他的法律解释理论，但是将法律与文学作类比这一做法也遭到了许多人的诟病。
克雷斯和安德森指出，法律解释与文学解释之类比存在以下几点局限：第一，文学艺术领域中的评价方法与法律中的不同。文学作品面临的是审美评价。然而，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所使用的评价标准必定是不同的。法律类似于文学这一主张自身并不能证明法律解释必然包含道德因素。实际上，这个类比本身并不能够告诉我们，当我们说在进行解释时法官应该以最佳方式去展现法律，我们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法律是解释性的”这一论题得以成立，它真正证明的只是法律包含一种评价性成分。对德沃金而言，这种评价性成分是政治道德。尽管德沃金可能是对的，然而他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论证。第二，与法律中的争议相比，我们更容易接受审美中的分歧。如果德沃金要想坚持唯一正确答案论题（onerightanswerthesis），将法官比做连环小说作者这一类比似乎是成问题的[10]。
波斯纳指出，在那些认为法律与文学具有相似性的学者中，德沃金是唯一一位明确指出何种文学最类似于法律的学者。但是，他认为，法律与连环小说之间并不存在德沃金所看到的那种相似性。一方面，宪法和制定法这二者与连环小说并不类似。这是因为：第一，在德沃金的连环小说中，位于后面的作者并没有被施加什么限制。例如，后来的每一位作者都可以选择让现存人物死掉，然后重新塑造新的人物形象，而宪法和制定法的解释者却没有这么大的自由。第二，德沃金的类比在宪法和制定法方面的一个更深层的缺点就是它在同一层面上来看待解释宪法的法官和宪法制定者，甚至把这二者相等同。而实际情况却是宪法和制定法往往是有其权威文本的，对这些权威文本的解释往往只能位于比文本更低的层面上的。“只有文本才是完全真实的；所有的解释性判决都必须像安泰（antacus）一样回归文本才能得到生命的力量。”[11]326
另一方面，就连最适宜用“法律之链”来称呼的普通法也并不类似于连环小说。这是因为：第一，最先被提炼出来的那一部分普通法原则“可能是非常试验性的――更像一种前言或导论”[11]326，而非像连环小说的第一章。第二，在连环小说的创作中，后来的作者必须要处理先前章节已经出现的人物和事件。而在普通法中，后来的法官并不一定要处理先前判决，并且如果有足够的经验表明先前法官所指的方向是错误的，后来的法官就可以放弃其所作判决。第三，普通法的那些法律概念虽然是通过司法判决创造的，但是它们的“精确的表述是可变的，可以进行提炼，可以重新表述，……独立于判决而存在”[11]326。普通法法官在对先例进行解释时，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权威文本，而连环小说创造中，后来的作者必须面对一个先前已创作出来的确定的文本。根据以上理由，波斯纳掷地有声地断言，“宪法存在的难题同《哈姆莱特》存在的难题是如此不同，以至于《哈姆莱特》学者不大可能讲出对宪法有用的东西，而宪法学者也不大可能讲出对《哈姆莱特》有用的东西”[11]326。
参考文献：
[1]RonaLDDwoRKin.Lawasinterpretation[J].Criticalinquiry，1982（1）：193，192-193.
[2]SimonHoneYBaLL，JameSwaLteR.integrity，Communityandinterpretation：aCriticalanalysisofRonaldDworkin'stheoryofLaw[m].Burlington：ashgatepublishingLimited，1998：56.
[3]RonaiDDwoRKin.Law′sempire[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6.
[4]oFeRRaBan.Dworkin′s‘BestLight’RequirementandthepropermethodologyofLegaltheory[J].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2003（2）：243.
[5]罗纳德・德沃金.身披法袍的正义[m].周林刚，翟志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张琪.争议与阐释：德沃金法律理论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法学院，2009：52.
[7]StephenGuest.RonaldDworkin[m].edinburgh：edinburghUniversitypress，1997.
[8]拉里・亚历山大、肯尼思・克雷斯.反对法律原则[C]//安德雷・马默.法律与解释：法哲学论文集.张卓明，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maRianneSaDowSKi.“LanguageisnotLife”：theChainenterprise，interpretiveCommunities，andtheDworkin/FishDebate[J].ConnecticutLawReview，2001（4）：1103.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6
关键词：忠诚协议;效力;道德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5-0242-02
1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离婚的人数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离婚的理由虽是多种多样,但婚外情的发生,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原因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利益的追求,思想观念的变化,对个性和自我意识增强等等使得社会伦理道德对婚外情的约束作用不尽人意,同时法律对其的保护也是鞭长莫及。这样的现实状况使得人们更加缺乏婚姻的“安全感”。婚姻法在总则第4条中规定“夫妻应该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在分则第46条中引入了“因一方过错违法行为导致离婚的民事责任制度,赋予无过错方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第46条关于民事损害赔偿的规定,给人们以启示,使人们找到了维护自己婚姻的方法。他们在婚前或是婚后签订协议,约定若一方背叛夫妻感情,有不忠行为,将自愿受到惩罚,惩罚的内容多种多样,如对子女抚养权的剥夺、支付高额金钱等等,这样的协议逐渐成为人们婚姻的“保险”。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以这样的协议为由向法院提出诉讼,“忠诚协议”的效力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由于目前法律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忠诚协议”在实务界和理论界中都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2围绕忠诚协议的争议
2.1司法实务中的判决
由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同样是关于“忠诚协议”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的结果。
2.1.1判决有效
2001年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样一个案子:原告贾某以丈夫曾某违反夫妻忠诚义务,双方感情已经破裂为由向法院,要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并判令曾某履行双方婚前签订的“忠诚协议”,支付自己30万元。2002年6月底,上海市闵行区法院判决该协议有效。其理由如下:夫妻忠实义务是婚姻关系最本质的要求。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法律也未禁止当事人自行约定.本案中约定30万元违约金的婚姻忠诚协议,实质上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完全符合《婚姻法》的原则与精神.双方在没有受到任何胁迫的平等地位下自愿签订协议,协议的内容未损害他人利益,因而当然有效,应受法律保护。
2.1.2判决无效
2003年陈某与妻子于某签订了一份“忠诚协议”,2005年5月于某发现丈夫陈某与另一个女子有婚外情,遂提出离婚,同时提出在平分财产后陈某按协议向其支付10万元。法院受理该案后,准予离婚,但以“夫妻忠诚协议”违法为由驳回于某10万元精神损失费的请求。其理由如下:《婚姻法》第4条关于“忠诚义务”是倡导性的规定,法律并没有对于违反忠诚义务的一般行为如婚外情后果进行强制性规定,而且婚姻家庭关系有很强的人身属性,是不能通过私人之间的协议随便调整约定的。本案中,当事人的“忠诚协议”没有法律依据,其当然没有法律效力。
2.2学者看法
随着“忠诚协议”的使用越来越多,忠诚协议效力的问题在理论界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有效说和无效说。
2.2.1有效说
有效说承认夫妻间忠诚协议的效力。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1）忠诚义务是法定义务。
新《婚姻法》将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写进法律,使忠诚协议从道德义务上升到了法律义务的层面,既然被写入法律,就具有了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一旦违反,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虽然法律对违反忠诚义务的法律后果未作规定,但是法无明文规定则自由,法律没有对忠诚协议进行禁止,则其效力就应当予以承认。
（2）婚姻关系的本质含有契约性。
婚姻关系是特殊的契约关系。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其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另一方面,法律予以干预,不允许完全的意思自治。但是这些特殊性都不能否认其契约的本质。基于婚姻的契约性,只要双方的协议出于自愿、意思真实,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没有损害其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应该承认其有效。
（3）忠诚协议适用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
忠诚协议涉及婚姻关系,但婚姻法对其没有规定;忠诚协议也不能用一般的合同行为予以认定。《婚姻法》和《合同法》都是《民法》中的特殊法,忠诚协议可以适用民法总论中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按照《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忠诚协议具有法律效力:首先,当事人具备完全的民事责任能力;其次,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再次,其内容没有违法之处。
2.2.2无效说
与有效说相反,无效说否认忠诚协议的效力,其理由有如下几点:
（1）婚姻法没有具体规定违反忠实义务的法律后果。
婚姻法对于夫妻之间的忠诚义务是原则性的规定,对于离婚损害赔偿也明文规定了四种情形,此处的四种情形不能做扩大解释。并且对于婚外情应该是道德加以规范,法律不可对私人的空间予以过多的限制和约束
（2）人身关系不能通过契约进行调整。
人身关系具有不同于合同关系的特殊性,人身关系不能通过协议设立,人身关系的调整不能通过协议进行约定。婚姻关系是一种人身关系,忠诚义务是婚姻关系中的人身关系,其当然不能通过协议进行约定。
（3）忠诚协议与隐私权、人格权的冲突。
人格权和隐私权是宪法性的权利。当事人签订忠诚协议在实务中收据证据、法庭出示证据等过程中的行为必定会将他人的隐私曝光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这种情况,忠诚义务应当予以让步,法律保护更大的法益。
3笔者看法
结合实践和法律规定,对忠诚协议进行分析之后,我认为对忠诚协议是应该谨慎的承认的。理由有如下几点:
（1）道德与法律对婚姻家庭的调整没有一成不变的界限。
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但是道德调整的范围与法律调整的范围并非一成不变,没有绝对的道德调整和法律调整。忠诚协议的出现体现了道德对于此方面调整的“力不从心”。正是由于道德对此方面的调整效果越来越小,人们才会寻求“忠诚协议”这样一个解决方法。法律对忠诚协议予以承认符合实际需求。在道德不能有效调整的情况下,法律对于此类事件再置之不理会使其形成整个社会生活调整的漏洞。
（2）忠诚义务是婚姻的本质要求。
婚姻关系的本质并非是契约性,其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我国《婚姻法》第4条将“夫妻之间应当相互忠实,互相尊重”写入婚姻法,表现出立法者对于夫妻之间忠诚的重视。但是,第4条的地位是一条倡导性的规定,而非强制性的规定,并且婚姻法分则中未对忠诚义务的一般违反行为的后果作出具体的规定,但是却在第46条规定了“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种违反忠诚义务予以强制规定。对于第46条中两种情况写入婚姻法,是基于婚姻关系的社会属性的考虑。
（3）婚姻法的特殊性。
《婚姻法》是民法体系下的特殊法,婚姻家庭关系有着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关系和侵权关系的特殊之处。婚姻家庭关系有很强的人身属性,婚姻家庭有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民法通则》中的规定只能部分适用婚姻家庭关系,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婚姻家庭关系当靠《民法通则》是行不通的;婚姻法与合同法的不同之处之一在于婚姻法有着鲜明的强制性,婚姻法中的规定大多是强制性的规范,当事人的选择余地较少。因此,对忠诚协议的承认应该是“谨慎”。学者中很多人对于忠诚协议即使予以承认也是持谨慎的态度,可以规定严格的生效条件予以适当限制。
4结语
“夫妻忠诚协议”是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忠诚协议的出现也体现人们维权意识的提高,法律对于忠诚协议应当予以承认和保护。通过法律对其予以统一,使其在实务中的运用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同时考虑婚姻法的强制性特点和人身关系的特殊性,对于忠诚协议的认定规范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使其不过于自由化。
参考文献
［1］曹诗权,孟令志,陈苇,麻昌华.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2］王歌雅.中国亲属立法的伦理意蕴与制度延展［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古代法律特征
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气象博大、学派众多，曾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其中，儒、墨、道、法、兵、释、阴阳、纵横等众多文化均参与了我国古代法律思想的互动。多种思想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和渗入，使得我国古代法律自成一体，独具特色，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华法系”。纵观我国古代法律，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以刑为主，诸法合一
自商鞅“改法为律”，“律”从此成了中国古代刑法的专用名称，其中律典成为秦以后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中国封建时代颁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关民法、诉讼法以及行政法等各个方面的法律内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结构，且始终以刑法为主，并以统一的刑法手段调整各种法律关系；在我国古代的多种法律形式中，律典作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种。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条例、条格等形式的法律中。历朝的法律形式虽然名称有所变化，但律始终调整的是当时社会中的各类刑事关系。从中国古代法典的编纂体例与结构来说，刑事、民事与行政等法律规范被混编于国家的同一基本法典里，不同的法律规范并没有编纂为各自独立的法典，因而诸法律规范是合为一体的――在国家基本律典这一载体中，民事、刑事法律规范的确是不分的。中国古代从战国时期李悝作《法经》到清代颁《大清律例》，保持诸法合体的法典体例长达两千三百多年，直至二十世纪初沈家本修律，仿照大陆法系分别制定了刑律、民律、商律、民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编制法等部门法，才最终打破了传统的以刑为主诸法合一的局面。
二、德主刑辅，以礼入刑
多种思想的发展对我国古代法律的影响非常深刻，而其中最重要的沉淀物便是“德主刑辅、以礼入刑”的理论和实践。从董仲舒“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的“德主刑辅”思想的提出，一直到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德主刑辅”作为治国思想和法律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我国正统的封建法律思想。儒家主张“为政以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依靠行政、刑罚的办法来治国，可以使百姓出于畏惧而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有知耻之心；依靠道德教化来治国，才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自觉走上正道。汉初君臣寻求长治久安之道，总结历史教训，得出结论，认为秦的天亡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经过经验的总结，重新认识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的缺陷。荀子说：“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意思是说，刑罚要以教化为基础，只靠刑罚诛杀，没有教化，用刑再多，坏事也不能禁绝。教化也非万能，只有教化而没有刑罚，坏人就得不到惩罚。历代王朝都把“以德去刑”作为考绩地方官吏的一条标准，地方官吏们也都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使老百姓“息讼止争”，以博取“德政”的美名。董仲舒认为为政之道，只有德刑并用，软硬兼施，才能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亲亲”、“尊尊”原则、“准五服以制罪”等是“引礼入法、礼法融合”的产物，是罪刑确立标准进一步儒家化的重要表现，是“引礼入法”的重要标志。
三、君权神授，法自君出
传统法律的神圣性来源于“天”，并随着“天”的神圣性转移至被称为“天子”的封建帝王身上，使封建帝王拥有不可置疑的立法权和至高无上的司法权。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轻缓与否无不体现着统治阶级的代表――皇帝的暴政与善政。同时，法律也成为历代帝王的“治世之工具，帝王之私器”。如葛洪《抱朴子》中写道：“刑之为物，国之重器，君自所执，不可假人。犹长剑不可倒提，巨鱼不可脱渊也。”我国从进入阶级社会，建立国家起，便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可以说源远流长。奴隶和封建社会的法制都是围绕王权（皇权）进行的，君主“口含天宪”，拥有最高的立法权，法律的制定颁行都需要国王的批准。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由王所出，刑罚由王所定。我国古代“法自君出”、“律由钦定”，以国家制定成文法为主干，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皇权法制化的需要。由君主、国家制定成文法典，确立皇权的合法性和至高无上，以维系君君臣臣的等级关系。二是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为了实现和维护中央集权，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制定和实施，通过国家法制的统一，促进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化。三是维持家天下的需要。自禅让制被打破后，奴隶与封建社会帝王总希望子承孙继，万世一系。因此历代开国之君，都潜心于制定一部大法，以维持一姓之家天下。
四、法有等级，法外特权
儒家思想逐渐侵入法律之中后，中国的法律有一个儒家化的过程。儒家逐渐把自己的价值理念灌输进了法律系统。这样就用法律来明确保障一种等级秩序，一种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封建帝王首先享受法外特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权在一国具有高无上的地位，天子只是“受命于天”，在其之上不可能存在现实的羁束者，法律亦不能例外。因此，君王不但控制最高的立法权，使自己的意志能够随时成为法律；而且要掌握最高的司法权，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其次是统治集团的成员，在不危害皇权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享受法外特权，在法律上表现为“八议”、“上请”制度的确立。案子发生了，法官判案的时候必须考虑八个方面的因素：议亲，看看是不是皇家亲戚；议故，看看是不是跟随皇家久的人；议功，看看对皇家是否有功劳；议贤，看看是不是有名望的人；议能，看看是否是对皇上有用的能人；议勤，看看有没有苦劳。没功劳也有苦劳；议贵，看看是不是一定爵位以上的贵族；议宾，看看是不是国宾级人物。在“八议”制度下，那些明文规定的法律条文对权贵们来说，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八议”后仍不清楚如何处理，怎么办？实行“上请”制度，“请”是请君王定夺。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一体的，上请之后君王定夺的结果可想而知。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违宪审查德国宪法法院模式独立审查机构公民主体
德国是违宪审查专门机构模式的典型国家，违宪审查制度的开展主要通过宪法法院展开得以实现。德国联邦的宪法法院是德国的最高上诉法院，其职能在于解释、审查法律，并裁决各国家机关间的职权争议，裁决宪法争议等，且公民拥有较大的权利，有权向宪法法院提出违宪诉讼，也可对已通过法律表示自己的意见。目前，在专门机构的违宪审查国家中，德国以宪法法院的完备性著称，体制完善，对于中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一、德国宪法法院模式概述
（一）违宪审查主体
德国的《联邦德国共和国基本法》中明确提出对于宪法法院的设立，宪法法院作为最高级别的法院，不同于普通法院，是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司法机构的审判机关。按照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宪法法院理应从属于司法范畴，但作为宪法的最高级别的保护者，其职能与地位被进一步强化，提高。
（二）违宪审查的管辖权及范围
德国所设立的《魏玛宪法》规定设立的国事法院，具有现代宪法法院的性质。它的管辖权包括有弹劾案；关于宪法上的争议讼案；邦与帝国之间因财产转移而引起的纠纷。而联邦基本法和法律赋予宪法法院管辖权的范围更是广泛，其中包括裁决联邦最高机关或由联邦基本法和联邦最高机关通过议事规则授予固有权力的其他关系人的有关权力与义务范围的争议；裁决联邦与各州之间、各州之间或者一个州内部的其他属于功法范围内的争议案；审理和裁决正当是否违宪的争议案；具有对抽象、具体法律法规的审查权；审理选举诉愿案及联邦和各州法官的弹劾案等。所能够管辖的范围较为宽泛，涉及面大。
（三）违宪审查对象与方式
宪法法院审查的对象既包括抽象审查，也包括具体的行为审查等。宪法法院接到案件后，只对其中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得触及其他方面，其中包括有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不能将自身的审查替代原审。在宪法法院审理后，将结果送回原上诉法庭，由其根据结果为依据进行审判，做出裁决。从违宪审查的主体与对象可以得出违宪审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公民的权利，使其不受违宪法律和国家机关的侵害。
德国的违宪审查采用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相结合，可以在法律颁布前提出违宪审查，一旦法律被认定为危险，则不会进行颁布。也可以指违宪法律导致具体诉讼发生之后进行的事后审查。由此可以弥补事前审查存在的问题，但也带来工作量大的影响。
德国的违宪审查利用宪法诉讼独立进行，不受到其他机关的干预（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整个诉讼过程独立进行，得到宪法判决。
（四）提起违宪审查主体
德国《基本法》中规定有，任何公民或法人对于任何法律、国家机关的行为都有进行合宪性申请的权利。由此可知德国提出违宪审查的主体相对广泛，允许认为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公民提起宪法控诉。但在实践的落实仍旧力度不够，宪法控诉的成功概率较低。
（五）违宪审查的程序
德国宪法法院有一整套的运作程序，一般程序适用于所有案件，其中包括有对申请的审查与裁定，查阅卷宗，言辞辩论与职权调查，裁定中止程序及其限定。同时还具备有特殊的程序，则适用于各类宪法争议案件。
在具体的实践中，诉讼在程序上的运作有宪法作为依据，同时，宪法法院可以援引判例作为诉讼的具体程序。并且可以采用多种原则，包括有公开审理原则、当事人公开原则等等。
（六）违宪审查的效力
宪法法院的判决的效力具有普遍性，是对于规范性法律的合宪性判决，对所有的案件都使用。对于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宪法法院可直接宣布违宪的法律无效。
二、我国违宪审查模式的问题
尽管我国在宪法以及各种法律的规定下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但实践证明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发挥还不尽如人意，存在许多不足，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违宪审查主体模糊、缺乏专门性
我国的违宪审查主体存在两方面的困境。
一是主体的相对模糊性。宪法中的规定，使得违宪审查权的行使主体模糊，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都享有相应的权力，违宪审查主体多元杂合导致责任的推脱，违宪审查权实际上被架空。
二是目前我国违宪审查的基本共识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由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门负责违宪审查的机构，本身的职能过多，对于违宪审查则心有余而力不足。违宪审查的专门性、技术性较强，客观上需要有特设机构进行处理。但是我国代议制机构却没有特设机构进行违宪审查。同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量大，并且实施自我监督导致权威性下降。
（二）违宪审查缺乏及时性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以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一年仅进行一次会议，持续半个月左右，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每两个月进行一次会，会期较短，在会议期间工作量较大，对于应付违宪审查能力有限。不仅无法全面的处理违宪审查事例，并且处理案件的时效性无法得到保证。
（三）违宪审查对象不全面
我国违宪审查采用抽象性审查方式，主要是审核地方性法规、行政法规等是否与宪法相冲突，以维护制度的稳定性。主要的施行启动违宪审查的主体为国家机关，如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各级人大常委会，倘若发现除人大立法外的法律文件与宪法或法律相冲突，则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起建议，而不必然启动违宪审查程序，这种建议权在一定程度上剔除了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权利。同时，全国人大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决定均不在违宪审查范围之内。并且对于行为主体行为合宪性（即具体的违宪行为）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审查较少，附带性审查方式并不存在。
三、德国违宪审查模式对中国的启示
（一）德国违宪审查中可借鉴部分
作为一个设立专门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示范性国家，德国具备有相当成熟的经验。
1.设立独立的机构进行违宪审查
德国宪法法院作为一个违宪审查机构，独立于行政、司法、立法机关，保证了宪法实施的全面贯彻与监督。同时，由于宪法法院的政治地位高，成员的政治素养高，使得宪法法院具备良好的条件。中国在此基础上，可以效仿德国。但也要考虑到德国的宪法法院是独立且平行于国家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立法机构之间处于权力的制衡状态，在我国的情况而言，由于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的国家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故要从一开始进行独立的机构设置难度较大。
可以选择的第一步是采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设置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由此解决全国人大的时间与工作量上的冲突，将独立的宪法裁决机构与全国人大进行复合。这是在保证权威性的基础上提高专门性，同时也是结合了中国人民主权与违宪审查的专门性而做出的合理涉及。这种步伐的行进能够取得以下优势：其一，由专门的机关负责违宪审查，一定程度上避免违宪审查的遗漏。其二，对原有体制的变化幅度不大，易于被接受。但由于这一模式仍然处于不完全独立的状态，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仍旧不足。
由此，第二步则是采用德国的宪法法院，建立相对独立的违宪审查机构，可以选择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下设二级法院，在宪法明文确定其地位，能够切实保证机构的独立性，或是开设平行于第一步中的二级机构设置。这就迈向了进一步的独立性，并且可以进行宪法诉讼，弥补了对公民宪法控诉的不足。
2.违宪审查主体的拓宽——公民主体
德国的整体设计中，公民是向宪法法院提出控诉，启动违宪审查的重要主体。而我国目前主要还是规定国家机关具有该权利。《立法法》中规定“公民个人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即建议权。这就造成行为主体的缺失，使得国家的法律文件流于形式而不利于更好的运行。由此，中国应当注重对于公民提起违宪审查诉讼的权利的开放。
3.完善违宪审查的程序
德国的违宪审查程序通过《基本法》进行了完备的叙述。中国目前的违宪审查通过全国人大的探讨，程序趋向于简明，程序越规范，违宪审查的制度化约束力就越强，赋予违宪审查就越有利。但是我国违宪审查过程中，缺乏相应的规范性文件对违宪审查进行约束，更不用谈通过规范性文件使违宪审查流程化、程序化、科学化。由此，应当在宪法上进行程序化的规定。
（二）德国违宪审查中需要警惕的部分
作为一个与我国制度相异的资本主义国度，不能照搬德国的违宪审查模式，而应当更好的进行揣摩，作为警示。
1.宪法法院的性质
德国宪法法院是上层精英的统治，并不是民意的代表，更多的成为了统治阶级的工具，其行使违宪审查可能与民意相背。也正如“议会至上”与“宪法至上”两者观点的相异。而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则是代表民意的机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
2.宪法法院的效率较为低下
德国的行政诉讼程序虽然完备，但过于繁琐，宪法法院的审查效率难以确保，在进行违宪审查程序后，难以得出结论。而中国则由立法机构进行违宪审查的监督，虽然缺乏独立性与系统性，但程序简洁，能够较快得出审查结果。
3.宪法法院违宪法律的处理不得当
宪法法院对于违宪法律仅作出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审判，但并没有完善上，确立相应的合宪性法律。我国应当警惕此方面的疏漏，在确认一部法律缺失效力的同时，背其道，颁布相应的合宪性法律，以此来完善法律系统。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9
[论文关键词]见危不救旁观者效应经济人道德与法律
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上前施以援手，引发社会热议，也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同年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在零时32分离世。之后，2012年9月5日，肇事司机胡军被判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在此事件发生后，见诸于媒体的大量报道都在讨论人们道德水平滑坡、人们道德的沦丧：对一个处于有生命安全危险状态中的只有两岁的小女孩竟然视而不见。在广泛的社会热议中，关注的问题焦点基本在两个方面：一是“小悦悦”事件中反映出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法律是否应将“见危不救”规制在刑法的范畴，二是媒体是否在追求新闻热点的同时保持了客观的新闻态度和价值取向。媒体将焦点转向了大众的冷漠，形成了一场全民对过路人的审判。在这样热烈的讨论背后，大家忽视了对小悦悦“见危不救”这件事情发生原因的追究。
一、“见危不救”行为何以发生
（一）基于“旁观者效应”理论的分析
本文中“见危不救”的“危”情是指：一个人的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中。在“小悦悦”事件中，18位路人有的是在赶路的，可能只是匆匆朝事发地点瞄了一眼，有的则是好事者围观，有的可能当时也真的想伸出援手进行救助，然而看到多数人围观，自己也不自觉地加入……人的内心世界复杂多变，即使当事者可能都说不清楚当时自己的内心活动，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旁观者效应”可能能够很好地说明围观者对处于危情当中的当事人的反应。
旁观者效应的提出，始于美国纽约发生的震惊全美的吉诺维斯案件，它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现象，指在紧急情况下由于有他人在场而没有对受害者提供帮助的情况。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与在场旁观人数成反比，即旁观人数越多，救助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小。尽管尚无有结论性的、权威的证据证明旁观者现象，但是当发生危急情况时，一部分人们可能是有着直接的道德动机去救助的，但是当预备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看到大多数人们都在观望，可能就弱化了这种心理动机，从而选择了自己也加入观望的行列，选择旁观以待。如果用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理论来分析，那么在“小悦悦”事件中，围观者就形成了一个集体，这个集体是临时性的，但是由于他具有直接影响力，使得处在这个影响力下的人们不自觉的选择了趋从，以使自己处在集体范围中。这也可以理解为人们处于保护自己的本能，尽量使自己隐没在集体之中，当出现情况时，有时也本着罚不责众的心态，于是继续下去。
（二）基于“经济人”理论的分析
其次，根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人人都有自利之心，都追求自身需求的满足，而又都具有满足这种需求的交换本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们富有道德崇高性的一面，即是说，人不仅包含着“经济人”的层面，也包含着“道德人”的层面。人一直以来都是多向度的，而非单向度的，只有人的方方面面都得到发展，才是完整的人。作为具有种种局限的个体，如果过度地发展与强调人的某一向度，那么人之存在的其他向度必然遭到挤压，并导致相应向度的萎缩。具体说来，商品经济形式对人的自利之心给予了肯定，而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模式不但愈发地肯定了人们的自利、自保之心，还以对金钱财富的占有促使人们的自利之心迅速膨胀。部分人日益强调对自身利益的保护，而日益认为奉献牺牲的都是傻瓜，因为这是与市场的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以竞争关系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形式在促使“经济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也限制、遏制了“道德人”的发展。同时，在工具理性权衡下，人们处处计算利害得失，作为“道德人”所应该给予他人的同情与帮助之心也在利害得失的计算中被消解。自利自保才是大多数人的必然选择，无私奉献、利他甚至为他人牺牲自己，也就自然变得凤毛麟角。在金钱这一万能魔手的支配下，“经济人”更是无限膨胀。金钱至上原则成为人们生活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主导，道德规范体系自然会成为不相适宜的，甚至会被弃之一旁，“经济人”的过度膨胀已经令“道德人”无法生存。
就“小悦悦事件”来说，路人冷漠离开、拒绝施救，不过是“经济人”的理性选择。当“经济人”的行为模式成为路人们所遵循的主导行为原则之时，他们会依循惯有理性分析逻辑，对救与不救作出价值衡量。面对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的幼小孩童，出于趋利避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在利弊权衡下，“经济人”自然会选择漠然离开，路人的拒绝施救是符合“经济人”的理性思维逻辑的。而即使当时的路人有着救助心理，也会由于考虑到可能遭遇道德风险——如备受争议的“彭宇案”而选择迅疾“逃离”吧。路人的冷漠不救，不但表现出“经济人”行为模式所隐含的社会道德危机，也说明了社会建制的缺失。在一个缺少道德奖励机制、道德风险援助机制的社会中，出于“经济人”基本假设的自利心理无法得到满足；出于善良意志的见义勇为者、见死而救者，却要承受道德风险，因道德行为而遭受非议、诬陷甚至因此引来官司。在这样一种道德环境之中，如何要求人们向善行善？
二、“见危不救”所引出的道德与法律的关系问题
“见危不救”的行为在社会中掀起的波澜，无不折射出转型期社会规范的失效及其失效所带来的危机，先前的社会规范已经失去了现时的效力，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未建立起来，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应有的角色。道德、法律这两种行动规范具有调节社会的作用，若欲让“见危不救”行为的在日后不发生或少发生，是应借助于道德调控还是借助于法律还是兼用两者？事实上，讨论“见危不救”该不该入法这个问题的过程，就是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博弈过程。道德与法律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性；道德与法律是同源地产生的，道德与法律又具有互补、同源性；此外，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一）道德与法律互补、同源
道德与法律具有互补、同源性。哈贝马斯认为：“在后形而上学的论证层次上，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是同时从传统的论理生活[Sittlichkeit]分化出来的，是作为两个虽然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类型的行动规范而并列地出现的。”在后形而上学条件下，法律与道德都同时被施加了合法性论证负担，只有商谈原则才能满足二者合法性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法律与道德是同源地“产生”的。
（二）道德与法律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
“见危不助”、“见死不救”等现象，它既涉及道德的判断也涉及法律的选择，既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也不是纯粹的道德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不同范畴，法律属于制度的范畴，而道德则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但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但是，法律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性”，而道德体现的是人们长期以来自发形成的内在约束力。法调整人的外在行为，对人们之间相互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进行规范。应该说，法是具有外显性的规范，而道德是内在规范，有时更多的体现在人们内心的活动。
（三）法律是最低的道德
耶律内克和耶林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说认为，法律与道德在某些方面重合，法律与一个社会低层次的道德——该社会中最起码的道德基本同一，法是实现这种道德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强制性手段和衡量质疑道德要求的具体标准。法律的独立性的实施建立在道德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不应过分地强调“法律就是法律，法律是无情的”这样的司法理念。恰恰相反，法律理应是最低的道德，在法律与道德相冲突时，法律应该贯彻道德的应有之义。
三、“见危不救”是否入法的三种情况分析
“见危不救”的讨论在许多国家都屡见不鲜。在美国，1964年一位名叫吉诺斯基的女士在自己住宅附近夜间被人实施强奸，当她大声呼救时，38位邻居只是站在窗口向外张望，但无人出来制止。后来有美国的州法律对类似这样的问题进行规制：如发现陌生人受伤时，不打“911”电话，可能构成轻微疏忽罪。将见死不救入罪，在国外确有立法先例，但这样的立法都是有非常严格的适用条件以及定罪前提的。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采取行动救助，或能够唤起求助行动，对本人和第三者也没有危险却故意放弃救助的，要处数年的监禁和罚款。第323条c项规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险或困境发生时需要救助，根据行为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尤其对自己无重大危险且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而不进行急救的，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条第2款规定：“对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法国也规定：任何人能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发生，这样做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并无危险，却故意放弃采取此种行动的，处5年监禁并处以50万法郎罚金。德国法明确要求行为人不但能够采取救助行动或唤起他人（尤其是官方或承担救助的相关组织）的救助行为，而且行为人救助或唤起他人救助的行为不会给自身和第三者危险，对发生意外事故需要救助的，要根据行为人（被救助人）当时的情况急救有可能，且对救助人无重大危险又不违背其他重要义务，救助人犯罪形态的主观方面为故意；意大利刑法典把被救助的对象限定为气息仅存或受伤或危急之人，救助人的犯罪形态的主观方面为“疏于”的过失；法国法规定救助人不开展救助构成犯罪的对象他人人身之重罪或轻罪的发生，救助人进行救助对本人或第三人无危险，主管方面为故意。上述见死不救行为入罪的立法都要求救助对救助者本人无危险，这里的无危险应仅指救助行为不会导致救助者本人无人身危险，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都不会要求施救者牺牲自己的生命安全来救助他人。
主张“见危不救”入法者多是从道德的外在视角看待法律，而反对“见危不救”入法者则是从法律自身的内在视角看待法律。其实这两种视角虽然是对立的，但仍然是有中间交叉地带的。这里我们需要弄清楚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在法治社会，高级道德和法律是分离的，低级道德和法律是吻合的，因此，法律和道德之间必然有中间地带，而救助的情形或涉及到理想的高级道德，亦或涉及到现实的低级道德，这种交叉就说明“见死不救”是否立法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势。
（一）有特殊关系的、严重违背道德的见死不救，必须入法
此种情况又可以分为典型、非典型两种情况。
1.典型的情况
此种情况主要是指法律行为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义务。法律行为如合同行为，引起了一个积极作为的义务，行为人有义务积极履行。例如，保姆甲和雇主之间订立合同，约定甲对雇主家的小孩负有照看的义务。一天，雇主上班了，家中只有保姆甲和二三岁的小孩。甲是个电视迷，只顾看电视，结果忘了照看小孩。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门口玩，掉进门口旁一池塘里淹死了。甲应对小孩的死应当负责任，当是犯罪。又如，驾驶员撞伤人而不营救也应当是犯罪。这种情况是一种典型的损人利己行为，害怕负担医疗费、赔偿费等，通常采取逃逸方式，拒绝自己利益受损而置被自己伤害的受害人于不顾。
2.非典型情况
此种情况主要包括：（a）职务行为、（b）业务行为、（c）特殊关系、（d）天然关系。
业务上和职务上所要求的义务如值班的医生、执勤的消防队员等。该义务是职务上、职责上的要求，是由工作岗位、身份等性质决定的。天然关系是指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间的关系，特殊关系是指履行生效的法院裁判义务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职务行为、业务行为、特殊关系、天然关系产生法律义务，都可以对施救者造成不利影响，拒绝施救就是一种利己行为，也是对救护对象的一种损害，这类见死不救行为入法是共识的，没有争议的。
（二）没有特殊关系的、一定程度地违背道德的见死不救，可以入法
这种情况是指施救行为对自己物质、安全和精神损害微弱，但又获得道义上的褒奖，就精神和物质的总和来讲还是有利的，引起争议的见死不救类型，应该是这一种。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社会公众没有法定义务，但法律对他们的要求也不一样的。这种对自己无害的施救行为，还是应该出手的，否则就是不作为的犯罪。
（三）损己利人的见死不救，虽然违背高级道德，并不违背基本道德，可不入法
法律与道德议论文篇10
[关键词]忠诚协议忠实义务婚姻契约观
一、激起千层浪的夫妻不忠赔偿案（一）案情简介曾某与前妻离婚后在常州创业，1999年，通过征婚与同是离异的贾某相识并登记结婚。由于双方均系再婚，为慎重起见，2000年6月，夫妻俩经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忠诚协议书”。协议约定了双方的互敬互爱，还特别强调了“违约责任”：若一方在婚期内由于道德品质的问题，出现背叛另一方不道德的行为（婚外情），要赔偿对方名誉损失及精神损失费30万元。2001年8月，贾某发现了曾某和一年轻女子的婚外恋情，曾某的不忠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曾某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同时贾某以曾某违反“夫妻忠诚协议”为由提起反诉，要求法院判令曾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贾某的反诉请求，即判决离婚的同时判令曾某向贾某支付30万元人民币。曾某不服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不久即撤诉，一次性赔偿贾某30万元人民币。
（二）不绝于耳的评议之声由于本案开创了通过协议的合法方式，让法律作用于婚外情的先河，因此案件虽已尘埃落定，但专家学者们对其的评点议论至今方兴未艾，其中对定案结论的指责之声明显占据了上风，曾参与婚姻法修改研讨的马忆南教授用“十分警惕”来表达她对法院判定“不忠赔偿”的担忧，认为除非自愿履行，当事人不得就一般婚外情要求赔偿，法院不能强制执行“忠诚协议”，理由大致有三：（1）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而非“必须忠实”，应当意在提倡，只有必须才是法定义务。认为“婚外情是不道德的”当然是一种主流道德规范，但道德的问题要靠道德来调整，法律要给人们留下一个私生活空间。（2）婚姻法规定的过错方四种赔偿情形并不包括一般的婚外情，判定“不忠赔偿”显然扩大了对法律的解释。（3）法律并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针对权威意见，笔者不揣简陋的列出些许想法，以期在为法院的判决击节叫好的同时，用觅得的法律、法理依据对判决的说服力予以进一步的丰满和强化。
二、夫妻的忠实义务已被婚姻法升华为夫妻间的法定义务新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实”，首次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纳入法律调整的轨道。夫妻互负忠实义务。夫妻间的忠实，主要指夫妻不为婚姻外之，在性生活上互守，保持专一；也包含夫妻不得恶意遗弃配偶他方，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他方利益。在一夫一妻制下，婚姻的稳定和家庭和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配偶双方是否相互忠实。夫妻相互忠实，是子女血缘清白的保证，是保护配偶身心健康的需要。基于此，外国法普遍规定有夫妻互负忠实义务，我国现行司法解释也规定：“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无过错一方离婚，视为夫妻感情破裂，一方重婚，另一方提出离婚，也视为夫妻感情破裂。”由此可见，法律不可能对夫妻忠实问题熟视无睹。当事人一方有通奸等不忠行为即构成他方诉请离婚的法定理由，不忠实于婚姻的当事人仍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勿庸置疑，夫妻间的忠实义务的确具有道德的感召力，但道德作为更高层次的要求，只能以社会公众舆论为依托，无法诉诸国家公力支持，多少显得苍白无力：既然当事人在行为时就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置道德规范于不顾，事后再对其予以道德谴责岂非徒劳无功？因此对于调整缔造社会细胞（家庭）基础的婚姻关系，同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和道德缺一不可：既要有法律强制性的规范，也要有道德劝导的规范。在看到法律所独有的惩罚禁止作用的同时，万不可忽视其不可或缺的导向评价作用：法律的导向作用为人们提供行为规范，引导人们在婚姻家庭中的行为；法律的评价作用是一种是非判断标准和价值判断尺度，相对于道德而言，法律的评价作用更概括、更明确。如果说法律的导向作用具有自律的功能，法律的评价功能则具有他律的功能。因此立法者将那些已经社会检验和筛选，又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深入人心的一些社会公德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上升为法律规定，使之“由道德入法律”，具有法律的表现形式和法律效力，具有了法律规范所特有的权利和义务的含义，赋予了它法律的属性，是法律化的道德.一旦违反这条规定，就应当受到法律的追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新婚姻法第4条正是使“夫妻忠实义务”完成了这次蜕变。况且在民法中（无可否认婚姻法归于民法范畴）含有“应当”字样的法律规定均为强制性规定，对擅越雷池行为的后果在一方诉诸法律时（民法或私法中不告不理原则的体现）必然予以法力惩戒，法定义务并不以“必须”的字样为标志（如合同当事人的诚信义务）。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的夫妻相互忠实义务已由道德内容升华为法定义务，而非仅仅为倡导性的道德条款，因此无论从法律秩序或是公民感情的维护角度而言，对忠实义务的违反必然受到法力的涵射，法律以其判断和评价是非对错的引导作用来限制、约束婚姻家庭中的不道德行为。
三、夫妻忠实义务的一般违反应被纳为离婚损害赔偿之范畴（一）婚姻法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至于本案所举的违反忠实义务的一般情形，是否属于以上所列第2项的范围？笔者认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应作宽泛理解，即无论名义如何，只要有在一定时间内共同生活的事实即可认定为“同居”。在现实生活中，主要指通奸、姘居。但必须明确，由于通奸指双方或一方为有配偶的男女，秘密自愿地发生两性关系的违法行为，因此只有通奸屡教不改的才属于此处所指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事。而本案所举情形明显与此不符，因此不在婚姻法规定的四种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之列，但仅以此做理由是否就能否定离婚损害赔偿在本案或类似情形中的适用？笔者持否定意见，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可以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完善其法律涵射力。
（二）对婚姻法第46条的目的性扩张解释其实在婚姻法修订之后，对于婚姻法仅规定四种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狭窄范围，尤其是未将一般违反忠实义务的婚外纳入其中，专家学者们就指责四起，持之弥久。应肯定，我国婚姻法确立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为立法的一大进步，其目的旨在通过离婚时，基于无过错配偶之请求，法院责令有过错配偶对其不法侵害合法婚姻关系和配偶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损失
、给付慰抚金等民事责任，以期填补损害。慰抚受害方之精神、制裁加害方的违法行为，达到保护合法婚姻关系，保障无过错配偶合法权益的目的，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而婚姻法对此采取了列举式的立法模式，虽明确具体，但却失之一般统括性，对符合离婚损害赔偿原则的相关行为不能穷尽，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法律应是一个开放型的体系，应当与时俱进的完成对自身体系的不断修补和完善的过程（德国民法典历经一世纪有余，正是通过精巧的立法技术使大量的司法解释和判例与法典本身融为一体，使之至今活力盎然）。在不承认判例为民法渊源的我国，针对法条中出现的法律漏洞，采取的漏洞补充方法是目的性扩张解释（即仅依文句的语义解释不足以表示立法之真意，通过探循法律目的而扩张条文句的意义以做解释）。按照婚姻法第46条的规范目的，对配偶权的侵害，受害人在离婚时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虽然该条只列举了四项离婚损害赔偿情形，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一般违反即我们常说的“婚外情”不在该条规定的文义射程之内，但列举四项离婚损害赔偿只是一种例示，按其规范目的应当扩张及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一般违反，毕竟配偶不忠对于婚姻的毁灭性打击，实可与配偶死亡相并列。试问那些四处奔走呼吁“法律不应对婚外情过多干涉，应由道德予以调整”的谦谦君子们，哪一位能够在配偶不忠时做到一笑置之的潇洒？一个手指被切，除可以要求赔偿医疗费外，还可以要求侵权人赔偿精神损失。一个合法婚姻被人为破坏，配偶所受伤痛，可能终身无法抚平，为什么无权要求加害人予以赔偿？对此可能有人反驳说我国并未确立“配偶权”，因此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反并非侵害配偶权。的确，我国婚姻法中自始至终未出现“配偶权”的字样，但这绝非说明配偶权在我国法律中仅是理论虚像，觅不着些许踪迹。马克思说过：“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夫妻相互忠实义务恰恰是基于配偶权之上的相应的义务，对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确认其实是从反面肯定了配偶权中相关部分的制度价值。因此，对夫妻忠实义务的违反究其实质乃为对“配偶权”直接侵害的一种侵权行为，受害方配偶当然可以在离婚时要求损害赔偿，这就是对本条规定作出的目的性扩张解释。而对离婚损害赔偿的判罚，法院首先立足于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协商，只有在当事人无法达成一致时，法院方根据具体情形斟酌当事人双方的具体情况作出判罚。而当事人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忠诚协议无异于对最终可能发生的损害赔偿的提前协商，对于两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要是平等自愿地表达了真实意思，法院又怎能凭空使郑重其事的“忠诚协议”化为废纸一张呢？（三）忠实义务的单独不可诉性那么，夫妻一方能否就对方违反了忠实义务而单独要求损害赔偿呢？笔者认为不可，理由有三：（1）尽管夫妻忠实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但并不是具体的民事行为，因而单独提讼就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2）离婚损害赔偿与离婚密切相关，离婚损害赔偿责任是以身分关系为基础的，在当事人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离婚纠纷中，实际上是一个违法行为既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又依法应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鉴于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应允许当事人将身份关系变更之诉与由此而产生的给付之诉相分离；（3）允许二者分离将导致对“城南旧事”的争论迭起：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能在是否解除婚姻关系上达成一致，却难以对损害赔偿达成一致，若允许当事人在身份关系解除后单独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之诉，将因举证困难使得案件审理进退维谷。（4）根据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离婚而单独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但有人以本案贾某只是在曾某离婚时提起反诉要求而非自己独立离婚，来否定贾某索赔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是对“忠实义务单独不可诉”的僵化理解，试想过错当事人若只要在东窗事发后抢先诉请离婚（他们往往也希望离婚）而就可使对方对忠实义务的诉权无从行使的话，那么煞费苦心的“忠诚协议”及我们相关的法律规定岂不成了满纸空言？！因此对“忠实义务单独不可诉”应作严格解释，决不能肆意扩张，以免使钻法律漏洞者大行其道，破坏应然的法律秩序。
四、婚姻本质上即为包含特定人身关系的契约（一）私生活自和婚姻契约观针对婚姻中的人身关系能否用合同的形式加以调整，这其实便涉及到了“婚姻契约观”及其所保护的私生活自问题。私生活自是个人最根本的权利，是人格尊严的最后屏障。一个没有多少权利意识的人，可以对没有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利无动于衷。但当政府或他人闯入其家中抢妻夺子之际，只要他神智正常，必然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这种痛楚一定程度的积累即可彻底摧毁他的人格尊严和道德观念，使其坚信“人对人是狼”的性恶论，从而在没有现实危险的时候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和社会公益.基于上述原因，世界各国均将其提升为一种宪法权利，并多在民法典特别是婚姻法中将其进一步明确化、具体化。应强调的是，无论是宪法还是婚姻家庭法对私生活自的规定，在约束其他民事主体的同时，也对政府和法院的具体及抽象行为作出约束，即不得以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的形式对私生活自恣意侵犯（这在我国较为普遍）。而要在根本上保障个人的私生活自，就必须承认婚姻法是民法或私法的一部分，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不再将“婚姻契约观”据之于千里之外。将婚姻关系视为包含了特定人身关系的契约的观念在西方国家早已根深蒂固，但在我国确一直受到排斥，理由无非是合同是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而债权是一种典型的财产权，因此合同所规范的法律关系应是财产关系，但婚姻是以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合同调整的方式不应涉足其中。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合同调整是否必然局限于财产关系呢？显然不是。传统理论将债权纯粹界定为财产权本身便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债的标的是债务人的给付行为，而债的相对性则决定了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人（即债务人）要求给付，那么在债的关系中又怎能将一定程度的人身关系置之度外呢？因此债从产生伊始，就未根本的排斥人身关系，而作为其发生原因的合同又怎么可能“望人身关系而却步呢”？在实践中，收养协议、遗赠抚养协议等基于特定身份的合同关系不是大量存在吗？婚姻的确是以特定的人身关系为基础，并且具有特殊性：即结婚登记制度和夫妻关系相当内容的法定性。但是结婚登记之前必定有男女双方的合意，这种合意也能够约定夫妻间权利、义务若干方面的内容。而且除婚姻关系外，也有许多其他种类的契约是需要登记的，或者双方权利义务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法律是做了强制性规定的。因此婚姻关系的特殊性只足以说明婚姻并非一般契约，但并不能抹煞其契约的根本属性。之所以许多学者极力排斥“婚姻契约观”，另一个重要理由为：将婚姻视之契约，就会给婚姻家庭关系染上铜臭，使之金钱化，为一般民众道德观念所不容。但契约并不以债权契约为限，并不都具有商品交换或变相商品交换的色彩，婚姻契约与买卖婚姻并无丝毫联系，婚姻契约不过是通过当事人的平等合意明确婚后关系，以便生活更有计划性，或者不得已离婚时便于解决纠纷。
（二）婚姻法对合同法的借鉴：契约观的恰当移植尽管我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但这只是标明合同法的一些财产属性极强的规定和原则（如等价有偿原则）不能完全移植于婚姻法，但并不能说明合同法中所确立的原则必然在婚姻家庭领域被打入冷宫，如关于夫妻财产的约定及相关的身份性协议（遗赠抚养协议等）的确立和应用，不正是说明了合同法所确立的制度原则在婚姻法上的生命力吗？当然基于婚姻关系的特定人身性，法律不可能允许在婚姻契约中实现完全的“意思自治”
，但国家应只控制婚姻关系中最基本的方面：它主要关心的首先只是具备一定行为能力的人才能被允许结婚，因此便制定出有关法定年龄和心智能力的法律；其次，它关心的是基本人权，因此便制定出保护家庭成员不受虐待和忽视的法律；第三，它关心的是婚姻破裂后家庭成员的福利，因此便制定了有关赡养费和孩子供养的法律。在这些基本方针指导下，国家强加给那些想结婚的人的法律契约应该是一份高度灵活的协议框架，应该为夫妇双方留下相当的他们彼此间可以互相磋商或者制定私人契约的余地。既然在我国婚姻法中没有明确禁止夫妻就忠诚问题进行约定，协议又出自平等双方的真实意愿，既不损害他人利益，且有利于淳化善良风俗，完全为法感情所接受。再者，婚姻法只对“夫妻忠实义务”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若双方没有事先的救济预设，在诉诸公堂时由于感情冲突的激化，难以就离婚损害赔偿达成一致，因此将事后救济的具体标准交由法院评判，法院因无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尺度，经常对是否赔，赔多少难以定夺；若像本案有当事人预设“忠诚协议”的存在，无过错配偶一方会相对顺利地获得既定数额的赔偿，而不会因为婚姻法的原则性规定使其利益保护处于相对真空状态。况且本案当事人并非是以协议的方式不合理的设定、变更或消灭人身关系，而是对离婚损害赔偿额的一个具体量化，更多地折射出财产属性而非人身属性，不可武断的将其归于无效。因此，本案中双方当事人所制定的忠诚协议，实质上正是对婚姻法中抽象的夫妻忠实责任的具体化，既符合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又具备了合同的全部生效要件，曾某对忠实义务的违反在构成侵权的同时（侵害了贾某的配偶权），又构成了违约，对于贾某即为违约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贾某在离婚诉讼中要求曾某承担30万元的违约金责任，实乃合理正当，法律应当作出肯定性的积极反馈（如本案的判决）。
正如法律为体现对合同自由的尊重而赋予合法有效的合同以法力保护一样，对诸如本案的“忠诚协议”效力的维护，法律作为“止步于卧室之外”的守护神，在根本上保护了当事人的私生活自，在一片井然的秩序中充分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无秩序便无自由）。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法律非但未缚住婚姻的翅膀，反而是给婚姻创造了更为可靠广袤的翱翔空间。
注释：
具体案情参见2003年1月11日《人民法院报》的“案件时空”栏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应相互忠实。《瑞士民法典》第159条第3项规定，配偶双方互负诚实及扶助义务。《意大利民法典》、《瑞典婚姻法》也明文规定，相互忠诚是夫妻的义务。英国、美国的许多州立法也多要求夫妻互负忠实义务。
参见198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5条、第7条、第8条的规定。
参见唐德华《关于适用若干新规定的探讨》，载于《法律适用》2002年第3期
参见郭明瑞、房绍坤、唐广良著《民商法原理（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82页参见滕曼、丁慧、刘艺著《离婚纠纷及其后果的处置》，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107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第3款规定
参见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62～63页